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史上最令人看了寒心的照片。

    10月24日，3名长江大学的学生何东旭、方招、陈及时为救两名落水少年，在湖北荆州宝塔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危险发生时，同学们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当地海事部门、水上派出所、公安消防人员赶到后，均以不具备条件、没有专业设备为由，未能提供有效救援和帮助。应该说，这正是产生打捞船挟尸要价的土壤。

    这就传出见死不救的说法来。见死不救之所以被误传，是因为同学们把在事发现场的渔船和后来赶到的打捞船混淆了。

    据调查，其后那不会水且救人不太积极但确实参与救人了的渔夫到街上卖鱼，被人认出一片喊打，靠逃得快，只挨了三耳光一脚飞踹。

　　打捞的基本事实是：前期，渔夫参与了救人；后期，捞尸者钱不到手绝不打捞。

    民间的打捞船赶到后，没有一点救人的意思，所有的对话都围绕着一个钱字。在场的大学生高阳说：“活人不救，只捞尸体，打捞一个1.2万元，先交钱，后打捞。对方开口就是这话……”

    救援的理想时间是溺水后的5-7分钟，等打捞船赶到的时候，早已没有救人的希望了，也就是捞尸。后来挟尸要价者，一共捞到了36000元!
    现场多名同学证实和目击者拍下的照片为证：打捞船船主陈某(船头着白色衬衫者)挟尸要价，把打捞上来的一名大学生遗体用绳子绑住，以索要更高的捞尸费。画面上，被打捞上来的一具大学生的遗体被绳子绑着，大半个身子浸在水里；穿白衬衫的船主拉着绑尸体的绳子，一边摆手和岸上的师生谈价要钱。

    “他们把捞尸体当作职业，只图赚钱，没有人性！”大学生赵超广说。

    “第一次真实接触社会，很受刺激。我们很单纯，他们只认钱，两个极端。”参与救人的大学生高阳说。

    据长江航运公安局荆州分局调查，事发现场的两条渔船和后来赶到的两条打捞船，均来自长江对岸的公安县埠河镇，打捞船则专门以打捞尸体为职业。当地群众反映，这些捞尸者曾向他们发放印有“24小时服务，专业人员打捞”的名片，并称如果给他们提供打捞线索，给200元情报费。
    挟尸要价事件曝光后，当地警方称有可能以涉嫌敲诈勒索追究其法律责任。知情者还爆料称，之所以敢开出天价捞尸费，是因为一个姓陈的打捞船船主垄断了这一带的打捞业务，其他人如果私自打捞就会受到恐吓甚至被砸船，有“黑社会”嫌疑。

    据媒体报道，打捞公司的陈波曾威胁在这带救出过100多人的冬泳队员，“你们断我财路，小心点”。有一名冬泳队员说，冬泳队后来与陈波的打捞组织达成私下口头约定，“水面上的活的，我们肯定救，沉水者我们就不管了。” 
    这里我学学鲁迅先生的不惮以最大恶意猜想一下那一种非人类的国人：那水下是不是有人放了网绳暗钩什么的东西？不然哪里那么容易几个就淹死了？就在岸边一点点哎。据说年年这里淹死人，计上冬泳队救出的100多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在这一带水域出事遇险？这个比率是不是太高了？这种情形下形成的捞尸产业链，会不会有个谋杀产业链潜藏在里面？

    警方应当好好查一查！否则那几个热血青年真的白死了。这里我想弱弱地说一句：“孩子，你的生命同样重要。救人固然是件好事，但估量能力和风险同样重要。”

    先不讨论“80年代大学生张华救老农的生命价值是否等价”的问题。从数字上来说，三个换两个，多一条生命的失去，肯定是一种损失。精神价值再大，都比不过几条具有美好灵魂的生命鲜活地活着价值更大！

据说是高价捞尸者的数钱照

                               二，经营成本分析

    海南有“晚（报）干不过日（报），电（视）干不过（报）纸”的说法。目前的市场份额主要由纸媒占据。
    海南主要日报，除《海口晚报》卖6毛（日均24版），其余如《海南日报》（大开16版）、《南国都市报》（采编180人左右，无经营人员，统归集团经营中心分管）、海南特区报（均为四开32版，与海南日报用纸对折后一样。采加发行广告人员共280余人。）均卖1元。按对开大报每张纸的成本加印刷费1.8毛计，《海南日报》日均16版的成本是7.2毛，小报型的《南国都市报》、《海南特区报》日均32版，用纸成本和印刷费大致与《海南日报》相同。
    再加上发行费率和批发给一级批发商、报贩的批发让利价（8毛左右）成本约接近1元或达到1元，发行上基本属于无利或微利。报纸收入主要靠广告经营收入。
    这个价钱在报业发达地区，如广东广州，已经走到更远的地步，发行不光是无利，而且是大亏。如《南方都市报》的发行只卖一块钱，批给报贩只有7毛多，而它日均达到110－120版（相当于对开的大报如海南日报的55－60版左右），纸钱加印刷费总成本达到2块8毛到3块间（数据出自最新访问《南方都市报》总编辑江艺平）。
    而《广州日报》日均更是达到65－70版间，成本突破3块。这些发行上的巨额亏损，都要靠广告经营收入来弥补，二报都高达数亿。
    海南媒体目前处在发行保本的临界点上，相对于报业发达地区，版数偏少，相对内容上和信息量上有所不如。但如果突破这一临界点，恰逢纸张涨价的关口，日报又是吃纸的老虎，成本高企，而投资日报占用资源多，见效慢，长此以往，将使投资很难承受。

                              三，海南报业市场分析

    分析海南媒体特别是纸质媒体的优劣长短，需注重立足本省的特殊省情来看待。
    海南是个相对孤立的封闭环岛，其报业有其特有的内向性与国内缺乏交流性。但海南有另一个相对优势，岛内纸媒相对发达，读者有着全国一流的良好阅读习惯，媒体竞争在低中端竞争激烈。
    它被业界誉为目前中国报业最后的世外桃源，两三千万就可在岛内搅动一番。
    岛内纸媒相对薪资偏低，一般采编员工在2000－3000元间，《海南日报》与《南国都市报》采编人员工资略高，也不过平均3500元左右。人力资本投入相对较低。
    但岛内优秀的报业人才奇缺，相对好些的人才流失情况严重，很多人都去了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强势媒体。过低的薪资和岛内影响力偏弱的媒体环境，不利于吸引人才，也限制了媒体的做大和扩大影响力，形成一个环岛怪圈。
    现有人才不能满足创办一份新型日报或者高端周报。必需引进大陆报业人才和新型报业思想。岛内的新闻源也难以支撑一张日报，目前二份都市报类也只12－13版本地新闻，其余20版左右为国内国际新闻和文体副刊。需要在清晰的读者群定位后，再划定需要办一份面对什么样市场和读者的报纸。相对海南报业格局，差异化也许是最主要的出路。
    据2004年底《海南日报》请央视索夫瑞公司调查，主要对象为市场主流的报纸《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海口晚报》、《海南特区报》，其中发行靠前市民化和市场度较高的《南国都市报》和《海南特区报》，其传阅率达到4－6人/份，读者群稳定在50万左右。另外目前海口人均拥有报纸率高于全国最高水平的38人/份，约20－30人/份。
    根据以上的调查，显示海南的纸媒读者稳定，阅读层次和兴趣高，报纸的传阅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海南纸媒相对成功和开办新的纸媒的一个基础。但省内日报类的空间已趋于饱和。

                             四，报业大战透视海南办报空间

    这里粗略将海南市场纸媒报战罗列一下：
    1989年创刊的《海南特区报》算最早的市场化报纸，它早先由省政府机关报身份批得刊号，后由《海南日报》托管，92年脱离归省工商联托管，从来没有成为过政府机关报，走的路数也一直是市场化都市报路子。
    它经历了中国90年代初经济的大起大落。1993年时以15.8万份的发行超过了当时的党报《海南日报》，在93年房地产泡沫高潮时，经营收入达到过亿。
    随后跟着中国经济和海南经济泡沫破灭一起沉沦。1996年以后一直到2002年改版前，只发行2000－3000份保刊号，文摘形式为主要内容。
    到2001年时《南国都市报》由《海外时报》转过来创刊，激发了次年《海南特区报》改版，引入外来资金，重新成为都市类日报。与《南国都市报》一起开始了海南最早的一场都市类、也是市场化媒体的具有现代报业经营理念的报战。
    《海南特区报》02年改版并自办发行时为小开16版、售5毛；次年《南国都市报》扩为小开24版、售8毛；03年海南特区报扩成24版售5毛。05年二报商量好一起扩版为32版、共同提价为1元。
    二报共同从竞争中获益，共存共营互相促进至今。二报各有自己的主要领地，相对来说，特区报更接近市场化新闻，新闻的执行操作也好于《南国都市报》，岛内有有“看新闻买特区报，看彩票买都市报”的说法。
  但就是新闻相对办得好些的特区报，经营收入也只1000多万，05年起为600多万，06年为800多万，07年实际收入1100万。只是因为采取了成本控制，采编人员仅50余人，争别是记者20余人，编辑15－16人，排版校对12－13人，人均工资3500.但发行广告人员较多，报社通共280余人。相对利润高些。
    在《南国都市报》内部，甚至有“没有《海南特区报》就没有今天《南国都市报》的日子”的说法。据其某总级领导私下说，如果没有特区报的竞争，体制的很多问题就无法解决，甚至《海南日报》也并不一定需要一份和自己也构成竞争关系的子报。03年集团收回经营权，也与子报增长额直接撬动了党报的地位和钱袋子有关。

                              五，创办新纸媒的市场展望

    投入创办一份新的日报，需要全方计算投资额度，赢利模式；也需要预估远期发行、广告值和阶段目标。
    因为市场是千变万化的，竞争对手的出招也是难以完全估算，再加上未来几年过程中，有无诸如纸张继续涨价，经济格局是否因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冲击而滑坡，均属人力难以掌控的因素，应予充分考虑。也可说，创办综合社会资源占用极高的日报，在纸纸涨幅达1/3强和发生世界性经济大动荡情况下，有些不是时候。
    再看海南的房地产广告，基本投放在省外。据调查，一般广告构成中，房地产广告约占到1/3强。海南一些大型龙头企业，其广告投放也很少惠及省内传媒，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主要客户都来自省外，本省消费不是主力军。
    海南是个旅游大省，同时也是个绿色农业大省，反季节产品是全国消费的主要产地，近二年工业有起色，产值开始超越传统的农业和旅游收入，但大型企业很少在本省投放广告。海南更多只象一个生产基地，销售和消费对象主要在省外，这也是省内媒体无法获得更多经济增长点的主要原因。
    而现有的媒体已经经过几轮搏弈，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势力范围，突出的新媒体想打破这种相对稳定，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撑，以及新闻差异性和新报纸内容设置上具有明显超越本岛同侪的先进性，才有可能打破这种均势并从竞争中冒出头来。
    而决定创办一张什么样的报纸，是需要权衡多方面因素，判明自己主要目的是什么，主要想获得什么回报，认清在目前形势下如何办、办什么样的报纸，顺势而行比较好。
    这借里可资参考的是网络新兴媒体天涯在线、凯迪网络，他们的广告收入主要来自外省，也就是说他们的赢利模式不同于省内纸媒，是利用其在全国的影响，赢得全国甚至国外的广告客户。
    而投资创办一份深读纸媒（周报），面向全国发行，利用海南特区的优势，争取一定政策支持，避开日报纸张涨价投资过巨占用资源太大收益慢的雷区，在发行广告经营上独辟蹊径，走岛内媒体没有的路子。借助海南作为一个潜在的世界级的旅游渡假黄金地区和中国优良旅游大省的辐射力，利用如海航等可助力实现报业扩张的平台，办一份海南XX新型的纸媒“卫星频道”，做出全国影响，走出海岛，去吃全国这个大大的蛋糕。

　　　　　　　　　　　　　　　　　　　　　　　　　　　　　　　　赵世龙

　　【周末版】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末版是“文革”结束后中国新闻改革的第一块试验田。周末版的创办，是中国报人寻求增加报纸可读性的开始。中国的报纸从拒人于千里之外到变得可亲可读，周末版居功至伟。
　　今天如果不是还有《南方周末》，“周末版”三个字可能几乎都要淡出人们的记忆了，但是，如果时光回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没有办周末版的报纸可真是寥若晨星，报摊上以“周末”为名的报纸多如过江之鲫。这场史称“周末版大战”的媒介竞争，把本来有些沉闷的报业市场搅得风生水起。内容从教人吃饭穿衣到名人逸闻，多以大特写推出，版面无一例外都是报头套红印刷，大标题大图片。
　　风起云涌的周末版大战兴起于1991年之后，如果以《中国青年报》“星期刊”的创刊算起，那中国报业这场增强报纸可读性的探索还要追溯到1981年1月，《中国青年报》的这一创举，值得人们铭记。在那个新闻操作空间很小的年代，周末版红火的背后是一代报人致力于事业创新的努力与苍凉，还有些许无奈——新闻本身没有多少改革的余地，那就让我们给读者多一点娱乐和服务吧。

　　【专刊】【周刊】与周末版大战大致在同一时期，新闻界的另一股热潮——专刊周刊热也在萌动中。不同的是，周末版大战烟消云散之后，专刊周刊热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一些专刊周刊还保持至今。这一时期办起来的周刊有读书周刊、社会周刊，有经济周刊（如《中国青年报》的经济蓝讯），还有其他诸如汽车周刊、房产周刊、IT周刊等，许多报纸都是隔周推出一份周刊，乱花渐欲迷人眼，这一现象也被称为“报纸杂志化”。
　　报纸专刊热的兴起，折射着中国社会生活的极大丰富，当然，另一方面，也是报纸出于吸引广告的考虑，也有对电视挑战的回应。但是，继周末版大战之后的这股杂志化浪潮，更多反映出的则是中国报人的集体性焦虑，反映着那个时代人们办报观念的懵懂。报纸办专刊周刊，并不是新鲜事。当年新记《大公报》先后创办了30多个专门性副刊。但是，如果报纸在新闻报道方面乏善可陈，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办专刊周刊上，就有些舍本逐末了。
　　因此，这一轮专刊周刊热中，很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青年报》的新闻周刊。它在报头下打出一个口号：“只提供一样东西——新闻”。新闻周刊正式推出是1992年底，比《青年周末》晚了近一年时间。新闻周刊随后也被许多报纸效仿。报纸拿出版面专门办新闻周刊，现在听来，似乎有点滑稽。但实情并非如此，如果说通过周末版这块试验田，报纸找到了增强可读性的方法，那么，新闻周刊的创办，等于报人开辟了第二块试验田，报人开始尝试报纸向“新闻纸”本位的回归。我们应该注意到，后来报纸改版，都从增加新闻版、压缩副刊类版面入手。这大概也是受新闻周刊成功的启发吧。

　　【号外】在电子媒介到来之前，号外的出现，标志着报纸把追求新闻时效性的努力做到了极致。
　　在激情洋溢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报纸号外屡见不鲜，比如新中国的成立、*********爆炸、人造卫星上天等等，举凡重大的新闻事件，都有号外记述历史。80年代基本上是中国报纸号外的沉寂期，这似乎从一个方面印证了美国学者杰克·海敦的断言：“电视扼杀了报纸的号外。”
　　但是，在新媒体大行其道的当下，报纸号外竟“火”了起来。近两年凡有大事，比如国足出线、神七升空、奥运开幕等，报纸出号外都是争先恐后。细思量之后也不难发现，当下，号外不再仅仅是信息载体，号外本身就是信息。有重大事件发生时，报纸出号外可彰显自己的实力，用号外展示形象。用出号外表明自己的判断，用出号外制造一个概念。

　　【改版】说起新中国成立60年来报纸的改版，最著名的当然还属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尽管它不到一年时间就猝然中止，但它仍是一次载入史册的历史事件。
　　当下，改版已经是媒介运作的常态了。从报纸到电视再到网络，改版体现着媒体追求创新的自觉与冲动，领先的媒体知道，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战胜竞争对手的模仿和跟进，才能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传播环境，《南方周末》能够成为当年周末战后硕果仅存的一家，也正是得益于它不断根据传播环境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自己办报策略的做法，从一份最初主打娱乐休闲的报纸发展成为主打时政题材的新闻周报，它的成功，绝非偶然。

　　【厚报】在上世纪80年代大学新闻专业的课堂上，新闻学教授常常给学生讲美国的报纸动辄数十版，甚至100多个版，有时候送报生把厚厚一摞报纸隔墙扔进订户家里，结果砸死了院里的一只老鼠。还有故事说，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年轻时，用撕报纸来锻炼臂力，就像今天的人们使用拉力器。
　　整个80年代，每天出8个版的人民日报是中国版面数量最多的报纸，听说有每天出版数十版的报纸，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感觉像听传奇故事。
　　90年代，周末版大战、周刊热，最后带来的，都是扩版潮。尤其是地方报纸、都市类报纸走在前面。版面越来越多，中国进入厚报时代。超市让中国的老百姓习惯了一站式消费，于是，也就习惯了新闻消费中的规模化满足。1997年7月1日，《广州日报》在香港回归日推出97版特刊，开创了中国内地报纸纪念性特刊的先河，引发读者排长龙抢购，为满足读者的购买要求，当天印刷了3次。这也是中国报业进入厚报时代的一个标志。此后，逢重大节庆活动，100版甚至200版的报纸时有所见。
　　不过，从世界范围内看，中国的厚报时代来得有点不合时宜，近年来，环保人士的声讨此起彼伏。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中国报纸下一步要迎接的，大概是“瘦身”时代吧。

　　【窄报】窄报看上去比传统的报纸俊俏挺拔，但最重要的意义不在这里。窄报的流行，折射着办报者对读者的体贴和关心。当更多的报纸不再是官办官订、读者愿意花钱在报摊买一份时，报纸就变成了上班途中的车厢读物，这时候窄报的流行就顺理成章了。
　　据考证，我国内地最早采用窄报的是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都市快报》。此后，《经济观察报》等新锐报刊大大促进了“窄报”的流行。《南方日报》是第一份启用“窄报”的党报，时间是2002年8月。

　　【橙色报】橙色报差不多是与窄报同时成为报界时尚的。最早在国内引入橙色报概念的是《经济观察报》，时间是2001年。这份注重国际化路线的报纸，大概是受了英国《金融时报》的启发吧。总之，橙色和瘦报，让这份报纸显得鹤立鸡群。
　　橙色纸据说读来节省眼力，据说在翻动时声音较小，这些都不无道理。但是，报纸想到改换新闻纸的颜色，表明中国报纸追求与众不同的愿望是多么强烈！

　　【读图时代】图文并茂一直是报刊标榜的口号，只是铅印时代抑制了报纸使用图片的冲动。当报纸告别铅与火走向光与电时，图片的泛滥一如开闸的洪水，汪洋恣肆。有学者不无忧心地说读图造成词语钝化，更有危言耸听者，说读图会造成脑萎缩。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阻挡报纸的图片化浪潮。
　　除新闻照片，近年来我国报纸版面上最大的变化是出现了大量新闻图表，3D技术的运用，使新闻图表告别简陋的饼图和柱状图，变得异常精美。图表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把抽象的东西形象化，它最大程度地降低了人们获取信息的费力程度。

　　【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始见于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中。从党性原则到“三贴近”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是党报理论对新闻规律、市场规律的一种适从，一种理性的调适。“三贴近”原则公布后，党报开始了新一轮的改版与改革，在这些改革中，“三贴近”始终是一把标尺。“三贴近”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传媒环境，民生新闻的兴起等，都与这一方针息息相关。

　　【说新闻】如果不是沉寂多时的著名主持人赵忠祥今年突然向“说新闻”开火，“说新闻”可能很难成为一个话题了。因为电视新闻已经走得更远——荧屏上所谓唱新闻——RAP新闻播报也正流行着呢。
　　赵忠祥是在东方卫视“2009华语主持高峰论坛”上，谈到新闻节目主持人时，向“说新闻”开火的：“我非常不喜欢由鲁豫开创的‘说新闻’风格，这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大台应有的态度。新闻一定要用‘播’的，庄重、严肃、可信，把新闻节目搞成茶馆说书，那是非常不好的。”
　　不会有人怀疑赵忠祥对新闻播报的发言资格，但是，人们不会拒绝平等、亲切、随和，更不会丧失对主持人说人话的渴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理由相信，陈鲁豫1998年在《凤凰早班车》中开创的“说新闻”这一播报风格生机无限。当然，没人会反对《新闻联播》的播报风格应该是正襟危坐、字正腔圆、气壮山河，一如所有喜欢穿休闲服的人不会反对出席宴会的人穿西装打领带一样。

　　【方言新闻】方言播新闻近年来大行其道，最有代表性的如《阿六头讲新闻》等。但是，决不要以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广播电视里就是普通话一统天下。笔者清晰地记得曾从收音机里听到过地道的四川话播新闻，那是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农村广播节目。方言是中国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表征，我们相信，广播电视中有几档方言播出的新闻节目，不会把多年来推广普通话的成绩毁于一旦。

　　【演新闻】新闻拍摄中所谓“演新闻”，又叫“模拟情景重现”，最早在新闻摄影中使用。一些经典的照片，后来被曝就是这般制作的，譬如著名的《美军登上硫磺岛》，也包括我国解放战争时著名的照片《占领“总统府”》。
　　但电视新闻节目制作中大量运用情景再现，在我国还是近几年的事，眼下使用范围很广，但争议也很大。新闻真实性是一种非常脆弱的东西，我们不能不在新闻真实的问题上提出严苛要求。多数情形下，运用情景再现并无造假之意，但是，这些手法一旦经常化，等于为捏造事实开了方便之门。可堪欣慰的是，我们看到，央视的许多节目中当有“演新闻”的部分时，会在播出画面上打出“情景重现”的字幕说明。

　　【民生新闻】要说民生新闻与以前的社会新闻有什么不同？那么，可以说，社会新闻强调的是新闻的趣味性，而民生新闻关注的是百姓的生存问题，所谓百姓的烦心事、难心事。面对社会新闻，百姓觉得媒体可以解闷，面对民生新闻，百姓觉得媒体有用。
　　讲民生新闻，要从六朝古都南京说起。江苏电视台都市频道2002年1月1日推出《南京零距离》，该节目虽然长达1小时并与央视《新闻联播》同一时间播出，但受到南京观众的空前欢迎，位居AC尼尔森收视率排行榜之首位，创造了电视新闻类节目收视率第一次超越电视剧、综艺娱乐节目的奇迹。一年之后，南京电视台推出《直播南京》，号称是国内第一档时长90分钟的大型直播新闻节目。两个电视栏目以民生为主题展开近距离白刃战。
　　与报业价格战被官方叫停不同，这次的民生新闻战，受到官方高度肯定，一时间，各地电视台纷纷组团，像朝圣般齐赴六朝古都。于是，以“某某零距离”、“直播某某”为名的电视栏目在全国各大小城市遍地开花。民生新闻的兴起，缘于地方电视台在央视的强势压力下寻求生存空间，但无心插柳，竟与“三贴近”方针相契合，于是，相激相荡，民生新闻一时风光无限。

　　【突发事件报道】突发事件是最重要的新闻资源，从新闻传播史上看，一种媒体的兴起，都与一起重大的突发事件存在共生关系。如果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个事件，印刷机可能还只是用来印刷《圣经》，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个爆炸性事件，又有印刷机这样一个技术发明，于是，印刷机有了新的用途，而发现新大陆这一事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两次世界大战，成就了广播的辉煌；而美国人说，肯尼迪遇刺及其后100天的悼念，则使他们养成了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的习惯。
　　中国从来不缺少重大突发事件，但60年里，中国的媒体很长一个时期内在报道突发事件方面乏善可陈。9·11事件时，部分观众有幸通过凤凰卫视看到了那震惊世界的瞬间，而当时，央视还在循规蹈矩地按节目表正常播出。不过，从后来的第二次海湾战争，到去年的汶川大地震，我们看到，中国媒体面对突发事件，一样可以有优异的表现。

　　【硬新闻和软新闻】新中国新闻界这60年，一直在软与硬的纠葛中前行。1956年新闻界前辈《新民晚报》的赵超构提出新闻要“软些，软些，再软些”，当然，随后而来的“反右”运动使得这一办报方针胎死腹中。
　　到“文革”结束，新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赵超构老人的这一方针重见光芒，此后若干年，以增强可读性为目标的新闻改革，基本是按照赵老的方向走，且不说晚报，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各地党报竞相开辟社会新闻专栏或专版，有没有社会新闻，还是衡量这家报纸思想是否解放的指标呢。
　　可喜的是，经过多年的实践，中国新闻界终于认识到媒介除了可读性，还要追求必读性，于是，都市类媒体追求软新闻硬着陆，党报提出硬新闻软着陆。强调严肃，决不意味着要把报纸办得拒人于千里之外，而追求可读性，也不一定非要走低俗路线。

　　【公共新闻】媒体提供化妆穿衣、求医问药、购房购车的知识和信息，是体现服务。但是，如果不把媒体的服务性做过于狭窄的理解，当下方兴未艾的“公共新闻”实践，就是媒体在尝试为公众提供更高层次的服务。媒体发动公众讨论、寻求公共问题的解决，哪个真正的公民不渴望参与这样的活动，得到这样的服务呢？
　　江苏卫视《1860新闻眼》被业界和学界公认为国内媒体实践“公共新闻”的先行者，2004年9月27日该节目对江苏省厅级干部“公推公选”进行了现场直播，更被视为经典之作。
　　当然，更多的公共新闻实践，选题集中在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件中，诸如市容卫生、占道停车等。但与传统的新闻操作方法不同，公共新闻实践更多地以公众参与为主体。记者的职责除了引出话题，就是发动公众，让公众通过电话、网络论坛等方式参与到话题的讨论中。公众参与成为公共新闻的核心。
　　更值得关注的是，网络的兴起为“公共新闻”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几乎没有进入门槛的网络，让读者和观众有了提出话题和参与讨论的更多空间，他们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失去对传统媒体的敬畏，网络空间里如火如荼的公民运动，往往吸引着传统媒体来报道。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孙旭培把“公共新闻”的功能定位为：“培育和营造公民社会、监督和构建公共领域，报道和指导公共事务，交流和引导公共意见。”应该说，我们已经不难从当下的媒体实践中看出端倪。
　　
　　【职业化】职业一般是指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也可以引申为个人通过一定的专业活动实现自己的价值，为社会提供某种贡献的工作岗位。职业化的解释比较宽泛，可以包括职业技能和职业意识等方面，基本上是一种文化描述。
　　新闻界使用职业化概念，一般会包括几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指某些人在社会中专门从事新闻报道活动，并以此作为主要生活来源，这与教师以教授学生为职业并以此谋生、医生治病救人并以此谋生相似。二是指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员，具有专业的新闻知识与技能，并通过这些专业素质得以成为其他人群不可替代者。三是职业化的新闻人，应该具有新闻职业所必须具有的意识、习惯、文化、道德、操守等等符合社会对于这个特定职业要求的特性。例如恪守新闻真实性的基本原则、不以报道谋私、新闻报道的传播质量要达到受众所期待的标准——例如时效性、信息量、媒介工具使用、传播效果等等。
　　新闻人职业化的形成，是伴随着新闻事业和新闻媒介技术的进步而形成的，也是社会对新闻职业活动提出的新要求所致，是新闻职业群体不断适应社会要求的过程。 

　　【喉舌】喉舌，在生理学上的原意，不用多解释，在社会语义的层面上，约定俗成的意思是说话和表达。喉舌在新闻领域的运用，普遍理解为代表一定的社会组织或者集团通过新闻媒体及媒体人员发布信息和表达看法，并且力求让这些信息和看法成为受众的思想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力求贯彻到他们的价值选择行动当中去。在传统的无产阶级理论中关于“宣传鼓动”的概念使用十分广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喉舌就是“宣传鼓动”的通俗形象的表达。
　　喉舌的概念，虽然通常是指新闻媒体的性质和传播的方式，但在一定的语境之下，也可以专指媒体人员的性质和传播的方式。例如，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党报记者是党的喉舌”。当然，也有媒体是群众的喉舌百姓的喉舌的说法。但在新闻界，喉舌似乎更多的是指体现新闻媒体的所有者的意见和倾向，也就是体现话语权的执行者的角色，而并非原创者的角色。
　　朱镕基1998年给中央电视台的题词是:“群众喉舌,舆论监督,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如果从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新闻工作的宗旨也是为人民服务来看，把“喉舌”和群众结合起来，把新闻媒体定位于“群众喉舌”，也是恰如其分的。

　　【无冕之王】无冕之王和喉舌一样，同属于比喻。比喻生动形象，便于理解和记忆，但是其内涵和外延往往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无冕之王现在成为新闻记者的专有代称名词了。
　　为什么全世界都公认为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这和记者的职业性质有密切的关系。按照西方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新闻记者是一种社会权利的体现者，这种权利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话语权”，不是絮絮的私语，而是代表公众的表达。记者有传递信息和表达意见的极大权利，而又没有行政官职意义上的名分和权力，因此就被视为无冕之王。
　　在有的情况下，无冕之王甚至可以决定有冕之王的命运。例如美国轰动一时的“水门事件”中，《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引发了尼克松总统的辞职。在中国，对于记者是无冕之王一直是有明显体现的，特别表现在权威媒体记者的典型报道和舆论监督报道两个方面。由于批评报道的威慑作用，社会上还流传了“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说法，这也是对无冕之王的一种民间描述。

　　【社区记者】社区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名词，原意是指包括一定数量的人口、一定范围的地域、一定规模的设施、一定特征的文化、一定类型的组织的社会区域。目前媒体使用的社区概念和社会学中的社区概念不尽相同。媒体使用的社区概念，一般是指城市里的某些大型住宅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里的大型住宅社区逐渐增加，社区的人口集中、设施齐全，根据不同的居民成分，形成一定的文化氛围，构成一个小型的社会。既然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当然会受到媒体的关注，社区居民也有自己相应的信息消费的需求，例如喜欢看什么电视频道、喜欢订阅什么报纸等等。针对社区的文化和新闻信息需要，许多媒体开辟了社区专版、频道等等，特别是面向市场的报纸和都市频道，更是依托于社区提供服务，推销自己的新闻产品。在这种背景之下，专门针对社区从事采访报道的记者也就应运而生。
　　社区记者基本属于社会生活类记者，贴近和反映社区居民的生活，但社区记者并不仅仅为某社区服务，也同时向社区之外的受众传递城市社区的各种信息，例如治安信息、就业信息、消费信息、房产信息等等。社区记者一般出现在较大的城市和较大的媒体。

　　【战地记者】战地记者，顾名思义就是在战争地带进行采访报道的记者。这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名词。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都曾经担任过战地记者，例如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在古巴、印度等担任战地记者，采写了大量战争报道。著名作家海明威，也曾是战地记者，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闻报道。
　　战地记者与普通记者在职业上具有共同性，就是采访报道新闻，但也有鲜明的特点。战地记者是在十分危险的环境中采访报道战争和与战争有关的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工作环境艰苦、危险、困难和种种条件的限制，因此，对于记者综合素质的要求非常高。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闻专业素质，例如责任感、新闻敏感、采访技巧、写作方法、行动和通讯能力等等。二是战场所需要的军事化的素质，例如强健的体魄、坚强的意志、勇于牺牲的精神，以及对于战争和军事问题的透彻理解和把握。
　　战地记者的构成并非一成不变的，无论擅长从事什么新闻报道的记者，一旦进入战争的实地报道领域，就自然成为战地记者。根据目前的情况变化，大的世界性战争并未发生，但局部战争、冲突、骚乱时有出现，新闻记者经常会到现场进行采访报道，也具有与战地记者相仿的工作性质和职业要求。

　　【职业记者】职业记者是以新闻采访报道为职业的新闻记者，相对于业余采访新闻报道的人而言。职业记者有很悠久的历史，是为了适应早期报纸出版的正规化、定期化的要求而产生的。报纸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有专门从事新闻报道相关工作的人员，以及由这些专门人员掌握相关的专业技术。
　　职业记者所需的新闻工作素质和技术，是随时代而发展的，后来由于新闻媒体的增加，记者队伍的扩大，又产生了专门的大学新闻专业教育，培养职业记者。但是，由于新闻报道对于社会阅历和实践的特殊要求，媒体仍然是培养记者的主要阵地。
　　在发展中，职业记者也由开始的综合记者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例如出现了专门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教等等各个专业方向的记者。在不同传播介质的媒体，还有特殊的要求，例如电视媒体的摄像、主持、播音等等。

　　【通讯员】通讯员一般是指新闻媒体专门组织起来的为媒体提供新闻信息和报道的人士。通讯员根据媒体的性质分布在一定的领域，例如《健康报》的通讯员主要分布在医疗系统。通讯员的称谓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媒体，会有所变化。例如，都市类报纸和频道一般将提供信息的人称为“报料人”或者“新闻线人”。而机关报性质的媒体，则一直沿用通讯员的称谓。
　　市场类媒体的报料人和机关报通讯员的来源，也有所不同，市场类媒体的报料人一般分散在社会读者当中，而机关报的通讯员则主要分布在各地的宣传机关和媒体。市场类媒体一般根据报料人提供的信息的新闻价值给予经济报酬，而机关报性质的媒体一般不采用有偿服务方式，而是作为各级宣传机关的一项日常工作。
　　通讯员一般会更多地参与到新闻的采访写作过程，而报料人一般不会参与采访写作过程。在提供的信息类型方面，报料人和通讯员也有很大的不同，报料人一般是根据市场类媒体的要求，提供以社会新闻为主的具有可读性和为大众关注的信息。而机关报的通讯员则根据媒体的要求，提供反映当地党政机关中心工作及典型经验和人物事件的信息。 

　　【卧底记者】卧底本来是一个罪案侦查中的术语。记者卧底采访是指为了某种特定的采访任务，记者参与到一定的组织机构和社会活动中去，暗中搜集新闻素材用于公开报道的一种新闻采访工作状态。
　　在新闻媒体，并没有固定的卧底记者职位，一般被视为一种采访状态和方式。卧底记者出现的原因在于，在某些敏感新闻当中，如果记者以公开身份进行采访，会受到当事人的拒绝，甚至会发生危险。为了获取某些关键证据，记者就采用改变身份的方式进行搜集新闻素材的活动。
　　目前，卧底采访已经成为一些媒体常用的办法，央视《经济半小时》曾经报道过记者卧底配合公安部门侦破重大“花边假币”案。不久前，《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卧底揭露南宁传销内幕、亲历千人聚餐壮观场面等等。

　　【新闻民工】新闻民工是借用民工一词，形容某些记者的生存和工作状态的调侃性用语。随着近年来媒体的发展，对于新闻工作者的需求急剧增加，加之媒体的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特别是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媒体，一般都采用全员聘用制的方式招聘记者编辑等新闻工作者，有别于传统体制的“铁饭碗”、“终身制”，以增强活力。但是，由于有些媒体用人制度不完善，对于新闻工作者的劳动保障做得不够好，使得一部分新闻工作者感到缺乏有力的保障和安全感，就借用早已存在的民工一词，冠以新闻二字，组合成新闻民工一词，在网上和私下表达某种忧虑。

　　【新闻线人】新闻线人，又称眼线，最早是都市类报纸借鉴罪案侦探线人而对以隐蔽形式提供新闻线索的人士的称谓。其基本职能与通讯员有共同之处，主要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承担与媒体的信息沟通作用，但是更强调隐蔽性。
　　目前，一般市场类媒体愿意在一些新闻高发领域和机构里设置新闻线人，以及时获取新闻线索。新闻线人一般采用隐蔽的方式提供新闻线索，这是与通讯员的不同之处。有的媒体将新闻线人称之为“信息员”、“情报员”等等，其实名称并不重要，关键是看其实质：公开还是隐蔽、提供信息的出发点、获取报酬渠道。目前，已经出现新闻线人职业化的趋势。 

　　【职业报料者】报料是一个娱乐新闻常用的名词。通常是指有人将名人的行踪和奇闻异事等等披露出来，进行炒作，引起轰动效应。职业报料者，也是随着媒体的市场化进程而出现的一种现象，它的主要特征就是有专门的人士来提供新闻线索，并以此为职业，从媒体获取报酬。职业报料者的活动往往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可能有一个组织在搜集一定范围的新闻线索，以弥补新闻媒体新闻触角的狭隘。因为新闻线索大量地存在于民间，只要有人有意识地打听和搜集，即使不是职业新闻记者，也有可能获取到有价值的线索或者信息。
　　现在，很多媒体都开通了“热线电话”等等信息平台，而且依托这类信息平台以及私人关系逐步形成了一个报料者群体。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人，也逐渐熟悉了相关媒体的新闻信息需求，加之可以从媒体获取报酬，这种在媒体市场化背景之下双方的利益需要，就有力地助推了职业报料者的产生。一些职业报料者往往周旋于不同的媒体之间，持所谓的“猛料”待价而沽。

　　【讲故事】讲故事，一般是指增强新闻报道的故事性和可读性，也就是在新闻事实当中尽量发掘其故事性因素，以此吸引受众。讲故事也叫故事化，最早是市场类报纸为了提升媒体的可读性和市场效应而创的，后来逐步被新闻界所接受。大学新闻教育在坚持比较严肃的新闻采写传统的同时，也对讲故事一类比较生动形象的新闻表现方式表示出很大的兴趣。
　　讲故事的新闻，比较多地体现在社会新闻当中，由于社会新闻本身所具有的情节离奇、易传易记、生动形象等等因素，使得社会新闻天然就具有故事性。这种故事性新闻，被早期的都市报发现，并大力突出，采用新闻追踪等等接近章回小说的形式，使得新闻报道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大为增加，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毋庸讳言，新闻报道在讲故事的同时，也有走偏方向的趋势，一些媒体和记者，为了突出故事性，任意扭曲新闻事实的真相，有的更是直接制造了具有轰动效应的假新闻。例如子虚乌有的某某明星结婚、巨蟒吞噬士兵等等。这些杜撰的消息，故事性一般都比较强，但是新闻的真实性完全丧失了。

　　【新闻敏感】新闻敏感一般是指对于新闻事实的感知度和敏感性。由于新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这种事实必须经过人的意识的感知和判断，才能成为新闻报道的材料，从人的心理规律来看，人对于客观世界的感知，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主要来源于后天的教育和习惯，包括专业素养。
　　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新闻敏感是一种基本的职业敏感，就像医生对于疾病的敏感、警察对于犯罪的敏感、厨师对于口味的敏感一样。新闻敏感对于不同的媒体记者和不同国家的媒体记者又是存在差异的。例如青年报和老年报、机关报和市场报的记者的新闻敏感、中国记者和美国记者的新闻敏感是有所不同的。
　　新闻敏感除了人类对于客观事物的基本认知本能之外，主要来源于学习和实践。接受新闻专业知识的教育，在新闻媒体从事新闻实践，是增强新闻敏感的主要途径。近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新闻实践的重要性，倾向于认为新闻敏感，更多地是从新闻实践当中得来，而不是从书本和黑板上得来。

　　【细节】细节一般是指事物貌似琐细而事关重大、虽非恢弘显著却形象生动，一旦描摹表现出来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部分。在文学创作中，细节往往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但在新闻报道当中，由于新闻的基本表述特点是简洁明了，细节的地位似乎就不如在文学中高。不过，除了简单的依靠概述即可表达清楚的消息体裁之外，细节对于新闻叙事的可读性、形象性、生动性等等，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各国新闻界，在报道较为细致或者复杂的新闻之时，普遍会将新闻事实的细节充分地展现出来，以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现场感。这就要求在新闻的形象和现场等方面，画龙点睛地表现其细节。例如，报道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恐怕没有比利用飞机撞毁世界贸易中心大楼一瞬间腾起火光的现场细节更具有表现力的了，有的媒体在电视和文字报道中，突出了当时在现场的民众惊恐的眼神和夺路狂奔的现场细节，如果没有这些新闻细节，9·11事件的报道肯定会减弱效果。

　　【职业责任】职业责任一般是指各种不同职业的人士，都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也就是服务于社会和公众的责任。比如教师要承担为社会培养人才的职业责任，医生要承担救死扶伤的职业责任，警察要承担执行法律的社会责任。对于社会管理者——官员，国家还专门制定了“问责制”，即追究失职的责任人。
　　职业责任对于新闻媒体人员来说，具有行业特色，这主要体现在对其所报道的新闻事实和表达的观点负有相应的责任。业界对于新闻媒体人员有一些明确要求，例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实行舆论监督，报道新闻和发表言论要对国家和公众负责，及时传递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信息，反馈公众对于法规政策的意见和建议，等等。其中包括违反新闻纪律和新闻基本原则所要承担的责任，等等。
　　新闻出版总署已经做出规定，今后凡是报道假新闻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媒体，总编辑要向公众做检讨。新闻媒体人员的职业责任，和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基本上是吻合的，只不过更强调个人的自律和道德因素。

　　【职业道德】所谓职业道德，一般指从业人员在履行本职工作中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包职业活动中行为的要求以及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职业道德通常表现为观念、习惯、信念等自律或者软性制约，而非强制性规范。由于人们从事不同的职业，就产生了不同的职业规范和要求，例如教师不能误人子弟、医生不能见死不救、警察不能徇私枉法等等。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将制约规范的重点放在：必须忠实于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不能出于各种目的杜撰假新闻。不能利用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体发布新闻信息的便利条件谋取私利，例如山西矿难死人事件中，有记者领“封口费”，“有偿不闻”，受到公众和社会的严厉批评。在当前社会风气受到钱权交易侵蚀的背景之下，在新闻活动中坚持高尚的职业道德就显得更加必要。

　　【人文关怀】人文关怀的基本内涵，应该是表达某种状态和情景下对人的关怀，对人的处境、人的命运、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怀。“人文”的概念一般认为来源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由于翻译的关系，“人文”的定义具有一定的漂移性，它与“人道”、“人文主义”、“人文思想”有近似的意思。基本理念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民本”思想相当。特别是在新闻界，一般都具有约定俗成的理解，如果用中国风格的语言来表述，可以理解为 “以人为本”。
　　人文关怀和以人为本，正在成为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职业行为的思想指南。

    （撰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生刘继忠；青岛科技大学报编辑宋守山；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庄莹；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天定）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９年９月上

    【真实性】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从古至今，中西新闻界对此没有任何怀疑。然而，假新闻始终威胁着新闻的真实性。在和假新闻的斗争中，在维护新闻真实的过程中，新闻学界从各个层面强调新闻真实的内涵、标准、必要性以及保证新闻真实的职业要求、操作程序与技巧等，并发展出了一整套的概念体系。可以说，新闻学的根本使命就是解决新闻的真实性问题。
　　新闻业界也把真实视为自身的立命之本，在实践中发展出了调查性报道、追踪报道、深度报道、暗访、更正等操作程序与操作技巧，也曾多次发动运动（如中共党报史上著名的反对“客里空”运动）严厉打击假新闻。
　　然而，假新闻并未绝迹，至今仍寄生于新闻媒体，并以各种面目不时出现，甚至它还会披上“新闻真实”的学术外衣，戴着如“本质真实”、“高大全”、“正面宣传”、“新闻宣传”等的帽子，冠冕堂皇地行走在阳光下。
　　新闻真实的标准相对较低，只要是事实报道、解释又以事实为依据、语言准确有据，就是真实的报道。即使偶有失误，也会得到读者谅解，予以更正即可。然而，即便如此低的标准，新闻界的同人仍未能完全做到。除了职业素养、职业道德外，更在于新闻生产的流程中渗透了许多非新闻的因素，是种种欲望让假新闻纠缠着新闻真实性。

　　【新闻宣传】新闻宣传是“新闻”和“宣传”这两个词被强行“结合”后产生的一个新词，英语世界没有该词的对应词。在英语世界，“宣传”是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贬义词，“新闻”则是中性词，二者若结合，新闻就会失去公信力。
　　而在中国，“宣传”被定性为中性词，由此结合的“新闻宣传”也就不带贬义色彩，成为至今仍在盛行的词汇。
　　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曾就新闻与宣传的关系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争鸣，试图打破“新闻宣传”的混沌状态。那次争鸣，虽未能把“新闻宣传”送进历史，却明晰了新闻与宣传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有着根本的区别：新闻传播信息、宣传传播观念。这次争鸣可谓功不可没！
　　“新闻宣传”在中国如此根深蒂固，除了新闻与宣传紧密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外，更在于近代新闻媒介是以舆论工具的身份引入中国的，并被赋予了“救亡图存”的时代重任。
　　如今，睡狮已醒，新闻媒介的启蒙、教化功能也让位给了信息传递、信息服务功能。这个词也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期待越来越少的人使用“新闻宣传”！因为“觉醒的中国人”是能够理性地判断是非对错的。

　　【新华体】新华体中的“新华”是指新华通讯社，意指这种文体是新华通讯社所有新闻报道的结晶，也指这种结晶在公众脑海中的总体印象。
　　目前尚未考证出新华体的“生辰八字”，但首次被编入辞典是1993年的《宣传舆论学大辞典》。这部辞典赋予了新华体光辉的形象：“消息简洁，文字精炼、篇幅短小；善于用事实解释事实，很少空发议论；层次清晰，尽量做到一个事实一段，消息中段落过渡自然；稳健中见权威，该快则快，该慢则慢，注重通稿的信誉；善于抓大问题、关键性问题，重大事件的报道多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角度，主题开掘深刻。”①
　　辞典外的新华体却是“是耶非耶”的混沌形象。誉者赋诗曰“建安风骨新华体，开国记者白发人”；毁者把它与“样板戏”、“党八股”并列。这在于不同时期的新华社对新华体注入了不同血液，也在于这个高度抽象的词，不能有效包容它的每个因子。故严格地说，把新华体看作一种新闻报道的总体风格更为恰当。该词虽早在新闻界普遍流行，却至今未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
　　目前，新华体早已逾越了新华社的界限，成为中国传播媒介的主流文体。作为一种风格成熟、易于操作但存有缺陷的文体形式，人们期待着它能够修正缺陷、抵达完美。

　　【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曾问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你们的报纸上没有坏消息？周恩来答道，我们的新闻方针是以正面报道为主。这个插曲曾一度在西方新闻界流传。这个故事说明了中西方对“好”、“坏”新闻的看法是不同的。
　　长期以来，正面报道始终是我国新闻报道的指导方针。1989年李瑞环《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为正面报道定下了基调：“一切鼓舞和启迪人们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而奋斗的新闻舆论，都是我们所说的正面。”自此，正面报道、负面报道、中性报道成为学术界经常使用的热词，但这些概念至今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
　　其实，这是一对被误解、误用的概念。想想何谓“正面”、何谓“负面”，以及对谁是“正面”、对谁是“负面”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正面”、“负面”只不过是强加在新闻报道规律之上的人为的思想枷锁及管制新闻的理论依据。只要是公众欲知、应知、须知而又未知的新闻，都应报道。至于它是“正面”还是“负面”，要看行政机关如何处理新闻事实。正面报道过度会有负面效果，负面报道处理好了也会有正面效果。

　　【典型报道】与新华体一样，典型报道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样式，西方新闻学中没有这个概念。我国的典型报道始于延安《解放日报》。
　　1942年4～5月，《解放日报》接连发表消息、通讯和社论，持续开展“吴满有运动”，拉开了塑造典型的大幕。借助“×××运动”，典型报道在20世纪60～80年代走向成熟。南泥湾、雷锋、焦裕禄、大庆、大寨等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个符号，至今仍有不少符号活跃在公众的集体记忆中。典型报道犹如一股魔力，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但也有如“农业学大寨”、“六厂二校”式的历史伤疤。
　　90年代后，典型报道逐步式微，虽然仍有人为典型报道唱赞歌，典型人物仍不断涌现，但典型报道的袪魅化，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在于典型报道的使命不是告知新闻，而是“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是为了用“典型”、“榜样”去推动工作。在小农经济和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时代，需要典型报道去整合民众，但在价值多元化的信息时代，典型报道要发挥效力，须凤凰涅槃后，才有望重现辉煌。

　　【高大全】这个词和“文革”期间的一部电影《金光大道》有关。片中的主人公“高大泉”是个十全十美的英雄人物，符合“四人帮”提倡的文艺作品要“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的“三突出”原则。由此，“高、大、全”成了“三突出”的代名词，成为文艺、新闻等领域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新闻领域的“高大全”表现在典型报道上，那个时候的典型人物都是值得凡夫俗子崇拜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他们的事迹犹如神话故事，充满崇高与激情。俱往矣！混乱、愚昧的“文化大革命”早已谢幕，“高大全”也早已成为贬义词。但“高大全”的阴魂仍未散去，在当今的一些典型报道中，仍能找到不少让人反胃的、有意拔高的描写、叙述。断臂的维纳斯在人们心中仍是美的化身，回归人性，回归生活，有血有肉的人物，仍会是读者心目中的偶像。

　　【暗访】暗访，也称“隐性采访”，是获取新闻素材的一种采访手段。这种手段造就了一批名记者，产生了许多新闻经典作品，起到了惩恶扬善的作用，至今仍被新闻业界频繁使用。对这个术语，学术界从最初的认同发展到质疑，乃至根本否定。这与“隐私权”的兴起与普及有关。
　　暗访，不论是介入式的还是非介入式的，都会有意无意地侵犯采访对象的隐私权，于是在隐私权的名义下，学术界开始批判“只要达到正当目的，不顾手段”的工具主义思想与做法。“暗访”的合法地位变得岌岌可危，由此带来的道德、法律等问题逐成为近年来我国新闻学术研讨的热点。讨论达成的基本共识是“暗访”要把握好“度”，谨慎、适度进行。
　　事实上，媒介竞争和渐趋“失范”的新闻职业规范，已使大多数暗访成为我国媒体赚取眼球的噱头。其实，大多数暗访的素材，可通过正常的采访方式、特别是迂回的方式获得。但暗访仍在继续，结果是把记者身上的光环一点点扒去，成了人人鄙视的“狗仔队”。

　　【深度报道】新闻学科的术语，其内涵向来是争议居多，对于深度报道，虽有不同表述，中西方学术界却达成了基本共识。形象地说，深度报道是“以今天的事态核对昨天的背景，从而说明明天的意义”。
　　这种报道形式的源头可追溯到美国的“黑幕揭发运动”，那场运动不仅奠定了美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基础，还改变了美国新闻界的工作传统：深度报道崛起，并发展出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等报道样式。
　　我国的深度报道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出现过以《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为代表的经典作品。可惜深度报道的强劲发展势头中断了，曾一度让位给现场短新闻，但不久又以稳健的步伐开拓疆域，大规模进入了广播电视媒体。
　　深度报道赋予了新闻真正的“灵魂”，让其能铁肩担道义，为人类远航保驾护航。在唯有变化是确定的信息世界，我们有理由期待深度报道再次崛起，重振昔日辉煌。

  　【调查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是深度报道的一种，它旨在查明那些被掩盖起来的、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深层次事实，并予以曝光，因而它是一种更为详尽、更带有分析性、更花费时间、更需要勇气的报道。
　　调查性报道源于美国早期的“扒粪运动”，20世纪70年代《华盛顿邮报》两名记者鲍·伍德沃德和卡·伯恩斯坦成功揭露了“水门事件”丑闻，遂使调查性报道盛行于美国。调查新闻学也随之兴起，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新技术手段也被引入调查报道领域，发展出了精确报道、精确新闻学等概念与做法。
　　调查性报道引入中国，却遭到了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报道思路的狙击，使其在概念内涵、选题范围、操作流程等方面发生了变异，更多地成为政府职能延伸下的一种舆论监督行为，而不是主动暴露政府和公共机构中的腐败行为和丑事。
　　党的十七大报告已明确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实现这四项基本权利，除了政府的信息公开，更需要调查性报道有更大的作为，尽量多揭露那些被利益集团封锁的深层信息，这不仅需要记者的勇气、胆量，更需要国家给予相应的制度保障。

　　【追踪报道】追踪报道，是内涵非常简单的一个词汇，它是指对新闻事实的连续跟踪报道，直至事实真相全部曝光为止，不过这个词的存在保证了新闻的真实性。马克思曾指出：“只要报纸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承担这个艰巨任务的是追踪报道，这在于新闻事实的展开、曝光有个过程，要把这个过程的全貌及时、客观地展现给读者，非追踪报道不可，这意味着追踪报道不是一种新闻文体，而是一种报道手段，故追踪报道可采用消息、通讯、特写等多种新闻文体。
　　美国新闻界把追踪报道形象地称为“一次战役或一次讨伐”。我国的追踪报道总体上不错，但在批评报道领域有许多虎头蛇尾的追踪报道。幸而，中国3.38亿网民有了追踪报道的意识，他们正苛刻地审核着一个个事实疑团，以集体的力量执著地追求真相。

　　【文风】文风是指文本呈现给读者的整体外形。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为文风定了基调：“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经过这次整风运动，党八股、洋八股消失了，“真实、实在、简洁、明了、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新闻文风标准由此确立，但其内核不是新闻，而是政治宣传。其代表是新华体以及“崇高、壮美”的摄影风格和“爱憎分明、生动有力”的播音风格。
　　“文革”时期，这一优良文风蜕化为“高大全”、“假大空”的恶劣文风，直至改革开放后，这种恶劣文风才得到清算，并恢复原貌。这是因为决定新闻文风的不是新闻文本本身，而是规制新闻文本符号如何排列的传媒体制。目前，我国新闻界正朝着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内核的、真实、客观、公正的新文风迈进。
　　注释：
　　①刘建明：《宣传舆论学大辞典》，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

　　链  接
　　吴满有其人

　　吴满有（1893年～1959年），陕西横山人。1934年土地革命后，吴满有分得一座荒山。因善于经营、吃苦耐劳而致富。1941年在缴纳公粮后还有一半盈余，并购买了不少公债，引起注意。
　　1942年4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人物通讯《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得到朱德的称赞，吴满有被命名为全边区的“劳动英雄”。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号召全体边区农民开展“吴满有运动”，“向吴满有看齐”,大力开荒生产，提出了“吴满有方向”。吴被视为值得提倡的当时“先富起来”的农民（新富农）的代表。农业上的“吴满有方向”与工业上的“开展赵占魁运动”一起成为“延安精神”的象征。1943年春节后，《解放日报》又发表吴满有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提出要为毛泽东代耕（当时边区政府所有人都有耕地或者织布任务），因此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吴满有在边区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担任过边区参议员、延安南枣园乡乡长等职务。1946年春节后，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特意指定吴满有担任毛岸英的农业大学老师，让后者跟随吴学习种地。1947年青化砭大捷后的祝捷大会上，吴满有自愿加入解放军后勤部门，任王震任司令员的二纵民运部副部长。
　　延安《解放日报》对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报道，是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上大规模、有系统的典型报道之滥觞。在延安极其困难的形势下，1942年4月30日～1944年1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通过报道吴满有，号召学习吴满有、使边区度过难关。        
 
　　【市场化】市场化是目前媒体运营的重要议题之一，但也是一个敏感问题，关于它的争论层出不穷。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间，关于报刊市场化的探索以及实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曾经因为经费的紧张和资源的缺乏，要求报纸“作为生产事业来经营，逐步实行报价核算制……达到经费全部或大部分自给”。并且这一措施，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社会的变化，这一议题被搁浅。
　　到了1992年，在中国报协召开的全国报社经营管理经验交流会上，又提出了“报业经济”概念，并认为“我国报业已经进入了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开发报业经济的新时期”。当年，《工人日报》上甚至有一篇文章宣称，“政府支持报纸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报纸一定要在企业管理体制下进行，以适合市场经济的需要。”
　　再到2003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这次整顿预期达到的目的是让报社走市场渠道，报社和机关的财务要脱钩，报社的工作人员和公务员要分清楚。
　　虽然这些改革都是在“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大前提下进行的，并且更多的是为了解决财力不足问题，媒体的行政色彩依旧相当浓厚。但是，也正是有了这些改革措施，媒体的市场化进程在逐渐加快，并成为一种发展趋势。都市报等面向市场的报纸层出不穷，各种资本以投资等多种形式介入报刊广告、发行等相关领域的尝试，已经成为传媒业的寻常事件。

　　【机关报】按照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董天策教授的说法，机关报，就是党派、政府机构、社会团体主办的，代表其发言、宣传其主张的报纸。那么，按照这个概念，建国后的媒体除了短暂的公私合营时期，基本都是机关报的模式。
　　除了党报是当之无愧的机关报以外，各种行业报也成了不同行业的机关报。这些报纸在各自的领域内不仅仅是媒体，更多的带有机关色彩。中国媒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更多的是依靠这种机关报的模式形成的。这些机关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仅仅有传媒的作用，更多的影响力来自于权力。机关报遵循的是党性原则和政治家办报原则，新闻报道注重倾向性、思想性、战斗性和指导性。同时，往往以传播者为中心进行传播，而不是以读者为中心。敏感的读者甚至可以通过这些机关报上人物出现的多寡或者某些人的位次变化甚至是相关新闻出现的版面来推测出时局的变化。这是其他报纸所不具备的。
　　但是，机关报却没有太好的市场影响力，大多是通过行业或者机关订阅。而办报经费也大多是上级拨款。不过，随着传媒改革的进一步加深，机关报也在进行相关的变革，增强可读性和影响力，探索市场化道路，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晚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张有影响力的晚报是《羊城晚报》。此后，中国的晚报在很多城市开始创办，甚至有些晚报成为了当地的机关报。
　　在“文革”结束之后，《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北京晚报》等老牌晚报纷纷复刊，各地的晚报如《齐鲁晚报》等也开始创刊，四周一片“晚报”“晚报”的叫卖声，以晚报的消遣娱乐作为党报的补充, 对当时转变观念和思想启蒙, 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同时，晚报成了党报、机关报的最初“革命者”，它们以贴近生活、贴近社会的内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群众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传播科技文化知识，弥补了党报机关报的不足，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料。当然，因为有了读者的喜爱，这些报纸也获得了社会的巨大回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非常显著。

　　【都市报】都市报真正在市场上风生水起应该上溯到1995年，虽然《贵阳都市报》、《三秦都市报》早就分别在1993年、1994年创刊，但他们都没有形成《华西都市报》那么大的影响力。1995年，《华西都市报》的成功让“市民生活报”的办报思路风行全国，在各地掀起一阵阵“都市报冲击波”，开创了都市报时代。
　　都市报是一种新的办报模式，它从内容到叙事方式到传播形式都吸收了晚报所有的长处，同时引入了新的新闻和经营理念，并在出刊时间上领先于晚报。所以，都市报的出现，让此前风行的晚报遭遇了强有力的挑战。许多晚报开始朝着都市报的方向转型。
　　都市报的出现依靠的是两个条件，一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民意识在逐步崛起，读者自费订阅成了支撑报纸的重要力量，市场主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让这类报纸与百姓发生了切实的关系，这种新的报种脱离了原来党报离老百姓生活“远”的状态，而是关注百姓生活，所以，在办报内容上受到了城市市民的喜爱。二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享受垄断特权的机关报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挑战，出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为了巩固阵地，占领市场，机关报不得不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于是，创办子报成了一种潮流。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进一步深刻变化以及网络的迅速崛起，都市报面临着转型问题，作为媒体创新的产物，下一步该如何发展和运营，成了都市报人面前的一个新问题。

　　【公私合营】解放初期，报业有多种类型的经济形式，反映在报纸的创办资金和经营资金上也是多种多样的，存在着公营、私营和公私合营报业。据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统计：当时全国共有报纸253种，其中日报170种，公营报纸近200种。
　　但是，私营报纸和公营报纸并不处在一个起跑线上，和当时的计划经济一样，“读者对象”也被“计划”了。1950年2月，新闻总署划定公私营报纸之间的分工，规定公私营报纸所面对的不同读者对象和各自报道内容的不同侧重。这种分工客观上阻碍了报纸间的竞争；同时，也严重忽视了许多报纸的历史传统和特色，使这些报纸失去原有的读者市场，而在当时条件下培育新的读者市场又极其不易，再加上私营报纸经营困难，也就逐渐失去了自身存在下去的可能性，更不用说与公营报纸进行竞争。
　　到1952年底，基本上就是党领导的报纸一统天下。由于国家对报业实行计划指导、计划发行，报纸间的竞争更没有存在的可能性。1953年就对报纸实行公私合营，1953年后，我国就不存在私营报纸了，其他公私合营报纸，国家后来都退还私股，将公私合营报纸转化为公营报纸。

　　【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报纸都处于企业化经营的状态。当时要求全国报纸，特别是公营报纸，把报纸作为生产事业来经营，以逐步达到经费自给。但这并不意味着报纸就完全市场化了。应该说，其政治属性仍然是第一位的，比如1955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就曾经刊文，明确说明，“报社不是企业机关，而是政治机关”。这也意味着，报社的企业化经营，只不过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措施而已，而不是市场推动的结果。这一措施一直执行到了改革开放之后。
　　1978年年末，《人民日报》等8家媒体联合给财政部打报告要求新闻单位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经营方针，他们希望通过适度的自主经营获得一些经济收入，来弥补政府财政补贴之不足。财政部认为媒体作为舆论的先导，应该挺立在改革的潮头，率先进行市场化改革，所以批准了这份报告。其实更直接的原因是，虽然此时全国仅有186家报纸，但捉襟见肘的财政收入，难以养活报业。这种适度放松，实属“万般无奈”。
　　直到今天，“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模式仍在延续。但是在媒体产业化发展的今天，这条规定却已经不合时宜。“事业单位”的本质和“企业管理”的二元对立，让传媒在此后30多年的发展中一直在戴着脚镣跳舞，甚至有些时候是迂回前进。这给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在企业管理中带来“影响力寻租”的温床，同时也是记者受贿问题在量刑的时候会引起一片质疑的最根本原因。在这条政策提出的30多年后，记者们成了“不明身份”的一群人。

　　【自办发行】从1985年1月1日开始，《洛阳日报》离开了自己的发行“婆家”——邮局，走上了自办发行的道路。如果把报纸作为一种产品，报社被允许自己销售自己的产品了。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媒体体制的一次重大创新。自《洛阳日报》开始，自办发行风靡全国。到2005年，全国实行自办发行的报社约800家，虽然只占全国报纸总数的40%，可这些报社占据了80%以上的广告份额。
　　自办发行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使得报纸第一次掌控了自己的生命线——时间，“早报”在中国流行开来。包括《广州日报》在内的众多报纸由自办发行迈开了变革创新的大步，并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

　　【转企改制】转企改制是报刊发展的必然结果。按照中央的相关精神，新闻出版单位目前正在进行这一活动。在三年之内，要对作为文化产业领域最具意识形态特性的新闻出版业转企改制，“三年三步走”。新闻出版单位的改制符合新闻媒体的特征以及新闻发展规律。但是，改制也必将带来新一轮的新闻出版单位的洗牌。有些依靠行政手段生存的报刊将在上一轮的报刊整顿之后，迎来新一轮的变革。并且，新闻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不同于以往媒体改革只进行细枝末节的变革，而是根本性的变革。

　　【集团化】集团化是中国报业开始走向市场的标志之一。1996年1月15日，中国出现了第一个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紧接着，一大批报业集团成立，进入了媒介集团化的新阵营。
　　实际上，对于报业集团的探索早就开始了，新闻出版署早在1994年5月18日就曾经发出通知，规定了建立报业集团的基本原则。同年6月10日～12日，新闻出版署在杭州举办全国首次报业集团问题研讨会，提出组建报业集团的五个条件。在这五个条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经济实力。比如，要求组建集团的报刊要有传媒实力，除一张有影响的主报外，至少应有4个子报刊，以形成系列报刊。更重要的是要有经济实力，沿海地区报社年税利在5000万元以上，中西部地区报社年税利在3000万元以上。主报及子报刊期发行总量在60万份以上，或在本地区每150人拥有一份报纸，有畅通的发行渠道，有逐步建立自办发行网的可能。此外，还在职称、印刷等一系列的硬件方面进行了规定。

　　【上市】1999年，《成都商报》率先吃下第一只“螃蟹”，通过其控股的成都博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用5000多万元收购上市公司四川电器原大股东的大部分股份。虽然这种模式在当时没有被允许，但是也没有受到主管部门的禁止。报业间接控股上市公司，在我国尚是首次，这在当时激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但是，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媒体开始了资本运营和操作，媒体的产业化趋向越来越明显。
　　后来，又有巴士股份持有《上海商报》5成权益，《上海商报》也实现借壳上市，这个方案在当时也获得了主管部门的批准。而更多的则是新媒体携资本的力量，迅速上市。2000年，新浪在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正式挂牌交易，这是第一只真正来自中国内地的网络股。接着，网易和搜狐也相继在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挂牌上市。

　　【走出去】如果将媒体作为一项产业来运作，那么走出去是一种必然，这也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在长期的发展中，我国的报刊特别是期刊，与国外进行版权合作的有很多。并且这些期刊多成为国内期刊界的佼佼者，领导国内期刊的潮流。
　　可以走进来，那么就可以走出去，更何况国外的新闻出版管理与国内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国外市场更能按照经济规律办报办刊，办海外华文报纸不失为闲置资金的一条出路。《新民晚报》、《今晚报》、《读者》、《知音》等都在国外出版了相关的海外版。但是，这些报刊的市场赢利能力却不足，多数还只是针对华语市场，影响力也很有限，其新闻报道在国际范围内的舆论影响力也很有限。这与我国长期的报刊管理体制有关，虽然有些报刊在国内发展得非常好，但是，还缺少与国外一流报刊进行竞争的能力。随着我国出版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这种能力将越来越强。

　　【异地办报】都市报兴起之后，作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媒体之一，都市报一开始就进行了异地办报的尝试，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由于中国长期实行的是媒体划区经营，再加上媒体的舆论监督特性，使异地办报的难度非常大。
　　《新京报》是全国首家得到中宣部同意和新闻出版署批准的、具有合法地位的、真正意义上的媒体集团跨地区合作经营管理的报纸。在《新京报》之后的2004年11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的创刊更有意义。它的主管方是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北京青年报社三家传媒业旗舰，而且还共享了已有的涵盖广播和电视的“第一财经”品牌。这份报纸的跨度更大，不仅跨地区而且跨媒体。这也意味着媒体经营的方法正日益多元化。媒体的产业特征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得到深化。

　　【眼球经济】眼球经济是依靠吸引公众注意力获取经济收益的一种经济活动，在强大的现代媒体力量的推波助澜之下，眼球经济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活跃。
　　不仅商品需要依靠传媒的力量吸引公众的注意，对于媒体本身来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它们更需要公众的关注。在报刊的发行中，只有引起读者的注意，才能唤起他们的购买欲望，这是营销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而作为商品化的媒体，只有只有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才能形成自己的影响力，进而获取广告收益。所以，眼球经济的提出，是报刊改变过去事业单位性质进行市场竞争的一个重要表现。

　　【卖相】卖相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的理论，也称“三步五秒效应”。指的是一个消费者三步远看到报纸，五秒钟爱上报纸。即在可选的品种极大丰富的市场上，纸媒和电子媒体都需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引起受众注意。
　　因此，一般纸质媒体在头版以大标题、大照片、粗线条营造视觉中心,让读者在距报摊三步之远、五秒以内产生购买冲动，让头版图文抓住读者以激发销售。同时，根据这个理论，报纸更加注重头版的策划，对头版头条的要求更加严格，报纸头版的杂志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发行量】发行量是广告商选择媒体投放广告对媒体进行选择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衡量一份报刊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但是，在目前没有建立统一认证的情况下，发行量如同女性的年龄，成了秘密。
　　在报刊竞争越来越市场化的状态下，建立报刊发行量认证制度，非常有必要，否则报刊间将很难进行公开、公正的竞争。只有真实可信的报刊发行数字才能保证报刊市场竞争的合理、规范。同时，也会进一步促进媒体的市场竞争，有助于实行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

　　【价格战】中国媒体价格战的集中爆发是在1999年。这也并非突如其来，它与此前持续几年的经济增长有着很大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因为都市报之间的竞争。各地创办都市报的目的其实很明确，“老子守天下，儿子打市场”，目的是“儿子养老子”。但是，随着随着产品的同质化和受众消费心理的日趋理性，报业市场逐渐转变为买方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各报开始为争夺同一市场中并不太大的广告份额展开殊死拼杀。而在报刊市场的竞争中，发行竞争最为激烈，是报业竞争的主战场，它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各种各样颇具商业智慧的促销策略。这些策略中，屡试不爽的是价格战。
　　是年，在成都、南京、昆明、广州、武汉这些报纸竞争激烈的地区，每份报纸1毛钱的现象经常发生。并且，这种“让利”于消费者的现象成了日后都市报相互厮杀最主要的武器。但是，价格战属于杀敌一千自伤五百的策略,用多了对自身也不利。报纸的操盘者开始寻找新的竞争手段。
　　
　　【服务性】新中国走过的60年，也是媒体角色逐步演变的60年，从令人不寒而栗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到高高在上的“群众的指导者”，再到和蔼可亲的“信息服务的提供者”，媒体逐步放低身段，找到了恰当的社会位置。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一种叫做服务性新闻的报道形式开始在报纸上探头探脑地出现，1993年，南京出现一份名为《服务导报》的报纸，据称，这是国内第一次有“服务”两个字出现在报头中。把这一类媒体做到极致的，是与《服务导报》同年创办但报头没有“服务”二字的《精品购物指南》。《精品购物指南》创刊于1993年1月，是《中国经营报》的子报，它的成功，让中国报人看到，报纸不仅是用来指点江山的，指导百姓的柴米油盐，也可以很精彩。
　　“服务”可以做成一种报道文体，“服务”也可以做成一份媒体，但再换一个视角，“服务”更是一种新闻理念。一旦树立起服务理念，社会新闻可以提供服务，经济新闻可以提供服务，时政新闻也可以提供服务。
　　媒体不是教师，媒体人是服务商。这时候，就没有了服务性新闻，因为所有的新闻都有服务性。当然，媒体满足受众的，是他们需要的（need），而不完全是他们想要的(want),受众千千万万，他们想要的，未必是媒体应该提供的。受众固然不是媒体可以颐指气使的三孙子，也不是懵懵懂懂的小学生，需要强调的是，与一般的商业消费领域不同，受众也不是媒体的上帝。媒体要满足受众需要，但社会责任须臾不可忘记。

    （撰文：（撰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生刘继忠；青岛科技大学报编辑宋守山；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庄莹；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天定）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９年９月上

北极熊和狗交上朋友

配词：“你们从哪儿来的？这是我的地盘。”

配词：“看你表现不错，交个朋友吧！”

北极熊和狗在雪地上玩耍

　　国际在线专稿：北极熊和狗交上朋友？这可不是童话故事，而是发生在北极地区的真实一幕。近日英国动物摄影师诺伯特在加拿大中东部的哈得孙湾拍摄到了一组北极熊和拉雪橇的哈士奇相遇，双方最终成为“好朋友”的照片。

据了解，当时诺伯特正和布莱恩驾驶着雪橇行驶在加拿大北部地区，突然他们前方出现一只北极熊。哈士奇们纷纷扑上去欲和北极熊进行一番激烈的争斗。

然而意外的是，北极熊不但没有和哈士奇发生冲突，反倒交上了“朋友”。北极熊甚者还和这些狗“拥抱”，之后竟在雪地上玩耍起来。

图：食蜂鹟骑在老鹰的背上不断喙咬，成功击退敌人     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只鹰在一个食蜂鹟巢上空盘旋期间，遭到体型比牠小五十倍但胆大包天的巢主抓着背部狂啄，嚇得牠大叫。     那只烦躁不安的食蜂鹟用爪紧抓著那只鹰的背部。那只食蜂鹟因那只鹰飞得太近牠的巢而施袭。牠无情地俯冲向鹰，跳上鹰的背部，硬要鹰搭载牠，即使鹰向上飞也死抓著不放。食蜂鹟在鹰背享受飞行仅数秒，就再度施袭，怒气沖沖地啄鹰的头。     鹰无法摆脱食蜂鹟，无奈尖叫。直至食蜂鹟飞走，另觅其他弱不禁风的目标，那只鹰才告脱险。     这幕“食蜂鹟袭鹰”奇景由业余摄影师盖恩斯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个公园拍下。     食蜂鹟属鶲科，以非常积极保护自己的鸟巢范围见称。牠会用武力赶走一切不请自来的入侵者，包括鹰。

    2009年10月22日，在美国加州艾尔辛诺湖，一对红尾老鹰与一对体型较小的美洲食蜂鹟的鸟巢同在一棵树上，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两对鸟儿因为同宿一棵树上也经常发生争斗，美洲食蜂鹟并不惧怕老鹰，反而时不时地袭击其中一只老鹰，摄影师Steve Shinn恰巧抓拍到老鹰捉到一只蛇后，准备回巢时，美洲食蜂鹟在一旁“骚扰”的画面。可见这种小鸟的凶猛。

    不管你对是否对当下的好大喜功、糜耗公帑很有意见，至少这个被某些人搞得过于紧张、因而显得不甚祥和的长假，总算稀里糊涂地过去了。却突然曝出个让人如同吸毒来神的事，这当然非丑闻和中国足球莫属。

    博兹瓦纳记者趁我们举国欢庆放长假八天的时候，不顾中国人民的感受，硬是“悍然”登出了“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爆炸性消息，说博茨瓦纳足协主席大卫·法尼对外通报了对于球队领队科戈特勒勒停职的处罚决定，博茨瓦纳执委会已经开始着手调查本次丑闻，以捍卫博茨瓦纳足球的名誉。

    在举非洲和举中国哗然之后，博兹瓦纳这个蕞尔小国的记者们撰文说：这与之前与一支喜迎国庆的国家队的虚假比分有关，因为该国适逢大庆领导极好面子，国庆不能输球最好赢球，所以该国国家队有关人员先找到博兹瓦纳队官员，私下里勾兑，交易金额约七万美元……

    所以最后博兹瓦纳输了1：4。几年前，杜伊带的那支中国国奥队，访非时被博茨瓦纳干了个4：0，所以我理解人家对于这次输给中国队、且以大比分输给中国队的那份震惊，以及随之而来的不是国耻难以启动的大动干戈。

　　个人记忆中只有巴西那年世界杯决赛0：3输给法国，才享受过这种国家级调查待遇。

    输给中国队已经很让人难堪了，一输还输得这么多，这做假也做得太不把人当是有智商的生物了。你当是世界杯外围赛对香港那场7：1的爱国放水假球赛啊？（那场假球足协官员蠢到连净胜球算不清，再加上发现不对劲时被我们伟大的CCTV的延迟假直播所害，出来害排中国队要再进一个球时，裁判已经吹停结束了比赛，白白浪费了香港同胞折辱面子的爱国热情了）难怪人家视输中国队为国耻要严打了！中国不一直不肯承认我们的联赛没假球吗？哪怕假得多数比赛都不对味了，外行都看得出点门道了，我们还在那掩耳盗铃。

　　但当这“中国特色”跟“国际一接轨”，就接出了大麻烦，抹黑了整个国家面子。最新的接着的行为更是应了掩耳盗铃的说法，中国足协委托足球报在装潢版登了一小条澄清：说是博兹瓦纳方面声明，他们内部整肃收７万美元并与赌波集团勾结的事，与中国方面无关，纯属内政。可惜这低劣的澄清非但无法澄清，更是暴露出有些人那低劣的智商。

    当时看那场比赛，觉得中国足总算这么多年有了点进步，总算在关键时刻没有给国人添堵，没想到进步居然是靠钱买来的，实在令人汗颜。后再有媒体曝出，此前对塞内加尔的比赛，也是底下签了塞方不能赢的协议的。

　　放大了想想，这不过是为了向某某献礼整出来的事。这粉饰出来的太平，真的是我们电视看到的那光辉模样么？

    都知道中国人有个重寿的传统，慈禧太后当年不是流传下了一句著名的“谁让我六十大寿过不好，我让他一辈子过不好”，过寿那天，不是下令北京餐饮一天不准开火，那前后超市里菜刀都买不到了嘛。所以中国西南边陲的那个蕞尔小国也敢在大寿前的边境上，搞了一把放枪放炮专对在缅华人的军事行动，都是吃准了你想要粉饰太平过寿的心态。

    炮弹都落进国境线且有边民遇难了，才在很久之后吭了一声闷屁：“要保护中国合法商人的财产。”这话说了和废话也差不离，因为合法商人的财产，已经丢的丢抢的抢，弄得差不多了。剩下还有点子，请问你还敢去要吗？这表现和98印尼排华时没一点实质性进步，和踢正步时山呼万岁与前30年本质差别不大一样。

    滇西缅北那边崩得紧紧的，一直是被前宗主国弹压着，不得在它大寿期间再搞事，否则就会“很不高兴”。这好，境外那块的佤邦马上要开打了，因为人家面子已经给了，你的大寿了过完了，就不用再顾你面子了，是人家家事了。

    估计快要开打，没想到臭名昭著的缅军政府，突然整出一个2010年大选。这可是自1988大选后军人政权的一个大进步，不管实质怎么样，至少形式上是个大进步。那大选前对缅北的军事整肃，是不是只是为防走向大同前夜的对民族问题深重地区的弹压？还得再看。

    5．还前人以本来面目

    近代历史人物中，在当代受到歪曲、篡改最严重的，莫过于胡适和鲁迅了。对胡适的所谓“资产阶级唯心论”，批判了20多年，化了几百万字。一无是处、十恶不赦矣！这是胡适？！反过来，对鲁迅，则带上一顶顶吓人的桂冠，十全十美，神通广大矣！先生九泉有知，能够认可？不禁首先要问，这是为什么？批判胡适，是为了杀鸡骇猴、敲山镇虎。收拾得大陆上众书生，万马齐喑、俯首帖耳。神化鲁迅，则服从于借“我和鲁迅是相通的”，来神化“救星”。更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如果说这在近代，是为革命，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建国以后，特别是在文革中，借歪曲鲁迅的话来打倒一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却是别有一番用心了。还前人以本来面目，更待何时？对前人，不应依今人的需要来苛求，而应从他所处的条件出发，看他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要把政治和学术（含文学、艺术）分开来看。政治的因素，会随历史的发展逐渐淡化。而学术的魅力，却是永恒的。

    ⑴先来看胡适。

    ①政治表现需要分析。以“九一八”事变为界，胡适的政治态度有较大变化。在“九一八”之前，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同处于掌权地位的国民党有激烈的冲突。“九一八”之后，胡适则成了统治集团的成员，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官方学者。他是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但人们不应忘记，他同样也反对三民主义[30]。他信奉的实证主义，不主张设置什么“终极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义”，都与终极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对。他从来就不是国民党员，同共产党也没有深仇大恨。他自己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31]，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他在《新月》上发表的文章《知难行亦难》，是针对孙中山的著名学说“知难行易”的[32]。敢对国民党的“国父”的重要学说提出异议，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胡适等新月派人物，曾一度宣扬“好人政府”，并为此大声疾呼[32]。其中隐含着国民党政府不是好人政府的意思。国民党为之暴跳如雷，并不奇怪。说胡适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似乎比国民党的中统、军统及其他助纣为虐的忠实走狗还要危险，非常牵强。这和说“清官能延长封建统治的寿命，而赃官能促其衰亡，赃官比清官好”，意思相近。解放战争后期，北大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国民党反动派大施镇压，逮捕学生。胡适在此关键时刻，并未出来帮政府的忙。而是张罗着保释学生，还亲自找过李宗仁[32]。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挺微妙。不能说他没有政治野心，但他又死死抓住学术研究不放。蒋介石一生未脱流氓习气，他实际上是玩胡适于股掌之上，可是胡适对于这一点并不清醒。书生的悲剧正在于此。

    ②胡适的功绩。在五四时期，他主张文学改良、提倡白话文、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反对封建礼教等[23]，影响很大。单拿《文学改良刍议》来说[33]，所提的八个问题: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究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不仅当时，对文学发展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就是拿到现在来看，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胡适主张学习西方，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上都不如人。”“试想想，何以帝国主的侵略压不住日本近60年的发奋自强？何以不平等条约捆不住日本的自由发展？”“我们到今日还迷信不学无术可以统治国家，不肯低头学人家治人富国的组织与方法”[34]。这些话，我们今天听起来，不还是振聋发聩的吗？！他积极倡导学习“西洋近代文明的第一特色是科学。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追求真理。”“求知是人类天生的一种精神上的最大要求”。“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35]他用近代西方人，尤其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欧学者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三四千年来的史料和学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真面目呈现出来[36]。

    ③问题与主义之争。建国以来，一直被视为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罪证。这是一个冤案。胡适的文章[37]，写作的动因和矛头所向，是安福部首领、亲日派大汉奸王揖唐。这样的人，居然也主张“民生主义”，并高唱社会主义，不是很危险吗？胡适指出；“偏向纸上的主义很危险。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情”。“社会主义，有马克思的，也有王揖唐的”。“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研究解决问题就难了。”“不是劝人不研究主义”。“‘主义’的大危险，就是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了”。李大钊的文章[38]指出，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研究主义，寻找根本问题的解决办法，也很重要。表示对胡适的观点，“有的全赞成，有的稍有差异”。胡适的说法，有片面性。李大钊看来是作为同事和学友提出探讨，很客气、很平静。完全是正常的学术讨论，看不出激烈的斗争。胡适的罪状，完全是后人断章取义，恣意炒作的结果。我倒有两点意外的发现:一是，“偏向纸上的主义很危险。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情”。这种情况，建国以来，尤其十年动乱中，难道我们见得还少吗？二是，经历过风风雨雨的中国理论界，目前出现了多元化的可喜趋向。多元化，说白了就是，以研究问题为中心，不恪守某一主义，能解决问题的都汲取。这不是与胡适不谋而合吗？胡适文章在80多年后的这些现实意义，恐怕是胡、李二位先生，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吧。

    ④治学之道。他有极精辟的论述，仔细玩味，受用不尽。一是博与精[39]。“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方面，是他的专门学问。博大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览。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维他独尊，无人能及”。博有助于精，“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精，要做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二是“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39]三是“发表是吸收知识和思想的绝妙方法”。“发表是吸收的利器；又可以说，手到是心到的法门。”[39]四是治学方法四字诀[40]:勤、谨、和、缓。勤是眼勤，手勤，勤求材料，勤求事实，勤求证据。谨是一丝一毫不苟且、不潦草，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论，都不苟且。和是心平气和，平心静气，虚心体察。平心考察一切不合理的事实和证据，抛开成见，服从证据，舍己从人。缓是从容研究，莫急于下结论。五是下聪明的笨功夫。“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绝顶聪明而肯作笨功夫的人”[41]。

    ⑤为人处世。他的若干特点，人所难及[36]。一是居处恭，执事勤。二是对人热诚忠心，对任何人都是和蔼可亲的，没有一点盛气凌人的架子。这一点就是拿到今天来看，也颇为难能可贵。三是做学问一丝不苟。四是“于人何所不容”的大度。他认为对同事和朋友，“容忍比自由更重要。”[41]所以他的朋友极多，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我的朋友胡适之”的微笑。现实生活中，这种人怎么这么少？！

    ⑵再来看鲁迅。可以说是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至今学术界各派仍各持其理，分歧随处可见。台湾学者一直努力淡化鲁迅的政治倾向，视其为传统文人加以研究。日本学术界受大陆影响较大。西方一些学者的鲁迅研究，明显带有反共的政治倾向。对鲁迅的评价，有几种观点:一是继续坚持传统观点，神化鲁迅。二是全盘否定鲁迅的文学创作和思想，如有的学者从基督教神学“爱”和“宽容”的观点，认为他宣扬“恨”的哲学。三是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不把鲁迅当作神或完人来对待。持这种观点的越来越多，但实际表述差距较大。如有认认为:“立人”是鲁迅全部思想的出发点，爱国主义和反封建思想斗争，贯穿鲁迅的一生。有人则认为:鲁迅说不上是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而属于“世纪末”非理性心理学传统。在政治上，他只视共产党为同盟者，但保持了自己的世界观和独立性。这些都值得参考。受限于史学界的研究现状，我对鲁迅的认识，现在还不大清楚。仅记下几点。

    ①鲁迅是被曲解和利用了的。他的一些说法在文革发展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假洋鬼子不准革命”[42]，被用来批判“刘邓反动路线”和煽动造反精神。“四条汉子”[43]和“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被用来打倒思想文化界一大批领导干部。“横眉冷对千夫指”和“打落水狗”[44]，被用来促使残酷迫害干部和知识分子。连他那段关于水浒的评论，也同毛关于水浒的“最新指示”一起，成为打击周恩来等的武器。因为这些，我曾认为，鲁迅的极左思想，也是毛的理论武器。后来才知道这是一种误会。

    鲁迅被曲解有几种情况。一是时代和批判对象的迁移。如“打落水狗”等，是1926年针对反对革命和维新，甚至到官府告密“以人血染红顶子”的反动派的。40多年后，革命胜利也很久了，却被用来对一些干部和知识份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二是本来并无多少恶意的批评，被上升到恶意的判决。如“四条汉子”。三是曲解原作者的本意。《阿Q正传》的本意，是借所创造的艺术典型，反映国民性中夸耀过去、自我安慰、不能正视严酷现实的弱点，表达作者对于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和力图唤醒农民的觉悟，促使他们起来革命的愿望。也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从而提出了启发农民的民主主义觉悟的严重课题[45，46]。数十年后，一大批觉悟起来投身革命、在胜利后参与管理国家的农民，却成了不准革命的假洋鬼子。这是鲁迅先生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吧。四是借机影射。毛先生和一个青年议论几句《水浒传》，观点也未必正确。我就认为金圣叹和罗尔刚是对的。水浒只有70回，后30回是后来的好事者盗加的[47，48]。不用多深的功底，细心即可看出:70回后，语言和整个艺术水平都远远和前面的不相匹配。而从70回本，得不出毛的结论。但从文学评论来说，作为一家之言，毛怎么讲有他的自由。而作为“最高指示”，还拉上鲁迅作陪，假借一本小说来影射和打击主张解放干部的人，这种发明可就太卑下了。

    ②鲁迅的功绩，首先在于他在五四时期高举反封建的大旗，在思想文化界起到很大的启蒙作用。这对于仍然面临着反对封建的思想、文化，真正实现开放、民主、科学的中国人民，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接着，是他所体现的人本位思想。在一个最不把人当人的极权国家里，他把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发挥到了极致[49]。他因不愿做奴隶而反抗，敢于攻击社会、独战多数。不料革命以后，受了奴隶的骗，变成“革命者”的奴隶。“左联”成立前，他与“创造社”、“太阳社”的共产党人，发生过历时两年的“革命文学”之争。“左联”成立后，彼此已成“同志”，他又不宣而战，对当年的“革命文学”论者进行再批判。在“左联”时期，他与党团书记周扬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两个口号”的论争，从组织结构的角度，也可以看作是“左联”内部的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集体对个人的斗争。鲁迅加入“左联”，并不包含太多的政治色彩。他是不可能加入那种有着森严纪律的党派组织的。他始终要成为“个人”，而不是什么“驯服工具”，不是那种生锈的或不生锈的“螺丝钉”。假如鲁迅活到70年代，经过历次的政治运动和文革，其命运如何？我倒希望有胆识的作家，用浪漫主义手法创作一部小说:《鲁迅在文革中》。

    ③应当把鲁迅请下祭坛，还他一个人间的文学家的本来面目。他所留下的思想、文化遗产，应当认真开掘与发扬。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缺点。对于他的某些偏激的观点，如否定中医[50]等。就不必求全责备了。

    6．为什么和德先生擦肩而过

    关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研究，无大进展。但文[23]的有关综述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说“主要是因距离现实太近，历史仍在继续发展之中，且对建国前各种历史事件的评价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加上档案史料的整理和出版还不够系统，这一领域的历史研究所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其他课题更多、更深，争论较多的也只是一些具体的史料性问题，故暂时不可能从更宏观的历史角度去重新认识这一历史事件。”翻译成大白话就是:①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实政治形势的变化，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在改变。例如，西安东郊郦山上的那座亭子的命名，由捉蒋亭，而兵谏亭，复兴亭。再过几年海峡两岸统一后，可能还得改。②受限制于政治权威，目前还只是争论一些史料性问题。实质性问题的研究，还是禁区。史料工作也不能令人满意。③要重新认识这一历史事件，必须从更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其实，对复杂问题的认识，需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微观上的条分缕析是必要的；宏观上的总体感悟更是重要的。对庐山，你横看是岭，侧看是峰[51]；远看、近看、高看、低看，感觉各不相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直升机上看就不同了，能看到全局。通史对近代史是全局，世界通史更是全局。历史的更宏观，就是胸有全局，八万里河山奔来眼底，五千年往事涌上心头。简言之，世界史高度。咱选个小问题试试。

    世界各国至今出现过的政治体制中，多党制议会民主，是比较先进的制度（理由后面说）。在世界上相当普遍，二战结束后，共产党参政的现象也很普遍。但中国与民主制之间的鸿沟，为何如此难越？两者在历史上，曾数次擦肩而过。最明显的是二战结束之际。1945年中共七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就是论联合政府的。随后国共两党也达成了协议。假若联合政府成立，实行民主政体，两党共同管理国家，那会怎么样呢？穷过渡，搞一个准社会主义？不大可能。一呼百应，来个大跃进、庐山会议，导致三年经济困难，饿死3000万人[52]，绝不可能。挥手前进，唤来十年动乱，死2000万人，整一亿人，损失八千亿[16]，也绝不可能。因为有制约机制（详见后面的论证）。二战结束后，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实力差不多。中国若按这条子路发展，到现在怎么也不会比日本落后。我们还用得着低三下四向人家要贷款吗？只可惜，我们与德先生擦肩而过！那又为何八年抗战刚刚结束，却又爆发了全面内战？为何力主和平建国的民主党派，阻止不了内战的爆发？传统观点认为，责任全在国民党，已不能令人信服。恐怕需要考虑深层次的愿因。

    着眼于通史，我们有的是数千年的东方专制主义的传统。历来是一国不容二王，甚至一山不容二虎的。就连李自成和张献忠起义后见面时，都要考虑何时火并。着眼于理论，别忘了国共两党，都是以俄为师建立起来的。老师的理论是无产阶级专政。用列宁的话说，就是“不与任何阶级分掌政权”。就是一党专政。再看近代，民主革命是国民党先行的。随后共产党参加，国共第一次合作，推动北伐。1927年合作破裂，随后的十年内战，遂有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后来的第二次国共合作，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国共两党，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1945年，美国派到中国的大使赫尔利上任之前，先到莫斯科[53]，找到莫洛托夫，问他苏联到底支持中国的哪一派，蒋委员长还是共产党？莫说支持蒋。随后赫尔利见到斯大林，又向斯大林要求证实这话，斯大林说:“是的，我们支持蒋委员长！”接着还证实了莫洛托夫讲过的“中国有人自称共产党，其实不是，就是一批人没有土地，分了土地就完了”。斯大林小看中共，后来做过检讨。但他认为国民党属于革命势力，恐怕是没有错的。回顾这段历史，对于第三次国内战争，我倒更倾向于认为: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股政治势力之间的一次火并。那为什么又非打不可呢？就是因为传统的负担太重了。不论毛先生还是蒋先生，以及他们周围的诸位。都过于迷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而，合作是暂时的，不可能是永久的。最终的归宿只能是，不共戴天。

    作为对比，回顾美国开国以后的一段历史[1]。华盛顿是一个大地主，只因为大陆会议实在没有别人可以带兵，他才成了总司令。而战争确实也是艰苦卓绝的。英军打败了，康华利投降了。华盛顿部下的将领，还有他部下的一个政治家汉密尔顿，要拥戴他为国王。华盛顿坚决拒绝。为了表示决心，他干脆离开了军队。总统他也只当了两任，第三任就拒绝参加竞选。那位主张王制的汉密尔顿，也没有杀头。他违反潮流，没有当上总统，不过成了“联邦党”的创始人。他们和主流派党对峙，成为美国后来两党制的基础。再回过头来，在我们这里看到的是:视军权如生命，和对极权的执拗追求。想过“天子瘾”，对于袁、蒋、毛，都不能单从个人品质方面看。根本问题出在传统中。由此可见对封建文化进行批判，是何等的重要与艰巨！

7．中共党史上的团团迷雾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1936年中共中央发出的电文，署名是“洛甫、毛泽东”，好生奇怪！不是“在遵义会议之后，就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吗，这种署名如何解释？难改的好奇本性，驱使我刨根儿问底儿。眼前逐渐呈现一团团的迷雾。

1935年遵义会议，选举张闻天为党中央总书记[54]。怎么后来成了“总负责”，再后来连这个也没有了呢？到陕北后的瓦窑堡会议，是张主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是张起草的。怎么后来就都算在毛的账上了呢？延安整风时，“张闻天、周恩来检讨最深刻，过头之处甚多，当时就令人无法理解”，为什么？张在陕北集中搞了一年的农村调查，相当深入。其成果的应用，为何不见交代？1937年的“十二月会议上”，“按照共产国际可能还有斯大林的临行交代，改组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不再设总书记。但仍由书记之一的张闻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来他怎么就在中央领导集体中消失了呢？毛曾说过:“张当总书记讲民主，能听大家的意见，是‘明君’”。那为什么后来他又说:“你当权不如我当权”呢？张在东北工作期间，根据调查资料总结出的五种经济成份，怎么后来就成了毛的发明了呢？还有，过去一直说，“十年内战时期，前三次反围剿，毛指挥打胜了。第四次毛虽然没有了军权，但仍有他的军事思想的影响在起作用，所以也打胜了。”可都知道毛是政委，负责军事指挥的朱德干什么去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据说也是毛指挥的。相关的作战方针，也进了毛选。总司令朱德是干什么吃的？解放前或国统区，都知道“朱毛”，可见朱德名震全国。但按建国后的说法，朱德的那些事情，却都是毛干的，等等。疑点太多，难以尽述。问题是，为什么要这样篡改历史？

延安整风的内情，一般人很难了解。所以只能从现象上看它的效果。那就是统一思想，以毛所作的报告为标准，人人检讨，把全党的思想都统一到毛的思维上来。再通过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胡乔木关于党史的书，制造了一个“一贯正确的大救星”。这种观念，笼罩一个上十亿人口的大国半个多世纪。时至今日，连研究毛后期错误的文章，也不得不声明:仍承认毛在建国前是一贯正确的[21]。但是，“救星”之说，既远离马克思主义，又违背历史事实。随着对第三次国内战争认识的更接近真实，会看得更清楚。一贯正确，也不是事实。仅举两例。一是十年内战时期的红军肃反[55]。AB团是蒋介石为夺取江西省的党权而建立的组织，只存在了三个月就解散了。但三年后，1930年5月，赣南苏区开始肃反，毛派人到江西省委和红20军抓AB团。由于冤案太多，激起富田事变。平息后，处决大批红军干部。二是延安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56]。当时的康生，是中央社会部兼情报部部长，而且担任了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这个王明路线的拥护者和支持者，不仅没有受到丝毫的怀疑，而且竟能爬上领导运动的副手的地位，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当康生搬出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在共产党内部进行清洗的一套做法时，一场大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康生在《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中夸大敌情，认为“特务如麻”。他发动群众，大搞逼供信和假坦白。仅解放日报社系统，95%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解放后在国民党军统第二号人物唐纵的日记里，1942年记到延安抢救运动情况时却说，“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这两件事情，都不能说毛只有领导责任，他是决策者。

一贯正确，从理论上看也是荒谬的。任何人，他看问题的观点、方法，都不可能总是完全正确的。要不然，他就是掌握了“终极真理”，从而使一切科学研究成为多余。退一步讲，即使他的观点、方法是正确的，他对情况的了解，也不可能总是及时的、准确的。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掐指一算，便知过去未来之事”的神仙。所以，“一贯正确的大救星”，是人造的神。一切神都是人造的。革命、起义、夺权，需要神学也需要神。需要借助于神，来增加号召力、凝聚力和激起对理想的狂热。历代的农民起义，大都如此。这原本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实的将变成不现实的。合理的也就成为不合理的了。革命需要神学，可建设，却需要科学。全部问题就在于，“那拉走后怎样”。这是后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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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宋晓梦，李锐其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金三角标志
　　金三角生产的各类毒品悄无声息地向世界各地涌去，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安宁。一般专家认为，“金三角”的罂粟种植面积达67000公顷，其中缅甸最大，达6万公顷左右，泰国和老挝备为3500公顷。一般年产鸦片1200吨左右，有的年份高达1000吨。缅甸鸦片种植多，自然产量就大，年产量在900—1200吨左右，老挝年产量为200—300吨，泰国产量相对不多，仅35吨左右。在“金三角”地区，鸦片贸易是一桩公开的买卖。任何人都可以像购买其他日用品一样在集市上买到鸦片。还有专门为瘾君子服务的烟馆。例如在缅甸掸邦东部一些村镇集市如南坎、八莫、木姐、姐告等地，都有这样的鸦片零售店、烟馆和烟摊。烟价一般大约为1200缅元一拽（缅北民间计量单位，每拽大约等于1．5公斤），如按人民币计算，大约为200元1公斤。当地居民消费的多是未经加工提炼的生鸦片，由于“近水楼台”，许多人闲着没事时吸食鸦片提神。据调查，在泰国北部的山地民族中，阿卡族约16．5％的男性有烟瘾。其他山民吸食鸦片的比例分别为：苗族12。7％，瑶族10．2％，傈僳族5．1％，克伦族2．3％。
　　60年代以前，从“金三角”走私的多为是未经提炼的生鸦片。此后，走私出去的主要是海洛因，因为从鸦片中提炼出的海洛因（约每10吨鸦片可提炼1吨海洛因）既可吸食，又可注射，体积小，便于藏带，适合走私贩运，在西方国家十分畅销；而且价格昂贵。每年由“金三角”生产出来的毒品中，有50—60吨海洛因，全部走私到东南亚和美国等各地。为了把毒品运出，贩毒分子找了许多巧妙办法，如藏在豆芽清洗机里、塞在瓷塑像里、密封在镀锡铁皮罐里，上面还贴有荔枝罐头的标签，或者把毒品缝在出口的金鱼肚子里，还有的把毒品装进避孕套，然后咽到肚子里，利用女性生殖器、肛门藏带的，最近还爆出在其出口的柚木中钻洞镂空藏毒贩运到广东的大案。为了贩毒，真是想尽办法，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金三角”最主要的毒品买卖中心是缅甸的班羊镇，毒枭们在这里购买毒品后，得用骡马驮运经山区到缅甸边境的勐罕。由班羊镇到勐罕需徒步行走20余天。沿途群山重峦叠嶂，虎豹出没，土匪众多。毒品走私者为防备猛兽吞噬、强盗拦截及抗拒政府关卡武装人员的围捕，大都组织成贩毒团伙“烟帮”结伴而行。各烟帮配备武器。武器装备的多寡、优劣，视组成该“烟帮”的毒资多少、组织大小而定。枪支大多为卡宾枪、冲锋枪、来福枪、三八式、七九式、美制M16步枪、轻重机枪甚至小型迫击炮。组织强大的烟帮，骡马多达上千匹，人员二三百。最小的烟帮也有骡马百余匹，人枪二三十。鸦片运抵勐罕后，批发或分销给来自泰国、越甫、老挝、柬埔寨，甚至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的毒品贩子，转运或输出到东南亚其他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
　　在“金三角”地区，贩毒集团强迫当地山地民族卖出鸦片的价格，在每公斤70—90美元，提炼为海洛因后，也不过售每公斤800—100美元。但在只要偷运到了曼谷黑市，每公斤海洛因的价值1.5万至2万美元；而在西欧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其黑市批发价上涨为12万美元；当海洛因在美国纽约时，黑市批发价又上升到20万至22万美元；但若拿到其他美国城市零售时，每公斤海洛因可价值230万美元。从最初收购鸦片到最后的毒品消费终端链，价格竟然增幅高达2000多倍，为什么会有这样高的利润呢？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毒品贩卖是非法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种种严厉措施，对走私、贩卖鸦片、海洛因等毒品“围、迫、堵、截”。毒品最终到达吸毒者手中时，经重重“关卡”，其成本与风险都是和高价差同步翻涨的。第二，瘾君子们消费的海洛因，并非纯度很高的海洛因，而是经过层层中间贩毒者掺杂加入其他物质，诸如奎宁、砂糖、头痛粉等，最终成为海洛因含量很小的毒品，并不断提高价格所致（最纯度可由最初的80％下降为3—5％）。
    以美国市场销售的海洛因毒品为例说明：跑外线的毒品商在泰国曼谷买到海洛因含量为80％的毒品。运到国内卖给第一道中间商，每公斤价格5万美元；第二中间商在其中加入砂糖和奎宁（每公斤海洛因加1公斤砂糖和奎宁），使之成为海洛因含量为40％的粉末，以每公斤6．5万美元出售给第二中间商；第二中间商买到海洛因含量为40％的粉末后，再往每公斤中加入600克砂糖，分装在250克的小包，每包售价1.5万美元；零售毒品商买到这种小包装粉末后，再一次加入砂糖，使其成为海洛因含量仅为3—5％的粉末，分装成更小的包，分发给街上的小毒贩出售。这样，原先在“金三角”每公斤800至1000美元的海洛因，此时便成为价值2万美元以上的昂贵毒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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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输给泰国，这耻辱性历史一刻发生在今晚的越南河内。

    这当然不是中国足球，而是一直承载了国人光荣与梦想的中国女排。

    由于日本队在半决赛意外出局，中国队决赛的对手变成了泰国队，中国女排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被对手连扳三局，从而以1-3（25-20、19-25、19-25、23-25）不敌泰国女排，继2007年后再度无缘亚锦赛冠军。

    大奖赛打得一塌糊涂，还有人为“菜包子队”辩解，什么锻炼队伍、友谊赛啦、新人要给时间啦……转眼亚洲锦标赛，中国队在一堆的鱼腩中，似乎显得很是鹤立鸡群，6连胜进了决赛，可那些胜利值得一提么？只有一个实力比中国队明显差二档、但有个未来超级亚洲扣手的韩国队制造了些麻烦，也不过丢掉一局。

    大家憋足了劲要在决赛上赢日本，信心满满皆源于此前不久大奖赛上惟一的胜利、是在东京制造的3：0胜日本。先不说那场比赛日本可能前一天拼得太凶，提前把能量放完了，再加上此前二胜中国，没料到中国女排一路输来，如果再连日本这个大奖总决赛中最弱的一个对手都拿不下来的话，就只有垫底了，结果日本队被输得穷凶极恶仅剩最后一条遮羞布的中国女排，稀里哗拉暴K了三局。

    可这三局留住的一点希望的种子，马上在亚锦赛上输了个精光。因为，我们的对手换成了情况不明的泰国队。

    通观全局，中国队象是当年那个高大蠢笨的俄罗斯队，不会应变，小球串连技术极差，战术呆板，快变全无。反观泰国队，倒象级了当年的小快灵中国队，快变、梯次、跑动、立体的战术进攻，打得中国队全场满地找牙，节奏明显要慢出一拍来，高大队员拦网判断缓移动慢的毛病完全暴露出来。

    场上频频见到的是矮个的泰国妹后排远网避开中国队的拦网狠扣，不是直接下球就是触手后飞。就说强攻吧，中国队就只尽人皆知的四号位一点，还被封死了，泰国队的二号位远网进攻却不断开花，甚至连赛点都是靠强攻拼下的，中国女排几乎全面技术都输给了对手，1：3也就不足为奇了！

    要知道泰国队主力阵容中除了两名副攻手的身高在1.80米以外，主攻手和接应队员的身高都只有1.74-1.77米之间，二传手诺特莎拉更是只有1.69米（她和日本竹下佳江一样高，可是本届最佳二传，对比之下，中国队的二传魏核心1米82算白长了）。主力队员的平均身高1.76米，在网上明显很吃亏，走的是全面快速的道路，但人家的弹跳却好过中国队很多，这弥补了身高。

    这是网口上。那后排扑救呢？防反人家有一局多了我们上十个球，打不死本是中国队抗衡欧美强队多年的法宝，这回丢完了，成人家的法宝了，岂能不输？

    你想向高大化发展，也没什么错，错的是你人高了却笨了，技术那么糙，弹跳与力量可说差得一塌糊涂（这说明多年来不重视也缺乏这方面专项训练），扣球时没有反弓背，没有滞空时间，后排立体攻基本没有，只剩下一个马蕴文的背飞还算灵，三号薛明扣球力量不行，在与对方三号位的攻拦中，也全面处于下风。

    决赛暴出中国队一传不稳定、拦防漏洞多、小球串联差、进攻单调、速度慢诸多方面的毛病。再说回来，你高大了拦网总起码要好点吧？不是，拦网可能是中国这支菜包子队一直以来最差的环节。全场可以说拦网体系基本崩溃，连保护性拦网都不多，这说明什么？

    一说明技术粗糙，二说明练得不对，三说明教练组无能，四说明选拔这样的教练班子的决策层官员眼光有问题！你认为只是与冠军失之交臂，不服？看看中国队在低水平的亚锦赛上的单项技术奖吧，这才是中国队技术水平全面下滑的真实写照：全队仅有薛明一人获最佳扣球和最佳拦网（扣拦还是累计以往比赛总计，要是单算决赛这场，这二项也没有了）。其他诸如发球一传二传强攻副攻自由人，咱一项也没有！就这水平，要到世界性比赛中，你看看能得一个单项？项项都弱的中国女排，拿什么赢球？

    所以什么都别说了，先头疼医头吧。郎平在国内，请她来执教吧，她能把一支人称棒子队的美国业余糙姐们，短时间内捏合成型并在奥运会上拼掉中国女排、打到亚军的名次，就说明她执教一支问题重重亟需改变的二三流队的改造能力。这是上策。

    实在过不了国内排球界私人恩怨的潜规则关，那请回陈忠和就是中策。老陈是困于国内缺乏好苗子，加上打了二个冠军和高层有压力，才因循守旧在老阵容上修修补补固步自封，终于在京奥上栽了个大跟头，让上面很多人面上无光，这才心有不甘黯然下课。让他带，虽然在推陈出新捏合成型与国际主流发展趋势方面，与郎平有差距，但总好过菜包子N倍吧？

    捎带说一下民意，有腾讯网的讯查中，到记者发稿时止，78.14%的网民选择中国队输给泰国队的理由是“中国队教练水平太差了”。

你看建文帝和里贝里的脸型像不像？

　　　　　　　　　　　　　　　　　　　　　一

　　这几天中央电视台连续报道福建宁德市上金贝村古墓。当地组建的建文帝下落研究小组组长王道亨认为，这座古墓是明朝第二帝陵，也就是建文帝的陵墓。

    这个所谓的发现立即引发了探讨历史谜题建文帝去向的文化热。

　　王道亨称“要用600年前的一些思维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 理由就是他们曾用罗盘定位，发现墓的朝向是坐北朝南，而且是正北正南，“吓得不得了，因为古代，只有天子皇陵才可以这样建。” 

　　南京大学教授、明史研究专家潘群也站出来支持这是建文帝墓的说法：“我研究建文帝下落几十年，从宁德回来，觉得现在可以给这个600年的历史谜团画上一个句号了。……古墓还用了闭嘴龙的纹饰，这在明朝前期，除了皇帝，谁都不敢用。”

　　上金贝村党支部副书记兰春华说，以前村里对古墓有个说法是，这个墓是古代从京城来的一个太监的。这个古墓在当地并不是什么大秘密，用上金贝村村民的话说，从前大家都觉得很平常，但自去年和（或者说是被）建文帝沾上了关系，才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不开玩笑的专家”潘群教授说，他们“发现了一件乡了9条金龙的明代迦裟，除了明朝开国的当过和尚的朱元璋敢用，天下没有第二件。”潘认为这件迦裟很可能是建文皇帝带着他皇爷爷的袈裟假扮和尚逃了出来。

　　王道亨提供的调查事实只是一个未经确证的说法：“我们在上金贝村调查，发现村里流传发现过大内御用玉器的传说，一个曾当过市局副局长的人说，他在上金贝村亲眼见过一方写着大内御用的砚台。”

　　上面这些没有深入求证的说法，就是他们论证建文帝来闽并最终落脚宁德金邶寺的史料依据。

　　这些说法后来得到南京大学研究明史专家的认可，然后专家缺乏实证的说法被反过来证明他的正确：“专家说这个墓是建文皇帝的，他是在用一辈子的名誉说这句话，可不是开玩笑”。

　　在我看来，上述说法多属将猜测推作论证，从考古学专业上来说很不严瑾也不科学。我到过鄂西利川的鱼木寨，那里的双寿居只是当地一个士族大家墓，石雕的墓牌坊上有对联一副：“龙真穴正地　砂明水秀乡”，还刻有龙凤图案，按上面说的那逻辑，那这也是建文帝了？土家人等西南夷和福建的东南夷建筑和墓葬上用龙凤的多的是，张嘴龙都有，什么闭嘴龙让人吓着了云云，纯系文化炒作，误人视听。

　　　　　　　　　　　　　　　　　　　　　　二

　　这里先回顾一下相关史实：1398年，朱元璋病死，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是为惠帝，年号建文。1399年，朱允炆之叔朱棣以“清君侧”，诛齐、黄为名，历时4年举兵南伐“靖难”。1402年朱棣攻入京师南京，失陷时朱允炆在皇宫里放了一把火，在中国历史上从此下落不明。

　　《明史》关于建文帝的下落是这么记载的：“谷王及李景隆叛，纳燕兵。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说反叛的燕王朱棣，派宦官从焚宫的火里，把皇帝、皇后的尸体找出来（烧了的尸体如何确认是帝后？），八天以后安葬了。当然，这是这是200年以后的《明史》这样记载的，是否当时真实场景，有无为夺位的朱棣先尊祖讳或造个历史乌龙，则无从稽考了。

　　建文帝被颠覆100多年后，万历皇帝和他的老师内阁首辅大臣张居正有一次谈话。万历就问张居正有无建文帝出亡这件事。张居正答“此事国史无考”。这是关于建文帝下落的一次有记载的对话。说明明朝尚在时，连它的皇帝也在疑惑建文帝是否出亡这件事，这就说明此事不是空穴来风。张居正也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推说“国史无考”，这个事其后的当政者都是朱棣后裔，国史当然无考了，有考才怪。

　　到清时有个叫查继佐的人著了一本《罪惟录》，在他的书里面开列了有关建文帝下落谜踪的23种说法。说这23种中难道就没有一个是对的吗？如果有的话，只有一个是对的。但是有23种，所以全不对。

　　近年，有关建文帝的后裔，有一些新的说法，比如：1，湖北让氏，自称建文帝后裔；2，湖南湘潭锦石何氏，自称建文帝后代。但这些说法还没有得到确切的论证，不能认定。

  　前年体育媒体在德国的采访中，爆出了惊人猛料”拜仁新中场核心法国人里贝里说自己可能有中国血统，里贝里的家族中，一直流传着祖宗曾经做过和尚和乞丐的故事。最近，里贝里的一位堂兄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家族流传下来的传说，与明太祖朱元璋和建文帝的经历极其相似！
　　里贝里说，他的祖先留下了一句让后代都要记住的话：我们的家乡在遥远的东方。同时，他的家族中保留了一些中国的文物，像是宫廷用品。而且，据说他的祖先当了皇帝不久之后，被亲人夺位而逃去了波斯。”

　　　　　　　　　　　　　　　　　　　　　　三

　　据查爆出里贝里系建文帝后裔的帖子，是发在在前年9月30日的天涯论坛。可网络发帖的私密性和随意性又让记者的查证失去线索。另一线索消息中所称的“德国媒体爆料”，但几家德国主流体育媒体均表示里贝里没有在任何采访中提到此事，包括法文的主流报刊也没有对此事进行任何的报道。

    看来，至少在新的证据和里贝里的当面解释出现之前，里贝里是建文帝后裔的真实性还是一个谜。

　　但那场史称“靖难之役”的战争，改变了朱棣和朱允炆的命运，也改变了郑和的人生轨迹。那场战争与后来郑和下西洋有着深刻的关联。《明史》郑和传有记载：“成祖疑惠帝（建文帝）亡海外，欲踪迹之”。公元1405年7月11日，永乐皇帝朱棣命令郑和和他的副手王景弘率领两万七八千名官兵出使西洋。

    据明史记载，郑和出使西洋时，已经成为内官监的太监。明朝其实也不是什么内官都可称“太监”的，太监是一个等同于正四品的官衔。郑和那个时代，一个知府是正四品。今天一个省辖市的市长大致相当这个级别。但郑和实际上成了中国明朝的惟一的海军司令，掌握的实际权力比他的品级要高得多。

　　永乐皇帝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的远洋梦想，几乎把整个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变成了一座巨大的造船厂。从1403年到1405年，几年当中，全国共建造和改造了两千艘以上的船只。到1405年7月11日，在地球的海洋上，首次出现了一支如此规模庞大的船队。这支由大明王朝永乐皇帝派遣，由郑和统帅的船队，在此后的二十八年间，七下西洋。出访了东南亚、南亚、西亚，远至阿拉伯地区和东非；历经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史称 “郑和下西洋”。

　　朱棣为什么会派郑和下西洋？而不是东洋南洋北洋？“西域”、“波斯”是其中重要的关键词，其中这恐怕就是明教的作用了。这个王朝脱胎于明教并因此命名明朝，而又称光明教的明教起源于波斯的拜火教，因此建文帝循教宗“返本归源”不是没可能，至少有很多去过波斯的人或明教徒和手下高人可以引路。而到了波斯之后，建文帝及其后代如何繁衍（同当地人通婚）、迁徙，那也很顺理成章了。

　　　　　　　　　　　　　　　　　　　　　　四

　　人们一定很想知道，到底朱棣和郑和七下西洋最主要的目的是想干什么？

　　以事后来看，郑和船队下西洋基本不是通商做生意，也未开寸土于中国，郑和显然也不是哥伦布等为强国海外开疆扩土的殖民式人物。那就只是宣扬一下天朝的威风让蛮邦万国来仪？有记载那时真的万国来仪，番邦抢着到中国进贡，乐得明帝大加赏赐。只不过别人是把中土当成“此地人傻钱多速来”的地，所谓进贡也不过是做超级包赚不赔的大生意，只要把南洋几个中土所无的土特产弄到北京，再上朝磕上几个头，就能得赏赐返还的数倍数十倍暴利。一时间南洋来朝贡的特别多。

　　因此纯从经贸利益来看，郑和下西洋只是个赚了吆喝赔了大钱巨亏本的买卖。但堤外损失堤内补：当时北京和南京两地的文武官员们下半年的折色俸，是用“苏木”（一种棉布染料）和“胡椒”支付的，省了朝庭大量岁银支出。而这两样产品在南洋一带产地其价格极低，通常只需要用陶瓷或其他中国普通产品交换就可大量获取，与中国市场的差价数以十倍计，所以一直到后来嘉靖、万历年间海商们的大利润经常贸易项目中，这两样还依然是大宗。明政府等于在用价值无几的产品，如陶瓷和铁器、棉布等换了外来奇货在市场上的增值部分作俸禄发放，郑和等于替明王朝节省了财政开销。

　　既然下西洋赚头如此之大，那为何郑和没有富甲天下？后人一直对郑和下西洋的经贸外交都很感兴趣，想从中取经和找到很多历史谜题的解答。据1583年成书的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记载：1477年（也就是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44年后），为重燃大明王朝的海上激情，朝中有人开始搜寻郑和的《航海日志》，居然没能找到。

    《明史》记载，当时的兵部尚书项忠入库查检档案时，才发现关于郑和船队的所有档案已经不翼而飞。项忠说：“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怒鞭苔下吏，责其三天之内寻到遗失文档，仍一无所获。

    三百三十二卷的《明史》修撰始于顺治二年，完成于乾隆的四年（1739年）。清人张廷玉任《明史》总纂修，是二十四史中修史时间最长的，历时九十五年。编撰明史时距郑和下西洋已三百余年，辩史极为艰难，出于慎重，书中只留确凿的史实。因此相关记载甚为简约，也没留下太多可供后人追寻探究的史料。

    这一段辉煌的历史蕴藏的秘密，因此书的失窃，而几无解答了。

　　　　　　　　　　　　　　　　　　　　　　　五

　　航海日志和所有档案的遗失，人们一般不敢疑古但最有可能，是三宝太监郑和本人所为。

　　我个人意见有四：

　　一是身为宫中大太监，熟门熟路且有死士骨干敢于监守自盗，具备作案动机和作案条件，且有作案手段；

　　二是为什么只盗走全部航海日志及所有档案，里面一定是记载了有人不愿为外人知的重要事情，除个别团队骨干作奸犯科外被记录在案，基本没有别的动机需要深入禁宫犯案的必要。而就这一点也可能性不大，因为要追究早已追究，不追究的，就算记录在一个不对外公布的档案里，也无多大甘冒奇险深入禁宫销毁的必要。

　　那第三个也是最大的可能，就是郑和和及其团队，必需在某个时候彻底从历史上抹去下西洋的所有痕迹，以防被找借口被清算，尤其是经济方面。因为郑和几下西洋耗资巨大，一直是大臣们谏议不休的主话题，且这个问题一直尾大不掉，消灭它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所有档案完全从人间消失，查无实据死无对证别人也无从寻册生事，才是历史的最大动机。

　　四是郑和下西洋是奉命追杀建文帝，循明教徒到西域的教宗的远遁，是建文帝想得到也是明教徒和后任皇帝也想得到，不算什么秘密。而郑和耗费巨资的远涉重洋追击，真的没有访到一丝消息？又或者是忠君思想而暗中与建文帝私通款曲？私相纵放？或隐匿不报前君的真实下落？而日志里也许不留神留下了可以被人抓尾巴的记载，或郑和团队怕人点水，因而彻底偷取不存。

　　这才是建文帝下落和郑和航海日志全部失落的真正秘密，否则难以解释日志的全部失落。支持这一说法有相关记载佐证，据康熙二十二年纂修的《江宁县志·陵墓》卷五记载：三宝太监郑和墓，在牛首山之西麓。永乐中命下西洋，有奇功，密知建文踪迹，回朝皆奏不闻，史称其有隐忠云。

     最近福建媒体曝出“有线索证明建文帝最后落脚处在泉州”，此说如果成立，那就要考证那个时候泉州是什么地方？是当时中国对外最主要的通商港口，更佐证我的建文帝出亡西洋说。

    另一种可能就是明成祖朱棣本人或其后人，为了彻底消除是派人追寻建文帝下落的相关记载（前提是郑和团队在航海日志的日常记载里巧妙地作了大量夹藏，让后人和史官删无可删，只能彻底毁弃）。
　　今人只可得见《郑和航海图》，它是附在明代《武备志》中的一幅图，原名叫《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明浙江巡抚胡宗宪编修海图，的征官员茅元仪（《武备志》作者）搜寻到了这个宝贝。此图记载郑和事迹以昭后人，描绘番国风貌甚详，学者认为它很可能是根据郑和当年的航线记录绘制的，今人们称它为《郑和航海图》。但那和真正的航海日志记载的详实相去甚远，真实的历史到底发生过一些什么，后人只能凭图窥斑见豹仅供想象了！

　　　　　　　　　　　　　　　　　　　　　　六　

　　和今人的赞美不同，当时很多人认为下西洋是一个“徒慕虚名、自弊中土”的“敝政”，财政支出过于巨大，以至于明帝国无法负担，也是郑和没有再坚持八下、九下下西洋很重要的原因。
　　这里要算一笔军费开支的账。当时南京龙江船厂制造一艘四百料战船的薪资为银七十五两，而龙江船厂也正是负责建造郑和舰队船只的主要船厂之一。以此工价类推，则一艘两千料战船的工价大约要耗银三百七十五两。当然，随着长度的增加其宽度也是会相应增加的，只是这个工价是整只船的工价，因此已包含了同比增长的宽度费用的。考虑到记载中郑和“宝船”长宽比其宽度要大于正常船只，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增加1/3的造价作为补偿，这样一艘郑和船队的两千料战船的总工价应为四百九十两左右。如果郑和“宝船”确实如记载的那样有四十四丈长的话，那么大约是十倍于四百料船的长度，因此工价大约为白银七百五十两，如前所述，宽度增加工价同时增长，所以约为一千两。

　　郑和舰队中，共有六十三艘大号“宝船”，以此计，当合计耗银十八万九千两。郑和舰队除“宝船”外，尚有其他大小四种规格的船只，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可将两千料船的价格当作平均值计算。而郑和舰队总数量大约在两百到三百艘之间，因此剩余船只可视为两百艘，两千料船的工价约为四百九十两，料银约一千三百两，合计约为一千七百九十两，如此则整个船队除“宝船”外的造价为三十五万八千两。
　　由此可以知道，郑和舰队船只总造价约为白银五十四万七千两。这个费用估算数据只是纯造船的费用，没有计入造船工匠的人工和船料等费用。按明史各项记载折算，当时的朝庭岁入合计至少在八百万两左右。郑和舰队的总造价约为明初那时一年财政收入的6.8%。

    （上述估算摘引自网友碧血汗青文章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e0941f0100000k.html）

　　再一个开支出是船队所属的两万七千多人部队以及下西洋的单次费用，再加上造船工匠的人工和船料等下西洋的所有费用，那只怕是占到国库年入的几成了。如果总加七次下西洋的费用，那只怕是远远超出明王朝国库总年入了，只是目前缺乏相关详实记载。

　　据历史记载，明宣宗五年，曾经下过一道敕令，说到下西洋开支时说：“仍于南京天财库支钞十万贯，与尔为下番之费，其西洋诸番国事皆付托于尔”。这可视为整个行动费用中的一单，即行政费用。

    另一种说法是明臣刘大夏指控郑和下西洋每每费钱粮数十万，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这个比较可信。从单次来说，占到年财政收入的几分之一，的确是耗资巨大。而普通臣民又无法得知皇帝真实的目的，因此觉得为赚那么个万国来仪的吆喝，这样的巨大付出，实在不值。

　　　　　　　　　　　　　　　　　　　　　　七

　　上面分析罗列了历史一堆旧账，这里转入关键正题了，那就是朱棣派郑和七下西洋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在联系了里贝里家族说法的关联后，我更坚定了“追杀建文帝”一说的信心。

    让南洋诸国宾服并不难且不是主要目的。朱棣虽一世雄主，6次统兵深入大漠对阵蒙古铁骑并取胜，对南洋却没有寸土之心，中国农耕文化的特性决定了那个历史格局下中国不可能具有对外扩张侵略之心，农耕文化的特性也决定了后来明王朝禁海的闭关锁国自我禁固。那么通商文化显然也不是农耕文化的主要核心，中国历史上一直是重农轻商的。那朱棣糜费巨资集倾国之力打造那样一支海上无敌之师，又不是用于军事征服，那就只有一个解释：政治目的。

　　这个政治目的一直秘而不宣，因为对外无法启齿。叔叔朱棣武力夺取了侄儿的江山，于朱家是家丑，于正统是乱臣贼子，于海外万国则更是无法说出口的核心机密了。但对于一个夺取他人江山且手段不正的人来说，怕是睡梦中都想着的是心腹之患未除，难以安寝啊，尤其是一个可以六统大军数败蒙古铁骑的雄烈之主，他的卧榻之侧岂是容得有人酣睡的？于是组建那个年代世界上最大的海上无敌之师，以数万海上精锐之师、历经年之不懈之努力七下西洋，沿南越泰缅印尼马来西亚到印度红海东非，追寻的就是政敌建文帝。

    否则外交通商哪需动辄耗空国库公帑、出动数万精兵，长年飘荡在海外？宣扬天威也不需如此阵容啊，南洋早已望风归附了。

　　上面所说的湖北、湖南有人自称建文后裔，我认为可能无假，因为朱棣囿于同宗，没有对建文近系家族进行灭绝。但以朱棣的能力，在他统治范围，应该没有可能找不到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而在他势力所及的周边国家范围，也没可能一点风声也查不到。下南洋再下西洋追杀建文帝，也可能是得了某种密报风声所为。明朝起源于明教，明教来源是光明教拜火教，正源在西亚，建文远避也只有往教宗那边逃跑了。在有人引路的情况下，这是一支政治势力失败后的常规之举。而新执政者，也是很容易想到的。

    在没有追寻到建文帝后，郑和船队越走越远，远到红海东非，躲在西亚的建文帝就只好横越西奈半岛到了地中海那边。那时还没有苏伊士运河，地中海还没有与红海相通，中国的远洋船队就算进到了红海湾，最终也到不了海的另一边。

　　按里贝里的家族迁徙史，最初也是生活在西亚波斯范围的，估计离红海不远，在郑和远到东非西亚红海后，整个家族迁到了地中海，从此远离了来自中国的远洋通辑。其家族不断西迁最后到了地中海西北岸的法国。不知这里面有没有郑和通风报信打草惊蛇纵放的功劳呢？

    只是６００多年后，中国人的视线所及，看到那个也是长着朱明氏家族特征之一的马脸疤侠里贝里，迅捷如风奔驰在欧战赛场上时，看球的目光里就多了些文化亲近和探究历史的意味！

一再上演的处女膜故事    官方说法 欢迎爆料    老将军厘清的抗战历史真相

宜昌青蛙上岸预示三峡九畹溪断裂地质活动剧烈?   

　　蓝色部分为博主转贴加注：果敢近几天因缅军开战，这个自号“果断勇敢”的华人族裔突然为全世界所关注。他们就是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里歌唱“在风中哭泣”的对象。他们是中国自明代以来数次改朝换代流落海外的遗忠。尤以今次战败归国无门，在国门前高唱《我的中国心》，催动边关将士和国人泪下!

　　关于果敢的历史采取了误导手法，其实，这段历史时间并不遥远，才是49年前的事。果敢并非如主帖所言“英国入侵后划入缅甸的”，果敢原来是属于中国的领土，自明代以来有大量汉人居住，到今日都仍然是汉人为主体，讲西南汉语，写汉字的地区，1960年以前的中国地图里，果敢是在中国的版图内（虽然此前百来年中国失去了对这片土地的实控制，但至少在法理上，它是属于中国的领土），后来是根据1960年的《中缅边界条约》才割让予缅甸的。
　　1960年《中缅边界条约》签订后，逃亡在该地区的原国民党军队就成了入侵他国的武装部队，缅甸政府从此有了消灭和向国际社会控告国民党孤军入侵的法律根据。
　　历史上中缅的领土争议，主要可以分为两大区域和三个小区域：
　　两大区域分别即常被称为“江心坡”的北区（英国要到1926年才不合法真正占领），以及自1897 年不平等割予英国的南区，即今日的果敢（但很奇怪的是，我亲眼所见的果敢大庙那的中国大清和缅英堪界碑却竖在那里，离现在的国境线向西有十多里地，如果按堪界碑所划定地区，我们失去了在界内的果敢老街等从南到北上百里一长条土地）；
　　三个小区域是：
　　1. 为 1913年被英国承认霸占，但仍承认是中国地方的片马，后被中方于1960年收回；
　　2. 南坎于1897年有如香港的新界，被租借给英国，直到战后无论英、缅当局，都承认是中国的地方，仍尝试缴交租金予民国政府，后因中国内战中断；中国于1960年正式割予缅甸。
　　3. 1941 年被英国作为打开滇缅公路，用来作“保护之用”的班洪班老部落，在解放军的实际控制之下，终为缅方“承认”为中国国土。　　
　　简单而言，1960 年的中缅条约签署之后，两大区域全部划归缅方（相当于上百个香港面积和一个江苏省），三小区域除南坎这个重要地区外，另两个小地方片马和班洪班老在法理上归属中国。
　　196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开创了中缅友好的新篇章。但我敢断言，在这次果敢事件的消息中，不会有任何一家大陆媒体会提及当年这段历史，就如主帖，把责任推到英国人身上。　　这段历史，只有翻旧资料或外电新闻中才能知道。当年我(网名三更罗的缅甸归国华侨)曾经在缅甸读书时参加过庆祝《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活动，当然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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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羊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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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消闲，连着看了中国女排打世界女排大奖赛的比赛，总决赛更是一场没拉。

    除了唯一胜局对日本的3：0脆胜外，无一例外看得窝火憋闷。5场比赛输了4，连德国队都打得中国女排毫无还手之力，看得人觉得这支网上称之为“菜包子队”的中国女排没有了希望啊！

    打荷兰输3：2，还可用强攻不敌人家来说，打俄罗斯更可用人家有世界第一攻手加莫娃在来圆，打巴西可用“菜包子”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巴西队明显技高一筹，且这话是对所有队来说的，言下之意除了巴西，中国队和其他队处同一阵中，打好了谁胜谁败都不意外。

    可几轮下来，不意外的是中国队一输再输，基本垫底。

    分析下这支“菜包子”队，二传是最差的。大家都知道一支队二传是灵魂，中国队打得那么差，那样无序混乱，一是教练水平，反映在场上就是全队技战术混乱无序和二传调度无方了！据说二传新灵魂魏秋月是“基本功最扎实的”，“一场比赛下来几百次传球没有失误”，可这是建立在平庸基础上的“没有失误”。战术单调，变化极少，意图明显，移动缓慢，调整不力，这是她的硬伤；关键时刻就只一招，只会往四号位高高送球的蠢招，你以为人家欧美强队会没办法对付么？

    这反映出国内联赛就是在这样的“没有失误”的低水平要求下、造就的这一代新女排队员们的粗糙技战术，一到国际排坛上来，立马就现出了丑陋的原形。对比日本女排只有1米59的二传竹下佳江的组织传球、盘活全队，身高一1米8多的“魏灵魂”不害羞么？你看你把个中国队组织成了什么样？组织成了一盘散沙。

    强攻不强是自郎平以后历支中国女排最大的弱肋，这是尽人皆知的，但目前这支“菜包子”队的强攻，竟然陷入到了中国队历年最差的水准。场上队员的强攻基本上是打打吊吊、虚张声势，一场球看下来，能有一两个地板球就算不错了。除了对日本占有绝对身高优势，才有点强攻模样，其余哪怕是对身高不如自己的德国队，在强攻上也全面处于下风。强攻不力最主要还在于二传之差，球传不好，再好的主攻也白瞎。玩不好主攻，你就不要玩排球！在每球得分制下，强攻是得分之王！

    究其原因恐怕还是这些年国内和国家队练得不对吧？从人种学上说，中国的人种，女人比男人和其他黑白人种力量差异更小，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男排在弹跳和空中力量上，并不逊色于其他欧美强队，但女排差异就很明显了，弹跳不足是中国女排多年来的老毛病，扣球力量不足也是多年来的老毛病，为什么就练不好？男排队员为什么就能练好？

   跳不起来、手上力量不足，反映到场上比赛就是扣球下不了、拦网也拦不住，也就是说网上实力很差，而排球最主要的争夺就是在网口上，这一点你靠小球串连后排严防都是无法弥补的。更严重的是，小球串连和后排严防的传统法宝已经丢掉了，连看家的本领都丢没了，这支女排想赢球还能指望什么？

    力量不足？那好，咱们一直有个“打铁妹”的传统，从当年的李国君到现今的王一梅，都是靠那种该去推铅球丢铁饼扔标枪的铁坨妹来拼力量，有力到是挺有力了，可惜基本与这项运动的要求背道而驰，跳不起来，手臂上那点子死沉的力量发挥有限。拦网更是无法指望。

　　这里我要指点一下中国队教练组：不要死追身高，弹跳好个十几公分等于身高长高了十几公分，而且比高那点子更具变通灵活性，这个浅显的道理你们多少年楞是不明白。１.７４米的路易斯是怎么成为世界第一主攻的？无它，弹跳和臂腰腹力量的空中协调能力。

　　不信，看看这支“菜包子队”的王一梅，哪象一个几朝元老的老女排队员？整一个楞头青，扣失的往往比扣死的还要多，而且每每关键时刻的失分，更让人绝望。周苏红担任中国队接应时，围绕她的多种跑动战术成为中国队的一大特色。王一梅改任接应后，接应的这些跑动进攻已经不复存在。防守动作粗笨死硬，扣球拦网跳不起来，这样的高大队员选材模式，不要也罢。

    象人家加莫娃那样有身高有身材且有技术有力量的苗子，咱们十几亿人就没有么？真的只能靠到田径队找打铁妹来撅着屁股蹦不了一尺半高往下死捶笨砸么？弃用王一梅已成共识，那新人在更烂的二传“灵魂”调度下，根本冒不出来。“菜包子”重用的李娟、殷娜，据说属于一传较好而不是主攻较好的队员，那本职工作干不好的这二位，当然仅靠接好三两个一传，是不可能扭转乾坤的。一支没有攻击火力的队伍，你再顽强再有拼搏精神，那也只是人家的很经捱的“人肉沙袋”。

    目前的中国队身高达到了历年之最，技术之糙也达到了历年之最！接应二传王一梅远不能同周苏红比，二传魏秋月差冯坤还很远，教练临场应变指挥和陈忠和差距很大，高大队员没几个能趴下防守的，小球串连比欧美球队都不如，拼搏的劲头不说日本巴西意大利了，连德国俄罗斯都远远不如，接发球屡屡失误，队员身材虽高大吧但拦防形同虚设，进攻又因练得不对跳不起攻不下……

    那这样一支号称要打造最先进技战术的“菜包子”队，根本看不到任何我们美誉的“女排精神”，凭什么指望它能走多远？

一再上演的处女膜故事    官方说法 欢迎爆料    老将军厘清的抗战历史真相

宜昌青蛙上岸预示三峡九畹溪断裂地质活动剧烈?   

　　央视搞怪的新大楼自打造型一公示，就惹来评议纷纷，嘴损的北京人很快就将它更名为“大裤衩”，一时名动四方，哪怕央视一万个不同意，却赢得了全国人民一致认可。为了“避谣”，央视将它命名为“智窗”，马上被嘴损的北京侃爷们称之为“痔疮”；再后来有高人将其命名为“扭曲”，马被人网上解读为不说实话播报新闻的心智扭曲。新周刊更以“北有大裤衩，南有小蛮腰”组文调侃。
　　15亿的建造成本下，在100多米的高空展开的“悬挑设计游戏”、两条直楼呈6度的斜角向外张开一直向上延展——其实，我们的央视“大裤衩”不仅是“世界上最奇特的建筑”（美国《时代》周刊对其评价时的称号），业界的不少建筑设计师更认为它有色情寓意：主楼是一个高悬半蹲着的女性的臀部，副楼就是与之对应的男根……虽然建筑玩色情波普也是一种人性化艺术，只是，当大裤衩扭曲公然被付诸在一个如此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之上、还获得了“专家评审团”的一致好评并通过，落成在伟大的首都的东三环上，不能不说是“东方的奇迹”。
　　不管你给它赋加多少美好寓意，它实际上就是一次建筑师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作品。最初对它奇特的造型，我的理解就是一个大撅着的屁股。于是和央视的朋友某老通电话，某老师接电话时正好在奥运前的鸟巢工地采访，我开玩笑，说：“我靠，某老师正在鸟巢孵蛋哪？看了贵台新大楼的造型，一直在想，某老师以后随央视迁入这栋大楼后，会呆在哪个部位？”趁某老师还没回过神来，突袭说：“那我看就应该呆在那个撅着的大屁股中间下蛋的那个部位上，哪天楼板一开裂，就直接从下蛋那个部位掉落到街面上，肝脑涂地多好！”

　　某老师顿时大大生气，他不怪我说央视，而怪我要把他摆放那掉落，说这实在很恶意。后来央视新址突然起火，网上一片疯传，北京好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报料，还以为“大裤衩”着了，我这前央视员工赶紧给现任的央视员工某老师打电话，说：“我靠，听说贵台那条‘大裤衩子’着啦，问候下某老师被烤焦了没？”
　　某老师照例半真半假生气，说：“着了是着了，但着的不是大裤衩，是它边上的北配楼。但你不要恶意将我摆进去。”
　　北配楼我知道，那是在奥运期间启用的央视直播点，光装修和里面弄好的器材就值据说几十亿，超过号称１５亿的“大裤衩”几倍。当时就有媒体朋友采访过设讲者，说北配楼那造型就是一个男根，按北京侃爷们中损的说法就是根大鸡巴，在它南边的“大裤衩”就是个撅着屁股的女性下半身。有人说终于风水不对的北配楼被“淫荡的大裤衩”点燃欲火了，那熊熊之火，放了元宵节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支烟花。
　　设计师库哈斯近期出版的一本名为《Content》的著作，算是当着全中国建筑设计师的面，脱下了“大裤衩”。建筑业内人士就在网上评论道：“库哈斯在CCTV大楼建成以后，意犹未尽，为了证明自己如何高明，如何骗过了13亿中国人，忍不住自己泄露了天机。《Content》书中登出了几幅画面，读者自己看看，用不了解释什么了。主楼是一位双膝跪地的裸女，屁股对着观众，辅楼则作阳具状！”

　　哇塞！我们曾经看到的央视总部的三维动画，竟真是一个渐近渐大、高悬俯坐的大屁股啊！只是这样的恶搞创意，高居北京三环边上，实在有碍观瞻。

　　川东暴雨洪灾中，需要记住的一组数据：2009.08.06，三峡大坝坝前水位：145米，流量：52000秒立米，此时的重庆朝天门，水位达到了183米。这中间的38米落差就是一直被有意无意忽略的水力坡度。

　　按三峡论证报告里的说法，三峡蓄水175米，回水是平的，即到重庆下面的弹子坝（175米）。三峡移民红线按此错误计算，一直以177米来拆迁。也就是说放高了二米的风浪线，凡在177米线上的，不属拆迁范围。

　　从林一山到陆佑楣，三峡办的人总是引用毛泽东豪壮诗云：高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来欺世盗名。毛当年本身也是受了这些砖家们的骗，但其智慧多虑瑾慎，终其一生也只是“搞个试验坝看看”，那个坝就是三峡大坝下面蓄水24米高的葛洲坝。

　　记得1998年在长江水利委员会采访，和几个高工两名副总一起吃饭，席间有高工就忧心忡忡地和副总谈起：“我们要未雨绸缪啊，三峡没几年搞头，工程很快就要完了，我们这十来万号子人，接下来吃什么啊？要快点催促国家上溪洛渡。”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溪洛渡这个名词。听到它时是有人为了长久吃水利饭的行业算盘提及。某些人心里，其盘算可形容为“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很多水利变水害就是这样整出来的。数年后，溪洛渡水电站声名大噪，成了长江上游金沙江的一大水电站、中国第二大水电站。今年7月，国家审计署审出了它一堆问题。

    后来我找了几个高工，一再问水力坡度的问题，高工无一例外地都报以审看弱智生物的眼光看着我，不无惊讶地回答我：“水库是平的呀，我们国家搞了那么多水库，比如丹江口，都是按库头库尾平的计算。没有什么水力坡度。记者同志，你可能简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太少了……”今天想来，不知谁是弱智？一个外行都在穷究不已的问题，专业人士竟然是这般真正外行的作派。

　　蓄水以来不涝即旱，重庆人民苦啊。究其原因，旱是因为大坝形成蓄水后，抬高的水位和形成的庞大水蒸汽堵塞了原来的峡谷凉风通道，使得重庆川东越来越象桑拿天——高温蒸焗，热量难以散发。涝的原因是川东一带原来降雨就多，形成千里长湖后，局部蒸发量增大，据美国气象分析，在秦岭以南和南岭以北的长江南线，有一个约15%的降雨增量。15%是指的平均增量，而局部地区可能增高许多。

    重庆的厄运在于，它平时湿汽较重，一但有冷空气急来，一定是暴雨频繁。库水尾闾的抬升增高，即在这一三峡回水所至的尾端，水力坡度到上游有急剧升高，重庆恰好处于这个尾闾部位，库首的坝前水位只处于145米时，重庆朝天门的水位在上洪水涌来时，竟然可以达到183米，当然朝天门就要陷入四面水歌了！如果有81年和54年型的洪水，朝天门恐怕一定是水底门了！

    而新闻一直强调的三峡大坝调节控制了下游的洪水（极其有限），可是大坝堵住了洪水下泄，上游重庆遭殃了。这就是黄万里生前说的：“把下游洪水搬到了上游。”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此次重洪水来时，三峡大坝蓄水位是175米，那重庆的水位不得在200米以上了？半个山城都淹了。

    而水利砖家及时跳出来，在网上引导民众，说：“三峡在汛期是放低水位的，只有145米，”那好，那原先宣传的三峡峻工之日就是长江下游洪患一劳永逸解决的时候，岂不成骗子的说法？三峡汛期放低水位不敢拦蓄洪水，那不是放任洪水下泄为害下游？那修这个水库只是为了发电这一三峡次要功能，于解决洪患根本无实质性作用，此前的说法可谓撒了个弥天大谎！

　　黄万里说的库尾闾的沙砾卵石堆积问题，当年为上工程被很多上马派专家嗤之以鼻，而上万成功后，心知肚明的上马派很重视这个问题，因为这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水库发电的库容和使用寿命。溪洛渡、向家坝等长江上游水电站上马，与拦截沙砾卵石延长三峡大坝库容寿命有关。问题是这个人工拦截功效有限，重庆在未来十年将遭遇严重的拦门沙问题，尾闾洪水位抬高问题会更突出。重庆人的乐天淡定

　　再就是一再被以各种名目掩饰的原来177米红线上的未迁移居民和大量就地后靠在190海拔线下的移民，他们将是没有正视水力坡度这一困局的直接受害者，面临二次移民和生态灾难再迁移。有关方面非常聪明地以城乡统筹、生态移民来转移对三峡工程重大失误的质疑，遮遮掩掩地开始为三峡这一愚蠢至极的错误埋单。重庆方面前年宣布这一数字为400万，这是在三峡移民动迁了100多万之外的一个数字。100多万三峡移民是动用了全国力量才勉强消化掉的，那多出的400万生态灾难移民认来埋单？这笔天文数该不该算在三峡上？

　　利益集团的丧心病狂，绑架了整个国家和人民埋单。一个错误，衍生出一串埋单错误链。砖家们正在网络上充当五毛党，妄想凭三寸不烂之舌和口水，来翻覆黑白。可惜历史终究是由事实来写就。

　　绕过滇西惊心动魄的崇山峻岭，经中国云南省镇康县的南伞口岸，跨越一条分界小河，就到了缅甸。这是一块中缅山水相连的坝子，一牌坊上用中缅文写着“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果敢”。这块名为麻粟坝（“麻粟坝”在傣语里的意思是“最野蛮的地方”，今果敢首府老街的所在地。）的坝子在毒品历史上可是赫赫有名，它在金三角一带以盛产著名的“麻粟坝烟土”、最早武装护镖贩运鸦片闻名于世。

　　这块长约十余公里、宽不过几公里的坝子，管辖着缅北萨尔温江东岸总面积约5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与中国云南省临沧地区的镇康县、沧源县、耿马县以及保山地区的龙陵县接壤，边境线长达250公里。今缅甸联邦的这个总人数只有20多万的少数民族“果敢族”，95％以上人的血统是中国的汉族，他们最早来到这片土地的始祖，是一批追随明永历帝朱由榔残存的官兵。

　　　　　　　　　　　　　　　　　　　果敢的明清那些事

　　明末，永历帝朱由榔在李定国、白文选等护卫下，先是定都南京，后败逃到昆明建立“滇都”。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正月初三，吴三桂三路大军数十万人，兵逼昆明。朱由榔带1500余人走腾越西逃，进入当时中国的属国缅甸瓦城（即曼德勒近郊的古都阿瓦），（观望形势的）缅王“慰留贵客于缅北山区”。

　　1661年，缅京老王驾崩，新王莽白继位。他看清形势，派精兵夜袭，砍死了南明数十名遗臣武将，囚禁了永历帝。同年底，平西王吴三桂大军饮马怒江，直逼缅甸。莽白立即献出永历帝。朱由榔被押回昆明，囚禁在篦子坡头的金禅寺（今利民巷）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4月，永历帝被吴三桂用弓弦勒死。南明王朝彻底覆灭。

　　出于对吴三桂叛国降清的义愤，昆明百姓一直称此地为“逼死坡”。清云贵总督认为有损大清声誉，于道光年间，强将“逼死坡”改为“升平坡”，并勒石立碑以宣扬其“升平盛世”。但昆明人至今仍称“逼死坡”。后云南都督蔡锷将军以“三迤士民”的名义，在逼死坡头立“明永历帝殉国处”石碑一方。石碑一度失落，1983年幸得找回，如今又重立在坡头。

　　永历帝身后的溃兵上千人，逃到了麻粟坝，开始和这一带的掸、克钦和克伦等尚处于刀耕火种原始部族生活的原住民们打客家。原住民打不过这群远来如狼似虎的有谋略的职业军人，迁到周边高山，中国改朝换代的难民们，得以在此休养生息。     

　　在果敢采访期间，很多老街（果敢首府）人向记者强调：“我们是汉人，好多人祖上是从南京府过来的。”南京与果敢为什么有如此深的历史渊源？原来最早来果敢定居的那跟随明永历帝南逃至此的兵将，因南明王朝原在南京定都，所以不管他们后来跑到哪里、祖籍何乡，几百年后统统对外说“祖上来自南京府”。

　　果敢公安局的杨忠校举例说：“比如罗星汉的第10代祖先，就是永历帝身边的偏将。本地几大姓如原来的土司王杨姓一支、果敢政府主席彭家声一支，祖上都是跟随永历帝南逃至此定居的。”

　　果敢大庙的守庙老人告诉记者：“其实果敢人就起源于昆明的逼死坡。我们以前的老辈人，到了昆明时，都要去那里看看那块‘永历帝殉国处’的石碑。”

　　“永历帝事件”后，在今腊戍附近的登尼，清政府设立“木邦宣慰司”一职，命一杨姓将领为土司王（祖上南京府人）世守其地。现存果敢大庙附近的封诰碑记载了此事。从此清政府对缅北属地开始统而不治，果敢一带实际成为“化外之邦”。

　　1852年，英殖民者侵占缅甸，中国开始失去对这片土地的控制权。英国人发现这里的土壤气候适合罂粟生长，派人传授种植技术，并指定东印度公司垄断收购。再销往世界各地，后来在鸦片战争中吃了败仗的大清国受害最深。

　　罂粟人称“懒汉庄稼”，每年10－11月播撒在刀耕火种的坡地上，只消间苗一次就不再料理。直至来年3－4月果实成熟，就可以刮浆制膏，女人孩子都能轻松胜任。果敢人也和缅北众多民族一样开始垦荒种烟。百余年后，种贩鸦片成了当地主要经济来源……

　　到1897年，英人与清王朝（时为光绪帝在位）谈判定界，订立《中英续议缅甸条约》，勘边定界后，果敢正式被划入英属缅甸。生活在果敢地区的汉族由此改称为果敢族，汉语改称果语，汉文改称果文。                   　

　　在果敢大水塘（传统鸦片种植区），记者见到了当年用中英文写就的大清与英缅勘界碑，以及1941年由英殖民者颁布土司杨文炳次子杨振材为“印袭官”的敕封碑。英人也从中国制，确立了英缅抗日时代杨家的末代土司地位。离此碑几百米处，建有抗日将士阵亡纪念碑—抗战时果敢人与中国远征军93师配合，在果敢老街、西山区大水塘一带浴血奋战，使1000多名日寇在此毙命。

　　因为对缅甸抗日保土有功，1947年在缅甸立国的“班弄”会议，土司杨文炳作为“果敢族”的代表参加了民族加盟缅甸联邦政府的签字仪式，缅政府总算正式承认300年来不被接纳的果敢族为其境内合法少数民族。

大水塘鸦片地里残存的鸦片果。

　　　　　　　　　　　　　　　　　　　　罂粟盛开的土地

　　事实上到了上世纪20年代，果敢麻粟坝的鸦片已经在金三角一带远近闻名，以交易鸦片的“烟节”，也成了仅次于春节的重大传统节日。手持文明棍的英国绅士，带着印度奴仆，雇请“赶洋脚”的马帮每年从麻粟坝带走烟土不下上千驮。

　　据老一辈果敢人说，果敢是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开始种植鸦片的。《果敢志》记载：20世纪初期，每至春节后三四月鸦片上市时节，中国川、滇赶来的马帮和印度、泰国来的商贾，都云集果敢老街赶“烟会”，时间为10天到半个月不等。作为果敢政治经济中心地带的老街，当年尽管只是一条小街，却因这一鸦片盛会而声名远播。100余年来，整个果敢及周边地区出产的鸦片，几乎全以老街为集散地。可以说，果敢是金三角地区最早形成的、最负盛名的鸦片集贸地。果敢人也成了最会做鸦片生意的人。

　　在金三角，只要说是果敢人，旁人莫不礼让三分。这不仅因为他们是金三角地区最早的押运大烟土的保镖专业武装，还因为果敢人“一致对外”的强悍武勇与团结。百来年，果敢人靠经营闻名滇缅的大烟集市和贩运鸦片为生。

　　早先的果敢人只是靠充当大烟贩子的押运保镖获取报酬，抗战胜利后，部分当地豪强如杨家土司、金三角地区第一个世界级大毒枭罗星汉等，开始自己涉毒，并武装贩运鸦片牟取暴利。

　　基于专业贩毒的传统，果敢因此产生了不少代表性人物、国际通缉的大毒枭。“鸦片将军”罗星汉就是使金三角毒名扬天下的果敢标志性人物，其祖上是亡国的南明永历帝身边的一个副将，传到罗星汉这一辈刚好是第10代；前些年中国抓获的泛金三角地区新一代大毒枭谭晓林，原来就是盘踞在果敢，后以果敢地区的勐固为基地活动。

　　果敢南面100余里是另一个著名的大毒枭坤沙的老巢莱莫山，果敢与莱莫山之间历来有鸦片贸易往来和民间友好交往的历史。果敢公安局警员刘三透露说：“果敢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人都以罗星汉、坤沙是果敢培养出来的大人物而感到自豪！”

　　果敢如何培养出了金三角两代毒王？

　　上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残军93师败逃果敢，在此地开办了“果敢军事学校”。时年14岁的罗星汉和时年15岁、后来的“果敢王”彭家声（缅共创军元老、果敢政府主席）成为该军校首批22名毕业学员之一，罗星汉是其中最小的一个。毕业后他们均被授予“少尉”军衔。

　　比罗星汉、彭家声年纪稍小的莱莫山土司的儿子坤沙，20岁时也到果敢入读这所“果敢军事学校”。老人们说，该校当年的教官是蒋残军系中的老黄埔生，罗星汉、彭家声、坤沙在此学到了黄埔军校系统军事战术，以及中国远征军丛林作战等军事技术。

　　“这对以后三人成年后的创业，起了决定性作用。现在连果敢当地知道罗、彭曾是同窗的人，都已经很少很少了。”果敢公安局干事何峰说。知道两代毒王罗星汉、坤沙竟然也师出同门的人，当然就更少之又少了。

大烟花原本是最美丽的花卉。

　　　　　　　　　　　　　　　　　　果敢的“小三国”纠葛

　　当地人称果敢有个“小三国”。即果敢在二战结束后初步形成了三大势力主导局面：杨家土司的地方民族武装、受缅政府扶持的罗星汉“自卫队”武装，以及彭家声领导的缅共民族武装。因果敢是金三角地区最早最专业的鸦片贩运地区，果敢政要历来涉毒贩毒，20世纪80年代初，彭也曾被国际社会宣布为金三角毒枭之一。

　　1989年3月11日，彭家声成立“果敢同盟军”，实行果敢民族自治，实行民族和解，提出了禁毒口号。从此缅甸境内的16支民族武装中，有15支放下了武器与政府讲和。“果敢之父”彭家声一时成了缅甸的“民族英雄”。

　　1992年11月，因推行禁毒，彭家声与掌握兵权、大肆贩毒的副司令杨茂良发生内讧，双方兵戎相见。杨转而向强邻佤邦求助。因果敢历来与南部莱莫山的历史渊源，彭家声与坤沙的关系较为密切，而缅政府军那时正联合佤邦军和坤沙交战，佤邦于是“助杨倒彭”，派出1500人的佤联军支援杨氏兄弟。1993年5月，彭家声被迫退出了果敢地区。杨茂良开始主政果敢。

　　云南省公安厅禁毒官员说，在杨茂良主政期间，果敢地区的毒品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杨氏兄弟本身就是大毒枭，大毒枭主政果敢，更主要的是他们把毒品出口的主通道，指向了中国境内，一度给中国云南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中国公安部当时把杨氏兄弟列为对中国危害最大的大毒枭。

　　1994年，杨茂贤在潜入中国临沧地区贩毒时被抓获，同年由临沧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其死刑。杨氏兄弟先是宣称要给中国政府出多少多少钱，想赎回杨茂贤的命，中国方面不为所动。杨氏兄弟于是叫嚣要武力报复，杨茂贤的儿子还猖狂地把一尊钢炮架到了相邻的中国南伞口岸海关前，以示威胁。中国方面迅速调集部队，严查封关，这使得果敢的主要经济来源断了（无论是日常消费还是商贸都是靠中国），一下导致果敢民心倒向。

　　1995年11月12日，彭家声与其女婿“果敢东部同盟军”司令林明贤，联合缅政府军数营兵力，入驻果敢。杨氏兄弟被迫从此逃离果敢地区。“果敢王”彭家声重新控制了果敢。而缅政府军则趁机控制了老街至清水河42公里几乎所有的军事制高点。

　　1995年12月20日，缅政府、彭家声、果敢三方成立了“果敢临时政府”。

　　为了调查大烟种植的原生态，2002年4月20日，记者去到果敢西山区大水塘。副区长李树林和派出所所长赵小德带记者到附近山头，看3月底4月初收割了的罂粟地。地里是一片片已经枯干了的罂粟，偶尔还能看见有晚熟的罂粟青果生长。地里堆着一地已经收割过的鸦片果。

　　当时缅政府军和同盟军一直在做铲除种植罂粟的工作。政府人员在大水塘砍掉了种植面积在2000拽左右的罂粟（当地人没有亩的概念，以产鸦片量缅斤“拽”来计数产地面积。“一拽”是指一缅斤，合3.3市斤）。旧历的八九月间，正是往常种植毒品的时候，缅政府提供了豌豆、麦子种子，改种了1000多拽麦子、蚕豆。但山民还是习惯性种了很多罂粟，政府人力有限，也难以监管到那么偏远的地方。

　　一般只要有四五个劳力的家庭，很容易就可以种上七八亩罂粟，每亩大约可产一拽鸦片。一般四五拽可以生产出一件货（750克）的海洛因。大水塘地区烟农零零星星收了1000多拽鸦片。在没有禁种前，这一地区每年可以产4000多拽鸦片膏。

　　收购者往往在每年下种罂粟的时候就来了，他们赊账给烟农，到收购时再扣除。收购价钱不好时，每拽才卖1600－1700元人民币。年成好时，一拽就可以卖到5000－6000元。年年发财的都是收购者与制造海洛因者，烟农贫穷依旧。

缅兵在砍除成熟的鸦片果。

　　　　　　　　　　　　　　　　　　　留着余香的罂粟地

　　果敢特区政府承诺在2003年全境成为无毒区，2000年就对烟农下达了禁种令，2001年允许限量种植最后一季罂粟。从2002年起，再不许任何人种植罂粟。

　　记者指着一地晒着的罂粟种子，问：“晒这些种子做什么用？”烟农笑了，说：“那些是晒干了用来磨粉熬芙蓉汤喝的，成熟的罂粟种子完全无毒，鸦片子的含油量超过50％，还可以榨油。真正用来播种的种子是不能晒的。”

　　烟农告诉记者：“一般是每年农历的八月份播种罂粟，一个来月苗就长成绿油油的了。到开花前上坡除一两次草，基本不用再经管。春节过后几十天，就到了鸦片果收获的时候了。”

　　果敢在中国开展的跨境替代种植帮助下，铲除毒品经济，与世界主流文明接轨，重新融入现代社会。记者所著《解毒金三角》一书提到“据云南植物学家多年研究，因生物间奇妙的作用，凡种植过罂粟的土地，改种大叶种普洱茶后，茶叶别具一种香气。”这段话被果敢当地的美乐茶庄拿来当作商标贴注，向中国推销他们在鸦片地里进行的替代种植产品茶叶。

　　烟农反映：替代种植如茶叶的价钱，都远远低于鸦片的收入。果敢坝子上搞的替代种植品是橡胶和甘蔗，因为这几年中国那边糖价下挫，南伞糖厂也不怎么来收购了，茶叶也卖不出去，因此本烟农对替代种植热情不高。

　　是年4月初，中国派出20多人配合缅甸禁毒人员在果敢查抄毒品，当地烟农说，这一行动后“没人敢

公开摆卖了，烟价跌到了金三角罕见的低价。”果敢公安局官员承认“禁烟使得毒源地百姓生活水平下降”，但他们说：“禁烟是无条件的。”

                                     作者  赵世龙 2009-07-23　时代周报第36期

                               http://www.time-weekly.com/2009/0722/wNMDAwMDAwMjEwNQ.html

　　很少人知道“铁路坝”这个地名和一条铁路的渊源。
　　眼前这个占地5.52万平方米的夷陵广场所在地，过去叫“铁路坝”。尽管这里现在被繁华的商业中心环绕，早已不见一毫米钢轨，但100年前它却是川汉铁路建设指挥中心，川汉铁路宜万段东端起点—宜昌车站。
　　铁路坝见证了川渝鄂人民修筑川汉铁路的百年梦想，明年4月这个梦想将圆—宜万铁路全线通车。但让简兴安气馁的是，川汉铁路的百年故事正在被人们遗忘。
　　7月9日早上，站在宜昌市夷陵广场边上，60岁的简兴安感到有些气馁。
　　他刚用近1个小时完成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却让这位宜昌市资深文史专家大跌眼镜：广场上晨练的市民很少有人知道“铁路坝”这个地名和一条老铁路的渊源。
　　老简1987年起就多次踏访川汉铁路遗址，对这条著名铁路的历史了如指掌。多年来，他乐此不疲的事情，就是陪人眺望川汉铁路已然远去的背影。
　　7月8日，时代周报记者在简文兴的带领下，沿原川汉铁路遗址线路，从铁路坝、小溪塔、黄金卡、晓峰、张家口一路看去，并翻阅发黄的历史资料，力图揭开百年川汉铁路的神秘面纱。

宜昌市夷陵区晓峰乡泰山庙村的百年川汉铁路桥墩。

　　　　　　　　　　　　　　　　　　百年前的出川梦
　　1903年7月，一份奏折匆匆从四川送往北京，摆在了光绪皇帝的案头。这份奏折由四川总督锡良拟就。
此前一个月，锡良由直隶正定府去四川赴任，行抵宜昌后舍舟而陆，对入川路途的险恶感触极深。在奏折里，锡良奏请朝廷批准川人自筹资金修建川汉铁路。
　　甲午战争之后，大兴铁路渐成热潮，清政府将修建铁路提高到国家自强的高度。火车挟着浓烟在中国的一些省轰鸣，而川内及出川尚无一条铁路。
　　事实上，川人世代渴望天堑变通途。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东有夔巫三峡，西有青藏高原，北有秦岭逶迤，南有乌蒙磅礴，数千年来，川人一直被这些崇山峻岭所困。“云开巫峡千峰出，路转巴江一字流”，自古东出巴蜀，只能通过水路。但经三峡出川，即使坐船从成都到重庆，也需一个多星期。
　　湖北利川古隶巴国，清雍正十三年（1735）改土归流前属四川管辖，据说其名典出《易经》的“利涉大川”，因它历为进出川要塞，利于往川、出川，取旅人贞吉而命名。这同时也是川人梦想改善出口交通的一种美好寄名。
　　锡良的奏请得到朝野一致赞赏。
　　是时，列强利用各种手段，或直接修筑和经营，或假借中外合办之名，或通过贷款，几乎控制了中国铁路的筑路权。中国民众包括官僚、绅士纷纷要求收回路权，商办铁路。
　　光绪皇帝欣然批准川人自筹资金修建铁路。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各省官商只要经过政府批准，都可以修筑铁路。商办铁路自此成为一条国策。
　　次年年初，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设立。其预定路线自成都，经重庆、宜昌，达汉口，全长3000公里。修建川汉铁路所需大量资金，主要用“田亩加赋”的办法来筹集，全川7000万人无论贫富贵贱，人人都成了川汉铁路的“原始股民”。
　　川汉铁路共集资1670余万两白银，是当时各商办铁路中最大一笔路款。“这并不是因为当时川人最有钱，而是他们盼望铁路的心情最为殷切。”文史专家简文兴说。
　　但川汉铁路的筹建并不顺利，一开始就受阻。190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以越权修路为由，不准川人在湖北修铁路。第二年农历正月川鄂谈判达成协议：“宜昌至四川由四川修建，铁路建成25年后，湖北境内由湖北省倍价收回。”
　　川鄂两省同时拟定：宜昌至成都分三段（宜昌－万县、万县－重庆、重庆－成都）修筑，并确定先修长江三峡水道旁的宜（昌）夔（府）段（在长江北岸）。但对从东向西还是由西向东修建，双方因各自利益而争执不下。
　　1908年11月，主持修建京张铁路的詹天佑受命担任川汉铁路宜万段总工程师。翌年，詹天佑到宜昌勘定线路，方决定选走东路先修宜昌至秭归一段。该段自宜昌沿长江北岸经小溪塔、雾渡河、大峡口、香溪而至秭归，全长160公里，沿线山峦起伏、崇山峻岭，施工异常艰辛，修好它就等于打通了川汉铁路的最大“瓶颈”。
　　　　　　　　　　　　　　　　　　　短暂修路史
　　1909年12月10日，川汉铁路开工典礼在宜昌隆重举行，詹天佑从粤汉、京张等铁路线调集6000多员工，会聚宜昌。中外来宾接踵来观，惊为奇事。
　　宜归段分设10个工程段，计划5年竣工，詹天佑以修建京张铁路“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风骨组织施工。全段铁路筑路工人最多时超过4万人，气势恢弘，一派喧嚣繁忙：没有开挖机，工人就用锄头挖；没有钻山机械，就用钢钎和铁锤打炮眼；没有炸药，就土法炼制。
　　川汉铁路建设指挥中心设在了宜昌城城郊“一片宽敞地”。在这块后来称作“铁路坝”的空地上，詹天佑搭起简易工棚和仓库。他就在工棚里办公，指挥铁路施工。修铁路所需要枕木、炸药、工具、水泥等也堆放于此—这里是川汉铁路宜万段东端起点宜昌火车站。
　　“铁路坝”这个地名至今在宜昌仍然保留，但它除了作为公交线路站名外，早已失去了具体含义。7月9日早上，时代周报记者找到了这个地方，如今它已改称“夷陵广场”，是一个1997年修成的休闲广场，被誉为这座城市最大的“客厅”。
　　这里已看不见一毫米钢轨，作为川汉铁路遗址的任何痕迹已荡然无存。简文兴有些惆怅地说，他曾建议政府在这个广场塑立詹天佑雕像，并介绍川汉铁路历史及铁路坝由来，但至今未被采纳。
　　回溯到99年前的1910年6月，宜归段铁路路基已铺设至现在的夷陵区上风垭，全长20多公里。7月13日，铁路坝至小溪塔段开始铺轨，长7.5公里，采用的是标准轨距，詹天佑打下了第一颗道钉，当年12月行车，有三辆工程列车往来运料。
　　随后，宜昌、小溪塔、黄花、张家口等火车站也先后落成；至大峡口沿线路基、桥墩基本建成。重点工程上风垭隧道，也很快修通并通行料车—这让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总经理李稷勋欣喜不已，激情挥毫为这个隧道题字“上风垭山洞”。
　　7月8日，时代周报记者踏访了川汉铁路遗址。从铁路坝到张家口一线，除了几处铁路桥墩、桥梁、涵洞等遗址尚存，保存最完好的是上风垭隧洞，其他的都被岁月湮没。“10多年前，川汉铁路宜归段大部分路基还能看得到，”简文兴指着脚下的宜（昌）秭(归)公路说，它基本沿用了川汉铁路的路基。 
　　就在川汉铁路紧张施工之时，一个坏消息传来了，这条铁路竟在修建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夭折。
　　　　　　　　　　　　　　　　　保路运动的连锁反应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将干线铁路修筑权收归国有，取消商办。川汉、粤汉等铁路属于干线范围，在收归之列。
　　清廷的这个决定，来自其对全国商办铁路的调查。调查发现其中弊端丛生，由于技术、管理人才和监督机制的缺乏，商办铁路效率低下，建设进展不乐观，集资款大量被挪用、贪污。
　　但铁路收归国有并非由清政府兴办，而是拟借洋债请洋人修建，这与此前各省筹设铁路公司的初衷大相径庭，首先遭到各省强烈反对，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出现请愿、游行等保路抗争活动。
　　四川保路风潮尤甚。清廷对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后的资金补偿极不合理，仅换回实际用于铁路建设的股款。对于因经营不善所造成的亏损，以及被川汉铁路公司驻上海经理施典章挪用到上海钱庄去投机而全部亏空的300万两白银，政府认为没有必要对此负责。
　　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指出，政府没有权力动用国库的钱，来填补四川商办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机损失。这种做法在四川激起了普遍的不满，川人都是股民，大家感到切身利益受到了损害，认为政府此举“不但夺路，而且谋财”。
　　1911年6月17日，川汉铁路总公司发起动员大会，成立“保路同志会”，要求拒债废约保路，会上人人情绪高昂，“到会一千余人，一时哭声震天。”
　　1911年8月24日，川汉铁路总公司召开全体股东大会，提出全蜀股东不纳税的主张。四川总督赵尔丰闻讯后，派人逮捕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负责人，枪杀请愿群众，导致数十人死亡，酿就“成都血案”，并引发四川全省武装暴动，保路运动走向高潮。
　　清政府看到保路运动势如破竹，便调集大量武昌驻军入川镇压，从而造成武昌防守空虚。鄂军与蜀民东西呼应，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辛亥革命一举推翻千年帝制。史学界也有人称“一条路搞倒了一个王朝”。
　　辛亥革命爆发后，宜昌革命志士联络各界人士并依靠路工率先响应，川汉铁路全线停工。1913年6月，民国交通部派员接收川汉铁路工程，撤销川汉铁路驻宜公司，所铺铁轨和枕木，拆运至汉口，用于粤汉铁路。
　　1914年，詹天佑为落实孙中山《实业计划》中修建川汉铁路的设想，重新对川汉铁路进行勘测，选取了新线路。但后因军阀混战，筹款困难，直到詹天佑1919年逝世，这条铁路仍无踪影。
　　深感军阀连年混战，川汉铁路复工无望，原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总经理李稷勋，用痛惜遗憾的泪水写下《四川商办川汉铁路宜昌工场志痛碑文》，刻石立碑于宜昌东山巅，名为“血泪碑”，详述川汉铁路修建的起因、勘探、修筑及停工经过，以示悲痛。1919年，李稷勋去世后葬于志痛碑旁，这里可俯视川汉铁路宜昌车站旧址—铁路坝。
　　　　　　　　　　　　　　　　　　百年梦想即成现实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铁路在百废待兴中艰难起步。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曾计划修筑川汉铁路。
　　1964年9月3日，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向中央呈递《川汉铁路选线报告》，请示修建川汉铁路问题。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完成的“川汉铁路察勘报告”，提出川汉铁路取道长江北岸、清江、桑植、澧水、沅水五大方案。
　　但中央认为投资太大，国力不逮，且在技术上难以攻克利川齐岳山长达10 公里的隧道难关，以及“文革”的到来，川汉铁路建设又一次被搁置，改修襄渝线。
　　上世纪90年代，宜万铁路建设再次被提出。1995年3月，恩施州的全国人大代表向兴平在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当面向江泽民汇报请示修建宜万铁路。但铁道部认为宜万铁路所经地区地质复杂，工程艰巨，投资浩大，尚难列入国家“九五”计划组织实施。
　　“这趟火车，我怕是坐不成了，但恩施人民能坐上，我的儿女能坐上，我在九泉之下就心满意足了。”1997年在恩施人民写给党中央、国务院恳请修建宜万铁路的信上，重病在床的恩施退休干部任寿千，颤抖着写下了这些话。
　　2001年，人们终于迎来了宜万铁路进展的好消息：当年9月，“万枝（宜昌）东端接轨及越江方案论证会”在宜昌召开，会上确定东端接轨宜昌花艳站，标志着宜万铁路项目正式确定；当年底，国家计委和铁道部把宜万铁路纳入“十五”计划，对项目前期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
　　2002年6月19日，国务院总理办公会研究同意宜万铁路立项。同年7月4日，国家计委正式下文批准宜万铁路项目立项。
　　2003年11月12日，国务院总理办公会通过宜万铁路可研报告。12月1日，宜万铁路奠基仪式在恩施举行，拉开了这条铁路建设的序幕。
　　“为了开工典礼如期举行，我三天三夜没睡觉！”铁道部宜万铁路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朱鹏飞动情地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那天他看到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也被山里人冲决一切实现梦想的渴望打动。
　　经过5万建设者6年艰苦奋战，宜万铁路已进入收官阶段。一个延续百年的梦想，正在变为美丽的现实。

　　当年的桥墩

　　链接：宜万铁路－“桥隧博物馆”之最
　　● 宜昌长江特大桥是预应力混凝土连续刚构与钢管混凝土组合桥式结构，其810米的组合跨度将在同类型铁路桥中位居世界第一。
　　● 万州长江大桥是钢桁拱式，其360米的跨度将在世界上同类型铁路桥中创造纪录。
　　● 野三河大桥按地形设计为独立的非对称坡拱桥，由中承式拱桥和下承式拱桥两部分组成，世界上无论铁路桥还是公路桥都无类似桥型。
　　● 马水河大桥的“T”形刚构跨度为“116米+116米”，为世界上同类型铁路桥之最。
　　● 落步溪大桥为178米上承式钢管混凝土劲性骨架拱桥，是国内同类结构最大跨度。
　　● 狮子河、双流大桥和驷步河大桥的主跨度均在108米，也在单线铁路桥连续梁类桥型中创下世界纪录。
　　● 宜万铁路隧道长度占线路比例为58%，这一密度目前在世界上最高。
　　● 宜万铁路全线共有8个车站建在隧道中，数量之多为世界铁路史之最。


　　　　　　　　　　　　　宜万铁路选线揭秘：为何没有沿江走？

　　宜万铁路现有线路的修建条件十分艰巨，当时还有没有更好的线路可选取？7月7日，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67岁的铁路设计专家陈世彬对时代周报记者揭秘称，从设计伊始，他们就为规避喀斯特地质的风险，在选线上费尽了心机。
　　一般而言，设计铁路都是“线路选线”，在方案比选时应该综合考虑经济、国防、环保、效益等因素。陈世彬说，唯有宜万铁路是“地质选线”，比选线路方案时对地质因素考虑得最多。
　　宜万铁路位于鄂西、渝东山区，处于长江中下游东西向、新华夏系和淮阳山字形反射弧三个一级地质构造的交会点，形成了山高壁陡、河谷深切的地貌，岩溶、顺层、滑坡、断层破碎带和崩塌等主要不良地质现象分布广泛，占整个线路的７０％以上。
　　宜万铁路线路究竟怎么个走向？当时共推出了三大方案供比选：一种是沿清江，自宜昌，经恩施、利川至万州；一种是沿长江方案，自宜昌，经秭归、奉节到万州；另一方案就是现在的修建方案—“越岭线路”，选取穿越长江和清江之间的武陵山区，一路穿山越岭，自宜昌，经恩施、利川至万州。
　　最后选定的“越岭方案”基本上与正在修建的沪蓉西高速公路同处一个走廊。公路和铁路在选线时对地质问题的认识，是殊途同归。“公路标高高些，隧道埋深浅些，理论上说，公路可能遭遇的岩溶地质难题就少些。”但陈世彬认为，宜万铁路尽管在选线时已尽量避开暗河系统，但铁路的坡度和曲线半径要求高，相比公路选线的余地就小，绕避不了的岩溶地质难题只能面对，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些不得不解决的地质难题，就是宜万铁路工程最大的风险”。
　　尽管沿线地质条件险恶，也不能阻挡宜万铁路修建的步伐。“无论是从沪汉蓉客运快速通道的建设，从全国铁路网的完善，从出入四川盆地的沿江大通道的打造，从发展湖北恩施州的经济，还是从实现人民百年夙愿的角度考虑，宜万铁路都必须上马。”陈世彬说。
　　事实上，宜万铁路沉浮的百年间，由于技术和国力有限，人们对其线路走向都选择沿长江、清江而筑。对此，陈世彬作过专门的梳理。
　　詹天佑1909年修建川汉铁路时，因为当时的技术尚不能架桥跨越长江，宜万铁路段线路走向为宜昌—秭归—奉节—万县—重庆，沿长江北岸而行。
　　1914年，詹天佑为落实孙中山《实业计划》中修建川汉铁路的设想，重新对川汉铁路进行勘测，这次选取了新线路：绕过利川境内的长约10.5公里的齐岳山隧道，沿清江入川，从宜昌、恩施、利川、石柱、涪陵至重庆。
　　1947年，国民政府勘测这条铁路时，提出的方案为，沿清江自宜都经恩施、利川、涪陵至重庆。
　　1965年8月，铁四院完成的《川汉铁路察勘报告》，将线路走向归纳为长江北岸、清江、桑植、澧水、沅水五大方案。其中宜万铁路段仍只有长江北岸、清江两种走法。毛泽东曾多次听取关于川汉铁路的汇报，当时由于个别路段的建设难度太大，尤其是齐岳山隧道为当时的工程技术所不能及，修建计划搁浅。
　　1993年，铁道部经济规划研究院、铁四院编制《西南东通路研究报告》，将川汉铁路作为进出川渝东通道的主要方案，走向为：成都—达县—万县—恩施—枝城—荆门—武汉。
　　1999年，铁道部召开“枝万线方案研讨会”，为减少过长江，将川汉铁路走向定为自枝城到恩施至万县，不过宜昌。宜昌市认为对城市经济发展不利，于是多方奔走、到铁道部申请改线，川汉铁路一定过宜昌。
　　2002年6月，国务院总理办公会研究同意宜万铁路立项，2003年敲定弃枝城走宜昌方案。当年12月1日，宜万铁路正式动工修建。“我们的技术和国力已能让川渝鄂人民的百年梦想实现了。”陈世彬说。

　　　　　　　　　　　　　　　“世界硒都”借势突围

　　6月30日一大早，70岁的野三关镇柳山村村民柳河凯，就从家里匆匆赶到了巴东火车站，为的是看一眼火车。
　　上午10时，一辆东风9490号火车头拉着长长的汽笛声，稳稳地停在了巴东火车站新铺就的铁轨上，宜万铁路铺轨正式进入恩施州境内。站在身披红花的火车头边，柳河凯反复打量、触摸，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真正的火车，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过。
　　在恩施州官方看来，宜万铁路铺轨进入境内，标志着恩施各族人民的百年梦想即将成为现实。为此，他们专门在这个火车站隆重举行了“火车进恩施”庆典仪式。
　　仪式上，当地群众身着少数民族服饰，敲锣打鼓，抬着肥猪，提着白酒、鸡蛋等土特产品慰问铁路工人；湖北省民族歌舞团也受恩施州官方邀请前来为铁路工人献艺。
　　事实上，恩施州官方、民间都对宜万铁路的修建寄予了厚望。
　　“因为在恩施2.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曾有一寸铁路，所以我们把能够修铁路，当作一个梦想；因为我们的祖祖辈辈在大山里不曾听见过一声火车汽笛的长鸣，所以我们把能够通火车，也当作一个梦想。”恩施州铁路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周昌发表示，对恩施州来说，铁路是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结”。
　　几年来，恩施州官方一直把宜万铁路项目当作招商引资的第一大工程抓。宜万铁路的修建被认为是恩施的突围之举。
　　位于鄂西山区的恩施州，矿产、水电、旅游等资源丰富。硒矿居全世界第一，享有“世界硒都”美誉；铁矿、磷矿储量居全国前列；天然气占湖北全省的95%……
　　但为什么守着聚宝盘，过的却是穷日子？是连绵的大山阻碍了资本的流入，是连绵的大山屏蔽了人们的视野，是连绵的大山阻滞了山里人追逐幸福梦想的脚步。
　　“冬季恩施州大雪封路，交通经常处于瘫痪状态。”周昌发坦承，由于没有通向山外的“通衢大道”，恩施发展长期受交通瓶颈制约，徘徊在中部和西部的边缘。
　　恩施距离省会武汉只有400多公里，因为交通原因，恩施州行政成本、商务成本全省最高。州里派一个人到省城开一天会或者汇报一个小时工作，来回就要三四天，如果坐飞机，得花几千元，自己带车也要超过1000元。
　　恩施盛产的柑橘和高山反季节蔬菜，运出大山每公斤价格就要比宜昌等地同样产品贵出1元多。恩施煤炭丰富，生产成本并不高，但要通过汽车辗转运到武汉，光运费就比山西煤炭贵。恩施的铁矿资源，因没有铁路支撑，只能长期“待字闺中”。大宗农副产品也受制于交通，基本出不了山，资源优势无法体现。
　　恩施州招商局曾广为传播了一个招商的故事：2003年，他们好不容易将浙江一客商说动了心，对方拟投资5000万元开发恩施州城房地产。那名客商兴致勃勃地开着奔驰车从浙江赶来考察，但刚到野三关，车就被颠坏了，不但考察未成，他还得请人将车拖到武汉修理。扫兴之余，他对恩施州招商局的人说：“你们什么时候把路修好了再说吧。”
　　宜万铁路的建设，将从根本上突破恩施州“交通瓶颈”的制约。
　　宜万铁路将在恩施州内设立车站20个，将成为新的人流、物流集散地。而铁路的效应已在显现。
　　针对宜万铁路的即将开通，恩施州官方已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发展规划，将打造特色农产品、清洁能源、矿产工业、健康旅游等几大产业基地。一个崛起之梦正在人们的心中越来越清晰。


小溪塔站黄金卡村百年川汉铁路涵洞。
　　　　　　　http://www.time-weekly.com/时代周报第３５期重头报道　　记者邓全伦发自恩施 宜昌

　　“宜万铁路集西南山区铁路之大成，建设条件之艰、难、险，是目前我国山区铁路建设历史之最，乃至世界山区铁路建设史上少见。”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专家陈世彬如是说。

　　川汉铁路的修建动议，早在1903年就提出，但直到2003年整整100年后，宜万铁路才真正动工。

　　历经百年沉浮，川汉铁路走过了一条怎样的曲折历程？

　　现今选定的施工线路是如何选定的？

　　7月13日上午，一场动员大会在齐岳山隧道施工现场举行。面对着1036名整齐列队的施工人员，中铁十二局集团公司董事长史道泉满脸严肃。他声如洪钟，向工人们发出决战总攻令：齐岳山隧道在12月12日前必须贯通！

　　“齐岳山通，则宜万铁路通。”自2003年12月1日开工至今，5万建设者历经6载风霜雨雪，目前宜万铁路终于迎来“收官之战”：全线路基仅剩下齐岳山隧道198米没有贯通，铺轨已进入湖北恩施州境内。　　　　铁道部宜万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杨建龙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宜万铁路这条目前世界上已建和在建铁路中难度最大的山区铁路，预计明年4月全线通车。

　　　　　　　　　　　　　　　　　　决战川东万里长城　　

　　在中铁十二局齐岳山（又被称作川东万里长城）隧道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席继红的记忆中，集团董事长亲临施工现场向一线工人作动员，并不多见，“中铁十二局的确遇到了最难啃的硬骨头”。

　　“齐岳山外表青葱秀美，但在其中进行隧道施工却凶险密布。”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67岁的铁路设计专家陈世彬称，这是我国铁路建设史上迄今为止施工条件最为艰难的隧道。

　　齐岳山隧道全长10528米，施工条件极其险恶，要穿越15条断层，3条暗河隧道，已被列为世界性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多次组团到现场“会诊”施工技术方案。

　　2004年2月开工以来，已发现溶腔150个，先后突泥突水38次。为了排水，隧道内专门设置了4级泵站，水泵100多台，排水管总长25公里，长年累月不断抽排岩溶水。齐岳山隧道开工以来共抽水6300万立方米，等于抽空了一座巨型水库。

　　“齐岳山隧道施工关键在治水。”陈世彬说，目前施工遇到了高压富水破碎带，一挖就破，山体里面的水就像箭一样喷射出来，“大水的压力相当200多米高的水头”。

　　针对高压富水破碎带，中铁十二局制定了详细的施工方案。席继红说，如果施工一旦遭遇大突水，已掘好的隧道转眼就会被泥石流淤塞，清理常常延续几个月。这样的教训此前已深刻领教。据席继红统计，齐岳山隧道曾5次被突水淹没，最严重的一次淹了1374米，整整抽了2个月水，然而抽到只剩下200米时又遭遇突水，前功尽弃。

　　目前，齐岳山隧道是宜万铁路8座一级高风险隧道中唯一没有贯通的，成为铁路全线“卡脖子工程”，正洞还有198米，平行导坑176米没有贯通。席继红向时代周报记者坦言，紧张的工期、巨大的安全风险让整个施工不能有半点差池，因此每一个人都感到压力巨大。　　　　　　　　　　　　　　　　　　　　　　　　　　　　　　最难修的铁路　　

　　齐岳山隧道只是宜万铁路施工艰难的一个缩影。

　　宜万铁路全长377公里，起于湖北宜昌，经恩施，过利川，止于重庆万州，其间两跨长江，又经过清江和无数大小河流，成为连接川汉铁路最后的一段。也是实现百年出川梦想最难的一段。

　　川汉铁路的修建动议，早在1903年就提出，但直到2003年的整整100年后，宜万铁路才真正动工。此前未能建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地质条件复杂，建设难度太大。

　　宜万铁路段，自东向西一路穿山越岭，贯穿武陵山区腹地，沿途千山万壑，层峦叠嶂，一直被视为筑路的禁区。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岩溶地质发育强烈，青山绿水下密布溶洞、暗河，地质断层连绵不绝。　　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专家陈世彬，2002年起就负责宜万铁路的线路设计。在他看来，宜万铁路建设的地质条件之复杂，集“西南山区铁路之大成”，建设条件之艰、难、险，是目前我国山区铁路建设历史之最，乃至世界山区铁路建设史上少见。

　　“在这样的地质条件下修建，难度超过了南昆、内昆、成昆、宝成和宝兰等铁路线。”陈世彬说，宜万铁路是迄今为止我国最难修的一条铁路。

　　宜万铁路是逢山凿隧、遇水架桥。时代周报记者沿途所见桥梁隧道密布，一座连着一座。全线桥隧总长288公里，占线路总长的74%，是目前中国桥隧比例最高的铁路，被誉为“中国桥隧博物馆”。

　　但宜万铁路修建速度之慢仍超出了陈世彬这位从事铁路设计已达49年的老专家的想象。与全长2600多公里、只用3年就完成施工的京九铁路相比，宜万铁路总长不到其六分之一，修建时间却长达6年之久，无疑将创造中国铁路史上修建最慢的纪录。

　　“宜万铁路修建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岩溶隧道，全线岩溶隧道占到了74%。”陈世彬说，该铁路的岩溶发育、突水突泥的风险程度和规模，为国内外罕见，施工难度极大，尤其是复杂的岩溶隧道工程所遇到的问题属世界难题。

　　宜万铁路沿线岩溶遍布，而且在岩溶谷底，还存在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漏斗和落水洞，而落水洞又与神秘的暗河相通。在修建宜万铁路的工程技术人员眼里，川东鄂西的每一座大山都是“百孔千疮”。

　　那些隐伏在隧道周边、内有高压岩溶水和泥石的大型溶洞，如幽灵般存在，时刻威胁着隧道施工。齐岳山隧道的岩溶水压力太高，一旦释放出来，可以轻松地从地面喷射到350米的高处，加之断层岩质破碎，施工极易发生突水突泥，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施工过程一直如履薄冰，进展缓慢。

　　中铁十二局齐岳山隧道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席继红对时代周报记者总结说，宜万铁路的建设存在“四难一高”：不良地质预测难，突水突泥排险难，溶洞处理方案难，交通运输难，施工安全风险高。　　　　　　　　　　　　　　　　　　　设计时速：从100公里到170公里

　　宜万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铁路网主骨架之一，是沪汉蓉快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年开通后，从交通概念上代表着西部和东部将以铁路的方式直线牵手，成都到上海只需12个小时，重庆到上海10个小时。　　而现在因为要绕道安康或西安，成都开往上海之间的快车运行时间大都在40个小时左右，重庆到上海的列车则需绕怀化向东，行车时间也需近30个小时。

　　但在陈世彬看来，宜万铁路存在先天不足。宜万铁路开通后，上海到重庆的铁路，其他所有路段的时速都是在200公里（预留250公里），就只有宜万铁路时速为175公里，会形成整条沪渝铁路的“瓶颈”。　　　　“宜万铁路已由单线改为复线，时速要再在175公里的基础上提高，只能等以后再修轨道了。”陈世彬透露，因为宜万铁路的建设周期太长，最先设计的宜万铁路时速标准很低，只有100公里，后来才不断调整为120公里、160公里，最近铁道部将其提高到175公里。

　　“在宜万铁路建设中，技术标准多变也是造成修建速度缓慢的原因之一。”陈世彬表示，速度标准的变化，相应地会引起铁路坡度、平面半径等一系列设计系数的调整，建设施工方面也须作出改变，给设计、施工带来了很大的工作量。

　　铁道部宜万铁路建设指挥部负责人透露，工程的艰巨使整条铁路的投资在原有的预算225.7亿元上有所增加，目前他们已向铁道部申请增加投资。目前宜万铁路每公里造价已超过6000万元，创下了中国铁路平均造价之最。

　　　　　　http://www.time-weekly.com/　时代周报第３５期重头报道　记者邓全伦　发自恩施　宜昌

整治昆明打瞌睡的那些小官只是铁腕书记仇和的“业余”之事，在他是宿迁书记时热衷的是拆迁和招商引资，同样的事他在昆明也在进行。但作为昆明的一把手，一个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去做：治理滇池。
    “过去的思路是很明确的，但滇池不见好转，有些不仅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在具体落实方面不见效果。”云南农业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院长张乃明说。
     解决效率问题似乎正是铁腕书记仇和所擅长的。“仇和提出的经济社会软环境建设，确实让昆明各部门的效能有明显提高。”当地一位多次接触仇和的记者说。
     即使雷厉风行，并已取得一定效果，但滇池治污，仍然面临着困局。

 疯狂的化工厂
 

“滇池和西山是我的母亲。”

漂满蓝藻的湖水，泛着腥臭的气味。面朝滇池，张正祥喃喃自语。30年来，这个信念支撑着这个60岁的农民。

早年，曾在昆明市西山区当过25年护林员的张正祥，就因为与盗林贼英勇斗争而名震当地。但如今，面对离家门口不远的滇池周围林林总总、突然起来的采矿企业，他却一筹莫展，陷入深度困惑。

曾几何时，滇池西岸探明储量达46亿吨以上的优质磷矿，引来了大量的采矿挖石者。森林繁茂的西山裸露出了脊背，大量矿石废渣随意倾倒进滇池，未经处理的废水和废气大肆排放，来来往往的大货车梗阻在乡间公路上，每日都是刺耳的开工声和采矿声。

矿产的无序开采，也使得滇池成为中国三个污染最为严重的湖泊。其他两个是太湖与巢湖。坐落在西山区海口镇白鱼村旁的黄龙山，已经不能称之为“山”了。山的主体几乎已被采石者掏空。从山下往上看，则像被齐腰砍断。位于山半腰的云南国资水泥海口有限公司的一个采石场，仍然紧张地作业着。尽管它就在滇池保护区规划红线内。

距离黄龙山2公里处，云南国资水泥海口有限公司就坐落在滇池湖畔。水泥厂为村庄围绕，旁边还有一家水泥厂—昆明西区特亚水泥有限公司。

这两个水泥厂都是当地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比如云南国资水泥海口有限公司，知情人士说，就是省里的一个高层亲自出马，引进香港瑞安公司合资扩建的。云南省环保部门一度曾令其停工一周，以检查环保指标，但停了2天，又开工了。

除了水泥厂，滇池西岸还聚集了大量的磷肥厂等化工企业。它们为当地贡献份额巨大的GDP同时，也向滇池倾泻了不少污染物。

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一席之地的云天化云南三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小区，就建在植被覆盖良好的山上。但山下仍然是村庄—粉尘弥漫的海口镇中宝村，与云天化的厂房仅仅是一路之隔。数十米开外，则是滇池的出水口—螳螂川，这条河流入金沙江（长江）。

除却那些高耸入云的烟囱中冒出的白烟不说，单是每天往来运送磷矿石的卡车遗落在地上并顺着水流进螳螂川的磷，便是水体富营养化的“元凶”之一。

除了云天化，海口镇还有一些小型磷肥厂，本来早已关闭，但一些小企业仍在偷偷开工。当地一家停产两年的复合肥厂，在2008年底，在地方政府保增长、拉动内需的大潮中偷偷复工了。

当地一位环保专家说，磷肥生产过程中会产生硫酸，而因为硫酸价格的上涨，一些企业会使用废酸来生产磷肥，但废酸中又含有铜等重金属，这些重金属在水中的危害就不仅仅是水体富营养化、蓝藻暴发那么简单了。

显然，这些化工厂的复工，成了滇池的巨大隐患。

对于如何监控这些企业的排污问题，当地环保部门很是为难。云南省环保厅污染控制处处长方雄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环保厅每年都要对这些企业进行监管：“国控企业省控企业都有排污数据，但小的企业都是所在区县管理。”

“污水处理肯定是达标的，毫无疑问，除了偶尔偷排、非正常情况我不敢保证。我们组织的督查，都是达标的，也有可能督查偶尔不达标，有这种可能。国控企业我们这边有在线监测，但有些企业没有联网，这说起来情况比较复杂。”方雄说。

不仅如此，滇池周围还有不少制药厂、冶金厂。一位曾到当地实地调研的专家告诉记者：“水泥厂化肥厂的污染都没有什么，有些制药厂万一造成污染，一滴药剂就比它们厉害多了。”

仇和式治污

滇池污染问题严重，治污措施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等待着素有铁腕书记之称的仇和。在江苏省副省长任上，仇和即分管环保，对于治理太湖他曾提出过一些新思路新做法，来到昆明市委书记任上，他把那一套也带了过来。

2008年1月3日，到昆明履新仅6天的仇和提出“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的新思路。同年3月27日，滇池流域主要入湖河道正式明确实行综合环境控制目标“河（段）长负责制”：35条入滇河道，由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主要领导各担任一条河道的“河长”，河道流经区域的党政主要领导担任河“段长”具体组织实施，对辖区水质目标和截污目标负总责，实行分段监控、分段管理、分段考核、分段问责。

“上至29位昆明市级领导，下至滇池流域12个乡镇长，都有具体的责任和相应的考核目标……把生态环境指标作为干部政绩的硬指标，坚决实行‘一票制’。”仇和在市级四套班子全体成员扩大会议上说。

据报道，仇和推行河长制速度之快让当地环保官员感到震惊。据透露，仇和下车伊始就实地勘察滇池流域的大小河流，很多时候环保部门都不知道他在微服私访。

在仇和的强力推行下，各级官员都行动起来。已经退下来的原云南省副省长牛绍尧，在仇和的治污体系中得到一个新职务：滇池主要入湖河道治污的总督导长。“他是很有资历的老领导，现在工作很扎实，很认真，因为看到了治理滇池的希望。”云南农业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院长张乃明说，每个月都有一次的“昆明滇池水流域督导联席会议”，像牛绍尧、张乃明等退休官员、专家学者、党政领导都要参加，现场办公，现场解决问题。

“仇和的规矩，除非你正在医院里动大手术，否则必须到场。”牛绍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仇和则亲自担任盘龙江河长，当地媒体报道说，仇和多次对盘龙江综合整治进行实地调研、现场办公，还3次率队全程徒步近27公里进行检查、督查进度，无论烈日还是雨天，从上游到入湖口全程巡查下来往往要花一天的时间。随后，仇和还带头在盘龙江畔种下了“河长林”。其他河道的“河长”也纷纷行动起来，徒步巡查、现场办公，利用雨季栽种“河长林”。

“政府治理滇池的力度、强度和魄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对这一届市委市政府也抱有愿景。”云南大学生命与化学学院副院长段昌群说，他期望滇池治理在一定时间内能出效果，国家也需要这样一个成功的模式。但昆明发展与保护的压力和矛盾很大，尤其是快速发展及其对滇池可以能产生的滞后效应让他感到担忧。

“大昆明”计划与滇池之重

“滇池的问题出在水体，要和昆明一系列的发展通盘考虑，而环境问题也要放到全省的经济发展中去考虑。”段昌群说，作为省会城市的昆明，承担了太多云南省发展经济的功能，而有些功能可以让省内别的城市来分担。

8年前，段昌群和他的研究小组在《滇池流域城市化进程与区域生态经济容量的变化特点》课题中即指出：“在以昆明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中，其发展速度已远远超过了滇池流域生态环境可以接受的程度。滇池流域生态系统对经济社会的支持能力已经达到极限，长期以来一直是超负荷运转。”

8年过去，昆明人口、面积规模仍在持续扩大，而一个雄心勃勃的“大昆明”计划正在实施。按照“大昆明”计划，昆明将在彻底改造滇池环境的基础上，从远离滇池建城改为围池建城。

本报在今年3月曾报道，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在新规划中，取得了环湖东路沿线4.18万亩（近30平方公里）的土地一级开发权，即将没有经过动迁和平整的土地改造为能够直接兴建房地产项目的土地，并交付给政府公开出让。

在新规划中，“环湖东路区域”是连接昆明新城与老城的中间城区。不过，本报记者看到，眼下，这块土地还只是荒地或农田，未来则将兴建公路、酒店、别墅和住宅小区等，预计可容纳数十万人口，项目总投资超过300亿元—这已不是简单的房地产开发，而是新造一座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2001年云南省、昆明市和原国家环保总局官员以及一些业内专家对滇池的联合会商结果，造成滇池水污染的原因：一是滇池地处昆明城市下游，是滇池盆地最低凹地带；二是生活污水进入滇池；三是工业废水进入滇池；四是农业源污染；五是滇池流域城镇化迅速发展；六是滇池属于半封闭性湖泊，缺乏充足的洁净水对湖泊水体进行置换；七是在自然演化过程中，湖面缩小，湖盆变浅，进入老龄化阶段，内源污染物堆积，污染严重。

昆明当地报纸称，目前，昆明仅主城片区每天就有43万吨污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滇池，各郊县区基本还未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大量的生活污水和小企业生产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滇池流域、牛栏江流域和柴石滩流域。

而云南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中的预测，更让人吃惊：2010年云南省废水排放量、化学需氧量将分别比2004年增加50.31%和31.94%，二氧化硫排放量将比2004年增加近1倍，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PM10）等污染物排放量也将有较大幅度增加，固体废物产生总量将增加26.8%。

当地环保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云南省城市污水处理能力仅为51.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9个百分点，由于管网配套性差，收费机制不完善，污水处理厂达不到设计处理能力，仍有大量的城市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江河湖库，加重了水环境污染。

在这种严峻的排污形势下，“大昆明”计划会否加重滇池的环境负累，成为一个大大的悬念。

在滇池北岸兴体路与红塔东路交会处，大连万达集团开发的“滇池卫城”小区门口，张正祥指着一条有明显开挖重新铺过管道的公路告诉记者，这是“滇池卫城”的生活污水管，管道直通滇池，但埋在湖底，且离岸边有七八十米，“这样别人就看不到污水排出来了”。

而这个小区正是“大昆明”计划中环滇的新小区之一。

记者还在现场看到，在云南民族村附近，有一条长约数公里、宽1.5米以上的沟渠，流淌着黑色、夹杂不明固体并有泡沫浮出的水流。沟渠两边种上了高约1米的灌木丛，除非站在桥上，否则从外面根本看不到这条“黑龙”。

这是云南民族村公寓的生活污水排放点，也是直排滇池。

不过，方雄有自己的说法：滇池附近污水处理厂运行得很好，民族村附近的污水道只是管网没有接进去。

“政府的想法总是认为湖是可以治理好的，卖地的钱以后可以慢慢治嘛。”当地一位从事规划的资深专家告诉本报记者。

超负荷的脆弱生态能否承载这座城市的扩张雄心？

“滇中调水”能否拯救滇池？

 为了治理滇池，云南省层面和昆明市层面已经提出了很多想法，其中一个便是“滇中调水”工程，即从虎跳峡引金沙江的水冲洗滇池，再将滇池的水引入金沙江，汇入长江。

根据当地的测算，这一工程需要3年规划，20年建成，引水总干渠478公里，耗资489亿元。

2007年9月，云南省省长秦光荣在云南企业家论坛“滇中调水”恳谈会中说，“滇中调水”工程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环境、生态和经济效益的工程，它的建设和实施，是半个世纪以来云南各族群众期盼已久的一个共同心愿。

秦光荣当时给出了详细的数据：在现有水利工程条件下，滇中地区缺水21.7亿立方米，预计2020年将缺水46亿立方米，2030年缺水更高达60亿立方米。在采取高强度节水措施并充分挖掘当地水资源后，不含环境缺水，预计2020年仍将缺水30亿立方米，2030年缺口达38亿立方米。

而在《滇中调水工程建设规划》中，整个滇中调水工程还分为四期:先期、近期、中期和远期。先期方案即2007年10月29日启动的“清水海供水工程”，概算总投资18.63亿元,引水总量为1.7亿立方米，工程分两期实施,一期工程规划到2015年，供水1.04亿立方米,工期4年。二期工程规划到2025年。

滇中调水的近期方案有三个。南盘江柴石滩引水方案,即从发源于云南曲靖的珠江干流上游引水,引水线路总长67公里;牛栏江德泽引水方案,即从云南省滇东北地区金沙江右岸较大的一级支流引水,引水线路总长137.4公里;金沙江乌东德引水,即从位于普渡河与金沙江汇合口以上约30公里的乌东德梯级水库引水,输水线路总长159.4公里。

本报记者得到的核心资料显示，根据远期计划，云南省初步设想，主要从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流域调水进行方案比选研究。

从目前对龙盘（即虎跳峡）、上江、其宗三个地点的比选情况看，云南省的倾向性选择是重点考虑其宗作为金沙江上游龙头水库的坝址。

这一消息一经公布，就引起了环保界的广泛争议。云南省内部，包括水利部门也开始出现分歧。云南省环保厅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时，国家水利部也是反对的，云南省内部也明显地分出了两派，下游的省份，尤其是重庆，抗议得很厉害。

“金沙江引水工程更在于解决滇中的缺水问题，而不仅是为治理滇池。”张乃明说，这就需要获得国家层面的支持。

    日本天皇闻常德久攻不下，极为恼怒，下令限日军第三师团两天内攻战常德，否则全体枪杀。据说，日军第三师团师团长山本三男向官兵训话时涕泗交流。后日军增至6万人，大炮400多门，对常德发起总攻。常德城一片火海，毒气烟雾弥漫，爆炸声天崩地裂。

“西南诸河上水电开发实在太疯狂，就一个词：无序。”作为一位民间科考探险家，20年前轰动全国的长江漂流的组织者，著名环保人士、环境地质专家杨勇多年来已将长江上游的几条支流走了不知多少个来回，每次都被河流上疯狂的水电开发震惊，继而愤怒。

他曾通过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向高层书面报告了长江上游水电开发的隐患。“水电集群开发，将成为中国继上世纪50－90年代森林采伐后，又一次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围剿和破坏。”杨勇说。

“密如繁星”的水电站

翁立达，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去年10月底，他曾连续考察长江上游支流岷江、大渡河、雅砻江的水电开发情况，无序、混乱的情况至今让他惊讶：“大坝一座接一座，自由奔腾的河流正在丧失活力。”

6月16日，翁立达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现在一想起那次考察，脑海就浮现一个场景：车行进在岷江干流—杂谷脑河边，山谷幽静，河水清澈，两岸层林尽染，正欣赏陶醉间，一座在建大坝猝不及防地闯过来，整条河流被其拦腰截断，大型机械隆隆作响，现场飞沙走石，地面泥浆横流……

这座在建大坝是狮子坪电站，是杂谷脑河“一库七级”梯级开发的第一级。但就是这个电站的修建，开始淹没全国最大的枫林景观区—米亚罗，这里的枫林面积超过北京香山180倍，1998年9月被列为国家级人与自然保护区。如今，枫林已经消失，大型的现代化推土机把树木一片片从河岸剥离，只剩光秃秃的河岸铸成了水泥坝。

除了狮子坪水电站，杂谷脑河梯级开发的电站还包括红叶二级、理县、危关、甘堡、薛城及古城电站，一级紧接着另一级，首尾相连。

这只是岷江水电开发的一个缩影。地质专家杨勇根据1991年至2000年的水电规划开发资料，查证岷江干流规划了18级水电梯级开发，大小支流梯级开发数量达到100级以上。

进入本世纪以来，长江支流的水电梯级开发早已大规模启动：大渡河干流规划为22级，后又增加下游的沙湾、安谷两级，共为24级；金沙江中下游12级，雅砻江干流21级，乌江干流12级，嘉陵江干流17级。据统计，这些河流上在建和规划的水电站装机容量近1.4亿千瓦，接近8个三峡工程的装机规模。

而以上河流的各级支流，水电站的规划建设更是“密如繁星”。杨勇如数家珍：金沙江流域的岗曲河、普渡河、牛栏江、横江、白水江等共有56级；乌江流域的芙蓉江10级，猫跳河有6级；嘉陵江流域的涪江干流31级，涪江上游火溪河4级，涪江上游虎牙河 3级；渠江上游巴河5级；岷江流域的马边河9级，青衣江18级，杂谷脑河1库7级，黑水河2库5级；在大渡河流域，瓦斯沟1库7级，梭磨河8级，小金川 17级，田湾河2库4级，南桠河7级，官料河7级；在雅砻江流域，九龙河6级，木里河1库6级。

“水电站太密集了，几乎让河流喘不过气来。”翁立达说，西南诸河已经成为国内几大水电集团和地方争夺水电资源的战场，岷江、雅砻江、金沙江、嘉陵江、乌江、澜沧江、红水河、大渡河等壮丽河流，正在被一座座大坝拦腰截断。

过度开发的生态隐忧

“高密度的水电开发，受到最直接影响的将是长江鱼类。”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所长杨桂山说，水电开发的最大影响，是峡谷急流生境的消失，这对众多生活在这一水域中的鱼类，特别是那些必须在流水中繁殖的鱼类将是十分严重的影响，甚至是致命的。

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的《环评报告简本》确认：“观音岩水电站库区江段在水库蓄水前主要是峡谷急流生境，它不仅是一些土著鱼类生活的环境，更是多种在急流中产卵鱼类的产卵场。蓄水后，原急流险滩将被淹没，库区变为缓流水域，很多鱼类的产卵场将消失。”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副所长陈大庆称，对长江的“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和鳙鱼）的调查发现，大量水电设施的建设，已使大坝下游的家鱼产卵期推迟了20天。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保护研究所研究员陈国阶忧心忡忡：如果长江上游水电站梯级开发按照规划图纸全部完成，包括虎嘉鱼、娃娃鱼、水獭、水口裂腹鱼，长江上游100多种鱼，将全部灭绝。

“过度的水电开发，绝不仅仅是毁灭几种鱼，还不断地挤占生态敏感区。”作为四川省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主任，陈国阶就碰到了好几起水电站修进了自然保护区的恼火事，比如青衣江的支流天全河流域，2005年才批准设立省级自然保护区，2007年其核心区里就违规建起了几个水电站。

不仅如此，地质专家范晓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西南水电大规模开发还给当地带来滑坡、泥石流，甚至地震的隐患。目前，西南诸河规划的水电站基本都在地震活跃地带上。岷江流域有龙门山地震带，大渡河流域与雅砻江流域有炉霍—康定地震带，金沙江流域有东川—嵩明地震带、马边—昭通地震带、中甸—大理地震带等。

“这些河流附近的山体本来就非常脆弱，水电站蓄水后，很多滑坡体极易复活，产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未来水电工程的维护成本将很高。”范晓说。因此，在“5.12”地震成因是否因水电开发过度触发争论不休、结论未明的情况下，叫停是本着对人民负责和出于科学的审慎的态度。

多方“跑马圈水”的症结

西南水电为何如此疯狂？翁立达指出，一直以来，长江流域由于缺乏统一协调机制和综合管理规划，担负长江流域管理职能的长江水利委员会，对各个地方和强大利益集团的“跑马圈水”却显得软弱无力。

翁立达掐着手指头向时代周报记者细数，目前能够对长江实施管理的部门包括水利部、环保部、建设部、农业部、发改委、交通部以及卫生部等十几个部委，还包括沿江的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江水利委员会只是水利部下属的副部级机构，根本无法在保护长江方面有效协调其他部委和地方的权力。”

而在具体的水电项目审批上，目前，批复工程的主体除了大型工程由国家发改委分管之外，省市的水利厅、经贸委、发改委也有权批复，甚至地市一级也有权审批，这种“政出多头”也给水电公司大开方便之门。

另一方面，国内正在使用的旧长江流域管理规划，根本无法约束水电公司的行为。

上世纪90年代，我国制定了以防洪、发电、航运为主的流域管理规划，而生态功能摆在了次要位置。

2007年，国家启动新一轮的长江流域综合管理规划的修订，计划用3年完成。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水电公司都拼命在新的长江流域管理规划出台前，按照长江水利委员会老的规划设计，疯狂上马水电站。

     水电公司按照原规划修建水电站的势头凶猛，连水利部原部长汪恕诚也感叹不已：“下手太狠了，每一米都不放过。”翁立达现在担心，在西南水电开发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即将出台的新长江流域管理规划能达到应有的约束效果吗？

    系列报道详见http://www.time-weekly.com/时代周报记者邓全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