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1910年的纽约胜过后来的中国深圳

纽约市的预算改革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无疑具有深远意义。毫无疑问，这也是对美国旧有政治传统的一个革命式重建。

纽约市政研究局创办的市政研究与预算展览广泛地吸引了来自美国其他城市的市民，榜样延传，辛辛那提、费城、芝加哥、密尔沃基、哈特福特等城市陆续办起了自己的预算展览，就连一些小市镇亦有此类尝试。在这个过程中，纽约市政研究局不仅积极的四处推介改革经验，通过周密细致的社会调查摸清经验复制到各地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而且还出借自己的工作人员，直接帮助其他城市当局在相对规范和科学的轨迹上展开改革试验。

《预算民主》一书甚至说，纽约在当时的美国就像是一个学生的实验室，其实验的对象包括城市选举机器、文官制度管理，乃至制度铺设，在相关训练中，预算工作居于核心的地位。可想而知，当来自美国各地的政府官员、社会活动家乃至民众代表，从纽约带回预算民主的操作经验，又各自具有本地化的经验，预算民主走向（当时的美国）全国已难以阻挡。

可以说，这正是1910年左右的纽约要比其后多年的深圳出色的地方。而今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日子里审视美国纽约这个预算民主改革的先行者，对比曾经轰轰烈烈而昙花一现的制度创新者深圳，我们似乎有必要深刻反思。不要推托于深圳“仅仅”是经济特区，纽约市当时在美国可什么特殊地位都没有；也不要试图用改革艰难性来搪塞不足，百年前的纽约市政研究局，完全是从顽固的既得利益阶层中挣脱，并能“感化”和鼓动冷漠的社会多数人，倒是他们才是杀出了一条“血路”。

在纽约预算改革及其推广之前，由于有（对欧洲白人）宽松的归化入籍制度，美国民众的国家观念淡薄得很，完全地方自治、无政府主义、离群索居腔调的狭义社群主义充斥在民众当中。正是因为预算改革拯救了原有陷入仪式化的政治民主，才使得美国政治体制从长期以来的松散拼凑，转变为强大国家观念基础上的分权民主框架。

六、预算改革走向美国全国

1910年，塔夫脱政府上台，全国预算制度得以建立。这套制度设计的最初目的并不是为了民主，而是为了落实总统行政权力对国家的整合、控制，摆脱松散地方自治治理结构下的腐败和低效。纽约“ABC三人组”中的克里夫兰受命利用塔夫脱总统的权力，对美国联邦政府整个机构进行了首次调查，其人也发表了著名的《国家预算的必要性》。塔夫脱委员会明确指出，完整的预算制度将会是美国联邦制及权力分立的宪法原则“得以完整维护和政府得以满足人民福利要求”的有效手段；是“行政管理的节约与效率原则得以经常性地测验的手段”。

克里夫兰主持的改革，首先是对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的科学分类、职责界定，这样一来各部门的权力边界、相互关系得以确定，部门首长事实上“功能化的、官僚化的领主”地位被倾覆，机关小官僚对本部门狭隘的忠诚也就上升为对整个联邦政府的归属感。这样一来，美国总统的权力得以大大加强，总统通过各部门与民众、市场主体已经可以建立起有效联系。事实上，很多年后我们举步维艰的政府机构改革，正是对塔夫脱和克里夫兰曾经做法的一种复制，但思路却大有不同，我们竟然强调的是强化各行政部门而不是某一级政府宏观上的权力权威，这才有了连绵不绝的跑部钱进现象，以及药监局、质检总局近两年来曝出的制度弊病。

1921年，美国颁布《预算与会计法》，这标志着美国联邦政府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根本变革。国家行政预算制度的倡议者们提出一种委托权力理论，将总统推到了作为国会代理机构的位置，其职责就是执行国会的一般指令，并由国会代表公民完成公民-政府关系中的监督作用。

由此成立的预算局，通过颁布标准的会计程序和建立各种协调机构，使得联邦政府官员形成了共同的身份意识，完整意义上的美国政府由此才算真正产生。预算局形成了统一的处理与私人部门交易的实践模式，例如其通过联邦认证委员会公布了政府也日用品采购规范化的标准，与此同时，部际合约与调节委员会也形成了一套与私人企业打交道的标准化形式。预算局还建立了大量的协调委员会用以规范政府不同部门间的业务运行。

七、预算改革的遗产

《预算民主》一书在最后一章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讲述，“在代议民主制下，只要人民相信政府对他们的意愿是负责任的，他们就会接受政府对他们的统治。在一个小型的同质化的社会里，人们将权力委托给政治家，因为他们感觉到可能通过共享利益、经验而与政治家息息相关。周期性的选举能够保证责任，而社会的普遍联系则为一个负责任且响应性的政府奠定了重要基础。随着社会变得日益庞大、复杂和多元，社会联系减弱了，治理机构的合法性也相应地弱化了。为了重塑政治制度的可靠性，中介机构的发展保证了政府会保持与人们之间的联系。”

这应当是对预算改革之后至今，美国公共治理核心问题演变的一种概括，也成其为对其他国家政治民主化的一种提示。

附录：中国的预算民主改革样板

（以下内容加为蓝色，摘自《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10月20日专题报道）

原文链接：http://www.china-cbn.com/s/n/000002/20081020/000000101186.shtml

探索基层民主的中国农村，都要面临着经济贫乏，民主诉求以及素养不高等乡村现实。但浙江温岭的公众参与式的预算改革的成功，给了我们深刻的参考意义。

温岭这种将民主恳谈与预算审查结合起来，建立透明、民主的公共预算的发轫，开创基层预算改革的先河，也给我国的基层民主之路昭示了方向和路径。

2008年1月13日，温岭市交通局迈开了历史性的第一步，在交通部门预算的编制阶段，通过民主恳谈，由人大牵头，扩大部门参与（包括交通局、发展和改革局、建设规划局、国土资源局），还引入人大及各个街道和乡镇公众代表、部分离退休人员的参与。从而改变了过去由财政局一方主导的局面。

当时，来自温岭全市各地的52位市人大代表、公民代表，对温岭市交通部门2008年的预算收入（含计划融资）总计28081万元进行恳谈，让这部分预算晒在了阳光下。之后，这一预算资金中“大块头”才提交给3月份召开的市人代会审议。

温岭市人大常委会有关人士介绍，最初，温岭市交通局的反应并不算积极，感觉被监督、监管总有些别扭。不过等到工作开展之后，他们就发现引入“民主恳谈”后有多种好处：以前，交通局总有各工程项目需要争取预算，结果到了财政局常被退回来，或者压缩金额；这让交通局颇为郁闷，但也让财政局为难——这也是各地编制预算过程中的通病，哪个部门不绞尽脑汁地想多抢些“蛋糕”。

现在，人大的介入，让“民主恳谈”来商榷哪些项目更合适，由于充分反映了民意，过程也公开透明，交通局和财政局的工作都好做多了。这无疑会让他们在部门的例行考核上加分不少，老百姓的“口碑”也就好了。尝到甜头之后，温岭市里还有不少部门也希望带头搞预算恳谈。

参与恳谈—提出意见—部门反馈—调整预算—付诸实施—期中恳谈—适当调整。”这就是温岭市“参与式”预算的编制和执行的流程。

温岭于2005年开始在新河、泽国两镇率先“试水”公共预算改革，后来形成所谓的“参与式预算”。人大代表和普通民众可以以民主恳谈为主要形式，“参与”政府年度预算的审查，对政府的“花钱计划”发表意见并促成预算的修正和调整。这项改革由于将民主恳谈与预算审查有效结合起来，被认为是建立透明、民主的公共预算的发轫，开创了我国基层公共预算改革之先河，经过多年的实践，获得了上级人大、舆论界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各方赋予了中国基层公共预算改革重大突破的意义。

近一年，温岭模式越来越成熟。2008年初，温岭不仅将预算恳谈从乡镇一级升格到市级，预算改革还有多方面的创新：一方面是在提交预算修正案后引入代表辩论程序——而这是中国人大制度史的一项前所未有的创举；另一方面是将3年前诞生于新河镇的参与式公共预算改革扩大到市里的5个大镇。

《第一财经日报》评论：

温岭的改革无疑是成功的，但是它又在面临一种新的尴尬，那就是如何维持这种成功和推广这种成功。

温岭作为一个县级市，它在预算改革层面能做的，在技术层面，已经越来越接近完善，除了决算难以操作以及票决方面略有瑕疵外，在最近几年，温岭即便在全市所有乡镇范围内推广参与式预算，甚至将市级预算恳谈从交通部门扩展到绝大多数部门甚至所有部门，都不会太让人意外。

“参与式”预算解决的五大主要问题：

1.解决了基层人大权力被虚化问题。

2.解决了如何控制和削减镇级财政预算赤字的问题。

3.解决了镇级财政预算的“软约束”问题。

4.解决了财政资金的公平、合理分配问题。

5.解决了政府在管理公共事务方面遇到的问题。

然而，我国的基层民主改革不缺方案，不缺学者资源、智力资源，缺乏最主要的两个动力：民众的民主诉求和官员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

但是，缺乏民众的民主诉求显然又不符合我们的常识判断，如果非要强调这种缺乏，那么只能说是民众有足够的民主诉求，但是诉求的表达机制还不充分，以至于这种强烈的诉求没有上升为一种推动基层民主化改革的力量。

这种表达渠道的缺乏可能又是与官员缺乏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相联系。因为，温岭最初的改革不是上级命令或者指示的结果，甚至作为当时主要负责人的张学明，一开始并不了解也不太相信民主恳谈会有那么大的效果。也就是说，最早一批掀起温岭预算改革的建议者和执行者的价值追求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上级认可”、“组织表扬”，而是对民众负责，在践行民主的过程中，探求履行执政责任的最佳方式以及实现个人在这一领域内的成就感（自我价值实现，或新的价值追求）。

如果这个解释符合逻辑，那么，我们需要对症下药的是：首先，疏通民众民主诉求的表达机制，让其成为推动改革的一种力量；其次，鼓励和期待一批拥有新价值追求的基层干部的涌现。

   一、“任何监督都不如公开有益”。

   《预算民主》中文简体字版本译者叶娟丽（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该书译序中谈到，“预算是一种制度，它以复杂的技术、精确的数据告诉人民，他们的政府打算做什么，以及做了些什么。正是通过数据与图表，预算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确定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界限，进而划定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边界。”

这种结论的形成自然是来之不易的，但是在我们现实的公共治理中，财政官员们热衷于谈论用更加精密的数学方法、技术手段来达到自上之下的经费控制，预算被认为是一项专业性强的工作，主要服务于各级党政首长。而预算本身往往也被附加了莫名其妙的“中国特色”——必须保密，即便是人大代表看到的，也不过是笼统的收支计划和已开支条目。预算民主化的提出，常常遭到一些人或明处的贬损（将质疑者的动机妖魔化），或暗处的阻挠（只列数字图表、模型，不加说明，让人大代表及民众一头雾水）。最为离谱的是，作为现阶段体制内纠偏的重要力量，审计署在更换首长后居然指称审计不点名可以节省审计报告的篇幅。

是的，这几乎背离了预算的初衷。让我们通过《预算民主》一书，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有公共部门（政府、公共性NGO）的预算制度。

二、纽约曾经是腐败兼无能的政治大本营

大约是在一百年前，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原有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建，美国主要大城市日趋壮大和复杂，原先被美国人坚定信奉的小政府主张事实上必须到了破除的时候，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对公共性的破坏招致公众厌恶，并直接影响到政府合法性的延续。因此，政府大量投资于城市公共交通、文化、医疗、市政以及基础教育等项目，公共管理、服务、福利客观上需要更多的财政经费支持，当然这就需要增大税收征管。

纽约市的发展尤为迅猛，三十年间（1870年到1900年）城市常住人口从140万人增加到近350万人，纽约市政府的公共开支也水涨船高，但上涨的幅度未免太过惊人：1898年，纽约市的财政支出竟然是纽约州的5倍，并且超过了其他所有州财政支出的总和，甚至比美国联邦政府的支出还要高。

当时，纽约市基于“以支定收”的原则收税，很显然，无序的公共支出隐藏着重税基对城市发展未来的重大威胁，而且在当时，由州一级立法机关、纽约市政府各方面组成的财税监控临时机构（审议会议、听证会等），对政府支出的制约流于形式，造成很多财政拨款并不符合实际支出部门的需要。

当年岁月，正值扒粪党风行，政府财税的低效率以及无处不在的腐败被比较完整的揭露出来。纽约民众很快对此怨愤起来——今天某些人面对同样的问题，却把消除民众怨愤的办法设定为对不准报道、严禁议论、不许外传，动辄就与国家、地方形象联系起来，真是聪明心思没花对地方。

而更危险的问题在于，身处经济迅速转型、人口膨胀、文化多元、人际关系与归属感碎片化的现代都市，人们直观上感到付出甚多（纳税）而获得甚少。普通人参与代议政治自然是不大可能，政治门阀与商业精英的权力分肥之后对公共财税资源的滥用更加剧了草根的愤怒。不能正当宣泄和解决这一点，制度的合法性无从谈起。正如百年前，美国市政联盟首任财务主管R.富尔顿.卡廷所言，“（选民）需要感觉到他的政府是亲近而非疏远的；其行为是切实友爱的而非夸夸其谈和遥远的”。

三、现代企业制度助推公共预算制形成

从1870年到一战期间，现代工业企业制成熟起来，现代组织结构和会计程序也随即完善。控股公司内部建构了复杂的管理阶层，企业持续不断的对外投资，并努力争取外部资本支持，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更使得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会计体制迅速出现。

现代工业企业以及资本聚合对旧经济关系的摧毁是残酷的，加之这个时期开始兴起城市公共事业的特许经营，出现了对抗性、批判性的社会思潮，对此，企业主被迫扩大财政公开的范畴，以消除立法机关和公众的忧虑。1899年，纽约证交所作出规定，要求所有公司都必须公布年度平衡表单和收入状况报表。时任纽约证交所主席的亨利.克卢斯认为，任何企业、银行和商业公司一旦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就要“尽快通过要求检查或者公开来澄清自己”。

于是，以纽约为中心，20世纪初的美国各大城市，市政预算改革运动被开启。当时，艾伦、布鲁埃尔、克里夫兰组成了著名的“ABC三人组”，1906年纽约市政研究局成立，他们成为市政预算改革运动的引领者。在积极探索和不懈的利益博弈后，这项运动最终经纽约州，铺向了美国全国。

甫一开始，改革者们就认识到，像私营企业一样公开政府的财政收支，具有五大好处，“第一，会计公开可以使公众知晓他们的政治代表的决策。第二，它提供了制约公共服务企业的手段（城市公民权的保障）……第三，它促进金融稳定，加强政府信用。第四，它提供了城市比较的基础，使得每座城市都可向其他城市学习。第五，通过征收州政府税收等功能，加强州的中央行政管理控制，并强化州对城市活动的监督。”

因参与公共事业特许经营及上市，许多企业家刚开始非常抵触监控和财务公开的改革命令，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这项改革可以强化公司界限，不仅有助于杜绝少数企业、利益集团对政府资源的垄断，而且也使企业免受政府的不当干预。

四、预算改革破冰

预算必须是前瞻性的，立法机关和公民可以通过对预算的审查强行矫正甚至完全否定行政机关的工作，这可以打破政府机关内部部门职能隔离的孤立形态，从而使各项公共事务的执行权从极少数专业官僚的手中夺回。

由此来看，财政官员大谈预算问题的专业性，并有意让他们所称的专业性上升为一种与公开披露相对立的封闭性，竟然是百年前纽约市政研究局一早就力证驳斥过的。

预算改革在当时很好的疏解了民众尤其是新近崛起的美国中产阶级对政治分肥的排斥、厌恶、反抗，改革者成功的将“政治”与“行政”分离开来，将预算定义为后一部分的命题，这样一来，即便是厌恶政治的普通人，也会出于关心公共福利等与自身有关的利益问题而参与公共讨论。实际上，预算改革以及“行政”从“政治”的分离，标志着民主的再造。

纽约市政研究局当时就提出，为了起到代议民主工具的作用，预算必须易于市民接受和理解，他们为不同阶层、身份的民众量身定做了各种类型的宣传，有些是针对商业精英和政治家的，而其他的则针对纽约市民中的大众，新闻报道、直邮宣传品、公民听证会、预算展览宣传等形式都被引入其中。所以，这也提示我们，面对某地出台某处政策营销的略微创新举措，不要自作多情拔高成某一番宏大意义，更无需心存谀媚的大叫一番好。

“ABC三人组”中的艾伦特别重视通过媒体“教育”、引导民众理解预算改革的意义。纽约市政研究局还特地制作小册子和明信片，命名为“有效的公民权”，大批量印刷后寄给民众，他们甚至还与宗教团体达成合作，由神职人员利用信徒礼拜天祷告的机会传达有关信息。

听证会的出现最初让纽约市的官员甚至市政局的改革成员们很不舒服，因为民众的利益、视角、思考方式众相不同，很难整齐划一达到精英们理论上设定的“好公民”、“积极公民”标准。但官员们和专家们还是将公众宣传进行了下去。艾伦认为，预算听证会即便是没有多少公民前来参加，也需要举办，因为这样可以强迫政府官员在公众面前调整自己的行为。并且，预算改革本身已经触及传统文官阶层和权贵勾搭利益联盟，正需要借助向大众公开，来消除“那些蛮横地滥用权力的现象”。

20世纪初，工商企业界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广告传播。预算改革的推动者们迅速认识到其重要价值，直接将其沿用过来，作为普及预算民主理念的好帮手。艾伦认为，“专家政府的宣传没有一处是有效的，它不遵循出售商品时所采取的私人广告的原则”，当市民日益远离他们的政治代表，预算所包含的信息可以用以保证政府行为真正代表最初的授权。

于是，1908年至1911年，纽约市举办了4次预算展览，均受到了市民的热烈欢迎，其中1911年的那届参观人群甚至超过了100万人（城市人口的近三成）。虽然活动只有四届，但已经足以起到无法逆转的宣传效果，市民通过这样的活动开始密集关注公共收支行为，新闻媒体由此更加集聚于这类话题（对政府及官员的监督由此加强）。

预算展览宣传活动，首先展示了城市公共支出的数字内容（图表），还包括类似出租房委员会、城市俱乐部、改善穷人生活条件协会和慈善援助协会等由财政资助市民组织的运作情况。在活动前夕，预算宣传委员会还向地方报纸和市民组织，发放对纽约市政府各部门预算情况的评估报告，这样一来，前来参观的市民就可以从报纸上提前获知重要情况，并可做好参观重点观察的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预算展览宣传活动为了增强对民众的吸引力，还大量设计了有趣的展示形式，甚至把财政出资建造的牛奶站模型、监狱单人房、水利工程模型都搬到了活动现场。由政府“供养”的消防马匹也被牵来，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百年前的人们已经利用了电影和和动漫设计的手段，由此来吸引人们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和维护。

                        （《粮食战争》书评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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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危机确实非常值得探究。滥发的债务美元炒高了国际市场上所有基础性、绝对或相对稀缺性产品的价格，联系到粮食出口国发展生物能源、粮食进口国普遍缺乏市场议价能力，所以才有了粮食战争，成为今次金融危机、“货币战争”的组成部分。国际市场上那种对粮价未来预期的恐慌效应，实际上由人为制造、烘托，既有投机炒作做局的推力，也可看成欧美主要粮食出口国赢取贸易谈判主动权的精妙策划，但回归到供求关系的基本面，却并不值得过分担心。生物能源化的道德风险和技术瓶颈，也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决定了其对粮食投放总量的威胁将受到约束。

    但回归到中国粮食问题解决的基本命题上，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之前数年流行于主流经济学家、产业界、投资界甚至有关主管部门的一些观点，已被现实彻底证伪。2003年时，官方财经媒体《经济参考报》曾认为，“利用国际粮食市场，有利于我国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有利于建立一种具有良好特征和功能的农业新模式；利用国外供给源，必然有助于降低粮食供给的风险”。

事实上，在如今渐现片面性的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下，越来越多的粮食出口国转变为进口国，所谓的充分市场自由却没有能够带来良好的供求秩序，在普遍的通胀预期下，粮食出口国纷纷限制粮食出口，而进口国则积极增加进口，在紧平衡的框架下造成资本市场上农产品价格的提升。再加上国际油价上涨，以石油为原料的农资价格大幅攀升，全球水资源逐渐紧张，粮价成本驱动型增长成为必然；连年发生在澳大利亚等粮食主要出口国的自然灾害更做实投机布局。

例如，全球第二大大米出口国越南暴发虫灾，导致今年春夏时节，东南亚米价翻了一倍，已从每吨360美元涨至760美元。泰国官方公开鼓励本国农民“充分利用（涨价）这一形势”，囤积粮食的情况更加严重，当时美国媒体就有人哀叹，“当人们期待着价格能爬到每吨1000美元时，谁会愿意以750美元的价格出手？整个市场将陷入瘫痪，这才是最糟糕的地方。”

由央视财经报道栏目汇集推出的《粮食战争》一书，抢在粮价高位、世人关注的时候上市，着实让人佩服其选题眼光（之前粮食危机话题图书多是国外作品的引进版）。这本书的前四章用忧虑的口吻讲述了当今世界惨烈的“粮食战争”，后四章则以跳跃式思维谈论中国对策。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书中内容大量剪接该栏目报道实录（解说词）、其他媒体报道，危机与对策部分并不对称，各章、各节之间关联性不强，读完之后只会给人危机重重但一头雾水之感。

中国的粮食问题从表层上体现为粮食产量和国家储备充裕的同时，尖锐的粮食区域平衡矛盾和品种结构矛盾。而从深层次上看，农地产权、农业保险、农业科技以及劳动力价格问题决定了若要解除粮食预期危险，只能“功夫在诗外”。《粮食战争》仅仅将目光投射到粮食品种的安全性，显然是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所评图书：《粮食战争》，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中国财经报道》栏目组 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9月版

   《极端的未来——超越未来的十大趋势》，（美）詹姆斯·坎顿 著，杨梅 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8月版，定价：38元

《极端的未来——超越未来的十大趋势》这本书名气很大，去年秋天在我国台湾地区推出繁体中文译本的时候，就讨得好口彩；詹姆斯·坎顿也有不小的来头，据称是当今世界最为著名的未来学家、社会学家，又据称曾成功预测了一些重大趋势、重大事件的发生。就像资深财经评论人叶檀讥讽的那样，某些专家经历长期时间考验之后的巫术式预言，因为没有时间限制，狼来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詹姆斯·坎顿在这本预言著作中的所有主张都可概括为一句话，“未来机会很多、挑战也很多”，这跟四百年前北京天桥旁说书人兜售的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几乎没有分别。

简而言之，《极端的未来——超越未来的十大趋势》就是作者对美式消费型资本主义的乐观未来构想，基于次贷危机至今次华尔街崩盘，也可将其解读为美式知识精英的妄想症。在詹姆斯·坎顿看来，没有什么比“自由心灵、自由市场、自由企业”更美好的了，他使劲儿的沿用过去几年美国《新闻周刊》、《纽约时报》、《时代》及其专栏作家们熟练的陈词滥调，为读者勾勒出一幅幅有关全球化的各种魔幻愿景，如民主带来生活品质的改善、资本驱动下的创新可以消灭贫穷等等。那些结论都可以在理论上推导循环，正如雷曼兄弟的末任长官富尔德及其团队在计算衍生产品风险管控、回报收益时一定没料到鸟兽尽散的如今。

信仰某种主义或者说制度体系并由此提出未来观点并无大错，就像央视评书人阎崇年热衷为玄烨弘历们塑造美好形象、某些官方背景的专家拼命证明自己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某些重大关口的关键推手（如当年的价格双轨制改革倡导者究竟是谁，最近在媒体上就炒开了）也被人定义为言论自由一样。但是要将具体观点向社会推介，应当尊重历史并以此为现实求证的基础。虽然通篇不离“创新”二字，但是《极端的未来——超越未来的十大趋势》对制度创新层面的探究乏善可陈，仍是当前美式金融资本（衍生产品化）的一种重复。很显然，在欧美金融机构面临全面国有化境遇的今天，这本一年多之前写就的未来学已经面临核心价值的破产。

最离奇的莫过于詹姆斯·坎顿在谈论人力资源的未来蓝图时的自以为是，他提出了一种“诅咒”：凡是相信美式金融资本、消费性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体系及其未来的人，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就是“明天的领袖、创新者及开拓者。他们可能会为其他人开辟新的方向，别人就可以模仿他们的行为和行为模式”；而不相信上述“图腾”的人，“他们对各种社会上的主流活动都很退缩……最不可能获得较高水平的教育，也最不可能在事业上或是人生中获得成功。”

在深入论述创新型经济和国家未来的篇章中，詹姆斯·坎顿更言之凿凿的提出一个“创新经济的公式”：1+C+D=P2（创新+资本主义+民主=繁荣和和平）。如果在公式的D（民主）选项加上“精英阶层的”之限定，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奥秘。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在詹姆斯·坎顿推崇的无国界公民权、全球化民主秩序，与现实中美国越来越严格的公民归化入籍程序、保持繁荣的国际贸易壁垒战术构成极强的反讽意味，以至于《极端的未来——超越未来的十大趋势》第七章中也大谈中国等廉价而精致的制造能力对美国繁荣的威胁。

最令读者印象深刻的，应当是詹姆斯·坎顿热衷谈论的自然科学领域（尖端科学和应用科技）的未来成果。一百多年前，蒸汽机车风驰电掣般打破马车和轮船运输的缓慢氛围时，人们认为火车将彻底而深刻改变所有人的生活，并有朝一日带着翅膀会开上蓝天，这就揭示出一个规律：人对未来的猜想，常常对技术进步及应用的水平估计不足、而对社会变化变革的预期过高。

值得玩味的一个小问题是，《极端的未来——超越未来的十大趋势》繁体中文译本既已在一年前推出，眼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个简体中文译本却有多处错、漏字，并且直接照搬两岸译法不同的台式词组（人名、地名、公司名），这种引进发行态度只能理解为詹姆斯·坎顿学说同等的不严谨。

   因为自由主义在现代社会多少有点臭名昭著很多人都自称不是自由主义信徒，事实上完全建基在个体之上的该种理论，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排斥群体权利。自由主义公民权事实上是“深入人心”的，个人自由的最大化一直就是大部分人追求的一种制度、一种体制构想甚至一种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说，普通人都是不同程度上的自由主义者。国内某些学者曾经尝试提出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论证，实际上纯属多余。

    在这当中显著差异是，“消极自由”者激烈的反对绝大多数被称为干预的社会组织方式，认为个体应该不受干扰和不受强制地追求自己的计划；“积极自由”者则强调国家对个人自由的保障意义，并将政府作为视为其合法性的唯一来源。

一、基础而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

    约翰·洛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两个人在自由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占据了关键位置。

    洛克视个人为赋有理性并为理性所驱动的，强调个人理性足以引导遵守自然法则的实践活动。这就引出两个重要意义，一是理性的天赋性决定了人人平等，二是对自然和社会法则的理性认知，可以让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候赞同公正的法律和政府。洛克的自由观中，法律意义、私有财产权的绝对性特别明显，他认为，“自由就是依凭一种长期有效的法律而生活，这种法律对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共同的，并且是由该社会所设置的立法权所制定的……”。

    由此推导出建立在私人财产权基础上的公民权，也就是评论者称定义的“占有性个人主义”。按照洛克的观点，个体自己决定自己，获取社会地位，并主要通过私有财产制度、契约制度以及市场制度而与他人发生联系，这些制度帮助创造财富，同时也导致合法的不平等。为了澄清“占有性个人主义”导致贫富差异和社会冲突的指责，洛克再次强调理性和法律的重要性。

    穆勒则修正了洛克的自由主义哲学工程，他指出，个人在思想、探索、崇拜、表达诸方面之不受限制的自由，是通往真理和社会进步最可靠的途径。按照其观点，政府等体现外来、社会干预的范畴就该被压缩到最小。

    穆勒进一步指出个人自由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命题：第一，个人自由和国家行动常常是对立的，提高后者就要削弱前者，穆勒本人承认政府对法律的执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作为反而有助于个人自由，但总体上二者的冲突是基本面。第二，个人自由如果影响到他人，国家有理由进行正当的调控，但即便如此，国家也应该承认私人行动的优先性。

    二、发展的自由主义

    近现代社会的演进，毫无疑问使市民社会的世俗化程度加深，群体化生存成为必然，国家和超国家组织开始掌握更加优越的资源配置和综合权力。最显著的情况是，那些分享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的个体常常自然而然地组成利益集团，并由此介入公共事务，最有名的莫过于美国国会之外强大的院外游说集团。简而言之，一群自由主义者很可能联合起来，利用谈判优势地位赢取国家权力，继而利用法律达成“合法”而不一定正当的行为，受害者往往是另一些分散化的自由主义者。

    面对这类“利益群体自由主义”，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最担心的后果出现了：国家以及特殊身份的权贵，以此为理由缩减个人自由。作为个体的自由主义者义愤填膺，虽然对于许多社会目标来说，国家是必须的，但在那些力图通过提高国家权力来获取自身利益的政治家、官僚和私人群体的驱使下，它通常会毫不容情地谋求扩张它的权威和资源。他们认为，对上述两种危险情况的遏制，唯有建设健全而灵敏的市民社会。

    “自由主义宪政”由此粉墨登场，主张者认为，要通过公告制度和公共价值来限制国家权力，而自由主义市民社会的任务，则是培训一种能够抵阻国家权力的巧取豪夺、能够在最少的政府介入下自行解决问题、同时又能够对政府必需的活动保持严密监督的公民，来维护和强化这种宪政。事实上，这跟洛克、穆勒的原意已有显著差异。

三、自由主义公民权的疑难

    对自由主义的一种颂扬是，自由民主政体通常是比较稳定和宽容的，对外一般能和其他自由主义国家和平相处，制度诱使公民的攻击性、竞争性体现在了经济领域，特别是个人财富的追求。

    但矛盾就出现了。如前所述，自由主义宪政必须建立在对社会、政治事务抱有强烈兴趣的自由主义公民占社会成员大多数的基础上，而倘若该种情况出现，将会是自由主义本身的灾难，换言之，变相的多数人暴政将压迫那些不被看成自由主义公民的少数者。反过来，由大多数在洛克、穆勒定义范围中的自由主义公民组成的社会（及政治体系），由于众相对公共的冷漠，公共治理危机将很快出现。

    所以，美国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彼特·H.鲍德温在《自由主义公民权》一文（该文收入《公民权研究手册》第三编）中指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坚定地维护人格、信仰和行动的私人化，促进了人们对财富的追逐和对于物质愉悦的沉迷，在这种情况下，对政治和其他公共活动的热衷相对于赚钱和花钱，将得到更低的社会评价。

    而自由主义如今在社会平等问题上的含糊其辞，更加加剧了其被质疑的四面楚歌。不仅从美国民众政治、社会公民权的艰难历史进程上可以找出大把的依据，而且美国人发明的“经济自由”概念与经济平等（及其背后的公平正义问题）显得格格不入。在亚洲、欧洲等更具社群主义的社会中，私人物品的消费并不能像在美国那样明目张胆的奢靡化，公民常常鼓动国家对收入和财产课以重税，并用节制个人消费的法律来限制那种触目刺眼的、惹人嫉恨的财富。我们由此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欧洲和亚洲国家，富豪、大企业家竞选公职之后常常以捐出个人财富来赢取民意支持，而在美国，虽然也有类似行为，然而不仅发生频率低而且也很难拿来作为对个人道德水准的有效证明。美国和其他自由主义国家通常能容忍比较夸张的财富和收入上的不平等，华尔街大量投行亏损状态下，辞任高官拿走巨额分红和薪酬的事情很难在亚洲国家发生。

    自由主义者当然宣称其主张致力的起点公平，但由于排斥国家干预，基于才智、价值观和社会选择方面的差别产生的不平等通常在自由主义国家得以制度化，个人财富悬殊化、新技术推广的不均等化还在加剧不平等的分布程度，这就是说，所谓起点公平并不是真实而广泛存在的。

     而在再分配政策的制定、实施和合法化方面，自由主义国家存在更多阻碍。一方面，在自由主义的社会体制中，私人部门掌握着绝大多数驱使和塑造个人及群体的激励手段，这些手段基本上不受国家的操控。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力求保持国家的弱小，保持私人利益对于国家的渗透性，并通过广泛分布在各个方面的、仔细地限制国家影响力的各种政治结构和惯例，排除了国家权力保障社会平等的主动性。

     例如在美国，在缺乏某种广泛的公民共识或危机感的情况下，很难有效地实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而利益（游说）集团的强大存在，常常使重大危机真正来临时，公共利益和国家资源被少数人劫持。最近美国政府启动的金融救市方案，事实上正是以美国政府国际信誉和美国纳税人贡献为极少数华尔街精英冒险行为的兜底。

    不是所有好食材都能做成美味佳肴的。由央视财经报道栏目汇集推出的《粮食战争》一书，抢在粮价高位、世人关注的时候上市，着实让人佩服其选题眼光（之前粮食危机话题图书多是国外作品的引进版）。这本书的前四章用忧虑的口吻讲述了当今世界惨烈的“粮食战争”，后四章则以跳跃式思维谈论中国对策。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书中内容大量剪接该栏目报道实录（解说词）、其他媒体报道，危机与对策部分并不对称，各章、各节之间关联性不强，读完之后只会给人危机重重但一头雾水之感。

    粮食危机确实非常值得探究。滥发的债务美元炒高了国际市场上所有基础性、绝对或相对稀缺性产品的价格，联系到粮食出口国发展生物能源、粮食进口国普遍缺乏市场议价能力，所以才有了粮食战争，成为今次金融危机、“货币战争”的组成部分。国际市场上那种对粮价未来预期的恐慌效应，实际上由人为制造、烘托，既有投机炒作做局的推力，也可看成欧美主要粮食出口国赢取贸易谈判主动权的精妙策划，但回归到供求关系的基本面，却并不值得过分担心。生物能源化的道德风险和技术瓶颈，也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决定了其对粮食投放总量的威胁将受到约束。

     中国的粮食问题从表层上体现为粮食产量和国家储备充裕的同时，尖锐的粮食区域平衡矛盾和品种结构矛盾。而从深层次上看，农地产权、农业保险、农业科技以及劳动力价格问题决定了若要解除粮食预期危险，只能“功夫在诗外”。《粮食战争》仅仅将目光投射到粮食品种的安全性，显然是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所评图书：《粮食战争》，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中国财经报道》栏目组 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9月版

本文发表在《新京报》10月11日“书评周刊”，笔名“关俞顺”（该笔名系报纸编辑拆字而设），链接为：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culture/spzk/2008/10-11/008@025133.htm

《公民权研究手册》，（英）恩靳·F．伊辛、布雷恩·S．特纳 主编，王小章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版，定价：54元，中译本正文468页、50.5万字

    一、奥巴马戳破权利骗局

奥巴马经济学炒得很火，那个空洞的呼喊着“改变”而提不出任何现实解决建议的人，正如欧美选举史上的若干个曾经掀起舆论风潮的大角色一样，如果一旦当选，就会改弦易辙。政治世家肯尼迪打不败的资本大亨和金融贵族，会让浅薄的媒体宠儿——无论是奥巴马还是佩林，都无法再如竞选辞令中声称的那般率性而为。至于如果没有当选之后的影响，您还记得几年前的克里说过什么吗？

不过客观来讲，奥巴马及其竞选团队确实很“聪明”，公民权虚化在美国已经非常严重，据此在对政治公民权含糊其辞的基础上，宣称对经济公民权、社会公民权“大动干戈”，辅之以契合互联网时代传播规律的包装手法，一下子就获得年轻一辈的拥戴。

新自由主义盛行岁月肇始，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分别在美英两国致力于对公民权的削弱，体现为社会福利的社会公民权严重缩水，而拟人化的法人（见本笔记第三篇，指“类似人，也就是拟人化的民族、社会组织、经济组织、机构”）享受到所有的公民权甚至显现得更为优越、更为集中、凭借其组织化优势更为突出，而却借着资本国际化、NGO社会责任无国界等名头规避所有公民义务，并将以往需要法人承担的成本、代价悉数外部化。这就有了奥巴马针对中产阶级和贫民提出的煽动。

穷人的公民权，换言之即是被精英阶层视为可能对政治秩序造成障碍的普通人群，他们（我们，你们）应该享有什么样的权利，从现当代史角度考察的趋势，是公民权概念在被极力充实、范畴在被大范围扩展。但与之同时，已有人提出让这种权利“回归”本位：公民权只是代表公民身份的法律名词，如果有附加的权利也仅仅是政治领域的投票权，意即对代议制政治的浅度参与，让从古代和近代“臣民”身份进化至今的公民在仪式上表演。这是个非常危险的倾向。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罗格斯·M.史密斯在《现代公民权》一文（该文收入《公民权研究手册》第二编）中指出，现代公民权演进中，“参与性公民理念的明显衰退”值得重视。表现出来，即是物欲而浅薄化社会中，普通人渐渐失去本来属于自身权利的公共事务议题的兴趣，贫困救济、失业援助、职业培训、社会保险等政策也继续强化着身份藩篱。简而言之，人们浴血奋战得来的宝贵权利正在被大部分浪费，而这正成为威权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倡导缩减公民权范畴、降低深度的绝佳借口（前者常常谈论宏大而诡异的政治正确借口，后者通常以宗教虔诚和市场效率为推手）。

在奥巴马及其竞选团队向人们（不惟美国人民）提出公民权虚化的严重问题中，后民族国家公民权正处于激烈争辩的境地。如今高度跨国化的经济、运输、沟通体系，提出了对传统民族国家公民权的超越。有人认为，区域性联盟，国际法律机构，各种跨国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组织，将带来超越国界的新型公民权。这种新型公民权的大敌当然是民族国家及其法律政治体系，所以欧美的一些学者、政治家已经在谈论通过强化国家中的地方性共同体（然后达成地方与地方的联合），他们的理由是，地方性共同体相比民族国家更有利于公民享受到基本的公民权。

上段观点似乎能够部分解释欧美在科索沃问题上的首鼠两端。当然，构成公民和公民权的重要条件即是共同认同，很显然由资本与新权贵推动建构的地方性共同体欠缺这个条件。无论如何，让公民权真实表现为分享治理权，让穷人不被制度性的边缘化，才是规避未来国家间尖锐冲突的重要前提。

二、经济公民权：穷人渐渐失去的劳工自由

早在19世纪中叶，欧美大部分民主国家，拥有财产、订立契约、从事工作已被视为基本的民权，进入19世纪末，无财产者获得公民权，各种集体组织权和谈判权获得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切实的保障。

劳工权利成为经济公民权的核心。无论在早期工业化国家（英、美、法）、第二代工业化国家（瑞典、加拿大、澳、日），还是二战后新兴民族国家，劳动法体系都基本经历了三个典型的阶段——压制、容忍和承认，但集体谈判权利却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内部异化，工会贵族的出现、工人权利委托效益降低。

在传统劳动法体系的设计上，引导劳方在一定程度上矫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俱来不平等（及其冲击性后果）是重要目的。以政治新自由主义为内驱的经济自由派则“本能地仇视劳工权利”，跨国资本控制地方资本（以产业链、供应链关系“控制”上下游配套企业），如果地方资本（配套企业雇主）致力于矫正劳资关系（而提高了供货价格），跨国资本马上可以更换配套伙伴或削减订单份额，于是建基在自由权之上的劳动法体系如今多成为一纸空文。

在多数西方国家中，社会压力群体常常激烈反对童工雇佣、低程度劳动保护等侵害经济公民权的行为，压力一旦政治化，跨国资本也不得不有所收敛。但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却没有这样的社会压力群体或者说体制不允许这类群体发出压力，跨国资本借着产业链、供应链压榨最底端工人的情况便无法回避。伦敦城市大学社会学教授安东尼·伍迪威斯在《经济公民权：变化和全球化的威胁》一文（该文收入《公民权研究手册》第二编）中指出，现在“只有WTO所代表的政府间的语境中来讨论劳工权利，这种讨论在全球经济圈中才具有影响力。”

三、社会公民权：穷人安身立命的前提

近年来，一些新的社会和文化运动促进了认同与承认的政治、多元文化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政治、性与生活方式的政治、消费与交往的政治等。社会公民权的面貌似乎已经变得和它最初所指的“促进能力的权利、机会权利、再分配和补偿的权利”（见本笔记第二篇）迥然不同。

 公民权的最初框架，体现在政治—社会—经济三个维度上，分别是“民主—福利—资本主义”，由此形成相对稳定的制度循环。而在“社会”这个维度上，“福利”指数已经在不同国家显出剧烈差异，现有三种典型模式，在我国亦有对立观点的对峙。

一是自由市场模式，以美国、英国为代表，在这种模式下，强调的是市民权利和对经济增长的追求，而对社会权利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国家福利开支，则通过对申请补助者的经济状况进行严格调查核实的社会救助“安全网”手段而控制在最低限度。

二是保守的法团主义模式，主要以德国以及其他一些欧陆社会如奥地利、法国为典型。这种模式旨在促进高水平的就业，并在产业关系和社会政策制定上建立雇主和工人组织的社会对话制度。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模式重在保护全日制男性雇员及其家人的社会权利，而对其他人群的权利保护存在排斥性条款。

三是社会民主模式，以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为典型，这种模式追求平等、普遍、包容的理想和价值，以高税负为基础建立了高水准的社会保障体系。

就道德性而言，社会民主模式受到的夸奖最多，但在跨国资本不受约束的扩张压力下，支撑社会民主模式的社会和政治经济条件已经受到根本性的破坏，很难在不作大幅调整的基础上继续延续。法团主义模式受到了女权主义者等群体的激烈抗议，而不同族裔的移民群体正密集加入到抗议浪潮之中。自由市场模式尽管被经济学家和跨国公司领导人吹捧最多，但次贷危机已然击破低水平保障所能起到的稳定社会作用，奥巴马基于此提出的许多观点得到热捧。

事实上，福利国家必须是民主国家的社会保障面目，在全球化体系下，上述三种模式的具体实践国都已经开始了政策趋同化的试验。

   《公民权研究手册》，（英）恩靳·F．伊辛、布雷恩·S．特纳 主编，王小章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版，定价：54元，中译本正文468页、50.5万字

    一、普遍主义权利与特殊主义权利

所谓普遍主义权利，在政治公民权中通常指名义上的普遍性，只需要特定对象是公民（具备身份）、符合特定权利产生的情形，包括一些境遇性的权利，也具有普遍性。例如在民主国家中，所有公民都有获得公共援助以及其他公共福利的权利，但这设置了权利的产生情形（条件）：陷入困顿或进入特定的年龄段（如养老金的领取等）。

政治公民权的第一个重要分歧就产生在特殊主义权利领域。美国著名的平权计划，退伍军人、妇女、非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等人群享受到了特殊主义权利，这被学者定义为暂时的“豁免权”，意即对这些人群（及其祖先）过去受到严重不公平对待的一种特殊补偿。但现在的问题是，特殊补偿已渐常态化。黑色人种美国人充分利用教育政策的扶持，事实上剥夺了白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美国人的一些机会。并且，有相当多的美国主流政治、社会学者已经试图游说黑色人种等群体，不应将特殊主义权利滥用并固态化，依赖从来无助于自力更生或是改善外部歧视，只会形成强烈的悲情堆砌，在群体上排斥对社会的参与和对机遇的把握。

也有专家从法律上对上述问题予以反思。来自美国肯塔基大学的托马斯·雅诺斯基、布雷恩·格兰在《政治公民权：权利的根基》一文中指出（该文收入《公民权研究手册》第一编），“如果某种群体文化贬损妇女、老人、年轻人或该社会的其他某种特定的成员（如存在死刑的历史上的【笔者注：美国】南部联邦）、今日美国依然保留死刑的地区、某些对女孩施行阴蒂切割礼的非洲穆斯林社会、保留着回避礼的阿曼门诺派等），哪么，难道一个民主的社会就要因为这种贬损是嵌入那种文化之中的而视之为正当的吗？”

这个问题是纠结不清的，因为再往后追溯，就要谈论到历史的审判以及最让政治家们头痛的民族自决权了。包括美国在内，大多数一元制民族—国家给予少数民族在文化类属上的特殊权利，并由此延伸到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经济领域的特权，借以回避关键的命题。

二、法律和政治权利的分歧

（一）法律权利及其分歧

《政治公民权：权利的根基》一文提出，公民权中的法律权利（及其配套的义务）应当包括：合乎情理的人身安全、得到公正的司法以及良知的自由。这三个笼统概念为大多数国家所承认，但对概念的具体切分上却出现了致命问题。譬如人身安全权，有些国家甚至没有避孕、堕胎的公民自由，一些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拒绝承认婚内强奸的存在，而众所周知某些宣称爱护妇女儿童的国家，却对保障儿童不受伤害或虐待（而作法律和行政上的努力）敷衍了事。

人身安全权的重要构件即是隐私权，这在不同国家甚至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同一地方的不同时候或不同裁决官有迥异解释。譬如互联网时代国人熟知的“人肉搜索”，又比如国家权力在个人隐私领域的允许活动范围，都被激烈争论，但无论怎样争辩，必须承认的一个一个前提是，如果要严格控制个体对他人隐私的接触，必然相应甚至更大幅度的控制国家和社会组织对普通人隐私的掌握程度。而在我国，很多专家一方面“含泪”劝说人们减少对威权体制的对抗心理、尤其不能抵触所有以“正义”名义出现的对个人隐私的组织渗透，另一方面却痛恨“人肉搜索”之类可能消解体制内精英特权的存在，当真是咄咄怪事！

公正司法是最无争议，换言之最合人心的一项法律权利。法系和法制的不同，不影响不同国家在诉讼权益保障方面的政策内容趋同化。

良知与选择的权利允许人们保持其价值和信仰，并按其宗教的、哲学的、甚至非道德的准则生活，包括言论和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择偶自由、择业自由等。现在已有利益团体连同专家提出，人亦有主动选择（更换）性别和民族成分的权利。

对应良知与选择的权利，通常意味着庞杂的个人义务。许多义务事实上会束缚权利的行使，因为个体权利的行使可能伤害和阻碍他人，例如言论自由常常与禁止煽动仇恨和公共行动中不得出现种族和性别歧视的言语之间存在致命冲突。

（二）政治权利

政治权利通常被固定为四类：个人的政治权利、组织权利、成员资格权利和群体自决权利，体现为投票权、对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参与权、归化入籍权，当然会有纷繁的差异。如前所述，民族自决权不在任何一种稳定的政治权利理论的成果之中。

三、公民权的范畴扩大

公民权，具体来说是政治公民权，从来不是稳定的概念，作为前提条件的公民身份，一直是争论的焦点。那些受贬斥的人、残疾人、潜在人和类似人是不是公民，在这个命题下的争论直接带来了公民权实施的范畴扩大。

所谓受贬斥的人，即是因为性别、种族、民族、财产身份而受到不平等社会评价的人，近现代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内，他们被视为一旦给予公民权将会对市民社会乃至社会体系造成毁灭性破坏的“多余部分”。

残疾人群体受排挤，尽管这个事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被认为不道德，但现实生活中，心智残疾者常常因为存在自我表达上的困难，而无法得到正常接纳。

潜在人，也就是子宫中的胎儿、植物人、精神疾病患者等无法决定自我意志的个体，之所以其权利常常无法实现，是因为与权利形成对照的义务无人问津，也就是说社会上没有人承接这部分个体让渡的义务，而其权利往往构成对他人权利及生活秩序的干扰。

类似人，也就是拟人化的民族、社会组织、经济组织、机构，它们无需承担公民义务，却享受着比公民个体更优越、更集中的权利。

四、公民权认知的内在危机

在公民个体的一生中，贯穿生命历程的必然是权利、义务承担顺序的相错变化。在青少年期，孩子们通过学校的公民教育和义工活动而事实上承担了多余的公民义务，进入成年后，权利和义务对于普通人而言是相对均衡的，而到了人的老年，权利享有成了压倒性切面。

但现在的问题是，青少年乃至部分智力超群、意识觉醒的儿童不愿意按照上述顺序先“牺牲”，他们决定要独立，也就是拒绝多余公民义务，这个时候谁无法断言几十年后他们会不会也果断“牺牲”自己的权利。从社会宏观面来看，青少年叛逆和独立心理正成为整体上危及公民权及其义务体系的关键力量。

四、公民权的底线

公民权通常包含三个维度：法律公民权、政治公民权、社会公民权，连同与此相关的制度。正如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指出的那样，公民权利的提出并完善，本身是为了降低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风险，例如贫困、不平等以及与此关联的健康和社会排斥问题。就这方面结论，西方学者如今已不再全盘否认。上述三方面公民权，本身构成普遍人权和国家层面的体现。

但亦如西方学者猛烈抨击的那样，苏联式公民理论在低水平“平等”的福利供给、貌似平等的社会参与机会之后，将社会公民权与其他两个范畴孤立开来，这实际上是对公民权和现代国家合法性的解构。

   《公民权研究手册》，（英）恩靳·F．伊辛、布雷恩·S．特纳 主编，王小章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版，定价：54元，中译本正文468页、50.5万字

一、公民权的来源

公民权首先来源于公民身份的确立。来自美国肯塔基大学的托马斯·雅诺斯基、布雷恩·格兰在《政治公民权：权利的根基》一文中指出（该文收入《公民权研究手册》第一编），某些所谓天赋的或自然的权利可能作为非正式的法律规范而存在，但却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利，“就此而言，至少它们在公共领域中于政治上被确认为一种普遍的权利之前，还没有进入公民权利的范畴。”

那些将公民权乃至人权勾勒成普适如阳光般无往不在的观点，事实上是很难回答女性主义者和文化多元论者的质疑。在任何一个特定国家，公共资源以及每个平民的同情心，都是首先投入对公民资格享有者的保障，这才有美国等国家接收移民时的归化程序。

公民身份包含着在一种法律体系之下主动的影响政治的能力和被动的生存权利。现在我们经常搞混淆的是，这种主动和被动的位序关系以及相互作用。“一个仁慈的独裁者可以用有限的法律权利结合再分配系统中广泛的社会权利来进行统治”，但反过来肯定不能成其为文明社会的形态。与之同时，无论独裁多么仁慈，仍旧可能从制度上迅速击溃公民现有的享有和良好预期，为了防止少数人谋划导致社会剧烈变动的情况出现，公民的主动政治能力就显示了重要性。

从法律上讲，公民权的一般内容是普遍性的，但是事实上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混合体制国家，都有权贵之外的少数人群因为历史、社会原因而享有特殊的权利，例如大部分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优待、美国等国对黑色人种的扶持等。很多专家虽然不否认这部分人面对社会竞争的起点不公平现状，但并不赞同赋予特权的做法，因为那样做不仅可能培植懒汉、招致人群特征的仿冒（如我国各地高考中不少考生改动民族等项目，以换取加分），而且对改变其弱势现状毫无帮助（如美国实行矫枉过正的黑人优惠政策多年来，这个族群的社会竞争能力并未大幅提升，反而出现了社群文化衰落等新问题）。

公民权利的平等性，体现为程序上、理论上所有人都能享受所有制度利好。

二、公民权的构成

“公民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关民主、人权、自由、法治等术语太容易在公共讨论中被似是而非的概念化。所谓不雅照事件，运动员奥运退赛，明星代言有毒奶粉，以及如今已成替罪羊的拍虎正龙，纷纷重创中国人含混的权利义务观。越来越多的公共事件，尽管可以按照现行法律、既有惯例（含习俗、其他地区通行做法）而界定权利义务的三个基本轴线，包括外延（包容和排斥的法则与规范）、内涵（权利和责任）和深度（强或弱），继而提出稳定的解决逻辑。

但公民权讨论在如今本身就已带来歧义和质疑，一些经典著作、早年法律、国际公约形成的价值命题已无力支撑有关性别、种族、民族、移民、生态、技术、世界主义等细致领域（不乏宏大意义）的公民权落实，具体公民权之间的排斥与反排斥、约束与反约束、支撑与拒绝支撑意味越来越强。我国官方一直强调的人权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基础（以及隐藏的民主、法治、政治制度特色论），尽管事实上符合所有先贤大哲的权利位序定义，但在复杂化的诘难话语面前，已被普遍看成答非所问。
    《公民权研究手册》首篇导论中，恩靳·F．伊辛和布雷恩·S．特纳就指出，现代公民权概念源自民族—国家：在民族—国家框架中，“特定的权利和义务被赋予处在它的权威之下的个体”。民族—国家的现代公民权利通常包括民权（言论和迁徙自由、法治）、政治权利（投票、竞选公职）、社会权利（福利、失业保障、医疗保障），这些权利的具体组合及其深度，国与国互有不同。在这个框架中，并没有哪个国家真有“天赋人权”或者权利的自然赋予，大部分的权利及其责任体系，都是经过并不光明正大的政治斗争而实现的，并且戴着不同的“帽子”（历史和社会问题决定的部分人优先、特殊庇护、例外权）。也就是说，公民权的普遍性从价值维度上而言是对的，成为人追求进步的终极理想，但迄今为止从来没有真实的一起案例。

在美国、瑞士、澳大利亚这样的自由民主体制下，国家依赖市场来分配社会权利，强调的是基本民权和政治权利。在奥地利、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些法团主义国家中，社会权利得到了更大的关注——这跟近现代史上这些战争“主角”国家对社会权利牺牲过度、而今加强补偿的政治传统有关，随着移民问题、本土居民失业问题的尖锐化，许多已取得神圣普适地位的权利被强行加入了身份和门槛限制。而在瑞典、挪威、芬兰、丹麦、荷兰这些社会民主制国家中，社会权利则被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国家为所有成员提供普遍的福利。

公民权的现代政治理论，包括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一直在混乱的被中国人使用着，《劳动合同法》在广东引起的莫名争论即是典型故事，大批“知道分子”逻辑不清的用资本自由论驳斥着公民的经济自由权，并且还声称是为了对抗国家对劳资就业问题的过当干预。自由主义突出强调个体，将普通人（没有身份和门槛限制）所拥有的自由视为所有权利的核心；社群主义强调共同体（社会或国家），关注社会的凝聚力和公正运行；共和主义理论，则体现为前二者的中和，既强调个体的权利，也强调群体的权利，同时强调冲突和竞争在拓展或建构这些权利中的作用。三种主义之间既存在尖锐对立，也不乏核心元素的重合。

但比较值得警惕的是政治家、行政官员沦为政客，知识分子犬儒化的现实。正如上段提到的关于《劳动合同法》的争论，无论在位或在野，很多人没有坚定的公民至上或者国家主义信仰，娴熟的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中每每挑出论据，尽情的讽刺挖苦嘲弄，并且先见之明的自辩声称“批评者没有建言的义务”。在新近出版的另一本《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中，英国学者贝维斯指出，“成为犬儒是时尚所趋，即在仪式上反对现存制度”，批评者“尽情地向外在世界倾倒蔑视之情”，并由此“通往功成名就的境界”。

公民权的重要性，即在前述犬儒化的公共讨论中凸显出来：不要陷入笼统而不切实际的空谈，要不然你什么都得不到。公民权的整体意义可以表现为自然赋予，但内容依照现实争取而得来，譬如欧洲新老国家均严重面对的移民问题中，不同族裔的移民在斗争能量、策略等方面的差异直接决定了差异化的公民权得到。由此，公民权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社会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个体和社会群体介入了提出权利要求、扩展权利或丧失权利的现实过程，其具体实践可以颠覆基本意义之外所有的规范、惯例、意义、认同。

在公民权讨论的基础领域，不可能脱离其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历史联系问题。“公民身份”来自于城市、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这必然带来现代社会形成之初基于性别、种族、民族、信仰、文化认同而划分的“自己人”、“外人”。现代史向当代史的过渡进步，正是上述划分解体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但社会组织形式（国家等）和具体划分的沿袭，决定了一体化过程是漫长，甚至可以视为遥遥无期。

第二个问题是公民权扩展争取的潮流遭遇到的“暗礁”。一是各类人群主体表现出的对权利责任抑或义务的回避态度，保守主义政治势力甚至反过来将道德水准作为公民权享有的一种门槛。二是新自由主义放纵下的经济自由已经演变为单向度的资本自由，在普通大众看起来奇异的特殊人群特殊权利不断得到法律和社会承认的今天，作为劳动者的公民遭遇到严重的劳动临时化、就业不充分、提前退休、弹性工时等现象，事实上失去了普通人经济自由乃至其他基本权利。三是新公共管理运动带来政府对社会保障、社会公共产品投入的缩减，或是以特许经营的名义事实市场化，降低了公民通过公共教育、培训获得职业技能所具备的就业自主能力，大范围的造成了公共领域的衰败。

《公民权研究手册》目录

1．公民权研究：导论

第一编 基础

2．政治公民权：权利的根基

3．经济公民权：变化和全球化的威胁

4．社会公民权：社会变迁的基础

第二编 历史

5．古代公民权及其继承者

6．现代公民权

7．东方主义之后的公民权

第三编 取向

8．自由主义公民权

9．共和主义公民权

10．社群主义与公民权

11．政治理论和地缘分布中的激进民主公民权

第四编 形式

12．性公民权

13．公民权与印第安人：内部殖民主义的暧昧遗产

14．文化公民权

15．多文化公民权

16．宗教与政治：公民权的基本形式

17．通向后民族的和去国籍化的公民权

18．生态公民权

19．城市、民主和公民权：历史意象与当代实践

20．世界公民权

还记得吗？曾经扬名四海的领头图书，引出苍蝇般的跟风图书，最后一起臭名远扬：《天亮以后说分手》后紧随《天不亮就分手》，《谁动了我的奶酪》引出《我能动谁的奶酪》、《谁动了我的肉包子》，至于紧随《品三国》而刻意诋毁古人的著作就更多了。此外也有伪书《没有任何借口》、《哈佛女孩刘亦婷》引出的假冒伪劣。当然，相比美国的大学毕业生过去若干年信心满满的在大型金融机构制造导致华尔街大崩盘的今次危机，中国的知识人玩跟风图书的危害性似乎还相去甚远。

如果在这个黄金周，你去过书店并且长时间呆在那，应该被有一种图书吓到了吧？没错，那就是《xx战争》。去年《货币战争》的推出，引起争议性风潮，这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话题讨论，该书对金本位的崇尚以及颠覆性的定义当今国际金融秩序（后来被人总结为“阴谋论”），据说波动范围很遥远也很高层。国内那帮靠着经典经济学贩文上讲坛的经济学家先是假装很不屑，后来听说影响很高层的声音后，执掌国内经济类传媒话语权的《财经》杂志纷纷出动签约经济学家与之论战，一家地方小报把《货币战争》评为2007年度的烂书之首（如果按照该报标准，中国的图书就没几本可以供人读了）。

中国的出版社，以及靠着各种关系拿到牌照的出版公司，除了依靠体制优势做教材和内部出版物而衣食无忧的几家，其他的在平日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拼命压低草根作者的稿酬，这些作者就靠着东拼西凑、网上剽窃完成指定主题的长销书和畅销书。二是寻求跟风对象，以前跟风者在作家姓名上做手脚（如平民版的“王朔”、“古龙”，或以“全庸”、“凉瑶”浑水摸鱼），作家新作热卖，马上就有克隆版面世，大作家们都有博客，一旦发现伪作就马上辟谣，加上如今的不少读者习惯从网上买书，这类手法早就不用了。世易时移，跟风也进入了2.0、3.0，《货币战争》的争议性和连续热销（至今仍居各大书城、网上书店畅销榜前十位），使得炒作原本读者群严重受限的金融、经济安全题材成为可能。

这就有了诸多的“战争”版本，底气不太足的通常在封面、封底、扉页上印上“PK《货币战争》”之类的字样，有个别不太懂当今消费者心理的出版商还直接号称“超越”。这些跟风之作当中，创作态度稍显认真、论述逻辑严谨、引用数据等资料比较全面的，只有张庭宾《反热钱战争》一本，其他各本的拼凑痕迹相当明显，或大篇幅引用报刊报道内容，或不注明来源的整章整节剽窃他人著作尤其是国外作者的著作，或故意忽略数据资料而武断推论，或简单化的根据网络论坛上“民意”集中的帖子而扩写。

    哲学家叔本华曾经对伪书、垃圾书流行痛心疾首，认为那样的书使读者不仅浪费时间、金钱，而且丧失了读好书、做高尚的事情的机会。那么，珍爱读书的人们现在就要小心，远离跟风图书，和“战争”保持距离！

细数跟风的《xx战争》

战争之“母”：

《货币战争》，宋鸿兵 著，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不完全统计）跟风之“子”：

1.《新能源战争》，唐风 著，中国商业出版社2008年版

2.《新粮食战争》，唐风 著，中国商业出版社2008年版

3.《反热钱战争》，张庭宾 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4.《金钱战争》，冠诚 著，哈尔滨出版社2008年版

5.《财富战争》，程碧波 著，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年版

6.《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美）廖子光 著，林小芳、查君红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7.《中国如何打赢产业战争》，姚晓宏 著，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8.《货币战争的幕后策划者(升级版)》，(美)科勒曼 著，龚艺蕾、郎爽 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

9.《犹太人的货币战争》，张伟  编，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

10.《金钱战争-破译富豪赚钱的“数字”游戏》，王宇 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11.《财富幻象》(货币战争与资本战争因何联系、美元贬值与次贷危机是否关联，厉以宁为什么作序) ，车耳 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版

12.《货币霸权战争》（虚拟资本主义世界大变局），王建 著，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

13.《帝国金钱游戏》，（美）史蒂文·希亚特 编，王少国 杨永恒 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14.《投资战争》，何盛德 著，广东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15.《货币战争中的犹太人》，亚伯拉 著，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

16.《金融战争》(用波神规律抢占财富先机) ，张荐华 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8年版  

17.……

    有朋友连续数日到广州购书中心，每每带回一大包图书之时，总忘了通过各种方式嘲讽抓紧节日时间补觉、打牌、购物、看电视、上网聊天、玩游戏的狐朋狗友。在他多次提醒下，这7天忙于在广州各大公园、各大商场闲逛的我，甚至察觉到负罪感。为了安度剩下三天的假日，我不得不拾笔反驳。

读书是一件很有追求的事情，虽然做这件事情本身并不能给你带来任何直接收益。有人说读书能带来书卷气甚至良好气质，大错特错，读书这种静止的活动常常让人思维变得迟钝，不再在言辞上灵敏，这貌似文质彬彬了——当然也免去了祸从口出。

书本身分为工具书、工具类教科书和其他通俗书。每逢长假节日，没成家的人往新华书店跑，一家数口的也去书店，除了上学的顽童和有心制造相亲邂逅的人，大家挑选的都是前述第三种，也可统称为闲书。其实，闲书给人的功效，只能是安抚内心，给自己一种没有浪费时间荒废光阴的暗示。偏偏有人意欲从中得到多么宏伟的个人提升，这种期望只可以从近似工具书的烹饪大全中实现。

譬如求职百事通的作者通常是躲在广州城中村或北京地下室里码字的失业大学生，该种经验往往可以“帮助”你得罪面试现场以及职场上能碰到的所有人，类似的有各类管理大全、人力资源经理实战心得、销售不求人等名头图书，他们甚至可能是一些在校学生利用越来越方便的搜索引擎拼凑而出，不过倘若你不擅长用百度谷歌找材料、非要花钱赞助中国粗制滥造图书事业，自有选择的空间；

又比如有闲心写投资理财这等热门书的人，要么功成名就（这就意味着写书这种苦差事对于他们而言是不经济的，你读到的不过是这些人聘请的年纪不超过25岁的美貌秘书的代笔），要么溃败不堪，实在无力从资本市场上拿回老本，只好援引最古老的“傻瓜转移法”海吹胡侃，靠出书捞回一点点度日之资。

小说？你一定听过农夫争论皇帝日子怎么过那样的故事，现在流行的穿越yy小说的实质不就是那样么？

传记？自传通常是著名人物包括作家在内思想性、文字性最糟糕的类别，充斥着自吹自擂、自大自恋、意淫假想、无端攻讦，并且千方百计的将传主本人与一些不相干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牵扯。一般人物传记，尤其要小心倾向太过明显的政治人物传记，要么千篇一律的褒赞，要么抽风式的猜度式讽喻，为什么写传的人总要把自己表现成小黄门抑或快被拖到菜市口活剐的小黄门呢？企业家传记，我郑重推荐几位知名经济学家曾经更为郑重推荐过的名作，传主例如德隆老板、顾雏军、PPG老板，扯远了说，还有美林、雷曼兄弟、友邦经营者如何控制经营风险的经验之谈，以及牛根生论道德、三鹿前董事长论质量管理等。

在这个时代中，并不是知识的重要性得到怀疑，读书变得相对不重要，跟知识的传播渠道、承载方式、实现内容剧变有直接关系，换言之，不读书而读网、读其他介质的出版物也可以获得知识，社会交往、观察、思考同样能够带来知识传播和碰撞。最重要的是，在知识过剩特别是伪学盛行、文字碎片满天飞的今天，知识过滤、信息筛选、加工整理、转化运用的能力更加重要。

附1.2008读书漫谈之七

http://blog.oeeee.com/zyc2007/archive/2008/02/27/366249.html 

附2.

2008读书漫谈之一至之六（汇集整理篇）           

http://zhengyuchuan.blogbus.com/logs/20497830.html

《下一个疯狂是谁》（“打开经济问号系列丛书”）  中央电视台《中国财经报道》栏目组　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9月版，定价：28：00

央视经济频道《中国财经报道》栏目组利用自身信息资源优势，推出《下一个疯狂是谁》在内的“打开经济问号系列丛书”，确实值得一读。你可以把《下一个疯狂是谁》这本书当成警示录，自然也会有读者可以从中学到门道。被炒作如神的普洱茶到底有何功效、起源在哪里，识别、收藏、投资的基本常识包括哪些，投机者、做局者、癫狂者、尾随者的各异举止，尽在这本书中“热钱煮沸普洱茶”一章。其他章节中还包括玉石疯狂、红木（家具）疯狂、艺术品疯狂、权证疯狂、特许加盟陷阱，联系起来看，这就是富起来的中国人的投资浮世绘。

正如所有的重点中学从不把历届落榜生情况列入下一届招生宣传的海报，普洱茶、翡翠、黄花梨、中国书画收藏品投资的内行圈子中，也从来不谈暴富或倒霉几率的问题，更对那些承接炒作泡沫最后一棒而输掉身家性命的悲情讳莫如深。他们乐于做的事情是，向圈外者特别是有助于推高藏品价格的传奇故事，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很多桥段真要比起点中文网上的穿越小说还要离奇，许多投资者对其中玄虚实则心知肚明，只不过要么高估自己，要么算错时机，总以为自己能避开那个致命的最后一棒（许多人总以为是别人中的少数承担这一环节，实际上是愚昧的大多数来为少数人的盛宴买单）。

权证、特许加盟之热更显出市场规则的缺失。普洱茶被热炒，来源于中国新富阶层对传统文化标识的对接急迫，这就引出了诸多似是而非的概念制造和噱头营销。实际上，普洱茶类似于数百年前的荷兰郁金香，稀有品种的再生产难度并不高、再生产规模也能在不长的时间内扩充到一个可怕的数级，这就限制了这类藏品的市场价格上升空间，轻信概念上的坑蒙拐骗，一定只能是从泡沫中来、到破产中去。

玉石、红木（家具）乃至未来可能被列入更疯狂炒作清单的其他藏品，应当说本身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投资意义，在存世藏品总量不能大幅增长的情况下，依照稀缺性的经济规律，通常具有彰显收藏者特殊社会身份的作用，的确可以达成幅度可观的升值。但具体到投资者个体的出手选择上，应当注意再稀缺的藏品，也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价格，在经济发达主要国家形势转危、流动性泛滥被有意控制的情况下，意图短线牟利的投资者不免会为市场行情付出代价。

以中国当代油画为代表的艺术品市场，终将毁于做局者“杀鸡取卵”的暴利牟取。基于政治社会特征的概念营造，能不能够将艺术技法尚显幼稚的中国当代油画真的推向不消褪的价值高峰，是很值得怀疑的。更何况画家已多成画匠，没有人文思维、不考虑艺术品位，夜以继日的批量制造，其作品之泛滥本身也违反了市场规律。

普洱茶等藏品在中国市场上的离奇炒作，其实也同过去那些年份里AIG、美林、雷曼兄弟们设计的衍生金融产品一样，投资者不单单违反了常识、选择性失明的回避利空消息，甚至还主动篡改常识，产生强烈的自我迷信，以为可以轻易的修改市场规则。

巴菲特说，“只有在退潮的时候，才能看清楚究竟是谁在裸泳”，这个老头曾在2003年就指出了衍生金融产品对投资者利益的威胁堪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整个市场都在嘲笑他的老土和落后，结果五年后的今天，华尔街的精英们不得不忍气吞声看着华盛顿来的政客出面救市，整个市场又将巴菲特的介入看作美国金融秩序免于崩盘清算的标志。巴菲特不是神，他和在市场上赚钱的大多数人，包括那些设计骗局和投资陷阱的幕后人物，都将投资盈利的基础建构在于经验哲学，而非空想或是单纯的数理推算，足见常识的重要性。彼得·林奇不是说过么，“不进行研究的投资，就像打扑克从不看牌一样，与赌博无异，必败无疑”。

        （《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读书笔记之三）

     所评图书：《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巫仁恕 著，中华书局2008年8月版

   《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读书笔记的前两篇，分别谈到了中国传统的乘轿文化、服饰文化在晚明消费社会的崩溃。该二者的共同性在于强烈的体制色彩和身份象征，礼制赋予其强大的“政治正确性”，但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这种看似神圣而不可打破的象征意义，被精英之外的广大平民携手嘲弄，变得身份微妙、不尴不尬。

但作为传统话语权的持有者，明代的士大夫绝不肯轻易认输，在丧失了创新儒学教义内涵和保持君士制衡的两种勇气后，他们将精力投入到新的领域，借助商业力量成功重构了士大夫文化标识体系。这种体系不再与封建礼制有关，本身富有的文化活力反而使士大夫们赢得了在富商、地主和平民面前的尊重；并且也不存在任何的与封建皇权相冲突的内涵，据此受到了国家体系有意无意的鼓励。传承到今天，包括旅游文化、家具文化和饮食文化为主的这个体系，反而被人误解为带有五千年华夏文明特色的文化标识。

一、旅游文化：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明代文人流传至今的游记、山水画作可谓旅游文化的重要载体。《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第四章细致的介绍了士大夫旅游风气的兴盛、大众旅游实践的普遍。这一切当然与经济发展、消费文化的推动密不可分，但从“旅”至“游”，却要归功于士大夫们充实了其中的普及性、舒适性与娱乐性。士大夫之所以热衷旅游，用今天的话来说是“炫耀性消费心理的体现”，行止风雅、士子风度，暴发户可不能一两天就练成。

士大夫旅游品味的塑造，其手段接近于营销学中所讲的“定位”。一是划分雅俗之辩，士大夫们刻意错开平民一窝蜂的地方和时间，走到景区也不忘卖弄其特立独行，然后吟诗作文，告诉社会受众，士大夫们的做法就是真正的风雅；二是归纳“游道”，建立士大夫旅游品味的概念系统并使之理论化；三是强调“游具”的精致。

二、家具文化：木头也被神圣化

明中叶后，社会上特别是江南地区城市奢侈消费的风气弥漫，推动了家具设计、制造产业的大发展。官员、富商都大把花钱购置房产、家具并精装修，这种做法也“传染”给了平民。

因为对高级家具的需求逐渐增大，使得过去普通材质的家具已经不足以显示豪奢，于是那些更加稀有而硬度高的质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如今国内外市场上热捧的古家具多出于明清，正源于此（特别是花楠、紫檀、乌木、花梨等名贵质材制成的家具）。

家具是家居生活的重要“硬件”，当时甚至还被提升到可以升值的“古董”、“古玩”，并非简单意义上的玩乐器具，这就是士大夫热衷而不损失社会评价度的原因。士大夫重构家具文化，出发点仍是明晰“雅”、“俗”之分。明代文人文震亨在《长物志》中，以形制、装饰与质材纹路为标准，划分家具的档次。而为了显示文人身份，防止暴发户建书房、买高档家具而浑水摸鱼情况的发生，许多人在自家的书房家具上铭刻题字，并搬出金石学，营造出文化神圣性的概念氛围。

三、饮食文化：食不厌精的豪奢化

传沿至今的中国菜系、各类名菜大多形成于明清，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为在过去的那几百年，社会饮食消费走向了崇尚豪奢、精致化的方向。士大夫参与其中，一是撰写、整理饮膳书籍，二是结成松散的饮膳爱好者团体，共同发掘秘方、改进食谱；三是对豪奢饮食行为进行适当规劝，鼓吹适当节食而能吃出食物“本味”、“真味”的可能。

              （《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读书笔记之二）

    所评图书：《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巫仁恕 著，中华书局2008年8月版

中国传统上，服饰一直是政治制度和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个人政治和社会地位的符号，历代正史中几乎都有《舆服志》。年鉴学派大师布劳岱尔指出，“一部服饰史所涵盖的问题，包括了：原料、工艺、成本、文化性格、流行时尚与社会阶级制度等等。如果社会处在稳定停滞的状态，那么服饰变革也不会太大，唯有整个社会秩序急速变动时，穿着才会发生变化。”

在明太祖朱元璋看来，元朝之所以迅速覆亡，也可归之于“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往往肆侈于乡曲”。为了收服乱世士大夫之心，朱元璋以唐宋礼制为模板，制造了一整套全新的身份符号体系，即以服饰为例，从帝后将相到贩夫走卒，各类人的服饰式样，衣料与色彩图案，甚至连袖子的长短，他都要亲自过问。洪武年间，国家颁布的有关服饰的规定，非常细致，竟达百项之多；与之形成有趣对照的是，明朝中后期发布的相关禁令，也是多如牛毛。

嘉靖年间，平民服饰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改明初朴素守制的情形，而走向华丽奢侈，甚至逾越礼制。关键词之一“复古”，士大夫阶层纷纷追捧“复古”格调的巾饰（帽子），据顾纯元记载的名称就有“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纱帽巾、华阳巾、四开巾、勇巾”。关键词之二“奇异”，“间有少年子弟，服红紫，穿朱履，异其巾袜，以求奇好”。江南松江府，先是流行“胡服”，之后又热捧“阳明衣、十八学士衣、二十四气衣”，后来又有制服装——“道袍”，发展到最后，男女衣服混杂、互穿竟然多有普及，老先生们无不痛心疾首，“又有女戴男冠，男穿女裙者，阴阳反背，不详之甚”。关键词之三“僭越”，最令在位人惊愕的，莫过于对官服的模仿。明代官府分为冕服（皇帝制服）、朝服、公服（百官的正式办公服）、常服；而女性礼服分为褘衣及翟衣（皇后制服）、礼服（品官命妇制服），但当时的商贾百姓胆大的很，居然一一模仿，尤其是平民女子，其着装服饰已然有模仿皇后王妃的整体趋势。

袁宏道《荷花荡》有句“舟中丽人，皆时妆淡服”，“时尚”、“时装”在中国社会登台了。《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分析指出，晚明妇女的流行时装往往由妓女所带动，她们引导社会流行时尚的形成。在帝国政治经济文化南方中心的南京，秦淮河青楼女装的仿制扩散速度甚至可以超过朝廷公文呈递。戏剧由元代以来成为大众娱乐最重要内容，出现了明星化的戏子，粉丝崇拜、服饰时尚并非现代社会的独创。今天的巴黎、米兰、东京、纽约是时尚潮流的概念中心，在明代，南京—苏州成为流行服饰时尚的双中心。这自然让我们注意到明代中后期棉纺织业的技艺进步、规模和产能扩张，从本质上说，以往被作为奢侈品的华丽服饰，正是因此而成为大众用品。

上段已经提到，明代人口剧增、恒定的科举录取率客观上造成绝大部分读书人必须直面谋生之道，手无缚鸡之力的他们只可能在城市化的手工业、服务业特别是文化娱乐产业中找碗饭吃——至于回去种田，就成为很扯淡的妄想了。在晚明服饰流行的风潮中，品味、样式乃至舆论炒作，都少不了士大夫的参与。

但就是这样一个阶层，其成员只要没有彻底变成贩夫走卒，仍然不会泯灭对人上人待遇的追求，仍然不会改变优越感的自诩，服饰流行潮流的最大受害者正是他们——朝廷的服制无法执行，造成胥吏、奴仆、乞丐、无赖也可以穿成读书人的模样，就像今天，白衬衫黑西裤电脑包，已经不是经理人的符号，而多是推销员的装扮。

士大夫阶层于是开始一边借着经商卖书而度日，一边发表文化批评，大呼人心不古、国将不国，他们将暴发户们在穿着上僭越了自己独有的身份特征认定为灾祸，要求国家下令制止。明代士子洪文科甚至呼吁朝廷设置“巡巾御史”，专门在各地逮捕并痛打那些不合官定服制者。

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个个昏庸无能，但无一例外的重视士子呼声，大批上谕、法规发到地方，结果商人化的地方官员、地方官员化的商人以及诸多百姓，对该种无视经济发展现实、一旦实施将严重危害民生利益的要求，几乎都以怠慢敷衍的态度应对。

从史料记载的士大夫主张来看，除基于违反礼制的严惩理由之外，他们还挖空心思将奇装异服与阴阳五行联系起来，找出汉末梁冀和董卓、晋末五胡乱华、唐代安禄山等故事，提出“服妖”之说。当士大夫发现满街都可见到对达官贵人、士子服饰的模仿，而自己又无力担负暴发户华丽服饰的昂贵布料时，就想方设法从审美角度去诋毁“东施效颦”，讥讽而言“习俗奢靡，愈趋愈下……恬不知愧，愚俗无知可笑也。”

过去的史学家在看待晚明时节服饰艳丽化、奢侈化问题的时候，多嘲讽甚至激烈批评。有论者认为，明朝后期的老百姓耽于享乐，整个民族不思进取，所以才带来了灭朝之祸。消费主义的贬义同义词就是享乐主义，但却非害国之尤。一方面，回路性的经济发展本身就包含着消费这一环节，否则无法持续。不管宋明大儒如何强调天道人心，然而人口剧增、恒定的科举录取率使士子出仕比率降低，士大夫唯有经商才能谋生而保证社会体面；倘若没有发达商业提供的丰沛税源、军备物资，很难想象晚明朝廷能在边境抵御后金精兵数十年。另一方面，象征着身份地位的服饰，以及礼制确定下的其他符号体系，事实上构建了明朝的社会人等二元制，这必然亦步亦趋朝着之前若干王朝阶级矛盾恶化的预期前进。政治力量和商业力量如果能在那个时候实现媾和，开放僵硬体制，本来是有机会改变前述惯性周期，而真正推动自发性资本主义在中国起步的。

丧失了独立思考立场和尚武精神的中国古代士大夫，对流行服饰时尚的批评，实际上折射出这部分人从社会中坚到国家败类过渡的惨淡现实，他们的存在与作为不再能决定国家命运，皇帝当然会态度大变，才会出现清代对文士阶层的制度性高压（文字狱），听话的士大夫变成了皇家统治的留声录放器抑或化妆师，最后竟有宠物豢养的下场。这一切都进一步加剧了知识的工具性、折损了创新可能，在满清重新取得对社会经济的严酷控制之后，江南商业仅仅成了爱新觉罗氏私产增收的一种平台。

而今审视明代士子对服饰僭越问题的批评，颇感其与今日种种捍卫传统的理由类似。过去的士大夫容不得商人穿件儒生服，今天的中小学校长、文化学者、政府官员恐惧学生染发、上网、奇装，数百年古今对照，我们总在徒劳的符号意义控制与反控制打转，这是何样的诡异与昭示？

    所评图书：《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巫仁恕 著，中华书局2008年8月版

写在前面：看完《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一书，决意列出读书笔记。我想结合其各篇分章，如乘轿文化、服饰文化、旅游文化、家具文化、饮食文化做成多个独立部分，最后汇集总论，各篇字数极力简短，不作过多引用和观点铺陈。晚明消费社会的这五个典型象征，其实也能分别从现今中国转型期的畸形商业文化、社会生态等事物中找到“传承”，这大概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大悲哀。

如果按照某些专业类网站上热帖的看法，士大夫乘轿而非骑马、（亲自）驾车，本身就是这个占据出仕垄断地位和朝野话语权的阶层丧失尚武精神的象征。交通工具作为器物的一种，反映出社会变动与社会结构的变迁。轿子作为交通工具之外的象征意义，《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一书概括成三点：一是社会身份的象征，体现为炫耀性消费；二是政治权力的斗争，轿子乘坐制度被封建皇帝制定出来，目的是为了维护政治权力及特殊身份的稳固性，一旦有人逾制，即可视为对皇权的挑战；三是政治文化的象征，明代规定文官及中举士子可依规定乘轿，而武官一律不得乘轿，本来用意是保证武官骑射及一线战斗的资质，但很快就变成了文武官员角力、邀宠、相互攻讦的陷阱。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对官民冠服、房屋、车舆、鞍辔、帐器等作出明文规定，其制度建设预期是众人皆能“望其服而知贵贱，睹其用而明等威”。明代作为政治、思想、礼制体系最完善、最顽固的一个朝代，历代皇帝及其辅臣均想方设法捍卫“明尊卑、别贵贱”的价值体系。明朝建立之初，国力凋敝，京官也以骑马或骑驴代步，仅有高官乘轿的现实客观上是社会生产水平的反映。

国家政局的稳定带来经济复苏，农业生产秩序相对稳定，大批闲剩马匹进入非军事的社会应用。明代中期开始已有大批剩余劳动力转入到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城市化商品经济之中，轿夫雇佣价格十分低廉。而南方地区多雨而崎岖的交通环境，逐渐诱使士大夫厌恶技术门槛较高的骑马。以上三点，是明代中后期士大夫乘轿的基础原因。

但是明代中叶之后流行起来的乘轿之风，显然突破了士大夫阶层的范畴，嘉靖五年、十三年，先后有督察官员上书皇帝，报告武将勋臣违反乘轿规定；万历二十一年，皇帝下诏要求东厂、锦衣卫、六部等联合查处京官住宅、乘轿“僭礼违制”的情况。再后来，幕属小官乘轿、举人生员乘轿，连素为士大夫鄙薄的胥吏、商人乃至倡优也都乘轿；这种现象的出现，官方即以严厉查禁，违法违规乘轿之风却越演越烈。轿子的象征意义事实上已经破产。

《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比较高明的地方在于，跳出了我国国内史学界主流论点对晚明奢侈消费风气的一概贬抑，证实了该种风气出现的必然因素及积极性。明朝中后期的江南地区，脱离农业生产的大批城市人口进入手工业、服务业，使得消费型资本主义的雏形产生。在传统农耕社会被视为奢侈品的商品变成了百姓的日常用品，嘉靖初年士大夫身份象征的“瓦楞鬃帽”，到了万历年间已然变成不值钱的地摊货，江南地区的乞丐几乎人手一帽。权贵阶层的消费习惯，已然传入中产之家甚至一般百姓，时装已然见诸各大都市。可以说，前述的朱元璋所建“望其服而知贵贱，睹其用而明等威”制度预期荡然无存，身份等级制度开始走向衰微。

从规定乘轿到公车严管，我们自然可以发现出二者接近的制度寓意。公车严管的本质其实和规定乘轿相同，交通工具规格的限制标准与允许范围，体现出官职、级别的等次，唯一的不同在于古官乘轿基本由自己俸禄维持，而今官坐车却不必掏出一分钱。

    明代的官民乘轿管制规定破产了，我们有必要从中得出的历史教训是，必须清晰定位行政官员履职的法律、道德约束及职业能力考察，而不应过分强调那些刻意维护官员阶层及旧有制度体系的“符号意义”，例如公车严管的重点就没必要放在对官员驾乘规格的限制上，而要真实完善官员职务消费的自行担负制度。

---------《超越第一阶段思考——工资、医疗、住房及风险规避的经济学分析》读后

所评图书：《超越第一阶段思考——工资、医疗、住房及风险规避的经济学分析》，（美）托马斯·索厄尔 著，杨惠媛 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7月版

《超越第一阶段思考——工资、医疗、住房及风险规避的经济学分析》（简称《超越第一阶段的思考》，下同）这本书中，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厄尔以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展开公共政策分析，关注领域涉及住房、医疗、工资、歧视、风险规避、各国的经济发展。这本书的优点在于提示出公共政策关联效应（外部性）的重要性，并且通俗易懂的演证出一个道理，无论何种社会制度下，如果政治、社会力量过度干预市场自由，必然造成可怕的效率浪费，同时并无助于公平补救。

然而，通观全书，很容易发现托马斯·索厄尔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论述缺陷。所谓“超越第一阶段思考”，按照托马斯·索厄尔的说法，可以理解为基于社会事务运作过程及特点的掌握，明晰相关激励因素和限制因素，从而形成预期的短期视角和长远判断。这个说法很对，也确如其所说，在民主社会中，选民政治往往助推公共政策效用短期化，当事责任各方（政府、智囊机构、媒体、选民）却均不需为长期后果负责。但一涉及具体案例分析，作者却悄悄划入“选择性失明”的泥淖，只谈论有助于证明市场自发作用的因素，如此一来必然让其论证结果大跌说服力。托马斯·索厄尔超越了第一阶段的短期思维，就可笑的沦为了第二阶段的长期而片面的偏颇。

书中开篇举的第一个例子是拥有大量富裕企业的美国某市或某州，地方政府为了筹资，决定提高对企业征收的部分税率。托马斯·索厄尔认为这将有助于地方政府现任领导人获得民意支持，这样的措施将刺激一些企业逐渐搬离本地，从长远来看，本地依靠高税率获得的税收反而要比原先更多企业在低税率下缴纳的总量要少；托马斯·索厄尔还以比拟的手法来取悦读者，“只要那只鹅不在下一届选举之前死掉，只要没有人去追查政客们留在凶器上的指纹，宰杀那只能下金蛋的鹅就是切实可行的政治策略。”

如果这个例子的前提情况发生在中国，基于现行政治体制下的官员任命任期制，托马斯·索厄尔的预言后果将极有可能实现。但在美国，也就是作者举例的设定环境，政府无论联邦还是地方，为了筹资而实现增税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众所周知，美国政府是通过发行公债让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帮忙解决相关问题的。而且，在美国的政治权力运行框架中，地方官员很难直接、整体性开罪富裕企业（大公司），后者也有强大的院外游说力量、媒体力量实现立法机构对行政官员的制约。我之所以说托马斯·索厄尔的“超越第一阶段思考”存在片面性，是因为他无视普通（美国）公民的利益取向和政治智慧：既然一个城市（州）中拥有大量富裕企业，那么组成选民的很大一部分人就是那些企业的雇员，有了他们的存在，企业甚至无需游说，就可推动强大的民意反对浪潮。

托马斯·索厄尔认为，“那些停留在第一阶段思考的人，通常把降低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希望寄托在政府控制价格的权力上，他们希望自己能够享受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就这个问题，该书论住房政策、药品价格管制政策等篇章确实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

但疑问出现了，生活在市场经济体系下的美国人，为何会有前苏联式懒汉的价格管制想法？这恐怕才是真正值得超越一般想法而探究的命题。托马斯·索厄尔在得出上段引文那个结论后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2001年、2002年用电危机的叙述，或许能让我们找出答案。

托马斯·索厄尔含混不清的说，“由于多种原因，加利福尼亚人所使用的发电成本大大提高了……按照事情发展的正常规律，这些成本的上升反映在加利福尼亚消费者的用电账单上，应该是价格的上升。这样可能对消费者产生刺激作用，促使他们减少用电量。”但加州的政治家们出于取悦消费者的目的，限制了电价增长幅度。于是，用电需求超过了可供电量，停电让民众抱怨。加州州长就用财政经费补贴用电企业。

基于这番描述，如果对那次电力危机背景并不了解的读者，很可能会赞同托马斯·索厄尔基于经济学基础观点而得出的经典结论：加州政府控制电价的做法让当地公民付出了更大代价。回想一下，我们国内的一干主流经济学家，是不是也在用同样的句式逻辑来驳斥政府的限价行为？

真可惜，和他许多中国同行的做派类似的是，托马斯·索厄尔在书中隐瞒了该次危机背景和进程的大部分事实。真正的情况是：1996年，在安然等巨型能源企业的游说下，加州开始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解除能源管制政策，取消了电力批发价格的上限。能源企业据此哄抬电力批发价格，并在布什家族的帮助下成功压制加州电力企业买进飞速上涨、几近失控的批发电。电力公司向用户收取的电费被限制在原来的价格，这就造成加州的电力公司付出数十亿美元填补高价买进、低价卖出造成的缺口，在财力方面不堪重负，几近破产，因此该州的州预算基金才被投入保持电力公司运营平衡。

对于各国经济发展面貌巨大差异的解读（全书的最后一章），托马斯·索厄尔再一次发挥了“选择性失明”的招数。在他的描述话语中，市场的自发调整以致平衡，是中世纪至今世界经济版图变迁的动力，技术、资源、地理因素以及人口分布情况被定义为决定经济发展先发优势和后劲的关键，剥削理论被称为“建立在一些群体无知和天真的假想上的”；这个时候，托马斯·索厄尔恐怕已经忘记了他在这本书开篇时信誓旦旦向读者提出的担保：用经济学结合政治学，并且考虑到各类事务的基本特点。

美籍华人经济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邹至庄近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指出，一个好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往往并不一定知道如何提供好的政策建议，他看见一个经济现象、问题，不一定知道用哪一套办法来解决。邹至庄也举例说，“有一位在美国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在美国政府也担任副部长级职务了，参与给非洲经济发展提供建议。他说一定要提倡教育。在经济学里人力资源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所以他就是用这套理论，说要增加人力资源投入。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对的，但这个方法不完全适用于当地。有一天他来跟我谈，我说我同意人力资源是非常重要的，但非洲怎么能发展这个呢？因为他们那里连中学、小学教师都没有。学校基本上没有，而且很多小学找不到教师。提这个建议是没有效率的。” 托马斯·索厄尔大概就是邹至庄所说的那类人。

《超越第一阶段的思考——工资、医疗、住房及风险规避的经济学分析》部分篇章请见：“中国经济网”http://book.ce.cn/read/economy/cydyjdsk

邹至庄采访报道，请见9月15日“新浪网”，《从象牙塔中的理论到改革实践》，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0915/00095304706.shtml

1.《对“东莞骗子公司”扬名网络的忧思》

本文发表在《南方都市报》8月29日DA16版“东莞读本 广场”，

链接为：http://epaper.nddaily.com/I/html/2008-08/29/content_558515.htm 

2.《2008书评八月（18）：认识非洲能源生态的真相》

本文发表在《新京报》8月23日“书评周刊”，笔名“小巴”，发表题目为《出租国家，改变不了贫穷》，

链接为：http://www.thebeijingnews.com/culture/spzk/2008/08-23/008@021853.htm 

3.《怎么又是“朕不给，你不能抢”？》           

本文发表在《南方都市报》8月12日DA09版“东莞读本 乡土”，

链接为：http://epaper.nddaily.com/I/html/2008-08/12/content_542172.htm 

4.《引资中介奖励办法还当细化》

本文发表在《南方都市报》8月13日ZA02版“珠海读本 观点”，

链接为：http://epaper.nddaily.com/B/html/2008-08/13/content_542823.htm 

5.《中山古镇灯饰应加快创新》

本文发表在《南方都市报》8月14日QA02版“中山读本 观点”，

链接为：http://epaper.nddaily.com/B/html/2008-08/14/content_544132.htm 

 6.《违法成本太低源于监管缺失》

本文发表在《南方都市报》8月15日DA16版“东莞读本 广场”，

链接为：http://epaper.nddaily.com/I/html/2008-08/15/content_545999.htm 

7.《竞争性分配财政资金 东莞改革仍待大文章》

本文发表在《南方都市报》8月19日DA09版“东莞读本 广场”，

链接为：http://epaper.nddaily.com/I/html/2008-08/19/content_548695.htm 

8.《要重视本地人才的培养储备》

本文发表在《南方都市报》8月20日ZA02版“珠海读本 观点”，

链接为：http://epaper.nddaily.com/B/html/2008-08/20/content_549270.htm 

9.《区域史不是帝王将相家谱（东莞新闻简评）》

本文发表在《南方都市报》8月22日DA16版“东莞读本 广场”，

链接为：http://epaper.nddaily.com/I/html/2008-08/22/content_552197.htm 

 10.《请开展东莞展馆建设的效益审计（东莞新闻简评）》

本文发表在《南方都市报》8月27日DA18版“东莞读本 广场”，

链接为：http://epaper.nddaily.com/I/html/2008-08/27/content_556028.htm 

11.《珠海可率先进行体育产业化改革》

本文发表在《南方都市报》8月27日ZA02版“珠海读本 观点”，

链接为：http://epaper.nddaily.com/B/html/2008-08/27/content_555966.htm 

12.《东莞业界切莫重蹈制造改良覆辙》

本文发表在《南方都市报》8月28日版次DA16版“东莞读本 广场”，

链接为：http://epaper.nddaily.com/I/html/2008-08/28/content_557246.htm

2008书评八月回头看之一：家国 观天下            2008-08-31

http://blog.oeeee.com/zyc2007/archive/2008/08/31/551039.html

2008书评八月回头看之二：自省 不反智           2008-08-31  

http://blog.oeeee.com/zyc2007/archive/2008/08/31/551040.html

2008书评八月回头看之三：未来 新主张           2008-08-31

http://blog.oeeee.com/zyc2007/archive/2008/08/31/5510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