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麻、药麻与政治麻醉

                 ——评赵德发的《针刺麻醉》

　 　                                         　        林　霆

　　2008年短篇小说创作，出现了不少描写上世纪50-70年代政治生活的作品，所涉及的时期包括农业合作化、58年“大跃进”、“文革”等。这些小说重新书写、回顾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试图对权力与性、政治与民间的关系、历史事件的荒诞性等问题进行有价值的思考。这一创作现象，体现了本年度小说创作的思想深度，并以个体的言说对历史研究进行了有效的补充。

　　如何选择切入的角度对历史进行解读，是此类小说遇到的最初、也是最大的问题。角度的选择受制于作家对历史认识的深度和准确度。一不小心，扎错了“穴位”，就会出现“隔”的感觉，或者“酱”在历史深处，难以自拔。

　　《针刺麻醉》没有出现这两个问题。它一针扎在了命脉上，一针见血，一针就麻，精确地扎到了中国人被集体麻醉的时刻。

　　小说的情节安排一波三折，又入情入理。麻醉师刘四春，作为小说的核心人物经历了运动的全过程，也经历着内心的一次次转变。他曾按照上级要求，放弃得心应手的药麻，到北京潜心学习被宣传得神乎其神的针刺麻醉。但是当他看到只在患者穴位上扎一针就开始胃大部切除手术，令痛苦的患者用指甲将前来参观的外国人的胳膊捏得青紫时，他被深深地触动了。从此，再上课时，“他都是心不在焉，听若罔闻”。

　　但当他回到县里，却无法逃避用并不成熟的针刺麻醉给病人做手术的任务。手术时，虽然有说媳妇的许诺、毛主席语录的鼓励，患者还是疼得大哭大叫，甚至从手术台上翻身下地。为了避免手术的失败，刘四春迅速为患者扎了一针事先准备好的麻醉剂。方寸大乱的形势立刻在药物中得到了控制，手术终于顺利完成。

　　然而，最富有讽刺性的一幕出现了。始终响应号召、大力推广针刺麻醉的院长拍手叫好，热烈庆祝我院首例“针麻”手术成功！在刘四春目瞪口呆的时候，院长已经去张罗报喜事宜。而最能证明“针麻”实际上是“药麻”的患者，却因为针麻手术免费的待遇，接受了“针麻”的说法。一个荒诞不经的谎言就在一连串合情合理的现实条件中被伪装成真相。

　　作家似乎不忍心让小说在这个毫无希望的结点上停止。因此设计了刘四春为逃避庆功大会，将自己麻倒的情节。这多少让人看到了这个民族不可能永远被麻痹的希望，这个民族最终获得精神清醒的可能。

　　《针刺麻醉》不仅是对现实的陈述，同时也是对历史的象征性解读，它使虚构艺术在历史的幽巷中找到了表达真实的可能。

　　　　　　　　　　　　　　　　　中国小说学会　主编

　　　　　　　　　　　　　　　　　　林霆　段守新　选评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

　　　　　　　　　　年度短篇小说精选（第三辑）内容简介：

　　说到2008年短篇小说的创作实绩，编者的判断不像许多研究者那么乐观，而是相当沮丧。在编者看来，本年度的短篇小说，如果披沙拣金，偶或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亮点”，但就其整体水准而言，则大致平平。现在越来越多的作家——不只是一些新人，也包括一些名家——争相趋鹜于炮制一种废话横行、口水四溢的畸形文体和语风，在内容上空洞无物，在情感上矫揉造作，在感觉上夸饰张致，在结构上松垮散漫，在叙述上拖沓繁冗，在语言上琐碎无聊。而这一切，却又都被当做一种特别的“美学趣味”、一种“个人化”的“风格”，而自鸣得意，而相互吹捧。在这样的美学时尚下，本来公认的写作难度最高的短篇小说，却变得越来越没有难度，越来越缺乏挑战精神和超越意识，越来越沦为一种随意的、轻浮的、可有可无的小“物件儿”、小“玩意儿”。谁都知道短篇小说在新世纪的文学格局中已日趋“边缘化”，谁都可以从诸如大环境等外在方面为之轻易地找出许多原因，但实际上，短篇小说在自身创作质量上的普遍平庸乃至下滑，也是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正因为当前短篇小说创作存在着问题种种，编者近几年来对短篇小说的年选和研究，除了通过广泛而扎实的阅读，希望寻找到一个相对科学的，能够大体反映该年度短篇小说创作风貌和态势的框架之外，更希望通过对那些吉光片羽的短篇精品的仔细遴选、举荐、阐扬，为当前短篇小说创作提供一个有力的艺术参照系。

　　　　　　　　　　《年度短篇小说精选（第三辑）》目录：

代序：2008年度中国短篇小说创作一瞥

楼顶上的歌手——一个在极度压抑下浪漫的故事
缺乏经验的世界
灶上还有绿豆羊肉汤
雪
看戏
松树镇
黑弄堂
阿霞
脚背
本色
一双泥靴的婚礼
幸福家园
四季歌
离歌
小镇夜景
第四十三页
家常话
小说二题
贾老先生
八月三日
金碗
圆寂
阳台
八大时间
瘦龙河纪事
我要旅游
东莱五记
针刺麻醉
三个婴孩
月圆之夜  

　　　　　　　　　　　　　　沂蒙老乡心怪野  

　　　　　　　　　　　　　　　　　　赵德发 

　　翻阅临沂各县旧志，能找到不少对于沂蒙人秉性的描述，譬如“俗尚清虚，人无争斗”，“士多质朴，不谙浮夸”，“安环堵茅茨之间，不知世间有淫冶靡丽之事”，等等。

　　我是在沂蒙土地上长大的，以自己的经历与见闻，很认同修志者的结论。知足者常乐，这是父老乡亲们的信条。有饭吃，满足了；有衣吃，满足了；再熬下后辈，那就更满足了。在我家乡某村，有一个姓张的人去赶集，归途中与邻村一人同行，得知对方也姓张，就亲亲热热啦了一路的呱儿。告别时老张甲说：兄弟，咱庄庄户户的（意思是平平常常的庄户人），姓个张就不孬！老张乙说：不孬不孬，真是不孬！二人遂欣欣然分手。你想，连姓张都是知足的理由，那还有什么更多的奢望？

　　与知足相联系的，就是安分。“命里只有一合（念ｇē，容量单位）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夜晚盘算千条路，早晨还得卖豆腐”，这些谚语，都是让人们老实认命，心不能太野。我小的时候，经常听到父辈做此类教导。本地如果出一个不安分的人，那他肯定成为乡亲们心目中的“反面典型”。在离我五公里的一个村里，五十年代有一个人造出一辆木头自行车，骑上它逛了一趟上海，结果他受了一辈子讥诮，说这种人心太野，不是过庄户日子的料，肯定不可靠。

　　尽管知足，安分，但沂蒙老乡有时也能闹出大动静来。五十年代，莒南县厉家寨的老乡们建起了农业合作社，想把穷山恶水好好整理一下，多打一些粮食。毛主席知道了，大笔一挥做出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山西大寨的陈永贵都跑到那儿学习。后来，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沂蒙老乡们又老老实实向陈永贵学习，把自己脚下的土地翻了一遍又一遍。1977年，临沭县常林大队的村姑魏振芳，刨地刨出了一颗大钻石，重量达158.768克拉，举世罕见，她却把这宝贝献给了国家。当地政府问她有什么要求，她想了半天只提出一条：“俺大队里太穷了，至今还没台拖拉机，给俺大队买一台吧。”拖拉机买来了，当地政府又决定招收她为工人，可是等到村里人敲锣打鼓送她时，她却死活不想上路，哭着说俺不识字，不知道工人怎么当，俺还是在家种地好。后来，经人们好说歹劝才他她拉走。这样的事情，在临沂还有一些。动静虽然不小，但决不是他们刻意所为，归根到底还是老乡们朴实、老实的性格使然。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想不到，改革开放之后，沂蒙老乡们的性情渐渐变了。我回家时，多次听到父亲向我感叹：“现在的人呵，心怪野。”这个“怪”字是方言，是“很”的意思。我问：“野在哪里？”他说：“没足字。”我明白，“没足字”，就是永不知足的意思。

　　看看老乡们这三十年的表现，我认为父亲的总结恰如其分。大包干之后，老乡们囤有余粮了，也曾有过短暂的满足，可很快又企望着兜有余钱。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摔打干净脚上的泥土去务工，去经商。在临沂西郊，一个商品批发市场迅速形成，让天南地北的客商趋之若骛。临沂城周围，大工厂、小作坊，比比皆是。与此同时，沂蒙山各个角落的老乡们也不再老老实实种那几样老牌庄稼，而是从土地上直起腰来，眼睛盯向国内外市场，见风使舵，什么挣钱就种什么。十来年下去，临沂在全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中第一个实现整体脱贫。2004年，又在全国革命老区中率先实现生产总值过千亿元。

　　如果说，脱贫之前的沂蒙老乡还在追赶全国的步伐，那么，脱贫之后他们的心变得更“野”，更“没足字”，在许多方面，他们有意识地抢占在全国领先的位置。五年来，我曾随省委宣传部、省作协的采风团三次去临沂采风，每一次都是大开眼界。那些成果，那些奇迹，让我目不睱接，恨不能让自己变成一只长有复眼的昆虫，把所有的景物统统摄取。我看到，临沂城区迅速扩张，比三十年前大十倍而不止；我看到，沂河水被世界上最长的橡胶坝拦起了浩淼一片，把临沂变成了一座濒湖花园；我看到，临沂批发城一眼望不到边，每日客流量达30万之多，年成交额已达五百多亿，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市场名城”；我看到，我记忆中破破烂烂的临沭县城突然有多座高塔直冲蓝天，这里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化肥生产基地，一些工艺和一些标准，都是从这里走向全国；我看到，过去有名的贫困县苍山大棚遍野，已经成为“全国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示范县”、“全国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区”，其蔬菜在长三角各大城市占有很大市场份额并享有盛誉；我看到，建有全国最大博士生流动站的新时代药业公司，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医药生产基地，在费县城外俨然成为一个医药王国；我看到，当年连大字都识不得几个的王廷江，现在把他的江泉集团搞得红红火火，去年缴税达10.26亿元之多，该集团在国外的办事处就有23个，投资12亿、欧洲风格的五星级酒店已在罗庄建成……。在采访中，我还听到无数次这样的介绍：要把这个项目建成全国一流的，要把那件事情干得在全国引起反响。老乡们的语气和神情，让你笃信不疑。

　　五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沂蒙基因》的文章，对沂蒙人的秉性做了一些分析，其中也提到了在新时期的基因突变。我想，老乡们不再安分守成，而是永不满足，不断进取，这是“沂蒙基因”的重大变化。

　　为什么会这样呢？

　　参观采访的最后一站，是位于平邑县城的天宇自然博物馆。这博物馆可不得了，展厅面积达2.8万平方米，馆藏展品40万件，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然地质博物馆，有许多藏品举世无双。这里，有好几个展厅是古生物化石展览，几万乃至几百万年前的胎生、卵生、湿生、化生，以及蜎飞蠕动之类，都有遗骸在此。我想，沧海桑田，物竞天择，有数不清的物种诞生，也有数不清的物种灭亡，这里有着异常玄妙的“天机”。老乡们之所以让“沂蒙基因”发生变异，是不是因为参透了天机呢？

　　我想是的。改革开放的“天机”，全球化的“天机”，不参透不行呵，不适应不行呵。他们是在渐悟或顿悟之后，让心“野”了起来。

　　我欣赏他们的“野心”，敬佩他们的干劲，期待着他们新的作为，新的成就。 

　　　　　　　　　　　　　　　2009年第12期《山东文学》“山东作家采风团赴沂蒙老区作品选”

　　译文：

　　　　　　　　　　　　　　　　　　赵德发
 
　　我一直认为：写作是一种修行。

　　读书学习是修行的基本科目。
　　一个作家在创作上所达到的高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学养。
　　然而，许多有志于文学的人（包括我）的读书却存在问题。　　　　　　　　
  　今天借用毛泽东一篇文章的题目。那篇文章发表于1941年5月，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产物，主要讲怎样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我们的学习也需要改造。
 
 问题：
  　一、学西方多，学中国少。
　　三十年前，国门打开，我们发现了西方当代文学的绚丽多姿，佩服得五体投地。言必称希腊，成为当时许多中国作家的习惯。有时候一些文友见面，这人说读了某部作品，别人如果没读就深感惭愧，急急忙忙寻来读之。
 　生吞活剥，饕餮不休。就像我们开洋荤吃西餐一样，吃下美味大餐的同时也吃下了大量的垃圾食品。
吃过之后，就如法炮制，仿制之作充斥文坛。有一段时间，中国文坛简直是在举行《百年孤独》模仿秀。
　　直至今天，有些人还是这样，把大量时间放在了阅读西方文学作品上。
　　这种偏食，持续一段时间可以，时间一长就出问题，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大作品就会难产。

　　二、学当代多，学古代少。
　　有一些文友平时读得多是当代作家作品。西方的，中国的，尤其是中国的“当令作品”。这当然也是偏食。
 　　有人读刊物多，读书少。这等于天天吃大排档。
 　　更糟糕的是，有人光读博友们的博文，这就等于“瓜菜代”了。因为大量博文只能叫作“亚文学”。

　　三、学文学多，学其它少。
　　许多人只读文学作品，不看其它，这也是严重的偏食。
　　五十年代有个梨园笑话：一位花脸演员听见别人在议论列宁，他过去问：列宁是唱什么的？
　　有些文友提起某位作家，马上会说出他是“唱什么的”，可是说起别的领域，就茫然无知或所知甚少。
 　　有些人的作品格局小，见识低，问题可能出在这里。
 
　　四、学技巧多，学思想少。
　　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我们老把关注点放在器上，光学技巧，是舍本求末。
　　我们读西方作品很多，往往重视技巧的研究，而忽视了精神方面的学习。

    譬如说，许多西方作品中都有忏悔意识（《复活》等等），但我们很少有人学习。上个月去德国，在慕尼黑一个大教堂中见到这样的场面：一些教徒在排队进入忏悔室。可是我们当代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相反，多的是嘲笑讥讽。像电影《非诚勿扰》中，葛优在北海道的小教堂里忏悔，忏悔了大半天还没完，牧师不耐烦了，说他的罪恶太多，小小的教堂容不下，让他另找地方。观众看到这里，都说：“真逗”！这就是编导要的效果。电影给我们潜台词的是：只有傻×才会忏悔。这样的文化意识，实在是令人忧虑。
 　　再如，读诺贝尔奖获奖作品《我的名字叫红》，我们不能光学帕慕克让颜色说话，而要注意他表现的思想。你看这一段话：“我出生前就已经有着无穷的时间，我死后仍然是无穷无尽的时间！活着的时候我根本不想这些。一直以来，在两团永恒的黑暗之间，我生活在明亮的世界里。”人家这样表达时间与生命，是多么深刻、精彩！

 　当年毛泽东引用一副对联为某些人画像：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我觉得，这就是为我画像，每次想起都会让我冷汗直下。

 　王蒙先生曾经提出，要作“学者型作家”。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努力方向。　
　 一个好的学者，应该是“文、史、哲”融会，“学、行、思”统一。一个作家也应该这样。
 　参加这届高研班的年轻朋友多从事小说创作，我们不能只满足于编织故事，当一个故事篓子。
 
　 建议：
　　一、多多了解传统文化。
　　上个月，我在德国电视新闻中屡屡见到阴阳图，大惑不解，问过山东省外办在德国挂职的周家伦先生才明白，原来是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大选中获胜，与社会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为了表达两党联合政府的和谐，就用了中国古人创造的阴阳图。
　　东方文化被西方人所瞩目，可有些年轻朋友却数典忘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释、道三家。
　　古人言：“一日无孔孟，世上无好人；一日无老庄，英雄无退路。”这话虽然有些偏颇和过头，但值得深思。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得意时，儒；失意时，道；绝望时，佛。什么时候都能有个倚傍。
　　我曾提出，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作用有“三补”：补皮，补气，补天。
　　古典文学作品更应该多读。汪曾祺说过：“有些作家不大愿意读中国的古典作品，我说句不大恭敬的话，他的作品为什么语言不好，就是他作品后边文化积淀太少。”
　　在这方面，张炜是个光辉榜样，他的《楚辞笔记》和《芳心似火》，体现了他超凡的学养与见识。

　　二、多多了解当代科学成果。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当今发展到了什么地步，有什么新的成果，都要有所了解。这样，你的写作就会视野宏阔。
　 譬如经济学。不懂这，你就搞不懂去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是怎么回事。
 　再如，自然科学的前沿，都要有所了解。
 　像基因科学，人类基因组计划( HGP)，要揭开组成人体10万个基因的30亿个碱基对的秘密，这对于认识人类自身，是多么重要。
　 最近有报道，“瞬间转移”技术取得突破：美国马里兰大学的联合量子研究所的科学家已经迈出了跨空间传输的第一步，将2个分离的原子传送跨越1米的距离。这项技术发展下去，会将人或物件瞬间从一个地方消失，再在另一个地方将之重新现形，让人类幻想的“穿墙术”、“土遁”等成为可能，这太浪漫太有诗意了！
 
　　三、多多了解当今社会
 像我这样的专业作家，长年囿于书斋，很难把握时代脉搏。
 一些作家即使有工作，“泡在社会里”，也不一定能够把握社会变化的本质。
 要认真去读社会这本大书，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见闻，增加自己的阅历。
 要密切关注现在的城市化、全球化进程。
 要善于从社会脉搏中捕捉题材与素材。
 莫言的新作《蛙》，严歌岺的新作《赴宴者》，在这方面给我们好多启发。
 
　　四、多多思考。
　　　学习之后要勤于思考。要善于产出自己的“思想之蛋”，而不是用作品演绎别人的思想。
　　　为什么在别的国家，作家往往是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甚至是政治家，对社会的干预力度相当大，而在我国，这方面的人极其罕见，那些有思想的作家至多写个随笔杂文之类。这里面有客观环境的原因，也有作家自身的原因：一是没有勇气；二是没有能力。这个能力，就是思想的能力。多数作家只能编织故事娱人娱已，而不能对社会发言，连做文化批评的能力也没有。这是中国作家的悲哀，甚至是耻辱。

最后，我们说说尖茅草的故事。这种草生长在辽阔的非洲草原。它钻出地表的前半年，几乎是草原上最矮的草——只有一寸高，任何草本植物都比它长得快长得高，也长得好。但是，当雨季来临之时，尖茅草象被施了魔法一样，迅速窜高，三五天时间可以长到近两米，成为非洲草原上最高的草。原来，在最初的半年，它虽然个头没长多少，但是它的根却在一进长着，以吸取和积蓄更多营养。它的根，最长的竟然达到28米！
 　　让我们学习尖茅草，努力改造我们的学习，好好培养我们的根！――与各位文友共勉！

——与赵德发对话

姜广平

一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这次，我想主要就你的四部长篇小说与你进行对话：《农民三部曲》、《双手合十》。

　　赵德发（以下简称赵）：感谢你对这几部长篇小说的关注。

　　姜：读你的长篇，我发现可以解决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着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题材问题。我一直反对以题材论来为作家进行分类，然而，悖论恰恰也在这里，是题材支撑起了作家，不管作家想要表达什么，但怎么表达、依靠什么样的东西来表达，对作家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

　　赵：题材支撑起了作家，我同意这话。对作家与作品，不能机械地以题材分类，但在具体的作家、作品那里，题材却是客观存在着的。甚至，离开了具体的题材考察，就无法对作家作品进行评判。

　　姜：我们固然不可唯题材论，但是，题材是小说元素中最为重要的，这却是毫无疑义的。这还不仅仅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要求。所有的小说，说穿了都因题材而存在。我认为，这是文学有机本体论的逻辑起点。目前，我正在思考这一叫做“文学有机本体论”的理论。小说因题材而存在，这就是文学主体论的要求。或者说，是文学之所有获得主体的根本原因。

　　赵：你的思考很有意义。文学，无论是客观反映社会生活，还是主观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都离不开对于某些特定生活领域的表现。这些生活领域，就是所谓的题材吧？

　　姜：我也正是从这一问题出发，开始建立我自己的文学有机本体论的理论观点的。本体论嘛，当然就是小说本体，小说本体的重要元素当然就是事情，也就是唐朝诗论就开始谈论的“本事”。没有这样的东西，作家再是巧妇，也无力而为无米之炊。作家的米，我觉得首先是题材，然后才是小说修辞。当然，小说家的最高境界是将题材与小说修辞结合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当代小说家中，这两样东西无法做到水乳交融的太多了。然而，在你这里，特别是在《双手合十》这里，我发现，你破译出了一个可能非常偏狭的题材中的普泛意义。

　　赵：作家手里的米，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本钱。要珍惜，不能挥霍，不能瞎造；有朝一日库存的米不多了，也可以去找新的。《双手合十》就是这么找来的。当然，烧这碗饭可不容易，米不同，烧法也就不同。我要精心构思与这个题材相匹配的结构形式，要学习掌握佛教话语，整整用了三年的时间吧。

　　姜：《双手合十》，我觉得还有个叙事经验的问题。也许，从佛教意义上说，你的叙事经验可能要深入到佛学的精髓地带是有着相当的难度的，但不管怎么说，没有你在写作之前与写作之时对佛学本身的参悟、体验，这样的叙事，就很难成立。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叙事经验，也必须本体化才能达成个性化。也才能达成一个真正的作家对世界的观照。当然，这里还牵涉到作家写作前的案前工作。可能，当代很多作家，对自己的想象力过于自信了。

　　赵：对于佛教文化来说，2003年之前我是一棵“无根之草”，确定了这个写作计划，我大量读书，到处采访，才沐浴“法雨”，在这个领域生长出思想的根须。我观察佛教徒的言行，思考宗教对于人类的意义，习悟佛教与禅宗文化，这才有了《双手合十》。没有长期的案头准备和实地采访，仅凭想像力写这样的小说，那是不可能办到的。

　　姜：深入下去讲，这里的叙事经验，其实，很多人都可能体察到了，不仅仅是文学的经验，而更应该看成是一种文化经验。我跟王旭烽等几位作家都谈起过，小说的文化追求与文化小说的问题，中国作家，大多数人有着世俗情怀，然而，世俗背后的文化意识则比较淡漠。我觉得这样的作家可能很难走远。

　　赵：你说得对，具备文化意识，是作家的基本素质之一。这些年来，我想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予以表现。《天理暨人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叫《君子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儒家文化在农村的传承流变，《双手合十》表现当代汉传佛教文化，目前正写着的《乾道坤道》则表现当代道教文化。

二

　　姜：我们还是先说《农民三部曲》吧。非常显然，你是想在这三部书里获得一种对人与土地关系的观察视角与思考的底座。

　　赵：我出身农村，土地对我来说性命攸关，因而在我创作的第一阶段，就不可避免地要观察土地上发生的事情，思考土地与人的关系。

　　姜：在写作过程中，我曾作过想象，你终于从一种非常黑暗的写作思维区域走了出来，走向了敞亮。你终于以你的方式，来诠释了人与土地的那种特定的扭结的关系。

　　赵：是的，我观察农村，思考农民问题，发现几千年来一个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人与土地的关系。土地的分分合合，朝秦暮楚；农民的生生死死，忧喜苦乐，都与土地有关，让人感慨万端。

　　姜：所以，关于写作的定义可能有很多种，但几乎毫无例外地在所有作家那里都存在着这样的写作意义的界定：写作，其实是一种发现，或者说，是一种重新发现。譬如说，就你而言，在人与土地的关系中，你重新发现了土地，更重要的是，你重新发现了人。

　　赵：是呵，地是死的，人是活的。人与土地的关系再怎么变来变去，主要是人搞出来的。为什么要这么搞或者那么搞，最终还是体现了人的欲求。在这些欲求之中，人性就充分展现出来了。

　　姜：但如果说发现的原因，或者说是基于什么有了这样的发现，我觉得可能还是那种长期的乡村体验。我在读《缱绻与决绝》时，读到“一场带着火一样的西南风，很快把麦子烤熟了”这一句时，深深地为这个描写性的细节所打动。没有一种深刻的乡村体验，这样的句子是不会出现在笔下的。像这样的句子，书中俯拾皆是，当代作家，很多人凌空蹈虚，实在，他可以去做更适合他做的其他营生。

　　赵：是的，长期的乡村体验帮助了我。或者说，我身上承继的农民基因帮助了我。那些经验，那些细节，在写作过程中经常是不请自来。当然，不请自来也不一定都写进去，还有一个精心选择的程序。

姜：类似的还有像“十年读个探花，十年学不精庄稼”、封二老汉临死前传给封大脚的庄稼经，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的积累。

　　赵：这素材来自我的一个本家爷爷。他临终时把儿子叫到床前，传授他一辈子“打庄户”的经验：每一个季节干什么，每一样庄稼怎么种，非常具体而详细。他拼上最后的一点力气，讲了两天两夜，直到断气为止。当然，这是农业合作化之前、我出生之前的事情，我听了之后每次想起都感动不已，1995年就把它写进了《缱绻与决绝》。

　　姜：人生经验何尝不是如此。真正的作家从四十岁开始。所以，我对很多青年作家，一直持怀疑的心态。对80后的所谓“新锐”们，也持比较审慎的姿态。我明白，很多人，确实在20多岁写出了所谓的代表作，但吹尽黄沙始见金。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那些所谓成名作，其文学质地与深度究竟如何了。没有丰厚的生活积累，没有相关的专业准备，想要获得相当的体验与灵感，是不太可能的。

　　赵：我写《缱绻与决绝》那年恰恰是四十岁。我一直说，那是我生命能量大爆发的一年。因为那一年我除了完成第一部长篇，还干了许多别的事情。但我们也要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是四十岁才开始，譬如张炜，二十八岁就写出了《古船》，多么令人敬佩。

　　姜：从《农民三部曲》的第一部开始，我觉得，你似乎便开始着意构建一种史诗性质的作品。三部作品，分别从人与土地、天理与人欲的伦理关系、官本位思想等几个方面，揭示了农民这一数千年来中国土地上的主流群体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你对1955年以前的中国社会结构，也作出了深入的探讨。

　　赵：要把土地上的事情写得比较深入，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光写当代不行，光靠我生命中的直接经验不行。所以，我对没有我赵德发存在的年代也做了许多研究。研究中我恍惚觉得，我的生命不只是从1955年开始，而是在那片土地上已经生活了千百年。好多事情，我觉得就是自己所经历的；对于那些事情，我也懂得如何应对。这还是我身上的农民基因起了作用。

　　姜：这里有我想问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缱绻与决绝》中，你为什么在第二卷与第三卷之间，撕下了一个非常大的裂缝：从1955年一下子跳到了1978年。这二十多年，你怎么一下子就忽略了呢？是不是当时就已经考虑到会在第二部与第三部中对这二十多年进行另一个角度的补充与展开？但是，在《天理暨人欲》里，第一卷到第二卷之间，是从抗战一下子跳到了1950年，第二卷与第三卷之间，则是从人民公社一下子跳到了1994年。《青烟或白雾》也是如此，在上卷与下卷之间，是从文革武斗一下子跳到了1996年。这种有意的跳脱，是为什么呢？仅仅是为了展示这一片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的努力与抗争？

　　赵：在构思《缱绻与决绝》的时候，我一直为结构问题而苦恼，因为小说时间跨度达六十年之久，如果按年代平均使用笔墨的话，那会显得很拖沓。后来我就采用了一个“截取法”：选几个土地关系变动剧烈的时代来写。第一卷，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千百年来一直存在着的土地自由流转的形态；第二卷，土地改革与合作化；第三卷，土地重新回到农民手中的“大包干”时期；第四卷，商业时代的“圈地运动”。《天理暨人欲》，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第一卷，写儒家文化浸染下的农村道德文化形态；第二卷，写“文革”和“斗私批修”中畸形的人性；第三卷，写二十世纪末的道德状况。《青烟或白雾》，上下两卷，写吕中贞母子两代人与政治的关系。我觉得，这样写起来，情节集中，创作意图也能得到较好的体现。

　　姜：回到史诗性上来，我觉得你在细节上面的关顾，也是非常全面的，甚至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度关于户口的买卖问题，也都被你写进了书里。这个细节，可能在以后的历史叙事中，再也不会有人关注，这一细节的疼痛，也不会为更多的人所能感知。然而，你写出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你确实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小说家，你对农民的关心，抵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深度。这里的关于农民对自身命运的挣破与超越，远不是“怒其不争、哀其不幸”所能涵括的。思想家们虑及深远，却未必能体察秋毫之末的心灵律动；文学评论家们对结构、文学意识、多元语境关注得较多，却未必能了解作家安排这样的情节的目的。

　　赵：我在写作“农民三部曲”时有一个“野心”：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北方农民立此存照，全面表现他们的苦难与欢欣，他们的追求与失落。所以，凡是与农民命运相关联的重大事项，都进入了我的小说。户口问题，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太了解了，但就是这个所谓的“农业户口”，让几亿中国农民当了几十年的二等公民呀！我为了得到城镇户口，苦苦奋斗了八年，然后又为了老婆孩子的户口继续奋斗，其中的辛酸一言难尽。

　　姜：立此存照。说得多好啊！我当时也身处乡村，对户口买卖的事，了解得相当清楚。这是一种农民对摆脱自身命运的挣扎！当然，更为深刻的关注还是在于人。绣绣与宁可玉的身上，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然而，这两个人物生命中的那种美好，都是那种因土地关系的变更而被毁灭了。这让我想起了我们的前一代作家，像周立波、赵树理、柳青他们，乃至像山东作家冯德英他们，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种美好。前此我与刘醒龙对话，也谈到这个问题。其实，为富者未必不仁，贫穷者也未必善良。与绣绣和宁可玉相对的，至少有腻味可以作为参照。

　　赵：写小说首先要把人物写好。在绣绣这个女人身上，寄托了我对美好人性的向往。你看她，命运大起大落，但心地始终纯净如水，并包容一切。在这部作品的研讨会上，雷达老师说，他看到绣绣为了阻止弟弟率还乡团活埋土改积极分子的残暴行为，跳到坑里让弟弟埋她，感动得直想掉泪。宁可玉这个人虽然性格偏狭，不像绣绣那样宽容，但他也有善良的一面。他宁可剁掉自己的生殖器，忍辱含垢，也不让强奸仇人女儿的计划付诸实施。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他的家在临沂城郊。除了剁掉自己的生殖器，他看到红卫兵散发的传单，得知毛主席能活到140岁，绝望地大哭了一场，认为自己再没有出头之日了。

　　姜：可能，这样的问题在《天理暨人欲》里解决了。虽然，这部书是从伦理与道德层面上解决的。但是，善良与丑恶、道德与欲望、君子与小人，恰恰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解释了政治情境中的人的问题。这为第三部写人之作为一种政治动物作了很好的缓冲。然而，我则看到，第二部中的两两对立，其实，倒都是可以作为同一个人的隐喻：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里，都必然有着二元的二律悖反式的对立。否则，单向度的人，也是极为可怕的，特别是以善与美作为一种道德追求的单向度，有时候，则更可怕。这部书里的许正芝与许景行，一以自残的方式，一以纯粹的善的方式，都走到了极端，都让人觉得一种恐怖与可怕。

　　赵：《天理暨人欲》中的人物设计，是有两两对立这个现象，有单向度人物的存在。这也许有简单化的问题。然而许正芝和许景行的极端，主要是特定的时代以及当时的文化造就的。他们的这种极端表现，可能有让人觉得恐怖与可怕的一面，但也有其悲壮的一面，可敬的一面。

　　姜：所以，我又在想，这部书，除了从伦理角度解释政治以外，你是不是还旨在引导人们思考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抑或想要人们思考：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形成这种社会结构又是依靠什么力量来维护的？又是谁打破了这样的社会结构？为什么要打破？

　　在这里，我发现，你摒弃了阶级论这一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社会学理论。可是，这样一来，你可能动摇了几十年来所建立起来的最为强大的也最为基础的社会发展史观。律条村，还是律条村。可是抽去了政治的内涵后，荒谬与疏离感产生了。至少在当代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人，内心便会产生一种无边的空虚与疼痛。

　　赵：千百年来，中国一直是宗法社会，以家庭为基础的血缘关系延展开来，就形成了农村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家庭，家族，加上密如蛛网的亲戚关系，这是每一个农民一生下来就处身其中的人海。这里既有骨肉相亲，也有弱肉强食，但人们对后者往往采用道德评判，说这人有没有良心，是好是坏。阶级意识，则是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被强行灌输的。这样一来，阶级存在决定阶级意识，一个人或好或坏，似乎取决于他所属的阶级，而血缘关系、家族观念则被抛到了一边。我写出三十年代的律条村，就是要还原那时的“原生态”。

　　姜：当然，意义也在这里。所以，我也时常觉得，我们的文学，一直未能在这里作出努力。文革结束后的伤痕小说，显得薄了；其后的寻根文学、官场小说、历史小说，都未能从这个角度深入到历史的最敏感的神经元上。你则提醒了人们在这里停留。

　　也因此，我觉得，《农民三部曲》里，至少，《天理暨人欲》还有许多深刻的社会学内涵，我们的评论家还没有能勘探到。文学评论家们，仅仅舶来一些文学理论，是没法解读一个真正的作家的。当代评论家那里，我发现贺绍俊以伦理现实主义来解读这本书，确实，具有相当的深度与力度。然而，伦理现实主义的内核以及外围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还得再作深入的探讨。

　　所以，无论是从一个写作者还是从一个评论者的角度，我都必须向你致以崇高的敬意，你提供的这一文本，将会在很长时间里，引发我们对中国社会形态的思考。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确实是非常不够的。一些作家，吟风弄月、小资缠绵、都市滥情，写得实在太多，但是，在不知不觉间，却制造了一份庞大的垃圾。

对了，问一个细节性的问题。雹子树实有其树吗？还是为了应合小说的情节，也“想当然”出这样一种树？有人认为雹子树是一种恶的象征，我觉得不能这样说，它与雹子之间神奇的关联，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破译《天理暨人欲》的密钥。没有雹子树，怎么能见出自然的神奇与社会的风云变幻？雹子树作为一种阴性的象征，它有其生命力勃发的方式。可能，在你的书中，恕我直言，很多读者与评论家，都十分关注了书中阳性的层面，而没有关注到这些阴性或深埋在文本背后的东西。我曾经想过，是什么维系着我们这个社会向前发展，当然是人。人以什么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呢？你在书中给出了很明确的回答。然而，问题是，人的生命力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时，同样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源动力。所以，如果以阴阳理论来说，雹子树可能正是阴阳扭结的一种象征。我不认为雹子树是一种邪恶的象征。它与用来测量人心的莠草，应该是有本质的不同的。当然，这一切，还是得由你来给出解答。读者，都可能是误读；作家本身的用意何在，只有自己清楚了。

　　赵：雹子树的意象是在我构思这部长篇小说时偶尔得到的。我这部作品将要表现的道德问题，我做了许多思考，然而，理论不宜赤裸裸地出现在小说中，我必须寻找能够承载它们的意象。那一天我乱翻书，突然在山东某地编辑的文史资料中发现了一篇短文《奇异的雹子树》，文后还附了一张照片。文章介绍：这棵树在平常气候下不发芽，当一场冰雹袭来后它很快青枝绿叶，秋天则是一树红叶，漂亮得很。如果一年不下冰雹，它就一年不发芽，两年不下它就两年不发，就那么一直干枯着等待冰雹。我看后十分惊奇，心想：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一直想除恶扬善，但恶似乎永远也除不尽。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在宇宙的诸多法则中，还有肯定恶的存在这一条？你看这雹子树即是一例：为什么它偏偏喜欢恶？为什么在恶袭来时它反而焕发生机？它的形象是否暗含了一些思想家提出的“恶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论断？……当然，小说中的意象不只是暗含理论，同时也应该营造诗意：一场场凛厉的冰雹，一树树招摇的绿叶，这景象不是很动人么？所以说，我赋予雹子树的任务是双重的。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阴阳扭结。

　　雹子树在小说里有一些虚构的成份，譬如说，它的叶子并没有壮阳功能。但这种树在自然界是有的。这部书出来后，家乡的人问我，你是不是写沭河边上的那棵？我去实地察看，在我们赵家祖茔所在的村外，果真有这么一棵树。后来看资料，辽宁也有。原来它是一个树种。

　　顺便在这里说明一下，《天理暨人欲》有一个地方屡屡被人误读：许景行在进行了大半生的治理人心的努力之后，面对世纪末的人心沦丧正忧愤着的时候，听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十分兴奋。有人说：你看，怎么扯到主流意识形态上去了？大摇其头。可他们应该注意小说的结尾：《决议》下达不久，又来了一场冰雹。“此时雹子下得正猛……在这从天而降的打击与摧残下，那棵树让每个枝条都摇摇摆摆，似舞蹈，似歌唱，似在表达她的无限快乐与淋漓欢欣……这里是不是还有别的寓意？请诸公明察。

　　姜：我觉得这不是扯到意识形态上来，这其实仍然是将个体的命运与大格局连在一起了。这其实就是一种历史与事实。与雹子树这一细节相对应，我觉得你在三部曲中设计的很多细节，都极有可能成为经典的文学叙事方式，如封大脚的大脚、许正芝在脸上烙疤、吕中贞的牙疼、绣绣被土匪绑架、许景行以莠草测量人心等。一个作家，如果具备了这样的资源，应该是对现实主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了。

　　赵：你最后一句话我不敢当，但我明白，小说是应该有一些让人过目不忘的细节的，它好比饰品工艺上的“镶钻”。这需要精心安排，刻意经营。

　　姜：《青烟或白雾》中的吕中贞，所折射的，还有形而上的人作为一种被动的动物的主题。虽然这本书，你着意于人其实是一个政治动物的主题。但吕中贞被一个时代所裹挟的意义，还是非常清晰的。在你的作品中，大的政治背景，与个人的命运的相互榫接，是非常巧妙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社会大格局中的人生小格局，农民社会与文化，始终处于一种边缘的与非主流的状态，在你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好多的例子：一些普普通通的农民，朴实无华的农民，被改造成政治动物，受政治风暴的裹挟而大起大落。在我的家乡莒南县，有的农民就坐“直升飞机”当上了省委副书记，后来又被一撸到底，差一点坐牢。这是农民的悲哀，也是中国的悲哀。这种无序的政治游戏，再也不能玩下去了。吕中贞作为女性进入政治漩涡，还多了一层性别政治在里面，因而她的悲剧情节就更加复杂化。

　　姜：而吕中贞的儿子白吕，则多少在“主动”上让人看到了新时代的政治与民主的光芒。但付出的代价，则是很大的。这里不但是他失去了池小娇的爱情，更重要的是，“大地艺术”被屠毒，那种具有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境界遭到破坏，实在是令人扼腕的。我在读到“大地艺术”将要形成最后的格局时，内心涌动起来的，是歌德在《浮士德》的末尾部分所写的那种美好情景。可能，你想要表现的，也确实就是那种可以令人泪流满面的乌托邦之美。可惜，这里仍然有中国式的靡菲斯特。

　　赵：我写了这么三部长篇，表现农村的方方面面，到第三部快结束的时候，来了一次升华：让白吕从事“大地艺术”，在面积广大的土地上种出一幅世界名画《播种者》。这是白吕的理想，也是我的理想――我们多么向往如此诗意盎然、生机勃勃的土地呵！可惜，这幅画还是让强权给破坏了。

　　姜：所以，《农民三部曲》，如果从时代发展的脉络上去梳理的话，我们发现，你可能还有一种将人在不同时代的特点进一步明晰化的写作企图：譬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其实只是一种未完成的动物，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则又是一种政治动物，多元化语境中，则是一种政治动物+经济动物。

　　说到底，仍然是在未完成性上下功夫。这一点，倒是可以看成是你的写作理想了，是对人的纯粹性的呼唤。这样一来，《双手合十》中慧昱，显然就超越了封大脚、许正芝、许景行、方翰林这些不时带着某种极端意识的人，而成为与白吕一样的、具有理想主义且能够为这种理想主义的实现付出代价与牺牲的新人。白吕最后的参加选举，慧昱所参悟出的平常禅，都意味着他们在对人性的高度认识的同时，也是对社会与历史作出了一种天人合一般的和谐的回应。也使他们成为既不同于休宁那种“自了汉”式的修炼，又完成了自己纯粹的人性的打造。

　　赵：你说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动物，这话非常精辟。正因为这个“未完成”，人类中的优秀者一直在孜孜以求，不懈地努力。白吕对民主政治的向往与实践，慧昱对禅的修习与体悟，都体现了这种努力。当然，慧昱的修行还要高出一个层面，他要实现对动物性的超越，也就是用佛性取代人性。

　　姜：但我隐隐觉得，休宁并不是那种自了汉。他以自己的修炼，抵达到了可以自砺且砺人的境界。

赵：自了汉，在大乘佛法那里是受批评的，然而小乘佛法就是让人自了，追求自我解脱。其实，能够自了也不容易。如果人人都能自了，这个世界不就成为“佛界”了嘛。像休宁这样的老修行，还是很难得的，是令人起敬的。 

三

　　姜：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发现，你的现实主义的写作，仍然是表达一种人性的理想主义的追求。《双手合十》因而也不再是方外之事，仍在三界之内五行之中。

　　赵：“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这只是一种理想。宗教，说到底它是一种人类社会现象，与社会与时代息息相关。真正的出世，是很难做到的。佛教界人士也这样讲：以出世情怀做入世事业。然而，有一部分僧人入世是入世了，出世情怀却荡然无存。这就是今天的佛教界的现实。当然，清醒而坚定的僧人也是有的，我在采访中就接触了一些，在小说中写了一批，像慧昱、休宁、明若、水月等等。

　　姜：这就想到你为了写作《双手合十》所作出的努力，你以红尘之躯走了进去，却一直回望着红尘，笔触一直未离开红尘半步。

　　赵：是呵，写小说的赵德发就是拖着一具臭皮囊的凡夫嘛。再者，佛陀说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开红尘写空门，那也显示不出空门之特别。

　　姜：佛教文化是相当深邃的。特别是参话头、平常禅，显然是这本书中最为亮丽的地方。在明若与韩国老和尚笔谈的话头中，如若不具有相当的慧根，也还是无法深究佛学的深邃与迷人。

　　赵：佛教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的禅宗文化更是玄妙费解，我通过几年的学习，仅仅是领略了一些皮毛。好在我在写作中尚能融会那么一点点，像明若大和尚在韩国与禅僧笔谈这一段，我写作时脑子里灵光闪现，机锋迭出，大概是禅宗祖师们在冥冥之中加持于我吧，哈哈。

　　姜：我在阅读《农民三部曲》时，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书？固然，内心深处的农民情结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否也还有着一种重新为中国当代农村的政治、风情、爱恨情仇，进行重新梳理的念头？是否是想从根本上给人们一种提醒：《山乡巨变》《三里湾》《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其实是对中国农村的历史性误读？

　　赵：最初，我并没有写三部曲的计划，只打算写农民与土地。写完这一部，发现我的农村积累远远没有用完，我对农村的思考与表现还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于是，就决定再写两部，表现农民与道德、农民与政治这两个方面。在写第一部之前，我读了好多中国外国的农村题材名著，其中对《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做了仔细研读，一方面，我被它们写人记事的鲜活生动而深深折服；一方面，又为它们偏离历史本质的倾向感到惋惜。所以，我为我的长篇小说确定了指导思想：为历史负责，不为某个阶级、党派负责。

　　姜：你似乎与绝大多数作家不一样，你非常坚定地在乡村一头扎了进去。然而，看得出，你对土地与人的关系的思考，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探究，已经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走在头里了。这么多年的文学潮流，你似乎处于潮流之外，没有受时潮影响。这是相当可贵的。

　　赵：我不敢说走在头里，只能说，我用我的作品参与了对中国农村历史的重新思考与梳理。

　　姜：此外，你有没有考虑到精致的艺术要求？在构建长篇小说时，可能，因为纵向截面的影响，势必一些人物会失之粗疏。譬如在《缱绻与决绝》中，羊丫的命运书写，其实就可以写成一本书，然而，在这里，主题与速度，决定了羊丫在后来的情节中的淡化。至于“天牛经济开发区”一段，也似乎有点仓促。

　　赵：你指出的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我写《缱绻与决绝》的时候，积攒了多年的创作激情突然迸发，可谓一泄千里泥沙俱下。的确，这书有些地方不够精致，尤其是到了后半部。

　　姜：此外，你的几本书，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物及人物关系的设置。你可能不太在意这一点，或者说，主要人物你作出了精心的安排，但次重点人物与非重点人物，你在写作中，就显得有点随意。特别是有时候到了结尾部分，你仍然还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人物出场。

　　赵：是的，对于那些主要人物，我是煞费苦心，但对次要人物，往往是用心不够。

　　姜：我觉得这样的人物安排，以及相应的情节设置，影响了你的小说品质。至少在精致上，做得不充分。现在的很多长篇小说，都存在着一种“后半部问题”，有的仓促收官，有的后半部出现疲软。你的小说在后半部有一种意犹未尽的味儿，也就是，还可以将那一口气保持到底。我对《天理暨人欲》非常看好的一个原因是，至少在雹子树这个问题上，你保持了首尾结构上的好看。

　　赵：写完第一部，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后来的几部中就尽力避免。

　　姜：这让我想起吴义勤曾经说起过的长篇小说的长度与速度的问题。可能，在很多作家那里，速度问题都没有解决好。每一部长篇写到最后，都极有可能是一种体力劳动了。

赵：吴义勤对长篇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得非常到位。长度与速度，是考验作家智力、精力、体力、耐力的试金石。对于这种考验，我深有体会。

　　姜：当然，深层次的原因，王万森和周志雄认为是你的“农民情结和现代意识构成情与理的冲突，造成叙事文本话语结构的失衡和潜在的悖论式困境”。对这样的观点，我明白，作家们都不太会在意。毕竟在写作的时候，没有哪个作家会在这方面也给予一种设置。这可能就是吴义勤说到的难度的问题了。中国作家在难度问题上，仍然有待重大突破。

　　赵：也许存在他们二位指出的这种情况，但我自己在写作过程中可能意识不到。

　　姜：你考虑过你与前代那些真正的农民作家的区别吗？譬如，像赵树理、浩然他们。

　　赵：他们都是当代的杰出作家，其作品拥有大量读者和广泛影响，我不敢和他们比。如果说有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就是历史观不一样。今天已经证明，曾被奉为圭臬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多么严重地浪费和损害了作家的才华。

　　姜：还有，你有没有比较过自己与路遥？你觉得你与他有什么样的不同？当然，我们有我们的判断，然而，我觉得这样的问题，还是你自己来回答可能更好。

　　赵：我是1991年读到《平凡的世界》的，当时自己就想：这样的作品，我也能写出来。现在看来，我是太狂妄了。路遥之所以感动了无数的读者，主要的原因是他真切地表现了苦难中的人生。当然，他的观念和手法都有陈旧的问题。

　　姜：说到这里，我想问一问，在你的文学之路上，真正影响了你的作家是哪些人？

　　赵：有好多。写《缱绻与决绝》的时候，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给了我很大启发。

　　姜：再有一些相对固定的问题，我们也来谈一谈。你是如何走上文学之路的？当初你舍弃官场走向文学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赵：我上学很少，初中上了四个月就辍学了，后来当民办教师，再后来又考上了公办教师。24岁那年的一个秋夜里，我看一本《山东文艺》，上面有几个业余作家的创作谈，讲他们怎样走上文学之路。当时我想：他们能当作家，我也能当上！就是这么一个念头，决定了我的一生，从此我就认为，我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文学。所以，无论工作如何变动，在我眼里都是临时的。我30岁干上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在仕途上一帆风顺的时候，心里还是这么想。干到33岁，正好山东大学招收作家班，我不顾亲友的反对，义无反顾地学习创作去了。当时好多人都说我“潮了”，就是傻了、疯了的意思。

　　姜：你对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有没有作过预设？

　　赵：没有。虽然去了山大，其实心里一点底儿也没有，因为我的基础太差。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拼命读书，好好练笔。一年之后，我写出了短篇小说《通腿儿》，才算登堂入室了吧。这之后，主要从事农村题材写作，从中短篇到长篇。这几年，又转向了宗教题材。我到底算个什么样的作家，由别人评说吧。

　　姜：非常遗憾的是，这次未能就你的中短篇来作一点交流。《通腿儿》不但是你的短篇中的精品，也是当代短篇中少见的佳构。

　　赵：这个短篇，至今被许多读者记得，也陆续被收入多种选本，这让我感动。但它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我急需一件像样的作品支撑创作自信心的时候，它来到了我的笔下。

　　姜：突然发现，你是一个与所有作家不相同的作家，你完全反过来了，你先写腿子（《通腿儿》），到后来，才写到了手（《双手合十》），有点儿禅味了。有一种距离是从嘴到手，有一种距离是从脚到手。呵呵。

　　赵：是吗？有点意思。但无论从哪里到哪里，都是一些外在的姿态。内在的是什么？是心灵。无论《通腿儿》还是《双手合十》，表现的都是人的心性。说到底，小说是温润心灵的一种东西，我愿以毕生之力好好琢磨它，打造它。

　　　　　　　　　　　　　　　　　　　　载于《莽原》2009年第6期

　　姜广平，江苏评论家，著有文学评论集《经过与穿越——与当代著名作家对话》。已与国内近百名作家、批评家进行过深度对话，以对话体文学评论在当代文学批评界独树一帜。

　　6号接到《中国作家》方文先生短信，说杨志广先生病逝，我深感震惊与悲痛。我是1993年去领《中国作家》的奖，与杨志广先生认识的。此后，他一直关注我的创作，先后编发了《震惊》、《双手合十》两部长篇小说，让我十分感激。2006年冬天，他查出了肝癌，后经过治疗，稳定了好长一段时间，能够上班，并出席一些活动，想不到今后下半年病情恶化，于3日上午8点55分逝世。7号晚上我坐一夜火车进京，8号上午10点参加了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的杨志广先生遗体告别仪式。　

　　杨志广，笔名伊水。河北南宫县人，1956年10月生。1982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1976年赴北京大兴县乡村插队务农，后历任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中国作家》杂志编辑、副主任、主任，副主编。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六指枭雄》、《正义战士》，中篇小说《吉祥天母》、《夏日的风》，短篇小说《下棋》、《打坐》、《最后一圈麻将》、《人妻》、《七彩蛇》，评论《并非深刻的理解和表现》、《马年说“海马”》、《无冕皇帝：未息的风波》、《喧嚣的文坛》，散文《蝌蚪与佛》，主编小说《白房子》，报告文学《黑脸》等。中篇小说《博格达山下的小车站》获河南省首届《奔流》优秀小说奖，短篇小说《红桔》获首届城市文学小说奖。是一、二、三、四届鲁迅文学奖评委。

　　　10月13日至17日，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书展法兰克福书展在德国法兰克福市举办，中国作协组织了上百名作家前去。参加过集体活动之后，山东省的王兆山、我、钟海城、陈占敏、刘玉栋以及翻译小李又去与山东省建立了20多年友好省州关系的巴伐利亚州，在州府所在地慕尼黑以及济南市的友城奥格斯堡市参观访问，于昨天回来。

　　　法兰克福书展开展式会场。今年中国是主宾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场，德国总理默克尔陪同。

　　　　　　　　　　　　　　　　　　莫言讲话

　　　　　　　　　　　　　　　　　　铁凝讲话

　　　　　　　　　　　　　　　　　　　　习近平讲话

　　　　　　　　　　　　　　　　　　　默克尔讲话

　　　　当晚中国举办音乐会，朗朗、迪里拜尔等艺术家参加演出。乐队是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后面站着的是德国一支儿童合唱团。

　　　　　　　　　　　　　　　　中国作家C团游览曼海姆市

　　　　　　　　　　　　　　　　　山东五人在法兰克福

　　　　　　　　　　　　　　　　　参观巴伐利亚州文学馆

　　　　　　　　　　　　　　　　　在奥格斯堡市接受媒体采访

　　　　　　　　　　　　　　与巴伐利亚州文化、教育、科技部长会见后合影

                       论赵德发土改小说中的善恶观

                           　　　　 纪春海 刘海杰

　　摘要：作为一部土改小说，赵德发《缱绻与决绝》有意识地区别于带有浓厚意识形态正统性的、公认的土改小说经典，也有别于完全从个人的世俗欲望的角度切入历史，以人的食和色的欲望，取代传统叙事中的阶级和正义内涵，作为历史的本质和中心的土改小说。从人性之“恶”的视角，以封大脚为个案，来研判赵德发的辩证的善恶观，藉此管窥赵德发的土改小说的特质及价值。

　　关键词：土改小说；土改；人性恶；善

　　　　　　　　　　　　　　　　　　　　一

　　现代文学史中，鲁迅开创了“乡土文学”的先河，此后以农民为题材的作品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从不同侧重点塑造农民形象，丰厚着乡土文学的意蕴。山东作家赵德发继承并发扬了这一创作传统，取得了卓然的成绩。他的“农民三部曲《缱绻与决绝》、《天理暨人欲》及《青烟或自雾》对中国近现代农民的生存实景、理想诉求、身份变革等做了细致、全面、深入的历史梳理，展现了农民生命的内在流程。笔者认为，“农民三部曲“的第一部《缱绻与决绝》是较为成功的。赵德发用百年叙事的模式，梳理和论释百年农民心态和生存情境，小说勾勒出农民与土地的内在联系和历史脉络，叙写出不同历史时段农民的生存状态、悲欢情感，并注入了新时代的感悟和理解。

　　 作品描绘的天牛村的百年变迁史，实际上就是百年土改史。无论是当年的土改运动，还是后来的学大寨、两田制、办开发区等都是对原先的土地隶属关系的变革。作者对土改运动的书写，一方面，有意识地区别于带有浓厚意识形态正统性的、公认的土改小说经典的“政治化”叙述方式，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在这类土改题材小说中，作家以相当谨慎、认真和严肃的创作态度，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的创作与这场运动本身的政治性和庄严性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也不同于对土改运动采取游戏和调侃的“世俗化”叙述方式。如池莉的《预谋杀人》、柳建伟的《苍茫冬日》、苏童的《枫杨树故事》等，这类小说完全从个人的世俗欲望的角度切入历史，以人的食和色的欲望，取代传统叙事中的阶级和正义内涵，将以往历史叙述中的庄严和神圣还原为纯粹个人欲望的宣泄，尽显琐屑和卑微的品性。

　　 赵德发用接近民间原生态的历史叙述视角，以冷静的笔触及一个历史探求者的良知与勇气，写出了这段历史的偶然、多向、歧路与复杂的可能性，写出了现代至当代中国农村的战争、动乱、饥饿、社会运动、农人所经历的多重压迫。作品辐射了丰富的历史与人生内容，大信息量的客观呈现式的叙述极大地拓延了作品的内涵，也相当真实地还原了人生和历史的本真状态。作家对土改历史的重新审视和改写，就表现为反思历史，进而介入历史，力图还原、甚至重写某些曾经被有意无意忽略、遮蔽掉的历史细节或者事件。

　　 赵德发的民间原生态的历史叙述视角的落点之一就在于对于人性“恶”的细致的展示和辩证的批判。作为土改小说经典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的叙事有一个共同点是:土改是在工作组的领一导下开展和运作的，土改的最终胜利实际上是工作组的胜利。也就是说土改运动是借助外力的推动而得以修成正果的。赵德发对土改的书写有意淡化了这种外力的作用，而侧重于描绘群众从自发到自觉的内在驱动力在土改运动中的作用。这种内在驱动力便是人性之“恶”，这种“恶”是表现在各种欲望后的利己主义和为了满足这些欲望而产生的暴力行为。

　　　　　　　　　　　　　　　　　　　二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学，任何一部小说都离不开人物形象的塑造，因此，对人性的书写是无法回避的。人性是人生而固有的普遍本性，包括人生而固有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从伦理学的角度看，人性有善恶之分，善恶根源于行为的利害价值取向，是人们在处理和调节一定的利益关系的实践中所呈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取向，受经济关系制约的利益关系及利益需要的矛盾与冲突是善恶生成的直接诱因。作为与善对立的恶，是一切违背道德(或价值)理性的伦理行为，它往往减少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但恶在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时，历史理性使其合法化，又成为达到善的必要的手段。

　　 对“恶”的有意识凸显弥漫在作品的角角落落，几乎在每个人物(绣绣除外，善的象征)身上都有着如影随形的“恶”，将“恶”发挥到了极致，近乎疯狂：宁学祥为了五千元钱，置女儿的生死于不顾，以次女代之出嫁；宁可金为报一己之仇对同祖同宗的父老乡亲的血腥屠杀；宁可玉为遮蔽自己的性无能对老婆小米的令人发指、毛骨悚然的折磨；封大脚为实现个人的愿望对土地的近乎疯狂的占有欲；封运品为了自己的虚荣心对结发妻子的蓄意谋杀；封合作不顾众人的反对，出于对情人的献媚强制推行富有“创造性”的“两田制”……既有地主阶层的自私、淫荡与无耻，也有普通群众的固执、残忍、愚昧与疯狂。这些“恶”在人的内心深处是种种欲望、贪婪和野心，而血腥的暴力则是其外在表现形式。

　　 作家宣扬这些“恶”目的何在?为了写“恶”而写“恶”？出于对“恶”的津津乐道而建筑豪华的“恶”的展览馆以供人“鉴赏”吗？绝非如此。恶的原动力是人的生存欲望，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这些恶最终是指向经济利益的，而农民的经济来源在于土地，土地所有权的变更会导致农民心理的变化。在利己心理的驱使下，恶（暴力）便自然产生了。这种恶(暴力)越残酷，越能反映出农民对土地刻骨的依恋，越能反映出工业文明取代农耕文明的艰辛，也就越能反映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困难。作家正是抓住这一基点，以至善的心态去解构“恶”，赋予了“恶”某种特殊涵义，其旨归是将人性导向“善”。在“穷凶极恶”中找寻和探索向善之途，进而对历史做出另类的诠释和还原：人类的历史是充满恶的历史，也是人类企图超越恶而达到善的不懈努力的历史。小说中的这些外在形式五花八门的“恶”反映了个人的追求欲、占有欲和创造欲的滥觞，商品经济思想和竞争心理的萌发和扩散。在某种意义上讲，利己的贪欲也含纳着社会发展的动力质素，目的不是为了社会，对于社会来说，并不会比为了社会更差。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够比为了社会利益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竞争亦表现出社会的活力，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黑格尔明确地指出人类的一切行动都发生于“他们的需求、他们的热情、他们的个性和才能”，“个别兴趣和自私欲望的满足的目的是一切行动的最有力的泉源”。恩格斯指出:“卑鄙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活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但是，这种个人的贪欲以道德为标杆，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卑劣和罪恶。在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重义轻利的思想面前，商品经济思想显得是那么窘迫惶恐，而针对他人才存在、威胁他人的竞争在温良谦让、中庸和谐、本分规矩的传统道德面前则显出不仁不义的“恶”的面孔。但这种“恶”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一定要发展下去的。这种必然趋势的存在，造成了秉持传统的封大脚的善恶交互的“变脸”。在“变脸”中，可以看到善与恶的冲撞和转化。

　　　　　　　　　　　　　　　　　　　　三

　　 在主人公封大脚身上，中国传统农民对于土地的认识和眷恋得到了哲学化的展示:他敬地如神，爱地如子，土地在他生命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他年轻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多揽地、多买地，他坚定地认为只要有了地就有了一切，对土地一往情深成了他的宗教。封大脚将自己所有的智慧、体力与时间花费到了土地上去，他陶醉于其中，不觉其苦，在土地上的劳作使他感到充实和快乐。传统意义上讲，大脚的举动无疑是善的，但是他的勤劳与奋斗是建立在他对土地的个人占有欲上的，还是种利己的“恶”，这种“恶”确实在特定的时代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时代是变迁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是个人所不可能逃脱和抗拒的。50年代土地交公实行集体化了，整个社会进入了亢奋和狂欢之中，不能与时俱进的封大脚却遭遇了人生的困境:他找不到自己努力的方向，他失去了对于自己人生目标进行确证的机会，他变懒了，不参加集体劳动，成为了火热时代的旁观者。他不但懒而且偷，他总是将原来自己土地中果实的一部分偷回家中，认为那是“自己的地就应该有自己的一半收成”，封大脚的懒与偷在此就衍化为传统意义上的“恶”。后来的实践证明，集体化是行不通的，大脚的“恶”其实是具有抗争意义的，这种“恶”是一种象征，这其中有对具体政治体制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反思，有对农民闭塞与自私性格的揭示，更有对农民在时代大潮中处境的深沉思考。这种“恶”促成了后来的改革，从而也就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分田单干使封大脚重新焕发了生机，然而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变故却更加剧烈。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后辈们对于土地感情的越来越淡薄的“恶”：孙子运品开起了修车厂，苏苏的女儿羊丫办起了酒店，他们离开土地不再种庄稼了，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封大脚们一生所信奉的价值与自古而然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否定了大脚们心目中的“善”面对两种判然有别的生活，封老汉心中惴惴不安：“到底是谁错了，是他们还是我？”工厂和酒店是新事物，是工业和后工业文明的象征，是现代化的标志，它的出现是对传统农耕文化的冲击和挑衅，甚至是蔑视。传统农耕文明的生存空间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挤压和蚕食，种庄稼不挣钱了，农民纷纷离开土地，外出打工，原来与它缱绻缠绵的农民现在正在弃之若敝履般地决绝而去。非农产业长廊、天牛开发区、轧钢厂、橡胶厂、桑塔纳……土地上上演着一幕幕全新的戏剧，封大脚成了守望传统农耕文明的“最后一个土地佬儿”。最后，封大脚负责看管象征农业文明的铁牛，也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土地，从土地的崇拜者变为“叛逆者”。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在从经济到意识形态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某些有生命力的新事物往往以“恶”的形式出现，这就使得固有的道德传统显得拘谨呆板，因此，封大脚固有的操守在“恶”的 面前节节败退就是必然的了。

　　有意味的是，故事的最后封大脚的脚不再一大一小了，这是一种回归，进步，抑或是对其“大脚”的一种否定和嘲弄，颇值得回味。封大脚老汉除夕祭拜天牛成为了一种神秘的仪式，大雪纷飞中天牛、土地、老汉之间进行着一种隐秘的呼应与对话，它是传统的“善”的一曲挽歌与绝唱，更是对当下“恶”的警示与对现代的“善”的隐忍。这也是赵德发留给我们的一个命题，启发我们去思索与探询。

　　赵德发是一位“乡土意识”特别浓厚的作家，有着根深蒂固的土地情结，他深深地热爱着养育他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不难看出，封大脚对于发生于土地上的善与恶的迷茫也反映出作家的困惑和焦虑。但通过细读文本不难得出作家给读者的启示:善与恶是一体的两面，善与恶的评判还是有一定的尺度的。恶能否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对历史的发展起到“杠杆”的作用，要取决于这种恶的力量是否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是否符合人类历史前进的进步趋势。只有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恶，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进步趋势的恶，才能对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换句话说，这种恶才是“善”的。 

　（作者简介：纪春海，男，山东惠民人，沈阳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刘海杰，男，辽宁朝阳人，沈阳师范大学语文教学与课程论专业研究生）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佛俗两世界  梵我一本心

——赵德发长篇小说《双手合十》的一种解读

刘荣林

　　摘要：赵德发新作长篇小说《双手合十》具有突出的佛俗两世界，梵我一本心的审美意绪。在主人公慧昱禅师身上充分体现着佛教的情感意志和传统文化意蕴。在小说所建构的佛教世界和世俗世界的对峙、交媾、融通中，充分体现着儒、佛交融，明心见性，平常是佛的的美学情韵。无论我们是否信仰佛教，而主人公慧昱为了理想而永不泯灭的追求精神，应该烛照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这是作家理想主义的情怀和梵我一本心的小说创作意趣。

　　关键词：《双手合十》；慧昱；佛教世界；世俗世界；本心

　　赵德发是一位勇于开拓的“勤勉精进”的作家。前两年，他的“农民三部曲”小说《缱绻与抉择》《天理暨人欲》《青烟或白雾》及大量小说创作振聋发聩，不绝于耳。然而在他“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如今给读者又捧献出一部34万多字有关佛教题材的长篇小说《双手合十》，有了创作题材的重大嬗变。

　　佛教知识博大精深、神秘莫测。要创作关于佛教题材的小说，谈何容易，稍有疏忽，就会因其佛僧生活的虚假而导致艺术真实的破灭。然而赵德发未因此停下他开拓精进的脚步，一方面深入僧侣生活，遍访古寺名刹，与僧徒一起打坐、吃素、念经，体验他们的生活，另一方面精研佛家经典，很好地克服了题材陌生的局限，才创作出如此丰富而形象的我国当代第一部佛教长篇小说《双手合十》。

　　小说具有浓郁的人文精神。作者通过一系列佛教僧侣艺术典型的塑造和佛俗两世界的并峙勾勒，深刻表达了在传统伦理道德日益式微的今天对社会物欲横流的忧虑，具有深沉的佛俗两世界，梵我一本心的人文情怀。

一、戒律守身、彻悟心源和情色泛起的制衡与修持

　　小说以新世纪现实生活为背景，运用对比、映照、烘托等艺术手法，给我们塑造了一系列佛家僧侣形象。苦修的师父休宁、带贝叶经的老和尚雨灵、叠翠山佛学院副院长严律法师、宝莲师太、省佛协会长明若方丈、佛家狮虫觉通和明心、以及后来看破红尘而后皈依佛门的孟悔、孟忏、郗化章夫妇等都是作家用心塑造的一个个独立僧人形象，同时他们又是作为主人公慧昱禅师的对比、映照、烘托人物而出现的，以此来突出作家精心打造的佛教典型慧昱形象。

　　休宁是作家打造的类型化僧人形象。他是小说主人公慧昱禅师的师父，从他的苦行修炼来看，更是佛祖释迦牟尼前身修持的方式。释迦牟尼认为禅定不是修行的目的，于是便决定通过苦行来求得觉悟和解脱。于是他逐步减少饮食，直至每日只吃一粒谷一粒麦，或7天只吃一顿饭。穿树皮鹿衣，卧于荆莽粪便间，拔除须发，不洗污垢。连续6年，结果弄得遍体鳞伤、形同枯木、精神痿顿，却没有发现任何真理，也没有解脱任何痛苦，相反，倒是加深了痛苦和烦恼。休宁的修炼几乎和佛祖前身一样，休宁始则于狮洞中僧袍破烂，“日中一食”，追求“行不知行，睡不知睡，小解不知解裤子”的苦修。继之三步一叩首，拜行，到五台山参佛，把自己弄得“老脸皴黑，骨瘦如柴”，腿折腰软，疾病缠身，不得不被送回住院。接着又回到狮洞“闭关”苦修，堵住洞口，一天一张煎饼，屎尿于其中，坐等正果，最后却不知所终。看来休宁所追求的只是个人的证悟和解脱。作家这样写作的目的，一方面在于表达这样一种理念：佛祖如此修持行不通，而休宁也难成正果；另一方面更在于衬托小说的主人公慧昱禅师的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正确修炼方式，这恰恰又是释迦牟尼后身成佛的路径。作家这样塑造形象是否在于印证这样一个道理：休宁加慧昱等于释迦牟尼的复活？其不得而知，但可以蠡测。

　　在小说中，作家还给我们塑造了不少的佛家败类——狮虫形象，比如觉通、明心等。他们几乎不参加僧人的坐禅、读经、早课、晚课等僧人必须的功课，只专注于捞钱、玩女人，声色狗马，尽情恣乐。觉通是芙蓉山飞云寺住持，在佛学院学习时，上网裸聊，看色情片，说下流话，勾引女人，眠花宿柳，请人代写毕业论文，这是违背佛家八戒五律，大逆不道的行为。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狮虫人物，凭借着父亲郗化章雄厚的经济实力，居然成为飞云寺住持，并仍恶习不改，终至车祸，死于非命。正所谓佛家语：恶有恶报，遭到报应。通元寺的大和尚、主持明心比觉通更有甚者，眠花宿柳，养小老婆，侵吞公款，贪污腐败，最终被逐出佛门。这就告诉我们，佛家净地，也非一尘不染，它们虽是方外之境，毕竟也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万花筒般的缭乱俗世社会必然也会沾染着这佛家“圣地”，清净之地也难清净。正如《双手合十》扉页的题记那样：“右手圣洁，左手不净，双手合十构出本相。”这两个狮虫形象站在慧昱的对立面，反衬着慧昱坚持佛家道义而不坠青云之志的形象。

　　在小说中，作家塑造的其他佛家僧人形象，如法泽、雨灵、严律、宝莲师太、明若方丈、慈辉、水月、还有居士罗彩莲、热砂主人以及由于生活的窘境和感情的挫折而皈依佛门的孟悔、孟忏、郗化章夫妇等，尽管他们所代表的佛家形象各不相同，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生活及佛家生活的复杂性、矛盾的尖锐性；另一方面作为“同向衬比”和“逆向反差”的艺术，他们则是主人公形象慧昱的社会基础。

　　禅师慧昱是作家在《双手合十》中最精心打造的艺术典型。是一个理想化了的挚诚僧人形象。但是作家没有把他简单化、脸谱化，而是把慧昱佛俗两世界、梵我一本心的现实性写得有血有肉。他普度众生，有文化、有知识，是佛学院的高材生；有理想、有道德，追求佛的高境界；有意志、有精进，刻苦修持不改心志。慧昱反对师父休宁的苦参修炼，讲究大道成行，所以他的修炼更讲究实际，强调佛理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离开日常生活去追求虚无飘渺的佛理。他主张以出世的态度处世和觉悟出世的境界，以体验俗世之真、把握日常生活中的根本大道，不受世俗生活的蒙蔽、局限与制约，坚持处世无累的“佛”的修持之道。慧昱是品质优秀的佛家高僧。

　　他戒律守身、谦忍和顺，不杀生、不饮酒、不近女色，不嗔、不恚、不妄，和顺待人，谦忍处世。慧昱之所以辅佐狮虫觉通和为之代写毕业论文，是期冀启度其人，促其觉悟。在多次能够成为飞云寺住持而又不能的时候，慧昱则能够忍辱负重，戒律守身，甚至被无理赶出寺院，仍然持炼。对使他不能成为住持的人和把他赶出寺院的人无怨无恨，以礼待之，以佛禅的谦忍和顺与慈悲胸怀来处世行事。

　　他泛爱万物、忠君孝亲，追求至善贞爱的道德情怀。这本也来是儒家的一种理念，但是在佛教传入我国后，佛教的“善”“爱”因素与儒、道大爱至正合流，也成为佛家的道德规范。更是慧昱的行为操守。其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对师父休宁的忠诚和精心孝顾；第二、爱国爱教，为现实社会服务，专心“平常禅”研究和推广；第三、孝爱父母，对父母的不幸大放悲声；第四、以佛家心怀挚爱恋人孟悔及其姐姐孟忏；第五忠诚于友朋同志，如对怡春禅社的佛家信徒们挚诚以及对人民大众的普爱等。这些在慧昱的行止坐卧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他苦砺心智，勤勉精进，建构众生平等的大爱社会。慧昱不像他的师父休宁，苦修惨炼，只是追求个人的小乘目标，而慧昱在自己的苦砺、勤勉、精进的修炼中，所追求的更是普度众生的大乘目标。他有自己的思考、研究；有自己的理想、憧憬。他的毕业论文就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开拓性，尤其是他发表的有关“平常禅”的论文，振聋发聩，影响深远。慧昱孜孜以求，读佛典、阅方志，不断思索着普度众生的方式，慧昱在平常禅的创设中说道：“打通世间、出世间，以出世的情怀做入世的事业，将禅境化为亲切平易的人生境界，以般若指挥建造人间净土。”其建构众生平等大爱社会的功利性跃然纸上。

　　凡此种种，慧昱才能修善进德，正心净心，断妄开智，彻悟心源，修成“正果”。在慧昱破解了“藏宝偈”后，小说这样写道：“‘不得了，慧昱师开悟啦！’众僧起身欢呼，声震山野。”一个真实而又理想化了的大士真人形象给我们烘托出来。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慧昱修炼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客观上的冲突之外，他也有自身的“业障”，有着七情六欲，也有走火入魔的时候。在知道不能成为飞云寺住持后，在权势欲和细滑欲地促使下，使他不能自持：“既然勤奋学习虔诚修行的人还不如堕落者有前途，那我慧昱也干脆堕落掉算啦！”“堕落堕落！我去堕落！”从此他也不戒“五行”，吃起辣椒来。“心里像揣了一团火，情绪十分亢奋。”他恋眷起孟悔来，企及找到孟悔以续前缘，勃起性欲之爱。在网吧里，玩刺激性极强的游戏，如“抗拒光环”“诱惑之光”“地狱火”等。也曾多次为世俗生活而苦恼、失眠，看见漂亮的女人，不免有情感上的激奋和生殖的勃起……就是说在慧昱身上，既有一个苦心孤诣、笃志修行的自我，也有一个世俗情欲的自我。在这佛俗两世界的对立中，慧昱经历着世俗欲望的多重考验，但还是理想和意志战胜了俗世情缘，又在慧昱内心佛俗两世界的对立中，使他不断完善和提升自我，突出了慧昱佛禅的光辉。

二、纷呈世俗生活和斑驳佛禅世界的对立与融通

　　长篇小说《双手合十》还给我们勾勒了两个既对立又融通的世界：即佛家世界和世俗世界。作家把佛俗两世界的故事放在我国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科技信息迅猛发展的今天，所建构的两个世界，斑驳陆离、万彩纷呈，在一个更高层次上，显示着梵我一本心的审美意绪。

　　首先是佛家世界。在这个世界的描述中，形象的展示了佛家众生相。如上所述有苦修的师父休宁，执著于佛家事业的严律法师、宝莲师太、明若方丈，也有佛教的异化分子、狮虫类和尚觉通、明心之流，更有遭受重重生活磨难，期冀解脱、觉悟以寻觅灵魂安息地而投入佛家怀抱的孟悔、孟忏、郗化章夫妇等，也有破相不堪、不尊佛规而争夺飞云寺住持并企图寻宝以登大宝的雨灵和尚，还有信佛守道的居士们、崇尚佛道的禅社以及众多的佛家信徒们，更有孜孜以求佛、不变心智的慧昱诸人，由他们构成了一个佛家的世界。

　　然而，这个佛家世界也不是净土。像世俗社会一样争权夺利、腐化堕落。郗化章之所以让儿子觉通出家，并不是望他得道，求得正果，只是希望儿子走条捷径，爬上权利的高层，利于自己的企业发展。无奈觉通不争气，却成了他的累赘和佛家的狮虫。法师慧昱本来最应该成为飞云寺的主持，但是在世俗现实中三番被夺持，甚至被赶出寺院。先是觉通凭借着经济和权势窃取住持权位；接着是雨灵凭借着歪门左道夺到飞云寺住持权位。如果说觉通还有些真诚，相信和依靠学者型法师慧昱，为自己装装门面的话；那么雨灵凭借着自己的存款、辈分、权势和佛家信物贝叶经，则处处打击和排斥慧昱，消除异己。这是佛家伦理所不能容忍和坚决反对的，但却“合理”的存在着，而且还有那么多背“大道”、出卖灵魂的追随者。更典型的是通元寺主持明心，完全是佛家的异己分子，他不顾佛徒的死活，大做法事，聚钱敛财，包养女人，累死佛僧，来满足自己无尽的贪欲。正如省佛协主席明若方丈在稠人广座中所斥责的：“你身为一寺之主，不守戒律，贪财贪色，你把你身上的僧服玷污成了什么样子！……”明心以小惠拉拢僧徒，也有不少追随者。这就说明禅佛世界和俗世一样也有利欲熏心。

　　其次是大家都熟悉的世俗世界。在小说中有旅游局长云舒曼、宗教局长卫万方、飞云寺风景开发区主任申式明，那个变质异化了的副市长乔昀，后来皈依佛教、象征财富、金钱的大亨郗化章夫妇，受到感情挫折而遁入空门的孟悔、孟忏姐妹，还有飞云寺周围的村庄群众及来此旅游的形形色色人等，在新世纪的大背景下，构成了一个世俗的现实社会。从某个角度讲，它制约和规定着佛教世界的走向和发展。现实世俗世界之所以要重建飞云寺，主要还是增加旅游点，发展旅游事业，“把经济搞上去”，对领导来讲营造自己的业绩，以垫高上爬的基石。这和慧昱重建飞云寺的理念背道而驰。如果说慧昱第一次未能成为主持是受制于金钱；而第二次未成为主持则完全是因为权势。雨灵之所以当了主持，还不是为副市长打卦，预测乔昀“官运财运桃花运运运亨通，百无禁忌”，说了几句好话吗？如此简单，权势就把慧昱的主持葬送。显示着金钱和权势统治和驾驭着佛禅的世界。看来金钱和权势两个东西结党营私，生下的必然是现实生活的怪胎，佛教不净，俗世不清。后来乔昀也没有运运亨通，却让他锒铛入狱，成为现实世界的异化分子。

　　小说就以这样写作佛家世界并峙着世俗世界。然而这两个世界只是并峙不行，它们必须还要交叉、融通而形成一个斑驳陆离的完整的现实社会。在《双手合十》中，小说从许多方面使佛俗两个世界在对峙中交媾和融通。一是经济和权势的制约，比如乔昀和郗化章的情节内容；二是僧徒和俗人的对立与交往，如众多旅游者到此一游于僧侣的冲突；三是僧徒的还俗和俗人的归化，比如明心、慈辉、永旺等僧徒还俗，孟悔、孟忏、郗化章夫妇等俗人的皈依等；四是佛俗两世界的贪欲和智性；尤其是第五，一个完整的社会，不可能使佛俗两世界各自独立，互不干涉，特别是佛教的世界，必然会受到俗世的沾惹和熏染。自古而今皆然。

　　小说也正是通过佛俗两世界的并峙与融通，构成了较为复杂的故事情节和按照作家的审美理想塑造人物，同时通过各类形象的塑造，也在一个更高的文化层次上达到梵我合一、情理兼容的情势。具体讲就是儒、释文化的并峙与统一。之初，儒、释文化是尖锐对立的，所以才有“三武一宗”灭佛的历史事件。但是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则主动向儒教靠拢，而儒教为了丰富自己也主动改造和宽容佛教存在，逐渐儒、释合流，达到他们的相谐和融通。《双手合十》世俗的世界主要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行为规范的，而佛教自然是以自己的道德规范为行为准则的。其实也不尽然，因为自唐宋以来，儒、释已经有了很好的交流融注。唐代居士李师政在其《内德论》中指出：“惟佛之为教也，劝臣以忠，劝子以孝，劝国以治，劝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乐，惩非显地狱之苦。”①他认为佛教与世俗社会并不矛盾，相反，它极大地有利于世俗社会。佛教教人行善，要求臣忠子孝、国治家和。这几乎就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纲常的注脚。现代大德印光曾说：“尽性学佛，方能尽伦学孔；尽伦学孔，方能尽性学佛。试观古今之大忠大孝，与夫发挥儒教圣贤心法者，无不深研佛经，潜修密证也。儒佛二教，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以世无一人不在伦常之内，亦无一人能出心性之外。”②就是说当代的佛家释教和孔孟儒教已很难截然分开。以此，我们认真分析小说《双手合十》，尤其是主人公慧昱，他的行止修炼及其所持佛家理念已是儒、释并峙，梵我一本心了。他孝亲、尊师、友悌，是以“出世的情怀做入世的事业”，是很好的儒、释交媾和融通的晶体。进而说明了小说是在一个更高的文化层次上，把佛俗两世界统一起来，以反映新世纪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现状。

三、历史与现实的映照及其理想化了的情怀

　　从另一个角度讲，要知道如今的佛教世界已经是世俗化、平民化了的，它不是始于今天，而是从唐代慧能就开始了。佛教因其是外来文化，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一方面积极与中国传统文化儒教及道教相融通；另一个方面也放下身段，将自己深奥晦涩的佛教理论演绎、解构，使之大众化、通俗化和世俗化，即使是普通的老百姓也能知晓其佛理道义。使佛教有了异乎寻常的发展。这是禅宗六组慧能的功劳。他的禅学使佛教似乎又回到了它的起点，其实不然，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的思想是出世的，而慧能的禅学却把佛教从彼岸世界移到每个人的内心，使佛禅人性化，把般若（智慧）的绝对超越性实体还俗为一般人的觉悟，因而就把佛教由出世推至入世的方向，明心见性，平常是佛。以后禅宗，逐渐僧徒关系家族化，师徒相传有如父子继承；其教义不断世俗化，把宗教生活看成是日用常行，强调平常心是道，禅即生活。慧能就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③这些就告诉大家，赵德发的长篇小说《双手合十》在众多佛家教派中，是以禅宗为主要写作对象的，同时主人公慧昱所创立的“平常禅”，其基点也是建立在禅宗“明心见性”“平常是佛”之上的。同时也告诉我们，如今世俗化了的佛教，自六祖慧能以来，佛俗世界已经是梵我一本心了的，即“回归平常方是禅”。

　　为了得到实证，作家除了通过《双手合十》的主体故事和众多人物的塑造，给以艺术地反映外；同时为了增强小说艺术的真实性，每一章结束之后，还通过话外音和旁白的方式，来进行历史的交代，与现实形成比对，以映照现代佛教生活的真实性。这在小说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秦老诌，在他身上扮演多重艺术角色。

　　首先它是小说的艺术形象。他勤劳、真诚，乐于助人，生活非常艰苦，儿女利欲熏心、不孝，但他仍然达观乐道，因为他心中有佛。他是最接近“佛”并崇尚佛的千万大众的典型。他应该皈依佛教，得到眷顾，也有机会，但他没有遁入。这是因为它有着由空而空的理想追求——寻找那个根本不存在的雪菇，直到老死。这里的雪菇及其对它的寻觅，更是一种象征，象征了理想追求的破灭。

　　其次秦老诌是一位神秘的般若者。他的执著、诚挚及其空洞的寻觅，并不是他的愚笨，而从他对以前飞云寺及僧徒们的了解，还有他对今天现实中佛教的观察，使他很智慧很般若地看清楚了佛教的本质存在和生活现实。他的神秘主要表现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期，他都会幽然出现，或解人危困，或见证佛事，加之以执著的寻觅那个根本可能存在的雪菇等，使他显得神秘而又智慧。像《红楼梦》中的癞头和尚跛足道人那样“真人不露相”。

　　再则秦老诌是历史与现实相辉映的象征体和见证者。秦老诌的神秘和般若造成了形象的象征艺术。它是历史的象征，又是现实的象征，是佛教历史与现实相映辉的见证。历史上佛教是什么样子？现时又是如何？是通过秦老诌的叙述和观察表现出来的，佛教的历史与现实皆集于秦老诌一身和他的叙述中，使秦老诌的形象就具有了“佛相”的象征和见证意义。

　　第四、秦老诌更是一位叙述视角和叙事线索。在小说中，安排秦老诌这个人物，更重要的是叙述者的角色和叙述线索的作用。佛家过去的历史现实如何？如果在小说主体事件中显现，用过多的插叙、补述来处理，势必会造成小说结构的松散和故事情节的凌乱，怎么办？作家独具匠心，通过似乎“局外人”秦老诌的视角以话外音和旁白，再现佛教历史的真实，以映照现世佛家的万花筒般的生活现实。并且附着于每一章的最后，于是历史与现实在这里交汇，形成比对映照的艺术意境。

　　比对映照是赵德发小说《双手合十》很重要的艺术特色。从形式角度讲，作家在小说作品中安排了三条线索：一是现实线，显示的是新世纪以来佛俗两世界的生活真实；二是历史线，“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展现的是历史的佛俗两世界的真实；三是人物线，即以塑造核心人物慧昱为主要目的的线索。三条线索谈不上交织发展，但是它们形成了比对映照的并峙关系，（主要指第一、第二两条线索）仍然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知道现实的佛俗两世界是那样错综复杂；同样在秦老诌的诌中，也可以领略到历史的佛俗两世界也是一样的斑驳陆离。在历史与现实的比照中，慧昱的形象性更加突出，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主人公慧昱禅师的艺术意义。慧昱是佛教精神的化身，在这个物欲横流、人心叵测的佛、俗两世界中，就有像慧昱这样埋头苦干的人，拚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和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慧昱身受权、色、财、贪、情等欲望的多重考验，虽也有常人的犹豫、彷徨、痛苦、情致、困惑等，但他能够自省、开悟和奋进，意志弥坚，坚持自己的佛教修持而不向世俗低头。这就是一个现代僧人艺术典型的实存。无论我们是否信仰佛教，而主人公慧昱为了理想而永不泯灭的追求精神，应该烛照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这是作家理想主义的情怀和梵我一本心的又一小说创作意趣。

　　不过话又说回来，《双手合十》虽然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突出的艺术特色，但不足还是有的。一是说教性太强，许多佛理禅意是讲出来的，这是非小说化行为，其必然会造成小说生动性、形象性的弱化；再一个是小说创作一定要“乐而多趣”，（梁启超语）或是故事性强，误会、巧合、悬念迭出；或是依靠人物命运的发展变化打动读者的心；或者是揭示出大家都关注的社会问题，以引起读者的阅读兴味；或者是创作出美好的意境小说，来满足更高层次读者艺术消费的需要，这是小说创作的“基本面”和根本要求。由此观之，《双手合十》太端正了些。另外，“熟悉的陌生人”和“美丑民绝”人物形象塑造，还是小说创作所追求的主要艺术目标，这是我们今后小说创作所要时刻注意的问题。

注释：

①李师政：《内德论》

②大德印光：《复安徽万安校长书》《增广印光法师文抄》卷二

③慧能：《华严经》

Popular two World Buddhist Vatican one Really

——Zhao Defa novel "held their palms together,"

An Explanation

Liu Ronglin

Abstract: Zhao Defa new novel "held their palms together" with two prominent Buddhist vulgar world, the Vatican I intended本心aesthetic Ogata. Zen master on the main character in Huiyu fully reflect the will of Buddhist religious sentiments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In the novel b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uddhist world and the secular world of confrontation, Jiaogou, factoring in the full integration of the Rufo, see the heart of a Buddha is usually本心aesthetic taste. Whether or not we belief in Buddhism, and heroine to Huiyu never devoid of ideals and spirit of the pursuit, it should be Zhuzhao Taiqianshijie, Yunyunzhongsheng. This is the ideal writer's sentiments and the Vatican I本心another novel creation Interest.

Key words: "held their palms together." Huiyu; Buddhist world; secular world;one Really

 　　　　　　　　　　　　　　　　　　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增刊2009年第3期

　　　　（刘荣林，文学评论家，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教授）

http://www.paipaitxt.com/r4756115/

简介：

      自上世纪80年代，由百花出版社依托《小说月报》开展当代文学的百花奖评选以来，赢得了社会广大的认同，评选出了无数当代文学的代表作，也成就了无数当代文学名家，《历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选集》就是集结了评选结果中对当代文学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的经典作品，分多卷结集出版的作品合集，现制作成电子书提供给广大的文学爱好者，资料来源于网上，版权所有为原作者及出版者，本电子书仅供网友学习参考，请阅读后即行删除，勿为传播或做他用，如有侵犯作者权益自行负责。

目录：（从下面的地址可以读到每一篇）

http://www.eywedu.com/baihuajiang/index.htm

《败节草》李佩甫
《北京人在纽约》曹桂林
《哺乳期的女人》作者：毕飞宇
《厨房》作者：徐坤
《大厂》作者：谈歌
《第十二夜》作者：铁凝
《第一人称》作者：史铁生
《二十年前的一宗强奸案》石钟山
《烦恼人生》作者：池莉
《分享艰难》作者：刘醒龙
《凤凰琴》作者：刘醒龙
《伏羲伏羲》刘恒
《过程》作者：方方
《孩子王》阿城
《厚土》作者：李锐
《黄连·厚朴》叶广苓
《坚硬的稀粥》作者：王蒙
《来来往往》池莉
《懒得离婚》谌容
《狼行成双》作者：邓一光
《绿化树》张贤亮
《埋伏》作者：方方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
《你没有理由不疯》张欣
《你是一条河》作者：池莉
《你以为你是谁》作者：池莉
《年月日》阎连科
《牛》作者：莫言
《炮打双灯》冯骥才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恒
《低俗作品请删除》苏童
《亲亲土豆》作者：迟子建
《青衣》毕飞宇
《清高》作者：陆文夫
《情断西藏》摩卡
《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作者：池莉
《生活秀》池莉
《生命通道》龙凤伟
《石头说话》作者：冯骥才
《俗世奇人和市井人物》冯骥才
《太阳出世》作者：池莉
《桃花灿烂》作者：方方
《天下无贼》赵本夫
《通腿儿》作者：赵德发
《夏之波》作者：王蒙
《乡村情感》张宇
《向上的台阶》作者：周大新
《新兵连》作者：刘震云
《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方方
《有了快感你就喊》池莉
《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张欣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作者：方方
《遭遇爱情》作者：徐坤
《制造声音》作者：贾平凹
《醉也无聊》叶广芩
本文来自派派小说论坛 ：http://www.paipaitxt.com/r4756115_u40945/

　　　　　　8月22－24日，山东省作协文讲所在微山湖办班，让我去讲了一课。我的相机受潮打不开了，现将一些学员朋友拍的照片贴几张：

赵德发：让创作回到根上

2009-08-05齐鲁晚报　记者 霍晓蕙

　　7月22日这天，一次日食让世界上无数的人兴奋不已。而对于居住在日照海滨的作家赵德发而言，他的兴奋更是来自于一次灵感的光临——他正写作长篇小说《乾道坤道》，一直被结构问题困扰，就在日食来临的这天早晨，他的大脑突然一片澄明，一种全新的结构样式突然而至。

　　 □记者 霍晓蕙
　　 7月22日的日食给赵德发的新作带来了创作灵感，他欣喜若狂地写了一篇博文《日食给我带来灵感》。日前记者采访了赵德发，他谈了自己正在创作的新作《乾道坤道》。
　　 十年前，赵德发的一部长篇小说《君子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主要内容是表现儒家文化在农村的传承流变；前年，他出版了反映当代汉传佛教文化的长篇小说《双手合十》；目前，他正在创作一部反映当代道教文化的《乾道坤道》。记者问赵德发为何对这些题材感兴趣，他的回答是：让写作回到根上。
　　 “我虽然才疏学浅，但也想做些尝试。我是直接将目光瞄向了儒、释、道三家，用长篇小说的形式表现它们在当代中国的存在形态。”赵德发说，“我们回头考察当年的‘寻根’作品，发现许多作品热衷于展示远古文化在民间的流风遗韵，甚至是民族的‘潜意识’。其实，这些只是我们民族文化之根的初级阶段，并没有发育成主根。主根是什么？是儒、释、道。这三种文化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精神支柱。近年来兴起的‘国学热’，可以看作是民族记忆的苏醒。”
　　 对于正在撰写的《乾道坤道》这部小说，赵德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做了大量的采访和案头准备。他告诉记者，这两年来走访了全国多座道观，获得了大量素材。同时，道教文化方面的阅读量也是很大的。“我希望通过这部长篇小说，让人们对‘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教文化有一番了解。”

　　 人物介绍：
　　 赵德发，1955年生，莒南县人，现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日照市文联主席、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

　　　　　　　　　　　　　　日食给我带来灵感

　　像往常一样，五点起床，读书写作。今天早晨我继续构思长篇小说《乾道坤道》。结构问题，还是结构问题，在深深困扰着我。我不想再沿袭以往的路子，想尝试创新。一年多了，一直没有想出好的办法。刚才，就是刚才，本来浑沌着的大脑突然一片澄明，一种全新的结构样式突然有了。同时，这样一幕场景也在我眼前出现：

　　月光皎洁，水光涟滟。男一号凌道长正站立湖边，像当年天台山高道司马承桢那样为出山见皇上而生出悔意，想自己到底该不该放弃在美国的优裕条件而回国，这时，湖中小山上却传来一阵虚无缥缈的古琴声。他想到自己的徒弟、年轻的女道士澡雪已经在那儿孤身住了半年，于是就划一条小船，去了岛上。原来，澡雪正在小山的最高处手抚七弦，用琴声诉说她多年来求道的艰辛，并庆祝自己的修行有了一次十分重要的长进。凌道长当然感到欣慰，但同时，心脏的一记早搏又在提醒他超越肉身之难……

　　顺则成人，逆则成仙。

　　这是结束，也是开始。

　　抬头看看表，正是六点半。我想起，此时一个事件正在太阳系里发生。那个“天狗”，已经向太阳张开了大口。这是一种“逆”吗？再过一会儿，日食带将从南亚次大陆那边向中国飞扑而来。这也是一种“逆”吗？

　　其实不该这样追问。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就对了。

　　但我还是感谢这次日食。“天狗”，我向你拱手遥拜了！

　　　　　　　　　　　　　　　文学在今天的意义

　　　　　　　　　　　　　　　　　　　曾凡

 　　　　　　　　　　　　　　（载于《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文学的意义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一个谈论文学的基本的出发点。问题是，在经济活动主宰世界，网络语言引导和控制信息，后现代的戏说立场统治人们精神的今天，谈论文学甚至文学的意义还有必要吗？谁还需要知道文学的意义？谁还愿意让自己与文学搭上关系？人们谈论文学的被边缘化、文学的死亡，以及伟大的文学这些话题时，似乎都与百姓的世俗生活无关，似乎与当代社会的进程无关。但事实是，文学在任何时候都与世俗生活相关，都与社会进程相关，都与人类的整体前途命运相关。因为，文学是人类价值建构和精神生长的过程，是人类生存意义的自我确证。

　　一 文学使人类的存在有了意义
　　人是生存在社会上的动物，这种生存是以理智和情感为指导的，具有方向性和目的性的。因而，生存是主观的动态的过程性的。而存在应当是客观的静态的一种物质状态物理状态。人的生命过程不是存在而是生存。作为与万物共生的人，他的最基本的使命是为自己的存在寻求意义，我是谁，我为什么而生，我为什么而活着？而文学最基本最伟大的功能就是给予意义，是对人类的生存赋予意义。比如我们知道的外国荷马史诗、希腊悲剧、《圣经》、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戏剧、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还有中国的《史记》，唐诗宋词，元代杂剧，清代的民间戏曲等等，不管它们是什么题材体裁，实质上都是告诉人们生活的意义。
　　文学不是哲学或宗教，它不提供生存的理论，而是以它对世界的感悟保障人类的精神永远有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即理想。不管是在精神迷茫的时候，还是在情绪晦暗的时候，或者在我们陷入迷狂的激动时刻，文学总会给予我们可靠的心灵指引。比如像《神曲》、《浮士德》这类抽象的充满哲理性的作品，可能对于那些理性的有意于追求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人有着强烈的启示意义，成为许多人生命中最基本的精神动力。而具有同样价值的是，相对通俗的唐诗宋词、元代杂剧、清代的民间戏曲，包括传统的说书等等，都在文学的意义上引导和安慰着芸芸众生。人们通过阅读，以至聆听和观看文学，领悟到人生或世界的某种真相，点燃起心中生存的信念，寻找到个人的生存目标……从古至今，概莫能外。
　　至于在今天，类似于传统的文学性阅读已经很少见了。无论学生还是成年人，都在忙于读实用的书籍，比如考试秘诀、职场秘诀、发财秘诀、官场厚黑学之类。一些想读文学而又没有耐心的人，则去读网络文学作品，或是读那些本身没有生活经历而又很乐于写作的所谓“新锐作家”的哺哺自语，这种作品有时是纯粹个人情感经历，有时是参考了别人的作品后对生活的想象。这些现象的存在使许多人误以为真正的文学已经没有了或死掉了，还有许多人认为那些所谓的私人写作、肉体写作或青春写作就代表了当前的文学。这些现象和这些认识都是不对的，是没有亲近文学和信任文学而产生的暂时性的灵魂失重状态。
　　那么，我们现在文学中的意义在哪里？从青春文学、网络文学和肉体写作的作品来看，生活是没有意思了，人生不是忙于挣钱就是忙于吃喝玩乐，从这些作品中似乎看不到任何方向感。但是还有能给人以温暖的作品，这里只以刚刚过去的两三年里我个人的阅读为例：
　　贾平凹的《秦腔》、《高兴》是在不动声色的日常生活描写中传达出对生存的热爱和对生活意义的寻找；严歌苓《第九个寡妇》和铁凝《笨花》，都是在大的社会背景中的小人物的人性挖掘，让读者从中感受到人的尊严和人性的美丽；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以一种近乎冷漠的笔调回叙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右派和孤儿的非人生活，却越发显示出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喷薄欲出的人道主义激情，具有罕见的震撼力。赵德发的《双手合十》以宗教生活为背景，但探讨的依然是人性和人的存在意义和生命价值等基本命题，不仅仅是拓宽了文学的视野，更主要的是让人们感受到，即使在那种多重力量的重压下，人也还能做出有意义的选择；老张斌《小艳史》和《说走就走》是一种以小人物表现大历史的举重若轻的作品，《小艳史》写一个右派在政治利剑威胁下的爱情史，达观而又坚韧，《说走就走》写战乱年代一个儿童眼中的各色人等，实际上则表达了中国民间的英雄观价值观。我举的这几部作品都不是表达抽象观念的或写重大题材的，它们所表达的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的信任，以及对人类普遍价值的信任，足以对普通读者形成真正的文学影响力。其实，有独特文学价值的好作品还有很多，比如王刚的《英格力士）｝、杨志军的《藏獒》、余华的《兄弟》、李佩甫的《等等灵魂》及之前的《羊的门》、《城的灯》、刘庆邦的《红煤》、叶文玲的《三桅船》等都是既有可读性又有文学性。还有麦家的《解密》、《暗算》、《风声》，虽然借助了电视的力量，但他真正的价值却在于塑造“英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反英雄的时代为我们塑造了“凭借意志力量克服人类弱点和局限的超凡脱俗的英雄”。而像张洁的《知在》、张伟的《刺猬歌》和稍早的《能不忆蜀葵》、阎连科的《受活》虽然读起来比较累，但却可以证明确实有作家从未忘记理想和责任。

　　读这些作品，可能也会让我们伤心，让我们叹息，让我们看到生活的不容易，但在另一面，书中的人物、故事、场景和价值观能鼓励我们摆脱或忘记生活中的灰暗、颓唐、失望和迷茫，最根本的是它们能给我们生存的勇气、信心和方向。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我们普遍地感受到人的尊严，由此我们也更加热爱和珍惜自己的生活。文学不一定非要像大时代的宣传品一样被人人诵读，但文学最可贵之处在于它不管在什么时代什么环境中，总会让人懂得生活并不是茫无头绪的存在，而是充满着可能性与选择性的生机勃勃的过程。

　　二 文学帮我们建立价值系统
　　简略地回顾一下文学的历史和人类的成长史，大致可以看到，文学始终伴随在人类的精神生长和文化成长过程中，在人的文明演进过程中，它全面而无微不至地帮助人类建立了自己的价值系统。“文学在一种文化的价值建设的全过程中始终全面承担着价值生成、价值判断、价值传播、价值演化、价值消解、价值更生等系列功能。”“所谓价值，就是人对自身存在的肯定，是人类为了鼓励自己生存下去而为这个世界建立的精神秩序。在价值的指引下，人感受到生命的可贵和存在的意义。……文学作为价值的载体，它的最终使命恰恰是让人在日常生活中认知和接受人类的普遍性的价值追求。”（曾凡《文学与价值生成》《光明日报》，2004年11月10日）。
　　人的价值观的形成，一方面来自社会的规范，比如政府的诱导之类，一方面来自生活中环境的影响，比如家人亲戚邻居的榜样作用。而在官方律令和家人的言行之间，文学对人的影响可能更广泛一些。比如中国人都比较熟悉的《史记）｝，我这里指的是里面的人物传记部分，其实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源头。司马迁通过对他笔下人物的褒贬，提出了做人的标准和人生的价值取向等原则，并被后来的人们所接受，由此形成了中国人最初的一批人生样板暨中国文学的英雄原型。所以，《史记》最了不起的价值并不在于他记录了汉代之前三千年的历史，而在于它为中国人提供了作为价值象征的人生的榜样。你可以读几篇其中的人物传记，然后再想一想这些人物，你会发现咱们现在还在照着这些人物的样子生活着呢！
　　比如，刘邦和项羽的描写，突出了项羽的人格魅力，提出了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使李清照在几百年后还在感叹“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使项羽成为中国历史中罕有的受到不同阶层人喜欢的英雄。越王勾践虽然没有项羽的英雄气质，但他的卧薪尝胆，十年复仇精神也成为中国人磨炼自己精神意志和开创事业的榜样。屈原对理想的执着，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对信念的投人，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样板。侠客列传，刺客列传，滑稽列传公然列入正史，则让拘谨的中国人有了更为开放的人生选择。中国文化的现实精神，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都与《史记》以来的精神脉络相通。《史记》提供了面对现实的批判态度，提供了不以成败论英雄的道德判断标尺，提供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样板，提供了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改造的理想，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文学参与文化价值建设的鲜明范例。《史记》所确定的价值尺度对后世中国人的价值判断和文学形象塑造所产生的样板作用是巨大的，它的平民性、道德取向而非成功取向，包括它对权威和既定秩序的批判性态度，都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和中国文学的细节中。
　　至于外国作品，我们熟悉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思历险记》、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薄伽丘的《十日谈》，包括《基督山恩仇记》、《一千零一夜》、《吉植伽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都明确地在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通过树立英雄榜样，通过英雄的现身说法而逐步建立起公众的价值信仰，再通过榜样的力量和信仰的力量使公众将公认的价值观融入自己个人的日常行为即生活细节中，文学就这样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帮助我们建立起了完整的价值系统。它以形象的方式告诉人们，人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怎么样。而我们，在阅读书籍，听民间说书和观看戏剧——这些都是文学，而在当前的影像时代，电影电视的故事也仍然是文学——的时候，就接受了既定的精神秩序和系统化了的价值观，我们就成了文化和文明的一部分。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三 文学承担着文化的自我修正功能
　　文学给虚悬着的人类精神建设起一个支点，即理想，它使我们觉得活着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文学同时又告诉我们，人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怎么样，使我们有了具体的生存目标和方向。但根据哲学家们的说法，人类的存在毕竟“有目的的无目的”，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在某一天某一刻可能会显得非常的陌生非常的不可思议。如果一个社会在总体上陷入这种迷茫的状态，则可能导致价值观的紊乱和文化秩序的失常。在这种时刻，又往往是文学可以挺身而出，发挥文化自我修正的功能。 

比如文艺复兴就是对欧洲中世纪的宗教专制主义的反叛与修正，而现代主义文学则又是对资本主义的高度垄断和机械化生活秩序的批判。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以“新时期文学”为标志的一段文学历史和文学思潮，正是对此前的文化禁锢和思想禁锢的反叛，其中所洋溢的对现实的参与精神、批判精神，对个性自由和人性解放的追求，对理想主义、现代化、民主化的向往等，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文化多元化局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决不是像今天一些对生活毫无所知的时髦的学者所说的“伪理想主义”。
　　当前文学的被边缘化，或许正好可以用来说明文学所承担的文化自我修正的功能。
　　文学是人类价值生长的过程，也是人类文化的镜子，它照耀着人类的灵魂，同时也照耀着人类的行为，使人成为人。所以，文学总是与人的生活融为一体的。有些时候，它显得高人一等，有时候它又显得无足轻重。它的重要性仅仅体现在人类精神对它的渴望与依赖上。所以，最近几年来，所谓的文学边缘化，只是中国人暂时不那么需要文学，不那么依赖文学而已。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因素可能是，以韩寒、安妮宝贝等一些年轻的写作者对文学有一些误解。他们以为凡是拿起笔虚构的文字都叫文学，以为自己所信奉的才是真正的信仰。这样，他们就排除了传统的文学判断标准和价值判断标准，把人类过去的生活和过去的文学活动都归属于无意义的范畴。而事实上，中外文明史都让我们明白，一些喧嚣一时的显赫一时的闪亮一时的，无论是人物还是思想，总会被历史遗忘。江水滔滔进入大洋之后，水边曾经喧嚣一时的泡沫早就在阳光下变成了空气。所以，文学写作，只是指那些对人和世界有所感悟的人所写下的文字，至于那些把文学当作技术当作玩具当作游戏的写作，不应当进入“文学的”关注视野。
　　从文化生长的角度看，最近十几年来中国人对文学的感觉和态度说明中国的社会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整个的价值系统和生存坐标都在调整和变化的过程中。人们不再相信以往的真理和以往的秩序，而在迅速地引进了西方一百年甚至几百年才积累和形成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之后，又发现这些观念和理论并不能帮助我们理清自己的现实处境。由此，中国人开始躲开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借着经济改革的大潮变得只相信金钱与利润，只愿意为金钱和权力而奋斗。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前面举到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如《第九个寡妇》、《笨花》、《藏獒》、《等等灵魂》、《羊的门》、《城的灯》、《能不忆蜀葵》、《高兴》、《双手合十》《说走就走》、《英格力士》）才显出其可贵的品质。它让读者感到温暖的同时，也让读者对人对社会保持着信任和信心。文学一直存在着先锋性与大众性共生并存的特性，先锋性似乎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大众性似乎是只关心老百姓而不关心更高层次的精神探讨的。其实，文学的先锋性就是对社会现状的批判及对新的文化可能性的探索，而当这种批判性探索性的努力逐渐被社会理解甚至接受的时候，文化就已经完成了一次自我蜕变，一种可能只属于少数人的精神演化成了社会性的共识。所谓文化的大众性，其实就是把精英的探索传达给大众的过程。
　　所谓文化的自我修正，就是指这些文学的努力，文学的叙述以其对生活的直观感悟默默地温暖着读者的心灵，于不知不觉中影响着读者对生活的判断，使读者能在纷乱嘈杂的多元化声浪中渐渐找到一条清晰的精神生长脉络，从而也为自己的生存找一个合适的方向或目标。譬如，《藏獒》使我们对责任感、使命感忠诚感重新萌生出痛彻入骨的体验，使我们对游戏人生的态度生出羞愧；《夹边沟纪事》让我们更懂得珍惜生命和尊重生命，《第九个寡妇》让我们相信即使是一个最弱小的女子也能凭人格的力量和人性的力量同命运抗争；《能不忆蜀葵》则告诉我们，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活得高贵而有尊严。正是这些作家作品的默默努力，在默默地影响着商品世界中的公众，使人们越来越看到文学与游戏之间的区别。当整个社会中的多数人不再相信那些私人写作、肉体写作和青春写作，甚至也不再相信那些所谓先进的理论时，已经失去方向的当代文化就已经在不经意中回到了它的正常发展轨道中。

七律.花落菩提

---读赵德发先生长篇小说《双手合十》咏怀 

贝叶题诗沐晚钟

焚香坐忘诵心经

飞云月色空叠翠

古木禅音杳芙蓉

有道一如临水净

无著四大御风轻

拈花微笑吃茶去

双手合十渡众生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8d0f9c0100dskx.html

“农民三部曲”：作为思想重构的历史叙述

张懿红

 1996年、1999年、2002年，赵德发系列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缱绻与决绝》、《天理暨人欲（原名《君子梦》）、《青烟或白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齐，作者毕十年之功完成了对中国近百年农民生活、农村现实的广泛观照和深沉反思，其恢宏气势、阔大视野、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在浮躁萎靡的当代小说潮流中卓然不群，无疑是世纪之交乡土小说的厚重之作，足以彪炳文学史册。

赵德发出生于山东莒南，其地接近儒教发祥地曲阜孔府，夙被周公、孔子之化。齐鲁文化熏陶的作家多悲天悯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情怀，加以赵德发本人偏于理性思辨的个人气质，从而他的创作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伦理、政治、哲学思索的轨迹。除“农民三部曲”外他还有很多中短篇和散文作品，其中不少是可以纳入理性写作或智性写作的，如《结丹之旦》、《思想者人说叔》、《魔戒之旅》以及新近问世的长篇《双手合十》等。“农民三部曲”的最大成功也正在于作者独特的历史思考与叙述。三部曲分别聚焦与农民休戚相关的三个问题——土地、道德、权力，围绕这些主题在较长的时间段中展开纷繁错杂的故事叙述，最终完成自己的主体性思考和历史重构。

　　提出一个巨大的普遍的社会问题，使人的活动围绕该问题结撰历史、探讨解决途径——这并非赵德发独创的长篇小说写作范式。众所周知，茅盾的《子夜》就明白表达了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社会学意图。这种小说写作的可行性自新时期以来受到质疑，然而世界文学传统、当代成功的文本实践（比如托尔斯泰、米兰·昆德拉、君特·格拉斯等人的长篇小说）都为体现人类主体性思考的文学想象提供合法性证明。赵德发怀抱儒家传统的济世情怀，坚持现代文学批判社会现实的传统，意欲借助文学想象剖析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重阻力和两难困境，其凌云壮志自有过人之处。尤其是对土地、道德、权力的提炼选择，堪称慧眼独具的发现。古老的中华文明体现了农耕文明的最高成就，而土地、道德与权力就是书写在漫长的农业社会发展史中的三个关键词。土地是民生之本，国家之本，自古以来，围绕土地的血腥争斗从未停息。而道德是中华民族立身之本，源远流长，融入民族文化血脉之中。同时，道德与权力结合，又成为统治者驾驭百姓的意识形态工具，与权谋文化一起，形成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文化。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必然是土地、道德与权力的生死锐变，这是赵德发“农民三部曲”重构历史的独特思想发现，体现了赵德发张扬主体性思考的史诗性追求。

总体而言，赵德发依然遵循长篇小说的经典叙事方法和结构原则，以大跨度的历时性时间轴，贯串多线索并进的情节网络。这似乎是自茅盾《子夜》以来逐渐成形并凝定于红色史诗的长篇小说范式，但赵德发的叙述显然已跳出彀中。首先，“农民三部曲”并非表象宏大的全景叙述，尽管人物、情节线索多头并进，但基本围绕一两个家族的两三代人结撰故事，叙述始终聚焦于某个固定乡村社会的历史变迁。其次，小说没有经典意义上的史诗英雄，叙述力图保持平视视角，站在农民的立场看时移事迁，同时借叙述逻辑、象征意象暗中输入主体的现代性思考。再次，作者穿透乡村历史变迁的主题性考察，和对土地、道德和权力的深度思考，推动个人化历史叙述的完成，其结果当然绝非概念化的政策解读，而毋宁说是对历史的主体性思考与重构叙事。最后，吸取《白鹿原》的双重叙事手法来解决哲理主题与阅读快感的矛盾，铺排耸动视听的民间奇闻异事、情色故事，象征、魔幻手法运用娴熟，实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有效整合。

整体而言，“农民三部曲”凝聚叙事的主体性思考是精心设计的，至少在三个层面渗透文本。即：1、故事历时性演进，形成合乎逻辑的历史过程，此历史叙事的因果逻辑本身就揭示了问题所在。2、贯穿叙事整体的主人公，以其农民本色感受、思考个体经历的人生，从而发现历史的真相。3、农民神秘崇拜的蔽塞、解蔽和解蔽的反面，作为意蕴生成的象征层面，是交融而又超越叙述的点睛之笔。

一

　　自现代以来，中国农村，乃至中国整体社会进程，都无可退避地卷入了土地、道德和权力的漩涡。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其实是农民革命、土地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而号召农民革命的现实利益驱动就是土地。土地也的确是现代化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因为现代化历史进程就意味着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把农民及其生产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悠久的传统破碎之时，必然伴随着生活变迁、文化转型的剧烈震荡。在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中，“土生万物由来远，地载群伦自古尊”的古训仿佛只是阻挡历史潮流的腐儒之论，于是土地必然与血、战争、饥荒、家园紧紧缠绕，演出人世间沉痛悲怆的大悲剧。荀子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1】也许只有经受历史的惨痛教训，人类才可能领悟大自然无言的昭示，土地才可能回复它作为人类家园的终极地位。在《缱绻与决绝》中，赵德发让宁学祥、封二、封铁头等几户农民前后四代人经历70多年的土地变革，他们的苦难、奋斗、命运转机无不与土地息息相关。为保土地，宁学祥放弃营救被土匪绑票的女儿，使绣绣惨遭蹂躏。封铁头为争永佃权而闹农会，封大脚和绣绣在“鳖顶子”开荒累得流产。1946年，铁头的和平土改被腻味领导的“粗风暴雨”代替，招来还乡团的疯狂报复，土地再次为鲜血染红。1955年，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天牛庙出现退社风潮，宁学武等人“开黑会”、喝鸡血酒商议闹事，结果被民兵镇压，天牛庙红星高级社经过流血斗争得到巩固。1990年代，农民土地被所谓“非农产业长廊”、“天牛开发区”瓜分、征用，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封大脚的孙子封运垒与圈地警察对抗而判刑入狱，青壮年农民蜂拥踏上外出打工的路途。70多年的沧桑巨变，一个不变的事实是：土地和血总是分不开，农民永远不能安心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是《缱绻与决绝》的叙述逻辑敞露的历史事实，回顾《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有关土改的真理性阐释，以及1980年代初期高晓声、何士光、贾平凹等作家相关作品对改革光明前景的单纯信心，《缱绻与决绝》仿佛是一次对历史的改写——当然不是某种时尚的后现代改写——而毋宁说是回归现场重返事实的现实主义再叙述。赵德发的改写没有过多借用新的表现手法，而是用缤纷多彩的大信息量故事叙述结构小说，其中不乏吸引读者的传奇性情节，且往往节外生枝，很能体现史诗派生枝节、兼容并包的万花筒结构，但总的叙述发展却稳稳地流向农民与土地“缱绻与决绝”的历史悲剧。赵德发穿透性的历史思辨捕捉到一个渊源深厚的历史事实：在人类社会诞生之初，土地就渗透人类献祭的鲜血，也沉淀了农民对土地的深沉情感。但是，原始社会人类以鲜血祭土地乞丰收是出于巫术信仰和对大自然的无名敬畏，而现代中国的土地革命及其后围绕土地的一系列变迁却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斗争——从阶级斗争到公有制私有制斗争再到土地承包、“两田制”改革、经济开发区，土地经过流血斗争刚刚分到农民手中，又很快收归公有；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政策刚刚让农民尝到一点甜头，席卷而来的经济开发浪潮又剥夺了农民大量的土地，加以重税盘剥，迫使农民背井离乡进城打工，接受城市的直接压榨。在现代化恶果已经赫然显露的当下，站在贯通古今纵览东西的人类学立场，方可领悟《缱绻与决绝》以血肉丰满的中国农民生存图景和历史命运发出的警示：所谓“现代化”不应当是普遍贫穷，但也绝不意味着高楼大厦进军下土地的流失，也不意味着对农民家园情感漠视不顾。为现代化默默奉献牺牲的农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安宁幸福的生活？如果这一部分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中国的现代化能够顺利进行吗？

　　《缱绻与决绝》中封大脚形象最能表现传统农民与土地难以割舍的深情。他怀着庄户人扩大土地的发家梦开荒置地，孰料合作化运动将一切席卷而去，收地收牛、管制劳动，气得他索性不再上工干活。既便如此，他对土地的热爱仍然埋在心底。当生产队集体上工无法维持的时候，他用播种时节的喝溜声呼唤人们上工；改革开放年代，他种地致富的梦想复活，劳动热情高涨，然而没想到土地再次被所谓“两田制”改革夺走……小说对大脚老汉唱吆牛号子的抒情描写，以诗化的语言倾诉了农民对土地的缠绵情愫：“正是这种没有词儿的唱，越发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印象，激发起人们的种种联想：有的高亢激越，像一支赞美五谷之神的颂歌；有的缠绵婉转，像是对土地倾吐的心曲；还有的萦回悠远，一唱三叹，像在诉说庄稼人世世代代的悲欢……在这种响遍山野的喝溜声中，则是男女老少挥汗如雨不遗余力的劳作，是让每一个真正的庄稼人看了都会深深激动都会自觉投入的场面！”有论者认为赵德发的农民情结和现代意识构成情与理的冲突，造成叙事文本话语结构的失衡和潜在的悖论式困境。^【2】实际上，历史在悲剧中前行，自庄子始人类就开始思考文明与道德、进步与剥削、物质与精神、欢乐与苦难的二律背反，质疑文明的呼声在文艺史上不绝如缕。他们揭露社会黑暗，描述现实苦难，批判社会不公，对历史的发展客观上发挥了重要的解毒和制衡作用。李泽厚先生曾多次申说历史的悲剧性，他认为这对了解目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很有意义。因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中的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正以惊心怵目的形态展现在今日人们的面前。”^【3】避免历史前行中的矛盾虽不可能，但传统与现代的良性互动却可以缓解严重的悲剧对抗，这才是历史发展的理性选择。如果当初所谓现代化设计充分体察中国农民在几千年土地文化滋养中形成的深厚的土地情结，中国的现代化实验或许可以减少许多弯路。几十年来，中国抛弃农业文明传统，先后以苏联、美国为现代性样板，盲目追逐现代性，造成资源耗竭、环境破坏、生态危机、文化危机等严重后果，前景堪忧。目前对现代性理论的合法性、工业社会主导范式的反思不仅是人类学、生态学意义上的人文关怀，也是全球化语境下本土思想文化领域新一轮破除愚昧的文化自觉运动。而且目前我国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生存问题往往是决策性失误导致的，比如土地政策缺乏稳定性。《缱绻与决绝》高屋建瓴地透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至关重要的土地变迁，同时又能切身体会传统农民的恋土情结和创伤记忆，对土地革命(广义上的)的历史进行创造性的改写，无论在社会批判还是文化批判的层面都是意蕴深广的。

二

《天理暨人欲》（原名《君子梦》）是最能体现赵德发文化素养的作品之一，其深厚文化底蕴不仅见于儒家经典、理学精义的通达运用，还见于人名安排的细微之处，如许瀚义、许正芝、许景行、许景言、许合心等姓名，既合乎儒家教义，又切合各自品行。比较《缱绻与决绝》，《天理暨人欲》线索略有收敛，尤其是第一卷、第二卷相对集中于许正芝和许景行嗣父子整治人心、引人向善的非凡业绩；第三卷写到许家第三代一村之长——许合心，但礼崩乐坏的概况描写分散了大量笔墨，而且许合心一向着力抓经济而无意于精神建设，略有警觉后制定的《律条村村规民约》又无法落实，成了一纸空文。因而这一卷结构涣散，正对应于孔子所谓“放于利而行，多怨” 的时代风貌（见《论语·里仁》）。从许正芝、许景行到许合心，这实际上是中国从政教合一的千年传统走向现代法治国家的漫长开端。从孔、孟开始，由汉儒到宋明理学绵延而来的中国传统统治体系的特点是：“礼”“法”交融，儒法互用，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在这种泛道德主义宰制下，公德与私德往往交融混同。作为法治社会客观要求、公民必须遵守的他律性群体规范，经常以自律性道德“绝对律令”的身份与名义出现。本来是个体追求的心之安宅、道德信仰、最高价值，却最终变成勒在每个社会成员头上的紧箍咒。这种政治法律思想发展为复杂完备的制度规定、理论体系和心理习惯，“从而，一方面它使中国没有独立的社会、政治的法规体系；另方面它也使中国无独立的宗教心理和追求意识；二者都融合在‘伦常道德’之中，这就使一定社会时代的相对法规无法从‘普遍、必然’的绝对律令中分化、区别开来。此所以假道学、伪君子、马列主义老太太永远以绝对律令的伦理主义（如‘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之类）而横行天下也。”^【4】从1935年到文革，白云苍狗，世事更替，然律条村前两任领头人所行“事功”一也：“治心”而已。族长许正芝在世风颓败、“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势利世界，逆水行舟，希冀以儒家修齐治平之道引领“一族人皆善”，使一族一村成为中流砥柱，给社会做个典范。他不忍像前任族长那样以“刑”治礼，伤人性命——虽然“刑”本是礼制的一个部分，孔子也讲“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而是用极端的方法——自残来警醒族众。每一次族人出了非礼之事，他都以烙铁自烙，标记此耻。在他看来，养不教，父之过。责人之心责己。族人有了不对之处，就该先责问族长。这种“尚阴”之道其实是上古氏族首领以自己作牺牲侍奉神明之遗风余韵，早已化为儒家“内圣外王”的道德治世理想。在上古氏族统治体制的时代背景已然消失的情况下，许正芝悲壮的自残怎能带来“有耻且格”的礼制之风呢？他的所作所为只能是复古的空想，正如儒家所谓“内圣”一直未能开出“外王”一样。最后，许正芝面对日寇的暴行，只有再次自残，抱着雹子树弃世而去。这是儒家自宋明理学以来崇尚心性空谈、轻视事功实务的必然结果，由此也暴露了把政治化为道德的伦理主义绝境。当然许正芝自身的道德修养、高风亮节堪称君子，足以自傲；而《缱绻与决绝》中以閫范懿德受人称颂的费左氏，把操纵他人命运作为自己博得美誉的棋子，像上帝一样夺人性命，完全是残忍的变态狂，倒是现代启蒙主义者大力揭批的“礼教杀人”之典型例证。在《缱绻与决绝》中，费左氏杀婆婆、杀苏苏等事似乎是土地主题之外的闲笔，如果用在专究道德的《天理暨人欲》中似乎更得其位。但是赵德发却选择了忧勤惕励、孜孜向善的君子典范许正芝，以他悲壮的失败来展示单纯道德教化的软弱无能，这自然比“礼教杀人”的激越老调更得中庸之妙。

时移世变，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会主义国家，在毛泽东时代，历史竟反讽似的返回当年许正芝的赴死之地。毛泽东选择的现代化道路是代表社会正义的“社会主义”，他把平等理想具体化为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原则，所谓合作社、人民公社、文革等运动均以此为目的。与此社会正义相关的是全民道德，它们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理想。这是传统农业国家在欧美资本主义确立后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既渴望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又恐惧与资本主义相伴而来的种种灾患，如贫富悬殊、道德堕落、传统沦丧等，故而标举社会正义、道德、宗教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可怕前景。于是，政治道德化、政教合一的伦理主义再次登堂入室，把现代法治建设挤向边隅。许景行在道德高扬的文革时期成了村革委会主任，他心领神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憬悟“千古圣贤只是治心”，决心和嗣父一样做一番整治人心的大业。斗私批修，背老三篇，早请示、晚汇报，这些都不能让他在“管人心”的道路上止步，他把标杆定在人人君子的标准上，要“管得人心一尘不染，管得人心红而又红”。他搞“无人商店”，取消进城的招工表，为救对岸阶级兄弟而炸大堤淹本村，最终招来村民的一致怨愤，女儿大梗偷钱吃饱后绝望地自杀了。许景行最终发现：想让人人都当君子，在培养君子的同时也会培养伪君子。赵德发为这个道德纯洁的时代留下了一幅意味深长的画面：许景行让儿子抗美帮助他用头发栓门鼻以检查全村人心，他们爬上高高的喊话台，望着曙色中静若止水的村庄，想到被饥饿折磨着的八百多口人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躺在家里，抗美的心被深深感动了。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景象，普遍贫穷下的道德最高律令不正是对生命的戕害吗？庄子说：“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5】此论虽有“绝圣弃智”的反文化消极面，但却辨证指出强制性普及道德的恶果。在许景行带领村人惟善是图天天向上的高尚行为背后，难道没有一丝追“名”动机吗？而抗美目睹此情此景，对父亲无限敬佩，立志长大也要当官管人心，这就更是让人不寒而栗了。所幸的是，二十多年后当了村支书的许合心（抗美）已经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忘却了儿时的感动，忙于“抓经济”而无暇整治人心了。然而问题总是以悖论的方式出现：当公德与私德逐渐分离，人们可以有个性化多样化的道德标准和信仰选择，不必受多重政治化道德律令约束的时候，社会整体道德水准也就急遽下滑，现代商品经济产生的拜物教造成精神的沙化或真空化。管仲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因果论证似乎并不正确，而维系人类总体生存、在漫长历史中积淀为文化心理的道德理性，在任何时代都有它超时空存在的普遍必然性。许合心面对人欲横行、秩序混乱的乡村社会也有所醒悟，制定村规民约、处罚条例监督执行，结果根本无法落实。道德如何才能真正进入人心呢？针对礼崩乐坏、“礼”沦为“仪”的时代潮流，孔子曾多次申说道德的内在伦理情感，即以“仁”为基础的道德主体性的建立。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然而作为“礼之源、教之本”的孔府，在许正芝时代就风气败坏，至1995年孔子文化节时，又变成了文艺演出的舞台。道德沦丧，人欲疯长，如同一年比一年高的莠草。老族长以严厉纲纪怵之，许正芝自咎使知耻，许景行开斗私批修会提纯人心，许合心定条例处罚款整治颓风……到底如何处理道德与人欲、道德与法治的关系才能促进个体人生的幸福、社会群体的和谐，营造良性社会生态体系呢？一个尴尬的问题是：像许景言那样以“人生三件好：吃吃喝喝日个屌”为人生格言的人，一辈子罪恶累累屡教不改，飞蝇逐臭般与恶亲近，让先后担当一村之长的三代亲人丢尽了脸，对他来说，所谓礼教、德育乃至村规民约又有什么作用呢？恐怕法律制裁才是他惟一的出路。对道德伦理进行学理探讨与社会实践，这不是文学的责任。小说通过形象发出自己的声音，《天理暨人欲》以几代律条村领导失败的“治心”史展现无法纾解的道德悖论和难以平衡的社会生态，从一个村庄辐射百年中国以至于几千年中华文明与道德纠结的困厄，就其艺术意蕴而言已功德圆满。

三

 　《青烟或白雾》是“农民三部曲”的第三部，这部长篇以“权力”为叙事主题，以村姑吕中贞为主人公。这种人物设置是意味深长的，女性加农民的双重弱者身份，有利于揭示农民与新中国政治权力之间的遥远距离。对农民而言，权力是他们百年、千年难圆的梦。封建时代农民是微贱的“草民”，共和国建立后虽然是宪法规定的国家主人，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将他们长期隔绝在城门之外，长期承受“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成本压力，切身利益经常被冠冕堂皇的理由牺牲或损害；且权力重心和主体构成又以城市为依托，农民进入权力层的机会微不足道。因此农民实际的生活水平、社会地位和政治待遇都远远低于城市人，属于社会下等公民。迟至今日，乡镇体制改革依然举步维艰，农民生活水平没有根本性改变，乡镇民主自治前途渺茫，农民并没有争得同等的公民待遇。如此惨淡的生存现实，加以几千年传统积淀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新瓶装旧酒的等级制度、“官本位”传统，使得地位卑微的农民对权力无限崇拜，祖坟里冒青烟出“官人”是农民世世代代的梦想；同时为民做主的“清官”也受到农民真诚的敬爱。对农民这种由惨痛历史和生活经验滋生的落后观念给予批判，同时也披露中国农民真实的生存现状，这是《青烟或白雾》的主旨所在。小说分上下卷，分别以吕中贞和白吕为主讲述他们在权力场中的经历，以便在个人感性体验中透视权力。由于以二人命运为叙事线索，这部小说比前两部更显简洁，也更多摄入人物内心景观。当然，赵德发式枝节横生、光怪陆离、令人应接不暇的故事泥石流依然如故，比如盲女铃铛痴恋向前进、吕佰杨苦练无为道等；而且还多了神秘的暗示、预兆和象征，比如吕中贞脱落又新生的牙、童年关于表姑夫的记忆、雷公山顶的“宝光”、上任前的大雾与车祸等等。实际上，多穿插、加油添醋引发惊异感是史诗固有的特点，由史诗而来的长篇小说自然也以此见长。亚里士多德说：“在扩展篇制方面，史诗有一个很独特的优势。悲剧只能表现演员在戏台上表演的事，而不能表现许多同时发生的事。史诗的摹仿通过叙述进行，因而有可能描述许多同时发生的事情——若能编排得体，此类事情可以增加诗的分量。由此可见，史诗在这方面有它的长处，因为有了容量就能表现气势，就有可能调节听众的情趣和接纳内容不同的穿插。”^【6】

　　《青烟或白雾》不同于前两部的地方在于对吕中贞个人命运的深情惋叹和切入心灵的细腻描写。作为一位长于理性思索和编织故事的作家，赵德发的叙述一向冷静客观，虽然有醒豁主题的思想表述，却少有心理描写和抒情，而吕中贞强烈的情感体验、丰满的内心世界显然糅合了作家真挚充沛的情感。的确，吕中贞的悲惨命运、坚韧生存毋宁说是中国农民屈辱地位和不屈精神的写照。她直上云端又跌落尘埃，不同凡响的一生宛如黄粱一梦，梦醒之后留下的是不堪回首的隐痛。由于陈规陋俗的限制，吕中贞得不到一般农村姑娘可以得到的如意夫婿，婚事一再受挫。正在被婚事煎熬得灰心丧气之时，她得到四清工作组穆专员的扶持，一跃而为大队长兼副支书，初尝权力给予人的欲望满足，恰可以缓解情场失意的痛苦。从此吕中贞原先被压抑的权力欲开始生长，她按照专员编造的瞎话层层“讲用”，变成了只能发出别人声音的泥哨。也因此而步步高升，先当“贫司”副司令，后又成了地革委常委，地革委副主任。她的个人生活被政治运动裹挟而不能自拔：忍受冯谷南的侮辱，参加武斗，逃亡牤牛山区，为穆逸志生子，去山西找陈永贵评理遭到歹徒强奸……如此戏剧化的人生还要加上最后一笔才算定局——爬得高，跌得重，吕中贞在“揭批查”运动中为保穆逸志过关而包揽责任，最终被发还农村参加劳动。吕中贞的悲剧是“人治”社会的必然，在没有科学公正的选拔、任用制度的“运动”年代，缺乏政治资历的农村姑娘吕中贞才可能被穆专员看中而平步青云。而颇有反讽意味的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正是为了通过“不断革命”实现平等理想、社会正义（社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资产阶级法权”，整治“精神贵族”的知识分子。然而“人治”制度随意授予的权力同样也可以随意收回，“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世界上惟一的半文盲国务院副总理、“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梦幻似的宦海沉浮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么！吕中贞又何曾握牢手中的权力呢？可是这圣诞礼物般被赐予她的权力，却夺走了一个农家姑娘朴实的生活理想——稳定的婚姻家庭，使她的心灵伤痕累累如同自己残缺的身体——吕中贞“官人梦”的破碎因为生命体验的痛楚而充满磅礴的情感冲击力。

　　如果说吕中贞的命运血淋淋揭示了农民在“人治”权力体制下的屈辱和痛苦，白吕则以自觉的斗争迎接法治社会熹微的晨光。白吕是具备了现代法治意识的新一代农民，是农民中最先觉醒的优秀分子。他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权力阶层，当了墩庄镇党委书记郭子兴的秘书。然而官场腐败之怪现状，乡级政权与农民的对抗，以及被迫助纣为虐充当“私务员”的愤怒和耻辱，都使他无法沉默。最后他毅然选择辞职回家务农，并向纪检部门写检举信揭发郭子兴等人的腐败行为。虽然自1993年以来我国就推行实施了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但“人治”的沉疴积弊却并没有好转，就腐败而言似乎更严重了。中国特色政治机制中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处于人治和法治之间的党治，党治在扬弃人治的同时，又将人治发展到极致。党治的实质是党管干部，党管干部的成败得失决定国家的兴衰荣枯。然而党内、政府内的腐败从分子到集体、从基层到高层，层出不穷、步步升级，形成令反腐斗士潜入地下、群众敢怒不敢言、反腐败组织亦步亦趋的势力，暴露出党管干部的致命弱点：领导层的选免没有跳出任人唯亲的窠臼，因而继续造成人才浪费，风气恶化，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危害。作为低级公务员的白吕无法抑制身边的罪恶，逃离染缸后又受到郭子兴的打击报复，辛苦经营的“大地艺术”被强行毁坏，负债累累，陷入绝境。既便如此，他始终坚持清醒的现代民主法治精神，批判支明禄等人建清官庙、祭祖等“清官情结”和“官本位”意识，提议建立农民协会以强化民间权力，还把县公安局、墩庄镇政府告到法院。这样一位法治斗士的确是需要理想色彩来衬托和支持的——因为他代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必然趋势。因此白吕一筹莫展的困境最后被新上任的镇委书记一举解决（俨然救世主降临），他决定参加村委会的选举，以积极进取的姿态争取法治社会的光明前景；他的母亲吕中贞苦尽甘来，返老还童，萌生新牙。当然赵德发并没有忘记当下严峻现实：受群众拥戴的“活清官”支明铎，在山邑县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县长后竟被地委贬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依然是冷静睿智的现实主义者赵德发。

四

　　赵德发说，土地和农民能引起他最为持久、最为深沉的创作冲动，这种创作取向是由他作为农民儿子的血质决定的。面对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正在消失的历史终结阶段，他萌生野心，“要用三部长篇小说也就是‘农民三部曲’的形式，全面而深刻地表现农民在二十世纪走过的路程，写一写他们的苦难与欢欣、他们的追求与失落。”^【7】农民三部曲对土地、道德和权力的聚焦确实表现出立足于农民生存现实的“倾向性”，而这些问题又是中国社会的历史症结，是中国摆脱现代性危机、构建和谐社会、走向生态学时代无法回避的障碍。赵德发的思考因而超越农业文明的单向视野，敞开对中国乃至人类生存的历史性考察。

由于“农民三部曲”以问题方式结撰故事，人物性格在叙述中的地位相对降低。而且，赵德发对农民的描写贴近农民本色，叙述尽量从农民的视角、体验、思想情感、行为方式和语言出发，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很少理想色彩（白吕或许是惟一的例外），而更多原汁原味农民式的、渗透实用理性的质朴、平凡和幽默，在描写农民眼中的城市人、文化人时这种笔法又有一种妙趣横生的“陌生化”效果。比如，在许景行看来，大谈修齐治平的嗣父的确有种“酸味”；二咣咣看着长头发的作家惠风在支翊墓边忽坐忽躺与先贤神交，觉得他“活像个无家可归的癫汉”。这都是让人忍俊不禁的妙笔，也使人物在保持乡间鲜活性的同时，少了细腻复杂的心理缠绕——后者更多是城市中产阶级的自我观照。

　　在“农民三部曲”众多人物中，封大脚和吕中贞的形象最为鲜明。前者对土地的缱绻与决绝、后者跌宕起伏的命运，均以高度的思想概括、充沛的情感投注和切入生命底蕴的人文关怀而获得独特的艺术魅力。相对而言，许景行、许合心等形象就有点工具化话筒化，略显逊色。但是，如果考虑到“农民三部曲”严整的主题化布局，恐怕就不能不认同人物作为思想者的特权。小说让人物思考，其实是为了使作者自己的思考自然化。《缱绻与决绝》的封大脚、《天理暨人欲》的许景行、《青烟或白雾》的白吕，这些人物对土地、道德、权力的思考其实就是作者思考的折射——当然并非完全一致。在设身处地揣摩人物的态度和思考方法的时候，作者思考得更深更广。人物困惑不解的发问，正是作者思想的开端。由于人物的思考，问题展开其全部的现实性、具体性、复杂性和多向性，客观效果好于直接干预。而且这些思考常常以抒情话语表露，传达人物内心体验和生命激情，构成小说节奏色调的变化。此外，人物思考并没有占据太多故事空间，在整体叙述中份额恰当，并无过分理念化之嫌。在大行其道的主体退隐、价值中立、客观呈现、文本复义、平面化等所谓现代或后现代审美意识背后，是当代中国人思想能力的萎缩退化。“现代愚昧不是意味着无知，而是意味着流行观念的无思想。”^【8】超越日常生活，思考人之为人的根本，以及我们生存世界的根基，这是人类永远的荣耀。对于作家来说，以光芒四射的智慧综合处理小说，让故事集合起全部理性与非理性的、叙述与沉思的意义，来探索人类生存的可能性，这是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方向，米兰·昆德拉称之为“小说的智慧”。

　　“农民三部曲”浓郁的地方色彩、深沉的文化底蕴、鲜活而又雅驯的语言是在第一层面就能吸引读者的审美要素，所有民俗风情、神话传说都水乳交融地化入故事叙述，并非民俗学意义上割裂的描写。诸如天牛庙、律条村和支吕官庄的传说，葬礼、婚礼、祭祖，“龙抬头”“踅谷仓”，民间恶毒戏法、魇镇法等等，加上许多奇人异事，编织起一个流光溢彩、令人目眩神迷的小说世界。天牛、雹子树和青烟作为主题化象征，是地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精心设计的象征层充分体现了赵德发作为“思想的小说家”的智慧。一般而言，小说中的非寓言式象征意象往往与叙述的写实层面互不交流，似乎是和写实层面异质同构的平行存在，如同上帝与人的关系，比如《古船》。而“农民三部曲”却把上帝与人的关系变成了自然与人的关系，体现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一个世界的传统，同时小说意蕴也向天地人和谐共存的生态学理想推进。天牛、雹子树、青烟都是自然界的神奇之物，在叙述的开端，它们的形象是由神话传说的神秘阐释塑造的，人对它们“敬而远之”，它们与人和谐共处。天牛在土改、农业合作社和土地承包责任制等国家重大土地政策出台时，总会预言式的发出三声吼叫，封大脚对它的敬畏无异于千年中国农业文化对社稷之神的敬畏。雹子树经雹子雨打击才发芽才生机盎然，仿佛欲望无穷的人类在道德磨砺中寻找人之为人的根本和主体的尊严。祖坟上的青烟则寄托着世世代代农民摆脱底层生活处境的人生理想。随着叙事进展，科学认识剥露出这些象征物平常的物质存在，同时在解蔽过程中也就层层剥露其繁复的象征意蕴。大脚心中的“神物”天牛被证实是陨石而围了起来，成了经济唱戏、文化塔台的道具。雹子树被发现有壮阳作用而横遭掳掠。由敬而远之到近而狎之，人欲无法无天不断膨胀，科学理性似乎变成了人欲的帮凶，扼杀传统摧残自然。但自然仍然是一种未知的力量，它蓄势待发，默默警示。天牛还会叫，雹子树终于迎来了雹子老爷。大道无言，历史在挫折与谬误中前行。只有青烟例外，由于它原先的神秘面纱是“官本位”文化的折射，因而对它的解蔽意味着人的解放。赵德发的象征在写实和意象象征两个层面的撞击中深化，或可称为“戏剧化的象征意象”，象征意义在解蔽之后又推进一步，显示出作家设计意象经营思想的睿智。由于象征层的成功设置，赵德发对历史的思考与重构建立起一个丰满而灵动的意蕴空间。

【1】荀子.解蔽[A].高长山.荀子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406.

【2】王万森、周志雄.历史叙事与农民情结——沂蒙文化语境中的赵德发小说[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1).40～44.

【3】李泽厚.己卯五说[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12月.112.

【4】李泽厚.论语今读[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49.

【5】张耿光.庄子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56.

【6】陈中梅译，[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168.

【7】赵德发.赵德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9月.438.

【8】唐晓渡译，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年2月.164.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3期

　　1989年6月12日，国务院批准日照升格为地级市（地级机构正式对外办公时间为11月5日），至今已经二十年整。二十年来，日照的文学随同这个年轻的城市一同成长，至今已是绿树成荫。春节后，市文联、市作家协会即着手编辑日照二十年文学作品选，最后定稿为90万字，分上下两卷，今天搞了首发式，算是日照作家对自己深爱着的这个城市献上的一份礼物吧。

   　　 ——赵德发论

    　　　　 王者凌也  施战军

“通腿儿”是一种在北方寒冷冬夜互相取暖的睡觉方式。赵德发在短篇小说《通腿儿》中这样定义:“‘通腿儿’是沂蒙山人的睡法，祖祖辈辈都是这样。兄弟睡，通腿儿；姊妹睡，通腿儿；父子睡，通腿儿；母女睡，通腿儿；祖孙睡，通腿儿；夫妻睡，也是通腿儿。夫妻做爱归做爱，事毕便各分南北或东西。不是他们不懂得缠绵，是因为脚离心脏远，怕冻，就将心脏一头放一个给对方暖脚。”简言之，“通腿儿”的动作要领是：两个人睡在同一个被窝里，头脚方向相反，互相把对方的脚抱在怀里取暖。“通腿儿”的精神分析学依据似可参照拉康镜像阶段的原初认同理论，拉康认为，婴儿观望镜中形象或者他人形象并且对之产生归属感，由他人形象误认为自己的形象，反把他乡作故乡，进而形成了自我。“我”与“他人”的关系是相对的,可逆转，只有在“我”与“他人”时空上互相补充完整,才能形成对躯体存在时空的统一认识。而这种纯中国沂蒙山人的“通腿儿”的特别之处在于，镜像效果并不是正像，而是倒影，“我”与“他人”的躯体头脑倒置地体现着对立统一的时空价值。

短篇小说《通腿儿》是赵德发的成名作，写于1990年，曾获《小说月报》第四届百花奖。小说以北方冬夜睡觉“通腿儿”这种特有的睡觉方式，描写一个战争年代两位失去丈夫的不幸女人由互相仇视，成为在一个床上通腿睡、终生相濡以沫的亲人的故事，其中既蕴含着沉重的苦涩，也蕴含着温馨的人情味。狗屎和榔头从小通腿儿，狗屎的爹妈通腿儿，榔头的爹妈通腿儿，狗屎和榔头通腿儿，娶了媳妇隔着一道墙还是通腿儿，后来狗屎、榔头参军抗日，狗屎战死，榔头进了大城市，抛弃了榔头媳妇，榔头媳妇就和孀居的狗屎媳妇通腿儿，直到老死。

自《通腿儿》之后，“通腿儿”这一颇具属于农民的睡眠方式，就成为赵德发专事叙写农民生活的独家叙事方式，贯穿了之后他所有创作。借“通腿儿”之强大叙事能力，他的文学道路畅通无阻，一篇篇地发表作品，一部部地出长篇小说和作品集，作品不断获奖。到目前为止，赵德发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缱绻与决绝》、《天理暨人欲》（原名《君子梦》）、《青烟或白雾》和《震惊》、《双手合十》，前两部先后获山东省第四届、第五届精品工程奖，2001年又一起获得第三届人民文学奖。《缱绻与决绝》在《作家报》评选1997年全国十佳长篇小说时名列第一，并入围全国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短篇小说《通腿儿》、《选个姓金的进村委》分获《小说月报》第四届、第八届百花奖。《蝙幅之恋》获《中国作家》1992年度中篇小说奖。作品结集有《赵德发短篇小说选》、《蚂蚁爪子》、三卷本《赵德发自选集》、《中国当代作家选集·赵德发卷》等。在这些作品中，赵德发温情脉脉地讲述着中国近百年那些农民的故事，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在 “通腿儿”的感觉中认识自己、认识矛盾，并将这矛盾演绎到那遥远的星空，那苍茫的大地，那无穷的远方，那无数的人们。

赵德发的小说至少可以如下引发三个讨论方向：一，空间形象的可能性拓展；二，时间形象与叙事动力；三，异质意识形态与叙事的交错关系。这个讨论将以他四部长篇为主轴，并及于其他重要的中短篇作品。

 　　　  从善恶到兄弟

 “通腿儿”的各种空间形象相互渗透，可以共处，可以交错，可以接续，可以相互比照，可以相互对立，处于更为复杂的相互关系之中，呈现出逆向对位空间形象，往往表现为意犹未尽，小说故事似乎没有结果。据此，赵德发设计了两种“通腿儿”叙事的空间形象，一是逆向空间对位形象；一是逆向对照空间形象。这两种空间形象的正反两方代表着各自观察世界的视角和价值态度，激发了空间形象的未完成性，反映出人既像草木山峦，又像天空和大海的最深刻、最普遍的本质。

              其一，逆向对位空间形象

赵德发常常在小说空间形象中表现着两两相对，缱绻与决绝、天理与人欲、善与恶等等，人与草木游鱼、走兽鸣虫有着同样真实生命状态和精神状态。小说的主题群、话题群、结构特征、象征体系、塑造人物的符号体系往往进入每一间简陋的农舍，进入和农民一起生活的灶神、门神、天神、土地神、冤魂、厉鬼、狐狸精，也进入了农民群体的所有公共空间，祠堂、庙宇、集市、村巷、山川田野，这种空间对位使赵德发的小说充满换喻的张力。空间形象的逆向对位结构形成一种人物和人物之间互相解释、阐明，彼此相互交错。同时,空间对位并置也激发“思”的紧张亢奋和“智”的机趣。

《缱绻与决绝》中的主人公封大脚长了一只特别硕大的脚，这一奇特的外形意味着他走在土地上是不平衡的。这种深意到了结尾竟用了一个非现实的情节:封大脚的大脚突然变小了，变得和另一只同样大小了，暗示封大脚老一代农民对土地爱到偏执的心态也在经了那么多世事之后变得豁达正常了。“双手合十”的动作是一个换喻的写照，《双手合十》中有言：右手圣洁，左手不净，把两手合在一起，就代表了人的真实面貌，代表了世界的本相。小说主人公、佛家弟子慧昱是一名当代青年，代表着佛教精神的精髓。面对情欲和金钱的诱惑，面对佛门内部的勾心斗角以及世俗世界的干扰，他仍坚持自己的理想，使佛教真正地走向大众化和人间化。赵德发还在每一章的后面精心设置一段“秦老诌的诌”，秦老诌的叙述补以野史传说，构成一种叙述中的叙述。让一个老山民讲述寺院的历史，作者写汉传佛教虽然立意在当下，却每每不忘清点佛教传承中的历史事故。

《天理暨人欲》中，三代人每一代都是兄弟二人，而在这兄弟二人之中，必定一个是“天理”和“善”的化身，另一个是“人欲”和“恶”载体。第一代是许正芝和许正琮二人。许正芝的道德面貌几乎称得上君子了，他的弟弟许正琮则是以“小人”的模样出现的。到了许景行这一代，“善”与“恶”在兄弟二人身上继续对立。弟弟许景行是“天理”和“善”的化身，而哥哥许景言则是典型的“人欲”与“恶”的代表。下延到许景行的儿子这一代，大儿子许合心一心带领村民发展经济，制定村规民约整治村风。而许合意这时却只顾自己发财致富，不惜污染环境，伤害他人。“同胞兄弟”的空间形象是一个人的两面，依照儒学原理，所谓“君子”的修持的就是要每一个人用自己心中的“天理”和“善”抑灭心中的“人欲”和“恶”，也就是说，要自己来灭了自己。

               其二，逆向对照空间形象

赵德发小说中,不仅有逆向对位带来的空间形象对应关系,同时还有逆向对照空间形象对应关系。与逆向对位不同,逆向对照指各个事件间进行参照对比，性质类似的空间形象在从过程到结束这一完整行为中进行参照对比,事件之间相互观看,却不一定构成作用。《青烟与白雾》中“马上封侯”的版画和祖坟中缕缕冒起的“青烟”作为空间形象，把农民模糊的政治理想加以外化。版画本身覆盖的事件是吕中贞父亲的死亡和吕中贞奇异的政治生命，而青烟所覆盖的事件则是支翊、支明铎、支明禄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清官庙、“万民伞”。《缱绻与决绝》将故事发生地取名为“天牛庙村”，并在村口设置了一个从天上落下来陨石“铁牛”。作者将小说的基本主题蕴藏在这个铁牛身上，并通过铁牛贯串。它的几次“吼叫”，都是中国社会和农民土地发生大变革的时刻，作为“天”物和先知，预兆着中国农民对土地的吉凶祸福。第一次铁牛叫是小说最重要的人物封大脚听见的，这一明显带神话性的细节被作者写得非常逼真:这一天的五更，封大脚照例去给铁牛烧一刀纸,叩三个头，做完后他正回家去,“不料刚走出几十步远，只听身后忽有‘哞’地一声牛叫!大脚想,这是谁家的牛跑出来了呢?回头去看，身后的朦胧月色里并没有牛。正疑惑着，忽又有两声响起。那声音不像平常的牛叫，响亮无比且带了些金属味道。在这三声叫过，村里的牛忽然一个个全叫了起来。之后，邻村的牛也叫，远远近近哞声一片!”作者写这段的目的是要写到后面“封大脚终于想明白了铁牛吼叫的原因”，这原因就是它预示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的变化。第二次铁牛吼叫仍是先被封大脚听见的，而这次牛叫是与传达《关于地主、富家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连在一起的。作者是通过铁牛叫将几十年间影响农民与土地关系大变动的现实强调出来。

《天理暨人欲》中，赵德发在律条村栽下了一棵于现实生活中十分罕见的雹子树。传说这棵树是天上雹子老爷的小老婆，她只有得到了雹子老爷的宠幸，即被雹子抽打过才开始发芽生叶，直到冬天下雪时她才落叶。如果一年之中没有雹子挟风裹雷的洗礼，她便不再发芽抽叶，像一棵枯死的老树一样休眠着，直到迎来又一场冰雹。这棵树对于人还有一个奇特的功效，就是吃了她的叶子，或者是用她的叶子泡水喝了，就可以壮阳。这棵雹子树在律条村头不知生长了多少年，而且还会永远生长下去。赵德发之所以要在律条村种下这棵树，显然就是要用它来折射人性情欲的天性，它是站在以许正芝、许景行为代表的“天理”的对立面，喻指君子梦在人欲面前不堪一击。到了九十年代，雹子树在一场冰雹袭来后发芽长叶，葱绿盎然，于是就有了各种人欲膨胀的故事，雹子树叶又要催发人们的欲望了。小说最后结束在雹子树上。许景行在镇党委会上听了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几天后，下起了雹子:“此时雹子下得正猛。他们看见，在这从天而降的打击与摧残下，那棵树让每个枝条都摇摇摆摆,似舞蹈,似歌唱,似在表达她的无限快乐与淋漓欢欣……”

无论是逆向对位空间形象还是逆向对照空间形象，作者都从小说内部发现了新的叙事空间，表现恶人的得意和善人的无措，强大的负面的力量正是这样从作品内部释放出来，如此这般巧妙地展示恶，是出于对善良的读者们的爱护。小说家也应该慈悲为怀，表现恶的得意、善的悲剧的同时也要保护读者对生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