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无辜地忝居到了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之列。

    如今还总听母亲回忆起我儿时的事情，说当年每每有客人带孩子到我家来访，我总是把自己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的零食、玩具拼命地塞给人家，只求小玩伴能多陪在我家多逗留一刻。然而，这样的一种奢望通常都最终是以到了晚间客人带着孩子告辞，父母出门相送，而我独自在空荡荡的家里失落地偷偷掉场眼泪作为收场。

    其实，幼年的我绝非天生爱心泛滥，只因当时父母工作忙常把我独自锁在家里，长期的孤独使我对独处充满恐惧；百无聊赖之际，只能乖乖地按照父母的布置，去捧起一本本大部头的书读起来。在那样一个日复一日的状态中，未满八岁的我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已经读完了配有图画版的《世界童话名著》和《世界神话名著》（这两套书至今仍完好地保留在老家的书柜里）。那时，虽并没有在书中找到黄金屋和颜如玉，但却毫无疑问，在书中虚拟出的世界里找到了很多假想出的玩伴。在和这些虚拟出的玩伴整天神交的日子里，孩提时代的我也曾无数次地追问父母和所有能问及的人，为何我就不能有个兄弟姐妹，为何自己总要与寂寞相伴？

    上了初中开始学古文，听老学究般的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讲起《论语》，我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无法释怀的人并非只有我一个——早在几千年前，孔老夫子的学生就跟我有着同样的疑问。《论语·颜渊》中记载，“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凭借当时的领悟力，我虽无法参透这句话的真谛，不过却也懵懵懂懂地把“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句古谚牢牢铭记在心。及至弱冠之年，这句话成为了我日后的择业标准——即一定要选择一个身处“人群中”的职业。

    再后来，考上了大学，去英国念了硕士，又回国当了记者，结交的朋友终于遍及世界各地，生活也终于愈发地远离孤独了。每日与友人相伴，甚至偶尔还会矫情地憧憬一下“远离尘嚣”的感觉，当然，只是用几秒钟的时间在脑子里灵光一动而已。也就是大约两年前，一部于1943年由圣·德克旭贝里（Antoine de Saiot-Exupery）撰写的名作《小王子》忽然被人们从尘封的记忆深处被挖掘了出来，经过全新包装后在市场上闪亮登场。

    其实，这部作品早在我被独自锁在家中的日子里就已经不止一次地拜读过，然而在去年的一趟从北京飞往伦敦的班机上，我再一次地读起了这个故事，一些经典的台词瞬间又被唤醒了——“‘人在什么地方？’小王子终于又开了腔，‘在沙漠上，真有点孤独…’。‘到了人群中也一样孤独。’蛇说。”

    蛇的这句经典台词可谓一语成谶，如今的我已然是在人群中感受着孤独，或者换而言之，是把自己从人群中放逐。自从博士论文开题之后，我就从电视台请了长假专攻论文写作，逐渐习惯了昼夜颠倒的日子，习惯了冷冷清清的生活，甚至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终日关闭手机，拔掉家中座机线路。只有开学后每周去给学生上课的日子里，我才能感受到自己其实还是身处红尘之中，并没有隐居山林。而这种人群中的孤独虽一度令我痛苦不堪，但真正沉静下来整理文献、做起研究之后，却也在学术的海洋里寻觅到了很多珍宝，悟到了很多曾被尘嚣遮蔽的现实。

    “狐狸对小王子说，‘正因为你为你的玫瑰花费了时间，这才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其实，这世上的万事万物皆是如此，“敝帚自珍”——“珍”的不是破扫帚，而是自己付出的努力。社会科学研究的玄妙之初就在于它需要从包罗万象且瞬息万变的社会大系统中总结一般规律，从而升华到理论高度。然而，这需要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摸索过程，因为社会运行本身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相对社会运行，每个人的认知永远只能依照一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步骤来完成一层层的领悟，这一点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儒、道、佛三家观点中都曾有过阐述。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曾在《论语·阳货》篇中论及：“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道家代表人物老子也在《道德经》第一句话中就曾提出：“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而佛家在谈及禅宗的起源时，也讲到了一个“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的故事，据《五灯会元》记载，“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注）

    我愧无迦叶尊者的悟性与慧根，于是在求索的过程中常常陷入迷茫和惶惑之间。感谢我的恩师张颂教授，三年以来，恩师和师母无论在学业上还是生活上都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和关怀。导师的信任、激励和言传身教，都使我深深地感受到一种来自长者的温暖和启蒙。可以说，我在博士阶段的每一步前进都是凝结着导师的心血和智慧。

    除了导师以外，我还感谢很多在我攻读博士期间曾给过我指点和鼓舞的师长们——郭镇之教授、胡正荣教授、胡智锋教授、叶凤英教授、于丹教授、朱羽君教授……，还有我昔日在英国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导师Colin Sparks教授。在像我这样的青年人在学术领域攀登的过程中，他们以多年的经验和智慧慷慨地在重要关头指明方向。这些学术前辈们的指点和鼓励总是会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醍醐灌顶，使我豁然开朗。

    最后，我还要深情地把一份由衷的感激献给我在《新闻调查》的全体同仁们——是你们的关怀和支持伴着我一直走到现在。每个曾在和正在《新闻调查》工作的同仁都深深地为《新闻调查》的企业文化所感动，我亦如此。在我请假在家的日子里，同事们有的专程来寒舍探望，有的则常常发来电子邮件和短信问寒问暖。可以说，是《新闻调查》多年来在专业上的理想、坚守与同事们之间的友谊为我提供了研究的动力和源泉。

    南宋词人蒋捷在他的名作《一剪梅·舟过乌江》中留下千古佳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三年前，我是伴着北京广播学院五十周年校庆，在传唱一时的《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歌声中开始博士生涯的，三年流淌而过的光阴赐给我太多的收获和改变。语言学家海德格尔曾在他的文中引用诗人霍尔德林的名句——“人，诗意地栖居”。生活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间，我们总会有迷茫、彷徨以及心态更迭。为了去“诗意地栖居”，我们需要有智慧去思考。思考（thinking）可以说是上天赐给我们认识世界的第三只眼睛，赋予我们拨开迷雾去探求事物的本质。有了思考，我们才会勇敢地去面对人群中的孤独，因为有的时候，孤独也是会带来另一种收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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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五灯会元》一段译文：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拈起一朵鲜花给众人看。这时众人都没有反应，只有迦叶尊者破颜微笑。释迦牟尼就说道：“我有禅宗的心印之法，超越生死轮回、永恒不变的觉悟之心，摆脱尘俗执着、除尽分别妄心的旨意，幽微玄妙的法门，不用文字来解脱，而另外通过直指人心、心心相印的特殊方式和独立系统传承，将这一切交付给摩诃迦叶。”

或许说起牛津，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会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学生生活中不曾或缺的“牛津字典”，而后才是闻名遐迩的牛津大学。而事实上，只要提到牛津，人们就不能不提到剑桥，这两所英国顶级学府——同样也是两座大学城——似乎被宿命般地紧紧联系在一起，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也是正是因为二者实在有着质的相似，所以我等凡夫们才常常费尽心力地试图寻找出它们之间的不同——据江湖传言，有人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做过分析，牛津大学会问：“What do you think？”，剑桥大学会问：“What do you know？”看来，牛津大学更注重思想，而剑桥大学更注重求知。这大概就是牛津出了29名首相，剑桥出了61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原因。说起来有些牵强，其实两所名校、两座名城间的差别又岂是用语言能够描述的？

这里暂且放下剑桥，先说牛津——据资料显示，牛津最早的历史源于何时至今没有确切的说法，但是有史料记载的历史始于公元4世纪。这里是一片舒缓的丘陵地，泰晤士河与查韦尔河在此交汇。据说公元700年左右，撒克逊女王弗莱德威德在此地修建了一座修道院，从而成为牛津的最早建筑。牛津最早的教学活动开始于11世纪，而兴起是在12世纪，当时，由于法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政治纠纷，英国国王亨利二世下令禁止英国学生到当时的欧洲学术中心的巴黎去求学，于是很多英国学生选择了到当时牛津已经小有名气的奥古斯丁学院学习，其中还包括外国学生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拥有1500名学者的牛津大学便在全欧洲享有盛名。但大量学生的到来在当地人中间引起了抗议，原因很多，主要是宗教习俗的不同。宗教问题在当时的英国可不是小事一桩，这让当地居民觉得难以忍受。另外，年轻学生调皮惹事，打扰了小镇居民。据说曾经发生过居民和学生打群架的事情。因此，修建专供学生生活学习的场所成为当务之急。牛津的第一个学院于是应运而生，最早建成的是贝利尔学院等三所。之后基本每个世纪都有三个新的学院会陆续建成，速度飞快。1355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专门出席了大学的毕业典礼以示对大学的赞许。新的学院在之后陆续成立，海外学生从世界各地纷至沓来，如今的牛津大学是世界上最好也是最具国际特色的大学之一。

这里就是牛津的“新学院（New College）”，其标志建筑就是仿造意大利的“叹息桥（Bridge of Sighs）”

今天说起牛津，就不能不提及他旗下诸多学院中的基督学院——基督学院始建于1524年，是牛津大学最大也是最古老的学院，基督学院食堂是这个学院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仍然作为学生食堂。如果这还不足为奇的话，那么曾作为电影《哈利波特》拍摄地的经历足以令这座大厅被所有哈利波特的粉丝们永远地记在脑海里，这里就是电影中不止一次出现的主人公用餐、典礼、分学院的场景了。而更为不可思议的是，直到今天，牛津大学的莘莘学子仍然还是在这个“大礼堂”里面与自己的教授们共同进餐。

我想，前辈们已经用足够的语言来对牛津大学的各个方面进行描述，而我在这里拮倨聱牙的每处蹩脚描述都恐怕鲜有新意和灵性。毕竟，一个出过4位英国国王，25位首相，一位美国总统的地方用地灵人杰来形容是丝毫不过分的。一位诗人曾用这样的语句来概括这里的神韵：“梦幻般的尖塔，可爱的城市，牛津无需六月的季节来装点它的美丽”然而让人不胜唏嘘的是，这样一个有着诸多光荣的城市却从未矫情地把这些辉煌炫耀于人前——漫步在牛津城内，游客们在流连徜徉之余，常常会在明媚的阳光和和煦的微风中忘记了自己是身处何方，因为放眼整个城市，没有任何一处建筑上会用烫金大字印上“牛津大学”的字样。尽管这里主要的建筑都是完成于中世纪，但中世纪的野蛮与蒙昧似乎早已被时间荡涤地无影无踪，经历过历史的沉淀、文艺复兴的洗礼，在这里留存下来的只有古色古香，弥漫着浪漫气息的塔楼和一段段美丽而令人回味的历史碎片——英格兰最古老的图书馆、英国最早的教学植物园、幽深绵长的皇后小巷经历了几百年依然如昔；王尔德坐过的木凳，肖伯纳倚过的书架，等等等等，也都完好无损地如原样摆在那里，似乎静静地诉说着一段段曾经发生过的红尘往事。牛津宛如一个幽居在空谷的长者，在用它温暖的怀抱慈祥地接纳着每一位来此的人们。

我曾于2003年春天和2005年夏天两次在牛津漫步，说是漫步，其实一点都不为过，并不太大的城市和满眼的人文观照对于我这个惯以散步作为锻炼方式的人来说实在是一种大大的奢侈。除了那些令人仰慕不已的诸多学院，在整座牛津城中，最使我流连止步的，就要数这弥漫于全城各个犄角旮旯的文化气息了。

一晃四年，不禁感慨那时年少啊！

另外，对于每一个出生在文革以后的人来讲，其实最早与牛津的结缘并不是来自学校里人人必备的“牛津字典”，而是早在儿时启蒙阶段就会读过的长篇童话名著《爱丽丝梦游仙境》。这本不朽名著的作者刘易斯·卡罗尔，是英国知名的伦理学家、教育家、作家、诗人，他就曾在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攻读伦理学和数学。尽管他置身于极其抽象的理论世界中，却拥有自由驰骋于空幻世界的才能。他深知凭借自己独特的逻辑假定提出了这样的想法：“假若我们对宇宙的基本假定全都是错误的，那将会怎样呢？” 从逻辑世界进入非逻辑世界的卡罗尔的心境，可以说就是通过爱丽丝这一角色体现出来的。据说，《爱丽丝梦游仙境》就是以给牛津大学学监的女儿Alice Lidder讲述的故事为素材写成的小说，《大英百科全书·儿童文学》中评论，这本书以空前的想像力“将荒诞文学的艺术提高到最高水准”，为荒诞儿童文学树立起第一座里程碑。

而直到今天，在《爱丽丝梦游仙境》伴着一代代孩子走过童年的时候，也许没有多少人会知道在爱丽丝的“出生地”牛津，还有这样一个小小的却与作者有着极深渊源的“爱丽丝的店（Alice’s Shop）”。

从这样的比例关系就可以看出这个店有多小J

牛津，一座巧妙融合了中古世界庄重与现代世界动感于一体的大学和城市，如今已经不只代表着英格兰的传统与荣光。走在牛津城内，只要用心地去观察、去聆听、去参悟，每一位人身其中的人都会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仿佛是被一种跨越沧桑的温暖的人文气息所笼罩——文学、文化、文明……每个“文”都犹如一缕阳光在把我们的心灵照射成澄明之境，而在这缕缕阳光发出的地方，是那一位又一位曾推动过人类向前迈进的大师们正在红尘之上微笑着指引着后辈们延续他们的脚步——正是“人”创造了“文”，而“文”温暖了“人”。这样一种厚重的人文传统不但不会把人压垮，只会令人的心境更加博大精深，正如一句英国谚语所言“穿过牛津城，犹如进入历史”。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arriving MANGU airport in 20 minutes. ……”在国际航班上听到这样的一句英文，恐怕只有中国人才能搞清楚自己将抵达何方，不过所幸的是乘坐直航飞机中间不停，一站就到了目的地，否则这要是换成了中间停靠无数站的火车或公交，外国乘客恐怕永远不会知道目的地已经到了——因为大家的目的地是“Bangkok”而不是什么“MANGU”。看来，在这国际化的时代，即使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班上，也仍然有着不够“国际”之处。

出了机场换上出租车奔驰在高速公路上，路边写着巨大英文字母的“HITACHI”和“GOOD YEAR”广告牌不断扑面而来；走在曼谷的城区，各种装饰一新的圣诞树和圣诞灯饰不断映入眼帘，而在北京让我们深受其害的交通堵塞在曼谷居然也是同样令人咋舌。走在这样的街道上，一瞬间我不禁诧异于这究竟是东南亚名城，还是欧洲都会了。 

今年给广院一年级的研究生开设的《全球与媒介专题研究》的英文公共选修课已经是第二轮了，两轮课讲下来，我感觉自己无论是从感性还是从理性上都对全球化这一现象本身不断加深着理解。有趣的是，全球化这一现象从他充满争议地诞生以来就从未停止过接受人们的争议，如今全球化已经和文化一样变得愈发多元、多维、多样，更重要的是，它们引发了人们多重的思考。

1983年，学者George Ritzer发表了他的名作《社会的麦当劳化》（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认为其实是社会的现代性推动着全球化的进程，在这样一个大的趋势之下，人们变得理性重于情感，理性重于非理性，而且，现代性已经完全改变了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质——“理性”推动着人们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使一切事情都能纳入到可计算的范畴，并以效率化、形式化、制度化作为依据。麦克斯·韦伯（Max Weber）把这种行动称之为目的—手段合理性行动，哈贝马斯简称为“工具理性行动”。在这种把理性工具化的发展趋势中，出现的最大悖论（paradox）是，把本来属于达成某种目的之手段，当作工具本身来追求，即把手段当目的。

如果这样说还过于抽象的话，我们不妨扪心自问这样两个问题：“赚钱是目的还是手段？”、“读书是目的还是手段？”假设只是坐而论道的话，也许每个人都会激起理性地回答“这些当然是手段！”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又常常痴迷于这些手段当中，甚至常常把它们当成了生活的目的，从而引发出一幕幕的人间闹剧、悲剧甚至丑剧。为此麦克斯·韦伯把以竞争为特征的商品经济发展为窒息人性发展的铁笼（iron cage）。他承认竞争使现代资本主义攀登上了人类文明的顶峰，以竞争为特征的现代科技文明是现代人无法规避的命运；而同时他又强烈地批判现代文明对人们精神灵性的戕害，最终会使人变成“没有灵魂的专家和没有心肝的纵欲者。”

从诞生伊始，全球化进程就裹挟着一个巨大的悖论——在国际传播日益加快的前提下，一方面一些强势文化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了强势，在潜移默化间渗入到了其他国家并逐渐广为流传，形成了所谓的“世界文化”，比如圣诞节、麦当劳；而在另一个层面，全球化的理念本身就带有着“本土化”的元素，无论是轰轰烈烈的全球化，还是耳濡目染的本土化，其实完全可以“一言而蔽之”——也就是说，“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这句经典最早是在大约二十几年前由著名的索尼公司提出的，后来被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们当成了至理名言并身体力行，比如前文提到的著名全球化企业“麦当劳”，如今在全球几乎任何一个国家都能找到他的连锁餐厅，毫无疑问这是全球化的影响；然而在泰国，我们看到的“麦当劳叔叔”却与在中国摆出的姿势完全不同，显而易见这就是本土化的表现。

（这是典型的泰国人说“谢谢”的手势！）

徜徉在曼谷，我其实更迷恋于传统的泰国文化——可爱的大象表演、骇人的鳄口余生、雄伟的王宫寺院……。其实作为这个时代的青年人，无论全球化正在遭遇多么大的质疑与挑战，我们始终都是这个大潮的受益者，有机会在民族文化的土壤里用自己的视角和智慧体味异域文化，并且亲身经历着二者最终能够圆润地珠联璧合，这大概也是一个时代的恩赐吧……

（照完了像要付给小象20块钱消费，小象会用鼻子很礼貌地接过钱然后直接放入训象师的口袋）

（鳄鱼表演看的我惊骇不已，一个训鳄师现场被咬到了手）

（这两张照片的背景是不是有点像？但事实上拍摄地点却距离甚远，上面的一张拍摄于泰国的大王宫，下面的这一张是四年前拍摄于法国拿破仑的行宫——枫丹白露。）

队员上场了，首先由英格兰的小贝和法国队的亨利向观众致意！

哪里有球门，哪里就有球星和不是球星的“人”和“象”。

贝克汉姆一脚破门后兴奋地倒立——“呵呵，这才叫三角倒立！”

德国巴拉克：“嘻嘻，他们踢去吧，我在这里给观众扮鬼脸！”

“球星云集呦，俺们哥俩要做好保卫工作，别打盹了！”

周日这场球看的从一开始就很艰难，先是按照预报的三点整在中央五台和北京六套上都找不到直播，只好跑到新浪网上看文字直播才得知原来是因为美德之战异常凶险而直接导致中荷比赛被延迟，接着又在屏幕上一行又一行的文字刷新的状态下看完了第一局，中场休息时无意中发现北京六套已经开始直播，于是这才坐到电视机前静下心来收看后面的比赛。

其实对于观众而言，只要不是前三甲，最后究竟得的是第四、第七、第八、还是第九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观众们享受的也许只是一场场比赛中经心动魄的瞬间而已。我想排球运动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一种优雅的运动，既有群体的配合与战术，又不会与对手产生身体冲撞；既有五战三胜的最终悬念，又可以满足观众每球得分的视觉冲击。随着中荷之战的一锤定音，也许我们关心的问题不再是能否进八强，而是该考虑中国女排接下来应该如何准备六百余天后的万众瞩目的北京奥运了，而目前这种状态下的女排是令所有人担忧的！

我想每个中国人都会自豪地想起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女排决赛上中俄对决时中国姑娘们实现的“惊天大逆转”，那在奥运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还被国人们津津乐道。不过今天，“逆转”再次上演，而且在短时间内频频上演，只不过这次被“逆转”的是我们自己。

（面对此等防范，主攻如何下得去手？）

除了“逆转”本身外，比赛之中出现的一幕幕场景也让我们感觉似曾相识——中俄对决赛中，俄罗斯凭借其明星主攻加莫娃来势凶猛的强攻先下两局，然而在主攻严重体力消耗以及被中国女排熟悉了路数之后，加莫娃在第四局和第五局的进攻已经频频被拦在界内。我永远忘不了当时陈指导在赛前说过的这番话，“俄罗斯有两门大炮，而我们用的是六杆快枪！”但如今，在巴西，尤其是在荷兰队面前，人家变成了几杆快枪，来对付我们仅有的两门大炮。

客观来讲，单纯从战术角度来谈，中国队的组织进攻还是逐渐在走向成熟，立体进攻、交叉快攻还是可以见到奇效，两名主攻手在技术上也愈发全面——发球，强攻、拦网都能有上佳的表现，这从本年度的大奖赛中就已经可以窥见端倪。在本次世界赛上，小将王一梅和老将杨昊承担了过多的重任，而他们也确实不负众望。在国际排联的最新技术排行榜上，王一梅、杨昊和二传手冯坤的名字屡屡见诸前五甲之列。因此，在球场上我们会看到球被一个接一个地传给两名主攻手，若上图所示，即使在遭遇对方三人拦网的形势下，我们的主攻手们也要用尽气力去拼一下，记得在大奖赛期间中央五套某位现场解说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在王一梅这个点异军突起的时候，其它进攻点的火力却明显不如从前。所以我们在场上无计可施时，就只能用王一梅去砸她们。”

就在主攻手不断成熟的同时，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副攻、接应却愈发不尽如人意，而更关键的问题是，作为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女排，其战术、套路早已被世界强队研究地淋漓尽致了。从本次世锦赛上来看，对决巴西的一役中，周苏红屡见奇效、令对手猝不及防的快攻居然能连连被巴西队拦在界内，迎战荷兰的赛场上，刘亚男的“刘氏快刀”也很难奏效。如果单纯从一个球来讲，我们可以说是对手侥幸猜到了我们的攻击路数，但是从一场比赛乃至整次世锦赛的表现来看，已经明显能够看出对手对我们的每位主力队员都已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缺乏能出其不意，让对手猝不及防的“奇兵”新人（比如雅典奥运会上的张萍），这就一下处于很被动的境地。

无可厚非，伤病一直就是困扰着陈指导的一个大问题——冯坤、周苏红、张萍等队员都是尚未痊愈就带伤上阵，而“玻璃美人”赵蕊蕊更是早已久违多日。这的确是影响战绩的一大重要因素。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相对于战绩而言，我们更不愿面对的是青黄不接的状态——这也是每个强队必然会面对的问题。也许人们都无法忘记2000年中国女排在悉尼奥运会上兵败如山倒的惨景，这一幕我们决不愿在2008年再次碰到。可是现在似乎每场上阵的六位主力还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六位，虽然其间也偶有楚金玲、张萍、李珊上场御敌，但每场也仅仅上场几分钟发个球接接传而已。就在六位主力的特点已为强敌所尽晓时，我们却无计可施，在对阵荷兰之役中，北京台的现场解说已经不止一次地喊出“现在是派宋妮娜上场变换一下进攻节奏的时候了！”然而令人感叹的是，一个连现场解说都看出来了的问题却并没能为场上的陈指导所知晓，于是我方一个又一个进攻不断被对方防反于瞬间。

固然，我们的二队队员现在从实力上与六位主力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这种差距是需要经历一场场国际大赛才能不断赶上的。早在大奖赛最后一场中国对阵意大利女排时就有人在博客上提到——“我不信经过了这一整年系统训练的李珊、薛明比不上因伤病导致近一年没有系统训练过的周苏红、赵蕊蕊。”这句话是否客观全面我们暂且不论，但是在当前形势已如此严峻的情况下，据新浪网报道，“陈忠和在本届世锦赛上首次提到了赵蕊蕊，‘今年一定要在联赛期间想方设法让冯坤、赵蕊蕊等伤员恢复好，对伤病预测失误，也是我的责任。’副攻全面哑火的窘境下，远在国内积极康复的赵蕊蕊成了陈忠和的救命稻草。”（引文出处：http://sports.sina.com.cn/o/2006-11-13/07422563351.shtml）

坦率地讲，我也是赵蕊蕊的粉丝，“技术+身高+美女”的魅力确实让每位排球爱好者欲罢不能，但从比赛本身来讲，雅典奥运会到本次世锦赛，让陈指导一直念念不忘的赵蕊蕊没能如大家希望的那样康复上场，为中国队再建功勋，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我们一方面赵蕊蕊能够尽快康复，但另一方面更觉得在当前的情况下，尽快使更多的新人适应国际大赛，培养出更多的“奇兵”来抵御对我们已经了如指掌的强敌要现实得多。李娟、李珊、薛明、宋妮娜、楚金玲——这些都是不错的后备力量，也许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只有她们才能让对手应接不暇。

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不是专家，充其量也就是个排球爱好者，这里斗胆妄言其实也无非是从一个球迷的角度发表一点一孔之见，作为看了“热闹”之后的一点谈资而已。现在网上的各种评论已经铺天盖地，甚至各种不同观点间也彼此攻击。其实，无论观点如何，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一致的——每个人都由衷地希望中国女排能够从本次世锦赛汲取经验和教训，在2008年奥运会上再展雄姿。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一次比赛甚至整场大赛都可以被时间所冲淡，但永留世间供人们经久回味的是体育竞技中拼搏到底的精神，中国女排曾凭借着这种精神在雅典奥运会决赛上实现了“惊天大逆转”，我们也祝福姑娘们能够重拾这股劲头，迎接下一场战役……

大概因为最近埋头于苦写博士论文的缘故吧，取标题、写东西一上来就会有种坐而论道的感觉，各位看官可千万别被这个看似论文式的标题唬住——这不是论文，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地告诉大家这只是一篇散文——而且是“散”的不能再“散”的散文。

前文曾经提到过，“只要自己生活的小圈子里的有一个常常打交道的东北朋友，那么不出一年半载你的口音里也绝对会带上那么或多或少的东北味”，这一点最近再一次得到了证实。中国传媒大学某研究生在面试中无意间流露出一句“哎呀妈呀”被在场的考官当即以“这是东北人”盖棺定论，其实人家可是地地道道的江南小生，只是被宿舍里某位东北大哥在短短一年的时间把口音带走了调而已。说起类似的例子，恐怕那简直是不胜枚举，相信每个人都能信口从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例子。于是，大家似乎得出一个很学术性的结论——东北话是强势语言！

然而，当若干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却常常为东北话的“过于标准”而不甘——

上了大学，住进了集体宿舍，一下子有了一大堆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每个人的口音不同，所以当来自南方省份的同学老乡相聚或者在宿舍里打电话回家时，讲起方言时，我们这些东北地产土货们总是“如听仙乐耳暂明”——也就是说，耳是明了，但人家说的是啥咱可听不懂。而到后来，当校园里恋爱成为一种风潮席卷各个院系时，宿舍里南方情侣们打起电话几乎肆无忌惮，粗声大气，反正被宿舍人听懂的可能性近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而北方人给情人打起电话无不一手拎着听筒，另一只手恨不得把嘴直接捂到对讲的话筒炭精盘里面去——也是吗，两个人的甜言蜜语被第三人听见，无论是听者还是说者都免不了尴尬。记得当时我们所有的北方同学都觉得非常愤愤不平，这一下就比别人少了个保护隐私的利器嘛！于是，带着这样一种不平的心理，时间一长，我们也就认了命，谁让你生在中国最大的官话区呢！

这一晃好几年过去了，当年的不平也早就想不起是一种怎样的感觉。虽说人家的方言咱到现在也没学会（一句两句的就忽略不计了），但是看着天南海北的人都拿东北话当时髦，偶尔咱心里也小小地美那么一下下。英达、赵本山、白展堂（听他的口音太亲切了，就像回到了大学时代）——那可都是推广东北话的功臣啊，再加上散居在天南海北的东北同胞们坚持不懈地在各地“推广”东北话，如今听一个南方人讲出东北口音已经不是啥新鲜事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虽说这东北话现在是越来越时髦，但是学得了“形”却未必学得了“神”。这不，几天前的一次经历让我瞬间对东北话有了重新认识——

半月前我回了一趟阔别多年的母校，一别数载，故地重游愈发让我不胜唏嘘。某日中午，和文学院领导午餐时一位国际友人也在场，该国际友人实属语言天才，可以用十国语言自由交谈，这大大令我等号称外语专业毕业的“洋货”颜面扫地。席间，文学院院长亲切地问候国际友人：“我们这儿的话你都能听懂不？”国际友人用地道的中文回答：“你们这里讲的都是中国普通话，我都可以懂。”东道主接着问；“东北方言你也都能听懂吗？”远客答：“东北方言其实就是普通话，应该没问题。”

文学院院长不愧为一代宗师，谈笑风生地说出了一句不啻为石破天惊的话：“那你听听这句嘞——‘瞅他那磕碜样：埋了咕汰，贱不喽嗖，洋的二正，像个欠儿灯似的，玻璃盖咯（kǎ）出血了也不说扑搂扑搂，自己猫犄甲里得瑟啥呀！’”

此句一出，不仅国际友人立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连我也顿时慨叹这位操着一口标准吉林口音的大师是如何将这么经典的东北俚语融合在同一个句子中来的。这样一个颇有功能里的句子不仅根本无法准确地对译成英文，甚至无法用中文普通话将其内涵完整地表达出来。没看懂上文的朋友请注意，请允许本人斗胆将上文的意思大致地翻译一下，不过事先声明，这句话只能翻译出书面意思，其文化内涵要远比下面这句译文更丰富、更形象——“看他那丑态：又脏又不体面，魂不守舍，没本事还假积极，自己膝盖摔破出血了也不好好清理一下，自己躲在角落里有什么值得自我感觉良好的啊？”

洋洋洒洒地有些了这么一大篇，到结尾了对于为什么东北话如今能这么有影响力这个问题恐怕还是没发给出一个什么结论，或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其实对于每一个已经被东北话影响或者正在感觉自己的口语出现东北音调的人来讲，大家都会有一个自己的答案。郑板桥有句话说得好——“难得糊涂”，这点小事咱就图一乐呵，干吗那么较真啊，您说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