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再查询形势，有点好消息：中国的工业有复苏的迹象！南中国的工业区，水静河飞大半年，市面有点热闹了；昆山的厂房租金，暴跌后最近回升了十多个百分点；工业发展最可靠的指数——纸盒的销量——止跌回升。解释有两方面。其一，次要的，是央行放宽了银根，借贷较为容易。其二，主要的，是地方政府不仅不执行新劳动法，而且提供避去该法的门径。

经过了一年的发展，避开新劳动法的门径是简化了。厂家提供的劳动合同只写下最低工资，其它皆以奖金的形式处理。只要雇主言而有信，员工接受。偶尔有守法的厂家——例如超时工资加倍。但这些守法的管得紧，对员工的产出表现苛求。据说在初时，守法的工厂比较容易聘请员工，但过了不久员工怕管得紧，纷纷选取「奖金」制。二者之间显然达到一个均衡点，一起共存，而二者与新劳动法的意图皆有出入。一般之见，是如果此法全面严厉执行，大部分的工厂会倒闭。

今天，说外资见新劳动合同法而生畏，不是全对。港资也算外资，懂得怎样处理。据说台资也学得快。但来自西方的厂家就远为头痛了。新劳动合同法是非常复杂的文件，通过律师解释也天旋地转，且费用不菲。选大城市下注是个问题，不善于跟地区干部打交道是个问题，而字号有点分量，招牌有点金漆，也是个问题了。这是说，中国愈需要引进的外资，应付新劳动法愈困难。

顺便提及，因为新劳动法的存在，一门搞事的行业出现。听说有些「搞事」之徒是以分帐的形式由「专人」指导的。说搞事，因为这些「员工」基本上不打算安分守己地工作。他们受聘一两个月，找到雇主的「非法」行为，要求赔偿和解。要求不多，三几千元一般不难拿到。这样，新劳动法是鼓励了不事生产的「劳工」。这方面，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球上所有劳工法例都有类同的效果。

地区政府为了挽救自己的工业，纷纷采用有「弹性」的方法来处理新劳动法，而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弹性安排。我于是想到，北京为什么不容许甚至鼓励不同地区各自为战，或各出奇谋，设计自己的劳动合同法，务求争取自己的工业发展有成效呢？

拙作《中国的经济制度》指出，中国发明的县际竞争制度了不起，是天才之笔，也是九十年代中国在经济困境中出现奇迹的主要原因。虽然近几年这制度的运作是被中央上头削弱了，但性能仍在。让我提出如下的构思，或建议，给北京的朋友考虑。

建议如下。选一个地点及资源属中等的县，让该县的政府设计及策划自己的劳动法例。可以是前所未闻的，或者说明完全不管（让个别机构设计自己的雇用员工的规则），又或者是一字不改地接受北京上头定下来的新劳动合同法。重点是要说清楚，要履行，好叫劳资双方没有混水摸鱼的机会。这样，不管劳方怎样大呼剥削，或资方怎样认为不合理，我们只看效果论成败。这是说，如果这个中庸的县推出的劳动法例使投资者相争下注，劳动人口不断涌至，明显地带起该县的工业发展，人均收入增加，那么事实胜于雄辩，该县的劳动法例是优胜的了。投资者有选择的自由，劳动员工也有选择的自由。佛利民说得好：自由选择是民主的真缔。但如果这个县设计的劳动法例找不到投资者问津，或劳工避之唯恐不及，那么怎样夸夸其谈也没有用。当然，上述只是一个例子，北京要让所有的县设计及履行自己的选择，衡量成败不会困难。

我曾经指出，中国的县其实是一家商业机构，或是一间公司。我们知道，在竞争下，只要政府容许，不同机构会有自己的公司法（bylaw），而类同机构的公司法设计，在竞争下会偏于类同。在中国，县际竞争激烈，但因为地理环境与资源分配往往有大差别，不同劳动法例的设计可能出现，但大致上类别不会多。我的估计，是县际竞争最后达到的均衡点，是个别的县设计的劳动法不会超过三类，而且会是清楚明确的。历史的经验说，在竞争下，模糊的法例，或过于复杂的，一定是输家。这些不可取的法例通常只在利益团体的压力下出现，而中国付不起应酬个别团体的代价。

如果不同的县真的有个别设计自己的劳动法例的自由，而他们一般还是选择现有的新劳动合同法，我这个老人家是无话可说的。北京能否容许这样的自由——没有幕后左右的自由——有关键性。四十年前我研读过西方的合同法律的演变，很欣赏英国传统的智慧。今天我很欣赏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那是非常聪明的中国人在经济压力下想出来的一套承包合约的安排的组合。如果北京能真的放手，让县政府在竞争下设计自己的劳动法（包括不管，只让个别商业机构设计自己的），中国的经济会再急升可以断言。外资必将蜂拥而至也。

让我再解释一次。在地区或县际竞争的运作下，让每个县设计自己的劳动法例，或让他们选择处理劳工的安排，如果某县能搞起工业发展，比有同样资源局限的县跑出一个马位，这个县对劳动员工的贡献一定是较大的。七十多年前英国的鲁宾逊夫人（Mrs. Joan Robinson）推出雇主剥削劳工的可能性，但只可以在缺乏雇主竞争的情况下出现。机构之间的竞争会保障劳工的收入，而我曾经指出，中国的县际竞争是多了一层非常重要的竞争，西方求之不得也。今天我想到，如果劳动法例由县际各自设计，各出奇谋，在达到经济整体的均衡点下，这法例对劳工的收入增长一定是最上算的。

经济发展的成败得失的衡量，不要单看人均收入的转变。更重要是租值的升幅与累积。不要因为劳动员工持有的物业不多而认为他们没有什么租值可言。历史的经验说，知识租值比物业租值远为重要。目前的新劳动合同法对工人的知识租值的增长，乏善可陈，是负值。我深信，让县际竞争决定劳动法例的取舍，工人的知识租值会急速上升。

在县际竞争下，不管他们推出怎么样的劳动法例，甚或选择完全不管为最佳的均衡方案，北京也应该接受。重点是每个县要说清楚，要让工人明白他们可以选择的是些什么。我不担心工人受到剥削，但担心他们可能被骗，也担心他们因为无知而作错误的选择。

立下法例而不执行，长远来说不是办法。撤销新劳动合同法看来不易，但让县作选择，包括可选现有的，然后带动着不仅是资方的选择，劳方的选择有更重要的决定性。除了压力团体，有谁可以反对呢？正如上文提到的一个例子，有执行与不执行新劳动法的类同工厂，工人选不执行的，不可能是因为他们生得蠢。但我认为要让工人知道他们选择的是些什么。我也不能排除，在县际竞争下，一种前所未见的有经济效率的劳动法例可能出现。我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斗经济智商有胆摆擂台，可惜在局限下竞争而衍生出来的合约安排，我很少事前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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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高考时，很多学生和家长都为如何选择专业而烦恼，尤其是看到同一时候毕业的大学生找工作那么困难。请问张教授，对学生选择专业有什么建议？

答：

我平生很羡慕某种平庸凡俗的人。这种人说不上有什么建树，平生既没有见报，也没有在电视出现过。这些人安分守纪，工作勤奋，收入稳定。结了婚，有了两三个可爱的孩子，用心教导。孩子长大了，也有类同的稳定职业。每逢周末或假日，父母带着子女，及后来再带着孙儿女，到这里那里旅行一下，散散心，尽享天伦之乐。

这样的人我非常羡慕，虽然自己不是这样的人。然而，我感到悲观的，是这种平庸而又享受人生的朋友，虽然五十年前我认识不少，但到今天这样的人和家庭是很少见到了。好些朋友在三四十岁时还可以有上述的前景，但过了不久，要不是闹离婚，就是遇到失业或在股票、房地产市场上失利而破产。也有一些因为儿女遇到什么不幸，或不顾双亲离家而去。换言之大好的家庭以悲剧收场，是随处可见的。这是今天的世界，要做一个中庸的人很困难。

另一方面，为人师表数十年，不少学生问及，要选哪门专业的前途较好。我的经验是不容易作出准确的建议。叫学生考虑读医吗？尽管他成绩好，但不一定进得了医学院。读法律吗？今天收入很不错的律师，几年之后可能会急速地转差。几年前读金融学的前途无限，但今天不容易找到工作了。数十年内，我没有见过一门专业可以持久地不遇到困难的。

所以我认为，既然平庸凡俗的人不易做，选择专业不容易拿得准，最上算的方法还是意之所之，自己对哪方面有兴趣就向哪方面走。重要的是要去尝试，不断地尝试，希望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说不定自己有点天赋。自己有兴趣而又有点天赋的事项，今天的收入可能不对头，但过了几年大有转机，是常有的事。据我所知，物理、化学、数学、历史、地理、语言、法律等等，及无数其它的，每一项在二十年之内都经历过盛衰的转变。

公告：请有兴趣向张五常教授提问的朋友在此贴及以后“五常问答室”相关的文章之后以评论的形式跟贴。（注意：不要在非“五常问答室”的文章之后提问，否则问题很容易会被遗漏。）问题经博客管理员筛选后，提交给教授，并由管理员笔录教授的回答。请各位提问的朋友要注意问题的质量，不要带有主观情绪，或一开始就已经自己给问题定下了答案，只是想得到教授的认同。

该文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森穆逊提到，在国际贸易收支失衡的情况下，美国很可能走上保护主义的路。我认为如果奥巴马的政策成员真的有森氏说的水平，保护主义是不会出现的。这是因为今天的世界与二十年前的很不相同：开放而又满是廉价劳工的发展中国家无数，在产品的成本上这些国家与先进之邦出现了一个差距很大的断层，『保护』对成本高的国家会带来灾难性的发展。好比如果禁止或约束中国的玩具进口美国，进口商会转到印度等地方购买，就是对所有国家封杀也不容易找到投资者在美国设厂制造玩具。这是说，今天，保护主义的有效施行是要全面性的：国际要全面，制造品也要全面。这样一来，美国的物价大幅上升不会被消费者接受。」

让我从日本说起吧。五十年前，日本的制造品在国际上开始发难，价廉，且质量不断改进。先进之邦斗不过，约十年英国输得面目无光，继而美国及西欧。在保护主义的压力下，日圆大幅升值。记不清楚时日，也不记得过了多久。记得的是日圆从三百六十兑一美元升到八十兑一美元，上升了百分之三百五十！这就带来一个经济奇迹︰日圆上升了那么多，但日本的产品还在国际上畅销，还是满布地球。日本当时继续有贸易顺差不奇，因为弹性系数有决定性，但出口产量依旧强劲却是奇迹。相比之下，两年前人民币兑美元只上升了百分之十强，中国的厂家就遇到困难，在新劳动合同法引进之前好些工厂开始关门了。

日本当年的际遇与中国今天的际遇大为不同，可不是因为中国产品质量的改进速度比不上人家，而是五十年前落后国家的制造品能大量地攻进先进之邦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的人口一亿多。七十年代加进亚洲三小龙——香港、台湾、新加坡——八十年代再加上第四小龙——韩国。连日本一起算，这些新兴之区的总人口只约二亿。世界人口是五十亿强。

拉丁美洲的际遇历来风风雨雨，这里不说。地球一体化始于三十年前中国开放改革，跟着是印度，再跟着是苏联瓦解，东欧参与国际竞争，又再跟着是越南、非洲及那些「斯坦」之邦。这是说，三十年来，参与国际竞争产出的人口增加了不止三十亿（劳动人口当然较少），比日本与什么亚洲小龙的人口多了十多倍！六年前，美国的商场满是中国货，但当人民币兑美元只升约百分之十，那里的商场不同国家的品牌无数。

想当年，日本的国际竞争形势与今天的中国很不相同。在缺少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下，日本承受得起先进之邦的保护主义，而他们选择让日圆的国际币值大幅提升，换取先进之邦不大加进口税，是明智的选择。可惜跟着的处理出现了问题。是的，跟着而来的日本故事是悲哀而又有趣的学问了。

是经济学博士生也不容易考得及格的问题。当年日圆兑美元上升了百分之三百五十，日本货还是销售得好，失业率没有多大变动，经济整体的均衡点要怎样调整才对呢？答案是三方面的合并：提升外汇储备，提升工资，提升租值（是经济租值，见拙作《供应的行为》第二章第三节）。日本的外汇储备无疑是大幅提升了，但从他们经济整体的实力看，微不足道。工资提升得快，而当时的日本，终生雇用的合约安排普及，这提升主要是以分花红的方法处理。当年日本员工的「分红」的夸张，使举世哗然。

是在租值大幅增加的发展中，日本当年的政策闯大祸！他们变本加厉地禁止农产品进口──这是增加租值的一种方法。七十年代后期我路经日本时，在一间高级零销店见到如下的订价：一只西红柿五美元，一粒温室葡萄一美元。我带两个孩子到可能是最高档次的花园餐馆进午餐，最相宜的套餐每位美元一百五十。

明治维新之前的德川时代的大地主们的财力，百多年后还存在。他们要地价高，而禁止农产品进口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七十年代日本的工资急速提升，主要通过分红制，有需要时下调不困难。然而，房地产的价格（属租值）上升，下调却不容易。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在政治压力下，农产品进口不容易解禁。其二是房地产一般押进银行借钱，水涨船高，借贷大幅上升。一九八五年，日本的房地产价格比香港的高出不止一倍。

大约一九八六我发表《日本大势已去》，年多后，我见中国的发展有看头，接受邀请在日本的《朝日新闻》的头版发表了一篇对日本经济前景不看好的文章。由他们翻作日语，而据说《朝日新闻》是当时日本的第一大报。好些日本朋友读后不开心。

这就带来另一个有趣的经济现象。日圆兑美元大升了好几倍，以美元及先进之邦的币值算，日本的人均收入很快就与先进之邦打成平手。但因为工资与租值跟着大幅上升，在禁止农产品进口的局限下，日本人的实质生活水平其实升得远没有那么高。这个发展，促使七十年代至大约一九八七年，日本人大手调动资金到外地作房地产投资，到泰国等地投资设厂的也无数。这些投资一般不是那么理想——日本要到九十年代初期开始进军中国才算是有所斩获。美国的朋友应该记得，七十年代后期与八十年代初期，美国的国际机场满是日本学生及小孩子。这是日圆大幅上升给日本人民带来的利益了。

一九八六年底或八七年初，日本的房地产市场终于崩溃，不到一年大城市的高级商业楼宇下跌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这导致那里的银行纷纷步入困境。通缩出现，经济不景大致上持续到今天。这个日本不景现象连带着的，是那里的货币量推不上去。佛利民很关心这个发展，他谢世前数年几次跟我谈及日本的货币政策问题。日本有关当局不放宽银根困扰着他。到二○○一，佛老说日本可能有转机。我的看法不同，但没有向佛老提出自己当时还是有点模糊的见解。

我认为德川时代的地主演变成为后来的资本家的后代，不少是日本的国会议员。他们反对日圆贬值。这个意向与放宽银根及搞起通胀是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经过那么多年的向外投资的发展，维护日圆的强势是需要的。君不见，几年前日本的舆论就出现了「日日贸易」之说：日本输出物品到中国去给那里的日本人及厂家，日本在中国的厂家的产品输出到日本去。这个有趣的舆论是正面的，大有感谢中国之意。

这就带来本文要说的重点。日本的经验，是日圆大幅升值，以先进之邦的币值衡量，日本的人均收入水平很快就追上先进之邦（实质生活水平是另一回事）。但日本只有一亿多人口，先进之邦可以不困难地把他们的国民收入拉上去。香港昔日只五百万人，七十年代工业起飞，一九八二年初港元兑美元升至五兑一，也同样地把香港的人均收入拉上去。差一点的有台湾，有新加坡，到了八十年代再差一点的有韩国。说过了，连日本在内，这些算得上是有成就的发展中地区的总人口只约二亿，先进之邦可以维护自己的工会与最低工资而在某程度上把这二亿人的人均收入拉上去。

今天的地球局限有了大变。自中国开放改革以还，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不止三十亿。增加了那么多的穷人参与国际产出竞争，先进之邦是拉不上去的。拉不上去，先进之邦不能不面对下面由无数廉价劳力组成的低成本断层。上层不撒销工会与最低工资，早晚会被下层拉下去。撤销工会及最低工资会使上层的租值上升，原则上可以稳守。这是因为依照比较优势定理，先进之邦在没有工会及最低工资的约束下，大量廉价劳力参与国际竞争会使他们的知识租值大幅提升。这是经济学，可惜今天失传了。

我希望读者明白，今时不同往日，先进之邦再推出保护政策是愚蠢的，因为一定要很全面才有效，而这样做会无可避免地带来他们不可以接受的物价大升，知识租值会消散得快。另一方面，六年前我坚决反对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主要是因为我看到中国要面对的世界，与日本当年面对的很不相同。

（按：本文引用的所有资料皆凭记忆，错漏难免，但大致上应该对。）

张教授，我是一位九岁孩子的母亲，我非常想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但是现在每个周末都要上辅导班，都要“填鸭”那些本不该她这个年龄要学的知识，我也曾经想放弃这些辅导班，但孩子知道班里的孩子都在超前学习，她怕落后，怕上不了好的中学。看这漫长的应试教育给孩子心灵的伤害，作为母亲的我真得很痛苦，我没有那么高得要求，只希望孩子有健康的品行，有一技之长可以谋生，怎么就那么难呢？希望您谈谈教育改革。

答：

我是极力反对孩子们补习的。我自己的儿女进入中学时，他们要做什么都可以商量，唯一不予商量的就是补习。补习增加一个学子的依赖性，减少创意，有时甚至麻木思想。

我认为补习在香港及日本等地方那么盛行有三个原因。其一，是父母工作忙，也不愿意孩子到街上跑，所以用补习老师来监管孩子。其二，是学校的功课多，太多，孩子们应付不了，要补习老师来协助。其三，最大的麻烦是因为升学要过公开试，而补习是教学子怎样过公开试那一关。

当年，替儿女们选学校，我选回家后不用做功课那一种。我又鼓励孩子在中小学时成绩不要那么好。但我有一个优越条件，是我作了大教授多年，孩子要进美国的大学，打个招呼有帮助。后来儿女在大学的成绩好，非常好，只是女儿在本科毕业后没有再读下去。

个人认为，培养孩子的想象力重要，因为想象力是创意的根源。我又认为，求学有如长途赛跑，在初阶段及中阶段需要有计划地走得慢一点，要留气，到研究院时才作冲刺。我在中小学时成绩奇差，中学没能毕业。到了近二十四岁才进大学，一发劲，把来自香港、成绩比我好得多的同学远远抛离。

补习，功课多，填鸭式的教法，严谨公开试的要求，以至到本科时读得好，这样训练出来的学子会是个不错的文员，或是一些中规中矩的工作者，但要在学术上有大作为则要免问了。事实上，我没有遇见过一个算是在学问上有点成就的学生，有过补习的过程。在香港，好的中学生从来不补习，而是给人家补习，高班的给低班的补。而大学生给中学生补习是很普遍的事，收费可以高达300港元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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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自洛杉矶加州大学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当时被认为是自由经济的两所圣殿，其后在西雅图差不多搞起一个华盛顿学派。外人见这背景与森穆逊的麻省理工格格不入，以为我不仰慕森穆逊。非也非也。我读本科时用的经济入门课本是森氏的《经济学》第四版。该课本出版过无数次，销量冠于地球，而第四版被认为是最好的。我收藏了几本，不知今天拿去拍卖值多少钱。当年选经济读物，森氏的作品我不放过。他的推理逻辑从来不错，经济学的基础定理永远坚守，我只是有时不同意他的局限假设。他的论著多，是我这一辈后学的锻炼脑子的读物。同不同意是另一回事，不读森穆逊就少了一项重要的练功法门。

有关森氏的有趣典故太多了，奇怪没有人收集这些典故而结集成书，应该洛阳纸贵吧。他本科芝大。我的老师Warren C. Scoville曾经回忆说，有一次，大家上奈特（Frank H. Knight）教研究院的课，森穆逊旁听，咄咄迫人地提问，使奈特发了脾气，说︰「森穆逊先生，还是让你教吧。」跟着离课室而去。

后来森氏转到哈佛攻博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是主要导师之一。不知是真是假，传说有云，森氏的博士论文《Foundation of Economic Analysis》写好后，要过口试那关时，教授们很尴尬，不愿意进入考室，因为没有谁读得懂该论文说的是些什么。满是数学方程式的《Foundation》后来成为整个二十世纪的数学经济发展的源头。此作与认识阿罗（Kenneth Arrow）是我决定不走数学经济的路的一个原因：他们走过的路，没有空间让我挤进去。后来几位搞数学经济的朋友对我坦言，他们搞的来来去去都是《Foundation》的一点变化，可以说是为森氏的论文写些脚注了。

典故说，哈佛没有挽留森氏在校任教使他耿耿于怀。他到邻近的麻省理工大兴土木，把后者的经济系搞得名满天下，有超越哈佛之势。我的另一位老师Robert E. Baldwin曾经任教于哈佛，对我提及，有一次跟森氏进午餐，后者若有所悟，在一纸餐巾上画出后来名重一时的Utility Possibility Curve。这条关于福利经济的曲线是后来福利经济的分析重点。然而，森氏本人在一篇一九五○的重要文章中，指出我们无从肯定社会的福利是否有了改进。

森穆逊的学术生涯就是这样：掷叶飞花，所到之处面目一新的定理跑出来，后之来者凭之搞出一些变化，弄出一点名堂，不可一世，但森氏本人一律无所谓，彷佛不知道。对外贸易有一个重要的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定理，先由森氏发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Lionel Robbins教授读到，记得一位学生Abba Lerner的一篇习作得到同样的分析结论，把该习作寄给森穆逊看。森氏直认是一样，大赞Lerner之作比他的早出。看官须知，经济学者不是陶渊明笔下的高尚士，究竟谁先谁后往往吵个不休，有时废物也争餐死。森穆逊呢？信手拈来，俯拾即是，不斤斤计较。

无疑是大师风范，但森氏与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争论了多年是事实。然而，外人认为这两位大师不和，却是错了。佛老与他的多年拍档史德拉（George J. Stigler）几次在我面前表达他们对森氏的仰慕之情。我的老师艾智仁（Armen A. Alchian）也是个自由市场的信奉者，在兰克公司作顾问时与森穆逊共享一间办公室。他们喜欢把对方捧到天上去，传为佳话。作研究生及博士后的日子中，我认识高人无数，后来不少同事也高人。总的来说，我的感受是他们对森氏有点恐惧之情。

他们怕，我也怕。曾经在文章中提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高斯（Ronald H. Coase）拿诺奖的前一晚，在多个诺奖得主的宴会中我代表高斯讲话。森氏同桌，正正地坐在我面前，把我吓得心惊胆战，讲得一团糟。这件事不久后我忘记了，但当二○○二年底我写好了三卷本的《经济解释》后，一个晚上我无端端地想到十一年前给森穆逊吓个半死的尴尬，认为如果再讲我会是潇洒的。《经济解释》的完工使我感到有自己的层面，有自己的境界，可以有恃无恐。那时我六十七岁了。

几天前萧满章传来森穆逊最近的一篇专栏，其中提到中国。这一趟轮到他怕（一笑）。这两年中国本身的发展其实不好，但金融风暴对中国的祸害，虽然明显，却没有先进之邦那么大。这使西方的经济学者纷纷对中国在国际上的等级排列改观。森穆逊认为在不太长远的将来，领导世界经济美国可能要退居次要的位置，在中国之后，于是建议他认为属一等的奥巴马人马作点准备。这点我不同意：中国的学术与知识水平跟美国还相差甚远，要赶上遥遥无期。历史的经验说，学术水平不足是无从领导世界的。差一点可以，差太多不成。昔日小小的英国，雄视地球逾百年，学术水平了不起是主要原因。这些年我对中国的高级教育发展很失望。

森穆逊提到，在国际贸易收支失衡的情况下，美国很可能走上保护主义的路。我认为如果奥巴马的政策成员真的有森氏说的水平，保护主义是不会出现的。这是因为今天的世界与二十年前的很不相同：开放而又满是廉价劳工的发展中国家无数，在产品的成本上这些国家与先进之邦出现了一个差距很大的断层，「保护」对成本高的国家会带来灾难性的发展。好比如果禁止或约束中国的玩具进口美国，进口商会转到印度等地方购买，就是对所有国家封杀也不容易找到投资者在美国设厂制造玩具。这是说，今天，保护主义的有效施行是要全面性的：国际要全面，制造品也要全面。这样一来，美国的物价大幅上升不会被消费者接受。

我认为先进之邦是做梦做得太久了。工会的势力没有明显地减弱，而美国还打算今年七月再提升最低工资。二十年来，我眼白白地见到美国的电视、音响、冰箱、计算机、钢琴、成衣、洗衣机等，逐步在国际市场上消失。这几年轮到汽车，飞机的不吉日子恐怕不会太远吧。长此下去，先进之邦的学术高士与科技专材也会大量外流。解散工会及撤销最低工资是政治上行不通的好路向，但我还是认为先进之邦真的要考虑在制造业这方面他们需要这样做。

森氏最关心的一点，我有同感的，是美元的前景不妥。如果美元暴跌，中国会首当其冲地受害。北京的朋友要怎样应对我写过了，不再说。我认为目前美元还算稳定，主要是因为美国的通胀搞不上去。

佛利民的货币理论奇怪地遇到一个大麻烦。去年九月雷曼兄弟事发后，联储局反应快，胆够大，把银根（monetary base）推得垂直上升，其升幅之高，之快，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相近的也没有。但币量的升幅不怎么样，而消费的升幅是更慢了。看不到有什么「流动性陷阱」，只是银行不大愿意借钱，借贷利率跌得少。我曾经以讯息费用作解释。这是说，金融危机出现后，银行变为惊弓之鸟，借钱倍加谨慎，在此同时，顾客还钱的本领的讯息困难及抵押品的市值的讯息困难是增加了。这解释有经济内容，但在细节上的变化不容易拿得准。很不幸，目前的联储局走上了商业借贷的路。逼于无奈，但长此下去会是灾难性。

我认为百分之八左右的通胀率，对美国目前的经济困境会有很大的帮助。最近的数据显示，通胀推不上去。另一方面，银根升得那么高，长此下去，急剧的通胀早晚会出现。联储局能否及时约束是重要的考验了。今天我认为，通胀对银根暴升的反应沙石愈多，到通胀明显地出现时，能成功地及时约束愈困难。我们因而不能排除恶性通胀，甚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有机会在美国出现。这会是很大的不幸，因为美元与美国债券一定会暴跌。

几天前，联储前副主席Alan S. Blinder教授发表文章，认为未来两年美国不会有通胀，甚至可能有通缩。他聪明地以不同性质的美国债券的孳息利率作比较，认为市场的通胀预期是很低的。然而，追查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经验，大家会知道市场的通胀预期可以在几天之内甚至一夜之间急变，而孳息率的高企甚至上升可以相当持久地与货币量的收缩及通胀率的下降脱节的。当年在美国债券市场上输钱的经济学者无数。另一方面，美元可以因为外围的因素而大跌，而这大跌会促使美国的通胀急升。无锚货币（fiat money）是非常头痛的货币制度。在时间上通胀的调控很难拿得准，何况这次金融危机的性质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是的，在最近一片对美国审慎乐观的声浪中，我不敢看好。那里的情况变得太复杂，太混乱。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的经济制度开始恶化。

今年一月六日我发表《救金融之灾有三派之别》，指出有宏观派，有货币派，也有区区在下的微观派。跟着一月十三日我给货币派六个月的时间发挥。今天六个月的期限快到了。看来佛老的货币观是要修改一下的。

近两年国内有恢复繁体字的呼声。恢复繁体字的成本是否因计算机的普及而减少？

答：

简体字有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用简体字不能写书法。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不懂繁体字，中国独有的重要艺术就会失传。我们知道，有些简体字是从中国的草书变化出来的，但大部分不是。在中国的书法里，行草混合是很普及的。唐代的孙过庭说得清楚：“草歪使转，不能成字。”所以写草书时不能用简体字。在这一点上，简体字是不可以在书法上运用的。毛泽东曾在他的上佳书法里使用过一两个简体字，但这一两个字他写的是行书，不是草书。如果没有了繁体字与草书的传统，就写不出书法。

第二个困难是我发现简体字比繁体字少很多。一般没有困难，但需要使用多字写文章，或者是写中国的旧诗词，简体字是有麻烦的。比如说“面部”的“面”与“面食”的“面”在简体里是同字。大字典里有很多繁体字是极少或完全不使用的，据几十年前的一份研究所示，这些大多是别字。另一方面，简体字严格而言是不够用。繁体字中用不着的字废除容易，但简体字数量不足却很难增补。

据我的理解，简体字可以打字很快，也能够经由电脑转换成繁体。而中国文字传统上的弱点是无法打字，但现在有了电脑的协助，中文在世界上成为国际语言就容易多了。中文基本上是很好的语言。但我担心的问题是，若现在转回繁体字，外国人可能很难学习。而另一个困难是，改到半途的时候简繁并用，变成不可取的问题。所以该不该改，我觉得是改也头痛，不改也头痛。

最后，我个人是反对用电脑写文章的。电脑是无脑的，不可能写出一个苏东坡来，也不可能写出一个张五常来。

今年六月十四日，贝加（Gary Becker）在他的博客以同一题目为文，指责奥巴马及他的财政部长盖特纳犯上相同的「自负」行为，试图左右数以百计的企业高职人员的薪酬。凡是受到美国政府资助的大机构，例如美国银行、花旗银行、AIG、通用汽车等，其高职行政人员的薪酬与花红等要由政府委任的一个「沙皇」拍板决定，而拍板后是不能上诉更改的。

这就带来一个似浅实深的话题︰政府这样做是对还是错呢？我想知道读者怎样看。不要读下去，把自己的答案先写下来才读，你可能发觉你的想法跟我的很不一样。

首先要说的，是通用汽车已成国企，既为国企，政府要怎样处理职员薪酬是政府的权力，没有什么不对。政府应不应该把通用收归国有是另一回事，但米已成炊，市场的薪酬只能用作参考，仅此而已。AIG的性质略为不同，但我也看不到政府左右薪酬有什么不妥。这家庞大的企业面对破产，无可救药，生意暴跌，政府挽救接管。不难想象，政府不左右薪酬是难以止血的。美银、花旗及其它接受政府资助的大机构怎样看呢？政府大手资助，某些获助的机构出现了大派花红的例子，也不难想象，政府不管，资助的钱很容易花清光！我不知道政府有否事先言明︰向我借钱资助我要管你们的薪酬。如果言明，政府跟着左右薪酬理所当然。如果没有，但政府见受助者大手花钱，借出去的可能输清光，左右薪酬有点不对，但可以理解。政府是为了自保，说不上是自负，不管薪酬，获「致命」伤的可能是政府。

面对可能破产倒闭的企业，或大或小，好些时的确有点乱来的意向。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效应，政府资助出现了一些乱来的行为，但我欣赏的是大部分遇上财政困难的企业没有这样做。另一方面，政府应否资助是不容易决定的。我认为除了银行政府不应该挽救。一位货币大师认为银行也不应该挽救。另一方面，不少学者及专家今天认为政府当时（去年九月）应该挽救雷曼兄弟。是复杂的问题，我不知细节，就是知道也不一定有答案。我的观点是，既然政府出手挽救，耗资甚巨，为了自保，左右被救的企业的某些职位的薪酬，算不上是海耶克说的「致命的自负」。

海耶克大战奥巴马，战到此间，奥巴马胜。当然，海耶克是不会同意政府出手挽救企业的，但这是另一回事。

写到这里，困扰我的问题还没有开始。这就是金融的专业或行政人员的收入非常高，究竟值不值那么多钱呢？就是在雷曼兄弟事发之前，政府应该约束或管制他们的收入吗？这些问题由我这个教授提出，读者可能以为我发了神经。无可置疑，金融行业的收入是在市场竞争下决定的，市场说值那么多钱，海耶克不可能错。然而，去年雷曼兄弟事发后不久，我读到一篇森穆逊写的专栏，简直破口大骂。森氏是个了不起的经济学者，平生作出的贡献无数，也是个深知市场运作的大师人物。他认为十多年来金融专业的收入上升了不知多少倍，近于发神经，不成理，言下之意是政府早应考虑干预。也是去年，我读到一份报告，说有些出道不久的金融「天才」，几分钟赚佣金五万美元也嫌少！不知读者怎样看这个问题。在市场竞争下决定的收入，怎可以是「过高」的呢？

金融这门专业学问起自六十年代初期的洛杉矶，我当时有染指。主要是从费沙的利息理论加上风险，其后转到芝加哥及麻省理工等大学发扬。因为收入比较高，从经济学转到金融学的研究生不少。这是指在美国兴起的金融学，与当时的老一套的英国传统的金融学是不同的。一九八二年起我到香港大学主事那里的经济系，跟着发展为经济金融学院，经验上我遇到一个大难题。论求学的难度，经济与金融差不多，而到了研究院，从经济转读金融不会有困难。然而，起码有十多年的时间，从国际的市场看，大学聘请一个初出道的金融学博士的薪酬，要比一个经济学博士的高出一倍！香港大学不同学系的薪酬是划一的，所以金融学不容易搞上去。当时我们逼着起用经济老师教金融，没有困难，因为金融学的基础文献一律出自经济学者之手。

为什么金融博士的出道薪酬会比经济的高出那么多呢？事实上，有一段长时期，金融专业的收入冠于所有行业，比医生还要高。当时我的解释，今天回顾没有错，是大学之外的市场对金融专业人材的需求很大，而这需求不断上升。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的学生没有大部分转到金融那边去，可能因为经济学的趣味性比较高，也可能因为恐怕金融市场的需求增加会缓慢下来。

我要到去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才知道，美国的借贷量十多年上升了三倍！这惊人的升幅显然是由那些所谓衍生工具及保险安排的发明促成的。这个迅速的发展，加上分红制度很自然地在金融市场流行，金融专材的收入动不动每年逾美元百万。算不算是过高呢？政府要不要管？经济学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那是市场的运作使然。

问题是，不管好些经济学者认为这个由无数衍生工具组合而成的金融制度是伟大的发明，给美国带来繁荣，但到头来从效果衡量，这制度奇劣无比。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任何制度，可以在几个月之内使整个地球输那么多的钱！事实上，这些年整个金融行业赚得的高收入，全部回吐也不能填补一小部分的损失。是艰深难明的制度：股神毕菲特早就说这制度会带来灾难，但事到临头他自己还是中了大计。我呢？当然更不懂，但还是认为去年十月十七发表的《浮沙指数：金融浮沙要向下面看》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解释：借贷与抵押的比例不应该高于一，而美国的新潮金融制度把这指数弄得远高于一。另一方面，我认为金融借贷与保险合约的纵横织合是愚蠢的安排。

这里的重点问题是：如果美国的金融制度是纯由市场自由发挥地搞起来的，市场难辞其咎：海耶克会一铺输清光。但明显地，美国的金融制度不是自由市场的杰作。政府的管制法例不少；评级机构是得到政府认许的；格林斯潘主席联储局时，几次赞赏美国的金融制度！我历来欣赏的格老，当时被奉若神明。

政府监管与市场运作加起来的混合制度容易闯祸，不少经济学者指出过，只是没有谁想到会闯出那么大的祸。这制度的深不可测使我无从判断，在雷曼兄弟事发之前，政府应不应该左右金融专家们的收入。一个近于肯定的看法，如果政府早就约束这收入——不容易说得通——美国的金融行业不会发展得那么疯狂，为祸也因而不会是那么严重了。这可能是森穆逊去年的直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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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禾　问：

大陆有关部门在探讨征收物业税的问题，你的看法是什么？

答：

通用汽车出现了难以解救的财政问题有好几年的历史了。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工会势力大，工资太高，通用累积了多年的租值被蚕食殆尽，不容易经得起经济波动的风风雨雨。另一方面，这些年发展中国家冒升得快，工资低很多很多，而这些国家产出的汽车质量直线上升，快得近于离奇。

去年九月雷曼兄弟事发带来金融震撼，算是价高的耐用品的汽车首当其冲地受损，通用守不住是意中事。最明确的适当处理，美国的学者专家不少支持的，是让通用申请破产，重组债务，因而可以有力地说服工会让步。没有走这一着，换来的是政府资助二百亿美元。不容易明白这个选择。知情的专家认为这资助只是担沙填海，购买几个月的时间，可以起死回生的机会近于零。

通用终于破产了。债主先分，资不抵债，股票的持有者所获是零。报道说，债主分股权，美国政府占百分之六十，加拿大政府占百分之十五，工会占百分之十五，余下来是通用债券的持有者，占百分之十。报道又说，美国政府打算再投入三百亿美元于通用，希望有生机，之后或有机会把股权再在市场出售，有朝一日可以摆脱通用成为国营企业的困境。

作为外人，也不是汽车专家，我看不到这是解拆的好方法。首先是政府再投入三百亿，要怎样放进去呢？政府之外的股权持有者多半不愿意再注资。工会大幅地让步有助，但成功机会不大。由政府独自注资，没有抵押纳税人会吵起来。于是，一个可能的结局是不出钱注资的放弃股权。这样，整间通用可能成为国有。

其次，我不认为在今天的情况下通用的股票可以在市场有价。今天没有，可见的将来也不会有。通用要回复到有钱赚的时光才可以考虑把股票试之于市。再其次，就算工会大幅让步，有钱赚的日子遥遥无期。这是因为购买汽车的消费者，不少会因为通用是国营而选购其它牌子。这是中国的经验，前车可不鉴乎？

一个基本的困难，是美国从来没有尝试过国营企业，不知道目前通用汽车走上的路没有生机。三十多年前英国戴卓尔夫人与国企斗法的经历可见经传，但我认为中国的经验最具说服力。让我大略地说说吧。

国企要在一个市场经济持久地生存要有两个条件。其一是要有政府授予垄断权的保护；其二是产品或服务的性质不着重于变化。在中国，石油、通讯、火车等是例子。没有垄断保护，在竞争下国企容易亏蚀，而变化多的产品或服务，国企与私营竞争一般经不起三招两式。

汽车这个行业，在福特产出Model-T的初期，是代步工具，但求耐用可靠，成本相宜。后来这大有名堂的品牌，因为变化跟不上潮流而差不多使福特破产。今天的汽车行业是另一回事：购买汽车的人视之为一种消费品，重视款式，讲究品味，考虑舒适，研究功能，而多多少少「派头」总要顾及一下。四十年前日本开始发难，为了争取市场他们逐步把汽车造得应有尽有。到了今天，坐进一部档次高的，你会察觉机关无数：音响与空调的讲究，冰箱与影视的和谐，座位与按摩的舒适，导航与提示的巧妙，等等，二十年前皆无法想象。

变化多而又需要年年更新的产品，或者是些什么名牌货式，以国企从事不可以在市场生存，是经验的规律。这是个很不容易解释的现象。一般人的想法，是需要不断地精益求精的产品，政府作老板无法办到。可能对，应该对，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问题不简单，因为今天不少善于产出高档消费品的企业，是上市公司，老板是数之不尽的股票持有者，其形式是「公有」，与国企属「公有」没有两样。但为什么国企与非国企的操作表现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呢？

九十年代中期，为了中国的发展，这问题我想了很久。无疑是监管与消费者的意向讯息出现了困难，但为什么国企不能解决呢？答案有几方面，有不重要与重要之分。有关，但不大重要的，是国企的弹性不够：经理与员工的薪酬通常有硬性的方程式，炒鱿比较困难，工会对抗较易，消费者的意欲转变知得及接受得比较慢。这些都对，但原则上国企的设计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国企无从解决的困难，最重要的，只一项。那就是没有足够的股民可以在市场把国企的股票沽得叫救命！缺少了这一项，国企的监管衡量与前景预期就缺少了市场惩罚作为最有效能的约束准则。四十多年前佛利民对我说：「一个人最不愿意做的是什么？是认错。市场不会要求任何人认错，但决策错了，市价下跌，或要亏蚀，是市场给错误决策的惩罚。市场是一个不要求认错但会惩罚错失的地方。」

九十年代中、后期，北京的朋友考虑要把某些国企的小部分股权供之于市，问我意见。我回应说：「如果民间持有某国企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股权，国企可能称不上是国企。但国家究竟持有股权多少不是重心问题。重心问题是民间持有的那部分，足不足够可以随时把国企的股价在市场沽得七零八落！」

回头说美国的通用汽车，转为国企已成定局。很明显地，在可见的将来通用不会有股价的波动作为一个可靠的监管或衡量操作表现的准则。赚钱不一定做得对，亏蚀不一定代表着失败。连年亏蚀的私营企业有股价急升的实例，而赚钱企业的股价可以跌得头破血流。股价是由市场对企业的前景预期决定的。企业本身的操作如何，产品的销售前景如何，不可能没有识者知道，而这些识者的行动会导致市场的股价作出很快的反应。不一定对，但市场的运作就是这样。市场传达讯息；市场惩罚失败。你改不改？

没有股价变动的指引，是通用汽车难以监管的核心困难。要不断地亏蚀一段长时期是大家的意中事。这就带来另一个尴尬问题。作为一间制造企业，今天的通用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间庞大国企。不止此也。通用曾经是美国的光辉，是美国经济历史炫耀地球的一个主角。如今收归国有，政府怎可以让他们拥有的通用倒闭关门呢？政府不断资助，亏蚀绵绵无尽期，政府的颜面要怎样看才对？

日本科技发达产品附加值高，居民的消费又很高，可为什么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受到如此大的伤害？

答：

很简短的回应就够了。日本像中国那样，出口是国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不像中国，日本的产品远为高档，也远为耐用。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发展中，因为举世都为养老着想，档次较高或耐用的物品，需求下降较多。

有如下的情况：要买新电视的，过一两年才买了。要换新车的，推迟三几年才换了。要买高档次相机的，减一下档次吧。这样的情况，日本会受到较大的伤害。

ickitt 问：

请问教授如何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待慈善事业？ 

答：

做慈善事业有很多理由，其中一个理由是可以减税，其实是政府利用减税的手法来鼓励慈善。有些慈善事业是挂慈善之名而取利，正所谓“挂羊头卖狗肉”，例子不好说出来。有些人是利用捐钱的方法来求名的。不能批评，因为钱真的是捐出去了。我个人欣赏邵逸夫这种人。今天国内的大学到处都可以见到以邵氏为名的建筑物。虽然有求名的味道，但捐出那么多钱，不容易。我自己偶尔也捐钱，但不喜欢用上自己的名字。这是个人的品味使然。

我认为，捐钱的一个主要动力，是捐钱本身是一种消费。我们看电影或旅游是一种享受，而捐钱协助一些自己认为需要帮助的人，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往往有一点痛快感。

几年前在杭州，深夜晚上，在街头，我见到好几个老妇人行乞。我站在那里每人给十元，跟着而来的妇人增加，我仍是每人给十元。一位在旁的朋友试行劝止，说这样做再多钱也不够。我反对，说写两篇文章的稿酬向每个行乞的老人每人派十元派一年也派不完。因我不喜欢跑街，不容易遇上。我只是想，每人十元可吃一顿暖饭。我自己的感受不错，所以算是消费了。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捐钱的行为可以起于好几方面：减税、图利、求名、消费享受。因为有好几方面的意图，经济分析就增加了复杂性，但可取的经济分析还是不困难的。困难是，资料数据不容易获得。很多人捐钱不愿意出名字，有不少人捐了钱但不要让外人知道。近于无从解决的困难，是有些捐钱的数字很明显是刻意地夸张了；但有些捐钱是秘密从事的，我们无从知道。所以我们能见到捐钱数字，是有很大的误导性的。

公告：请有兴趣向张五常教授提问的朋友在此贴及以后“五常问答室”相关的文章之后以评论的形式跟贴。（注意：不要在非“五常问答室”的文章之后提问，否则问题很容易会被遗漏。）问题经博客管理员筛选后，提交给教授，并由管理员笔录教授的回答。请各位提问的朋友要注意问题的质量，不要带有主观情绪，或一开始就已经自己给问题定下了答案，只是想得到教授的认同。

话说深圳某商场有间海鲜酒家，称燕来居，名字与我有关，而设计的品味也由我作主。我这个年纪对生意没有兴趣，但还是要像年轻时那样，好玩的总想玩一下。深圳的燕来居以中国的文化为主题，提供的是我从小爱吃的广东菜。风水不灵，该高雅的商场八成满后，不知怎的差不多所有租客都跑掉，什么广告云云，不说算了。

故事要从「燕来居」这个名字说起。两年前我想到这个名字，不打算采用，但后来一位朋友竟然推荐同一名字，那么巧，就决定采用了。说跟我有关，因为我母亲的名字是苏燕琦，父亲的名字是张文来，前「燕」后「来」，取名燕来居有点意思。英文名字称什么呢？灵机一触，我想到Capistrano，是再适当不过的「翻译」了。在燕来居酒家的菜牌上我写下了这样的解释：

「美国加州南部有一个小镇，名Capistrano，很小的，镇内有一间教堂，很旧的。百多年前发现，每年三月十九日燕子一定飞到该教堂，勾留几个月，又再飞去了。这个三月十九燕子归来的习惯据说起码有几百年，而多年以来，每当该教堂见到第一只燕子回归，就敲响钟声，而钟声一响，整个小镇就大事庆祝好几天，游客云集。很多年前，有人写了一首题为When the Swallows Come Back to Capistrano的歌，今天不少人还在唱。

「那些燕子来自阿根廷，每年从二月十八起飞，飞三十天，在二千英尺以上的高空飞七千五百英里。这个大自然的现象没有谁可以解释，可见造物者远超世俗。

「宋人晏同叔的《浣溪沙》词是这样说的：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话分两头。江苏有一处叫金湖的地方，其中有一处叫荷花荡，有荷塘万亩，据说是地球荷花最多的地方。六年前我到过，见而喜之，五年前再去，摄影两个早上，出版了《荷乡掠影》那本摄影集。我热爱田园，在荷花荡承包了一些鱼塘，一些荷塘，后来又在那里购得一小块绝无仅有的陆地，希望在那里筑小房子，偶尔过一下陶渊明的生活。

头痛的问题来了。朋友希望我能安排一点小投资，带动一下荷花荡的可能发展的旅游业。大家想到建造一间只几个房间的小宾馆，成本看来不高。看错了。我这个人不能接受不舒适的居所，于是成本直线上升。读者要知道，荷花荡这个地方虽然风景幽美，但每年除了荷花盛放的季节，四顾无人，一些散落的农家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几个月前我对那里的朋友说：平生为了好玩屡作要亏蚀的小投资，但荷花荡的小宾馆的投资不算小，加上要雇用人手，亏蚀可以肯定，而每年我只能抽空到那里三几天，玩意是玩得太贵了。

这一次，风水有灵，荷花荡的投资一下子变为有机会赚点钱！我赌读者怎样也猜不中。分点教你怎样赚钱吧。

一、六年前承包鱼塘之际，鱼的批发价约二元五角一斤，请人饲养一定亏蚀。今天批发每斤八元，算盘打得过。

二、不知是谁几年前的发明，在荷塘饲养大闸蟹可与植藕共存，互不干扰，于是把小蟹苗放进荷塘去。

三、金湖一带盛产小龙虾，产量冠于天下。这种小龙虾肉少，我不认为好吃。但说不得笑，这是大名鼎鼎的crayfish，在美国被视为珍贵食品，六年前金湖的小龙虾批发一至两元一斤，今天市场需求庞大，是十元以上了。

奇迹开始出现。我们把小龙虾的苗放进一个荷塘饲养，也是聪明的农民的发明。效果好得离奇，养大的小龙虾呈碧绿色，是顶级精品，商人抢购，出价每斤二十元。不少农民也在荷塘养小龙虾，但我们的产量特别多，也特别精，农民皆啧啧称奇。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依照农民的方法，是五月小龙虾收成后，落药物杀掉余下的，培植莲藕，到九月莲藕收成后，再饲养龙虾。我见该塘是龙虾神塘，为恐杀掉龙虾的药物会影响该塘的生态环境，立刻禁止。算盘说，要龙虾不要莲藕。

四、最神奇的故事你道是什么？你不可能猜中。正在装修的荷花荡的小宾馆，两个月前有燕子飞来筑巢，而且愈来愈多，多到妨碍着装修工程。想到Capistrano的世界知名的典故，我立刻禁止损害任何燕子，燕巢一个不许动——燕子的光临有季节性，不久后会离开。牠们选择栖身的建筑物有偏爱，只有上帝才知道牠们怎样选，很可能明年会再来，有可能像Capistrano的教堂那样，今后数百年每年会准时回归。难道Capistrano的举世知名的燕子奇迹会在神州大地的荷花荡重演吗？机会恐怕不大，可能性存在。

荷花荡那间宾馆原本定名「听荷居」，我们立刻改为「燕来居」。与深圳的酒家同名，但风水有别也。老人家的生意眼立刻发亮。如果燕子回归两三年，我会在宾馆顶上建一小钟亭，不用西方教堂的钟，用中国的古式寺钟，张继写「夜半钟声到客船」那种，每年见第一只燕子回归就敲响钟声，然后大排筵席，让邻近的农民免费地吃个饱。此法一行，传了开去，游客生意滔滔可以断言吧。我会说服有关人士，如果因为燕子赏面年年回归，使荷花荡的燕来居赚到钱，要全部捐出去给邻近农家的孩子们，为教育用途也。燕子协助教育孩子，不是很有意思吗？

写到这里，我想到某些事，某些情，也想到燕子，不由得想到苏子的《蝶恋花》。词好，是天才之笔：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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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区别和联系在哪里？

去年（二○○八）九月我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很不对头，于该月十日写好了《北京要立刻撤销宏观调控》，十二日发表。想不到，三天后雷曼兄弟就事发了。风雷急剧，跟着就是AIG、通用汽车、花旗银行……等等的庞大无比、字号雄视地球的机构纷纷出现财政困难。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是历史，一九二九事发时的情况怎样今天还健在而记得的人不多，但熟知这历史的学者朋友近于一致地认为，去年九月爆发的金融危机的震撼性甚于一九二九。

我这辈子经历过的大时代的转变，是好是坏，无疑是人类历史最紧张刺激的了。作为一个生于中日之战的中国人，经历过的悲惨与欢乐事，变化之多，之巨，难以夸张。记得一九五九读本科心理学时，教授说，上苍赐予人类的一份大礼物，是痛苦的记忆一般远比愉快的记忆短暂。他说如果痛苦的记忆较为长久，人类会苦不堪言，可能早就不存在了。回顾平生，自己最愉快的经历是见到中国的经济终于搞起来了！我讨厌那些口口声声说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哗众取宠的言论，是为了争取权力吧，提出的建议一般害了穷人。我相信自己的观察，知道这些年中国的贫困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进，是以为喜也。这是我对新劳动合同法大发牢骚的原因。

不久前一位加拿大读者来信，说中日之战后举世发生的多项大变，我皆身处其中，问我感受如何。我回应说：不止此也，以我所学作解释，刚好用得着，而在制度上的分析，我达到的层面自成一家。有一家之言，心领神会，写下文章无数，推断频频，命中率远超赌大细，夸夸其谈一下不是应该吗？

年多前美国次贷事发，我意识到大祸将至，通知了一些朋友。其后逾一年亚洲一带毫无感受，近于否决了我的推断。正在怀疑老人家的眼镜怎会跌得那么离谱，雷曼兄弟就出事了。今天美国的专家近于一致地认为，如果曾经是高盛总裁的当时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出钱挽救雷曼兄弟，金融危机不会出现。可能对，但我不那样看。我认为这危机起于美国的金融制度出现了问题，及时挽救雷曼兄弟可以减慢这危机的发展，也可减低其震撼性，但制度不改，危机早晚会出现。

从去年九月发表《北京要立刻撤销宏观调控》算起，我发表了六十八篇文章，其中五十三篇是关于经济的。跟叶海旋研讨了良久，决定把这五十三篇结集成书，精装出版，取名《多难登临录》，是从杜工部的一首七律借过来的。名字取得恰当：从炎黄子孙的角度看，去年九月起的八个月，经济发展复杂繁多，没有一项令人高兴，或大或小都可以「难」字形容。金融危机之外，这结集的题材包括新劳动合同法、人民币的处理、金融中心的考虑、医疗改革的困难，以及经济学本身的灾难。有些文章只是「边沿」性的，其中只有部分谈及经济，但我决定不作删减，每篇全文刊出。不分类，按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列，好叫读者能体会到在风风雨雨的日子中，老人家在惊涛骇浪飘浮的感受。

选这五十三篇精装结集可不是因为有连贯性，而是作者认为文章写得好，代表着一个经济学者从中国的角度看将会进入历史的八个月。卖花免不了要赞花香，但数十年写专栏的经验，论经济专栏，有次有序的组合，这系列是自己最称意的。这样水平自己不可以再重复了：七十三岁，而八个月来遇到的经济演变，不会再遇上。每星期能写出两篇这样水平的经济分析，相当长的，显示上苍对我有偏爱。不相信的朋友不妨找外地的名家来比并一下（一笑）。

在写作过程中，有好几处我是感激的。其一是不少朋友及读者给我提供资料。本来打算在这里列出几个要感谢的名字，但愈想愈多，不知要在哪里分割，不列算了。当然，我获得的资料不会全对，但每星期要写五千字的经济分析，大致上我满意，认为不要苛求。

其二是百无禁忌、依理直说的写法，北京的朋友放我一马。我感受到某些网站不便推荐某些文章，也曾遭传媒腰斩。是筑茧自缚吧，因为我感受不到中宣部左右过什么。说放我一马，因为从二○○七年十二月起，新劳动合同法我批评过不下三十次，有时发了脾气，骂得重，事后自己也认为有点过分。

其三，最重要的，是读者多。一位朋友大略地算过，每篇文章的几个博客加起来，平均点击逾十万。这比外国的专栏名家高出多倍。炎黄子孙人多势众，于是占了先机。博客点击之外，其它网页转载无数，而好些机构通过电邮发给所有员工。数码科技的发达，方便了专栏写手，要捱得骂是微不足道的代价了。我只管自己相信的，外人怎样回应一律不管。

说我这个人很世俗应该对。我喜欢读者多的热闹，认为这热闹有鼓励性。替我管理博客的同学久不久传来读者的评论，骂的赞的，反对的，皆无所谓，但有时要管的是读者不明白。不作个别回应，但不明白的够多，认为重要，我会找机会在后来的文章再解释。商人阅读，干部阅读，学生阅读——我高兴，但最高兴的是劳苦大众也阅读。经济学问就是那么神奇：某些浅分析，读过经济的不懂，但街上有些人可以说得头头是道。我想，这是因为后者没有学过，于是没有成见。说过了，经济学是浅的，不明白的往往是把问题看得太深了。像这次结集中的《金融中心：北京还在等什么？》这篇比较深的，牵涉到广泛的价格理论的组合，经济文章很少遇上。

是为序。

广告两则：

11岁钢琴天才牛牛五月二十八日在上海的演奏会门票已售出95％，五月三十一日在广州的演奏会门票已全部售磬，唯六月一日在深圳为儿童节而举行的演奏会门票仍有剩余，张五常教授希望各位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深圳剧院大剧场（755-82113333，www.szyanchu.com）。

二、《多难登临录：金融危机与中国前景》六月下旬出版，精装，书厚近四百页，书价港币一百二十，订购有作者签名，香港加邮费港币三十，海外空邮加八十，接洽花千树出版社，电话：2729 1208，传真：2729 7162，电邮：arcadia@netvigator.com。国内读者可与花千树联络。

拙作《金融中心：北京还在等什么？》二○○九年五月十二日发表后，有头有脑的朋友一致赞赏(一笑)，认为很有说服力，而网上客近于一律支持。难得的是一位北京的朋友看得出该文是综合了几年来我对货币与汇率的思维。 说「难得」，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作了一个庞大的综合，要得到该友的提点，自己反复推敲，才知道他说得对，没有一点漏网。其实早就要写该文，但认为变化多，恐怕读者不明。最近为了一些事，也为了要赶书展结集成书，赶出该文，无意间把这综合写了出来。朋友说写得清楚。

本来打算以该文作为结集的末篇，但周小川先生于五月十五日发表了一些「放开」言论，两位朋友说是受到我十二日的文章的影响。我细读周先生的言论，认为不是。周先生有他自己的见解，而这次我认为他说得不错，把一块大石放下心头。放开汇管，搞国际金融中心，周小川无疑是中心人物，如果他不懂，或乱来，后果不堪设想。这次周先生的言论，我不同意的是《信报》的大字标题：《周小川：沪港合作建金融中心》。不同意，但认为是政治上的需要才那样说。正确的经济分析是：合作当然，竞争也当然，市场的运作会带动这些行为，政府不用多管，而周先生说的「配合、取长补短」，也是市场会自然而然地处理的。政府多管，扰乱了市场的运作，会有大麻烦。应管的不管，不应管的却管了，是愚蠢的行为，虽然我明白这些行为一般其实不蠢，而是某些利益团体在幕后操作。

纵观这几年周先生的政绩，骂过的不再说，我认为他处理问题是偏于向复杂的层面走。这不对。如下是我对中国处理国际金融中心的简单处理的看法：

（一）放开或解除所有汇管很容易：公布、放开，就是了。连带着这放开要让国际汇率自由浮动，但要先把人民币先下一个锚才安全。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放开汇管而不让汇率浮动的例子，以外汇储备应对，短期可以，长期可以是灾难。

（二）印制面值五百元的人民币钞票，千万不要忘记把一些英文字放上去，只印RMB三个字母应该足够。几年前我提出过这两点，央行可能早就办好了。

（三）要先把人民币下一个固定的锚才让所有汇率自由浮动。不要用外币为锚。我提出过的以一篮子物品为锚是最佳的选择。这篮子的物品为何，比重为何，是央行的重要工作。

（四）放开汇管，把人民币无限量地放出去，换回来的是外汇。有了一篮子物品为锚，不仅外间的好事之徒难以兴风作浪，央行的外汇进帐会是很可观的。可以赚很多，但央行不要贪图这些，而是要把这些赚（换）来的外汇放在一个独立的储备基金，与央行现有的外汇储备分开。这独立基金的钱是要作投资的，要避开金融或外币的投资。下注要着重于实物，例如矿物或矿藏之类。这独立基金的存在会增加外人对人民币的信任，因为他们知道这基金是用作维护人民币的币值。

（五）容许所有外地的金融机构到中国开业，不要再搞什么关系游戏了。关键问题不是外资的资格够不够，或资本够不够，而是投资者的权利有没有足够的保障。中国搞责任承包搞了那么多年，不可能不知道怎样做，外间怎样处理是外间的事，北京要设计自己的金融责任制。高斯（国内称科斯）的权利界定的观点重要。他说的是资源使用的权利界定，用之于金融也适宜。记着，处理责任界定与权利界定要简单，要清楚。

（六）人民币要成为一只国际货币名牌，要基于国际人士的信任。所谓面系人哋俾，架系自己丢。与一篮子物品为锚重要，更重要是中国的生产力。二○○二年我在南开大学说过，真正支持人民币的本位是刻苦耐劳而又聪明的中国人。这方面我们有十三多亿，冠于地球，要怎样发挥这十三多亿的生产力是北京的重要工作了。

（七）如有需要，北京不妨设立一个外汇对赌基金，赚一些炒家的钱，在国际上做点善事。

（八）听说周小川先生喜欢聘用外地的顾问，这点我是反对的。我认为不熟知中国的经济体制的人没有资格作什么建议。最近的金融危机显示，美国的金融专家很懂得为自己赚钱，但论到重要的金融与经济体制的合并运作，他们近于一无所知！中国的经改有成是中国人自己搞起来的，搞金融中心也要相信自己的智能。

不少人会羡慕周小川先生的位置。他现有的职位可以替国家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国际金融中心做得对，做得好，无疑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里程碑。今天是数千年一遇的大好时机，错过了，将来的历史评价会是很尴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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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金融中心，你道上海胜香港最重要是哪一点呢？我赌你猜不中。这是严格地说，港元没有自己的面目。钩着美元或转钩人民币，港元算不上是可以独当一面的货币。多年以来，港元在国际上打出一点名堂，算是了不起，但要搞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自己的货币可以独当一面非常重要。

「回顾历史，英镑曾经雄视地球，今天还清楚地有自己的面目。伦敦是世界级的金融中心，有其因也。美元的成功故事不用说，面目得来不易，带起华尔街。七十年代日圆呼之欲出，一时间东京红得发紫，可惜政策出了大错，一蹶不振二十多年了。欧洲采用欧元之前有三几只货币有看头，但国际上不成大器。今天的欧元有面目，但金融中心没有国籍名堂。再者，金融危机出现后，欧元能否保得住是问题，因为不同的国家需要有不同的货币政策。当年佛利民反对蒙代尔的欧元建议就是为了这一点。

「要搞起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货币有自己的面目重要。这是说货币需要是一只名牌，有公信力，容易被各方接受为结算单位。弱币不成，强币较好，但太强也不成。与物价水平衡量，币值稳定重要；国家本身的生产力可靠也重要。人民币有十三多亿人口的可靠生产力支持，过了一个难关，而如果依照我多次建议的以一篮子物品为人民币之锚，物价当然稳定，所有难关都过了。这里要说的，是不久前周小川先生提到凯恩斯三十年代建议的以三十种物品为货币之锚，与我建议的方法不同，施行会有困难。我建议的要点，是为锚的一篮子物品要化为任何人可以大约地在市场自由成交的物价指数。这是重点，我解释过多次了。」

这里要说的，是北京不久前公布会在二○二○年在上海推出国际金融中心。那是十一年后，他们在等什么？不明白北京的朋友怎样想。经济的发展历来千变万化，见一步走一步要反应快，要判断准。搞金融中心可不是搞北京奥运，不是要按着既定的时间表进行的。金融中心早就应该搞，而对中国来说，数千年来，最有机会达大成的时机是今天。夜长梦多，再等是劣着。让我分点说说吧。

（一）搞国际金融中心最重要的条件是没有外汇管制——即是说，外人要多少人民币皆可按市价购买，其进、出口政府一律不管。搞国际金融中心，有汇管不能搞。这里有一个传统的谬误，虽然我认为是维护某些利益团体的借口。这是有些人认为放开汇管要等到什么时机成熟云云。是大错。已故的香港财政司郭伯伟曾经对我说，二战后，香港有关当局也认为需要有汇管，放开要等时机成熟。但他们当时不知怎样管，于是不管。后来见不管的效果好，就想也不再想了。

二十年前，佛利民最执着的是中国立刻解除汇管。他对我举出人类历史无数的汇管为祸的例子。后来北京把汇管放宽了不少，但不少沙石今天还在。要是中国没有放宽汇管，不会有今天。目前看，全部放开是搞国际金融中心的先决条件。

我不要在这里指出哪些团体或机构因为人民币有汇管而获利，但要指出一点北京朋友信奉的，是神话。他们认为汇管可以阻止资金外流。其实不然。汇管可以阻止或妨碍的是生意的正常运作，要把资金搬出国外的人总有办法。几个月前美国的外交部公布的中国投资于美国金融的数字，比中国央行的估计高出一倍！

（二）像中国那么庞大而有经济实力的国家，搞国际金融中心大有可为。但要打出名堂，人民币在国际上要成为名牌，要有自己的面目，不容易。数千年来，中国货币能打出名堂的成功机会最高是今天。这是因为国际金融大乱，人民币推出去会给国际人士在保值上多了一个选择，何况炎黄子孙满布地球，给祖宗一个面子我是相当肯定的。

自由地放人民币到地球云游四方，国家赚钱，有需要时收回就赚了利息。另一方面，放人民币出去不是要在国际上取代美元或其它先进之邦的名牌货币，而是因为我在《人民币的故事》（二○○九年三月三日）指出的一个重要观点：

「目前的形势是，因为这些年落后之邦发展得非常快，先进之邦如在梦中，从汇率的角度衡量，前者与后者之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断层，连接不上了。上层之间有竞争，下层之间也有竞争，但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竞争是脱了节的。北京的朋友认为可以容易地打上去，推出腾笼换鸟，失之轻浮。治安转劣，是腾笼换贼乎？回乡归故里是连笼子也换了吗？」

目前看，上述的「断层」很现实，但向前看，这断层早晚会收窄，会平服下来。因为这些年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上升得快，而先进之邦的法定最低工资高企不下，需要的过渡期会为时甚久。人民币放出去，其它落后之邦或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不直接或间接地跟着人民币走是很愚蠢的。我反对中国做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一哥，也反对中国要领导世界什么的。但我肯定今天把人民币放出去，会协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从而可以远为容易跟他们贸易而获利。

（三）这就带来另一个重点。自二○○三年起我极力反对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同时解释过多次，这反对不是人民币兑美元的本身，而是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币值跟着美元走，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于是兑其它竞争国家的货币也升值。解除汇管，人民币自由进出，发展中国家多了一个重要的选择，情况会很不相同。

这是说，依照我解释过的，一九九七的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发展中国家的币值与人民币达到了一个均衡点，成为一个层面，跟着的发展是这层面与先进之邦的币值层面出现了一个相当大的断层。如果人民币独自在国际上提升，对中国的竞争力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人民币有外汇管制，不放出去，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没有选择，跟着美元走，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是劣着。但如果央行解除汇管，让人民币自由外流，聪明的发展中国家会把其币值跟着人民币走，或起码会重视与人民币汇率的调节，也会考虑以人民币作为他们的一部分外汇储备。读者要知道，任何国家都可以随时选择及调校他们的国际币值。这调校要考虑到自己的竞争力、国际贸易的利益与国民收入的实质享受。这也是汇率在市场浮动的主要功能。如果大有差池，不按经济原则处理自己的货币的国家，执政者是要下台的。

这些年我担心因为中国有汇管，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等于兑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升值，在竞争中会中计。解除汇管，让发展中国家多了人民币的选择，他们不按经济原则处理币值，不维护自己的外贸利益，中计的就转到他们那边去。这也是说，只要人民币解除汇管，稳定着自己的货币的购买力，避开了不可以接受的通胀或通缩，美元兑人民币怎样变动中国大可不管。中国要管的是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互相得益的竞争，而如果人民币不自由放出，他们的币值老是跟着美元走，中国不能不管人民币兑美元是何价。

上述的道理不浅，但属一等的经济分析。是纯正的价格理论。纵横学问五十年，我认为除了价格理论，可取的经济学没有其它。

（四）人民币解除汇管，有机会带来另一项麻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四方君子可以凭炒买炒卖来扰乱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运作。机会不高，也不难处理。中国要稳定人民币对物品的购买力，而最简单的方法是用我建议过无数次的、把人民币与一篮子任何人可以在市场直接成交的物品指数为货币之锚，也即是与这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挂钩了。肯定可行，我解释过多次，这里不再说了。人民币下了这个锚，对任何货币的汇率皆自由浮动。这样，在货币的话题上，中国是不怕任何扰乱的。

这里要说的，是如果人民币与一篮子物品为锚，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币值会跟着人民币走的意向一定激增，而某程度他们选用人民币作储备也可以肯定。这些判断我乐于赌身家。

（五）也说过多次，无锚的货币制（fiat money）不可取。这一点，不少经济学者同意，只是以大国而言，他们想不出怎样把货币下一个固定的锚。十多年前跟进朱镕基的货币政策时，我霍然而悟，想出了可以用一篮子可以在市场成交的物价指数为货币之锚。

八个月来，为了跟进地球金融危机而读到不少美国行内专家的货币言论，更证实了无锚货币不可取之见。这些专家不少是老朋友，他们的学问我历来欣赏。无锚货币的困难他们当然知道，但在美国现有的经济结构下，转用我提出的下锚制不容易。欧元可以采用，而人民币采用是更容易了。

无锚货币的一个无可救药的缺点，是适当地调控货币量难于登天。这些年美国联储用上调控利率的方法，基本上是价格管制，违反了费沙的不可能错的分析，也违反了价格浮动是引导资源使用最重要的功能。我曾经指出，美国的次贷之灾的其中一个主要起因，是联储把利率辘上辘落。利息是提前消费或提前投资之价，利率应由市场决定，央行不要管，但这重要的市场利率运作，是要在人民币下了一个可以在市场运作的锚才可以安枕无忧。

我明白如果把人民币下了一个稳定的锚，让利率自由浮动，央行的调控经济的权力会大幅下降。这是正着：市场的运作一般可靠，远胜政府的左右。不是说政府不要管经济：应该管的事项多得很，但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却干预频频，出错的机会十之八、九也。

上海搞国际金融中心，原则上是前途无限的。要放开汇管才可以搞，而央行的工作会转到另一些重要的事项去。央行还在等什么？北京的朋友还在等什么？国际金融中心是那么重要的工程，有大成可勒碑志之，北京今天的领导人为什么要把这样重要的功绩推到接班人那边去？他们为什么要胡里胡涂地把自己的名字押在新《劳动合同法》这项劣迹上？难道将来的历史怎样写对他们不重要吗？

（五常按：本栏将改为每星期一篇，星期二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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