2009彝族年马边助学游邀请函（初稿） 一、活动背景     马边是心桥助学的发源地之一，现目前心桥助学在马边共资助了学生200余人，建立心桥图书室30余所。 二、活动内容 1、对已受助学生进行回访，了解孩子生活状况变化，反馈资助人； 2、对部分贫困学生、学校进行走访调查； 3、看望瓦后库里旦洛卓村小的孩子们，上一堂课，捐赠学习用品； 4、到老乡家过传统彝族年，吃坨坨肉喝转转酒，体验小凉山特有的彝俗风情……。 三、活动时间：2009年11月彝族年（约7天） 四、活动人员：所有关注西部贫困山区的爱心人士均可报名。 由于心桥助学资助的孩子分散在几个乡镇，且之间相距路程比较远，从时间和效率上考虑，需要回访队伍分4个大组，每个组6人左右（不含当地志愿者和老师）。 五、活动地点：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县 拟四大组（大组按不同情况可分成多个小组，组长需预先安排好走访线路、交通工具及食宿） 第一组（雪口山片区）组长：董德东、李彬老师 第二组（下溪大竹堡片区）组长：徐向、张静老师 第三组（民主建设片区）组长：邓老师 第四组（苏坝袁家溪梅子坝片区）组长：王老师、张老师 六、活动行程 1日，所有志愿者在马边县城集合。住“贵人来”旅店；品当地特色小吃（麻辣烫、各类火锅、杨抄手、燃面绍子面，锅魁）；夜游边城；讨论走访安排，学习走访要求；准备好干粮。 2——4日，回访走访。各个小组坐车（包车）到达指定的乡镇，每小组走访为3人为宜，每小组必须有位老师带路，一人填写走访表，一人拍照协助。走访学生时，志愿者要认真详细填写走访表，每个学生至少需要拍五张照片，学生本人单人照，家庭成员合影，房屋外观，厨房，卧室。比较特殊的情况文字资料尽量详细。晚上回到住处，需要把当日走访的资料和照片进行归类整理。 过彝族年。走访期间可由当地志愿者和老师安排在老乡家过彝族年，可适当购置一些年货如白酒、糖果等。 4日下午，齐聚瓦后库。一二三组前往瓦后库与第四走访组汇合，夜宿瓦后库，计划组织一场篝火晚会，待协商。 5日，晨前往旦洛卓村小，看望当地教师、学生，上一堂课，捐赠学习用品。 下午返回县城，夜宿“贵人来”，需要者也可购些特产，如深山腊肉、野生菌、天麻、彝族服饰、饰品等。 6日返成都、解散。 七、费用预算（各地费用不同，将慢慢完善，如下以杭州-马边为例） 杭州-成都硬座，270元/人，约35小时； 成都-马边班车，80元/人，约7小时； 县城住宿，35元/人/床； 马边-各乡场，10元内/人，时间不等； 成都-杭州机票，500——780元左右/人（淡季），约2小时； 准备给学生和老师的礼物，如价值2、3元笔本，老师可价值适中； 走访时间一般较长，中午需备一点干粮，如遇到学生家留吃饭不能推脱的，饭费和住宿可按5—10元/人计，请说明这是给孩子买点东西的； 其他，当地消费水平均较低。 八、对参与走访人员的要求：     1、认同民间公益组织；     2、服从安排，尊重他人，团队合作，遵守时间；     3、走访全部费用自理，承诺因走访可能出现的任何意外责任自负；     4、未经同意不得私自透露或发布走访孩子的资料，最终我们将剪贴所有关于孩子资料；     5、山区条件恶劣，希望报名人员一定慎审自己的身体状况；     6、走访人员需完成家访手记。     九、温馨提示1、马边山区气温变化大，需备防寒、防水服，运动鞋，背包及护肤品等生活洗漱用具。有习惯性感冒、胃痛和水土不服的志愿者不宜参加走访。自备感冒药、止泻药、清火药、防暑药、蚊子叮咬药！ 2、需携带的物品，相机（有数码相机的尽量自行准备，最好是人手都有），充电器、电池、记录走访的笔、本子、雨具、电筒，常用药。 3、由于本次需回访的点都是路途比较远，条件比较艰苦，可能要在学生家住宿，有条件的可带上帐篷、睡袋等物品。     十、报名方式：     1、登录心桥助学论坛******，或此处跟贴报名     2、跟贴后请及时申请加入走访临时群：******（非诚勿扰）

　　头脑风暴法(Brainstorming)的发明者是现代创造学的创始人，美国学者阿历克斯·奥斯本于1938年首次提出头脑风暴法。Brainstorming原指精神病患者头脑中短时间出现的思维紊乱现象，病人会产生大量的胡思乱想。奥斯本借用这个概念来比喻思维高度活跃，打破常规的思维方式而产生大量创造性设想的状况。
　　头脑风暴的特点是让与会者敞开思想，使各种设想在相互碰撞中激起脑海的创造性风暴，其可分为直接头脑风暴和质疑头脑风暴法。前者是在专家群体决策基础上尽可能激发创造性，产生尽可能多的设想的方法；后者则是对前者提出的设想，方案逐一质疑，发行其现实可行性的方法。这是一种集体开发创造性思维的方法。

　　头脑风暴：
　　头脑风暴法的基本程序
　　头脑风暴法力图通过一定的讨论程序与规则来保证创造性讨论的有效性，由此，讨论程序构成了头脑风暴法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从程序来说，组织头脑风暴法关键在于以下几个环节:
　　1，确定议题
　　一个好的头脑风暴法从对问题的准确阐明开始。因此，必须在会前确定一个目标，使与会者明确通过这次会议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同时不要限制可能的解决方案的范围。一般而言，比较具体的议题能使与会者较快产生设想，主持人也较容易掌握;比较抽象和宏观的议题引发设想的时间较长，但设想的创造性也可能较强。
　　2，会前准备
　　为了使头脑风暴畅谈会的效率较高，效果较好，可在会前做一点准备工作。如收集一些资料预先给大家参考，以便与会者了解与议题有关的背景材料和外界动态。就参与者而言，在开会之前，对于要解决的问题一定要有所了解。会场可作适当布置，座位排成圆环形的环境往往比教室式的环境更为有利。此外，在头脑风暴会正式开始前还可以出一些创造力测验题供大家思考，以便活跃气氛，促进思维。
　　3，确定人选
　　一般以8人～12人为宜，也可略有增减(5～15人)。与会者人数太少不利于交流信息，激发思维;而人数太多则不容易掌握，并且每个人发言的机会相对减少，也会影响会场气氛。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与会者的人数可不受上述限制。
　　4，明确分工
　　要推定一名主持人，1～2名记录员(秘书)。主持人的作用是在头脑风暴畅谈会开始时重申讨论的议题和纪律，在会议进程中启发引导，掌握进程。如通报会议进展情况，归纳某些发言的核心内容，提出自己的设想，活跃会场气氛，或者让大家静下来认真思索片刻再组织下一个发言高潮等。记录员应将与会者的所有设想都及时编号，简要记录，最好写在黑板等醒目处，让与会者能够看清。记录员也应随时提出自己的设想，切忌持旁观态度。
　　5，规定纪律
　　根据头脑风暴法的原则，可规定几条纪律，要求与会者遵守。如要集中注意力积极投入，不消极旁观;不要私下议论，以免影响他人的思考;发言要针对目标，开门见山，不要客套，也不必做过多的解释;与会之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切忌相互褒贬等等。
　　6，掌握时间
　　会议时间由主持人掌握，不宜在会前定死。一般来说，以几十分钟为宜。时间太短与会者难以畅所欲言，太长则容易产生疲劳感，影响会议效果。经验表明，创造性较强的设想一般要在会议开始10分钟～15分钟后逐渐产生。美国创造学家帕内斯指出，会议时间最好安排在30～45分钟之间。徜若需要更长时间，就应把议题分解成几个小问题分别进行专题讨论。

　　头脑风暴法成功要点
　　一次成功的头脑风暴除了在程序上的要求之外，更为关键是探讨方式，心态上的转变，概言之，即充分，非评价性的，无偏见的交流，具体而言，则可归纳以下几点:
　　1，自由畅谈
　　参加者不应该受任何条条框框限制，放松思想，让思维自由驰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方位，大胆地展开想象，尽可能地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提出独创性的想法。
　　2，延迟评判
　　头脑风暴，必须坚持当场不对任何设想作出评价的原则。既不能肯定某个设想，又不能否定某个设想，也不能对某个设想发表评论性的意见。一切评价和判断都要延迟到会议结束以后才能进行。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评判约束与会者的积极思维，破坏自由畅谈的有利气氛;另一方面是为了集中精力先开发设想，避免把应该在后阶段做的工作提前进行，影响创造性设想的大量产生。
　　3，禁止批评
　　绝对禁止批评是头脑风暴法应该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参加头脑风暴会议的每个人都不得对别人的设想提出批评意见，因为批评对创造性思维无疑会产生抑制作用。同时，发言人的自我批评也在禁止之列。有些人习惯于用一些自谦之词，这些自我批评性质的说法同样会破坏会场气氛，影响自由畅想。
　　4，追求数量
　　头脑风暴会议的目标是获得尽可能多的设想，追求数量是它的首要任务。参加会议的每个人都要抓紧时间多思考，多提设想。至于设想的质量问题，自可留到会后的设想处理阶段去解决。在某种意义上，设想的质量和数量密切相关，产生的设想越多，其中的创造性设想就可能越多。
　　5，改善组合。意思是从别人的创意中得到启发而想出更好的创意。也就是说会议要鼓励与会者思考别人的创意，在别人的基础上发展和提炼出新的创意
　　
    会后的设想处理
　　通过组织头脑风暴畅谈会，往往能获得大量与议题有关的设想。至此任务只完成了一半。更重要的是对已获得的设想进行整理，分析，以便选出有价值的创造性设想来加以开发实施。这个工作就是设想处理。
　　头脑风暴法的设想处理通常安排在头脑风暴畅谈会的次日进行。在此以前，主持人或记录员(秘书)应设法收集与会者在会后产生的新设想，以便一并进行评价处理。设想处理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专家评审，可聘请有关专家及畅谈会与会者代表若干人(5人左右为宜)承担这项工作。另一种是二次会议评审，即由头脑风暴畅谈会的参加者共同举行第二次会议，集体进行设想的评价处理工作。

　　避免误区
　　头脑风暴是一种技能，一种艺术，头脑风暴的技能需要不断提高。如果想使头脑风暴保持高的绩效，必须每个月进行不止一次的头脑风暴。有活力的头脑风暴会议倾向于遵循一系列陡峭的"智能"曲线，开始动量缓慢地积聚，然后非常快，接着又开始进入平缓的时期。头脑风暴主持人应该懂得通过小心地提及并培育一个正在出现的话题，让创意在陡峭的"智能"曲线阶段自由形成。
　　头脑风暴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就特定主题集中注意力与思想进行创造性沟通的方式，无论是对于学术主题探讨或日常事务的解决，都不失为一种可资借鉴的途径。惟需谨记的是使用者切不可拘泥于特定的形式，因为头脑风暴法是一种生动灵活的技法，应用这一技法的时候，完全可以并且应该根据与会者情况以及时间、地点、条件和主题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有所创新。

　　参与风脑风暴的好处
　　（1）极易操作执行，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2）非常具体地体现了集思广益，体现团队合作的智慧。
　　（3）每一个人思维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开拓，能有效开阔思路，激发灵感。
　　（4）在最短的时间内可以批量生产灵感，会有大量意想不到的收获。
　　（5）几乎不再有任何难题。
　　（6）面对任何难题，举重若轻。对于熟练掌握“头脑风暴法”的人来讲，再也不必一个人冥思苦想，孤独“求索”了。
　　（7）因为头脑越来越好用，可以有效锻炼一个人及团队的创造力。
　　（8）使参加者更加自信，因为，他会发现自己居然能如此有“创意”。
　　（9）可以发现并培养思路开阔、有创造力的人才。
　　（10）创造良好的平台，提供了一个能激发灵感、开阔思路的环境。
　　（11）因为良好的沟通氛围，有利于增加团队凝聚力，增强团队精神。
　　（12）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能够更快更高效解决问题。
　　（13）使参加者更加有责任心，因为人们一般都乐意对自己的主张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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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实习生项目是希望帮助那些怀揣社会理想的年青人通过在NPO的实习实践踏上公益之路。作为一个曾经的“公益新丁”我觉得颇有一些话要和这些年青朋友们说。

　　人常说“中年危机”，我进入NPO是缘于一段“青年危机”，它很像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文章所描写的：人们在接近30岁时可能出现极度迷惑不安的情况。我认识的几乎所有快30岁的人，都突然变得行为古怪：结束一段长期的恋爱关系；宣布与明明是个疯子的人订婚；不切实际地放出狠话，要辞掉他们在伦敦金融城污秽的高薪工作，转而去做一些他们认为压力较小但更有意义的事情――公益事业。

　　从 2003年开始，在一连串看似偶然的事件中，我逐渐被所谓的第三部门“深度套牢”。和多数半路出家的同行一样，我的“公益之路”最初充满困惑和挣扎。由于工作关系我接触了各种不同类型的NPO，最迷茫的是在进入公益领域不到一年的时候，我曾经对一位引导我进入公益领域的前辈抱怨：“原以为NPO界是一片净土，没想到其实也是一个江湖。”那些我本想从原来的工作生活中摆脱的诸如“办公室政治、帮派码头林立”之类的问题，在NPO界应有尽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再加上“效率低下、偏激自恋”的NPO“特色”，让我这样一个在政府、企业等不同的“江湖”混过的人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要来趟NPO这一趟浑水。

　　的确，原来我所在的“江湖”虽然刀剑无眼、血雨腥风，但起码有成王败寇的江湖规则可遵循，有恩仇必报的带头大哥可拥戴。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只要不违法，高呼“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也自有一种“不做伪君子，愿做真小人”的痛快自在。可到了NPO界，仿佛进入了一个亦真亦幻的虚拟空间：有时间坐在一起倾诉生存的艰难，没兴趣放下身段切实的解决问题；没钱发工资，有钱做着飞机四处开会，而且是见同样的人说同样的话；讨论一整天没有结论，美其名曰追求了民主过程；项目做的很烂，报告写的很好；乐善好施的慈善家其实为了促销和寻租；峨冠博带的公益人物总露出“皮袍子下面的‘小’来”……

　　“公益新丁”朋友们，如果你也对所处的NPO环境有同感，则意味着你将有一个漫长的思想斗争过程才能决定是否留下来，而这个斗争的结果多半是你落荒而逃。

　　至于后来我为什么留下来，为什么停止了发牢骚？原因很简单，我成了“局内人”。就如同炒股炒成股东的人已经无暇去骂股市而是盼望着它能够快点好起来。

　　现在想来，当时作为“公益新丁”的我对NPO的批评一是因为对这个行业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实哪里都不是净土，而江湖无处不在，净土和江湖都在你心中，你想看到江湖，它就是江湖，你心中想着净土它就是净土。红尘世外、公益商业皆是如此；二是脱离了中国NPO的发展阶段，一个处于萌芽期的行业怎么可能没有乱象呢？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哪个新兴行业不是泥沙俱下、乱象频出呢？当然因为公益事业占据着“道德高地”，人们的要求自然会更高。

　　一个人站在局外批评总是容易的，可曾国藩说“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让我们多一些理解和耐心，更多的去探寻这些状况背后的原因并试图去改善。

　　最后，想给准备加入公益领域的朋友们一些忠告：

　　如果你想找一个比企业和政府更加轻松的工作就别来了，一个NPO从业者丝毫不比在别的地方工作轻松，这里的管理者丝毫不会因为他发给你比企业低得多的工资而有所愧疚，他们总是拿着帮助弱势群体来激励你，似乎你不加班加点就会一定有人因此挨冻受饿；

　　如果你想象进了公益机构就能被当成特蕾莎修女就别来了，这里同样有着一个组织必备的枯燥分工，那些从事人事、财务、IT等工作的人可能从来没有去过灾区，也从来没有机会作为慈善人物受到领导的接见；

　　如果你想在商业成功之后到公益组织完成从一个“能人”到一个“好人”的“华丽转身”就别来了，公益机构永远处在无数双挑剔的眼睛之下，一个你认为无所谓的轻率言行就有可能招致剧烈的舆论批评，你那些在商言商的习惯思维搞不好会让你从此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如果你把NPO当成“职业理想破灭者的疗养院”就别来了，因为你会从一次幻灭走向另一次幻灭……

　　如果这些劝告还不能阻挡你来NPO，那我们只有张开双臂欢迎你，而且没准儿我们会成为公益路上志同道合互相扶植的伙伴。

　　（作者为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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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最受益的是一位基金会的朋友告诉我实话：基金会的人其实是很精的，他们进到你的办公室来，很快就能发现你的长处，还有你的短处。表面上客客气气，对你表扬，实际上已对你下了判断，有的时候还邀请你去做个演讲什么的，但是看到你的短处后，却不会与你合作，给你项目。很多时候，草根NGO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这些短处往往并非惊天动地，其实都在一些细节，他举了一例，比如回电邮，回的电邮一看就估计你这个组织的水平如何。当然这实际上是批评了我，因为我回电邮实在是太短，而且很多电邮礼节也注意得很少。

于是想到了草根NGO 的能力。

对于那些自下而上的草根NGO来说，对于他们的能力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来自一些基金会或者是以企业进入人员为主的支持机构，他们觉得草根NGO能力太差，有些有名的草根NGO其实名不副实。最经典的说法是“草根NGO是吃洋奶长大的，里面有激素，头比较大，但是腿脚却很弱”

另一种看法来自许多草根NGO自身，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其实挺实在的，相对于许多地方政府部门或者GONGO，很多事能够落到实处，一位草根NGO领导人对我恨恨地说：“他们（那些支持机构）凭什么就能说我们能力不足呢？”

这话说得也在理，我曾经参与一些基金会或者支持机构的会议，真没感觉到有什么能力超人之处，相对于与草根NGO来说，许多对社区的理解基本处于无知状态。那么他们又凭什么能够评判人家的能力不足呢。

话说回来，能力不足确实也是一种共识，我个人的体会是，就社区工作而言，相对于很多别的类型组织，草根NGO真不一定是能力不足，反而，相对于项目而言，草根NGO更多的是组织管理的能力不足。

我看到很多很优秀的NGO创始人或者核心骨干，他们的长处往往在项目工作，社区动员，政策倡导，但是对于自己内部的管理来说，却常常是随意的，武断的，甚至是逃避的，尤其是财务。这就使得许多草根NGO 的内部管理以及外部沟通都是属于粗放的个人魅力型的初级阶段，很多细节根本没法看，这就常常在外面项目好像还不错，内部却常常闹地震：财务混乱，员工失去动力，志愿者怨声载道，合作伙伴经常得不到有效的沟通，以至疑心重重。

这些批评说得就是我。虽然多年来一直在改。但是发现比做项目更难。

这不是企业干过的进来就能干好，这也不是学了非营利组织MPA就能用得上，这也同样需要发展出本土性的知识来，值得人们好好琢磨。

草根NGO 的能力缺在管理。

草根NGO缺乏的是管理人才。

希望能有更多的管理精英进入，也希望NGO的人才的培养不能只盯在做事上，还得在管理上。

老的确实老了，草根NGO需要新人

 

 

 

 

因为没有食堂，那绍小学几百个学生不得不在土操场上站着吃饭。本报记者李鹤摄

 

中午12点，午饭铃声一响，教学楼前的土操场沸腾起来。操场上，支起了二十几张桌子，没有凳子。七八百个孩子在太阳底下捧着饭盒，站着、走动着、自顾自地吃饭。操场显得异常拥挤局促。

这是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隆林各族自治县猪场乡的那绍村完全小学。因为没有食堂，不得不站在操场上吃饭的学生，成了当地的一道“奇观”。4月3日，在那绍小学采访的记者目睹了这一场面。

自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最早提倡举办寄宿制学校起，8年来，随着全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深入，撤点并校的展开，寄宿制学校渐成农村义务教育主流，办学条件与寄宿生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那绍小学的不能承受之重

陶春明清楚地记得，10年前自己上任时，全校只有285个学生。而现在，全校共有14个班级800多个学生，由于家远路遥，学生住宿率高达96.7%

隆林县地处在滇、黔、桂三省交界，是一个“老、少、边、山、穷、库”的县份，境内重峦叠嶂，沟壑纵横，石山占总面积的35%，土山占65%。

当地人说，常常是两山看似近在咫尺，却要走上1个钟头甚至更长时间的山路。地貌是阻碍娃娃上学的巨大屏障。全县曾经散布着300多个教学点，供学生就近上学。

隆林县教育局档案显示，2001年起，全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展开，当年该县撤并了1/3的教学点，减为225所。在之后的8年中，教学点数量以平均每年十几所的速度递减。到2008年，教学点仅剩下80所。

教育局局长黄凯说，这80所教学点，不能动也不敢动。在黄凯眼中，这些教学点偏远简陋，但却好比是“普九”最末端的毛细血管，一旦断血，则可能意味着生源的永久流失。

与教学点裁撤相对应的，是寄宿制村完小以及中心校规模的急遽膨胀。

那绍小学校长陶春明清楚地记得，10年前自己上任时，全校只有285个学生。而现在，全校算上学前班共有14个班级800多个学生，是原来的3倍。由于家远路遥，学生住宿率高达96.7%。这些个数字，压得陶校长喘不过气来。

让他坐卧不安的，不只是在操场上站着吃饭的学生。缺食堂，更缺宿舍。全校只有18间宿舍，每间宿舍上下铺加起来也只有12个床位。一张简易木板钉起来的床上，三四个学生如沙丁鱼罐头般头脚相错挤在一起。

宿舍实在容纳不下了，学校被迫暂时在教学楼一侧搭了个“L”型的窝棚。三四十米的通铺上，一个一个学生排过去，居然又挤下了80多个人。泥土地面还留着雨后的水洼，阳光从屋顶密布的洞隙照进来，午睡的孩子一脸安详。

厕所问题同样突出。全校师生总共只有18个蹲位，与每20个学生设置一个蹲位的建设标准，相去甚远。

学生用水，更是陶校长的一块心病。山区饮水难，要解决几百个学生的集中饮水是难上难。学校在校舍对面建了一个“望天池”，又投入了2万多元，从2公里外把水引过来。

陶校长向人自我介绍时习惯说，“我姓陶，陶行知的陶”。他希望有更多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可是现实却让他焦灼难捱，一脸苦相。如今，陶校长最大的愿望是对面的新宿舍和食堂能够快点盖起来，上面拨的80万元建设经费已经到位。他相信，不久，食宿紧张的情况就可缓解。

县教育局局长的清单

黄凯在纸头上列出了10项县里需要投入的建设项目，一加总，竟需3个亿的资金

“全县现有预制板房校舍54栋，推倒重建需4085万元；

“学生食堂尚缺140栋，需投入709万元；

“需建学生运动场204个，投入1984万元；

“全县中小学厕所蹲位尚缺2971个……”

县教育局局长黄凯，在纸头上列出了10项县里需要投入的建设项目，一加总，竟需3个亿的资金。

乡镇里寄宿制学校的难处，黄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甚至直接跳到那绍小学正在垒砌的石头墙，指挥新食堂的建设。但是，建设经费和配套资金的划拨远远跟不上学校的实际需求。全县有270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没法一碗水端平，只能把资金向效益好、有规模的大学校倾斜。

2004年起，中央和各省级人民政府共同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三年中共投入100个亿用于寄宿制学校校舍建设。“现在根据公开报道，04、05、06三年加起来是90个亿。个别地区有挪用现象。建设经费的‘扒皮’现象比较严重，经费不能100%用到建设上来。”著名农村教育问题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袁桂林教授说。

经费紧张之外，学校自身的管理也普遍存在缺陷。许多寄宿制学校缺乏专业后勤管理人员和专项资金，学校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只能由学校老师轮流监管。这造成了两个问题，一是加重了教师负担，二是管理质量不高。

多数学校夜里值班没有经费雇人，只好由老师轮流值班。“各地校长最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袁桂林说，“国家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只是解决了校舍建设问题，却不包括人员配备。比如管理员、炊事员，给不给编制？谁给工资？这些都没有明确规定，尚待规范。”

由于缺少管理人员经费，现实中，许多学校的一个普遍做法是：拿出贫困生“两免一补”的钱，来给炊事员开工资。这严格说来是违规操作，“本来是直接给孩子的，学校挪用也是无奈之举。”

村里娃的“上学路”

三四个小时的回家路程，在隆林县农村寄宿学生中比较普遍，最远的学生回一次家甚至需要7个小时以上，路上的安全隐患让人担忧

每周五，是10岁的蔡旭伦最喜欢的日子，因为终于可以回家见妈妈，可以无拘无束地玩耍。他上个学期才到德峨乡中心校上三年级。下午3点放学后，蔡旭伦会约上同村的三四个伙伴一同步行回家。几个孩子在公路上跑跑跳跳、嬉笑打闹。

公路是环山开凿的，一边是峭壁，另一边就是百丈的悬崖。不时有汽车从身边呼啸而过。对于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说，家里根本没有多余的钱用作交通开支，而且回家的路车辆也根本无法到达，最后还得爬上1小时的崎岖山路。这样，大概晚上6点，天色变暗的时候蔡旭伦才能回到家里。

三四个小时的回家路程，在隆林县农村寄宿学生中比较普遍，最远的学生回一次家甚至需要7个小时以上。路上的安全隐患让人担忧。

等到周日下午2点，他又得往学校赶。回去时，书包里多了三四斤米，那是他一周的主食。菜由学校统一做，争取让学生每天都吃到肉，钱从3元的寄宿生生活补助里出。

实行“两免一补”伊始，学校都是直接把钱一次性发给学生，由家长签字领取。但后来发现，学生的伙食并没有改善，钱被家长用作家里的其他开支了。于是，才采用现在的方式。

在隆林县，学生住宿是免费的，也基本不产生交通费，所以家长只需给孩子带些主食和零花钱就可以了，负担不重。当地家长文盲居多，在家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很希望孩子学知识，有文化。虽然路远了，但是可以免费接受到相对更好的教育。

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寄宿生通常要额外支出住宿费、交通费和伙食费，寄宿导致教育成本大幅增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教育蓝皮书《2009中国教育发展报告》显示，在中部地区，每个农村家庭因寄宿而额外增加的费用平均为657.3元，在西部，这个数字是787.8元。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农村寄宿制学校管理干预，对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在校生的巩固率都有重要影响。

该机构对于学生饮食、身体发育和心理发育方面的数据调查显示，寄宿生和非寄宿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有高达50%的寄宿生每天只吃两顿饭，高于非寄宿生的38%。农村寄宿生比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平均身高矮9厘米，非寄宿生只矮5厘米。

此外，与非寄宿生相比，寄宿生的娱乐时间减少，课业负担重，学生普遍感到生活紧张、压力大。学校活动空间狭小，寄宿生在学校的生活简单枯燥。因此带来的学生尤其是低龄学生心理问题不容忽视。

撤并之后的思考

总的来说，办学重心上移是对的，但不能操之过急，不能一刀切。中国农村盘子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教育改革又是个牵涉千家万户的事情，应该有足够的缓冲期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城市化、工业化发展，造成农村就读学龄人口减少。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在2001年左右，城镇初中在校生首次超过农村，城镇小学在校生数虽然一直小于农村，但二者差距却在不断缩小。

农村中小学的布局调整，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大规模推广，农村学龄人口将进一步向城市转移，布局调整的客观需求依然存在。寄宿制学校成为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种重要办学模式。

2001年之后，农村教育管理体制由原来的“三级办学两级管理”，即县、乡、村办学，县、乡两级管理，改为以县为主。当时，这一消息曾让多年研究农村教育的袁桂林兴奋不已。他评价这是“第一次将农村教育纳入国民财政保障”。

目前，各地区的布局调整基本是根据当地实际进行，初中已基本形成“一乡一校”，实行寄宿制，小学尤其是中心小学实行部分寄宿，多为高年级学生寄宿，村小和教学点基本无寄宿生。

寄宿制学校的优点是明显的。如显著扩大了学校的服务半径和服务人口，一定程度上集中了优势资源，特别是对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儿童的积极作用突出。

同时，布局调整中出现的阵痛不可避免。比如学生宿舍拥挤，条件艰苦；食堂面积过小、设施不全，学生就餐不方便；用水存在一定困难，缺乏开水房与浴室；学生从家到学校路途中存在安全隐患等等。个别地方路没通，教学点撤并后，学生不去上学了，个别学校则出现了因民族、宗教、文化因素学生辍学的现象。

回顾寄宿制学校的发展路径，袁桂林认为，这些问题与布局调整步伐太快有关。“几乎是一个文件下来，就要在一夜之间改。总的来说，办学重心上移是对的，但不能操之过急，不能一刀切。中国农村盘子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教育改革又是个牵涉千家万户的事情，应该有足够的缓冲期。”此外，他认为，一乡一校这种做法有点机械。“很多大的村子，原来有很成熟、教育质量也不错的村完小，但现在都给很机械地合并了。”

解决农村儿童上学远，袁桂林教授在寄宿制之外提出另一解决思路：校车系统。他曾赴美、加、日等国考察，那种黄色校车遍布全国，是政府义务制教育阶段免费配套服务之一。只有在校车无法达到的地区，才发展寄宿制学校。袁桂林认为，校车和寄宿制至少应该是解决问题的两个途径，而且校车系统应该优先考虑。“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在尝试，也有私营人员进入这个市场，但需要全国性的规范。”

社会学者梁晓燕从教育理念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忧虑。她认为教育是一个文化传承的过程，“如果让孩子从小与社区文化、家庭文化隔绝，我们的教育便制造了文化的断裂。所以，孩子的教育中，社区教育、家庭教育都不可少。”

“寄宿制学校是一种学校形态，本身没有问题，全世界都有寄宿制学校。但要根据地区、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梁晓燕认为。

　　目前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已进行了8年,暴露了太多问题,早该打住。

　　撤点并校,名义上讲是让农村中小学生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这项举措听起来很美,实则在实行了义务教育全免费之后,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减轻负担想出了一个馊主意,通过学校大合并来减轻财政压力,集中力量建几个学校,也可以搞一些形象工程。但盲目并校忽略了以下重要问题:

　　其一,农村中小学一般是村庄的最高学府,现在给撤了并了,等于文化知识传播中心没了。本来城乡文化差距就大,现在把乡村唯一的文化景点也给撤没了,长久下去,农村不真成文化沙漠了吗?一个村庄,村小学的老师应该是乡村最高文化的代表,中小学所在地也是村庄文化的独苗,现在不分青红皂白地给并了撤了,等于把文化中心给灭了,未来的农村文化教育中心该如何办?还有些地方把县以下的初中都给取消了,都挪到县城,县城是好了,集中了未来人力资源,但乡村怎么办?一个县域要真正有活力,必须有多个中心。学校不仅仅是教育基地,它还承担着文化传播的重任,是知识的中心。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都被主政者忽视了。

　　其二,孩子小小年纪就要跑那么远上学,太不人道。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为了上学,路途那么遥远,安全不说,光路上要耽误多少时间?这个政策可能也是导致目前农村中小学生辍学的原因之一。住校,虽然解决了路途劳累,但远离父母,这些小学生的心理健康与家庭教育的问题,如何解决?

　　其三,是农民的负担大大加重。上学所需的路费、住宿费、伙食费,加在一起使一些贫困户负担大大加重,最后只能选择让孩子退学。

　　其四,孩子上学时离家近,可以耳闻目睹许多农事,也可增加许多农业技术的感性认识。现在年纪小小就离家,我国下一代的农技教育谁来传递?

　　任何一项教育政策出台,都应该谨慎,不能拿孩子当实验品,不能让农村成为教育文化的沙漠。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郑风田

　　作者：郑风田

每年春节前后，电视节目就都会播报藏族人民欢庆“藏历新年”；每年6月，我们便可听到关于“火把节”、“泼水节”的消息。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节日，正是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法。

回历 伊斯兰的新月牙

穆斯林的新年是回历的1月1日(图1)，但这个节日可能是冬天，也可能是夏天，因此过节的方法也多种多样。为什么这个节日季节不定呢？因为回历是目前国际所使用的唯一的纯阴历，回历纯阴历的特点在于，每月的长短严格遵循月亮的圆缺变化，当看到小月牙时，一个月开始，这样一个月就是29天或30天，一年12个月总共354天或355天，反正只要保证回历新年1月1号也是小月牙就行了。不仅如此，斋月的开始，开斋节的设定，都需要通过观测到小月牙来制定。这样一来，回历的一年就比一个回归年少了十多天，几年下来，新年就换了个季节，而33年后，新年又回到了公历中原来开始的那天。

 

 

 

 

藏历 记录雪域的物候

藏历新年为藏历1月1日(图2)，与农历新年时间相差不久，这并非偶然，藏历受农历影响很大，也属于阴阳合历，推算方法十分近似。但它的纪年方式采用“地支(生肖)加五行”的方式，而非“天干加地支”。“五行”与“天干”有个对应关系：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2008年是农历戊子(鼠)年，藏历“土鼠”年；2009年是农历己丑(牛)年，那么藏历是什么年？戊己都对应土，是“土牛”年！

但藏历新年总会与汉族春节差几天，是因为藏历也受到印度“时轮历”的影响。由于月相变化周期在29.5天左右，时轮历为了补上这半天的“零头”，有“重日”和“缺日”之说，比如今天是初三，明天就可能是初五了。

藏区各地都在藏历中融入本地的物候历，比如夏至后第22～36天为“觜半月”，“觜”是夜空中猎户座附近的一组星；之后第3～15日为“狐日”，再后15天为“鹞去日”西藏各地的物候历不同，藏东南多以观察动植物生长设定，而藏北则多以星象和天气系统变化来设定。

 

 

 

 

傣历 不属于任何一年的日子

西南地区民族众多，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法，但受中国农历影响，设置大同小异，区别大多在记述的物候不同。傣族的历法是其中的典型(图3)，它也是阴阳历，但闰月一般设在九月，有闰月的年份称“双九月年”。傣历六月有一个长长的新年—泼水节，此时应该正是太阳到达白羊宫的时候。但由于误差累计，现在的傣历新年已经跑到公历4月去了。傣历新年长达3～4天，第一天是除夕，最后一天是元旦，而中间12天不属于任何一年。

 

 

 

 

彝历 每年过两个年

彝族一年可以过两次年，这比我们现在过瘾多了！彝族特有的一种历法“十月历”，是一种太阳历，一年有10个月，每月36天。它采用十二生肖纪日，因此每个月有三个轮回。一个轮回为一个生肖周。每年30个生肖周，一共360天，那剩下的5～6天怎么办呢？别急，这5～6天好好安排下：当太阳走到夏至时，彝族人过第一个年，也就是著名的“火把节”或“小年”，这个年是1～2天；等到冬至时，彝族人过第二个年，称作“大年”，这个年长达4天。(文/何勃亮 选自《博物》2009年第1期)

 

 

(本文来源：《博物》杂志 )

　　一、公益是有钱人才干的事情。
　　圣经里耶稣曾经表扬过一个很穷的妇女，她把自己的几个小铜板都献出来了。在这次汶川大地震捐款的人中也有乞丐。公益是共同可为的理念和行为。比如说，看到一个水龙头在漏水，这个事情一定要很有钱的人才去关么？看到一个弃婴被扔在路边，一定要很有钱才把他交给福利院么？当我们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当我们还不太有钱的时候、当我们还不太发达的时候，就形成了帮别人一点或者为大家之事留心的的习惯，我们就成了公益者，这个无需等到我们特别发达。如果我们一向不怎么有公益习惯，而只有回扣的习惯、行贿的习惯、做假账的习惯，我们很可能到后来很发达了也不愿意帮助别人。我不在道德意义上认为一个做公益的人就一定是很高尚的人，一个不做公益的人道德就一定很卑鄙，很可能这就是一个习惯。其实有些坏人也会做很多公益的，而一个没有公益习惯的人就算混进了公益组织也不一定是在公益，而可能是公害。

　　二、心好就能做公益。
　　每个人都可以多少做公益，但是不见得能持续长久得法与耐心地做公益。有研究表明，只有10%的人是有公益人格的，而大部分的人是交易人格——我拿的这点工资对得起你；你爱我，我才爱你。公益人格的特点是，当他的收益与投入并不平衡的时候依然会愿意成全其他人的价值。特雷莎是一位修女，把自己献给上帝，不能有家庭，而且她所在的组织只进行基于项目的资源募集，甚至不给自己多募集一点下周的余粮。她为了做公益，放弃了普通人可以享受的所有东西，而且整天为了印度穷人福利去做公益。 有公益人格的人有个特点，他们的成就感不是来自平衡的交易，而是来自于在不平衡的交易中还能把公益做出来。如果你是一个公益人格者，并从事了公益事业，也许不会取得像企业家那样的成就，但在公益领域可以感觉非常有意义，找到自己的价值。在美国有一个非常大的环保俱乐部——西拉俱乐部，有50万会员，其实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创建的，她的理想就是，还美国以青山绿水。我还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叫《沉默的春天》，这本书的作者在上世纪60年代顶着社会重重压力出版了本书，成为美国当代环保运动的旗帜。

　　三、公益是挣不到钱的。
　　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快餐叫温迪斯，是麦当劳的竞争者，它属于救世军，一个有基督教背景的社会公益组织，它是美国最挣钱的快餐公司之一。美国公益组织收入占到整个GDP的7-8%，解决了美国社会中大约10%的就业人口。我们一般认为公益就是帮助弱势群体的，其实公益的范围很大。比如鼓励在中国充分发展对昆虫学的研究、注重潜意识的研究、增加流动人口人民代表的比例、关心血友病人、反对农药滥用、希望加强特定人群的政策发言权，等等都是公益。如果从盈利的角度，公益项目有亏的、入不敷出的，但也有很大盈余的，而且能挣钱的公益组织也不一定比商业公司少，在公益组织里有不领薪水的志愿者或者低薪的职员，但有人也可以有不错的收入，也有高薪职员，但不能像商业公司那样去分红。公益组织很重要的工作是掌握筹款技术，奥巴玛在选举中是第一个在美国的历史上筹款总数超过了共和党候选人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而且超得很多，因为他改变了筹款方法，第一次使用网络小额筹款法；今年汶川大地震捐款的时候，招商银行也用了小额筹款法，非常成功。

　　四、只能等有了天灾人祸才有公益行动。
　　随时随地社会有很多的公益的需要，有的是弥补社会机制的不足，有的是提升社会运作的质量，但是大多数的人是被动与消极公益者，只有公益人格与专业公益机构通常扮演积极公益者的角色。前几年，我们帮助某手表企业清理因为经营不善而积压的产品，要做清仓而不影响品牌价值，因此我们建议用社会公益营销策略——鼓励戴它的旧手表的人，把旧表清洗后捐献给从来没有戴过和见过手表的希望小学的孩子们，再加一点点钱就可以拥有一块新表。这样，这个企业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把所有的库存表清理了。

　　五、搞公益的人就只是牺牲。
　　做公益，特别在社会发展中从事公益，对于大学生来说就有了一个稳定和有效的接触社会的渠道，而且能在实际的社会行动中与社会互动，可以锻炼自己的交往、组织、领导与沟通能力，这比未来做任何工作都有用，而且充分显示你的值得尊敬的人生价值观。同时，你为自己开拓了广泛的就业专业机会——你可以去企业从事日益增加的企业社会责任工作；你可以去本国与国际NGO就业；你可以去申请NGO与公共发展的留学机会；你可以创办相关的公益组织开始公益创业。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白鸽协会与师生组织的善款追踪组织都在这方面创立了很好的典范。

　　六、每个人都可以做好公益。
　　无论是政府做的社会福利，还是对普通人、贫困者、弱者的帮助，不当的情况往往都会导致负面结果。很多研究表明，通常的公益模式会加剧贫困、加剧弱势、加剧懒惰与依赖、加剧问题的严重化。我们研究过一个劳模效应，本来在一起干活的同事，一旦他成了劳模，回来就没人把你当劳模了，大家会认为“你是劳模，你涨了工资，我们却没涨。”结果大家疏远你，而且会排挤你。再以帮助贫困儿童为例，一旦帮助了这个小孩之后会出现一个现象，他是这个村庄里最有稳定保障的孩子，甚至超过了最富有家庭的保障，凭什么呢？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你被公益了，其他人都会感觉太不公平，导致千夫所指。所以，当我们做一个村庄援助的时候，我们需要设计“负面相应的防范机制”，用更好的公益模式减少副作用。我们很多时候捐了钱但不懂追踪所以成为善款腐败的来源；有时候我们帮助别人太多，结果导致了依赖使得他们不再那么自我努力，所以我们需要在做公益的时候学习更多的专业的公益管理技术与服务技术，这样才能不会好心办坏事情。

　　七、我们大学生还没有工作所以干不了公益。
　　我要说，恰恰大学生是最适合做公益的，除了时间上有比较大的自由支配度，在公益知识的获得、传递方面大学生也有很多便利。现在很多学校里是很鼓励社会公益创业的，鼓励学生去学习公益的知识、公益创业的知识、学习筹款的技能、项目开发的技能、资源管理的技能、组织协调的技能。去年我在耶鲁大学做世界学者，专门选了他们社会公益创业方面的课，内容很有意思。在大学里面，成立公益性的学生社团也相对比较容易。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同学来说，尝试公益领域的行动，可以增加未来的选择，特别是明确人生爱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我相信，第一代真正对社会具有重大影响力、成规模、成气候的公益组织是在现在诞生的。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民工、重视环保、重视公共卫生、重视食品卫生。当社会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的时候，政府其实是愿意转嫁更多的负担让公益组织来做。最近我们和中国扶贫基金会正研究需要公益关注的社会问题的长名单与短名单，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马上关注。我建议，那些对公益有信心、有爱好、有一些了解、有机会运作的同学，一开始做的时候对自己的要求高一点，做高起点的正规公益的模式。在这方面，我们的“零点大学生社会公益创业计划”愿意给大家以帮助与辅导，实际上由于公益领域还有很多领域需要开发，如果大家愿意做，很容易做成某个领域中公益组织的开山鼻祖。

　　（本人在复旦大学公益讲座上《公益的人生价值与实现方式》的演讲摘选）

“政府顾及的是面，他们完善的是点”

本报记者 闵捷 通讯员 谢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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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9-09 　　　[打印]　[关闭]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四川省绵竹市遵道镇损失惨重，家住遵道镇秦家坎村的李加英暂时放下工作，志愿为村民们照顾小孩。在遵道镇志愿者协调办公室（以下简称“协调办”）的帮助下，她的暑期“学校”由最初的14个孩子，扩大到了结束时的126个。

    更重要的是，由于协调办的出现，许多来到这里的志愿者都顺利找到了合适的岗位，发挥了自己的能力，没有了“服务无门”的遗憾。团绵竹市委书记范晓华告诉记者，协调办创造了地方党政与民间组织合作救灾的新模式。

    废墟上的快乐假期

    地震后，遵道镇全面停课，孩子们只好在废墟上玩耍，很不安全，有些孩子被瓦砾、碎玻璃等划伤。热心的秦家坎村14组村民李加英便暂时不上班了，自己组织孩子们活动。场地就在她的家门前，狭小的空间，没有读物，没有玩具，甚至无法遮阳挡雨。她只能够保障14个孩子有一个安全去处。

    秦家坎村14组是遵道镇最远的村组之一，地震中，这里成了重灾区。从5月22日开始，协调办的志愿者们来到这里，他们的想法和李加英不谋而合。协调办首先选择了秦家坎村作为“快乐假期”的试点。经过考察和调研后，他们又选择了另外11个教学点，成立了教务组，于6月1日正式启动项目。

    在秦家坎村14组这个教学点，协调办搭建了大棚，给孩子们遮风挡雨。李加英像一个临时校长一样，每晚组织志愿者老师开会，汇报情况，交流经验，推荐优秀教案，还推出了“跳大绳”这一锻炼孩子们协调性和团结精神的特色活动。

    到了7月底，在秦家坎村14组的教学点，登记在册的孩子猛增到126个，有些是其他乡镇的慕名而来。协调办为每个教学点募集到了学习用品和书本。通过与保险公司的联系，他们还为参加“快乐假期”项目的近千个孩子们争取到了两个月的免费保险。家长们只需负责接送，其他时间安心重建家园。

    7月24日，记者来到位于遵道镇双泉村的教学点，孩子们正要开始下午的活动课，因为当地的学校于8月1日正式复课，这一天课的内容，是在彩色纸片上写上祝福的话，互相赠送，作为分别的留念。这个教学点的吴悦老师的嗓子已经哑了，孩子们则依依不舍地把吴悦围了过来，一个劲儿往她手里塞自己制作的小礼物。

    协调NGO让点面完美结合

    ——“牢记你是来工作的，不要一定等人来分配工作，很多工作是自己发现的。同时也需要良好的工作习惯：记录好每一张表格，不要你走了后没人能接替你的工作。”

    ——“没有人是救世主，你无法为所有人带去爱，尽自己所能，把手上的一件事做好，再考虑你还能做什么。如果有受灾群众的要求超出了我们的能力，做好解释工作。”

    ——“不要觉得危险的地方、危险的事才值得英勇的你去；很多危险的地方，你去了也只能拍拍照，而你身边就有需要你帮助的人。”

    前后三百多名在协调办注册登记的各地志愿者，便是按照类似的工作指南和工作守则来做事。三个月下来，这里形成了良好的志愿者工作和生活氛围。

    协调办目前的负责人，是来自深圳登山协会的孙佑龙。他告诉记者，协调办主要由三家NGO组织构成：万科公司志愿者、深圳登山协会和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早在5月18日，抵达灾区后的第三天，在遵道镇党政的支持下，三个NGO组织就联合成立了协调办，接受遵道镇团委的指导。

    7月22日，记者走进协调办，看见门口贴着每日的工作简报，墙上规整地贴着会议纪要，五六位工作人员在各自的电脑前忙碌着，工作文件全部采用万科公司的IS9000文件管理体系。

    遵道镇团委书记邱旖旎告诉记者，地震后这些志愿者组织服务的故事，让她产生了对NGO组织的信任。

    财务管理和物资发放是很敏感的问题，协调办有专门的财务管理人员，每一分钱的使用都要进入财务报告。物资和现金的使用，由孙佑龙签了字才算数，他不在的时候，由指定的人员负责签字。

    为了让捐赠方放心，协调办在每一笔物资发放后，都会对捐赠方有明确的回复。例如陕西有10家民间机构联合捐赠了10万斤大米，协调办迅速安排志愿者发放给村民时，请每户村民签名确认，并拍摄了每户领取大米的照片，然后统一把签名和照片提供给捐赠方，对方非常满意。

    “众成绣坊”也是协调办重点运行的项目之一。很多来过遵道镇的志愿者，出于对协调办的满意和信任，通过自身的社会关系，联系来了一些志愿项目。位于遵道镇双泉村的绣花培训班，便是由在协调办工作过的志愿者出面，联系到“农家女”公益组织，为愿意学习刺绣的乡亲们免费进行了四天的培训。

    遵道镇党委书记林建华非常认同协调办，“政府顾及的是面，他们完善的是点”。他举例说，救灾初期，政府在尽力保证每户村民能领到饮用水和大米，志愿者就主动到各个村子，了解村民的其他需求，得知许多家的锅砸坏了，没法做饭，就筹集了一批锅送给村民，救了大急。

    协调办迎着困难前行

    协调办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孙佑龙说，随着工作越深入，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个人认为灾后重建的志愿服务应持续5~8年，然而志愿者的来源在减少，志愿服务面临人力的可持续问题。

    缺少办公资金也让协调办感到为难。地震后，协调办获得的捐赠主要为物资，一笔四万八千四百块，是唯一可以用于办公的，协调办用这笔钱给志愿者们发每天10元的吃饭补贴的，并且只有服务期在8天以上的志愿者才有资格。然而，这四万多元的补贴也发完了，现在的吃饭补贴都是孙佑龙等人垫支的。

    协调办的另一个困扰，是有一些好项目已经做好了策划书，但暂时找不到资助方。8月1日开学后，有四个教学点的小学生需要走8公里才能到学校，起码要花1个半小时。她希望找到几辆校车来接送学生。

    协调办正在努力解决经费问题。如参与邮政系统的抗震救灾纪念封义卖等举措。对于未来，协调办有一个更大的规划，他们将建立理事会和秘书处的工作制度，理事会将尽量邀请一些有爱心、有经济实力的成员，给协调办提供稳定的支持，秘书处则扎根遵道镇，继续开展服务。

　　如今，在中国大城市，如果你随便问一个人怎样当志愿者，很多人都会摇头。来自美国的杜大伟在中国生活了５年，他向记者谈起了对志愿的看法。　　

　　不愿意当“出头鸟”　　
　　我曾问一个朋友：“中国社会是否关注志愿者？”他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一小部分人关注，一小部分人不关注，其他多数人恐怕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你到街上问人们：“你是否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９０％的人都会回答“是”。但如果你问：“那你是否愿意做志愿志者呢？”他们很可能说：“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考虑过。”　　
　　中国人向来不想让自己看起来与别人不同，更不愿做“出头鸟”，因为如果出了问题，他们就会受到责备。即使不出问题，也怕被人议论：“你以为你是谁呀。”这种心态造成人们对志愿者工作很谨慎甚至有些漠然。如果有人倡议去做志愿者，很多人会随大流，但很少有人愿意第一个“吃螃蟹”。美国人恰恰相反，他会说： “从今天开始，我想做这做那，谁想和我一起做？”如果大家说：“我们才不跟你一起做蠢事呢。”他会说：“那我自己做！”这就是美国人的心态。他们总是想，不管怎样，我要尝试一下。如果可能失败，但他们总要当第一个尝试新事物的人。多数中国人不这么做，因为他们非常在乎别人怎么想。　　

　　志愿者组织很难找　　
　　即使那些做志愿者的人，也多以私人身份进行。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志愿者组织的宣传比较少。要当志愿者，首先想到的是找相关组织。然而，要找到这方面的信息常常要费很大力气。如果找错了部门，对方会冷冷地说：“我们不需要志愿者。”就把电话挂了。　　
　　在美国，志愿者组织的信息很容易找到。最常见的就是，一些慈善机构常在电视上播放节目，募捐和招募志愿者。人们只要按提供的电话号码和他们联系就行了。很多居民社区也有固定的志愿者组织。　　
　　我和几个朋友曾试图建立一个志愿者机构以帮助中国南部的穷苦农民。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打电话，好不容易联系到主管这事的部门，但被告知，最少需要５０万美元的注册资金。就我所知，因为信息和资金的原因，很多中国志愿者只能以个人身份做好事。　
　　我认识一家电视台的导演，一直在从事志愿者工作。他每个周末都带一些贫苦单亲家庭的孩子去博物馆等地方玩，让他们在长知识的同时感受亲情。他的行动感染了周围的同事和朋友，现在有十几个人和他一起做这件事，但他们的行动全是个人性质的。　　

　　对志愿者的理解存在误区　　
　　很多中国人认为：我不是有钱人，如何帮助别人？这种心态在我教的学生里也挺普遍：“等我有钱了，就去帮助人。”其实，帮助他人的方法很多：没有钱，可以贡献才能、技术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帮助人，你就是一名志愿者了。我认识的一个香港人曾同北京宣武区残联合作，为残疾人办技能培训班，教他们写简历、找工作及做小生意的一些技能。　　
　　一些在常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事，可能给被帮助者的生活带来希望。我知道的一群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利用休息时间到外地来京打工人员的驻地演出，使那些打工者的生活变得与以前大不相同。志愿者丰富了他们的生活。　
　　我认为，中国社会应为志愿者创造更多的方便和更好的环境，并为此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这是社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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