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的夜的帷幕，悬挂在轻睡的天穹；

　　山谷和丛林安息在无言的静穆里，

　　远远的树丛堕入雾中。

　　隐隐听到溪水，潺潺地流进了林荫；

　　轻轻呼吸的，是叶子上沉睡的微风；

　　幽寂的月亮，像是庄严的天鹅；

　　在银白的云朵间游泳。

　　在俄罗斯杰出诗人普希金歌咏中，皇村这一幽静美丽又文学气息浓厚林园，宛若奇幻幽美的神话国度。这座沙皇彼得一世妻子叶卡捷琳娜之宫园，经两百多年历代沙皇扩建，成为宽阔广大的皇家园林。深夏宫园，林丛静谧幽宁、翠茂郁葱，宝镜般水泊闪着灵光，林影草光中河溪深碧浓绿，静静如眠，林里水边草地，绵绵如绒，水草一色。静若梦里丛林，有典雅对称亮丽华彩的法国式花园，有幽谧清丽浓郁的英国式花园，为静悄悄的翠林绿水点染梦幻奇变丽彩。

　　七月艳阳，开始穿行林叶、溪上、泊面、草尖，寂寂林光绿影中注进神奇光柱，温柔阳光似神秘精灵，在绿林、碧水、草丛，闲荡、游玩、戏耍、撩拨，园林给弄醒了，强睁睡意未消半睁欲闭眼睛，打量我们这些访客。碧绿林水，随日照渐高，愈渐多彩。俄罗斯民族有一种奇异禀赋，以诗意精神，依托自然，灵构诗化美景，塑造诗般意境，孕育诗魂。皇村，即画景诗境交融之域，缪斯、阿波罗、丘必特游荡在花园幽林，附魂于看中之天才，于是丛林花园走出一位接一位俄罗斯桂冠诗人。

　　俄罗斯杰出诗人普希金在此度过少年时光并在此间皇家中学读书，现今以他名字冠名这片园林。一座普希金正低头沉思的雕像耸立林中，诗人的闪光诗行为幽雅皇家庄园添画诗神殿堂奇辉。

　　皇村的湖光林色，被一代又一代的俄罗斯诗人赞美，一位又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曾幽居于斯，其中有莱蒙托夫、涅克索拉夫、普欣、伊利切夫斯基、丘特切夫等享誉诗坛的名家，俄罗斯诗坛的太阳普希金在此冉冉升起，“俄罗斯诗坛的月亮”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在此浮升林空，她在皇村度过童年和少女华年。

　　俄罗斯文学，包括俄罗斯诗歌，深广影响近当代的中国文学。数十多年以前一段日子，中国只向苏欧开放，接触最多的外国诗歌自然是俄国诗歌。在当时相近的社会体制下，俄罗斯诗界先知与文学良知的悲欢、迷惘、求索，中国文化界是感同身受。普希金的《铜骑士》、《西伯利亚囚徒》、《纪念碑》，鼓舞中国近现代文学人及爱好文学青年在重压下追求自由光明；莱蒙托夫的《魔鬼》对叛逆的歌颂，激励着要挣脱枷锁的心；涅克拉索夫在彷徨动摇中寻觅追求，彷佛是中国文人的俄式镜子；蒲宁的幻灭失落令人感伤茫然；屠格涅夫抒情散文诗，使迷惘的心获片刻甜蜜宁静。

　　要离去了，心仍游荡林中，印证着小时对皇村的想象。

　　陈小卡 摘自香港大公报

　　诗人、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近日受邀参加了法国北部名城沙勒维尔举办的兰波诗歌节和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举办的国际诗歌节。

　　沙勒维夫是19世纪法国大诗人兰波的故乡，蔡天新的法文版诗集《我们在世界的海洋上游泳》在巴黎出版后颇受法国诗人和爱诗者喜欢，这是他近年来第7次被邀请到法语国家参加诗歌交流活动，在沙勒维夫，蔡天新的诗歌被写在当地主要书店的玻璃窗橱上。而在中东地中海滨的以色列，蔡天新诗歌的希伯来译文被配上漂亮的儿童画，印制成一套明信片(9幅)，每套售价45谢克尔，相当于90元人民币，蔡天新是被邀请的诗人中唯一享有此荣誉的。除了特拉维夫以外，诗歌节的活动还延伸到古城雅法、耶路撒冷和死海、加利利湖等。

　　另外，继今年国庆期间在良渚文化村圆源版画馆成功举办以后，蔡天新摄影展“最高乐趣”已于上周移师到宝石山上的纯真年代新书吧(北山街保俶塔前山路8号)继续进行，这次展出将延续到11月底。

星辰在线-长沙晚报

《南方人物周刊》姜晓明　摄

本报讯　(记者田志凌　实习生潘惠文)记者获悉,昨日清晨6点,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在北京煤炭总医院因淋巴癌去世,享年95岁。杨老的女儿表示希望杨老的后事一切从简,杨宪益生前单位外文局则称要尊重家属意愿,目前尚不知是否举行追悼仪式。

据杨宪益的外甥女赵蘅告诉本报记者,今年10月10日,杨老因为淋巴癌晚期,进入北京煤炭总医院,接受离子植入术进行治疗。手术成功,家人以为很快能够出院。但随后,杨宪益先生因为呼吸道水肿出现逐渐不能说话,呼吸困难等症状,8日还出现高烧。昨日清晨6点安静去世。

与夫人一起翻译了全译本的《红楼梦》

杨宪益生于1915年,出身银行世家,其父杨毓璋早年留学日本,后为天津中国银行第一任行长。杨宪益1934年在天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毕业后到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抗日战争时与吕叔湘、向达等友人在伦敦华侨中作救亡工作,出版中文报纸。1947年把在重庆北碚时所写的文史考证文章编辑成一个集子,由卢前(冀野)起名为《零墨新笺》,是为“新中华丛书”的一种。后来在解放期间又写了一些,于1949年解放后把后写的这部分编成一集,自费印了100册,名为《零墨续笺》。在1983年6月三联出版社将《零墨新笺》和《零墨续笺》合起来出了一本书,名为《译余偶拾》印刷9500册。《译余偶拾》于2006年5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再版印刷6000册。

1953年杨宪益调任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与夫人戴乃迭(英籍中国文化学者)合作翻译了一千多万字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著作,包括离骚、楚辞、史记、魏晋南北朝小说、唐传奇、《资治通鉴》、鲁迅文集等等。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开始翻译《红楼梦》,于1974年完成,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译文书名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三卷本的《红楼梦》英译本是至今为止惟一一部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另外仅有的一个全译本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红楼梦》两个英文全译本的出版,很大地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进程。上述各种译本在国外皆获得好评,使世界了解中国文学,有广泛影响。1993年,杨宪益在香港大学获得名誉博士学位。

他翻译的英文诗歌,影响了一代诗人

杨宪益写有英文自传体《白虎星照命》,意大利文译本书名为《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中文译名为《漏船载酒忆当年》,于2001年4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作为“百年人生丛书”出版,薛鸿时译,印刷10000册。

除了介绍和翻译中国的经典著作,杨宪益翻译的英文诗歌受众广泛,在80年代影响了一批诗人。诗人桑克称他最喜欢杨宪益翻译的《英国近代诗抄》,包括叶芝、雪莱等人的诗歌。臧棣说,杨宪益的诗歌翻译严谨,注重语言的美感,有自己的特色,对80年代成长的诗人包括他在诗歌语言方面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杨宪益懂古希腊文,还曾经翻译过阿里斯托芬的喜剧。

他的“打油诗”,颇有古代名士之风

作家李辉跟杨宪益有20多年的交往历史,曾写过《杨宪益与戴乃迭一同走过》的画册。昨天李辉告诉记者,上周四他还去看过杨宪益,当时虽然他的情况不是很好,但是神志还很清楚。

“他走了,对于中国的翻译界是一个遗憾”,李辉说,杨宪益晚年虽然在朋友的陪伴下也很快乐,但是自从夫人走了之后心情一直不太好。杨宪益是一个性情散淡而豁达的人,像这样的士人已经很难找到了。李辉和几个朋友还说:“少了个可爱的好老头。”

杨宪益晚年写的古体诗也颇受称誉,他自嘲为“打油诗”,被集为《银翘集》出版。诗人臧棣就认为,他的古体诗中展现了一个讥诮、大度、有趣的老头子,爱喝酒爱说俏皮话,颇有古代名士之风。

闻华

　　晚报讯日前，“戏剧场·俗丽·网络主义”壹周诗歌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沪上近十位青年诗人及复旦诗社、同济诗社等高校文学社团的二十几位大学生，围绕诗人壹周新近出版的三部诗集《如果麦子死了》、《俗丽》、《戏剧场》展开了研讨。

　　诗人壹周本名周亚平，曾领衔导演了大量优秀的纪录片，如《望长安》、上海世博会的官方电影《上海，2010》等。他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活跃于文坛，1994年他与车前子合著的《Original》在英国出版，成为欧美地区研究中国当代语言诗歌的重要范本。回归诗坛后，他的作品又被《戏剧场》收录，保持了原创、新颖、犀利、激越的特点。

　　壹周表示：“中国当代诗歌需要一个叫醒电话，而与青年诗人的对谈则是我们的诗歌从沉睡中醒来的重要方式之一，在今天，诗歌的传播，要尊重年轻与网络的力量。”

　　研讨会的主持人、青年诗人肖水认为，在近年众多“归队写作”的年届中年的诗人中，壹周是一位“令人惊异的诗歌潜伏者”，“一直保持着令人惊讶的高度”。

    新华报业网讯  （记者陈斌华　应坚）“那一行行美丽的诗句，是城市的行道树，伴奏着我们，追求理想生活的步伐。”在“诗是城市的行道树”的主题下，由台北市政府主办的第十届台北诗歌节２０日至２９日举行。
　　郑愁予、杨牧、周梦蝶等台湾著名诗人和来自中国大陆及法国、美国、日本的诗人及表演者共约５０人，将在诗歌节期间朗诵诗歌、发表诗集，举办与诗歌相关的座谈会、文艺演出和古诗聆赏等活动，要让人们感受诗歌如同行道树般环绕着这个现代化城市。
　　主办单位还将举行“乐善好诗”活动，请民众将生活上突发奇想的诗意，借由不同材质创作出来后，投入设在指定书店的捐献箱，然后由主办单位邀请诗人从中选出最想“私藏”的好诗，于媒体发表并公开朗读，优胜者将可获得书店代金券。
　　台北市长郝龙斌表示，希望通过海内外的诗文交流，让年度的诗歌节成为人们所期待的文化盛宴。（完）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唉……红的好像，红的好像燃烧的火，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

诗人老芒克在舞台上嘶唱着，非常投入，此刻头发银白、面色酡红的他，像极了一朵奇异的“红花”。

台下坐着老芒克的80后娇妻潘无依、刚刚5岁大的儿子，还有200多位他的老朋友、新朋友，以及一些慕名而来的文学、诗歌爱好者。

这是老芒克60岁生日会的现场，他开心得像个孩子，招呼5岁的儿子上台一起“表演”。

再见到芒克是在他北京管庄的家里，他正一个人在家洗衣服，但芒克说“是用洗衣机洗衣服，呵呵”。

“别说什么采访，就是朋友聊天，我也不愿意回忆过去《今天》的那些事儿。和朋友在一起没别的，就是开心。为了让朋友开心，我什么都愿意做。”芒克招呼我们坐下，拿了包烟，也坐了下来。“抽烟不？哎呀，都不抽啊。”“抽烟没什么，每天上街吸的汽车尾气顶一万根儿烟都不止！”“我真想不明白，现在社会一方面拼命地造汽车，一方面却歧视、限制吸烟的人，这儿不让抽，那儿不让抽。这不是扯淡吗，真他妈伪善！”

芒克的坦率，让所有的客套成了多余，话题就这样聊开了。

“我从来没把自己当诗人。”虽然早知道芒克的坦诚，但这句话还是让我很意外。“那你们那代人里边有真正的诗人吗？”记者忍不住追问。“有啊，有人是很认真地把自己当诗人的，还有因此做官的。但我不是。”芒克说从2000年以来，他已经很少再写诗了，原因很简单，一是忙，再就是没写的心情。

年少轻狂。上世纪70~80年代的芒克过的真是诗一样的生活。趴火车到处流浪，经常一两天不吃东西。有一次就为了内蒙古知青朋友的一句“我住在××旗，有空来找我玩。”兴致来了，就只身趴火车到了内蒙古，在夜里独自穿越荒凉的草原，步行近百里，真的找到了那个地方。

“那个时候真是什么都不怕，现在想起来，漆黑的夜晚，草原上有狼什么的，可能把我吃了也没人知道。但说走就走，走就走到了，也没想那么多！”芒克自嘲，人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现在想起来那些事情像是故事，但当时真的很苦，又冷又饿，感觉自己都快死了，但真的很开心，真开心。

《今天》之后，芒克又和唐晓渡、杨炼等人创办了“幸存者诗歌俱乐部”，这个俱乐部除了《今天》时代的诗人，成员还有海子、西川等。1988年，海子自杀，俱乐部举行了一次诗会。但芒克说，诗会本来不是专门为纪念海子而办，成员自杀，自然要在“诗歌节上”搞仪式纪念。

在经过和作家阿城短暂的不成功的合办公司后，受各种邀请，芒克开始“周游世界”，法国、德国、美国、日本、荷兰、澳大利亚……何止万里。“他们提供机票，吃住全包，诗歌朗诵还有钱，挺好，开心。”芒克说，虽然没把自己当诗人，但“诗人”这个名号还是给他带来了不少实惠。

诗人总不是一份正式的工作，更无稳定的收入。

“人总要生存。”芒克坦陈，他也为了钱去写过书，写过文章，2004年偶然开始的画油画，最初的动因也是钱。“但我没有为了钱去写诗，诗是真诚的表达，不能乱写。”“画画开始是无奈，但后来是真喜欢，像写诗一样，无拘无束，还能养活自己，自由，开心！”芒克说。

2004年，漂泊半生的老芒克和小爱人（当时还未结婚）潘无依蜗居在北京一个10几平方米的斗室内，是租的房子。那时潘无依已经怀孕在身，芒克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我恨死那个房子了，没有窗户！关键是还没电梯（注：晚12点以后电梯就停了），晚上喝了酒回家还要爬15层楼！”芒克咒骂着。可以理解，对于爱酒爱自由的芒克来说，那个房子的确太压抑了。

老朋友艾丹看不过去，就提议芒克尝试画油画卖钱，并送来了画架、颜料、画笔全套工具。芒克清晰地记得他的第一次创作，“老婆怀着孕，她先睡了，开着灯我就开始画，没办法，就那一个小房间。全凭感觉，画了一夜。她早上起来一看，说你画的还真行。”学油画出身的潘无依一句“还真行”开启了芒克的“画家”之路。

说干就干，芒克热情迸发，再接再厉，3个月内创作了12幅作品，拿出来拍卖。“朋友们捧场，全卖光了。”除去送人的两幅，芒克的画一幅1万元，共得10万元。芒克用这些钱交了现在北京管庄房子的首付，又靠朋友的帮衬，简单装修了新居，从斗室搬了出来。

接着，芒克的孩子出生了，是个儿子。老友唐晓渡取名“姜尚”。“和姜子牙同名，我姓姜，是姜子牙的后代，这个名字对路。”芒克哈哈一乐。2008年，芒克的女儿又出生了，唐晓渡再发挥，取名“姜螈”，和传说中姜姓的始祖同名。

“哦，衣服洗好了，你们坐，我去晾下衣服。”老芒克敏捷地起身，噌噌地晾衣服去了。“难怪叫芒克（monkey），还真像猴子。”我们忍不住赞叹。

由于妻子回浙江了，儿子由芒克一个人带，他又拒绝请保姆，每天要给儿子弄吃的，还要洗衣服，接送他上学放学。芒克说他感觉很幸福，很享受当下的生活。

主人的短暂离开，让刚才还气氛热烈的客厅突然寂静下来，香烟的雾气缭绕在芒克的座位上方，慢慢地飘散开去。

“经历了那么多苦难，有没有特别不开心的时候？”芒克晾完衣服回来落座，点上一支烟。我又开始发问。

“没有，我从来都很开心，为什么不开心？那是和自己的身体过不去。”

“你觉得什么是幸福？”

“幸福就是热爱。爱孩子、女人，爱朋友。去爱别人，你才能幸福，连爱的能力都没有了，幸福就无从谈起。”

    日前，诗人北岛在《文学报》撰写《汉语诗歌再度危机四伏》一文。
    文章指出，由于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由于全球化导致地方性差异的消失，由于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文章强调，与民族命运一起，汉语诗歌走在现代转型的路上，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尽管向前的路不一定是向上的路——这是悲哀的宿命，也是再生的机缘。以下为文章全文（本社编者）

    1972年年初，我把刚完成的《你好，百花山》一诗初稿拿给父亲看，没想到他责令我马上烧掉，其中一句“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把他吓坏了。我看见他眼中的恐怖，只好照办。此后我再也没把自己的作品给他看。
    我想借助这一往事，请在座的各位跟我一起回溯源头，寻找汉语诗歌当年的困境。在那年头，词与物的关系被固定了，任何颠覆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生命。不得不承认，我们当时处在一个多么低的起点，仅仅为捍卫汉语的基本权利而斗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当时既不知道前有“九叶派”，也不知道后有“第三代”。或许正是由于绝望和对绝望的反抗，一系列诗歌事件发生了。然而，四十年后的今天，汉语诗歌再度危机四伏。由于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由于全球化导致地方性差异的消失，由于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词与物，和当年的困境刚好相反，出现严重的脱节——词若游魂，无物可指可托，聚散离合，成为自生自灭的泡沫和无土繁殖的花草。诗歌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这甚至比四十年前的危机更可怕。
    从此时此地回首，进入视野的先是五四运动——新诗诞生的地平线，背后是源自《诗经》由民族苦难与审美经验共筑的三千年的连绵山脉，四周是人类众多语言文化交相辉映的诗歌群峰。如果说九十年前新诗还处在地平线上的话，那么经过几代人的跋涉，我们终于爬上了一个小山坡。
    与民族命运一起，汉语诗歌走在现代转型的路上，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尽管向前的路不一定是向上的路——这是悲哀的宿命，也是再生的机缘。
    人世沧桑，众声喧哗。一个民间诗歌奖或许有多重意义。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在时光流逝中造成停顿——瞻前顾后，左思右想。一个人二十岁的骄傲和六十岁的悲观，或许是一种平衡，在彼此观照中获得某种悲喜剧效果。

    信息来源：文学报  作者：北岛

来源：文学报

文章来源：文学报

    本报讯近日,位于上海南京西路245号的大光明电影院历史长廊内,"开闭开"诗歌书店悄然开张。记者了解到,这或许是国内首家专门经营诗歌图书的实体书店。在被音像制品包围的小小一隅,这个十来个书柜和千余册书籍围起来的小天地,成为五个年轻人诗歌梦想的开始之地:"它将成为诗歌书的图书馆、诗歌爱好者的自习室、诗人的研习社,进而吸引更多诗歌的潜在受众,让诗歌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1900、小庄、蘑菇、布艺、小象是这五个年轻人在豆瓣网上的昵称,去年他们在豆瓣网上成立"开闭开"诗歌小组,陆续组织了一些诗歌活动。这个由四个"80后"和一个"90后"组成的年轻团体,今年5月开始筹划开办实体书店的事宜。8月,他们在淘宝上开了"开闭开诗书"的网店。

"开闭开"是幸运的,不仅在于书店开在南京西路的地段优势,还有大光明方面答应抽取营业额的一部分代替租金,这大大减缓了资金不充裕的压力。而高额的店租租金,一直是沪上许多小众书店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

"开闭开"的成员直言,书店不以盈利为目的,或者说短期无法实现盈利,但用青春和热情在支撑理想的同时,他们忧虑的事情还有很多,"人气、钱,以及与大光明的合作如何长期延续。"本名高亮亮的"1900"说。这个本职工作为记者的年轻人,和伙伴们一样,都在用自己的收入支撑梦想,利用业余时间轮流看店。记者了解到,网店开张以来卖出40本书,实体店开业一个月的营业额也只有2000元左右。

"诗歌书求之不易,我们向广大诗人征集各类诗歌书——包括正规出版物、民刊等等,无论新旧均可。合作方式非常灵活,我们可以收购,也可以代卖,或纯粹寄放在店内,只供翻阅或自习。"他们希望能逐步打开书店的局面。

城市文化品位的提升离不开文学,2010上海世博会召开在即,这家刚刚起步的诗歌书店无疑将成为一道文化风景。年轻的"开闭开"期待得到更多关注和支持。本报记者金莹

高嵩

1

我所熟知的青海新诗作者中,昌耀和白渔是如此的不同:一个,喜欢把感叹凝成五味的铁蛋让你啃嚼;一个喜欢把感叹化成五味的雨淋浇你的心。白渔的诗中也有雕刻般的造型,不过都如浪花,是流动中的造型。

白渔有言:"如果人真能够转世,我仍选在青海……"他爱青海,青海也爱他。虽然他生于四川,养于四川,但青海的天、地、人,像母羊育化小羊一样育化了他的诗情。他对青海的爱,带着一种"跪乳"的情怀。当然,不仅因为青海的天、地、人是他诗情的乳母,更因为青海的河源和江源,有他伟大民族母亲河诞生时的产盆和胎衣!

他这样咏叹河源:

蓝得不能再蓝的天

白得不能再白的云

静得不能再静的旷野

浓酽的痴情,连感官也凝滞了

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

都因过度的兴奋而颤动

——《约古宗列感受》

他的悸动,他的颤抖,在我心里如数复制。诗中的情态低声对我喊:跪下!我于是拂净衣尘,跟他跪了下来。

他这样咏叹江源:

我统于来了,依偎你洁白的胸脯

……不敢呼喊:格拉丹冬,你的儿子回来了

让不肖子孙的一时冲动碰疼雪岭的肃穆

我不敢扑在你胸前含泪倾诉——无言告慰!

这位四川的赤子,他在长江母亲出生地这番含泪的倾诉,伴随的情态不是跪着,而是匍匐。读这些句子的时候,我哭了。

诗人用自己真实的诗的造型堆塑自己人的造型。诗的美学任务,是用精纯的艺术语言实现感叹的复制。这两首诗中的白渔,他的整个身子都在燃烧的诗情中抖动,如同感受圣灵的小儿。这两首诗,将他抖动着的身躯和智灵所感受的大善、大真和大美,送到读者心中去复制,让读者在平常感受力的迸裂中感受圣洁的崇高与辉煌。我想,人们升高对白渔人与诗的喜爱,大概是从这里开始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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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白渔的诗,如行山阴道上,好景好情,应接不暇,而那令人驻足的佳句,则如驿外鲜葩,让你动不动就折得两三枝。譬如,你会在《牧女的拉伊》中读到"唱什么,不必看人的脸色";你会在《在哈萨克毡房》中读到"哈萨克的夜是属于冬不拉的";你会在《姑娘追》中读到"温柔的哈萨克姑娘/执牚爱的权柄";你会在《冰舌》中读到"冰舌无语/持一片纯洁";你会在《盐湖》中读到"看时间的翅翼/在蓝玻璃上缓缓滑翔";你会在《孤山》中读到"小孤山,像拧成疙瘩的心";你会在《春之盼》中读到"我宁愿是一截胸怀千丝的藕……/盛夏,为你捧出一枝莲荷";你会在《成熟在斜阳》中读到"朝霞是绚丽的/却带着夜的胎印";你会在《等你的日子里》读到"等你,多简单的小事/连时间也长满了刺";你会在《思念是什么》中读到"思念是什么/能暖人也能伤人的火……好折磨人呵/却甘愿被折磨"……

唐人白居易说过:"人间要好诗"。不少人更增之曰:"诗中要好句"。然而诗艺诗才毕竟不能靠一两个句子向外显示,要写出好诗来,应当把握那感叹的"核",和复制感叹所必须的整体框架。从创作论上看,白渔的优秀诗作全都从感叹起步。对那些作品来说,感叹就是挠心挠肺的情绪化主题,或曰诗的主题。感叹一旦产生,它就不断返回产生它的生活境域,去选取和提炼形象原料,把它们喂养成意象和情态。前文说过,昌耀是让情态携着意象凝结,白渔是让情态携着意象奔流。看他《岩缝间的索取》中的一段:

青苔携小草私奔了

春风立足未稳

已匆匆离去,匆匆离去

唯有百灵鸟没有失望

和土蜂在石壁上同唱一支歌

干枝梅,在这里

咬着岩缝,砧入砂砾

收集着云的碎片,雾的残泪

珍惜它,滋润一片片稚嫩

看,情态奔流着,携带着意象;意象奔流着,象浪花的小手拍打着水流。呵,这是何等魅人的流动着的雕刻。

白渔发现,在雪线上,蜜蜂畏怯地跑光,为美丽的格桑花传播花粉的是苍蝇!要么,是蜜蜂换了苍蝇的躯壳;要么,是苍蝇干了蜜蜂的营生。白渔被剧烈的感叹撼动了:

它没有玷污吉祥的花朵

丑恶的形象反而建立了美的功勋

……

当秋霜寒凝高原

苍蝇也随格桑花坦埋入雪中

花为棺椁的葬礼

也堪称壮美,别有一番诗情!

——《雪线蝇》

呵,该死的白渔,他盗来缪斯的指令,让我热爱起苍蝇来!这首诗是诗人将感叹返回生活原形后,提举起自己的情态,让他化作歌的彩流,让这歌的彩流把苍蝇采花的主体造型溶没。他好象有意识让视线从那主体造型上移开,将苍蝇带着嗡嗡之声像蜜蜂一样在花间忙来忙去的形象虚掉。事实上呢,他从"为美立功的丑恶"上背过脸去,却让我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它。他白渔文字里实者虚之,我高嵩脑子里虚者实之,没完没了地看见苍蝇在格桑花的瓣蕊间嗡嗡。

这这样,他通过情态线的展开,将客体自我的形象都写进了诗里。

3

白渔诗的风格,要分三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层面,是他作诗特有的方式和语言习惯,或曰他的创作作风(Manaer)。是什么呢?是他喜欢让他喜爱的美的造型随着他的诗思流泻。很少见他静止下来用刻刀造型,他能"听见霞光和云彩簌簌流动",他能在寒风肆虐,暴风巨响中"分辨出春微弱的步履"……他能把很多静的境界写成动的,例如他的《悠悠》

天悠悠,地悠悠,人也悠悠,牛羊也悠悠

可摘云片,可抚雨头,闪电拖着长舌,在身边转游

四季挤在一起,挤不动,流不开,抽不出的茧头

人也木然,山也木然,虽然总是等不来,总在木然地

把一个什么等候

盛夏易逝,隆冬长寿,倒不如多些冬雷夏雪

任该发的发,该冻的冻,该凝的凝,该流的流走

远也悠悠,近也悠悠,爱也悠悠,恨也悠悠

历史和现实,难忍地邂逅……悠悠,悠悠

这首诗,谁能对着他久久发愣,谁就会变成一支交响曲。这是白渔诗中最能显示他独有的创作作风而又能够洗净时俗习气的代表性作品。第二个层面是他内在的品格与素性,所谓"风格即人"是也。白渔性善,有"民吾同胞,物吾同与"的胸襟,故能和青海各族兄弟姐妹心连心,写出了与哈萨克民族和撒拉民族贴心贴肺的风情诗,如《鹰铃儿响》、姑娘追》。他的《孤雁》,则显示了他与万物为友的精神:

一只孤雁绕湖盘旋

叫苦了黄昏的雨丝……

……我的心被忧伤灌满

白渔爱乡,爱土,爱祖国,故能在约古宗列和格拉丹东唱出惊天动地的"儿子的歌"。我只见他对那些做好事的苍蝇笑笑地背过脸去,其余看到的全是他和艺术对象的正面拥抱。第三个层面是他的主观情怀与客体境界的渗透与拥合。他的主观世界由于吞进青海山河旷原的大境界而扩张为豪放,为犷莽,由于吸吮了小巧、轻盈和悠闲而扩张为优美:"轻盈如林梢滑落的风/悠闲如高空飘忽的云";"春拥着我,我拥着春/多惬意的良辰美景";"森林之晨/云雾横腰一抹"……那主客观拥合而成的种种境界显示出来的种种风格,才是艺术意义上的白渔风格(Style),那主要的属性,我以为是豪荡,雄奇和俊放。

赵振江(翻译家)

诗歌翻译,说起来简单,译者所追求的无非是与原作的"最佳近似度"。只能是"近似","相同"是不可能的。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首先要对原诗有透彻的理解,然后还要用准确、鲜明、生动的汉语来表述原诗的内容,同时要体现原诗的风格与神韵,近乎"可欲而不可求"。所以,我认为,"诗歌翻译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相对而言,总有待完善之处。当然,这里所说的诗,是指抒情诗。它不同于叙事文学,后者有情节,有故事,有逻辑性,而诗歌则不同,尤其是现当代诗歌,没有情节,没有故事,甚至没有逻辑性,它靠的是激情,是意象,是比喻,是丰富的想象力。

要说"似",形似,神似,当然最好是"形神兼备"。其实,这里说的"近似",主要还是在理解的层面,在传达原诗的内涵。至于原诗的艺术技巧,几乎是不可译的。尤其是将西方的拼音文字译成汉语的方块字,或反之。所能做的也就是尽量观照原诗的风格和韵味而已。

在诗歌的理解层面,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很重要的一点是"设身处地",是"进入角色",是体会原诗作者在彼时彼地的情感和心态。这样,离原诗的内容总不会太远。我说"进入角色",是因为翻译有点像演员,都是二度创作。

说到译诗,我又想到了20年前在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翻译《红楼梦》里诗词时的情况。为了保证译文的忠实,我先硬译一遍,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与我合作的西班牙诗人对原文的"本来面目"(包括韵律)有个总体印象,并了解每句诗包含的内容。然后再按照西班牙语的语法规范做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我的合作者在这两种翻译的基础上加工,使其成为名符其实的西班牙语诗歌。他修改之后再交给我审定。我们两人的意见一致后,再把译文交给几位诗人朋友传阅,请他们提出意见并帮助修改。从这个过程,大致不难看出,诗歌翻译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每年诺贝尔奖都有一些热门人选。出生于黎巴嫩，用阿拉伯语写作的阿多尼斯（Adonis），在最近几年常常被视作最有实力折桂者。

　　不过，在阿多尼斯看来，诺贝尔奖对于一个作家的文学价值来讲，意义并不大，只是一个“经济上的奖”，可以让作家们暂时摆脱经济上的压力。而诗歌所面对的危机，也让他颇感困惑。

　　日前在北京接受了“中坤国际诗歌奖”的B奖后，阿多尼斯这样说道，“问题不是诗歌之死，而是在这个文化上只生产死亡的社会里，或是被死亡文化消费的社会里，我们如何写作？”

　　人应该对自己保持无知

　　本来叫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阿斯巴的阿多尼斯，给自己取这个笔名的时候，还是一个翩翩少年，如今他马上就要年满八十。

　　那时，他不但写诗，也会因为参与政治活动而入狱。现在，他不但以诗歌成为阿拉伯语作家在世界上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也因为他对政治事务的热心介入而闻名。

　　翻译了他的中文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薛庆国，将他视作“阿拉伯世界的鲁迅”。而阿多尼斯的好友、已故思想家爱德华·E·萨伊德则将他称作“阿拉伯世界最有挑衅性的诗人”。

　　“爱德华是我的好朋友，他这样说，我不愿意说他说得不对。”颁奖仪式结束之后，阿多尼斯这样回应萨伊德的评价。“我就像一棵树一样，根深叶茂，向一切空气开放。”他不但写诗，还有诸多其他创作，“我在写回忆录，厌倦了就写诗，写诗厌倦了就写随笔，随笔厌烦了，就做拼贴画。”在他看来，“每一种创作，都让我保持了爱的状态。”

　　阿多尼斯定居巴黎已久，曾经在法国索邦大学、瑞士日内瓦大学做过教授。但他对于自己的身份充满了保留，“我想我应该是个诗人。但尽管如此，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谁？我经常跟朋友们说，感谢你们的帮助，我知道了我是谁。”在他看来，“认识你自己”这句希腊箴言，不一定对所有人都适用，“人不一定非要去了解自己，真正了解了自己，人就变成一张白纸，没有任何深度。本质上来说，人对自己应该保持无知”。

　　但他对阿拉伯世界以及整个世界，却保持着警醒和批判的态度，“耶路撒冷是一块试金石，这个城市被三大宗教视作圣城，果真如此，这个城市就应该成为世界的典范。但是现在，那里的情况远非如此。”他对于现有的社会制度也深表质疑，“很多国家的民主制度一样排除异己，甚至比君主制国家更加不堪。”在他看来，需要对所有的一切进行“本体论”上的质疑。

　　为诗歌的未来开药方：撄犯

　　阿多尼斯对诗歌的现状深感困惑，在他看来，诗歌在人类生活中极其重要，“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赋予各个民族身份和文化重要性的是诗歌。没有诗歌的民族就是没有身份的民族。在阿拉伯历史上第一个帝国，有三个诗人，人们一直记得他们的名字，却已经忘记了建立这个帝国的统治者的名字。”

　　在阿多尼斯心中，诗歌地位几近至高无上，“历史上，无论是政治、历史、社会的奠基者，他们可能很快就消失在历史中，被历史超越了，但诗歌依然存在，这是因为诗歌比历史更伟大。”因此，现在诗歌面临的危机，让他不禁发问：“人类的文明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诗歌的危机呢，还是人类的危机？”

　　“撄犯”（transgression），是阿多尼斯作为一个诗人，为诗歌的未来开出的药方。他认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别无选择，只有走上撄犯之路”，亦即摆脱消费主义、政治因素等一切的影响，自由地表达自己。在他看来，这是诗歌所应该具有的力量。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冯楚

资料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cc880e0100g08f.html?tj=1

    现在，中国文化有一股虚妄的气象在漫延，它不但与当下的所谓“大唐盛世”沉呵一气，同时，也与“文艺复兴”时代的所谓人性自由互为交合，显示这个时代既是最好的又是最坏的主流价值判断。审美的世俗化和市场化，及其对独立自由精神的歪曲和沦丧，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难怪有太子党后代之叛逆者、先锋艺术家艾未未与陈丹青爷们说，“谁也别道歉了，一起消亡得了”。这的确是中国精英分子们一个两难的选择。

    近日，曾被《南方都市报》推举为金牌诗人的多多，获得了美国州立大学俄克拉荷马大学及其《今日世界文学》杂志设立的一个文学奖，译名“纽斯塔国际文学奖”，牛逼的《南方都市报》标题党一族就用了一个最引人眼球的标题：中国诗人多多获得美国“诺贝尔奖”。虽然有些哗众取宠的效果，但也透视出中国文学永远也无法逃避或者抗拒诺贝尔奖的内心诱惑。尽管中国现在的文化是如此的强大繁荣，中国文化产业正在取代美国而在东方崛起。而各种文学奖项活动也是纷至踏来，一年之内，至少有不下一百多个诗歌文学奖，在全国普遍开花，就上半年我能记下来的奖项及活动，就有数十个之众，如地方政府的青海国际诗歌节，国务院操办的中国诗歌节，市场民间的中坤诗歌奖，广东省诗歌节，广东鲁艺奖，中山的华侨文学奖，武汉的闻一多诗歌奖，屈原文学奖，南方报业集团的华语传媒文学大奖，柔刚诗歌奖，宇龙诗歌奖，珠江地产的珠江国际诗歌节，黄礼孩的诗歌与人奖，刘丽安诗歌奖，云南的“大家”文学奖，“人民文学”杂志社的人民文学奖，张智的“世界诗人”杂志社世界诗人奖，等等，还有鲁巴茅郭老曹文学奖，那自然是体制文化的全年盛事了。但是，所有这些奖项加起来的奖金数额，还不及这次美国的州立大学杂志社设立的文学奖高，本次奖给多多的奖金是五万美元，折合人民币过去就是五十万元，现在就是美元下滑了不少，但还可兑换三十万元人民币，足够多多能保证体面地过活几年了。难怪“南方都市报”的多多马仔们标题用得如此的理直气壮“美国诺贝尔奖”了。

    列出这些出来，我并非是强调文学奖的质量高低与金钱的多少有关，而是深深感受到东方文化本身的生态，与真正的自由文学和人性文学相差太远，而且，常有一个天然的鸿沟无法跨越过去。这也说明了中国文化体制在世界上的竟争地位，并不代表世界文化的先进方向，也不决然产生所谓伟大的世界级作家。中国文化是权力的附属物，这是被举世公认了的。但中国文化敬畏的是权力而不是心灵。这正是致命伤所在。中国现在有的是钱了，就存在美国的外汇就是上千个亿，有钱了干什么？猛学美国的流行文化搞文化产业，搞大片搞大剧搞大色搞大性，假好莱坞模式在中国横空出世，还有体制文化的各类画展、国学论坛、世界级国际学术会议、性科学研讨会，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当然，表面上都是自由市场的产物，但实际上是文化官僚操作的结果。民间的出版力量非常之小，小得可怜，贺雄飞再有犹太人智商，也只能在权力边缘打擦边球赚点小钱。冯楚的一本诗歌评论集竟被审了三四个月也没有获得通过。据了解，上月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市，习近平同志带了一个一百多个中国最优秀的作家诗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铁疑主席还在发布会上摔了一跤，摔得不轻啊！我真为她担心。德国佬只认莫言是老大，莫言在上面出尽了风光，大谈他的生不欲死的中国文学。不过，权力文化之下的作家们，在德国不被读者火热地追捧，并非是他们不喜欢政治而言，而是他们的文化对权力之下的讲真话，产生了必然性质疑使然。

    德国佬中国通的顾彬，愤骂中国文学已成为一种现象，终于带来了市场效益，成了中国文学精英炒作的代名词了。知识分子和学院派们急需要这个外国尤物，来为他们的文学写作市场作活广告。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不但被权力异化，还有被市场异化的可能，话语权的丧失使他们不得不最终归依市场的淘汰机制。有钱是个好东西，否则还谈何独立文学？这个人深谙中国知道分子们的犬儒哲学，一方面，他大骂中国文学是权力的附庸，没有独立精神和自由言说，不敢大胆讲真话，一方面，他又和中国文学的这帮乌合之众一起，天天吃喝玩乐，开文学讲座、谈自由诗歌、搞人文主义，骂权场文学，顾彬天天泡在中国权力中产精英分子们中间，过着他优雅而又体面的生活，把鲁迅文学当作了他的招牌，他自已成了中国市场文学的玩物还全然不知。这与十九世纪末那些美国和德国的文学基督徒，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乡下，和那些穷苦的农民、工人、小市民、艺人、麻疯病人、孤儿们在一起真实地生活，创办医院和学校，教授基督文学化，抚慰他们的苦难和不幸，把真正的人的文学之种子带到了中国是全然不同的。没有这些种子生根开花，黄礼孩的诗歌与人精神是不可想象的。难道中国现在没有苦难和黑暗吗？那里更需要顾彬老爷子的独立自由大胆的文学言说呀？

    多多被美国文化承认并得奖，应是以西方文学的说法来做参考的，那么，西方文学就不是世界性的吗？多多的语言成就首先是建立在自由精神上的汉语写作，而承载这一可能性的基础，必然要与权力文化作抗衡。多多的语言特质，显然受西方灵性自由思想的影响，而不是东方的物主义。自然主义并不决然产生自然的诗歌之美，必需有另外的独立心灵思想浸润。生命的独立与个别的创造，才是作为人性存在的依据，而文学就是为找到这一依据而存活的，而不是相反地仅然寻找权力的攀附之物。心灵的高枝常受世俗权力的折杀和打压，但权力之下就是接受万物之所。大地上的生命，并不全然都是人的生命。而人是作为一个具有独特的爱的思想之物，而完成他作为精神永恒的生命救赎。虽然人本身解读人仍然还是物，但却有另一种诉求之于人的特性与渴望，人又不全然是物。但又不是绝对物化轮回后的东方虚无之诗意。在现代汉语诗歌上的语言灵性和生命意识挖掘上，多多的对自我流亡，及其对东方语言遮蔽性的剥离，做得比同代诗人，如食指、芒克、北岛等优秀一些，但这不说明多多不和他们一样，没有存在的深度情怀和对主体命运的承担。一个作家没有承担大时代下的苦难之痛，而是逃避了这个主体的个人良知责任，无论他的技巧是如何的天衣无缝，或者才华盖世，都不可能成就和抵达伟大的诗人这一境界。

    但非常遗憾的是，就目前他的写作状态来看，有人预言多多要得诺贝尔奖，在我看来恐怕是一厢情愿的，除非多多有更多的勇气和富于承担苦难的精神，继续在世界上流亡，否则，他断然得不了这个奖。就他早期写的那些诗歌成就，在国内的独立写作上还算是成功的，但在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意义上，他的作品担当相差甚远。当然，有人会拒绝说，诺奖算个鸟？中国文学就是世界文学。这样说也没有错，没有中国文化参与，就不能代表世界文化发话。老王蒙不说过我们也要自已的诺奖机制了，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东方文化博大精深，何况中国现在不但文化强大，而且物质财富也强大了，至少有钱设立比诺奖更高的奖金，奖一千万都没问题。赵红尘的一首诗不就是奖了一千万吗？官员品牌诗人丘树宏对老洛夫狂言，中山华侨文学奖一奖就是五十万元。但是，诺奖的存在是基于真正的市场自由机制，不依附权力的人治指涉。它的精神基础是科学的理性精神。诺贝尔不是文学家而是企业家和科学家，他发明的炸药技术带来了人类时代的变革，但这个变革有好又有坏，使西方文明进入了一个“最好的，也是最坏”的时期。因此，诺贝尔深刻地反思了他的科学能量，要有一种机制限制和明析它的作用，必然是有利于人类的理性精神发挥，是人的良知与智慧得到最大限度的弘扬，鼓励和保护正义战胜邪恶，和平代替战争，人权代替专制，宽爱代替仇恨。科学理性精神创造了诺奖的市场公正机制，而人文良知艺术则缔造了世界文化的价值。正是基于这样的能力，诺奖的文学精神是中国文化生态和市场生态所不具备的。把鲁迅文学奖打造成世界的文学奖，首先，在于必须让文学精神本身说话。让真实的心灵自由机制说话。中国现在的有钱人多矣，但具备诺贝尔这样的企业家眼光的还没出世。

    无视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性，并否定这种奖励机制的合理性及对人类精神的导向性，而盲目地夸大中国文化本身的世界性，大搞复古文化的表面性工程，以文化产业的名义，赚取中国廉价劳工的血汗钱，浑霍国民的共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资源，重复建设好大喜功的文化政绩工程，振兴传统文化，打造旅游产业，而大兴土木破坏生态环境，修建宗族祠堂孔府寺院教堂，等等，正在中国各地疯狂进行，愈演愈烈。千年古刹少林寺难得有清静的禅意与和风，而是一片金钱打杀的乌烟瘴气淹没了。少林寺成了国际著名的赚钱企业品牌。但它是否设立了一个中国最高的宗教成就奖呢？那些善人们投的钱都到哪里去了？闲话扯远了，文学奖扯到宗教奖，但细细思量来，这文学奖的最高境界，难道不就是宗教的最高所指吗？让心灵回归真实安宁并享受人爱的大乐？如果敬畏宗教是为了升官发财，这种事情可能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了。达喇获得诺奖之后，被大陆民族爱国者痛骂成诺奖是狗屎，是对中国主权的干涉，是欧美中心主义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心理，试图以西藏问题国际化来制约中国强大。当然，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但不必如此义正辞严，真理在握的样子。

参加"2008中国最佳爱情诗集奖"的部分与会诗人:尚飞鹏\阿毛\三色堇\杨莹\白芳芳\高粲\吕刚\刘小雨\青海湖\王久辛\李震\王家新\之道\王可田\石乐\周东坡等

摄影:花语

于坚

    程一身: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闻一多提出其“非诗化”观点：新诗所用的语言更是向小说戏剧跨近了一大步，这是新诗之所以为“新”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理由。其它在态度上，在技巧上的种种进一步的试验，也正在进行着。请放心，历史上常常有人把诗写得不像诗，如阮籍，陈子昂，孟郊，如华茨渥斯（Wordsworth），惠特曼（Whitmen），而转瞬间便是最真实的诗了。诗这东西的长处就在它有无限的弹性，变得出无穷的花样，装得进无限的内容。围绕这个观点以及你的作品，我想就《Ｏ档案》向你请教以下几个问题：
　　
　　1、从我对《Ｏ档案》的阅读来看，你可能比较认可“诗这东西的长处就在它有无限的弹性”这种说法，是这样吗？我赞同诗歌及其语言具有弹性，但是其弹性真的是无限的吗？它到底有没有一个限度？诗歌固然可以通过“非诗化”的方式扩展诗歌的边界，但在诗与非诗、以及好诗与坏诗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个标准？
　　
　　我以为闻一多之说，如果指的是在如何说上，我同意。在如何说上，界限永远是未知的。这是语言的创造力所在，没有这种无限，语言就僵滞了。限度，是文明的阶段性选择，刹车。先是自由无疆的创造，野怪黑乱，然后需要限度了，一言以蔽之，诗无邪。诗无邪一旦雅驯，僵化，文明又会“礼失而求诸野”，雅的标准又会被打破。你现在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文革以前，新诗是“泛政治化”的“诗无邪”，令人窒息。从朦胧诗、第三代的出现到现在，可以说是新诗又一个“礼失而求诸野”的时代，现在大家呼唤“诗无邪”，就是要再次确立一个限度。限度以何者为限？孔子的“诗无邪”是在德上，说什么上，不是在如何说上。  
　　
　　如果从诗经的方向看，那么唐诗宋词就不是诗了。“关关雎鸠”不会以为“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是诗，太直白。从汉语的方向看，那么西方就更不是诗了。如果“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是诗，那么“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保罗 ·策兰）只是一个基于某种结论的理性判断。反过来，对于后者来说，前者也许只是些废话，只是陈述了作者所见的事实。如果读者没有禅宗的文化经验，是觉悟不到其中的诗意的。
　　
　　这个时代缺乏禅意，当代诗歌的禅意被真正地理解为废话。
　　
　　中国先锋诗歌针对主流诗坛的“诗无邪”的“非诗化”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德，一个是如何说。在德这个方面，最近三十年，新诗最大的贡献是回到常识，常德，确立了一代诗人普遍的自由主义立场。在如何说上也非常丰富，日常语言、口语、书面语、翻译风的写作都有杰作。 “道在屎溺”“后现代”在八、九十年代是针对僵硬的文革文化、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但最近十年，常德意义上的“诗无邪”几乎被彻底解构，诗有向恶而去的趋势。许多诗形同广告，标语，且无德。
　　
　　因此提出好诗坏诗的问题。我以为不是如何说的问题，而是德的问题。自由主义固然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之一，但是它有没有一个终极价值。就是说，它有没有一个德的底线。自由上面，有没有神灵？“礼失而求诸野”是历史所驱，但最终是要回到礼，而不是一味的野怪黑乱下去。杜甫说“再使风俗淳”。李杜可谓唐朝的先锋派，开风气者，但他们的确立的是大雅。《诗大序》：“雅者，正也”。李白：“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古风》之一）
　　
　　受西方文化影响，许多诗人热衷于自我表现，喜欢标新立异个人的小真理。但是，西方有宗教，大真理有上帝负责，个人主义不会动摇大真理的基础。中国不同，类似宗教的东西是文化负责，所谓诗教。孔子说，诗可群，就是说诗是与他者有关的，是可以凝聚人心的。一味的自恋，最终失去尊严的是诗本身。诗为什么在公众生活中越来越无足轻重，成为少数圈子孤芳自赏的游戏，还不只是那些一向“雅驯”的诗，就是“下半身”也未能幸免“孤裆自赏”。就是因为诗不教。这在中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不是如何说的问题，是说什么在终极价值上出了问题。诗是仁，是善，兴观群怨，都是为了“人者，仁也”。现在新诗有这个趋势，要么心藏大恶，要么只是小聪明的智力表演，语词游戏，没有心肠，立场。
　　
　　为何写诗？古人说“文章为天地立心”，语言，只要立心，那就是文章。怎么说都可以，但要“无邪”。今天说的无邪当然不会是很狭窄的“存天理，灭人欲”那些，但依然有个终极价值。文明当然有好诗坏诗的度，那是看文明选择什么，文明选择什么，有时代的氛围，有读者的阅读经验，更有传统的管辖。传统其实昭示的是文明的形而上，人者，仁也。诗无邪。文明的选择各时代或有差别，但万流归宗，“一言以蔽之，诗无邪”。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时代以为好的，未必在长时段中有效。所以杜甫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作为伟大诗人，是在长时段中确立的，而不是在短时段中确立的。
　　
　　现在，标准的混乱，我以为也由于对那些长时段中确立的经典缺乏足够的敬意。人们没有以它们为尺度来检验我们时代的诗歌。比如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做的那样，那把伟大的尺子我们缺乏足够的敬意。在文革以后，目空一切、唯我独尊很普遍。说实话，那些甚嚣尘上的诗歌，那些所谓的当代名篇，有几首敢接受这个标准下的检验。许多诗歌的写作冲动和广告一样，只是为了在当下即刻被注意到。
　　
　　自由主义不能否定经典。我的非诗，非历史，一直只是在如何说上，在说什么上，我一向很保守。我可不敢与诸神绝交。就《0档案》来说，大家谈论的是它如何说，而一直忽略它说什么。《0档案》形式看起来很前卫，（其实在形式上也不是完全的标新立异，我复活了许多在“雅驯”看来不能入诗的语词，但组合它们的方式很传统，那就是“枯藤老树昏鸦”。我创造了一个场，一个语词的断头台，一个熔炉，那些陈词滥调一扔进去，就喷吐出地狱的火焰。）但要说的其实很保守，也就是对那个丧失了“常德”的时代的质疑。我呈现了一段真正非诗的当代历史。我命名的“0档案”这个词，其实已经成为一个隐喻。我注意到，《0档案》被解释为零档案、O（英文）档案、无档案、不存在的档案等等。《0档案》是渎神的，但亵渎的是现代神话，而担忧的是诸神的缺席。我们这一代诗人，作为文革的同时代人，我们有多少作品在形而上的层面对这笔遗产做出了交代？在这方面，我问心无愧。
　　
　　如何说是无限的，说什么是有限的。有些诗看起来用词很雅，也押着韵，但只是语词的游戏。怎么说可以走得很远，但是有说什么管着。形式只是当下，“永恒”这个“什么”却必须一再地被重复。
　　
　　我记得有一次在某大学讲课，黑板上各摘引了讲课的三位诗人的诗句，“从看见到看见中间是看不见的”“一切光明都源于黑暗”以及我的《过海关》的开头“夏天　走向海关时出了一身汗　担心起来”，学生对前两句立即心领神会。对我的这一句，则保持沉默，大约以为是废话。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深受西方智性文化的影响，任何事情都喜欢确定答案。没有道理，答案，只可意会的妙悟越来越弱。诗也是如此。隐喻，被理解为智力游戏，作者刻意为之的东西。隐喻的表达方式是A是B。这位决定A是B的作者，其实不信任语言，对于它，语言不是自己说话，而是作者赋予它意义。作者有一种上帝那样的身份。A是B隐藏着某种语言暴力，作者将个人的是非、结论通过象征强加于读者。比如保罗·策兰的“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在夜里喝”。你要知道作者对德国历史的结论，你才知道“黑牛奶”“夜里”指的是“纳粹集中营世界”。我并不否认A是B也是一种重要的诗歌修辞方式，当个人的A是B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读者也会共鸣。比如“卑鄙者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是一种思考得出的结论，卑鄙者各时代可有不同的所指。但A是B也极容易用来掩饰个人创造力的贫乏。你可以用A是B忽视他者。把诗玩成个人的语词游戏，A是B的谜底的难解，很容易使诗人在神秘主义上获取声誉，尤其对厌倦了普遍价值，视他人为地狱的读者。这也是20世纪西方诗歌盛行隐喻的原因，因为上帝死了，个人的真理得到解放。
　　
　　对于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说，言尽意止。对于读者来说，重要的是说了什么，得意忘言。这个常常被混淆，读者关心的是言外之意。在作者，言外之意不可故意为之。西方式的隐喻从波特莱尔，蓝波的象征派开始发达，但二十世纪的拉金，弗罗斯特，庞德，奥登，希尼对此又有所反思。现代主义其实疏远了象征派那种隐喻。比如俄罗斯的阿克梅派。比如艾略特的《荒原》，它的象征性来自整体。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表达的其实就是Ａ就是Ａ。闻一多说“新诗所用的语言更是向小说戏剧跨近了一大步”，也可以说是白话诗试图在Ａ是Ａ上的一种努力。对于汉语诗来说，直接就是，A是A其实很古老，因为有道法自然的传统。A是B在古代诗歌中不是主流。
　　
　　“文章为天地立心”，这才是诗存在的必要。如果没有“立心”，修辞游戏再符合所谓诗的标准，又有什么意思呢？无非多识于“鸟兽虫鱼之名”罢。诗，兴观群怨，孔子把“多识鸟兽虫鱼之名”放在最后，是有深意的。
　　
　　心是语言立起来的，心是先验的。而不是语言将某种心的观念说出来。Ａ是Ａ，就是相信心的先验，相信读者，Ａ是Ｂ则把心理解为某种观念，意思，结论，意识形态，通过语言这个工具来表现。
　　
　　当代中国诗歌的关键问题不是诗或者非诗，口语或者书面语，而是无心无德。许多“后现代”的“非诗”，大多只是为观念服务的语词游戏，意识形态的形象宣传、分行排列，没有心灵德性，心灵德性不是意识形态，不是左的意识形态，也不是右的意识形态。文以载道没有错，但这个时代把超越性的“道”理解为当下的意识形态、主义正确了。
　　
　　2、你过去曾表示拒绝隐喻，现在还坚持这个观点吗？我在文中论述诗歌语言是从抒情话语、叙事话语、象征话语、智性话语等角度展开的。我感觉这些话语模式在你的诗中也普遍存在，你不认为象征话语可以使诗歌获得必要的弹性和厚度吗？你觉得除此以外，当代诗歌话语还有其他有效的模式吗？
　　
　　前面已经说到了，这里再说说。
　　
　　拒绝隐喻，当年说的是“一种作为方法的诗歌”。我强调的是通过对陈词滥调的再隐喻的拒绝而复活神性的“元隐喻”。我说拒绝隐喻，一般来说，就是要拒绝A是B。Ａ是Ｂ的方式，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新诗最普遍的，那些受苏俄诗歌影响的新诗都擅长于Ａ是Ｂ。斯大林的语言工具论在中国很有影响。
　　
　　A就是A。我理解的隐喻是在中国诗歌的传统中，A就是A，语词直接说话，言此意彼的空间是语词的组合自然呈现的。作者当然在创造，但他不是上帝，他没有结论，也不断是非，是非，结论是读者的事，或者说它不是判断，而是诗歌的口气。
　　
　　汉字本身就是象征性的，隐喻性、表现性的。汉语是神性的语言。汉文明的神就在汉字中，看看泰山石刻，古人刻字就是刻写神迹。而不是像他民族那样，语言只是通向神意的阶梯。汉字是表意文字，诗人必须牢记，今天许多诗人不自觉地把汉语用拼音文字的那一套来理解。比如，诗朗诵，我不以为然，就是因为大多数的朗诵取消了字，只剩下声音。而汉字的大量的同音字的存在，其实使朗诵成为与诗无关的声音表演。最近电视上字幕越来越普及，就是意识到汉语不能离开字。作为象形文字，字本身已经是一个形音义合一的表现性的符号，这是汉字的特点。索绪尔的理论无法解释汉字，我以前也受能指所指那一套影响，后来越来越发现讲不通，汉字也存在声音、意义的层面，但这两个层面是不可分割的，不可用能指所指来分析，它不是三明治那样的关系。字已经超越了能指所指。天人合一，在文字上也是这样。

汉语诗歌的隐喻、象征总是再象征。我希望回到开始的象征。就是卡西尔说的那种神话时代的语言。汉字直接说话，而不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言此意彼是整体上的，是诗创造的语词之场发生的，而具体的词却是直接就是。例如。就更大的方面来说，泰山给我们的是一种整体感受，而李斯的字、杜甫的诗只是这种整体感受发生的原子。如此才会有“泰山压顶”的终极象征。“抒情话语、叙事话语、象征话语、智性话语”我都会用到，这是小聪明。如果它们不构成一个言此意彼的场的话，那就只是小聪明，智力游戏。只要你用汉字写作，你就无法拒绝象征。拼音文字不同，从所指回到能指的路一直存在，西方诗歌20世纪以来倾向建立“个人的真理”，许多诗人从所指向能指撤退，向原始的声音撤退。为什么垮掉派那么喜欢朗诵，在那个现场，诗已经成为行为，说什么根本不重要，高潮的时候，只有重复的声音。完全回到了做法招魂的状态，只有在场才能体验到那个诗。《嚎叫》这样的诗，如果不朗诵，它基本上只是意义的尸体。汉语不同，回到原始的这条路比较困难，我深刻感受到汉字伦理（真理）、历史、所指的制约。汉字沉到底可以回到神性，但无法回到黑暗的声音，回到意义的彻底虚无。我喜欢汉字的这个底线，拒绝隐喻就是回到底线，回到开始。我的意思是，诗应当创造的是场，在这个场中，语词可以直接呈现，比如太阳，那就是“太阳”。而不是“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黑暗的价值对立面”等等的替代品。《0档案》有非常大的象征空间，“泰山压顶式”的空间的形成，恰恰是我最直接地使用了语言。这需要创造一个场。此诗的英语翻译者说翻译过程中他很压抑，一直在噩梦中似的，这是因为他进入了这个场。
　　
　　3、古典诗歌整体上是诗，而且其中的每个句子也是诗意十足，甚至成为名句。
　　
　　那也不一定。“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枯藤  老树  昏鸦”只是陈述了事实甚至只是组合排列了词。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诗意是文明选择的，许多句子在它产生的时代，并没有后人所谓的诗意。诗意来自当下经验的激活，也是语词被历史化的结果。
　　
　　当代诗歌也是一样，现在与古诗对比，也许没有什么名句。但将来难说。如果只有古体诗是诗，那么意味着这一百年对西方诗的翻译完全是无效的，没有一行翻译曾经达到过古代诗歌的水平。但人们一方面在责难白话诗的同时，却对西方翻译诗顶礼膜拜。比如文艺晚会经常朗诵的裴多芬“我愿意是激流”，很一般啊，我以为与当代新诗达到的水平那真是差得太远。
　　
　　4，而对于当代诗歌的许多作品来说，单独拿出来其中任何一个句子，很难说它是诗；但是，从整体来看，它作为一首诗似乎又是成立的。在新诗语言的实验方面，你是走得最远的当代诗人之一。在我看来，《Ｏ档案》的语言似乎处于诗歌语言与非诗歌语言之间：
　　
　　他那30年 1800个抽屉中的一袋 被一把钥匙掌握着
　　并不算太厚 此人正年轻 只有50多页 4万余字
　　外加 十多个公章 七八张相片 一些手印 净重1000克
　　不同的笔迹 一律从左向右排列 首行空出两格 分段另起一行
　　从一个部首到另一个部首 都是关于他的名字定义和状语
　　他一生的三分之一 他的时间 地点 事件 人物和活动规律
　　……抄写得整整齐齐 清清楚楚 干干净净 被信任着
　　人家据此视他为同志 发给他证件 工资 承认他的性别
　　据此 他每天八点钟来上班……
　　
　　这首长诗每一部分均不分节，每行分成若干词组，不用标点。语言极其精确写实、锋利尖锐。这种写法似乎和你以前的诗歌脱节较大，能否谈谈你是如何实现这一飞跃的？
　　
　　写作是去敝、明道，是随物赋形的过程，“赋事遣辞莫不各依象类”。佛教有个观点，叫做不执，要破除“我执障”。诗也要不断地破除“我执障”。古人云：文以明道，道是先验的，如何明则有各式各样的光。问题在于你的写作是否悟道的结果。目击道存。道无所不在，因为你不会只在一个方向上看见道。如何写应当道法自然，而不是执着于什么写作上的主义、理论，或者自己已经成形的所谓风格。写作是为世界守成，标新立异，是为了守护这个成，而不是破旧立新。
　　
　　5，对于你而言，这是一种偶然的尝试，还是一个发展的方向？
　　
　　我不尝试，也没有方向。我之所以写这个、怎么写，只是因为心动，有话要说。
　　
　　6.能否就此发表一下你对当代诗歌语言的看法，当代诗歌语言与闻一多时代的诗歌语言发生了哪些变化，取得了哪些进展，还有哪些不足，其发展前景及相关策略是什么？
　　
　　这是一个大问题。简单地说，在闻一多那一代诗人，白话诗的合法性是他们最大的焦虑。他们总在担心“新瓶装旧酒”。（例如金克木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卞之琳时说的），闻一多探索新诗格律化就是这种焦虑的表现。而在我们这一代诗人，用白话写诗，已经天经地义。还不只是白话诗合法化，最近十年，抛开那些铺天盖地的口水垃圾不说，好像更有意思的是，新诗在深入着“白话诗”的合法化。我没有闻一多时代诗人的焦虑，我的焦虑是在形而上的层面，也可以说是与神的关系这个层面，永恒与当下这些层面。最近十年的新诗我不是很看好，很热闹，但为道日损。当下本来只是灵感的触发地，现在却成了终极之地。诗越来越为时而作，为名而作，完全放弃了“为天地立心”，这是诗被读者等同于无聊的内在原因。当代诗坛小丑、乖戾、犬儒、斗士太多，我以为当代诗歌需要的是高僧大德。也有好的方面。现代中国，以往每一场喧嚣总是人去楼空。现在有了拒绝喧嚣者，因此可以期待水落石出了。进展，那就是新诗已经有了自身的传统，有了后生可以超越的东西。诗在物质经济的时代坚持了无用，升华起来，诗内在的神性（诗教的基础）逐渐鲜明。
　　
　　我最近有一文《道成肉身——最近十年的一点思考》，其中说到，写作必须道成肉身，热爱，持续一生。不是通过写作来改变人生际遇。新诗现在应当尊重它的成熟，而不能总是一场场青春期的胡闹。
　　
　　2009年10月14日星期三

本篇文章来源于 中国艺术批评 

把它排除在外，痛心啊！ 制图：陶小莫

　　“近年来，江苏高考作文一直在文体上要求‘除诗歌外”，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 ”在昨天召开的江苏省首届中小学诗歌颁奖大会上，江苏省文联主席、江苏省诗词协会名誉会长顾浩痛斥了高考指挥棒对诗歌这一重要文学样式的歧视和摧残，而他的观点也受到了南师大文学院钟陵教授等人的强烈支持。

　　（11月15日《扬子晚报》）

　　有道是，愤怒出诗人。江苏省诗词协会名誉会长怒不可遏，痛斥高考指挥棒对诗歌的不公，让人无不感喟诗人的风骨！无独有偶，我在不久前与一位酷爱诗歌的朋友侃谈时，那位仁兄朋友对高考去诗歌的规定也是义愤填膺，他痛扁高考歧视诗歌，是要摧残毁灭诗歌这一中华文化瑰宝。他即兴赋诗，“诗歌落寞，落寞诗歌，即使海子重生，诗歌仍是高考的沙漠。 ”

　　无论是诗歌学会会长的慷慨激昂，也无论诗歌爱好者的茕茕孑立的寂寞无着，诗歌仍然还是诗歌，在当今高考的指挥棒下，它无法一蹴而就，彻底作别受气窝火的尴尬处境。这是个让诗人惆怅的现实，同样也是值得诗歌的国度不得不反躬自省的问题。然而，我并不认为，将诗歌遭受冷遇归罪于高考，就找到了罪与罚的源头，其实那不过是隔靴搔痒，抓了个冤大头撒气泻火，而真正让诗歌衰败的罪魁祸首其实是应试教育。

　　这一点可以在南京一位四星级高中语文老师那里找到佐证，该教师直言不讳，“我们从不会布置学生去写诗歌！ ”原因之一，正如诗人的愤怒，“高考不考”。原因之二，“诗歌最多是孩子的自娱自乐，除了要求的诗歌鉴赏，在作文教学中是从来不会涉及诗歌的。 ”第二个原因恰恰是说到了点子上，如果说高中为应付高考，尚且有情可原，那么以同样的问题去问初中的老师，小学的老师，结果又该如何？不用费心，他们的回答肯定跟这位高中老师如出一辙，原因不外“初升高不考”或“小升初不考”！

　　那么当下，诗歌在哪里还会找到勉强生息的土壤呢？恐怕只有去童声朗朗的幼儿园寻觅，或者去挽救诗歌为己任的 “诗歌保护站”——诗歌社团找寻。因为那里暂且还没有被应试教育强行征地，尚有一些诗歌被吟咏传诵，还有一些因为诗歌而心醉神迷的卫士和战士，在虔诚地守护着诗歌的领地和家园。

　　诗歌本无罪，错就错在我们应试教育的制度设计上。在这种制度的持久误导下，唯分是举成了义务教育阶段的价值主流，简单麻利快的“伪客观”评判标准排斥了诗歌的的特性，拒绝了诗歌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剥夺了诗歌精炼的语言与超强的形象性，闭塞了诗歌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可以说，应试教育是从形式到内容，统统地将诗歌扫地出门！

　　也正因如此，企望诗歌能在高考作文中出现，那实在不怎么现实，而只能是一个美丽虚幻的传说。

　　□江郎才来

来源: 辽沈晚报

　　 深圳晚报:本报记者梁群报道 在这个时代，诗人为何写作？在城市化与现代化中，诗歌该如何写作？昨天下午，由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主办，晶报社、深圳中心书城承办的“诗歌人间”活动举行了“深圳读书月十周年·诗歌写作的城市化与现代化”的研讨会，陈寅、于坚、韩东、翟永明等18名诗人、学者就上述两大主题进行阐述和交流。

　　当晚8时，这18名诗人、学者还参加了“向经典致敬·深圳读书月十周年主题诗会”，诵读自写的名篇，与读者互动。

　　诗歌，呼唤心灵的写作

　　研讨会上，谈及“在这个时代，诗人为何写作？”这个问题时，各位诗人就自己的观点给出了答案。

　　诗人杨键认为自己写作的原因很简单，“一是我个人特别喜欢写作，这基本上是他的日常生活，再一个写作可以整理心灵的线条。心灵一旦来临，写作的过程就是呼唤心灵的方式，它既具体，同时又形而上。”

　　时评人张桃洲说：“我觉得诗人更敏感，对我们时代的一种敏感，对语言的一种敏感，通过诗人的写作，来看待这样一个时代的境遇，应该说是非常透彻的一种方式。”

　　诗意，每个时代都具有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她的速度、物质化和空间感给人更突出、更鲜明。在城市化现代化强烈的深圳，诗歌如何写作？

　　在女诗人翟永明看来，每个时代应该有每个时代的诗意，每个时代最重要的气质就是诗意，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它。“城市化、现代化我们无论喜不喜欢它，都是代表这个时代的诗意……这个时代在变化，我们对时代的描述也要变化，今天我们的诗写作应该就带有今天的气息和今天的气场。”

　　诗人何小竹认为这不是一个道德主题，不能说写自然就对、写城市就不对，“诗意是一种发现，诗歌是诗人发现的结果。无论是自然也好、城市也好或现代化也好，主要是你这个诗歌有没有发现。

　　据了解，“诗歌人间”活动是由晶报社和深圳中心书城共同发起的，一个面向公众包含诗朗诵、戏剧表演、诗人演讲和诗歌读者交流等多种形式的文化平台。于2007年开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