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此留念

“哈利·波特”收益法则

英国魔法师哈利·波特所到之处，无不披靡。毫无疑问，所有的排行榜的第一名都必须为魔法师让道。笔者拿到北京某大型书店一周数据显示，《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一周的销售量将近九千册，而第二名在数据上显示还不足“哈七”的1/10。凭借“哈七”神威，一本近乎无趣的辞典《哈利·波特百科全书》也挤进了排行榜。或许，在将来的一个季度，“哈七”仍将毫无悬念且令人厌恶地占据排行榜第一的位置。这实在是一件很无趣的事，在过去的十年中，几乎每隔几年，“哈利·波特”就会在排行榜上表演一次，而且每次都是毫无悬念的第一名。

抛开文本，“哈利·波特”的意义在于见证了出版的全球化运动渐近成熟，有了这个轨迹，接下去的文化生产之中，相信更多的全球化操作将前赴后继。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全球化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本期排行榜上的前三名，无一例外，都是引进版权的图书。另外，从反向来说，于丹的《〈论语〉心得》也已经出版的海外版本，尽管未能在海外成为超级畅销书，起码也印证了出版界的一个思路。探讨“哈利·波特”之路的文章很多，说来说去无非是一种“电影+出版”的路线，就跟“百家讲坛+出版”是一个路线。假如把“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看成是一个长度两个半小时以上的超级好看的视频广告的话，效果可以想见。同样，“哈利·波特”出版系列的超级畅销也鼓动了“哈利系列”电影。这两者都是全球化的，每时每刻都在向全球受众传播一个“真理”：如果你还不知道哈利·波特是什么，那么你就落伍于时代了。当2006年举世滔滔皆于丹的时候，于丹的讲座与图书出版仍旧仅仅是一个汉语圈中的产品，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妨让于丹进入《盗墓迷城3》的剧组，与西方世界早已好奇不已的秦始皇一起全球化。当然，这个操作系数可能难度过大。

占据了第一名一个月的安妮宝贝终于开始下滑了。如无意外的话，接下去就应该渐渐淡出排行榜，直到安妮宝贝新作登场。单纯的畅销书作者安妮宝贝的畅销时间长度大约是“2月+”，而我们知道，经过了电视系统大幅度广告效应之后，于丹和易中天的畅销长度是“2年+”。而经过一系列分不同年限播出的“哈利·波特”电影的赞助之下，“哈利”畅销时间则长达“10年+”。在当今经济学领域中，“分工产生效益”早已被讨论得滥觞了，实际上，“分工之后的结合产生更大效益”则几乎被遗忘。或者，“哈利·波特”现象应该被读为全球化的大规模文化生产：规模越大，产品越丰富，销售渠道越庞大，裹胁层面越多，则收益最大。

白领阅读与知性票友

“曾子墨”这个名词，在某些公司的白领阶层中，被认为“知性女白领”的形象代表。很难界定“知性”究竟是何种状态，我在网上对这个新词查到了这样一个解释：“知性是指内在的文化涵养自然发出的外在气质，说白了就是让人拿眼睛一看就觉得此人有文化有内涵的气质，跟理性算计没什么关系。”看上去就很知识、很白领、很内涵、很品位的女性，就是“知性女白领”，比如曾子墨、杨澜等。“知性”不仅是一种“审美”，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眼球经济”和生产力。曾子墨写《墨迹》，说穿了是主持人玩票。在这一点上，凤凰卫视的花旦们其实是后来者，再早一点，央视的当家花旦与小生们都纷纷玩过一次。这次跟进的曾子墨的《生命之痛》和《精彩杨澜》，其实不是她们写的书，而是出版商根据她们的品牌效应提供给市场的。我想，如果于丹乐意的话，也完全可能出一本《精彩于丹》之类的“知性”读物，也不会卖差。

“注意力经济”，这是网络时代闹出来的新说法，其实未必备受关注的都能转化为正面的经济效益。应当说，“好的”受关注程度才能转化为经济效益，比如前段时间香港某些明星的“照片”事件之后，一群女星纷纷身价暴跌，跌得最惨的往往是最装“纯”的，真是二十几岁，一不小心就决定女人的一生。当然，这个例子很极端，通常情况之下，如伊能静、大S，隔那么几年出本小说或者美容读物，读者都是趋之若鹜的。

学术榜上的伯林值得一说，他的新书《浪漫主义的根源》并不算他的重要著作，国内译介他的著作，现在快接近尾声了，还有一本《马克思传》可做预告，未知这本大著究竟何时能出版。伯林的著作的表达能力，其实完全具备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的全部资质，文笔优美流畅、观点通俗。另外新近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让人回想起的是《大分流》、《白银资本》这样反思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的学术作品，这始终是一股学术潜流，随着“大国崛起”的调门越来越高，这股潜流大有成潮流的趋势。

经管榜被几股潮流占据。轻阅读经济学，比如《牛奶可乐经济学》以及未上榜的《在星巴克要买大杯咖啡》是一个趋势；另一类趋势和电视、明星企业家紧密结合，比如马云和牛根生这样的企业家的新书；再一类趋势是始终榜上有名的管理类著作。很难去判断这些沉浮不定的面孔究竟谁优谁劣，但毫无疑问最贴近这个时代的阅读特征的，还是财经阅读。2007年，财经阅读榜上最热的书基本上都是股票、基金类的。随着近半年牛市退潮，这类图书也跟着退潮了，甚至有可能进一步被清理出市场，重新思考、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这才是今年的主题。

理解畅销与贫乏


　　年底的时候，做了一年书业观察的媒体和出版人士都抱怨今年连个像样的总结都说不出来，分析来分析去，最后几张2007年图书盘点榜都让《货币战争》坐了第一把交椅，跟上的点评是“一本畅销的垃圾”或者“《中国可以说不》的升级”，都是怒发冲冠。这本书从年中刚出版一直被骂到年底，甚至成了一年惟一拿得出来说的东西。实际上我觉得出版业还没贫乏到这个地步，为什么没人去讲《别笑！我是英文单词书》或者《求医不如求己》？人文情结碰上没“人文情结”的畅销书，基本都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不管怎么样，2007年的出版业已经尘埃落定，亮点确实无多。就在《货币战争》一片骂声中，《别笑！我是英文单词书2》不声不响又拿下第一名，而《求医不如求己2》早就热卖了几个月了。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畅销书，根本不考虑一小部分人们的情感与愤怒。
　　京丰宾馆民营书会已在本月5号结束，紧接着的是主渠道的国展书会。这是出版业新年的第一声号角，各种各样的新面孔，各种各样的畅销书和不畅销书。两个书会上面，讨论最多的话题无非是印数、纸张上涨、品质、价格、渠道等等，心平气和地说，这就是market，庸俗一点，就是一个图书“大菜场”，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当然，这不是说因为图书本身在“去价值化”，就可以放弃讨论“畅销”了。“畅销”在我看来是件极富于讨论意义的事情。
　　为什么一个图书产品非常富于“人文价值”却缺乏销售前景，而有的图书则毫无“人文关怀”却往往成为一年的大热？高深点，其实经院派的哲人们早就讲过“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反市场的知识分子”这些论题，这已然是一个被唠叨过无数遍的老话题。还有，为什么一部分缺乏“人文情怀”，或者干脆就直接讲“养生”、“盗宝”的产品好卖？“市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撇开出版社和出版商的发行能力不谈，最畅销的东西往往就是与老百姓衣食住行有关的，也是讨论中最被忽视的。“衣”，现在就是“时尚”，这个出版口现在其实不大，某种原因是因为报业、时尚杂志界将“衣”给包了，图书的出版周期跟不上，“食”当然是个大热，最近两年的“养生”热就与“食”有关，另外大型超市里五元一本的美食读物与食谱，往往也被我们忽视了。“住”是当下最热议题之一，有什么话题能比“房子”更热的嘛？这个话题现在还没有形成好的产业口，基本上都让房地产商的广告和房产杂志给包了，如果有谁愿意去出本北京、上海这些城市的购房指南、秘籍之类的，未必不好卖。再说“行”，各种各样的“自助游”、“周边游”、“名胜古迹指南”一直是出版口的大蛋糕，只不过也没有人注意这些东西不声不响热卖，2008年“行”的主题是什么，地球人都知道是“北京奥运”。
　　回过头来说《货币战争》，这本书之所以被砸，是因为它讲“道理”，并且是讲了一堆“歪理”。

近日，韩寒和艺术家陈丹青在湖南卫视的《零点锋云》的对话节目中称，“老舍、茅盾他们的文笔都很差。”、“还有巴金，写得很差的。冰心完全没有办法看。老舍还好，但是不经读，读过就可以了。”陈丹青还表示“像余华、苏童，我看一页就放下了。”

对于文学欣赏，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见仁见智的看法。就文笔来说，每个作家的文风可能不尽相同，每个读者的欣赏口味，也千差万别。韩寒和陈丹青批评的这些作家，尽管是现代小说的名家，作品中，必然也有写得十分精彩的部分，也有写得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任何一个读者对于作家作品的评论都可以有一个不同的态度。“读者”这个范畴，自然也包括韩寒和陈丹青。但韩寒和陈丹青二位，同时又不是普通读者，二人的出镜频率决定他们在作为“读者”的同时，也是“公众人物”。之所以“公众”，是因为叛逆。二位都是“叛逆”在先、“公众”在后。

离经判道，一般情况下都表现为否定社会既定价值。他们二人以“叛逆”出道之初，都是挑战体制引起公众关注，同样，这次一口气否定这么多名作家，也是挑战了传统的文学观，符合他们一贯的姿态。不过，这次似乎并没引起一片掌声，倒是广大网友板砖横飞。我翻看了几篇网友的评论，基本都在责问韩寒和陈丹青，凭什么说这些文学大家文笔差？有许多热心网友举证了很多大家作品中文采飞扬之处，反驳韩、陈无知。但文笔好坏，并不是“1+1=2”，韩、陈二人无厘头的炮轰方式撞上了较真网友无厘头证明方式，恰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都是滑稽剧。

与其说，韩、陈二人的发言陈述的内容不当，不如说他们陈述的方式有问题。

如果韩寒和陈丹青二位所举证的作家真的那么差，那么他们心目中好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至少他们二位在这场对话之中应该有一个具体的阐释。这么差的一些作家们，为何又数十年来为我们所阅读，难道大部分读者完全缺乏审美能力，还是二位的发言完全是信口开河？

公众人物具有两重身份，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他可以出言狂放，肆意发表自己的见解，哪怕是毫无道理的意见，但公众人物在公共场合发言时，他的身份已经突破了私人性，便须出言谨慎，逻辑清晰，考虑周全，别拿偏激当叛逆，肉麻当有趣。

2008-06-19 10:55:00 来源：新京报

“多难兴邦”，这个词汇，固然是安抚人心之举。但这个词本身的意思着实让我很费解，难道灾难一多，邦必定兴？从爱国主义角度去理解，固然这么讲有正面的意义，但再想想，这句话很不对味。

古往今来，只有多难丧邦的，何来多难兴邦？随手可以举一大堆王朝兴衰更替的例子，都不是什么多难兴的邦，而是多难丧的邦。

救灾就是救灾，鲁迅说，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大国自然有大国的姿态与风度，何必弄那么矫情。

近又见山东一文联副主席妙词，不甚嘘嘘，觍颜无耻，世所罕见。

　　怎样讲述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故事，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在他的名著的开篇即引用了丹维里埃轻佻的调情诗：

　　那就戴顶金帽子，如果能打动她的心肠；如果你能跳得高，就为她也跳一跳，跳到她高呼：“情郎，戴金帽、跳得高的情郎，我一定得把你要！”

　　“金帽子”打动一个女郎的心肠，这是典型的美国梦。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著名诗人威廉斯《巨大数字》的诗：随着列车/与灯/我看到了数字5/金色的/在一个红色的/消防车上/疾速而动/为人们所忽视/发出铿锵之声/警笛呼啸着/车轮轰轰/驶过黑暗的城市。”

　　爱情，是镀金的，城市，是镀金的。美国梦，自然也是镀金的。日后，亲历者、新闻工作者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在回顾这个时间段的时候下了一个总结性的定语———浮华时代。艾伦称：

　　“这个时代一个鲜明的特点，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都迅速地、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和兴奋点都投放在一系列日常生活内容上，如一场重量级的拳击比赛，一场谋杀案的审判，一种新型汽车，一次跨越大西洋的飞行。”

　　如果我们不知道之前的十年与之后的十年，美国19世纪20时代的突兀就无法凸显了。之前的十年，欧战、布尔什维克革命把旧大陆的秩序颠覆得荡然无存，之后的十年，是金融危机、法西斯主义崛起、远东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坏的年代。惟独这中间的十年时间，和平、繁荣、富足，尤其是美国，似乎成了天堂的化身。

　　新闻工作者艾伦的《浮华时代》，文笔流畅、优美，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形象的各种姿态都从作者笔端呈现出来。与许多后来者相同的是，艾伦关心的不是彼时的正面形象，而恰恰是众多的反面形象。

　　诸如，美国的政治因为俄罗斯大革命，深陷恐慌，国内是不是会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房地产业的猛烈崛起，大量贷款涌入房地产，火热的背后是民众提前消费了未来；孤立主义的政治立场使得美国对欧洲毫不关心，不愿承担一个大国的责任为日后的灾难埋下了伏笔；证券市场投机风潮……

　　《浮华时代》道尽一个后来者的沉痛故事。还有什么，比坠入无比的黑暗更恐怖的？

　　当然，笔者认为，弗雷德里克本书中关于日后大萧条的分析，实际上是毫无新意的陈词滥调。重要的不在于此，而在于他的写实能力，在于他重新回顾了美国20世纪20年代。这本书，适合与加尔布雷思的《1929大崩盘》对照着读，才更有意思。

　　自新世纪以来，我国便开始不断有盛世之音，2006年底开始，物价迅速腾飞，至今未见停止。在反思美国20世纪20年代之时，吉尔伯在《美国经济史》中对大萧条的成因的评述似乎也值得我们倾听。吉尔伯认为：

　　二十世纪20年代美国“黄金时代”的繁荣，建立在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银行提供大量贷款以刺激消费热潮之上。市场资金的扩大，刺激了消费与投资，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但消费者“先花未来钱”的做法潜存着非常大的风险，一个是它刺激抬升了资本投资的规模，另外一个是消费者能否最终付清赊销款。如果不能付清款项，那么投资就不能获得合理补偿，巨大的投资规模就有可能导致经济陷于巨大的危机。最终的结果，就是一场波及所有资本市场的大萧条。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乃至当时处于世界贸易体系边缘地带的中国，都深受其害。

　　除了吉尔伯经典的看法之外，也有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源自英国的政治霸权压制之说，即英国以它的“世界霸权”，迫使美元升值，进而导致其经济崩盘。这一说法，因为日本九十年代的大萧条而被强化了。无论哪种观点，都指出了结构不健全的经济体制所承担着的巨大的风险，尤其是金融资本异常活跃的时刻，也是风险日益加剧的时刻。

　　繁荣已成明日黄花。忆昔开元全盛时，小邑尤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具丰实。

　　美国“黄金时代”之鉴近在眼前，开元天宝悲叹尤在耳际。能鉴往昔，方知来者。大灾之后，惟愿我们同胞走出沉痛再建家园、我们民族昂然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国家富强。

所以，我确信除了重大问题与红白喜事，干爹一般不会给我电话。
事情是，我隔壁的爷爷过世了。是生死。死在了别人家的楼梯上。喝农药。
我大吃一惊，一年半之前，我回去，大过年，在吃饭，这个爷爷坐在我的春凳上，跟我讲述我们张家祖先们的故事。
在清代，我们的祖先从安徽搬迁到浙江，起初是一家人。而后，这位老祖宗精明能干的儿子使张家发扬光大。再接着这位精明能干的老祖宗的，是个败家子，抽大烟，败光了家财。再接着，他的儿子又复兴了家业，生下了三个儿子。
我这一支，属于这三个儿子中最小的那个。据说，我这位曾祖父身高一米九零，孔武有力。三十六岁即夭折了，大约是在民国二十年左右。之所以能确定这个大致年份，是因为的曾祖母活到九十二岁，死于1990年。在这里，这个家族故事开始清晰起来了。因为与我挂钩的东西就开始变多了。曾祖父有很多儿子，都夭折，唯一活下来的，是我爷爷，因为小时候得病吃药过多，导致残疾。再接下去的故事属于我的父辈们。
实际上，这位爷爷转述的故事，在我小时候一次次被教育。

父亲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隔壁爷爷一支姓“张”，是随了村里的大姓。我至今弄不清他们一支的来历，是不是我祖上还有个分支，或者真的是随姓。但从我们这一支和他们一支的关系来看，似乎不像是一个祖先的，有可能是随姓的。但，这种由血缘构成的关系，其实并不牢靠。
人怎么死的，现在我不太清楚。大约和是建房子有莫大的关系，一时想不开，就自杀了。
农村人，一辈子田头床头，到头来，只有棺材头。死，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发泄。这个爷爷可能选择了一种沉默的抗议，以死来抗议他的邻居。
这未免太残酷了。
今夜，为我的这位疏远支系的爷爷哀悼。

2008年5月27日2:10:00

512大地震的救人工作差不多结束了。我写这个文字的时候是2008年5月21日1:42:50，也就是说，已经过去八天半了，按照人类的机体能力，如果没有水源和食品，那么基本上救援工作可以算是告一段落了。

灾难之后，反思灾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可以去问责，为什么大灾之中，学校的倒塌致死最严重？可以去监督善款的下落？可以去追查灾后的赈济与赔偿。这是题中之义。

但，灾后显然出现另一种论调。这些论调是各种各样的问责的“妖人”论调，一条条来反驳。

A为什么中国政府预测到了地震而不知会？这条小道消息是来自所谓绵阳军工业企业的内幕消息。是据所谓的“知情人士”说的。而这个所谓的绵阳军工业就是核工业。

一，我想从反方向来问一下，如果军工业，尤其是核****工业的防震工作做得不好，导致核泄露，其后果比这次四川地震如何？历史上曾经就有过1986年4月26日世界上最严重的核事故——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露发生，其后果比今日的四川大地震还为严重。如此幸灾乐祸的指责，居心何在？二，试问，既然国家在绵****阳有核****工业基地，或者军工基地，这些设施建设之时的抗震指标是否应该做得特别高？这是最基本的常理，在本次地震中受轻微损失或基本不受损失，本身就是其建筑设计抗震性强而已。另外，军工企业负责人不是“妖人”，能事先得知地震，层级传达。即便传达了，要在短时间内转移核工业和核武器，可能吗，这个风险谁敢冒？

B 四川曾经压制了地震传言，并辟谣。此一条，可见四**川政***府网，现已删除，时间为5月9日。题为“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成功平**息地**8震****误传事件”。仔细读了这个辟谣，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性针对内容，简而言之是认为没有地震。

现在的问题是，是谁散布了地震的说法，有什么切实的根据？打一个比方，如果北京有人传要地震，那么是否北京2200万居民全部撤离，或者全部睡马路？到目前为止，人类就成功预测过一个海城地震，所谓地震科学，不过是板块科学，可以给一个大致的时间，但不是一个精确的时间，而且这个大致时间段是以年计算，而不是以天和小时计算。史上灾害最大的日本关东大地震，确实曾经被学术界预知，但推算时间晚了整整十年。最近有网友挖出去年的一篇学术论文，称2008年四川贵州交界处将有大地震，并以此责难为什么地震不早报。实际上这还是板块漂移科学，印度次大陆板块冲击亚洲大陆板块，学过中学地理的全部知道，云贵川都属于地震高发地带，这样的预测，没有任何实际操作价值。总不能因为有地震，将此三省人口全部撤离吧？回到5月9日谣传，面对这种极可能发生恐慌的谣传，作为政府，在没有科学支持的情况下，政府是辟谣还是支持谣传，疏散全四川人口以支持“妖人”惑众？

C 再一则，传5月9日，四****川绵****竹地区发现大量癞***蛤****蟆公然迁徙，公路上轧死不少。

蛤****蟆迁*****移和地震什么关系，至今没有任何人有解释。在百度新闻里搜索“蛤蟆 迁移”等关键词，往后翻能找到过去的一些花边新闻，前两年就有数地发生过蟾****蜍大规模迁移的情况，有苏州，莱芜，南京等地。能观测谶纬异象的，全部属于“妖人”。

D 另外有一条，有网友挖出龙小霞等人发表在《灾****害学》2006年03期的文章《基*****于可公度方法的川滇*****地区地*****震趋势研究》，该文称在2008年左右，川滇地区有可能发生大于或等于6.7级强烈地震。我已经解释过了

大灾之后，必出妖人，此千古不变之理。去年读《资治通鉴》，到西汉王莽篡汉之际，妖人四起。前年读明史，到世宗好道术，也是妖人四起，纷纷言祥瑞灾异。妖人无非两种，把好事说成是天降祥瑞，把坏事说成是天降灾异，以惩罚统治者。子不语怪力乱神，何妖人数千年而不绝！

搞政治，就是要光明正大，偷鸡摸狗，连妖人邪术都用上了，甚至于堂而皇之地称“天****谴”了，学者既知天意，又何不告知万千生灵免受涂炭？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轮子功有什么区别？

今天有朋友问我怎么看四川大地震，我回复：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国难当头，共捐前嫌。

有违天理，秋后算账，

原祈中华，早过难关。

张晓波，2008年5月21日2:18:46

改于  2008年5月23日0:31:59

张晓波

在传统马克思的论述框架之中，国家是迟早将要废除的。只有在废除国家之后，社会才能取代国家。以社会的力量来统治社会本身，以社会的诉求来回应本身，以社会的组织结构来制衡社会本身，这一思想逻辑与巴黎公社不谋而合。

在此后长达一百五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家力量始终存在于社会主义运动本身之中。俄国大革命在革命之初，曾经寄望于输出革命，废除国家，进而达到全面废除国家系统。事后证明，通过战争方式输出革命最后吞下的可能不是善果，而是苦果。在另一方面，俄罗斯意识形态的输入反而达到了更好的效果，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得以抗衡资本主义力量。但这种抗衡不是依靠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论述的通过社会废除国家而取得的，恰恰相反，是通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结盟而达成的。

那么，马克思错了吗？抑或，列宁和之后的毛泽东背叛了马克思？

要厘清这个问题，比如从“国家”历史——政治形态入手。

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国家

国家的兴起，并不是一个近代的事件。但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古典王朝的国家形态之间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与联系。作为王朝的国家，往往不需要构建国家合法性理念，王朝本身即是合法性存在的理由，亦即，只有当王朝本身合法的时候，国家本身才是合法的。如果王朝本身非合法，那么国家本身的合法性即受到质疑。在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中，蒙元与清帝国的合法性是受到质疑最多的。受到质疑的原因不在于这两个王朝构建的国家本身的合法性，而在于建立这两个王朝的主体民族的合法性。

古典形态的王朝政治，并非不存在多民族共存的政治状态，但是这种多民族共存的状态之中，必定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族。当这个占据主导性，掌握政治权力的民族仅仅是构成总人口的少数民族的时候，那么，这种合法性的来源必然要受到质疑了。在中国如此，在西方历史上大多数时刻也是这样。这里强调夷狄/中夏等文明对立的概念显然是不可能理解其根本性原因的，根本性的原因只能理解为谁主导了国家本身。

与之相较，现代民族国家的变革本身就是一个天翻地覆的过程。孙中山革命在初期的纲领是“驱除鞑虏”，但之后则成了“五族共和”。革命的逻辑由单一的民族革命进化到国家革命，又强调汉民族的独立自主进化到国家的独立自主。尽管两个纲领之间，构建现代民主国家的根本内容没有改变，但其性质确发生了巨大的扭转。单纯的构建汉民族的独立权，那么孙中山革命的意义与明太祖革命的意义是相当的，在这层意义上，革命本身不过是完成了民族独立，而后者则完成了中国又古典向近代转化的大变革。

与欧美，如德国统一战争、意大利单一民族分裂而进行的统一战争不同，中国继承的古典王朝天然地具有多民族的特性，在广袤的领土之上，自古以来，即是多民族共存。所以现代转型对于中欧国家来说，完成的是建构单一的民族国家，而中国近代革命所完成是建构“多元共和多民族”民族国家。

作为竞争主体的国家

现代国家转型，单纯从法理意义上来说，则是将国家从领土到人口户籍固定为一种单一的模式，即全盘固定领土之内的资源，而由国家出面作为竞争的单位。

近年来，跨国公司的讨论风起云涌，与其说，讨论的是跨国公司在解构作为竞争主体的国家，毋宁说，在某些讨论之中，跨国公司已经被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机制加以看待，加以分析，甚至于不无忧虑地认为这是一种新型的超越帝国的新帝国意识形态的组织体。

但，这种想法现在看来还为时过早。跨国公司从经济上可能已经具备了与一般国家相较短长的实力，但其本身的组织形态仍旧无非构成一个传统民族国家所具备的要素。传统民族国家具有相对固定的人口单位/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与战争资源，而跨国公司显然不具备，尤其当战争风险出现的时候，这种看似坚强的经济组织很可能只能成为特定国家的附庸或者帮凶。在今天，竞争的主题与十九世纪晚期一样，仍旧是国家。那么，作为马克思曾经寄以厚望的社会呢？社会本身能不能作为竞争力量出现？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之中，社会力量的出现与压制，几乎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康有为的证词可靠，那么戊戌变法是第一次社会力量全面体现的结果。由于在现代转型之中，清王朝往往扮演被动挨打的角色，社会力量的崛起之后的第一反应必然是以激烈的民族主义出现的。戊戌之后的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乃至于文化大革命、以及十九年前的那场运动，无不携带大量的民族主义成分或者直接以民族主义的形态出现。社会力量要求国家复兴，或者要求国家兑现复兴的承诺，而在此时，国家往往成为社会力量的反面出现。

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国家出现两重意义上的尴尬，对外需要充当竞争的主体，需要代言民族或者多民族的利益，对内又受到社会力量的冲击，成为社会力量的反面词。如果说，在近代一百五十年来，国家与社会力量真正达成默契或者共识的时期，唯有1937——1957年前，这一时期。前期以抗日为主题，后期则以重建国家/复兴国家为核心。

或许，我们还可以提到在1979——1985年间国家与社会短短的和谐期，但这是很可疑的。仅仅四年之后，社会力量即意识到了国家充当了掮客的角色。

重回马克思，还是修正马克思？

马克思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区分错了吗？

换一个条件，如果是处于十月革命的风尖浪口，是相信布尔什维克人的国家建设理论，还是寻求另一种方式的“公社制度”？在十月革命之初，布尔什维克人并没有统一的国家建设理论，甚至于没有完成对于国家的构想，不列斯特和约的签订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才得以被社会通过。而同样，在国家建构已经完成之后，巴黎和会对波兰的确立才会更深一层地引起俄国的强烈反弹，以致于以输出革命的方式来完成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抛弃公社构想，抛弃传统社会主义道路，是俄国人在革命实践之中做出的抉择，是势所必然。但同时也埋下了祸根。单纯依靠国家力量，忽视甚至蔑视社会力量成了苏联七十四年历史的一贯逻辑。直到到最后一刻，在叶律钦与坦克的对峙之中，盲目的社会力量终于战胜了国家的力量。

此次抗震救灾，在八十年代早期之后，又一次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在2006——2008这三个困难重重的年份中，国家一直扮演着疏离社会，甚至成为谋部分阶级牟利的官僚机器的角色，国家严密压制社会力量，压制社会舆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国家在逐渐成为普通民众的敌人。在市场——国家一体化的过程中，民众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改革的暂时得利者逐渐沦为边缘化的群体，在各级人大代表之中，民众抑或社会参与国家的可能性在逐年降低，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社会力量根本无从过问。

那么，这次抗灾是否是社会力量再次崛起的过程？

毫无疑问，在2008年上半年诸次天灾人祸之中，凭借民族主义激情的社会力量正在复苏，但这种复苏目前为止，仅仅只是民族政治激情的复苏，而非民众真正参与进了国家再次建构。那么，这会不会是一个可能的契机。

通过赈灾，通过民众参与性的觉醒，重新唤醒社会，重新唤醒社会的激情，这实际上是问题的一方面。民众的被唤醒在天灾人祸之后可能达到，但如果面临国家的压制，是否又会回复到一潭死水的境地？

这是当前的问题，这是当下的疑难。

毫无疑问，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国家在这次赈灾之中，赢得的民心，而社会在参与之中，感受了作为参与者的政治激情。但，这种默契的配合能持续多久，这种同舟共济能否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力量平衡？

单纯的唤醒，而非在反抗之中觉醒，社会力量的喷发仅仅依赖于民族艰难的时刻，是否让我们生出一种疑问，马克思所渴望的社会来拯救国家，仅仅是幻象？

　　郑州书会之后，新书纷纷露脸，再加上五一长假，对图书的销售也大有推动。尽管总榜上那几张老脸依旧，但新人却十分踊跃。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图书产品线开始大规模“自我繁殖”了。细分了一下，大约可以分成以下几种情况，一，图书续集不断推出；二，同作者同类题材图书的衍生出版；三，老作品新版再上市；四，跟风图书自我跟风复制。笔者猜测，今年图书行业的大趋势是“自我繁殖”。

　　一，图书续集不断推出。代表作是《鬼吹灯》这个系列，两年之间出了8本，每本都卖得很好，都是各个排行榜上的常客，现在终于到了“终结篇”了。与此类似是《明朝那些事儿》系列和《后宫·甄嬛传》系列，两年时间都是出了五本。所幸，《鬼吹灯》系列终结了，《后宫》系列也终结了，至于《明朝那些事儿》也写到万历年间了，大明亡国还有六十年左右，读者大约只需要忍受一两本续集，明朝那些破事也就结束了。另外还可一说的是《德川家康》系列，同一个作者的书，前一套《丰臣秀吉》由另一个出版社分上下厚厚两大册，死也卖不动，现在变成了一组系列，慢慢吊读者胃口，反成了热门小说。

　　二，同作者同类题材图书的衍生出版。从排行榜上看，《于丹〈论语〉感悟》是《于丹〈论语〉心得》的姐妹篇章；《马未都说收藏(陶瓷篇)(上)》、《马未都说收藏（家具篇）》则是马未都收藏系列的前两种，接下去还有一个系列将要出来，预计“收藏”的话题都是今年的大热门。这都属于第二类，“同作者同类题材图书的衍生出版”。

　　三，老作品新版再上市。出修订本，有郭敬明的《幻城》；老作品新版本，有《沉思录》，据小道消息，接下去还将会有早就多次宣传“封笔”的余秋雨《文化苦旅》再出修订新版。

　　四，跟风图书自我跟风复制。最明显的是市面上一大堆养生书和“二十几岁”系列，这两个系列若是有心人愿意排队点名的话，大约能开出不下四五十种书名都看上去差不多的图书。

　　以近代史经验为例，珍妮纺织机导致了英国棉纺织业的技术手段彻底革新，由家庭小作坊转向流水线机械化生产，而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则使得工业产品运输能力大大改进。这是古典时代向现代世界转变的技术根源。简单地说，资本主义的兴起，依赖于这样一种技能能力，即，产品能够大规模复制。图书产品，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是本书就能卖、乱七八糟的书全能卖，不过二十年间，也步入了大规模“自我复制”、“自我繁殖”，整个行业已完成了半个资本主义革命。书业珍妮纺织机已经发明了，现在就缺少一架提升整个行业运营能力的瓦特蒸汽机了。

　　说不定，以后哪一天，我们走进图书超市，不需要像今天一样挑三拣四为价格、为质量而苦恼，我们只需要直接对服务员说：

　　“服务员，请称一斤郭敬明。”

榜说/文木

作者：张晓波

　　近日，德国出版巨头贝塔斯曼旗下的兰登书屋宣布，将在今年9月出版世界上第一本建立在“维基百科”词条基础上的辞典。这本词典名叫《维基百科第一卷》，内容是过去两年中，德语版维基百科中5万个搜索频率最高的词条以及用户提交的修改，定价20欧元。

　　有趣的是，贝塔斯曼宣称，出版《维基百科第一卷》“更多的是一次试验”，所以“销售只限制在2万册左右”。

　　这个消息我理解成两个层面。其一，限量发售，明显是贝塔斯曼对这次“试验”不抱信心之后的一个销售策略，这在图书营销当中早已习以为常了。其二，贝塔斯曼是抱着玩一把的心理在做这本词典。德国作为欧洲出版大国，一本词典仅发行2万册，实在是微乎其微，以2万册的低成本玩试验，成与不成，在出版界和读者心目中，都是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如果我们不注意新闻中的这个细节，肯定会想，贝塔斯曼脑子进水了！其实并不如此，聪明的读者完全低估了精明商人的智慧。在我看来，贝塔斯曼此举，只表明了纸质传媒不服输的悲凉心态。

　　这次贝塔斯曼出版“维基词典”，维基网站优势一目了然。光德文维基百科网站就有超过75万个的词条，不仅如此，在线的维基可以随时更改内容，词条可不断增长，但印刷的书厚度则只有固定的1000页。此外，网上的词条随时可以链接到另一个信息，但在纸张词典中，得到同一个信息则必须翻很多页。

　　前段时间，曾经辉煌一时的《阁楼》杂志倒闭了，该杂志的老板声称，互联网的兴起使得《阁楼》的销量持续递减以致无法运营，而这本杂志上边那些精美考究的图片，网民在互联网上看，不花一分钱。《阁楼》对互联网的控诉可谓声泪俱下，但实际情况是谁也阻挡不了浩浩荡荡的网上阅读潮流。

　　近十年来，互联网已经彻底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与方式。以中国为例，在识字人口中，1999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60.4%，2003年为51.7%，2005年为48.7%，2005年比1999年下降了11.7%。与图书阅读率持续下降相反，近年来中国人的网上阅读率迅速增长，已从1999年的3.7%增加到2003年的18.8%，再到2005年的27.8%。六年时间，增加了6.5倍，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107%。

　　不过事情显然未必如此悲观，关键是纸质传媒或者纸质出版如何把握自己的优势。比如小说、学术论著、深度报道等需要长时间耐力阅读的作品，网络或者手机阅读就会变得十分吃力，以《哈利·波特》在全球的销售为例，这套多卷本的长篇巨著，总字数加起来已经超越了恐怖的《追忆似水年华》，但他的读者仍然不厌其烦，硬生生地将它“买”成了全球第一畅销书。尽管网络上“哈迷”关于《哈利·波特》的评论连篇累牍，一个现代中型图书馆全部的纸张存放量都无法放进这些评论，但“哈利·波特”的读者们显然不会掏钱购买这些评论，他们只关注《哈里?波特》一本又一本的首发和一连串“哈利·波特”电影的首映。

　　未来的新闻、信息传播，确实极有可能要交给IT或者3G技术这些新兴技术和由此衍生的新兴传播方式了，但这和出版的死亡无关。出版这个存在了数千年的老行业，这次头疼的应该是重新找准自己的定位，继续让读者掏腰包购买自己的产品。另外一个可以预见的闹剧是，贝塔斯曼这本《维基百科第一卷》的读者绝不会是“维基”的用户，这些受了WEB2.0教育的读者，谁愿意花20欧元买一堆过时且本来就免费的信息？

　　□张晓波(北京 编辑)

买了套《清代野史》，四大卷。每天睡觉前翻翻，基本上这个书里没什么正经的东西，因为是民国之初编著的，反清复明的气氛特别浓重。清代的皇帝，不称庙号，而直呼姓名，大不讳之处甚多。反之，清代的大臣则往往用谥号。很奇怪。穿插的文章太多，看不完，随手翻，专门找好玩的看。偶然翻到一则南明史事，肯定是假的，不过文虽假内容确可做真的看。抄录如下：

孙可望在滇，劫永历入营。日支粮五升，肉菜少许，饷司上日计簿曰：皇帝一员，皇后一口，太子一口。可望怒骂曰:：“奴辈不书皇帝一尊，而云一员，使我得罪主上乎？”其可笑如此。

孙可望是张献忠义子，排名首位。在大西军中也是第一把交椅的人物。抗清局势曾经一片大好，与孙可望经营西南功不可没。

清军入关，张献忠战死，余部在四个义子的带领之下辗转进入云南。彼时抗清的主力是明室的残余势力。福王、唐王依次荡平之后，永历在两广高举义帜，多以原明将反复，抗清局面，得以维持四五年。清军南下，永历朝廷不支，乃有孙可望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这个天子也无可利用之处，说穿了也不过是个空头支票罢了。所以才有了“皇帝一员”这样的玩笑出来。

孙可望想玩禅让的把戏，没做成，偷鸡不成蚀把米，最后降清，做了清军攻打西南的领路人。兔死狗烹，为清朝主子所杀，实在是罪有应得。

大西军的问题是最高权力机构分散，非但有四个王，还来个永历。名义上最高首长是永历，实际上把持朝局的是秦晋二王。秦王善政，晋王善战，这都是后来大家知道的事情。 “秦晋之争”后，抗清的局面也就随之瓦解了。晋王走死腾冲，南明的最后顶梁柱，也就跨了。晋王死前，曰，“宁死荒外，勿降也”。

五百年来，多少英雄，落花流水春去也，遥想晋王当年，振臂一呼，西南震动，何等英雄气魄，奈何时运不济，虽旷世英雄，亦走死荒外。天亡大明。

张晓波

古典时代，“雄唐盛汉”成为汉族为中心的中国历书写最强音。这两个王朝，在某种程度也代表了中国王朝政治与历史的最高境界。实际上，这两朝的情况跟中国王朝兴衰更替的大多数情况并不远。之所以受重视，首先是因为这两个王朝是以汉族为中心的，再次，在军事上，确实有过人之处。

国家力量强盛的时代，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其后盾。汉朝，似乎是个很强大的王朝，实际上全盛期的汉朝，也只有西汉武帝、昭帝与宣帝的七八十年间。这之后，汉运渐衰弱，主少国移或者享国之君短祚，终至外戚秉政，新莽篡位。

光武中兴之后，汉势更加衰颓了，东汉的局面，犹如百年老树之上新发一枝，虽尚能光鲜一段，但终不能长久。东汉一代，无多少武力可供表彰，甚至于因为一个西羌不能平定，西北六郡，长期受扰乱。等到东汉平定了西羌，汉祚也就差不多到了尽头。

东汉的衰败，种因于中央武装的衰弱。东汉开国之初，国家实行募兵制，正规军只留有中央军，极其少量的地方部队，实际上只担负维护地方治安的任务。这种局面，注定了私人武装的扩大以及应对大规模农民起义时的束手无策。募兵制导致了国家的积弱，在偌大的帝国之内，无可战之兵，亦无勇敢之将，局面如一团死水。昔日西汉，尚能征发大规模的汉族军队攻击匈奴，等到窦宪与匈奴作战之时，一半以上的军队都是羌、南匈奴的外族部队，这是国家军事力量衰弱的表征，根源还在于征兵制被转变了。黄巾起来，中央无力镇压农民军，只能求助于地方自组团练武装，导致地方做大，中央失控。

三国局面的缔造，首先是中央势力在农民军的攻击下被彻底击溃，进而地方军阀势力首先向中央发难，比如董卓，一个西北的军阀，凭借西羌兵的力量，竟敢于擅自废立，干冒天下之大不讳的事情。即便王莽干起来，废立之举，也小心翼翼。军阀力量的强大，再进一步就是汉帝国整体建制的破坏，郡守纷纷脱离中央，或者自成武力集团，通过 镇压黄巾与反对董卓的战争中起来的新军阀又进一步兼并各地弱势郡县集团的实力。最终，形成了三股较为强大且能暂时制衡的军事集团，这就是三国。其时，汉献 帝成了曹操玩弄于股掌的傀儡。

三国之后，是长城以外的势力与长城以内的势力争斗的时期，几乎一直延续了将近1500年，直到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才改变了中国内量的对比。

外族势力的兴起，在西汉之前，史料记载得不多。似乎也并不是特别的严重，春秋战国的记载中，中原诸侯国是在开僵拓土的过程中。燕国与乌桓之间的战争，大约 都是前者的胜场比较多。但如果说不严重，也不可靠，春秋诸国联系在一起的口号就是“尊王攘夷”。中华民族的最初起源，大约就是黄河东折处的夏王朝，这之后 商人是东面来的，而周人是西面来，周人的文化大约比商人要低一些，但也总算是进步的民族。周领导一些小的诸侯国或者部落灭掉了商人。商人向东迁徙，于是 先进的文化也跟着向东迁徙。同样，先进文化的国家，过于注重文德教育，也在军事上衰弱了。

春秋战国时代，秦国迅速崛起，商鞅变法的一个特色是注重军队的国家化以及普遍征兵制，这使得秦国成为“虎狼之国”，秦军一次调发能达到六十万，以当时秦国总人口计算，秦军几乎一次全部征发全国可战男子，这在后来的大一统王朝，国家的军事力量从来没有达到过。而秦国面对的主要军事强国，赵国与楚国，某种程度上也是全民皆兵。长平之战，赵国男子为之一空。即便以二战调用作战部队的军事规模来看，长平之战一百万总兵力的大会战都是大战役。而当时六国的总人口，亦不过二千万。

强大的秦国凭借巨大的军事潜力征服了六国，尤其是代表文化的东方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就投降了。但在反秦的战争中，确输给了楚军。项羽一次坑杀秦军俘虏 二十万人，这可以算是古典战争史上，国家军队最后一次出场。这之后，征兵制转化为募兵制，国家的军队，变成了私人的军队或者雇佣军。伟大的唐帝国，在经历 了一次雇佣军的叛乱之后，就彻底衰弱了，而且平定安史之乱，仍旧是唐朝的鲜卑雇佣军。可见国力之衰弱。

兵弱，则国弱，国弱，则民族之运衰。汉唐之下，汉民族何曾在军事上几时有大展雄风之时？满洲人口不满六十万，尚能吞并人口百倍之明朝，可见国运、民运之衰。

此书评写得一般，写得颇心虚。

从身份平等到政治民主

书评人 文木

“要做爱，不要作战”

托克维尔是否与堪当经典政治作家的盛名？激荡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欧亚政治主潮，无论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运动，抑或是纳粹运动，都与托克维尔的思想言说无关。直至二十世纪的中叶，托克维尔似乎仍旧只能凭借《民主在美国》(1979《托克维尔评论》)在欧陆政治思想家的序列中获得一个微薄的名份。直到1979年雷蒙·阿隆写了《重新发现托克维尔》一文之后，托克维尔在旧大陆声名日盛。但还是需要追问一下，一个被遗忘一个世纪的思想家，何以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重新被人拾起？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冷战两大阵营似乎都卷入了“文化革命”的热浪，东方世界的青年们愤怒地砸碎旧秩序，而巴黎街头的学生们，则扛枪与政府打起了巷战。“不为面包，为蔷薇；要做爱，不要作战”，法兰西的热血青年比中国的红卫兵浪漫得多。当然，1968年的激进派只是一群浪漫、荷尔蒙过剩的乌合之众，几十天后，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呼应法国学生的，是美国大学生、摇滚歌手、女权主义者、黑人民权运动者、反战人士等等。这些议题之间的关系，显得毫无内在联系，实际上，其内容只有一点，即是少数派抗拒多数派施予的“民主”。无论成败与否，重新审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狂飙突进运动”，留给后人的问题是，“民主”是什么？与之相关的，仍是托克维尔的命题：民主有其极限吗？

大革命的私生子

雷蒙·阿隆在《重新发现托克维尔》一文中，将托克维尔放在了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温和派自由主义政治作家序列之中，并且论断托克维尔著作对重新理解现代世界的重要性之一在于“平等”。

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一书中阐明了现代世界相对于古典世界最根本不同在于“身份平等”取代了“贵族政治”，而“移民国家美国”的成就，则成了重新厘定这个新世界的最好榜样。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相对于旧大陆世界树立了一种民主的新范式，人与人之间的依附被彻底打破了，取而代之的“竞争与机遇”。托克维尔的另一本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则是一个最佳的反例，大革命产生的“爆发户、资产阶级、政治名流”一夜之间取代了旧制度时期的“贵族政治”，摇身一变，又一次确立了新的“身份不平等”。专制暴政，或者说“少数人的暴政”，乃是“是大革命的私生子，只有自由才是大革命的合法子女，在上帝的帮助下，自由有朝一日终将驱逐僭越者。”在托克维尔眼中，法国大革命确实完成从法律意义上确认“身份平等”，但胜利的果实却却掉落在肮脏的黑手之中。“平等”成了一句漂亮的空话，遑论“民主”？“大革命的私生子”还需民主的再革命，这是托克维尔的观点。

托克维尔去世之后的一百五十年间，旧大陆经历了德国的统一战争、一战、二次战以及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唯一不变的主调，这些运动，或多或少都在“民主”名义有关系。民主在旧大陆彻底实现了吗？这仍旧是一个疑问。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开篇的承诺“身份平等的发展，是势所必至，天意使然”,无论如何，民主运动所允诺的“身份平等”这一要求，并未在全球彻底实现。

法律意义下的“身份平等”的民主仍在全球前进，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美世界则遭遇了“一部分人要求的民主”反对“多数派的民主”。

差异的身体

或者，可以把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故事看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历史未完成的革命（1789—1793），而另一部分则是托克维尔预言“身份平等”胜利的“大革命”，那么，怎么面对胜利之后的差异？这就是本文开篇提到的“民主极限”问题了。

“民主有其极限”吗？六十年代年代以来，黑人民权运动、女权主义、社群主义等运动新一轮民主浪潮波次而来，时至今日的动物保护主义，绿色环保主义，民主的界限不断扩大，民主的内涵不断翻新。这些运动都在寻求性别、肤色、族群等等身体差异性的“民主”，推翻原有“民主”的定义。民主的内涵，从单纯的身份平等向政治民主发展，走向差异性的政治民主，也可以借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是，“势所必然，天意使然”。19世纪三十年代初，托克维尔在考察了美国之后，曾对“民主”充满了的信念，这，也必将是一个中国人的信念：

以为一个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能被一代人的努力所阻止，岂非愚蠢！认为已经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岂非异想！在民主已经成长得如此强大，而其敌对者已经变得如此软弱的今天，民主岂能止步不前！

《托克维尔与民主精神》

雷蒙·阿隆 等著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版

定价：49.00 元

　　这是为什么呀？

　　上小学的时候，作文总不会起承转合，编个故事，漏洞百出。老师告诉我们这些做学生的，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照例，发一本作文范本，看完范本———作文“八股文”，也就八九不离十了。一晃，二十年过去了。而今，作为一个榜评者，实际上每周要看一堆书，说一些例话。没有“八股文”可供参考，哪本书新出了，哪本书浮动了。都可以去说说。这是一项很有趣的工作，通过观察出版物的浮动，可以猜测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阅读倾向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最怕的是什么？是缺乏新意与变化。

　　这几个月的榜单却让人十分惶惑，不论是各地面书店的数据，还是网站的数据，几乎，就被几本书占领了。看看某知名图书销售网站单月销售额的前二十名，实在惨不忍睹，其中四本为《明朝那些事儿》（一、二、三、四），其余两本为《别笑，我是英文单词书》（一、二），再其余两本为《求医不如求己》（一、二），再有一本是据说总理常看的《沉思录》，出了四种版本，每个榜单上都有，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另外的常驻者为《货币战争》、《20几岁决定女人的一生》及其亲戚。上周末，与人聊天，谈畅销书，A君说，《沉思录》很火，B君接茬，不知火的是哪本？A君答：封面为红色者。我问，为何红色封面就火？举座默然。天知道同一本书，为什么是红色封面最火，而不是绿色封面、白色封面了？！

　　谈谈神秘莫测的封面吧，《明朝那些事儿》五个封面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什么也不是，是“一、二、三、四、五”五个数字，《货币战争》和亲戚们的差别也不在封面，是封面上的字，比如“货币”改成“资本”……，或者看看最近的风云人物马云的一些列畅销书，封面头像不是向左，就是向右，其实是同一张照片，拿photoshop转换180度。有道是，天下封面一大抄，看你会不会抄封面。

　　批评攒书的、跟风的，早就批评得口干舌燥，没力气再嚷嚷了，花自飘零水自流，批评对于跟风来说，一点抵制的作用都没发生。现在批评更没创意的封面，悲观地说，也不会起大作用，本雅明说，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是文化复制。网络时代的文化传播是Ctrl+C加Ctrl+V，意思还是读小学时老师教的办法———抄。工具稍稍变了，落后的用键盘敲字，用搜索工具搜索；中级水平的把word左右开，一边“某朝纪事本末”，一边“某朝那些破事”，就差个金山“文白对译”软件了；高级点的用photoshop制作。以后，据说是网络阅读时代了，极有可能写手们要熟练掌握dreamvaver这样稍具难度的代码复制工具。

　　在畅销书的行业，书本本身的价值很大程度已经扭曲了。传播的内容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传播的方式，或者，仅仅是传播一个最简单不过的观念。买书的、卖书的和做图书评论的，说不定都有蔡明大姐卖房子那番感慨，“这是为什么呀”？

　　发现好书，还是需要读者的智慧之眼。

　　榜说：文木　　整理：LINZI

97年左右，开始看NBA的转播。除了和好友私下里讨论下篮球，基本上不上网讨论这个。摆点老资格的谱吧，很多球盲都是瞎凑热闹，脑袋里边只有输赢，根本不懂什么是篮球。火箭22连胜，以为火箭牛逼烘烘得不行了，真的很可笑。

篮球场上，输赢太正常，尤其是外线选手过于集中的球队，三分手热，确实是上帝也无法阻挡。从单纯的战术角度讲，手热是无法阻挡的，再好的战术，也只能从执行层面去理解，而最终执行的结果还是人的能力。比如我自己，三四年没好好打过一场篮球，即便是空位，让我放三分，保证投不进去。这是手凉。

火箭开始输球了，一些搞球评的就拼命讲这个事情不对，是火箭泄气了，是火箭累了。压根是扯淡，火箭泄什么气，22连胜是靠鼓气鼓出来的？累了？NBA球员哪个轻松了？这些都是上不了台面的理由。再说说另外一个理由，麦迪没有发挥好。这更让人费解了，麦迪什么时候会打球了？今年全明星赛都没份额的人了，中国球盲们还在瞎鼓吹，真的不晓得球盲是怎么看球的。

麦迪篮球很有天赋，但很可惜，他始终不懂什么是篮球。五兄弟，不篮球？那句广告词最需要学习的人其实是麦迪自己。魔术当年希尔报废，麦迪才当了老大。想想当年活塞，斯塔克豪斯都能混到得分前三，就知道什么是水分了吧？得分王有时候和能力没有直接关系，最有关系的是和投篮机会，任何一个NBA球员，如果一场球分配到三十次的投篮机会，我想水平再糟糕，也不会少于二十分的。如果不服气，可以去查查麦迪当年每场球分配到多少投篮机会，命中是多少。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大致就是这个样。这跟76人艾弗森不管命中率怎么低，照样投篮机会全部是他的，一样。问题是，艾弗森能带队进季后赛第二轮，甚至总决赛，这是强者和弱者的区别。

姚明伤了，火箭的连胜，基本上全部是靠投手的手热或者对手的伤病，这是篮球嘛？这是狗屎运。鼓吹防守多好？太搞笑了，没有中锋的球队防守好？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单个球员可能防守能力出众，但整支球队的防守能力绝对好不到哪去，大叔都不惑过头好几年了，还能当篮板王，这是悲剧，绝对不是幸运，恰恰是防守糟糕到家的证明。

再说说后卫阿尔斯通，这哥们运球好。非常好，实在是好。不过，实在是不懂篮球。如果让皮球一直在他手里转，估计排上四十八分钟他都闹得欢，问题是拍二十四秒，他绝对不过瘾。附带，还喜欢自己投篮，这就出了麻烦。后卫爱投篮也不是坏事，得分后卫大多数同志，我看就该跟阿伦一样，执着于投篮。问题是组织后卫爱投篮，而且爱投高难度的三分，更爱出风头蛮干，这就出麻烦了。内线全部死光了，还是锋卫死光了？什么时候轮到组织后卫吃独食了？更麻烦的是，边上还有个打铁的麦迪也喂不饱。

今年的火箭，依旧不是艳阳天。有姚明在，大约能过第二轮，没姚明了，整个战术体系算是崩溃了，且看第一轮能打几场吧，我猜，大约能拿个1：4光荣回家。这也就差不多了。预期，今年的西部冠军之战，是湖人战马刺，但愿，这两组人马不要提前遭遇。

总决赛，不出意外，就是湖人，马刺和凯尔特人，其他的，来年再说吧。加内特同志劳苦功高，也该得个总冠军了。

《哥萨克的末日》(插图本) 　　作者：王天兵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08年3月版　　定价：28.00元

　　□书评人 张晓波

　　巴别尔（1894—1941）在世界文坛的声名，完全源于他的《骑兵军》。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我前后有花城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三种版本，我曾经与搞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朋友多次交流对巴别尔的印象，对于巴别尔的共识是，他并不能算是俄罗斯的一流小说家。或许，他是优秀的，但是这种优秀恰似流星划过天空一样，在俄罗斯文学的苍穹上，巴别尔这颗流星，实在太微不足道。《骑兵军》的分量，在我看来，只能与肖洛霍夫同时期的《顿河故事集》相当，两者都有相似的主题———哥萨克，从文笔与故事构造上来说，都颇显稚嫩。与托尔斯泰的《哥萨克》或者肖洛霍夫那本伟大的《静静的顿河》相较，我一直认为巴别尔笔下的哥萨克仅仅具备了哥萨克的外形：粗犷、野蛮、斗狠，或者说，是现代文明之外的粗线条的人类。巴别尔并没有发现哥萨克“人性的挣扎与光辉”，《骑兵军》恰恰就像巴别尔当时的身份———记者———一样，仅有客观的记录，而缺乏“同情的理解”。就体裁而言，巴别尔的“短篇小说”功力，与之前的契诃夫或者布宁相较，也大有差距。

　　这番“刻薄”的话，可能很难说服“巴别尔”爱好者，无论如何，文学是一种很私人化的体验，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可以去衡量。我并未否定巴别尔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我的意思仅仅是，无限抬高一个作家，单一、孤立地去看待一个作家的文学价值，可能会让我们的文学视野变得局限与被动，尤其是在俄罗斯文学的长河中，类似巴别尔这类夭折的天才，而天赋远高于其上的，实在是多如星辰，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契诃夫、曼德尔斯塔姆等等。

　　由于对巴别尔本人并不高的期望值，我并没有带着很高的期望去阅读《哥萨克的末日》，但恰是这种不高的期望带给我非常大的阅读快感。这本书没有支离破碎地去解读巴别尔，也未像一个巴别尔崇拜者一样带着膜拜去解读传主，而是冷静地将巴别尔作为一个观察的对象。作者运用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技巧，复活了巴别尔活动的历史场景，巴别尔所接触的各色人物由此在这个活动舞台上展开。在一段文字中，王天兵通过对巴别尔日记及历史材料的分析，讲述了巴别尔利用其知识分子的身份、革命理想主义勾引一名外省少女的故事，在别处地方，作者又讲出了巴别尔冷漠观看哥萨克屠杀犹太人的心态，揭短固然并非美德，但这种细致且不为传主讳，在文学家传记中很难得。比如茨威格笔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广受赞誉，但我以为茨威格的铺张陈词、注重“灵魂”的传记写法，极大地误导了读者对于伟大小说家本人的真实理解。

　　如果将《哥萨克的末日》理解为巴别尔的传记，其实很不恰当。如果仅仅认为是为巴别尔立传，可能会误会作者的雄心大志，如果是“巴别尔”的话，作者完全可以一如许多文学家传记一样，写成一本生平史。王天兵的用心，是“革命”，而非仅文学。否则，作者何必将大多数的篇幅用于讲述战争输出共产主义革命、哥萨克的盛衰、欧洲屠犹史这些看似毫不相关的内容？巴别尔只不过是王天兵的一把刀子，要切开“革命”这个雄心勃勃的主题。俄国大革命的道具“哥萨克”是这样一群人，奸污妇女、抢劫平民、哄抢粮食、屠杀犹太人、蔑视他人与自己的生命，如此等等。作者借助于这样一个视角，试图从“道德合法性”探讨革命的正当性。这个切入的视角非常独特，十分具有独创性，但对于“革命”这么一个大问题来说，这本书又显轻了些。反思“俄国大革命”，岂是回顾一段哥萨克的狂飙能够说得清楚？

　　在这本书的结尾部分，哥萨克进攻波兰失败了，哥萨克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其自身也为革命后的新政权所瓦解。“狡兔死，走狗烹”，独立武装集团必然不容于现代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这是历史大势使然，也是苏联重整国防力量的必然，非如此，不可想象一个依旧倚靠骑兵突击为主要军事打击力量的国家能对抗数百万德军入侵。

　　巴别尔的《骑兵军》，记录下了哥萨克骑兵的最后辉煌，他恪守一个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忠实、客观地记录历史。

　　■ 对话·王天兵

　　“拼图游戏”发现巴别尔

　　新京报：这本书你大量运用了“苏波战争”史料，而不是传统的“文学史”的做法，为什么？这次解读对巴别尔有什么新发现？

　　王天兵：“苏波战争”的史料是我在对巴别尔的热爱中慢慢接触，日积月累发掘出来。这仿佛是一次“拼图游戏”，将零碎庞杂的各种信息慢慢拼接成完整的图案，最后自己也大吃一惊，原来是这样一回事。这种发现的欣喜不断刺激我继续进行下去。可以这样说，和“苏波战争”有关的重要史料，凡是俄罗斯美国学者能接触到，我都涉猎过。我尽力避免罗列史料，不追求所谓大部头专著，而是用一种独特的结构全景式让读者不断感到洞悉历史的惊异和欣慰。随着写作的深入，我越来越发现巴别尔不过是一个满口谎话、随大流但还有内疚感的卷入革命的普通人。而且，我最终发现，只能用“表演”这个词来形容他的行为。别忘了爱伦堡曾说巴别尔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好人。巴别尔确实是一个仁慈的人。但如果这样的人在革命中都是如此，可以想象这场革命的本质也就值得怀疑了。

　　这部书篇幅并不很大，但却是好几条线索交织而成。我希望读者能从中各取所需，起码能做到反思自身，反思中国。尤为重要，也很可能被中国读者忽视的是，我希望读者能由此接触犹太文化和犹太启蒙运动。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巴别尔，都是犹太启蒙运动直接或间接的产物。而中国的五四运动和八十年代文化复兴都太短暂了。中国恰恰需要一场新的文化启蒙运动。

　　采写/本报记者 曹雪萍

德国汉学家顾彬炮轰中国当代文学成瘾了，大约是爱之深、恨之切。

2006年底，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访问时，声言“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对在国内红极一时的姜戎小说《狼图腾》，顾彬的评价是：“《狼图腾》对我 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内一些媒体、文艺青年纷纷谴责顾彬。言犹在耳，顾彬又炮轰了，这一次顾彬炮轰的是“中国作家写剧本”，在澳门接受采访时再发尖锐之声。这一次，德国老头将矛头对准了中国文坛的普遍现象——作家写剧本。顾彬认为，剧本不是文学，由于对创作的限制太多，作家一旦写了剧本也就丧失了对文学的崇敬和起码的尊严；他还指责中国作家不学无术，一有空就喝酒、吃饭。

除了《狼图腾》被顾彬指责为带有法西斯主义倾向之外，德国老头对中国文学界的持续性炮轰都很泛泛，可以认为，顾彬每次犯的错误都是进攻对象不明确。

“中国作家”、“写剧本的作家”这样的群体有多大，每年会写出多少的小说、诗歌、散文及剧本，又有多少优秀或不优秀的作品为出版界所接受出版？这种情况下，善意的读者也只能猜测顾彬“炮轰”的矛头显然是当今中国作家中为公众所认知且有作品出版的部分。顾彬作为一个“汉学家”，面对如此众多的汉语文学的读者与作者发言，谨言慎行，自不待言。

这次，顾彬又第二次踏入了同一条污水沟之中。炮轰作家写剧本精神堕落，顾彬的打击范围又无限扩大，只能使善意的读者再次猜测顾彬是在批评当今一些知名、活跃的电视剧、电影剧本作者。针对顾彬对中国作家写剧本的批评，反驳者马上指出，张爱玲、老舍都写过剧本，难道都不是优秀作家？

此外，顾彬又犯了一个“汉学家”在使用“汉语”时的低级错误：打击范围不精确，导致误伤面积过大。一句“作家一旦写了剧本也就丧失了对文学的崇敬和起码的尊严”，更是杀伤了古今中外所有剧作家，托尔斯泰、契诃夫、易卜生、李渔都写剧本，都“丧失了对文学的崇敬和起码的尊严”？这种最起码的汉语逻辑问题，是任何上过“小学语文”的中文读者都知道的。作为国际知名“汉学家”的顾彬岂能不知？或是装聋作哑故意放炮？

据说，德国人顾彬是出于对中国文学的诚挚之爱而学习“汉语”，进而成为“汉学家”的。大约是这样，顾彬习惯性把自己当成了中国文学的保姆，可惜，这位保姆要看护的孩子实在是太多。其中一个或者一群人调皮捣蛋，批评自是应该，问题是，您老的保姆方针总是“株连九族”、一个都不放过。德国有位政治学家施密特，常教育他的读者，“政治”这一职业，首先需要的是“区分敌友”。敌友不分，全盘打倒，必将神人共愤。搞文学批评也一样，敌友不分，无的放屁，光逞匹夫之勇，大放厥词为人耻笑，何益？顾彬先生，批评中国文学的时候，请收起“激动的舌头”，对准目标，掌握好中文的“边界”与使用规则，进行准确的打击。

□张晓波（北京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