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去，还两块钱买了几本商务的汉译名著回来，这次去，就提了一套《鹿鼎记》和几种河北教育鲁迅的回忆录。书可买可不买，完全是要对得住自己掏的公交车钱和来回折腾才买的书。

《鹿鼎记》是宝文堂的本子，老早读金庸此著，就是看这个本子，2块钱一本，就当买回来留念吧。以前读金庸《鹿鼎记》，死活就是没第二册，堂哥有第三册，借了我，跳过第二册往下看，接着又没第四册，又直接进入到第五册。就这么断断续续的没看完。

人云《鹿鼎记》是金庸最好的，我看未必，这个小说拖泥带水，要讲什么呢，还是殖民地那一套文化心态，反满吧，反不动，不反吧，对不住自己的身份。1970年代邵氏的很多电影，同样是浓郁的殖民地意识，反清复明这些调门，外表看，怎么也不像是洋化了的香港人的审美趣味，其实骨子里的叙事方式是讲英国人其实就是满人，“复明”也就好解释了。香港还在搞反清复明那一套，大陆早就五族共和半个世纪了。

韦小宝说，康熙是个好皇帝，康熙治下，有饭吃，有官做，有女人可以玩，我们就从了吧，大清还是别反了，该享乐的享乐去。这翻话是讲个谁听的？当然不会是给200年前的天地会听的。殖民地意识形态，最最核心的，也就是文化上没个归属感了。没了文化归属感，连身份都说不清了。自己是满人、汉人、洋人还是韦小宝这种连爹是谁都不晓得的杂种？

当然，香港邵氏电影骂清朝肯定是没错的，就是大清把香港割了出去，不是香港主动投靠洋人的。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

书评人 史远泽

康有为是历史学家的黑洞。究其原意，在于康南海好作伪。

康有为的如下公案，都曾近代史或学术史上掀起过不小的争议。掀动清代统治学说的理学根基的《新学伪经考》是否抄袭自“经学”奇人廖平？公车上书实属子虚乌有，康子自吹自擂？光绪帝衣带诏出自何人，内容如何，德宗此诏是否有两份？篡改谭嗣同绝命诗出自康有为，抑或梁启超？一本《我史》，其内容究竟有多少可信成分？

作为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康有为在变法后的特殊历史情境中，作伪，或者重塑历史，是政治影响力再投资的表现。但过分的夸大与渲染，往往使得历史真迹湮没无闻，给后来人解读戊戌变法添加了诸多路障。

戊戌变法史，有三大史料，即康有为所著《我史》、《戊戌奏稿》，以及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戊戌奏稿》、《戊戌政变记》已经被史家验明大量作伪。三大史料中，《我史》也早有史家断言其作伪之处颇多。

《我史》作于戊戌政变后三个月，是在康有为开始流亡海外的第一站日本。初至国外，命运未卜，康有为便急于给自己发动并主持的戊戌变法辩护，也给世人一个内心剖白，于是，写下了这本主要篇幅都集中在甲午（1894）到戊戌（1898）年的《我史》。

康有为晚年，被后学奉之为“圣人”。彼时，孔家店已倒，“圣人”的封号，颇有些调侃的味道。但有据可循的是，康有为号“长素”，素者，素王孔子，长者，过也。追比圣人，需要人格学识气度，也需要不懈地自我塑造。南海先生晚年，玄思“大同”，企盼复辟，多由“圣”入“妄”之嫌，而一以贯之的，是康有为的“自信力”（梁启超语）。

茅海建先生积五年之力，以“鉴注”的方式重订《我史》，实际上做的，正是正本清源的工作。康有为在甲午至戊戌年的表现究竟如何，茅海建做了一个全面的还原。

解读《我史》

1895年 “公车上书”

原文：（“马关条约”）议定割辽、台，并赔偿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于廿八日粤楚同递，粤士八十余人，楚则全省矣。与卓如分托朝士，鼓动各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

考订：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应试举人赴京。后世“公车”特指入京会试的举子上书言事。察院指都察院。清制，没有直接上书权的京官、外官、民人上书，皆由都察院代奏。茅海建据军机处档案考订，该期间，公车上书总共31次，而官员上书123次，所以官员是主体。康、梁此时并无日后盛名，更无能力以应试举子的身份领导官员群体。

1895年 “联省公车上书”（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

原文：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

考订：松筠庵是明代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杨继盛的故宅。杨继盛以弹劾严嵩著名，其故宅在清代成为祭祀杨继盛的祠堂。松筠庵是当时名士聚会之所，可容纳数十人，千二百人之数，夸大其实。此期间，康有为确有可能组织“联省公车上书”，各省举人可能有代表前往松筠庵。因四月初八日光绪帝已经批准“马关条约”， “联省公车上书”一事自然终止，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没有向都察院投递，光绪帝更没有可能看到这份上书。

1898年 上清帝第六书

原文：上命召见（康有为），恭邸谓令其条陈所见，若可采取乃令召见。上乃令条陈所见并进呈《日本变法考》及《俄彼得变政记》。七日，乃奏“请誓群臣以定国是，开制度局以定新制；别开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商局等十二局，以行新法；各省设民政局，举行地方自治。”

考订：

康有为此处所陈述的，即后世认定为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件《上清帝第六书》。茅海建考证认为，光绪未有召见康有为，更没有恭邸阻拦。察军机处档案，因康有为没有奏事权，此折由总理衙门代奏。康有为的变法设计之中，制度局成为决策机构，即“参议”制，康有为本人也希望进入制度局。十二局代办，则是制度局的执行机构。在戊戌变法过程中，制度局的设立与否成为整个高层政治斗争的核心，西太后及其党羽不顾光绪帝的旨意，强行阻止设立该局。《上清帝第六书》实际内容落空。而此处所谓《上清帝第六书》，原文军机档不存，可能为后来所销毁。茅海建考订，后人编辑的《戊戌奏稿》中的《上清帝第六书》为康有为流亡日本期间所伪造。非但如此，《戊戌奏稿》中所录康有为奏折20篇，仅一篇是康有为在当时所作，其余19篇皆后来另作。所录进呈书籍序言5篇，仅1篇为当时所作。

康有为在流亡期间，有系统地制作了“上清帝书”。

1898年 荣禄面劾康有为

原文：（1898年4月）廿八日早入朝房，遇荣禄谢恩同对，与谈变法事。荣入对，即面劾吾辩言乱政矣。荣禄下，吾入对。

考订：察该日军机处《早事》，“召见康有为、张元济、容中堂”，序列康有为在荣禄之前，张元济1953年回忆，他与康有为召见在前，而荣禄在后。面劾一事，康有为何处得知，更不可知。

1898年 袁世凯“变节”

原文：（8月初3），属谭复生（谭嗣同）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袁曰：“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泻。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

考订：此段文字，多有文学色彩，为后世小说家所经常采用。根据袁世凯《戊戌日记》、毕永年《诡谋直纪》，袁世凯此时未给维新党人一个明确的答复，“杀荣禄乃一狗耳”这样的话，袁世凯即便有此心，也绝不敢对外人乱讲。

书评人 张晓波

就像冷战以来所有美国对外战争一样，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山姆大叔在伊拉克解决的问题，远不如带去的麻烦多。寻找“伊拉克可能具有核武器”的难度，与让赖斯承认“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个错误”同样艰巨。

今天看来，美国不顾联合国宪章发动的这场的理由，多少显得可笑。但在2002年，美国媒体与民众，似乎并不这么看。9·11之后，布什政府对伊斯兰世界的进攻姿态显然赢得了多数选民与媒体的选票。那么，媒体是怎样参与进这场大合唱之中的呢？霍华德·弗里尔与理查德·福尔克合著的《一纸瞒天》以《纽约时报》为样本，给出了有趣的回答。

在伊拉克战争之前，舆论早已投入了针对侯赛因“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战斗之中。

此处摘录一段，2002年8月11日《纽约时报》评论版刊载《战前步伐》的评论，该文称：

伊拉克已经拥有生化武器，而侯赛因先生很可能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些武器来孤注一掷地阻止其政权崩溃。

在热心鼓动伊拉克战争一事上，《纽约时报》几乎和布什政府时刻保持着一致的步调。此类有悖国际法原则的评论，在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充斥《纽约时报》评论版。《纽约时报》作为一张极具影响力的大报纸，在战前刊发诸如此类评论，从新闻从业角度来说，严重违背该报百年立报原则——“不偏不倚”。

尽管在战前的最后关头，《纽约时报》又呼吁美国政府避免单方面出兵等等，表面上维护了新闻业的“不偏不倚”原则，而事实上却抛弃了在媒体在报道国家外事问题上应有的根本原则——国际法。

抛弃国际法，鼓动与“假想敌”的战争、包庇政府在外事问题上的丑行，《纽约时报》并非仅伊拉克战争一桩。《纽约时报》持续不断地谬报1964－1965年为报复东京湾和波来古事件而轰炸北越的行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政府对尼加拉瓜桑迪尼斯塔统治的政策、2002年短暂推翻委内瑞拉民选总统查维斯的军事政变等等。

这一系列的错误的根源是什么？如果将原因推诿于编辑人员不具备国际法知识，或者从业水平低下，这绝非一张一流大报的自辩理由。持续整个冷战以及后冷战时期《纽约时报》在外事报道的原则是一贯的，即国家利于高于新闻客观性。在维护或者扩大国家利益面前，《纽约时报》时刻准备与“更保守”的政府保持一致。

对于《纽约时报》在伊拉克战争上所犯的错误，《一纸瞒天》以为，难道侯赛因的携带生化武器的洲际导弹能跨越地球的背面，对美国进行大规模打击？即便地球不是圆的，在一个平面上，这枚可能要造成美国大规模伤亡的洲际导弹，至少需要飞行30000英里。

当然，鼓吹战争，并不需要过硬的理由。单边的世界中，霸权以及支持霸权的媒体，往往视国际法而不见。《一纸瞒天》的两位作者以此希望说明：破坏世界的，不仅是霸权本身，还有“既偏又倚”的喉舌。

《一纸瞒天： <纽约时报>如何谬报美国的对外政策》

作者:(美国)霍华德·弗里尔 理查德·福尔克

版本：三联书店  2009年4月版

定价：35.00

赫尔岑：悲剧的怀疑主义者

赫尔岑与《往事与随想》

张晓波   赫尔岑是俄罗斯1840年代较为知名的文学家。现在赫尔岑的著作可能很多已经不为人知了，但在当时，《谁之罪？》是很有名的社会问题小说。俄罗斯学者布罗茨基主编的《俄国文学史》中说一段赫尔岑的文学轶事，“有着他署名的文章，被人从杂志上剪下来，用高价收买，用贵重的封面装订起来，它们到处被人抄写和引用。”除了文学才华之外，赫尔岑最终能完成《往事与随想》这部巨著，也得益于他终生记日记和保存日记的习惯，是他能在晚年便捷地重新收拾关于他一生的经历。

朱建刚  十九世纪中期之后，俄罗斯文学界、思想界出现了多种回忆录，比如安年科夫的《文学回忆录》、巴纳耶夫《文学回忆录》（中译为《群星灿烂的年代》）、巴纳耶娃的《文学回忆录》，但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得数赫尔岑的这部《往事与随想》。因为前面的几种回忆录主要是关于文坛论争、人事兴衰，而赫尔岑的这部书则是关于一代人的心灵写照，基本上属于1840年代人的成长史，所以意义自然非凡。这套回忆录不仅仅谈论文学，还涉及到思想；不仅仅回忆了那个时代的俄国，还描绘了那个时代的欧洲；不仅仅涉及到那个时代，还涉及到这个时代对后来的影响。

赫尔岑作品中文翻译

张晓波  《往事与随想》国内最早的版本，是197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巴金翻译的《往事与随想》第一、第二两卷。这套书总共有八卷，巴金将她看成是“一生最后的一件工作”。但是巴金因为身体的原因，没能完成。之后，1993年项星耀曾经翻译出版了全本，项星耀先生译笔传神、流畅，影响也很大。但是对这本书推荐之功最大的是巴金，尤其是他在《随想录》中一再褒奖赫尔岑。巴金理解的赫尔岑，是一个反专制，具有审慎浪漫气质的贵族知识分子形象，这是五四一代作家心目中的赫尔岑，但不是一生思想多变的赫尔岑。

朱建刚  巴金对赫尔岑的理解有他的时代意义。作为五四文化的被熏陶者，巴金对封建大家族的那一套生活方式并无好感。他希望走出家庭，能够自由地生活。这一点，赫尔岑做到了。赫尔岑出身贵族，但后来借着给夫人看病为由，终生流亡国外，追寻他的自由理想而去。但巴金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这个沙皇专制的揭露者，这个俄国思想史中所谓的“西欧派”，在1848年之后，开始再度转向了。而这一点，我们却关注得很少。
国内认识赫尔岑不全面，也跟译介不足有关。赫尔岑早期的文学作品，如《偷东西的喜鹊》，《谁之罪？》，很早都翻译过来了，作为文学家的赫尔岑，知道的人比较多些。但他出国之后，更多的是作为一位政论家而为人所知的。他的一些政论作品，如《法意书简》、《致老友书》、《来自彼岸》、《终结与开始》、《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等等，目前国内都很少有译介（《致老友书》的四封信收录在商务印书馆编的《十八——十九世纪俄国哲学》一书中，但关注的人似乎并不多）。不知道赫尔岑的这一段历史，我们所认识的赫尔岑，只能说是片面的，或者说，只能是某个人眼中的赫尔岑。另外，我觉得，之所以对晚年赫尔岑的思想谈得较少，可能与列宁也有关系。我们知道，列宁在1912年的时侯曾专门写文章论述赫尔岑，名字叫做《纪念赫尔岑》。他对赫尔岑的定位就是“十九世纪前半期贵族地主革命家那一代的人物”，并且认为“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之后就陷入了精神破产的状态。”既然领袖都说“破产”了，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不过我们还是回到《往事与随想》吧！

晚年赫尔岑的烦恼

张晓波 《往事与随想》前半部分，基本是讲赫尔岑在国内生活状况的，也就是1848年之前的事情，尤其是他和奥加廖夫、别林斯基、巴枯宁等西欧派人物的往来关系。“西欧派”是18世纪欧洲思想大革命在俄罗斯的产物，他们普遍主张废除农奴制、实行君主立宪。1848年欧洲大革命对赫尔岑本人的打击很大。赫尔岑是1847年出国的，他去了巴黎等地，目睹了大革命的经过，他批评资产阶级欺骗大众、截取革命果实，他觉得他以前追求的一些理想、价值，在大革命之中都成了风雨飘渺的东西。这构成了赫尔岑晚年反思早期革命思想的基础。这个从1824年就开始反专制的政论家在晚年开始撰写大型的回忆录，他重新叙述四十年代人的历史。

朱建刚 《往事与随想》是他的自传，其实也是他在重重打击之下，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辩解，给未来一个交待。赫尔岑晚年其实很辛苦，不但家庭不幸，而且自己所追随的西方民主自由理想又在1848年的枪炮声中破灭，双重打击令他身心俱疲。更可悲的是，从国内流亡出来的“青年俄罗斯侨民”，并不理解他的这种痛苦。反而将他的这种谨慎和反思看作是年纪大了之后的妥协、退缩，因此对他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这令赫尔岑感到极为不满。

张晓波  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之后，赫尔岑和四十年代人所受的冲击特别大，新一代“虚无主义”者比四十年代人远更激烈，他们的要求也是颠覆性的革命，而不是四十年代人温和的方式。1861年农奴制改革有一条，农奴需要赎买土地，使得这个改革法令成了骗局。而这之前，赫尔岑虽然已经是流亡者了，但他在《钟声》杂志上是一再为亚历山大二世叫好的。正是改革的失败，使得整个国家立意于政治革新的知识分子走上了更激进的道路，他们对四十年代人充满了怀疑与嘲笑。赫尔岑写这本书，一方面是要告诉年轻人过去的奋斗史，另一方面也确实是自辩的意思。

一个怀疑主义者的遗产

朱建刚  在整个19世纪，除了那些执意维护农奴制的父辈与锐意改革的子辈之间的矛盾外，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所谓“四十年代人”与“六十年代人”之争。屠格涅夫在《父与子》开头本来用了一句话，年轻人对中年人说：“你有内涵而没有力量。”中年人对年轻人说：“你有力量而没有内涵。”后来因为考虑到会引起争论，所以干脆删除了。但在他的手稿上是提到的。这其实很生动地揭示出两代人的差异。年纪大的，老成持重，考虑多些；年纪轻的，热情洋溢，充满行动激情。这种差异除了年龄上的原因外，还有社会背景的问题。
19世纪60年代后，农奴制改革后，农村落后依旧，政府专制不变。种种现实表明：四十年代人所遵循的温文尔雅的自由主义原则已经日益不能满足改造俄国的需要。此外，新一代知识分子成长的50年代，恰逢1848年革命后沙皇政府采取闭关政策，禁止学生前往西欧求学，以免接触革命之余毒。此举虽有成效，却也令六十年代人失去了接触西欧自由主义文明的机会，无法从思想上继承其父辈之衣钵。故有平民知识分子如杜勃罗留波夫者，眼见现实残酷，便不惜以极隐讳之言语，呼吁“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此等分歧，诚如以赛亚•柏林所言：“‘我们’和‘他们’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包括屠格涅夫——寻求自由、通融。‘我们’要摧毁、要革命、要新的人生基础；此外没有什么能毁掉当道的黑暗。”然而，在父辈看来，这种否定一切的做法无疑过于轻浮，也太显激进，故屠格涅夫与《现代人》杂志决裂，明智如赫尔岑者，仍免不了为“青年俄罗斯侨民”而大动肝火，在《往事与随想》中大作愤世之言。

张晓波 “父与子”是很典型的“现代性”话题，俄国十九世纪，始终处在走向更激烈的变革之中，变革意味着激进，也意味着“新陈代谢”。但赫尔岑晚年已经开始担心一些不安的气氛了。他的《往事与随想》中，充满了对时代以及各种主导性话语的怀疑。

朱建刚 《往事与随想》是一本杰作，他对于我们理解19世纪的那一段历史极为重要。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对这本书及其作者的理解依然停留在反封建专制，革命民主派这样的程度，这是令人遗憾的。实际上，赫尔岑是个悲剧性的虚无主义者。俄国另一位思想家尼古拉•斯特拉霍夫（Н.Н.Страхов，1828-1896）曾在他的名著《我们文学中与西方的斗争》（Борьба с западом в наше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Киев ，1897）中指出了这一点。年轻的时侯，他否定俄国的一切；中年的时侯，他怀疑西方的自由民主理想；晚年的时侯，他不知道该往何处去，只能寄希望于人道主义。赫尔岑否定俄国的现实，但又对西方的民主自由充满怀疑。更为重要的是，赫尔岑一直对那些以抽象理念代替现实生活，以集体的名义代替个人权利，以未来的许诺代替现实的关怀保持着充分的警惕。这一点才是我们今天真正要加以注意的。事实上，我觉得，这也是晚年赫尔岑之所以被忽略的原因。我刚才说了，这种忽略，也许是有意识的。

朱建刚 俄语文学博士  著有《普罗米修斯的“堕落”：俄国文学知识分子形象研究》等。
张晓波 书评人

刊《新京报》，有删节。

赫尔岑年轻时代

老年赫尔岑。

两个世界的赫尔岑

书评人 张晓波

俄国与欧洲

亚历山大·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1812——1870年)的人生与世界，被1847年生硬地划分为前后两截。

1847年之前，赫尔岑是沙皇尼古拉一世所烦恼的敌人，是与别林斯基、屠格涅夫、格兰诺夫斯基、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共创俄国1840年代文学思想界“辉煌十年”（赫尔岑同时代人、文学史家安年科夫语）的主角之一。至今，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依旧享有世界级的显赫声名，而赫尔岑的文名，似乎已不为人知，即便其代表作、经典的社会问题小说《谁之罪》，也仅其标题为人熟稔而已。而据布罗茨基主编的《俄国文学史》的说法，当时读者，以最好的信纸，争相传抄诵读赫尔岑的文章，并以此为荣。俄国十九世纪初期至二十世纪中叶，文学巨匠辈出，各种文学流派交替繁复，赫尔岑并不算突出的文学才能，很快就淹没了。

1847年，迫于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赫尔岑携家选择出亡欧洲。赫尔岑并不是俄国第一个出身贵族的反对派，但却是俄国流亡者的始作俑者，这之后，俄国文学界、思想界的流亡史至1994年叶利钦邀请索尔仁尼琴归国结束。赫尔岑后二十余年的活动，都与政治有关，包括参与1848——1849年欧洲大革命、1850年间的社会主义运动，更主要的是在1857——1862年间与欧加廖夫一起创办政治刊物《钟声》杂志，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俄国五十年代末开始的农奴制改革。1862年，《钟声》杂志的影响力下降，俄国青年一代开始信奉更激进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虚无主义”，俄国的欧洲侨民，也不再瞩目改革，《钟声》销量严重下滑，最终停刊。这之后的岁月里，赫尔岑的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写作《往事与随想》。

在赫尔岑二十三年的流亡岁月中，沙皇数次向他递送橄榄枝，但赫尔岑深知归国所等待他的，仅有流放与监禁，俄国的拳拳赤子客死他乡，在晚年忧愁落寞的岁月中，赫尔岑无数次追忆故国，怀念四十年代辉煌的岁月，重新思考1840年代的大革命，回顾个人的家庭悲剧以及与欧加廖夫在麻雀山定下的终生革命之情谊，这是赫尔岑以及十九世纪时代风云的巨著——《往事与随想》。

四十年代与六十年代

赫尔岑在1860年代的景况，显然不如1840年代。《钟声》的停刊对他打击甚重。1860年代俄国农奴制改革之后新崛起的俄国平民革命者以扫除一切历史残余的态度，将赫尔岑归于“多余人”之列，不再相信政府，不再相信贵族，不再相信四十年代人所做的一切努力。赫尔岑在落寞中，以个人的生平史对质疑进行了答复。关于《往事与随想》，赫尔岑说过，他想重新认识一下“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应”。叙述历史他所无无需愧对的“历史”。

四十年代人赫尔岑诞生于拿破仑侵俄战争与莫斯科大火之际。赫尔岑说，他也参加了抗击侵略的战争。赫尔岑的成长是四十年代人共同受到的教育，——1825年12月24日尼古拉一世镇压十二月党人。他与欧加廖夫目睹了这场贵族革命者的悲剧，在麻雀山击掌盟誓，终生以反对沙皇专制为己任。赫尔岑也经历过荒诞的流亡史，1834年因为参加一个学习小组而被流放西伯利亚五年之久，重返彼得堡之后又因为在私人信件中谈论了一桩谋杀案而被驱逐出彼得堡。1842——1847年，赫尔岑与别林斯基、格兰诺夫斯基、巴枯宁共同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黑格尔哲学与革命、社会小说与解放农奴这是这一代人的共同命题，当然，赫尔岑还有一段与表妹的传奇爱情。关于这段生活，构成了《往事与随想》前半部。

赫尔岑为四十年代人辩护总结，“向他们投石子是罪过。总之，全靠有了那个时代的多余人，新一代才没有成为多余人”。赫尔岑在六十年代，已然明了农奴制改革是一场骗局，呼吁“革命”。但彷徨的赫尔岑显然没有六十年人来得激烈，后者告诉他，火凤凰将在革命的废墟中重生。虚无主义者的第一个激励行动，即是暗杀。卡拉科佐夫在1866年刺杀沙皇未遂，十五年后，民意党人在数十次失败后，终于在1883年刺杀亚历山大二世。这是赫尔岑所痛恨的方式，赫尔岑相信，四十年代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是理智的、富于人道主义的，而恐怖主义只会带来毁灭。相反的理由，曾经的领袖，《钟声》杂志的创办人被后者抛弃了。

身前与身后

俄裔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曾为赫尔岑惋惜，这位十九世纪的文学与思想巨子在死后，声名却远不如他同时代的托克维尔、车尔尼雪夫斯基，更不用说马克思。他的《往事与随想》，躺在图书馆的角落里，无人翻阅，无人提及。伯林钟爱赫尔岑，两人的气质如出一辙，在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选择中，赫尔岑选择了后者。

伯林没有解释为什么赫尔岑身后的落寞，以其提出“消极自由”这个概念，大意已经说得很明白，赫尔岑之类的思想家，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激进化竞争中注定将要失败。

对于十九世纪以来猛烈的乌托邦运动的本质，怀疑论者者赫尔岑曾有妙语，“历史难当是一出已经知道结尾的喜剧，剧终人散，皆大欢喜”？

《往事与随想》的作者经历了个人政治生活的悲剧、多次家庭的悲剧、以及被新人抛弃厌倦的悲剧，绝无理由相信历史将以喜剧收场。这是赫尔岑说宣称的，以个人历史验证历史。

一八四零年间，赫尔岑曾迷醉于黑格尔哲学，称黑格尔的哲学是“革命的代数学”。一八七零年，赫尔岑在去国二十余年之后终于病死在西欧。他死之前，那位发明了俄罗斯革命的代数学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被到西波利亚十年了，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门徒却已遍布俄罗斯，他死后十年，将黑格尔哲学“翻个了个个”的马克思的门徒们也终于抵达俄罗斯，而他，则作为“革命的先声”而死在异国了。

附文

项星耀与臧仲伦译本

国内《往事与随想》现有臧仲伦与项星耀先生两个全译本。新版臧仲伦译本前三卷和《家庭的戏剧》出自巴金译笔。

同为俄罗斯文学翻译大家。臧仲伦先生的译文，忠于原文，刻求准确传达作者愿意，我第一个读的俄文小说译本即是臧仲伦先生所译《罪与罚》。臧仲伦先生几乎尽数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小说，我个人以为，于准确来说，臧仲伦先生所译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精确。此次耗费数十年精力重译《往事与随想》，力求完美，不留遗憾，令人敬仰。更让人信服的是，臧译《往事与随想》比项译多出近二十万字。我查对了两个译本之间的差异，臧译所多的文字，其一是《往事与随想》原文所夹带法文、英文尽数在正文排版，以中文注释；其二，收入了项译本所漏译的章节；其三，臧译对《往事与随想》提及的地名、重要历史人物皆加了注释；其四，收入了译者长篇后记，伯林论赫尔岑的文章。以一个普通读者眼光来看，臧译原文直接将英文、法文排版，是对阅读的损害，尤其是赫尔岑从小接受法语教育，在行为中大量使用法语。中文译介大量植入法语原文，使阅读不停中断，似有不妥。

项星耀先生译本文笔精炼、文笔优美，对于赫尔岑所使用的“伊斯康大体”有极为准确的把握。项星耀先生已经去世，项译全本《往事与随想》出版已有二十年，并数次再版，读者口碑甚好，也希望有能力继承项先生文笔的译者补全其书缺译部分，以使其完璧。

 刊《南方都市报》，有删节。

赫鲁晓夫这个人，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深远。其在20世纪共运史上的位置，恰相当于中国的小平同志。前者以失败告终，后者毁誉参半。1956年之后，中国往往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批评赫鲁晓夫，也借此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实际上这是个天大的误解。赫鲁晓夫的用心，多在政治方面，于经济方面，基本一窍不通，而中国的所谓苏修，基本立意是反斯大林计划经济。

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失败告终，缘于其先天不足。自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联的社会主义，与其说是社会主义，不如说是新沙皇社会主义。苏联老大哥除了意识形态更换门厅之外，所作所为，与沙皇时代无异，勃列日涅夫之后，十月一代革命家已后继乏人，更不提列宁时代全球政治追求，只剩下几个西马在装点面门和美苏争霸的格局，何其悲凉？

俱往矣。

赫鲁晓夫的上台与下台

如果要评选下20世纪最充满戏剧感的大国领袖，前苏联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肯定名列前茅。
    赫鲁晓夫（1894——1971）的著名笑话是“脱鞋敲桌”。此事发生在1960年10月联合国大会期间，菲律宾代表发言抨击苏联在东欧干的正是他们所反对的殖民主义，赫鲁晓夫脱下皮鞋，敲打桌子，表示抗议。然而，后来经过对现场照片的分析，发现实际的情况是：赫鲁晓夫在手拿皮鞋敲打的同时，他的两只脚上其实都穿着皮鞋。也就是说，赫鲁晓夫提前就预备了一只额外的皮鞋。他并不是一时兴起脱下皮鞋抗议，这个举动是精心安排过的。关于“脱鞋敲桌”事件，还有诸多版本，无不是幽默一把前苏联著名恐吓外交。
    《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作者叶梅利亚诺夫也大致认同，赫鲁晓夫的喜剧感（或者小丑感）与一个严肃的大国领袖不太匹配。不过叶氏还是认为，喜剧感背后的赫鲁晓夫实际上是精明强干的“彼得式”（俄国历史上著名的铁腕彼得大帝）人物。赫鲁晓夫十月革命后就登上政治舞台，1935年就已当选俄罗斯最重要的州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卫国战争期间，赫鲁晓夫战功显赫、大出风头，协同指挥过基辅保卫战、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会战等等。这些大战役，基本上和朱可夫联系在一起，1953年斯大林病逝，赫鲁晓夫在老军头朱可夫的襄助之下，终于干掉克格勃一号贝利亚，夺得政权。《赫鲁晓夫传》上半部分叙述的就是赫鲁晓夫的发迹史，当然，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上台后干了什么。
   赫鲁晓夫干的第一桩大事，就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按照叶梅利亚诺夫的看法，赫鲁晓夫此举，最直接的政治目的，是要清除斯大林一派的人物，这其中包括斯大林时代的二号人物莫洛托夫。只有全面否定斯大林，才能连根拔掉莫洛托夫为代表旧派人物，实现赫鲁晓夫的绝对领导地位。
    苏共二十大也导致了多重结果，包括苏东世界信仰的崩溃和分裂、大批斯大林时期被镇压的知识分子获得释放、文学上的“解冻”潮流的出现，以及中苏交恶。苏共二十在苏联国内一度开启了民主化潮流，大批反思斯大林时期政治僵化的文学作品、政论作品开始出现，比如爱伦堡的《解冻》、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被当时官方文学刊物发表。
    赫鲁晓夫干的另一桩大事，是古巴导弹危机事件。1962年，苏联在古巴安置了中程导弹，每一枚导弹都携带威力比广岛原子弹大二十倍的核弹头。后被美国发现，引发两大核武器帝国之间13天的对峙，最终以苏联的撤出而告终。古巴导弹危机的13天，堪称人类历史最为恐怖的13天，对峙双方一个谈判细节上极小的裂痕，就有可能带来全球性的毁灭。军事危机反映的，仍旧是赫鲁晓夫外交手段中超级帝国主义的蛮横。
     在前苏联的赫鲁晓夫执政8年中，“民主”一词被提到次数仅次于戈尔巴乔夫时代，赫鲁晓夫喜欢标榜“民主”，也以“社会主义民主”推动者自居。不过，仅就赫鲁晓夫对待下属的态度而言，民主和赫鲁晓夫本人的关系，似乎并不大。在叶梅利亚诺夫提供的诸多秘密档案中，“民主”往往是赫鲁晓夫讨伐政敌和异端的最佳利器。关于赫鲁晓夫，他的孙女、历史学家赫鲁晓娃曾经有过精当的点评：赫鲁晓夫是戈尔巴乔夫的先驱，两人的命运也基本相似。赫鲁晓娃还有妙语，称赫鲁晓夫之前的“沙皇”，不是老死“克林姆林宫”，就是自杀或者被人暗杀，而赫鲁晓夫之后，“沙皇们”都可以颐养天年了。
    沙皇仍旧是“沙皇”，不过是开启了民主化潮流的“沙皇”，且看他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密谋罢免赫鲁晓夫时的恐怖。
    1964年10月，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和克格勃负责人谢列平密谋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当时，有人要勃氏给正在度假的赫鲁晓夫打电话，他竟“害怕得差一点昏厥过去，后来被别人强拉硬扯到电话机前”。当听说赫鲁晓夫知道了政变的消息时，勃氏一下子扑到朋友的怀里，惊恐不安地说：“全完了，赫鲁晓夫会把我们统统枪毙的。”
一个缺乏民主的组织，领导人的更替，贯穿其间的，只有阴谋和恐怖。

《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
     作者：（俄罗斯）Ю.B.叶梅利亚诺夫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09年1月版
     定价：58.00元

刊发时署名 史远泽

警惕农业“菲律宾化”

书评人 张晓波

37岁之前，李昌平是个湖北监利县一个乡官，勇于做事、敢于质问体制弊端。在任上做了不少事，也得罪了不少人，因为轰动一时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文，受到排挤，丢了官，下了海，又转行做了学者和行动者。官场问题人物李昌平著的新书《大气候》，还是不脱乡官本色，有实地调研，有缜密分析，也有预期规划，给读者提问，给决策者提醒，也给农业发展方向提意见。

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用李昌平的概括，简而言之就是“9亿农民给4亿市民搞饭吃，没前途”。怎么办？在李昌平看来，中国的现代化的成败之匙，成败就在于农业。李昌平提供了一个横向比较数据，发达国家都只有10％左右的农民，中国还有9.4亿农民，占70％。如果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至少还要转移8亿农民。即便以人口停留在13亿这个数字之上，最低限度保留30％的农民计算，那么，将来数十年至少还有转移5——6亿人到城市，以平均1年转移1500万人，需要近40年。

改革已过而立之年，1978年，是8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饭吃，今日大格局依旧未有变化。三十年的农村改革之路，远非成功。

当然，仅以西方为参照，忽视历史因素，无异于纸上谈兵。以中国农业所面临的困境，亚洲国家的成败更值得借鉴，无论在人口压力、人地资源情境上，中国更接近于亚洲一些国家。由此，李昌平以菲律宾和日韩作为亚洲正反两面来探讨中国农业的前景。

菲律宾曾是亚洲的“美式民主橱窗”。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宾。菲律宾以师从美国，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选择上，决策层以为，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必须以资本之力改造小农经济。

在菲律宾政府和精英的主导下，西方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全盘控农村，包括金融保险、土地交易、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无不受资本辖制。由此，大量自耕农和佃农纷纷破产，成为农业工人。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用工越来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业农民涌进了城市。随着韩战、越战的结束和冷战的趋缓，菲律宾逐渐丧失美国远东桥头堡的地位，跨国资本大量撤出，城市的就业率下降，进城的很多“农民工”被抛入贫民窟。高失业率，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容易转化成社会和政治问题，菲律宾的高失业率使军人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政治依据，从而导致社会动荡，经济衰退。政局不稳反过来又使得失业加剧，形成政治与社会的恶性循环。国内无法消耗劳动力资源，菲律宾就不断输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及世界各地，以至于菲佣为了国家的“名片”。

菲律宾的失败，是一个经济依附性国家通过资本全面消灭小农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今天的中国，同样在面临大资本对农村侵蚀、巨大的农民工就业压力。菲律宾的农业改造，是留给中国的一份失败备忘录。

同样是地狭人众的日韩农业现代化，却发展出了成功的模式。二战后的的日本，并不依靠资本改造和消灭农民，而是在土改的基础上，限制大资本下乡，扶持小农组织起来，包括建立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养殖业的收益，几乎分享了农村金融保险、加工流通、市场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和土地“农转非”等诸多方面的绝大部分收益。日韩和我国台湾限制大资本下乡，大约经历了数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农地转移只许在农民之间进行，没有出现小农在短期内大量破产；进城的农民和城市居民都同等享受国民待遇；农民的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是基本相当的。

农业的和平崛起，造就了日韩的崛起，也造就了日韩的政局的相对稳定。

以日韩、菲律宾的对比。李昌平提出了几点值得深思的意见：

扶持农民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扶持农民合作金融；支持中国农民组织和企业扩大农产品在日韩和欧洲市场份额；立即废除现在的征地制度，让农民拥有分享土地“农转非”收益。

这些建议，实际上都曾是菲律宾所放弃的发展模式，而为日韩所用。当然，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之路，与日韩模式也不可完全等同，相较来说，日韩模式仅是一种可供借鉴的成功范例。在全球金融危机强劲冲击之下，中国农民工的失业率已经加剧。据权威部门统计，2009年有7000万农民工被迫返乡，1100万进城农民工失业，而返乡农民工中有20%尚未再就业。无论任何一个数据，都值得可忧，社会失业率加剧的后果是必然导致两级分化的再次拉大以及衍生出种种社会不安与动荡，根本原因，还在于建国六十年以来农补工、以大企业官商资本掠夺农村留下的恶瘤，菲律宾就是前车之鉴。

做官，做不骗不瞒的官，需要不屈不挠的勇气；做学者，敢于讲话，敢于放炮，同样需要不屈不挠的斗志。我个人认为，李昌平对于农业菲律宾化的担忧是《大气候》这本书提供给我们最沉痛的见解，需要决策者三思而后行。

《大气候：李昌平直言“三农”》

李昌平

陕西人民出版社

定价：28.00

刊于《新京报》，署名顾农，此稿与刊发稿有所出入。

乌合之众的独裁

张晓波

    如果一座建筑物在暴风雨之中倾塌，应当责难于建筑本身构造的残缺乃至朽坏，还是推诿于风暴的猛烈以及施救不力？以此比喻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垮台，美国政学两界衍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以施救不力论著名的“麦卡锡主义”至今仍是美国政界乃至汉学史上的一块伤疤。
    “谁将中国丢给了共产党人”，1950年2月，新中国成立之后仅四个月，参议院麦卡锡在演讲中抨击美国当局为共产党人所操控，放弃了对国民党的救援。对于共产主义的同情者，麦卡锡称之为“叛国者”，这份名单包括政学两界知名的205人，后缩减为85人。随着冷战的展开，麦卡锡主义成为美国学界的白色恐怖，包括美国著名的汉学家拉铁摩尔和费正清等人，都受到了“叛国者”的诽谤。
    麦卡锡主义产生于美苏军事集团冷战的政治语境，中国作为美国二战时期的盟友和远东抵御布尔什维克的桥头堡，“将之抛给了共产党人”，令美国政界政界哗然，在情理之中。而在“麦卡锡白色恐怖”中成长的一代史学家，首当其冲，最紧要的回答，则是国民党为何在大陆溃败。二战后，潜心于明清史魏斐德撰有《间谍王：中国的特工》，比戴笠为“中国的希姆莱”，以国民党政权为法西斯；以清史知名的史景迁著有《追寻现代中国》和《毛泽东》，以人物传记的方式，从侧面肯定了中国走向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逻辑。
与魏斐德和史景迁传记写作相较，易劳逸借重社会学成果，《毁灭的种子》是其大量批判国民党的历史著作中，颇具代表性的一本。
    《毁灭的种子》开篇即论述云南与重庆在抗战时期的中央——地方关系。云南军阀的成因，自辛亥之后自有其武力系统。1927年国民党北伐胜利之后，云南名义上受南京政府管辖，而实际上却是独立王国，包括货币发行、双边贸易、政府机构的用人乃至军事管理，都政出云南军阀龙云。抗战爆发，民国政府西迁重庆，龙云表面上接受中央统战，而背后却襄助汪精卫出逃、拉拢罗隆基等自由派人士，以此捞取要挟重庆的更多政治资本，而中央政府则反攻云南，包括派遣特务、收回外贸主权、发行货币等等，力图侵蚀云南军阀的势力。
    云南军阀龙云和重庆中央政府的貌合神离，不是孤立的个案。国民党的武力基础起于北伐，依靠的是效忠于蒋介石的30万中央军（至抗战时期中央军规模），而五倍之上的则是“后娘养的”杂牌军，这部分军队，或是收编自军阀，或仍在军阀之手，如山西的阎锡山、云南的龙云。抗战之际，中央军常常做后备队，而充当炮灰的则是地方军。美援装备、补给等，蒋介石一概拨付中央军使用，地方军则靠抢劫掠夺，关系紧张的时候，地方军则反噬中央军，以国共辽沈会战为例，被派往东北的5万云南地方军最终倒向共产党人，使东北的天平倾斜。美国观察家和国民党内高参都注意到，国共内战期间，地方军往往不放一枪一弹就直接向共产党投降，更有甚者，是成建制的倒戈。国共内战期间，五倍于中央军的地方军，实际上可以忽略不计，在一些军事观察家眼中，这部分的军力，反成了中央军的死敌。
    军事的失败，肇因于北伐的不彻底，而政治的失败，在易劳逸看来，则成于无可挽回的政治经济的全面腐败。
    就高层政治而言，国民党始终处在内部分裂、互相倾轧之中。蒋介石是国民党名义上的总裁，但很难控制住党派纷争，这一混乱起因于孙中山死后的各派纷争，蒋介石藉此上台，但根基并不稳固。1938年，蒋介石曾授意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使其纯化国民党，但很快，三青团便发展到与国民党争权夺利的地步。1947年，蒋介石取消三青团，但直至国民党退出大陆，派系混战依然如故。
    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基础是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抗战期间，农村为政府提供了数以千万计的兵员。从农村抓来的新兵，经过简单培训之后，被用绳子捆绑在一起送往前线。培训粗暴、虐待新兵等等，据保守统计，死于非战斗减员就达到了140万。抓壮丁如此，收地租则更为凶暴，连年战争与及通货膨胀，农民与农业处于崩溃边缘，而高税收、频繁的军粮征集如果，以至于农民畏国军如虎，国民党高级军官在回顾国共内战时也承认，战争失败，与政府和百姓的分离密不可分。
    二战期间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的魏德迈对于蒋介石曾有如下见解，“委员长远不能算是一个独裁者，事实上仅仅是一帮乌合之众的首领而已。他常常难以保证推行自己的命令”，这与易劳逸的看法不谋而合，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肇因于离心离德，失道寡助，一帮乌合之众的独裁，岂能长久维系？大厦将倾，只是时间上或迟或早而已，按照易劳逸的意见，美国救与不救，不过是杯水车薪，更遑论麦卡锡的“抛弃中国论”。
《毁灭的种子》虽为研究国民党问题，阅读之中，却时常有“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的惶惑。试摘抄一段：
在临全大会之前，蒋介石就时常抱怨国民党党员：
1、做官不做事；
2、有私利而无公利，有小我而无大我；
3、重权位而不重责任、享权利而不尽义务；
4、有上层而无基础，有党员而无民众，骄奢淫逸、自高自大而不知民众疾苦，与民众相隔离；
5、有组织而无训练，有党章而无纪律，有议案而无行动。

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
作者：易劳逸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
定价：20.00元

刊于《凤凰周刊》

“阿芙乐尔”巡洋舰

十月革命，我写过几篇文字来讨论过，期间细节颇有趣。近读法国史家尼古拉·韦尔特所著《1917年，革命中的俄罗斯》，其中有个段子，讲“阿芙乐尔”巡洋舰首炮，颇堪玩味。

“阿芙乐尔”巡洋舰在十月革命之后，几乎成了革命的象征。布尔什维克策动革命，喀朗施塔得水兵是主力之一，“阿芙乐尔”巡洋舰是布尔什维克控制的最主要武力。1917年11月7日（时在俄国旧历十月），革命爆发，立宪党人毫无还手之力，革命势如破竹，最后只剩下东宫可做据点。保卫东宫的是哥萨克、士官生以及妇女敢死队。布尔什维克策动工人、士兵强攻要塞，同时命令攻击“阿芙乐尔”巡洋舰和彼得保罗要塞上的大炮同时向东宫开火。于是，就有了十月革命的第一炮。

彼时一战正酣，俄国军械技术，完全仰仗西欧和德国，对德交战之后，俄国的外援完全被封锁，技术落后导致枪炮不足，像“阿芙乐尔”巡洋舰这样的巡洋舰，也没有装备炮火，只有一发空炮，于是乎只能装模作样朝东宫打了个空炮，虽则只是空炮，但响声震天，守卫东宫的士官生大都没有经历过战阵，一听炮声就丢盔弃甲，全跑了个干净，哥萨克本身就是亡命之徒，谁给银子替谁卖命，乐得投降。于是，布尔什维克不费吹灰之力攻克东宫。

记者里德时在彼得堡，著有《震撼世界的十天》，称，十月革命的那天晚上，戚寂无闻，偶尔听见一两声枪响，第二天一早醒来，大街上临时政府的警察，全换成了布尔什维克的人了。

总计大约有五十本左右，小说书信散文，多有重复，各出版社版本不一，收录中短篇小说及散文收入不一。其夫人回忆录多至三种，一种为节本（韦丛芜本），其余为全本，因购买时间不一样，随见随买之故。因书目太大，不注明版本。有机会，会整理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出版目录以及研究作品出版目录（1980年之后），以备同好者查询。尚缺的几种是《赌徒》，此书在老家，译林版。

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像

告密者

退役老军医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共育有六个子女。长子米佳生于1819年，次子费佳出生于1821年，后来两人都走上了文学与出版道路。费佳，就是的伟大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米哈伊尔与费奥多尔，因为年齿较近，同样喜欢文学的缘故，以普希金为榜样，两兄弟从小手足情深。米哈伊尔曾经写过诗，翻译过席勒的作品，同时也是不错的出版人，但始终没有成为出色的文学家。如果不是因为《时报》在1863年被查禁，米哈伊尔可以算是一个成功的出版家。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1864年之前的书信中，有半数以上是写给米哈伊尔的，尤其让人悲怆的是1855年的信，此信发自塞米巴拉金斯克（今哈萨克斯坦东北部城市，塞米巴拉金斯克州首府），此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流放地充军戍边。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兄长的书信中，央求兄长不要抛弃他，给予物质支持，请求寄书和钱过来。

在1850——1854这四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兄长音信断绝，作家问，兄长为什么在这四年中一封信都不寄来？政治犯也是有收信权，同时彼得拉索夫斯基小组的其他政治犯是收到了信件的。在以后五年的时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兄长写信，请求米哈伊尔为他的事情奔波，请求兄长发动各种关系，让他重回首都彼得堡，使其能得以重新回到文学界。

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1849年彼得拉索夫斯基小组一案而入狱。彼得拉索夫斯基小组是当时的激进派活动小组，以傅立叶主义为旨归，讨论解放俄国农民问题，建立合作公社法郎吉，其极端派主张有组织的革命活动。作家曾在小组中做过发言而被捕，并朗读过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此信涉及反沙皇等革命内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而兄长米哈伊尔也是彼得拉索夫斯基小组中的一员。小组成员回忆米哈伊尔沉默寡言、冷静，而其作家弟弟在写给兄长的悼词中称，米哈伊尔“在青年时代是一位最狂热最忠实的傅立叶主义者”。

米哈伊尔于1849年5月被捕，是年6月被释放，警察厅对米哈伊尔做了这样的批示，“退职陆军少尉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非但没有参与任何反政府的罪恶活动，而且抵制过那些罪恶活动。”

非但如此，米哈伊尔还受到了皇室办公厅的嘉奖。一九二八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多利宁发现了一封米哈伊尔写给第三厅头子杜别尔特的信。该信如下。

列昂季·瓦西里耶维奇大人阁下：

阁下七月十六日大扎已悉，谨回复如下：承蒙赐予二百金卢布一次性津贴，已于本月二十八日如数收到，甚感。

能为大人效劳，不甚荣幸之至。

恭请钧安。

                                                         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一八四九年七月三十日。

彼得拉索夫斯基小组一案，当世甚为轰动，当时彼得堡风传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兄弟中的一人是叛徒。在米哈伊尔写这封信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尚被关在阿列克谢三角堡，等候判决，而其三弟安德烈，也不曾参加彼得拉索夫斯基小组，在审查后就被放出来了。

更让人疑惑的是，米哈伊尔在费奥多尔长达四年的牢狱生活中，未曾有一封书信，一次问候，以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戍边之后，竟不知兄长生死。

现在已没有更多的资料来证明米哈伊尔究竟在彼得拉索夫斯基一案中的所作所为，但其大节有亏，应当无疑。

文中警察厅评语和米哈伊尔书信均出自格罗斯曼所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张晓波

    建刚好几次和我说卡特科夫值得去研究研究。我对这个人实在不太熟悉，以前知道是干《俄国导报》的，屠格涅夫在上面发过不少小说，后来闹翻了，屠格涅夫称“卡特科夫关节炎”。我至今搞不懂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大概是卡特科夫这人不太好弄吧。 

    这两天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选，里边有很多至卡特科夫或者《俄国导报》编辑部的信，大致无非要版面，要预知稿费。这部分信件的写作时间大都是在1867——1870，彼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带着新婚妻子，靠着卡特科夫预支的3000卢布跑到了欧洲。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国，是因为担心呆在俄国，债主会找上门来，把他投进监狱去，所以从卡特科夫那里拿了钱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好赌成性，几个钱很快就输光了，于是又向卡特科夫写信告穷。但卡特科夫总是满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要求，甚至最高预支了7000卢布。

    7000卢布是个什么概念呢？185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要和第一任妻子结婚，这个女人本来想嫁给一个教师，这位教师的年薪是400卢布。我猜想，这相当于现在中国小城市一个工人的年收入，就算是2万吧。那么7000卢布这个数字，起码是30万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的《罪与罚》挣了1.5万卢布，这个数字很惊人，按照上边的换算，扣除货币贬值的因素，应该相当于现在60万左右。可信嘛？这个换算。

    应当说，还是可信的，十九世纪文化消费，相对来说比现在高昂的多，现在买本书上一百，基本上很贵了，看一场电影，携家带口的，至少也得一百。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的《穷人》在外省要卖15卢布，划算下，15卢布大概等于人民币750元，这个数字很夸张，很值得推敲，不过有一点应该肯定，当时的书，基本上是卖给富人看的，俄罗斯的农奴基本不识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穷困潦倒期间，经常要求卡特科夫每月寄100卢布，也就是5000人民币，这笔钱携家带口在国外生活一个月，想来也差不多。至于他的几部长篇，到底卖多少钱，等于多少人民币，这个数字有待有心人去考证。

    再说说卡特科夫，能预支7000卢布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当于30万人民币，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版权，这手笔，也不是小书商干得出来的。

我查了下我手头有的中文资料，没有找到一篇卡特科夫的文字，这个主编究竟如何。真不得而知。

补遗

今天在书信选找到一个新的证据，在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谈论了七十年代末给一名俄国城市中下层家庭妇女的，这名妇女的犯了罪。信中提到他丈夫的收入是每月十五卢布，也就是说180卢布年薪。这是中低家庭一个男性的收入，姑且以1万计算。也可见1854——1880这段时间，卢布基本是维持稳定的。
我确实很疑惑当时的稿费为什么这么高。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宁娜》是在俄国导报上发表的，每印张是500卢布，总共40多个印张，这个小说初次刊登应该是在1873年。按翻译后换算成中文比例，一印张大约3万字左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印张是300卢布。也是40多个印张。
我个人的猜测，十九世纪与现在不太一样，当时写小说确实是好买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4年离职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当时他的身份是公务员，现在有公务员舍得离职去写小说吗？王跃文算是一个，王跃文每年的版权和小说出版收入在100万以上。所以我上面的换算不会太离谱。

近读梁赞诺夫《俄罗斯史》，梁氏评价十九世纪晚期俄国文化中，论及托尔斯泰时，语不惊人死不休，“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的话，那么托尔斯泰一定堪称此殊荣”。
梁赞诺夫是美籍俄裔，出此语，可见其对先人的推崇与骄傲。俄国人确实有这个资本骄傲，如果托尔斯泰不称小说第一，谁敢说自己第二？即便是骄傲的美国公牛海明威，也对托尔斯泰颤颤巍巍。
好斗成性的海明威说：“我不声不响开始写作，慢漫地，我打败了屠格涅夫先生。接着我严格训练自己，我又打败了莫泊桑先生。我与司汤达先生两局打成平手，在决胜局中中我想我还是以微弱的优势占了上风。可是谁也没法拖我到拳击场上去和托尔斯泰先生比个高低，除非是我疯了，或是我的水平还在不断提高。”
大师，是托尔斯泰，是我从来不乐意评价的托尔斯泰。
十七八岁的少年，读过几本书，大多怀揣小说家梦想，日夜想着写个惊天其泣鬼神的小说出来。很不幸，我是做过这类春梦的少年文学犯之一。更不幸的是，我读了托尔斯泰，还把他的小说全部看光了。我基本认定，读了巴尔扎克的，还是敢去写小说的，起码觉得这个世界还没到尽头，读过托尔斯泰的，基本上算是和小说绝缘了，小说世界一团漆黑。傻人中有著名的茅盾，《子夜》要学《战争与和平》，学成的是勒布朗的螃蟹步上篮。
仿照鲁迅式的愤青话语，就是告诫有志于写小说的文学犯千万别去读托尔斯泰。那个姓狮子的家伙，就是文学场上登峰造极的奥尼尔加迈克尔乔丹的复合体，看他的小说，你就想象一个奥尼尔和乔丹的复合体在篮球场上怎么打球的，生猛，速度快，冲击力强，无人可以阻挡托尔斯泰的步伐。
这家伙的小说是怎么写的？他压根就是小说界的霸王，起个提纲，就叫《1805——1825》，这个题目意味着什么呢？稍微学过点俄国史的，基本上都知道大概是这么个历史，反法同盟与拿破仑的战争、拿破仑侵俄战争、十二月党人革命。拿中国历史来说，就是从1936写到了1989年。结果，托尔斯泰写了二分之一，不想写了，那个二分之一就是四大卷的《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写小说的目的是什么，是因为要讲历史哲学，要做大历史研究，小说不过是历史研究的架子，随便举个例子，第三卷开头，就有浩瀚近百页的的历史放在小说里。当然，这不是向读者示威，恰如以赛亚•伯林所了解的那样，这正是托尔斯泰的兴趣所在。托尔斯泰伯爵的目的，绝非要写个惊天动地的伟大小说，而是要写本解析俄国史的伟大历史著作。
托尔斯泰另外一本伟大著作《安娜•卡列宁娜》几乎另所有读者都抱怨关于列文的无休无止的啰嗦，为什么要生硬地加入这个关于列文和吉蒂的复线叙事？仅凭安娜，托尔斯泰早就让包法利夫人黯然失色了。我只能这么猜想，托尔斯泰大约本来想写的是列文，还是和《战争与和平》一样，他要讲的，不是一个美丽女子的悲剧，而是俄罗斯的大时代、大故事，这一点，其实托尔斯泰早就写过《一个地主的早晨》，只不过，他喜欢继续修正、改进他的故事。就像《一个地主的早晨》的地主叫聂赫留多夫，《战争与和平》叫皮埃尔，到了《安娜》，变成了列文，到了《复活》，托尔斯泰连姓名都懒得改了，还叫“聂赫留多夫”，——反正，故事都属次要，名字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终于知道大师的结局，是成了一个絮絮叨叨的说教家、“托尔斯泰主义”的首领以及沙皇和教宗都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的异类。十九世纪末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回忆称，俄罗斯有两个沙皇，一个在彼得堡，另一个在雅斯纳亚•波良那。波良那的那位，就是名叫“狮子”的托尔斯泰。
伟大的短篇小说之王、戏剧大师契诃夫活在托尔斯泰时代，胆怯地讲，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契诃夫也是世界级、百年不遇的大师啊，奈何就撞上了托尔斯泰。
大师就这样，轰轰烈烈，不想写了，写得烦了，就骂莎士比亚缺乏教养，骂莫泊桑写得糟糕透顶、令人厌恶，甚至于否定整个西方世界的重要文学家，我印象中，托尔斯泰伯爵有一度似乎只对荷马与但丁还保留了一丝好感。一旦托尔斯泰的思想问题解决了，想写作了，再整个《复活》出来，上来就和《圣经》一样开个头，天翻地覆、万物生成，万物破坏，然后让革命党人在阅读《圣经》中收尾。托尔斯泰想干嘛啊，是要教育革命者，是让要革命者学会“托尔斯泰主义”——波良那的沙皇看到了革命，看到了流血，他确始终一本正经地要教育革命者“不抗恶”！
巴尔扎克或许死的时候会想，我到底干掉拿破仑了没有，托尔斯泰一提笔，拿破仑就兵败莫斯科，仓皇奔窜。等到他死在那个孤寂寒冷的小车站的时候，全世界的新闻记者、沙皇密探、秘密革命党人、崇拜者、农民、“托尔斯泰主义”信奉者全部汇聚到这个叫阿斯塔波沃的车站。
还能对托尔斯泰讲什么？他死了，搞现实主义的，崇奉他的，如丧考妣，搞现代主义的，全松了口气，总算这人还留了点空间给大家，但是别忘了，纪德讲过，埋伏在托尔斯泰山峰背后的，还有座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更高山峰，若隐若现。《伪币制造者》作者纪德也是大师，透过托尔斯泰，望见陀思妥耶夫斯基，但觉高山仰止、寒气逼人。

张晓波
2009-5-4

重读旧书《冷酷的天才》，又回想起逝去的时光。

前几天，和媳妇谈论启蒙读物，媳妇告诉我，她的启蒙读物是革命样板戏小画本和鲁迅的《故事新编》。我想起我刚读高中的时候，班上传阅一本鲁迅的《呐喊》，薄薄的小册子，读完，也未解其意。鲁迅的东西，有一度曾经喜欢，已是工作以后的事情了，那是因为读了汪晖那本至今震撼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

后来重读鲁迅1927年之后的杂文，就有些厌倦了。鲁迅处在文坛领袖的位置的，或者是左翼文坛领袖的位置上，跟当年别林斯基在彼得堡的地位多少有些相似，属一言九鼎的人物，最后十年的精力，大部分是用在了“痛打落水狗”上。

鲁迅后期的杂文见仁见智，但我每一次翻阅，始终无法一次性读完三篇以上，忍受不住无休无止的与梁实秋、顾颉刚、陈原、林语堂等人的骂战。是否与大是大非有关，我不是鲁迅专家，也没有做过考证，仅看文章，我是不喜欢写过《阿Q正传》、《中国小说史略》的作者处在这样一副糟糕的状态。确实很糟糕，每天，或者每周要查对论敌的文章，以最能刻薄对方的方式猛烈回应。对于这些文章的读者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辛苦？伟大的作家就这样渐行渐远，终至于湮没，临了，尤称“我不宽恕”。宽恕与否，生死相隔，又如何谈得上？

想起鲁迅，是先想起了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很锋利，偏执的锋利。

1846年的时节，别林斯基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表彰为果戈里继承人。仅仅过了一年，两人就闹翻了。围绕在别林斯基身边的那帮年轻人，最为人称道的，是涅克拉索夫，或者偶尔让人提及的谢德林。别林斯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争端，起于创作，评论家先褒后批，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法忍受，就分道扬镳了。现在翻翻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的小说，尤其是《白夜》，仍旧属于很了不起的作品。别林斯基在美学上的趣味，也不能说高得不得了，比如说，别林斯基看不起巴尔克扎的小说。当然，不觉得巴尔扎克怎么好，不是罪过，谁都有失手的时候，但是别林斯基的套子，显然还装不下巴尔扎克或者《两重人格》这样的作品。翻翻别林斯基的评论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给兄长的书信，趣味高下，截然两分。

陀思妥耶夫斯基终身尊重别林斯基，绝不是美学上的，是出于人格上的敬仰。凡是给别林斯基写过回忆录的大作家，如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安年科夫，无不礼敬有加，更不说小一辈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那些时光，很快就暗淡了。别林斯基死了，赫尔岑出国了，屠格涅夫出国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了，唯有涅克拉索夫，也只得小心翼翼地办《祖国纪事》。

我在一篇文字里讲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结缘完全是出于巧合，那是因为《罪与罚》很厚，相对划算买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小县城的文化资源，显然不如现在的北京来得丰富，没有老师推荐，没有朋友绍介，读书就是个碰运气的事。我无法形容初读《罪与罚》的震撼，很难形容这本书对我的冲击，往后的文学阅读中，也很难找到几本书有如此大的冲击力。我归于震撼之列的文学作品，随手可以举出《战争与和平》、《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高老头》、《白鹿原》，如果《往事与随想》算文学作品的话，也是一本。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文学的渴求越来越小了，几乎产生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凡是小说，就不读。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封闭。确实，好的小说，一般的小说，差的小说，浩瀚无涯，以自己的力量，慢慢去读，空耗时光。每年，我总会重读一两种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当然是已读过的，保证不会败胃口的。今年，如果给我以时间，如果规划够好，那么，重读一遍陀思妥耶夫斯基，应当顺理成章，三十之年，耐下心来做点事，读点书。

2009年3月25日1:15:06

     被孔网弄郁闷大发了。只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关的，稍微有点版本价值的，动辄两三百。干脆，把市场上现有的新书全打包了，省得日后被人讹诈。

    随手从书架上拉几本下来，拍些照片，以飨同好。都不是稀罕的版本，旧书市场，多有得见的。

巴纳耶夫两口子的两本回忆录。巴娜耶娃为19世纪四十年代沙龙女王。

《残酷的天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录，内容较详备。另一本为托尔斯泰回忆录。

托尔斯泰女儿回忆父亲。

民粹派，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俄国最大社会思潮。

涅克拉索夫的诗集。

《少年》，这本书太不常见。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朱建刚所曾。

陀氏夫人回忆录，国内起码有六七种吧。

上海贝贝特的编辑朋友所送。品质相当好。

俄罗斯宗教哲学，浙江人民出国一套，6种。翻译质量很好。

学林出版社的宗教哲学丛书。不全。

阿克萨柯夫，保守派大家。回忆录写得相当抒情与雅致。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集，内收他几篇较为著名的论文。

邦达列夫的剧本，谁看过《解放》？

科罗连柯，提携过契诃夫，现在恐怕名声早湮没无闻了。

艾特玛托夫去年已作古，小说不输契诃夫。

黄巾起来，终于松了口气，漆黑一片的东汉王朝总算要咽气了。

磕磕碰碰，用了几乎一年的时间读东汉，读不下去，是因为东汉实在太坏。皇帝基本是短命的，朝政基本是外戚和宦官的，战争就是和西羌搞，和南蛮搞。东汉的致命问题其实就一个，外戚和宦官，这两样东西，和西汉的后半期相始终，又和整个东汉相始终。

应当承认，宦官不是全坏的，宦官势力，其实是皇权的扩展，什么样的皇权，延伸出什么样的宦官政治，桓帝、灵帝这样的主子，自然就有十常侍。有明武宗，就有刘瑾，有熹宗，就有魏忠贤。皇帝和宦官穿的是一条裤子。东汉的宦官起来，根本上说是外戚势力太强大，强大到梁冀这种，皇帝都敢毒死，这很难能可贵。所以皇帝要躲到厕所里边找太监商量对付外戚，夺回皇权。

外戚和宦官，统而言之，是个皇权搞不平衡的产物。两汉的皇权，不比明清，两汉的大臣，最好皇帝什么都不干，常常告诫皇帝要垂拱而治，实际上就是叫皇帝什么都不用干，担负象征性的国家主席就可以了。按照两汉大臣的说法，最好的时期是刘邦、文帝之类的时期，丞相开府，把所有的党政大事都办了，皇帝就自个悠闲。这话要是让洪武帝或者雍正听了，非直接杀了不可。皇帝信赖谁呢，信赖外戚。外戚是舅家人，总比大臣来得可信的多。汉制，非功不得封侯，这条其实是说给文臣们听的。其实，这个坏例子刘邦就开了，到后期就越发不可收拾，王氏一门五侯这种事情都出来，实际上是外戚越搞越大，不可遏止的一个产物。东汉基本上沿袭了西汉的制度，更悲哀的，皇帝不是短命，就是弱智。

短命和弱智，是世袭制皇权中最麻烦的问题。一旦统续问题搞不好，就要皇太后出来发言。清末，统续出了问题，慈禧就常常发言，东汉的情况基本一致。皇太后发言，就找兄弟商量，商量的结果自然是找年纪小的、脑子进水的诸侯王来接任大统，自己做太上皇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一般能和平相处十来年，十来年之后皇帝自己想管事了，权力却在外戚手里，没办法，只好找太监来干掉外戚。

大致来说，东汉200年，其中150年都是外戚和宦官当的家，一团漆黑。

当然，要表扬的是东汉的武功，不看政治仅看武功的话，两汉是没法企及的。东汉比西汉差点，但是干起仗来，也很猛。匈奴这时候已经没落到一个监军就可以换单于的地步，而西羌小打小闹，一旦中央政权发飙了，有灭种之嫌，段熲对羌的战绩是180胜0负。至于黄巾，声势浩大，百万之众，一个皇莆嵩、不足十万正规军，一年多点功夫，全部搞定。没有何进这个250的外戚招董卓来诛宦官，恐怕东汉的外戚宦官老路子还得往下走。

曹操有言，乱天下者，何进也。没有董卓来搅东汉这趟浑水，地方诸侯还是买中央的账。孟德或为治世之良臣亦未可知。

2009-3-8

书架是用原木做的，就涂了点清漆，我很喜欢这种格局。

2009年3月8日。

书架。正面部分。太乱，整理不开，乱七八糟。不够放，只有堆了。

侧面。从左到右。马恩列斯毛鲁迅、中华书局、商务、三联。

《文妖与先知》、《周予同经学史论文集》、《李泽厚中国思想史》、《韩非子集解》、《经学历史》等。

《舍斯托夫文集》、《普希金文集》、《茨维塔耶娃文集》及其他。

朱苏力、刘小枫、汪晖、许纪霖、罗志田、秦晖等人的部分作品。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不全），《朱子语类》、《傅凌衣著作集》（八种六册）。

上海古籍《蓬莱阁丛书》、《新世纪万有文库》。

《清稗类钞》

《俄罗斯著作》（部分）

董卓伏诛，蔡邕在司徒王允侧，闻之惊叹。王允怒其悲董卓，乃下廷尉，欲杀之，邕自狱中上书曰，欲“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允不从，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遂诛蔡邕。蔡伯喈，东汉末旷世逸才，多识汉事，续成后史，当为一代大典。而王允以史记为“谤书”，杀蔡邕不足惜，可见《史记》在汉末儒生心目中地位一般。
谤书者，诽谤之书。据说武帝取《孝景本纪》和《今上本纪》阅看，多见讥刺之语，怒而削之。后来元、成时的博士褚少孙补注《史记》，取《封禅书》的内容补《今上本纪》。其实《史记》在西汉末年就受到质疑，扬雄责司马迁“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 至东汉初年，诸儒多持此论，东汉史家班固以为《史记》“微文刺讥，贬损当世”。建武四年（公元28年），范升上书指出“《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后汉书•范升传》），班彪也认为司马迁不能“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后汉书•班彪传》）。到三国时，谯周还在抱怨司马迁“或采俗语百家之书，不专据正经”（《晋书•司马彪传》）。可见，王允之言自有其出处。
《史记》有谤书之议，起于西汉，至东汉，经师多以无益传述圣王（孔子）之道而菲薄之。鲁迅评论《史记》，赞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今人大体附议。《史记》的历史地位，直到李唐大修官史，才得以确认。两汉之际，儒学经师基本将《史记》看成一本对武帝时代“微文刺讥”的讽世作品。这，也是我读逯耀东先生《郁抑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的感受。逯耀东先生此书，专论司马迁与时代之间的关系。
司马迁身处汉武帝这个变动空前的伟大时代，父子两代曾任太史、久处权力核心之内，基于其学术养成、太史职责、父亲遗命与自我抱负，乃有《史记》的撰作。但在撰写之际，不幸遭遇李陵之祸，受到现实政治无情的摧残和压抑；如何超越现实桎梏，避免触犯时讳，真实保留历史记录，是司马迁面对的难题与考验。于此，逯耀东解读了《史记》中关涉汉武帝时代种种政治变迁的“曲笔”与“微言大义”。
逯先生透过对《太史公自序》与《报任安书》的深入解读，以及寻绎史公在《史记》全书中的架构安排、篇章联系、撰写方式及个别纪传的背后深意，抽丝剥茧，描绘出司马迁如何藉由《史记》的传世，既抒发满腔抑郁，又完成自我超越的完整图像。
《郁抑与超越》这本书的价值，在于“以司马迁解司马迁”，还司马迁以本色。在我看来，通过逯耀东对“司马迁”解读，《史记》本身的光辉印象有所降低，而如果偏颇地认定，《史记》为一史家的“谤书”，也大无不可。两汉经师对《史记》的见解，是当时人较近地看待《史记》的价值，也能觉察出“史家”之真实用意。世易时移，“谤”在两汉，为“非讽圣上（汉武帝）”、“不宗儒道”，尊君重道这些儒家的价值观，在今天看来，已成历史，而《史记》恰恰因这些记载，而流芳千古。

《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
作者：逯耀东
版本：三联书店2008年12月
定价：38.00元

刊发时署名“史远泽”

此文有待深入。逯耀东的书读毕，颇感其实无所创建，其印证材料来源稀薄、反复，论述过程拖沓繁冗，而在台湾被奉为大师，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