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则思变。相反，瓶满钵满的国际足联是最不思进取的。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在变，就是足球的规则不变，直演绎到男足易守难攻，索然无味。道理非常简单。现代足球已有200年历史，国际足联已经年近八十。场地和球门的大小，乃至上场队员的人数，都是一百多年前定型的。一百多年来，场地、球门尺寸依旧，上场球员一个不减，而球员的体能已有本质的变化——平均百米速度几乎提高了2秒，全场跑动的距离几乎增加了一倍。如此体能极大地压缩了空间，进球难于上青天。笔者早已提出了若干规则修改方案，比如犯规小罚下场15分钟，大罚下场半小时。国际足联对此等建议置若罔闻，他们的第二个冥顽不灵就是拒绝电子设备参与裁判工作，坚持肉身裁判的绝对权威。他们好像不知道，肉身裁判的权威是同一百年前的技术相匹配的。那时场上发生的事情瞬间即逝，你说手球了，我说没手球，谁也拿不出证据，树立裁判的绝对权威是必要且可能的。现在好了，全世界的球迷都从电视上十次八次地看到每一次的误判被重播。国际足联的头皮和脸皮能硬撑到几时呢？他们如果明智，应该等待一次契机顺坡下驴。法国足协表态同意重赛，就是最好的契机。而法国人能不能这么做？

    眼下法国足协和总统都紧咬钢牙。但我以为法国上下的舆论完全可以左右他们。亨利已经完成了他的自我救赎，压力置换到了法国足协肩上。而法国人的面子系于一线：向前一步赢得全世界的喝彩，退后一步遭到亿万人的嘲笑。如果说当年的马拉多纳是“上帝之手”，今番的亨利则是地道的“俗人脏手”。当年迭戈继上帝之手后立即上演了足球史上最伟大的马踏连营，才使得沐浴骑士精神的英国球员在绝世刀法前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将血齿和窝囊气一并吞下。而此番亨利之手的前后是什么？哪有一丝胜者的高贵。

    压倒法国足协这匹骆驼的就差一根稻草了，那就是更多的珍惜自己尊严的法兰西人，

    契机就在眼前：重打爱尔兰和法兰西的比赛，并就此讨论将电子手段加入到裁判工作中（可以有无数备选方案，比如效仿网球，每方有两次挑战裁判依赖鹰眼的机会）。这不是坏了规矩，而是要开启新的游戏规则。

    这是极其难得的机会。因为法国足协和国际足联都面临着同样的进退殊异的处境：创造未来还是遗臭万年。历史在考验法兰西足协和国际足联。默诵一遍你们前贤的名言吧：“愿意的人历史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历史牵着走”。书写历史的机会不是每个人、每个民族都能碰到的。但是有的人能写，有的不敢。全世界的目光灼烧着法兰西。如果他们不顺应人心和历史，就一直灼烧到南非。

    笔者新作《神似祖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9月版，定价25元）刚刚问世，顺告有兴趣的朋友。

   《神似祖先》通篇在用达尔文的进化论从生物的层面上解释人类的行为。当然，这里的“进化”更多的是适应和演化的意思，不具有通常所讲的“进步”的方向性，而后者，正是郑极力要反对的东西。书中用“雄孔雀的尾巴”来说明这个问题，大致的逻辑是：雄孔雀的尾巴修长绚丽，浪费能量又容易使自己暴露在天敌之前，如果生物的进化具有“进步”和“完善”的方向性，那么，这么“不合理”的甚至是危及到种族存亡的特征怎么可能进化出来呢？所以进化的机制不是通俗意义上讲的“从简单到复杂，从不完善到完善”的有向演进，而是遵循另一套原则（或者说机制），就是“自然选择”。生物的繁衍具有两大基本特征，即遗传和变异，遗传是大概率的，它保持了物种的稳定性，而作为小概率事件的变异又提供了变化的可能性，当生物的某些特征在生存或繁衍中取得了一定优势，那么即使一开始只是很微小的差别，在经过十几代、几十代的繁衍之后，具有这种特征的生物在种群里就会占压倒性优势，宏观上就表现为“被选择”。如果“被选择”是这样的机制，那么环境的变化以及适应这一变化的某个基因突变的双重“不可测”，决定了“进化”方向，也就是“没有方向的进化”。雄孔雀正是起初在吸引异性上的优势（同性间性竞争）“造就”了这个“不先进”的大尾巴。人类食管和气管在咽喉交叉的构造明显比不上昆虫和软体动物的“两管制”，也能说明人类不见得处处比其他生物“更进步”。“自然选择”的机制就成了贯彻全书始终的核心解释，处处可见其踪影。

   《神似祖先》共21章。前三章集中阐述理论，之后的每个章节都极力用生物学的知识解读人类及其社会中具体的现象，小到个体的概念，大到社会组织与文化，每每有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之“怪论”。这里只讲几个小段子。

    关于个体。这个概念在社会科学中极重要，但几乎每一个使用者都说不清个体的由来。郑从生物学的角度给出了说明：个体是有性生殖的生物体才有的现象，分裂生殖上代与子代共享一套基因，他们之间只有“种性”，没有“个性”；只有到了有性生殖的生物，子女从父母双方各获一半基因，而且每个子女从父亲或母亲那里继承的基因搭配又是不同的，极少重合，也就造成极少有两个生物体共享一套完全相同的基因。这就从最基本的层次上决定了有性生殖的个体都不同的品性，也就是“个性”，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体”，而正是这种不可复制性使得一个个体死亡就意味着它承载的这种“独一无二”的品性的终结，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人类正是这种有个性、有死亡的生物，所以是“个体”的。这该是为“个体”的概念打下坚实的基础了吧。

    关于性别。郑的定义也别出心裁，他指出，简单地从生殖器官上判断雄性和雌性是不合适的，而应该从异性双方在生育问题上的特征来判断，具体地说，就是从机会、投入成本以及产出后代的多寡三方面来看待。在生殖问题上机会少、投入大、直系子代少的就是雌性，反之即为雄性。

    关于生活方式疾病。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一套适应传统生活环境的基因，也就是好吃懒做。因为人类进化的绝大部分时期面临着食物短缺，所以在有吃的时要尽量吃，而能不运动就不运动是节能的优势品性。到了当代，温饱彻底解决，而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好吃懒做的基因不可能马上改变，于是产生了肥胖、糖尿病、抑郁症等“新疾病”，归根到底它们是“生活方式疾病”。虽然，全书通篇在用“生物祖先”的知识解释人类的行为与现象，指出了人与生物祖先的“神似”，但是在这里，郑才正式提出了“神似祖先”的生活方式，他指出，只要像我们的祖先一样半饥半饱，我们就能头脑清醒、斗志旺盛、食欲旺盛，乃至更长寿；只要我们找到祖先狩猎大型动物时那样的强刺激，我们就能克服空虚、无聊，乃至抑郁症。

    书中这样精彩的段子俯拾皆是。“说到底，人不是天使，是动物；不是机器，是生命”，作为生物的人，在生物学的知识里获得的对自身的认识是如此之深刻，不读此书，大概很难意识到。

    其实这些段子可能诱发的启示，至少对我自己，甚至比其中具体的、出人意表的解说更有价值：既然个体在生物的基本层面上就具备各不相同的品性，各顺本性岂不是在说一种“朴素”的“自由主义”？既然自然选择基于不可测的环境变化，具有机会主义的本质，是不是有理由警惕“理性选择”和“理性设计”的泛滥，万一今日“设定”的优势品性不能与明天变化了的环境相匹配，那会是多大的灾难？既然我们绝大部分的品性继承自我们的祖先，无论它们是好还是坏，这是既定的前提，违反了就要产生新的“疾病”，这何尝不是在诉说一种“朴素”的保守主义？

    而这一切隐含在漫长进化过程中的“原则”，今天却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本书最后一章“两种进化：生物与文化”，郑详细阐释了他对乐观的“人类做上帝”的忧虑。

    正如郑开篇就说的，国外社会科学家从生物学中获取思想资源已成潮流。通读《神似祖先》会发现，书中很多令我们惊叹不已的观点，是生物学家多年以前已经达到，乃至共识的认知。当我们发现自己对于这个成熟学科的丰饶成果几乎一无所知的时候，如何不惊悚万分呢？

          （郑也夫著：《神似祖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9月，25元）

    其一，鼓舞国民的作用已经不靠全运。“体育除了给观众找乐子，还要给国家争面子。这正是全运会初创时的主要目的。那时因台湾占据了奥运等国际比赛的席位，我们被封闭于多数世界比赛之外。为了振作精神，鼓舞士气，显示中国人的气概，搞了全运会。时过景迁，我们早已加入到世界体育大家庭中。为中国人争面子的最好场合显然是世界体坛，而不是自家的操场。”

    其二，找乐子有了更好的替代。“老百姓现在能够看到的体育比赛太多了：奥运会、世界杯足球、世界田径、篮排、乒乓球锦标赛、亚运会、ＮＢＡ、四大网球公开赛，等等。大家的心理空间有限，兴奋点让更高水平的比赛抢占了，全运会必将疲软。”（以上两点引自2000年悉尼奥运时笔者的文章）

    其三，全运会扰乱国内体坛秩序。上届全运会上丑闻多如牛毛，更有柔道的假赛与重赛，促使笔者撰文提出这一观点。本届全运会上这一扰乱主要来自赛场外的手段。各省市在激烈地争夺金牌，而金牌的多寡很难反映该省竞技体育的水准，因为运动员的省籍完全可以凭金钱来运作。全运会的金牌榜还有什么真正的、实质的意义可言？

    其四，全运会巨大的物质浪费。第一项浪费是资金。因为检查政府预算还没有成为常规，更没有细化到微观，公民无从扎实地论证浪费的程度。但是新建的场馆、盛大的开幕式等，都显示出这不是一届“朴素的运动会”。第二项浪费是从场馆到生态。在一个城市中迅速堆积起密集的豪华运动场馆，必然导致赛后使用少、闲置多。闲置的场馆长久、乃至永远地占据着城市大片的宝贵地皮，是对城市生态的破坏。

    第五，娱乐资源的浪费。当代社会是电视时代，又是娱乐的时代，而观看竞技体育是一大娱乐。绝大多数观众是通过电视，而非现场观看比赛。将无数赛事密集在半个月中，导致电视台只能播出其中一小部分比赛。我们为什么如此奢侈地对待这些娱乐资源呢？

    第六，对运动员缺乏尊重。很多优秀运动员的精彩的赛事无法播出，既是娱乐资源的浪费，也是对这些运动员的极大不尊重。国家级的赛事、他们优异竞技水准，乃至破了纪录，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在第一时间呈现在全国观众面前。而密集的赛事决定了，这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第七，为奥运会等国际赛事选拔优秀运动员，在效果上全运会不会比专项运动会更好。

    鉴于以上诸多弊端，应该是思考全运会改制的时候了。

    改制不外两途。其一，激进的方案，取消全运会。将集中在一个时空中的众多比赛项目，分散在多个时空中。即只搞专项运动会，不搞全运会。专项运动会根据自己的特征，安排在不同时间、地点。其二，稳健的方案，改变全运会的方式。空间上化整为零，不是在一个城市，而是在多个城市举办，甲市办田径，乙市办游泳，丙丁市办篮球，戊己庚辛市办足球，十几个城市共同抬举起全运会。时间上不要集中在半个月，而是扩展到一个多月的时间中。这样可以缓解电视频道上的拥挤，让爱好者们各得其所，品味自己的喜爱的项目。

             （载于《南方周末》2009年11月5日，以上是原稿，发表时文字小有改动）

顺告各位：我的新作《神似祖先》和《城市社会学》于上月出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

    本届全运会上，媒体对待刘翔与其他运动员的天壤之别，凸现出他们不入流的素质。对刘翔他们巨细靡遗，如果吃饭睡觉也能入镜他们决不会遗漏的；对很多其他运动员，甚至著名运动员，竟然到了漠视和歧视的程度。对选手的报道多寡不一，没有人不服。但是如果力量都放在某个选手上面，对其他项目的成绩连最基本的报道都没有，对有些破纪录的选手一个比赛镜头都不给，说歧视不过分吧。我早就领教过媒体的势利，没想到他们如此势利。

    我指导的一个研究生刘晓参加了全运会的女子跳远，我从网上无论如何找不到她比赛的信息。全运会网站上设有“赛程赛果”，点击23日的女子跳远的“战报”，匪夷所思，出来的只有几个人的照片，关于成绩一字没有。再看其他项目，统统如此，这也能叫“战报”。如此令我明白了赛事管理者的态度。但凡大赛通常要向社会发“公报”的。而他们不发公报，他们只对运动员和长官负责，不对观众负责，管你关心与否。全运会网站纯属虚设。刘晓名气小，但是齐海峰可是大名鼎鼎的。全运网站上同样没有成绩公报。

    以上事项记者同样在责难逃。从谷歌、百度等等网站上统统找不到十项全能各项赛事的成绩。就是说，对此记者们统统没有做出报道。不仅没有即时的报道，比赛结束一天了，从网络到报纸，统统找不到十项全能的齐备的各项成绩，其他赛事的成绩也统统是支离破碎，短缺甚多。我在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帖想了解全能赛事的各项成绩，才知道不是我一人，有这么一个关心田径的群体。记者们干什么去了？一窝蜂地扑向刘翔。如此不是严重“撞车”吗？还能找到独家的新闻吗？体育从来是报刊销售的卖点。所以《读卖新闻》和《纽约时报》曾经有过川端康成和赖斯顿这样的记者。中国报业的老总为什么容忍这样低能的体育记者？记者们大言不惭地解释追踪刘翔：中国的田径水平太低，所以其他田径赛事门可罗雀，刘翔一出现体育场爆满。这是满嘴胡言。60年代的中学田径水平如何，我们学校的田径比赛照样人人观战。至今很多同学还能记得当年的一些比赛。

    请问体育记者们：你们怎么知道大家不关心田径比赛？赛场没有坐满，就能推断全社会都不关心？记者是向社会提供信息的，即使关心的是小众，你也要忠于职守。这倒好，上来就说：运动员水平低，所以大家不关心，所以我不报道；大家都关心刘翔，所以我也追踪报道刘翔。说到根本，刘翔热到这个程度已经不是体育了，大家关心的是一个新闻，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所以吸引人，有刘翔的个人成分，也有媒体长期以来的推波助澜。而如果说大众现在真的不喜欢田径比赛，我坚信其中有媒体的罪过。一个事物大家越是熟悉，才越可能喜欢。记者玩忽职守，什么都不报道，是中国田径冷落的重要原因。

    在全运会记者们的围堵过程中，刘翔的应对从容不迫，恰到好处。中国有这样的明星令人欣慰。可悲的是记者们，怎么诺大的一场运动会，你眼中就没有其他的新闻和故事要追踪呢？甚至很要紧的信息你们都不提供呀。

    从刘翔的报道铺天盖地，最终非达到宣传的一个指标——烦死人，到齐海峰的基本信息都不提供，可以帮助我们透视运动会的组织者和记者。先说体育记者们，一方面做个记者他们基本不称职，好的记者不可以随大流，要寻找独家新闻，他们全然不懂。另一方面做个体育记者他们不称职，他们只热衷于社会热点，一点都不热爱体育。所以才会一窝蜂地追逐一个人，大把大把的重要信息无人报道。再说媒体。将体育盛会报道成这样支离破碎，还能混饭，说明垄断可以造就出何等的低能。而官方网站的行为说明，运动会管理者眼中没有大众。运动会本该是服务社会的一场大游戏，是为到场与未到场的看客服务的。而我们的管理者在做什么，绝对是莫名其妙。他们做的可以是这个，是那个，唯独不是侍奉大众的一场游戏。

    体育及其报道不可能不涉及社会层面。而以上言论却是发自一个真正的体育迷：他喜爱刘翔和齐海峰，欣慰社会上还有很多热爱田径的人。刘晓同学指点我从田协的网站上搞到了齐海峰本届全运会十项全能的各项成绩，以下是我的归纳，弥补媒体的空缺。百米10.86秒（3），跳远7.38米（2），铅球13.51米（5），跳高2.00米（4），400米49.27秒（2），110栏14.82秒（4），铁饼45.06米（2），撑杆跳4.50米（3），标枪60.92米（3），1500米4分46秒（1）。总分7941。（以上括号中的数字在该项目中的名次）这个总分高于他在北京奥运上的成绩（7835分）和悉尼奥运上的成绩（7935分），未达到他个人的历史最好成绩。他和刘翔同庚，今年26岁，应该还有提升的空间。

                                         载于《体坛周报》2009年10月28日

顺告各位：我的新作《神似祖先》和《城市社会学》于上月出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

看奥运，想全运 （2000年9月19日,记不清是发表在《体坛周报》还是《足球》了）

    看着奥运热气腾腾，万人争睹，不知怎的就想起了全运会和和九十年代美国的一本畅销书《赢家通吃的社会》。

    这部书作者的观点如下。因现代社会中交通的畅通及成本的下降，一种畅销的商品可以从都市走向小镇和乡村，从一国遍及全世界，比如可口可乐。因现代社会信息的畅通，国家队乃至世界级球星的比赛可以通过电视走到世界每个角落。其结果是地方出产的饮料被打垮，县城、省城的球队难于存活，红利被少数赢家通吃。商店不会接受太多种饮料品牌，因货架有限。观众不肯接受太多球队，因心理空间的有限，热情和记忆的有限。

    老百姓现在能够看到的体育比赛太多了：奥运会、世界杯足球、世界杯亚洲选拔赛、世界田径锦标赛、世界篮排乒乓球赛、亚运会，以及ＮＢＡ、四大网球公开赛，等等。就比赛的水准、激烈程度和观赏性而言，上述比赛都大大超过全运会。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人不能永远兴奋。兴奋点让更高水平的比赛抢占了，全运会必将疲软。

    体育除了给观众找乐子，还要给国家争面子。这正是全运会初创时的主要目的。那时因台湾占据了奥运等国际比赛的席位，我们被封闭于多数世界比赛之外。为了振作精神，鼓舞士气，显示中国人的气概，搞了全运会。时过景迁，我们早已加入到世界体育大家庭中。为中国人争面子的最好场合显然是世界体坛，而不是自家的操场。

    并且选拔人才其实也不靠全运会，更靠单项赛事。全运会耗资巨大，收益是什么呢？窃以为，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可以寿终正寝了。                                           

全运会的挽歌 （《足球》2005年10月17日）           

    柔道假赛的事件太丑陋了，总局不得不决定重赛。媒体却还不依不饶。照说，我对此类事情一贯深恶痛绝，但此番却一点讨伐的热情都没有。本届全运会的丑闻多如牛毛，几日来不绝于耳。讨伐也要讲公平吧。光说这一件事能行吗？都说，说的过来吗？又该从何说起？

    我早就反感全运会。五年前就撰文鼓噪：愿全运会早日寿终正寝。那时主要讲全运会无趣，且抄录在此：“老百姓现在能看的体育比赛太多了：奥运会、世界杯足球、世界杯亚洲选拔赛、世界田径锦标赛、世界篮排乒乓球赛、亚运会，以及NBA、四大网球公开赛，等等。就比赛的水准、激烈程度和观赏性而言，上述比赛都大大超过全运会。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人不能永远兴奋。兴奋点让更高水平的比赛抢占了，全运会必然疲软。”

    五年过后，发现无趣是依然无趣，肮脏竟更加肮脏，确实有讨论其究竟的必要。肇事的是运动员和教练员。但是细想想，他们都靠地方体委养活，地方官就是父母，全省的面子至高无上，他们岂敢违抗。不想吃体育饭了？各省官员是否都这么狭隘黑厚，金牌至上，不择手段？全国性的单项比赛很多，似乎平静和干净得多，各省官员似乎也较少干预。为什么官人们到了全运会就欲罢不能了？这都是全运会的性质所使然，全运会上最要紧的就是比各省的金牌总数。不是各省领导如何渴望在全运会上出风头，而是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全运会一定要开，金牌总数一定要公诸于世，媒体一定炒作，观众一定议论，他们丢不起这个脸。只好强力推出本省的金牌政策。没了这个全运会多干净，多规矩，多“节约型社会”。

    我以为，运动会不外三个功能。第一，为百姓提供乐子。如前所述，全运会已失去了这一功能。第二，为国争光。全运会是内战，与此不符。第三，选拔人才。这一目标靠单项比赛去实现更妥当。单项比赛可选择符合自身项目的时间和地点，可以搞得更精专，且因化整为零，远比全运会经济。

    目前的全运会是“十三不靠”，根本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全运会产生于我们失去了奥运席位，被封闭在世界体育大家庭的时代。为了振奋自己，有必要搞起全运会。单项没有这么大的气氛，不像个节日。但时过境迁，中国早就进入世界了。今天奥运就是我们的节日。有了奥运，全运会不贬值和缩水才怪呢？为什么全运会还活着？是两性的结合保全了它：惯性和惰性。

    我五年前就说全运会该寿终正寝了，全运会不是仍巍然屹立吗。我知道，全运会是国家行为，而我是一介侏儒。之所以敢喋喋不休，是因为我认准了势头。本届全运会所以必定要开，是因为2008奥运之前，我们的体育政策不可能有大的变更。奥运之后必有大的举措，那时全运会的存活将进入讨论范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您的全运会尽管开，黑厚和喊冤都尽管各行其道。而我们否定全运会的声音也不可沉默了。这既是因为我们不能容忍这个问题丛生的运动会，更是因为我们不能容忍这个多余的、浪费的运动会无休止地持续下去。

    亨廷顿在其名著《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说了一些颇耐中国人寻味的话：“现代化进程引起的腐败在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比在封建制国家更广泛。例如，中国与日本相比，伊斯兰文化与印度文化相比，前者的腐败程度也许更为严重。有材料说明，事实正是如此。……缺少一个地位确定的上层阶级，就意味着没有一个具有贵族责任的统治种族，毫无疑问，正是在这种社会种族类型的国家中，政治腐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为方便阅读，笔者对“封建”作点说明。我同意老友丁学良的说法：中西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某些概念，各自赋予的含义截然不同；其中“封建”名列榜首。按照当代西方的定义，大致上可以说秦以前的中国是封建制，以后是中央集权。其实柳宗元所代表的中国古代政治家也是这样认识的。是郭沫若、翦伯赞之流削足适履的历史观，借助官方多年宣传，内化在众多人心中，混淆了本来分野清晰的中央集权与封建制，导致无数国人说及唐宋元明清的中国还冠之“封建”。

    为什么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比封建制的国家腐败盛行？可以从两方面解释。其一，语义学的层面。腐败的狭义界定是：公职人员利用公职谋求私利。大小封建主拥有的是私权，任凭他如何使用自己的资源都不属狭义的腐败。广义的腐败，比如暴殄天物，集权与封建的比较稍嫌困难。我仍然觉得在这一维度上官僚比封建主和资本家更腐败，因为后者消费的资源是自己的，前者消费的资源是国家的，其挥霍多了一层驱动力：占便宜。当然我没看到这方面的统计比较，想象只是想象，个案也不说明问题。上述猜想且存而不论。其二，制度与心理的层面。封建制的社会，身份是定死的，阶层间是不能流动的，社会成员的面前没有更多的机会。中国古代社会正相反，功名是可以考取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成员面前有诸多的机会。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社会比之西方和日本的优势。但有一利必有一弊。机会的呈现和吸引，导致我们的社会成员不安于现状，机会主义在心中滋生。其不良的路径便是行贿。封建制度下，成员缺少行贿的空间。没有机会，没有可能性，甚至没有诸多的官吏，向谁行贿，为什么行贿？我确实以为，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中央集权官僚制是其重要构成，决定了中国人的机会主义性格。这里的机会主义是中性词汇，不含贬义，善于找机会不都是负面。找机会走到极端，才成就了机会主义的一个面相：没有理念，不管规则，乃至枉法行贿。

    既然成了性格和心态，某种策略就不会固守在单一的行为上，极可能辐射到诸多领域的行为中。向官僚行贿为了当下的特定利益，向神灵行贿则兼顾今生与来世，在今生中更无所不求——多子多福，升官发财，逢凶化吉，等等。敏感的读者会疑惑我有偷换概念之嫌。我刚刚说过：腐败是公职私用。我这里说的行贿，非狭义腐败之对应，非专指向官员进款，而是指通过提供好处来引导他人的行为。神能受贿超出我的想象力。笔者极为赞同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两位事佛者的剖析：（某人）“曾问冥吏：‘事佛有益否？’吏曰：‘佛只是劝人为善，为善自受福，非佛降幅也。若供佛求佛降幅，则廉吏尚不受贿，曾佛受贿乎。’……一囚曰：‘我之堕落以信佛误也。佛家之说，谓虽造恶业，功德即可以消灭；虽坠地狱，经忏即可以超度。吾以为生前焚香布施，殁后延僧持诵，皆非吾力所不能。既有佛法护持，则无所不为，亦非地府所能治。不虞所谓罪福，乃论做事之善恶，非论舍财之多少。金钱虚耗，舂煮难逃。向非持佛之故，又安敢纵恣至此耶。’语讫长号。（纪昀按）：三藏所谈，非以敛财赂。”本朝开放以来，寺庙香火日盛一日。我不以为烟火盛衰关乎宏旨，却以为烧香者的心态乃社会道德水准之标尺。如果以为靠烧香可以消弭“恶业”，换取福祉，是很可怕的，它实与行贿雷同。而环顾中土寺庙，此等心态者恐比比皆是。

    纪晓岚在谈论佛事时说出“贿赂”两字已令人心惊，而国外心理学家科恩在讨论奖励与表扬，特别是为了促使孩子读书而频繁使用奖励与表扬时再次说到“贿赂”这两个极具力度的字眼，令我们战栗。我们在对孩子们做什么？既然西方的学者在教育孩子的领域中提到了贿赂，相信这种行为在彼国也流行，但我坚信，对孩子行贿的第一大国非中国莫属。并且在成人的世界中，实施表彰的第一大国，亦非中国莫属。

    上述三个维度上的行贿中有一以贯之的逻辑：企图通过行贿控制对方，不管对方是大人，是佛祖，是亲子。对佛的控制非但不能得手，反倒败坏了自己的心灵。而另外两个对象呢？我相信在不同程度上均能得逞。得逞意味着，对方顺从你的愿望，消弱其自主性。官员本该有他为官的公允性，孩子本该有他自己的兴趣和追求。但官员的中立和公道、孩子的兴趣和时间，行贿者都企图一总买断。

    本文下面要讨论的不是官场和佛地，而是教育。所论的被教者兼及孩子和成人。此地之“行贿”，即奖励和表扬，给成人的是名或利，常兼而有之。给孩子的则是甜言蜜语和糖果蛋糕，当然物质奖励正与时俱进。这些外部的诱惑干扰了个体的精神世界，抑制了他的自主、自立、自决和自娱。而后者才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石。心理学家做过很多实验证明奖励的负作用。比如减肥的实验，奖励组成员若体重下降每周能两次获得5美元，另一组没有奖励。起初奖励组效果突出，但是五个月后奖励组成员体重反弹，反而是非奖励组成员越来越苗条。戒烟实验的结果近似，非奖励组的最终效果好于奖励组，且后者中撒谎的比例比前者高出一倍。原因是什么？针对一次性的行为，奖励有杠杆的作用。改变和提升性格，则靠内力，取决于内部的生长机制。奖励不仅无助于此，还有干扰、破坏的作用。

    教育致力于提升的不外道德与才干。这两方面奖励和表扬都没有好的效果。

    道德的前提是行为自主，是拥有选择的权利；被迫的行为外部性再好也不是道德。奖励和表扬其实构成了干扰自决的诱惑，它极可能诱发人们追求奖励而非道德。科恩的话或许极端，但包含真理。他说：“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我们希望培养的孩子除了关心自己、对别人一概漠不关心的话，我们只需发现他们表现出慷慨时给予他们赞美和奖励便能够达到这一目的。”奖惩可以造就驯顺，贿赂能够买来服从，却很难想象它们能够哺育出“责任感”这样的东西。靠奖励和表扬来不能提升道德，反而可以催生出众多的伪君子。师长们常常告诫：表彰面前要戒骄戒躁，说明他们尚能意识到表扬的复杂后果。不幸只看到了它的较小的负作用——导致自我感觉过高，却没有看到它的更广泛、更恶劣的负作用——诱导被表扬者将其他追求置换成名利。不是吗？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被表彰者不会被表彰腐蚀呢？大家都是俗人，官僚可能被金钱贿赂，工人、学生就不会被表彰所挟带的名利贿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表扬盛行的氛围下就绝少好人，常年的模范就都是伪君子。奖励和表扬的负作用大过积极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其负作用就每试不爽。少数心性极好的人，任凭外界毁誉，都坚持他的善行。还有一些异类，包括笔者，拒斥表扬，他们生在弥漫着表扬的世界上而不属于它。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心理机制。感觉在多数场合走在理性的前面。感性上厌恶表扬，却未必说得出何以如此。笔者猜想，是因为他们是热爱平等独立高于其他价值的人。他们敏感地体会到此一程序中的不平等，并发觉自己被干扰了。表彰其实是为了控制对方，怎么可能是平等。表扬的颁布者更是通过颁奖的仪式，彰显自己的权威，而被表扬者的每一次接受都是对某种规矩的就范。从一个个教室到一次次举国行为，都可以看到，中国是一个表扬到了泛滥地步的国度。如果您能同意我们今天的道德水准堪忧，就应该深刻反省：表扬是好东西吗？

    奖励和表扬也难于促进被教者的才干。原因有三。第一，迷信奖励会使得施教者忽视了原因的探讨。比如小孩因不习惯孤独而晚上不上床，学生因听不懂而走神，家长和老师企图靠糖果催眠，靠表扬带来专注，都是文不对题。第二，奖励和表扬能促进的只是简单劳动。强烈受到表扬驱策的人，学习和工作时肯定是回避风险，选择熟悉和安全的方法，不为好奇心所动，如是他的关注必然极其狭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奖励和表扬扼杀兴趣，而兴趣在学习中是至关重要的。兴趣是高度主观的，是不讲道理的。多数人天然地会对某些事物感兴趣，因此其实不必操心同学们对一切建立不起兴趣。如是，一定是外界的强干扰所致。所以沃洛德考夫斯基说：“我从来不说‘调动孩子的积极性’，那将会剥夺他们自己的选择。”孩子有产生某种兴趣的先天基因，后天的良好环境是：一，他能接触到多种事物——这几乎是师长们唯一能够给以帮助的事情；二，他不要太过忙碌，那样就不可能遭遇他可能感兴趣的东西——而恰恰是师长们通过种种奖惩导致学生们没有空闲，针插不进。如此，兴趣从何滋生呢？人才的发育是不能看表象的。两个人同样用功于某门功课，甚至成绩不相上下。但是其中一个有兴趣，另一个被外力驱动自己毫无兴趣。前一位学到的东西点点滴滴到心头，终生不忘乃至终生不渝；后一位考完试就再不留恋，三年后忘得一干二净。说到根本，做好活要凭兴趣。有人说，还有靠努力。没有人说不对。但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努力，受兴趣驱使的努力和被迫的努力。两者天壤之别。长期被一些有兴趣的学习活动包围的同学，心智的状态是有滋有味、多姿多彩的，他想不成材都难。长期被种种“苦役”包围的同学，即使金榜题名，最终也将与智力生活无缘，因为他的心智已经枯萎。有人会说：生活中哪有那么多乐趣，相反有很多非做不可的乏味工作。正如科恩所说：“我们需要提出疑问：哪一项乏味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为什么？”有一两项必做的乏味事项就很可以了，如果多数学生被多项不可或缺的乏味学业包围，难道不是极其可疑的社会安排吗？是有些课程的安排和要求不妥，还是我们在施教过程中过重的奖惩导致了过重的劳动，进而造成了乏味——是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教育的本意之一是开发学生的兴趣，今天中国教育的效果是大面积地灭绝学生的兴趣。

    为奖励和表扬辩护的人最喜欢拿出的理由是：奖励和表扬比惩罚和批评好，比后者有效，比后者人性。此种思想颇为时尚，被很多人视为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我大不以为然。科恩说：奖励和惩罚、表扬和批评，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在一个群体中，表扬其实就是批评的另一形式。一个班级中，一些同学总是得不到表扬，总是听到别人受表扬，他们的感觉和受到批评有什么不同。对孩子的惩罚，乃至打骂，我都不绝对拒斥。当年在美留学时学过一门教育社会学。其中的内容大多遗忘。只有两点记忆犹新。一是老师带我们参观和旁听过一所中学，我惊讶美国学生拥有的自由。二是读到一位学者的观点：父母的威慑对孩子是必要的。我的理解：武器的功能第一是威慑，第二是使用，使用越少越好，但威慑不能是无本之木。今日中国的父母是少了惩罚与威慑，多了表扬与奖励。慎用惩罚和威慑很好，滥用奖励和表扬很坏。惩罚和威慑对孩子有两个积极功能。其一，孩子幼小时是不懂道理的，却须开始学习一些规矩，这要靠惩罚和威慑来完成。规矩和禁区不要太多，几条大线不许过，过了要惩罚，这之外孩子享有广泛的行为空间，如是惩罚就不会扼杀孩子的自由生长。其二，一个人从小就要有敬畏感，要有畏惧的东西，这东西首先要由他身边的人为他注入；什么都不怕就麻烦了，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将发生集体性灾难。惩罚和批评所完不成的灾难，奖励和表扬可以完成。因为沐浴了近代人道主义思潮后人们开始约束惩罚，而奖励和表扬以其道貌岸然的伪善形象逃脱了人道主义的批判。在中国的学校中，奖励并非不许可一个同学对某一边缘事物建立兴趣，但是它通过将同学们的全部精力和时间驱赶到狭窄的科举方向上，从而灭绝了同学们滋生兴趣的心理机制。

    奖惩是极其古老的手段，有了家族、部落、群体生活，就有了奖惩。但是穿越了十万余年的时间隧道后，我们的环境、技术、价值观、生活水准都大大改观。人类必须调整奖惩。如上所述，惩罚一方面退出一些领地，另一方面消减其原初的残忍。表彰则借着惩罚在社会生活中的萎缩，极大地扩张自己的领地。且因为世间一切强势固有的傲慢，它完全漠视时代的变迁。物质刺激对什么人最有效？生物学的实验中，科学家常常不给动物吃饱，以保证用食物作强化手段时动物的反应灵敏。同理，在贫困的时代物质奖励易得逞，对贫困的员工物质刺激最有效。可是今天社会已经和正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过去的物质奖励，要么不灵验了，要么从营养品变成毒药，它们在食用效果上本来就是连续谱。你还能给孩子糖果促进学习吗？我们已经将贪官喂得脑满肠肥，也要将子女喂得肥头大耳吗？生活资料的供给妙在适度，过犹不及。如果父母经济无压力，难道孩子学习不努力就不让他吃饱吃好，难道孩子努力就该吃的更多更好？其他消费其实和吃是一个道理。如果经济允许，适度消费是孩子的权利，不该蜕变成奖励品。常有家长对小孩说：你不好好学习我就不喜欢你了。这是气话，也是大错特错的话。你的关爱不可以是有条件的。孩子就是吸了毒、犯了罪，你的关爱也应该是不改初衷的。富裕将使物质奖励变得无足轻重，也正好给我们全面反省奖励和表彰提供了契机。

    三维行贿说拓宽了行为分析的视角，它统摄了小人对大人的行贿与大人对小人的行贿。三维行贿说透视出，我们是个机会主义的民族，自恃一己之机心，无视自然与社会的法则，以为靠钱财和恩宠便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加诸他者。在社会法规的层面上，官与民均无所顾忌，遂有贿赂成风。在自然法则的层面上，敢以铜锈赎买天谴，敢以奖惩扭曲上苍赋予一个孩子的情趣和发育。这是自负还是自卑？谁能说清？

    黑猩猩相当于石器时代的人类，这是德瓦尔的观点，他认为猩猩就是石器时代的人类。他帮助我们更新了一个概念，以前我们说，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人能使用工具，实际上动物也可以使用工具，比如猩猩就可以用一个石头来砸碎干果，这就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要知道，砸碎一个干果，首先要制造工具，要选一个合适份量的石头，太大了拿不动，太小了砸不碎。这个技巧是很高的。小猩猩在三年中就这样没有目的地乱比划、比划得非常熟练，临近三年的时候才能准确地砸碎把果仁取出来，德瓦尔最后提出，它连续比划三年，没有收获，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得到群体的认同。

    达尔文说人和猿在道德的进化上也是连续的。正如德瓦尔这本书的最后几个章节说到，人的道德不是从上到下而来的，而是从下到上而来的，人类的情感在动物这儿就有，人不要太自高自大，以为知识就可以包打天下。我一直在想，动物群体中是靠什么成为王者的，以前我认为是靠肌肉，现在我越来越认为肌肉是其中之一，但还要靠它的伟大的、发达的、高于其他同类成员的情感系统，它的情感系统就是决策的组成部分，很可能猴王的情感系统比一般的猴子要高得多。——我好像还没看到别人提出这一思想。

    会上田方萌也发了个言，给三位专家提了个问题。我觉得他们的回答不得要领。这问题激发我产生了极其诱人的想法。会后我请田君喝酒。在我们的切磋中，这想法进一步成型。我劝田君在完成博士论文后，就围绕这个题目写一本书。我也可以帮忙。这书的主题现在想来，还很激动。这里就不披露了。不是上面提到的思想。上面提到的思想也很要紧且有意思。

    朋友说要给我推荐一本书，李宝臣先生的《礼不远人》，说我一定会喜欢，尤其是里面的一些小道理，很有启发性。朋友说，李宝臣，嘴里的明清掌故一大堆，好像亲身经历似的。尤其是在礼仪研究方面，更是如数家珍。不知道李宝臣是怎么知道历史深处那些犄角旮旯的事情的。
    朋友的推荐使我未见其书，便生出一份佩服，夹杂着模模糊糊、不知所云的味道。接下来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夹杂着别样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阅读，更像把玩。

   我不会加入党派，无论怎样的诱惑和赎买。这么说似乎有点味道。是的。我尊重多数有信念的人，即使与他们的信念不同。在加入某党派对个人利益没有显见好处的时代，多数加入者是有信念的。说“多数”意味着，即使在那个时代也仍然不乏信念之外的驱动力。而在加入组织对个人大有好处的时代，信念在加入者内心的位置是匪夷所思的。在我们这个功利滔滔的国家中，信仰已成稀缺，寺庙已高度世俗化。

    这番话我从不对我的学生说，因为师生地位是不对等的，他们有自己政治和宗教上的选择自由，不可以给他们平添压力。有过一个报考我的学生洞察出我的政治倾向，和我说她是稀里糊涂的入了党的。我什么话也没说。我这种态度应该是投合韦伯的说法，认同陈寅恪的主张的。

    我在我的博客上挂出了李燕红的文章后，明白我恐怕要找机会多说几句，因为这个问题敏感、多歧义、易生误解。第二天就看到了“昌堂门”跟的帖子。昌兄是我的老朋友，绝对是当年北大的英才。他的帖子促使我进一步澄清自己的看法。

    韦伯说的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就像他提倡社会科学的研究应该“价值无涉”一样，说得很好，做起来极难。他在“以学术为业”的“学术与政治”这节中说：“个人几乎不可能完全做到排除自己的好恶。”我觉得，完全做到不透露自己的好恶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争取在学术中，在教学中，少一些现实政治的因素，但是作为主体绝对排除是不可能的，作为客体绝对听不到更是不可能的。因此就有了一个学生在课堂上听到了老师的不同政见时该怎么办的问题。

    如果真的赞同韦伯“课堂上教师不谈现实政治”的理念，就一定是针对课堂上任何现实政见的表达。即这之中没有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因为谈的人都认为自己所说是正确的，在“政治正确”上唯权力马首是瞻就更远离纯正的课堂了。如果只是针对和打压一家政见，就全然不是赞同韦伯的思想了。而现实中存在的是，课堂上称道现体制、现政策的言论多得是。这给真心赞同韦伯理念的人出了一道难题：如果对多数课堂上谈论现实政治的教师不置一词，单独批评一个以另类的味道谈论现实政治的教师，是不是丧失了起码的勇气和公正心，这种批评还有什么价值？这种批评将是什么后果？

    一个向上级打报告的同学可能持有两种立场。其一，以韦伯的态度反对教师在课堂谈论现实政治。如此他将面临上述的矛盾，有可能将现实政治的宣讲从中国课堂上摈除吗？如果只能摈除其中一派你仍将以打报告的方式致力于此吗？其二，该同学高度认同某种“政治正确”，觉得该教师大逆不道。也就是说，该同学完全不赞同韦伯的价值观，他认为课堂就该宣讲政治，但只能讲所谓主旋律。庆幸今天中国的课堂还不至于此。如果真的彻底地走上了课堂就是宣讲主旋律的阵地，我猜想那位同学也会吃惊和不满的。当然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性，就是政治投机。因为既没有分析的价值，也没有判定的根据，我们不为此浪费笔墨。

    最后还须澄清怎么办的问题。我主张师生对话，坚决反对状告老师，特别是面对政治思想问题。一方面我希望大学生关心政治，关心社会公正问题。另一方面我希望师生们一同致力于将现实政治的话题排除出课堂。这是一种学术风气的建设，与政见无关，与长官无涉。

上海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师群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中贴出了一篇标题颇为吸引眼球的文章：《报告政府：我们的老师是反革命》。文中说自己因为在《古代汉语》的课堂上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政府”而被两名女生向公安部门告发为反革命，并已立案侦查云云。文末有一段情采并茂的评论，摘录如下：

“要知道，这种事情如果说它发生在清朝末年，可能还会有人相信；而要说它发生在民国初年的“五·四”时期，就不会有人相信了。你们知道那时候的青年，已经基本接受了“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所以一般不会发生这样的怪事了。而如今，却依然还会时常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并且就发生在中国的大学里，这就太让人匪夷所思了。想到最近中国的学校中发生的一系列怪事，我只有默默地为中国的社会和人民祈祷：什么时候中国社会才能走出愚昧？中国教育才能走上正轨？中国的学生才能比较正常的思维？”

学生因为教师在课堂上说了一些批评政府的话——据说涉及到某个被中国政府严禁的当代新兴宗教——而向当局告发，无论如何是过激的行为，不仅如杨教授说的那样罔顾言论自由，普世人权，也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几十年前的学生批斗老师的历次“运动”。因此事情一出，就有不少热心呼吁自由人全的著名知识分子纷纷撰文，对杨老师表示支持和声援。就一般网络舆论来说，对两名女生也是嘲骂占压倒多数。除了嘲笑其幼稚无知之外，还有怀疑他们的动机和真实身份的。在这样群情激奋的语境下，似乎答案非黑即白。如果两名女生肯定错了，杨教授就无疑是对的。但这样两级对立的思维不仅过于简单化了问题，而且掩盖了真正的问题所在。

我认为，杨教授不仅有错，而且还错得离谱。对于这次的事件，是要负上相当的责任的。

杨教授在自己的博客里说，两个女孩下课后找过他，问他问什么这样批评中国文化和政府，“甚至眼睛里已经含着泪水”。杨教授告诉她们“言论自由”的真谛：你们有权利反对我的言论，但是我也有权利发表自己的言论。如果不愿意听，以后可以不来上我的课。

可是两位女生最后却选择去告状。

杨教授认为可以接受学生反对他的言论，但是不能接受“她们居然到上面去告我”。网上的舆论也一致谴责学生“告密”，无疑小题大做。会给教师带来很大的困扰。杨教授的行为无论如何是构不成“颠覆国家政权罪”，但是这并不代表学生没有权利向院系和校方反映老师教学内容不当。这里的关键在于，学生跟老师本来就处于严重的不对等的地位，无论是从知识上还是地位上。

杨老师甚至说“如果你们不愿意听我的课，以后不要选我的课就是了”，看似有理，其实有很大的问题。说是大学自由，可以选自己喜欢的课，自己喜欢的老师，但是也有分必修，限选，任选等的。而且，总学分有要求。加起来，差不多那些任选的课没有几门是可以选的。我们选的范围还是很狭小。况且学生已经选了你的课，如果真的是中途退了，那么以前的时间怎么补？其次，两位女生的意见并非表达个人偏好，而是认为杨老师的授课是传授了错误的内容，属于误人子弟，这既难以通过言论自由驳倒，也不能私人退出杨老师的课堂就解决问题。

在这种师生之间各方面都不对等的情况下，只有校方才能够、而且应当对教师的教学内容和方式进行监督，在其中学生的反映占了很大的比例。毕竟，学生是教学质量的直接利害者。国外许多大学里，都有专门的渠道可以让学生匿名向校方投诉教师教学中的各种问题。

我们可以再深入思考为什么两位女生义愤填膺的问题。是她们统统被党化教育洗脑了，不热爱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么？情况并非如此，她们所感受到的恰恰不是自由，而是被一种自己所厌恶的观点所压制的不自由。在“学识渊博”的教师面前她们无法发言，因为她们一说话就会被轻易地驳倒，只能自取其辱。但是归根到底她们仍然并不相信教师所告诉他们的那些东西。因为这不是她们自己思考和选择的结果，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灌输。老师只是告诉她们一种她们不赞同的意见以及一些片面的证据，但没有给她们真正的思想自由：亦即在充分掌握相关知识的基础上，去按照自己的理性思考，作出自己的判断。

最终我们要问，什么是自由教育？自由教育不能违背“自由”本身的原则，即使老师认为想当然正确的东西，也要留给学生自己思考、判断的空间，让他们能够自己培养自己的观点、见解，让他们得以理解自由的真正含义。

自由教育更不是嘲笑自己的学生“愚昧”，没有“正常的思维”，不懂得“言论自由”，而是本身不带偏见地去理解、引导、帮助对方思想的成长。

近一个世纪之前，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大学有一个著名的演讲，在其中他对教师进行了严肃的告诫：“如果要在课堂里讨论民主，就应当考虑民主的不同形态，分析它们的运行方式，以及为每一种形态的生活条件确定具体的结果。然后还要将它们同那些非民主的政治制度加以比较，并努力使听讲人能够找到依据他个人的最高理想确定自己立场的出发点。但是，真正的教师会保持警惕，不在讲台上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将任何一种态度强加于学生。……我的回答是，讲台不是先知和煽动家应呆的地方。对先知和煽动家应当这样说：“到街上去向公众演说吧”，也就是说，到能批评的地方去说话。而在课堂上，坐在学生的面前，学生必须沉默，教师必须说话。学生为了自己的前程，必须听某位教师的课，而在课堂上又没有人能批评教师，如果他不尽教师的职责，用自己的知识和科研经验去帮助学生，而是趁机渔利，向他们兜售自己的政治见解，我以为这是一种不负责的做法。”

的确，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还不如1919年的魏玛共和国，不满足于课堂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大概不容易“到街上去向公众演说”，但是无论如何，在课堂之外有供他们发言的公共空间，现在blog的盛行是一个方式。而在课堂上，教师的责任是让学生掌握知识和独立自主地思考，这是教师的“责任伦理”。无论在专业范围之外还是在专业范围之内，都应当恪守这一底线。他必须每时每刻考虑到自己言行可能的后果。当然，教师可能信仰的是“信念伦理”——因为我认为我掌握了真理，所以我可以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表达自己而不论结果为何——那么也无妨，他总会碰到同样执着的学生，抱有同样执着的“信念伦理”——因为我相信你掌握的不是真理而是谬误，所以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止谬种流传，包括去检举揭发。

不管怎样，在那个老师要为自己的蛮横言行负责的同时，也要赞那两个女生的勇气。毕竟他们对教师的言论提出了质疑。而现在的教育，大多学生对教育本身并不关心。教师讲的什么，很少去思考。关心的只是课程分数的“现实”问题。言论自由，一方面不能滥用，要负责的同时，另一方面，也要好好利用好。沉默，不是我们应该有的语言。那么罢，文末还是再重申，学校有责任提供一个平台，让学生匿名向校方投诉教师教学中的各种问题；对教师的教学内容和方式进行监督，而那些问题，应该是对事不对人的，也是，能够及时反馈到老师那，并给学生一个交待的。

现在的教学评估的体系，并不是很理想。滞后性太强，效果，也值得怀疑。

彼时我想起此前不久看到的一个帖子，该帖总结了网络拍砖的种种法门，堪称无敌辩手攻略大全。籍此，可以对一切观点、提案予以否定。比如你说“东”，就会遭到如下质疑：1，有那么多“南”“北”和“西”问题，为什么你偏偏说“东”？2，你说“东”固然有道理，但是根据当下的具体国情，你说“东”实在上是在帮“西”的忙，所以你名“东”实“西”，似“东”非“东”；3，虽然“西”是不对的，但是“东”也不对，你必须说“远东”；4，你有怎么资格说“东”，你又不是研究“东”的专家……如此等等，大约有十余条之多。可惜，搜了几遍没有找到原帖。只好以我蹩脚的文采和想象力转述如此，说明个意思。

有意思的是，对于我等提高燃油税倡议的种种反对，几乎穷尽了该帖设想的所有可能。很多人估计连文章都没有仔细看，喵了一眼标题就跑出来拍砖了：“提高燃油税，会增加消费者的负担！”而我们的倡议书说的很明白，郑也夫先生在此前的文章中也有深入的解释。1，提高燃油税，提高的部分落在石油公司头上，不落在“消费者”头上；2，目前的养路费制度，其实是“不消费者”（无车者）和“少消费者”在买单；过低的燃油税，同样也要“不消费者”补其不足；最后，有车一族不要冒充弱势群体！也有人说：不要与欧美相比，人家有燃油税，是因为没有养路费。然而，我们的倡议所说的燃油税，前提恰恰就是要把养路费、治污费打入燃油税之中。

在十教授之中，我是唯一的一位副教授。我同意签名，一来出于对郑也夫先生的信赖，二来这符合我批判工业文明的总体理念。所以尽管不是燃油税专家，不是经济学家，不是道路学家，亦忝附骥尾。曾有意撰文自辩，不过一时腾不出手来，也就罢了。况且，也夫先生的回答已经非常充分，不需要我再多嘴。

前两天与一位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通话，无意提到此事，她再次告诫我，不要超出自己的专业之外发言，并给我传来了刘军宁先生的文章《燃油税是个宪政议题》，以示我参与倡议之荒谬。这又动了我的好辩之心。

我支持提高燃油税的理由，并非基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更相关理论的研究，乃是基于我对于文明的整体判断。近几年，我由批判科学主义入手，进而批判工业文明。在我看来，工业文明就像一个巨大的机器，不可逆地把自然资源（森林、矿藏、天然水体）转化成垃圾（包括固态的、液态的、气态的以及表现为耗散热的第四态）。我相信，当下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怎么样发展，而是怎么样停下来。即使不能马上停下来，也该努力慢下来。如果我们不能停下工业文明的步伐，人类文明将在我们可见的未来走向尽头。所以，对于能源开发我不以为然，对于太阳能之类的所谓清洁能源，我也专门发表过文章表示质疑。总体而言，提高燃油税，乃至于提高油价，都会减少油耗，减缓工业文明的步子。所以我同意签名。

刘军宁先生是我素来敬重的一位学者，他的文章常能让我深受其益。这篇关于燃油税的文章也不例外。在这篇文章中，他再次强调了宪政精神。他说：“在未获得国家立法机关同意的情形下，国务院，更不用说国家发改委，有权开征新的税种吗？作为一个全新的税种，燃油税税率的确定，经过立法机关审议和批准了吗？对此，没有任何能够予以证实的相关新闻报告。所以，燃油税不符合宪政的根本原则，不具有宪政程序上的正当性。”“因此，新推出的燃油税违反了宪政的基本原则，也有悖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趋势。如果政府不断增收各种税赋，而不问纳税人是否同意，也不增加政府财政的透明度，那么，对专横的权力、无限的政府，纳税人不应永远保持沉默！”

军宁先生字字珠玑，掷地有声！我完全赞同。如果他发起签名，我同样愿附骥尾。然而，这里我所要强调的是，他的观点对我们的倡议并不构成反驳。因为，“燃油税是否符合宪政原则”与“燃油税多少合适”，是两个问题。两个问题虽有关联，但不能说，前一个问题不解决，后一个问题就没有意义。无论何时，我们永远处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中。比如我现在申请职称，想把那个“副”字去掉。对于职称评定的种种细节要求，比如 CSSCI 数目之类的，我深感荒谬。但是我仍然要按照这个荒谬的规则去申请，而不是拒绝申请。同时，也不排除我会提出某些“合理化”建议，使其荒谬有所减缓。

在反对者中，还有我的朋友萧瀚先生。去年12月29日，他就在他的博客“追远堂”上张出宏贴《十教授的燃油税建议荒唐》，列出来煌煌十五大条。为了表示对批评本身的支持，我把此帖转贴到了我的博客之中。不过，在我看来，只有其第二条比较靠谱：“为了实践宪政精神，这份建议书的诉求对象最好不要是国务院及其总理，而应当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算是一条建设性意见。而其余的各项，恰好都印证了我前面提到的无敌攻略。嚣嚣网议之中，有很多观点与萧瀚兄暗合，所以这里，我不妨以砸萧瀚兄一挂，略作回应。

比如其第三条：“涉及环保问题，可以建议政府做的事情很多，但轻易大幅提高燃油税绝对是个不切实际且毫不搭调的方法，可以建议完善公共交通，可以建议设立有民间团体参与的环保监督部门，在环保方面全面开放言禁等等，这一切问题都解决得差不多了，再来提调高燃油税还差不多。”不错，改善公共交通，设立民间环保监督部门，这些建议和措施都很不错，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这些问题解决的差不多了，才能建议提高燃油税呢？你有你的视角，我有我的考虑。你认为你的建议重要，你也可以呼吁，比如找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而你不去做这些事情，却批评我出于我的角度提出的议案，这不是内讧吗！其第十四条与此类似，就不重复了。

其第八条，“如此调高燃油税，将大幅度提高政府开销——公费用车成本大大提高，并将毫无悬念地进一步加深社会公车私用的恶习。”这已经属于过度诠释，没话找话了。照此逻辑，难道为了减轻公车私用的恶习，我们应该提倡不设燃油税，提倡免费供应石油不成？公费用车更是另外一个问题，可以分开讨论。此外，萧瀚兄的“毫无悬念”，不知从何说起？如果可以这样延伸，那我不妨沿着萧瀚的推论进一步延伸，由于公车私用加重，社会矛盾激化，引起高层震动，最后全面推广公车私有化，大幅度地解决了公车私有问题。所以应该把燃油税提得再高一点。这样以不断延伸的可能性为论据，这个话题早晚会大到无边无际，没根没落。

其第六条和第九条，说提高燃油税会导致公共交通成本提高，加重底层人民负担；会导致出租车司机的工作环境更加恶化。其批评法与第八条类似，我的反驳当然也类似，不在重复。

其第十一条责问：“政府征收了很重的燃油税，就能用来治理环境？”同样，这还是另一个问题，对我们的提议不构成反驳。我提倡增加燃油税，你也可以提倡提高政府透明度，设立监督机制。

回过来说第五条，“高额燃油税真正打击的只能是城市中产者，绝不会是那些真正的富翁，更不可能是权贵们。开征3-4元的燃油税，意味着城市中产者日常生活的支出大大增加，我想问的是，凭什么？”问得慷慨激昂，却好像没有过脑。这种质问，郑也夫先生已经反驳过了。一来我们强调，增加的部分不落在零售油价上。二来，有车一族，城市中产者，在整个现代化的食物链中，处于现代化的上游，相对于下游民众来说，已经过度地占有了社会资源，凭什么你们的支出就不能增加？如果说，你的理由就是，在比我们更上游的“真正的”富翁和权贵遭到打击之前，我就要继续享受作为上游的好处，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说到这里，我感到有些心寒。曾经有位有车的朋友对我说：“如果燃油税提高了，我到你们家吃饭去。”好歹也算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考虑问题如果不能超越自身之利益，毫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担当，我们的希望在哪儿？

毫无疑问，整个社会系统的各个环节是相互勾连着的。一项新的政策，一个新的提议，必然与牵涉到丝丝缕缕的关系，也必然有坏的可能性。公共交通有问题，出租车制度有问题，公车私有有问题，环保言路不畅有问题，所有问题的解决都会牵扯到其它的问题，可能会使其它问题得到好转，也可能会使其它问题恶化。我不知道其他签名的教授的怎么想，对我而言，作为学者，我只是从我的角度，提出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我不是制度设计者，我也不是政府工作人员，我不可能了解每一方面的情况，给出一个完美的让社会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如果对于学者提这样的要求，那就意味着学者不可能提任何建议！术业有专攻，一个战略家不需要是一个神枪手。

萧瀚兄的第十五条说：“环保问题当然是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每一个中国人切实的行动去点滴努力，指望用扩张政府权力的方式来限制人民的资源浪费行为，在目前中国语境下，是相当危险的一种方式（弄不好进一步助长了行政权之恣肆跋扈，而本想解决的问题却更得不到解决，还滋生一堆问题），远不如进一步推动和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制约政府权力、倡导公民独立、自治、自律来得更切实际——虽然这很缓慢，但千万别指望快，揠苗助长必然适得其反，倘若朝野双方（主要是朝廷）不知道用合理的方式和方法改革政治制度以有效配置资源、节制人们的物欲，倘若全民族都不知道应当节欲，到头来要死就大家一起死吧，上天的宿命，岂是人力可为之事？”

萧瀚兄有自己的关注焦点，所以反对扩张政府权力，也如军宁先生一般，强调宪政，强调公民社会。但是，依然如我前面所说，这些问题固然重要，甚至最最重要，但是也不能等宪政问题解决之后，再谈其它问题。按照这种思路，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宪政问题，公民社会问题，别的问题就暂时不能谈了。这种思路，是我反对的。如果等一切都准备好了，那就晚了。完美的政治制度永远是不可达成的，所以我只能主张，在不完美的当下，基于不完美的现实，做一点可能的变化。至于萧瀚说“要死一块死”。如果不是气话，未免不负责任。

实际上，在工业文明的整体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我不认为提高燃油税会有多大的实质性的意义。就如塑料袋收费一样，只是一个象征。政策固然是个好政策，不过现实的情况是，1，很多市场变相地恢复了免费塑料袋的供应；2，几毛钱不足以人不买塑料袋；3，没有了免费塑料袋做垃圾袋，很多人专门买塑料垃圾袋。所以我不认为这项政策能够实质性地减少中国的塑料消费总量。就算全国人民都拎着布袋子购物，又能起多大的作用？无非是减少了最外的一个袋子而已，而袋子里面的所有商品，都密密实实地打着塑料包装。但是，我不能因为如此，我就不支持这项政策。在我看来，塑料袋收费是一个象征，一个信号，它告诉人民，我们这样的消费习惯，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有问题的，是应该终结的。

如果真想起到实质性的作用，我建议对所有塑料生产厂商课以重税，大幅度提高塑料成本，额外的税收专门投入到垃圾处理中。毫无疑问，这将大幅度提高包装成本，从而会加重“消费者”的负担。

同样，提高燃油税也是一个象征，一个信号。这告诉人们，我们建立在低油价之上的生活方式是脆弱的，是注定要终结的。

因而提高燃油税的建议，在我看来，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电话里的朋友认为，动不动就搞什么十教授，实在有作秀之嫌。我对这话倒是有点儿认可。如果作秀能够引来更多的目光，能够激起更多的讨论，何乐而不为呢！既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我倒希望秀得再大一点。

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两重问题，一是生存问题，一是生态问题。这两重问题交织在一起。前者关乎社会正义、民主民生，比如刘军宁先生文章之所讨论。但是，以往在解决生存问题的时候，常常忽视了生态问题，甚至加重了生态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要求发展的权利，从解决生存问题的角度，是正当的，对于发展中地区，也是公平的。然而，换一个角度，所谓发展的权利，其实是污染的权利，破坏生态的权利。物质不灭，能量守恒。人类的所谓财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归根结底，是来自于大自然。人类整体对大自然的掠夺，转化成了人类的财富，而这个财富在人类内部的分配是不均衡的，不公正的。处于现代化上游的人们享有的更多，这对于下游的人们当然是不公平的。而以往我们解决问题的做法是，把蛋糕做大，从大自然中更多地掠夺，从而让下游的人们也能多分一些。这种“发展”看起来部分解决了公平问题，民生问题，但是客观上，却使生态问题更加严重。相反，从生态问题出发的所有政策，总的来说，是减少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而在操作上，必然会使下游的人们受到更多的影响——因为整个社会制度就是上游的人设计的，必然会对他们更加有利——从而会被认为是损害了底层民众的利益。这是环保人士常常面对的两难，很多在整体上、从长远来看，符合生态正义的政策，在当下的现实中，的确使底层民众的利益受到更直接的，更严重的冲击。就如古道尔曾被人质问：“最后一个香蕉，是给人，还是给黑猩猩。”

然而，提高燃油税恰恰不属于此列。提高燃油税，既符合生态文明的大趋势，又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公正。

    郑也夫：我认为香烟涨价很难收到控烟的效果。原因是，中国的国情比较特殊，我们的烟民分三六九等，一等烟民抽最好的烟，基本上不花钱。公务员系统开年度生活会，不少人总结这一年在廉政生活方面的得失，说总体来说非常自律，如果说有什么小过失的话那就是别人送点烟我接受了。言下之意是接受香烟礼物是件无所谓的事情，是一个可以拿的出来的“最小的缺点”。可以说，公务员系统里的人很少买烟。所以，我觉得提价对于这部分人没有一点影响。

    香烟涨价对普通烟民的影响很大。如果人家在私人空间或露天吸烟，这是人家的权利。我们向大家宣传吸烟的危害，剩下的是人家自己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对底层烟民的权利不够尊重。我们的涨价实际上对烟民不是一视同仁。这是不妥的。

    主持人：对吸烟这样的行为也应该尊重吗？并且要提到权利的高度吗？

    郑也夫：任何一个管理者要在禁烟问题上有所作为，首先应该考虑的就是公民的权利。而在戒烟问题上，公民分为两个群体：抽烟的人、不抽烟的人。在戒烟问题上要考虑到两类群体的不同权利。只要这个权利是适当的，都应该得到保护。

    首先，有些公民不抽烟，就不该被动地吸二手烟，他们的权利应该得保护，这是毋庸置疑的，既然烟草会损害人的健康，我为何要被动抽烟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在公共场合禁烟是在保护不抽烟的人的利益。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这个禁令应该强度极大。

    接下来要说到抽烟的人了。我们也应该问一下抽烟的人究竟有没有权利？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权利的。抽烟的人在自己的空间或者在露天的地方抽烟，没有损害别人的健康，那么，他有没有这样的权利？答复是肯定的。有人会说，抽烟不是损害人的健康么？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同意这样的权利呢？我想说的是，即使是损害健康，他们却仍然有这样的权利。其实我本人不抽烟，也经常吸二手烟，我坚决反对在公共空间吸烟的行为，但是如果人家并非在公共空间吸烟，我必须说他们有这个权利。

    权利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必须把权利的事情搞清楚。

    有人会说，吸烟如果是损害他自己的健康，他还有这个权利么？有。我们应该看到，其实社会生活中有很多活动都不同程度地损害健康，而我们都没有准备去剥夺做这些事情的权利。比如说，中国人流行搓麻将，有人一搓一通宵，可不可以禁止通宵搓麻呢？过度锻炼损害健康，还有登山俱乐部，攀登8000公尺的高峰，常常有人遇难。这些我们都没想到过要禁止。为何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禁止呢？就是要搞清楚什么叫做权利。如果公民准备自己埋单，乃至付出健康的代价来追求某种乐趣，别人无权干预。

    吸烟不是吸毒。这是非常不同的。法律并没有完全禁止抽烟。只要是法律没有禁止的事情，只要人们在不伤害他者的场合去吸烟，这是人家的权利。

    主持人：有个观念认为，烟税重要的一个合理性在于，公众往往需要对吸烟病人的健康问题买单。这就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选择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了。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郑也夫：有些同样危害健康的活动，比如轿车，中国每年死于轮下10万人，比如登山事故，但大家从来没想干预这些活动者的权利。他们给社会增添的负担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说，你的这个逻辑霸道了一些。如果道理完全在你这边，社会为什么不像对待吸毒那样对待抽烟呢？在目前的政策下可以想象，受涨价影响的只是底层烟民。

    主持人：公共场合禁烟的难点在哪里？

    郑也夫：我个人的观点认为，VIP是公共场合禁烟的最大阻碍。在单位、公司的会场上领导、老板吞云吐雾，这里的公共空间还能禁烟吗？在餐馆里，有权势的人被餐馆的经理奉为座上宾，他们就靠这些人来赚钱，没准还给人点烟呢。这种现象的存在，把公共场合禁烟的氛围破坏了。所以，我觉得，公共场合禁烟应该有检查者、监督者。可以用一些技术手段，比如单位、公司的会议室里、餐馆中，安装抽烟报警器。这不应该是公司自己的行为，这属于一个公共管理的议题。凡是有公共场合的地方，报警器响了就不成。此外，餐馆应该设置不能吸烟的单间和可以吸烟的单间，前者永远不许抽烟，因为抽烟会留下味道。这需要社会各界形成合力，公共场合绝对不许吸烟。

    主持人：除了在公共空间里禁止之外，我们还应有哪些作为呢？

    郑也夫：我觉得，还可以做的主要是宣传。在控烟问题上，着力点应当有两个。一个是公共空间严禁抽烟，另一个是加强宣传的力度，要让大家知道吸烟的危害，利用每一个平台、每一个宣传渠道让大家知道。

现在控烟的宣传搞得不好。举个例子，中国加入了世界戒烟组织制定的框架条约：烟盒正面必须印有抽烟有害健康的文字，并且要占到一定的面积。而我们至今未能做到。只是标注在不起眼的边边角角。为什么做不到呢？要么是管理者渎职，要么香烟公司把监督者管理者买通了。

    一句话，我们该着力的地方强度不够。却选择了不能一视同仁的涨价政策。

    主持人：在中国，烟几乎扮演着社会交往润滑剂的作用。这是否中国控烟的难点？

    郑也夫：腐败的治理是艰难的。腐败影响控烟，直接影响权势者，权势者中的烟民多，且肆无忌惮，反过来会影响社会控烟。我想对送礼者说：送礼不是为了表达关怀吗，送烟在加固对方的不良习惯，在干扰对方戒烟，在毁害对方健康。送点别的东西不好吗？形成一个社会舆论：送烟者是最坏的送礼人，这要比消除腐败容易一万倍。

                                        载于《解放日报》2009年6月30日

    公共场合中的一线管理者当然是小人物，比如餐厅的招待，列车的乘务员，等等。他们要面对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有脾气大的，有不讲理的，有地位高的，因此他们很容易胆怯气馁。若要他们坚持到底，必须是他们的上司严令再三。而他们的上司往往很机会。比如餐馆的经理，会担心严格禁烟会轰跑一部分顾客。如果禁烟则烟民大为光火，不禁烟居然被动吸烟的人无所谓，狡诈的经理就会选择禁而不严的策略。最终，抓而不紧等于不抓。

    如此看被动吸烟者居然对自己受害负有一部分责任了，这是肯定的。如果他们能指着鼻子对经理说：你怎么只怕烟民，不怕非烟民，不怕我们不来你的餐馆。何况他们不必这么消极——不来这家餐馆，他们有法规作后盾，他们可以强力要求餐馆严加管理。只要这样的争执一发生，不怕经理不调整自己的策略。为什么非烟民，即被侵权者这么消极？这要说到中国法律的出身。公共场合禁烟同中国其他多数法律条款一样，不是应被侵权者们的呼吁奔走而建立的，而是为了同国外接轨而产生的。它不是内生的，而是空降的。本地人，无论是侵权人，还是被侵权人，都没有真切地感到法律来了。因此中国的法规需要一个“激活”的过程。要靠被侵权者通过维权激活法律。禁烟问题也是如此。你表达过不满吗？如果没有，活该你没有权利。

    公共场合中的禁烟问题不可能不说到烟民。烟民中脾气大的、不讲理的都是禁烟的阻力，但是唯有当这两种品格和地位三合一的时候，才成为最大的阻力，败坏着禁烟的氛围。也就是说，禁烟的关键在VIP。解决了VIP的禁烟，其他人迎刃而解，解决不了他们，休想完成禁烟。笔者的一个朋友在一家顶级国企工作，几年前他对我说：公司的老总曾对着公司墙壁上的禁烟公告大发雷霆，当场撕掉。这公司的办公室、会议室要能禁烟见鬼了。我问过一些干部，得知省市级领导在自己主持的会议上经常喷云吐雾。其下属的烟民肯定会如法炮制，在自己主持的局级、处级会议上吸烟。我还获悉，领导干部的饭局中，烟客大多是坦然拿出香烟的；如果到场的烟客不止一位，基本上不问非烟民的意见，更不会考虑这家餐馆的规章。我前面说了，管理者要严加管制，非烟民要勇于维护自己的利益。若是某官人，即餐馆的VIP点上了香烟，别说招待，就是餐馆的总经理敢来干涉吗？若是某会议上，部长、局长点上了香烟，处级以下同志敢于制止吗？反之，如果中国的VIP，官僚和经理们，都作守法公民，严格约束自己不在公共场合吸烟，公共场合的禁烟将易如反掌。

    当今社会是个讲究做秀和日益曝光的社会。公共场合众目睽睽，在那里吸烟全然不是良民的形象，遑论国家栋梁，大众表率。禁烟者大势所趋也。愿意的人历史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历史牵着走。中国公共场合的禁烟中，VIP何去何从？

                                        载于《新京报》2009没6月1日

    记者：最近国内事故频频，其中在网上往下引起较大反响的是上海在建高楼倒塌事件，随着事件调查的进展，官员在开发公司参股（二股东为镇长助理）成了事件的焦点；与此同时，前期河南“替谁说话”事件，经记者调查，将经济适用房改建为别墅的开发商的身边也出现了官员的影子，两位大股东的丈夫均为当地官员，其中一位在国土资源局工作，其公司租用的房子来源于郑州市建委主任。官员经商，涉商，您对此怎么看？

    郑也夫：改革三十年来，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角色的定位迟迟没有到位。政府不应该是社会中的生产头领，而应该是不同利益群体的协调者，协调劳资矛盾，协调商家与消费者的矛盾。如果他站在了厂商的一边，或者自己成了厂商，劳工和消费者将更加弱势、赴诉无门，厂商将得不到监督、为所欲为，社会将一方坐大，失去均衡。时下发生的很多事件，深层原因都是政府站在了厂商一边，如此也就必然发生政府对厂商监督职能的缺失。

    官商角色的合一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政府即厂商”。这是计划经济思维方式的延伸。政府管理者觉得经济工作是最大的工作，事关国计民生，他要亲自去抓。实际上民营企业家群体已经崛起，他们有足够的发财动机和经营能力。政府的角色需要调整了。但是在基层，政府往往就是厂商。谁能监督得了官商，于是厂商为所欲为。这种形式往往有冠冕堂皇的动机和招牌：提高地区的经济增长。当务之急是破除这一认识，让社会管理者从经济活动中退出，你是裁判员，不是运动员；经济活动不劳你亲自上阵，相反你必须退出。

第二种形式几乎完全是出于私利，即属于私人行为的官员涉商，这是违纪的，看来也极为流行。企业有官员加入，甚至不是作后盾，而是打前阵，这企业还怎么可能被监督。

    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必然是强强勾结，强人通吃，丧失监督，弱肉强食。毒牛奶，小煤窑，楼房倒塌，等等恶性事件，都是发生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不治本，必是摁下葫芦上来瓢。

    记者：如果没有事故发生，那么诸如上海官员入股现象，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永久的秘密，官员股东们，一边利用权力把优惠送给“自己的公司”，一边捞巨额利益。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种监督缺失？

郑也夫：应该是公开的秘密。老百姓不知道，但是知情的人少不了，绝非一个埋藏很深的秘密。公然涉商意味着此种行为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一旦官员涉商，对其所在企业的监督必然消弱，乃至完全不存在。监督机制由此荡然无存。

    记者：官商勾结牟利，官员以权谋私，进行权力寻租不是新话题，国家也因此发布许多禁止官员经商的法律法规、纪律规定，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屡禁不绝呢？

郑也夫：在局外人看来，这是一个比较容易禁止和杜绝的事情。比如这次倒楼公司的第二大股东、董事就是镇长助理，镇征地所长也是该公司的股东。这都是和尚头顶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情。只能理解为禁令是一纸空文。所以大约说不上屡禁不止，禁止不过说说而已。

    记者：国外官员直接涉商的行为多不多？

    郑也夫：我不敢说自己了解的全面，但就我所知在民主国家这种现象很少。

商人们是靠什么与管理部门博弈呢？游说国会和政府。游说是利益集团对决策者的最流行的战术，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都存在着游说。美国国会痛感滥用游说的问题，采取的制约手段是，使游说活动合法化，要求说客注册并公开其资金来源。1999年登记的说客达到2万名以上。1998年说客们花掉了14.2亿美元。美国共有参议员100位和众议员435位。就是说，每个议员平均要被38名说客包围，他们每年要在每个议员身上花费27万美元。大约有5%的说客，即1000名说客在为农场主和食品商效力。除了议员，说客们当然也不能放过官员。据某中心估算，1998年食品和农业说客在官员交往上，在烟草以外的问题上花费5200万美元。不言而喻，这个慷慨施予的说客大军是所有美国公司和私人企业的化身。但是他们的活动毕竟是受监督的。美国还有“旋转门”，即议员和官员退休后成为说客。1998年时，128位前国会议员注册为说客。

    你问民主国家有无官员涉商。我判断那是极为少见的，更没有公然一身二任的。如果官员亲自经商，还需要游说吗？游说谁？难道游说自己不成？议员和官员的行为处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议员或官员在任期间公然在企业任职，或是成了股东、董事，绝对是官途上的自杀行为，那是不大可能存在的。不错，任何一个国家官员腐败，官员和商人暗通款曲都是存在的。并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民主国家毕竟不断完善制度，提升非法行为的成本和难度。

    相比之下，我们的寻租、腐败，乃至直接涉商，都太轻易、公然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受管制和约束。不是有禁令吗？连这么表面的行为都得不到管制，只能说那禁令是一纸空文。

    我们这里只需魔高半尺便可得逞，因为道高四寸。我举个例子来说明，就是图书盗版。盗版是最容易打击的犯罪行为。其他的犯罪，作案后便遁逃，只留下少许蛛丝马迹，要破案者煞费苦心。盗版不同，不是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盗版书正在摊上贩卖。找来摊贩，要么接受拘留，要么供出上线。如此顺藤摸瓜，易如反掌。为什么盗版猖獗？非不能也，不为也，完全是管理者的渎职。腐败是不容易治理的，但是杜绝官员经商行为同打击盗版一样，易如反掌。

    记者：有一种说法是处罚太轻，在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面前，轻微的处罚对官员没有什么威慑？

    郑也夫：真实发生的是不出事故就没事，仅仅涉商连轻的处罚也不会遭受。如上所说，杜绝官员经商应该很容易。

    当然你的问题在很多场合还是成立的：严重的腐败为什么长期存在，是否处罚太轻？我们听说过一些对腐败分子的很重的处罚，比如死缓。之所以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我的判断，其一是监督和惩治在“点”上不乏强度，但是在“面”上宽度不足。多数腐败者看准了惩治的是少数，不认为自己会出事。至于有无威慑，那是主客观的结合，要认识腐败者的感受。

   记者：如果说郑州的那个局长的“替谁说话”，超出了一个官员的常识和底线；那么，官员寻租也应该违背了官员服务大众的根本。商业利益真的就那么有诱惑力，官员们的操守和信念，在它的面前，真的就不堪一击吗？

    郑也夫：这要说到中国人内心世界的问题了。往上看是有理想、有追求，向下看是有顾忌、又畏惧。就理想而言，我悲观到不想谈。我们就说畏惧问题。中国人本来就是一个不信教的民族，还好原本还信一些因果报应的东西。半个世纪的唯物主义教育，造就了一个彻底唯物主义的民族，世界上绝无仅有。我总觉得，人活着要害怕一些东西才好。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是很可怕的人，一个社会充斥着无数什么都不怕的人是很可怕的社会。我们面临的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在很多场合，外国人很难打过我们，他们怕我们有情可原。问题是这种人凑到一起，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该怎么办？谁都天不怕地不怕。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惩罚要有效果，必须是当事者害怕这项惩罚。

    我苦思苦想，琢磨出这么个馊点子：连坐。中国人还有在乎的事情。什么事情？子女。他真的很在乎。他赚这么多钱干什么，自己又花不掉，为了留给子女。还就好了，很多法学家强调中国特色。我觉得有点道理。既然中国人什么都不在乎，除了子女，那么中国法律对公务员经济犯罪的惩罚必须让他畏惧。那就只有“连坐”了。其实我建议的连坐和古代的连坐已经大不相同。如果腐败的公务员的子女没有犯罪，不该判刑入狱。但是即使没有罪过，他（她）们的大部分财产要没收充公，只给他们保留底层人的生活资料。这是否不太讲理。理还是讲的。第一，话要说在前面，要争取立法。你可以不选择公务员道路，做了公务员只要有腐败行为或经济犯罪，配偶和子女一律连坐。命运在你自己手里，所不同的仅仅是子女的命运一定程度上也在你手里。第二，这其实是“有限连坐”，只是在没收财产上连坐与犯罪无涉的子女。腐败分子洗钱的手段越来越高明，唯连坐的手段可以击中要害，从罪犯动机上釜底抽薪。

    记者：据说这次官员参股曝光，也是因为网友的“人肉搜索”，腐败老是由网友揭出，网络是不是打破权力垄断和行政不透明的有效手段？

    郑也夫：网络是双刃剑。但对公务员的曝光，我觉得利大于弊。选择作公务员要付出一个代价，就是监督者也要被监督，而这个监督可不仅仅是你的上级，还有大众，也就是说你的行为要接受曝光。改革开放后虽然社会上出人头地的路径多了，但公务员的职务仍然对大学毕业生有最大的吸引力，每年报考公务员是几十人选取一名。毋容置疑，作公务员好处很大，但是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选择这一职务就必须接受舆论的监督，其中之一就是更多的曝光。这是社会和谐均衡的要求和保障。

    记者：拿房地产行业来说，已经形成了一条利益链，从申请立项，土地拍卖，规划，设计，监理，这一整条商业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和官员发生关系，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产生腐败行为，因为每个环节都需要政府部门点头、盖章。这是否可以说政府权利过大，过于集中，也是产生腐败的原因之一？

    郑也夫：我不在业内，你说的这一个个环节，我可以想象，但没有经验认识。根据我的社会接触，宏观上看符合你的认识，腐败不仅在每个利益环节，而且在每个领域，像扩散的癌细胞一样。文化界、教育界只能说是五十步笑百步了。而首先要治理的当然是公务员系统。社会腐败是从那里扩散的。那里的权力更大，所以腐败更严重。并且上行下效。一个社会能约束其官场中位高权重的大角色，还怕约束不住官场之外的中小角色？

                                                   载于《现代快报》2009年7月5日

    游人如云，证明了策划的成功。而这一成功在多方面都是耐人寻味的。它说明：即便“老北京”们到此觉不过瘾，但大批的新移民乃至老外渴望见识古城旧时的韵味，他们足以托举起南锣鼓巷之流；成功竟是如此的轻易，这才端出一点点最为浅表的风格；跟进的空间绝对存在，无数古城的旧物等待着慧心者拿出，向往者们将掏出钱包为你的策划投票。

    我看到那胡同里有多家咖啡和奶昔，尽管经营好了。但是不是也可以有一家豆汁店，包装好了，诱人家上钩一次或许不是难事，此地不求回头客。这里“可以有”却“真的没有”现场制作的糖葫芦，可以有多个品种，选料精当，于是定个不错的价格。我看到一个外国小伙子在那里玩耍独轮自行车，一定是游人的目光让这位“人来疯”技痒难耐。我不解的是为什么本埠土著中的好事者漏了一空。即便他不知道，也该有人提醒，乃至邀请他到此玩耍。游戏天然地属于这里，玩的看的各得其所。

    最大的遗憾不是没有豆汁、糖葫芦、杂耍，日后的跟进者自会填补空缺，只要这些场子能提升热度，聚来人气，营造出玩耍的氛围。最大的遗憾是在这条宽度只有5米、游人摩肩接踵的狭长胡同中也不断有轿车穿行，甚至双向对开。有一阵便梗阻了，几位驾车者协商了好一会，幸有一方礼让，方才通行。就是通行了，也时时给步行者们——他们是来玩耍的，是这里的主宾——带来很大的不便和更大的不快。说的是啊，莫非您是驱车逛南锣鼓巷不成，这玩法惬意吗，您绝对不能驻足，这里无处停车；还是买路借道？这是何苦来哉，走哪条道不好，非凑这个热闹，况有堵死您的可能。

    我料定多数驾车人是“误入藕花深处”，下次你白给他两元钱他也不走这条华容道。但每天只需千分之一的驾车者一次性误入，就足令这条旅游的胡同患上急性肠梗阻，让松弛的游人顿觉边缘化。真正犯傻的不是驾车人，而是管理者。如果这样的胡同还不开辟成步行街，就可以将步行街的概念从本市勾销了。不错，多半是碍于法规，但法规是人设立的。法规的僵化是因为管理者思想的僵化，法规的问题是因为管理者理念上的问题。

    现在我们的城市中，街正在变成路。这个趋势已难改变，且方兴未艾。大城市已经这样了，以后中型城市也将效颦，多少好端端的街变成了道路。但是我们总要努力挽回一点东西。怎么挽回呢？我想中国的每个大城市当中，都应该有多条的步行街。那里没有任何机动车去打扰行人，步行其中一身的轻松。在步行街，人们可以有一张松弛的面孔。未必要和别人攀谈，其实你在街上走，就是一种参与。可以看到很多信息，有用的和没用的，有趣的和没趣的。相反，在机动车横行的道上走，除了注意车辆你的感官将全部关闭，你很紧张，不舒服。只有松弛下来的时候，你才注意到那块匾上的字写得煞是好看。北京、上海、武汉、天津这样的大都市，都应该有十条以上，乃至几十条的步行街。愿南锣鼓巷早日成为步行街。

    马寅初的时代政府鼓励生育是愚蠢的，但马寅初的时代如果经济政策对头，便不会有那么大的吃饭压力，乃至走上矫枉过正的道路。事实上，今天世界上多数经济强国的人口密度高于中国。如果有了优异的技术和出色的管理，人多不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而如果没有先进的技术和制度，人多确实很可怕。原则上我同意哈丁的主张，有些“公地”需要“共同赞同的相互强制”。但实行起来难乎其难。靠什么机制走向“共同赞同”？未建立这一机制的时候，紧迫的问题该怎么办？中国的人口政策就是这样出台的。它在一半内容上符合哈丁的主张，而一半不符合当然就意味着不是哈丁的主张。不管怎样，中国人口政策的实践对全人类在认知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一个家庭一个孩儿的影响极其深广，不可能有哪个人事前能认识到其后的全部变数：独子一代被娇惯出的性格，一个人不弱于两个人的高消费，乃至几乎无解的应试教育。

    中国时下的高考竞争太惨烈了。它导致了几乎每个学生都在不同程度上厌学。而学有所成的第一前提是喜欢，是热爱。厌学是心灵的癌症。为什么中国当代教育演化到这步田地？我以为最大的原因是独子政策。绝大多数独子家庭的父母期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完全不考虑孩子兴趣、愿望和天分。如果不是独子，多数父母会因为家庭的经济压力和孩子的兴趣，听任其中一个不走科举道路，甚至两个都不考也无碍，因为周围有了一批父母放行不奔科举的孩子，他们缓和了他的心结。今日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失业，不是GDP保8，甚至不是官场腐败，而是教育。我们接连几代的孩子活得极不愉快，我们最大的资源——未成年人的才智——没有得到良好的开发，而是严重蒙受摧残。

    一场小小的读书会，竟从哈丁说到独子，从文本说到社会。

    临近尾声时，博士生刘阳冒出惊人之语：教育部应该是中国的第一大部，它管的人最多，占人口四分之一以上，很多人（不算教师）一生的三分之一都是在教育部管辖之下。我搭了一句腔：第二大部直接管理的人口恐怕连全民的3%都达不到。刘阳接着说：如此说，应该是第一副总理直接抓教育，而不是什么主管。我觉得这后生所言很有一些道理。不是说职高权重的人来抓教育就一定奏效，我们前些年就是第一副总理主管教育，丝毫没有改变教育的走向，未来教育的希望决不在一个领导手中，但是由位置很低的人来领衔这么大的事情本身就极不协调，重大的举措不可能出台。改革三十年来，膨胀最猛的是教育，全民最重视的是教育，问题最大的是教育，变化最小的还是教育。教育已经走到了荒诞的地步。

                                               《南方周末》2009年3月26日

    我想你一定希望每个写文章的人都忠实于自己的理念。但当他的理念与你不符时，你该怎么办，破口大骂吗？巧了，我就是一个坚持自己理念的人。2006年10月，我先后将提高水价以促进节水的三篇文章挂到自己的博客上，共7万余人点击，跟贴1千挂零，多数是破口大骂。今年花胜去年红。12月12日我在博客上挂出“燃油税：每升三元是明智的选择”，25日挂出“十教授建议：提高燃油税每升3—4元”。二文共被点击18万次，跟贴超过4千，其中90%是破口大骂。在水价争论时我说：“要听得不同意见，一听不同意见就开骂，其实和独裁者一个脾气，就是喜欢一言堂。”还好，我是抗骂的。但一个侏儒有无承受力乃区区小事，管理者若不敢担当才是大麻烦。

    提高水价和燃油税的正当性，我坚信不疑。于是我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样明白的观点会遭来滔天骂声？修养问题不是我要讨论的，我努力解答的是他们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思维？我的答案是：骂街人是“暗补”政策惯出来的。“暗补”是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一部分公民实施的政策。比如1吨水定价1元，北京有车族的养路费1年1320元，其成本均远高于此，差额由政府“暗补”了。家事国事何其相似。一个孩子越被娇惯就越是以为该当如此，市场的高价和家庭的窘境均与他无涉。一个用惯了低价自来水和道路的人，竟以为就该是那个价钱，永远的“暗补”下去方才天经地义。要知道，政府是不创造财富的。所谓“暗补”其实是政府拿一部分公民的财富，补贴了另一部分公民。此前一直是农村和小城镇的人，经政府之手，补贴着大城市的人。有的“暗补”随改革的步伐消亡了。比如粮票、油票，里面都包含补贴的。现在粮油的价格交给市场，粮油票不复存在了。而有的“暗补”恐怕还要增长。比如北京一直依赖全国各地的补贴。北京过去的廉价的自来水中就间接地包含了外地人的补贴。因为“暗补”和低价鼓励了浪费，我们最终不得不搞南水北调工程，区区北京人承受得了这诺大工程的开销吗？全国人民跟着掏钱吧。早日提高水价，甚至只需“暗补”变“明补”，何至于此呢？比如水价每吨100元，政府给长期居住北京的每个公民每月补贴几百元，你看他搞不搞节水？“明补”比起“暗补”，比起南水北调，不是大大地节省了吗？越是“暗补”就越是无法提升价格，因为惯出了毛病，因为恶性循环形成了。越是“暗补”就越是浪费，越是扭曲，越是不公平，早晚崩盘。

    我们通过改革消除了一些“暗补”,我们也还持续着若干极不公正的“暗补”。今天中国城市的繁荣在相当程度是靠着农民工对城市人的“暗补”完成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载于《改革》2006年第5期）揭示：“据湖南、四川和河南三省的抽样调查，农民工月实际劳动时间超过城镇职工的50％，但月平均收入不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60％，实际劳动小时工资只相当于城镇职工的1／4。”我相信，中国每个城市人（当然包括我自己）都直接间接地“盘剥”了农民工，不然我们都是拿不到现在的这份收入的，不然相当多的城市有车族是买不起轿车的。

    北京的道路修建费是天文数字，多年来每年都超过100亿元。扩建的道路基本上是服务于有车族的。有车族每年的养路费1320元，加起来远远抵不上100亿元的开支。是无车族经政府之手，“暗补”着有车族。如果贯彻谁用路谁掏钱的原则，相当多的有车族是没有天天开车的财力的。

    也就是说，多数有车族成员是通过两次“暗补”才不觉负担沉重地开起轿车的。其一是城市人的对农民工的盘剥，其二是有车人对无车人的盘剥。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们站在两种人的肩上，你们不是底层人，不是普通人。

    我相信，多数骂我的人是具备起码的良心的，他们不会拿别人的钱。而“暗补”是障眼法。“暗补”使他们看不到自己盘剥他人，“暗补”使他们坦然地占他人便宜。“暗补”使得一个民族的多数成员不知道什么是资源稀缺，不知道稀缺到了什么程度。是可恶的“暗补”扭曲了我们的价格，败坏了大家的心性。

    此番咒骂中，在思想方法的层面上，我最听不得的话是动辄以百姓自居，乃至自称代表百姓。你别说你是百姓，你就是单姓匹夫。更别说你代表老百姓。日前北大几位教授和央视一个节目组对话。央视的制片人恭维我们：“你们代表了精英和文明。”我当即打断：“我们谁也不代表。”他赶紧跟上一句：“您就代表您个人，对吧。”多绕脖子啊，我想不代表我自己，行吗？还用得着说我代表我自己吗？老百姓，一个天大的概念。并且如前所述，老百姓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有城市人，农村人，农民工（他们早就不是农村人了），有车族，无车族。别动辄说代表老百姓，农民工，无车族，基本上不会站在您这边。有车族你也仍然代表不了。

                                                             载于《新京报》2009年1月10日

    郑也夫：很高兴知道别人对我的印象。

    封新城：现在还冬泳吗？

    郑也夫：不游了，因为家附近没有湖。冬泳其实也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周围要有个河或湖，还必须得有人开冰，每天都冻很厚，一个人干不了，也游不成。不断有人游才不会很快冻上，后面来的人还能游。

    封新城：那你的意思，现在大家都不乐意游泳了。

    郑也夫：不是，我搬家了，离冬泳的地方远了，不愿每天跑一个小时去游。

    封新城：我在电视上看到的你是一个挺瘦的形象。因为我关心体育，我知道你比较早，几个说体育的侃爷我都知道，再就是你九十年代说汽车，这两条就给了我基本的印象，后来上电视台。现在减少了吗？

    郑也夫：少多了。

    封新城：是有意的减少吗？

    郑也夫：以前不光做嘉宾，还做策划、主持人。这些事都不干了。

    封新城：为什么呢？

    郑也夫：因为婆婆太多，管制太紧。好一点的题目都不能做，做出来的尽是垃圾，还不如沉默。

    封新城：你是早期参与电视策划的人之一吗？

    郑也夫：我是学术圈里最早做电视的人。

    封新城：你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思路。

    郑也夫：还是因为重视电视，这是非常大的媒体，不能轻视。也正是因为大嘛，所以比别的媒体看管得严，我只能在看管不太严的地方写点东西。

    封新城：你最近研究什么课题？

    郑也夫：最近不研究课题，就是休息。稍微大一点的事儿，写本书，绝对不是全天侯的，而且不是写完这个马上要能写那个。接不上，可能会有个空档，再加上岁数也大了，一只老狗没有太多的创造力，喘喘气，念头都是慢慢从心里面产生的，自然而然的。

    封新城：那我是否赶上了特别的时候，因为我来之前带着一种想象来了，我应该见到一个像我这样的老愤青，我感觉你现在比较平衡。

    郑也夫：不要被外表欺骗了。可能外表还比较平衡，内心不平衡，也可能外表不平衡，内心很平衡，还有表里一致的，什么样狗没有呢？咬狗不叫，叫狗不咬，还有又叫又咬的狗，还有一种不咬且不叫。

    封新城：你觉得你有阶段性的变化吗？

    郑也夫：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你问这干什么，看见我写杂文骂人了。

    封新城：其实我也是带着一个小任务来的，我们会在3月1日这期出一个专题，专题来由是，最近冯小刚有一个贺岁片，我对他的片子不感兴趣，也不觉得好，但里面有一句台词非常有意思：“钱不是问题，就缺朋友。”我们就以这个作为一个专题，我们再加一个副题，物化社会格局下的人际危机，你对我们这个专题有什么建议吗？我把很多的个人想法带到杂志中去，我们杂志是矛盾体，既要生存，追求社会潮流，做了很多推动消费主义，有的时候就反咬一口，对物质社会的炮炸，这个我们做得比较多，有的时候表达非常的极端，实际上这是对物质社会的一次叫骂，借着机会叫骂一下。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郑也夫：物质诱惑人。很多关系、很多东西极为宝贵，都会被物质搅乱。最要紧的东西本身是不需要物质包装的，不需要物质做基础的，比如下棋，谁在乎棋子是什么做的，下的是棋理，这个棋子是玉做得还是金子做的都是扯蛋，道具是什么都一样，甚至道具都可以不要，下盲棋。但是人容易让金玉做成的棋子迷惑，看着棋子发晕，实际上你追求的是棋理，追求单纯一点才好。很多的人际关系、游戏、事情，不需要金钱做媒介。

    还有一个道理，人家的社会富裕100年了，人家社会里面有相当数量的人不被金钱诱惑。咱们这不是，我们这个社会是乍富还贫，老话说小人乍富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我们的社会是乍富，一下子傻了，蒙了，不能适应，就像换季，身体失衡。这样就很难认清生存当中最要紧的东西。

    封新城：前段时间你到天则所那边讲了一些关于改革开放的话，我觉得讲得挺好的。

    郑也夫：那个会场上有好几个发言被《南方周末》连载。但我告诉你，上《南方周末》的发言在会场上并不火爆。我的发言才是最火爆的，我赢得的掌声比他们热烈多了，但《南方周末》恐怕一个字都不敢登。你看题目：“不是三十年，是几个时段；不是开放，是半开放”。改革开放一直在进行，进行了三十年，有这么回事吗？不是给自己贴金吗？三十年中不过是有两个时段搞了一下改革。

    封新城：好像还有哪位学者也这么说过？

    郑也夫：朱学勤。我们的侧重点不同。他强调是两次，不是一次。我强调是时段，没有三十年一以贯之这回事。

    封新城：当然我还是希望有些话过瘾就说着，并且最后能登出来。

    郑也夫：那靠你诱惑了。

    封新城：不诱惑。

    郑也夫：有些事情可以随便说。例如足球，太廉价了，谁都能骂。

    封新城： 1997年出了一个《中国不踢球》，是我们干的。

    郑也夫：我写过文章：“国人不踢球，责任在政府”。足球不是农村的文化，农村没那么多人，足球是城市文化，城市的地皮舍得作球场吗？地皮要盖成五星酒店，那能赚多少银子呢。

    封新城：中国踢不了足球。

    郑也夫：原因很多。 

    封新城：2008年还是挺过瘾的一年。

    郑也夫：我不怎么觉得过瘾。

    封新城：我只是说……

    郑也夫：那我反过来问你，为什么08年过瘾，是因为有奥运吗？

    封新城：发生了大事情啊，你在一年里面经历了很多年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感触多吗？

    郑也夫：反正我觉得用过瘾两个字说是极不恰当的，我不过瘾。2008年看奥运，其实都挺郁闷的。

    封新城：去年是比较多发言的一年吗？

    郑也夫：一般。

    封新城：不是有话说吗？

    郑也夫：其实2007和2006年写得多一些。

    封新城：现在这么多发行渠道，你还有一个博客。

    郑也夫：但是字写的少。你要说过瘾的事，不跟奥运结合起来说就不行，奥运就是让人过瘾的一个游戏。我看奥运就看得非常的郁闷，奥运在外国赛我从电视里看到的比在中国举办还多一点，在中国居然看不到。我后来碰到黄健翔，我问为什么这样，他说也不为什么，就是调度的无能，没有什么大的原因。原来我的理解就是阴谋论，我们田径水平非常低，就很少转播，因为都是人家夺牌。我小时候练田径，非常爱看田径。关键的比赛马上开始了，我急坏了，不停地换频道寻找，一会从电脑上一看赛完了，绝对不给你转播。即使有两个频道都播同一个比赛，也不肯播田径，四百米决赛、跳远决赛，都没有转播。用黄健翔的话说，他们就这个德性。我怀疑还是我们项目水平低，上面有指示。要知道什么是奥林匹克，这是古希腊体育的遗产，古希腊也有摔跤等等，但是古希腊体育的核心内容是田径。

    封新城：你去过现场吗？

    郑也夫：去过。第一次看完了以后，后悔大了。我本来就不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那天遵纪守法了，太傻逼了。我看田径是老手了，以前在北京看过几次比较好的田径比赛，200公尺世界纪录保持者门内阿的比赛，朱建华破纪录，我都在现场看的。看邹振先的三级跳，我肯定要混进沙坑上面的看台，不能在别的看台上。这次进鸟巢我坐在足球门后面的位置。十项全能跳远的位置离我很远，我特别爱看跳远，但是看不清。等到快散场的时候，才发现混进其他看台很容易，我赶紧混赛铅球的看台上，近距离的看了铅球比赛。可惜的是没有近距离看到奥运金牌获得者克雷的跳远，太遗憾了。今生今世无法弥补。

    封新城：我近距离看过上一界雅典奥运会。

    郑也夫：我看了两场田径，第二场看到了四乘100米接力破纪录，看到了博尔特。

    封新城：学者中像你喜欢体育的这种程度不多吧？

    郑也夫：我喜欢的项目非常的宽。08年最好的体育比赛，就一场来讲，是温布尔登网球决赛费德勒对纳德尔，打了8个小时，整整一夜。

    封新城：我知道。

    郑也夫：老是下雨，停一下赛一下，最后三比二，纳德尔赢了，那场比赛打得太好了，好的网球赛咱们的奥运也不转播，他们知不知道，纳德尔、费德勒都来了，龙争虎斗，知不知道这是什么级别的比赛。

    封新城：你也很容易生气。

    郑也夫：生气也要自我调节，不行就开骂。

    封新城：碰到不高兴的事就要骂。你跟学生讲课也这样骂吗？

    郑也夫：课堂和公共空间里面的行为是不同的。

    封新城：我记得你说过，不能把课堂变成政治演讲。

    郑也夫：这是社会学大师说的，课堂上不能讲政治，因为学生政治见解可能和你不同，而课堂上老师跟学生是不平等的，如果要讲政治，就是老师的话语霸权了。

    封新城：但是学生不是喜欢听一些很过瘾的政治观点吗。

    郑也夫：那找别的地方听去，找公共空间，那里大家平等，该吵就吵，课堂上有师生的差别，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讨论政治，是不妥当的。

    封新城：有些课是学生特别爱听的。你是属于学生特别爱听你课的。

    郑也夫：一般爱听吧！

    胡赳赳：他是主要是开选修课的，选修课你有一个条件，就是十个学生以上才开，有一次特别感动，只有8个学生想上你的课，他们又拉上两个学生一起去上他的看。

    郑也夫：也说不上特别的感动，这就是在北大的遭遇。在人大有好几次，第一节就换教室，因为选课的人太多了。北大就不同了。

    封新城：你是属于挑来挑去，换的单位挺多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郑也夫：中学以前不算，我呆过十个单位，大学就上了三所，工作单位一共7个。我也明白天下乌鸦一般黑，你能往哪里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不对？我也明白，可是，有的时候走也是一种表达，我们没有太多的表达方式，那我就走吧！我不在这里玩了，虽然在别处玩也是这样，下一轮遭遇再说下一轮的，走是一种表达。

    封新城：最长的地方在哪里呢？

    郑也夫：差不多，每个地方差不多。

    封新城：在北大多久了。

    郑也付：四年了。在北大干得不愉快，而且这个不愉快，不是因为和谁，没有那个，在北大遭遇的情况是具有普遍性的。

    封新城：丑陋的北大人。

    郑也夫：那是最无奈的事情，现在的社会太功利了，从老师到学生，如果有的老师是功利的，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如果多数学生也是功利的，根本不热爱学术，就是混个学分，你真的就非常无奈了，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你怎么办？你不干了，你不吃饭了？面临的不是一个北大的事情。

    封新城：社会化。

    郑也夫：全社会。没有多少人喜欢学术，没有多少人，老师大多数都是如此，学生有样学样，学生都非常聪明，看的明明白白的。后来有年轻老师告诫过我，摆出的姿态非常尊重和认同我，但是说你不知道同学们的难处，他们毕业以后的住房压力，他们一定要非常务实的，你不明白他们身处的状态。

    封新城：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郑也夫：你问这个话复杂。我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我是活得非常高兴的悲观主义者。

    封新城：怎么讲呢？

    郑也夫：我对前面的社会前景非常的悲观，但是这不影响我自己的心态，因为我有很多的乐趣和游戏可做，趣味比较宽。将来的事情一塌糊涂，你可不要被GDP给蒙蔽了。我说的悲观超过了经济形势，经济不能老是很好，经济好一阵坏一阵，不能好牌都在你手里，风水轮流转，经济形势就是这样的，我的悲观不在这里。

    封新城：对人悲观吗。

    郑也夫：对古典风格的退出，社会的世俗化和功利化，社会越来越不重视游戏本身而极端的重视胜负，而胜负又最大程度地跟金钱结合起来，跟官位结合起来。最终的追求都是升官发财，都是这些，社会越来越极端，真正具有游戏心的人、具有玩心的人，乐在审美的人越来越少，都是权力、金钱、饮食男女。

    封新城：可是从小老百姓来说，那是生活一种常态，饮食男女是一个常态。

    郑也夫：饮食男女是一个基础，动物就如此。除此之外还要有点别的，必须还有一点别的。我们还下一点象棋，这就是咱们显示牛逼的一个手段。除了饮食男女，还是饮食男女，不能这样呀。拉琴要把琴拉好，唱歌把歌唱好，写诗把诗写好，这就是生活中最大的游戏。有幸坐上一定位置的人，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当黑社会老大也要把圈内的事情摆平，我在这里，这里消消停停不会打架，你不服呀，给你摆平。黑社会老大也得有这个追求。

    封新城：说起来这个原因的话，就要回到十九和二十世纪工业文明，我当时数什么东西最坏，其中有汽车和电视，您觉得19和20世纪是最恐怖的是什么。

    郑也夫：坏事情非常多，坏的技术，坏的人。

    封新城：我们从技术的角度说。

    郑也夫：先说坏人吧，中国倒了大霉，倒了八辈子霉，全世界一百年最坏的人在中国。接着说坏技术，真正大坏的器物不是刀和枪。卫生间的抽水马桶是一个很坏的东西，把人类两大资源都浪费了，一个是粪便，一个是水，粪便不应该跑到江湖去污染，粪便该进农田，以前都不是这样的吗，以前城里都是走街串巷收粪便，然后送到农村，赚很多的钱，因为这东西值钱。

   有一个哥儿们周侃爷跟我说，当时大寨为什么牛逼？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去参观，大寨自产的粮食当然不够参观的人吃，就一拨拨运来，参观的人来了要吃饭，吃饭后就留下了大便，还都是高质量的大便，包括外国元首，那好肥料使不完。最坏的工具之一就是冲水马桶，粪便冲走了，还浪费了清洁的水。现在技术上有突破了，要把粪便留住，风干后收购走，不要再用水。但是大家很不愿意便器换代，因为换代要花钱。但这钱是必须花的。

    还有就是汽车极为混蛋，汽车本身无罪，汽车可以做成公共汽车，也可以做成私家车。我说极坏绝对不是夸张，中国每年死于汽车底下的人数说不清楚，因为上面告诉交管局，今年死人不能超过去年，就经常私了，不上报了。我估计中国每年为汽车死亡十万人左右，一年十万，了得吗？和平时期一年十万干掉了，小型的战争又怎样？这回四川地震死了多少人？

    封新城：就是六万。

    郑也夫：没有汽车底下死人多。这是一个很坏的工具，汽车要善用，汽车不能作为常规的上班工具。

    封新城：北京是你反对最好的例证嘛。

    郑也夫：我觉得，现在汽车繁荣于大城市，其实不应该繁荣于此地。应该在县乡，那里不可能有发达的公交，当然在那里轻卡比轿车更好。前两年我和何祚庥碰面。我们两个人都支持电动自行车，他是居心叵测，把电动自行车搞好了，中国就变成了世界第一个电动自行车大国，电池就得到开发，成为世界第一，就将汽油汽车就变成了电池汽车，他是曲线救国。我们两个人是同路人，中国最早反对轿车的两个人，但他没有我彻底，我说电池汽车也不行，也是一个混蛋的东西，为什么？我们面临的是体积革命的问题，城市人太多了，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个轿车，城市路上必然拥挤，这是体积的问题，不是耗油的问题，换原子能体积的事情也解决不了。进一步富裕了，物质水平更高了，能不能学毛泽东、金正日每人一个火车专列？学不了！中国最宝贵的资源不是别的，是地皮，地皮不允许。抽水马桶和汽车都是坏东西。

    封新城：电视也是坏东西。

    郑也夫：电视没它们坏，这两个比电视坏。作为个体电视可以看也可以不看，他们家电视开着不影响你。粪是资源，水也浪费了，你一个人就是不用抽水马桶也无济于事。压死人的汽车，在路上也威胁你。电视机取决于个人的自控力。

    封新城：每个人都是电视观众。只不过你是一个局部的空间。

    郑也夫：你不看这个，你有别的可看的嘛。

    封新城：我是想说，这些东西，人到今天这个德性，那些东西参与了阴谋当中，世界弄得这么趋同。

    郑也夫：你说的这个道理我很认同，太趋同了，电视毁掉了多样性，毁掉了小话语，如果想弥补一下，就是用地方话说，地方频道就要搞两个频道，一个普通话，一个是地方话。

    封新城：他们不让呀。

    郑也夫：明天的技术手段会突破管制。减轻一点大语种的霸权，你说的肯定是一个很深刻的道理，我们可以努力稍微抑制这种霸权。

    封新城：你应该是互联网的赞美者吧！

    郑也夫：互联网的伟大功能还没有完全释放，等伟大的功能释放了以后，消极功能就会慢慢的出现，我们拭目以待吧。抽水马桶刚刚出世的时候，很少有人洞察到，人类的大粪都浪费掉了。

    封新城：问题是我们肯定会说说就绕过去了。

    郑也夫：其实现在的粪便不风干也行，用化粪池，管道都排走太坏了。现在的农业不是以前的农业，现在农业成果里面加的大量的毒素。

    封新城：这是社会必然的结果，民主社会保证了动物的生存，你所说的体积会永远无止境的增大，即使没有汽车，人本身的体积就够大了，因为民主社会保障了我们都生存了下来，我们的农耕是不够的，按照生态方式种植和发展的话，你的土地是需要休耕的，我们为什么有这么高的产量，用化肥改变了土壤，要不断的持续。

    郑也夫：我同意你说的化肥是科学，但科学中更大的进步还是袁隆平的这些东西。

    封新城：我指的是你不断的调动科技和工业手段，改变原意义上的土地，今天的土地不是过去的土地，过去的土地是无止境的。关键是循环的问题。

    郑也夫：如果有很好的循环，一个人粪便，作一个人的食品的肥料，不够也差不了多少。

    封新城：如果我们的体制换一下，我们的科技不发达。

    郑也夫：科技有好科技和坏科技，抽水马桶就是坏科技，化肥也不是太好的科技，粪便要做到循环，我们可以把粪便变成颗粒，就像洒化肥一样，那是工业，科技有好也有坏，昂贵不怕，怕坏东西。

    封新城：这是我们的必由之路，我们肯定走质量往下掉的路。

    郑也夫：这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技术手段和能力都越来越大，可以做到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嫌贵，要看是不是可持续。

    封新城：有的时候价格贵一些是好事情，开始珍惜物质。

    郑也夫：现在你买农产品，真假难辨，如果告诉你这个菜清洁干净，你不要嫌贵，不要考虑别的，少吃一点都不要紧，不要嫌弃贵。

    胡赳赳：我们看你的书特别好玩，舒适、牛逼、刺激，我们这个阶段到了吗？

    郑也夫：你没有完全吃透我的说法，没有阶段不阶段的，这三种东西同样存在于人类低级阶段。古人、原始人也是既要吃饭，也要牛逼。温饱的概念非常好。我不喜欢生活必需品这个概念，追求与别人的差异，也就是牛逼就是一个生活必需品，猴子都追求它，还不够本质吗？人活着第一是要吃饱饭，第二在种种场合显示自己，吸引眼球，吸引异性和掌声，穷的时候也就这样，这是一种本性，不是三个阶段。

    在温饱解决之前，温饱的解决和牛逼的解决都靠物质，在温饱解决了以后，温饱和牛逼的解决都靠物质是荒诞的。因为温饱解决后，你能吃两个馒头，非要靠吃五个来牛逼，这是荒诞，在温饱没有解决之前，你吃一个，牛逼不牛逼，多吃几个，那时候吃不坏，远远不到吃坏的时候，明天可能就没有了。温饱之前，牛逼和温饱全部靠物质。温饱解决了，牛逼就要靠别的，小说写得好，诗写得好，跳舞跳得好，要吸引眼球，要当领袖，不能靠炫耀物质，炫耀干什么，你吃饱了，我也吃饱了，你愿意多吃就去吃，我不羡慕，我一个馒头一个菜就够了，你靠大吃大喝跟明智的人牛逼不成，羡慕就是傻瓜，脑子停留在上一个时代。

    封新城：我想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有些人会觉得你比较的头疼，你会让哪些人头疼，哪些人会讨论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郑也夫：对追求牛逼的人来说，人家讨论你，无论讨厌还是喜欢都是重视。老是被人轻视，会让追求牛逼的人失落，我没有格外注意谁会讨厌我，我没有想这件事情，反正我希望自己说的话会给人留下印象，当然印象会有两种了，有人觉得不错，有人头疼或讨厌。

    封新城：其实做媒体，半年之前对你有点怕，有点不适应的感觉，可能是传媒界的说法，平时让访问者弄得非常的尴尬。

    胡赳赳：因为知道是一种批判者的姿态。

    封新城：首先要知道一个学者还是老师，经常在社会上发言的人，有些记者为什么还要采访，因为没有办法采访了，这是职业的问题，所以就比较难对付。

    郑也夫：媒体不应该这样，寻找稀缺人物嘛。

    封新城：还是有点畏惧，关键是对不上话，就说不了话，就没有兴趣，你了解不了我是谁。

    胡赳赳：在你周围的行政领导会不会觉得你特殊呢？

    郑也夫：有的事情我张嘴不张嘴都没有用，我张嘴不张嘴都让他为难。例如他作一个单位的头子，宣扬这样的价值观：申请到课题就证明先进，就证明有成绩，无论对系还是院都是光荣的，大家基本都认同这个价值观。可是我16年都没有申请过一分钱的课题，我不相信搞社会科学研究需要这么多钱，我一分钱不申请。我不说话也会让领导和有些人很尴尬，原来趾高气扬的人会因为一个不认账的人而失落。

    胡赳赳：你怎么看这次的经济危机呢？

    郑也夫：美国的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刺激消费导致的。

    封新城：中国怎么会赶这个末班车？我就觉得奇怪，中国的传统来讲，过去是一个封闭的国家，自由期那一套，然后现在就全球化了，经历了二十世纪的一个动荡，赶上这班车，疯狂的发展，过度消费，赶的是这个，这可能酝酿出一个想象不出来的坏东西。

    郑也夫：中国以前没有宗教，当然还有别的东西，相信因果报应，我们原来就没有宗教这个层面。再加上后来技术和物质这么一来，就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族，绝对的唯物质主义，什么都不怕。

    封新城：我们老开玩笑的，我们吃最坏的东西，玩世俗这一套，世界是按照规矩运作的。

    郑也夫：有底线的打不过没底线的，其实我们细想一下有道理，他们和我们竞争就感到恐惧。一个信教的人周末不干活，我们周末照样干，其他商店都关着，你照样开生意就非常好，他当然恐惧你。你不玩，把所有的东西当做了生存利器，这是非常可怕的东西。你们天天挣钱不吃不喝不玩，遇到了这样竞争的伙伴，挣钱的工具，他们当然害怕。

    华人在世界各地，老外不太愿意跟你交朋友，因为你不玩。这也是我们教育要深刻要反省的地方，古典教育是教育贵族如何生活，琴棋书画。因为吃饱了饭，饮食男女都解决了，过度搞这些叫荒淫，贵族文化就是教人琴棋书画。工业时代的教育是教人怎么生产。后工业社会的教育一部分教人如何生产，另一部分教人如何生活，教人如何下围棋，如何赋诗，乃至如何做饭。这是教育的组成部分，在国外还是有的，在我们这里一点都没有，就是教人怎么生产。生产是有限度的，生产到一定数额的时候就够了。我们一点也不教学生生活，教育这么搞下去就是无聊。

    封新城：这种情况在转变吗？

    郑也夫：一点也看不到，都是为高考，变本加厉。

    封新城：我们那种可怕，对于青少年来说，琴棋书画的教育就纳入的工业挣钱，我回家的路上有几家学校，每一个周末都挤满学生，父亲在后面帮背着琴，而且停了跟多轿车在接他们，就是那种景象，他们也在学琴棋书画，问题不在于他们学什么而在于这种方式。

    郑也夫：他们那是折磨儿童，折磨亲生儿子。

    封新城：我有孩子就有发言权，我女儿是什么情况呢，也没有多少钱，就要给他她买钢琴，我可以认识到，这是傻蛋的事情，可我老婆不干，还要学跳舞，还要学画画，反正你就是掏钱的那个人。

    郑也夫：其实就是这样，孩子爱玩什么就玩什么，玩就是天性，玩令他变得非常的愉快，能够进入一种游戏，一进入就不一样了。

    封新城：这是我的另外一个问题，我女儿问我，学校问我入团，女儿问我入不入，我只能说我为什么让你读中国学校，不是钱的问题，因为你在中国生活，如果有一套东西你完全不知道那还是害你吗？

    郑也夫：现在多大的岁数了。

    封新城：15岁到16岁。

    郑也夫：孩子糟太多的罪，这叫什么事。

    胡赳赳：这算是一个大学教授的忠告。

    封新城：我认为每个人都要出去，但要回来。

    郑也夫：你不必担心有些人出去了以后回来就不会适应。

    封新城：她经常出去。

    郑也夫：只要回来，你多半是一个异类，会影响一些人，关键是你是有想法的异类，对社会有良性的影响，会影响周边的人。

    胡赳赳：不是说影响这个社会，而是你的行为方式触动了某些人。

    郑也夫：也感动了某些人，这是一定会的，你愿意不愿意也会感动一些人。

    比如说你在农村待着，在农村盖房子都是比大比高，高的没有办法比了。你去了就住在那里，不跟人家比这个，比人家的房子矮一点，房子也不是特别大，但就是挺舒适的，你一副坦然自信的样子，不说话就有影响。

    封新城：你这种性格为什么会选择做教师呢？你觉得那是一个你很喜欢的职业？

    郑也夫：喜欢。社会多数的职业我做不了。例如官场我肯定混不了，商业和权力关系密切，我肯定会生气，搞艺术要极好的天赋，排除一下就没几个选择了。

    封新城：现在中国的教育差不多是最坏的。

    郑也夫：一点都不错，最坏。但是我在大学里面还可以独善其身。做商人可能要找一些人磕头，我做不来。

    封新城：你很早就看清楚这个关系？

    郑也夫：性格排除了不可能做商人，我也没有发财的动机。

    封新城：你跟他讲，你还是活得挺快乐的一个人。你独善其身，你就愿意这么着，基本上还是这样。我注意到你写前言里面，写到后奥运时代说，本土的素材，其实中国的素材给你提供了更丰富的东西。

    郑也夫：我在美国会骂美国，在中国就骂中国，我这种人到哪里骂哪里。还有一种人叫适者，到哪里都做适者。

    封新城：适者生存。

    郑也夫：不幸我是另一种人。

    封新城：你是吗？

    郑也夫：老是格格不入。

    封新城：适者是不是符合达尔文的思想。

    郑也夫：不适者只能是边缘人。但对中心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所以这种角色也不会被淘汰干净。

    封新城：我曾经有一期还说了句话，在北京没有看到顺眼的地方。

    郑也夫：北京是这样的，顺眼的地方不多。

    封新城：你是亲眼所见吗？

    郑也夫：顺眼的地方不多是必然的，伟人统治了20多年，把社会制度和思想意识改造了，特别是造就了一到两代人，其中的一些人成长起来当领导，这两代人的素质太低了，如果让他们建设一个美好的、可爱的城市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一代人的审美素质是最低的，民国一代和晚清一代绝对不会如此，林则徐那一带绝对不会这样，要那代出色的人建设一个城市，和今天出色的人建一个城市，今天的人肯定不行，惨到家了。想好起来是天理不容的。为什么要留下很多前朝建筑？他们认为那都是垃圾，盖这么好的大饭店，还不说我好，还说把那个拆了，他们是发自内心的，他们不知道前朝留下的精品的价值是什么？

    封新城：我跟一些文化人聊的时候还讲到，不好意思跟你说话，就是没教养，我都算诚恳的话，我们的确没教养，要说起文化，就是台湾，您关注台湾吗？

    郑也夫：去过几天。

    封新城：你觉得怎么样？

    郑也夫：华人区域中其实我最喜欢的是澳门，走在澳门的小街里面真是舒坦，小街和赌场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小街非常的朴实，小街的面貌保持了一百年了，小街干净，建筑的大小和格局都很和谐，那些比较堂而皇之的建筑中西合璧。澳门非常的柔和，葡人建设的社会，南欧人是伟大的。领导世界现代化主要是西欧和美国，他们是主流，意大利、西班牙、弄足球、音乐，就是玩，南欧人伟大，不重视GDP，南欧跟中国人合作了一把，建设出澳门，真的很好。

    封新城：不要管方式，结果就是这样。

    郑也夫：他们真的尊重别的民族的文化。

    主持人：我们现在先停下来，拍照。

    封新城：刚才谈电视有点少，如果《百家讲坛》请你讲，你会不会讲呢？

    郑也夫：《百家讲坛》这两年没有请我，如果他们的程序很约束人的话，我就不会考虑。

    封新城：你比较喜欢哪种称呼呢，我看到的资料里面有一些称呼，例如硬汉、堂吉歌德，等等。

    郑也夫：那都是别人的称呼。

    封新城：你接受这样的称呼吗？

    郑也夫：无所谓接受不接受，我在公共场合没少说话，姑且算个公众人物，没有排斥人家评论你的权利。

    封新城：他们给我出的一些说法，我觉得没有印证，我不觉得你很怎样怎样。

    郑也夫：接受不接受没什么意义，有的时候，你很舒服，有的时候你不舒服，你接受不接受还是人家的权利，你在公共场合说话，你评价别的事物，别的人物，你也要被评价，这就是人家的权利，接受不接受又怎样。

    封新城：你这个性格形成是因为你在东北，还是因为跟你做知青有关。

    郑也夫：跟做知青肯定有关系。

    封新城：你在东北待了多久。

    郑也夫：八年半。

    封新城：八年了。

    郑也夫：回来都27岁了。

    封新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郑也夫：你知道我为什么讨厌表扬？你要细想一下。我看惯了表扬的场合都是表扬一些阿猫阿狗，我不做阿猫阿狗，看到这样的表扬，先是愤愤不平，就这个混蛋还受表扬，久而久之就觉得这种形式极为荒诞，以后可别把我搁在这种形式里面，少来这个。

    封新城：我们差一点就表扬你，我们评知道分子，你也是侯选。

    郑也夫：我青年时代置身在一个最恶劣的社会里面，孔子说：邦有道怎样，邦无道怎样，邦无道还要受表扬？久了以后，特别是肯于思想的人，不仅恨具体的表扬，而且恨这种形式，表扬批评谁了，老子根本就不跟你玩这个，拒绝被装进去。

    封新城：你比较好的朋友有哪些呢？就比较谈得来的思想。

    郑也夫：朋友很多。三教九流，各路朋友都有。真是三教九流，不管什么学术不学术，有的时候不用学术不学术，有的人完全就不是学术界的，关系非常好，我是一个很异类的人，一个异端，有一种天性愿意跟异端来往，圈子里面大家都认识的几个异类，都是我先认识以后再介绍给他们的。我有一种极大的渴望认识这样的人，所以一碰面，大家就成了好友，不会失之交臂。

    封新城：这就是交朋友的观念。

    郑也夫：都是属于臭味相投，还必须是稀缺的臭味，因为都愿意来往，很难失之交臂。

    封新城：你是第一批大学生吗？

    郑也夫：77级的。

    封新城：您平时文章都不太好发吧？

    郑也夫：这是常碰到的。

    封新城：有博客还怕吗？

    郑也夫：我愿意发在报刊上，其实博客点击率非常的有限，不给你上首页，就是一千读者。你要对改革开放说三道四是不敢给你上首页的，给你留在那里就算客气了，如果登报就是几十万读者。

    封新城：有些东西只能给要看的人看，其他人看了也没用。

    郑也夫：你这话说得不对，我的老朋友胡平说，你写东西不是为我看的，我写东西也不是给你看的，我们相互大概都明白，我写东西是给另一些人看的，有些人不知道我们的想法但我们可以影响他。我博客上的东西都是见报了以后再挂上，上博客就见不了报了，没了经济收入，少了社会影响。

    封新城：周孝正比你大一点。

    郑也夫：他比我大三岁。

    封新城：他现在还在记帐吗？

    郑也夫：这个事情是跟他父亲继承下来的，因为他父亲记了几十年。他父亲是苦出身，他家里6-7个孩子都上大学了，这是太难的一件事了。

    封新城：你在学校里面开的课还是消费研究。

    郑也夫：消费的课不开了，书写完了不再开了。

    封新城：你开的最多就开了六门。

    郑也夫：是的。

    封新城：现在开的是什么？

    郑也夫：刚刚结束的是城市社会学，推动一群孩子搞城市调查，对一些城市的角色和现象进行调查，这个课是一直开，所谓保留曲目，今年在三个学校同时开这个课，一个是本校，还有另外两个学校，为了追求上课人的数量，因为几个人的调查中能有一个是成功的，数量太少就做不到了，三个学校选课的加起来一百多人。

    封新城：中国人会不会是这个世界的终结者。总之，这个世界要完蛋肯定是中国人干的。

    郑也夫：中国崛起，世界的危险增加。因为彻底的唯物主义民族出现了，他们无所畏惧。

    封新城：太恐怖了，

    郑也夫：人最要紧的是就是害怕。

    封新城：没这个扯什么。

    郑也夫：人怕很多东西，怕死，好呀，多数人要这样的，英勇是极为稀缺的，一万个人产生一个，够了。一百人中有一个就太可怕了。

    封新城：广州媒体还算不错。

    郑也夫：广州媒体领先过一段的时间。比较可惜是上海，1949年以前中国媒体的90%在上海。

    封新城：上海做适者做得比较好，就是管自己，上海的媒体只有消费指南，各种消费指南。

    郑也夫：因为上海刚要弄一点动静就被封杀了。

封新城：今天就这样。谢谢你。

                                     本文的大部分载于《新周刊》2009年第4期

    看到身经百战的费天王大男孩一般痛哭，真让我感动。他们真是单纯的可爱。不像我们，阴谋太多，城府太深。

    另一个感想就是，如日中天的一个王朝就这么终结了。昨天你想到了吗？事情其实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