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华商晨报 2009-12-24 华商论见

http://liaoning.nen.com.cn/liaoning/dbxs/429/3406929.shtml

    2010年1月1日起，《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将施行。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其基本养老保险，可在跨省就业时随同转移;部分单位缴费可转移;参保人员在各地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也再次提高。(12月22日中国政府网)

　　这其中有两大亮点，一是养老保险明年起可跨省转接，这一问题一直是养老保险转移的瓶颈，如今跨省转接无疑是向全国统筹更靠前了一大步;二是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一视同仁，这有利于缓解社保制度碎片化现状。

　　这些信息给了我们很多鼓舞，让我们看到了国家在完善和推动福利型社会的建设。这些年来，义务教育免费、普惠式养老保险等重大的福利政策，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福利型社会新篇章，一个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不过，这些新阶段的发展，并不能掩盖我们在福利型社会建设上依然存在的诸多不足。从“摇篮”到“坟墓”的完整完善的福利体系，也远未建立。这些年，人们把许多家庭普遍存在的“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说成是新的“三座大山”。而事实上，这“三座大山”，正是包含了福利的主要方面。

　　福利型社会大致来说，主要提供两大方面的福利。一是医疗和教育，这类福利着眼于帮助大多数人提高素质和能力，使民众获得比较平等的竞争机会;另一类是保障，旨在扶助弱势群体，譬如帮助失业者、老年人、无劳动能力者等，给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医疗和保障，都是有关生存的，教育则是有关发展的，这虽是两个层次里的福利，但重要性却是一样的，没有孰轻孰重的问题。

　　而就目前来说，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凸显、群体差异显著的情况还比比皆是：比如在公务员、事业单位和企业等之间，养老金还存在着区别，而农民依然面临着可享受的福利较少的状况。还有医疗福利，公平性也还有待于提高。教育方面的福利，发展同样参差不齐，教育资源明显聚集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而一旦具有了排他性，对于整体的社会福利与社会公平，就会造成双重伤害。首先，是伤害了其他人的教育权，然后又长远地影响了被排斥在外的人的发展权。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看到的，并且下一步应该着力解决的。

　　因此，在这些重大利好政策频频出台的同时，我们依然要认识到，我国的福利型社会建设，依然在路上。然而，不管这路途如何艰难、遥远，我们都要向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进。

来源：华商晨报 2009-12-23 华商论见

http://news.liao1.com/epaper/hscb/html/2009-12/23/node_3.htm

    Gucci集团行政总裁罗伯特称，去年仅中国内地富豪就买了全球四分一的奢侈品。专家表示，中国先富阶层追求奢侈品形成一种示范效应，变成“排浪式”的消费浪潮。业内人士预计未来5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将达146亿美元，占据全球奢侈品消费额的首位。（12月22日《广州日报》）

    在金融危机之下，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奢侈品内销下降，这个市场很大程度上被中国的先富阶层支撑起来，这是大家普遍承认的。不过Gucci总裁的四分一说法，没有切实的数据支撑，所以看起来更像是广告词。但是这条新闻，在当下的国内语境中，无疑像是一条具有刺激性的“流言蜚语”，因为网上评论几乎都是自我嘲讽的“钱多，人傻，速来”。

    不过，在消费主义蔓延的时代，奢侈品的消费只要个人担负的起，实际上是无可指责的。但是这“排浪式”奢侈品追求，倒是很值得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先富起来的人们，在开放的全球化体系里，骨子里其实是自卑的，这种自卑体现在了文化上的焦虑。“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与现在“外国的名牌比较有品位”，其实是同一种焦虑下不同阶段的产物。不差钱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因此，文化上的追求是必然的一个阶段。但是在传统文化断裂、有中国烙印的现代化文化还追赶他人的阶段，文化上“拿来主义”就成为最直接的方式。

    但是，文化自信是钱买不来的，因此这种浪潮式的奢侈品“血拼”，并不能真正地带来心理上的文化享受与满足，只能是物质上的盲目跟风，而这样的跟风会越跟越焦虑。

    这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据中国科学院近日转发世界各国有关文化指标截至200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位居世界第七，中国的“文化竞争力”位居第二十四，中国的“文化生活现代化指数”则位居第五十七。这些数据，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思考，即我们现阶段的文化对于已经现代化的大众的影响力，还缺乏在深度上、广度上的渗透，这让我们总是难以建立起自我认同和文化自信。

    我们都知道，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主要的是以文化的方式体现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最后都要归结到文化上面，体现为文化的软实力。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富人在全球追逐奢侈品游戏，或许应该让我们对自身文化认同以及文化建设方面想更多的办法，否则，我们真的要沦为表面上被欢迎、内心实则被嘲讽的“钱多人傻”式的暴发户了。

来源：华商晨报 2009-12-22 华商论见

http://news.liao1.com/newspage/2009/12/4360801.html

    社科院近日发布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今年群体性事件仍然保持着多发的态势，这是因为一些地方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12月21日 中国网）

　　早在去年年底，2009年就被预警为群体性事件高发年。但更多人认为，这同样有可能成为深化改革、创造社会和谐的新契机。今年9月，《党的建设辞典》时隔20年后再出版，三分之一是新词，群体性事件等被收入其中，这显示了一种极大的观念上的进步。如今群体性事件已不再被认为是政治敏感问题，而是人民内部矛盾，由此看来，这的确是一个契机。

　　因此，我们不必谈“群体性事件”色变，而是正视问题的存在，然后深刻反思其为何会多发。试想，如果群众的利益诉求，能够有好渠道得以解决，那么群体性事件就能提前得以疏导。正如总理温家宝曾指出：“有些地方发生的损害群众利益问题，甚至群体性事件，很多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办事、不按政策办事有关。”从这个角度看，民怨太深并不是民众单纯的情绪发泄，而是对诉求和意愿无法顺利传达后的不满反应，民怨太深抑或是“民愿”太深。

　　当前，体制转换、结构调整、社会变革，在广度上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在深度上已触及人们具体的经济利益。在这个大背景下来看待当前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都是群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自发组织起来，通过群体行动，唤起政府的关注，使自身利益能得到政府的确认和保障。但是总体来说，谁都不希望用事件的方式呈现。

　　不过，从近些年具有代表性的群体性事件来看，我们还发现，事情的解决并不是太难，而且往往具有一个相同的规律：如果政府勇于面对，倾听民意，用真诚的沟通方式与民众对话，依法依政策办事，事情就可能很快地得到解决，民怨也就很快平静下来了。这无一不反映了，民怨其实更是民愿，是民众希望政府能够坦诚对话，真正去了解民众的利益诉求，解决民生问题，而不是压制或者逃避掩盖的方式处理问题，是对行政积极作为的一种愿望。

　　因此，面对社科院的说法，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认识到民怨越深就说明抑或民愿越强烈，只有这样才能在今后的行政工作以及处理同类事件时，有的放矢，从容应对，从而避免让小问题变成大事件，保证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来源：华商晨报 2009-12-21 华商论见

    中央纪委监察部于10月28日开通了全国纪检监察统一举报网站，开通当日即引来1920万次的点击，引发“塞车效应”。网站开通首月收到13800件举报，45%的举报是针对县处级以上干部，专家称，这说明中高级以上干部的腐败率有上升的趋势。（12月20日《重庆晚报》）

    中纪委网站的“塞车效应”，或许可成为反腐严峻局面的一个注脚，同时更可显示出了民众对于廉洁政府的急切渴望。其实，在“塞车效应”初一显现时，就有很多学者指出，制度反腐才是真正“治本”的方法，如推动官员财产申报，扩展干部选任中的民主参与等。

    如今，从45%的举报是针对县处级以上干部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可以反推出一个反腐的新思路，即从基层开始，促成反腐制度建设，以此来解决县处级及其以下干部的反腐问题，最总促成反腐制度的全面形成。当然，我们现在还无法得知县处级以下干部的举报情况，但是随着中高级以上干部的腐败率的上升，让今后整体反腐任务更加迫切，反腐阻力也必然加大，因此，从阻力相对较小的基层入手无疑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深化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国家层面的政治改革方向，《“十一五”纲要》指出，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建立决策科学、权责对等、分工合理、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因此，在这个总框架之下，是有很多的空间进行改革的，当然，改革的思路，必然是科学的、渐进式的。

    反腐建制的基层路径就符合这个思路。县处级以下的行政体系，无疑是与民众关系最为紧密的，是行政体系的“神经末梢”，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有序。同时，由于县处级以下的基层掌握的权力资源相对较少，因此，如果建设制度化的反腐，阻力相对较小。

    另外，这些反腐制度的建立，在基层有较好的运行基础，能够得到更好的推行。这有中国基层的自治传统，以及基层的乡土性质，民众与行政公务员的熟悉程度较高，这让财产申报操作隐蔽难度大，能够更加透明。同时，也由于这种自治传统和熟悉程度，民众对于自身熟知的事务，能够有更多的热情与积极性，因此民主参与的操作更容易些。这些都是最有力的监督机制形成的有利因素。

    这样的一条基层路径，对于当下的反腐建制，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最为稳定、具可行性的策略，还能够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然后在此基础上，才可能真正地建立起广泛的、形成体系的反腐制度。

    美国《时代》杂志2009年年度人物近日公布，“中国工人”上榜位居亚军，《时代》称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为中国经济贡献巨大的勤劳坚韧的中国工人。（12月17日《广州日报》）

    《时代》的敬意，可能会让很多人有些自豪，但是，正如电影《2012》那句台词“这样的（造诺亚方舟）任务只有交给中国才能完成”一样，这不是表扬，而是提醒。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我们致敬过自己的工人吗？这里的工人，应该是包括农民工的，虽然他们没有城市工人的身份，但却已经成为中国建设的主体了。

    在1921年12月，毛泽东在给湖南长沙人力车夫上夜校课时，在黑板上先写一个“工”，再在旁边写一个“人”，这两字的合义就是“工人”。然后再写一个“天”，他告诉车夫如何把“人”字放在“工”的下边构成“天”字。意思是工人就是天。是的，工人就是中国的天，他们就是撑起一个国家的天。但是，他们有得到应有的致敬吗？

    前段时间，南京市总工会法工部部长说：“农民工被侵权以后，他才能吃一堑长一智，很少有农民工法律意识很强，（懂得）自我保护”；还有为了做好亚运会安保工作，广州市公安局联合多部门组织了反恐演习，但多次都是以“工人为了讨欠薪而引发群体性事件”为假设。这些事例，无一不是指向了当下部分工人所处的困境。

    工人被侵权，工会官员轻描淡写地让工人“吃一堑长一智”，然后说他们法律意识淡薄；一些部门不是想尽办法解决，却当做反恐演习。这是何等的荒唐啊，这不仅不是致敬，而是对于基本权益的漠视，甚至是污名化。他们难道真不明白，在权益无保障的情况下，工人“淡薄”的法律意识与群体讨薪，实际是不得已的？

    在那曲《咱们工人有力量》的背后，如今现实其实更多的是无力。包括农民工等工人的权益保障、福利待遇，甚至人身安全，总有一丝的阴影在心头。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工人这个劳动群体永远是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我们更是一刻都离不开活跃在各行各业的他们。因此，我们要向他们致敬，不过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应该是要更加切实地改善工人生存环境，让他们真正获得应有权益与福利保障，分享国家发展的红利，并拥有更多自己的话语权与参与权，彰显出他们原本就应该具有的力量，这才是真正有内容的致敬。

    少林寺，作为武侠江湖的盟主地位，在《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等武侠经典中展示得淋漓尽致。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江湖传说，我们不必太过于迷恋。
    在世俗的社会，少林寺随着电影《少林寺》而驰名世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标识之一，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品牌，这个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因此，这个品牌价值，在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多年的经营之下，“还俗”的身影，已经开始于驰骋资本江湖了，不再是一个传说了。

    但是，即使这种驰骋，依然是入门级的武术套路，体现的是杂家式的花拳绣腿。

    不过，近日，一则消息，让少林寺在资本江湖声名鹊起：15日，香港中旅集团与河南登封市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书》和《登封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显示，双方确定斥资一亿元成立“港中旅（登封）嵩山少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新公司拟定2011年上市，不过少林寺方面不知情。（12月16日《东方早报》）

    上市，一直是作为中国资本人士最为迷恋的江湖。前段时间异常火爆的创业板，便是一个最为玉树临风的样板。如今的少林寺拟定上市，则标志着这个价值品牌开始演绎一场风情万种的资本江湖的红尘迷恋了。

    当然，少林寺不知情，这就对了。江湖就是如此，“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登封市作为背后推手，显示了一个江湖老手的真实面目，像扫地僧的惊艳出场，发挥了他借鸡生蛋，或者借力打力的漂亮太极拳。只不过，这个老手，不是拯救少林的英雄，而更像是遁藏在少林寺里面乔峰的爹萧远山或者慕容复的爹慕容博，他们是为了偷学少林武功秘笈而来的，是政绩与GDP冲动下的迷恋。

    但是他们都有绕不过的坎，那就是练少林武功后的“走火入魔”。最后，经少林扫地高僧的点破才明白：少林武功的练习，不仅仅是学习武功，还需要注重佛学的修炼，否则走火入魔是必然的。不知道，登封市这个背后遁藏者，是否最后会因为冲动的资本迷恋，而陷入江湖的红尘而走火入魔、无法自拔？

    在大部分的少林寺影视剧或文学作品中，最后都是会保身成功，而且是功就名退，恢复往日的平静。不过，这种结局，在如今看来是可能性微乎其微了，因为下山进入红尘的少林寺，不管是自愿还是被上市，他们对资本江湖的红尘迷恋，已经早已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了。不过，出世与入世，其实本质上无关紧要的，大隐隐于市，少林寺高调地入市，也并非不是一个生存禅学。

    但是，在这个江湖无间道里“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当然我们希望，这种还，应该是更多的从事慈善与公益事业，我佛慈悲，普度众生。网络上广为流传的特蕾莎修女与释永信方丈的PK贴，正是这种众生许愿、祈福的无烟（无言）香火。

来源：华商晨报 2009-12-17 华商论见

http://news.liao1.com/newspage/2009/12/4359091.html

    烟酒文化是一直被诟病的官场恶习之一。前几日，深圳某交警中队警长喝酒猝死，竟然被上报因公牺牲，甚至还要被评为烈士，舆论哗然。而近日的一则新闻，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另一官场恶习蔓延：游戏文化。

　　陕西商洛市经济信息中心家属院从12月2日起停水至今，十几天过去，交了水费的居民一直没有盼来水。然而，记者采访中却发现，参与解决此事的该信息中心领导，上班时间竟悠闲地在网上玩扑克。当记者表示想了解一下家属院停水问题时，他竟表示：“这没有必要跟你说吧！”（12月16日《华商报》）

　　这种雷语，对比今年一些官员的雷语录，是小巫见大巫不足为奇。不过，这上班玩游戏的现象，却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近半年常见报端的公务员上班时间打麻将、玩游戏等，已经严重到要开始发文禁止或被严惩了，如南昌市某单位禁止公务员上班时间玩“偷菜”等游戏；浙江两名女公务员因上班时间玩“偷菜”游戏而被辞退；重庆明察暗访党政机关干部上班时间“种菜偷菜”……

　　如此情况，我们将之归结为形成中的游戏文化，也不言过其实。虽然对公务员群体来说，他们的游戏，不会像前段时间炒得沸沸扬扬的南京市儿童医院医生“偷菜”致死婴儿那般人命关天，但是作为靠纳税人养活的人群，他们的责任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分心玩游戏，甚至不搭理火烧眉毛的民生问题。这种文化一旦蔓延，对于社会的危害，无疑是巨大的。因此，都应严惩不贷地按渎职、玩忽职守等条例处理。

　　每一种文化的形成，都有一个长期的过程与深刻的社会背景。在局部的官场，能够形成这种不良风气，其主要原因：一是机构臃肿，无事可做；二是内心空虚，无所事事；三是自身职责不清，不负责任。有网友将此形容为权力寂寞，不过，我以为，这不是寂寞，而是傲慢。这种傲慢，是把自己定位于高高在上的特殊人群，民众之事于己无关，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当一天公务员玩一天游戏。

　　这难免让大家想起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一个逸闻：一个远房亲戚，求李帮忙谋一个差事，以养家糊口。李想来想去，只好派他去某地做官。不料这位亲戚自知能力有限，恐难以胜任，推辞不就。于是引出李的一句名言：“夫本朝之事，最易者莫过为官，官不能为，最不成器也”。当然，那是腐败王朝的事。不过，像文中所述的这种游戏官员的作为，你说他“成器”吗？

来源：华商晨报 2009-12-14 华商论见

http://liaoning.nen.com.cn/liaoning/dbxs/69/3402069.shtml

    2009年即将过去了，很多媒体开始了年终新闻点评。如果要对今年的评论热点进行点评，与“房”有关的新闻，绝对是榜上有名。在当下的中国，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再也没有比与房子有关的事更让大伙焦急了。当然这更是“居者有其屋”千百年最为朴素的民生追求，因此，不断地挑起大家神经的房子、房价，就成为“房心事”了。

    近日，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副部级官员）说：中国的房地产存在泡沫，造成主要原因是政府炒地和炒房，而且地方政府和某些专家希望泡沫存在，这样他们才有钱花，他们甚至还不如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诗人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还自称买不起房。（12月15日 新华网）

    同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中明确提出，“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注意，用的很坚决“遏制”二字，不过，随后又能看到有专家出来“灭喜”：房价下跌可能性不大。（12月15日《经济参考报》）

    这真是够娱乐。是的，“房”的问题如今已经被充分娱乐化了，历数今年与“房”有关的新闻，如“丈母娘需求”、“摇号出现六连号”、“身份证18个1”、“男子地铁内搭帐篷征婚”，还有地产大亨任志强的众多雷雨等等，无一不是在以一种让公众郁闷的娱乐化方式出现。而一出《蜗居》的电视剧，更把“现实照进文艺”，引发了极大的共鸣。

    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到：“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按照他的观点，这个世界，正日益被娱乐统治，一切严肃的事情，都被当做娱乐事件去对待，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访华，被一个炒作的女郎给盖住了风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大家更喜欢看到的是吵架，这一切都化解了一个作为政治事件的严肃性。

    但是，老百姓可以娱乐，作为服务方的管理部门却不能真被“愚乐”，应该看到这种娱乐的背后，其实更像是房奴与准房奴们的一种苦中作乐心态，当然这作乐背后正是一种民众强烈的民生诉求，我们应该是要看得到的。因此，温总理的“遏制”态度，让我们看到一种政府的民生责任担当，与对房产泡沫的忧患意识。

    在新年的一年即将来临之时，我们希望，让这“房心事”能够不让大伙接着烦——虽然这个希望接近于无望，但不妨让我们再自我娱乐一把吧。

来源：华商晨报 2009-12-14 华商论见

http://press.idoican.com.cn/detail/articles/20091214016A22/

    12月12日5时许，湖南安化县高明乡34岁的村民刘某，疑因母亲被欺负持猎枪袭击本村村民，并纵火烧毁房屋，致12人死亡、2人重伤。死者中有刘的父亲，其余死伤者均为刘的近亲属。（12月13日新华）

《长江日报》 2009年12月9日http://news.ifeng.com/opinion/society/200912/1211_6439_1470851.shtml

    9日，中央教科所（教育部直属的国家级综合性教育科学研究机构）发布《中国高等学校绩效评价报告》，并进行了排名。榜单显示，在我国69所重点大学中，有近半数高校过去3年“投入低于产出”，显得“高耗低产”。另有29所高校“产出高于投入”，还有7所高校投入和产出的排名一致，“投入产出相当”。（12月10日《长江日报》）

    对此，我们先不做评价，来看看即将到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取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裔科学家、“光纤之父”高锟的成功之路，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所谓的这个榜单彰显了哪些认识误区了。

    1960年，高锟进入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设于英国的欧洲中央研究机构——标准通讯实验室，其时，各研究机构已经开始重视公众对改善通讯设施的强烈需求。高锟的主要职责，正是提高现有通讯设备的功能，重点研究和发展一套利用毫米波长的微波传送通讯系统。那时他27岁，生逢其时地站在了全球通讯科技的制高点。

    在ITT的头十年，高锟从普通员工晋升到了研究经理。ITT对高锟的前沿研究曾出现短暂动摇，其时，电光学产品部日渐成为国防太空集团的生财工具，总部定下持续营业增长率须达10%以上。赢利成为惟一目标，这让高锟一度感到困惑。1983年，ITT高层的一个电话成为高锟的第三个转折点，他被公司任命为首席科学行政总裁。时任副总裁弗拉申博士对高锟的要求是，“做任何你认为对ITT有重要意义的事”。

    那年，ITT还给这位履新首席科学家制作了一张公关宣传海报，海报的背景是一片树林，高锟坐靠在一棵树下悠闲地看书，海报下方有一行字，“我们给他资金和时间，让他缔造更好的未来”，这个时候，高锟50岁。其时，高锟的年薪在ITT已经达到非美裔人员所能达到的最高上限。具体数目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二十多年前的ITT，给一名普通工程师提供的年薪就有20万美元。

    如今，ITT一定在为自己当年为未来支付的巨额资金感到物超所值。因为早在2007年，国际电信联盟就发表报告称，截至2006年年底，全球移动和固定电话用户总数接近40亿，其中固定电话用户达12.7亿，而固话是离不开光纤的传输的——这不仅仅意味着滚滚而来的巨额财富，更是意味着对人类的伟大贡献。

    高锟和ITT的成功之道，其实没有太深不可测的秘诀，至少没有追求3年的短期效应，而是把目光放到了更远的未来，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是他们成功的一个前提。而如果ITT也以我们现在教育部的规定，以3年为期限，那么高锟是绝对的“投入多，产出少”，显得“高耗低产”，那么高锟长达十几二十年的研究，便是一场奢望。

    所以，这个榜单，更多的作用，就是自爆家丑地体现出了我们在功利话教育思想指导下的短视行为，把高校视作为周期短、见效快的代工厂了，而在这种主导思想或许就是我们离诺贝尔（科学奖）距离吧。

删减版发表于《华商报》读书周刊2009.12.5，题为《“五四之子”殷海光》

http://ehsb.hsw.cn/hsb/20091205/index.htm

《中国文化的展望》

    ■作者：殷海光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09年9月

“没有希望的人，才两只眼睛向后望。有希望的人，两只眼睛是向前看的。”这是本书作者殷海光说的，我以为，这或许就是他为什么把探究中国文化的研究，再加上“展望”二字了。

《中国文化的展望》，这是第二版了。作者生于1919年，号称“五四之子”。他可以说是一个富有争议和传奇色彩的人物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一边是西化，特别是西化的生活方式，另一边却是坚决的反现代化者。西化表现在称呼妻子叫“Mrs殷”，称呼女儿叫“Abby”，女儿的中文名改为“文丽”是因为欣赏电影片《乱世佳人》的女主角“费雯丽”，日常便督促女儿学号英语，家中禁用毛笔、中国信纸、信封，绝不过中国的节日。反现代化表现在任何现代电器产品，包括电视、电话、收音机，一律不准进入家门。还有，他不懂乘电梯，一辈子只打过四次电话，从来不乘坐巴士，认为挤巴士会丧失“人的尊严”。他还向人透露一个狂想：要彻底解决现代化的弊病，“只有把美国生产疯狂患者的大亨们一律放到泰国佛院去安息。”

而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时，传奇色彩更是明显，例如当众爬上电线杆，到过盛传有鬼的坟地，终年不换裤子和袜子、不理头发，一副怪模样示人，博得一个神经病的伟大绰号。

言归正传，本书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要用简短文字完整地进行评述，显然是有难度，因此挑出本书中我尤为关注的“自由主义的趋向”“西化的主张”这中间几章。而这两部分，也是我经常在思考的文化主要选题。

在“自由主义的趋向”章中，作者也对严复进行了分析。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何学贯中西的严复、辜鸿铭等人，在西学归来后，却成为当时被普遍认为要全盘否定的文化的卫道士，并且到了一种固执的地步，不惜被误解被诋毁。

后来我终于明白过来，这是一种视野，一种文化的穿透力的视野。用黄宗仁“大历史观”来看待这个问题，是最有解释力的。正如我在有关严复的文章中表述过的，严复在文化思想上，看似有经过一番截然相反的“叛变”，到了后期，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在西学进入国门之后，面对一些人过于偏激的观念，比如全盘西化的叫嚷不绝，以及第一世界大战前后欧洲的乱象重生。这让他开始质疑和思考了。他担忧经过这番过激的做法折腾，中国将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从而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成为一个没有历史财富的可悲民族。

这两个当时不合时宜的老者，就成为了历史上的文化标杆，也如同殷海光“不合时宜”的那些观点。

而“西化的主张”中，书中也展现了中国文化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当年全盘西化的一些极端观点。在这个争论中，我对梁漱溟的一个观点，印象深刻。

关于梁漱溟对文化的认知问题，他认为人类生活有三大问题，即人对物、人对人和人对自身生命的问题。同时，人类生活有三种根本态度，即意欲向前要求、意欲调和持中与意欲反身向后要求。近代“西洋文化”以第一种态度解决第一个问题，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分别以第二、第三种态度解决第二第三个问题，于是人类文化演变为三大系，由于三大问题深浅不等，其出现时期应有先后，“西洋文化”为代表的人类第一期文化尚未完成，而中国人不待走完第一期就直接进入了第二期。中国的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于是出现了短绌的一面，即为幼稚、衰老、不落实。不过，按他的说法，印度文化就是意欲反身向后要求，是人对自身生命的问题，中国文化则是人对人意欲调和持中。而发展至西方文化的工业革命则是人对物的问题，体现意欲向前要求，如今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而前工业时期，则是印度文化为主导，是解决人对自身生命的问题，体现意欲反身向后要求，这种出世的文化倾向，依然无法规避当前的全球化碰撞了。

于是，按梁的观点，中国文化正当重新可以焕发新生命之时，意欲调和持中，这才是解决文明的冲突，构建和谐的世界的主导思维。这个上个世纪提出的观点，在经历了时间洗礼之后，我们现在看来，还是有着一定的启发性的。

    题引：“河南警察开枪击毙未劫持人质歹徒遭质疑”这条新闻终于出来。希望大家的质疑，能够为这个无名无姓的可怜人，讨回一个生命的尊重，虽然他已经早已不再这个世界上。

    在我还迷恋诗歌的曾经，写过一句得意洋洋的诗句：此刻，我悲伤得一贫如洗。没想到，那时的无病呻吟，真成了一句谶语，正如唐福珍“房在人在与房屋共存亡”的一语成谶。

　　自从投身于时事评论这个行业以来，就仿佛选择了一项苦大仇深的职业。因此，我一直劝自己或者告诉自己，一定要冷血一点，一定看淡世事，就像我的专业社会学里一个词：价值中立，只把你所见所闻的当作下笔的文字，和文字中的素材就好了，就像街头闲谈的人，把带血的馒头当作笑谈的下酒菜，真正的事情与我们无关，真正的事情，在离我们很远很远的一个中国的角落。然后，心怀理想，乐观地、积极地面朝未来。

　　但是，日复一日，我开始发现自己的职业操守开始溃败了，我的扎实专业训练开始土崩瓦解了。正如我耳边正在听着汪峰的歌：现在我有些倦了，倦得像被风折断的野花……

　　没有什么比《花火》这首歌词更契合我现在的心情，那种绝望与愤怒，伴随着一阵阵无力，让我无力再往前行，这种无力从身体到文字，就像一个精疲力尽的战士，抱着弹夹里没有子弹的冲锋枪，在无力地面对那片沧桑死寂的战场。

　　在这片战场上，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矿难，就神奇地发生了，一百多个底层家庭顶梁柱，瞬间就倒下了。我们还来不及悲伤，一个又一个“矿难”却还在轰鸣地发生着，而且同样可以避免……

　　在前天，一个扔着砖头的农村人，在被掏空的农村进行“抢劫”，然后被村民和警察包围。从视频的画面看来，这个“劫匪”唯一的武器就是砖头，唯一的威胁就是扔砖头。而警方口口声声宣传的很有威胁之时，大量的村民是在围观着，带着嬉笑在看热闹，你完全看不出来，威胁在哪里，反而更像是一场农村发生的耍猴表演。然后，你会看到，一个警察，用枪一枪把他毙命了。然后，让视频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就像在炫耀他们自己的英明决定和神奇枪法。的确，视频中我们是看到一个警察头包扎着，而据说这就是被砖头的攻击——是的，一群警察拿一个只能把砖头当武器的“抢劫犯”没有办法，连头盔都没带，就站得等被砖头砸了之后，举起枪来。

　　在更不久的前几天，一个叫唐福珍的女人，站在屋顶，面对着一家人被强大的拆迁队伍“兵临城下”，没有任何办法，然后把自己浇上油。只是，她也没有想到，换来只是“与政府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因此，她点燃了自己。在屋顶上，在国旗的旁边，一场熊熊烈火，燃烧着，而绝望的呐喊，若隐若现。在烈火燃烧之后，消防的水，才像久旱甘霖一般，不情愿的喷洒上去，于是，一条生命，被自己的“暴力抗法”给终结了。是的，自焚，烧了自己，被定性为暴力抗法。

　　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如果你把自己的生命当作武器，那是暴力，如果你把砖头当作武器，那是威胁。这时候，我在想，如果我拿着牙签自卫（是的，典型的弱者的武器），是否应该算是私自携带非法武器呢，因为牙签可能会戳瞎站在一边束手无策的警察的眼睛。

　　为什么用基本的人与人的思维去看待生命都不会有呢？

　　如果警察们戴着头盔，拿着哪怕是没有盾牌，一块木板也行，一群人冲进去，就可以轻易征服的“抢劫犯”，甚至要开枪也请打中他的腿等不致命的部位啊，结果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被送进了另一个世界，连名字都没能留下来。

　　我想，他一定没有想到，子弹会向他飞来吧。是的，他是一定没有想到的，他面对的人，是不能按他的逻辑思考的，或者不是用正常人的思维做事的。

　　如果消防水，能够在浇上油后马上喷洒，那么还是那一点就着的烈火熊熊吗，如果哪怕拆迁人使用下擅长的谎术，把人骗下来，那么一条生命是否就无可挽回了？

　　我想，她一定没有想到，身上的油居然真的要被迫点燃。是的，她的一定没有想到的，生命与所谓的“政府”之间，生命一文不值，因此，不能拿来当作谈判的筹码。

　　在生命轻于鸿毛的时候，重于的泰山的，只会是那种毫无人性的强大权力是草菅。

　　声势浩大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结束了，这个即将进入国家机器系统的人们，面对的是一道道偏门哲学、军事、文学、数理、图形，唯独缺席对于生命的敬畏，对于物权的捍卫，对政治伦理的思考，一群新的“衣食父母”，又要像食人族一样，将要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成为金字塔上的重骑兵了。我们又能说什么呢？我们还能奢望什么呢？

　　我们的年轻人，一个个被引导到房子、车子、孩子里，为此扼杀理想地奔波着；我们的劳动者，拿着低廉的工资干着繁重的活，幻想着明天会更好；我们的老父老母，劳作了一生，还在农村的旮旯起早贪黑。而有的人，却在“许三多”（女人多、房子多、票子多）里面，享受着帝王般的极乐生活，当然，四成的他们会为发福而烦恼，为痔疮而脑袋疼。终于才明白苟延残喘这个成语，切身感受到，在我们的身边，时刻都有一台收割机，在等着收割我们仅有的一切，时刻有一种力量，在虎视眈眈着我们为数不多的所有权益。

　　疲倦到再也无力说一句话了。于是，我轻轻关上了电脑，夜很深了，深得像这个令人悲伤的世事。

   我们，我们天一亮，还会装作什么事情都会与我们无关的，因为，我们还要活下去，因为我们还要为更多的“鸿毛”守望，或者说，为我们每个人自己、我们的女人、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守望。

　　我耳麦里的音乐响到汪峰的另一首歌了：喝着世事煮沸的肉汤，越来越，有些疲倦……

　　晚安，北京；晚安，所有受苦的人们……

——谨以此悲文怀念两位逝去的共和国斗士

《华商晨报》 2009年12月9日

http://news.liao1.com/newspage/2009/12/4356820.html

    日前，一抢劫疑犯窜至河南夏邑县太平乡杨楼村，被村民发现围堵在农家院子里后，警方赶到现场，疑犯用砖头袭击民警和群众，民警将其击毙。有网友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围困在院内，并未劫持人质，也没武器，构不成更大的危害，警方完全可以调集高压水枪等设备来制服。（12月8日《东方今报》）

    从被当做事迹宣传视频中，我们看到的是围观群众如同在观看闹剧一般，哄笑阵阵，而被困在院子里的嫌疑人已没了实质性的威胁。不过倒是暴露了警方很多不妥之处，比如没有及时疏散围观民众，自身没有装备应有的如头盔、盾牌等防卫工具，才导致了一民警被砖头击中。

    国内著名的法学家、北大教授贺卫方在回忆他为什么走上学法这条道路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小时候他陪同父亲到一个派出所办事的时候，看到警察，卑微地手都在发抖，于是在心底暗暗地发誓，一定要改变这种局面，让每一个民众都能挺起腰杆，做一名真正有底气的公民。

    是的，他是走上了一条正确的路，因为法律就是每一个公民平等权利享受的最有力保障。这个公民平等权利，包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没有审判之前，任何嫌疑人都是无罪的。生命与生命之间，不能形成一种居高临下的草率处置。这应该是所有公民应该知晓的法律常识，何况是执法人员。

    现在我们也来依法分析河南夏邑县警方的行为。根据《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九条（十）规定，“以暴力方法抗拒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暴力袭击人民警察，危及人民警察生命安全的”，经警告无效，可以使用武器。但十一条又规定：犯罪分子失去继续实施犯罪能力的，应当立即停止使用武器。此案中，嫌疑人明显失去了继续实施犯罪的能力，而虽有扔砖头的行为，但如果警方做好防护、民众疏散后，便不复存在了。因此，警方失职在先。

    而根据第十四条的规定，“人民警察违法使用警械、武器，造成不应有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将一个没有继续实施犯罪的能力的嫌疑人击毙，还应要负法律责任的。
 
    无论死者是一个抢劫犯，还是一个普通人，其生命都是无价的。在法律判处其死刑之前，其生命权都是不应被草率的剥夺的。因此，作为肩负社会安定责任、保证人民安全的警方，他任何行为都必须严格地做到地依法行事，更何况是使用致命性警用武器。因为，对于生命而言，是不能重来的，而对于法律来说，这种无上的社会准则，更不能被草率的决定践踏。

《华商晨报》 2009年12月9日 

http://news.liao1.com/newspage/2009/12/4356294.html

    前段时间有一个雷人的规定，说班主任可以批评学生了，这让很多人无语。不过，相比这个，如今有了更无语的规定：安徽蒙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中队办公楼的《廉政工作制度》宣传板上，“不得自制、观看、传播淫秽录相（像）”被列为7条规定之一，另外一条“不准利用管物的便利，化公为私，贪污盗窃、挪用脏（赃）款、脏（赃）物罚没款”，还带有错别字。（12月8日 《羊城晚报》）

　　谁都知道，对于自制、传播淫秽录像、贪污挪用等行为，早已有法律明文禁止，重申这种“法有禁止”没有任何意义，更何况作为执法部门的交警大队居然把这个当做廉政，让人哭笑不得。不过，无奈之后，我们更应该透析这种荒唐的现象，其实它在当下并不是个案，而是根植在现代社会很多人脑海中的一种落后思维。这个如果和从前的一些规定对比一下，就很直观了。

　　我国改革开放之前是计划经济体制，大部分商品是限量供应，凭票购买。那个时候的大小商店墙上贴有《服务公约》，其中一条是“不许打骂顾客”。无独有偶，知名主持人梁文道也说过一个小故事，二十年前他和同学坐火车去广州。在车厢里，看见一块“服务指标”布告牌，第一条赫然写着“列车人员不得随意打骂乘客”，看得他们又惊又笑，路上不断提防被人“随意打骂”。

　　在二三十年前，社会无序、发展落后的时候，才会出现现在看来如此可笑的规定。可如今安徽蒙城的“不准”，和上述的可笑条例有何区别呢？

　　在一个文明、法制的社会体系里，“不准”、“不得”等禁止条文，其实是一种社会底线，如决不能触犯法律或违背社会道德。而“应该”，是一种职责，如国家公务员应该为人民服务，老师应该教书育人，这就是本分。而“提倡”，则是一种更高要求。前二者，都应该是一种社会常识范畴里的价值与伦理。

　　现在，当我们有了这个标准后，再来看安徽蒙城的规定，就尽显其在常识缺陷下的行政伦理紊乱，丝毫未能体现出中国这么多年来政治文明以及行政伦理所取得的进步。服务型政府，更多的是追求“应该”层面的职责发挥，然后就是以身作则，努力追求一个超越，提倡高于社会基本标准的价值观。可如果行政机关等部门只纠缠在“不”的这种低级层面，而且还作为廉政工作的标准，这无疑会令人担忧他们所能够提供的社会服务的质量，而他们真正意义上的廉政建设，也实在更是令人不敢信任。

《华商晨报》 2009年12月8日 

http://news.china.com.cn/chinanet/07news/china.cgi?docid=17041568414489978418,4625512962199750168,1561839888702599269,4625512962199750168,0&server=202.108.33.201&port=6666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7日闭幕，会议提出，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12月7日 新华社）

　　作为定调2010年经济政策的重要会议，本次会议无疑将城镇化作为重要议题。这可能让很多人疑惑，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城镇化与经济结构的关系，不如与社会结构紧密，却为何会被提高到这个高度？而城镇化对于经济结构调整又有何意义？

　　分析后可发现，按当下的形势，城镇化这种社会结构的调整，将会作为影响经济结构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持续三十多年了，在边际效应递减之下，几乎每一年都可以说是改革的“攻坚年”。总体来看，经济的发展，远远快于社会的均衡发展，已经发展到社会结构开始拖累经济发展的局面了。最典型的就是城乡二元格局下的农村，已经开始拖经济发展的“后腿”了。

　　当然，这“拖后腿”并不意味着农村已然成为拖累，而是农村作为后方，一直在补给城市的发展，形成了城与乡之间的“中心—边陲”结构，边陲就像没有自控能力的卫星一样，它们的发展“会相当受限于本身的卫星地位”，处于这样地位的发展，只能是一种“低度发展”。

　　因此，把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这种社会结构的调整，能够给经济结构带来长远的积极效应。让更多的农村人口能够进入到城镇生活体系中，汲取到经济发展的红利，同时为中小城镇的发展，带来了更丰富的劳动力与机会，也更能够成为经济发展的新一轮动力，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优化经济结构。

　　而对于农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解放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落户城镇之后，会有更多的土地可以实现流转，给土地规模化和多样化经营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此外，城镇化也是扩大内需的迫切要求，在金融危机的阴霾还未散去、内需疲软依旧之时，把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无疑能够带来更多的消费潜力。

　　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的是，城镇化的发展，不能是冒进和不切实际的，如此，将再次形成城乡二元之间的攫取效应。许多研究者发现，一些地方的城镇化不是由工业化推动的，而主要是政府政策偏向城市的结果。这种城镇化不仅不能带动农村的发展，反而扩大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鸿沟。因此，城镇化的目标之下，也应戒除盲目的经济冲动。

《华商晨报》 2009年12月7日 

http://news.liao1.com/newspage/2009/12/4355522.html

    近日，商务部官员表示，预计2009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能达到12万亿元。另据数据显示，中国房地产销售总额将达5.7万亿~6万亿元，这也就是说，中国居民近半花销用在买房上。研究者称：“今年是新世纪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但也是房地产业最辉煌的一年。”（12月6日《都市时报》）

　　看到“最困难”与“最辉煌”并列的时候，想起了《双城记》著名的开场白：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不过其中另一句或许更契合我们当下：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这个说法，可能有些吓人，但并不是简单的想当然。《经济半小时》日前做了一个调查，56%的经济学家、企业家认为，我国正面临明显通货膨胀预期。

　　在国内需求依然未得到切实扩大、消费支出显示出乏力姿态之时，却有一半的人被房子“绑架”，这完全可以说是一种畸形消费趋势。加之未来的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趋势明显，通胀将会加剧，内需将更难扩大，人们会把更多的钱用来储蓄或者保值投资，其中选择投资房产保值，按照目前的形势，应该会只增不减。同时，炒房、热钱等无一不是在对这个畸形趋势进行火上浇油。

　　这种情况下，把“近半支出买房”理解为一场房地产泡沫上的狂欢，并不为过。在2008年的时候，房地产大腕潘石屹表达过中国楼市或重演1997年香港惨剧的判断：“我觉得房子大家要特别小心，因为中国这些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正在重复着十年前香港的市场，而且基本上一点不差地在重复。”

　　是的，的确是类似。1984年~1997年，香港房价年平均增长超过20%。当时的香港，人们盲目地投资房地产，中心区域每平方米房价高达十几万港元，一些黄金地段的写字楼甚至到了每平方米近20万港元的天价。受房价飞涨的刺激，香港的房地产投机迅速盛行起来，出现了一大批近乎疯狂的“炒楼族”。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应该多照一照，找到自己的理性与冷静。当然，谁也无法预料未来，我们能够做的，也只能是表示我们谨慎的担忧，与应有的警惕提示。房地产另一大腕任志强表示，做房地产必须要有乐观的心态。但是买房的消费者，却不能盲目乐观。因为，房子可能是大家手头最值钱的东西，一旦遭遇变故，将有可能血本无归。

《华商晨报》 2009年12月4日  http://news.liao1.com/newspage/2009/12/4354780.html

   近日有两条新闻都是与干部财产公示有关：一是，重庆将对司法机关部分重要岗位领导干部实行财产申报制度试点（12月3日 中新网）；二是，湖南湘乡市公布了全市所有县处级干部的住房情况，一把手也在其中。（12月2日《南方都市报》）

　　近年来，新疆阿勒泰地区、浙江慈溪市、湖南浏阳市等地都进行了财产公示“试验”。从布局上看，干部财产公示已经在全国多点开花了，这无疑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一制度正在逐步走向常规化，显然政府有心推动这项制度的建立。但是这些实验，无一不是引发民众的争议与质疑。

　　这种民众的态度，现在很值得分析，因为这些实验与质疑之间，已然形成了一种“囚徒困境”。所谓“囚徒困境”，是指假定每个参与者都寻求最大自身利益，而不关心另一参与者的利益，结果却导致双方利益的最差化。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曾做过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接受调查的官员97%对官员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人民网2008年做的一项调查则显示：90.1%的公众赞成建立此制度。

　　97%与90.1%的两极态度，就是一个最好的“囚徒困境”的证明：一边是公众渴望制度形成，却鲜明地反对摆放在台面上的让步，比如对官员原罪的赦免；但是另一边，公务员群体是立法者、执法者，同时又是利益受损者，如果是一种休克式的改革，阻力可想而知。于是，困境局面一再僵持。

　　面对长期累积下来的旧债，双方互不让步，只会把改革拖入死胡同。因此目前看来，在有改革意向的前提下，走出这种“囚徒困境”的最优路径选择，只能是民众多一点富有政治智慧的“妥协”，选择相信试验者，给予实验以信任与空间，否则又将会陷入到像“车改”一般的裹足不前甚至进一步退两步的境地。

　　其实，中国的学者和有识之士早已设计出了很多对策，比如新后备干部和新提拔官员率先财产公示制度和赦免制度（“政治上立法，法律上赦免，经济上退赃”），这些包含智慧的办法，其实都指向了一条谨慎、可操作性强的最优路径。如果这些对策都能够得以有效地局部实验，那么结果都有助于我们最终走出“囚徒困境”，不过前提是公众能够理性地“妥协”。

　　中国人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考验期，习惯用“勤劳、勇敢”来修饰中国人的传统秉性里，不知道是否可以再新添“妥协”这个包含着深刻现代政治文明的词汇。

《华商晨报》2009.12.3

    “中国人太有钱，房子太便宜”、“房地产就该是暴利行业”，这些惊世名言的创造者、地产大亨任志强，如今已经成为和娱乐界自称“鲁迅”的大嘴宋祖德齐名了，一直猛料频出。

    针对刚毕业工作的年轻人置业问题，任志强再次“直言不讳”：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他表示如果从发达国家来看，30岁以下的人没工作几年，就靠自己独立收入去买房的几乎为零。（12月2日 中国经济网）

    不可否认，一套房子，会让年轻人甚至两三代人掏空了积蓄，而且换回来有可能是沉重的生活压力，让生活质量急剧下降。我也比较同意韩寒的观点，房子剥夺了中国年轻人的理想。房子不是终生奋斗的目的，正如著名的黎巴嫩哲理诗人纪伯伦在《先知》中说道：“你们房屋中有些什么？莫非其中只有安逸和追求安逸的欲望？这鬼祟之物入室做客，却变为主人，进而成为一家之长？你们的居室不应是锚，而应是桅。”

    但是，如果就因此而埋汰年轻人买房，则显得很不了解中国实情了。和发达国际比较，任志强使用了“移花接木”的障眼法，因为他完全剥离了发达国家与中国的差异。

    电视剧《蜗居》为何这样红？正是因为它刺痛很多人的心病，更指出了中国的深刻社会背景。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三十而立，成家立业，始终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立世标准，就算年轻人自己可以不买房，但“丈母娘需求”等来自长辈的期望，足以让下一代人无法不钻进房奴的陷阱。

    此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凌厉的社会现实，很多年轻人，包括笔者自己，漂泊在城市，居无定所的感觉，的确不是那么好受的。有房才有在城市里立足的安全感，这是任志强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除了自身体验的安全感之外，试想，在目前的社会大背景下，城乡二元割裂，在城市里的一套房子，其实是一个城市户口的指标，更是长远之后孩子划片上学等等其他一切的城市福利，如果没有房子在手的人就仿佛是“二等公民”，这个意义上的房子还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吗？

    一句“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更像是一阵无情的嘲讽。谁愿意做牺牲了生活质量去当几十年的房奴，谁愿意让父母的养老金都预付那套“蜗居”里，谁愿意为了一套房子扼杀了自己年轻的理想？这些问题的最后，都指向了一个最终的根源：你身后背负的房子其实不是一套房子，而是房子背后所承载的厚重的社会背景与生活的难言之重。

    一套房子，安放的其实是一份厚重的社会安全感，更是年轻人扬帆起航的起跑点。

《华商晨报》 2009年12月2日  http://news.liao1.com/newspage/2009/12/4353815.html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沈洁披露，民政部已考虑调整非政府组织（简称NGO）注册的相关规定，以便于广大NGO注册。这样不仅会为NGO的工作开展和长期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对于中国的艾滋病防控工作也将起到推动作用。（12月1日《中国日报》）而与此同时，继大量媒体报道后，云南大理政府注资12万元的男同酒吧，却因太受关注而流产。（12月1日《新闻晨报》）

　　这两条新闻，摆放在一起，对于我们解读NGO有着较好的帮助。目前看来，大理男同酒吧流产的原因，是志愿者遭过度曝光。但我以为，这个酒吧的诞生背景更应该得到应有的讨论，即在政府放权的大背景下，政府注资的行为，是否是恰当的。在国际习惯上，对这种同性恋问题的干预，主要是以NGO力量为主导的，而政府注资则容易引发不必要的猜疑，如这是不是在滥用纳税人的钱。

　　NGO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如果用国民经济构成来类比的话，政府部门就像是国有经济，官方或半官方背景的组织就是集体经济，而NGO组织，则像是私营经济。实践已经证明，私营经济对于经济的巨大作用，相信在合理的引导下，NGO在未来也能够发挥出同样突出的作用。

　　在这方面，香港NGO的治理模式可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香港的NGO数量众多，参与民众也多。在政府财政和各种基金会、慈善机构的善款支持下，香港的NGO的义工队伍，积极而又无微不至地活跃在社会各领域和社区的各个角落，为改善香港市民社会福利，促进香港社会发展，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工作。而香港政府则秉承“提供服务并非政府的义务，政府的义务是保证服务得以实现；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直接提供服务就是划桨”的理念。以此来看，大理政府直接的注资行为，无疑是值得商榷的。

　　不过大理的争议行为，倒也带给了我们反思的价值，即政府应遵循把公共服务的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适度分离的原则，厘清作为的界限，实现公共服务主体的多样化，政府则负责好掌舵即可。而划桨事宜，则可交给致力于从事公益事业的NGO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然后鼓励和引导NGO的发展，补充到政府不适合直接管理的领域，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民政部考虑中的调整NGO注册的相关规定，将能够更加有力地保障社会建设的多元化，形成政府掌舵，NGO来出力划桨的互动协作局面，这无疑对NGO乃至全社会，都是一个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