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地球的经济演进，假货的盛行永远是在人口密度高的国家的发展有点看头时出现，无可避免。因此，客观地看是个好现象。不是赞成或同意假货应该存在，而是当我见到一个贫困的落后之邦产出的假货来得有头有势，会替他们高兴，因为这代表着的，是该国的经济有前途，比政府公布的任何数字来得可靠。曾经说过，衡量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业发展，最迅速而又可靠的判断是到该国的假货市场考查一下。

二十年前韩国的假货质量明显地高于中国的，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是远远地落后了。这几年中国迎头赶上，是好现象。两年前一位小姐朋友在深圳花三百元购买了一个名牌皮包，是假货，拉链坏了，拿到香港的代理商店要求修理，店员真、假不分，免费给她换一个数千元真的。几天前一位女士在国内购买了一只欧米茄手表，看似白金镶着一圈小钻石，钢造的表带精美。三百五十开价，一百二十成交，当然是假货。一位珠宝专家朋友拿着细看，摇头叹息，说︰「这么便宜，怎可以把那些假钻石镶得那样完美呀？」我自己也是个准专家。先父当年从事电镀原料及拋光用品的生意，跟香港的厂家有密切联系，所以从小我对表壳、表带的制作过程有深入的认识。看着那一百二十元购得的假欧米茄，翻来覆去地看，心想︰零售一百二十，批发只不过是五、六十元，物价调整后，这是五十年前香港的十元以下，但五十年前的香港，十元单是表带也造不出来！在物质享受上，炎黄子孙的确有了很大的改进。

转谈本文正题，问︰上海的政府应该打假吗？答曰︰无可厚非，因为假货多可能被认为有辱国体。再问︰明年光临世博大典的众多游客，一般会反对上海假货多多吗？答曰︰蒙查查的游客一般会反对。然而，若再问︰如果外来的贵宾们事前知道哪些货是真，哪些货是假，他们会反对价廉物美的假货存在吗？答曰︰他们可能不好意思说出来，但没有理由反对假货的存在。有真货、假货的两种选择，当然比只有真没有假的市场可取。换言之，反对假货存在的贵宾们，主要是恐怕中计，把假货当作真货买。明知是假而付出假货的低廉之价，他们不会反对。君不见，在上海的专于出售假货的市场，老外云集是常见的现象。我的太太见到一个长得美丽、穿得高雅的西方小女孩，在假货店内用很不俗的普通话讨价还价。如果上海杜绝假货，这个讨人喜爱的西方女孩是不会出现的。父母给她的零用钱无疑是为买假货用的。

不要多信那些因为愚蠢无知而把名牌新制的假货当作真货买的故事。在中国的市场，顾客一般不会中这种计。假货虽然往往可以乱真，但顾客看不出也不易中计。市场的竞争给顾客提供保护。真货与假货的开价一般相去甚远：数万元一只的名牌手表，假货开价只数百，顺口压一下价可减半，大压可减三分之二。手表如是，皮包如是，成衣等也如是。只要这类货品在店铺出售，以假当真卖的店铺在神州大地不容易生存。古家具等是另一回事。

多年前，在台湾，我察觉到一个妙绝的欺骗手法。一间有空调的高档手表商店，把钢造的真的名牌手表镀上金，以金表订价。机缘巧合，我刚好知道该名牌的该型号是没有金造的，所以破案。然而，这种算得上是高明的欺骗手法，在今天的神州不容易出现。这是因为中国对这类骗术的惩罚重而快。不是说中国没有行骗（其实不少），也不是说中国的法治有过人之处（其实要大改进），但某些事，某些情，他们的打杀手法自成一家，有空调的手表商店的老板要吃了豹子胆才敢把真的名牌钢表镀金作金表出售。

没有店子的独行侠出售假货怎样了？到上海的外滩走走，你不难遇上一些满身是名牌手表假货的独行侠，开价也是数百元一只，大手压价后一般比店子的略为相宜。我作过试验，知道独行侠开价的差数比店子的高相当多。不难理解：不怕顾客回头算帐，他们可以博一博遇到蠢才。但他们不会把假货作真货卖：就是真的是真货也不会有人相信，何必浪费心思呢？如果有一位顾客在外滩跟一位独行侠以天价购买了一只他认为是真的假名牌，会是上海奇闻，蠢到死，跳进黄浦江算了。

大略地说了政府怎样看，游客怎样看，顾客怎样看，店子怎样看，独行侠怎样看。现在轮到名牌真货的老板们怎样看冒牌货或假货这个问题。曾经写过，假货的出现对某些名牌老板是大吉大利的。当然，如果你问名牌老板应不应该打假，他们多半会抢着说应该。一般来说，这不是由衷之言，只是因为同意不打假有机会害了真货的市价。不出声，不参与打假行动，是名牌老板们的默许做法。

我曾指出，劳力士手表的假货在中国多如天上星，但我敢打赌，该名表的真货这些年的销量一定是暴升了。假货的存在替真货免费卖广告。只出得起钱购买假货的人根本不会问津真货，但有朝一日收入多了，要买真货来过瘾一下是很自然的事。这些日子我见到欧米茄手表的假货急升，心想，不知要到哪里购买欧米茄的股票呢？有另一种大名鼎鼎的瑞士手表，国内有假货，但奇怪地不多，于是想，这名牌还没有打进神州吧。到几间大商场视察，果然不见。手表如是，皮包、成衣等也如是。君不见，不懂外语的神州女士们，可以把英、法、意等名牌说得朗朗上口，把我这个中、西兼精的老人家杀下马来。她们无疑是从假货中受到教育，学会了。有效果吗？杭州有一家店子，卖一个假货满布神州的名牌皮包，是真货，平均每天销售进帐逾人民币五十万。可能是世界纪录。没有听过该名牌的老板参与或建议打假。

我没有说所有假货皆对真货有利。影碟、唱碟、书籍之类，假货为害真货一般无疑问。重视使用功能的产品，例如照相机，假之不易，市场不见假的。但好些年前还盛行的摄影胶卷，在神州假货多得很。质量略差，但不俗，因为是从某国以大卷进口后重新包装的。听说名牌香口胶也有假货，我没有吃过。胶卷与香口胶的例子示范着的，是真假难分、价格不高的产品，不容易处理。

我可能是地球上唯一的要公开说明希望自己的产品被人假冒的人。好几年前见到市场上有不少假冒周慧珺老师的书法出售，见到周老师时对她说了，她不怒反喜。一时间我自己悲从中来，因为没有人假冒我的书法。如果有人假冒我的书法，在艺术市场随处可见，真迹写得一团糟也有价！

读者要考虑收藏艺术作品吗？衡量选择的准则多多，可靠的无几。只一项准则差不多肯定可靠：见到某艺术家的作品开始有不少假冒之作时，下注真货。当年多被假冒的林风眠、齐白石、傅抱石、吴冠中等画家，今天他们的「真货」之价飞到天上去。

打假货是蠢行为吗？如果名牌的真货老板不反对假货的存在，或默许，应该是。但更蠢的是手表、手袋之类的名牌老板，支持打假货。这类产品，没有假货是不会在神州大名远播的。

五常按：《货币战略论——从价格理论看中国经济》十二月出版。此书收录张教授跟进中国货币发展二十五年的九十四篇文章，组合有序，用价格理论打开货币分析的新通道。精装巨册，书厚逾五百六十页，定价港币一百五十。张教授签名本香港加邮费港币四十，海外空邮加一百六十，接洽花千树出版社，电话：2729 1208，传真：2729 7162，电邮：arcadia@netvigator.com。

梦想见到张五常。但从未想过会真的见到张五常。

今年八月二十四日我请张五常博客的管理员到自贡讲《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博管与我们相谈甚欢，知心结谊，回去后写下两万多字的《自贡行》，并将我隆重其事地向张五常教授推介。九月十日，博管发来电邮，说张教授近期将到重庆大学演讲，要我过去见他。天！梦想怎会成真？心跳平静下来，我回了暂不见教授的邮件。以我的资质和经济学根底，张五常见而失望是必然了。拜见平生最仰慕的人，拜者怎可难看之极？但博管坚持这个安排，并说是教授想见我的。我吓个半死！没了拒绝的理由，只好如贾宝玉应考父亲一般，胆战心惊去见了。

·备行·

行前我准备了三件东西要给教授。一是《朱镕基答记者问》。这个书刚出版，估 计教授还没有。朱镕基是教授那么喜欢的人，怎能没有一本他的书？二是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CD。曲子是教授大加赞赏而喜欢的，演奏者是中国有名的女小提琴演奏家黄滨，用的琴是赫赫有名的意大利国宝名唤“大炮”的，出版商是广州的柏菲。我不知教授平时听的是什么碟，但他喜欢这个曲子，就先送他鉴赏鉴赏再说吧。三是我自己最近完成的三篇文稿，基本上是张五常经济学思维的习作。明知教授不会看，但贾宝玉怎敢不交作业的？其中一篇关于贫困村资金互助社制度在荣县施行效果的解释，完全抛弃“几条方程式，满纸数据行”的写作格调，是纯粹的经济解释学的思维。自己觉得是可以交出去的。

三件之外，我还准备了七个问题。其中有三个是纯学术性的，有两个是有关时政的，另有一个是有关两个唐代大诗人之间的关系的。

·初遇·

九月十九日下午三点半，我们到达教授和夫人下榻的海逸酒店。依他们从深圳起飞的时间推算，应该先于我们到达。为不打扰教授休息，我坐立不安等到四点半，立即请总台小姐打电话上去约见。无人接，正茫然之中，旁边一起来的同事说：看，那个外边进来的人很像是教授！我转眼望去，二十米外一个满头卷卷儿白发、身材瘦高的老人正背对我们在随意看什么。我定神再望，那不正是张五常吗！我赶紧跑过去，一连声喊“张教授、张教授”。教授和夫人正往电梯口走，听见有人称呼，停住转过身来，很疑惑地样子看着我。我急忙解释说是自贡的吴鲜平。张夫人听懂了我语无伦次的普通话，忙向教授说这是自贡的吴处长。（后来才知教授和夫人没管我名什么，只记住了我的姓和职务）。教授点点头，明白了我是谁，与我握手，进电梯去了。我便与张夫人互留了电话，约好晚上再和教授见面。

·晚宴·

重庆大学蒲勇健是这次教授到渝演讲的邀请者，晚上的接风宴会他也要我一起参加。重庆南滨路的“巴味堂”餐厅可坐看长江水、远眺渝城灯，是宴客会友不错的地方。教授一到，就问这是不是真的长江呀？我们都说是。教授接着说：重庆的房产商应该大打广告，说这里推窗而望的是真版长江，你们上海是假版长江，比不过我们的。大家听了尽皆大笑。

教授和夫人落座后，我本想坐到张夫人旁边，但不知主人是否会安排其他重要客人。犹豫之间，已有人捷足先登，让我很是懊悔。蒲勇健在座位安排上实行定位安排和自由竞座的“混合制度”，误导了我的判断，致使我做了错误的选择！晚宴菜品丰盛，是典型的重庆味道。教授喜欢吃粤菜，麻辣味重的渝菜应该不适合他。我估计是餐馆配菜而不是东道主点菜。问旁边的重庆大学美女，得到肯定答复。席间，我一直注意着尽量把清淡一点的菜往教授和夫人面前转过去，生怕他们没吃好。有一道麻辣味的卤菜是重庆特色，主人很热情地让教授尝尝。张夫人夹了一块放到教授盘子里，教授用手拿起来咬了点又放下，抬头望了望，又拿起来咬了点，然后轻轻地放回盘子里去了。看着此景，我开心地笑起来。

由于不能干坐着，我就找了些话题与旁边的重大美女闲谈。她提到第二天有专门研究农村金融的北京专家到场演讲。我立即发表“高论”，说中国研究农村金融的专家基本上都是胡说八道。我举例说，专家们都说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农村信用社垄断可恶，利率高得很，是垄断定价，但是我从来没看到过农村信用社把利率定得高过民间借贷利率的。旁边一个同学听到我们的讨论，接过话说他确定的博士题目正是关于小额信贷的，主要写“普惠制”金融问题。我一听就较真了，连声问“普惠”是什么意思呀？“普惠”应该不是个真正的经济学概念吧？他答不出，忙与美女说话去了。

我激动起来声音比较大，现在回想，觉得教授当时可能听到了我的“高论”。

·闲谈·

饭后我力邀教授和夫人坐我们的车去喝茶的地方。车上我抓紧时间提问，首先问的是费雪等式MV=PQ应当怎样去找那个货币流通速度V。教授一听，马上说：不要去找，找不到的，现在连货币是什么都搞不清楚，怎么去找？蠢到死！如果找到了，几十个诺贝尔奖都可以得了！我提出钞票发行（CI）可否作为M，想进一步与他讨论，无奈已到喝茶地方，打断了这个话题。前次博管来自贡时，我与之曾就钞票发行的平稳波动与货币供应量的大幅波动的关系问题作了一些讨论。随后在为教授收集整理钞票发行等数据的时候，我又以费雪等式为基础作了一些分析和思考。我的分析发现，如果以钞票发行为M，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值为PQ，得到的V的增长率与CPI有较高的正相关系数。我把这些分析内容写成了交给教授的第三篇文章，但他是不看的，很遗憾了。

上茶楼的时候，我向张夫人又说起了关于打手机要等接通后才放到耳边，以及电脑要及时关机的生活细节事项。夫人说：我们这爷们儿老不听，改不掉的，但是电脑及时关机现在倒是能做到了。上了楼，已有一位重大请来的外国专家在座，教授环顾房间，走到外国专家桌边想坐下，张夫人知道我很想和教授说话，忙拉住他说：坐这边，坐这边。教授看看外国专家，犹豫地说：不管他啦？张夫人和我异口同声：不管他，不管他。便拉着教授在旁边一张桌子落座。一会儿，刚才一起吃饭的教授的“美女超级粉丝”也来到坐下。

闲谈中我又向教授问了第二个问题：利率与投资回报率看齐，但这两个指标在实践中要到哪里去找？教授的普通话不太好，我则粤语、英语基本上一窍不通，沟通障碍不小。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我只听明白了投资回报率要去看长线债券利率的变动。我想他可能是基于费雪利息理论和对美国经验的观察来谈的，但对中国而言，指导行为的利率和投资回报率究竟在哪里，是很值得研究的。在利率作为调控工具的制度环境下，投资回报率的预期会发神经，逼着投资者要找个平均的利率或回报率。这个平均率又在哪里呢？真的很遗憾，费雪等式和回报率问题，由于时间不允许，没有得到教授深入的教诲。

我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张五常货币理论如何成书，是作为《经济解释》的单独一卷，还是大修《经济解释》的时候在其它卷中加进章。教授说：肯定是单独成书啦。一百多篇关于货币的文章，要花很大精力编修，起码要用掉一百个小时啊！其实我的内心深处，是希望教授把他创立的货币理论在已发表文章的基础上重新写成一部书，就像《经济解释》那样，直接名为《货币理论》。我敢说，这个书一定会像《佃农理论》、《经济解释》、《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样，传世百代。但是看着老人家那么劳累，终于没有说出口。

我们又谈到科斯，说起科斯今年九十九岁了，教授邀请他到中国来，老人接受，但考虑到科斯夫人健康的原因，不能成行。教授和张夫人都感到惋惜，感叹一个深深关怀中国的经济学大师一生都未能去到中国。提起科斯，教授充满感情。他对我说起科斯给予了他在经济学贡献上最高的评价。听到此处，我也向教授表达了我对他和科斯的最崇高的敬意。

“美女超粉”也不时插进话题。她说她把《经济解释》从网上下载打印出来，认真拜读，其中最喜欢的一句话是“真佛只说平常话”。我马上问：这句话在哪一卷哪一章啊？她说不记得了，反正有这句话。我说：没有吧？我从来没读到过。教授也接着说：我也不记得我说过这句话。

就这样谈了会儿，教授还是坐到外国专家旁边，聊了起来。这边我又和张夫人谈起了《经济解释》英译、张五常传记写作等事情。

从教授离座陪外国专家聊天直到九月二十日晚上话别，我都没有机会向教授请教余下的四个问题：“省直管县”对地区竞争制度的影响；目前出现的“国进民退”的现象如何看待；租值和交易费用是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李白和王维为什么没有诗歌唱和，为什么他们像从来不认识似的。

·挥毫·

教授的书法是大师级。他喜欢米芾，我也喜欢米芾。我没有练过书法，但爱看书法，也从毛笔书法中体会过怎样写钢笔字。（我也下定决心，从五十五岁开始学习书法吧。）教授的书法潇洒之极，奔放之极，字如其人。在他发表的三幅辛弃疾《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中，我最喜欢第二幅，也喜欢第一幅，主要是觉得“路转溪桥忽见”的最后三个字比后两幅要来得自然。

话说当晚的一个重要安排就是请教授现场挥毫。此情此景，教授的书法价格被“管制”至零，加上准备的宣纸有限，要获教授书法，一定是“先下手为强”的先到先得竞争准则来决定了。大家争先恐后要求教授写字，一时间供不应求。我们一同去的三个人都毫不客气地得到了教授的书法。我请教授给我写“一蓑烟雨”。他提笔停住，想了约一分钟，挥笔写下“难得糊涂”。我悚然而惊，立即明白这是教授在教导我了。我什么都较真，得理不饶人的个性，他早已洞若观火。

 “美女超粉”对教授说她不喜欢给她的“逝者如斯”，喜欢“真佛只说平常话”。教授提着笔，喃喃道：逝者如斯，逝者如斯乎，很好嘛！由于看管不严，“美女超粉”的“逝者如斯”不知被谁偷偷收为己有，真的“逝者如斯”了。

今年是重庆大学八十周年校庆，教授写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以致庆贺和勉励。

·聆听·

教授的演讲安排在九月二十日下午，讲题是《经济学已经走向穷途末路了吗？》。头天晚上我听到是讲这个题目时，笑说在教授而言，是不需要加问号的。是的，教授的文章我基本上读完，有数十篇分析经济学本身的，知道那个问号根本不需要。但教授说既然是重庆大学八十周年校庆，题目也就不能太灰心了。

我们在下午一点半的时候通过蒲勇健教授的内部安排，得以提前进入重庆大学民主湖报告厅落座。按照预先计划，教授的演讲定在三点二十分开始，但前面有两个讲者严重超时，直到四点二十分教授才开始讲。教授的演讲潇洒精彩，夫人的翻译专注投入，夫妇珠联璧合、浑然天成。两小时二十分钟的精神大餐，意犹未尽，回味无穷。教授主题演讲和回答提问的内容，大多都是我读过和深入领会过的，但现场听来则更是过瘾之极。

这里记下我的两处感动和一个感叹吧。

教授在主题演讲中讲了一个故事，说去年科斯在芝加哥大学举办“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研讨会”，有一位中国学生问科斯，到美国留学学经济，要到哪个学校更好？科斯回答说“回中国去找张五常吧”。教授接着说：科斯可不知道，他是老人家，我也是老人家了，我创立的经济学怕是要失传了。听得这句，我心中一阵酸痛，眼泪涌了出来。忍不住想站起来向教授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许多真心热爱经济解释学的实际工作者正追随着您！

回答提问阶段，有一个学生问教授如何看待他自己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教授说：我是一个没有小时候的朋友的人，他们都在二战的时候饿死了。我写文章，是想到他们。听教授又回忆起那些苦难的经历，联想到他常讲起的广西逃难和他后来的勤奋拼搏，我的眼泪猛地涌出，只好把两只手掩着脸不停地抹泪。张夫人翻译时，声音也哽咽了。

教授回答提问的时间与主题演讲时间一半对一半，显示教授对耳提面命的重视。有不少问题还是提得较有水平，但也让我喟然而叹：那么多提问者竟然没有一个显示出是真正读过《经济解释》和教授的其它经济散文的！难道经济解释学真的要从实际工作者那里首先普及起来？

·话别·

二十日晚上十点，教授和夫人终于回到酒店。先前曾与张夫人约好，离开重庆前再和教授说说话。酒店大厅的咖啡屋没有了适合的位置，张夫人就带着我们到三十七楼的贵宾酒廊喝咖啡。重庆大学在这个酒店订了房间安排校庆嘉宾入住，所以我们可以免费喝咖啡。

教授喜欢刘翔，当晚十点正好有刘翔伤愈复出的首场比赛，在酒店大厅的时候他就着急地要知道比赛结果。一到贵宾酒廊，我们马上要求服务生把电视节目调到体育频道，教授站近了聚精会神地看。知道刘翔跑了第二名，连说“可以、可以”。

闲谈中我们说到美国金融危机。教授说他至今也不知道美国“毒资产”究竟有多少。我说我去年十月要写个材料的时候查过一些资料，看到的最高的数字是六百万亿美元。教授很疑惑，问有那么多吗？我说反正是美国GDP的几十倍。（现在再查去年我写的那篇文章，二○○七年末，美国有近三百万亿美元金融衍生产品。我记错了数字，向教授夸大了一倍。）然后我又提到写张五常传记和英译《经济解释》这两件我关心的事情（头天晚上我和张夫人聊天时曾说起过）。我说听博管讲，朱锡庆在写《张五常传》。教授和夫人其实之前不知道有这个事。听到是朱锡庆在做，他们十分高兴。张夫人笑着说：朱锡庆是个大好人，傻傻的，他是会做这个事情的。我们听到她这样的评语，都会心地笑起来。

谈笑间，时间飞逝。十点五十分的时候，服务生提醒我们十一点钟打烊。我心里想，这哪里是免费咖啡，赶我们走其实是在高额收我们的费！教授其实还没有走的意思，我也巴不得可以和他谈到天明。但他确实很疲倦了，我们就趁服务生催赶的机会，要他回房休息。

道别的时候，我们诚恳邀请教授和夫人安排时间到自贡来，看恐龙化石，赏盐都灯会。他们答应了。步出电梯，张夫人轻轻搀着教授向房廊走去。我呆立电梯门口，目送他们转过电梯走道。

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自贡

其实，如果我按选出的九十四篇的内容重新写一本关于货币的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足够。然而，以重新写书的方法处理，读者无从跟进我在这题材上的思想发展。这发展的过程重要，因为每一篇都是基于当时观察到的真实世界的现象而下笔分析。第一篇发表是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七日，至今期长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了。观察的地方主要是中国，继而香港，再继而西方。后者我隔岸观火，猜测的成分比较多。二十多年来，中国（包括香港）的货币及有关的现象，不断地跟进的经济学者只我一个。可以说，我是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看货币，得到的启发是美国的朋友没有机会获得的。我坚信经济科学跟自然科学一样，理论的发展要靠真实的现象观察的提点，从而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毫无事实根据的经济理论是纸上谈兵，找到用场的概率甚微。西方货币理论的发展，无疑是经济学中最重视实据的学问。然而，只观察西方，忽略了变化万千的中国，是严重缺失了。虽然大家坚信，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的理论可以用诸四海而皆准，但从年多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可见，西方的货币理论大有不足之处。我从中国的经验思考，用上西方的理论思维，得到的货币观这里那里跟昔日的师友之见有颇大的分离。

有两项处理要澄清。其一，如上文所述，文章的先后安排按发表的日期次序，但内容一律不改，就是「前思」与「后想」不同也一律保留。思想有变是学问之道，读者跟着走会较为容易明白为什么我会有今天的想法，同意或不同意总会多一点说服力。说内容不改，文字上这里那里是修了一下的，尤其是八十年代的文字，今天读来沙石不少。不细读这些旧文，我不会知道自己的中文进步了那么多。虽然当年有舒巷城替我修改文字，但今天叶海旋说我八十年代写的有点像英文。是奇怪的现象。我自觉中、英二文的水平一样，但从来没有出现过二者水平是同期一样的。今天多用中文下笔，英文立刻出现沙石，昔日是倒转过来。中、英二文一起兼精谈何容易哉？

第二项要处理的，是在不同的文章中，话题不少重复了。这是头痛问题。一篇文章好一部分以前说过，但有一些是新想到的，怎么办？删去以前说过的，读者可能记不起而读不懂新的想法。可以删去的「重复」而不会影响文章的可读性，我都删了，但合共起来删去的不多。为何重复那么多我清楚：我说来说去读者也不明白。好比我建议的用一篮子可以在市场直接成交的物价指数为货币之锚，我认为浅而重要，但读者老是不明白——就是经济学水平大有可观的朋友也不明白。重复到他们明白时，他们叫好叫妙，说浅、浅、浅，但我是略为转换角度地重复了多次！

这本奇特的关于货币的文章结集，取名《货币战略论》，是由叶海旋拍板定下来的。这书名取自二○○三年三、四月间我发表了五期的《汇率战略论》，改两个字。后来萧满章替此集加了一个副题：《从价格理论看中国经验》。加得好，因为实情确如是。

多年以来，我用「微观」的价格理论来分析「宏观」现象，推断的准绳远胜漠视微观的宏观推断。二十多年前我开始分析货币问题，用的当然又是自己熟习的价格理论。然而，到今天写此「序」时我才察觉到，分析货币的价格理论的出发点我竟然从来没有细说。可能因为自己认为这出发点是那么浅，无意识地假设读者知道。这里说说吧。

从价格理论看货币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社会毫无交易费用，物品换物品的市场半点沙石也没有，货币不会出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成员都会按着物品换物品的相对价格及比较优势定理的指引来专业产出，然后贸易交换。人与人之间如是，产出单位之间如是，国与国之间也如是。一国之内的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原则一样，没有交易费用，不需要货币，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皆以物品换物品从事，除掉运输费用一律畅通无阻，是多么美好的世界。

费沙的伟大论著——《利息理论》——也没有交易费用，于是没有货币。但为了方便解释，费前辈用上一个计算单位，这单位用什么算都可以，不需要货币，社会于是算得出收入，算得出财富，也算得出利息。作为当时天下的货币理论的第一把手，费沙的利息理论是没有货币的。

货币的起因，是社会有交易费用，物品换物品的沙石太多。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而出现的货币也是一个计算单位，协助交易的计算与财富累积的计算。然而，以货币作为计算单位，跟费前辈用作解释的计算单位是不同的。他的利息理论的计算单位只是用作示范，口讲无凭，不会吵到官府那里去。货币也是计算单位，但不是口讲无凭的那一种。是的，作为计算单位货币可以吵到法庭，或吵到官府去。这样看，计算之外，货币是合约。是的，一纸钞票或一纸支票，皆合约也。美钞印上This note is legal tender for all debts，港钞上印上Promises to pay the bearer on demand，都是合约之辞。人民币呢？没有这样说，但说明是中国人民银行，是合约式的保证，应该是昔日中国的钱庄或银号的传统了。

从合约的角度看货币是重要的，而这样看，通胀或通缩的出现算是毁约——无疑是，绝对是——可惜因为种种这里不能细说的原因，政府发行的货币合约没有明确的负责人，官司打不起，惹来的是市民投诉与政治行为，增加了社会费用。我们听到的要求稳定物价的声浪其实是要求守约。

回头说那重要的按着比较优势定理而专业产出，然后在市场交易，货币的引进是为了减少交易费用带来的沙石。目的当然是要发挥专业产出的功能可以带来的社会收益。单从一个国家看，只要货币作为合约有效，币值稳定，货币可以协助的功能就发挥到尽头了。因为种种这本结集读到的原因，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好。这是为什么货币的处理要讲战略的一个原因。

更头痛的是伸展到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这些方面去。因为种种原因，国与国之间各有各的不同货币，有不同的经济与政治的局限约束，货币与货币之间的汇率处理所惹来的争议，是我这一代记忆所及的近于无日无之的麻烦。数之不尽的政客，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力，喜欢在国际汇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方面争取。经济学者之见很少受到尊重。政治所及，货币的战略论就变得复杂起来了。

我当然站在中国那边。这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而是在经济上，我认识的西方学者都站在中国那边。理由简单：中国发展起来，以廉价的优质产品推出国际，对先进之邦而言，其好处不可能不远高于其坏处。倒转过来，我不会反对老外之邦把他们的高档产品贱价地倾销到中国来——免费赠送更好。

是复杂的世界，货币的国际战略当然也复杂起来。复杂的问题要简单地处理——这是多年来我深信的。《货币战略论》提出的分析与建议是简单的，虽然翻来覆去的分析，表面看有其复杂性。我的主张是北京的朋友不要多管外间的政治言论及压力，要集中于搞好自己的经济与民生，要用自己的方法稳定人民币的币值。贸易国际化有利，金融国际化也有利，于是要减少关税，也要把有实力而又稳定的人民币推出国际。西方的君子们要采取什么惩罚政策，或什么政治报复，一律不要管。有谁知道怎样管才对呢？何况从历史的经验看，受损较大的永远是提出「保护」的那一方。原则上，国与国之间的不同货币的汇率要反映着彼此的比较成本优势，但因为有政治因素的左右，重要的比较优势定理可以因为有不同货币的存在而被违反了。

按文章发表的先后次序编排，但有九十四篇那么多，要分组，怎么办？跟叶海旋商讨良久，决定先后次序不变，而分组也按发表时日的先后，各有各的名目。虽然组与组之间的题材有重复之处，但世事如棋局局新，以时日的先后分组也竟然顺理成书。可谓神助！

张五常

二○○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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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

8、货币供应量

24日晚上聊天的时候，也有不少值得一记的话题，尤其是此前的下午与晚饭期间，主要都是与年轻人交流，吴鲜平作为负责人，为了让年轻一辈多些机会，他自己却一直只是在旁相陪，没有提问。这时我便主动对他说：“他们都问得差不多了，该到你了吧？”于是那晚上的聊天，主要就是回答他的问题。

吴鲜平先是问了几个关于《经济解释》中的细节，然后很快就转到他专业所在的货币理论之上。我觉得他跟我聊起的关于货币的话题都很重要，值得一一记述下来。

先是，他提到张五常教授在文章里说过，银根而非M2是央行应该控制的货币供应量的指标。教授的那篇文章里罗列了中国近年来银根增长的数据，那其实是我给他从人民银行的网页上找来的数据，并作了计算之后提供给他的。吴鲜平说，他看了那篇文章之后，也跟着去找来有关的数据重做了一次，结果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M2的增长率虽然受货币政策的影响而有很大的波动，但CI（货币发行量，即央行印出来的钞票数量，这个数字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里可以找到，与M0的数字略有出入。M0是指流通中的货币，与CI的区别应该是在于CI中肯定会有部分是银行的库存现金，扣除那部分之后才是流通中的M0）的增长率却是相对较为稳定，而去年以来呈现略有下降之势，这与同一时期的M2的增长率受央行推行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影响而大幅上升形成鲜明的对比。吴鲜平还发现，这CI若有所波动，往往是CGPI（企业商品交易价格指数）的先行指标，即比CGPI提前半年变动。

刚一开始的时候，我对他关于CI增长率变动的陈述有一个直觉的解释，就是去年以来CI增长率下降，会否是受张五常教授的文章主张央行控制钞票增长率的影响。但再听下去，吴鲜平又提到教授之前有一篇名为《汤姆逊的金融灾难分析》的文章，里面引述到汤姆逊提供的一个信息，是美国的M1虽然上升了，但M0却是下跌的。这种现象似乎跟他发现的中国的CI与M2的变动不一致类似。

听到此处，我忽然有了一个猜想，那就是CI或M0很可能是一个客观地反映经济状况变动所相应需要的货币量变动，不是央行可以运用货币政策去主观地改变的东西。一个经济体如果在增长，即实物经济中商品的数量或质量提升了，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货币来支持交易的进行，这种货币量的增长是不会跟实物经济脱节的，不会引起通货膨胀。CI或M0也许就是这样的一种货币量，经济有增长，对货币量的需求就自然地增长，所以吴鲜平观察到CI的增长率是较为平稳的。而去年以来略有下降，不正是反映了去年以来经济有所收缩的事实吗？而M2的数量却是央行运用货币政策的结果，央行可以不管经济现状而强行大幅提高货币供应量（通过信贷扩张在相同的货币基础上创造更多的存款货币），但如果经济的客观现状就是不需要那么多的货币，那么M2虽然是增加了，但真正被人们使用起来的货币（流通中的货币）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我感到吴鲜平这一观察很重要，便在从自贡回来后教授第一次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事跟他说了。教授对我们的这个关于CI是一个客观反映经济增长、而不受央行的货币政策的主观取向影响的猜测抱谨慎的态度。他说，按理说央行是可以主动地多印钞票来影响这个CI的数量的。但我说，如果经济体内的经济活动确实并不需要那么多货币，那很可能即使央行把钞票印出来了投进市场，人们仍然不会积极地把这些货币用于实物经济的活动，而可能又把它们存回到银行里去，钞票就只是躺在银行的库存里睡觉。所以强行逆经济现状而行的货币政策未必能真正地起到什么作用。当然，如果我这个猜想是正确的话，那么更准确地客观反映经济现状的货币量应该还是M0（即从CI的数字中扣除了躺在银行库存里睡觉的钞票量）。事实上，《汤姆逊》一文中汤姆逊提供的信息确实就是，虽然银根（钞票量，应该就是相当于这里所说的CI）和M2都增长了，但M0还是下跌的。

9、存贷利差是交易费用吗？

吴鲜平提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存贷利差的。他说，张五常教授曾在文章里指出，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之间的差额反映的是交易费用的存在，但他对此感到有些疑惑。由于中国的存款利率是受管制的，可能受到扭曲，不便用来反映纯利率（即扣除了风险因素之后、纯粹反映资金的时间价值的利率），于是他选择了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来大致地反映纯利率的水平。但他发现这个同业拆借利率与存款利率的变动不太一致。

我问他，中国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是不受管制的吗？他回答说，在一般情况下，这个市场是有充分的竞争的，因为这个市场的规模很大，单家金融机构不能左右其利率的变动。而除非是为了搞宏观调控，央行对这个市场也甚少干预。

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同业拆借利率应该是反映纯利率的一个比较好的标志。至于它跟存款利率的变动不太一致，这很可能是因为存款利率受管制的缘故。不妨可以找香港这种没有利率管制的市场来作对比，看那里的同业拆借利率是否与存款利率的变动一致。通常来说，同业拆借利率应该与存款利率的变动大致一样，但有两个因素会导致它们二者有所分离。一个因素，是存款利率即使没有管制的因素，也会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而不便像同业拆借利率那样随时变动（因为存款利率面向储户，经常变动存款利率，会让储户觉得无所适从，因此存款利率在一段时期之内需要相对稳定，也就是存在着所谓的“价格粘性”，其实这是因为存在着交易费用的缘故）。另一个因素，是香港由于实行联系汇率制，如果遇上像97金融风暴那样有炒家刻意地殂击港币，大量借入港币抛空的话，就会因为一时的供求失衡导致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大幅上升，明显地与存款利率脱节。但这是由于人们对于港币是否能守得住而感到疑惑的反映，也就是信息费用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大幅上升了，因此这时同业拆借利率与存款利率之间的差额扩大反映的是信息费用的上升，也就是说，不能再把这时的同业拆借利率看成是不含交易费用因素的纯利率。

吴鲜平经过一番思考，也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得到了类似的答案。他说，当银行需要一笔资金的时候，它可以选择从存款储户那里拿到这笔钱，也可以选择从同业拆借市场上借入这笔钱，因此存款利率与同业拆借利率是互为对方的机会成本。

10、币值上升与通缩的关系

吴鲜平还问了另一个与汇率有关的问题。他说，张五常教授曾说，币值上升会导致通缩，这个推理过程是怎么样的，他不是很明白。我说，这个是教科书上的内容，不是张教授提出的什么新观点。一国货币对内通胀，就是对外贬值；反之，对内通缩，就是对外升值。这是同一回事来的。

为了更清晰地解释这个问题，我更进一步地举了个数字例子来作示范。例如一国有100单位的商品，发行了100单位的货币，这样该国的物价水平就是平均1单位货币购买1单位商品。假设这就是人民币吧，对外币——例如美元——的汇率也是1比1，这时美元的发行量应该也是100单位。如果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了，例如现在是1元人民币兑2个美元。若美元的币值是稳定的，即100美元仍能购买那100单位商品，那么相对来说，50单位的人民币就已经能把那100单位的商品买下来，这时显示出来的以人民币标价的物价就是0.5元，也就是发生通缩了。简而言之，国内的物价水平（通胀情况）反映的是本国货币跟商品之间的交换比率，汇率反映的是本国货币跟外国货币之间的交换比率，都是交换比率，所以本质是同一件事。

吴鲜平又问，那这是不是就是教授所说的通胀（或通缩）与物价上升（或物价下降）不是同一回事的区别？

我说，也不是这样。还是看刚才的例子，我们是假设了币值稳定的是美元，是人民币升值了。为什么人民币会升值了？在上述的条件下，原因一定是因为央行收回了一半的人民币，使市场上人民币的数量从100单位减少为50单位，所以才会出现一单位商品只值0.5单位的人民币的情况。这种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所引起的物价的变动就是通胀或通缩。这就是为什么弗里德曼说，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因为那是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所引起的，与实物经济的变动没有关系。

但是，物价变动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两个不同的原因引起的。一种原因就是刚才所说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还是刚才的例子。这个经济体内有100单位商品，发行了100单位的货币，物价水平就是1。如果在商品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多发了货币，增加为200单位的货币，物价水平会上升为2，这是通胀。但如果不是因为货币供应量变化，而是因为商品的质量上升了，这等同是现在的商品其实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商品，商品的属性都发生变化了，那它的价格当然是要跟着变化的。商品质量上升，它的价格也会随之上升，这时的物价上升根本不是由于多发了货币而导致的，怎么能算是通胀呢？这种质量上升所带来的物价上升，反映的是实物经济的实质性增长，我们应该是感到高兴才对的，怎么反而要以货币政策来压制它呢？所以现行的物价指数无法反映质量的变动，把一切的物价变动都归为通胀因素，是有很大的偏差的，是夸大了通胀的。

由此上述的分析，又可以引申出两个话题。其一是上一轮的所谓通胀，张五常教授认为不是通胀，因为分析CPI的结构，会发现主要是农产品的价格上升引起的物价水平上升，扣除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之后，其它领域的产品的价格水平是相当平稳，甚至有些是有所下降的。这说明那所谓的通胀，其实是农产品对其它产品的相对价格的上升。因为如果是通胀，那是货币供应量普遍地增加，会普遍地影响所有商品，应该是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普遍上涨的。而不同商品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动是不应该去压制的，否则那就成了物价管制了。因此，见到CPI上升就简单粗暴地归结为通胀，犯错的机会是很多的。

另一个可以引申出来的话题，是教授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国的宏观调控》中提到的，即如果是由于美元供应量大增导致美元币值下降，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主要是原材料）价格上升，这是中国控制不了的物价上升，中国不该把这看成是自己的货币供应量失控而导致的通胀，自然是不该运用货币政策去调控的。还是继续用前面的例子吧。假如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从1:1上升为1:2，但原因不是人民币的供应量变动，而是美元增加了供应量，使美元贬值了。也就是说，人民币的供应量还是100单位，国内还是有100单位的商品，那么物价水平是不变的，只是美元的供应量现在是200了，变成每单位商品的美元价格是2美元，看起来是物价上升，但这跟人民币标示的价格一点关系都没有。当然，在现实中，由于很多商品（主要就是原材料）是要从国外进口的，美元又是国际通用的标价货币，会导致这类商品的价格传递信息失真，进而导致物价指数失真。所以教授才主张要计算一个剔除这些因素（类似于输入性通胀）的通胀率。事实上，美国也会计算一个剔除石油等主要靠从国外进口的商品的核心通胀率，应该也是基于类似的考虑。

说起这些货币理论方面的话题，我就禁不住大发感慨，回想起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最讨厌的是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这类的科目，就是因为觉得里面的东西混乱不堪，远远不如微观经济学、国际贸易这类的科目清楚明晰。但自从张五常教授撰写了大量关于货币制度的文章之后，我简直是爱上了货币理论。回想起来，与需求定律、生产理论、利息理论等相比，货币理论实在是太容易了。例如，国际金融的课程里关于汇率决定的理论，足以把人看过晕头转向，其实都是多余的，购买力平价说一个理论就足够了。

有一次，我有某位亲戚也是在人民银行的某地方分行工作的跟我说起，最近人民银行关注的课题是“汇率形成机制”，当时我心里就在暗自的嘀咕：汇率形成机制有什么可研究的？吴鲜平听了我这话，也笑了起来，大有同感。

在汇率理论方面，购买力平价说是唯一正确、也是我们唯一需要的理论。虽然看起来现实中有很多现象不符合这理论，但那只不过是因为现实里有太多的国家干预人为地扭曲了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然而，这并不等于购买力平价说就是错的，作为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铁律，人力可以压制它自由地发挥作用，但实际上只是改变了它发挥作用的方式，它总会换头换面地以其它方式表现出来，并惩罚违反了它的人。这就跟价格管制实际不能推翻需求定律，只是使它通过排队轮购、走后门等形式表现出来。掌握了有关的局限条件之后，根据需求定律，经济学家仍然能百发百中地推断出人的行为会是怎样的。类似地，掌握了国家干预是如何扭曲市场的局限之后，根据购买力平价说，我们也能百发百中地推断汇率、乃至与之有关的许多事物将会如何的变动。

11、地区政府零地价招商的回报率

前已述及，因为吴鲜平是真的把张五常经济学应用于实际工作之中，因此他提的问题往往是很实在的，这里谈到的就是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问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教授谈及计算地区政府零地价招商时能得到12％的回报率，虽然不高，但可以接受。他想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向他承诺了回去跟教授问这事情，于是在一回到家、教授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就问了他这个问题，教授也很详细地给予了答复。

原来教授是用工人的收入来大致地当作增值额的大小（我想，这是因为中国绝大部分的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增值额主要就是来自劳力的贡献）。他的计算方法大致上是这样的。以容积率0.8计算，一亩土地大概是660平方米，乘以0.8之后，再乘以每平方米厂房之内可以容纳多少进行工作的工人（不同行业的数字不尽相同，例如制衣业可以坐的人比较多，但教授说他已经是选择了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数字），这样就计算出一亩土地上可容纳的工人人数。再把这个人数乘以人均工资（这个数字当时教授写这文章时是1600元，但现在已经不同了），这样计算出来的，就是一亩土地的生产增值额（以工人收入来代表）。

在此基础上，乘以17％的增值税率，再乘以25％的地方分成率，得到的就是地方政府的收入，除以9万的土地成本（3万补偿农地，6万把土地从农业用地改造成工业用地），得到的就是那个他估计出来的12％的回报率。

教授在回答之后还特别强调，在这计算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外部效应（即《经济解释》里称为“界外效应”的），一方面是这个数字很难确切地计算出来，二来不同情况大不相同，不可能有一个一般化的估计）。如果地方政府招进来的是一个有很强的正的外部效应的项目（如飞机制造的项目），那即使远远达不到12％的回报率，地方政府也会义无返顾地免费送地兼给补贴。

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教授还提及，虽然名义上工人工资在某个数字以下的不用交税（这是指个人所得税），但其实在增值税这里已经收了工人工资的税。

另外，吴鲜平还问及《中国的未来》系列中《再覆侯运辉》那一篇里有一段话，说县以零地价招商的底线，是投资者每亩的建筑费不低于四百万（以容积率为0.8算），他不明白这个四百万的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又以此问了教授，他说这个是投资者支付的建筑费，与县政府的那个12％的投资回报率的计算没有关系。这个四百万的数字是这样计算出来的：每平方米800元的建筑费在中国的厂房建筑里是公价（现在可能略为上升至900元一方），以一亩为660平方米算，0.8的容积率，即是800元乘以660再乘0.8，算出来大概就是四百万元的建筑费。

12、从经济史到行为学

在24日晚的聊天，及其后的一些散乱的聊天之中，有一个话题是经常提起的，就是用经济学去研究历史。我个人爱好历史，吴鲜平也是喜欢历史的人，因此我们对此常有不少共同的语言。

我提到，我翻看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发现，就是中国的皇朝灭亡，几乎都是源自通货膨胀：先是由于穷兵黩武或挥霍无度而引起财政危机，然后为了容易地解决财政危机而人为制造通胀，最后造成物价飞涨、经济崩溃，这时只要再来一个天灾，加上贪官污吏上下其手的人祸，农民起义就几乎是必然的最后结果。

以往，我认为例外的只有宋朝和隋朝。宋朝这个朝代很有意思，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发展到相当合理的程度，政治上比较宽松，经济上更是相当彻底地推行私产制度，对内经济活动十分活跃、对外则贸易往来极其发达。若非是赵匡胤因为借“陈桥兵变”而获得政权，因此对武将十分忌惮，在军事上推行频繁的轮换制，使得宋朝的军队过于积弱，又适逢其时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势力强大，终于在这个方面导致亡国，否则从很多笔记野史等提供的迹象来看，宋朝若能一直传续下去，当时的中国很可能自行地发展出很多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我举了有一位学历史的朋友跟我说过的一个例子，是在《梦溪笔谈》记载的一个故事里，显示出当时已经在民间出现了集资从事海上贸易的情况，而这在西方，正是现代的股份公司的雏形。

隋朝似乎是另一个例外。我之所以觉得隋朝是例外（即不是亡于通货膨胀），是因为从史料上看，隋灭亡时仍留下大量的国家财富，几个主要的粮仓里堆放的物资之多，据说足够接下来的唐代用上好长一段时间。从这史料来看，似乎隋朝末年并没有发生过财政危机，也就应该没有必要搞通货膨胀。但后来我在一份关于唐代的货币“开元通宝”的史料里，看到有明确记载隋末发生过通货膨胀。那份史料的大概是陈述为什么要铸造开元通宝的诏书之类的东西，里面的大意是说，由于隋末朝廷滥发货币，导致百姓受到很大的损失，因此现在要铸造一种新的货币，如此等等。虽然我早就知道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隋炀帝三征高丽，而且动用的军队人数之多是数以百万计的，一定会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很可能成为财政危机的导火线。但因为此前在正史的记载里一直看到的都是隋室如何富有、如何财力雄厚，便怎么也想不到他们有必要搞通胀。

吴鲜平听我说到这里，提出异议，说，会不会发生的其实是通缩？因为如果政府把财富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上，民间缺钱，那发生的可能是通缩。但我否定了这种想法，因为那史料里明确地说隋末发生的是通胀。

这个问题我从自贡回来之后，还一直在想，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一点是，我忽然想到，唐室要铸造属于自己朝代的开元通宝，并不一定是因为隋朝的货币不行，而可能是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但既然要新铸货币，总得说出经济方面的理由，于是故意把隋末的货币状况说得不堪，也是大有可能的，只怕不能轻易地尽信。毕竟，除了这条史料之外，我实在不怎么有见到关于隋末发生过严重的通货膨胀的记载，见到的反而都是隋末之时朝廷仍是极为富有的记载。

另一点是，现代所说的通缩，在古代称为“钱荒”，即铸币数量不足以支持交易的进行，导致物价的普遍下跌。我在网上随便地搜了一下关于“开元通宝”的资料，就发现倒是唐代中期发生过钱荒。那是因为当时中国作为亚洲大国，通过丝绸之路又与国外有十分密切的贸易往来，很多与中国有贸易来往的国家也认可“开元通宝”，接受其在国内流通（就如同今天美元的情况），导致大量唐室铸造的钱币外流，中国国内反而是不够钱用，于是出现了钱荒。为了应付这种情况，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勒令地方禁止铜钱出境，另一方面民间则出现了“飞钱”这种钱币的替代物来满足交易之中的汇兑需求。

其实除了货币史之外，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史也是大有可为的。可惜目前看到的很多货币史、经济史之类的书籍，大多都是历史学家写的。历史学家对于史料的掌握很充分，钻研得很细，但他们没有经济学素养，不懂经济学理论，只满足于堆砌大量而琐碎的史料，以致遮蔽了真正重要的、有经济学意义的事实。我个人是比较期待能以经济学为工具来清理史料，反过来能得出一些对经济学理论发展有意义的东西。现代社会的政府是有意识地使用经济政策工具来干预经济，扭曲了不少经济现象。但古代社会的政府没有这个意识，往往更容易看出一些经济现象背后所反映的经济规律。

事实上，在社会科学的领域里，历史学也好，社会学也好，它们的优势都是比较注重事实的收集，劣势却是它们其实并没有一套真正的理论框架去整理这些海量的事实。经济学的情况与它们恰好是相反：有强大的理论工具，事实调查方面却比这些传统的社会科学的科学要马虎草率得多。如果能以经济学的理论为工具去审视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里积累下来的大量事实，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成果。

吴鲜平听了我这种看法之后，笑说我这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观点。我回应说，其实我觉得“经济学”这个名称是有误导性的，让很多人——甚至是学经济学的人——以为经济学只研究经济行为。以经济学理论的性质来看，它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经济行为，而是一切在局限之下进行选择的行为，因此更准确应该叫“人类行为学”。我再想一下之后，又再补充：经济学理论所能解释的，甚至不仅仅只是人的行为，就算是生物的行为也可以解释，因此，经济学最准确的名称大概应该是“行为学”。

（完）

与中信的编辑沟通过，她说由于物流的缘故，上星期正式面市的书，在广东等离北京较远的地区的书店在本星期之内才能全面大量上架，所以现在大家应该可以在任何地方的书店都能买到此书了。

11月6日下午2点半补注：出版社方面刚刚传来消息，说本书初版上市一个星期已几乎全部售罄，现正加紧加印第二版！）

神州增订版序
学术生涯的终结
时代文章

（英文版部分）
I. The ‘China Question’
II. The Impact of Ideas
III. A General Concept of Contracts
IV. Evolu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y Contract
V.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y Contracts and the Rise of the Competing Xians
VI. The Sharecropping Nature of the Xian System
VII. The Sharing Formula and Its Effects
VIII.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Xian Phenomenon
IX. Side Effects of Xian Competition
X. The Monetary System of China and the Rise of the RMB
XI. Concluding Remarks
An Unhappy Epilogue

（中文版部分）
第一节 中国的问题
第二节 思想的冲击
第三节 合约的一般概念
第四节 承包责任合约的演进
第五节 承包合约的扩张与县际竞争的兴起
第六节 县制度的佃农分成
第七节 分成方程式的效果
第八节 县现象的经济解释
第九节 县际竞争的其它效应
第十节 中国的货币制度与人民币的兴起
结语
不愉快的后记

芝大研讨会科斯的前言后语
Conference Opening and Closing Remarks by Ronald Coase

正要动笔，三位朋友不约而同地传来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十月二十三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专栏，题为《中国格格不入》（The Chinese Disconnect，《信报》按内容翻为《中国策动人民币大贬值》）。克大师之文措辞刻薄，态度轻浮，颠倒是非，敌意明确，看不出是学者之笔，而其中所谓经济分析我没有半点同意。因为克大师之文与区区在下的昆明之说息息相关，遂决定把二者混合起来潇洒一番。君子和而不同，读者不要向今天盛行的经济学者骂战那方面想。）

雷曼兄弟事发一年多了，但经济学行内还没有明确地解释发生了些什么事。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我没有见过学者之间吵得那么厉害，互相对骂无日无之。我隔岸观火，对资料与实情的掌握当然比不上美国的行家君子。然而，我们的苏东坡曾经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起自美国的金融危机这话题上，我远看庐山，可能有旁观者清的方便了。

我认为美国的金融危机起自他们的货币制度与金融制度一起出现了问题。美国的货币是无锚的，学术上的称呼是「法币」制度，fiat money是也。这是说货币或钞票的本身没有实物本位或外币本位的支持。历久以来，在这制度下，稳定物价的调控主要是调控货币量，有几种方法，都不容易。一九六三年，我的师兄Alan Meltzer提出单以调控银根（monetary base，有几部分，其中大家最熟知的是钞票的发行量）的方法来调控币量。币量是包括钞票之外的支票及其它银行存款了。那所谓M1、M2、M3的计算方法本科生知道，他们不知道的是要按哪一量作为币量调控这个话题，有了数十年的大争议。师兄一九六三的贡献，是有说服力地指出，单是调控银根，货币量就会得到适当的操控，因而可以稳定物价。然而，需要的调整时日通常要六个月至十多个月才见效果，所以不管怎样算币量，币量的调控与物价的反应是有着不容易处理的困难。货币理论的大争议起自六十年代，到一九八二我离开美国时还是争论不休，虽然那时行内一般同意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货币观是胜出了的。

大致上，师兄的鸿文发表后几年，欧洲与美国都接纳他提出的以调控银根的方法来调控币量，从而调控物价。问题是一九九五师兄访港，在雅谷跟我进午餐时，对我坦言感到困扰。那是因为美国的货币量——不管用哪种算法——相当急速地上升了好几年，但通胀却没有出现。他当时提出的解释，是美元奇怪地强劲，而强劲的货币是不容易有通胀的。我当时的看法跟师兄的差不多。一九九一波斯湾之战后，美国显示的军力举世无匹，苏联解体，各国争持美元作为储备，而这样促成的美国币量上升是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换言之，币量理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的困难，是当一种货币在大量国际化、电汇神速的情况下，调控物价的变动我们不知以哪种币量算才对。

可能是这原因，格林斯潘一九九○年起转用调控利率的方法来调控美国的经济。他对多方面的经济数据掌握得充分，于该年七月把联储局的利率下调，二十六个月内一连下调了十八次，跟着是调上七次，调落三次，调上一次，调落三次，调上六次，调落十三次，调上十四次——二○○六年二月退休。

虽然联储调控的利率不是市民跟银行借钱的利率，但有直接的关系。读者可能记得我说过几次，这样把利率辘上辘落早晩会辘出祸来。市场的利率应该由投资的回报率决定，而投资的回报率与市场的利率打平是均衡。利息是一个重要的价，刻意地把利率辘上辘落是价格管制，会扰乱市场的运作功能。当然，市场的投资者会看着利率的升升降降而作出一个平均利率的预期。事实上，为了赚钱，市场的金融机构利用各种富于想象力的工具，包括国家债券的买卖，来向借款者提供一些几年甚至多年利率不变的合约安排。问题是，如果市场一般对联储利率调控的预期大幅地猜错了，灾难不容易避免。

灾难终于出现。二○○六年二月格林斯潘调高利率第十四次后退休，伯南克接掌联储，再调高利率三次，然后坚持不下，直至二○○七年的秋天次贷出事才把利率下调。当时大家知道，美国的房价上升了很多，那里的居民很多以几年不变的利率购买了房子。这使我推断，次贷出事起于利率辘上辘落终于使市场的利率预期大幅地出错，闯大祸。当时我立刻通知了一位北京朋友，但恐怕市场对这样的观点敏感，没有写出来。

我可没有想到，我认为是严重的其实是低估了。我要到雷曼兄弟出事后，才知道通过那些所谓衍生工具，借贷与抵押的比率竟然远高于一；才知道保险的安排把金融合约纵横织合，纠缠在一起；才知道这种复杂无比的金融体制，竟然有政府批准的评级机构维护着。无锚的货币制度失败，在于有关当局逼着要用调整利率的方法来调控经济。金融制度的失败，在于贪婪的众君子把它弄得复杂无比，就是经济专家也搞不清楚如何运作。君不见，金融风暴事发后，美国数百位经济学者签名说是伟大的金融制度。那不是复杂难明的证据吗？

美国的经济前途怎样了？复苏的机会是有的，但重振雄风的机会，在可见的将来不会出现。这两点，经济学者一般同意，但彼此之间的理由可不一样。我自己对雄风不再的理由有二。其一是可以大手挽救的政策，看来没有机会引进。撤销最低工资会解困，但政治不容许，而今年七月二十二日，因为三年前定了下来，美国的最低工资还提升了百分之十一。搞起通胀会有大助，好些美国学者知道，但从伯南克的言论猜测，政治上也不容许。其二是财政赤字的问题。目前美国的财赤只是近于纪录，但各方面的估计，说未来的财赤会破纪录很多倍！有不同的估计，但所有估计都高得发神经。

佛利民当年认为财赤不是好事，但如果国家负担得起，对经济不会有大影响。他可能没有想到今天美国面对的未来财赤会是那么庞大的吧。未来的庞大财赤，会使市民担心抽税会增加，或债券之价会下跌，使联储无从约束利率上升，或政府负债的利息增加，早晚要在税收打主意，或美元会暴跌，导致通胀与利率上升。无论哪一项，市民采取防守策略在所必然，没有一项防守对经济是有利的。

十月二十四日 ，九十四岁的大师森穆逊（Paul Samuelson）在《纽约时报》为文，重复了他不久前说过的观点。主要提到两方面。一方面他认为他的孙子那一代会见到中国的实质总国民收入超于美国，成为地球上的经济一哥；另一方面他恐怕不出十年美元的国际币值会暴跌，导致灾难。我不认为中国当上地球上的经济一哥是好事：这几年北京已经未富先骄，树大招风可免则免吧。客观地看，中国的人口比美国多出那么多，物价调整后的实质总国民收入超过美国指日可待，但人均收入超过美国则遥遥无期矣。北京的朋友要客气地指出「人均无期」这一点。在美元可能暴跌这话题上，森前辈似乎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美元在今天还没有呈现大弱势，主要因为人民币钩着美元！

后者的经济逻辑是简单的，用不着多说。我的本领是可以提出证据。有经济触觉的人，如果跟踪人民币的国际汇率转变，会察觉到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币从单钩美元转钩一篮子外币之初，该篮子内的美元含量应该还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比重其后逐步下降，而每次下降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也下降，即是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近年来，我的观察是人民币再加重以美元为锚的成分，有时甚至全钩美元。有重要的经济原因，过后再说，但绝对不是因为什么阴谋或什么「格格不入」。是的，我认为人民币加重钩着美元是帮着美国一个大忙，克鲁格曼的恶意言论是浅见。他在专栏的最后说：「一个大国向邻国行乞的行为不能被容忍，必定要对中国的货币做点事。」说得潇洒，但要对人民币做点什么事，才有利于美国呢？此君在国际贸易的分析上拿得诺贝尔奖，堪称奇迹！

克鲁格曼认为美元下跌对美国的经济有利，因为可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不知是何方神圣的经济学了。弹性系数与贸易逆差这个话题是本科三年级的学问，而美元暴跌会使美国债券之价暴跌，等于美国利率暴升。与债券之价下跌是同一回事的利率上升，联储局无技可施，房价不知会跌到哪里去。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经验——债券孳息高逾十九厘的经验——怎会这么快就忘记了？

在同一文内，克氏提出一些其它美国经济学者的看法：因为中国购买外地的资产，促成美国的楼市泡沫，带来金融危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些年外资涌进中国，比中国投资到美国去的钱，多出很多，北京可没有哭出来。另一方面，如果需要行乞的炎黄子孙能投资一点钱而把美国的经济搞垮，将来的历史学者怎会不哗然大叫，心脏病发呢？

这里顺便一提。不久前一位哈佛教授认为北京蠢，购买了那么多美国债券。这可能又是克鲁格曼认为中国扰乱美国经济的原因。我不会为北京朋友的智商辩护，但他们多买美债是源于不好写出来的政治压力，神州大地一些担瓜卖菜的人也知道。蠢到死！

我要再说一次今年三月三日我回应贝加（Gary Becker）指责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的谬误。人民币从一九九四至二○○五这十一个年头紧钩美元，不可能有操控汇率的空间。其后人民币转钩一篮子外币，是美国的议员逼出来。不知是谁在操控了？不知世事的大师们，少说几句不是较好吗？要向克鲁格曼指出的，是一九九三年六月人民币兑美元的黑市汇率是十一元七角兑一美元，今天没有黑市，白市是六元八角兑一。这反映着些什么？反映着这些年中国的生产力增长，远超美国的。虽然伊拉克之战对美国不利，但人民币兑美元的大强势始于二○○三年初，在伊战之前。除非是蠢才，没有谁不希望美国的经济继续强劲，但事实是在地球一体化这个严重关头上，美国的经济结构的确是出现了不少问题。他们不应该向往着昔日的雄风，漠视了落后之邦的人也有头有脑，有手有脚。这一点，一九九一年在斯德哥尔摩我跟佛利民解释得清楚。今天回想，佛老当时也有点轻敌。但我深信，如果佛老还健在，他会支持我的看法。

回头说人民币的困境（是的，人民币也在困境中），是在目前的形势下，还要钩着美元或不要大幅地提升兑美元的汇率。这不是要向美国行乞，而是因为中国的工业产出外销主要还是用美元结算。说过了，基本上中国的产出不是与先进之邦竞争，而是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竞争。这后者竞争大致上达到了一个均衡点。如果中国的产出外销以美元结算，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会让其它发展中国家把中国杀下马来。千夫指着骂中国，只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哥。所谓树大招风也。

要脱离使用美元结算是重要的。方法多多，但只有一种费用最低，麻烦最少。这是撤销还余下来的不成气候的外汇管制，把人民币自由外放，从而使中国的厂家可以方便地跟外商以人民币结算。这简单的处理有复杂的一面。解释过多次，撤销汇管给中国带来的利益数之不尽，这里不再说。这里要说的一个重要的复杂点，是撤销汇管后让人民币兑所有外币自由浮动，人家要搞你，或联手来搞你，有得搞。这就是自二○○三年起我坚持人民币要下一个固定的锚的其中一个原因。周小川先生的经验应该教训了大家，以任何外币为锚，或以一篮子外币为锚，皆非善策。中国的央行要选货币以外的实物为锚，然后让人民币兑所有外币自由浮动。我建议的下锚制度说过无数次了，这里只再说其中一点︰依我的建议，央行是完全不需要有实物储备的。转用一篮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场成交的物价指数为人民币之锚，对央行的君子们只有一个不利之处。那就是他们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的权力会大减。但货币政策是不应该用作调控经济的。每次我听到周小川先生说他的货币政策是多目标的，必摇头兴叹。货币的基本用场是什么我解释过多次，而高明如格林斯潘，少目标也闯大祸。

放开汇管，采用我建议的下锚之法，聪明的发展中国家会知道怎样做才能发挥他们的比较优势条件。这对中国有利。先进之邦呢？他们会考虑作为人民币之锚的一篮子物品来选择他们的策略。北京不用管这些。富有的老大哥们要怎样做是他们的选择。

我很欣赏森穆逊十月二十四日说的两句话︰「当一个工资低、可以学习的民族能仿效先进之邦的科技时，他们会仿效。这是为什么保护主义像疱疹毒素，我们一定要预防染上。」这才是经济学。

（五常再按：区区在下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神州增订版已经出版，印制精美、价格相宜，只在神州大地销售。一百元买四本送给亲友吧。）

以下第二部分是选取此次自贡行中的一些我个人觉得比较重要的内容来进行记述。因为各个议题比较零碎，大致上是按时间顺序一一记录。

1、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

24日上午是“地区竞争制度与自贡经济发展”，主要内容是我根据张五常教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介绍有关的理论，这一部分内容因为是单向陈述，此处从略。

接下来的每一个议题，都是24日下午到25日（主要是24日）期间与自贡的朋友们交流学习张五常经济学的心得时涉及到的一些我认为值得记述下来的内容。

2、经济发展与保障最底层人民收入的关系

有一位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 张五常教授反对新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等，他是基于这一法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害的立场来提出这样的意见的。但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不应该就是保障最底层的人民的收入吗？或者新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等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而推出的呢？更进一步，当中国的低廉劳动力的优势失去之后，我们怎么参与国际竞争，保持我们的竞争力？

当时我的回答大致是这样的。你这样的提问，似乎是把经济发展与保障最底层人民收入这两件事看成是互相对立的。可是，要保障最底层人民的收入，就得发展经济。经济不发展，蛋糕不做大，永远也不可能让他们分得更多的蛋糕。

而中国要怎样发展经济呢？这就要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就是中国有着大量的低技术、甚至是无技术的劳动力，纯粹只能靠出卖体力来参与生产，因此其成本很低廉。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你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你用不用来生产？你不利用起来进行生产，你的成本就高，在国际市场上就失去一大竞争优势；反之，就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优势。这个答案，我相信任何一个有生意头脑的商人都知道该如何选择。所以我国主要靠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来发展经济，是符合经济学上比较优势定律的理性选择。只有这要遵从经济规律来发展经济，才能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得最快、最好，也就能令我们的蛋糕更大。此其一。

其二，你说要保障最底层人民的收入，但怎样才能保障他们的收入？最底层的人，没有技术，只有体力，所以他们的劳动卖不起钱，收入很低。怎么提高他们的收入？你可以有两个选择：或者是国家出钱把他们当懒人养起来，或者是让他们有工作的机会，自食其力地养活自己。前一个选择，姑且不论养懒人肯定不是个好选择，就算是，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没有那么多钱去养起一大堆懒人。后一个选择，不但可以让他们得到收入，而且还可以让他们通过工作而学习到技能，从完全无技术、纯粹靠出卖体力变成有一点点技术，再从有一点点技术慢慢地学习到更多、更高的技术，积累起属于他们自己的人力资本，从而从底层摆脱出来，获得较高的收入。

今天上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介绍了经济学上的“收入分配理论”，解释了要素收入是怎样决定的，解释了无所谓剥削的存在。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工人的工资是由老板决定的，老板不能决定它们，决定它们的是“收入分配理论”这经济规律。如果政府以为它弄个新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出来，就可以“人定胜天”，即使违背经济规律也能成功地提升最底层人民的收入水平，那么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早就应该更加成功才对。事实却是，如果政府人为地强迫老板提升工人的工资，而这个工人根据“收入分配理论”就是不值这么多钱，老板的选择就只能是把这个工人炒掉。好比说，自从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我就见过这样的实例：一个老板，他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购买一台价值100万的机器，因为这机器太贵，所以他很犹豫不决。当新劳动合同法出来之后，他再也不犹豫了，马上就买下了那台机器，然后就以这台机器替代了相当一部分低技术的劳动力，也就是把那部分工人炒掉了。在此之前，这些人即使收入低，但还是有收入；在此之后，这些人连工作也丢了，一分钱收入都没有了。所以你说，新劳动合同法是保障了他们的收入，还是害他们失去了收入呢？

然后，你问到如果以后中国失去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之后怎么办。什么时候中国会失去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那是中国所有的无技术、低技术的劳动力，都通过工作而学习到技能、提升了自己的租值（人力资本）、于是同样是根据“收入分配理论”而使得自己的收入不再低廉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中国到达了这样的境地，那我们应该拍掌称快，为中国高兴才对。因为这时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不再需要跟越南、印度这些国家在低端产品的市场上进行竞争——正如现在的发达国家不会再与我们在这些产品上竞争一样。我们的竞争力没有消失，我们的竞争力转移到中、高端产品上而已。但是，这应该是由市场自己发展，通过把所有无技术、低技术的劳动力全部“改造”完毕之后自行升级而成，而不是政府搞几个新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之类的手段就可以揠苗助长的。

3、如何发现关键的局限条件

这个问题是跟《经济解释》里的内容直接相关的。也是在24日下午的座谈会上，有朋友问及，如何在实际中运用张五常经济学去解释现象时，发现关键的局限条件。

我的回答是，这是一个实践方面的问题，有如问怎么在游泳里保持身体浮在水面一样，很难用语言在口头上回答，只能靠你在实践过程中去体会。我作了简单的回答后，一直相陪的吴鲜平又作了一个很详细的补充。他说，要在实际应用中寻找关键的局限条件，一方面是要靠经验，另一方面也要靠筛选。张五常教授在《经济解释》中提到过，现实世界里有八大局限条件，包括产权、成本、财富、知识等。在实际运用时，不妨按照在这八大局限条件中逐一筛选，例如先看是否有产权方面的问题，如没有，再看有没有成本方面的问题。这样一个一个地排除，余下的就很可能是我们需要寻找的关键的局限条件。

4、地区竞争制度并不确保每个地区都胜出

24日下午的提问中还有些是涉及到上午所讲述的地区竞争制度的。有一位朋友问，诚然像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地区在中国这种地区竞争制度之中得到良好的发展，可是也有一些地区在这种制度下是表现得很差的，这是否说明地区竞争制度也有它的弊病所在？

我的回答是：对于竞争，很多人存在一种误解，以为竞争就是能让所有参与竞争的主体都成功。但这是不对的，竞争并不确保每一个参与竞争的主体都成功，它确保的只是做对的胜出、做错的被淘汰出局，因此从整体上是有利的。正如市场竞争并不确保所有企业都是成功的，而是确保哪怕是像通用这样的百年老店也要因错误而受到惩罚、甚至于破产——因此有些人拿通用也会破产来说明市场经济并不怎么样，这是大错特错。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国企做得再糟糕也不担心会被淘汰出局，恰恰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同理，地区竞争制度确保的不是每个地区都胜出，它确保的只是做对的地区获得飞速发展的回报，而做错的地区则明显地落于人后，于是给了它们巨大的压力、促使它们要改弦更张。

5、金融监管当局的作为

还有朋友问及美国金融风暴所带给我们的启示。美国金融风暴爆发以来，一个普遍流传的误会，是认为这是自由市场失败的证明。而张五常教授在多篇有关的文章里已经清楚地阐明，美国的金融制度根本不是什么自由市场，而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运作混合在一起的，而且还是最糟糕的混合，即政府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管。但是，到底政府该管些什么呢？

我的回答是：在很久以前，张五常教授曾就金融监管的问题写过一篇文章，我记得里面有一句话大意是这样的。金融监管很困难，政府最好的做法，要不就是索性完全不管，跟大家说：那里是个赌场，政府是不管的，你有胆子就进去玩吧。但是如果给骗得倾家荡产的话，不要来跟政府诉苦。要不就是要管得极其严格，严格得像美国那样。这番话他是在美国的金融风暴发生的很久之前说的，我想，如果今天要他再说一次，这番话的最后一句估计他会把它删掉了。（这时在场的众人大笑。）所以，于今回顾，可能最好的金融监管，就是完全不管！只是要在事前就跟大家说清楚了，那是个赌场，你愿赌就服输吧。这样即使出了什么事，人们也没办法去埋怨政府监管不力，不会愤怒于政府声称他们有严格监管、结果还是害他们上当受骗了。

如果政府完全不管，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认为市场会自己自生自发地形成它们自己的监管公司，为投资者提供监管金融机构的服务。而这即使不是绝对完善的监管，但也一定比政府的金融监管机构要好。为什么呢？原因有二。其一，是一个政府要监管那么多的金融机构，那是忙不过来的，客观上有很大的困难。其二，则是主观上的原因。政府的金融监管机构，它对于金融机构有没有做出损害投资者利益的事情，是没有什么切肤之痛的。它不是投资者，没有拿出真金白银去交给金融机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动力去帮你好好地看管金融机构？它又是政府机构，不是提供监管服务以赚取收入的私营机构，它做得好你又不会多发钱给它，它做得不好也不过是被你骂它几句，你说它能有多上心去履行监管的职责？但如果市场自己形成自己的提供监管服务的公司，一来可以进行专业分工，可能一家公司只是盯住某类投资、或某几家金融机构；二来它是收人钱财、替人消灾，收了投资者的钱就要替投资者尽心尽力地服务，这不是比政府主持的金融监管机构更有效率吗？

6、租值的概念

24日下午的座谈会是从3点进行到6点，据统计前后回答了二十多个题目。时间所限，座谈会不得不结束了，但与会众人的情绪都很高昂，在吃晚饭的时候，大家还在很热烈地谈论着各种各样跟张五常经济学有关的话题。

吴鲜平说起，他本来想让我跟大家解释一下租值的概念，可是没想到座谈会的气氛那么热烈，中间没有一点冷场，都空不出来一个时段可以说这个事情。于是我就在吃晚饭到差不多的时候，主动地说起要谈一下租值的概念。

仔细阅读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尤其是卷二与卷三，会发现张教授在不同地方是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来使用“租值”这个概念的。所以，当我们看张教授的其它文章提到租值时，要先想清楚他是在哪种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然后再相应地理解，才不会出错。

一种意义上的“租值”，是《经济解释》卷二的第二章里说的“租值”。那个租值的概念最早起自“地租”的概念，地租以外的称为“准租金”，最后由马歇尔以“经济租”（economic rent）一词把它扩大成一个广义的概念。

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活动主要是农业生产，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人们觉得土地与其它生产要素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它的供应是固定不变的。普天之下就那么多的土地，无论土地分配到的收入（即地租）是高还是低，那么多的土地还是那么多的土地，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于是就有人认为，地租是个多余的东西，因为即使不给土地分配收入（不支付地租），土地还是照样存在，照常供应。进而甚至有人（佐治）极端地认为，政府应该把一切税收负担放在土地上，因为即使土地的收入全部被征税征走，也不影响其供给。

无论地租如何变动，土地照样存在，照常供应。这句话是关键，关键在于前半部分（照样存在）是对的，但后半部分（照常供应）是大错特错。照样存在并不等于照常供应，如果只看到土地总是存在于那里，就以为它的供应都是一样的，那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我们都知道，土地可以选择成为农业用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住宅用地……不同的用途其价值千差万别。而即使在古典经济学时期那个多半只能是选作农业用地的时代，是种粮食作物还是经济作物，具体种植什么农产品，种植什么品种，种植密度有多大……无数的选择存在，意味着无数不同的供应情况的存在。到底怎么才算是照“常”供应呢？因此，当地租的收入变动时，土地的供应其实是一直都在随之变化，若以为没有选择、因此没有成本、进而认为地租这收入是多余的，那是看的人少看了很多选择而已。

土地是如此，其它生产要素其实也是一样的。如张五常在《经济解释》卷二中举的猫王的例子。假设猫王还是当司机时的周薪是100美元，唱歌之后是10000美元，如果单看猫王是选择做歌手还是选择开车，那么唱歌的收入除非大幅下降9900美元之巨，猫王还是一直会选择唱歌。这样看，我们歌迷大可不必给猫王那么多钱，减去少于9900美元的钱他都还是会为我们唱歌，这9900美元看来是类似于地租那样多余的东西，称为租值。可是，谁说猫王选择了唱歌就没有别的选择了？他选择哪家唱片公司，选择唱哪首歌，选择唱的时候要不要多跳几下舞步，这都是选择，都会随收入的变动而增减其对歌迷的讨好程度。这样看，猫王的收入并无所谓多余可言，也就无所谓租值可言。如果把看问题的角度向另一个相反的方向推到尽的话，何止那9900美元是租值？做司机时的100美元也可以看成是租值。因为只要你给他钱，他就会去工作——无论那工作是做司机还是唱歌。只是从是否工作这个选择来看，只要有钱，猫王活着的时候总是选择工作，跟一块土地总是存在于那里是一样的。这样看，猫王所有的收入全部是租值，无论如何高低变动，都不改变猫王选择工作的供应行为，跟地租无异。

因此，这里的租值概念，是一个看选择的角度的问题，会随着看选择的角度不同而显得时有时无、时大时小——看得越细致，租值就越小，甚至于无；看得越粗疏，租值就越大，甚至于等于收入的全部。

另一种意义上的租值，其实就是资产价值，是生产要素参与生产所要求获得的收入的折现。这种意义上的租值与前述的租值的联系在于，以最粗疏的角度看选择时，租值就等于收入的全部。把这收入加入时间的维度之后，就是在时间上一连串的收入流，折现后就是资产价值。

其实，张五常教授提及租值这个概念时，绝大部分情况里使用的都是这种意义上的租值，即资产价值。例如“租值消散”里的租值，是指如果资产是无主的，竞争是不受约束的，人们就会一哄而上地争夺，使这资产所能带来的收入全部消失殆尽。又如《中国的经济制度》里说地区竞争制度之下，地区政府（县政府）追求的增值税收入最大化，就等同于追求了整体经济的租值最大化。这里的租值也是指资产价值，是指整体经济中各类生产要素的资产价值的总和。接单工业是帮助工人增加租值的手段，这里的租值是指工人的人力资本的价值，也是资产价值。

7、云南鲜花市场的例子

在晚饭的时候，吴鲜平又提及一事，说在博客里看到有人写了个例子，是关于云南鲜花市场的，说那里的市场是买方叫价，与别不同。他说本想让大家在座谈会时讨论一下这个实际例子，也是时间不够，就放在这吃晚饭的时候。

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信息费用的缘故。云南那里的鲜花市场是面向批发商的，也就是买方都是批发商，他们又是面向零售市场上的消费者的，因此他们相对于那个鲜花市场里的卖方而言，掌握着更充分的关于零售市场的信息，也就是说，他们是信息专家。而由于那个市场竞争很充分，造价的可能性不大，所以由信息较充分的买方来报价，能最快捷、准确地定出反映这些信息的价格。

（未完待续）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格曼尖锐抨击中国的货币政策。无论人们赞同与否，他的观点表明人民币再度成为世人关注焦点。请问张老有何评论？

答：

2009年10月17日我在昆明讲话，事后读报，一般没有误解，可能因为讲得够精辟。我于是决定凭记忆把这次讲话写下来，作为将要出版的《货币战略论》的压轴文章。殊不知正要动笔，三位朋友不约而同地传来克鲁格曼10月23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专栏，题为《中国格格不入》。因为克大师之文与区区在下的昆明之说息息相关，遂决定把二者混合起来潇洒一下。

我很少写批评他家之见的文章，历来不喜欢在文字上骂人，虽然认为如果自己要做，文字上要写得有千钧之力，我是可以的。克大师之文措辞刻薄，态度轻浮，颠倒是非，敌意明确，看不出是学者之笔，而其中所谓经济分析我没有半点同意。为此，老人家发了脾气。上述的要写的潇洒文章，一动笔就写了四千多字。下星期二（11月3日）在这里刊登。读者到时来热闹一下吧。

简略地说几句吧。我六岁开始逃难，九岁在佛山寄宿，十二岁回港后东住一下西住一下，二十一岁赴北美后还是居无定所，要到三十三岁才在西雅图安定下来。我于是怕搬，怕走，可以十多天足不出户。在家中我既不读书，也不看电视。做什么呢？行来行去，想看些什么。房子要大的，窗外要有可观之景，其它一律无所谓。

愚谦兄比我年长几岁，说风谈浪，他生长的时代不会比我的安宁。事实上，他写自己的生平以《浪》为题，也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读《浪》，知道他少小时的奔走没有我那么多，但遇到的风浪却比我的大。我想，一个从小走得多的人长大后不喜欢游，但惯于惊涛骇浪的，年长后则喜欢多游一下。游览可以一舒胸怀，是中国骚人雅士的传统了。

自己不喜欢游，但还是到过欧洲三次：一次是学术会议，一次是替科斯在瑞典讲话，最后一次真的为游览而去。后者是带着孩子们去见识一下，而自己作为一个准导游的本钱，是在洛杉矶加大念书时，作过短暂的欧洲艺术史的助理教员。恨不得当时愚谦兄已经出版了《欧风欧雨》这本书，能让我读后才去。今天，神州大地的炎黄子孙有点钱，听说到了欧洲受到礼待，先敬罗衣后敬人的「礼仪」可不是神州独有。

话得说回来，尽管今天高楼大厦满布神州，公路、天桥车水马龙，炎黄子孙跑到欧洲去不可能没有刘姥姥走进大观园的感受。欧洲的文化水平了不起，不同地区变化多，可以夸夸其谈的典故所在皆是。几年前我的书法老师周慧珺到欧洲一游后，对那里的建筑物叹为观止。

游览游览，究竟览些什么呢？一曰风景名胜，二曰文化品味，三曰历史留痕。关愚谦这本书对游欧者的贡献，可不是风景名胜的介绍──这些一般旅游刊物提供无数──而是欧洲的文化与历史，二者加起来是文化历史了。愚谦兄的书当然也提及他擅长的政治知识，但政治这回事，可以读到，可以听到，却不可以看到。个人认为，只为看风景是不值得游览的：没有谁可以学王石，爬到珠峰之巅去拍照留念。余下来的游欧重点，是体会一下他们的文化历史，大开眼界之余会变得谦虚一点吧。

我认为在人类五千年的文化发展中，只有两个时期，两个地方，出现了足以雄视百代的光辉。其一是从唐太宗（五九九──六四九）到宋徽宗（一○八二──一一三五）那段时期的中国；其二是从达芬奇（一四五二──一五一九）到毕加索（一八八一──一九七三）那段时期的欧洲。不是没有战乱动荡，但说这两段时期与地方是人类文化的光辉是没有疑问的。奇怪，二者皆各自马不停蹄地走了大约四百八十年。更奇怪的是，上面提到的四个人都是艺术天才。宋徽宗、达芬奇、毕加索的艺术成就众所周知。唐太宗呢？他的书法绝对一流，而如果不是此公慧眼识英雄，我们今天可能不知道曾经出现过王羲之这个人。

双方各自走红地发展四百八十年，中国是比欧洲先走八百多年的。后者迟了很久才起步，加上他们对文物保存得好，游览欧洲的确大有看头。中国的文化古迹呢？太久，保存不易，可幸有以物品陪葬的风俗，中国的文化遗物被埋在地下，保存得好的无数。可惜北京的朋友棋差一着：他们禁止出土的文物在国内的市场出售，但盗墓者众，大量文物贱价外流。我几番建议北京尽早打开秦陵与乾陵，指出永远不打开等于没有。读者多，私下间一律支持，但北京的朋友忙顾左右。

虽然我不喜欢游览，但○三至○五年大搞摄影，加上久不久到各地校园给同学们讲话，再加上要作实地调查来跟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些年我和太太差不多走遍神州。

要怎样欣赏中国的文化才对呢？没有欧洲那么多的保存得好的文化古迹可看，以游览的方式来欣赏中国的文化，你要读很多古文及古诗词。我曾经说过，西方的景物不容易让我们看到一个李太白或一个苏东坡。中国的江山自成一家，有点苦味，有点古意，不华丽，但幽美。昔日李白见到的江山，大致上我们今天还可见到。不读古人的文字，游览神州不容易体会到中国曾经有伟大的文化。这是说，游览神州不容易「看」到中国的文化，而是可以让我们「怀古」，而怀古是深一层的欣赏了。昔日苏子写《赤壁怀古》是一例，清人孙髯翁在大观楼写「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也是一例。我们历代读书识字的人，没有谁不怀古一下。

要懂得怎样怀古才可以在游览中深入地欣赏到中国的文化。这方面，来自西方的游客是不容易体会的了。另一方面，倒转过来，炎黄子孙游览欧洲，欣赏他们的文化历史是远为容易的。介绍欧洲文化的中语书籍多得很，而到了那里近数百年的文化遗物，还留在地上的多得很。这数百年是欧洲文化发展的全盛时期。

国内的朋友要游欧洲吗？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可能是先读《欧风欧雨》这本书。愚谦兄对欧洲很熟；他的记忆好，观察力强；文字可读，而更重要是他很懂得掌握着有趣的话题下笔。后者是天赋。炎黄子孙不容易找到另一本游览欧洲的书可以学得那么多。

是为序。

张五常，二○○九年九月

博客管理员按：

今天我收到了中信出版社寄来的“神州增订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制作非常精美，让人爱不释手。这么漂亮的一本书才订价25元人民币，可见中信这次确实是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向喜爱张五常教授的作品的读者朋友们作出了很大的让利。

我赶紧写了个电邮给中信的编辑，感谢他们，并转达了读者们急于看到此书面市的心声。编辑回复说，这两天网上书店就可以买到此书，京津地区本周内可上架，较远的广东地区下周应该也能在书店看到了。特别在此补充这一条消息告诉读者朋友们，敬请各位期待！

自贡行：张五常经济学的“星星之火”（作者：本博客管理员）

8月23日～26日间，获人民银行自贡中心支行的邀请，我前去讲授了张五常教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并与该行的年轻人交流研讨学习张五常经济学的心得。

在这一次短暂却充实的行程之中，自贡的朋友说他们收获很大，而对我来说，也是收获甚丰，甚至可以说是深受教育。我在26日晚上约8点回到家里，看看手机的时候，才发现张五常教授在7点左右已经打过电话来，那时我还在机场快线的大巴上，大概是外面的声音比较吵，没听到来电铃声。

到了10点，教授又打电话来了，我迫不及待地接通电话，然后就是滔滔不绝的向他详尽地报告这次自贡之行的情况。教授听得心花怒放，这边厢才一挂了我的电话，那边厢又一个电话拨给了身在异地的张夫人，要她也打电话来再听我向她汇报一次。张夫人也听得很开心，更是深受感动，敦促我要把这次的行程详细地撰文记述下来。

事实上，我早在24日的晚上，与自贡的朋友交流了一天之后回到宾馆里，躺在床上回想当天的一幕幕交谈的情景之时，就已经决定了，这次的事情一定要写文章记下来。于是已经躺下了却又再爬起来，打开书桌前的台灯，抽出宾馆给客人备下的信笺，把要写成文章的内容大致地拟了一份提纲。

在这里，我打算先把向张五常教授报告的内容作为一个总概作为本文的第一部分，然后围绕24日当天的内容，从上午讲授《中国的经济制度》、到下午与年轻人座谈、到晚上吃饭及喝咖啡时聊天的内容，择其重要之处，一一记录细述。好让读者朋友们即使没有参与其中，也能有身临其境之感，体会到这一次的自贡之行，是如何的一场“brain storm”（头脑风暴）！

这次自贡行的成行，主要是人民银行自贡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处处长吴鲜平先生促成的。

在从成都双流机场驱车前往自贡的路上，吴先生向我讲述了他是怎么“迷”上张五常经济学的过程，我想这很有代表性，值得在此先细述一番。

吴先生本来是学法律的，但他所就读的大学课程设置很有意思，同时还安排了经济学的课程，其数量之多甚至与法律类课程平分秋色、旗鼓相当。后来吴先生在工作中，职责所在，撰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到2006年的时候，他开始感到只是在报告里罗列事实与数据实在是没有意义，于是再次自学经济学原理，想要运用经济学的知识来分析有关的事实与数据。后来，他又进一步地自学计量经济学，很快就达到纯熟操纵的境地。然而，在对计量经济学深入了解之后，他就发现这门学科的作用仅仅是协助人们寻找数据的规律（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指数据的“模式”，即pattern），并不能解释数据所反映的现象。

用吴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是他在一番辗转迂回的寻寻觅觅之中，最终皈依于张五常经济学。开始时，他是从《经济学消息报》上看到张教授的文章。于是他把几年来的《经济学消息报》都翻出来，找到有登载张教授文章的地方，就剪下来，装订成册，一篇一篇地看。后来又看到我所管理的张五常博客，就更方便了。他又向香港的花千树公司邮购了教授所有的书籍，出一本买一本，一本不拉。

吴先生研读《经济解释》的劲头，尤其让我感动。他说，他除了把《经济解释》从头至尾地看完之外，每次看教授的文章，只要里面有涉及哪些经济学的概念，他就又把《经济解释》拿出来，翻到有关的章节反复地研读。例如，前段时间教授写的很多文章都涉及到“租值”的概念，他就一再地翻看《经济解释》卷二中的相关章节。这样把教授的《经济解释》与他的散文结合着看，反复地对照，反复地揣摩。

吴先生不但自己对张五常经济学热爱甚深（还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达最为准确与动人——对教授和他的思想的热爱，那是实实在在的“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了），还积极地向他所在单位的人们介绍张五常经济学。他组织身边的年轻人跟着他一起看教授的书籍和文章，他费尽心思地把教授的文章分门别类地编成诸多系列，还在后面写上他自己的一些言简意赅的评语，引导年轻人深入地阅读与学习。事实上，这次我的自贡之行，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与这些他称之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一起交流学习张五常经济学的心得。

在运用张五常经济学理论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政策建议的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把教授的观点向整个自贡市推广（这次讲授《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研讨座谈会就是在有市政府相关部门、区县政府、市级银行机构负责人参与的形式下进行的）。在自贡的时候，他送给我一份他们印行的内部刊物《货币信贷政策参考》，那一期的全部内容，就是张教授最近发表的《北京要利用县际竞争处理劳动法》的文章。我看了一眼这份刊物，就注意到两处特别。其一，是张教授这篇文章是7月14日才公开发表的，而这份刊物的印行时间却只不过是两天后的7月16日。其二，是文章最后所附的“印送单位”名录，我觉得有必要全文抄录如下，好让各位不需我再多作补充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该刊物的印送单位包括有：市委书记、副书记、秘书长、副秘书长，市政府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办公室、市委宣传部、政研室，市目督办、市政府研究室，市纪委，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市人大财经委，市政协经济委；各区、县政府；人民银行荣县、富顺县支行，自贡银监分局，市级各银行机构（含邮政储蓄银行），省信用联社自贡办，自贡市保险行业协会，华西证券自贡营业部，中投证券自贡营业部，各区、县农村信用联社；市农工办、发改委、经委、财政局、劳动保障局、国土局、农业局、商务局、统计局、物价局、房管局、国税局、地税局、工商局、经济信息中心、市金融办；东方锅炉、昊华西南化工、大西洋焊材、久大盐业、华润肉食品、鸿兴化工公司，英祥房地产、远达房地产、蓝鹰房地产、雄飞集团公司。

吴先生在把这份刊物交给我的时候，也有要我注意这最后的“印送单位”名录，但其实在他说出来之前，我已经有留意到了。

为什么吴先生会如此身体力行、还尽其所能地带动他身边，乃至整个自贡市从各级政府部门、到金融机构、乃至到主要大型企业的人们都学习、或至少是了解张五常经济学呢？这又要回到吴先生最初自学经济学原理、计量经济学的目的上去。他是想要掌握经济学工具，能切切实实地在他的工作之中用起来。教材上的经济学（或说是所谓主流的经济学）与作为整理数据工具的计量经济学，都让他感到无法达到这一目的——直到他找到了张五常经济学！

吴先生自言，在他的工作实践中，他深刻地体会到，张五常经济学是真正能用的经济学。工作所需，他经常要撰写调查报告，向当地政府提出政策建议。然而，他发现，要能真正地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就必须先正确地解释有关的现象。只有在正确解释现象的基础之上，提出的政策建议才不是空中楼阁，才不是镜花水月。也就是说，吴先生“迷”张五常，并不是像追星族迷偶像那样的粉丝，而是真的把张五常经济学用起来！

用起来！

这可以说是我这一趟自贡之行最深切的感受。这感受有好几个层面。首先，因为吴先生对张五常经济学的态度是学以致用，因此在与他交流的过程里，我强烈地感觉到，吴先生无论是在理解方面，还是在提问的时候，都显示出他对细节的把握与关注之深，这是与我所遇到的大部分“学院派”的张五常迷所呈现出来的状况最大的不同之处。后面记述这次自贡之行的详细内容时，我会再以具体的例子来予以说明。

其次，当24日下午与年轻人交流学习张五常经济学的心得之后，我一从会议室出来，在电梯口就已经忍不住急着向吴先生表达我的惊喜佩服之情。

我说的话大意是这样的：我跟着张五常教授去过很多名牌大学演讲，演讲之后例行都有回答问题的环节。那些提问的人里面，并不乏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等高素质的人才，可是却罕有提得好的问题，这常常让我感到很是失望。很多人提的问题，都夹杂着强烈的主观好恶的情绪，与其说是想向张教授请教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不如说只是想趁此机会表达自己的价值观或喜好厌恶的感情，与经济学这门科学扯不上关系。

可是，这次听他们这里的年轻人的提问，虽然其中有些是多多少少地夹杂了这种主观情绪，但他们每一个人的提问里，都会附有现实的例子——而且就是他们生活身边、或工作上正在研究着的实际事例，而不是道听途说而来的所谓“事实”——，这样的提问，就不是凌虚蹈空的，而是带有清晰的问题意识的，因此都是很不错的问题。我在事前确实完全没有预料到，在自贡这样一个地方，而且与会者还不都是经济学专业出身的人，却能提出如此之多高质量的问题，让我深感自己在这一点上可要比张五常教授幸运多了（一笑）。

吴先生对我这评价的回应是，这当中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平时注重有意识地引导身边的年轻人学习如何正确地提问，提出有意义的问题。他说，平时他听他们提问，只要一听到是带有价值观色彩的，就会马上打断他们，要他们把问题重新表述，去除主观情绪，基于客观现象来提。

我觉得，吴先生对这些年轻人的“提问训练”确实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而他之所以会这样，恰恰是因为，学习张五常经济学，为的是要“用起来”！——用在他们的起居生活之中，用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之上。

第三，我就要谈到这次自贡之行给我最大的震撼之处了（所以把这一点放在最后，不是因为它最不重要，而是它最意义重大，要让它做“压轴好戏”）。张五常经济学与所谓主流的经济学颇为格格不入，而现在中国的经济学学术界一如其它领域那样，一门心思要与外国接轨，于是也要努力地向所谓的主流经济学靠拢。你想发文章吗？文章里没有数学公式是不行的，甚至只有几何图形都显得太过低档。据我所知，有些高校甚至或明或暗地有这样的“规则”：博士论文里没有计量经济学是绝对不会被通过的。（至于博士论文里只有计量经济学却是可以的！）在看来是如此这般的“大势所趋”之下，张五常经济学的前景难免让人感到忧心忡忡。

不止一次有人提问（包括在张教授演讲之后的提问环节，以及在博客里的提问），如果说自由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看起来却似乎是张五常经济学在主流之内没有竞争力，要被淘汰出局了。为什么在推崇竞争的经济学里，出现的却竟会是这样劣胜优汰的竞争结果？就是这次在自贡与年轻人交流的那个24日下午的座谈会里，就有一位朋友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说张五常教授曾经表示过，如果在他求学之际经济学是现在这个样子，他就不会考虑研读经济学了。那我们现在这些还年轻的人，该怎么处理这个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呢？

当时我的回答是，如果你只是想为了升职称而发文章，那么在现行的局限之下，你只好遵从主流经济学的那套游戏规则。但如果你是真心地热爱经济学这门科学，真的想解释世事，张五常经济学才是派得上用场的。然后，我又引述到张教授的话，说经济学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无法解释世事，它的存在价值迟早是要受到质疑。所以如果这门学科还要发展下去的话，迟早要抛弃现在这种纯属自娱自乐的研究路向，回归到经济学解释世事的正轨上去。

这是我当时的回答。可是现在，经过了这次自贡行之后，如果我再被问到类似的问题，我会有更好的回答。那就是，你们的存在，已经是对这种忧虑最有力的反驳！

当我看到像自贡这样的地方，也有吴先生这样的人那么不遗余力地自学、并尽可能地推动身边的人跟着学习张五常经济学，我就猛然醒悟到以往的那种担心实在是杞人忧天！中国能有多少的大学？中国又有多少的省、市、县等的地方政府及各类机关？前者怎么可能在数量上压倒得了后者？要说少数派，其实前者才是！

如果说，在大学里需要把经济学用作来摆花架子，那么满纸的数学符号、井然的公式排列确实是更能胜任。可是，当你真的要把经济学用起来，用于解释世事，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或制定经济方略，那么张五常经济学才是真正最实用、真的能用起来的经济学。也就是说，当你面对的不是象牙塔里的游戏，而是真实世界的百态人生，张五常经济学是最好的选择——甚至，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由此，我也完全明白了张五常教授对自己的作品能传世百年的信心如何能总是这样坚如磐石。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有时也会涉足到上述这个他会否因为与主流格格不入而被淘汰的话题。我印象最深刻的他的一次回答，是：不会的。只要是好东西，就算是藏之深山，也能传之后人。哪怕是埋在地底深处，迟早也会有识货的后人挖地三尺，把它发掘出来。

我以往的担心，确实是多余了。学问，是活在切切实实地使用它们的人手上，而决非活在动动嘴头靠纸上谈兵为生的人手上！在24日的晚饭时，我思前想后，禁不住就在餐桌上即席地发表我的一番感言，大意如下：

有一句唐诗，我是最喜欢的，一直很想让张五常教授送我一张书法时就写这句诗。那就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张五常经济学，就是会这样万古长流的江河！对于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生出如此坚定不移的信心，而这样的信心，是你们给我的！是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为什么张五常教授对他自己的学问能传之后世的判断是如此的自信。其实我早该知道，张教授从来只会是自信，而决非狂妄自大或自负的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自贡之行，让我看到了张五常经济学的“星星之火”是如何在自贡这片于亿万年前曾是恐龙自在地栖居或自由地翱翔的土地上，在这中国经济发展正值五千年以来进行得最如火如荼的大时代里，缤纷点点，燃烧不息……

这让我不得不往更远之处遐想，在那更广阔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热土之上，还有着多少不为我们所知的人们，正默默地为着提振地方经济而挥动着张五常经济学这柄神兵利器，披荆斩棘、一路前行……

（未完待续）

读者 问：

我在您的博客文章《风俗习惯与国庆阅兵》后留言表示质疑意见，包括“北京这次演出是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吗？并提出这次演出预算不公开等几个问题。

很不幸的是，我的留言不仅没有答复，还迅速被管理员删除。于是我再次留言，请问张教授是不是只接受仰慕，不接受质疑。再次被删除。如果这是您张教授本人的意愿，我无话可说，只能从此不再看您的文章。所谓非凡之人必有其非凡之度量。如果连这么一点点质疑都忍受不了，又何必表现地狂傲？

答：

博客不是我管的。回顾平生，赞的弹的从两岁起无日无之，一律不管才活到今天。我只希望自己的思想能给中国的同学一点启发，可惜余下来的日子不多了。四十多年前发表《佃农理论》后，反对或不同意的无数，我一律不管，其实一律不读。其后惹来争议的学术文章差不多篇篇皆是，也一律不管。可以说，经济学的题材，经过我处理的没有一项不被改变了。昔日George Stigler对我说，不要管他人对你的批评，因为在思想史上没有谁可以从回应批评中赢得些什么。也是昔日，后来是林毅夫的导师的Gale Johnson对我说：你的新意那么多，卖五仙一个可以发达，不要浪费时间作回应。

其实，说穿了，我这个伟大天才不值钱！我有的只是一种其它人没有的奇特功能。那是在思想时我可以在一秒之内关上铁闸，不让他家之见参进。不是不知道有他家之见，而是铁闸要开则开，要关则关，关得密不透风的。这是说，要接受或要不接受影响由我决定。这样，毫无外间影响的思想，要不创新也艰难。

这样吧，我会把你的电邮及我这回邮贴到博客上去（先把你的名字删除），希望对同学的思想发展有助。同学们要明白，关上铁闸的秘方的第一步，是一丝成见也没有。成见是沙石，只一小点铁闸就关不起来。

本博客管理员补充说明：

以下是本帖的一个回复，特别把它提到这里来让大家看看：

新浪网友：

2009-10-24 00:34:05

新浪网友：
2009-10-23 22:30:09 你就不要出来现世了,自吹自擂,把你与诺贝尔奖放到一些是对这个奖莫大的侮辱,你最起码健全的人格都没有,年纪大么大,这么多人骂你,你不觉得你这是你祖宗前世缺德吗?如果你这样装疯卖傻,下世可以要做猪狗了!张五毛~~~ 


人人都有自由发表自己意见想法的权利，不过，言论自由绝对要合法合理的范围内，对于那些动不动就诽谤别人的物体，我对你们深感遗憾，读了这么多书了，却连什么是对事什么是对人都分不清，一味骂人，修养严重缺失，难道你们的脑子的作用就只有这些？

拙作《中国的经济制度》这本小书——其实是一篇很长的英语文章，加上很长的中译，再加上四篇有关的中语文章，共二百页——要在国内出版了。个人重视这作品，认为是自己的正规学术论著中的「封刀之作」。通过香港花千树，由北京的中信出版社出版。他们隆重其事，希望神州普及，称为「假精装」（香港的过瘾说法）的订价只人民币二十五元。这个零售价香港无法办到。

问：最近日本提出想与中国合作，组成一个类似欧盟那样的“东亚共同体”，张教授认为如何？

答：

我不知道“共同体”是什么意思，所以无从反对，也无从赞成。我认为竞争对经济的发展有好处，不管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又或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如果共同体是削弱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我是反对的。另一方面，互相竞争与互相协助是没有矛盾的，这观点在中国很多的工业区的经验是看得清楚的。因此现在日本提出与中国搞共同体，我不知道所指的是哪种。再另一方面，在竞争下的互相协助经常是在私营企业之间出现的。国与国之间，由政府处理，我觉得是有疑问的。

是在这大整理中我发觉《邓小平的伟大改革》没有中译，而其中关于人民币的第三节重要，因为写这节时我对货币问题得到新的启发，其后再多想几年，得到自己认为差不多可以划上句号的货币分析。这后来的分析跟影响我的师友之见有颇大的分离，因为我用上的全部是价格理论，没有其它。

几天前我把上述的第三节翻成中文后，决定先在这里刊登。国庆节日刚过，我却刊登一篇回顾昔日风风雨雨的文章，是不识时务吗？不是的。有两点。其一是希望中国的青年知道他们今天的机会得来不易，要好好地珍惜。其二是起自去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不少人说是没有见过那么严重的，但回顾九十年代初期中国遇到的金融困境，解救的难度绝对不在年多来的国际危机之下。当时北京的应对，用上的方法全部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而在那艰苦的日子中，经济继续急速上升，只八年长三角超越了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虽然当时在股市及楼市受损的人无数。是的，如果昔日中国拜西方的经济专家为师，今天北京何来国庆大典那种欢欣了？

有一点我要给自己打个满分。一九九三的前前后后，我认识的所有关心中国的朋友都持着悲观的看法。只我一人对中国的前景继续看好，而一九九七亚洲金融风暴事发后，我看得更好。这里刊登的「第三节」写在亚洲金融风暴事发之际，但没有提及，因为我对中国的乐观当时是升了一级的。）

中国的金融改革

一九八六年六月，北京宣称两种货币中的外汇券将被取缔。两个月后公布十月停止发行外汇券，十一月停止使用。该年九月我发表了一篇分析长文回应，结论是如果外汇券被取缔，中国要不重施广泛的物价管制——走回头路——就要取消外汇管制了。我不应该发表该文，因为北京的朋友读后搁置了取缔外汇券的决定。外汇券终于取缔是七年后，那时他们有了另一个策略的安排。

一九七九年中国开始打开门户，游客涌进。这些游客有特许的权利在友谊商店购买最高档次的物品。渴望获得优质物品的本地中国人于是托游客朋友购买。为了堵塞漏洞，一九八○年四月外汇券就发行了。作为唯一的可以在高档宾馆及商场购物的货币，外汇券不仅是一种货币，也是购买被约束着的物品或服务的许可证。

外来游客可以自由地以他们带来的外币兑换外汇券，或以外汇券兑换外币，其汇率与人民币的官价汇率看齐。从官价看，外汇券与人民币有相同的币值。但因为外汇券的用场比较广，过了不久此券的币值较高，往往比人民币高出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本地人要在市场换取外汇券是没有困难的。只要他们愿意付出一个额外之价，他们可以找到途径去购买友谊商店的物品。不出两年，有关当局知道约束本地人购买高档次的物品非常困难，这约束于是放弃了。

然而，外汇券还在，与人民币一起并存。此券继续比人民币值钱，因为可以按官价兑换外币。即是说，以市场流通的黑市汇率算，人民币的市值是较低的。有两种货币一起流通，官价一样但其实外汇券比人民币值钱，如下的情况出现了。懂得在市场讨价还价的人，知道同样的物品或服务，拿出外汇券可以获得一个可观的折扣。两种货币各有各的价，其实是同价。但那些无知的游客，把外汇券以人民币之价使用，效果是价格分歧。

有好几年，北京的朋友认为这分歧会给国家带来较多的外汇进帐。我对他们说不一定，因为牵涉到几个价格弹性系数。这系数问题夏保加是天下权威，但北京的朋友不容易明白。他们终于信服的原因，是察觉到愈来愈多的外来游客懂得在市场讨价还价。无论逻辑或事实，劣币会驱逐良币的葛氏定律是全盘错了的。

要注意的重点，是同一物品，两种货币各有各的物价，含意着的是一个黑市汇率的存在。这是合法的，因为该黑市汇率没有表达出来。换言之，外汇券的存在是掩饰着一项非法活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购物者先在黑市兑换人民币才购物——虽然跟用外汇券讨价还价是同一回事——非法的行为就变得明显了。

这带来一个关键问题。取消外汇券之后，外地的货币可以在中国流通吗？（我的估计，一九八六年大约有三十九亿港元在中国。）如果外币不准在中国流通，黑市汇率会大升，压制这非法活动需要引进对改革不利的管制。如果容许外币在中国流通，市场的成交会按市值汇率从事，使官价汇率成为纸上谈兵的玩意。杜绝后者，北京要禁止市场讨价还价，于是，再全面地施行物价管制是需要的了。两个选择的任何一个，取消外汇管制的压力一定上升。

北京选择保留外汇券。当一九九三他们终于决定取缔外汇券时，中国已经出现了灾难性的金融危机。通胀年率百分之十七（是当时官方的数字），还在上升，而黑市的人民币汇率，从一九八○年代初期的四角五仙兑一港元，下降至一九九三年六月的一元五角兑一港元。贪污，一九八五开始普及，一九九○广泛地攻进银行的领域去。一种做法，是国营的银行以官定的利率借钱出去，但其实枱底的利率加倍，再加百分之十到二十的投资盈利（如果有盈利的话）给银行的主事职员。有专利的国营企业的产品还有价格管制，继续是贪污的一个大源头，而为了资助这些企业，人民银行的钞票印制得不够快。

国内及国外的评论都呼吁北京约朿货币的供应量，一九九三年初这样的呼声天天有。我不同意，该年五月二十一日发表了《权力引起的通货膨胀》。我的论点，简单而又有说服力，使约束货币供应量的呼声一下子静寂下来。

我的解释，是人民银行及属下的分行是出粮机构，不是商业银行，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这出粮机制伸展到投资那方面去。有权有势的国企或高干及他们的子弟要借钱，银行唯命是从，而贪污只不过是火上加油而已。对中国人建议需要约束货币的供应量是天真的——自国民党时期起，他们对这话题的知识天下无可匹敌。我的论点，是那庞大的货币需求不是来自一般的银行客户，而是来自有权有势的人，其中有些可以把银行关闭。建议约束货币量不是无聊之举吗？就是银行愿意约束也无法做到。约束中国的通胀，北京要切断以权力借钱的要求。这是说，权力的货币需求非去不可，要一刀切。

在该文的结语中，我建议中国的银行体制要从头建造。人民银行要负上一家中央银行的职责，控制货币的供应增长率每年在百分之二十以下（依照佛利民之见，经济增长得快这百分之二十不算高），但央行本身不要有在市场贷款的权力。所有人民银行属下的分行要转为商业银行，最好是出售给资格足够的买家。改进抵押与破产的法律，让银行按着健康的经济及会计原则贷款。把国营企业私有化，可以通过股权的发售，从而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撤销所有外汇及价格管制。

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朱镕基接掌人民银行。两个月后他提出的银行制度改革跟我建议的差不多，但他后来做的却不一样。朱不是个自由市场的信奉者。他爱操控。他有刚强的个性，聪明，没有传言说他曾经贪污。在朱的掌政下，人民银行转为一间中央银行，但与其约朿货币的供应量，他以限额的方法直接压缩借贷，让国营企业吃不饱，使失业增加。以权力借钱的要求急跌，通货膨胀迅速地下降了。今天（一九九七），中国的通胀率刚好是零。

肯定地，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外汇券停止使用后，人民币的黑市生意终结，因为北京把市场汇率代替了官价汇率。跟着是近乎奇迹地，有三年长时间（即到本文完稿之日）人民币兑港元的汇率在狭窄的一元零五仙与一元零九仙之间浮动。因为港元与美元挂钩，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也同样稳定。明显地，在通货膨胀迅速下降而外汇储备迅速上升的情况下，维护一个稳定的汇率是容易的。

其实，朱镕基与他的同事是创立了一个独特的货币制度。名义上外汇管制仍然存在，但可以通过漏洞，绕道而行——我的估计是绕道走要付百分之零点二到百分之一之间的额外费用。外来的人可以在国内的银行储存外币，也可用外币与国内的人成交，但国内的人与人之间不可以那样做。最有趣的是，本地的机构收到外来的直接投资，规定要转为人民币。这是国内的人民币量的主要增加途径。兑换了人民币的外币要交到政府那里去，导致一个现象性的外汇储备增长——从一九九三年的二百亿美元增至今天（一九九七）的一千三百亿美元。

我们不能否认这个货币制度，虽然有点怪，却是天才之笔，给某些目的提供好服务。然而，有模糊不清的外汇管制存在，加上外地的银行不能真的在中国做生意，就是上海也不能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了。要发展金融中心汇管一定要撤销，银行需要私有化及参与国际竞争。

我相信市场的压力将再会发挥作用，在五年之内打开中国的金融行业。过去五年，上海兴建的商业高楼大厦跟香港五十年建造的数量相若。这些建筑物目前是空置着，一年来租金减半，仍在下降。不少是利益人士的投资，有点政治肌肉，不放开金融，这些商业大厦是永远不会租满的。

同学 问：

我看到张教授与蒙代尔的对话录，里面说到你最想见到的已故经济学者是凯恩斯，这是为什么呢？以前你又曾经在文章里说过，你读不懂凯恩斯的《通论》，那又是为什么呢？

答：

我想认识凯恩斯的原因，是他的思想速度当年把其他经济学者吓得要命。罗素曾经说凯恩斯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人。那我当然想见到这样的一个聪明人了。我更欣赏凯恩斯的另一面，是他在好几项玩意上都有兴趣，都了不起。例如他打桥牌是国际级水平，桌球打得好，收藏艺术作品，也是一个芭蕾舞的欣赏专家。据说投资也有两手，虽然曾经差不多输清光，但后来反败为胜。

我自己也有多方面的嗜好。而在已故经济学者中有多方面能耐的，似乎只有凯恩斯与费雪这两个人。我认为经济学的水平是费雪胜出，投资赚钱的本领费雪曾经比凯恩斯高出很多，但不幸因为经济大萧条而近于破产收场。在经济学之外的多方面之能，费雪的兴趣与我不相近，但凯恩斯是相近的。我也懂得打桥牌，也懂得打桌球，也收藏艺术作品。还有其它很多我认为是有趣的，都要尝试一下。

我读不懂凯恩斯的《通论》，是因为我认为他对价格理论的掌握达不到我们后学的水平。例如储蓄的概念，他说的似乎是把钱留在家里不用，不放进银行或借出去生息。所以我认为不容易明白。我个人是喜欢费雪对投资与储蓄的理念。奇怪，凯恩斯与费雪是同时期的人，但这两位天才看来是没有互相影响的。另一个问题，是我认为凯恩斯对边际产出理论掌握不足。这理论是《通论》的一个关键基础，但他从来没有以这理论作过任何验证工作，不知道这理论的主要用场是解释市场运作的效果，而不是用作解释市场是怎样运作的。

拙作《国家六十有感》在《信报》刊登时，编辑加上「闭关锁国误事」这个小题。无伤大雅，但我可没有那样说。我的意思，是以家庭为产出单位的旧社会，道德伦理管治可取，因为费用远比司法管治为低。从客观的科学角度看，我们不要因为大家把三从四德骂了两代就认为是坏事。好或不好的判断是价值观，而价值观会因为时代的转变而转变。

篇幅所限，《国家》一文过于简略。有关的话题需要一本书来处理。这里略作补充吧。我认为，儒家学说在神州大地历久不衰，不可能没有经济利益存在。这利益是减低社会费用。困难的出现，是科技工业的发展需要年轻人离乡别井，把旧礼教的家庭拆散了。以司法取代顽固的礼教不仅有转接的困难，社会费用也高出很多。这些我说过了。

想深一层，昔日的中国不仅国家有闭关的倾向，地区之间，甚至村与村之间，也有明显的「闭关」意识。我的解释，是整个国家的礼教风俗有了一个相同的大概后，地区之间也各有各的礼教风俗作补充，由家族传统厘定。有关的问题我在一九七二的一篇关于中国婚姻及子女产权的文章分析过。当时我用上的资料，一方面来自美国大学的图书馆，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跟我的出自旧礼教家庭的母亲谈了半个暑期。我没有遇到过一个比我母亲更聪明的人。

昔日中国的地区性的礼教风俗当然也讲三从四德，当然也是为了减低社会费用，但地区之间的互相封闭，不论婚嫁，口音不同，也是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这利益也是节省管治费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经济条件或局限，不同村落的祠庙所拜的往往不同，互相历久不变，不可能没有经济因素的考虑。每隔十天有墟市，村与村之间从而交易，也是为了经济的需要而在各自封闭中打开一个口。我认为，历久的封闭一定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封闭，而这封闭的利益不要从产出或收入增加那方面看，要从减低管治（交易或社会）费用那方面看才容易推出假说，可以验证，但深入调查是免不了的。

以农业及手工艺为主的经济，以专业分工合作及科技发明的空间不多，收入增长有着很大的约束。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派就为此而中了计：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因为中计而错得离谱。另一方面，从农业与手工艺的发展看，昔日的旧中国比同期的欧洲的经济水平高出很多。马可孛罗见到的中国是元代，失去了宋代的光辉，但经济的繁荣还是把他吓得要命。无可置疑，以农业及手工艺作经济大比拼，昔日的中国是把欧洲比下去了。以道德伦理治国的经济优势，昔日是明显的。

西方的宗教也有不同的类别，从经济角度入手解释的论著无数，可惜当年我有机会读到的分析，不重视交易费用（我称社会费用），一般不可观。以减低社会费用为基础来解释风俗习惯是有趣的学问。不管你同不同意，或是否认为我提供的解释有商榷之处，你不会否认我一九七二发表的关于中国婚姻及子女产权的文章是学问，比虚构的小说精彩（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三八九至四一三页）。几年前遇到一位来自中国某少数民族的女孩子，跟她谈及该族的婚姻风俗，恨不得自己还年轻，还有魄力去作深入考查，为文发挥一下。这类题材有趣的俯拾即是，可惜今天从事经济研究的没有兴趣。为米折腰，今天的经济学子走上味同嚼蜡的数学方程式与数字统计的路。我认为，西方经济学发展了二百多年，以交易或社会费用的转变来分析风俗习惯是唯一走得通的路，困难是需要深入考查，其方便处是可以谱入价格理论作分析，可以推出科学验证的假说。

转谈十月一日的天安门广场大阅兵，我当然看电视，看了几次。正在等待有影碟出售，要购买几只寄给北美的亲友。尤其是，我要六岁的孙儿与三岁的孙女看。他们的父母在美国工作，不能搬到中国来吸收炎黄子孙的文化。很可惜，文化这回事，要从小学起才可以深入地体会。今天在美国，两个孙子按时上中语补习课，孙女还没进入正规的小学，每星期学普通话十多个小时。我没有见过比这个孙女更聪明的孩子——是我的母亲隔了两代的基因相传吧——但年多下来，普通话她只懂得听，不懂得说。朋友问她：「你懂普通话吗？」她用普通话回应：「你好！」只此而已。

称赞自己的孙子们聪明是作为祖父的责任，但我那个三岁的孙女不仅聪明，而且大勇。她早就说明不喜欢我，凡事跟我作对。她无疑盘算过，只有这样，亲我一下她要求什么必如有神助。有一次，她在商场见到一只会行会叫的玩具小狗，爱不释手，我故意视若无睹。离开商场时我对她说：「你要那只小狗吗？我买给你吧。」她立刻奔跑，从架上把小狗拿下，我太太结帐。过了几天，一位朋友见她拿着那小狗，问：「是谁给你这小狗呀？」她答：「是我自己拿到的。」「是谁出钱买的？」「是另外一个人。」「是婆婆吗？」「是呀，是婆婆。」我的太太在旁插口说：「不是我出钱的。」她才勉强地说：「那就是公公吧。」没有说谎，但不是被逼到尽头她不会给我半点功绩。说她聪明因为她想得快，好比下快棋她没有走错半着。

我要让孙儿孙女看北京大阅兵的影碟，是希望他们长大后能记得这样的中国：哥哥姊姊们步操是那么整齐，那么好玩，那么潇洒。是的，我认为在整日的节目中，操兵最好看：每组的高度一分不差，相貌均匀，体重一样，操行直如尺画，步法的转换与敬礼的姿态半点瑕疵也没有！

我对武器的展出没有兴趣：一则不懂，二则不好看，三则记得幼年时跟小朋友下看不到棋面的海、陆、空战斗棋时，老是喜欢把杀伤力最强的棋子藏在对方想不到的位置。另一方面，当我听到演出的一百五十一架飞机皆属国产，立刻把水晶球拿出来擦一下。水晶球说：不出十二年中国制造的商业货机会打进国际市场；不出二十年中国制造的商业客机也会打进国际市场。

从国家六十大阅兵的整体看：动员十八万，其中八万躲着频频换字，孩子们一时歌唱，一时奔走，竟然从头到尾没有一次失误。我真担心五千个孩子跑过桥时有一两个会跌倒，但没有。有哪个国家可以做到呢？我想到朝鲜，但他们的规模远没有那么大，而我注意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孩子是愉快地在笑，真的笑。我也想到一定有不少的操练了长时日但只能作为后备的人，替他们惋惜，认为胡锦涛先生说要奖赏，这些下了苦功而没有机会出场的要奖赏加倍。

整个演出使我想到一件事：一个与中国敌对的国家，他们要担心的不应该是武器或人多，而是中国的组织能力。我不同意香港的某些评论，说这些那些项目有点俗气。项目为何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演出所见，其组织力令人触目惊心。人多办不到，强权施压办不到，金钱再多也办不到。那是源自一个惯于组织的中国共产党的本领吧。就是在不再强迫的今天，这组织能力仍在。看来人民自愿地接受有组织性的指挥，比昔日有强迫性的更为容易处理。

历来认为大阅兵是为了展示军事实力。这看法我今天改变了，认为大阅兵的阻吓作用主要是组织力的演出：所有国家都重视阅兵的整齐与动作的一致。这样衡量，北京这次演出是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

不少读者期望我写这篇文章，应该写。不易写，但应该写。中国是个古国，其历史复杂无比，文化的演进没有欧洲十五世纪之后的闪闪生光，但纯而厚，是好于学问的人的一个好去处，我是着了迷的。历史说，解放立国到今天是六十周年了。北京要大事庆祝，显然因为六十年是一个甲子。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十个天干，十二个地支，能拼出六十个不同的组合，六十年是一个循环。为何有这样组合的安排我可没有考究，但中国的传统是以六十为大寿。不管你同不同意，或是否反对一个国家久不久应该发一下神经，你不能不承认中国要做大事可以做得非常大。去年的北京奥运是一例，明年上海的世界博览会是一例，今天是二○○九年十月一日，打开电视看看吧。

建国六十年，刚好有三十、三十之分。前三十解放共享，不妥不妥；后三十开放改革，很好很好。后者，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结语中，有所感慨而挥笔直下：

「这些年北京做出来的大可引以为傲。你可以详尽地批评执掌政权的人，但他们减少了那么多的贫困，工程之庞大与迅速，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我认为这样的成就不会再重复——不管是何地，不管是何时。」

我是个生存在上述的整个甲子的人。六十年前的十月一日，我快十四岁，懂事的。不断地跟进中国的发展，对历史有研究。在美国读本科第二年时，我写了一篇关于鸦片战争的前前后后的长文，当时的经济历史教授Warren Scoville给予高评价。今天我想，如果没有上文提到的不妥的前三十年，中国会有很好的后三十年吗？如果六十年前解放之初就动工三十年后的改革，中国今天会更有成就吗？前三十的不妥是要付代价的，这代价高，值得吗？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我只能说，从历史规划下来的局限看，中国能达到今天的成就，是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的艰巨工程带来的奇迹。这样的成就当然要付代价，很大的代价，至于这代价是否值得，见仁见智，是主观的判断了。比较客观地问，如果中国选走另一条路，这大代价会否低一点？今天的人恐怕没有答案；将来的历史学者总要提出这个问题。

让我从乾隆皇帝说起吧。此公是二百五十年前的人。记不起正确年份，当时英国的皇帝派一个钦差大臣访中国，要求发展贸易。乾隆接待了他，写了一封历史有名的信给他带回英国皇帝。该信的大意是说：「我们中国什么都有，对西洋鬼子的产品毫无兴趣，而作为中国皇帝，我的责任是搞好中国的民生，番邦要求的外交事宜，与我何干哉？」这是当时中国闭关自守的意识，百多年后，八国联军的年代还是差不多，但八国联军之际，中国已经远远地落后于西方了。

我们当然不怀疑古时的丝绸之路打通了一点与欧洲的联系，也不怀疑明初的郑和下西洋是比哥伦布早上大半个世纪的伟大探索。然而，无论怎样看，中国曾经有数千年的闭关自守的日子。康熙谢世前三年（一七二○）在广州设立公行，容许行商与老外贸易，只是为了应酬一下，说不上有发展外贸的意图。康熙是个好皇帝，但他对西方科学的兴趣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圆明园的故事与后来的悲剧是清代皇帝的好奇心奢侈化的结果。中国打开门户是鬼子佬用枪炮攻开的。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与英国商人催促政府出兵的文件，我读过。他们要中国的丝茶，但中国只要他们的银两，银两不够，他们在印度找到中国人爱吸的鸦片。

一个聪明的民族，关起门来发展自己的文化，大有可观，但与西方的文化传统很不相同。中国的文化既深且厚，可惜到今天西方的众君子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体会，称得上是及格的寥寥无几。中国的学子没有几个不知道有莎士比亚这个人，但西方的学子没有几个听过苏东坡。今天，在钢琴上弹莫扎特弹得象样的中国孩子数以十万计，但我赌你找不到几个西方的孩子懂得唱京曲。是一面倒的西方影响中国，只是近几年西方的孩子们抢着学起中文来了。后者是大好形势，反映着西方的众君子终于察觉到地球上还有另一个重要文化存在，是值得尊重的。这是我对国家六十有感中的一个很好的感受。

一面倒的中学西，有贬意说是崇洋媚外，但其实是清末民初以还，早一点说是乾隆皇帝之后，西方的科学与工业产出比中国的先进得太多，把炎黄子孙吓破了胆。读得出几个英文字的夸夸其谈，把西方的一切捧到天上去。一九五七年我离港赴北美时，护照是五千四百多号，即是说从盘古初开到一九五七，从香港正规外出的只有五千多个。急起直追，进入洛杉矶加大的第二年被邀请作西方艺术史的助理教员。好奇地跑到图书馆去研读一下中国的艺术文化，客观地衡量，知道那所谓落后的中国，其文化了不起，自成一家，影响了梵高、高庚、毕加索等西方天才大师，可惜深入的影响却说不上。我对中西双方的文化一视同仁地重视，是从那时开始的。东归东，西归西，二者混合不来，是老生常谈，但不对。

今天看，中国走现代化的路是成功了的。虽然还有好一段要走，但回头看，我们的确走过了千山万水。乾隆之后炎黄子孙的经历满是血泪。抄袭西方不容易抄得有好效果。西方有的不是一般皆可取。近几年凡是抄袭西方的经济政策，差不多一律不妥。说真的，今天中国的经济改革有成，主要是靠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千山万水，炎黄子孙今天大可披襟岸帻。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人既然那么聪明，那么吃得苦、有干劲，为什么要花上两百年的时间才走出那漫长的黑洞呢？我找到的答案，是在闭关自守的日子里，中国的传统是以风俗伦理管治，高举儒家学说，重视三从四德。学而优则仕，苏东坡等天才都做官去了，其中不少以伦理判案。没有司法制度，传统上中国没有律师这门专业。也因为读书的人材都求做官，中国没有出现过一个阿基米德（公元前二八七至二一二），或一个伽利略（一五六四至一六四二），或一个牛顿（一六四二至一七二七）。不是智商有所不及，但学而优则仕，好学的读古书，谈诗词，习书画，腾不出一个科学发展的空间。

不要贬低以道德伦理治国，不要嘲笑三从四德。从一个以农业及手工艺为主的经济社会看，这种管治制度可取。无可置疑，中国的传统农业与手工艺了不起。就是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大名鼎鼎的农业经济专家卜赛（赛珍珠的丈夫）跑到燕京大学研究中国的农业几年，拍案叫绝，认为比西方的高明得多了。

我说不要贬低以道德伦理治国，因为这种治法成本低，远低于司法制度。从一个不论科学、不靠科技产出的社会看，以一个靠家庭的农作与手工艺而为生计的社会而言，高成本的司法制度不可取。然而，以道德伦理治国的一个大麻烦，最头痛的，是没有弹性，修改不易。今天我们知道，法律是可以修改的，但道德伦理修改极难，事生于世而备适于事，经济的需要转变了，但管治的制度改不了，可以带来灾难。四十年前在芝加哥我与戴维德（Aaron Director）研讨过，得到的结论，是管治成本愈低的制度，愈是没有修改的弹性。我们当时比较的是英国的普通法与欧洲的大陆法，认为普通法的施行成本较高，但比大陆法容易修改。再相比，要放弃道德伦理的准则而以司法制度代之，更是难上加难。

三从四德的家庭传统，跟道德治国合得来，在重视农业、手工艺甚至商业而言，这样的管治制度因为成本低，可取。困难的出现，是人口上升，不靠工业的发展不足以糊口。欧洲在十八世纪初期的经济学有重农主义，也有重商主义，但没有重工主义。然而，一七七六史密斯发表他的《国富论》，以专业分工合作的制针工厂起笔，明显地是重视工业发展的思维。说来凑巧，一七七六是乾隆皇帝的时代。想当时，中国以家庭为产出单位，但欧洲的工厂运作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了。

工业的发展要让家庭产出转到工厂去，欧洲早就跑过了这一程。中国呢？要到清末民初才见到工厂形式的出现。这发展需要年轻人离乡别井，跑进没有亲属同事的工厂操作。这样，以家庭产出的传统开始瓦解，成本较低的伦理管治逼着要转到司法或法治那方面去。谈何容易，就是今天，好些中国的家族传统的意识还在神州存在。我是个保守的人，不认为中国的家族观念或礼教没有可取之处。是的，我不认为西方的子女要向父母借钱求学是好品味的风俗。但我希望读者明白，从以家族为基础的道德伦理的管治制度，转到近于六亲不认的管治制度，是多么困难的一回事。

像香港那样的一个小地方，或像日本那样的一个小国，上述的转变远为容易，或冲击比较小，但中国地大人多，民族这里不同那里，口音不一，就是连吃，地区之间也大异其趣，需要的转变难于登天。二战期间，我在广西某农村住了一年，知道村与村之间不论婚嫁，口音不同，更谈不上搞什么合作产出了。那只不过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今天呢？深圳人口一千三百多万，其中一千三百万是外来的。

上文提及，国家六十年，前三十不妥，炎黄子孙付出了大代价。代价不论，我的直觉是没有这前三十中国不会有今天。代价是成本，但经济原则说，历史成本不是成本，我们要多向前看，不要频频为以往的代价惋惜。另一方面，单看今天北京要庆祝的六十年，我们会低估了中国人的成就，或夸张了昔日的代价。为写此文，我决定向历史多走几步，细说从前，用上的解释是自己的以社会费用的转变为基础的制度理论。这理论是三十年前我为推断中国会走的路而想出来，今天是多了三十年的观察而改进了。

不堪回首的日子二百年，大可回首的是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其中好些值得探讨，值得欣赏。中国的青年呢？昔日的代价他们没有付出，但新的机会就在眼前。他们要学我当年，见到有争取知识的机会就站起来大博一手。争取将来当然是今天中国青年应走的路，而在走这路的同时，他们也要学我当年，不断地探讨中国的旧文化，与西方的比较一下，从而体会到学问这回事是没有中、西之分的。一面倒的中学西曾经是悲剧，但上苍有眼，昔日的悲剧今天变为喜剧了。是的，在地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孩子们占了先机，因为中西兼通，将来的天下他们会是主角。这也是我对国家六十有感中的一个很好的感受。

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三十年前的开放改革，无疑是「立」。今天六十，「耳顺」要怎样解才对呢？郑康成云：「耳顺，闻其言，知其微旨也。」皇《疏》云：「闻其言，即解微旨，是所闻不逆于耳，故曰耳顺也。」翻过来，我的解释，是耳顺指懂得分辨是非，知所适从，可以作出大智大慧的判断。谨以此为北京的朋友贺。

张五常博客平日于周二发布的专栏文章，本周将移至国庆日(10月1日，星期四)发布，题为《国家六十有感》，敬请期待!

地点：广州海珠区香格里拉酒店

人物：蒙代尔（ Robert Mundell, 欧元之父）、张五常（合约经济分析和经济解释创始人，英文名字 Steven Cheung）、苏锦玲（张五常夫人，英文名字Linda Su）、向松祚、石佳靓

背景：广州某单位举办“亚太论坛”，邀请蒙代尔和张五常同台演讲。蒙代尔接受邀请时问：“史蒂文去吗？他去我就去”。张五常接受邀请时说：“鲍勃如果去讲，我当然要去看他。”二师四十年前在芝加哥大学是同事，又曾先后荣获芝大地位崇高的博士后奖金，相互欣赏。

当日，蒙代尔参加深圳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小型会议之后，驱车前往广州，入住香格里拉酒店，与蒙代尔相约共进晚餐。把酒言欢之余，意犹未尽，起身到一楼酒吧。音乐美妙，夜色宜人。品酒专家蒙代尔仔细研究一番，选好两瓶上好红酒。频频举杯，海阔天空个多小时之后，精彩的大师对话终于上演。

蒙代尔：“史蒂文，你有科斯最新的消息吗？”

张五常：“这几天没有，不过我们经常通信，他最近身体相当虚弱，好可怜。哎呀，99岁了！”

蒙代尔：“喔，朗奴（注：朗奴就是Ronald H Coase）,马上要庆祝99岁生日了！是啊。去年7月芝加哥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国际研讨会期间，我极力鼓动他到中国来看看，看来没有机会了！”

张五常：“我和琳达劝他不知道多少次。他想来中国，医生不让他走，太太身体不太好，朗奴要照顾太太的感受。琳达和我多次给朗奴讲：只要你来，怎么都行，把飞机头等舱全部包下来，请几个保姆跟着。哎，朗奴最看好中国和中国人，可是至今没有到过中国！鲍勃，我见过的大师人物里面，最看好中国的就是朗奴、米尔顿（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你。”

蒙代尔：“我很喜欢朗奴。你们怎么打算庆祝他99岁或100岁生日啊？告诉你一个故事吧。我们打算给萨缪尔森庆祝95岁生日。我请哥大的同事爱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 2006年诺贝尔奖得主）来张罗。爱德满口答应。我告诉保罗，保罗当然高兴，非常感谢。不过后来保罗告诉我，他似乎对生日庆祝会之类的活动提不起太大兴趣了。史蒂文你知道，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大张旗鼓给我庆祝65岁生日，我很高兴去了，结果并没有觉得多么特别和享受。我想保罗类似的经验比我多得多。所以我们给保罗庆祝95岁生日的计划可能要泡汤。不知道朗奴对庆祝100岁生日怎么想。”

张五常（低头若有所思，稍后）：“我也不知道，只有朗奴自己知道吧。鲍勃，提到保罗，我想问你：他有几个学生赢得诺贝尔奖？”

蒙代尔（略想了想）：“起码有三个吧。搞经济计量模型的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R Klein )、斯蒂格利兹、我自己。喔，还有阿克诺夫，他和斯蒂格利兹2001年一起获奖，是保罗的学生。或许未来还有好几个。史蒂文，你知道，保罗经常说我和克莱因是他最棒的学生。从数学技巧、构造模型、创造经济分析工具几方面看，我的老师可能无人能出其右，绝对顶级。他创造出工具，却没有继续深入去运用，别人拿去用，用得比他自己还好，比如我就是善于运用保罗发明的各种分析工具（一笑）。史蒂文，我给你讲一个关于保罗的故事吧。1948年，那时他33岁，保罗是1915年生人。已经发表了好几篇著名文章了，至少有了四、五篇吧。剑桥大学邀请他去访问。主人问他希望见谁。保罗说想见庇古。你知道的，庇古是剑桥经济学掌门马歇尔的接班人。庇古比凯恩斯大6岁，是1877年生人，凯恩斯生于1883年。马歇尔选择庇古接班，没有选择凯恩斯。1948年，庇古已经71岁了。保罗拿着自己的文章去见庇古，庇古看完后对保罗说：这是数学啊，不是经济学啊，我要找一个数学家来帮我看。保罗说，我就是数学家啊。庇古说，我要找一个英国数学家来帮我看。哈哈，庇古就是这样一个人。”

“保罗聪明绝顶，技术高超，构造模型没有人比得过他。不过他缺乏宏大深刻的思想创造（He has no sweeping idea）。米尔顿弗里德曼呢，我觉得他主要是一个社会哲学家，他对经济学并没有多少原创性的贡献。时来运转，人类思潮处于一个转折点，米尔顿恰好顺应时代潮流，他辩才过人，著作等身。不过论对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他没有多少。2002年米尔顿90岁生日，很盛大的庆祝派对，我去了，和他辩论汇率问题。你知道，我自始至终主张固定汇率，批评浮动汇率，米尔顿跟我正好相反。从1960年代开始，我们辩论了四十多年时间，似乎谁也没有说服谁。那次生日派对上，见到我们辩论，有人开玩笑说：鲍勃和米尔顿两人一人主张固定汇率，一人主张浮动汇率，看现在地球的局势，你们似乎各自拥有一半的世界。我和他两人的辩论后来以《诺贝尔奖得主之对决》发表。松祚应该看过吧？（向松祚：是的，我读过。）”

“史蒂文，我问你一个问题吧。逝去的经济学家里面，假若你要选择与他们见面，最希望见的人是谁？”

张五常（不加思考）：“凯恩斯。”

蒙代尔：“第二个想见的又是谁呢？”

张五常：“列昂罗宾斯”

蒙代尔：“喔，和我感受一样。罗宾斯绝对一流。”

张五常：“你和罗宾斯很熟悉吗？”

蒙代尔：“非常熟悉，我非常熟悉他，他是我老师，我们也是好朋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有那样的地位，经济学上主要要归功于罗宾斯。他有一种奇特的个人魅力，很高超的学术领导能力，很了不起。我觉得罗宾斯离一个伟大人物只差那么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那就是对学术本身的贡献不是那样伟大。”

张五常：“芝加哥大师里面，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你熟悉吗？”

蒙代尔：“我1965年到芝加哥大学任教，很快就和奈特成为好朋友，我们经常见面，差不多十多天就要见面，一起午餐或晚餐。奈特是那种世外高人。”

张五常：“他没有赢得诺贝尔奖，可惜。我觉得他应该获得诺贝尔奖。1924年他发表的那篇《社会成本阐释的诸般谬误》（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应该获奖。”

蒙代尔：“当然啦，他有许多深刻思想。”

张五常：“鲍勃，我真不明白，今天的经济学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我非常失望。”

蒙代尔：“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走向极端，就会开始改变，物极必反嘛。经济学现在的状况我也非常不满意，倒没有那么悲观，潮流总会开始改变，经济学会重新关注最根本的现实问题，不能老是象现在这样太注重模型，太形式化，与真实世界脱节。史蒂文，我知道你现在是中国的一个领袖人物，不仅是经济学方面的领袖人物。你打算将中国引导到什么方向上去？”

张五常：“我只是希望引导年轻人去从事经济解释，去解释现象。全世界重视经济解释的，好像就我一个人，我的老师艾智仁和赫舒拉发提倡经济解释，但他们自己并没有真正去搞，米尔顿搞实证研究，算经济解释，不过与我倡导的经济解释有所不同啊。其他人都不搞。我的想法很单纯，却很坚定，经济学不去解释真实世界的现象，是没有前途的，不要这门学问算了。过两天重庆大学80年校庆，请我去讲话，我告诉他们一个题目：经济学已经走向穷途末路！校庆是喜庆日子，我却讲穷途末路，不知道他们是否顾及，结果主人说没有关系，张五常讲什么都行！想了想，我加了两个字：经济学已经走向穷途末路了吗？哈哈，过瘾一下吧。”

向松祚插话：“空洞无物的经济学走向了穷途末路，您开创的经济学解释却正在深入人心。”

张五常：“鲍勃，你对中国贡献很大，帮助很大，我很感激你，中国人应该感谢你。”

琳达插话：“史蒂文写文章，经常提到鲍勃。”

向松祚插话：“教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起头就提到鲍勃。我推荐好些搞企业的人读《中国的经济制度》，他们读后赞叹不已，说张五常对中国经济的观察非常正确，非常精辟。说教授的确破解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那就是分税制和土地制度所激发的地区竞争。没有一个企业家没有感受过激烈的地区竞争。”

张五常：“那是我非常用心写的著作，非常重要。不容易，应该可以传世。”

琳达插话：“博客管理员告诉我，说一个银行的处长，要求下属对任何项目和研究，都要采取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办法去搞，哈哈，闻所未闻。所以朋友们说：中国大学还没有完全接受张五常的经济学，反而是实际部门的人在非常热心地研究和运用。”

蒙代尔：“非常有趣。我读过史蒂文的大作，非常棒！去年科斯的芝加哥中国会议上，我专门评述过史蒂文的文章。当时我说，那是几十年来我读过的关于中国经济的最精彩的著作。史蒂文，美国针对中国的轮胎特保案搞得沸沸扬扬，下午在车上我问松祚，假若中国两国贸易完全断绝，谁的损失更大？我建议是中国不要和美国打贸易战，对双方都不好，对中国更不利。美国保护主义是一种政治势力，没有经济基础。中国不需要大张旗鼓报复，美国也不会得寸进尺。史蒂文，你怎样看？”

张五常：“哈哈，鲍勃，我刚刚写完一篇文章，题目是《闭关自守也无妨》，还没有发表。我同意你的意见，鲍勃。中国应该大度，让美国去保护好了，终究他们自己吃亏。我们这么大的市场，怕美国保护吗？完全不用担心！提高对美国货的进口关税没有必要，要让中国人享受一下外国的高档货嘛，大家辛苦了那么多年，该享受一下了！我不主张中国大张旗鼓进行报复，不需要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