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陶行知

关于陶行知，我知之甚少。我的孩子高中考入北京陶行知中学，三年上的很不错（至少比初中开心），期间还听到过行知先生的后人训话，今日偶读下边一段文字，不得不贴出来与来此闲逛的朋友分享，如果嫌长，可以从第五个自然段看起：

知识有真有伪。思想与行为结合而产生的知识是真知识。真知识的根是安在经验里的。从经验里发芽抽条开花结果的是真知灼见。真知灼见是跟着智慧走的。同处一个环境，同等的智慧可得同等的真知灼见。智慧是渐渐的相差，所以真知灼见也是渐渐相差。智慧既无阶级，真知识也就没有阶级。俗语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真知识只有直行的类别，没有横截的阶级。各行的人有绝顶聪明的，也有绝不中用的。但在他们中间的人，智力上的差别和运用智力取得之真知的“上智”联合起来，称为知识阶级，再把三百六十行的“下愚”联合起来，称为无知识阶级，那就是一件很勉强很不自然的事了。

照这样说起来，世界上不是没有伪知识阶级了吗？不，伪知识能成阶级!什么是伪知识？不是从经验里发生出来的知识便是伪知识。比如知道冰是冷的，火是热的是知识。小孩儿用手摸着冰便觉得冷，不从摸着冰而得到“冰是冷的”知识是伪知识。小孩儿用身靠近火便觉得热，从靠近火而得到 “火是热的”的知识是真知识。小孩子单用耳听妈妈说火是热的而得到“火是热的”的知识是伪知识。有人在这里便起疑问：“如果样样知识都要从自己经验里得来，岂不是麻烦得很？人生经验有限，若以经验范围知识，那么所谓知识岂不是也很有限了吗？没有到过热带的人，就不能了解热带是热的吗？没有到过北冰洋的人，就不能了解北冰洋是冷的吗？”这些疑问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把他们解答清楚，方能明了真知识与伪知识的分别。我只说真知识的根是要安在经验里，没有说样样知识都要从自己的经验上得来。假使我们抹煞别人经验里所发生的知识而不去用，那真可算是世界第一个大呆子。我们的问题是要如何运用别人经验里所发生的知识使他成为我们的真知识，而不要成为我们的伪知识。比如接树：一种树枝可以接到别一种树枝上去使他格外发荣滋长，开更美丽之花，结更吃之果。如果把别人从经验发生之知识接到我们从自己经验发生之知识之上去，那么，我们的知识必可格外扩充，生活必可格外丰富。我们要有自己的经验做根，以这经验所发生的知识做枝，然后别人的知识方才可以接得上去，别人的方才成为我们知识的一个有机体部分。这样一来，别人的知识在我们的经验里活着，我们的经验也就生长到别人知识里去开花结果。至此，别人的知识便成了我们的真知识。其实，他已经不是别人的知识而是自己的知识了。倘若对于某种知识，自己的经验上无根可找，那么无论如何勉强，也是接不活的。比如在厨房里烧过火的人，或是在火炉边烤过火的人，或是把手给火烫过的人，便可以懂得热带是热的；在冰房里呆过的人，或是在冰窖里呆过的人，或是做过雪罗汉的人，便可以懂得北冰洋是冷的。对于这些人，“热带是热的，北冰洋是冷的”虽从书本上看来，或别人演讲时听来，也是真知识。倘自己对于冷热的经验丝毫没有，那么，这些知识虽是学而时习之，背得熟透了，也是于他无关的伪知识。

知识的一部分是藏在文字里，我们的问题又成为：“什么文字是真知识？什么文字是伪知识？”经验比如准备金，文字比如钞票。钞票是准备金的代表，好一比文字是经验的代表。银行要想正经生意必须根据准备金去发行钞票。钞票是不可滥发的。学者不愿自欺欺人，必须根据经验去发表文字。文字是不可滥写的，滥发钞票，钞票不值钱；滥写文字，文字也不值钱。欧战后，德国马克一落千丈，当时有句笑话，说是：“请得一席客，汽车载马克。”这句话的意思是马克纸币价格跌的太低，寻常请一席酒宴要用汽车装马克去付帐。这是德国不根据准备金而滥发纸币之过。滥发钞票，则虽名为钞票，几是假钞票。吾国文人写出汗牛充栋的文字，青年学子把他们的脑袋子里都装满了，拿出来，换不得一肚饱。这些文字和德国纸马克是一样的不值钱，因为他们是在经验以外滥发的文字，是不值钱的伪知识。

等到八股发达到极点，朱注的“四书”被拥护上天的时候，全国的人乃是以朱子所发的钞票当为准备金而大滥特滥的去发钞票了。至此，中国的知识真濒于破产了。吴稚晖先生劝胡适之先生不要迷信整理国故，自有道理。但我觉得整理国故如同清理银行帐目一样，是有他的位置的。我们希望整理国故的先生们经过很缜密的工作之后，能够给我们一本报告，使我们知道国故银行究有几多准备金，究能发行多少钞票，哪些钞票是滥发的。不过他们要谨慎些，千万不可一踏进银行门，也去滥发钞票。如果这样，那这笔帐更糊涂了。总括一句：只有从经验里发生出来的文字才是真的文字知识，凡不是从经验里发生的出来的文字都是伪的文字知识。伪的文字知识比没有准备金的钞票还要害人，还要不值钱。

伪的知识，伪的文字既是害人又不值钱，那么，他如何能够存在呢？“产生伪知识的人，应当连饭都弄不到吃，他们又如何能够成阶级呢？伪知识和伪钞票一样，必须得到特殊势力之保障拥护才能存在。“伪知识”阶级是特殊势力造成的。这特殊势力在中国便是皇帝。

创业的皇帝大都是天才。天才忌天才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天下最厉害的无过于天才得了真知识。如果政治的天才和从经验上得了关于政治的真知灼见，谁的江山也坐不稳。做皇帝的人，特别是创业之主，是十分明了此中关系的，并且是一百分的不愿意把江山给人夺去。他要把江山当作子孙万世之业，必得要收拾这些天才。收拾的法子是使天才离开真知识去取伪知识。天才如何就他的范围，进他的圈套呢？说来倒是很简单。皇帝引诱天才进伪知识的圈套有几个法子。一，照他的意旨在伪知识上用功，便有吃好饭的希望。俗话说：“只有穷秀才，没有穷举人”。伪知识在工夫做得愈高愈深，便愈能解决吃饭问题。二，照他的意旨在伪知识上用功，便有做大官的希望。世上之安富尊荣，尽他享受。中了状元还可以做驸马爷，娶皇帝的女儿为妻。穿破烂棉花去赴朝考的人，个个都有衣锦回乡的可能。三，照他的意旨在伪知识上用功，便有荣宗耀祖的希望。这样一来，全家全族的人都在那儿拿着鞭子代皇帝使劲赶他进圈套了。倘使他没有旅费，亲族必定要为他凑个会，或是借钱给他去应试。倘使他不去，又必定要用“不长进”一类的话来羞辱他，使他觉得不去应试是可耻的。全家全族的力量都做皇帝的后盾，把天才儿孙象赶驴子一样一个个的赶进皇帝的圈套，天下的天才乃没有能幸免的了。

“伪知识”阶级不是少数人可以组织成功的。有了皇帝做大批的收买，全社会做这大批生意的买办，个人为名利权位所则不能抵抗出卖，“伪知识”阶级乃完全告成。依皇帝的目光看来，这便是“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雄才大略的帝王个个有此野心，不过唐太宗口快，无意中把他说破了罢了。最可怕的是皇帝手段太辣。一方面是积极的推重伪知识，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一类的话，连小孩都背熟了；一方面是消极的贱视伪知识以外的人，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又是从娘胎里就受迷的。所以不但政治天才入了彀，七十二行，行行的天才都入了他的圈套了。天才是遗传的，有其父必有其子。老子进了圈套，儿孙子都不得不进圈套。只要“书香之家”四个大字，便可把全家世世代代的天才圈入“伪知识”阶级。等到八股取士的制度开始，“伪知识”阶级的形成乃更进一步。以前帝王所收买的知识还夹杂了几分真，等到八股发明以后，全国人三更灯火五更鸡去钻取的知识乃是彻底不值钱的伪知识了。这种知识除了帝王别有用意之外，再也没有一人肯用钱买的了；就是主、帝王买去也是丝毫无用，也是一堆一堆的烧去不要的。帝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哪里是收买伪知识，他只是用名利、权位的手段引诱全国天才进入“伪知识“的圈套，成为废人，不能与他的儿孙争雄罢了。

这些废人只是为“惜字炉”继续不断的制造燃料，他们对于知识的全体是毫无贡献的。从大的方面看，他们是居于必败之地。但从他们个人方面看，却也有幸而成的与不幸而败的之分别。他们成为达官贵人，败则为土豪、劣绅、讼棍、刀笔吏、教书先生。最可痛心的，就是这些废人应考不中，只有做土豪、劣绅、讼棍、刀笔吏、教书先生的几条出路。他们没有真本领赚饭吃，只得拿假知识去抢饭吃，骗饭吃。土豪、劣绅、讼棍、刀笔吏之害人，我们是容易知道教书先生直接为父兄教子弟，间接就是代帝王训练“伪知识”阶级。他们的知识，出卖给别人吧，嫌他太假；出卖给皇帝吧，又嫌他假得不彻底。不得已，只好拿来哄骗小孩子。这样一来，非同小可，大书呆子教小书呆子，几乎把全国中才以上的人都变成书呆子了，都勾引进伪知识阶级了。伪知识阶级的势力于是乎雄厚，于是乎牢不可破，于是乎继长增高，层出无穷。

皇帝与民争，用伪知识消磨民间的天才，确是一个很妙的计策。等到民间的天才消磨已尽，忽然发生了国与国争，以伪知识的国与真知识的国抗衡，好一比是拿鸡蛋碰石头，那有不破碎的道理!鸦片之战，英法联军之战，甲午之战，没有一次幸免，皇帝及大臣才明白伪知识靠不住，于是废八股，兴学堂。这未始不是一个转机。但是政权都操在“伪知识”阶级手中，他们会培养真知识？他们走不得几步路，就把狐狸尾巴拖出来了。他们自作聪明的把外国的教育制度整个的抄了一个来。他们曾用眼睛、耳朵、笔从外国贩来了些与国情不上的伪知识。他们把书院变成学堂，把山长改成堂长。“四书”用不着了，一律换为各种科学的教科书。标本、仪器很好看，姑且拣那最好看的买他一套，在玻璃柜里陈列着，可以给客人参观参观。射箭很不时髦，要讲尚武精神，自须学习兵操。好，他们很信他们的木头枪真能捍国卫民咧!这就算是变法!这就算是维新!这就算是自强!一般社会对于这些换汤不换药的学堂却是大惊小怪，称他们为洋学堂，又称学堂里的学生为洋学生。

(许锡良抄录节选自：华中师院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伪知识”阶级》《陶行知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1月版）

以今年的运道，熬到冬至可真不易。毕竟可以掰着指头数“一九二九”了。冬至是一年中白天最短的日子，然而今年冬至的一大早，小马就看错了表，把5 点当成了6点，早早起来走了。大自然白给她不到一小时休息，她却舍弃了。我想是累到糊涂所致。

虽然气象预报员说现在的阳光具有欺骗性，但对于坐在书房里的我来说，阳光还是真热烈的，从上午九点灌入，几乎一整日晃得我睁不开眼，躲无可躲，电脑屏幕上熠熠闪光的是阳光直射中的尘埃反光。即使抹去，也遮盖了应该显示的内容，日光亦如张若虚所说“拂还来”的月光。只是属阴的月令人生出暇思，而日光则因阳刚而简单，而凶猛。

直到下午4点，阳光才在东墙上变成一条条鲜红，然而立刻就暗淡了，好像这块红仅仅是颜色而不是光线。而且维持不到把手上的书放下，就消散了。天黑的真快，好像哪儿有开关，闸刀一落，大幕也落下，一天的节目也就没了。到了这光景，书看不成了，又很不愿开电脑，因为无论消息、论坛、照片，都看了若干遍，开了看也像个呆子。偏偏在落幕的黑暗里，眼睛唯一能看到的还是电脑，往往就呆看，或者开个小游戏，呆头呆脑地玩儿一把。

前一段朋友们为我存活于一隅而不安，出乎我意料。人生天地之间，固广阔也，但能够待着的地方，不也就一隅吗？刚好看到朱家溍先生的往事，他对“蜗居”的解释是“如果你认为自己‘窝’在这儿了，也就快乐了!”

我连快乐与否也不是很在乎，也就是念着人们数了一千多年的口诀过日子，“一九二九不出手”直念到“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盼着到了那时，有所谓春天的希望。

如果说每个过去的日子，都会成为历史，那么，普天之下莫非遗产。从文物保护范围的变化，足可说明人们对文化遗产的日益看重。

最初强调对文物本体的保护，之后认识到文物周边附属物与文物本体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更进一步，又提出文物与其生存的环境、背景亦不能分割，文物价值不仅体现在本体，还与环境密不可分，保护进而扩展到天际线、缓冲区、控制发展地带等等，不仅强调物质环境，还包括精神环境、文化环境，遗产俨然有了不小的领域。近年，遗产走廊的“被认识”，更出现了线性遗产，如中国的大运河、丝绸之路，其中后者是横跨亚欧两洲的遗产带。具有线性特征的遗产带肯定不止于上述两条，文物专家认为，随着这些线性遗产的被保护，遗产将由若干点线面，最后成为网状结构，简直无处不遗产。今天的人们就是这样高看起我们的遗产来了。

笔者想起，不久前看到某县申遗部门拍摄的一部专题片，所申之“遗”是当地民间制作的玩具“琉璃圪蹦儿”，这部片子一本正经地详论“琉璃圪蹦儿”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必要性，让我看的当场爆笑，我当然赞成“琉璃圪蹦儿”成为举世公认的被保护遗产，事实上，我幼年也玩儿过“琉璃圪蹦儿”，至今忆起小巷里挑着担子的叫卖声，小贩吹着薄如纸片的红玻璃管，发出诱人的“圪蹦圪蹦”声，都觉得亲切，可乐的是操着标准普通话的播音员，那么雄辩的口吻在念“琉璃圪蹦儿”这几个字。真难为他们，这样的难题，纵使请出夏青、齐越那样的播音大师，怕也是一道难题。

遗产意识的觉醒，时间并不长，十年前人们更多在强调发展，二十年前，正用象征未来的各种电器淘汰遗产，三十年前，遗产是需要甩掉的包袱，四十年前，遗产是“四旧”，反还反不及，一百年前，遗产等同于“吃人”。

不独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这门学问，从发端到日益成为显学，时间不超过半个世纪，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里程碑式的文件，《威尼斯宣言》（1964）的发表，距今也不到五十年。

可见，大力提倡遗产保护，是人类自身的觉醒，它需要若干前提，其中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工业化。在力争工业化的时期，人们巴不得建大烟筒，这也是梁思成等前辈们尽管泣血呐喊，却终陷于无声的悲剧原因之一。

工业化讲标准化，它需要大规模的同质化、同一化、同构化，个性对于工业化，好像是一个玩笑，没听说过哪个城市的管道具有个性。“千城一面”最适合工业化，最能实现高效率低成本，工业化的速度和成果，改变着整个地球，改变着人类生活方式，改变着人。人也在高速中日益模糊着面孔，惶惶然有如没头苍蝇，活得紧紧张张，所谓情意、信任、温情、悠闲、幸福感，在工业化的浪潮中，很快成了过去的概念。人们总会憬然有所悟，面对处处的“水泥森林”和“钢筋铁骨”，油然反思：我们是不是在狂热中失去了更重要的东西，是不是在建立新生活方式的同时，无意间成了文明的杀手。从消费主义出发，连微笑和松闲的心境都需要购买，而在过去的时光里，那曾经是完全无价的。人们在转瞬即逝的城市里，怀念前不久还存在，却日渐消失的小巷、胡同、小吃，人们在冰冷中的一丝温馨中开始对价值产生怀疑，我们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在人类生存向度的疑问中，从来没有过共同的答案，唯有遗产，像沾满风尘的路标，在告诉我们“所来之径”，人们从这些几乎失落的残躯中，找回了记忆。

在发达国家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工业化时，中国迈开了巨人的步伐，短短三十年，走过了西方国家用百年走完的路，跑步来到全球面临的共同困惑面前。以至基层文化部门也重新发现了“琉璃圪蹦儿”的价值。

只有在这种困惑前，我们才能对碾压着遗址的重型车喊停，才能呼吁大家一起过“低碳生活”。

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证据，它唤起我们的记忆，让人们在某种程度，重新体味亲历过的生活。这些无影无形的价值，借着越来越少的遗产而显现出来（比如前边说过的“琉璃圪蹦儿”）。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遗产不能复制出过去的生活，人没法走回头路。但遗产在人类至今仍在追问的未来中，能够提供最重要的消息，包括工业遗产，以及明天必会成为遗产的电子、通讯、网络遗产等等。

历史告诉今人，伟大的时代，总是从它的遗产“再生”出来的，从“文艺复兴”，到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鼎盛时期，莫不如此。

但在我们来到工业文明之前，多数人视遗产如不见，强调遗产保护，简直像“别有用心”。在具备全球化视角以后，回头看看，事实就很清楚了。中国曾经积贫积弱，苦痛和斗争是中国人长期的生活基调，在这种心态之下，才有鲁迅这段有名的狠话：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其实，这种心态不止中国有，成为列强前的日本也如此，他们曾经非常反感西方对日本民族遗产的赞美，认为是西方出于阻止日本“富国”的恶意。渴望“国强”的日本文人，“将欧美评论家对日本的赞歌作为东方主义的幻影加以否定的同时，又如获至宝般地引用他们对日本的批判。”（渡边京二《看日本逝去的面影》）

据报载，至今有某地宣传部长仍秉持这一心态，对《半月谈》记者撂下粗俗的狠话：“文化遗产能当饭吃？都是些封建糟粕，花钱保护它，有甚意义？”他的意思是，文化能当肉包子吃么？宽容的理解是，他管辖的地方远远没有“达小康”。

在经济、文化日益“全球化”的当代，文化成为民族存在的魂灵，文化事关生存，事关主权。所以，文化固不可以当饭吃，却是天天吃饭的人类之命脉。

事实是，日益多的人愿意从遗产中获取精神资源，他们到三山五岳，到丽江，到拉萨，他们凝视青花瓷片，充满敬意，越来越多的旧货市场欣欣向荣，人们徜徉其中，在成堆的“破烂儿”中感受时尚中不具有的某种力道，或许这些旧物已经与时尚融合，再生和复兴出有根有据的内容。

当今天成为昨天，所有的一切都成为遗产，在这个意义上，普天之下莫非遗产！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城市、每个村落，包括帮我们重新认识遗产价值的工业。在把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送交《世界遗产名录》加以保护的同时，我们愿意在此与每位读者分享无处不在的，你的或我的遗产，不论其有形无形，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

比如，你刚刚品到的茶香。

2009年12月18号，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场纪念邓丽君的演唱会。叫做《爱像一首歌》。看到这条消息，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人侵犯了我的隐私。

我曾经说过，邓歌在我们这代中国人，意义远超出歌曲，超出艺术。关于邓歌，我本不想再提起，但“邓歌”唱到了人大会堂，不免有些“自思自叹”。

我们与邓丽群的歌是一种偷听关系。强灌给我们的是棍棒般的歌，这些歌的罪恶之处，在于写的十分上口，十分“有生活”、“有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有“真情实感”，别说听一遍，就是写在这儿，也如一个难忘的噩梦，比如：

“总路线，大跃进，公社的红旗插在咱们村，每逢我提起这高兴的事，就想起当年的八路军，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灯油……”一唱三叹，曲调顺溜，朗朗上口，讨厌的像擦也擦不去的污渍。由于曲调具有的某些功能，至今也还用于一些老太太哼唱健身。我最近就在公园听过成群的老人雷鸣般地唱着，歌声追赶着逃跑的我，让我甩也甩不脱。那些歌者活像被符咒缠身。

就在这种专制强权的歌声包围下，如闻仙乐，我们在短波的干扰声里，寻找到了邓歌，那真叫“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整整一代人都在这么干着，所以才有“邓歌席巻神州”的现实。我们长那么大，才从这遥远和模糊的歌声里知道，什么叫真情，什么叫温婉，什么叫纯洁。在一个人的深夜，仔细参悟，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美？她在哪儿？似梦非梦是怎么构成的？由于信号不好，我们并不能听懂每一句歌词，但对“另类”的兴趣更加浓厚。我们如同着了魔，如同中了丘比特的箭，颠三倒四，失魂落魄。在南下广州稍微开放的火车上，夜半隐约听到车上在放邓歌，我和朋友立刻翻身下床，奔往餐车，完整地听了一遍《九月的故事》，这首歌至少有四个乐句是一模一样的，但丝毫不感到重复，我不知道原理何在？为什么隐然看到那么美的一个魂灵？它是个巨大的疑问。是个美丽的疑问，它不对我们开放，因为文化专制不准我们靠近她。

在发现她已经“席卷神州”（当时香港报纸的标题）时，当局本可以通过邓歌与一代人实现彻底的和解，但如此简单的事却没有做，上面的态度是峻拒！展开了批判精神污染运动，具体内容就是禁听邓丽君。几乎每个传达的领导在传达过后，还要虚假地，也许是真诚地问：谁是邓丽君？我怎么不知道？（把自己摘出去）

同时被禁的还有披肩发、喇叭裤、蛤蟆镜。严格地说，到现在，被禁的这几项，至今也没正式宣布过开禁。在正规媒体，邓丽君一直不准播放。直到邓丽君去世，我对中国电视关于这则消息报道的惊讶，超过了对邓丽君之死的惊讶。按照僵硬的宣传，他们本来可以“不理会”，但却理会了，似乎是觉得人反正已经死了，正好是某种程度和解的机会。那天这则消息中插了几句《月亮代表我的心》。让我诧异，怎么我们的人居然被你们议论？邓丽君也是你们说的么？

做为百姓，我曾经非常希望在大陆能够名正言顺地听邓歌，后来就不再指望了。我知道这是某些人的心中之恨，心中之仇。因为人性与美好，是一切专制的最终强敌。他们憋足了劲儿，还是要大放豪壮之音的。因为太有“群众基础”了。

时间终于磨掉了许多人的记忆，仇者也不大记得，亲者亦不大能想得起，终于，邓歌唱到人大会堂了，1600多元一张票，邓丽君当然早已离开这个世界，只能由别人来仿唱，但是，邓歌的本质在于，根本无法模仿。即使高仿也是赝品。

那个光芒万丈的舞台，并不适合一代人的暗恋者。还是让庙堂的归庙堂，天堂的回天堂吧！

炎炎和老西的性情比我执拗。但我非常理解他们，所以也算“一根筋”。

炎炎凭着“一根筋”，从一个认真习武，之后认真务农的人，变成一个著名的外科大夫；老西凭着一根筋，从无用的中国大学讲师修炼成卓越的美国木匠。

他们都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于手上的事，旁边有8级地震也觉不到。炎炎给我讲医，好像我是另一个大夫，必要让我弄明白到也能阐释，方能停止，老西给我讲“力”和“功”，也不到我能复述而不住口。他们的特点很多，只说一点就够，就是不混，不敷衍地认死理，对万事的描述务必要明确不移。在他们凭借“一根筋”精神，由此岸抵达彼岸时，我非常佩服，同时也一根筋地痛骂自己，肯定是一根筋的不够，因为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

老西本来与炎炎不熟，去年为母亲求医，才热热地搭上了话，而我是中介。隔着半个地球，俩人怎么个探讨，我就只能想像了。今年老西回国，还在丹佛就告诉我，首先要会见炎炎。

我认为兹事体大。必须安排的严丝合缝才行。于是早早告诉炎炎，炎炎为此专来看了我一回，由于聊的兴奋过度，回去就心律加快，来电话说，都是我闹的。幸亏我一直出于客气没告诉他，年初我住院时，也是他来看望后，我的血压一下就上去了。于是还之以颜色。这才彼此不欠，开始研究与老西见面的细节。先定的原则是“中立地带”，即不到任何人家里。为的是无所顾忌。

为防差错，提前两天我就去踩点儿，相中了“上岛咖啡”。这地方离我和炎炎的住所都近，至于老西，无论其去国多久，童年的事应该记得，上岛咖啡恰在“少年宫”对面。应该不难找。

于是通知双方。老西差点就着少年宫说起少年事，最后说他住的酒店应该离那里不远，上午9点必可准时赶到。炎炎也觉地方挺好，但提出要提前半小时到我这儿，和我一同到咖啡店去。我一再说，9点各自从不同方向同去更好，但他坚持。一根筋的厉害，我只好同意。代价是我得少睡一小时。因为我得准备他提前一小时来。那样，我就得在8点装束停当，起床可不就得在7点了？

次日7点起来，到8点多，炎炎还没来，我的那根筋严重崩起来了，预判出系列严重后果，决定一秒不耽搁，马上到大门外等，不然老西到了也迎不到。

但小区大门有两个，不知道炎炎会从哪边进来，万一遇不到，以一根筋的思路，说不定会寻到别的地方。而老西假如提前到了咖啡馆，看看没人，难料会有何行动。最大的可能是在咖啡馆掘地三尺。

立即下楼，直扑大门外，但大门外有太多行人，怕看漏，又退回大门内，这下我成了众目睽睽的目标，炎炎没来，到是被好些久未见面的熟人看到，纷纷来打招呼，我心不在焉，眼睛只盯门口，不知得罪了多少跑来跟我握手的人。直到9点，炎炎还没露面。于是急了，认定他必入旁门，径奔我家了。赶紧打电话告家人，如果炎炎来，就说我直接到咖啡馆了。于是向咖啡馆而去。

一路小心看着，亦无炎炎，到得咖啡馆门口，才见他大步流星向这边走来，来不及问为何迟到，老西就到了，我这才从协调的角色中摆脱出来，大家开始聊天，我琢磨中午到哪儿吃点儿便餐，两三个方案还没想好，就中午了，三个人根本没用咖啡，占据人家一排位置，穷聊了两小时。为吃饭征求他俩意见，结果各执一根筋，炎炎一向不在外边用饭，坚持回家，别说老西自美国来，纵然奥巴马和克林顿一起来，也如此。“我吃了饭还来找你们嘛！无论你们在哪儿！”之后他就等着我们定。老西则一根筋地要喝酒，我则一根筋地不喝。到也没打起来，想了个折衷法子，到我家吧，那儿有小川的剩酒。

便如此行动了。我胡乱吃了些面条，补一小觉，老西喝着小川剩的瓶底酒，抱怨不够。我睡到炎炎在家吃过饭又来，到底更长时间的聊天是在我家客厅了。到也没任何顾忌与不便。

炎炎没忘记悄悄告我，之所以坚持早上要先到我这儿，是担心在咖啡馆直接见到老西认不出来。这话又没法跟老西说。之所以又没及时赶到，是因为低估了路程（也许还有其他原因，既然没说，我也就不问）。

晚上想想，这一天的提心吊胆皆因到咖啡店，如果直接说，今天不管什么时间你们都到我家来吧，不就简单多了吗？但那样，我们还算是一根筋吗？

再有，如果大家都有手机，就用不着那么急煎煎了，肯定是有的，但既然没告，也就不问。这才叫地道的一根筋。

上周日，小马匆忙往返太原一趟，仍然是为保姆的事。在所有职业中，只有保姆这行最为尊贵，必得亲迎，应该不是所有保姆天生不认道，而是她们有种类似“迎取”的心理。从开初就要给主人点架套。反正你需要，她就无论如何要当回文成公主或王昭君。哪怕第二天就干佣人，但来的时候是希望坐轿子的。虽然乾坤颠倒，可也没办法。

鉴于前次教训，虽然时间紧，小马却也没敷衍，还在太原，那被荐来的妇人便讥讥歪歪，数度强调困难。那就算了！小马断然不摘强扭的瓜，顾不上荐头的面子，给她们打票送还，宁愿自己无果而归，绝不姑息。

正惦着她的行踪，我这头却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她自报家门，是我博客上的smile9592，语气匆忙，好像我这边着了火似的，她说看到我博客上一篇文字，知道我急需保姆，而她母亲恰好退休在京，认识许多保姆，是著名的红娘，问好我的电话，她说，她立刻要她妈妈给我来电话。果然，放下电话她妈妈就来了电话，这样，在疲惫的小马到家之前，关于保姆，就已经有了新消息。

smile9592这名字在我的博客里，属于静静存在的那种。我也仅仅有个印象（因为不懂英文，一般视洋文如不见）。闹了半天，其实原本也是老朋友，二十年前就与她们夫妇见过。

最初推介互联网，就是介绍一个奇迹：某人得了疑难病，人们奈何不得，将其病症发布到网上，很快收到大量回复，其中就有专家专攻此病，这人于是得救了。

这次我也领教了。

世上的好多事都得靠机缘，得碰。必然存在的情况是，有人想找个好保姆高低找不到，而那个完全合乎条件的保姆人才，却也正苦苦地寻找好主家。茫茫人海无法相遇，也许一生也碰不到，两头都只好凑合。就和有些原始民族碰巧发现了炼制陶瓷的方法，而有些却一直没发现一样。互联网至少把碰的机会放大了不知多少倍。

在我博客走动的，有些人认识，更多人不认识，还有些隐身者，不知认不认识，还有些不留痕迹的朋友。所以博客是一种开放性平台，甚至文体。每个人的博客，其实都是大家共同做成的，这个“个人媒体”在某种意义上，价值比好多大传媒集团还大，它其实是一个“共同体”，在博客上，“我”，成为“我们”，谁都成为巨大网络上的节点，

“博客的文本是 一个‘天然开放’的文本，而不是一个‘只读文本’。” 它自身可能已经携带了不少链接，但读者可以加上自己的链接。与传统媒体不一样，博客文本不谋求甚至消解“作者主权”，博客不是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自己，而是通过已有或潜在(有可能被其他人加上)的链接，把注意力引向一个个“他者”。最重要的是，是让把读者引向读者自己，让读者成为作者，从知识和信息的消费者变成提供者。

以上这段文字是吴伯凡先生的言论。他还有相当多精彩的观点，他主张“源代码开放”，主张捍卫互联网的本质意义，他说“博客(Blog/Blogger)就是力量”

所以，smile9592的这次现身，让我体验了一回网络的真实。保姆问题到好像成为等而下之的事。同时，这次现身也使我想起《西游记》，无论何方神圣或邪祟，往往缠打到最后，熬不住了，就会现原形。

要么是《西游记》的作者远见到能够幻化的时代，要么是互联网时代已经是能够幻化的时代了。

10月，来了个踊跃的保姆。当她听说我们给出的工资，便抢先预订了这个位置，一再说，你们千万别再找别人了。就在她该来的那天，忽然又说，由于儿子挽留不能来了。忽悠了我们一下。但就在我们找别人又有结果时，她说她已经上火车来了。事情不由分说，仿佛全由她定。几小时后，该人驾到。精神百倍，跃跃欲试。我们即将上路回京的前晚，忽然唉声叹气起来。将小马叫入里屋说，实不相瞒，老家有个对象，她想跟对象要1万元彩礼，那人拿不出，故而她出奔我家。意在抻他一抻。所以即使来，也只能干到春节，要不对象就黄了。谁也不想打听，何以这样一个年近五十岁的妇人怎么还有对象，虽然她欲言又止，很想让人问问她的底细，但我们还是没兴趣问。那就走吧，春节再说。

一路之上，坐在车里，还没出山西就烦了，一会儿让停车，要下去休息，一会要呕吐，让我们没法赶路。要么就一路喋喋不休念念有辞：“甚会儿才到？甚儿会到？老天爷呀！老天爷！

好像是被绑架的一般。

终于到了北京，一看觉得不错，便安下心来当起寓公（寓婆）。早饭永远起不来，午饭、晚饭各胡乱做一碗，除此，我见不到她。总在她屋里睡觉。

不数日，上楼来觉得她模样变了，没敢细看，儿子周末回来才说，是你们同意她戴上那顶帽子吗？我这才恍然知道，这老太太擅自戴了我的帽子。而那帽子对我来说，是件有纪念意义的东西。那是我访问美国GI公司的时候，人家赠我留念的。之后又见老太太戴上了小马的毛线手套。她当然不是偷，因为非常的公然。但也不能如此任意吧？哪怕是一张纸，拿前也应当问一下吧？帽子和手套都可以给她，事实上她目前的毛衣外套已经全是小马送她的了。但自己公然“拿”，就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按说她的主要职责是照顾我，但视我如无物。我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她来之后，我长了许多本领。除了做饭，生活几乎可以自理了，不过都是冒着犯病的危险练会的。

一日，她自己再也憋不住了，主动告诉小马，她前夫是服毒死的。果然立收奇效，令我们大惊。对她刮目相看。照她说，服毒是因为自尽。那意思大概表示不是她杀的。但我们已经很感觳觫了，觉得家里有个重案在身的人。每天早上听到她悉悉索索摸上楼来，就会立刻警醒。这一段，小马到厦门待了十几天，我早上一听到声音，就赶紧起床，有一次，站起来一开门，这婆娘正好一张脸冲着我的门，不知要干什么。我开始由衷地盼望春节！

这人忘性大，交办的事，几乎无一能记住，我们深感没治。唯一能把她治住的是我家的窗户。她怎么也弄不懂双层窗户怎么开，左边倒到右，又从右边倒到左，永远不能把窗户真正打开。别说防甲流了，平时我就注重开窗，但窗户就是打不开，好多回我问，窗户开了吗？她说开了，我说没开，她非说开了。结果走上前摸一下，还是没开。窗户折磨了她一个多月，我每天上午都能听到刷刷刷的拉窗声。之后会看到她绝望的表情。但比这更让她痛苦的是锁门，怎么也学不会，小马很久才知道，这老太太根本不知道左右。所以怎么教也教不会。老太太干脆就开着门上街买菜。我在楼上浑然不知。但物业来了，状告我保姆不锁门。说小区里没这样的。

后来，我们忽而醒悟到，这人忘性未必就大，只是胡乱应承，因为不懂我们说了什么。不是我们的话难懂，而是她词库里没这些词，比如”左右“，比如”这儿、那儿“，她只叫这搭、卧搭。换个说法就不懂了。就连盖子、门、椅子这些日常用的名词都不懂，更别说书架、油烟机、煤气。热水管之类了。但她用水一律开热水管是毫不含糊的。

这样的人能够出来工作，真是胆大。其实也不是胆大，还是由于压根儿不知什么叫胆。完全没有向度的人，我还是头一回近距离遇见。

也许身边有许多这样的人，也在浑浑噩噩地活着。前一段家里重装暖气，便有一个工人向我抱怨：你们真不如村里人，村里有炕。这话说完，好像逞能还没完全逞够，又补了句：你们这儿就是不如我们北方！我于是问，你是北方什么地方？他扬脖答道：陕西渭南！

我本想告他，伙计，渭南在北京以南千里之外呀！但迟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仔细想想，没有方向而拼命折腾，大概也不是个文化问题，比如许多经理，许多官员，满大街芸芸众生，玩儿命奔钱，奔官，奔房子，没头苍蝇似的，和这老太太不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吗？

赶快过春节吧，好送走这个人。

又及：

用不着过春节。昨天此人忽然说，我回呀，因为怕心脏病发作，影响你们。我看她壮碩的身躯有些疑问。她于是说，刚才头晕了一下。那不是心脏呀？她用手指着头。我忙说，是，当然是。

于是立刻给其买了车票，今天一早小马将她送走了。

自十年前生病，今天开始了独自生活。小马昨晚把一切生活所需，全放在我一臂之内可以够到的地方。构成一个方圆一平米的微观世界，这个小世界井然有序，方位清晰，俨然构成一个小生态环境。家，成了宇宙，唯我这一角是人居的生命所在。我开始挑战，但也不知对手是谁。

——纪念父亲去世十周年

忽然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熟语，十年前还不怎么为人所知。证据是，父亲去世整十年了，他晚年最热衷的事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但那时还没有这么清楚的概念，同样，这件事也还没有成为人们能够普遍承认的“事业”。

80年代中期，父亲就出版了有关“非遗”的第一部书，之后又带着我一同跑了许多地方，搜集民间文化习俗资料，近九十年代时，又出版了第二本专著。我虽然参加了这本书的编辑工作，但当时对这项工作的意义，其实并不理解。父亲带我们一干年轻人到乡下过春节，看窗花、看枣花馍、看祭祖，我们最多感觉是“此中有真意”，却不知道是怎样个真意，说“寻根”吧？对“根”也没什么感情。当时，我们所有的“非遗”活动，得不到什么人理解，更谈不上支持。因为还没有“申遗”一说，遗产不被认识，也不能直接给人什么好处。

前一段看资料，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里程碑式的文件《威尼斯宪章》，也不过是1964年才诞生的。直到2005年，中国才设立了文化遗产日，各级官员才开始强调守护“精神家园”，民众和地方官员们始知“遗”还可以“申”，“申”成了能得好处，官员有绩效，百姓也获益，旅游业能发展，进一步带动商业繁荣，这是近几年的事。

然而，十多年前还没这回事。父亲的研究也因此很困难。困难也还努力干，完全由于他醉心于此。

十多年前仅是没多少人支持，四十多年前，则是所有人都反对，甚至“不耻”。正是《威尼斯宪章》通过的那年，父亲竟倾力编修了一部“家谱”。以致文革期间连亲友都说他，你头上的帽子：走资派、反革命，黑帮，都不要紧，最不可原谅的是弄封建家谱。简直荒唐！有远见的朋友预言，所有的帽子都好摘，唯这一顶，肯定是永远戴上了。

父亲半生在研究和琢磨“文艺政策”，对政策和任务理解的很透，可还是挡不住“遗产”的诱惑，竟在文艺界已经风声很紧的时候，干了这么桩事。

关于这件事，父亲反复认真写了交代材料，当然也是事出有因。

他之所以胆大包天，在那么个时代做了这么件出格事，真正的原因竟然是“忆苦思甜”！

当时已经接近文革，开始农村“社教”了，一家出版社要出一部名为《光绪三年年景录》的书，意在揭露封建王朝末期连年灾荒，人民生活困苦的景象，不知怎么就找到父亲，想让他为这本书写个序言，我家祖上当年受苦异常，连我这不常回老家的后代，都听乡下的叔父说过。父亲便借这机会，找到资料，用家谱中那段“光绪三年”的悲惨家境，做了活教材，当然，他肯定又被家谱本身给吸引住了，那种体例、样式、编修过程，都会使他浸润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河流中享受一番。序言的副产品便是一本书写工整、装帧精致的家谱。这事没到文革就“东窗事发”了，公社书记觉悟高，在“破四旧”中，带头烧掉了村里的古老木结构建筑“奎星楼”和“玉皇楼”，很快又发现了那本全新的家谱。之后立刻向上级汇报，一级一级由公社到县，到省委宣传部，宣传部立即通知正在原平“四清”工作队当“政委”的父亲，估计他当时有些如遭雷击，马上承认错误，并回话说，那是封建糟粕，请公社书记在村里“当众烧掉”，肃清影响。他没料到马上就来了文革，这件事成了他若干“罪状”中，显得最没觉悟，最与众不同的一桩大罪。

文革期间有个术语，叫“触灵魂”，为这重大罪挨批斗，当时肯定非常的“触灵魂”，肯定肠子都悔青了，我还记得，冬天的晚上，文联牛棚里的“牛”们被发配到锅炉房烧火，这地方没人看管，也不必挨斗，“诸牛”乐翻了天，天天在锅炉房搞创作，灵感又回来了，他们东一句西一句地凑过一首民歌《走西口》，是表现他们肠子悔青的肺腑之言，大意是：

哥哥你去烧锅炉（读若楼），

烧的时候要看好火候，

你可不敢粗心大意，

一不小心，变成第二个胡绍周＊

＊（文革前文联锅炉工，烧锅炉时因锅炉爆炸而受伤）。

哥哥你去烧锅炉，

你可不要搞创作，

如果实在想创作，

也要先当个工农兵，

你得先烧锅炉后创作，

可千万不敢呀——，

先搞创作，后烧锅炉！

他们当时打心眼儿里认定了文化工作危险论，真心劝戒年幼的我们，一生别沾文艺的边儿。

我的老师王錞先生极有真知，文革期间，受了许多苦，从干校解放，刚刚出来，一上了进城的汽车就说，这地方只能触及皮肉，根本触及不了灵魂！

所有倒行逆施的“触灵魂”皆如此。

发誓洗手不干的“牛”，一熬过文革，全都重操旧业，父亲也不例外。但他真正甩开膀子，全身心搞文化遗产研究，是在离休以后。

八十年代初，刚有了离退休这一说，他就立刻办了离休手续，开始专心致志于两件事，一是画画；二是研究民俗与民艺（就是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指）。他说，这才是他自己有兴趣的事，供职期间没法好好做，离休后得满足这个兴趣。

他谢绝社会活动，专心画画，开了美展，出了画册，除此之外就搞“非遗”。醉心于“四旧”，从晋南（临汾）木板年画，到地方习俗，从小戏到农家剪纸，无不认真把玩。除了可见的遗产，还致力于物候历研究。

我参加了父亲第二部民俗研究书籍的编辑（由宋庆龄和平基金会旗下的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那是本很特殊的书，字里行间有与字等大的彩图，那是赵二湖精心鼓捣出来的，还有大量照片，是摄影家丁允衍拍的，也有一些精美的小散文，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每个人都醉心制作，不问报酬，也不管能不能印的出来。

八十年代末，我曾跟随由父亲和老艺术家邓焰、张焕率领的一个电视摄制组，到晋南去拍“非遗”，三个老人都被政府授予了“人民艺术家”称号，是一个超豪华的班子。这个组的导演是山西省话剧院的著名演员王荫斋，我负责文字，还有一群小年轻，担任摄影、灯光、声效等职。值得一提的是，除我是“子弟”兵外，场记小邓是邓焰先生的女儿，与我差不多年纪。正在壮年。

省文化厅给我们派了辆走风漏气的中型客车，一路向南，先把大营扎在临汾，天天到襄汾县的丁村，那里不仅有丁村文化遗址，遗址所在的村子还保留了大量遗存，那时文物部门已经有个干部在把守着，根本不买我们的账，不准拍摄，也不准拍照。对我们警惕非常，这个人完全不晓得他所防范的人中，邓焰先生正是当年主持丁村遗址开掘的领导之一。所以，我们在被那个文物部门忠实而又粗暴的能员的追打中，不得不逃跑的时候，就听邓先生给我们讲述当年发掘时的故事。

我们的狼狈还不止于此，当我们转场到了洪洞县招待所，房间里蛛网密布，卫生间的澡盆里全是泥，我们白天拍外景，回来往往就有些人在我们的房子里打麻将，父亲酷爱清洁，生生把自己房间的浴盆用小刀喀赤干净了，请大家到他屋里洗澡。晚上我和王荫斋坐在地毯上讨论拍摄计划，竟有小老鼠跑来吃我们放在地毯上的花生豆。终于有一天父亲火了，同意摄制组顺便拍条曝光的新闻，摄像和灯光在楼道里拍了几条，次日，服务员就当面训斥我们，我们只好全体搬到该县万安镇的一家小旅馆里。之所以如此，皆因三位老人坚持不找当地领导。一旦沦为无主的客，就是这待遇。摄制组的人都很生气，就是三位老人心平气和。最大的问题是，拍来拍去，我总也不能找到一种叙述的方法。如果是今天的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片子的大纲写出来，必要的话，我甚至可以亲自上非线，直接把片子搞出来。但当时不行，荫斋是搞戏的，天天晚上开电视都能看到他演的梁化之。所以，他是电视剧的思路，俩人唱不到一起去。三位老人不管，对他们来说，好像是一场游玩，天天一同出外景，什么冰天雪地都不怕。最后，终于拍到了我的老家。村民们高兴极了，要什么给什么，比如，早过时了的新媳妇上花轿用的花鞋，总有个老太太翻箱倒柜，带着怀旧而新鲜的心情找出来送到摄制组。脸上带着几分羞怯，好像重新上了花轿。

当时春节已过，村里为我们又重过了一回，贴上新对联，组织锣鼓队，生起大火塔。我们甚至找到了几十年前的礼帽和马褂，让叔父装扮起来，小孩子们给他跪拜。大家热热闹闹，高高兴兴。拍完了，父亲会接受孩子的的要求，请摄像师回放一下，许多的大人和孩子便围着小小的监视器看，总嫌画面太小。

记的最清楚的是，父亲要求一个画面里要有泥塑的十二生肖，张焕老人便兴致勃勃地做起这些小泥塑来。捏出来，两手泥，晾在院子里又怕小孩动，人多了，他会像小孩一样，冲过去和小孩抢夺一番，嘴里还叫着，“还我的鸡！”做完了这些玩艺儿，张焕老人还亲自写了小对联：

一夜连双岁

五更分二年

老人们都是超水平的专家，但我和荫斋确实一时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结束了外景拍摄回来，大家好像瘾头已经过了，不久摄制组人员各有任务，我自己也身不由己，回编辑部了。老人们没有怨言，父亲好像觉得事情已经办了，并不催我。

终于一夜，月黑风高，场记小邓叫我和她一起潜入编辑机房，我们用心挑选，将工作带上的精彩内容拷贝到家用的大1/2录像带上，为的就是让老人们在家能先看上这盘带子，万一摄制组解散，片子下马了，也好留个纪念。

但是，好像家里并没有这盘带，至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难以求证的是，小邓竟然不久后就患病去世了，她那么年轻，还没有成家，却让邓公尝受了老来失女的巨大悲痛。

闻知她去世后，我有些不敢肯定那一夜是梦还是真了，反正那盘带子是找不着了。

父亲到晚年还常常回忆起拍片子的事，他一点儿也没指责我，但每提起这事，我便觉得愧疚，觉得没完成任务。

父亲对传统民俗民风民艺的情感太深了，他费心费力地做，丝毫不图回报，他不“申”遗，没有功利目的，到好像他自己在回报遗产一般。

毫无经营目的和毫无霸占意识的遗产观，本身不就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吗？

我弄来一个黑皮本子和一支笔，开始在上面写字。我写字的目的一直是自言自语，既如此，也不需要人看，况且最真实的话，也许是一生也说不出来的。上的什么网呢？

二十年前用计算机时，中国还没有网络，也没有多媒体，就是一家名叫“浪潮”的公司到作协来“换笔”。说是用电脑写字更方便。当然，确实如此。

二十年间，有时也觉得在电脑上敲字不那么专注，常常心猿意马，因为电脑本身给人的可能性太多。之后电脑更厉害了，让你很难不分心，我想，如果让一个人写份检讨，限定两小时，他大概会先在电脑上玩会儿游戏，再坏的电脑上总有纸牌吧。这就够让人痴迷了，到最后十分钟，到google一查，下载一份，略略替换些名词，事情就成了。这还怎么认识错误？

鉴于此，有时我也想用用纸笔，但手生的让我吃惊。过去，我的书写能力较强，偶尔也可以大笔一挥的，现在居然抖抖颤颤，字写的如此难看了！我失去了控制纸笔的能力。这也提醒我，至少还是部分恢复手写吧！

这决心一直没下，因为已经陷在网络里了。

而今年，我的电脑终于用它本身给我昭示，还是改手写字吧！

目前使用的电脑是去年新买的，至今也是高配置，但一直跟我捣乱，写到好处，它便黑屏，或者提示不能存盘。于是得求高人检查，结果当然得格式化。一而再，再而三，最后连格式化的高人都懒得理它了。

说是硬盘磁道有问题，所以时好时坏，最可怕的就是时好时坏，因为它能抹去我的劳动，它还不如永远坏着，让我绝了用它的念头。高人为我考虑，加装了一块硬盘，将系统装在加装的硬盘上，其他500G硬盘仍然使用，用作储存自己的数据就是了。行啊！这不也很好吗？但不行，实际情况是：今天看得到那块硬盘，明天兴许就看不到，分明存好在某处的东西变得无处找寻。

谁也奈何不得这台电脑了，我打算买台哪怕配置低的，但能稳定工作的笔记本了，买前，想想死马当作活马医，也无甚不可，趁双休日，将电脑送到街上一家电脑店，操河北口音的小伙子一会儿就鼓捣好了，同时劝我将目前的两块硬盘都取下来，重新装个好硬盘，我喜出望外地又用了两天，果然又抹走了我半篇稿子，其实也就是整篇了，如此一折腾，谁有兴致再去写后半篇呢？想采纳河北青年的建议，但又没办法再把电脑送到他的店去。电话里苦求河北人，他仍旧嫌远不上门。如此折腾，才明白，我该改用纸笔了，这多省事，真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现在，我已经在黑皮本上歪歪扭扭写了好几大页，专心致志，下笔如有神，除了字难看，没什么不好。

我已经一周左右没上网，起先觉得有些失落不安，后几天便渐渐平定了，原来不也没网络吗？不是也很单纯？今天偶然上来，网上也没增加什么新东西，也许就此拉倒，不再受工具的牵扯了。

当然，如果能有台合适的电脑，我还会用，但黑皮本子，将不可替代，我会随心所欲在上边写甚至画。甚至撕，甚至烧，现在才知道，黑皮本子其实具有办公软件的所有功能，或者这么说，电脑书写软件的全部功能其实都在模仿黑皮本子。

顺着无序的思路想起老大。

起先无意，是溜到他身边去，但既然想起，就循着想下去，老大渐渐清晰了。

与老大分开，已经快四十年了，四十年间，仿佛什么时候听说他死了。没有太经意，因为即使活着，我也不会再见到他，他就像我后来闯江湖，无意间在晚风和暖的广州海珠广场遇到的一个擦肩而过者，像我在上海淮海中路，盯着看了一刻钟的旅行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他们构成了我对人世和红尘的某种认识，为我勾勒出人群这个概念的具体模样。他们中的许多，与我撞过肩膀，与我挤在一处，亲密无间，在拥挤的公交车或其他城市容器里，我们被团在一起，撕扯不开，我们被按在一起，身体凸凹相嵌，成为同一，但他们是谁呢？

在已经再不能行动，成为顽石的今天，我愿意称他们为兄弟姐妹。转瞬即逝的同类朋友。我在你们眼中也是尘埃，大家都不过是尘埃。

但与老大，交往比这个深些。突然，我明白了，为什么会想起老大。是那天说起打开局面，交往能力的话题，我一下走神了，搜索我所知道的天下最会打开局面的人，从外交家到记者，挨着排奔前捋，直到最早，定下格来。这人就是老大，他是在我17岁不到时，走入我记忆的。

那天是1970年7月28日。只要我活着，就忘不了这日子。

下午5点多，我们全家被两辆卡车卸在吕梁山一个小山缝里。卡车掉头而去，我们被一群看热闹的农民围在一团。那景况让你真切地感到被扔了。周围密密麻麻的人，与你语言不通，他们彼此也一言不发，就那么盯着。我被盯的很毛，便说些抱怨的话，谁知这使我们更有看头了，更多的人陆续跑来。我们坐在地下，守着家当，纯属一组行为艺术，背景和我们形成对比，很有感染力，让这么多人大饱眼福。，盯到一定程度，他们中有人过来摸我们的柜子，还有人将我们的自行车，从家当中拖出来，喜孜孜骑了就走。没人问我们是谁？为什么突然闯进山村。僵持了很久，总算人有人来看我们的文牒，之后，要我们搬到村口小庙侧边的石窑里住。围观者一下冲到我们之中，每人一两件地把我们的行李和家当一举搬进那石窑之中。那股搬腾劲，就如秋风扫落叶一般。

此刻，逆流中这个叫老大的人，分开众人走向我们，他身躯高大，一脸严肃，声音宏亮地训着：慢些！你们这些混蛋！这是我下车后听懂的第一句话。老大来到我们身边，俯身言道：你们可要小心！这些小子很赖。看紧点东西。我们正茫然，他回头看看又俯身悄悄说，“我也是刚刚才来的，从中央下来的。”

我大吃一惊，完全是对这个人的面貌。一个也是刚才下来的，居然被改造到这种地步，以至除了说话口音之外，哪里都和当地百姓毫无二致，黑红的面颊上是长长的永贵式皱纹，粗糙的皮肤，浑身的旱烟味儿，难道不是长年雕刻与浸润的结果？

我们说，“自行车被人骑走了。”他说：“那没事，他能骑到哪儿？溜溜就回来了。看好小件细软。这地方，东西越大越不好偷。”他斜斜地眨眨眼指挥别人搬东西去了。

行李初放定，老大坐在炕沿开始搅烟袋，我们问：您是这里的领导？话刚落，围观的人便大笑起来，老大有些尴尬，更有几个光屁股的小孩说，“他是个驴球。”老大扬起烟杆，把围观者轰远些。我们问：您是哪天到的？老大激动而又一本正经地说：

“我是1953年才来的。”

他那表情，让我一下想起渣滓洞监狱，与老许相认的华子良：.

“三十年前，我是华滢区委书记！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就这么震动，53年！还才？我正是53年出生的，距今17年了。老大却说“才”，接着又说，“我是从中央下来的。”

比华子良还隐藏的深，让我们颇起疑心，即使17年，也是中央干部呀。老大摇晃着脑袋嘀咕起来：“中央那个地方呀，真不好待。”

他是牵进高饶的案子？或者胡风集团？

肯定是胡说八道，我心想，就冲他那副老农民模样，说他在中央看过传达室，我也不信。就是在中央当过马夫也不至成这样。

但老大完全没有胡说。

他说的中央，其实是中阳，中央下来的，其实是说“中阳县来的”，到是怪我，当时不知道这个地名。他当过几年兵，复员时嫌老家过贫苦，53年来到这个小村，虽然也是土山沟，但以人少地多，好养穷人，便定居下来。17年来还是第一次见到外面又来了一拨新人。

老大的眼睛给我很深印象，很大，有些斜视，定定地睁圆了看你，却让你觉得他在看你的左耳：“这里的人就不知道有时间，不知道世界上有表这么个东西，你看这些娃娃们，吃了饭又来啦！滚！滚回去睡！”娃娃们一齐指着他鼻子说“老大你是个驴球货！”

老大斜眼看着，就把鞋扔过去，之后慢慢光着脚去取鞋，从容的步态，就和穿着鞋一样。他身后是满天明亮的星星，窑里的烛光照亮他圆眼中的瞳孔：“你们累了，明天来招呼你们”老大是当晚最后离开的人。

由于刮起“潇瑟秋风”，而且还“换了人间”，我一夜没睡。想这想那，一想到老大就担心，日后我会不会也成了老大。而且确信，我已经滑到了成为老大二世的边缘，那时我总共活了17年，觉得每年很长。但今天第一次从老大的行为中感到17年或许很短，他毫不夸张地用了个“才”字。这是他的真实感受。他仍然看不惯当地人，一见之下就主动与我们为伍。欢的像孩子。这17年他是多么孤单？可是，就像今天这样，我不也被扔下了吗？真的中央（而不是中阳），不就是让我们“扎根”吗？扎根怎么也得17年以上吧？所以，今日之老大必是明日之我哉！

凌晨4点，老大便在窗外叫我的名字，其实他是在喊我父亲，当地的礼俗避大人名讳，父亲警惕地问：“谁？”

“我是老大。问一下，几点了？”

父亲看了看表说“才4点半，有事？”

老大说“来早了些，5点烧火，漏粉。你们休息吧。”

这还怎么休息？月光把老大的侧影投射在窗户纸上，他发出生物的动静，呼吸，咳嗽，擦火点烟，吭吭吃吃。等他离开，我们也睡意全无，从那天起，在我们搬离石窑前，他天天早早来问时间。他的意思很简单，大不了两层：一是他知道有几点钟这么回事；二是让人知道他起得早。

早上开门才看见，我家对过就是生产队的粉坊，老大是粉坊的“把式”，按照分工，他专管粉坊，主司漏粉。漏粉就是做粉条。粉条的原料先要拌成稠稠的浆水，之后盛入一个大葫芦瓢里，瓢的底部开几个小眼儿，漏粉的人须单臂将这一瓢浆汤举过头顶，另一支手在一侧轻轻而有节奏地敲瓢帮子，让浆汤从小眼儿里流下来，流入下边的一大锅沸水里，举的越高，漏下来的粉条越长。后来我常去看老大漏粉，他高擎着瓢，赤着膊，大块的肌肉棱棱角角绷着，很好看。

漏粉这活其实很苦，从配料、拌浆汤（很稠）、到漏，到煮，再捞出来晒，全是老大一个人干，这一揽子工程，只是漏时好看，其他工序我就懒得看了。粉坊很脏，味道呛人，

村里设置粉坊，并不为卖粉条给人吃，人吃只是附加功能，主要是为了养猪，做粉条的所有剩余物（多过粉条几倍），包括煮粉条的汤，都是很好的猪饲料。所以老大最后的完成品，是挑着几担粉渣到对面的猪圈喂猪，后来我还在粉坊的墙上写过大标语，当然也是毛主席语录，这句话一般人记不得，是县里蓄牧站的干部让我写的，是这样几个字：

“为革命大养其猪！”

我一个字写一天，老大天天蹲在阳光底下斜着眼看，却很能看出个偏正。不时告我：“偏啦，越写越高啦！”我便按他说的调整。一个礼拜，我下了梯子，退到远处看看：很好嘛！横平竖直，老大说，就是“猪”字瘦了些。气得我瞪眼。

这个字笔划多，我那时真没有把它摆弄到和其他字相协调的本事，别人没说什么，偏是他话多。看看泼了我的兴头，老大挤了挤斜眼，笑着说，“那个字道道太多，怪字，不怪你。要是还有个语录，为革命大抓老鼠，那最后一个字，能顶革命两个字，亏得没这条语录。没有吧？”。

老大自称没文化，但这一番评论还是很有道理，足能平我的气。

老大喂的猪确实很瘦，粉坊里的老鼠却很大，他熟视无睹，不以为然。那时期的我喜欢看烹饪书，村里空闲多，中午便照书炒菜。村里菜少，只有大量的土豆，我便天天炒土豆丝。刚在油里煸上葱花，老大就急急从粉坊跑过来帮我拉风箱，一边拉一边怨风箱做的卯窍不严，风小漏气。在这儿拉五下，顶在他家拉一下。不一刻，土豆丝出锅，旺火之下，我烹一点儿醋，撒些蒜末，立时香飘满院，老大撂下风箱，过来品尝，我问：“手艺怎样？”老大边吃边说：“关键是有调和！村里人少盐没醋，就是有手艺，能炒出个啥味道？”我于失望中觉得他说的有理。

此后他经常来我这儿吃菜，赞赏调和，痛骂风箱。我说你帮我修一下吧，他站起来踢一脚风箱把儿，说：“这东西还值得修？以后给你做一个。”

很快我们就成为村里的中心，而老大依然坚守在边缘。

村里拨给我们一孔新窑洞。很大，但入住前出现了争论：窑里那盘炕怎么办？

这个村的居住习俗相当奇特，与川里不同，川里一户人家至少要有三孔窑，或五孔窑，没见过谁家只有一孔窑，也就是说，睡觉与活动都在一个空间。这个小村则家家只一孔窑，贫穷还是富裕，只看窑的深度或建窑的材料。

一般是土窑，顺山脚挖进去便是，有挖一丈的，有挖三丈的，甚至有的土窑还有不小的角度，走到底部能转弯儿，黑洞洞的，转弯处多是盛粮食的大瓮。味道令人窒息，联想到瓦斯。这些窑洞光线很暗，手头宽裕点的，最多在土墙上抹一层泥，为的是光滑，但没一家用白灰。高级的窑是用石头券的，里边挂不住泥，就原汁原味地裸着石头，石材中能敲光些的，整齐些的，朝着外墙，窑内则棱棱角角，参差嶙峋。无论哪种窑，炕的位置都占据了窑的大半。全家老小，无论几代都睡在同一大炕上。偶然来个亲戚、客人，也在这炕上。

我们问，别扭吗？人家说，炕大。基本上不妨碍。所有人家孩子的性教育就是在这大炕上自然完成的。

我们将要入住的窑，是村里唯一的砖窑，也是独独一孔，同样有占据了半窑的大炕。村人持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反正你们睡不惯火炕，家里那么多床，这大炕干脆拆掉，能腾地方放你们的家什。另一种意见认为，炕绝拆不得，人得入乡随俗，不然会作下病，目前睡不惯，以后会习惯。

正没主意，老大来了，私下跟我们说，两种意见都不对。炕必须拆，“不拆咋办？把柜子放到炕上？炕上再放上床？”他瞪着眼睛说。“可是，乡下生活不能没个火炕，不然，很多分下的粮你摊在哪儿烤。所以，应该拆了大的，再盘个小的。”至于小炕多大，老大当场就划定了地方，就是个比单人床大些的炕。

我们认为老大的意见很全面，合于“两分法”，决定采纳。

不料次日，这个意见遭到大家的反对。尤其是知道这计策是老大所献，反对的就更厉害了，“歪人出的歪主意，驴球货老大反正天天是摞着睡，就他不嫌炕小，做那么小的炕，还不如睡在灶台上！睡醒了也烙熟了。”但无奈我们十分坚持。于是队里请来盘炕师傅，照这主意来做。盘炕师傅说，这倒好干，对他来说，把满窑都盘成炕才是重活儿，“往大做麻烦，往小做还不容易？这点点的个炕，也就抵小半个工。”他说。

小炕很快做好了，但一用，发现严重的“倒烟”，灶台上一点火，烟不顺烟道走，全都反灌回窑里，点几回皆如此，不能用，只好又叫了大家来，众人就再度骂老大，说，祖辈炕就是那么个盘法，这是规矩，老大就是个不规矩的日能货，叫他来！

老大被叫了来，他取了些柴，点了灶，一拉风箱，果然立刻浓烟滚滚，紧着搭上火圈儿，烟还是从圈缝里渗，大家全跑出窑外，老大蹲在灶台熏的马眼长泪直流，他闭着眼敏捷地舀了瓢水，把灶里的火浇熄了，跑出来对大家说：“你们都没见过火车！知道火车是咋拐弯？”我们村当时，直到四十后的现在，也没有通铁路，大家自是没见过火车，也不知道火车咋拐弯。老大伸出他的胳膊比划着说“火车拐弯要很大的角度，得有距离，不像赶牲口，推住屁股直接就拐。”他的意思是烟道弯度不对。盘炕师傅说“倒烟就说倒烟，跟火车有什么关系？我盘了大半辈子炕，还不如你懂烟道？”老大说：“你盘过这么小的炕？”

盘炕师傅更火了：“这点点炕是人想下的主意吗？没盘过，也没见过，还没听说过，你狗的能不够，你弄出一个我叫你师傅！”

老大不敢搭话了。收回了比划弧度的胳膊，慢慢蹲下开始装烟袋。我说：就你盘吧。他翻了一下眼，说：“我也没干过。”

盘炕师傅坚称干不了。最后队长说，“老大你小子想的主意，你自己干吧，干成了记你两天的工，干不成多漏三天的粉！你个日捣货。”

老大费了两天的劲儿，小炕盘好了，而且绝不倒烟，取得了大胜。连一帮骂他的人都来称赞：狗日的老大就是个把式，不干归不干，干什么什么行！还鼓动去找盘炕师傅，让他来拜师傅，老大慌忙挡住：“不结那个冤家，主要是他没见过火车！”

自搬进了新窑，我就不怎么去粉坊，也就极少见老大。冬闲时，那盘小炕成了客厅的座位，老的少的进窑就脱鞋上炕，歪斜在上边抽烟拉家常。这个走了那个来，唯独老大不来。人们说，老大这人不合群，就爱说他见过世面，谁也不待听他那个世面。于是必有人说，闺女们可有爱听的。

老大的故事于是渐渐浮出水面。

53年老大一个人来到这个村，虽然穿着破烂的黄皮——棉军服，可看上去跟个叫花子一样。村里收留了他，但没多久，就有个村里的闺女住进了他家。这下惹翻了一村人，一个外乡人，才来不几天，就睡了本村姑娘，简直是反了天。而且这姑娘还是村里最漂亮的，更激怒村民的是，这姑娘比老大足小了十岁。所有人都堵到老大的破窑前，让他交出拐走的姑娘。叫嚷了半天，姑娘出来了，说她不是被拐走的，是自己愿意跟老大过，反到把大家训走了。这姑娘跟老大过了几年，生了两个女孩，忽然不跟老大了，说老大嫌她生不下儿子，这到也算了，让她受不了的是，老大在老家娶过媳妇。大家说，当初是你自己把我们撵出来的嘛！看我们去凑狗日的老大给你解气，不料那媳妇不让，说，他在家有媳妇一开始就告诉她了，“有就有，那是以前，现在既然我跟你过，我就是你老婆，可老大非说我是二，老家那个才是大。那我不成了旧社会的小老婆了？但老大说，他给不了老家那媳妇一分钱，啥也给不了，还不给人家个名份？”村里人听了反觉得老大这话也有理。除了去骚扰了他家几次，慢慢也就罢了。

让大家死活想不到的是，没过两年，又有个年轻漂亮的本地闺女住到老大家去了，而且心甘情愿，又给老大生了两个女孩。完全是上次事件的翻版，只是这次这闺女比上次那个还年轻，完全可以做老大的女儿，而且更顽固，说“我不管什么名份，就是情愿！”从此闷在老大窑里很少出来。一晃五六年了，至今如此。

这次事件出了以后，大家不再说老大拐人家女孩了，因为明摆的是女孩自己送上门去的。村里一个老人说，老大必有法术。专迷小姑娘。加上老大斜视，村里大人都告诉自家姑娘，千万不要看老大那双斜眼，随着老大渐渐被妖魔化，老大全家也不与村人打交道，虽然老大会石匠、木工、瓦匠，但谁家也不敢雇请他上门，老大就只能去漏粉。直到当时，还有人不让自家闺女吃老大漏的粉条。说吃了他漏的粉会不知不觉怀上他的娃娃。之后会不知不觉想老大这个人。

初听这些传说，连我都害怕起老大斜眼看人的样子，觉得确实有些勾魂摄魄。而且由于老大自从做好了炕，就没再上门，我确实有些想他。

去粉坊找他，只有个叫文祥的小徒弟坐着，也不漏粉，说是老大病了。我问老大家在哪儿，我去看看，文祥说：“家就在村口，你可不敢去，他家的门谁也不敢进。”我问：有狗？文祥说：“不止狗，还有圪针，门里有弓箭，院里有陷阱。窑里有暗道。”我大感奇怪：“他是玩打仗吗？”文祥说：“村里也没办法，队长找过他，让他卸了机关，小心伤人，他说是防贼，说他住村口，不比村里，更得严防。”文祥说完又叹了一句“他家有啥可偷？是他脑子里有病。”

一连三天，我守在井台附近，愣没见他来担过水。第四天天擦黑，远远看见老大挑着空桶过来了。晃晃悠悠，像条鬼影。看到这久不见的家伙，我几乎相信老大有“法术”了。他能让我都“想”他，更别说乡下闺女了。

只见他额头上满是拔火罐的黑印，做为同性，我居然很感同情：“听说你病了？”

“这里边出毛病了”他指指脑袋。

“去看过吗？”

“唉！看甚？就是看了，也吃不起药，自己料理吧。”他有气无力地把水桶系于井绳，我赶紧过去说：“我帮你搅”。他坐在井边的石头上掏出烟袋。我放下井绳，搅起来总是半桶，甚至少半桶，气的我把桶里的水复又倒入井里重新来过。老大于是告诉我，桶到水面时，要把绳悠起来，左一下，右一下，之后猛一下让桶倒载下去，才吃得上满桶。干这营生时，我问：

“听说你家不能进？”

老大把烟锅倒嗑了说：

“我估计你迟早总要听说我的故事。外路人在这里不好待呀！”

“有人偷你家东西？”我问。

“不是偷，是明抢。不是偷东西，我家啥东西也没有，是抢人。”

“真的？”

“抢我女人，抢我孩子，幸亏我当过侦察兵，布下些机关，让他们尝了些苦头，这些乡下人，吓唬一两次就不敢来了，咱不真伤他，可是你不能不防。能战方能言和，是毛主席说过吧？”老大居然调了句文。

“谁抢？你不会去告？”

“我女人家爹，我能告吗？况且，到哪里告？公社？治保主任就是我大舅哥。”

“那不都是亲戚？又不是永久的冤家。”

“亲戚？我当人家亲戚，人家当我是骗子，说不拢。”老大无奈地摇头。

两桶水满了，老大晃悠着挑起担子，我说：“我送你回去吧。”

老大一摇一晃往村口走，我便小心地跟着他。

“不容易呀！要不是真把这些亲戚治一下，你永远不得安生。自让我岳父跌了回陷坑，让狗日的治保主任挨了一箭，现在没人敢上我门上捣乱了。就是可怜了孩子们，谁也不和她们耍，她们也一步不敢出门子。”

说着话，到了老大家的岔口，一条通往一堵黑土梁的小道，都看得见他家窑里忽明忽灭的光影了，老大说：“你回吧。”我还想聊下去，说“给送你进去吧？”

老大伸手从我肩上卸下担子，说：“不用了，我那家进不去。”

“我又不抢，我也是外来户，还防我？”我说。

老大斜眼眯眯地看着我，说：“谁也不能去。”

他的神密又让我感到他的“法术”。一怔，我回过神来：

“老大你不要总是神神鬼鬼，一个家嘛，弄的这么古怪，难怪别人说你有法术。”

老大本已挑着担子走上了小道，听我这句话站住了，一换肩回过头，看了我一会儿，点点头说，“好，你来吧，可我有言在先，我一家子女人，大的小的都没裤子穿。”之后挑着担子走了。

我当然赶紧止步。

此后见到老大，就平平常常打个招呼。但我总觉得和他关系不凡。

所幸我没有成为“老大第二”，两年后，接到返城通知。县里又派了卡车来拉我们。反正要走了，所以真有些恋恋不舍，全村人都来相送，从始至终，就是没见老大。

车开出村口，路过老大家那条小径，忽然看到，一排危卵般垒起的石墙后，生着一丛桔黄灿烂的沙棘，边缘镶一串紫色的牵牛花，后边探出四个女孩的脸，她们美丽到让人惊愕，隔着老远，我能看到她们的大眼睛，白白的皮肤，除非外来户，本地绝没有这样长相的姑娘。她们完全是乡土中的另类。我向她们挥挥手，她们像受到惊吓的麻雀，一下不见了

我吃惊之余，也很落寞，将近两年，我竟没再到过老大家门口，尽管他家离我住的砖窑不超过五十米。

以我今年的运道，我一直准备着努力熬9月。

我根本不懂运势，也不相信运道。但正如熟语所言“倒霉上卦摊儿”。虽然谈不上“倒霉”，但今年事多、坎多，是在去年就知道了。常常身不由己，便不由进入祖宗通过遗传密码，附到我灵魂中的阴阳五行方面去了。即使提前预知了命运，其实也没用，艰难的日子也得一天一天过。

还好过了9月，理所当然地遇上了“禁街”。虽然知道，经一番查验也可以通过，但也不乐意被查验，当然，说好听点，也不愿麻烦本就紧张的士兵。

我返回的那天，禁令仍然未开，关卡依然设着，但管事的人已极疲惫，只是按本地与外埠车牌分流，我们属于回家，未遇任何“查验”，平安而省事地到了家。

这是今年第二次回家。得适应几天，才能习惯。到家次日就接到潞潞电话，他则准备两天后离开北京，因为有“顺车”。

顺车二字立时让我想起“人世如寄”之类的词，自今年以降，我一直就在等顺车，一旦有了，好像不搭就费了，年中搭“顺车”回来即如此。给我开顺车的人也是一派好心，本来并无此顺，只是听说我须被“寄”回，便索性出一车队，浩浩荡荡把我“顺”回来。但当我觉到此一寄并非适宜，顺车已原路返回。要想挪动，又得等顺车。直到无可再寄，无法再存，只好开专车重新“寄”回，所以，返回老家去是“特快专递”。

寄回后马上意识到的是，下一回顺车究不知何日才有。只知道十一必有长假，便将9月底作为等待的终点。

今年被如此寄来寄去，都不是我在彼处有什么急用，恰恰相反，全因我在此处无法保存，必须立刻寄往彼处才行。不是当事人，很难体会个中滋味。

根本原因是，我已成一块顽石，不是补天剩下的那种，那叫宝玉，性情再顽劣，但来去自由，并有一僧一道袖了，携入红尘。似我这样，则是纹丝不能动。除非被人携了（“袖了”则又太大），便无法动弹，

假如在以下两种情形之间选择一种：不通灵而能动，通灵却不能动，，你愿意选择哪一种？

我情愿放弃选择。但运道选择了我，是后者。

假如把明事体，有思索力叫通灵，那我当然是通灵的，可偏偏不能动。

作为动物，我也就唯缺一动。缺这一动，就坐不了公共交通（尽管十分认路），就弄不到饭吃（尽管一肚子菜谱），就只能被“顺车”寄来寄去到易于保存的地方去。

作为石头，早无凡心，但唯求一静也很不易。家人总在餐前挪我到最稳妥的位子，我从别人眼里看我，都觉得别扭。一块顽石居然占据着最稳的座位（那本应是我八十多岁老母亲的位子呀），而且毫不融入，当众人在酒精与亲情作用下，渐渐溶化为同一种液体时，独我不化。顽石如旧。自知无趣，便央人挪至床上，以午睡为名，给他人以快乐的空间。

我好像只要存活着就行。

汉时王充“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我虽然已如顽石，但非常的不倦，不知不倦的是不是叫做“志”。看来还不能止于存活，还是存了凡心。他人也认为我不能仅仅是存活。于是我看书，既看没看过的，也看早看过的，但岂不是越看越“通灵”，而益感不能动之困厄吗？

一回北京便捞到一本“禁书”，这本书让顽石都泪如雨下，其中一个细节随便提到，内战中的伤兵，竟用单腿跳了500公里，回到首都。刚好是我从老家到家的路程。让我惭愧。抱着禁书，心渐渐安下来。

能在美国遍寻各地，终于在科罗拉多的丹佛为我买到了一把单手驱动的轮椅，并且千山万水给我送到北京，这样的朋友，世上能有几个？

难怪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说我运动细胞发达，坐上这把轮椅，一下意识到我的小脑有多么发达，不出十分钟，我就熟练掌握了它。我立刻驱车走遍了芳草园，到每个邻居家门口探头探脑，这是我从未造访过的邻居，G先生夫妇跟我聊了好久，都没注意到我乘坐的这把轮椅。可见，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别人的状态。我们只是聊陶瓷、聊新近投入他帐下的几个著名作家。接着我跑到素来没去过的北区各家门口转悠，许多窗口伸出脑袋，看喧哗着的我，因为在我身后是踏着滑板的儿子。我想去跟所有邻居打招呼。

早令我腻味了的芳草园，此时好像成了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

小马费了大力气为我重新布置了书房。顽石就顽石吧，能在一定范围转悠，有这么好的书房，何况仍然有顺车，有愿意携我的人，寄来寄去有什么关系？就寄情于顺车里吧。如果无情，那真的成被邮寄的货物了。

权当这儿是青梗峰下，我就在这儿想所有我想念的人吧。之后至不济字迹分明，编述历历，只要不是怀矜惧忧苦至死就行。

我认识的人里，有业余爱好的，大体分两类，一类爱下棋、打牌之类能分胜负的游戏。另一类，爱好舞文弄墨，丝竹管弦。

有前一类爱好的，往往好勇斗狠，有赌徒心理，有领导力，喜欢有对手，喜欢交往，不交往就没对手。

有后一类爱好的，比较懦弱，但注重自身内部世界，“内部世界”越强，越不适应外部世界。不善于与人交往。或者只能和自己相类的人交往。

前者注重功名，想当大王或者尖子，后者醉心于某件美好的事，希望外界别防碍“我”。

但有例外，例外也属必然。爱争胜负的，判断力都强，或许早早知命，明智地退隐，什么王也不当。安当其份地当自己。

喜欢舞文弄墨的反到爱上了功名，靠文墨或丝竹管弦当上了小王。

我自己不爱任何分胜负的游戏，自幼喜欢“文”。所以按前边所说，至少不强，多半时间生活在他人看不见的内部世界。喜欢“文”的人爱美，甚至是唯美为上。所以会因此犯世间难容的错误。外部世界对人有许多规定，一心营造内部世界的人对此很害怕，但有时候顾不到那么多。所以落得失败与批评。年轻时不怕，渐渐就怕了，胡耀邦老了之后都说：“有家庭妻儿子女，不能舍得一身剐了。”（见《炎黄春秋》今年9期）何况别人。

不管哪种爱好，如果爱的肤浅，最后都等于放弃，社会自有一种强大的移情力，多数人难于坚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毛主席半个床摆满了书，是为寻找真理而学习吗？当然不是，读书是他的爱好。不为什么他也要读。他给自己创造了完成爱好的条件，以至去世之前，理性尚存就在读书，管他什么医生护士，何时咽气！大业又如何？

退了休的，下了岗的，最怕没个干的。可见，爱好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上一代人，一生忙于开会，听报告。多数人没有个人爱好，退下来靠什么支撑？电视新闻。其实仍然是开会和听报告的变种。获取知识或者消息，一生都靠听报告，有人在科里听，有人在部里听，反正都是听上级的。你让他重建一套接受与分析系统，已经来不及了。

无论怎样的兴趣爱好，都是个人的。对于完全不认知个人世界的人，当然只承认外部世界，也不看重独立思考，所以当然没有兴趣爱好。但不排除生物性嗜好。比如对五味的追求，对酒色钱财的追求（主要是上级报告里，这一追求被批准了）。对嗜好的追求可能导致生病，不管什么病，也都只相信上级的判断。

我有时想，如果我穿上白大褂，肯定能治好许多这类人的病。

——兼谈桑兰“保姆门”

近来桑兰的保姆问题引我关注。因为我也是个长期雇保姆的人，而且今年实实在在遇上了同样的保姆危机。

但也许桑兰毕竟年轻，总在抱怨中介机构，并指望国家能管管这事。抱怨中介，在我看来是与虎谋皮，指望国家，别说保姆这么细小的事，就是失业之类关乎多少人生计的事，指望国家也不行，万事指望国家，等于把政府当保姆。

我个人认为，保姆是家务事，是是非非也是清官难断。诉诸公众完全无济于事。

保姆这个名，好多人觉得不好听，似乎是干贱活儿的。大概出自褓姆（奶妈一类活计）于是有人换作家政服务员。称呼一变，地位似乎高了，“服务员”在中国，是囊括国家政要在内的桂冠，换个名儿，好像有人愿意干了。

中国的事就这样，改革之初要分田单干，解散人民公社，许多党员都想不通，胡耀邦苦思冥想，想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就解决了大半，据说胡耀邦为想出这个词高兴的从办公桌上站起来，在院里很放松了一阵。之后要解决计划经济问题，市场又是资本主义概念，不便于用，一步步更名，从“必要补充”，到“市场为辅”直到最后才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保守的人才渐渐想通了。如此类推，保姆更名也并非不是办法，服务员都嫌不够，干脆叫家庭CEO岂不更好？

我从小就是在保姆身边长大的，我家保姆是个扬州老太太。桑兰抱怨看保姆脸色行事，自有她的怨气，可我妈，是一向是看扬州老太太脸色行事的。我妈买回的任何东西，先要拿给她老人家过目，东西不好，保姆要骂，买贵了，更要发脾气。管理孩子更是敢骂敢打，我最调皮，吃她打骂最多，对此，我妈一句也不敢说，甚至看着保姆脸色再加打我一顿也是常有的。左邻右舍皆知我家有这一尊保姆，亦不敢惹。我家的卫生搞到脱离群众的地步，皆因无人敢擅入。然而这个老人为我家也算操碎了心。最后年纪大了，害怕城市火葬，不得不南归。临走时大家泪如雨下，确如生离死别。这个老保姆在我家干了十多年，成了我家的靠山，她自己回南后也陷于深深的孤寂，不久便去世了，很久后，我见她的乡人，连他们都知道我家的事情，因为老人回去天天念叨我们，扬州那边的乡邻也听的耳熟了，知道老大忠厚，老二调皮，老三是掌上明珠等等。

我自己成家后，也先后雇过三四个保姆。不过这时代已经没有“老妈子”了，肯出来做保姆的全成了乡下小姑娘。这三个小保姆初到我家都只有16岁，第一个是帮我们代孩子，做了三年多，相处融洽，后来荐她到朋友开的大饭店工作，学的是做粤式点心，现已在城市结婚安家，说不定自己也雇保姆了。

继她之后，雇了个接送孩子上学的女孩，这女孩心高气傲，一心想当老板，来我家有卧薪尝胆，寻求发展之意。但刚好那时我家处于上升势头，乔迁了新居，出有车，食有鱼。白天我们上班，她偶然会呼朋引类，招了男保安来，吃喝玩乐。颇像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中那个借男朋友豪宅“派对”的薇拉。只要我们回家房间是干净的，且由她去。她就是翻天覆地，你有什么办法呢？她高兴，情绪高涨，并不使我们情绪低落。我们只希望在与她之间找到共同点。一个家里，同一屋檐之下，和平最重要。之后我突然得了重病，严重影响到这女孩当老板的志向，于是咬牙走了，还给我写了封信，尽她全力表示了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希望我原谅。后来这女孩真的当了小老板，在城里买了商品房，过的很好。

我出院后用的就是俊丽。我早在博客里写过，这个孩子从见到的第一面，就令人尊敬。她尽职尽责到我不敢轻易打搅的地步。听到我的任何一点动静，她都会立即跑来，哪怕是我翻身取一下枕边的眼镜。作为长辈，我们为她的将来着想，提前给她找了工作，毕竟在我们家里做保姆过于寂寞，没有接触男友的可能。但4年多后，她还是走了。她告诉我，并不想换工作，在咱家干保姆就很好，但无法违拗家里习俗，父母已经给说下婆家了，不得不回到已经不习惯的老家去结婚。这个可怜的姑娘在回家后的第三年，死于煤气中毒。

俊丽之后就是小宋了。关于小宋得专门另说。因为她在我家整整干了6年多，几乎是青春年华都在我家渡过。

她的突然离去，让我受到与桑兰相似的打击，因为走的突然，让我至今都不大明白发生了什么问题。我本人突然陷于不便，动弹不得了。甚至自己的东西怎么用也弄不清了。与此等量齐观的难受是为小宋婉惜，不仅我，周围的人无一不为她婉惜的。在我们所用的小保姆中，没有谁比她更城市化的。小马以训练公司白领的方式教给她解决问题的方式，她自己也很用心，6年多看了许多书，日记就写了几十本。几乎没有人能看出她身上还有乡下的痕迹。这个孩子也自重、自强，她与我们共同度过的这6年，正是我们家生活遇到困难最多的6年。她捍卫与维护这个家，也吃了不少的苦头，但没有过一句怨言。与我在街上散步，有路人称我“师傅”，她也会生气，认为是对我的不敬。她一度认为，我们待她并不比她的父母更差，甚至回家宣布，她的婚姻大事不要父母再管，全交给她的叔叔阿姨了。

我们的朋友明确说，要小宋到她的公司，而且去做管理工作，小马很早就给她挑了一个IT青年做她备选的对象。光明的前途就在眼前

可是，今年某日，我们从小川家回来，见她满面泪痕，自此陷入我们不可知的反常状态。不久就提出要走。

尽管我时刻离不了保姆帮助，但自从小宋走后，4个月没找到保姆。一方面不好找，另一方面我们总怀有某种幻想，还想把这位置留给小宋。直到不久前，小宋终于打电话告诉小马她的处境。做为长女，她不出嫁，两个弟弟就不便于娶媳妇。在一次与我的电话中，她也说，她对目前的生活极不适应。

我们的朋友，就是想让她去做管理人员的老总问我：能不能把她叫回来？我说：不能。朋友说，这女孩将来会很悲惨

真没办法。

压根不想走（企图永远留下）的著名保姆袭人说过：“便是朝廷宫里，也有个定例，或几年一选，几年一入，也没有个长远留下人的理”。

仔细看《红楼梦》会记得，袭人说这话是规劝宝玉之计，其实她是断不想回家的了，说这话前，袭人在家，“听见他母兄要赎他回去，她就说至死也不回去的。又说：“当日原是你们没饭吃，就剩我还值几两银子，若不叫你们卖，没有个看着老子娘饿死的理。，如今幸而卖到这个地方，吃穿和主子一样，又不朝打暮骂。况且如今爹虽没了，你们却又整理的家成业就，复了元气。若果然还艰难，把我赎出来，再多掏澄几个钱，也还罢了，其实又不难了。这会子又赎我作什么？权当我死了，再不必起赎我的念头！”

袭人这种心理说明，在好人家做保姆是不想走的，贾府上下那么多丫头，哪个也不愿意被撵出去。而且我想，多数人家对保姆是好的。刘文彩把冷月英打入水牢，事实证明是编造的。斗争哲学和斗争史学歪曲了不少事实，持家的哪个不愿意家里和睦？正如《维基百科》的释语：

仆人是一项工作。工作内容为一个人被雇用来提供专业的居家照顾与服务。为了便于就近照顾雇主，相当程度的仆人会与其雇主住在一处或邻近地方。由于工作性质使然，仆人与雇主容易产生一种家人的亲密关系。简单来说，即是日久生情。

保姆一词是1949年以后的词，所指的就是佣人，换了这两个字是为了免于歧视。但实质上还是佣人。

我对于被强化了的阶级观念有些怀疑，许多教科书说，除士、农、工、商（良民）以外，皆为贱民，婢女亦在贱民之列。然而，从古到今，可以举出许多并不仇恨主人的保姆，他们之间并不像教科书那样充满了压迫和被压迫的仇恨，比如金玉奴、西施、赵飞燕、红娘，小青、祥林嫂、长妈妈、以及红楼梦里众多的“佣人”、外国的简爱、《音乐之声》里的玛丽亚小姐、电影《蝴蝶梦》里的女管家，则更是曼德里庄园可怕的魂灵，此外，马克思的保姆叫琳蘅，据恩格斯说，如果有人告诉她，马克思是个伟大的人，琳蘅定会把谁把成疯子，琳蘅终生未嫁，死后葬在马克思家的墓中。还有宋庆龄忠心耿耿的保姆李燕娥，都堪称主仆关系的典范。

教科书上说，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然还存在着阶级，但未必就一定有阶级斗争，有老板和打工的，有城市豪绅和外来妹，怎么就不可以有佣人呢？菲律宾的女佣还是世界品牌呢！

桑兰和众多议论者都批评保姆介绍所不好好培训，也没说到点子上，谁家的保姆谁家培训，因为居家并没有一把尺子，主人要把保姆培训到什么程度呢？至少要以主人的家为家。至于能力大小到在立场之下。

保姆介绍所培训的保姆多半只为保姆一面想，甚至有的专事“放鹰”，所以，保姆既是家事，外人培训大半无用。

通过发生的“保姆门”，有许多名嘴参预评论，原来在中央台开讲的“老梁”说，“现如今找保姆比找对象还难！”此话有理，找对象还有恋爱的途径，找保姆可真是无迹可寻。

但是，但有奈何，千万别找中介。把私事与他人的生意搅在一起，只有自己吃亏

在比较僵化的范氏《中国通史》里，有一处不僵化，是说东汉末年，黑暗到出现了“徒附”这样的阶层。说到这个阶层的苦时，有这样的话“作为人的生趣被剥夺的干干净净了”。

可见，奉行阶级斗争的严肃学者，也不排除个人生趣。一般说，生趣是什么呢？自由？饮食男女？消费？旅游？和所有令人开心愉快的行为？伟大人物的生趣是拯救人类，但多是借口。财迷精的生趣是赚到大钱，好雇“徒附”，让他们活的全无生趣。

范先生说的很明显，是指个人的生趣。

比如喝二两。很多人有这个乐趣，并认为是人生大快事。宁死不戒。要的就是那份迷糊，在昏沉产生的错觉中放松与忘却。即使酒劲过去，恢复如常，也是快活一时算一时。

再如性爱，或者恋爱。连正人君子都承认是人之大欲。当然也是生趣。取消不得，不然物种都不能延续了。尽管自古到今都有伪道学，形形色色的花季护航，但人还是以生趣的方式繁衍着。

还有其他生趣，比方看书，诉说（写博客）、下棋和各种游戏等。所以人的生活质量，常用有无生趣作标准。无能力满足生趣或欲望，生活质量便下降。

但另有“无欲则刚”的道理。欲望令人五迷三道，五色、五味。田猎、香车美女、锦衣玉食，豪宅等等都是有害的诱惑，让人六根不得清静。

六根清静才能生慧。智是加法的结果，即知识的增加，没啥了不起；而慧是减法的结果，是猛回头，猛收手，立见真理的结果。慧能如何？能给人生趣吗？就是能，也不是生物欲望的满足。但芸芸众生，多不过是生物，不按本能行事的少。

生趣在很多情况下会迷失，比如冷静地算笔账，由着性子饮食让人生病；男女之事就不光是病的事了，逞一时之快，会丧失更多，生趣的短暂性，使清楚的人明白获取的代价过高，以至于因不划算而主动放弃。

再如，住在大都市，上下班驱车几十公里，出入高级写字楼，进出打卡。一天闲暇只够吃快餐和睡觉，这样的西服革履者在当代都市到处可见。他们还必须干干净净。

范先生说的“徒附”生趣之被剥夺，用的词也是干干净净。可见“徒附”并非东汉才有。

我天生不会争取。不知是因为遗传，还是因为教育。

从我观察，我父母也不喜欢争取。不过那一代人有个好理由，争取也是为天下人，个人利益不能争取。所以，直到离休，我父母还退掉一套三房两厅两卫的房子。当然，这几年也为自己的放弃而有些不平了，此前更不争取，单说房子，还退掉过灯市西口一个大院里的一排正房。要后起悔来，肠子就不是悔青的事了。

我自己自幼也不争取。给啥是啥。争取过早日加入少先队，因为非常容易，只要坐直，手放在后边，乖乖的就行。如果入少先队也得找老师去争取，我肯定连这么个组织也加入不了。也没争取过考高分，没争取过做班干部，总之，毫无积极性，什么也不争取。那个时候，感觉生命在一个管道里，你什么也不用做，自会顺着管道到达某个地方。上了小学，和仍然在子宫里似的，等待着到时候被分娩出来。

在食堂吃饭，中间一个大转盘，哪个菜转到离我最近，我吃哪个菜，没有一次因为争取吃到某个好菜而站起来过。

身体不好，也从未争取治好过。所以也不为有病而烦恼，直如戏文里唱的“生死二字且由他。”

长到成人，看到《老子》有这样的话，“夫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觉得找到真理了。我以为这是作人之道，不争的有理。

不争的状态是什么？是等待。等什么？不知道。但问题要相继出现：

就业、分房、上大学、结婚……都是等来的。直到等来改革开放，好像就什么也等不来了。而且争取忽然成了风气，早争的早发，早占便宜。不争取就只有饿肚子。

我不争还有个原因是懒。过去所有的大道理，都支持了这个懒字。

当等待不过是等莫须有，这个现实蔚然成风，争取的本领还没练出来。

到了北大，这座具有光荣传统的名校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争取”。教给我们这两个字，用的是另外两个字，那就是“不管”。

放下行装，就去领书，系里老师感到奇怪，挖苦我们说，“什么时候北大发书？上课做笔记吧。到时候老师会给你们开书单的，凡热门书，老师也会说明，你们不是有借书证吗？去抢就是了。”大家怏怏然不大相信。

起初我们班被安排在41楼，是个破旧的本科生楼，我们不服，又去找系里，这次老师说的明白，进了北大，万事靠争取，系里不管，也不知道哪儿管，自己去争取吧。

大家于是打听门径，上表陈情，终于换到了研究生楼。此后万事不再找领导。取得了一些豪情。

在这所学校，一切要争取，处处放着天梯，你等着关怀，注定失败。

面对一扇关闭的门，我素来不敢擅入，就是轻叩，也极为小心。巴不得里面没人。但唯独在北大，没有这样的顾虑，我相信，只要你争取，明白地表明你的诉求，问题总会解决，至少会朝解决的路上迈进。不然就只有等待。等待戈多，而天知道戈多是谁？

离开学校就又迷糊了。还是没练出来。不是不敢敲门，而是找不见门。单位几次分房，都不得其门而入。评职称亦然。在我找不到门径时，其实心里明镜似的，知道争取的前提已经是交易。没几个本钱，那扇门不会向你打开。我所讨厌者，是机关交易的隐性化，不洁化，伪善化。是劣币的交易，甚至是色相交易，人格交易。

那还不如直接到市场。那是个万头攒动的丛林，但总体说是良币交易，是直接的利益交换。想明白这一层，我纵身一跃就下海了。奋不顾身地争取。但到头来还是先天不足，即，丝毫不会为自己争取，当我在生意场上玩命争取时，支撑我意志的，是为公司利益。

我这代人就是这样，必须打面旗，才敢争取。我衷心希望我的孩子们别再这样了。

看了桑兰的博客，深感悲哀。为她的全部处境。

人落到不得不雇保姆活着，乃是极不得已。

从早，就得想怎么办，起还是不起？叫人还是不叫？反复想，怎样穿上衣？如何将残软的胳膊伸到袖筒里，多次失败，让你琢磨出多个方案。想好了上衣，想裤子。想好久，下决心起来，获得了第一个成功，但最后也只能止于床边。纵然你已经冒着栽倒的危险，连鞋也穿好了，也只能在床侧坐着。其余的就无论如何没办法继续了。在不安稳的床侧，还不如躺着安全。怎么办呢？叫人？再等等吧！需要人服务的人，不知早熬练出多少耐心。因为她害怕，害怕人家的脸色。在经常的等待中，她学会了多心，这是个没法避免的结果。等吧！等多久都不怪别人。悬在床侧就悬着吧。她没有怪的意思，只有怎么办的判断。人来了，你得考虑好第一目的与第二目的的次序，因为到了那里，无论是哪儿，就无法轻易改换地方。往左往右，是个需要认真想好的判断。别人是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犹豫的。

如果考虑未来，就是觉得未来太长。

不知要等到多久，才能等到不再需要叫人的时候。

如果你一直是桑兰，毕竟还好些。

做为女儿，就不知道还要多么窘迫。你还得藏起性子，保留尊严。在这种情况下，等着未来的那一天，更加急迫，而且还有些不舍了。

不见老武已经二十年多了。上个月忽然接到他的电话，我的号码是新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他却从我妈妈那儿问到了。听到他的声音，我自是亲切之极，好像万里他乡遇了故知。

老武七十多了，是我的长辈，但他从来恭敬地称我和小马为张老师、马老师。让我俩觉得愧不敢当。他是我做编辑时最年长的作者。

电话里他告我，二十多年间，他费了很大劲找我们，作为农民，他到编辑部的机会不多，每去就打听我们的消息。结果，除了打听出我得了脑梗塞外，具体的一概打听不着。我和小马就像藏起来和他躲猫猫似的。好容易打听到我在西直门的地址，便给我写信，但每封都被退回去了。

其实我在西直门那儿待了至少8年。也许老武打听到那个地址，刚巧就在第8年头上。

老武是个把写作视作生命的人，多年坚持写，但我给他发过没有呢？记不得了。那样一个老人，在八九十年代，作品是很难发的，但我做到的是，每次收到他的投稿，一定给他认真写信，而且我给自己规定，每封信不少于两页。虽然老武的作品似乎不大合于时宜，但他的认真让我感动，我总得让这个老人在辛苦一场后，至少得到编辑几句鼓励的话。我在乡下待过，知道喜欢玄想的人，在闭塞的乡间会感到窒息，编辑的信甚至有疗救健康之效。大概由于总也没机会发老武的稿子，我强烈推荐老武当了作协会员。这个虚衔，对今天的年轻人算不得什么，但估计老武看重。会员这顶帽子，不会给老武带来压力与不安，更不会难堪。世上人很多，有人需要金银，有人需要钢铁，有人需要点滴的滋润。

老武有时会从乡下来，中午就到我家吃饭，很随便，就年龄论，我和小马对他很尊敬，就写作而论，他又对我们很恭敬，到了家，两头就扯平了，老年作者也不说任何不着调的事，也就是拉拉家常，连写作也不探讨。非常轻松。

他终于联系到了我们，很诉了一番别情，便问我出一本书要多少钱？我离开这一行很久了，素来也不关心，所以说帮他打听一下。他说，目前有人向他报价一万四。他的书稿30万字。他希望我能帮他搞搞价钱。

于是立即打听，打听的结果，竟是一万四还算便宜！

程序是，接到一部书稿，责编先要交社里一万，其余的零头用于封面设计费与校对费。老武这30万字，校对就是个大工程，据说上司检查很严格，较真的常常就在一个“的”与“得”上。为此有权让编辑下岗。

一万上交了，四千元哪里够封面设计与校对？当然印刷和纸张费也得由老武出。

这就是出版社的市场化！这样出书，出版社当然不会赔钱。但前提必须是煽动13亿人一人出一部书。我心说：笨不笨呀！

我和小马等红灯时，最麻烦的就是路边一堆往车里塞广告的，那些广告印刷精美，纸张考究，不仅不要钱，还硬往车窗里塞。我想，印刷费和纸张费肯定比过去低多了，以至商人差使这么些人，不顾死活地在车堆里硬塞给路人。如果按照出版社的算法，每次等红灯收到的几本广告，至少要值上百元吧！一个红灯拦住的车至少几十辆。每次红灯白送的广告单印刷和纸张费就至少几千元，一天得有多少个红灯呀，难道商人疯了？

什么叫“知识经济”？算死账最称不上“知识经济”。我知道有一本名叫《免费》的书正在翻译中。产品的竞争到了免费，又怎么样呢？国内的网民都知道十年前有个著名网站。叫163.com，人人可以在上边注册免费邮箱，一时非常之火。不数年，这家网站开始象征性收费，结果怎么样？一下就风光不在。在今天这个时代，是考验人们“网商”的时代。前边提到的那家只会算1+1＝2的出版社，只能蠢笨地动员13亿人每人给他们一万块。

无论现代还是传统，编辑应该注重的都应该是内容。好多编辑如今已经忘记了，读者买一本书并不是在买纸，他是在买书中的内容，正如买房子不是买砖瓦，而是买一扇窗口，买一种生活方式。何况尼葛洛庞蒂早就说过一句拗口的话：我对信息的信息感到兴趣。据说《纽约时报》已经不收钱了，和街头送广告一样在派发了，因为老板想通了一层，他派发的不是纸，而是一个个诱人的标题，看标题是不要钱的，但哪个人如果对标题后边的东西感兴趣，则可以向报社提出不同深度的标题背景报道，甚至论文，这时候才是要收费的，因为这是特殊服务。这便是信息的信息。消费者越来越对普通的服务失去付钱的兴趣，但对特殊的服务却毫不吝惜。多少行业都懂得要靠深层服务、交叉付费、转移支付获利，而出版社却全不研究这一问题。连电影院都知道靠票房是赚不到钱的，经过几代人钻研，研究出最适合电影院经营的影院饮料来赚钱。怎么出版社就找不出一种为老武这类作者服务的办法呢？

后来的主意是，要不让老武去买个内部书号吧，300块。自己同样可以印的非常光鲜。我赶紧打电话给老武，但大概是老武告我电话号码时我记错了，听筒里总是说，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打了好几天，皆如此。

直到我回到太原，忽然一天接到一个电话，苍老的声音恭敬地断着句子问：“这里是张小苏老师的母亲家吗？”我赶紧打断说我就是张某。老武大喜。我把我打听到的出版社消息告诉他，他当然希望他的书不仅仅是内部，一个追求了一辈子，他要的就是让自己的作品与读者见面，这读者哪怕只有几个人也算。所以，他说他决定给他们出一万四。

他大喜过望的是，我在太原，从声音里听得他似乎已经跳起来了：真是太太太好了！

为什么这么高兴？原来老武要专程来和我与小马拍张照片，印在书的前边，他要告诉他的后代，他曾经有这样的两个老师。

我不知道该怎样敬重这个虔诚的老武。

又看了新闻：教育部规定，班主任有权批评学生。怪了！放着教育界那么多问题，怎么出台这么个规定？想起去年，在电视台研讨新闻选题，一个年轻人建议，“排队日”很值得一拍。我很奇怪，问：排什么队？难道现在不排队了？一拥而上？

我从小就排队，购物、上公交、下课，只要不是我一人，无不排队。而且，班主任从来就好像是专门批评学生的。除非他（她）另外带课。如果不是这样，班主任难道是为给孩子说好话而设的？

教育部既然如此微观，那是不是还得规定批评以外的权利呢？比如是不是有权嘲讽、挖苦学生呢？

我上小学时，班主任对班上一个女同学，不知哪儿来那么大的仇恨，从不批评，而是使个眼色，几个积极份子便一哄而上，将那女孩绑了双手，在孩子们的座位之间拖着“游街”，半个世纪过去了，我现在都能听到那孩子的哭叫声。需要说明的是，当时还没有“文革”。

同样是这个班主任，检查个人卫生，一旦不合要求，便可能让不干净的孩子在桌子间行走，要求同学们向其吐口水。似乎也不是批评。

别以为如此暴行只发生在六十年代，就在今天，看到一则新闻，《老师强迫女学生吃下五六个辣椒》。该新闻还配发了漫画，转载如下：

我不是说班主任不可以批评学生，而是觉得职能部门管得过细，而且在中国，班主任很少懂得尊重孩子。

有一种力量，天生恨先进技术。是所有落后生产力的代表。

收音机流行，说它方便偷听敌台；

录音机流行，说能录靡靡之音；

录像机流行，说便于看黄色录像；

电扇流行，说能吹出病；

空调流行，说“空调病”更重，电扇伤“表”，空调则伤“里”

有了手机，说诱发脑癌；

有了网络，又说有“网瘾”。

江湖骗子专能治这号“病”，若不是用电击或惩罚弄死了孩子，这种医生还会继续从中渔利。折磨孩子。

现放着多少真病不管，偏要治什么“网瘾”，因为能得到强大力量的支持。

到现在还有人在论证，每周上多少次网算“网瘾”。

他们说的“网瘾”，其实哪里是病？不过是青少年自控力较差，比较容易奋不顾身而已。这种奋不顾身，也可能表现为其他行为，比如“闯劲”，比如“革命”。那也算瘾吗？毛泽东说那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老蒋则说年青人少管政府的事，只管读书。

我认为，瘾应当是一种物质的存在。比如酒或者毒品，作用于神经系统，缺少了这一物质，会坐立不安，痛苦不堪，满足了此种物质，立刻轻松、愉快。

有一种类似瘾的非物质存在，是情爱。但没人称之为瘾。况且情爱也有很物质的一面，比如激素的变化，它精神文化的方面，成为浪漫。今天还有人研究这里边的物质原因。比方为什么会一见钟情？只对她（他）而不是别人？有人解释为特有的气息，或者诸如长相、谈吐、思路之类，也牵得上物质的原因。

不管怎么讲，上网时间长，算不上需要医生治疗的病。一个很好的医生说过，世上有两个行当绝不能市场化，一是医生，一是教师，这两个行当的从业者需要的是良心。

但目前的中国，则是一心图财的医生拼命编“病”，编造出许多“伪病”好卖伪药赚钱。胖了是病，瘦了也是病，睡不着是病，睡得好也是病，凡有“自恋”、“自怜”倾向的，便可能对号入座，经济发展到人均GDP3000美元，“自恋”便变得普遍。因为过去“自恋”不起。其实唯有这“自怜”是真实的疾病。许多医生还编造，七八十的老翁亦应坚挺如初，只要吃他的药。

纵然编这个“病”，也比编出“网瘾”强，大不了骗骗没事找事的花老翁。他“挺”不“挺”的，连老妪都未必关心。制造出“网瘾”疾病的，却是仗了不小的强势，欺骗糊涂的家长，扼杀成长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