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得知《时尚》传媒集团总裁吴泓溘然长逝，格外震惊，吴总才46岁。

    《时尚》杂志三巨头原来都是《中国旅游报》的人，而我与他们又有着一段悠远的缘分。《时尚》杂志的副总刘江，我们是进入媒体圈子时的朋友。还记得1985年夏天一个平凡的傍晚，各路媒体一帮小年青在高碑店农家院刘江的临租房里聚会，他用塑料桶打来散啤酒我们一起畅饮，二十多年前的一幕至今难忘。

    命运加上创业者的魔力使得《时尚》像火箭般地腾空蹿升到遥不可及的位置，吴泓刘江多年来打拼，他们在首都的期刊市场上牢牢地坐定了头把交椅，成为了一面旗子。还能与刘江喝一顿普京（普通燕京啤酒）吗？不可能了，想像着他一定是个大忙人，时间一长便失去了联系。今天在新浪网上看到一张《时尚》创刊元老的合影照片中，五个人已经走了两位年轻人真是感慨......从气色上看刘江尚好，但愿他能听到老哥一句话，“兄弟，多珍重！为了自己和家人。”

    还是在今天，看到潜山老乡杨剑坤兄弟的博客，文章写得是那样的优美隽永，如同雪山般地真实、透明、深邃。这篇文章很巧合地与我今天的很多想法合拍，把杨剑坤兄弟的这篇博客转载在这里，让看到这篇文章的亲友，一起荡涤一下子心灵。愿平淡和安详能多一些停留在我们的精神空间，愿大家幸福安康！

下面就是杨剑坤兄弟的博文：

    让我来叙说西藏其实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我对于西藏来说第一不是狂热者，第二不是研究者，而只是一个极不经心的过客。

我们以前对西藏的了解，因为距离遥远而被极端神秘化和神圣化，今天西藏不应是被激情或谎言叙述的背景，我们需要对其平淡的精神多一些领悟和理解。 

第一次去西藏的时候没有到拉萨，青藏线还在建设之中。朋友从格尔木弄了一辆汽车，沿着还在修建的青藏线走了一段，然后扎到昆仑河去拍摄昆仑玉的采矿点。

“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 两千年前的屈原做梦都想着脚踏祥云游昆仑。两千年多年后的那个清晨，我们带着满脑海昆仑山远古的神话，踏上了寻访神奇昆仑玉的旅程。高山上终年不化的积雪与巨大山体在强烈的阳光映照下刺得我难睁双眼。神奇的白色营造着一种美玉生烟、扑朔迷离的错觉，思绪恍然若失，仿佛自己也已化身其中，那是在公元2004年。 

旅途艰辛，道路险组，我们没有看到一丝昆仑玉的本原状态，甚至没有拍摄一张出色的照片，可以说是无功而返。但那次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西藏充满未知和变故，有一股巨大的森然力量，让人感觉和绵延不绝的西藏相比,最终剩下的只有孤独、渺小与茫然之后的寂然无语。

青藏铁路开通之后，西藏会变成什么样？

当人类的工业文明高度发达以来，一部分人解决了生存基本要素后，就转入对生存意义的追问：为什么而活，从哪来，到哪去？由此，尚处于农业时代，没有被工业化的西藏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一个特别的符号:它包括了文化、宗教以及地理意义上的诸多寄托，西藏成了幻想中的世界最后的秘境。

事实上，西藏确实和别处不一样，西藏文化的独特性在于它的平静和安详。人们敬畏神灵，价值观单一，没有纷繁的欲望。这种洁凈的平淡与工业文明社会的情状正好相反，这样一个充满了宗教、草原、雪山的地方，必然成为一个符合童话与神往的所在。它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心灵皈依的可能想象。

第二次去西藏是在2008年的1月。从一家杂志社辞去庸凡的工作，在北京西站坐火车去拉萨。路上大概用了40多个小时，感觉很简单，除了冬季的高原反应导致的头痛之外和回趟老家一样轻松。

一般人普遍认为，西藏的文化生态也像它的自然生态一样，是脆弱而难以恢复的。

火车开进拉萨，不断解除着西藏的神秘性。当这种神秘性越来越多地被解除，在一些盲目崇拜的人们心中西藏的符号意味将消失，甚至有人会说，西藏原来也不过如此，而有人将感到失落。

那次我们又开着车沿着有着无数传说和传奇的滇藏线遛达。一直深入到中印边界上的察禺僜人部落。与其说是少数民族部落，还不如说是中央政府扶持下的新农村。僜人已从高山上集体下迁，村落里几乎家家都有自来水和电视，还有着很现代化的公共卫生系统。僜人过着既传统又现代的悠然生活。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杞人忧天式为西藏担忧，其一，西藏人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力和方式。其二，西藏绝对不是一个孩童，他是一个历经无数变故和寂寞的老人与智者。它的平淡和包容要远远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境界。从主观上说，当我们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希望西藏是怎样的时候，首先应先尊重西藏人自己的选择。人们认为西藏是个精神符号，但西藏也需要融入世界，它不可能成为一些人极端臆想的神秘化石。

在和僜人朋友的交谈中发现他们不愤世疾俗，也不急功近利，僜人生活在传统文化语境的同时依然平淡和这个世界保持着同步。酋长据说曾经拥有8个老婆，自称已有80多岁，但在我看来它是一个标准的时髦“色鬼”，他一边不停给我们灌输他们家族自己酿造的青稞酒，一边不停地和说着千里之外北京城里的艳色故事，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明亮、天真和平和。

平淡是一种地老天荒的修炼，是一种很高的海拔和力量，就像西藏。我们永远无法狂妄地改变它，也不可能自私的占有和固封它。那蓝天和山峦之间的人文空间只会是我这些过客们的逆旅，而不会是我们所能拥有的所谓家园或其他。在那里我们总会要谋划回家的路径，仿佛看不见的宿命。随着人们对西藏的体会增多和认识的多样化，我觉得关于西藏的摄影风格也在随之改变。更多的人在用更多的心态更多的视角来看西藏。从以前的纯粹自然风光和程式化的宗教摄影在向丰富多彩的平淡安详的人文细节转换，而且表现手法更趋多样，从以前的猎奇趋向平和。

    在喜马拉雅的阴影里

    喝下僜人酋长混浊的米酒

    那个寂静的下午仿佛是一个善良的阴谋

    他说要送给我十头耕牛、三十亩土地和一个退休的老太太

    我知道那只是简单的一个玩笑

    一转身突然发现自己比那些苍老的风景更苍老

    那一刻流水在巨大山峦的边角流淌

    雪山洁白得如醉如痴

    西藏平淡安详得让我无话可说

    这是我从西藏回到北京后写的一首诗中的几句。在西藏我看过那些巨大的风景，我们会慢慢学会像西藏一样平淡和安详！

 。

我的祖父张恨水和他的抗战文学

张纪

 八月十五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抗日战争的炮火硝烟已经散去了64周年，对于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来说记忆是难以磨灭的，而对于后人，我们则更感激前辈留下的那些文字和书籍，让我们跨过岁月的长河，缅怀民族英烈，感受同仇敌忾的歌声和力量。

《虎贲万岁》这部小说是我祖父抗战后期的一部重要的作品，从战争的首都重庆的茅草屋忍受着蚊虫叮咬，一直写到了北平收复了的古都桌上有了雪亮的电灯，全景式描写了“常德之役”的始末。他能够写着八年抗战中最光荣的一页，这光荣是74军57师的壮士给予的。这八年抗战写国军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的浴血奋战，在文学史上还很鲜见，因此这部书就更显弥足珍贵。

1943年10月，日寇的华中部队横山勇13军，分别由沙市、岳阳渡过长江和湘江，大举向常德进犯。当时驻常德守军代号“虎贲”，虎贲古代指勇士的意思。74军57师在该师师长余程万的率领下，全师8000人，与多出自己八倍的日军拼死一战，苦撑十余日，没有使常德陷落敌手，为援军合围争取了时间，最终日寇不得不窜回长江北岸，但这十余日的苦撑8000人只有83人生还，这就是抗战后期的“常德会战”。

常德会战数月以后，1944年初，我家重庆南温泉的茅草屋突然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他们一身戎装，面孔晒得很黑，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祖父见到两位大兵不请自来，自然有些愕然，这两位大兵自我介绍，这才知道是不久前死守常德的壮士，祖父顿时肃然起敬。据我伍叔回忆，当年他还是个孩童，祖父赶紧让他跑腿到镇上买包好些的香烟，这是我家在重庆南温泉时很少见的待客规格，当时无论怎样的文化名流到我家做客也没有过这样的待遇，都是共吸又苦又臭的廉价烟，抗战时期彼此彼此。

交谈中，两位大兵说是师长余程万派来的，余师长希望张恨水能够把常德的事迹写下来永垂青史。他们是武人拿得了枪杆拿不了笔杆，而在百姓中祖父张恨水先生的笔杆是很有名气的了。

我祖父一面感到荣幸，一面感到为难，他不懂军事呀，似乎无从下笔。这两位客人却一定要我祖父写，并且说可以提供充足的材料，在没有办法推辞的情况下，祖父只好答应从长计议，将来再说。

两位客人中的一位，住在土桥，离南温泉只有几公里路途，此后便常常到茅舍来和我祖父聊天，久而久之成了朋友。几个月后见我祖父还没有动笔，就十分诚恳地说“张先生不能拒绝，我是在为57师阵亡的将士请命。”说完他打开带来的两个大包，从里面拿出地图、相片、日记、剪报册等等三四十种材料，一一呈在我祖父面前。这样，祖父不好再说拒绝的话了，只好答应先看材料，有时间一定写。这两位客人也轮流到我家闲聊，问材料看的怎样了。祖父说看是看了，有些地方不懂。他们就问什么地方不懂，只要祖父提出，他们便详加解释，并且表演作战的姿势。甚至哪天刮风，哪天下雨，炮是怎样响，子弹在夜里发什么光，都不厌其烦地详叙。我祖父为他们的热忱感动，更为57师的将士壮烈事迹所激励，终于开笔《虎贲万岁》。祖父写小说，向来暴露多于颂扬，这部书却是个例外，他极尽颂扬57师将士的常德之战，57师守军不能说毫无弱点，但他们战死到只剩下83人，他们尽了全部的力量。祖父在小说的序言中说：“我愿意这书借着五十七师烈士的英灵，流传下去，不再让下一代及后代人稍有不良的印象，所以完全改变了我的作风。”我祖父写了一部人是真人，事是真事的战史。

社会和言情是我祖父创作小说的两大法宝，将社会言情结合起来是他的创造。他的前期作品以言情为主，以社会为辅，比如家喻户晓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夜深沉》这种组合创造和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辉煌。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祖父写了大量的抗战小说，有《太平花》、《杨柳青青》、《满城风雨》、《敌国的疯兵》、《虎贲万岁》、《巷战之夜》、《大江东去》、《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啼笑因缘续集》，等等。我祖父还唯一一次自己自费出版了《弯弓集》（比喻弯弓射日），有自己满含激情的抗日诗词、笔记、小说、和剧本。他的抗战作品以社会为主，以言情为辅，这种组合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成就，有专家认为不如前期作品。然而大敌当前的当头，我祖父心甘情愿地丢掉了他擅长的一面，努力弥补着他不足的一面，他在多种场合，多篇文章中所说的：“一个文人、一个书生在抗战的岗位上也要尽其所能。”而这些深受民众欢迎的文学作品也确实起到了“鼓励民气之意”的作用。

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汤哲声教授对祖父的抗战作品很是感慨，在一次《张恨水抗战作品研讨会》上他说：“张恨水主要秉持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将文学作为消闲、趣味的对象固然是大多数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学观，但是民族气节作为人格原则被列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在追求文学的消闲趣味时，在民族气节的问题上，中国传统文人们从来是不含糊的。小说情节中只要涉及到国家民族的问题，他们的态度马上会严肃起来，并常常将国家和民族的态度作为小说人物的人格完美的一种升华。”

汤教授认为：张恨水的这些“抗战小说”创作的根本驱动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气节。

 虎贲古代勇士的意思，我祖父和他的知识界艺术界的兄弟们在民族危亡的时候，没有退却，他们同样是虎贲，“虎贲万岁！”

父亲大学毕业时，父亲的父亲，我的祖父送给了他一辆德国产飞利浦自行车。

父亲读的是华北大学，华北大学是从延安辗转迁到北京的，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中国人民大学。1949年祖父得了脑溢血病，家里的收入少了，所以父亲上了一年旧大学后又改上一切供给制的华北大学，父亲是八个兄妹中的老大，上华北大学为的是减轻祖父的负担，当然也有投身共产主义理想的意思。父亲的毕业照片上是一片穿着黄军装的如豆粒般大小的人影，我还是能够从这一片豆粒中一眼认出父亲。1952年父亲留校在经济计划系任教，他骑着自行车往来于祖父住的砖塔胡同和学校，两边都要顾着，一辆自行车传达着他们父子浓浓的爱。

到了我记事的时候人民大学早已经迁到北京西郊的新址，父亲的这辆自行车已经是旧的了，车灯还在，一个像小油壶一样的发电装置依靠对前轮的摩擦而发电，但车灯从来没有亮过。稀奇的是这辆车是“倒轮闸”，骑行的时候只要轻轻往后一倒，车的中轴轴承里的制动功能发挥作用，车就会平稳地停下来，你要是猛倒，车就急停，真是妙不可言。在这辆车上永远没有换闸皮、闸线的可能，永远不会有车闸不灵的时候。倒轮闸的自行车除了我家这辆，我至今没有见过它的同类，生活在今天的年轻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

在我童年的时候父亲会骑车带我出门，我麻利地往大梁上一窜一坐，便同父亲一起迎着风前行，有人说父亲的爱像山，对于我来说父亲的爱像大梁，因为只要父亲推上车，只要父亲让我坐上自行车的大梁，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我们家族的传统习惯是偏爱女儿，和别家有些相反。再加上我出生的时候缺钙，费力气的事我要不了多久我就会找一棵树靠一会，像一个受气包，很不着待见。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大梁上我会得到有一种含蓄地爱的补偿，父亲一定有这样的用意。

在夕阳西下的傍晚，父亲时常骑着他的车到人民大学门外农村的一个小酒铺打上二两酒，打酒的时候要切上几片小肚或者蒜肠。我在旁边站着，看着伙计用干净的豆包布擦了擦砧板，拿出喷香扑鼻的熟食，用宽阔的菜刀薄薄地均匀地片上几片，伙计随后拿出一张草黄色的小纸头接住熟食再垫上一张大纸将包打得有棱有角。闻着酒铺里弥漫着的酒香，看着伙计的精湛手艺，我很陶醉。更美好的时候到了：在伙计称好熟食打包之前这一个关键十分，父亲会捏出两片熟食塞进我的嘴里。那种沉稳淡定的动作，我觉得专利是属于父亲的，就像一个老鸟一个小鸟，伙计会意地一笑。回来的路上父亲推好车等着我窜上大梁，坐在大梁上的感觉真好，因为背后是父亲暖烘烘的慈爱。当然也有不太美妙的时候，比如去海淀，或者更远的地方，那一根大梁的座位会使我屁股发麻，从车上下来一瘸一拐地像个小老头，我还是会嘻嘻地傻笑，和父亲在一起是不太容易的事情。父亲1964年调到了二外，而我们依然住在人大，只有周末，只有父亲心情好的时候我才有坐在大梁上的待遇。我盼着礼拜六的下午，盼着父母回家，这是我一周中最大的念想。

文革中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父亲被扣上了一个“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帽子。有人揭发我父亲在1944年填写过入“三青团”表，我父亲不承认，而在查敌伪档案时，1944年伪三青团中确有张小水的名字。我父亲承认1946年春夏在安庆中学填过表，但没参加过活动，那时是全校集体填的，那些初中的青年为了升学，为了找工作有“组织”依靠，不能得罪校方，基本上都填了。其实，校长周平是我三爷爷同学，教导主任桂凝露又是我父亲的姑父，家里靠着祖父的笔杆子正是如日中天的时期，用得着再靠“组织”讨生活吗？父亲没有介意他的历史问题。厄运没有轻易放过父亲，有一次学校让我父亲和一帮子“有问题”的老师们打扫卫生，那时校园里到处都是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自然有些残破的飘落在地上，父亲将这些残破毛像打扫在了一堆，该如何处理呢？父亲多了一个心眼，请示上级，上级领导说：“找个安全的地方烧了吧。”父亲照办了，结果又有人揭发，父亲又添了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这一飞来的横祸对父亲的打击很大。“人心叵测”对父亲来说文革给了他最直接的教育。父亲的胸怀是那样的宽广，我们甚至没有感觉到他是压了“两顶帽子”的人，每次回家，他都笑眯眯地，在厨房里做几样拿手的小菜，陪着祖母一起喝上二两，全家其乐融融。而由于路远，父亲回家总是要比母亲回来晚得多，有一次父亲说，这个月钱不够花，他没有买月票，改骑车了，从东郊二外到人民大学有五十多公里，骑车怎么行？父亲就为了省5块钱的月票！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二外在哪里。寒冷的冬季，每个周一的清晨，天还是黑的，父亲出门了，他要赶在8点钟以前到二外，我后来知道教师是最守时的一种职业，尽管那时已经没有书可教。父亲是顶着星星走的。我又要盼着周末了，我爬在四楼的阳台上望呀望呀，终于看到父亲了，父亲骑车很慢，但并不显的疲惫，父亲顶着星星回来了。

 1969年这辆倒轮闸自行车跟着我们到了湖北沙洋，我母亲所在的“五七”干校。这时候倒轮闸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原来的颜色，锈色斑驳，松松垮垮，干校里没有人骑自行车，因此也找不到修车的地方，倒轮闸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我曾经推着它到十公里外的沙洋镇修车，补了车带上的六个洞，换了六个钢珠，师傅要了一块五角钱，修车的价码让我心惊肉跳。师傅一边补带一边赞不绝口地说：“好车真是好车呀，这辈子没遇上过几次这样的好车。”我说：“这车哪好？”他给我展示了一下，用锋利的刀子在轴碗上刮了几下，没有任何痕迹。“你看这钢，哪个车比得了。”

父亲很快也要去干校了，在河南明港。就是杨绛写过的“五七”干校，和钱锺书、俞平伯等人在一起的那个河南明港“五七”干校。干校基本上都是集体生活，父亲带着老祖母，领导上只好另行安排，在明港镇附近的油库居住，而父亲上班的地方在大湖，又是一个漫长的“上班”路途。父亲开始想念他的自行车了，来信让我托运给他。母亲将倒轮闸用破布条缠了又缠，缠得像一个窝囊的败兵，然后放心地让我托运给父亲。

我骑上这个败兵一路狂奔10公里到沙洋镇，而找到托运站又要颇费周折，在汉江边的一个高坡上，我问了无数人终于找到了托运站的所在。一排红砖房子，空场上笸箩里晾晒着大量的萝卜干，又是鸡又是鸭就是没有堆积如山的货物，有两个女人和一个戴眼镜的老头，穿着打扮都是清清爽爽的。我把车推了上去，汉江大堤下，白帆点点汽笛长鸣一排壮阔情景。沙洋托运站的人看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办理托运，觉得稀罕！繁杂的手续在他们耐心热情的指导下终于完成，对我还是赞不绝口：“我们这里的孩子跟你这么大还吃妈妈奶呢，你怎么就能办这么大的事。”我顾不了他们夸张的表扬，办完了手续还不肯走，担心倒轮闸到不了父亲手里。老头少妇热情地告诉我绝对没问题后，我才心存余悸地离开，一走三回头地望着那辆倒轮闸，就跟它要死了一样。过了有一个多月父亲来信了，父亲说自行车收到了。父亲骑着它往返于家和上班的乡间土路上，路的两边是稻浪滚滚、稻花芬芳扑鼻，美丽的自然环境使人们返璞归真。父亲这时候的心情是很好的，这时候大家都一样了，广大革命师生和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严重历史问题的、罪恶累累的师生都干一样的活吃一样的饭，跟共产主义似得。父亲什么也不想，只知道一个劲地劳动流汗，说还长了好几斤肉。那时候的人都很瘦，父亲本来就是瘦人，长肉很不容易。我猜想，祖母一定和我们在的时候一样，每天盼着父亲回家，祖母做好了饭要看着父亲喝上二两。

油库院子有一只大狗叫黑子，是父亲的朋友。父亲后来得意地说，很远很远黑子听到倒轮闸的声音就会欢天喜地的冲过去迎接父亲，在父亲的车边用它认为最优美最热烈的姿势撒欢地跑，黑子是父亲最忠实的守望者，父亲此时得到了一些欣慰，他的孩子们不在身边，黑子代替了我们。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了，一天我看到干校的人们有些神神秘秘，说是有重要的中央文件要传达。几个小时之内分了几个级别传达，到了半夜最后一个层次是全体党员。实际上到了党员这一层也就到了全体人民。女人是党员丈夫不是，躺在身边能隔夜传达吗？我是在上学的路上，一个家里有党员的同学传达给我的。我懵了，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从心底里“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过，他怎么就死了呢？而且是这么个死法。

1972年所有的干校都开始陆续回京，父亲又准备教课了。父亲不再需要自行车，他们有了大轿子班车。

这辆倒轮闸自行车正式继承到了我手里。我上中学，路途也很远，班里的同学们都要骑车，我的倒轮闸实在是爷爷辈儿的，成为了同学们的笑料。不仅在班里就是在学校的存车处，评选最破的自行车也能轮上我的倒轮闸。我不甘心他衰老的模样，省吃俭用零花钱，为它换过前轱辘，后来又为它换过后轱辘，再后来分阶段为它换过前后崭新的挡泥板，配上了闪亮的铃铛，脚蹬子，这辆车的骨架还是倒轮闸。放在当今这是个巨大的损失，因为已经让我改造得没有了飞利浦的痕迹。我早已经钟爱上了倒轮闸，不在乎同学们的嘲讽和怪异的审视，我心理的安慰是：这车的架子好呀，钢好呀。常常会想起沙洋修车师傅的鉴定。

父亲因为坐上了班车，每周末回家要比母亲早许多。母亲带着小弟弟从干校回来重新分配工作在北京远郊的密云。还是一个又一个周末的傍晚，我在汽车站旁盼望着、等候着，还是白石桥到颐和园这条熟悉的公路，还是在高高的大杨树下，一切都还没有变。我接母亲和尚在幼儿园的弟弟回家，弟弟坐在自行车的大梁上，他痴迷地听我出神入化地编制着一段又一段童话。

父亲在高高的四楼窗口看到了我们，他欣慰地笑了。

08年5.1孔老师与博主在芜湖合影

电视传播的雅与俗

■  孔庆东

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从全人类文化事业的视角来看，传播变成了一个领头的专业，成了一只领头羊。但对于传播的重要性，我们国家还没有提到战略的高度上加以重视。我们在传播问题上，一直是作小伏低。近年来，不论中国在其他领域取得多么大的成就，都不能改变我们在传播上越来越不占上风这个事实。不是鹦鹉学舌，就是四面楚歌。不要说一言九鼎，连自圆其说的境界，似乎都成了梦想。

最好的传播是“软性传播”，就是迂回的传播。外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结比中国严重得多，可他们是通过“软频道”，通过文艺，通过好莱坞影片，通过无数的插科打诨、搞笑的节目，就达到了爱国主义宣传的目的。我们现在理解好莱坞大片，仅仅理解到工业的层次，更重要的层次是，好莱坞大片是美国文化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好莱坞影片所到之处，就在制造美国神话，就在征服你的民心，就是让你觉他那个国家好。

所以我觉得，中国目前到了一个必须从文化战略高度上来重视传播的时候，应该把传播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专门的领域来搞。我们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从很早时期开始，就对传播问题重视得不够。

谈到现代化，从“五四运动”开始，从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这一代人开始，他们的思想是中国当时最深刻、最进步的思想，可他们的思想没有能及时地转化为社会资源，他们的思想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传播。鲁迅这么了不起，他的小说在当时也就印几千本。几千本的印数在一个拥有四万万国民的国家里边，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新青年》这么重要的刊物，在四川省，只订了两份。甚至，连鲁迅自己都不能启蒙自己的母亲，他的母亲并不读他的书，他母亲最崇拜的是张恨水。

鲁迅没有长篇小说——长篇一般比短篇通俗，他的那些短篇小说写得多么深刻，很多人都读不懂，也不符合大众的阅读习惯。一上来就是《狂人日记》，谁也读不懂！《药》的开头多么深奥——“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什么意思啊？中国人不习惯阅读这种东西，需要一个中介，把鲁迅这么凝炼的思想转化成广大民众可以接受的一种产品。那时候没有电视，那时候的第一媒体就是报纸。鲁迅自己很重视传播问题，所以他勇于把自己的文章拿出去发表。鲁迅当年的文章都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之类的副刊上，文章的旁边是明星的花絮、各种广告，可鲁迅没有觉得这样就没面子了、就不高雅了等等。可是靠鲁迅一个人这样做没用，因为在当时，从国家到知识分子这个群体，都没有注意传播鲁迅的思想。那么谁注意了呢？

恰恰是我刚才提到的张恨水，就是“张恨水”们。张恨水他们的作品的发行量是巨大的，他们是和普通读者、普通受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看，决定和影响一个国家公民素质的最重要因素，不是这个国家有多少个“鲁迅”，而是这个国家有多少个“张恨水”。鲁迅这样的文化大师，把人性分析得这么透彻的，在20世纪没几个，起码日本没有这样的人，美国也没有，大概法国、德国有两个。可是人家有无数的“张恨水”啊，人家有好多“金庸”啊。

一个国家的文化，如果首先不考虑你的受众是谁，不掌握你的受众，你这个文化就是没有力量的文化。

这样我就想到一个和雅俗有关的问题。我用了很大精力去关注中国的大众文化，关注通俗文学的问题。通俗文学、通俗文化、通俗文艺这些概念，在我们中国人的理解中，有一种贬义存在。这些词如果翻译到西方去，并没有贬义。这个贬义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从“俗”这个字来的。中国人一看到“俗”，就认为是一个不好的评价。“俗”就意味着低级，“雅”就意味着高级，这是我们汉字的多义性所造成的。

在西方，说一个人是大众作家，这不意味着贬低他。反而意味着，他拥有数量极大的读者，他的作品社会影响大，老百姓喜闻乐见。在法国，巴尔扎克、大仲马这样的人是被当成民族英雄来崇拜的，他们可以进“先贤祠”。而我们国家会把金庸当民族英雄吗？是金庸，使海峡两岸的人、使港澳的人、使东南亚的所有华人、使北美欧洲的所有华人意识到，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是一个共同体，我们都是“郭靖萧峰的哥们儿”。难道金庸不是民族英雄吗？

通俗的问题原来这么重要。我用了很多精力去探寻“俗”“雅”这两个概念的来源。

“雅”，原来的意思就是夏，指的就是夏王朝所在地，那一块地方叫“雅”，一个地域性概念，就好像河南叫“豫”一样。其他的地区叫“俗”。这一开始只意味着地域差别，并不意味着高低。

“雅”和“俗”的明显分流，第一个把“雅”和“俗”明确分开的人，是屈原，他赋予了“俗”这个字以很专门的含义。就是说，我保持个人节操，我这样的人要命名，叫“雅人”，别人是“俗人”。俗人到此就有了很不好的意思，包括小人、品德不高、知识不高、境界不高等等意思，都装在这个“俗”里边。有的朋友看我文章里写在卫生间读书，以为我是故意调侃，其实我说的是大实话，卫生间里为什么不能读书啊？我认为，最能使人感情快乐愉悦的书都应该在卫生间里读，调节内分泌嘛。“俗”这个概念，看明白它的来源之后就应该知道，“俗”并不代表天然的等级低下。

明白了这个问题，我们对传播就可以有新的看法：不要怕别人说你俗。“俗”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就是一般人理解的，低俗，品味不够，档次低；第二个含义不含褒贬，它只是一个影响力的问题，影响力大小、是否与大众结合的问题。如今，在传播问题上，要重新调整思维。我认为，人首先要不怕俗，但是不能抛弃雅。怎么调整好它们的关系呢？我觉得要这样——俗中求雅。

俗中求雅首先要立足于“俗”，不能够一开始就去追求“雅”，特别是对于电视节目来说。电视首先要清清楚楚地认识到，它是为大众服务的。我一个寝室的同学阿忆有一个邪门观点，他说，一个电视节目，凡是大学里的专家反对你，就说明你成功了。这话说得有点极端，但我们要吸取他合理的内容，他讲的是有道理的。一个电视节目好不好，可以开专家研讨会，把专家们请来听他们的意见，这个意见可以听取参考，但不一定要听从。有的时候恰恰要当一个反面参考，专家越不喜欢的节目，可能恰恰是好节目，专家当年还不喜欢《小二黑结婚》呢，事实证明，《小二黑结婚》是伟大作品。

干电视的人要有很广博的能力，知识要广博，但是这个广博又不能杂乱无章，必须以传播理念为核心来组织你的知识，组织各个部门的资源。前几年有一次，中央电视台绑架了我们一些所谓专家，关了好多天，天天强迫我们看世界上几十个频道的节目，看人家是怎么做电视的，然后让我们给他们当参谋。我看完之后首先一个感觉就是，我们跟人家比，落后太多。不论是传播理念的重视程度，还是这个手段的使用。我抓住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你心里面有没有受众。

我讲一段《百家讲坛》的历史。《百家讲坛》早期是一个没什么影响力的节目，节目组的一些同志感到很自卑，觉得自己不被领导重视，被弄到这么一个破栏目，不过就是找一个老师讲讲课，弄得很沮丧。节目开始不久，一次他们找到我。我说，你们应该高兴啊，这是你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当老师的可以在电视上讲课，这是中国电视的一个巨大进步啊。你们的观念有问题，你凭什么认为讲课就不会有收视率呢？《幸运52》、《开心辞典》当然有收视率，但那是它那个群体的收视率，还有别的群体想吃某种饭吃不着呢。大多数人想吃汉堡包，有人供应他们，但是现在有人想吃馅饼，就是没人给做，这些人是渴望着馅饼啊。我相信，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学术跟社会已经脱钩很久了，人民需要学术，我相信学术是有市场的，关键在于节目怎么做，老师怎么讲。

我觉得这个节目立足于“俗”，是立足到位了，而“俗中求雅”则是它成功的要点。“俗”是它的形式，就是用通俗易懂的形式、语言、表达方式，传递“雅”的信息，把握好这一点，这个节目才可能持续发展。现在全国很多台在克隆这个节目，但是可能只克隆了它俗的那个形式，雅的这一点如果跟不上，它就有一个危机存在。这个节目应该是传播学术成果、传播思想的节目，单单有一个“俗”的形式是不行的。

所以对于电视，我们首先就该认识到，电视是俗的，不要以俗为耻，我们就是为俗人服务的。你看看古代的那些圣贤、文豪们，基本上都是俗中求雅的。李白杜甫曹雪芹，莫不如此。你看看杜甫写的，都是老百姓那些事，“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很普通的日常生活的细节，但是里面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我觉得电视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而我们大学里的学者要做的是相反，我们应该在提高的前提下来普及。我们先要提高自己的学术研究水平，要站到世界的一个制高点上。比如说，我是研究鲁迅的，我必须能和世界上一流的研究鲁迅的学者，不论国内国外的，跟他们对话，掌握最前沿的信息，然后把我的研究成果、我得到的信息，通过某种形式传递到社会上，让人民都知道鲁迅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它就上下沟通了。

跟俗中求雅相关的，还有两个配套问题，一个是小中求大，另一个是稳中求变。

我觉得电视不适合于讲大问题，要少讲大问题。一家电视台如果有100个栏目，有不到5个栏目去讲大问题就够了。因为电视是个时间艺术，它转瞬即逝。我有一句著名的调侃，我说：看电视的乐趣就在于换台。这是真实情况的描述，我看电视都是同时看全国所有的台，我是一遍遍地轮着按那个遥控器。按累了，遇到某个喜欢的栏目，多看一会儿。我喜欢看戏曲，喜欢看各个省的地方曲艺，但剩下的时间我就是不断地换台。好的电视栏目，应该是讲一个具体的问题，小视角、小细节、小故事、小道理，然后积小为大、积土为山。

还有这个稳中求变，也是我看了很多国外电视节目的一个感受。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电视变化太快、栏目更换太快，经常创建新栏目、新节目，一个节目老变换花样、变换嘉宾、变换舞台布置、变换背景……有些电视台的领导不知道为什么那般弱智，老以为变换之后，就会让人家喜欢，让人家耳目一新。你每天回家看到你太太都新做了一个整容，昨天林忆莲，今天李宇春，你会喜欢她吗？还不恶心死？我看国外电视不是这样，国外的电视经常是几十年不换，什么都不换，一个脱口秀节目也好，一个小品节目也好，一个新闻访谈节目也好，就那个主持人从年轻主持到白发苍苍，从“二战”以后一直主持到现在，不变！那个《狮子王》天天晚上都演，那就是人家的样板戏！整垮了咱们的样板戏，可是人家天天都看样板戏。样板戏的精髓就是千锤百炼的精品意识，精品出来后，就长期不要变。什么叫品牌的力量？不要老他娘的创新、创新！创得老百姓天天伤心！品牌的力量首先是让人熟悉。品牌的力量来自于历史，一个节目你只要能够好歹撑上10年，你就成了一个品牌，不要怕庸俗。我鼓励大家一句：一个人要敢于坚持庸俗20年，那就是不俗。问题是我们很多人没有这样的勇气。我当初以金庸作品研究为副业，写了点研究金庸的文章，受到多大的压力啊。王八蛋们都拿这个事情来批评北大，说北大堕落了，北大的老师研究金庸！搞得北大领导都很自卑。其实看不起金庸的王八蛋们，没有一个是对文学真正感兴趣的，都是拿着文学在搞阶级斗争，凡是中国人民喜欢的，他们一律反对就是了。其中大多数根本没读过金庸，口口声声说金庸不如托尔斯泰，其实托尔斯泰他们就更没读过了，明白了吧？盲目反对金庸的人首先是小人和骗子，跟反对鲁迅的人有很大的重合。真正严肃的学者，假如没读过，人家就不会发言。这个压力压了这么多年，怎么样了呢？慢慢地你会发现，只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就要像泰山一样屹立不动，坚持下去。事后会证明你是对的。

所以搞电视要立足于稳。我经常批评央视，其实比较而言，央视还是全国电视台里做得最好的，稳重大气的栏目最多。我觉得各地方台要学习中央台的《新闻联播》，人家《新闻联播》多稳啊，多少年不变啊，主要的播音员岁数都大了，很多观众都要求换，人家就是不换，不换你也得看啊！最近听说要变了，我担心变成港台式的狗蹦子，从罗京式的“瞪着眼睛胡说”变成罗锅式的“眨着眼睛乱说”。当然，稳中稍求一点变，是可以的，但不要变化太多。这个方面我觉得要学习《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就是基本格局稳定，适当变一点小花样，但总不能变得不告诉你今天的气温吧？不能东拉西扯说了半天，最后一拍桌子：“要知今天气温多少，咱们明天——接着说！”不能变到这个程度吧？苏东坡有句话：“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休克疗法，对于中国的改革，是万万使不得的。

总而言之，我觉得在今日中国这个情况下讲电视节目，在重视传播的文化战略意义的前提下，做到俗中去求雅、小中去求大、稳中去求变。你过个七年八年，过个十年二十年看看，那个成就一定会像我们鼓吹的改革开放一样，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伟大的成就。

1924年，成舍我先生以二百元本钱起家，要自己做老板，办一份《世界晚报》，他欣赏我爷爷的才能恳切邀请他辞掉一切工作加盟《世界晚报》。我爷爷与成舍我在《益世报》相处中，觉得很合得来。成舍我也是个贫寒出身的才子，从上海到北京来，行囊中只有几件单夹衣衫，但一部《白香词谱》却随侍在侧，在《益世报》和我爷爷诗词唱和经常通宵达旦。我爷爷认为成舍我是可以同心同德建设文人千秋大业的朋友，于是辞掉所有工作加盟了《世界晚报》。

我爷爷虽然在靠写新闻拼命挣钱，但并没有泯灭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他也看不惯《益世报》老板杜竹宣的作为。他对成舍我先生的才干和魄力素来钦佩之至，自己办报纸也是他的宿愿，他欣然接受了成舍我的邀请，辞去了所有的报社职务和丰厚的收入，成了《世界晚报》的开创者之一。

《世界晚报》于1924年4月创刊时资本少，人手少，爷爷在此时负责副刊编辑。当时办报的还有龚德柏先生，也是办报高手，素有龚大炮之称，吴范寰先生，做报纸发行和企业管理，他们与成舍我都是北大同学，四匹马套在一起拉车志同道合不谈什么待遇了。爷爷初办《世界晚报》副刊时是唱独脚戏的，几乎没有外稿，连编带写一人包办，苦心经营着他的副刊《夜光》。为了文字质量，也为了经济紧缩的关系，《夜光》初始，小说、散文、诗词、小品、掌故、笔记、戏谈等等常常包写全版，全是他一个人来。所以我爷爷的笔名非常之多。初期的《世界晚报》是相当进步的，北洋军阀张宗昌到了北京，多次以赤化通敌的罪名屠杀进步新闻记者，1924年4月枪杀《京报》社长邵飘萍，8月7日枪杀《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成舍我先生颇有些豪情地对同仁们说：“你们可以先避避风头，军阀总归要骂的，张宗昌不会长。只要新闻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登，如果出了事，打官司坐牢归我去。”第二天成舍我先生就被宪兵抓去了。

     我读过一些爷爷的时评、随笔，实在是佩服那时文人的勇气，爷爷在副刊上鞭笞北洋军阀政府《势力鬼可起而为总长》、骂大军阀曹锟的《曹三爷不辨水旱》、讽刺杀人如麻的奉系大军阀张宗昌《张宗昌可以上天桥卖布》。居然不被邵飘萍、林白水的前车之鉴所畏惧。

    有一天我随手翻看了一段爷爷写的“老新闻”竟沉默良久：《和平门内花台》载于《世界晚报》1928年4月8日，全文只有百来字。

“去年和平门成立而后，门内马路中间，建筑花台，种了许多花，到有些蓬勃的气概。不料到了今年，凋谢了十之四五，到了明年，不是花台，恐怕是土台了。我很不明白，为什么市政当局只管种植，不管保护，既要载花，当然望他垂之永久。若是不望他好好地长着，何必多此一栽？栽了不管，这个理由，请了载花的人自己来说，恐怕也是无辞可措。中国人办事，就是这样打吗啡式的，一针下去，兴奋起来，马上就精神勃勃，药力过去，就无能无为了。扩而充之，就造成了一个一事无成的局面。”

2002年我上班的地方《北京娱乐信报》就在和平门烤鸭店的五楼，每天伏案疲惫的时候我都会凭窗面对着一个巨大而静止的建筑工程，一打听塔吊安静地伫立在那里已经六年之久，这是一个“烂尾楼”，就在和平门十字路口的西北角，我会沉重地想到：这里是八十年前的和平门花台的所在地吗？

成舍我有惊无险地被营救出来，《世界晚报》报纸新闻和评论的锐气大减，发行量也开始萎缩。

成舍我知道我爷爷曾在南方的报纸上连载过小说，于是邀请他在《世界晚报》上写小说连载，写一部长篇。这部长篇就是他的成名作《春明外史》。副刊“夜光”为晚报拉来了许多读者，特别是《春明外史》竟引发了意外的轰动，从1924年4月16日第一天刊载，得到各方面的关注，并成了北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沸沸扬扬很是热闹。每日下午两三点钟，就有不少读者在报馆门口排队，焦急地等待当日的晚报发售，以争先睹《春明外史》为快。读者没有想到，他们焦急、耐心地排队居然要持续五年，一直到1929年1月24日，这部百万言的巨著才告完篇。

《世界晚报》发行量因连载长篇小说《春明外史》而直线上升。

成舍我有了第一桶金，第二年的5月1日又办了《世界日报》，对开四版，很快发展到对开八版。半年后成舍我又开办了《世界画报》，胶版纸印刷，每周日四开四版。我的二爷爷张啸空字心衡此时也加盟了报社，当社会新闻记者。爷爷还是编副刊，为《世界日报》副刊起名《明珠》。《世界日报》很快成为北京销路最好的报纸，来稿也多了起来，《世界日报》的编辑记者集合了很多当时京城文坛高手，有龚德柏、张友鸾、左笑鸿、罗敦伟、万枚子、黄少谷、张友渔、萨空了。办周刊的有刘半农、周作人、黄庐隐、石评梅等人。这简直是现代文化史上的精英大荟萃。爷爷为新创刊的《世界日报》撰写了长篇小说《新斩鬼传》供其连载，刊完后又撰写了《金粉世家》这部近百万言的巨著，《金粉世家》又一次引起轰动。张恨水三个字在北京真正家喻户晓了。爷爷将老家的祖奶奶、他的弟弟妹妹们老老少少十几口子接到了北京，住在未英胡同30号，一个有五进的大院子。

成系报业的勃兴，使成舍我成为报业的巨无霸！我爷爷与成舍我的相识是因为诗词，他们共同办报长达十年，他们有共同点，都能诗能文，都主张新闻自由，为民而鸣，针砭时弊，都不愿充当北洋军阀的喉舌，他们是好朋友，但在工作上他们是老板与伙计的关系。在办报宗旨和个人信念上也有诸多不同，成爷热衷政治，善交际，长于辞令。而我爷爷从不涉足官场，讷于言谈，比较含蓄中庸，最终他们还是分手了，造成他们分手的原因是经济问题。

由于成爷在上海又办了《民生报》、《立报》，摊子铺的太大。北京的报业交给了他夫人杨璠，报馆员工的月薪常常拖欠，杨璠只能打白条。一纸欠条对我爷爷来说简直是对友谊的玷污，多年的朋友还能赖帐吗？爷爷当时可能把欠条应急时当了书签，也可能顺手当废纸撕了扔进纸篓，总而言之他没有把欠条当“欠条”收藏好。结果成爷从上海回来，我爷爷要工资时，成爷却非要“欠条”不可，把我爷爷气得几乎悖过气去。一大家子十几口人，报馆常常不能如期领到工资，爷爷提出辞职了，这是他第三次提出辞职，谁挽留也不行。

《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的走红，各种报刊的约稿纷至沓来，爷爷开始有秩序地为这些报刊写稿，先后为《益世报》、《朝报》、《晨报》、《华北画报》、《新闻报》、以及外地的《南京晚报》、沈阳的《新民报》、《上海画报》、无锡的《锡报》分别写了《京尘幻影录》、《天上人间》、《新斩鬼传》、《交际明星》、《荆棘山河》、《春明新史》、《青春之花》、《剑胆琴心》、《战地斜阳》、《鸡犬神仙》、《斯人记》、《银汉双星》，由这些书名可想而知他的写作是怎样的喷发了。同时为七家报刊写长篇小说，超过了民国初年以同时写五六部小说出名的李涵秋，开创了连载小说创作的最高记录。我看过当年的连载，那是从老报刊中复印下来的某一天的小说，一般六七百字一段。他的读者像看连续剧一样每天等着这一小段，而作为作家的爷爷则胸有成竹慢慢道来。

    凡是写作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在长篇小说的写作过程中作家一般的来说是对自己的作品充满信心的同时，还要有体力上的保证，一位当代作家说：“一次小小的感冒都会葬送一部辉煌的作品，因为在长篇小说中任何一个章节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有一个章节的平庸，带来的结果很可能是后面章节更多的平庸，平庸的细胞一旦扩散，这时候作家往往会自暴自弃，最后是凄凉的怀疑，怀疑正在写的小说是否有价值。”

爷爷可以在嘈杂的报馆里写小说，可以抱着孩子写小说，可以在一天之内轮流写几部小说，他体力并不比别人强，可是他病不得。他曾病了一场，一躺就是五天，勉强起身，有心扶一扶笔，腰腿却不听使唤，坐在沙发上，写了几行就又昏沉睡着了，直到日影西斜，方才醒来，拧开灯，他又提起笔：“说什么呢？干脆给报馆写一篇《又病榻上写来》

他深深感到“做工的人，是不许生病的。若是病了，手停口停不是办法......”这是1926年6月，正是枣花香飘香的时节，他在副刊上来了一篇“有病呻吟”。他把自己比作做工的人，他联想到天下做工的人。

     《世界晚报》的社址在西单手帕胡同35号成舍我私寓内，《世界日报》社址租了石驸马大街甲90号为社址，房屋是袁世凯族人袁乃宽的产业，庭院自然是宽敞的了得。成舍我组建了一个北京最大规模的民办“世界报系”。1935年报系已经有了轮转印刷机和万能铸字机，建立了电务室，添置了收报机，可以随时收听新闻电波，大大增加了新闻来源，加上成舍我创办的北京第一所新闻学校，给报社培养了大量新闻编辑记者人才，三报以日报为中心定名为《北平世界日报》，比较创业之初可谓是亭亭华盖根深叶茂了。“七七事变”以后，成舍我和报社的大部分职工南下，我爷爷带着一家老小也南下了，留下了我二爷爷张啸空先生在报社留守，抗战期间我二爷爷病逝在北平。“胜利”后1945年11月《世界日报》复刊，到1949年北京解放，17年的历史成舍我靠200元起家办《世界晚报》，利用“现代化”的管理办法扩大规模，全社固定资产有30万元，每月划入社长提存款额月平均5000元，合计20万元，《世界日报》总资产高达50万元。根据左笑鸿先生的回忆：“《世界日报》的发展不是一个人的力量，也不是白手真能起家，是包括张恨水和几任总编辑几百号职工用血汗和辛勤劳动换来的。”

 五四运动的爆发对我爷爷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他觉着他的私塾底子跟不上社会了，他要接受新知识，他要到北京考北大。他的几个熟人已经进了北大，有些人是先做一年的旁听生，经过考试再编为正式生。爷爷想到没有学杂费怎么办？在北京的朋友来信说可以半工半读。

 1919年，我爷爷把所有的行李当了，又向一个卖烟卷的桂大爷借了十元钱，这十元钱相当重要，到了晚年他仍感慨的对家人说，在困难的时候，帮助我的人也都是穷人。爷爷怀着一腔壮志搭上了津浦车北上，到了北京，落脚在潜山会馆。

 所谓会馆，是北京早年各地的同乡会为接待进京会试的举子而设立的食宿之所，（相当于现在的驻京办事处）只交伙食费而住宿是免费的，这里住着的大多是初到北京的同乡，互相常常有个帮衬。潜山会馆在和平门附近，离新华街很近。经同乡王夫三引荐，我爷爷到一个驻京记者办事处帮助处理新闻材料，老板名叫秦墨哂，《时事新报》的主编。他答应给我爷爷每月十元，这十元钱仅仅够吃伙食的，好在通过他的诗词在文化人中传阅，结识了著名报人成舍我。

成舍我，原名访钦，笔名舍我。祖籍湖南湘乡，出生于南京下关。成舍我在新闻界崭露头角，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涨期。那时成舍我白天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晚上到北京《益世报》任编辑，跑新闻，编副刊，写社论。1919年5月23日，他为《益世报》撰写了题为《安福与强盗》的社论，抨击北洋政府当局，结果报纸被当局查封，总编辑潘云超被判刑一年，复刊后的报纸销路却因此骤增，成舍我不仅没有被革职，反而代行一年总编辑职。成舍我也是酷爱诗词的人，很佩服爷爷在诗词方面的才华，认识我爷爷就是因为爷爷的一首《念奴娇》：“十年湖海，问归囊，除是一肩风月。”成舍我找到了知音！留下他在《益世报》当助理编辑，月薪三十元。

.   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报纸多得数不清，有些小报租上一两间房，挂个牌子就算报馆了，除了经理就只一个编辑，编辑大多不用采写新闻稿，也不用编辑，只是把当天的大报换上自己的报名，拿到印刷所翻印几十份，送给拿钱供养他们的后台老板就算完活儿，这是新闻界的怪事，文化人在这里找事做也就比小地方容易些。

 爷爷在《益世报》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校对，每天看大样，从晚上十点到凌晨六点。而白天则在《时事新报》编稿子，写通讯。他还兼了一份芜湖《工商日报》记者的差使，新闻是越写越顺手。他到北京拿到的第一份薪水，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十元钱寄还给芜湖卖纸烟的桂老伯。兜里还有一元大洋，他竟买了一张戏票，看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三位名角的演出，可见爷爷是个真正的戏迷，戏剧对他的滋养又使他终生受益。                                                                                              潜山会馆是我爷爷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坐标，是他进京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这时他的睡眠根本无法保证，他只能用零散的时间来睡觉。以文字能换来这样多的金钱，对我爷爷是个鞭策。他身为长子，弟弟妹妹也到了读大学的年龄，家里曾经因为他而备受歧视，他几次外出闯荡也把家里的钱耗费了不少，他要做一个孝子，要做弟弟妹妹佩服的老大。他在北京找到了攀登的把手，他能有半点懈怠吗？他还年轻，他能拼，一篇通讯个把钟点就能完成，而且文章写得声情并茂，他的才华开始赢得新闻界的认可。

上海《申报》、《新闻报》也开始约他些写通讯了，每篇通讯能有10元稿费进帐，他月收入已经达到二百元，他把剩余的钱汇到潜山老家，进北大深造的事从这里以后就再没有提及。   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之余我爷爷还在上英文补习班，用他那洪亮的安徽口音朗读。由于他上班是没有固定时间的，刚下夜班的爷爷，洪亮的潜山英文之声便在北京古老的四合院内开始回荡。《益世报》报馆就设在老板的府内，把报馆老板的小夫人气急了，我爷爷勤奋用功之际，正是人家缠绵睡意正甜之时。她一定要老板解聘我爷爷，我爷爷也因祸得福，虽被解聘校对工作却给安排了作天津《益世报》驻京记者的差使。他说，初到北京他是新闻的苦力，已经没有精力搞什么文学了。

《我所知道的张恨水》之六

我对芜湖的感情缠绕来自我家的一个世交，他叫郝耕仁。

我找到了这样一段对郝耕仁的记载：郝耕仁生于１８８５年，卒于１９３９年，安徽怀宁县人，清末秀才，善诗文，音书法。1907在上海加入东部同盟会，从事民主革命活动，１９１０年，与任天知组织“进化团”。次年春，在南京“新新大舞台”演出话剧《都督梦》，随后来芜湖演出。武昌起义后，郝离开去上海，参加北伐铁血军。南北议和后，从上海反里，路径芜湖。１９１２年，谭明卿聘郝为《皖江日报》主笔。１９１３年，与友韩复东在上海组织秘密团体，从事倒袁，袁世凯死后，集团解散.１９１７年，与潜山张心远（恨水）结识.结伴赴平…….1934年。郝应甘肃某政友之邀赴陇，历时年余，写大西北长篇通讯，在“皖江”、“工商”两报连载。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郝爱国志切，将妻女责于家乡，只身去陇帮助友工作，1939年，病逝凉州。

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可以看出民国时期芜湖有两家较有影响的报纸《皖江日报》,《工商日报》,后来我爷爷成了《皖江日报》的主编，这是后话，先说郝耕仁这个人物。郝耕仁年长我爷爷十岁,见我爷爷穷愁潦倒,在我爷爷22岁时相约一同出游,郝爷在上海借了点钱,尽其所有,全买了家庭常备药,要学老残,一路卖药,一路买药,专走乡间小路,由淮河北上,入山东,达济南, 再浪迹燕赵,最后到北平落脚。爷爷自称少不更事,有郝爷这位很有名气的记者老大哥引路就什么也不怕了。他们哥俩一路行来,每晚投旅店,郝爷总要来上四两白酒,而下酒菜仅有两三块豆腐干,郝爷却能陶陶然,乐乐然,两人酔饱之余,踏月到运河提上临流赋诗。别是一番风情。而就在这晚,前途有军事发生,店主人见他俩不衫不履,情形尴尬,劝他们赶快回去,可惜他俩只有来的盘缠没有回去的路费,经店主介绍一家西药店,把带的成药收买了。风声越来越近,店主更不敢留客,次日傍晚,他们搭上一只运鸭子的木船前往湖口,以便天亮由那里塔小轮去上海。木船上鸡鸭屎腥臭难忍,蚊虫如雨,躲入船仓又闷得透不过气来，真是生不如死。

    半夜,船终于靠在一小镇,他们投住一草棚饭店,铺上的被子,在煤油灯下,看到其脏如抹布。还没坐下,身上就来了几个跳蚤。俩人实在受不了,站在店外过的夜。天亮了,郝爷还有心情在镇市的小茶馆里喝茶,四两白酒,一碗煮干丝,在汇过酒账之后,他们身上仅有几十枚铜钱了,红日高升,小轮来到,郝爷竟唱着《当锏卖马》,提了一个小包袱含笑拉着我爷爷上船。这次半途而废的旅行,却拉开了我爷爷事业航程的风帆。他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没有忘记这段旅行。他感受到了军阀混战给百姓带了的苦难，增加了对社会的了解，他从郝爷身上学到了宽广豪放、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当然也跟这位前清秀才、大记者、大文人学会了写快文章。

他们后来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这段日子我爷爷是靠郝爷接济的,而郝爷是靠他众多朋友接济的。他们在上海没有固定工作,很自由,谈谈天,作作诗,写稿给各个报馆投,没指望得到稿费,爷爷知道写稿录用并不是难事。对选择作家这一行心里有了底。同年秋天, 还是这个郝爷,他因为开春要去广州参加革命党,他将芜湖《皖江日报》总编辑的职位让给了我爷爷，他还报了一个好消息,我爷爷在黄土书屋写的中篇《未婚妻》一直搁在郝爷的竹篮子里,后被无锡一家报馆的编辑看中,诚邀帮忙。这个消息更使我爷爷兴奋:“我写的小说,居然有被专约的资格,这是我立的志愿有些前途了。”我爷爷的志愿看来还是写小说。也就是十来年的光景，爷爷的小说走红全国，他在上海一次拿到了万把块钱的稿费，相当于现在的百八十万元人民币吧。在上海他找到郝耕仁，俩人除了饮酒对诗，爷爷表示要接济郝耕仁，郝爷不肯。又是四年后，郝爷赴西北抗日，不幸病故，也有一说是被反动派所害。我爷爷一直接济着郝爷的女儿郝漾，一直到读完大学。

 我见过郝漾大姑，岁月沧桑，她已经坐在轮椅上，耳朵已经聋了，有两个模样很周正的小保姆伺候着，我和小姑去看她，她以为我们也听力不好，说话的嗓门异常洪亮。

在芜湖《皖江日报》,我爷爷的具体工作是每天写两个短评,新闻稿子少,就动剪子,剪大城市大报的新闻稿。这时他工资是最高的，月薪8元,报馆共有四个人,关系处的都很好,他从没有过这般如此安定愉快的生活。他只带来了两本书《词学全书》、《唐诗十种集》,在芜湖人生地不熟,又无书可借,在闲暇时又写起了小说。先写了一篇短篇《真假宝玉》是篇讽刺小说,投到了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不久就连载于该报1919年3月10日至16日民国小说一栏中,这是爷爷小说的首次发表。接着他又写了中篇讽刺小说《小说迷魂游地府记》依然投在《民国日报》同年4月13日至5月11日。这两篇小说的发表引起了文坛的注意，都被收入袁民哀主编的短篇小说集《小说之霸王》。

我爷爷在《皖江日报》的另一大收获是,开始在自己编辑的版面上写小说，还编发了许多朋友的笔记和诗词,引来了不少作者投稿。不动剪刀浆糊办报,在地方报还是首例,发行量也有所增加。他的文采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皖江日报》的老板娘就特别爱看爷爷在副刊上写的小说，老板则喜欢爷爷的评论。在芜湖,他还为芜湖的另一家报纸《工商日报》撰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皖江潮》,这部小说谴责了地方军阀的罪恶暴行,隐喻人民要求自主、争取自由的时代潮流就像彭湃的长江巨浪不可阻挡。它引起了安徽知识界的热烈反响，芜湖的学生，把它改变成话剧公演，这部小说为他以后的社会小说奠定了基调。此作写于五四运动前就更加难能可贵。可惜这本书没有出单行本。

在一个黄昏，我爸喝了点酒，希望我能找到《皖江潮》，这是他头一次，把自己的儿子当个大人，托付了正事。芜湖二十年代的《工商日报》到哪里去找？即使找到了，能把《皖江潮》收集全吗？为了已经在天国的爷爷和爸爸。我会努力的。他们不在乎结果，一定在乎我的态度。

初到汉口

——戏剧与漂泊

年轻人在家闲着肯定不行。爷爷想起族兄在汉口搞的文明新戏和小报，当独角编辑。那时年仅20岁的爷爷，东挪西借凑了点钱，冒着对未来一无所知的风险来到汉口。

到了汉口，亲戚还算欢迎，把他寄寓在一家小杂货店楼上，天天到小报馆混几个小时，写些小稿子补补空白。稿子一登报居然看的人不少，还有人说好，在小报馆里写稿虽然不得钱，爷爷却看到了自己的价值。恨水的名字就是那时候开始用的，在以后的四十年里渐渐被老百姓所熟悉，而他的本名张心远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

早在垦殖学校作诗的时候，他的笔名是“愁花恨水生”，后来爷爷读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他取了最后一句恨水两个字。

有很多人很神秘的问我，你爷爷和冰心是否有爱情故事？在这里我负责任地说，那纯属老百姓望文生义演绎出来的故事。恨水，冰心，恨水不结冰。怪贴切的，这个故事传播的太广，给人的感觉比他们的文学作品还要普及。这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传闻已经纠正了几十年，还有人这样问，我只能用“顽固”这两个字来回答了。以后再有这样的问题，恕我只会微笑着摇头，决不执一字一词。

我的老家在安徽安庆潜山县岭头镇，这里山清水秀，不仅有独特的自然景观，更有及其丰厚的文化底蕴。融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的精华于一体的古皖文化，距离潜山岭头镇不过二十公里的河镇，就是京剧鼻祖程长庚的家乡——近代开始流行的弹腔、徽调、和黄梅戏。

弹腔是大戏，黄梅戏是小戏，到了当代小戏黄梅戏却流向全国成了大戏。爷爷儿时除了沉浸书籍中外，最大的娱乐享受就是看戏。他还有“程大老板同乡”印章一枚，这是他对程长庚的敬仰和作为同乡的自豪。到了他的晚年还在怀念家乡的戏剧。

1958年写的《潜山春节》“村前正唱采茶歌，百副花灯未算多。狮子蚌精相对舞，一班刚到一班过。”我请教谢家顺教授，他说，“采茶歌就是黄梅戏。”戏剧艺术对爷爷后来文学创作的影响和熏陶是及其重要的。爷爷后来办副刊“戏剧杂谈”便是他一个热衷的一个栏目。

爷爷是个大嗓门，为了生存，他19岁由堂兄介绍，来到文明进化话剧团，剧团老板就是当时鼎鼎大名的话剧艺术家李君磐和陈大悲。尽管爷爷嗓门很大，长得也很精神，但毕竟不是演戏的料。他跟着话剧团主要的工作是写写说明书、传单、广告之类的杂活。

话剧团到湖南常德演出，我爷爷初次登台客串了《落花梦》，他后来回忆说：“派我一个生角，是个半重要的角色，大家公认我演的还不错。”从演戏开始，他同时拉开了他艺术人生的帏幕，从他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此时他的才华无处伸展，他的心情还是郁郁寡欢的。

已经20岁了，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人生目标。爷爷在汉口的文明新戏和小报中，以文字见长而初露锋芒，成了爷爷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

黄土书屋又叫老书房。

爷爷经过短暂的闯荡回到老家。他对前途一片迷茫，出路在何方？找职业没有人引荐，上学又没钱；那么，就在家呆着吧！好在家里还有几箱子旧线装书，空闲的老房间又多，爷爷打扫了一间老房子，终日闷在这间房子里读书。爷爷读书的这间旧屋，后来饱经沧桑，被家乡人命名为老书房。

1986年我在本家叔叔张立学的引领下拜访过这间“书房”，书房内四壁空空，刚打下来的稻子满满地堆放在地上，一位外姓人家的农妇在屋内忙活着，对我们的到来不管不顾，我和农妇搭讪：“大婶子，日子还好过吧！”她嘟囔了一句，充满了感叹：“勉强活着耶，造孽呀，(辛苦的意思)，税收又多，一年忙到头刚能吃饱，……你们出去的人好呀……”

大婶头也不抬的说着，我的心突然咯噔一下。出去的人好过吗？各有各的艰难，在都市里的艰难挣扎，村妇怎能体会？为了这层不能体会的隔膜，我父亲迟迟没有能力回到他的故乡，有对家乡的感情债，有对亲友的人情债，而我却懵懵懂懂地第一个闯了进来，飘进一片父辈不愿轻易触及的封存着的情感圣地。

听人说起这间屋子在50年前就已经很破落了，黄土垒的墙壁，南面墙上有个大直格子窗户，窗户的玻璃是从曾祖爷爷的轿子上拆下来的，镶上一块透明的玻璃，阳光从这里放进来，新鲜而夺目。窗外是个小院子，布满青苔，外墙上长着隐花植物瓦松，衬托出屋子苍老的年岁。院子里有一棵老桂树，终年在院子里绿茵茵的，宛如爷爷的文思，点缀其间。

在这间书屋里，除了一张赣州的广漆桌子，就是爷爷曾经读过的四五箱子书。这些书除了经史子集各占若干卷，也有些科学书。爷爷每天总有十几个小时在窗下坐着读书写作，为了避乡下人的眼光，写作往往又是很隐蔽的。只读书不去做事（做事是指不去做升官发财的事）在乡邻们的眼中是无用之才，废人一个，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总是会把我爷爷当反面教材来开导孩子。

其实，乡邻们那里知道？爷爷在黄土书屋里，读了不少林纾翻译的世界名著，他从中学会了西方文学的心里描写。有人听说张恨水一直对西方科学文明非常向往，感到无法理解，一个旧文人气质的小说家张恨水怎么会与“科学”连在一起？爷爷在青少年时确实有向西方学习的渴望，在曾爷爷还活着的时候，计划供爷爷到日本留学，爷爷却瞧不上日本，心里想着去英国学习，就在他人生的关键时刻，曾爷爷病逝，据说是身上长了一个毒疮，没几天就撒手人寰，爷爷从此出国留学的理想化为泡影。但是，他没有放弃上大学的理想，学习英文几乎成为他一生的功课。

1919年他到了北京，目标是当北大的旁听生。因为家累和弟妹妻小需他抚养，他一头扎进新闻界，再也没有读大学的机会了。几乎是与此同时，沈从文(1923年)、鲁彦（1920年）也离乡背井来到北京当了北大的旁听生，而我爷爷由此开始的是报人生活，注定了他与新文学阵营分道扬镳的命运。

爷爷之所以被定为“旧”，不是因为他抗拒“新”，而是因训练不同、出身不同和对小说的功能认知不同，从而被新文学阵营贴上“旧”的标签。但爷爷从来不参与阵营之间的纷争，他只是埋头为他的众多读者写小说。

从他16岁起就读了几百本小说，而在这间黄土书屋里所读的书恐怕有近千本小说深藏腹中了。更重要的是他在不停地锤炼词句，读了许多关于诗词格律方面的书。如：《随园诗话》等等，他完全可以踌躇满志了。然而，几次的落魄返乡，都是黄土书屋安顿了他，安顿着他的一颗有着远大理想的心。

爷爷在黄土书屋里写下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青衫泪》。这部小说用白话章回体写成的，其中还插了他不少词章，一共十七回，没有完卷，由于读书大有长进，自己觉得不够水准，写到半途放弃续完。后来他在此屋又完成了两个中篇《未婚妻》、《紫玉成烟》，而《未婚妻》经过朋友传看，有幸被《锡报》编辑看中，硬是要特约他为《锡报》写作。

本家张立学叔叔对我说“你爷爷是从这间屋子走出来的，这是我们家族的圣地。”我也就遥想着当年，望着破落的书屋拜了又拜。

   爷爷从小有过大学梦，甚至想出国留洋，掌握一门科学技术好报效国家。

   17岁时，曾祖张鈺不幸因病去世，曾祖临终前把赡养母亲和三个弟弟两个妹妹的家庭重担托付给了爷爷。家里突然断了经济来源，爷爷的大学梦想中断，随同祖奶奶带着六个姊妹只好回到老家潜山，那里还有几亩薄田和几间老屋以维持生计。

   爷爷从小有自己的志向，不想在家窝着，18岁，爷爷再度出山，考上孙中山先生在苏州所办的蒙藏垦殖学校，借助上海的亲戚交了不多的学费和食宿杂费。苏州是他断断续续上学堂的一个重要的学校，也是他求学履历中唯一可以体面的填写的学校。

   蒙藏垦殖学校的环境很好，空气中总是有阳光和植物的气味。校址设在闾门外盛宣怀家祠里，溜园隔壁。盛宣怀是清末巨富，房子又大又好，宿舍窗外，就是花木扶疏的花园；尤其是理化讲堂，在一幢小洋楼里，楼下的花圃，种植着五颜六色的花草，微风一吹，花香飘逸。窗外是溜园，竹幕掩映，假山婷立。

   学校环境虽好，无奈经费不足，原来校长由上海都督陈其美兼任，他是一位著名的革命党人，这时辞职了，换了一位姓仇的代理，仇代理常年居住在北京，校务无人负责管理，又加之学生闹学潮，学校常常停课，学生对校方不满，而爷爷又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对这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课程，爷爷深感前途渺茫，荒废学业。此时他怀念亡父，忧虑在潜山家人的生活，深憾自己作为长子而未能挑起养家的重担，更不知自己何日才能干出一番事业。彷徨，郁闷，比起在乡下时反到更厉害了，写诗填词消除忧愁。

   因为穷，爷爷开始寻找出路。他从不多的每月月扣中节省两角钱买一期<小说月报>，浏览月报的背页，收集每期月报上的征稿启示。征稿启示一般以每千字三元钱为引诱，爷爷偷偷地写起应征的小说来。

   在三天的功夫里他写了两个短篇，一篇是《旧新娘》，文言作文，大约三千字；一篇是《桃花劫》，是白话文，约四千字。稿子写好，寄了出去，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因为他以为为《小说月报》写文章的作者一律是大文豪，而自己实在太渺小了。事情也有意外，几天后，一封来自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信，摆放在爷爷寝室的桌子上，他很扫兴，以为是退稿，躲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悄悄地拆开，里面没有退稿，而是编者恽铁樵先生的回信，回信上只写有几个字：“稿子很好，意思尤可钦佩，容缓选载。”爷爷欣喜若狂，把这一喜讯告诉了要好的同学，同学都认为垦殖学校前途暗淡，鼓励爷爷说，你既然文学底子很好，不如就在文学上找点出路。

  后来爷爷给恽先生写过两封信，恽先生都回了信，爷爷向往文学的大门就此打开。可那两篇稿子，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如石沉大海。后来才知道恽先生把《小说月报》早已经交给沈雁冰主持了。十个年头过去了，爷爷最早的小说一直也没有露脸。十年后，而爷爷已经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了，不再需要靠这两篇东西闯天下。

   爷爷在回忆他最早的那两篇稿子时，一直耿耿于怀，大概那是他的处女作吧！总是有些恋恋不舍。爷爷成为著名作家后，回忆他的第一篇作品的时说：“为什么偷着写呢？就由于怕人家笑我不自量力，这理化讲堂，是一幢小洋楼，楼下是花圃，楼外是苏州名胜溜园，风景很好，我一个人坐在玻璃窗下，低头猛写。偶然抬头，看到窗外竹林依依，远远送来一阵花香，好象象征了我的前途乐观，我就更兴奋地写。”

   我时常会在现实中寻问爷爷当年的现实问题：爷爷当年穷得叮当响，在学校怎么混呢？爷爷是长子，家中老的老，小的小，怎么也放心不下，可是读书的念头左右了爷爷的思想，只有孤注一掷以寻前途，在夜深人静之时唯有忧郁以寄对家的哀思。这种忧郁渐渐地在他的性格中积淀下来，成为他独具的气质，后来渗透在他的创作里，形成他独特的风格，在二三十年代，爷爷的小说倾倒了无数市民。二次革命爆发后，由于垦殖学校是孙中山办的，也挂起讨袁旗帜以壮声势，但是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垦殖学校也被解散，我爷爷没钱，不能投考别的学校，只好再次回到潜山老家。

   1994年，爷爷诞辰100周年，我和二叔带着爷爷的一笔稿费来到老家，来到黄岭小学，二叔说，还是把爷爷的稿费捐给学校吧，不能再让老家的孩子们因为没钱读书而伤感，也不能让孩子们将来再写那种伤感忧郁的文章。这是我们后人的心愿，因为这一定也是爷爷张恨水的心愿。

   曾祖父张钰，十九世纪末在江西景德镇税卡上当师爷，辗转于南昌、新城（今黎川），后又调到新淦县。爷爷张恨水是曾祖的长子，出生在江西，从小跟着曾祖到处跑，曾祖为爷爷取名为张心远。

爷爷张恨水从小生活在奔波的环境里，学业一直没有中断。所谓学业就是私塾馆，曾祖走到哪里先要给孩子找学习的地方，爷爷私塾三年，摇头晃脑地熟读了四书五经，千家诗更是张口就来。爷爷十岁时，已经熟读了几十本古书，却没有读过一本小说。曾祖对他要求过严，认为小说是闲书，怕误引孩子走上邪路。

    在江西景德镇到新城的水陆上爷爷读到了第一本小说《残唐演义》，天资聪颖的爷爷大脑门突然天门中开，惊叹道：“书，也有这样好读的”。到了新城，爷爷开始大量阅读小说。教他的私塾先生是个三国迷，爷爷也跟着他熟读《三国演义》，爷爷把零用钱用来买小说，积聚了两三箱小说。他读小说不仅看正文，还看批注，从这些批注中，悟到了不少作文之法，尤其是金圣叹批注的《西厢记》，使他对写作有了顿悟。爷爷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边读小说边能在一群弟弟妹妹中复述小说的故事情节。打小他就是弟弟妹妹眼睛中的小说家。

    江西新淦三湖镇的经蒙馆是爷爷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时他13岁，直到老年仍然对这段学习生涯念念不忘。在三湖镇的经蒙馆里他打下了人生中对知识积累最坚实的基础。在此之前他尽管遍读了很多书，没有遇到好老师的指点，只能算是“读”，在三湖镇则不同，他遇上了一个好先生——萧先生的正确引导，真正体会到了读书的乐趣。

    私塾分为蒙、经两种，蒙为启蒙，为刚入学的儿童所设，先生只照本宣科不讲解，让学童认字写字；经馆是高年级学堂，先生要教授学生作文并讲解书意。萧先生很有教学经验，爷爷基础很好，功课并不费力，两个月之内爷爷在先生的指导下精读了《西游记》、《水浒》、《封神演义》、《列国演义》《五虎平西南》、《野叟曝言》、《红楼梦》、《聊斋》，在他作文中虚字用得更活了。在此阶段他还研读了《唐诗别裁》、《袁王纲鉴》、《东莱博议》。

    爷爷从小迷上了古典小说，为他后来成为小说家，作品与中国传统通俗小说的审美因子连脉就不足为奇了。有学者说：只要翻开任何一部张恨水小说，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个奇人、一件件奇事、一桩桩奇情，都可以看到古老的东方叙述方式讲述的一个个曲折动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他的小说在读者心中产生强烈的振荡。这是和我们的几千年国民审美习惯相吻合的。

    背诵，是中国教育中的一个很拿手的方法，爷爷得到过背诵的益处，便要求我的父亲张小水也要背诵。那时爷爷年轻气盛，父亲背不下来就罚跪，挨了罚更是背不下来，爷爷守在父亲的跟前不停地大声朗读，结果二岁的庆儿叔叔在奶奶的怀中居然背了下来，我奶奶在人大的时候常揭父亲的老底。爷爷受其经蒙馆萧先生的影响，对我父亲的教育十分地严格，父亲的旧学功底到底是打下来了，在以后的大学教学中，父亲的国学也是周围的同仁敬佩的。

    1961年我父亲作七绝一首：用仄起：“缓缓玉盘柳梢头，三山暮色影幽幽，综综溪径寻梦远，啾啾秋声添新愁。”三天后爷爷改稿如下 “缓挂玉盘柳梢头，三山云暮影清幽，小桥溪滑难寻梦，别有秋声一段愁。”这是爷爷去世的前五年写下的诗，也是给父亲留下的最后一首“辅导诗”。

    指望爷爷指导我背书已经不可能了，父亲也没有严格要求我背书，背不下来就罚跪到是我有些渴望的“家教”了。有些人是需要罚的，比如B型血的人，如我。偏偏我父亲在我的教育上大撒手，采取美国式教育，像一棵野草，长到哪算哪，我读中学时，父亲突然辅导我了。他戴上老花镜手把手地教我查《康熙词典》，他似乎觉得我会查工具书就什么都会了。父亲已经仙逝多年，现在《康熙词典》在我的书柜里成了供品，纪念父亲的供品，想起父亲的辅导我会潸然泪下。

    1995年与陈建功老师一同去潜山，在浑浊的列车硬卧席，他说：“四书五经”是个好东西，你爷爷小时候要不是熟背了“四书五经”也成不了大师；我建议小学语文课都要开“四书五经”，玩命背，中国人吗，吃几年苦，一辈子受用。这是陈老师在朋友之间的酒后之言，估计在主席台上的他是不肯这样讲话的。

     一个人的童年是他一生中的关键，他所形成的心理定势，往往影响他一生的认知。我爷爷以他独特的天资领悟了旧学的真谛，这是绵绵不断几千年的中国古典传统文化精髓，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他不容忍对伦理道德苟且通融，因此他正义感极强，无论怎样艰难困苦，他都要本着自己的信念生活，不取不义之财，又把社会的道德风尚视为国家兴亡的标记。在他的所有创作中都有这样的标记，来自传统教育的标记，来自江西三湖镇的标记。

    上高中的时候我有一次习武的机会，我爸的同事，北京第二外语学院体育教研组老师陈德龙，国家级武术教练，浑身的工夫很是了得，和我爸关系甚好。我爸给我找来了师傅，我也蠢蠢欲动。陈叔叔不好直接驳我爸面子，看着我只是微笑，陈叔叔心里有底，这个“大少爷”练不了武术。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如此看重习武，后来父亲告诉我，我家祖上是武门出身，父亲在告慰他的祖上。我爸的祖上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是一个谜团，很多人也这样问我，如果我爷爷不是张恨水，我恐怕也不会知道我爷爷的爹，我爷爷的爷爷。因为有很多人在考证。

    父辈的曾祖父张兆甲公（祖谱名），自幼习武，是家乡有名的力士，14岁时能挥百斤巨石，如弄弹丸。兆甲公15岁时，被迫抽丁，入湘军曾国藩部，从征十几年，出生入死战功卓著。据县志记载保过三品军功，爷爷张恨水也有过对他爷爷的回忆，应该是真实的。兆甲公还有一绝活，不练武功的人以为是神话，夏天吃饭时一只苍蝇飞绕，只见他一双竹筷向空中一伸，居然加住了苍蝇，苍蝇的翅膀折断身体完整。祖父张恨水在《啼笑因缘》一书中，有这样的细节描写。关寿峰请樊家树吃饭时用筷子加蝇，表现的绝技实际上是张家祖上的绝技。我的曾祖父字耕圃、号钰也是一身好武功在身，和土匪打过不少恶仗，由于打得一手好算盘，（能双手打算盘）当上了一个小税官，他为人正直办事认真，深得乡里爱戴，乡下的宗族械斗也由他来摆平。他摆平的方法很简单，摆开场子长矛短剑一通狂舞，舞罢他带来的税警随从鸣枪示警，双方被我曾祖的超群武艺和诚恳言辞所折服，我的曾祖父张钰凭着他的武功和为官清廉是德高望重的人。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武侠小说盛行，有人统计有一百七十多人在写武侠小说，总数超过千部，字数超过三亿，应该是很盛行了，而我爷爷张恨水的武侠小说在内容上是对当时武侠风的一种改良。

    在我爷爷的早期作品中，写有武侠小说《剑胆琴心》，书中在描写人物的武功时，他力求做到的是现实生活可能发生的事情。他鄙弃当时武侠小说中“口吐白光飞剑斩人头”的描写，这是从祖上对他心灵的渲染，在武功的描写上他有着先天的影响和优势。《啼笑因缘》是一本言情加武侠的小说，通过关寿峰和关秀姑父女俩的侠肝义胆大大满足了上海小市民要看噱头的愿望。我爷爷1934年做了一次西北旅行，路径河南时亲眼看到河南的红枪会、民团等地方民众武装力量，他想通过他的文字教育他们爱国，灌输民族意识，教以大忠大义，来取代他们身上的小仁小义，江湖义气。鉴于当时的形势不能直接宣传抗日，他便取清末河南绿林首领王天纵响应武昌起义，聚众起义之事，宣传保国保种的爱国思想，写就了新派武侠小说《中原豪侠传》。

    张家习武一脉相承，经管我这个家族后来文化人居多，但都有着不屈的武魂，我四爷爷，也就是我爷爷的四弟张牧野，他虽是学习绘画艺术的，但也精通武术，凭着一身拳脚，在抗日战争爆发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候，对我爷爷说“大哥，我准备在老家组织抗日游击队！”望着四弟和身边年轻的血气方刚的安徽老乡，爷爷曾有弃笔从戎的念头，这是一个令他激动的壮举。他虽然不准备要国民政府的一文军饷和枪支弹药，但他希望此举能够获得当局的承认，以免和国军发生冲突，兄弟俩连夜给国民政府六部（主管武装的部门）起草呈文。乘船到汉口后，六部长官听说大名鼎鼎的张恨水也要打游击，亲自接待了他俩，非常客气地说：“张先生的爱国热情令人感动，三日之内必给答复”。没想到三天过去，给的答复大相径庭，抗日有军人，何劳文人。我爷爷去了重庆以笔为戎抗战八年，而他的三弟、四弟张扑野、张牧野（在此期间二弟张啸空在北平《世界晚报》留守因肺病病逝）真的在老家天柱山拉起了队伍。

    安徽省为桂系军阀所控，他们与中央军矛盾重重，三爷四爷他们途径岳西县时经人介绍认识了国民党驻皖部队徐源泉将军，徐将军不但批准了潜山游击队，还提供了一批弹药枪支。这支坎坷的游击队，后来被认为是非法武装，强令解散，但是三爷爷还是从了戎。爷爷根据他亲弟弟的经历写下了我国抗战文学的最早作品《冲锋》又名《巷战之夜》。

    我的籍贯是安徽潜山，因为我爷爷的籍贯是安徽潜山。

    1986年我独自借着在安徽出差，乘船从铜陵到老家安庆，再乘车到了潜山，由本家叔叔张国威的陪同，在列祖列宗的坟头上逐一烧纸磕头，浑然磕得不知谁是谁了。鞭炮声声炸响山野，坟茔之间弥漫着硝烟，隔着硝烟我看到国威叔叔面部表情的肃穆和悲怆，我默默无语。去年我又回老家了，本家叔叔国威已去世，黄岭村又添了一个坟头，国威的长子张晴陪同我上坟。

    面对着祖先，我要知道我从哪里来，最终要到哪里去，我是谁，我应该做什么。做什么？起码要做一个像我祖辈那样有气节的中国人。

   《纸醉金迷》电视剧火了，去年几个城市的播出都不同凡响，在上海竟然创下了同期收视的最高点。

    最近北京电视台也在转播《纸醉金迷》，吸引了不少老老少少的眼球，这是爷爷的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后，收视率比较成功的一部电视。我的朋友们或打来电话，或发来短信，对《纸醉金迷》感慨万端，他们惊叹的不是华丽的布景和明星的表演，而是《纸醉金迷》中揭露的社会弊端竟然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全民经商现象有着惊人的相似！

    回想起来也是，在1988年，我所在的报社里也有人在疯狂的找汽油、找乙烯、找钢材，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推着自行车与我在存车处大谈“盘条”（钢材的一种）生意经，让看车的老太太偷听到了，拦住我的朋友不放，问有没有乙烯炳烯，说她的儿子要。这场景与《纸醉金迷》中的全社会疯狂买金子没有太大区别。今天的某些官员包二奶等腐败现象与抗战后方的“五子登科”（金子、女子、房子、车子、馆子）也不打折扣。

    一些朋友们来向我索取《纸醉金迷》原著，在《纸醉金迷》的作品中，他们发现原著没有了才子佳人的故事，看不到爱情的缠绵描写，那些为赌博而扭曲了灵魂的女人，那些暴敛财富的各级政府官员，那些形形色色在发国难财商人。小说直逼社会现象的真实描绘和叙述，这种风格就是后来的评论家所说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是人们尚不了解的张恨水小说风格。电视剧的编剧增加了“佳人”的戏份，通过“佳人”增强了收视的号召性。

    不了解爷爷张恨水的何止是我那些忙碌的朋友，《纸醉金迷》的编剧之一王宛平就是在剧组中第一个发出了喟然长叹的人：“从未读过张作，想当然以为必是旧小说才子佳人花前月下的那种，电视里也看过几眼《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什么的，当红偶像俊男美女搭配更加深这种印象，所以当拿到《纸醉金迷》小说原著后，还真是有点出乎意料，与想像完全不同，居然是批判现实主义感觉。”这个七七级的中文系毕业的王宛平为什么对张恨水不了解？  

    她说：“ 虽然中文系毕业，之前却从未看过张恨水先生作品，我是文革后高考第一批大学生，也就是传说中七七级，老师开书目很严肃的，当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里，张恨水名字是找不到的，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这些当代文学青年如雷贯耳名字也是找不到的，我们熟知的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就是那几位：鲁迅，巴老曹，（巴金、老舍、曹禺）或者郭（郭沫若）老曹，但我们知道有那么一个文学种类叫，鸳鸯蝴蝶派，正史提及自然是批判着。”

    台湾学者赵孝萱女士说：“张恨水百余部作品中只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五子登科》五部受到注意，比较特别的是杨义注意到了《夜深沉》，钱理群等注意到了《丹凤街》，但是还有多数作品根本未被解读，何论了解？因此真正代表张恨水高度的许多好作品，还根本未被当代研究者所发现。”连专吃这碗饭的研究者都还没有发现，何论老百姓的真正了解了。

    实际上老百姓才不管你们文人之间的你高我低，拿起作品阅读时也不會问这是什么“派”？不会的，好的小说会引誘讀者一口氣看下去，自然有广阔的人气，能够被几代人传閱下来的小说就是经典。

    《纸醉金迷》改编电视剧的成功在于把我祖父作品中的思想和风格体现出来了，编导用心地通过三个美女的不同命运，揭示当时社会的丑陋和畸形的世态，有对人性的反省，所编事件没有太大的离谱，与我祖父原著的精神是吻合的。有人问我电视剧《纸醉金迷》的不足之处是什么？我说：“如果能够压缩在三十集之内，她将成为剧中经典。”

     张恨水不但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今最家喻户晓的作家，同时拥有许多第一的头衔，创下了许多无人能及的记录。

     一、作品产量最多。他可能是史上产量最多的中国小说家。在五十年间写作了中长篇小说约有一百一十部。教长者近百万字，多数作品也有数十万字。结集成单行本者六十余部，此外还有约五千多篇散文杂文与无法估计的诗词作品。

     二、 所采用过的文学形式最多。包括小说、散文、随笔、杂文、诗、词、曲、赋、四六文体、游记、通讯、政论、考证、尺牍、戏评、影评、画评等。

     三、所发表过的作品总字数最多。约三千万字。

     四、每天坚持写三千字，多时可写五六千字，令老舍先生大为叹服。

     五、读者最多。只要张恨水小说一刊行，就会造成抢阅的风潮。而且读者分布阶级很广，从粗通文墨的妇女（鲁迅日记中有记载鲁迅为母亲寄购张恨水小说），到学校的中大学生甚至学者（如陈寅恪、夏济安）小说家（张爱玲、高阳，他们多次公开表示自己受张恨水小说影响很大）政治人物（张学良、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对《水浒新传》的评价是“梁山英雄抗金，我们八路军抗日。”周恩来的评价是：“与反动派做斗争可以用小说的形式，恨水先生就是好的榜样。”）

     六、冒名伪作数量最多。在二十世纪小说史上也绝无人能有如此记录。伪作多出于敌伪时期东北，华北，华东，均有大量伪作。沈阳有张恨水书店，专售冒名张恨水之名的伪作。这些伪作大多庸俗不堪给张恨水的名誉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七、《啼笑因缘》在上海连载之后的二十年间发行了几十万部是当时中国出版史上的神话。

     八、 稿酬最高的作家。张恨水的稿酬是千字八元。郭沫若稿酬四元，包天笑回忆上海的《立报》稿酬是市价千字两三元。

     九、一生写过的题材最多。如：言情、社会、讽刺、侠义、战争、旅行、官场、梨园、校园、市井等等。种类之多无人能出其右。其中许多题材也是中国小说史上首见，如战史小说、西北生活实录、裸体模特的辛酸等等。

     十、抗日战争前，张恨水常年同时创作五至七部小说，创中国连载小说史的最高记录。张恨水写小说时，很少写草稿，很少涂改，不怕环境干扰，才气十分惊人。

     十一、 是中国章回小说史上唯一使用九字回目的作家。

     十二、建国初期大陆唯一不拿工资仍能够靠稿费谋生的作家。1949年张恨水大病一场，1952年周总理给了他相当于副部级的工资，并且享受公费医疗，他病好之后又将薪水辞退。恪守他的君子不党的信条，他的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人生准则。

     十三、二十世纪最后一位重要的章回小说家，成功改良章回小说，并赋予章回小说鲜明的时代性。

     十四、被改编电影、电视剧和其他戏剧艺术形式的作品最多。脍炙人口的《啼笑因缘》是近百年来被改编最多的一部中国小说。

     十五、他的抗战作品数量最多，可以说1937年到1946年他的全部小说作品和他所办的副刊都直接或间接与抗战有关。他是唯一被国民政府授予了“抗战胜利勋章”的小说家。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1952）

     对张恨水及小说作品均只字未提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 

     在此书正文对张恨水个人与小说均只字未提。在鸳鸯蝴蝶派的注释中提到张恨水。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台北：正中书局1961）

     对张恨水及小说作品均只字为提。

     北京大学等九院校合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

     对张恨水及小说作品只字未提。

     孙中田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在国统区抗战文学概貌一章提到了重要作品《八十一梦》四个字。但并未做任何评论与说明。

     郑英华等主编《师范中文本科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对张恨水小说作品也只字未提。

     唐韬、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

     第二十章“国统区的文学创作”中提到张恨水，仅关注张恨水作品的揭露性。还看不到文本本身更深层次的价值与优点。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本书在第三卷第十章第二节用了三十页专节讨论张恨水，这是首次用专节讨论张恨水以显重视。其中“张恨水小说转变方向的另一个标志，是他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态度谛视苦难深重的社会人生。”从此开始了对张恨水先生评价的新篇章。

    台湾有一个女博士叫赵孝萱，1968年出生。她的外公外婆都是书香世家出身的读书人，外公外婆在上海大学读张恨水，在大后方的成都读张恨水。张恨水陪着他们在洋场青春繁华，在战争颠沛流离。赵孝萱从母亲舅舅姨妈的口中得知，他们从小就听二老常聊起张恨水。或许说，张恨水是当时所有人的话题。当赵孝萱问及张恨水小说的印象时，她永远记得，疲乏的外婆在病榻之际虚弱地说了句：“张恨水就是写得好”

赵孝萱听到年长些的世伯也说：“我们是读张恨水小说长大的。”这些台湾老读者们难忘着张恨水小说、电影、弹词以及他们自己难忘的青春岁月。

    张恨水是过时的老人看的？那可不。一天，赵孝萱接到一位素味平生的年轻小姐打来电话，她展转听说赵孝萱研究张恨水，很想读读赵孝萱的论文。她在国立大学担任职员，家中长辈留有几本张恨水小说，她爱不释手。她对张恨水勾勒出中国二、三十年代北平的时代风情与人物气质，深感向往。

    另一位台湾某国立大学财管研究所的时髦女教授，旅居美国十几年。她在美国时买了大陆的张恨水小说全集，常常在睡前翻看一段，很是称道。她说当时很多留美学生也是爱不释手颇为流行。

    2001年夏天赵孝萱来到外公外婆年轻时候读书的上海，她似乎是在为外婆寻找着什么。赵孝萱遇到了两个学院派知识青年，对《啼笑因缘》几乎是倒背如流，令赵孝萱大感惊异。其中一位仁兄侃侃大谈《啼笑因缘》对他的影响。说因为何丽娜与樊家树后来留学德国，所以他也决定留德去也。但留德一举让他悔恨不已。那一夜长谈对赵孝萱，“真是太好玩，太令人震惊了。”当然也坚定了她研究张恨水的信心。

    在台湾，赵孝萱本以为大多数人不知道她在研究什么，原来张恨水竟还是那么脍炙人口，到处都是对他小说难以忘情的读者。然而遗憾的是，台湾出版张恨水小说并不多，赵孝萱说“这是啼笑皆非的事，但说不定在什么地方你就能见到与张恨水很有因缘的人，令你大吃一惊。”

    张恨水先生离开我们已经40年了，今年既是他正式步入新闻生涯，又是他公开发表小说90周年的日子。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一本《张恨水情归何处》由青年学子宋海东先生完成。张恨水研究会副会长谢家顺兄指出：本书所指的情，并非狭义的爱情，而是遍涉人情（包括夫妻情、血亲情、师生情、友情）、山水情、笔墨情以及种种闲情，从中你可以了解他与前后3位夫人的恩恩怨怨，他与祖父、父母、手足、儿孙间的血脉相连，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张学良、鲁迅、老舍、等名流的息息相通，他独摘中国现代文坛8顶王冠的豪情，他陶醉丹青、甘为书箱、藏身花草的闲情，等等。

本来用不着格外强调谢家顺兄的“指出”，遗憾的是，小报在宣传这本书的时候断章取义只报道狭义的爱情来赚取读者的眼球，其实书中更能彰显张恨水先生面对长辈是典型的、传统的“孝子贤孙”; 面对恩师，他恪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原则; 面对3位妻子，他以良心为基础，分别给予她们足够的关心和爱心; 面对弟妹，他“长兄为父”，推枣让梨; 面对儿女，他是慈父和“民主的老子”; 面对朋友及同事，他是受人尊敬的老大哥; 面对权威政要，他不卑不亢; 面对读者、学生，他以诚待之; 面对大好河山，他魂牵梦绕; 对琴棋书画、饮食粉墨，他显示出风流才子的本色; 对事业，他痴心永恒、以苦为乐; 对祖国，他曾反复强调: “如果一个人连祖国都不热爱，就不值得交往。”

这书本我早就拜读过了，作者收集了大量而丰富的资料，对祖父一生经历的梳理是下了工夫的。将人，将事统统用一个情字串下来，妙。相信只有对张恨水先生的文学世界投入了感情的人，才能用十年时间不计功利地完成这样的传记，这个过程本身就足以让宋海东动情，让读者动情。当然也包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