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儒雅与粗野、优美与丑陋、纯净与浑浊、高尚与低劣、超脱与庸俗的区别。

陋 习

张 扬

从 2009年4月7日《潇湘晨报》上看到“资深评论员长平”的文章《游客陋习少怪传统多想现实》（断句似应为 “游客陋习，少怪传统，多想现实”）。文章开头写道：“常州人赵根大游台湾，一时兴起，在某处岩壁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很快就成为两岸的‘文化名人’。大陆游客在境外的种种陋习，再一次成为舆论的焦点。这些陋习纯属个人修为呢，还是民族文化的表现？如果是后者，那么它是一种应该体谅的礼节习惯呢，还是要坚决摒弃的丢脸行为？”

文章接着点名谈到某高级外交官。该外交官“前不久”“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是一种习惯而已。例如喜欢聚众、喜欢大声说话。你看，在机场里、餐厅里，大家聚一块说话的，都是中国人。可这就是一种习惯，我们还看不惯外国人那种小声嘀嘀咕咕、当着面还要相互咬耳朵呢。’他认为，这些是文化差异，外国人有他们的礼节习惯，我们也有自己的礼节习惯，并不能说谁对谁错。”

文章写道，该外交官“是针对大陆人和西方人的习惯差异说这番话的，现在他必须要给出一个解释：为什么大陆和台湾会有这么大的文化差异？”

在读到4月7日《潇湘晨报》前两三天，我从“凤凰卫视”上看到了“赵根大”在台湾某处岩壁的刻字。因画面无参照物，不知“中国常州赵根大到此一游”每个字到底有多大，起码有菜碗大小吧。那可不是随处可见的“岩壁”，而是台湾某海滩公园供展出的天然砂岩地质标本。解说词介绍，这种砂岩须经过“几百万年”才能形成，质地疏松（当然“疏松”，不然“中国常州赵根大”不可能随手拿个什么便刻出字来），一旦损坏不可复原。

那天“凤凰卫视”同时还有另一报道：某景点一个像是麒麟的根雕之类吸引了两位来自大陆的中年女游客，于是一个骑上麒麟背，另一个搂着麒麟脖子留影，笑容可掬。在大陆，公共场所的这类东西必配以“警示牌”，标明“严禁踩踏”、“严禁跨骑”和“严禁损坏”，否则“罚款”几十元几百元等等。从“凤凰卫视”画面上看，“麒麟”旁边没有这类“警示牌”。合理的解释是，那里没有警示牌也无人“踩踏”、“跨骑”或“损坏”；就像我们这里设了很多警示牌却往往全无“警示”作用一样。

别说根雕的“麒麟”了，连吃人猛虎也改变不了某些人根深蒂固的“习惯”。十来年前吧，上海一家动物园内的老虎便吃了人——那种地方是绝对少不了一堆“警示”、“须知”、“严禁”的，却无法阻止有人“潇洒走一回”，硬是要走下游览车，结果被虎吃掉。不久前又发生一件类似事件：北方某野生虎园4米高的防护网上悬挂着很多“猛虎伤人，严禁攀爬”之类警示牌，但偏偏有三人攀越入内，结果其中一人被猛虎吃掉。幸亏老虎是“濒危物种”，极其稀缺，这才使得某些有着特殊“习惯”的中国人作为另一“物种”得以延续下来。

讲“依法治国”，讲“以德治国”，还没听说过按“习惯”治国。因此，很多由“习惯”而生的事物或现象，“不能说谁对谁错”。但在珍贵地质标本上胡乱刻划和在精美工艺品上跨骑照相，“谁对谁错”却是明摆着的。而且确如长平所指出的，这不是“中国人”“外国人”之间的事，而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大陆人和台湾人都是中国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文化差异”？

凡是“习惯”，哪怕是很不好的“习惯”，只要不涉及法律和道德，便都可原谅，都可“而已”吗？我想起一件事：建国之初也有过一位高级外交官，他有一个在革命战争和隐蔽斗争年代养成的习惯，即挖鼻孔。这本来不算什么，世人恐怕都挖过鼻孔。该高级外交官的问题是他在会见外宾时也挖鼻孔。这可以说只是“一种习惯而已”；可以说我们的外交官当众挖鼻孔和外国人的不当众挖鼻孔是两种“礼节习惯”，“并不能说谁对谁错”；可以说对此我们不怕外国人“说三道四”；甚至可以说“我们还看不惯外国人那种”装腔作势、故作矜持、当众不挖鼻孔的作派呢！

不过“建国之初”不这样看问题。当时是周总理亲任外交部长，而且他本人风度翩翩，举止得体，仪表非凡。于是那位高级外交官在多次受到提醒、批评而仍不能改正掏鼻孔的“礼节习惯”后，被调到从此不需要接触“外国人”的岗位上去了。

人世上很多事不能仅以法律或道德评判是非，不是简单的“谁对谁错”，而是儒雅与粗野、优美与丑陋、纯净与浑浊、高尚与低劣、超脱与庸俗的区别。无论是当众挖鼻孔的“个人习惯”还是随地吐痰扔垃圾的“民族习惯”，其高下优劣还用得着多说吗！

仍以“挖鼻孔”为例吧，一面与人谈话一面挖鼻孔，之后又用这只手与人相握——无论对方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肯定都会对这种“礼节习惯”（对不起，这是沿用“某高级外交官”的说法，真是亵渎了“礼节”这个字眼）深感嫌恶！伸过来那样一只手，人家到底是握还是不握呢？更严重的是，作为体液之一的鼻涕能携带几乎一切病毒病菌，是传播流感和艾滋病的利器——从这种意义上说，“挖鼻孔”这个“习惯”不仅有道德问题，甚至有法律问题了。

谈到这里，“外国人”的轻声说话和“中国人”的“喜欢聚众、喜欢大声说话”，两种“习惯”的高下优劣已很清楚。而且别忘了，某些“中国人”岂止“在机场里、餐厅里”大声嚷嚷，还“习惯”于在病房、教室、阅览室等一切需要安静的场所大声嚷嚷。

听口气，这位高级外交官好像在代表“我们”对中国人大声嚷嚷和外国人“嘀嘀咕咕”的习惯“表态”呢，看似“不能说谁对谁错”，实际上是肯定“中国人”，否定（“看不惯”）“外国人”。其实他起码在这类问题上不能充当“我们”的代言人。“我们”之中至少有个我，我就喜欢安静，厌恶包括大声嚷嚷在内的任何形式的噪声污染；我还有很多完全持同一意见的朋友，全是“中国人”。我们认为随着全社会教育水平和全民族文明水平的逐步提高，随着高素质人群在全体中国人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人们在“礼节习惯”上的观念和做法将日渐接近并趋于一致，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地与真正先进、文明的人文理念“接轨”。

“习惯”是个中性字眼，本身无所谓褒贬。“习惯”有好的，有不好的，还有恶劣、丑陋的。女人裹小脚男人抽大烟是“中国人”曾有的恶习，随地吐痰扔垃圾则是“中国人”至今常见的陋习。大陆游客在台湾随意损坏公物明显属于恶习，某些人在国内国外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都喜欢聚众喧哗则起码是长平文章所说的“陋习”。对这类不文明的现象是不能曲意袒护的。不要再像鲁迅早在90年前就讽刺过的那样：“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热风／随感录·三十九》1919·1·15）。

“从众”

张 扬

前些日子从《今晚报》上看到署名罗西的短文《与众不同》，谈到美国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在“40多年前设计的”一个心理实验：请几个大学生做实验对象，告之以实验目的是研究人的“视觉”。一个大学生走进实验室时，已经有5个人先坐在那里了，于是他坐在第6个位置上。那5个人其实是阿希的“托儿”。

阿希拿出一张画有一条线的卡片，让6名大学生比较这条线和另一张卡片上3条线中的哪一条线等长。判断共进行了18次。这些线条长短差异明显，很容易做出正确判断。2次正常判断之后，5个假实验对象故意异口同声地说出一个错误答案。于是真实验对象开始迷惑了，是坚持自己的看法，还是跟另外5人“保持一致”呢？

据说实验结果证明，33％的人判断是从众的，76％的人至少做了一次从众的判断，24％的人一直没有从众，而是坚持自己的正确判断。文章指出：前面两部分人所表现出的“从众心理”，指个体受到群体的影响而怀疑、改变自己的观点，以求和他人保持一致。

罗西文章谈到“40多年前”一个心理学实验，使我想起一个同样发生在“40多年前”的史实：日本本州岛与北海道之间相隔津轻海峡（也就是日本电影《追捕》中那位主角杜丘被迫铤而走险，驾轻型飞机往南闯过的那个海峡）。上个世纪70年代初，日本在这里修建了一条长达 70公里的海底隧道，也有点“天堑变通途”的味道吧。这么长的隧道，两端茫茫皆不见，隧道中万一出了重大事故怎么办？好在当时日本已经具备相应的科技水平，在隧道中架设了监控系统，在隧道两端安装大屏幕电子报警装置。一旦隧道中“出事”，隧道两端的汽车司机看见大屏幕上的警报，就不会再往隧道里钻。

1971年的一天（这也算“40多年前”吧），津轻海峡隧道中段发生大火。监控系统立刻报警，隧道两端的大屏幕红灯闪烁，正确显示隧道内发生火灾，严禁汽车进入。

前面的汽车在遂道口停下了，后面的汽车当然立刻排成长龙。可是，等了好久，怎么连火灾的一点影子也没有？不仅没有火焰浓烟，连轻烟和火苗都没有，更没有消防车呼啸而至，周围景物绝佳，一切都静悄悄的。

前面的汽车司机看看手表，已经等了半小时呀！对，很可能是监控系统出了故障，发生误报。怎么办呢？进去看看？对，试一试吧，有调查才有发言权——走遍整个地球，这一点恐怕是不会错的。于是，本州这边一辆汽车探头探脑地开进隧道口；接着，第二辆，第三、四、五辆也跟着开进隧道口。几乎同时，北海道那边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前面的车能走，我凭什么呆在这儿，当冤大头？于是大大小小的汽车鱼贯而入，都平平稳稳，越开越快。

结果可想而知。当来自隧道两端的汽车在距火场不远处发现情况不妙时，大势已去，后面的汽车拥堵严重，根本没法后撤。盛满汽油的大小汽车连续发生爆炸，通风管失效后毒气迅速沿着遂道扩散，很多人不是被烧死而是被毒死的。那一次死了七十多人！在防灾意识强烈、救灾措施周密的日本，在没有发生地震、海啸和火山爆发的情况下，竟一次死难这么多人！

事后对津轻海峡遂道的警报系统作了重大改进，但是，是否针对人们的“从众”心理也做了些什么呢？

《辞海》（1999年版）“从众”条：“亦称‘遵从’、‘顺从’。社会心理学术语。指个人在他人影响下改变自己的行为，以符合他人意见的现象。往往出现于个人意见与本群体意见不一致时。影响从众的因素有群体意见的一致程度、群体的大小、群体的权威性、个人自信心、约束力、个体差异和民族差异等。”——《辞海》当然是极具权威的，但我总觉得“遵从”、“顺从”之类释意不甚妥贴。描绘下属、部众对上司的，或“奴才”、“仆从”、“小厮”、“喽罗”对主子的心态和行为，也许可以用“遵从”、“顺从”；但用以描绘其他很多“从众”现象，就不很恰当。譬如在漫长的极左年代里有一个人们非常熟悉的字眼——“群众运动”。不仅搞一切政治斗争（从“三反”“五反”到“四清”“文革”）靠群众运动，搞一切经济建设（“大跃进”“大炼钢铁”等等）也靠群众运动，甚至“灭四害”、搞卫生也靠群众运动。有的“群众运动”又被人们称为“运动群众”。反正都有个“众”字。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这个“众”往往不是指“群众”，而是指“从众”，指大规模的从众现象；这种“从众现象”固然有自发因素，但更多的是“发动”，是人为的结果，经常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性后果。把这种“大规模的”、“经常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性后果”的“从众现象”说成“遵从”、“顺从”，很明显是不贴切的；因为它往往带有“盲目”、“蛮干”、“狂热”、“一哄而起”、“不择手段”、“不考虑后果”等等特点。譬如前文提到的日本津轻海峡隧道事件，一两辆汽车领头，很多汽车便尾随而入，浩浩荡荡，说这“很多汽车”司机们的心态和行为是“遵从”“顺从”，就不确切。但要说是“个人在他人影响下改变自己的行为”，却是比较恰当的。

腐败现象中的“窝案”，如早先报道的湖南郴州市从市委书记、市长、市纪委书记到副市长几乎“无一幸免”，落马贪官达158人之多（其实有严重问题的官员远不止此数，只是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能全抓起来）；最近报道的“广西大学附属中学原领导班子被‘一锅端’，原校长唐运南、原党委书记许剑日前因贪污受贿罪被起诉。而此前该校4名原副校长周怀生、黄日梅、郭林华、方福海等也分别被判‘判3缓3’至4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等案例，就与官员们的“从众”心态有关。别人都捞，大家都捞，也没咋的，我不捞白不捞。就像前文说到的津轻海峡隧道事件，别的汽车一辆、两辆开进去了，第三、四、五辆也跟着开进去了，十几辆、几十辆都开进去了，都没咋的，我凭什么当冤大头？

如果一个地方或单位的腐败官员成了“众”，往往会迫使或诱使比较廉洁的官员“从众”，形成大面积深度溃烂并向其他的地方和单位扩散，那是非常危险的。

舆论谈“从众”，近期有增多的趋势。这是好事，可以促使人们检点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反省自己的心态和行为。看来在多数情况下，“从众”现象的影响和作用是负面的。怎么办呢？罗西文章的标题叫作《与众不同》，文章的结束语也说“最高的境界应该是与众不同”——话虽有理，但“与众不同”却容易使人认为是做作。就像中老年人染发，大家都把头发染成黑的，你却偏偏染成绿的；算是“与众不同”了，效果多半不会好的。正确的态度，是事涉法律和道德时不要“从众”，不怕“孤立”，坚持“我心有主”。

1989年4月15日夜里，我和妻子在朋友家中聊天时，电视报道了胡耀邦同志因心脏病发作突然逝世的消息。

中国的高级领导人辞世后一般都不报道病情和死因。这次破例了。

紧接在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后，播送了他生前工作情况的录像片。我记得最清楚的画面是耀邦穿着风衣，和大家一起坐在旅行车上，重走红军当年的长征路；他默默凝视着车窗外的草原、雪山，陷入深思和回忆……

我想起三个多月前在长沙“九所”看望他，一见面就问“听说您病了”，告辞时又郑重提醒他“多多保重”；我知道他有心脏病。这病只要养得好，认真服药，情绪稳定，善自珍重，一般是不会出事的；可惜他掉以轻心，并未“多多保重”，凡事太认真……

看完有关的电视报道，我默默起身。在回家的路上，妻子小心翼翼挽着我。我说“没事，没事”，她还是坚持这么做。在邻居们眼中，我历来沉默寡言，面无表情。所以，他们悄悄问我妻子：“胡耀邦去世，张扬流泪了吗？”她答：“怎么没有呢！”

千千万万人自发去耀邦在北京的居所吊唁。那天，南开大学一位朋友来看我；傍晚，我和他以及我妻子一起去吊唁。已经是规定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个下午已过去，许多工作人员和军人在胡同口外劝阻哀痛的人群。我拿出三个多月前在长沙与胡耀邦的合影。凭着这点“特殊关系”，我们被允许入内。那是一所古旧的宅院，到处涂着白漆白粉，墙皮剥落，地面潮润，相当简陋……

我将与耀邦的合影放大，分别挂在长沙、北京两个住处的客厅中，挂在最显眼的位置，每位来客一进门就能看见。记得当时，与耀邦会面后十多天，照片洗印出来后，继父看了问：“你怎么坐在耀邦的左边呢？”

“他亲手搬了椅子，指了指左边那张，让我坐在那里的。”我问：“左边怎么了？”

“左边是尊贵者的位置。”

我和耀邦的合影与后来追悼大会上高悬的那张摄于4月6日的遗像恰好相距3个月，但也只距3个月，都属于生命的最后岁月中的留影。细看这两张照片上的耀邦，他那憔悴的形貌和抑郁的神情，同样令人心酸，引人深思……

耀邦逝世后，我于1989年5月发表了一篇怀念他的文章。我写道：

“我可以不做事”。历史已经证明，胡耀邦是个特别能“做事”的人。自1976年以来，他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没有虚掷一分一秒。他当时做的大量工作在今天和今后的漫长年代中都将显示其非凡作用和深远影响。可就是这样一个特别想做事也特别能做事而且为党和人民做了无数大事好事的人，却被无情地剥夺了“做事”的权利！

“但是我还要做人”——多么使人酸楚而又令人敬佩的语言！“做人”不比“做事”更容易，特别对执政党和掌权者来说是如此，在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国度里更是如此。由于中国特有的传统，我们立国建党特别重视做人之道，什么纯粹的人，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的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人，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的人，等等等等。但历史已经证明，没几个人能做到这些；历史也已经证明，耀邦在“做人”方面堪称典范。而且如果他不是这样“做人”的话，也许他还会好好地活着，活到八九十岁还能“做事”的吧！

我在那篇文章中还写道：

……“请你相信，人民是爱你的！”

人民是不是真心爱一个人以及爱到什么程度，不能由我说了算，也不能由某一些人说了算。发自人民内心的真诚爱戴归根到底只能由亿万人民自觉自发地表达。历史终归会是公正而无情的。

我们已经看到，建国四十年了，这是一个不短的时间（请注意，日本明治维新和台湾由贫变富，也只经过二十多年！），而在这段历史中受到亿万中国人冒着巨大危险自觉自发地表达如此热爱的伟人，只有两位！

“人民是爱你的”——历史太早地证实了我的话，这使我哀痛，然而它又是公正无情地证实了我的话。

我又想起了鲁迅，这位深深影响了我一生的伟人——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焦，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我们民族素质中那些阴暗、丑恶的东西，鲁迅早在1925年就鞭挞、揭露过，然而六十多年来有多少变化？相反，近四十年中每一次政治运动和不叫政治运动的政治运动，都在助长着这种堕落，都在变本加厉地腐蚀着我们民族的灵魂。形形色色的残酷、冷漠、自私、无情、城府森严、阴谋权术、寡廉鲜耻、贪得无厌、背信弃义、勾心斗角和拍卖良知，在渐渐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成为我们社会的道德伦理基础。但是，在胡耀邦身上没有这些东西。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耀邦成了这些东西的牺牲品！倘若历史的前进同样需要我付出代价，那么，除了“顾全大局”的“检讨”和颂扬外，我会像他那样义无反顾……

1995年的一天夜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电话打到了我在北京的住所，七十分钟的采访在辽阔范围内涉及许多重大而敏感的问题，我以历来的坦率自信一一作了回答。他们问到了对胡耀邦的评价，我想以我当时的回答作为本节和本节文字的结束语：

“一个人的死改变了世界——这本身已经证明了一切！”

{注：节选自报告文学《<第二次握手>文字狱》第十九章，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作者：张扬}

他曾经凝视着前方，平稳地轻声道：“我可以不做事，但是我还要做人。”

“您这次回浏阳了吗？”我问。

“没有。”他摇摇头。

“您还是回浏阳看看吧！”我注视着他，“故乡人民对你是有感情的，这种感情是不会随着任何其他因素移易的。”

耀邦望着远处，动情而又感伤地保持着沉默。

作家是本能的心理学家。我有意对耀邦娓娓讲述浏阳。我谈到1986年秋天陪一位外地记者到文家市，当地一位中学教师领我们沿着小路去耀邦旧居。我用低沉、浑厚的语音描述着那片养育过一代伟人的丘陵地区。开始是山冲里的曲径，那种专供独轮车和挑担子的农民行走的起伏不平的路，路边常有潺潺的溪流，水边丛生着茂密的水草和野花；两旁分布着一块块大小高低不等的稻田，一座座傍山脚而建的土砖屋场，屋顶盖着青瓦或稻草、树皮；山坡上满是矮小的松树、杉树、油茶，山下和屋场四周生有竹林，陡坎和山山岭岭上到处显露出一些斑斑驳驳的红壤地皮。最后一段路，又翻过几道峻峭的岩坡，攀上爬下非常费力，终于可以俯视那座屋场了。耀邦旧居地形非常奇特：四周苍翠满目，群山簇拥，中央盆地上满布稻田，“盆底”突兀着一座小山，小山伸出一个支脉与四周的群山相连，旧居就建在小山顶上……

那是个古老、简陋的院落。我们下到谷底，又攀上弯曲的石阶，跨入院门；土砖屋垮掉了一小半，又用新土夯筑起来，新墙旧墙一黄一黑，泾渭分明。一位老年农妇，还有两个年轻农民正在院中干杂活。我们跟他们打了招呼，我用浏阳方言同老妇交谈起来，她是耀邦的嫂嫂；交谈中得知，耀邦的哥哥胡耀福不在家……

…………

现在，我告诉耀邦：“从文家市通往旧居的公路，因为您制止，刚开工便停了工，大概修了几百米路基吧，堆满了大小乱石。我们去旧居的山路，有一小段正好与那没修成的公路交叉，所以能看到那情景。”我又告诉他：“您哥哥嫂嫂没钱，而您又不准公家出钱，所以您家那房子塌了一小半，一直没法修复。后来，县里瞒着你，拿了一千元，筑起了垮塌的部分。”

耀邦一声不吭。但我看得出，他在悉心倾听。

我跟耀邦的嫂嫂谈了二十分钟。然后，我们照原路回文家市。1986年初秋，正是胡耀邦政治生涯的顶巅；然而，他坐落在山间的旧居跟那一带的农舍没有任何区别，只是更静谧，更孤峭……

我轻声道：“当我们沿着那曲折山径往回走时，我打量着路旁的溪流和两边山坡上簇拥着的松树、杉树、油茶和竹林，还有一丘丘金黄色的晚稻田和一座座简朴的农舍，心想，半个多世纪以前，少年时候的您，也曾无数次地赤脚草鞋，从同一条小路上走过吧……”

我有意讲述这一切，而且有意用沉稳的声调和梦幻般的语气不慌不忙侃侃而谈。生他养他的土地，老家的土屋，幼时求学的里仁学校，供他衣食送他上学的兄嫂，千百次赤脚草鞋走过的山中小路……我想，这一切也许能在伪诈混浊的世风中多少给他一点慰藉，激起他胸腑深处美好的情愫。

我们还谈到其他一些话题。他曾经凝视着前方，平稳地轻声道：“我可以不做事，但是我还要做人。”

进入六号楼时，省委警卫处处长就对我说，耀邦身体不好，谈半小时就够了。谈话开始时，我将警卫处长的嘱咐告诉耀邦，他笑笑：“谈一小时可以吧！”

谈到五十分钟，我准备结束谈话。我看看手表，说：“耀邦同志，我准备告辞了。在告辞之前，我想向您提个要求。”

“什么要求？”

“我希望跟您合个影。”

“可以呀，但我没有照相机。”

“我带了！”我跑到外间，六七个秘书、警卫人员都在那里。我招手请其中一位进来。当我回到大厅时，耀邦已经离开了沙发，走到一面麻砂玻璃墙前，动手搬了两张软垫靠椅并排摆在一起。他自己选了一张，坐下，又指指他左首那张，对我说：“你坐在这里。”

秘书模样的年轻人一瞅我那五十元买的“傻瓜”相机：“嗬，就这？”

我笑笑：“人好就行嘛！”

闪光灯一亮又一亮。为了“保险”，我请他拍了三张。然后，我将相机放回提包，穿上风衣，“正式”告辞。耀邦送我出来，六号楼从前住过毛泽东等，结构有点复杂，曲里拐弯的。我们一起走过那六、七个秘书、警卫员面前时，正坐在他们中间的一位“来宾”赶忙伸出双手向耀邦迎上来；他大概已经在这里等候一阵子了。胡耀邦与他握手笑问：“我们在哪里见过面呀？”那人答：“六十年代在湘潭……”耀邦做个手势，意思是请他再等一等；然后又跨了几步，送我到六号楼门口。

“再见了，耀邦同志！希望你多多保重。”我笔直地伸出右臂，一字一顿：

“请你相信，人民是爱你的！”

秘书、警卫人员跟他一起送客。大家都对我流露出亲切的笑意，还有那位六十年代在湘潭与耀邦相处过的同志。耀邦慈祥而感慨地望着我，握着我的手轻轻摇着，摇着；对我的话，他没有说什么，显然，也不好说什么。 

[注：节选自报告文学《<第二次握手>文字狱》第十九章，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作者：张扬] 

“再见了，耀邦同志！希望你多多保重。”我笔直地伸出右臂，一字一顿：“请你相信，人民是爱你的！”

1988年12月底，我从北京回到长沙，听说胡耀邦同志到湖南已经两三个月，正住在“九所”。

“九所”是湖南省委大院西端一个园林化建筑群落，离省文联只有十分钟路。多少年来第一次明白无误地得知耀邦近在咫尺，使我怦然心动！

当年，耀邦看了正式出版的《第二次握手》后，对担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的钟沛璋说：“看来张扬这个人读过很多书。你见了他，告诉他，好好干。”

我确实在“好好干”。八十年代中期，我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金箔》；后来，又深感腐败像癌瘤一样侵蚀着党和国家的机体，想写一部小说《癌》。“上面”以为我要写人体上的癌，便于1985年11月让我挂职湖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深入生活。在医院里，我虽然没有实权，但廉洁正派，关心病人，关心医院建设，在力所能及乃至力所不及的范围内做了不少好事。所谓“力所不及”，是指反腐败。如果我是党员院长，实权在握，那么，我恐怕也会不怕地雷阵，不管火海刀山，万死不辞，在反腐败斗争中多少取得一点战绩；但我不是党员，又是挂名副院长，却把反腐败当了真，干了几下，到头来自然什么也干不成，落荒而逃。听说在那家医院，后来还有不少关于我的美好传说，主要是关于我的刚正清廉和帮助贫苦病人，甚至把某些不是我做的或从来就没有过的好事也算在我头上了。

1986年底，我仍在肿瘤医院“任上”，到全国很多地方考察肿瘤防治。1987年1月在广西南宁逗留时，胡耀邦已不再担任总书记了。2月回长沙，目睹了世道人心的高速变化：原来想必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辗转托人请胡耀邦题写了名称的单位如长沙晚报、长沙市博物馆、湘潭师范学院等等，现在正争先恐后撤换“手迹”，以示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其他种种窒息气氛，人们应该记忆犹新，不必一一述及。

《金箔》第一部已出版半年多。这时，我将手头仅有的三四本中抽出一本，在扉页上写了“献给耀邦”四个大字，签上名，交肿瘤医院收发室挂号寄出。明明是一本厚重的书，又是寄给胡耀邦的，邮局却硬要拆开检查，好像胡耀邦成了“有问题”的人；结果，医院收发员拒绝了，多花几十倍邮资按挂号信投寄。

往后，1987年7月《金箔》第二、第三部出齐，我又给耀邦寄上。

但是，却不知道他收到没有。身为中国人当然都深深了解中国政治生活的特色；所以，很有些人，其中包括出版《金箔》的花城出版社总编辑李士非，甚至怀疑耀邦还能不能正常收受邮件。

真没想到，耀邦来到了长沙，就住在数百米开外的地方！

1988年12月30日深夜，我给耀邦写了一封信，请他以他认为适当的方式告知我一下，是否收到了《金箔》；如果没有收到，我还可以就近送上一套。

信的结尾写道：“明年1月18日是我平反出狱十周年。随着这个日子的临近，我越来越多地忆起许多旧事。在这十年中，许多原来坚不可摧的东西在我心目中崩溃了，有一个东西却不曾崩溃，那就是坚信历史终归是公正而无情的。”——在我心目中崩溃了的那些貌似“坚不可摧”的东西，两三年后终于崩溃在世界上。其所以崩溃，原因很多，但本质上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它应该崩溃，它没有存在下去的合理性。不过这些也都是后话了。

此外，每个人都能看出，在给耀邦这封信时，我又想起了当年在狱中所看到的黄克诚同志为彭德怀元帅平反昭雪而写的话：“历史是这样的无情和公正！”

1989年1月4日下午，我托省文联机要员将信送进“九所”。5日上午省委警卫局打来电话，但我不在。夜里接了电话，约我6日下午2时去“九所”六号楼。

届时，我来到“九所”六号楼一间大厅。听说耀邦正在做治疗，我在呈环状摆列的几十张单人沙发中随便挑了一张坐下，闭目小憩。女服务员为我沏茶。两三分钟后，一个声音传来：“是张扬同志吗？”

我睁开眼，站起来。

耀邦微笑着走过来。我迎上十余米，伸出双手：“耀邦同志，您好。”我们握手。他衣着极普通，甚至不大整齐。他端着一个原先用以装豆瓣酱之类的圆口方体玻璃瓶，那是他的茶杯，里面有半杯淡茶。

我们一面对话，一面朝沙发走去。我们仿佛不约而同似的，挑选了我刚才坐的沙发和旁边一张沙发。耀邦在我左首就座。服务员为他兑满那只“玻璃瓶”，几位工作人员一起悄然退出，大厅中只剩下我们两人。

“听说您病了？”我问。省文联到底是“省直机关”，隔省委和“九所”又近，因此，我听说省委的医务人员最近连续为耀邦治病，治的是心脏病。刚才他不是还在做治疗吗？

“感冒了……”他显得漫不经心。

茶几上摆着中华牌香烟。但耀邦刚坐下便掏出自己的香烟，开始抽，还把烟递过来，让我抽。我不抽。我告诉他，我在肿瘤医院看了很多肿瘤手术，抽烟的人肺是黑的，而不抽烟的人肺是鲜红的。我劝他戒烟。他摇摇头，淡然一笑：“抽了几十年了，不好戒了，唉。”不知为什么，从一开始彼此就很亲切，随便，好像我们是经常会面的人，只是在长沙又相聚了……

但终究是第一次会面。所以我一面谈话，一面观察他。他耳垂很长，头发有三分之二以上仍是黑的，面部皱纹不深重，更没有老年斑；他记忆力强，反应敏捷，口齿清晰，思想活跃，待人坦诚，胸无城府；同时，我也注意到，他的笑容似乎也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的、礼仪性的，另一种是勉强的，惨淡的。他形容憔悴，表情抑郁，经常流露出沉思甚至迷惘的神态……

他告诉我，收到了我寄的《金箔》，还收到了王蒙、魏巍、朱仲丽等作家送给他的书。这使我放了心。

耀邦听我谈话时十分专注，他不敷衍、不矫饰，没有机心，却很有真情。当年，王晨以《光明日报》“内参”方式反映过我生活困难的情况，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生前也曾为此专门给中央写过信。胡耀邦显然看过这些材料，还有印象，因此，问起我的生活状况。我将实情告诉了他，他听后表情抑郁，默然良久。但我不愿为个人处境再给他增添烦恼，我自己更关心的也是社会。我将愈演愈烈的腐败向他作了介绍，还告诉他我准备将正在写作的《癌》改名为《绝症》，以显示种种腐败和弊端已经形成无可救治的“绝症”。耀邦听后，表情更加沉重，像有点喘不过气来；很久，才望着远处地面轻声道：“我总相信，我们这个党，还会是有希望的……”

…………

胡耀邦在“九所”每天看书。他告诉我，正在读《邓小平》，一个匈牙利人写的，“书名就叫‘邓小平’”。我想，这种书怎么能让外国人写呢？中国人无论如何比外国人更了解邓小平；就说我眼前的胡耀邦吧，就是中国人之中最了解邓小平的一个。我知道他不好写邓小平，但他可以写自己呀！在写自己的过程中，写出中国现代革命史上那些风云人物，写出许多事件的真相，写出自己的观点……于是，我劝胡耀邦写回忆录。他听后，摇摇头：“很多事，不好写啊。下台了，就更不好写了。”

耀邦和我谈话中多次用到“下台”这个字眼。我想了想，他在“台上”时我从来没有要求见到他，甚至还为某一两件事写信批评或提醒过他（除关于“主席路”那封信外，我还给他写信批评过一位地位在他之上的老同志。我自认为是按“组织原则”写这种信的，光明正大，实事求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他会多么为难）；而在他“下台”之后，我不仅在感情上而且在行动上坚持热爱他，关心他……

“我看没关系，还是可以写嘛。”我说，“不必考虑出版，写了先搁着，让后人从中了解事实真相，至少了解你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

耀邦没有正面作答。

处在他那种地位，也许确实为难。……

……

[注：节选自报告文学《<第二次握手>文字狱》第十九章，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作者：张扬]  

张扬

我之所以给胡耀邦写那封信，首先并非因为我人格高尚，而是因为他人格高尚——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知道他一定能看到那封信，不至于被“群小”给扣留了；我还知道他一定能理解和接受那封信！

我平反出狱后那几年，耀邦的地位如日中天，我并没有打扰过他，没有作过任何“表示”。1979年7月正式问世的《第二次握手》，也是出版社送给他的。我第一次给耀邦写信，是1981年春天。当时我住在文家市秋收起义纪念馆写长篇，有时途经浏阳县城并停留，县里领导对我很客气。这一天，一位领导陪我在城郊走走看看，忽然朝南边一扬手，兴奋地说：“这儿要修一条‘主席路’，直通文家市！”又告诉我，这条公路多么宽，多么长，多么高级；此外，还要在文家市建一座大型纺织厂，云云。

我问：“‘主席路’，毛主席吗？”

毛泽东当年领导秋收起义，在文家市开大会，因此，往那儿修一条“主席路”说得过去，但听着也有些别扭——为什么不能叫“起义路”呢？

“不，胡主席！”

“哪个胡主席，胡志明吗？”

胡志明长期担任越南党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生前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不过，我不知他跟浏阳文家市有什么相干……

“不，胡耀邦胡主席！”

我想了想：“胡耀邦……他不是主席呀。”

当时中国未设国家主席，党中央主席是华国锋。胡耀邦的职务是党中央总书记（1980年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

那位当地领导同志干脆利落地回答我：“他快当主席了”

——哦，确实，“他快当主席了”1980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决定向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党中央主席。这事党员和干部们都知道，我也知道。但我这人“死心眼”，总认为没正式当选之前就不应称“主席”，当选之后更得注意……

“注意”什么呢？

我给耀邦写了一封信。将有人要修“主席路”、建纺织厂的事告诉他。我写道：“纺织厂耗水量特别大。您是文家市人，您知道文家市就那么一条小河沟，枯水季节几近断流，供得起一座大型纺织厂吗？此外，浏阳和附近地区非棉麻产区，哪来的原料？南乡除少量煤炭外，并无特产，目前建一条高等级公路通往那里干什么？”

我知道，什么公路呀，纺织厂呀，都是假象；我在信中告诉耀邦：“您还没有当主席，马屁精们已经蜂拥而起了！历史上一些本来堪称雄才大略的人物，或至少还算得上头脑明白的人，就是在如此‘群小’包围下，渐至热昏，最后竟忘了自己姓什么的。这种历史悲剧，我希望不在您身上重演。”

我贴上八分钱邮票，将这封信投入邮箱。

耀邦迅速作出了反应。湖南省委大院内一位领导同志后来告诉我：耀邦给省委写了信，坚决制止修“主席路”和纺织厂。

耀邦不是在我的信上作“批示”而是给省委写信，我想可能一是为了郑重，二是为了保护我，免得“马屁精”们恼羞成怒，给我找麻烦。

胡耀邦还禁止用公家的钱修缮他的旧居，不准修筑从文家市通往旧居的公路。八十年代前期，我断断续续在文家市住了好几年，但从来没去“瞻仰”过耀邦旧居。直到1985年秋，我才陪一位记者去旧居看看。因为没有公路，我们爬山越岭抄小路走了15华里；途中看到那条刚动工就被禁止修建的公路，短短一段路基上满是大小乱石；如果修好公路，据说全长只有8华里。他家那座简陋农舍垮了一半，其兄嫂清贫，无力修缮，还是县里瞒着耀邦拿1000元扶起了坍塌的部分……

我之所以给胡耀邦写那封信，首先并非因为我人格高尚，而是因为他人格高尚——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知道他一定能看到那封信，不至于被“群小”给扣留了；我还知道他一定能理解和接受那封信！

       {注：节选自报告文学《<第二次握手>文字狱》第十九章，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9年1月第一版，作者：张扬}

    我写了一篇短文，谈到“文革”后宋庆龄在给马海德一封信中写到“江青这个婊子”。一位匿名者（在网上骂我、“呸”我、诅咒我的全是匿名者，无一例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今天某些中国人的心态和品质问题，还是一些在公开场合很可能“有头有脸”的人）于是写了一段“反驳”我的文字，全文如下：

“宋庆龄写给马海德的一封信中竟写出了‘江青这个婊子’，不知道楼主从那里考证来的,这是楼主对 宋庆龄先生人格的侮辱,我不相信宋庆龄会写出‘江青这个婊子’的书信，宋庆龄先生拥有个人的风范,个人的幽雅。
    “对于文革人物的评介那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问题,张扬先生没有必要无聊地再次把江青丑化一番.如果真的有勇气,有正义感,可以对当今拥有象江青这样级别的人客观地做一些评论那样才显示张扬先生拥有让人景仰人格的……”    ——除了文字不大通顺之外，这位匿名君的这段文字反映出来的是逻辑问题，或曰常识问题，或曰思维是否正常的问题，但主要是良知问题。

你“不知道”，就不要急着“不相信”。这种事，“张扬先生”是不能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至于“考证”工作，匿名君应该自己去做；其实根本谈不上什么“考证”，没那么严重，只要多读点书，看点严肃的报刊杂志，多知道一点史实，多少养成一点良知就行了。

还有，不要代表宋庆龄表态，因为你没有这个水平，也没有这个资格。宋庆龄应该说出什么样的话，写出什么样的文字，具有什么样的“风范”和“幽雅”（应为优雅），是由宋庆龄自己决定的。匿名君可能以为宋庆龄已故，没有“发言权”了，于是企图越俎代庖，对宋庆龄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或说了什么没说什么也来指手画脚一番；这种做法，才真是“对宋庆龄先生人格的侮辱”。宋庆龄已故，但她留下的一批亲笔书信、文稿等等，却铁证如山的。

匿名君理直气壮地说：如果张扬先生“真的有勇气,有正义感,可以对当今拥有象江青这样级别的人客观地做一些评论”——请匿名君点出一个或几个“当今拥有象（像）江青这样级别的人”来，说出她（他）们的姓名、身份、“级别”和事实，我立马出面表现“勇气”和“正义感”，好吗？

“对于文革人物的评介那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问题”——这种话可不像人话，简直是放屁！对“文革”和“文革人物”的评介（应为评价）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问题”吗？“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问题”，当初“关门打狗”、专搞“窝里斗”就是，怎么要煽动全国人民全都狂热投入并“进行到底”，乃至害“党”之外，更祸“国”殃“民”呢？怎么要在党和党纪之外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出面搞个“特别法庭”，动用国家和法律的名义呢？

就算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问题”，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吧，“中国共产党”是怎么“评介”江青的呢？“江青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匿名君也许认为，这个“评介”缺乏“正义感”,不是对“拥有象江青这样级别的人”的“客观”“评论”，因而又是“冤假错案”。事实上党内高层当时就有人主张杀掉江青和张春桥（匿名君又要“不相信”了！此人对他不高兴的事总是“不相信”的）。真要那样做了，也绝非“冤假错案”，而是江、张二犯罪有应得！

前不久从报纸上看到，江青自杀12年之后，其骨灰终于在京郊某公墓“入土为安”，墓碑照片上刻着“先母李云鹤之墓”，下刻立碑者为“女儿、女婿、外孙”（有人是不是又要“不相信”了？）——就是说，他们连中国的传统和习惯都不顾了，不愿刻上自己的姓名。为什么？因为那是耻辱！他们的这点良知，这点觉悟，起码在最低限度上与深受文革之苦和江青之害的亿万中国人民保持了一致。

我现在倒是想，江青的“女儿、女婿、外孙”不愿在她的墓碑上留下真实姓名，可能有别人甘愿“冒名顶替”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挂靠上“江青这样级别的人”，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不能跟她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起祸国殃民了，那么，在她的墓碑上刻下姓名，当一把孝子贤孙，也是很风光的事。

同一报道说，江青生前曾表示想回山东老家安葬。江青的女儿请示“有关领导”，得到的答复是：还是就近安葬吧。山东太远，有个什么事不便照应（大意）。

什么“事”呢？是不是防范某些怀念“文革”、拥戴“女皇”之徒借那里“太远”之“地利”，在政治上搞些小动作，比方说“样板戏会演”开幕式或“‘文革’和‘文革人物’历史评介学术讨论会”之类呢？别以为这些名堂搞不起来。现在看来，只要善良的人们偶然放松警惕，是搞得起来的！

看得出，匿名君是非常崇拜、非常神往“级别”的，其本人可能一生都在追求这玩艺。那么，江青是什么“级别”？据我所知，罪犯的“级别”是按刑期算的。江青后来改为无期徒刑了，量刑仅次于死刑和死缓；她曾经是“行政九级”，现在应该算“罪犯三级”吗？

我也认为，今后对江青还会有深入研究的，很多史实尚待发掘；其实，今天已经有人在做这种工作了。说实话，江青一开始并不坏；相反，她曾经是个热血青年，革命青年，算得上多才多艺，青年时代容貌也还漂亮。她曾经热烈地追求爱情，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爱国和进步。问题是这样一个曾经很优秀的女性，到头来何以堕落如斯，坏事做绝，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那么巨大的灾祸，也给她本人和亲人们（包括她的“女儿、女婿、外孙”）造成那么巨大的痛苦和悲剧，最后竟落到死刑犯（缓刑）的地步？

所有这些，才真是值得深入探讨、研究、发掘、总结的。宋庆龄给马海德信中对江青的痛斥，那封信中和那句话（“江青这个婊子”！）中毫不掩饰的最大的蔑视、鄙夷、唾弃和愤怒，也是进行这种“深入探讨、研究、发掘、总结”的依据和资料之一。

我从来没想过“让人景仰人格”，但我的人格中起码有一点是值得某些人“景仰”的，那就是在批评、指责、揭露乃至痛斥任何人（包括一些名人高官）时，在举报任何贪官污吏的犯罪事实时，从来署名，从来实名，从来不匿名！

我知道自己的主要毛病是正直有余而宽厚不足。但是，对某些丑恶不堪的人和事，我又实在不能做到“宽厚”。实在做不到怎么办？他妈的就不做！

1993年后，曾经有一批邪教黑道人物打电话恐吓我（当时我住在北京）。我笑道：“我是浏阳大围山出来的人。大围山出两种人，一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种是土匪。你们若想来动手动脚，就不必考虑我的死活了，先考虑一下你们自己能不能活着离开吧。”有人听说此事后写了一篇《我是“土匪”我怕谁》发在《武汉晚报》上，流沙河先生看后写了一副对联送给我（我当时还不认识流沙河先生）。看看今天某些藏头露尾、语无伦次、文字不通、毫无良知、酸腐不堪、“狗都不如”（鲁迅用语）的东西，有时简直觉得还真不如当“土匪”好！

我的朋友罗书平，曾任四川省高级法院的《四川审判》杂志主编，好像还当过省高院研究室主任什么的，有“法学硕士”或“博士”之类头衔。1993年我在成都，他送我一本他自己主编的刊物，里面有一篇他自己写的“论文”，说的是枪决死囚时子弹应该从什么部位射入并从什么部位透出。按照他的“研究”，最好的方式是子弹以什么什么角度从罪犯后脑勺射入，从额头上什么什么位置透出。据说，这样对尸体造成的损害最少，从而最美观，最“人道”，等等。

对这类“问题”，他有“研究”，因而有“发言权”。我在医院当过副院长，那里是救人的地方，不是杀人的地方。因此，对他的“科研成果”，我无话可说。我只注意观察他的胖，胖得简直有点不近人形，给人的感觉是每个汗毛孔都在不停地往外渗板油。我历来认为“人可以貌相”。我看着他寻思：天啊，这副相貌，能不“出事”吗？

去年什么时候，北京法律界一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罗书平被捕了，是在省高院执行局局长位置上出事的。我问犯的什么事。他说：还能是什么事？经济犯罪，法院执行局局长能不经济犯罪吗？我想：对。这类人政治上都很可靠，都跟什么什么坚决保持一致；他们都没有政治问题，有的只是经济犯罪问题，此外，当然还少不了今天据说已经“不算问题”了的生活作风腐朽糜烂问题。

罗书平入狱后，是否更多地回想起他当年的“成果”呢？是否还在考虑子弹从什么部位射入从什么部位透出最“美观”、最“人道”呢？

都认为官员们多废话、套话、屁话，没有真话和生动活泼的语言。后来才知道，不然。

前些年遇某省一名省委机关官员，对我笑言：“省委、省政府里都是说‘德语’的。”

我不相信。大家都知道，官员们在当官后“带职”“攻读”下来的“硕士”、“博士”学位几乎都是假的。譬如博士必须懂两门外语，其中一门还必须精通（“三会”即会说、会写、会读）。用这类“硬指标”衡量，他们之中的哪位硕士、博士敢站出来？！我的一位当官的“硕士”朋友就对我坦承：他那“硕士”是花6万元公款买的。而这已经是近十几年前的“价码”了。

那么，某省省委、省政府的官员们怎么都说起“德语”来了？原来这“德”不是指“德国”或“德意志”，而是指该省某市，该市地名中有“德”字。有道是“土帮土成墙，人帮人成王”，这个地方的人某些官员专擅拉帮结派、拉拉扯扯，时间一久居然成了“气候”，成了“省委、省政府里都是说‘德语’的”了！

好在这种状况已引起最高层的忧虑和关注，采取措施，在逐步解决。

一伙人因同乡乃至口音关系而逐渐凝成一伙，利益均沾，形成某种政治上、经济上的腐败集团，已是我们在政治体制上应该考虑的倾向性问题。

话说回来，谁说官员们都是废话、套话、屁话呢？有时也说真话，也生动活泼，也很“幽默”的。“德语”的笑话便是一例。

前天收的《政府法制》2009年2月号（“法制参考”版），里面有一篇转载自《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第50期的《“程维高出事在所难免”》。程维高已经是个老掉牙的话题。我看了看，说白了，全文只有“江苏籍”三字还有点意思。

宋庆龄被公认为最高尚、最典雅、最美丽的女性。事实也是如此。但是，“文革”后她写给马海德的一封信中竟写出了“江青这个婊子”这种看似相当不高尚、不典雅、不美丽的文字。

其实，“文革”前特别是“文革”期间宋庆龄何尝不是这样看江青的，只是那时不敢说出来而已。她那时若这么说了并被人“举报”了（她身边是不会少了这种“专职举报者”的），“婊子”一家人会都扑上来，把她活活掐死！以她“ 孙夫人”的身份，是不便像对待刘少奇、彭德怀那样，先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军阀、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再折磨致死；那么，“活活掐死”就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永远成了悬案。

如果只把“婊子”等同于今天说的“女性性工作者”，那么，宋庆龄的说法与事实之间多少有些差距。蓝苹这人在“性”方面比较乱，但这是“艺员”的通病，跟纯粹的娼妓（婊子）还是有区别的；起码，“纯粹的娼妓（婊子）”当年是要“依法纳税”（花柳税）的。不过，若只是用“婊子”来表达对一个女性坏人的憎恶，应该说，还是恰如其分的。

今天（ 2009年3月17日）听外国广播，说最近一期《求是》杂志登载署名“秋石”或“秋实”（因为是听广播，但知其音，不知其字）的文章主张，人世上并无什么“普世价值”，因为这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云云（大意）。

放屁！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是“普世价值”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既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而当然就是“普世价值”嘛！

毛泽东还说过“不须放屁”——他的话已经不再“字字句句是真理”了，要“三七开”，有些话对，有些话不很对或不对。就说这句“不须放屁”吧，就不仅不能“放诸四海而皆准”，还根本就不对！人总是要“放屁”的，不放屁会憋出病来。不过，若把“不须放屁”放在“秋石”或“秋实”头上，还是“准”的。

图片来源：兰州新闻网

牙 刷

张 扬

年纪大有个好处，知道一些比较久远的事情，懂一些别人不懂的东西；这些“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消失或湮灭了，也没被保存或没法保存在博物馆里，只能保存在上了年纪的人们的记忆里。这也算一种“文化”吧。

比方说港台片中常有“搞笑”情节，连成龙等超级大腕“担纲主演”的片子也不例外。前不久又看到一个这种片子，时代背景好像是晚清，但见几十个“国术”（武术）学员清早起床排成稀疏的练功队形在……咦，在干什么呢？他们一律左手端水杯，右手食指伸进嘴里像刷牙似的横动竖动。妻子和孩子都看不懂，不懂他们这是做什么，练的哪种功？

我告诉家人：这不是“像刷牙”，而确实是刷牙。在我的记忆里，上个世纪50年代初，当我还完全是个小孩时，中国已经有了牙刷，但我亲见很多人（主要是店员和老百姓）用食指伸进嘴里“刷牙”。据此推断，更早的中国人或是不刷牙，或“用食指伸进嘴里”刷牙。描绘生活细节非常详尽的《红楼梦》和《金瓶梅》都不描写刷牙，可能就是因为当时没有牙刷，“用食指伸进嘴里”又太不文雅。还有一种六七寸长、两端有环的薄金属条（可能是银质），刷牙之前或之后抓着它两端的环，弯成弓状刮舌头。这可能是因为舌头不好“刷”，那么就“刮”吧，都是为了保持口腔卫生。

半个多世纪之前中国的（或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刷牙文化”就是这样的。无论在大陆还是在港澳台，“用食指做牙刷”都早已绝迹；只是大陆的人们已经看不懂这是在干什么了，而在港澳台却作为一种“文化”保留在影视作品里。

用食指做牙刷，用什么做牙膏呢？在我自幼居住的那座省会城市，用的是草木灰：筛去黑灰，只剩白灰，略加碾细，成为一种粗糙的灰白色粉末。那时，满街叫卖的“擦牙灰”，就是这种东西，两三分钱一小杯。

前文说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已经有了牙刷。在我的记忆中，一种是外国进口的尼龙牙刷，一种是国产的，猪骨做柄，猪鬃做毛；国产牙刷的优点是“纯天然”（当时没有这种“价值观”，也就没有这种说法），缺点是毛软，刷起来没劲，不耐用。

也许有人会问：牙刷的结构和用料如此简单，人们又有刷牙的需要，何不早点发明出牙刷呢？

人类确实聪明智慧，但文明的积累并不容易。参观博物馆里陈列的西汉墓葬，木材用料和棺椁形制之巨大令人吃惊。可是，当时（约2200年前）的人们居然不会造锯子！所有这些巨大木料竟全是刀斧劈削加工而成。我曾经在现场细看，确实没有锯痕，只有非常细微的劈削之痕。

有人考证说，野草叶片边缘的锯齿经常伤着肌肤，古代人类就是根据这个发明了锯子的。——说得很轻松，道理很简单，但历史事实就是古人发明锯子并不轻松也并不简单，而是很耗费了些聪明智慧和时间精力。

另一个例子是据“文革”前的考古类杂志载，发掘秦始皇陵一带的地下结构时发现，里面的砖墙层层垒砌，每两层砖之间却不“错缝”；就是说，砖墙上一条条竖缝从脚到顶。这么一来，墙体强度起码会削减百分之九十！这是怎么一回事？很简单：人类文明的积累并不容易。

这么一说，人们对古人“何不早点发明出牙刷”可能就有点理解了。理解万岁。

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活字印刷。“四大发明”传到国外后，对全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至今仍在为此感到骄傲。

前几年从媒体上得知国外搞了个大型网上调查：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按得票数公布了前三名，位列第一的不是微积分相对论，不是原子弹氢弹，不是导弹核武器，不是航天飞机登月工程，不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而是……牙刷！

前三名中有电子计算机，忘了它排第二还是第三，总之排在牙刷的后面。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子计算机代表了迄今为止人类最高水平的文明。

据说，中世纪法国人认为人的健康状况与体臭直接相关，说白了就是越臭的人越强壮。但“臭人”毕竟难于与人相处，热恋中的男女拥抱接吻之时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更可想而知。于是香水应运而生，要用香气“压倒”臭气。这有点像“斗争哲学”，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实践证明，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甚至适得其反。最香的香水，世界第一的香水，都不可能“压倒”臭气的；而且，香水与产生体臭的物质混在一起势必大幅度“升级换代”，产生更加难以形容的恶臭。后来科学发展了，文明程度提高了，懂得人的健康状况并不与体臭呈“正相关”了，懂得香水无法以“压倒”的方式战胜臭气了，才改弦易辙，用加强人体和环境的清洁卫生的方法来消除臭气和维护健康。不过，法国香水却早已由此打出了品牌。

马克思说过，到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所拥有唯一的私有财产是牙刷——凭着这一条，牙刷也够格在“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中位列第一的！

可惜在一些“公家人”看来，他的一切都由公家提供，连这“唯一的私有财产”也应该由公家提供。前些年某大城市几家宾馆为了节能和环保，宣布不再供应两三种“一次性用品”如牙刷牙膏等。不料顿时客户剧减，不得不赶快改回原来的办法。

最近看报，长沙市政府决定，从今年3月1日起长沙市所有宾馆、酒店、招待所及相关单位停止主动提供一次性牙刷牙膏等日用品，从明年元旦起将不再提供这些日用品。——我拍手叫好！对，就应该这样改革，这样推进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积累。

在前文提到的那个大城市，“几家宾馆”不供应一次性用品，某些客户就改住其他宾馆，使得这点“改革”都无法维持；今后到了长沙，所有宾馆、酒店、招待所及相关单位一律停止提供这些东西，那些“公家人”怎么办，住到长沙之外去吗？

小小的牙刷，竟包涵了这么复杂的“社会学”，这么丰富的文化和文明。

复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函

张 扬 2009年2月25日晚

上海文艺出版社

李霞女士：

您好。

拙作《第二次握手》（中国青年出版社版）1979年7月初版。当时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所以对该书的印行我完全无法过问；但自上世纪80年代出台了相关法律后，我对各出版社所有重印或出版该书新版（缩写本、配同名电影光盘本、这种那种名目的“文库”本和“选集”本等等）的意向便一律予以谢绝。20多年来，这类情况共出现过七、八次。最近一次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第二次握手》（重写本）前后，曾希望也出版1979年“老版本”（该社原措辞），好像是要收进“红色经典文库”或“当代长篇小说精粹”什么的，并寄来当时社长刘玉山签字并加盖该社合同专用章的《合同》。他们在《合同》上填写的起印数为1万册。我仍未予同意，该《合同》一式两份至今仍在我手头。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对《第二次握手》（1979年7月版）的态度是明确的和一贯的，即这本书写得不好！因此不愿意看到该书以任何形式重新问世。

如果有人要搞“研究”，那么《握手》当年印行了430万册（不包括七、八万册各少数民族文本），各地图书馆和人们家中还有不少，很容易看到。

2008年9月由贵社主持编选、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是好事、大事。我因实在太忙，对贵社去年9月1日来函没有专门作答。但来函说“希望得到您的支持和授权”，“如蒙同意，请在用稿协议上签字，并寄回我社”；则我“未在用稿协议上签字”并“寄回”贵社，已经表示我不同意将拙作《第二次握手》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

在某个项目上不便合作，不等于我们不能成为朋友。上海电视台曾邀我赴沪做“建国60周年”节目，我还打算抵上海后给您打电话见见面，说说话呢，“以文会友”嘛。做节目尚未成行，今天却要给您写信，则在信中先聊几句吧。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杂文，大意谓“反腐败”不能靠“文艺作品”，应该靠法治和制度。记得我所列举的几部“反腐败文艺作品”好像有《不该发生的故事》、《生死抉择》和《大雪无痕》等。我说，出了这么多反腐败的好作品，“不该发生的故事”不是照样“发生”且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吗？

后来见到陆天明的《驳张扬》。我知道陆天明的名字，但没注意他写过些什么，现在看来他可能是《大雪无痕》的作者（或作者之一），不然不会来“驳张扬”的。事不关己时看似深于世故，涉及个人名望利害时才跳出来嚷嚷，为自己“主持公道”，是中国酸腐文人的通病。我谈到《大雪无痕》，可能无意中碰着了陆某人（说实话，我至今不知道《大雪无痕》是不是他写的；只是从中国文人为人处世的陋习推测出是他写的），于是他才来“驳张扬”。这倒也无可厚非，但要注意批评和论战的游戏规则。陆天明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他在《驳张扬》中发问：“如果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第二次握手》，不知张先生觉得那本书还有可看的地方吗？”

《驳张扬》发表于2006年7月。我当时就笑起来。哪怕我连一个字也没发表过，就能剥夺我批评的权利吗？陆天明只知道自己狭窄干瘪的胸脯里窝不下这口鸟气，却不懂批评和论战的游戏规则。鲁迅说： 

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颇有些像厨司和食客。厨司做出一味食品来，食客就要说话，或是好，或是歹。厨司如果觉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经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挟夙嫌，是否想赖账。或者他是否广东人，想吃蛇肉；是否四川人，还要辣椒。于是提出解说或抗议来——自然，一声不响也可以。但是，倘若他对着客人大叫道：“那么，你去做一碗来给我吃吃看！”那却未免有些可笑了。（《花边文学／看书琐记》）

喏，陆天明让我“去做一碗来”给他“吃吃看”呢！但是，无论如何，他有一个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即《第二次握手》写的不好，完全没有“可看的地方”。我也是这样看的。在彻底否定《第二次握手》这一点上，我与陆先生是“同志”。

可惜陆天明只晓得《第二次握手》完全没有“可看的地方”，不晓得我对此早有自知之明，也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这种自知之明；在长达20多年中一直拒绝以任何名目再版或重印《第二次握手》（旧版），就是这种自知之明的表现形式之一。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借此机会感谢陆天明先生。

其实，2006年6月出版的《第二次握手》（重写本）仍然写的不好，我仍然不满意！过一段时间，我还要改写。目前正忙于写同名电视剧本。据看过部分原稿的人们说：非常好，比小说好多了！我相信，上海的朋友们包括您今后看了这个剧本、特别是电视连续剧《第二次握手》后，会有同感。

在充斥着“韩流”之类东西的荧屏上，《第二次握手》将反映中国女科学家对“曼哈顿工程”作出重要贡献的历史事实，描绘美国的也是人类的第一次核试验，赞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人类反法西斯战争，回顾珍珠港事变和南京大屠杀，以“恶有恶报”的历史观叙述并肯定对广岛实施的原子弹轰炸……凡此种种，浩瀚的政治、战争场景与跌宕起伏几十年的爱情故事结合在一起，可能在国产电视剧中还没有出现过。正因为如此，拍摄有很大难度；也正因为如此，很多影视公司与我联系而我始终没有“松口”。人文社责编曾经笑问一位前来购书的“老总”：“你们有这个实力吗？”这问到了点子上。但我相信，一切都会处理好的。

说明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信却写了这么长，把来龙去脉说透彻，是为了和谐，为向你们表达遗憾和歉意，更为感谢贵社和您本人对我和对《握手》的盛情好意。

敬礼  

附件：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征稿函

尊敬的 张扬 先生：

     您好！

由我社主持编选、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00-1976)，已经出版了四辑、七十卷;现在，我们正在着手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77-2000，第五辑)，共三十卷，并计划在两年内出齐。这套大系, 遑遑百卷 , 全面展现了百年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巨大成就,是一项世纪工程。

现我社拟将您的作品《 第二次握手 》（节选，四万字左右）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第四卷（1977－2000），希望得到您的支持和授权。（此次长篇卷由雷达任主编。大系的总主编为王蒙先生）

按照编选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惯例，在收录作品的该卷出版后，我们除了向您赠送精装版样书外，还将按照此次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统一稿酬标准：40 元/千字，向您支付稿酬。

如蒙同意，请在用稿协议书上签字，并寄回我社，由我社加盖公章后，再寄上。

谢谢您的支持！

此致

敬礼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 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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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扬：文艺作品不能宣扬“人治”陆天明：制度最终要靠人去体现

时间:04-25  09:11   作者: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陆天明：清官意识辩

要不要写清官？

陆天明：驳张扬 

我本无意要跟谁讨论什么。这个所谓的“人治”和“法治”问题，其实挺明白，多说，真的很无趣。这里，我仅对我这篇谈清官意识的短文补充一两点。一，希望一些“有识之士”别把文艺作品完全当做政治来对待，也不要把它当某种政策、某种法学理论的普及读物来判读。二，判读一部作品，别离开了产生它的具体条件和时代背景。否则，作家和作品都没法活了。《乔厂长上任记》是一部优秀作品。当时刚打倒“四人帮”，百废待兴，人们呼唤期盼铁腕人物。“乔厂长”应运而生。这是作家的艺术敏感、时代激情和高度历史责任感所至。作品的局限和作家的局限，是历史的局限，时代的局限。硬要拿到今天来说他是“人治”的典型，实在有点过于刻薄。如果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第二次握手》，不知 张先生觉得那本书还有可看的地方吗？至于说到《生死抉择》和红头文件，我觉得更是大可不必如此大动肝火。《生死抉择》毕竟是在反腐败，在为老百姓说话。从大的方面来说，过去作家针砭时弊要挨整，比如张扬先生就遭过此罪。现在作家反腐败能得到“红头文件”鼓励，这说明中国在进步。我们都应该为张平高兴才是。而且，即便在“爆炒”《生死抉择》的当时，人们既议论这部作品的动人之处，也议论它的不足之处。没有人说它上了红头文件就“如此深刻、如此真实、如此重要，能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之安危”，也没人说“看了这部电影，腐败分子们就会放下屠刀深刻反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就会斗志昂扬信心百倍”，更没人说过这部作品“能一言丧邦一言兴邦”。单位发电影票，也不是人人都去看的。没去看，也没人来追究责任。自由度还是很大的。有关部门当时也无非是借此推动一下反腐败斗争，也是在文艺界提倡一下多关注现实生活而已。而已而已。有必要跟它置那么大的气吗？张扬先生在文章中还点了《大雪无痕》的名。其中有一点小小的“误读”，我想纠正一下：《大雪无痕》无论是它的小说版，还是它的电视剧版，在面世前，没人为它炒作过，更谈不上“爆炒”。当时新闻界有个说法，叫：“《大雪无痕》悄悄地播火了。”这是真事儿。张先生们如果能按捺住性子认真读一读别人的作品的话，他一定会发现，包括《大雪无痕》在内的许多作品，虽然存在某些不足，但它其实已经指涉到了某些要害的“体制问题”。它表现的反腐败，已不仅仅是清官在反，而且也认真写到了人民的力量和法制的力量。至于它写到最后，还是让一两个“清官”来解决问题，原因我在这篇《清官意识辩》的短文里已谈及一二了，这里就容我不再赘述。最后还要说一句话，如果张先生们认为，反腐败作品（这种提法其实挺不科学。暂且从俗吧）任重而道远，希望大家一起来爱护作家们这种关注现实的热情和勇气，并促成他们在艺术上下大功夫，把这一类作品搞得好些好些更好些，我是会举双手赞成这个提议，并努力付之于实践。

张   扬

 《警探》是安徽省公安厅主办的文艺月刊。因种种缘故，我直到2002年8月才看到该年第四期刊物。翻开目录页，就被尹曙生的《眼看朋辈成新贪》吸引住了。尹曙生同志曾长期担任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经常写作和发表作品，还是《警探》的创办人，与我也算是相识吧，而人们对熟人的作品总是更容易产生兴趣；但主要因为这篇文章视角新颖，这“视角”就凸现在文章的标题上。于是我首先看这篇文章，并且为最后一段文字所震撼：

“《生死抉择》、《大雪无痕》、《大法官》等等所塑造的新时代的包公，是人治的经典之作，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还要倚靠包公来惩治腐败，这是历史的倒退，其功能只能暂时给老百姓消消气，缓解一下矛盾，别的作用不会有！”

——之所以说“震撼”，是因为上面一段文字中所列举的三部影视作品，最近一两年内都被爆炒到了滚烫的地步；而在中国，事情一旦被弄到这种地步，那就意味着位列神圣，不好批评、不能批评甚至不准批评了。尤其是《生死抉择》（以下简称《抉择》），简直成了政治教科书，成了“红头文件”（事实上也为之发了许多个红头文件）; 动用“政府行为”，进行官方运作, 组织观看这部电影成了所有机关单位社会团体部队学校的“政治任务”。这部电影真的如此深刻、如此真实、如此重要，能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之安危？看了这部电影，腐败分子们就会放下屠刀深刻反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就会斗志昂扬信心百倍？文艺作品真像古话说的那样，能一言丧邦一言兴邦？……我想站出来说说话，我还算比较敢说话和能说话的。但是，想来想去，拖来拖去，终于没说。我与《抉择》的作者张平不仅是同行，而且也算朋友吧；弄不好，人们会说我“心态”有问题。即使我不在乎这一点，那么我至少还得考虑……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谁能“冒天下之大不韪”，给你发表呀？我是专业作家，在我们这个“战线”搞得舆论一律甚嚣尘上很长时间之后，终于在《警探》这个公安刊物上和尹曙生这位老警官的文章中看到了对这类作品的精确的和堪称振聋发聩的评价：“人治的经典之作”！“历史的倒退”！“……别的作用不会有！”

我们事实上长期实施人治。在这种情况下，文艺作品能“出污泥而不染”地反映法治，反映一种从来没有存在过或至少是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的东西吗？因此，二十多年来涌现的大量号称反映“改革”和“反腐败”的文艺作品，其中有的还被吹捧得很高，而实际上是在鼓吹“能人施治”和“能人政治”，鼓吹“人治”；近几年的屏幕上涌现出许多“清官”“廉吏”即古代的“能人”，甚至充斥着这个“大帝”那个“王朝”，变着法子鼓吹“天皇圣明”——所有这些，则简直是从“人治”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狂热赞颂封建制度了！凡此种种，能代表什么样的“先进文化”？

说到这里，不妨重提一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曾被爆炒得滚烫的《乔厂长上任记》。这部作品当时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来拍成电影，搬上荧屏，热闹了多年，且至今名列“改革开放”的“经典之作”。实际上，这也是一部“人治的经典之作”，而且甚至仅从篇名也能看出“人治”的主旨。在作者看来，企业所缺的就是乔光仆这么一个思想簇新雄才大略的“人”；只要有这么一个“人”“上任”了，当上厂长，那工厂就能蓬蓬勃勃“改革开放”了！然而作者至少知道，在当时体制下（甚至在今天体制下）倘若有一位实权人物譬如说厂党委书记作梗（这类“内耗”在我国是常见的），乔厂长的“改革开放”就会泡汤。于是作者给乔厂长配备了个很肯“配合”的厂党委书记石敢——这么个姓名显然取“泰山石敢当”之意，从这么个姓名就能看出这位“党委书记”是为了什么而被制造出来和配备上去的，以及此人能在作品中作些什么表演了！

二十多年过去而我还能记住这部短篇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姓名及其“表演”，就是因为当时便觉察到了它存在的问题。它鼓吹人治，一味强调个人的“气魄”、“魅力”、“个性”和手腕，完全忽略了体制问题，而这条路实际上是根本走不通的！

当时就已经有些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八十年代初《文艺报》内部刊物《文艺情况》曾反映，《乔厂长上任记》在国家某部委举办的厂长学习班上引起巨大的思想混乱，很多人真以为只要像“乔厂长”那样大刀阔斧说一不二就行了。

另一部“人治的经典之作”，大概当推八十年代中期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新星》了。按照作者安排，作品中的头号主人公李向南不是“行政第一把手”，而是党组织第一把手，是县委书记；显然，这样做比“乔厂长”更利索，没人敢“作梗”，“新星”也就没了后顾之忧。我们在《新星》中看到的确实就是这样：周里京扮的“冷面小生”李向南“党领导一切”，一直在演独角戏，一言堂，仿佛拥有无限权力和无穷能力，呼风唤雨，雷霆万钧，“承包”一切；所有机关单位、所有领导干部和所有人围着他团团转，凡事都是他说了算，从而可以“甩开膀子”，大搞“改革”，大“反腐败”……说实话，李向南这个人物形象，只反映了从来没有掌握过权力的作者的权力想象和人治幻念。

另一部像《抉择》一样一度简直被捧成了“政治教科书”和“红头文件”（事实上也为之发了许多个红头文件），动用“政府行为”，进行官方运作，当作“政治任务”组织所有机关单位社会团体部队学校公款观看的电影，叫作《不该发生的故事》（以下简称《故事》）。与其他类似作品不同的是，《故事》的原著不是“小说”，而是新闻报道；它纪实性极强，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照搬现实生活中的一件真事。说的是某村实行联产承包后，村民按自愿原则结成生产互助组；可是，由于几位党员村干部长期搞特殊化，吃喝贪占，好逸恶劳，脱离群众，因而没有村民愿意与他们结组，剩下他们几个“孤家寡人”。在这种现实的刺激、鞭策下，他们幡然悔悟，发愤图强，结成一个互助组，号称“党组”，努力参加劳动生产，重新成为农民群众的带头人，云云。

拍这样的电影，大力组织人们观看这部电影，其用意当然是好的。但结果怎么样？从《不该发生的故事》到《生死抉择》只隔十几年，时间并不久，然而仅从片名也能看出怵目惊心的变化：“该”或“不该”的问题，已经变成了“生”与“死”的问题！《故事》中那些村干部，最严重的问题无非是“搞特殊化，吃喝贪占，好逸恶劳，脱离群众”，等等，比起《抉择》中的某些官员的腐败程度来说算什么呢？而且现实生活中的腐败，远比《抉择》所反映的更严重。我们看到，十几年来，就数量而言“不该发生”的事越发生越多，就性质而言越来越“不该发生”；问题早不止是什么“搞特殊化，吃喝贪占，好逸恶劳，脱离群众”了，腐败堕落的更何止是区区“村干部”！

影片《故事》中的乃至现实生活中的这类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本身就是“人治”的结果；如果实施法治和真正的民主选举，这些人也许根本就当不上村干部。他们在当上村干部之后的趋于腐化，又是“人治”的结果；如果实施法治和真正的民主监督，这些人就没有可能“搞特殊化，吃喝贪占，好逸恶劳，脱离群众”。换句话说：如果不搞“人治”，而是真正实施民主与法治，就不会从《故事》中的“村干部”中演变成《抉择》中那样的贪官污吏，不会孳生出现实生活中的“戚火贵”“李乘龙”“李纪周”“马向东”“慕绥新”“胡长清”“成克杰”来！

前些年，人们热衷于讨论所谓“五十九岁现象”。尹曙生的文章中谈到自己干了“近40年公安生涯，其中近15年时间担任副厅长职务”，他的朋友、同行也多是身居高位的“老公安”；然而，他们之中“一个省的公安厅长，因受贿罪被逮捕判刑”，“过了两年……另一位公安厅长，也因受贿区区几万元而被逮捕判刑三年”，“到二十世纪末，10年间有17位我比较熟悉的厅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做了金钱的俘虏，其中还包括一位副部级”；他有三位“当上了厅局级干部”的老战友，“到了九十年代末期，即将退休的时候……都出事了，两位自杀，一位被开除党籍、受到行政处分”，等等，恐怕就都属于“五十九岁现象”。

凡此种种，既令人痛惜，但说实话，也是“司空见惯”，“老生常谈”。而且，情况比尹曙生所说的还要严重。这种严重性从同一期即2002年第四期《警探》上季宇的杂文《从贪官年轻化说开去》的篇名上都可以看出来——“贪官年轻化”，这反映了一个比“五十九岁现象”可怕得多的“现象”。多年来，我们不断强调干部的年轻化和高学历——这当然是对的；但同时，随之涌现出一个个、一批批既“年富力强”又拥有专科、本科乃至硕士博士等高学历，掌握并运用着高智能、高科技的犯罪手段，远比“五十九岁”们更胆大妄为贪婪无耻居心险恶也更富于“谋略”的贪官污吏。前文列举的那些最臭名昭著的贪官污吏，就无一例外，其中慕绥新毕业于清华大学，成克杰出身高级工程师，等等。我的熟人中就不乏这样的人：不仅“年富力强”，拥有高学历，还出身工农，穿着简陋，作风端正，待人谦和，甚至口齿木呐，形貌拙朴。这种人，从前叫作“本质好”，“根红苗壮”，今天称为“优秀青年干部”，而且不论从任何角度看起来还确实“优秀”。然而一旦当了官，就“日新月异”，迅速堕落腐化，没有丝毫自我约束力，缺乏任何道德操守，特别的狡猾、厚颜和不择手段。这类干部的被提拔，本身就是“人治”的结果；这类“干部”被提拔上去后，实施的又是“人治”，而且还不是《生死抉择》、《大雪无痕》、《大法官》中那些清官、能人的“人治”，不是包公、海瑞式的“人治”，而是魏忠贤、和珅式的“人治”！

某些国家的法学理论认为，公务人员的贪污受贿固然有自身原因，但根源乃在体制的缺陷；因此，应尽力从完善防范机制和法律入手，而不应对贪污受贿的官员判以重罪，尤其不应判处死刑。——这种理论有多少正确性姑且不论；我们现在要说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某些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香港特区）公务人员的贪污受贿几率极低，更没有高级官员因这类犯罪而被判刑的事实。基因研究已经证明中国人比外国人（白种人和黑种人）更容易患糖尿病和艾滋病，更容易染上毒瘾，等等，但是，基因研究乃至任何科学研究并没有证明中国人天生就比外国人更容易贪污腐败。因此，我们每年严惩（包括处死）那么多贪官污吏固然是好事，是反腐败斗争的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但是，老实说，也含有某种悲哀。是中国人种的“基因”有问题，还是中国目前的体制有缺陷？

二十年前，荷兰一位女教育大臣出差巴黎，住旅馆费用超过标准，回国后立刻因此被撤职。里根任美国总统时，他的儿子在街头排队领救济。金大中是现任韩国总统，却无法也无权使两个儿子逃脱因经济犯罪而被捕。克林顿具有高超的治国才能，但作为美国总统其私生活却受到天罗地网般的严密监督，不得不因谎言被戳穿而泪流满面地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认错……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凡此种种，大概都不能从“基因”上找原因，而只能从制度上找原因吧！

当年，“水门事件”闹得沸反盈天，尼克松被搞得焦头烂额。那时，苏联正处于勃列日涅夫时代。一位美国参议员访问莫斯科大学时，遭到一群教授和大学生的围攻。一位教授挑衅道：“请问，水门事件说明了什么？”那位参议员答道：“说明了我们制度的强大和自信。”——此事在当时的《参考消息》上登载过，给青年时代的我留下很深印象，三十年过去仍不能忘怀。这里，我不是说他们的制度多么好；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制度应该比他们更好，更加“强大和自信”！

极左年代里曾经过分夸大文学艺术的作用，特别是动辄往“颠覆政权”“巩固政权”上扯。久经拨乱反正之后的今天人们不再这么看问题，但是文学艺术对社会状况，对历史发展，对人文环境和精神世界的影响确实是客观存在和不容忽视的；我们的国家要走向法治，我们的文学艺术就不能老是宣扬人治。正如尹曙生文章所说：“必须大力净化产生犯罪的土壤和环境，靠法律、靠制度，而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某些人、某些组织上，想通过他们就能从根本上遏制住犯罪和腐败，这只能是幻想。”

（全文发表在《法学家茶座》2003年第二辑，2003.04.25 《 检察日报》转载时有删节 ） 

几个月前，我在给一位高官的信中说：靠我们今天这套办法“反腐败”，无异于痴人说梦。

正因为是“痴人说梦”，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看见了，这些年来，腐败越反越严重。

我是《政府法制》杂志（半月刊）的顾问兼作者，每期刊物都给我寄赠。不久前，从该刊2008年第24期上见到署名宋伟的报道《中国首创外逃贪官“劝返”模式》，开篇说“针对越来越多的贪官外逃，最高人民检察院探索了一种‘劝返’的新模式，并初见成效。”

中国外逃贪官人数，前几年的统计数字已达4000余人。现在呢？是否达到了6000人、8000人或上万人？总之，已经是“成建制”的。因为外逃贪官全是“中共党员”，又“成建制”，所以，是否可以“探索”一种在海外进行“党建”的“新模式”？又因为贪官数量多级别高，所以，他们的“党组织”起码应该是“正部级”的，甚至更高。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针对越来越多的贪官外逃”，肯定可以取得比“最高人民检察院”那套“劝返”模式高得多的“成效”。

真的，我们今天这套“反腐败”办法，岂止是“痴人说梦”，他妈的简直还令人啼笑皆非！

我很乐意被派参加“劝返”，这可是个难得的公款出国旅游机会。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普京2009年1月31日展现了“英雄本色”：用麻醉枪制服了一头险些袭击记者的老虎。

正是普京本人用枪发射含镇静剂的子弹将这只5岁的老虎制服。新华/路透图

普京能摔跤，能搞柔道，据说还是五段七段什么的，这些我相信；克格勃的训练，暗杀、投毒、窃听、跟踪、绑架、射击、密写、擒拿格斗、制造假币乃至策划阴谋政变等等，缺一不可的。

但普京当总统时驾驶苏凯-17战机，我就有点犯嘀咕了。下一次还干什么呢？该当宇航员、登月球了。那是有大批人物在现场观看的，就不好做假了；真要升天、登月呢，就不是表演，而是真有生命危险。真那么干，总统不就白当了吗！

可当时我们这边有大学生大加赞扬，说人家的总统能开飞机，佩服，佩服！意思是，我们的“总统”不能开飞机。——我们的大学生就有这么低能。其实人民把一个人选出来，是让他当总统，领导国家，不是让他开飞机。我们的大学生甚至看不出，有人开飞机是真的，有人开飞机是假的。

但普京又在西伯利亚射伤一只老虎。新闻图片上的他身穿登山服，手持猎枪，指着什么地方，向人讲述他射虎的壮迹。

老虎是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怎能射杀？所以，普京用的是“橡皮子弹”，只“射伤”了，并未射死。野生老虎怎么闯进了人类（特别是普京这样的人类）的生活环境？说是它当时已经被豢养在一个地坑里了，突然间跳起来扑向坑外的人，并且已经几乎伤及了人。恰好普京赶来，用橡皮子弹射伤了它，救了那人一命。——看来，某些国家的“新闻”是“成龙配套”的，像配菜一样。

前不久从“凤凰卫视”的节目中听主持人王鲁湘说，“以德治国”的说法不对，应该“依法治国”。

王鲁湘当然是正确的。因为道德没有统一标准，很难操作。而“依法治国”就不同了，道理不言自明。

后来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实施“暗杀治国”的呢。你如果捞钱太多，捞得该“大人物”眼红了，便扣你一顶“寡头”罪名，驱逐出境或关进大牢，反正钱归他了。

比“寡头”更可恨的是记者。当然不是给他捧台的记者，而是专事（或经常）给他揭短的记者。对付记者与对付“寡头”不同；在一个号称“新闻自由”的国家，对记者不能驱逐出境，也不能关进大牢。用什么办法呢？暗杀！一年中遭暗杀的记者数量仅次于伊拉克，居世界第二位。

然而，“暗杀”真能“治国”吗？谁说人不可貌相，人是可以貌相的。看此君之相貌，“暗杀”确是其所长，而“治国”就不见得了。

中国有句俗话：狗走千里吃屎，狼走千里吃人。

话很粗俗，却也贴切。有的人（就算是“人”吧）呀，既吃屎又吃人。

再谈“扔鞋子”

布什被一名伊拉克记者扔鞋子，很使我们这边一些人乐不可支。“9·11事件”发生的当时，我们这边一个所谓“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像常见的那样，实际上不过是一伙腐败分子的公款旅游团）正在美国一家餐馆里大吃大喝；从电视上看到两座摩天大楼遭袭的惨状，竟全体起立欢呼鼓掌！在美国人民遭受到巨大的痛苦和灾难的时刻，“我们这边一些人”竟是如此丧尽天良，如此猪狗不如。我们花了半个多世纪，花了人民那么多钱，培养出来一群什么东西！难怪美国政府当即决定把来自中国的这个所谓“新闻工作者代表团”递解出境。如果四川大地震发生时，一群正在中国的美国人从电视上看到惨状后竟全体起立欢呼鼓掌，他们将遭到的恐怕绝不止是“递解出境”了！

布什被一名伊拉克人扔鞋子之后，我们这边一些人立刻津津乐道；但是， 2月2日温家宝在英国被人扔鞋子，我们这边却噤若寒蝉，好像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当时的电视直播是立刻转换镜头，由主持人出面敷衍（我看的是“凤凰卫视”的直播，估计“央视”也差不多，或者还不如）。

其实那场直播应该“不动声色”地、不间断地进行。因为温家宝的临场表现很好，另外，那只鞋子也没能够着温家宝（尚距1米）。任何“直播”都应该“不动声色”地、不间断地进行，让中国人民有知情权，了解真实情况，而不是只了解经过“剪裁”乃至歪曲的情况。要相信中国人的判断力和良知。

果然，24小时之后，“央视”又重播了温家宝在英国被人扔鞋子的镜头。因为这时才发现这个镜头不会贬低“国格”，反而抬高了“国格”。

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指责英国那个扔鞋子的家伙“卑劣”。如果布什被扔鞋子后我们也能指责那个伊拉克人是“卑劣”，我们就公正了，或至少是显得公正了。我们当时之所以表现得不够公正，是因为我们当时没有料到中国总理也会被扔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