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陈晓舒(文) 刘震(摄影)

　　20点30分，夜色繁华，北京三里屯北街的灯照得迷离。

　　夜色每暗一分，这条街上的行人密度便高一分。各种嘈杂的音乐从一个个昏黑的小门内冲闯出来，盖住整条街的热浪。服务生们不断打望路人，指着昏黑的门：“进去坐坐，里面有位置，一会有演出。”

　　这条街第二家酒吧“男孩女孩”的音乐总监张淇，带回6个打扮时尚的年轻人。他们刚在簋街吃完今天的第一顿饭。

　　酒吧外火树银花，酒吧内灯光昏暗。一张张桌子上，一盏盏小小的烛灯豆豆地亮着。稀稀拉拉围了几桌客人，朦朦胧胧，互望不见对方的脸。客人们已吃过今天最后的一顿饭，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准备像世界末日前一样狂欢，抑或像世界末日前一样忧伤。空气里弥漫着酒精和荷尔蒙的味道。

　　6个年轻人走到酒吧最前端，女主唱闻迪一屁股坐在舞台边的休息椅上，对着小镜化妆，男主唱董一帆取出歌单，忙着核定曲目。

　　键盘手鲍鹏拿出随身携带的罗兰和雅马哈合成器，架到键盘架上，接上线，开始给音色做组。吉他手赵帅掐灭烟头，边取电吉他和效果器，边和几个哥们抱怨:“每天就这个时候最困。”贝司手黄斌放下手中的啤酒，冲赵帅说：“开了场就不困了。”

　　这是他们一天的开始。

　　三里屯梦想

　　21点整，酒吧内灯光闪烁起来。人们的脸孔时明时暗，时远时近。没有开场白，没有前奏，一帆平地起歌，高分贝音乐盖过一切嘈杂，客人们恍过神，尖叫起来。

　　乐队架势十足。男主唱董一帆小礼帽，黑T恤，带锁链的牛仔裤，双掌捂话筒，闭眼慢唱。斜后方女主唱闻迪披散头发，小吊带上衣，低腰裤，扭动着伴唱。一左一右，是贝司手黄斌和吉他手赵帅。黄斌礼帽墨镜小马甲，酷气逼人。赵帅刘海齐眉，一脸羞涩地抚弄琴弦。键盘手鲍鹏一头黄色板寸，掌控键盘，一脸沉醉。鼓手钱小伟头戴贝雷帽，手握鼓槌，猛力击敲电鼓。

　　天色尚早，台下近三百平米的酒吧，还坐不满十桌。刚进场的客人忙着招呼服务生上酒，拿色子，买扑克，丝毫不介意酒单上的酒比自家门口小卖部高上几十倍的价格。早先进场的客人已经大声劝酒，说笑。

　　台上，6个80后“潮人”已经进入状态。一曲唱毕，一帆行礼，招呼道:“掌声在哪？”稀稀拉拉的掌声和尖叫声响起，客人们举杯相视而笑。

　　“男孩女孩”酒吧老板张力，坐在吧台前观察着一切。这是他在三里屯街灯红酒绿的第11个年头。

　　1995年，第一家酒吧“咖啡咖啡”扎根三里屯南街。之后，从南街蔓延到北街，260米的长度，成为北京夜生活的代名词。

　　中国人喜欢在家里接待客人，西方人喜欢在酒吧里交友。酒吧从西方来，到了中国就成为时尚和前卫的场所。紧依三里屯大使馆区，是酒吧街兴起的最早原动力。生意从招揽外国人做起，各家酒吧清一色的外国乡谣，是每天夜晚老外修复乡愁的最佳场所。

　　1997年，张力在这里一间不到80平米的小店面里，开始学着经营夜店。客人们需要助兴的玩具，他买来各种棋类和扑克。客人们需要抒情的声音，他不懂英语，便开始放中文流行音乐。当初时髦的《心太软》，一天来来回回播放四五十遍，把三里屯边上无数心碎的中国人吸引到酒吧里。

　　1998年，张力的小酒吧坐不下了，就搬到北街一间大的店面，开始请专业乐队演艺。起初从倒闭的唱片公司里挖人来演出。每天深夜零点前，高分贝的歌唱，把人们从工体的迪吧中吸引过来。

　　1999年至2002年，是北京三里屯酒吧街的黄金岁月。都市情调充斥这个城市的夜晚，无数型男色女向这里围拢。迄今，北京有400多家酒吧，是中国酒吧最多的城市。其他城市的人渴望来这里感受，各地的歌手们也仰慕北京这个酒吧天堂。

　　“男孩女孩”酒吧打出名气后，除了前来听歌捧场的明星，在角落里观察挖人的星探，还有无数慕名而来应聘的酒吧歌手。歌手们在意的，除了这里一晚上300元驻唱费——酒吧界的最高收入外，还称这家酒吧为“酒吧歌手的黄埔军校”。从这里走出去成名的歌手有斯琴格日乐、许飞、辛欣、李天华、马郁等等。

　　斯琴格日乐原是“男孩女孩”酒吧的贝司手，默默无名，臧天朔在酒吧发现了她，带入自己的乐队。辛欣与孙楠分手，重新开始酒吧歌手生活，直到台湾音乐人许常德将其签下。

　　2006年的“超级女声”许飞与酒吧结缘更有戏剧性。她经常去听自己喜欢的女歌手唱歌，打扮得很有歌手气质，被张力注意到，问她：“敢上台唱一首吗？”从没和乐队一起唱过歌的许飞，还真“胆敢”上台，节奏不合拍，但张力喜欢上了这个干净的声音，把她留在酒吧驻唱，直到许飞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最后成为2006年的“超女”。

　　这个晚上，舞台上的6个摇滚青年有个共同的名字——“深蓝”乐队。组队不到一年，被张淇引荐进这个酒吧。对他们来说，是认可，也是机会。

　　北漂歌手的青春

　　“深蓝”乐队6个成员都是北漂族。年龄最大的是28岁，年龄最小的女主唱闻迪只有21岁。

　　舞台上，山西姑娘闻迪扭动腰肢，声线高亢圆润，一副成熟沧桑感。这个1987年出生的小姑娘，15岁就只身一人南下温州唱歌。她走到哪都对人说:“我喜欢唱歌，也喜欢自由，家里人管不住我。”这6年，闻迪走遍中国许多地方。

　　每到一个地方，闻迪就搭一个乐队一起在酒吧唱歌。很多地方待的时间不到三个月，她说，北京算是她呆的时间最长的城市。掰指头一算，加起来也不超过一年半。

　　搞运输的父母，并不希望闻迪干这份“吃青春饭”的工作，劝不动她，就经常借运输为名，跑去看她。直到现在，父母依然每星期两次跑来北京看闻迪的酒吧演出，听闻迪每晚唱的那首《外面》：“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不会失败/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闯出去我就可以活过来……”

　　很多时候，闻迪想念父母，一个人哭得伤心，但从来没有收拾行囊回家。她说:“我在做我喜欢的事情。你看我在台上一直在笑，是真的很开心。”

　　闻迪的男朋友是鼓手钱小伟。他们在通州租一间小屋，过着日出而息、日落而作的生活。

　　贝司手黄斌和他们一样过着倒时差的生活。他住在北京劲松桥边上一个三室的小屋，小屋里住了7个人，有几个人的大通铺，也有上下的隔床。

　　15时，黄斌从睡梦中醒来。与其他人作息相反，他不得不一个人住那间10平米的单间——一张床，一台电脑，一个衣柜，一张床头柜，两把吉他，还有他最心爱的贝司。这个单间月租400元，室友是发小，帮他贴补不少，尤其是前几年收入不好时。

　　“深蓝”乐队其他五名成员都住在通州。鲍鹏说：“在通州，可以找到一大把酒吧歌手，但要在每天凌晨两点之后。”按照鲍鹏的理由，一是房租便宜，二是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在通州。

　　酒吧歌手下班时间是凌晨一点半至两点。下班了，歌手们互相招呼，聚在一起吃当天的第二顿饭。酒是免不了的，兴头高时，还约去K歌，唱和酒吧完全不同的歌曲，讨厌哪首就唱哪首，甚至演绎不同的方言版本。

　　有时喝完酒就到天明。他们就一起去北京动物园赶早市淘衣服。早晨五六点，是这个批发大卖场开铺时间。店主们有个迷信，开铺第一笔生意一定得做成，一天的生意才能顺顺当当。因此，早市的衣服是最便宜也最好砍价的。歌手们自带黑色垃圾袋，一买就是一大袋，最贵的牛仔裤和鞋子也都不超过100元。

　　每天下午起床，黄斌会认真挑选当晚的演出服，不与前一夜重复。用梳子将头发弄凌乱立起来，再拿发蜡固定住。喷洒香水，带上手环、项链、耳钉等。一切收拾妥当，天黑时，背上贝司出门。

　　黄斌是广西人，1984年出生，学的是舞蹈专业，大专时认定：“去歌舞团是在浪费青春，每月几百块钱的收入，还无所事事。”为了不影响宿舍楼里的其他同学，他把自己关进厕所自学贝司，乐手梦一直追到北京。

　　刚到北京，举目无亲，黄斌找到一家驻唱的酒吧，每个星期一天活，生活拮据，住在房租便宜的潮湿地下室。即便这样，他仍愿意留下来。经常会有酒吧同行去给歌星的演唱会和专辑帮忙，每到这时，黄斌会让人带着去看这些场面。

　　他说，这些明星的成名史对他激励很大。他说，“羽泉”主唱陈羽凡告诉他，成名其实很容易。

　　靠不住的幸运

　　所有的酒吧歌手，都在用自己的年轮丈量这条成名路。张淇走了11年。

　　年已30岁的他一副“潮人”装扮，长相帅气，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四五岁。他毫不避讳：“当歌手的目标就是出名。”小时学的也是舞蹈专业，不甘心给别人伴舞，改学唱歌，就是奔着成名梦而来。

　　1996年底，初出茅庐的张淇，边学吉他边在北京白石桥边上的“民谣”酒吧驻唱。那是北京最早有歌手驻唱的酒吧之一。

　　刚开始，张淇的收入是一晚上30元，而更早在“民谣”驻唱的歌手能拿到100元。张淇死扛了5个月，老板终于给他一晚50元。

　　年轻时梦想高过一切，张淇很满足。对于一个新歌手，有上台的机会已经不易，每晚21点到24点这三个小时，是他历练自己的机会。

　　一年后，张淇的歌技大有长进，薪酬涨到一晚100元，他的固定听众也多起来。在那个以扎啤为主的酒吧年代，许多客人给他献酒，张淇一一笑纳。原本酒量不赖，酒喝多了，昏昏沉沉，唱歌更有状态，他开始适应在酒精刺激下唱歌的感觉。

　　直到有一天，张淇发觉没有喝酒，唱歌完全不在状态。他开始害怕，为了自己未来的梦想，拒绝了唱歌中的献酒，也奉劝自己身边的酒吧歌手：“不要养成唱歌时喝酒的习惯。”

　　又过了一年半，已经有其他酒吧愿意接纳张淇，报酬也涨到每晚150元，属于酒吧歌手中收入较高的。张淇依然卧薪尝胆。

　　一晃在“民谣”酒吧唱了4年，张淇等待的机会还没有到来。他开始守不住了，有朋友花高薪邀请他到酒吧业发达的西安驻唱，在北京长大的张淇挣扎了很久，最终动摇了。

　　在西安的日子过得很滋润，除了每晚固定的驻唱费用外，还有大笔的小费。张淇至今记得有一晚，一个喝醉的客人走到他面前，拿出一沓钞票一张一张数给他，张淇事后一数，竟有7000元，比他一个月的驻唱费都要高。

　　不到半年，张淇又开始挣扎起来，渴望回北京成就梦想。他跑到西安八仙庵祈祷：“回到北京，有唱片公司签我。”

　　时来运转，一回到北京，张淇就被京文唱片公司签下。他觉得一切都有盼头，梦想指日可待。

　　然而，他的热情被时间一点点地浇灭。公司正忙着包装韩红，根本排不上他的号。没有曲目，在公司里，他只是一个“零”，零业绩，零发展，零收入。

　　不得已，只能继续回酒吧驻唱维持生计。唱片公司的经历使张淇认识到成名不易：“被签约了又能怎样，还得漫无天日地排队，排上队还不一定能走红。”

　　他开始等待幸运，像斯琴格日乐一样突然被发现捧红。也许，这才是成名的捷径。2007年，已经到“男孩女孩”酒吧驻唱的张淇等来了他的“幸运”。湖南台“快乐男生”的节目编导找到他，希望他能够参加比赛，并保证以他的实力能够得到分赛区的前十名。同样被邀请的还有一起在“男孩女孩”酒吧驻唱的孙晓亮。

　　结果，两人均止步“快男”西安分赛区十强。除了站在舞台上的快感外，张淇说了解到更多的是选秀的“内幕”。他回到酒吧，对张力说：“再也不会参加这种选秀节目。”他也开始不相信所谓的草根英雄。“没有钱怎么可能成名？”张淇觉得很可笑。

　　来酒吧听歌的客人，有的说要栽培他，签他做歌手，张淇只当作是醉酒的一时之言。他说：“去年之后，我不再相信会有幸运。”

　　“我们在意被尊重”

　　张淇还在等待机会。他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在酒吧勤勤恳恳唱歌，多写歌，多结交关系。在酒吧，一晚唱四节，每节45分钟，一帆、闻迪、张淇各唱三首歌。第一节开唱时天色尚早，刚进场客人不多，以慢歌为主。第二、三节，客人开始多起来，接近零点，气氛越发热烈，歌手们的节奏也开始加快。

　　在“男孩女孩”酒吧，“深蓝”唱到beyond的《光辉岁月》，是气氛最热烈的时候。客人们挥动双手，尽情歌唱。到高潮部分，一帆把话筒举向客人，全场齐声吼道：“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一帆、闻迪边蹦迪边对着客人们直竖大拇指。

　　台下疯得热烈，台上玩得开心。乐队成员们为了逗客人开心，互相开起玩笑来。鲍鹏总拿赵帅开玩笑：“过去，我们乐队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现在已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有时，乐队会随兴来一段弹奏演出，尽情展示自己的音乐才华。

　　事实上，客人们积极配合的场面只能在环境好的演艺酒吧才有。一帆害怕看到的场面是，自己在台上卖力地唱歌，台下的人却忙着摇色子、划拳。

　　被“深蓝”成员公认脾气最好的一帆，有时也忍无可忍，停止歌唱，举着话筒微笑盯着疯狂摇色子的客人，直到他们停止了，他才继续唱歌。

　　酒吧歌手在演出时最害怕的是和客人起冲突。这会让他们面临丢饭碗的危险。黄斌无可奈何：“有人故意挑事，我们只能忍着，或者出酒吧后再解决。”

　　一次在饭馆里吃饭，黄斌背着贝司，有人冲他喊：“卖艺的，过来。”黄斌怒不可遏，举起啤酒瓶拍在那人脑门上，立即围上三人，“没打赢他们。”黄斌耸肩。

　　周六，残奥会开幕，“深蓝”乐队到后海“朝酒晚舞”酒吧演出。后海酒吧街是北京第三个兴起的酒吧街，气势不及三里屯酒吧街，但被公认为北京城夜晚最美的前后海，波光旖旎，声色浮华，还有着北京特有的古韵。

　　这一日，“朝酒晚舞”酒吧显得比往日冷清许多，一帆对赵帅发牢骚：“去叫些熟客来捧场，以前人都坐满了，今天太少了。”

　　他们需要观众。在“深蓝”乐队演出过程中，上班族郭先生与女朋友一直很专注，挥动荧光棒，给乐队歌手鲜花。郭先生说：“到演艺吧就是冲着看表演来的。打牌的客人完全可以去静吧玩，不至于这么闹，对艺人也是尊重。”

　　“朝酒晚舞”酒吧的常客老王不这么认为：“他们的感受是需要我们尽量照顾到，但是客人们来消费也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情绪，不可能忙着应酬他们的感受。”

　　演出时，台上的乐队更懂得照顾相互之间的感受。闻迪唱到间歇时，会大喊:“给我们优秀的吉他手小帅一点掌声。”灯光打在赵帅身上，平时羞涩的他一脸严肃，显得格外卖力。

　　闲暇时，“深蓝”乐队也去其他酒吧看其他乐队的表演，“不管好不好，一定会给掌声，都是做这行的，我们在意被尊重。”一帆说。

　　为了理想的现实

　　2007年，黄斌和两个老乡在交道口投资办起桂林米线饭馆，这算是黄斌每月第一笔固定收入，“每月分红也有三千多元，”黄斌说。他兴致勃勃地计划开连锁店，尽管因为驻唱从没有时间去饭馆。

　　也是2007年，鲍鹏在结婚4个月之后离婚。因为妻子在一家公司上班，和公司副总好上了。鲍鹏戏谑自己：“我的钱没人多，房子也没人大，自然守不住老婆。”

　　2008年，“深蓝”乐队成员的境况比往年要好得多。组建乐队之后，除了“男孩女孩”酒吧一周四晚，每晚300元的收入，“深蓝”乐队在后海另外两家酒吧，每晚也有240元的收入。除此之外，各个成员还会有自己的商演、活动。每月的收入近万元。

　　他们担心每天结款守不住钱，当天赚当天花；担心工作不稳定，没有酒吧的合同随时失业;担心乐队成员不和，突然解散。同时，他们还面临毒品、大麻、金钱等很多诱惑。

　　他们更担心的，是失去梦想。他们自己写歌编曲，寻找各种机会。一帆说：“那些唱歌一夜成名的传说，都是骗人的童话，只能靠自己平时多写歌，幕后的实力才可能成功。”

　　在济南酒吧驻唱了4年回到北京，一帆在自己的博客里感慨：“感觉自己这4年浪费了很多时间。很多朋友在音乐方面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组了自己的乐队。也发现了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不管是音乐方面，还是为人处世，都还有很多要学的地方，再不加油就老喽！老了别让自己后悔就好啊！”

　　凌晨，演出完毕，酒吧街的音量渐渐低落下去。客人们带着喧闹的内心，和几分醉意离开，有纵情欢笑，有凭栏呕吐。

　　歌手们背着乐器疲倦地走出浮华的酒吧街，回到自己的老巢边喝酒吃饭。大家互开玩笑，讲各种冷笑话，聊夜晚在酒吧看见听见的趣事。喝高时，他们才会提及所谓的梦想和前景。

　　“平时大家心里都明白，不需要说出来。”黄斌说。他的梦想是，在一场万人演唱会上伴奏。

　　暴力猛于艾滋病

　　女性性工作者生命安全被严重威胁

　　“首先是生存，第二是保证不被杀被抢，第三才是防范性病、艾滋病。”这是著名学者潘绥铭对中国女性性工作者生存状态的描述。在媒体的报道中，几乎可以每周1～2次发现“小姐”被杀的新闻，而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对数十名最底层“小姐”的调查中，几乎每个人都有被抢、被强奸的经历。

　　翻过那种寻求刺激的心态，有研究者将这种现象上升为对人权的尊重。按照那个被世人普遍认同的定律，人最基本的权利是安全被保障。对中国难以统计的女性性工作者来说，虽然工作是灰色的，但她们同样是公民，生存权理应得到保证。

　　东莞，一个性工作者脸上的刀疤

　　在车厢里交易完后，男子凶相毕露。一把将近1米长的西瓜刀，架在英仔的脖子上。搜身仍在继续。最后，男子从她的鞋垫里发现了400块钱。这种隐藏似乎激起了他的愤怒，还没等英仔反应过来，刀锋已经划开她的脸颊

　　本刊特约撰稿/成曦

　　本刊记者/陈晓舒(发自广东东莞、广州)

　　英仔第一次“出台”，就遭受了严重的暴力袭击。

　　那道刀疤今天仍然留在她脸上，10多厘米长，形同蚯蚓。“杀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身为“站街女”的英仔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述那一刻的恐惧，“我的血顺着刀锋往下流去，明晃晃的西瓜刀变成了红色。”

　　伤害发生在2008年3月18日凌晨。英仔终于抵御不住每月3000元的诱惑，决定“下水”了。这位现年33岁的女人来自贵州北部的一个农村，曾担任深圳一家企业的总经理助理。丈夫怂恿英仔挪用公款，事发后她被公司开除。去年，她离婚了，剩下一堆债务和一对6岁的双胞胎男孩——他们要上学。

　　这个春天，她来到了广东东莞。在这个以“服务业”著称的城市里，有着大量与她经历相似最后不得不选择站街的女子。3月18日凌晨2：00，英仔第一次站街，她随着她的朋友园园来到南城运河加油站。每逢黄昏，一群群性工作者们就会在这里聚集，直到深夜。

　　一辆白色面包车开了过来，“去万江大桥，100块钱。”车主说。在英仔的回忆里，车主大约30岁，身高在1.73米左右，操着广东口音。他自称经常光顾这里，还是第一次看见英仔。

　　面包车向万江大桥——一个偏僻的地方驶去。这个刚刚从业的女子并不知道自己在走进危险，根据《中国新闻周刊》对20起性工作者被杀的案例的统计，绝大多数发生在城乡结合部等缺乏监管的地区。当然，面包车并不是最危险的地方，70%以上的案件发生在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里。

　　在车厢里交易完后，一把将近1米长的西瓜刀，架在英仔的脖子上。搜身开始了。最后，男子从她的鞋垫里发现了400块钱。这种隐藏似乎激起了他的愤怒，还没等英仔反应过来，刀锋已经划开她的脸颊。

　　“我浑身发抖，最初感受不到任何疼痛，只是觉得有东西从左脸上不断流出。”英仔说，“过了两分钟，才感觉火辣辣的疼，像有无数只蜜蜂疯狂地蜇自己。”

　　暴力止于英仔把自己的“小灵通”主动交了出来。男子一脚将她踹下车，借助车灯，英仔记住了车牌是“粤S02×××”。但《中国新闻周刊》通过有关渠道查询，这是一个假牌照。

　　“我被人抢劫了！给我手机，我要报警！我记得车牌号码！”当英仔逃回南城运河加油站时，她遇到了园园。

　　“我以为她疯了，”园园说，“我们是公安局打击的对象，去报警不是自投罗网吗？”

　　43岁的园园已在东莞做了10年性工作者。与刚刚出道、性情耿直的英仔相比，她显得相当老到——你甚至难以分辨她的名字的真假。“做这一行的，绝大多数用的是假名字、假身份证，”一位广东警官说，“她们怕留下证据被拘留。”

　　所以，即使受到伤害，也几乎没有人报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赵军对一个中型城市的调查表明：该市的一宗系列绑架、抢劫小姐案中，犯罪分子先后作案20余件，只有1个被害者向公安机关报了案，但隐瞒了性交易的事实，谎称遭人飞车抢夺。一个保护女性性工作者的网站曾对北京的几十名“小姐”进行调查，其中只有不到1/5的人表示被伤害后可能报案。“‘小姐’遭到不法侵害，理论上应寻求警察的帮助；另一方面，警察又对她们所从事的性工作进行查处。”赵军说，“这是矛盾的。”

　　英仔听从了园园的建议，无奈地把捂着脸的手放了下来。一道伤口在她左脸上蜿蜒，皮肉裂开。而园园的脖子上同样有一条伤疤，大约15厘米长，在昏黄的路灯下仍然显眼。那也是一次交易后，她遭到抢劫并割喉，险些丧命。

　　受伤的英仔没有选择医院，“如果缝了针，就破相了”。再说，她也不愿意忍受医生的冷眼。她回到住处休整——最开始来东莞时，她住在坝头桥头一家很简陋的招待所，也就是“10元店”。最初来东莞的“小姐”大多会选择这样的住地，而当稳定下来后，就选择在城中村群居。客人——“小姐”——给“小姐”提供衣食住行的人，盘活了中国的地下经济。

　　10平米房间的简陋可想而知，但破旧的被子被英仔叠得很整齐。小旅馆也是容易发生交易的地方，但同样充满危险。没有摄像头的监控，让很多“烂仔”为所欲为。

　　休整4天后，2008年3月21日晚，英仔再次出现在南城运河加油站。“实在没钱过日子了，只有复工。”她喃喃自语，抱怨每天住在“10元店”里开销太大。哪怕是炒碗面也要花去4块钱。

　　刀伤差不多愈合了，旁边还有少许血迹，但伤疤十分明显。“不小心碰到伤口，或者洗脸时不小心碰了水，都会很疼。”英仔说。

　　大多数站街女都有着各种各样伤疤。“我们抓住过几个站街女，她们身上伤痕累累，连屁股上都被烟头烫过。”一个经常在这里执勤的治安队员说。学者赵军在对近百名女性性工作进行访谈后发现，很多人都有在从业过程中遭到抢劫后虐待的经历。其中最典型的是在深圳，两名“小姐”在出台时遭遇抢劫，之后脸上被刺青“妓女一号”。

　　然而，东莞运河边的治安员并不同情她们。“这些人就得狠狠地打！”一位治安队员说。因为南城公安分局下了死命令，要从严整治运河一带的站街女。为此，治安队员两班倒，以凌晨12点为交接时间，不间断巡查。4月6日凌晨，《中国新闻周刊》撰稿人目击了他们毒打“小姐”的一幕。“你们这种贱人  ”4个治安员用警棍狠狠抽一个自称阿红的女孩，“我就打你了，有本事跳河去？！”

　　“这就是现实，你必须接受。”英仔说。又一辆载着危险和金钱的白色面包车开了过来，她上车了。

　　3月26日凌晨，《中国新闻周刊》撰稿人再次见到了英仔。她靠在沙发上，一言不语，只是叹息，间或用手抚摸一下脸上的伤疤。

　　“我要离开了，去广州卖凉粉。”她的声音很小，“虽然挣钱不多，但好歹能够堂堂正正活着。”

　　起因是在3月22日晚上11点，她在交易时又遭遇了抢劫，并被两人轮奸。“我身上不到20块的现金，装有换洗衣服、化妆品以及证件的行李都被抢走了。他们还翻出了一张农行卡。”英仔说，“当时，一条大约两米长的铁丝勒住我的脖子，逼我说出密码。2000元就这样没了，那是我那两个小孩的学费。”

　　困境中，只有孩子是她的希望。1995年，英仔从贵州远嫁广东省五华县，7年后生下了这对双胞胎。“我们曾经很有钱，家里开了一个养猪场，存款最多的时候有97万元。”英仔说，“但当我去湖南婆家看孩子的时候，老公在一家大型赌场输光了所有的钱。”

　　此后的她在深圳打拼，已经做到了一个企业的管理位置。又是因为丈夫的赌博，让她挪用25万公款。她被开除后，在东莞后街开了个大排档，但因生意冷落而停业。

　　“离婚后，孩子给了他们的爸爸。每月，我要寄400元回家。”英仔苦笑说。而在抬头时，她脖子上就会露出一道铁青的印痕——铁丝留下的痕迹，再加少许的红肿。

　　园园对英仔“上岸”的想法感到吃惊。“她以前当过白领，目前还没完全适应。”这个有10年经验的性工作者说，“她被抢是因为经验不足。但这两次经历后，被抢的概率就会小些。”

　　“其实每个月我都会遇到抢劫，只是没有她损失那么大。”园园说很少带钱出门，就算带也都在20块钱以下。即使这样，还是有人过来抢劫——抢她们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哪怕将她们杀死。

　　为逃避这种恐惧生活，她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开始吸毒。从开始的白粉，再到静脉注射，这让她们更是体无完肤。“有些姐妹因为吸毒过量，就那样走了。”园园说。为筹集毒资，她们铤而走险的一次次走向运河加油站。 

　　“每当警车在附近出现时，虽然知道他们又来驱赶我们了，但还是很安心。”一个叫“春林”的性工作者说，“毕竟，警车可以震住想伤害我们的人。真希望有一个穿着警服的亲人或者朋友，那些人就不敢欺负我们了。可惜警察不能给我们做保护伞，否则就算交保护费也值。”

　　(文中英仔为真名，但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将其姓氏隐去)

“小姐”屡屡遭侵害背后的思考

　　赵军：生命权无疑高过“社会风化”

　　本刊记者/陈晓舒

　　实习记者/胡苏敏(发自北京)

　　12年从警经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潘绥铭弟子的身份，让赵军选定了“女性性工作者被害问题”作为研究课题。

　　尽管“小姐被杀”的新闻频频出现，但在中国，目前鲜有学者关注这一领域。即使在公安机关，也未专门设立这一类别的案例分析系统。

　　近10年来，赵军是以“入圈式”调查方法来收集案例的。在餐厅、在洗脚屋、在KTV，以及在足球场里，这位38岁的学者以“朋友聊天式的非正规访谈”找到了知情者。于是，那些内幕以及现象背后的社会逻辑，就在觥筹交错和足球的起落中浮出水面。

　　赵军选择的调查样本，主要来源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地级市和一个发展开发程度较高的沿海城市，结论则是“‘小姐’被害案共性大于个性”。“‘小姐’群体的权利在事实上已被严重边缘化，虽然她们的合法权利在形式上也应得到法律的保护。”赵军说。

　　2008年4月初，这位学者就女性性工作者被害问题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

　　“小姐”被害已经类型化

　　中国新闻周刊：此类案件有无普遍规律？

　　赵军：杀害‘小姐’的案件主要发生在发廊、小休闲店以及出租屋。较小的发廊、休闲店，尤其是只有一名‘小姐’单独从业、独门独户的比较容易被害；另外一类容易发案的地点则是出租屋——也就是行内所谓的“炮房”(老板为‘小姐’接客、或站街女为自己接客专门租用的民房)。

　　抢劫、绑架‘小姐’的案件，基本的手法是：以客人到发廊、休闲一类的场所消费为名，骗“小姐”出台或“包夜”，或者在比较隐蔽的地点对“小姐”实施抢劫，或者把“小姐”控制在宾馆、招待所的房间里，逼迫“小姐”用自己的电话打给老板或家人，让对方往指定的银行卡里打钱。

　　这类案件有很成熟的作案模式。甚至专门有一个网站叫“黑吃黄”，该网站详细分析了各类“小姐”的特点，并据以设计出“最佳”的犯罪方案。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小姐”更容易成为暴力侵犯的目标人群？

　　赵军：第一，女性在生理上、体能上处于弱势，自我保护能力较差;第二，“小姐”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她们很容易被接近，交易对象具有流动性和不特定的特点；第三，她们或她们的老板相对于普通的打工仔具有一定的财力，抢她们往往不会“踏空”；第四，“小姐”单独出台比较多，“低端小姐”(“低端”指:没有相对安全的交易场所)更是如此;第五，她们被侵害后报案率很低。

　　中国新闻周刊：作案动机是什么？

　　赵军：抢劫、绑架的案子，当然是为了谋财。从已经破获的杀害“小姐”的案子来看，作案者也是动机各异，什么情况都有。有的客人有虐恋的倾向，“小姐”不答应，导致被杀害；更常见的是价格问题，“小姐”对价格很敏感，谈不拢往往反应激烈，有的会大吼大叫。客人害怕暴露，也许就用枕头捂或者掐脖子，结果导致命案发生。很多时候，杀害“小姐”的凶手并无预谋，也不都是变态杀人狂。当然，谋财害命在杀害“小姐”的案件也是有的。

　　她们眼中的警察

　　中国新闻周刊:“小姐”在遭受侵犯时，一般会采取哪些方式求助？

　　赵军：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找老板、家人或者亲朋好友。这与普通人有事打110很不一样。

　　我们调查发现，有个团伙性的拐卖“小姐”案件，涉案“小姐”基本都没有直接报警，更多的情况是通过各种方式找自己的家人，甚至通过好心的客人帮忙打电话回家，报不报案由家人决定。这种不报警的情况，在“小姐”被抢劫、绑架一类的案件中，更为常见。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不报警？

　　赵军：在现有的法律体制下，“小姐”把警察理解为与她们对立的社会角色。根据法律规定，对卖淫者轻则可处以10 15日拘留、5000元以下罚款；重则面临6个月至2年劳动教养。

　　她们的老板同样不希望公安介入。《刑法》第359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以5年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情节严重的，可能获刑5年以上。最为严重的组织卖淫，甚至可能被处以死刑。所以，被害人报案，老板很有可能面临更大风险。

　　中国新闻周刊：这类案件的破案率怎么样？

　　赵军：在公安机关正式的统计报表中，还没有专门针对“小姐”被害案件的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杀害“小姐”的案件几乎成了侦破难度最大的刑事案件类型之一。与普通的杀人案不同，这类案件往往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加上与“小姐”接触人群的不特定性和流动性，嫌疑目标很难锁定。抢劫、绑架“小姐”的案件的侦破难度虽然稍低一些，但这类案件报案率低，“隐案”多，“犯罪黑数”高。

　　边缘人群更应得到保护

　　中国新闻周刊：“小姐”人身权利得不到保护，反映了什么问题？

　　赵军：我的著作《惩罚的边界》里提及了这个问题。“小姐”的权利，就是这样一种应予重点关照的“边缘的权利”。“小姐”的合法权利难以得到有效而充分的保护，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主流社会对边缘群体的忽视，反映了社会的法治化水平还不高，人权状况有待进一步改善。

　　中国新闻周刊：是什么原因造成“小姐”权利边缘化？

　　赵军：因为她们的“工作”是边缘化、地下化的，这导致她们的权利也必然被边缘化。举个例子来说，警方扫黄，就使得“小姐”不敢在发廊里工作，要转换到地点相对隐秘的“炮房”里工作，而这就使得她们脱离了老板、“妈咪”的观护，从而更易于被害。

　　警方查处性交易可能也是出于保护“小姐”的考虑，让这种现象绝迹了，就不会有侵害案件的发生。但问题是，现在这种方式的扫黄不能在相当程度上禁止性交易的发生。

　　中国新闻周刊：能不能找到有效的救济方式？

　　赵军：其实，只要是“小姐”被害，警方对报案的“小姐”很少处罚。即便是老板报案，也很少处罚。但警方往往不会公开对外发出十分明确的信息——我们不会处罚报案的卖淫者或组织卖淫者。

　　同时，还可以考虑采取一些技术性措施。譬如，警方可根据已破获案件所反映出的某些犯罪规律，向“小姐”宣传怎样在从业过程中保护自己的权利，教她们一些防范被害的方法。这既能提高破案效率，预防“小姐”被害案件的发生，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警察在“小姐”心中的刻板印象，有些地方的警察已经在做这个工作了。

　　生命权无疑高于“社会风化”，不管权利主体的身份如何。从这一点出发，警方教育“小姐”如何保护自己的生命或财产，是完全合法的。我以为，这也是警方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应当向包括“小姐”在内的所有国民提供的一种涉及公共安全的服务产品。

　　赵军，1969年生，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性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中国犯罪学会理事，湖北西陵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研究方向：中国刑法学、犯罪学、性社会学。

　　一个23岁的“中国”年轻人，奔着“美国梦”而去，却奔到了伊拉克战场。他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审视那场战争和新世纪的“美国梦”

　　记者/孙冉

　　陈果刚移民美国，对生活充满了幻想。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够拥有私人飞机，或者成为另一个姚明。他学着《北京人在纽约》里王启明时常提到的那句话，把美国概括成天堂和地狱的结合体。陈果之后的生活，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过山车式的轨迹，有天堂般的优越，有地狱般的煎熬，还有枪林弹雨的战场。

　　只不过这一切，和他预想的一样，取决于他自己的选择。

　　那一年是2005年，陈果带着自己的私人飞机梦降落美国。4个月后，他进入乔治亚州的步兵学校。两年后，作为一名美军士兵，他被空投到伊拉克战场。那时，他23岁， 刚加入美国籍。他的梦还没有变，他甚至觉得自己离姚明越来越近，一个战场上的“姚明”，黄种“锅盖头”。

　　经过几番的电话来回和电邮往来，掺和着陈果的博客，他的人生和在伊拉克的日子渐渐清晰起来。

　　夜深的时候，睡在中东的沙漠中，吹着从“地狱”刮来的风，还夹杂着波斯湾石油的气息，这个年轻人的心思就又飘回到中国，回想起小时候的同班同学，那些同龄人如今多半都找不到工作，当宅男，玩动漫，吃肯德基，跟父母较劲儿抗衡。想着想着他就有了点优越感，但紧随其后的竟是长时间莫名的孤独……

　　为什么来到这里？为谁而战？这个年轻人在浩瀚的夜空中画了个问号。

　　每想到此，这个年轻人都忍不住地想做个逃兵，他甚至保留了一本中国护照，也细心地筹划过逃跑的路线，想实在忍不住了，就拿着护照，取道达喀尔，脚底抹油跑回中国，躲在王府井或者西单的大街上，踟蹰于究竟是吃麦当劳还是吃肯德基，做些中国的年轻人该做的事。

　　以上只存在于这个年轻人的日记中。远处传来沉闷的爆炸声，陈果还在伊拉克的现实中，多半又是美军的炸弹专家在引爆可疑的炸弹。夜空中旋即划开一道光亮的口子，他在日记中写到，看上去像玫瑰在夜空中绽放。

　　那一天，正是这个华裔年轻人初赴伊拉克战场的日子。

　　“美国梦”

　　陈果随家人移民到夏威夷。那里碧海蓝天、椰林婆娑，太平洋的懒散气氛挡也挡不住。这里丝毫没有纽约的物欲横流和生存压力，也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美国梦”开始的地方，只有阳光和海滩。陈果就这么懒散了4个月，既没有在中餐馆里端盘子，也没有在旅游区里摆地摊或者去给人家送外卖。说白了，他不想仅仅为了混口饭而去美国，他想干点别人干不了的事。他在日记中这么写道。

　　直到后来他在大街上看到美军的征兵广告，充满阳刚的诱惑。

　　陈果走进美军的征兵办。严格意义上讲，那是一间美国军队职业推销所。那里有详尽的产品，对所有有兴趣的客户对症下药，甚至还有促销活动，催促顾客尽快决定，条件有得商量。

　　一屋子的军官全拿他当亲人，小心伺候着，像国内房地产推销员一样围着他转，生怕他反悔，生意泡汤。军官们还给他送了好多陆军小礼物。有个美女军官，每天车接车送，带着他了解项目。

　　那个美女军官向陈果推销当美国大兵的种种好处。首先，3万～4万的基本年薪，一步跨入中产；每年4500美元的培训基金；退役后读大学，一路绿灯，直接读到博士都不用掏钱——现在美国大学学费越来越贵，年轻人要靠自己挣学费。只要顺利参军，就一次性给予40000美元参军奖金。

　　对于陈果的一切顾虑，美女军官还步步为营地抚慰。她为这个黄种年轻人算了一笔账，当兵只有1/4的几率会碰上战争；即使碰上战争，仍有一半的几率不是战斗人员；即使是战斗人员又碰上了战争，那上战场的几率也仅有一半；即使上了战场，也只有1/4的受伤几率；即使受了伤，也只有1/4的死亡几率；即使真的死了……后面的话美女军官没说，但是陈果心里清楚，即使真的死了，家人的生活，这辈子就不愁了。

　　就这么着，这个年轻人有点受宠若惊了。“一不留神，我加入了敌军。”陈果后来在日记中心情复杂地回忆道。

　　这个年轻人早就铁了心要当兵，打小就爱玩枪舞棍，4岁就梦想当将军。这种在上世纪60年代孩子身上比较普遍的军人情结，星火相传地延续到这个“80后”身上。他的偶像从来都不是港星和韩星，而是《兄弟连》或者《拯救大兵瑞恩》里的美国大兵。

　　陈果起先盘算着要加入解放军。高中毕业，他报名参军，在家里等通知，等啊等的，结果什么也没发生。后来他才知道在国内当兵光等是不行的。

　　他在夏威夷看见那些充满阳刚诱惑的美军征兵广告，觉得梦想正朝自己走来，紧随其后的梦想竟是美国的三任国务卿：鲍威尔、奥尔布赖特和赖斯。鲍威尔的爸妈是来自牙买加的移民，奥尔布赖特的爸妈是捷克斯洛伐克移民，为什么美国将来的国务卿为什么就不能是一个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呢？

　　2003年3月，小布什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

　　美国大兵实施的“斩首行动”推翻了萨达姆的政权，把这个前国家元首作为战争罪犯推上法庭。审判持续了一年多，这期间不断地有美国大兵被空投到伊拉克，然后不断地有人死去。

　　就在这时，一个黄种“锅盖头”，出现在美军“销售”眼前。

　　那是2005年5月。陈果决定用25年的时间，从最底层的美国士兵做起，逐步接近这些梦想。

　　“锅盖头”

　　人们对于天堂所有不切合实际的想象，都是来自地狱打出的欺骗广告。这一点，在陈果加入美军后，就逐渐体会到了。

　　加入美军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桀骜不驯的脑袋剃成整齐划一的锅盖头，然后就是魔鬼训练营。

　　陈果先是被派到乔治亚州的一所步兵学校。在那里他度过最难捱的4个月，步兵学校的训练比他在电影里看到的要恐怖得多。让他惊奇的是，他们的主教官竟然和电影《全金属外壳》里的魔鬼教官长得一模一样，而且行为更残忍，作风更疯狂。

　　《全金属外壳》描述的是越战背景下的美国大兵。电影里有新兵自杀，当时那个镜头让陈果颇为难忘。在现实中，在他们那批新兵里，自杀了2个，逃跑了6个。陈果后来的回忆，多少有些轻描淡写。

　　训练中也有一些令人开心的事情，陈果不断地发现那些美国孩子比他想象中要笨许多。

　　这个年轻人在中国的生活基本上是在折腾中度过。他一共上过5所幼儿园、4所小学、1所初中、1所高中和1年的大学，全都不在一个城市。从小学到大学，这个年轻人在一个又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不断学着习惯、再习惯。

　　那些黑人青年的万能借口就是：我是个黑人。陈果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少数中的少数。他迅速地在军队环境中适应下来，如鱼得水。

　　从步兵学校毕业，陈果被调派到华盛顿州的美军基地，待了8个月。这是他的第一个部队，生活日趋平静。他也在华盛顿州拿到驾照，有了自己的第一辆车。如果不出意外，退役后，这个华裔年轻人将像所有美国人一样迅速把锅盖头的记忆抛在脑后，融入自由的生活。

　　2006年6月，陈果的部队被调派去德国的美军基地。生活依旧，白天训练，晚上休息，这些美军大兵排解业余生活的方式多种多样，玩车、旅游、蹦迪、在大学PARTY上找女朋友或者去赌场小赌一把。陈果还可以和当地的中国留学生一起吃火锅、打麻将。

　　这段时间，在伊拉克的美军大兵日子不太好过。阵亡的人越来越多，年底，这个数字已经达到3000人。另一面，从2003年战争开始，已经有60多万伊拉克平民因为这场战争丧生，超过一半的人死于枪弹之下。

　　这一年的12月30日，萨达姆被公开处决。报复和仇恨战火自此不息，单单那个月，美军就有111名大兵阵亡，是进入伊拉克两年来阵亡人数最多的一个月。

　　小布什觉得有必要向伊拉克增兵，陈果不幸成为那些少数上战场的“1/4”。

　　“西征记”或“东征记”

　　2007年8月，陈果的部队接到参加伊战的通知。之前，他从来都觉得那场战争离他还很远；即使参加了美军，他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是那倒霉的“1/4”。

　　2003年3月，美军入侵伊拉克，陈果还是一个北京高三的学生，和一帮同学在天坛玩，母亲给他电话说，美国人空袭了伊拉克。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局外人。晚上回家看CCTV几个军事大嘴在13亿人面前侃，对美国的行径品头论足。

　　他记得当时有一个人物最牛，那就是伊拉克新闻官萨哈夫，当着全世界人的面，一个人在战斗，愣是说美军还在千里之外，把死的说成活的。事实上美国大兵的坦克已经推倒了萨达姆的雕像，全世界都看到了萨达姆时代的终结。那一刻，和全世界反对霸权的年轻人一样，萨哈夫是陈果心目中的“英雄”。

　　4年后，他没想到自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踏上那个“英雄”的国度。在那里，陈果将迎来15个月的服役期。在那里，他的工资会比在德国驻军时每月高出1000美金左右。

　　在伊拉克的第二天，陈果发现脚开始裂口子，全身开始起痱子, 皮肤起泡溃烂。一切才刚刚开始，“锅盖头”们就已经商量着逃跑。最要命的是，他们发现，除了巡逻，在沙漠里排解无聊和寂寞的办法竟然少得可怜。骂小布什，骂共和党，讨论逃跑的方法，讨论彼此认识的女孩子，睡觉；醒来后继续骂布什，骂共和党，读家信，玩电动，继续睡觉。然后醒来，再重复一遍前一天的内容……

　　当这场战争居然砸在他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头上。他也开始关心政治了。他对周围的朋友说，2008年大选，谁投希拉里，我就给他5美金。

　　“锅盖头”们每天骂布什，骂共和党，撤兵的日子依然遥遥无期。源源不断的是一批批新面孔，多数看上去只是高中毕业的孩子。阵亡的兄弟们已经突破4000，这些倒霉的1/4的1/4的1/4……。

　　一个来自迈阿密的“锅盖头”对陈果说，他们那里去年参军来伊拉克的士兵，一共死了9个，但去年迈阿密因谋杀案便死了338人。因此结论很明确，待在军队里比走在迈阿密的街头安全。这个结论是一个征兵推销员给那个“锅盖头”算的账，于是他相信了。

　　来到伊拉克的第10天，陈果接到第一个任务，奉命去一个逊尼派住宅区巡逻。开车穿过小半个巴格达市。他看到整个城市像一片废墟，事实上这里早就成了一片废墟，从海湾战争开始，英美两军的不断轰炸，这里再也没有过像样的建筑。

　　他们顺利地到达巡逻区域，这里的情况还算不错，有小孩子们跑来跑去，人们家里也都有电。一大帮伊拉克小孩跟在他们后面跑，然后就有花花绿绿的美国糖果从这些大兵口袋里洒向孩子们。那一刻，陈果感觉自己很像日本皇军……

　　“1/4”

　　来到伊拉克之前，陈果决定在BLOG上记录下以后的日子。他把自己在伊拉克的日记贴在MY SPACE的博客上，名字就叫斯特瑞克，一种装甲车的名字。

　　这个华裔年轻人迅速地在虚拟世界蹿红。短短几个月，他已经拥有一个点击60多万的BLOG。而在虚拟世界里，与名俱来的却是烦恼，多数国内的粉丝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抱着的以身相许想法的女人向他示爱，另一种是，抱着同样以身相许心态的男人，向他询问怎么移民美国，并且加入美国军队。两种人出于本能，对他的生活产生了种种好奇。

　　写日记的初衷，自此被打扰。没有几个人动真格地去关心那场战争。

　　回到现实，“锅盖头”陈果的伊战生活，还是无聊，而且充满着无聊的牺牲。残酷的是，那些大兵，既厌恶又不得不陪着这场战争走到底。有时候他们觉得是广告欺骗了他们，有时候他们又觉得是自己欺骗了自己。就连陈果，最初的那些美国梦都开始动摇了。

　　在伊拉克，还是不断地有战友死去。陈果开始试着用北京人的调侃去安慰自己和他们。

　　2007年10月5日，有两位兄弟阵亡。

　　在日记里，他给阵亡的人留言，下辈子别那么操劳了，投胎到中国去，当个公司小职员也比这强……

　　11月29日，一个外号叫“小母狗”的大兵疯了，哭着喊着要往连长、排长的帐篷里扔手雷，结果被送回了德国基地。

　　在日记里，陈果说，“小母狗”绝对没疯。这是他的伎俩……

　　感恩节的时候，陈果终于盼到了自己的休假，18天。让他有了一段从地狱到天堂的升降机之旅。

　　那一刻，他真的想买一张回中国的机票，自此蜗居北京远离那场狗娘养的战争。但这个精明的中国人随即算了一笔账，旋即改变了主意。他已经与陆军签了三年的“卖身契”，如果选择逃跑，前两年半的苦就算白吃了，7万美金的学费也打水漂儿。

　　逃？还是不逃？最终，或许还是那点优越感让他做出了选择。相比于地狱般的生活，他更不能忍受的是，整天吃着麦当劳，做着平凡的选择。

　　他于是又选择了回去。

　　后来，又一个大兵在巴格达萨达姆皇宫的厕所里，举枪自尽了……

　　“锅盖头”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重复着。比如，又一天早晨，又一次自杀性爆炸，又一个大兵阵亡了；又一个夜里，大家听到枪响，又一个大兵自尽了或者是又疯了一个。

　　他们都不记得这是第几个了。新闻上说，2007年，美军逃跑了4700人，自杀了44人。但是“锅盖头”们却掰着指头说，这是第100个了。他们或许只记得，2006年自杀了99个人，是最多的一年，2007年只能更多。没人去跟他们求证，1和100的之间，在伊拉克只是时间的问题。

　　2007年圣诞节前，让“锅盖头”们最不爽的消息传来，国会又拨了700亿美元用于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在这笔钱花完或者民主党上台之前，大兵们是看不到撤军的希望了。

　　2008年1月，为了清剿残余的基地分子，美军展开了代号为“铁幕丰收”的军事行动。大约有2.4万名美军和5万伊拉克军人参与其中，陈果不幸又成为其中的1/4。

　　那天晚上，他更新了一次BOLG，给自己的母亲留下一份家信。后来他就再也没有出现在BLOG里。第二天，他的母亲在BLOG里留言说，陈果去参加美军的军事行动了，音信全无，生死未卜。

　　第三天，有新闻说，在美军的军事行动中，有6名驻伊美军士兵死亡，另有4人受伤。这是数月来美军在伊拉克伤亡最大的一次。

　　事件就发生在迪亚拉，6名美军士兵死于复仇炸弹。

　　陈果的BLOG里，网友们的留言不断，谁都不愿把那些不幸的“1/4”和这个孤独的华人联系在一起。BOLG里女生重复着求爱，男生重复着艳羡……

　　7500亩沙荒地能生产出什么？经过7年的努力，它可以养育400多头奶牛，20万棵树，实现自身的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但在制度的制约下，这种模式无法复制到更广袤的荒地上。这个农场的建设者，两个来自北京的大学毕业生，正在调整着他们的初衷和梦想。这就是中国式拓荒的故事？

　　★ 本刊记者/陈晓

　　第一次见到许文丽，是2007年11月底在北京一家酒店的大堂。她与两个朋友一起，与一个匈牙利客商洽谈项目。她梳着精神的短发，一身深紫色套装，面对一份英文的现金流量表和商业计划书，用英语与对方从容交流。

　　第二次见到许文丽，是一个月后在内蒙古通辽火车站。严寒中，她开着一辆风尘仆仆的切诺基，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和大皮靴，在车站接上我，便直奔农机公司，给农场拖拉机买配件，给农场变压器买专用油。

　　“北”大荒上的“理想国”

　　从内蒙古通辽市出发，向北沿304国道行进约90公里，就是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希伯花镇。

　　公路两边望不到边的土地，冬天枝叶落尽。随着生态的退化，内蒙古草原出现大量荒原，当地人称之为“坨地”。仅在科尔沁左翼中旗，约1/3的地只生产沙砾和杂草。

　　“你当年怎么会到这里来？”我问道。

　　“2000年，通辽市招商局带我们来这里考察投资。从日照、积温、降水量和土壤地貌等来看，这里的土地，远远没有转化成生产力。

　　我妈听说我要来内蒙古开农场，急得一晚上嘴边起了一圈水泡。第二天跟我来看这片地，说，土地是带不走的，如果你要在这里经营，就必须留下来。等这块地有价值了，你也老了。

　　我原来想，这就是我后半生的事业。当年沙荒地承租金，每亩每年只有5～20元。我的计划是第一年先承包3000亩荒地，造林10万棵。每年扩建3000亩，10年可建成一个3万亩的农场，拥有100万棵杨树。

　　为了防风固沙，林带是按网格状规划的。网格间的空地，可种植多年生牧草，通过划区轮牧的方式养牛。我算过，3万亩的林地逐年进入采伐期，每年10万棵杨树，可以支持一个中型的木材加工厂。林间草场，可以存栏2000头大牛。”

　　许文丽一边开车，一边激动地回想自己当年的梦想。

　　“7年来，你们一共开发了多少荒地？”我问道。

　　“只有7500亩。我用了原计划70%的时间，只完成原计划25%的任务。照现在的情形，我们暂停了所有的扩张计划。”许文丽明确地回答着。

　　2001年前后，共有7家企业来这些荒地投资。如今只有满根农场存活下来，维持运转。

　　冬天的农场

　　离开304国道，驶上青灰色乡村公路。半小时后转入坑坑洼洼、没有方向的辽阔荒原。一群红白花或黑白花的牛，在树林里寻找从积雪中露出梢头的枯黄牧草。

　　许文丽说，农场要到了。

　　机器的轰鸣声渐渐从远处传来。这是农场正在铡秸秆，为牛群过冬做食物储备。

　　冬天的原野阴郁萧瑟，灰蒙蒙的。机器声越来越近，色彩也生动起来。路边铺着大片澄黄，那是牛群过冬的食物——25万捆秸秆。黄色尽头，是一栋亮眼的房子，红色彩钢瓦屋顶，淡黄色墙。屋檐下一口接收卫星电视的大锅。

　　这就是满根农场的场部。红色砖墙围起一个约2000平方米的院落，大门是雕花的铁艺栏杆，进门处对称立了一排铁杆。一到夏天，铁杆上缠绕青翠的植物，搭成绿色的拱棚。

　　西边，是占地50多亩的养牛场，有9排50米长的标准化牛舍和3个敞开式大牛圈。北边，是一排高大的库房和一个100多平米的饲料加工车间，库房里有两台大型拖拉机。车间和库房后面，是两个40多米长、8米宽、2.5米深的青贮壕。另外还有10个30立方米的青贮窖，里面都已储满加工好的青贮饲料。

　　东边是新盖好的一排房子，大约有400多平米，包括职工宿舍、餐厅和两个机加工车间。从大门向南望去，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层层叠叠的树林。

　　农场家庭只有两口人，38岁的许文丽和她的丈夫朱东。许文丽短发，个子不高，但性格坚强。她负责农场的日常管理和对外联络。朱东总是戴一顶棕黑色的毛皮帽，穿深蓝色棉夹克。他是农场的兽医、电工和机械师，负责一切技术活。

　　他们都是中国人民大学1988级学生。许文丽学工业经济。朱东是国际金融专业，毕业后曾在一家国有大型航运公司从事金融工作。

　　来通辽前，他们都只在画片上看过牛。现在，他们已成为种树和养牛的行家，衣服下摆和皮靴上，沾满农场必不可少的碎屑：黄色是秸秆碎末，棕色是牛粪渣或泥浆，白色是给小牛喂奶沾上的奶星。

　　气象台刚发布大风寒潮警报：三天后夜间温度将降到零下20度。农场有很多事情得准备：野外的牛群要赶回场部，牛群按怀孕、即将临产、哺乳期的母子、断奶的大牛犊、身体强弱等分成五群，分别关进牛舍，用青贮玉米、粉碎的秸秆和精饲料混合饲喂，直到明年春天冰消雪融，牧草返青。

　　“北京小姐”

　　背着许文丽，工人们都叫她“北京小姐”。

　　这是7年前当地人对她的称呼。7年之后，“北京小姐”成了许经理，当地人成了满根农场的工人。

　　他们悄悄观察着“北京小姐”的生活：刚来时可年轻了，像个大学生。现在长胖了，得有106斤。屋里铺木地板，还有一架钢琴。开一辆1997年买的北京吉普，雨刷不好用，右边车门必须掌握一种精确的平衡技巧才能打开，后车门得从车里打开。

　　“北京小姐”，还有很多当地人看不到也无法理解的生活。

　　她从小生活在中国科学院。父亲是联想集团成立初期香港研究发展部的总工程师。许文丽从父亲身上看到上一代知识分子改革创业的艰苦。“那时我爸已经50多岁，带着几个年轻人去香港建立联想的研发部门，租很便宜的集体宿舍，每天挤地铁上班，下班回家自己做饭。”

　　“我大学时常去国企参观实习。我觉得国企肯定搞不好。我去过一家国有钢厂，在车间里转一圈，觉得捡破烂都能成百万富翁。”

　　“1992年毕业分去首钢，我没去。我想过自由而自主的生活。我和丈夫有个约定，以毕业5年的1997年为界。如果我用创办私营企业赚的钱先买房子和汽车，他就辞职加盟。如果单位先给他分房子和汽车，他就在单位干下去。”

　　1994年，许文丽在北京成立一间礼品公司，五年时间内赚得千万。1997年，朱东从国企辞职，加入许文丽的公司。

　　准备晚饭时，许文丽说起自己喜欢的俄罗斯文学。“看了《复活》，很感动，觉得那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主人公在救赎女囚犯的同时，自己的生命也得到救赎。”

许文丽，红色夹克衫，黑色牛仔裤，系着纱巾，站在一辆红色拖拉机上。拖拉机后面是一片荒地，只有六道新土的犁痕，这是为造林开的树沟。更远处隐约的几个小黑点，那是六座坟，一间土坯房。春天的科尔沁沙地，正在刮一年一度的沙尘暴，天地一片昏黄。许文丽兴致勃勃地忙碌着，尚未预感到道路的漫长与艰辛。

　　这是一张2001年4月18日的照片——满根农场刚开建:没有树，没有草，没有电，甚至没有住的地方。

　　刚来时，当地林业局告诉许文丽，荒原上每亩地的造林费大约是200元，包含树苗、机耕、栽植和最初两次灌溉的费用。缺乏农业生产经验的许文丽，认为成本很低。干起来才知道，还必须打深井，配套灌溉设施，前三年每年至少浇5次水，加上修枝、打药、看护、10年的土地承租金(累计200元)等，以每亩地造林80棵计算，10年下来每亩累计成本在1600元左右，而且此费用的75%都发生在前3年。

　　反过来又一算，1600元10年换来80棵树，每棵树的成本20元，售价可达60～80元；如果进行深加工，每棵树的价值可达150～200元。许文丽又满心欢喜地干起来。

　　当地蒙古族老人告诉她，她所承包的这片沙荒地，上世纪50年代是一片茂盛的草场，有许多野生的榆树和山杏，灌木丛中有野兔、狐狸，还有鹰。50年来，这里人口增长了50倍，灌木都被人们砍去当柴烧。60年代以粮为纲，将这里几千亩湿地草场翻耕种水稻，没过两年，湿地草场全部盐碱化。分包土地以来，陆续有人将这几千亩退化的坡地草场翻耕，种植绿豆。几年下来，土地全面沙化镲

　　听着老人的叙述，许文丽更加相信这土地的潜力。2001年4月，造林之后就将这几千亩土地用围栏围封，禁止耕种和放牧。到2003年秋季，不仅首批种下的10万棵树长了起来，3000亩土地也覆盖了草皮。

　　许文丽说：“我只不过是还原了这块土地应有的价值。我们这儿，本就应该是一块美丽富饶的土地。”

　　许文丽提起通辽，总是说“我们这儿”，仿佛她就是一个通辽人似的。

　　2004年，许文丽又承租相邻的4500亩荒地，两年栽下10万棵树。再后来树成林，于是野兔回来了，狐狸回来了，鹰也回来了，林子里还有刺猬和许多不知名的鸟。

　　2004年，许文丽开始建养牛场，从100多头发展到400多头。最早买来的母牛已经在农场生下第三个牛犊。在这里出生的第一个母牛犊，也马上就要做妈妈了。

　　2007年底，站在2001年4月18日照片的位置看过去，最早栽下的一批树已有碗口粗细，四五层楼高。夏天到来，农场染上大自然的颜色，蓝天白云，绿草黄花，树木和牛群充满生机。农场的生活呈现出许文丽想要的“自由而自主”。

　　寒冷，多风，养牛场

　　2003年，许文丽和朱东在土坯房的位置建起新房。房子是他们自己设计的，单层砖墙，靠烧小锅炉取暖。

　　没人告诉他们，一栋建在荒原中央的单层砖房，在零下20度的天气里无法保暖。“冬天应该对房子进行保暖改装，在外面围上泡沫板。但造房子时屋顶和地板没做保暖处理，热量还是会流失，只能多烧煤。”朱东说。暖气管烧得烫手，但热量很快通过单层砖墙渗透到外面，屋里必须偎着电热器才感觉温暖。

　　2007年12月28日，大风雪开始了。风在荒原上空滚来滚去，撞到场部的彩钢瓦顶上，发出打雷一样的噼啪声。大风经常导致停电，而锅炉的热水需要依靠电力在暖气管内流动。最糟糕的是半夜停电。有一次，朱东不得不半夜去工人房挤热炕。

　　冬天是农闲季节，场部不过十几个工人，“邻居”在几里地以外，也少有客人。生活的主要乐趣来自于农场最多的动物——牛。许文丽给牛起了“美人系列”的名字，比如“白美人”“黑美人”“大花美人”。

　　早上赶牛出栏，她会满心欢喜地赞叹：“看，多漂亮，大眼睛，双眼皮，多美的身材，犄角也好看。可不是每只牛都当得起‘美人’的称号。”

　　“嗯，起码‘笨熊’的妈就不行。”朱东应和着。

　　“笨熊”的妈叫“熊猫”，长相憨厚，敦实，一边一个黑眼圈。它已经为农场生下三个牛犊，分别叫：“小熊猫”“小花熊”“小笨熊”。

　　冬天是小牛犊出生最频繁的季节。2007年的最后几天，每天都有小牛出生。有时候，值班的工人，会在凌晨4点敲许文丽的窗户，说“又有牛犊子生下来了”。每只小牛出生，许文丽都得亲自去照看。

　　小牛刚生下来，身上沾满液体，需要母牛及时舔干，不然会被冻死。碰上生第一胎或母性不强的母牛，就得把牛犊抱进屋里，许文丽和工人一起帮小牛擦干身体，甚至要挤母牛的初乳，人工喂两次小牛，直到它能自己站起来采食母乳。

　　他们的养牛场从规模到资质已很出众。2006年11月，他们应德国宝牛育种中心邀请，赴德国参观汉诺威欧洲畜牧业展，考察巴伐利亚州的私人养牛场和宝牛育种中心。

　　2007年7月，中国与德国巴伐利亚州签署合作育种协议，决定对中国现有的西门塔尔牛进行杂交改良试验，共同培育适合在中国长期繁衍的乳肉兼用型西门塔尔牛。

　　满根公司已通过项目组的考评，成为内蒙古东部地区规模最大的科技示范场。杂交的牛犊将在2008年6月陆续出生在满根农场的牛舍。

　　离2008年还有4天，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牛被大牛踩伤了，瘫在地上呕吐，发抖。朱东一边查阅《兽医内科学》，一边试着给小牛喂云南白药、糖水、牛奶。小牛依然一天天委顿下去，皮毛光泽渐失。书上最相似的病症是肝破裂，农场没有条件为内伤施行手术。3天后，小牛死了。

　　老乡们

　　2007年12月30日，大风铺天盖地，气温零下十几度。积雪像流沙一样，顺着风势乱走。

　　依然有村民在风雪中放自己家中的10来只牛。积雪下的杂草已经枯黄，牛和人一样瘦削，在风雪中站立。他们有一种让人惊叹的生存能力。夜里在没有任何目标和辨识物的雪原上，也能走回家。城里来的人，像寒号鸟一样缩在车里哆嗦，却看见村民在风雪中打马跑向天边。

　　在破烂的乡村土路上，许文丽一边开车，一边说：“古时候这里就是曾经打败大宋并掳去皇帝的辽国。在这里你不能软弱，必须坚强。每当看到这里的农民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地耕作下去，就觉得他们似乎已丧失择业和迁徙的能力。他们大多数对自己的处境毫无知觉。”

　　从前的战士，现在成了贫穷的老乡。老任是满根农场最全才的工人，会养牛、做饭、开拖拉机、修机械。来农场前，他是村支书。他所在的村，自1996年实行“均分耕地，承包权30年不变”，按7亩/人均分农田，每亩地年纯收入不到300元。

　　引入机械化播种、耕作、收割，每个农忙季只需要几天时间。喝酒和麻将就成为当地最盛行的生活。朱东说起老任，“随时去他家，都摆着一桌麻将”。一圈麻将，输赢最高200元。

　　说着，车开过农场北面一个无人的院落，“这里以前住的邻居，40多岁，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们夫妇拼了全家的力气，供儿子念书。儿子补习到第三年，考上南方一所本科大学。7年间为他花去11万元，其余四口每年只靠8000多元维持生产和生活。

　　儿子毕业，在昆明找到一份好工作，三年后接父母去养老。老两口兴高采烈地卖掉牛、房子，转包土地，带着十几万元去昆明买房安家去。临行前对我说：‘许经理，我就不明白你到我们这儿来干吗？你原先待的地方，我们想去还去不了呢。’

　　显然他对农耕生活充满厌倦。这令我想起德国的农场主们，坐火车或开汽车，带孩子去汉诺威看农牧业展。他们个个神采奕奕、兴致勃勃。他们多半受过高等教育，既是农机手，又是本行的专业人员。他们个个有别墅，有汽车，有稳定的收入，有体面的生活。”

　　原先说起“许经理”的农场，老乡们会露出不屑的神色：“那都是坨地，好地哪能给她啊。”但现在一说起农场的收入，老乡们又会露出羡慕的神色，“可赚大钱啦，一年得有几十万呢”。

　　种下最后一棵树

　　开车在满根农场巡视，会发现不要说3万亩，7500亩也已经大得一眼望不到边。它相当于澳门的五分之一。

　　来到农村，许文丽才知道，她所租赁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根据现行乡村自治法，村民委决定集体财产如何使用，村民委三年一换届。与他们签约的那届村民委，一是为了推掉林业局分配的造林治沙任务，二是为了筹集资金给村上的小学盖新教室，一致同意将村上这片最大的沙荒地承包给满根公司。

　　2004年，村民委换届。有一天，新村主任的一个亲戚来满根公司偷东西，被朱东送交派出所。新村主任认为丢面子，便鼓动亲信劝说村民委更改合同，重分满根的土地。在当地政府领导的干预下，这件事迅速平息了下去，但许文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

　　即使一切顺利，满根农场的土地，也只是承租30～50年。由于“得不到完整的产权”，她决定不再把满根农场的模式复制到更广袤的荒地上。

　　农场能否获得采伐证，也是个不确定的问题。栽树的人等待10余年想采伐变现，必须向旗林业局申请采伐证。2008年看来是个好年头，2006年种下的最后一批树到了办证的时限，木材的价格也比2001年上涨了一倍。但每年旗里的采伐证指标有限。

　　满根农场的树，还承担着防风林的任务。它不仅是招商局引进投资的成果，也是通辽市林业局“5820造林治沙工程”的一部分。招商局当年的承诺，到了林业局、土地局等部门，根本就没有效力。

　　7年来，在这7500亩土地上，满根公司累计投资超过1000万元。这全是北京公司的自有资金，没有一分钱的贷款。

　　“这里的农业银行，因早年坏账太多，早已被上级剥夺审贷和放贷权。它们的职能就是吸纳储蓄和提供汇兑服务。其实质就是从原本贫弱的乡村抽血，继续输往城市，继续扩大城乡差距。”朱东到底是学金融的，说话言简意赅。

　　西部开发正陷入一种矛盾：土地惊人地便宜，却在制度捆绑下，受制于各种行政利益。这为经营增加了一笔难以预料和估算的成本。7年里，满根农场在技术上日趋成熟，规模上却走到“极限”。

　　2006年，许文丽种下最后一批树，不再准备扩大规模。

2007年12月29日，风雪越来越大，野外放牧的牛赶回了场部。虽然储存了25万捆秸秆，但到明年牧草返青前，对400多头牛的食物问题，许文丽丝毫不敢懈怠。水源决定牧草返青的时间，水源边的草地总会最早变绿，但离满根农场最近的苏吐水库和胡里斯台水库都干涸了。

　　在内蒙古2001年出版的地图上，还可以看到苏吐水库和胡里斯台水库的名字。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几万亩玉米绿豆的种植区。上世纪50年代，西辽河上游修了红山水库，截断了水源，再加上天干，水库干涸，附近的村民便在水库底刨土种地。

　　西部地貌的变化正在演示一个制度悖论：过度管制和管制无效。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没有人是土地真正的主人，没有人去养护土地。所有荒地归各村民委对外发包，承包者年限不同，手段各异，但目的都是短期内从土地中获得最大价值。最后的结果就是土地几乎一年一变：从池塘变为耕地，从草场变为碱地，直到地力耗尽，成为一片沙砾的坨地。

　　仅希伯花镇的40多万亩土地，就有20多万亩都是荒地，满根农场不过是其中的三十分之一。“把这些荒地按5元/亩的价格出租，比全旗一年的财政收入还多。”许文丽说。清朝这里的王爷每年向朝廷纳贡。现在，国家为了发动当地人种树治沙，每年要为这些荒地补贴大笔钱。

　　“这些土地都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价值。”许文丽说。场部的书柜里有一摞农地制度和农村基层政权书籍。她还写了一篇《西部水土退化的制度性因素及对改良办法的建议》，阐明她对“制度制约土地生产力”的看法：“如果土地的产权明确并受到法律严格保护，有充分的经营期限，允许自由流转，土地就可以集中到热爱它的人手中。”

　　坚强的农场梦想

　　饭桌上，他们说起前两天被大牛踩到肝破裂的小牛犊。“犊牛岛还是很必要的。”朱东说。犊牛岛是德国农场为刚出生牛犊准备的单间窝棚，这样可以避免被大牛误伤。

　　技术是朱东的专长。1997年，他从中远公司辞职去许文丽的礼品公司，为公司建设起内部网络，实现无纸化办公。现在，他用POCKET PC——一台使用微软操作系统的黑色掌上电脑简化和村民之间的买卖。

　　当地收秸秆按面积计算。传统方法是用50米/根的绳子测量。有一次用绳子测出总长是550米，而朱东用POCKET PC定点测出的长度是600米。最后发现是村民少数了一根绳子。从此，满根农场的买卖，没人再怀疑朱东手里的黑色小方盒。

　　从德国带回的图纸中，有一张现代农场的整体示意图，那是一整套由沼气发动的能源启动设备。他们参观的这家农场只有80头大奶牛，1500亩地，只相当于满根农场1/5的规模，每年却有80万欧元的产值。

　　一个高效的现代农场，曾是许文丽和朱东共有的愿望。但他们决定不再为只有50年使用期限的土地增加投入，“顶多再加一台灌溉机，一间大牛舍和一台挤奶机器。”

　　满根农场的喻意是“根系丰满，枝繁叶茂”。7年之后，农场就已生长到极限。许文丽现在觉得母亲说得对，土地是带不走的，和一块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无法共老。

　　我问道：“后悔吗？”朱东说：“干的都是正事，没什么好后悔的，就是没有在北京时收入多。”

　　许文丽说他们这几年既没有浪费过时间，也没有浪费过钱，所以也就心安理得。

　　许文丽说偶尔回到北京，看到有些洗浴中心和娱乐城装修得金碧辉煌；回过头来看内蒙古的小学、医院，却如此简陋，设施严重不足。看到一些时尚消费类的杂志，纸张印刷如此精美；回过头来看内蒙古的孩子，课本是简朴的，没有课外书，有的连练习本都买不起镲

　　不过，她仍然觉得这块土地有希望。如果把满根农场比做一个荒地生产力的实验，“我觉得，技术上的目标都实现了，满根农场证明了这些土地是可以产生价值的。”

　　上世纪90年代，许文丽初涉商海，去东南沿海谈生意，看到民营经济，起步时筚路蓝缕，但星火燎原，成为了国民财富的爆发点和制度改良的推动力。

　　十几年后，东南沿海财富过度集中，成为资产泡沫的发源地。股市、楼市，每个被钱追逐的领域，资产价值在成倍上涨，这让许文丽“目瞪口呆”。“城市里的钱太浪费了。在西部，我才投入一千多万，土地上已经有了这么多收入。在东南沿海，有一千万的人太多了。”

　　在西部，荒地的存量，足以再造无数个“满根农场”。

 　　检票不严导致没票者进站，站台压力陡然增加，天气因素推波助澜，焦灼情绪不断蔓延，人群开始下意识推挤，车站人员疏导不力，这是导致女大学生冷静死亡的一条悲剧链。

　　★韩永

　　“一夜噩梦”

　　这是网友“蔷花红莲沼泽魅”(以下简称“红魅”)1月14日在网上留下的文字。前一天，芜湖火车站发生一起惨剧：安徽师范大学的大三女生冷静被拥挤的人群挤落站台，被尚未停下的5082次列车轧死。当时，“红魅”就站在三米之外的地方。另一位现场的目击者、安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2004级学生“皮波浩浩”在天涯社区现身时说，事发之前他与冷静还有过三次碰面。

　　与很多受访的安徽师范大学学生一样，“红魅”现在对火车“充满了恐惧”——“眼前全是鲜血，耳边尽是尖叫”。而“皮波浩浩”除了恐惧，还有深深的愧疚。

　　前兆

　　1月13日，芜湖市下起了今年第一场雪，这打乱了“红魅”的返程计划。他1月11日来到芜湖，逗留两天，访亲会友，计划周日坐汽车返回合肥。但大雪导致芜湖长江大桥封闭，公路已不通车，只剩下铁路一条道。他上午11点到市内一家火车代理点买票，只买到一张由宁波开往阜阳的5082次车票——没有座位。

　　芜湖虽是皖南地区最大客运站，但除开往北京的1410次是始发列车外，其余均为过路车。在芜湖，旅客们很少碰到能买到座位票的机会。

　　下午4点半左右，“红魅”和一个同伴来到芜湖火车站西侧候车厅，“皮波浩浩”和同学也几乎同时抵达。此时，不大的候车厅已经挤进了五百多人，“90%是刚刚放假的大学生”——芜湖是安徽省内大学较为集中的地区，汇集了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工程科技学院等近十所高校，光安徽师范大学就有学生2万余人。“红魅”和同伴不得不跟很多人一样，紧靠在候车厅边缘的售货亭旁边。这时，“皮波浩浩”第一次见到了冷静，“记得她好像是一个人”，但由于交情不深，彼此只是打了个招呼，就各忙各的了。

　　16：55分，广播中开始播音：“5082次即将进站，停靠1号站台，请工作人员做好接车准备。”在进站口随之打出“开始检票”字幕后，人群开始蜂拥向前，本来还很拥挤的候车厅竟然腾出来好多空间。“红魅”告诉自己的同伴，这时候最易发生事故，我们往后靠一点。

　　一分钟后，检票口开放，人流疯一样地涌向检票口。“红魅”清楚地记得一个细节——三个检票口全部大门洞开，却“没看见一个工作人员在那儿检票”。它造成的后果是：有些急于回家却没有买到车票的人顺势混入站台，乘坐10几分钟后到达该站的1151次列车的旅客也同时进入站台。

　　在拥挤的人流中，“皮波浩浩”第二次见到了冷静。“她背着一个书包，还拖着一个旅行包”——记者后来在冷静父母所住的芜湖铁路公寓111房间里，看到了这个旅行包，里面除了她的一些简朴的衣服和日常用品外，还有一条为上高三的弟弟买的围巾，一件为父亲买的毛衣。

　　冷静告诉“皮波浩浩”，本来她不是要当天回家的，临时改签到当天，座也没了。

　　“皮波浩浩”与冷静分开，在天桥入口处附近等同学，冷静则一个人挤到了前面去，“她小心翼翼地站在警戒线以外，往铁路方向探望火车的踪影”。

　　半分钟后，5082次从东面进站。由于下雪，铁轨湿滑，火车制动时间较长，“比平常大约多花了1分多钟”。而从缓慢经过的车厢里，可以看到车上人已经爆满，“车厢交接处和走道内都已站满乘客”。“红魅”告诉本刊：“我背南向北，已经看不到车厢北侧的窗户，全都是大包小包”——超重也是导致列车制动时间较长的原因之一。

　　火车这种看似停不下来的态势更刺激了人群中潜在的焦灼和恐慌，人群中开始有人大喊：“怎么还不停车”“不会不让上车吧”“太满了大概不放人上去了吧”，“红魅”听见“前后左右好像都在喊”。人群开始下意识往前挤，“有的人开始拍打车门”。而在从进站到等车的整个过程中，“红魅”都没有看到车站工作人员在现场维持秩序，“皮波浩浩”则说，当时的那个情形，即便有人，也维持不了秩序。

　　事发及善后

　　“皮波浩浩”被夹挤在近似疯狂的人群中，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包都快要被挤掉，他感到恐惧，打算挤出这个疯狂的人群，就在此时，他第三次看到了冷静。“她的旅行包好像不见了，就剩下个书包挎着，着急得在人群里面找，”“当她又一次埋下头的时候，我好像听见她叫了一声，”与此同时，他听到有什么东西掉下铁轨的声音，和一个人更大的叫声，好像是“啊，我掉下去了，啊……”但由于现场太吵，这个声音被淹没在喧嚣的人群中，直到右前方一个女的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车轨下面有人！有人啊！停车啊！”然后是旁边人撕心裂肺的叫声，混杂着女人的哭声。“皮波浩浩”和他的同学也发疯似地吼起来。人群开始意识到了什么，开始往后退。

　　一个身穿铁路制服的人跑过来，往发出响声的铁轨看了一眼，“脸顿时变得煞白”，向下一节车厢的乘务员大喊：“向后传话，我们车轧死人了，马上控制人上车！” 瞬时，人群死一般地安静。几秒钟后，站台上炸开了锅。

　　“皮波浩浩”强忍着害怕向前走了几步，往铁轨里看了一眼，脑袋顿时一片空白——刚才活生生站在自己面前的冷静，此时已经快要断成两截，红色羽绒服的中部已经空空荡荡，他甚至看到冷静的手上还挽着那个书包。

　　在芜湖车务段所作的一份事故调查报告中，描述了事发的具体位置——列车9号与10号车厢之间。

　　冷静随后被送到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随后“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17∶40死亡”——这是芜湖车务段事故处理报告上所做的描述。安徽师范大学事故处理小组副组长、学生处汪处长向本刊确认了这一描述：冷静是在被送往医院后宣布死亡的。冷静的父亲冷恩来、母亲陈敏告诉本刊，冷静刚被送到医院时，还有生命体征。

　　赔偿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只是责任的划分尚有出入。冷静父母对记者的说法是：铁路负全责，安徽师范大学学生处汪处长也做出类似表态，只是芜湖车务段对此还态度不明。芜湖车务段党委副书记吴提生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承认，车站对当天因下雪而造成的客流集中准备不足，但他不愿就责任的划分比例明确表态。但记者在从该段拿到的上述处理报告上看到，车站内部对此事故的性质认定为“旅客不慎跌下站台”，跌落站台的原因为“在列车尚未停稳前随车奔跑”，并且将此列为“主要原因”。

　　专程从阜阳市阜南县赶来的冷静的父母、舅叔、姑婶、乡亲一行10多人，都对车站对此事的处理表示满意——为了处理此事，芜湖车务段的上级部门上海铁路局派出调查小组坐守芜湖。

　　事故发生后，芜湖火车站站长马志宏、值班副站长和当日值班员被撤职。原车务段副段长周伟被提拔为新站长，他形容自己的履新为“临危受命”，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固候车厅检票口的栏杆。

　　致命的车票

　　现实的责任追究似乎已经完成，第一站台铁轨上的血迹已被清除，芜湖车站早已恢复往日的平静。

　　只是在这一事件中隐藏的很多细节还一再被网友提起，其中一个致命的细节，就是没票者进站。

　　“红魅”向本刊透露，他前前后后在芜湖火车站上车十余次，“检票与不检票的次数基本上一半对一半”。而就事发当日的实际情况来看，“检票根本不可能”。从5082次列车时刻表上，记者看到该车正点到达芜湖站的时间应为16∶55，正点离开芜湖站的时间应为17∶05，广播在16：55播出5082次列车“即将到站”的信息，说明该车已经晚点。

　　按照正常的逻辑，16∶55应是芜湖站接到该车即将到站信息的最早时间，如果按照晚点5分钟同时将开车时间顺延同一时间计算，此时留给检票、进站、上车的时间总共不过15分钟左右，对于四五百人的客流量来说，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够的，权衡的办法只能是牺牲最耗时的检票环节。如果要改变这一状况，要么是提前将票检好，要么是能更早地知道火车到达该站时间的信息，前者需要车站付出更大的工作量，后者则需要调度环节提高效率。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在火车提速的不断冲击下，普快车、绿皮车的调度越来越不受重视。而在类似于芜湖这样的中小车站，经停的列车中，这种列车又占着相当大的比例，而坐这些车的人，要么是农民工，要么是学生。

　　同时，在客运高峰时段，大量的旅客滞留车站总是一个现实的压力，这种压力如果不及时排解，很可能演化为其他的社会问题。因而，“从主观上说，火车站总是要想方设法把旅客送走”，北京交通大学纪嘉伦教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但在铁路总体运力有限的情况下，车站可以出售的车票数量，一方面要受上级铁路部门依据其客流情况所给配额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受到列车实际承载状况的制约。

“在列车超员达到50%以上时，就会向沿途各站发送电报，提醒其不要再出售车票，”在从南京开往芜湖的5055次列车上，一位列车员向记者介绍。

　　这些车票能不能满足客运高峰期时旅客的需要呢？芜湖车务段副书记吴提生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并承认“压力非常大”。

　　“要排解压力，一个办法就是放没票的人进站。”北京交通大学纪嘉伦教授向本刊表示。

　　吴提生虽然对不经检票直接放人的说法予以否认，但也承认“有时候检票不那么严格”。

　　而这一做法又往往能得到列车方面的“积极配合”。列车配合的内在动因，上述5055次列车员给出了一种说法：每一笔在列车上补票的票款，列车都可按照3%的比例提成，而持票乘客数量的多少，跟列车则没有直接的关系，“坐满了和一个人没有，(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区别。”列车上人员的工资福利，与列车行驶的公里数挂钩，而与载客人数没有多大关系。

　　这种车站与火车之间“愿打愿挨”造成的结果是：很多没有车票的人轻易进入站台，上了火车去补票。这使得站台的压力陡然增大，不仅表现为超乎寻常地拥挤，还带来场面上的混乱——没有车票的人比其他人更担心自己上不了车，因而总是拼命往前挤，在大家的情绪一触即发的站台上，这些人的带动作用有时是致命的。

　　还可能产生另外一种结果：“没票的人上了车，有票的人却没上去。”上述5055次列车员说，除了超员因素外，还有一个因素，“列车要保证准点率，有时会控制上车时间。”现实的例子1月14日刚刚在长沙发生，100多名购买了N603次车票的大学生被拒上车，长沙站一位工作人员将此解释为“前面几站上了一些没有车票的人”。

　　这种不正常现象的经常发生，对旅客焦灼心理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家不能有一个合理的预期，买到票也不能让自己安心。”安徽师范大学一位老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比如，“春运期间买到一张票，经常不知道啥时候能走掉，这个不行就换下一辆，下个不行还要接着等。”在这种情况下，“旅客怎么可能心安呢？”他认为，这是一个“与国民素质无关的话题”，因为“素质来源于制度”。

　　1月20日上午，冷静的遗体在芜湖市殡仪馆火化。一位网友在新浪留言“一路走好！天堂里不再有春运”——1月13日，距离春运开始尚有5天。

　　出国实习去

　　在今日，“海外实习”只是学生履历中的闪光点;在明日，它或可成为“世界公民”的经验基础。

　　二三十年前，有无数的人梦想着到国外上学，这种热潮延续至今。

　　如今，又有无数的大学生希望出国实习。他们希望能深入体验异域文化，也抱着在国外找到留学机会的憧憬，很多人更是觉得出国实习会是自己履历中的闪光点。

　　事实上，真正的锻炼在于怎样在全新的语言环境、生活环境中生存，怎样在一个国际化的工作团队中与人沟通协作。

　　这又可能意味着一种新的公民经验。

　　在以色列实习的日子

　　印象中的以色列，武装暴力冲突不断。但是，子兰说：“在以色列的4个月，是我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2006年上半年，子兰在以色列完成实习。

　　子兰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管理学专业的学生。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介绍子兰到以色列当地一家反垃圾邮件的软件公司实习。她答应了，理由很简单:工资比较高、想出去见识一下、提高自己英文水平。

　　进入公司，子兰负责处理和中文邮件相关的工作，“只是把邮件的拦截率提上去，把误判率降下来，”虽然这份工作跟她的专业毫不相关。

　　公司里几乎没有非以色列员工，来做兼职的当地大学生也都是学计算机的。“比起他们来，我惟一的优势就在于我会中文。”子兰笑着回忆道。

　　正是这项优势，为她赢得多次锻炼机会，比如给公司做电话会议翻译。子兰对软件方面的专业术语一窍不通，非常紧张。“同事鼓励我说，机会来临的时候只管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尝试，这样才能得到收获。”直到现在子兰还不忘在异国职场上受到的帮助，“直到会议前一天，以色列同事还一直在给我做功课，还在当天早上提前到公司，和我串一次场。”这次翻译还行，这项工作也成为子兰分内的事。

　　对她来说，更多的记忆是那种完全不同的工作氛围。子兰的上司都是以色列人，“平时老板给我派工作时一般都会说‘能否帮我个忙，处理一下？’”子兰说，“这不是很假的那种客套，而是给我一种朋友一样的、很亲切的感觉。”

　　公司还帮子兰办了几个月的医疗保险。有一次，赶上以色列的一个传统节日，公司给每位员工发购物券。按照国内的经验，子兰觉得自己是实习生，肯定没有。为避免尴尬，子兰埋头干活，装作没看见，果然没有自己的份。后来工作人员又来了一次，发购物券给子兰，说：“过节了，公司发购物券，节日快乐。”

　　子兰偶尔会做在外国人眼里代表中国食物的饺子和春卷，带到公司给同事们吃，“他们都很喜欢，”子兰有些不好意思，“其实是挺难吃的。我是南方人，从来没擀过面皮，只能骗骗老外。”

　　带着“很多钱”(约合12000元人民币/月)回国，子兰很长时间不想找工作。看到和听到的国内工作环境，也让她一下子发现很大的落差。直到现在，子兰还是在网上帮那家以色列公司处理一些相关工作，公司还支付她一些薪水。她知道这份工作只是暂时的。

　　有了这段实习经历，子兰自信了许多。她在国内第一次面试，把简历投给著名的网络安全服务公司——赛门铁克(symantec)。投给和自己专业完全不沾边的公司，是她原来无法想象的。“回来以后比以前勇敢多了。”子兰说，“我觉得面试官相当满意，虽然他们最后没有录取我，原因是他们需要广东话非常熟练的员工。”在面试过程中，面试官向子兰详细询问了她在海外实习的情况。

　　子兰报考了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专业研究生，正在复习。她说：“据我了解，有很多在海外实习过的学生，回来以后都没有再找其他工作，而选择了考研这条道路。考研似乎有了更多的机会，去设想自己的出路和未来。”

　　如何去海外实习

　　“2004年出国实习有四五个人，2006年有60个左右，2007年有100多人。”

AIESEC(国际经济学商学学生联合会)北京大学分会主席王博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通过该协会出国实习的北大学生逐年猛增。

　　目前国内能够出国实习的渠道主要有三种，AIESEC、中介、校方直接派送。其中AIESEC是最主要的途径。

　　二战结束，欧洲一些学生觉得未来社会的主导者都在战争中失散了，国家与国家、人与人之间了解太少，他们希望各国人们能相互去彼此的国家工作生活一段时间，最初的理念就是去别的国家实习。在这种环境下，AIESEC于1948年成立。

　　目前AIESEC在100多个国家地区有分会，各国的分会由通过考核，符合条件的该国各大学为基本单位构成。现在国内有30多所大学成立了AIESEC组织。北京大学分会成立于2002年。

　　AIESEC是一个由学生独立运作的跨国、非营利性的国际青年组织。各国的实习生通过这个组织互相联系，与各国企业或NGO(非政府组织)通过网上数据库进行双向选择，达成协议就可以将实习生相互派送。

　　学生入会，需要先经过两轮面试，像平时学校社团纳新一样。如果希望出国实习，那就需要更加严格的测试，通常是第三轮。

　　这轮面试由中国分会的人员进行，他们都是休学后到组织里工作的学生。面试都用英语，“要考察外语能力，考量他能不能适应国外生活，看看他的目的是什么。比如出国做志愿者，就主要是看他们对这些方面是不是真正感兴趣。”AIESEC北大分会主席王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通过面试的会员将自己的资料发到AIESEC的全球配对系统中，并缴纳2500元人民币(500元押金，其余分配给总部和分会用于日常运行)。在系统中，会有世界各地愿意接收实习生的公司，选中自己满意的。会员将自己的简历发给该公司，公司认可后电话面试会员。双方都满意，就可以开始实习。

　　“我被电话面试过两次。”通过AIESEC出国实习的中国人民大学研二学生刘赫说，双方的选择都很慎重。刘赫挑中位于印度“硅谷”班加罗尔的一家软件行业咨询公司，理由是这个公司很大，在新加坡、德国、美国都有分部，还是IBM的合作伙伴，跟AIESEC合作5年了。

　　该公司也挑中刘赫，第一次电话面试刘赫的是印度这家公司的高层，10分钟的通话，问刘赫可以开始实习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专业等等，主要是考察他的英语水平。公司招收的是英语和日语互译的实习生，第二天公司的一位日本客户又电话面试刘赫一次。日本客户和刘赫拉20多分钟家常，还是在考察语言能力。第二外语学日语的刘赫听懂了80%。

　　5天后，刘赫接到去印度的通知。

　　实习期从两个月到一年不等。通常出国实习的往返机票由实习生负担，当地AIESEC分会安排好住所。去企业实习会有一定的报酬，去非政府组织等没有报酬但包吃住。

　　在其他两种渠道中，校方派送的多是成绩好的学生，数量有限。中介公司也是主要途径之一。

　　N.E.公司在2006年开展海外实习项目，已送出20多个学生。该公司负责人王旭升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N.E.公司通过为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提供帮助，建立业务往来关系，换取海外实习生的职位，或者跟一些国际组织合作。中介公司与招收实习生的企业签署的协议中会规定企业针对实习生的研讨会、培训等。中介公司会告诉实习生公司会安排他们做什么。

　　N.E.通常收取中介费5000元人民币。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中介公司了解，申请出国实习的学生中，比较多的是大二到大四的学生，还有一些研究生。

　　并不都那么美好

　　2006年，北大的学生游梦圆，在校园里看到宣传声势很大的北大AIESEC，好奇，就报名加入，成为一名工作人员。

　　了解到海外实习项目，她觉得可以出国见识一下。国外企业对实习生专业的要求，一般是主修经济或经济双学位，她就选择了印度的一个NGO组织。

　　面试考官的问题很实际：“如果在印度遭到性骚扰你会怎么应对？”游梦圆想了一下回答说：“我体育课上过防身术。”算是过关了。

　　到了印度，当地的AIESEC组织给她在Hedcon(实习机构)的所在地、印度西北部城市Jaipur联系好一间房子，月租一千卢比左右。在这间没有空调，只有风扇、冰箱的屋子里，游梦圆认识了来自日本、德国、奥地利等国家的5个实习生舍友。

　　天气炎热，生活条件不太好，对印度辛辣的食物也不习惯，就连跟家人网上联络也不方便。“本来就不是去享乐的，而是换个环境，出去见识一下的。”游梦圆说。

　　游梦圆惊讶地发现，在Jaipur这个小城市大概有七八十个外国学生在不同的NGO组织中实习。到了Hedcon组织，她更是对这里的实习生数量吃惊：“每天去上班，都会看到黑压压一片海外实习生。”绝大部分实习生来自发达国家，中国人可能有10来个，“那些组织只是觉得他们不需要付钱，人是越多越好。”

　　直接后果是，绝大多数人没有工作做。游梦圆本来是去做一些收集环境保护数据和写报告的工作，“这个跟我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觉得挺有意义的。”很快她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第一天上班，Hedcon负责人递给她一大摞该组织的各种刊物，“先看看，熟悉组织情况。”看了两三天期刊和资料，游梦圆主动去询问自己可以做些什么。负责人说：“你等等，我们开个会，商量一下你可以做些什么。”

　　“印度人的低效率是很出名的。”游梦圆至今都很无奈，“准备一个会议一般要花上一个星期的时间，开完会他们说有个工作让我做，准备资料又得一个星期  我在那边只能呆两个月，这么一周周地拖下去我能做什么呢？”

　　游梦圆每天都去跟负责人说，给我点事做吧。他们根本没什么事情需要游梦圆来做。在Jaipur，每周都会有一次实习生聚会。在交流中，游梦圆才知道原来大家都面临差不多的处境。

　　在她的争取下，游梦圆最终帮助Hedcon做了一个季度总结报告以及一个项目计划。组织效率太低，她并没有赶上项目的运行。

　　一个多月后，无所事事的游梦圆，提出先行离开组织的申请。送行那天，印度的朋友和实习生们，亲手为游梦圆做了一个没有加蛋的蛋糕(他们吃素)。她说，“单纯就工作来说，收获不会很大；但是经历本身就是一种收获”。

　　接下来的时间里，她一个人背着包到印度四处游玩。

　　“对于来自其他国家的实习生来说，这种实习项目也就是出去玩玩。”她说。她见过的大多数国外实习生所走过的国家都不下于5个，他们在大学的时候都可以很放松地去旅行。“这使他们在面对新环境和一些事情的时候会很镇定，社交上都很主动。”

　　几乎所有的中国实习生，都会将这一经历跟自己未来的就业挂上钩。游梦圆承认自己也有这种想法：“现实状况让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得为将来考虑。”

　　实习的是NGO项目，游梦圆没有拿到工资，所有费用自理。算上回程机票、在印度游玩的花销以及生活开支，她一共花去15000元人民币左右。

　　大四的游梦圆，现在已经取得保研资格，正在国内一家网站做广告策略的实习生。她的很多海外实习生朋友正在找工作。他们跟她提过，很多面试官都对他们的海外实习经历相当感兴趣。

　　异域体验

　　22岁的成晖出国实习过两次。第一次是2006年，读了两年德语，正准备转系，因为在北大AIESEC的工作身份，得到去德国AIESEC分会实习的机会。

　　在德国，成晖负责向学中文的德国学生“讲中国”，和在德国当地找一些企业为中国实习生提供机会。

　　“这些学生在德国更多的是在学语言，而我更多的会讲一些实际的东西。他们对我讲的东西很感兴趣。”成晖带一些食物到德国，讲完中国饮食，就给德国学生调芝麻糊，隔壁教室的同学顺着香味堵到门口。

　　成晖还带去毽子，在德国世界杯期间，将这项本就源于蹴鞠的运动教给德国学生。这样的活动办了一个半月。

　　为中国AIESEC分会联系企业，成晖发现的确有德国企业对中国实习生感兴趣。在柏林，一家酒店就希望招一些中国的实习生去帮他们做市场营销，因为中国的旅客越来越多。他们希望把酒店的一些设施改造得更符合中国人的习惯，愿意提供两个名额，一个在柏林一个在伦敦。

　　成晖体验最多的是，曾经听说过的德国式严谨。有一次坐火车，中途转车，车票上写的是晚上12点32分到站转车，31分时火车停了，成晖漏看一个字，就下车。“这好像我要到海淀黄庄，但那个站是海淀黄庄北，我没看见‘北’字，见车停，时间也差不多，就下车，结果发现错了。”

　　成晖现在还对这次造成他后来打奔驰出租车追火车的事件记忆犹新，“让你32分下就不能31分下，这个让我觉得他们的时间观念确实很强。”

　　“国内常常讲以人为本，德国做法让我有切身体会。”火车有专门一节车厢没有座位，全是栏杆，给坐轮椅的人用。还有绳索，使轮椅能够固定。车厢两头又有一些椅子，是让残疾人的亲属坐。车厢里有电话，到站前可以直接打电话，让下一站的工作人员推一个专用平台，轮椅可以直接下车。“这在国内是没法体会的。”

　　回国不久，成晖到国内一家咨询公司实习，“在国内会觉得很多事情不讲规矩。我觉得德国更适合我。”成晖说。

　　2007年，成晖又和印度的一家公司达成实习协议。他觉得印度同样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大国，他希望去这个和中国有些相似的国度体验一下。

　　7月1日，成晖前往印度班加罗尔，实习由公司的一名部门主管带着。“他们对从组织中获得的实习生都很重视。我们很多同学出去都是跟着老总，或者在大公司跟着部门经理。”

　　成晖这样诠释国外和国内的不同，“国内很多企业并不需要实习生，只是学生需要，企业也很无奈。”在此之前，立陶宛最大的轮胎厂商曾联系过成晖，他们想在中国销售，希望找个中国人帮忙联络寻找在中国的客户。成晖说：“我觉得他们信任学生。国外和国内对于学生的定义不一样，国内大部分企业都认为学生没有接触过社会等。”

　　成晖主要工作是做中国行业的研究。公司买了一些研究报告、搜集了一些情况，让成晖来编纂新的年度报告。还有就是做中国消费者研究，比如他们喜欢去超市还是小卖店、是丈夫还是妻子决定购买等。报告会销售给印度企业。

　　按理，公司会有一个具体的工作量和时间安排。一开始，老总不急，成晖找她，她说周五谈；周五找，又说下周谈。回国前几天，成晖找老总说，要是再不抓紧就弄不完了。老总这才安排很多人围着成晖，有秘书跟着负责文字工作，两个咨询师负责检查数据。

　　9月15日回国前，成晖完成行业市场报告400页，消费者研究报告200多页。“他们觉得不错。他们觉得我的背景和别人不一样，我是学社会学的(转系后)，我会跟他们说中国的消费文化、商业文化是怎么样的，消费者是怎么想的。我添了一部分，就是进入中国市场如何和中国人打交道。他们觉得这部分特别有价值。”成晖很自豪地说。

　　在工作期间，他还发现公司买的一份报告是假的，因为里面的一些数据很多很细，是中国国内完全不会提供的那种东西。成晖向上司提出不使用的建议，协商后上司同意了。

　　“人才的国际化和企业的国际化是紧密联系的。”开展海外实习项目的中介公司N.E.公司负责人王旭升说，“比如对于一个外国的小企业来说，贸然开拓中国市场是一个很冒险的决定。他们需要了解中国人是怎么想的。这可以从中国实习生身上得到一些信息。”

　　临走前，这家印度公司为成晖开出35000卢比(合7000人民币)的月薪，希望成晖留下工作。

　　“出国实习，在工作技能方面和国内差不多。主要是文化比较，还有和一个国际化的团队工作。”成晖体会到出国实习真正得到的东西，“比如，我在国外看中国。美国同事说，在美国，去商店就听售货员推荐，只要买得起就可以买。我说中国不是这样，中国人不会相信售货员，他们会先问亲友，因为中国人很讲究关系；也和中国商业文化有关，中国人对商人是不信任的。如果在中国，我可能就不会去想、不会去总结这方面的东西。”

　　接下来成晖希望在国内找一个好点的企业实习。他确信，两次的出国实习经历，会是他简历中的亮点。★本刊记者/唐磊 实习记者/万家欢

　　河南南阳9名男童先后离奇失踪，随即而来“挖眼割肾”的社会谣言，当地警方却迟迟未立案。直到2007年12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通过内参获悉此案并作批示后，河南警方自上而下经过“不惜一切力量”8天9夜的努力，9名失踪男童最终得以和亲人团聚。

　　★ 本刊记者/周丽娜(发自河南淅川)

　　2007年11月25日，星期天，早上6点，河南省淅川县城关镇西湾村三组的一间出租屋内，42岁的李焕英起身去附近的丝毯厂织毯子，留下4岁的小儿子陈淅阳独自熟睡。虽然这个工作会加剧她已经一千多度的近视，但可以为家里带来每月350元的收入。

　　8点多，她回家做早饭吃，把陈淅阳带到丝毯厂二楼。她继续工作，让儿子自己玩。11点左右，陈淅阳对她说：“妈，我要下楼。” 李焕英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儿子手里拿着一个红色衣服、银白头盔的奥特曼。

　　她没有想到儿子就此会从自己的视野里消失，被带到另一户人家改名换姓，直到案情惊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层层批示，专案组展开行动，才得以母子团聚。

　　9名男童神秘失踪

　　十几分钟后，儿子还没有上来。李焕英急了，她在丝毯厂前前后后找了一个小时，还是不见儿子的踪影。她顾不上吃午饭，把同事亲戚邻居都叫来找孩子。下午3点，李焕英给在75公里外的荆关镇建筑工地上干活的丈夫陈建国打电话说“咱的孩儿丢了”，正在脚手架上的陈建国一听，把妻子数落了一通。陈建国挂了电话，从一人多高的地方跳下来，和大儿子坐5点多出发的最后一班车赶到淅川。

　　下午5点，李焕英到淅川电视台花了200元打寻人启事字幕。6点半，陈建国到家后，马上用手机打110报警。

　　晚上7点多，天黑了，李焕英依然没有吃饭，等亲戚邻居吃完饭，再去县城街上、附近的村子里、河边、县城开往郑州的客车上找。她54岁的大姑陈云华怕她想不开去跳河，还专门派人跟着她。一直找到晚上10点多，大家才回家。

　　第二天，夫妻俩到处去贴寻人启事，发动所有能去的亲戚到附近的西峡县、内乡县去找儿子。

　　此前，从2007年4月15日开始，淅川县已经有毕俊欣、杨帅、贾少攀、贾阳鑫、刘晓东5名男童陆续在家附近神秘丢失。附近西峡县也有个6岁男孩李征失踪。

　　陈淅阳失踪后，12月8日，淅川县上集镇娃鱼河村付营组的吕向阳、吕向雷兄弟俩在金河镇外婆家玩耍时失踪。

　　“挖眼割肾”谣言流传

　　“挖眼割肾”的谣言开始在这个曾经号称“河南小西藏”的偏远县城散布开来。有人说在驻马山上看到两个小孩，一个眼睛被挖了，一个肾被换了。在巨大的恐惧笼罩下，刘晓东的父亲刘国军马上找了六七个人去把驻马山搜了一遍，没有看到谣言所述场景，才放下心来。但过了不久，就有丢孩子的家长到他家来打听，“听说你们家孩子回来了，腰里缠着纱布，纱布里裹着四千块钱。”他否认了这些谣言。

　　李焕英、陈建国夫妇也被这种谣言吓坏了，在去驻马山的路上，走到马家石子村民小组，被之前去山上找孩子的人告之没有这回事，才放心回家了。

　　丢失了4岁的吕向阳、2岁的吕向雷两个孙子的万条梅说起当初的谣言，马上泣不成声。“我刚听到孩子被挖眼挖肾，马上就走不动路了，死了活了，尸首要抱回来。”她说，搜山之后，没有发现孩子，想着孩子还小，器官发育不完全，摘除了也没用，这才不理会谣言。

　　巨大的恐慌继续蔓延。据一位当地居民说，某天晚上饭桌上，有个朋友听说自己的孩子似乎不见了，马上脸色煞白，立刻离席回家找孩子。

　　艰难的立案过程

　　但儿童失踪案半年多没能立案。

　　2007年5月19日星期天上午，8岁的杨帅在淅川县上集镇二农场的家附近的灌河边玩耍时失踪。正在山西省大同市挖煤的杨天贵坐火车到西安，又转汽车，22日才到家。前一天，家人已经到上集镇派出所报案，但当时并没有立案，派出所的人让他们查找线索。他们反映，孩子失踪的前一天，一个家住三关岈的亲戚来家里，这个亲戚曾经和他们有矛盾。周日看到杨帅在河边玩，亲戚给了他一块钱。

　　派出所工作人员到村里了解情况，杨天贵一家又找了几天孩子，无果。过了4天，杨天贵到派出所提供第二个线索：村里一个12岁的小孩看到杨帅被陌生人带走了。但派出所对这个线索并不在意。

　　心急如焚的杨天贵又找了几天，儿子仍然没有下落。他又去找淅川县刑警队。刑警队到村里来了解情况，也去三关岈的亲戚家调查了，排除了他的犯罪嫌疑。

　　杨天贵几乎天天去找派出所和刑警队。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说，不知道算拐卖儿童，还是自己走失，不好定性。这样过了4个月，杨天贵几乎绝望了，也不再去找警察。

　　其他几个家庭也在苦苦寻求线索，以便派出所立案侦破。12月8日，丢失了吕向阳和吕向雷两个儿子的吕富金当天下午到金河镇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让他们有了线索再来。

　　“线索”成了这些父母最大的心结。只要听到一点点相关消息，他们抱着希望就去找孩子，“割肾挖眼”的谣言曾经也是线索之一。

　　病急乱投医。11月3日上午，刘国军6岁的儿子刘晓东在淅川县上集镇谢岭村的家门口失踪。多方寻求无果，从来不信鬼神的刘国军先后找了十几个算命先生、5个神婆打卦。最多的时候，家里一天来了3个算命先生，有的说在西边，有的说在东边。只要得到“指点”，家里人都去找，还去临近的陕西省找了3天。

　　在贴寻人启事、证伪谣言的过程中，丢失孩子的家长们逐渐互相认识。12月16日，他们联合写了投诉状交到县委。公安局要案组队长李占魁等人在信访局二楼接待他们，并答复他们对男童失踪案侦查，还是由于无法定性，不能立案。

　　批示后的雷霆行动

　　家长们开始给《河南商报》打热线电话。12月20日，《南阳淅川5个月失踪7男童》一文见报。随后，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单纯纲等人到淅川县调查写内参。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此案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河南省主要领导过问此事。同日，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省长李成玉等各级领导分别批示。徐光春曾先后5次作出批示，特别要求:“省市公安部门从速处理，要扩大侦破视野，不惜一切力量，限期破案。”

　　各级领导的批示成了失踪案出现转机的重大分水岭。12月24日，河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建中、刑侦总队长李法正任协调督导组正、副组长，到淅川县指挥该案侦破工作。当天晚上，南阳市委也迅速成立了“12·24”专案指挥部。

　　12月28日，专案指挥部邀请河南省3名资深刑侦专家加入侦破行动。第二天，专家分析认为，男童失踪案是一个拐骗、拐卖犯罪团伙所为。当天，指挥部从南阳市公安局特警、治安、交警等部门和邓州等五个县市紧急抽调200名民警参与专案侦查工作。

　　“这是上案子上得最厉害的一次。”淅川县公安局宣传科副科长李明说，专案组开展工作期间，凌晨两点钟还在敲居民家的门，开展密集排查。

　　同时，《关于在全市范围内排查失踪儿童的紧急通知》、5万份《悬赏公告》《致全县所有司乘人员的一封信》和《致淅川籍在外务工人员的一封公开信》开始广泛分发张贴。中小学的师生也被组织起来，对陈淅阳失踪时临近企业偶然录下来一段监控录像反复观看、座谈和辨认。

　　在河南省公安厅的统一部署下，省内其他公安机关也开始协查。2007年的最后一天，新乡市公安机关解救出一名被拐儿童。最终确认这就是7月26日失踪的儿童贾阳鑫。顺线查证，直到2008年1月2日下午4点，此案涉嫌的犯罪嫌疑人叶增喜、其六弟叶晓林、其儿子叶欣帆、儿媳和侄子叶浩(化名)等10人被抓获归案，9名被拐卖儿童全部解救。截至破案时，8名男童被以每人2万元的价格卖至河南省新乡县和山东省东明县，1名儿童还未卖出。

　　1月2日，失踪孩子的家长陆续接到通知，说犯罪嫌疑人已抓获，明天可以领孩子。刘国军激动地一晚上没睡着。第二天早上8点半，家长们聚集在公安局4楼会议室等着领孩子。陈建国特意给儿子陈淅阳又买了一个奥特曼，他过一会儿就看看表，觉得一分钟像一年一样漫长。

　　在街道上热烈的欢迎气氛中，接到孩子的家长喜极而泣。但孩子们这些天的梦魇并没有就此消失。刘晓东回家后，当天夜里睡觉做梦，突然把被子一拉，蒙头就哭，刘国军叫他“晓东”“东东”都无法把还在梦中的孩子叫醒。情急之下，想起孩子说他在别人家被起名“马国豪”。“马国豪！”这么一叫，刘晓东一下子吓得坐起来。吕向阳被起名“李丰雷”，如果说自己叫“向阳”，就会被打。

　　这些孩子多是在家附近玩时，先被12岁的犯罪嫌疑人叶浩用溜溜球或别的玩具诱骗到偏僻的地方，再被成年人用摩托车带走。因为孩子有吃有玩，不哭不闹，有几次甚至是坐上普通长途大巴就将孩子领走。据犯罪嫌疑人交代，有的孩子因为没有吃过鸡腿，一下子吃了4个，吃到吐还想吃。

　　几周来，德国媒体为一桩可能牵涉中国的“艺术犯罪”而精锐尽出。如今，真假已分，但许多人仍然认为真相未明。

　　12月19日，德国的汉堡民俗博物馆宣布，他们的兵马俑展览将永久性关闭，原因是博物馆让赝品打着真品的名号上了台。

　　过去的几周，围绕兵马俑是真是假的争论，几乎演变成一场“罗生门”。德国人对它的兴趣，显然并不只是因为这是“10年来最大的艺术犯罪”。

　　“中国送来了假秦俑”

　　从一开始，德国人就认定，中国官方也是展览的主办者。

　　按照计划，汉堡兵马俑展应该在8月开始，却一再延期。博物馆说，第一次延期是因为运输问题，第二次则是因为“更深层的原因”。虽然馆长柯帕克没有明说，但德国媒体还是联想到了突然转阴的政治气候。

　　今年7月，汉堡市长冯·博伊斯特曾在市政厅会见达赖，遭到中国政府的抗议。9月，德国总理默克尔与达赖的高调会晤，挑战了中国的底线，中德关系迅速跌入冰河期。不过，博伊斯特却否认展览与政治存在联系。

　　11月底，德国媒体报道，“中国终于为汉堡兵马俑展亮了绿灯”，下达了文物出境许可。当月25日，主题为“冥者的力量——中国第一个皇帝的兵马俑展览”盛大开幕。

　　两天后，中国中央电视台也在《全球资讯榜》中报道了这条新闻。“秦始皇兵马俑展在德国汉堡民俗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展出的120多个真人大小的兵马俑中，包括将军俑和跪姿射俑在内的8件武士俑真品和2匹陶马真品。”

　　更重要的是，央视突出了陕西文物局在其中的角色：“本次展览由陕西省文物局和德国方面共同举办。”

　　12月7日，命运多舛的展览又出了问题。《汉堡晨报》称，汉堡民俗博物馆展出的所谓8个真秦俑可能都是赝品。向《汉堡晨报》爆料的是一位名叫罗兰德·弗莱耶的展览经纪人。弗莱耶还以欺诈罪向检察院举报了“莱比锡中国文化艺术中心”。

　　在此之前，很少有人留意过这个名字。莱比锡中国文化艺术中心实际是一家德国的展览经纪公司。弗莱耶自称，正是他创办了这家公司，后来又退出了。公司成立至今，只代理兵马俑展览。

　　汉堡的这次展览，民俗博物馆负责提供场地，莱比锡中国文化艺术中心负责提供展品，而并非由中国方面直接提供。

　　莱比锡中国文化艺术中心立即回击了举报者。

　　“我们的中国伙伴包括中国国家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等。兵马俑出境时，所有材料齐全，才能通过中国海关。”该中心的发言人格林说。格林还说，弗莱耶说他跟中国有一个独家合同，在2012年前，只有他有权在欧洲展览中国兵马俑。所以，弗莱耶不仅是检举莱比锡中国文化艺术中心，他也对中国在斯图加特、纽伦堡、艾尔富特办的展览作了检举。

　　怀疑的种子一旦生了根就很难拔除。特别是在一个号称“媒体中心”的城市里。

　　汉堡媒体不断出现着对展品真实性的质疑。例如，刚开展时，就有个7岁的男孩看出关在玻璃里的几个“真品”是假的；博物馆的保护措施那么草率，旁边连普通的警卫都没有。

　　这些仅能被称为猜测的报道传达出一种隐秘的心理：我们掌握了中国的丑闻。

　　不可否认的是，德国舆论受到了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而且，华人与德国媒体还存在着对立的情绪。11月下旬，几十位在德中国人向汉堡检察院寄出了刑事控告书，指控对象是德国最具影响力的主流杂志《明镜》周刊。《明镜》曾将矛头指向27000名中国留德学生学者，称他们大多数都是间谍。

　　来自中国的无责声明

　　德新社是第一个想到应该向中国人求证的媒体。

　　“报道前询问所有相关者，应当是记者的职业惯例。德新社的记者先后给陕西省文物局和中国国家文物局打去了电话。中国官员告诉他们，中国目前没有在德国举行兵马俑展览。即使是小数量的展览，甚至展出的都是仿造件，也必须获得中国文物部门的批准。”一位知道内情的德国记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位记者还透露，陕西省文物局的发言人告诉德新社记者，此前他看到过展览的报道，感到十分疑惑。

　　“我们看了中央电视台12月2日播出的新闻，还有网上的消息，才知道了这件事。”陕西省文物局文物交流中心的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

　　12月11日，也就是德新社报道中方回应的第二天，莱比锡中国文化艺术中心的发言人格林被请上了德国电视一台的“今日要闻”节目。在这个德国最著名的新闻节目里，格林告诉所有人，汉堡的兵马俑确实不是真的。

　　“中心从未向汉堡民俗博物馆承诺这8个秦俑是真正的出土文物。展出的秦俑是用与原件相同的材料制作的，外形尺寸也与真品无异，因此这些展品可以被称为是‘真实’的秦俑，但绝不是真正的‘出土文物’。”格林的话近乎狡辩。

　　而柯帕克馆长只能用合同和辞典来证明自己的信誉。他说，他查了辞典，合同里的词汇指明了是原件。

　　三方都表明态度后，责任的归属变得更加难以判断。但德国第一大报《图片报》还是登出了倾向性十足的新闻标题：“博物馆丑闻——中国给我们假兵马俑”。

　　13日，陕西省文物局终于在官方网站上发布了正式声明。除了确定汉堡展览的都是仿造品外，声明主要强调陕西省文物局事先“一无所知”，并非是主办方。

　　最后，陕西省文物局还宣布将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一时间，文物局又成为了“有政治目的的问责者”，因为以前，“中国官方通常对假冒的兵马俑展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事实上，这份声明是为了消除“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陕西省文物局发言人、省文物交流中心主任陈显琪说，一旦和莱比锡中国文化艺术中心联系上，就将通过法律手段追究其法律责任。现实问题是，公司网页上的电话号码位数错误，根本不可能打通。

　　有新华社记者探访得知，莱比锡中国文化艺术中心已经人去楼空。

　　让人纳闷的迟钝

　　一场假兵马俑展览持续了20天，中国文物部门才有了反应，可能是因为天高地远难免信息阻隔。但中国驻汉堡领事馆应不存在这种问题。

　　德国多家媒体在报道汉堡展览事件的过程中，都曾引用来自中国驻汉堡领事馆的消息。今年10月，领事馆对德新社说，他们不知道运输为什么会耽搁，但同时表示展览可以延期举行。12月11日，在陕西已经回应后，德国之声引述柯帕克的话说：“中国总领事还未能从北京那儿得到准确的消息。”

　　于是有人联想：“如果不是德新社记者提醒，那么假兵马俑是不是可以继续骗人，文物局和中国外交官员对此就听之任之？”对本就怀有些敌意的人来说，这更是绝对的口实。甚至有德国媒体假设，中国有关部门里面有人作弊，为私利而与莱比锡、汉堡做了这一单“生意”。

　　在德国沃尔夫斯堡工作的程先生回忆说，兵马俑展览在好多城市都举办过，他也曾经对其中的几次产生过怀疑。

　　据报道，早在两年前，莱比锡中国文化艺术中心组织第一次秦俑展时，就有人称展品都是假的。

　　青年文人摩罗讲过一个从意大利友人那里听来的故事。

　　某年月日，中国人送了一批文物去欧洲某国展览，其中有兵马俑。文物送到后，东道国经过鉴定，认为所送的兵马俑不是古代之物，而是新近的作品。他们由此向中国人提出抗议，中国人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只是把被认定为赝品的兵马俑运回来了。欧洲人想，既然他们作不出任何解释，说不定放置在西安的所有兵马俑都是当代人的作品。

　　汉堡的事情已经不可能在平静中结束了，这对于中国加强文物监管或许有些帮助。★ 本刊记者/王艳

　　★ 本刊记者/郑褚 文/徐卓

　　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没有休假的概念，那时是工作第一，既没时间也没钱度假；到了社会向市场经济转轨后，突然获得的长假，使人们在欣喜之余，似乎是以完成任务的态度来对待休假。认识休假的真谛，需要一个过程：它不是另一种工作，它是人生中除工作外的另一种价值，它让人更放松，更自由，更体现自我个性

　　一位退休者的“休闲”记忆

　　那个时候人们觉得，人生来就是为了工作，即使做不了更多的工作，也不能让这个人闲下来，好像那样会显得变“修(正主义)”了一样

　　李志宁，年龄62岁，工作年限1968年至2004年。李自称是“好逸恶劳”，而在他工作的那个年代，却是劳动最光荣，似乎是人越受累才越革命。这事今天让李志宁想不通：好逸恶劳是人之共性，假如真的劳动最光荣，为什么人类社会总是把劳动作为惩罚手段呢？

　　李志宁当过兵，下过乡，后来又回到城市。在他长达36年的漫长工作经历中，他总是在奔波劳碌，能得到的休息机会并不多，所以，对那些“休闲”记忆犹新。

　　1968年，李志宁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根据周恩来的一个指示，全班同学集体去了天津4701部队的解放军农场，从学生直接变成了学生兵。

　　当兵的生活，每分钟都被安排得紧紧张张：每天早上六点，随着部队的号声响起，要在一分半钟之内起床叠被，然后一边穿衣服一边冲向操场集合。清点人数之后开始跑操，冬天的早晨六点，天还黑着，连长带着学生连队摸黑跑出军营，跑到野外的大路上，分成两列纵队站在路边，命令“放水！”一起松开裤腰带向着路两边小便。所以李志宁说，在部队真是不仅要管你吃饭睡觉，还要管你拉屎撒尿。

　　跑操回来后，就要开始“整理内务”：把早上匆匆叠好的被子重新摊开，然后再把它叠得像用刀切出来的一样平整，学生们也学会了像军人一样用牙咬被子使其边角呈工整的90度直角；床单也必须没有一条褶皱，并且要保持一整天都是如此，也就是说，这一天都不能在床上休息了——事实上一整天他们也没有时间回床上休息。

　　所以学生兵们最盼望的是星期天。但是这一天，有一半的时间要用来洗衣服。那个年代没有洗衣机，洗衣服真是最最繁重的劳动。李志宁说，洗衣服是他一生深恶痛绝的几件事情之一，倒不是怕累，而是难得的休闲时间都在费力揉搓中被耗掉了。整个星期天上午，部队营房水泥砌成的水槽边人都站得满满的，人们排着队接水，排着队用水泥的搓衣板，等到衣服都湿淋淋地挂在铁丝上，星期天已经过去大半了。

　　军营外的惟一去处，是30里地外一个叫葛沽的小镇。刚到部队时，这群从北京来的大学生们对葛沽这种小地方充满了不屑——但几个月之后葛沽对他们充满了吸引力：那里有一条近200米长的街道，有商店让他们的津贴有地方花销，运气足够好的话，甚至可能遇到附近部队农场的女学生兵。

　　李志宁记得1969年年末的一个星期天早晨，大概五六点钟光景，天还没有亮，寝室里有几个习惯了早起的学生已经醒来，这一天他们不用去跑早操，可以很幸福地躺在床上，小声聊天。突然有人提议去葛沽玩，顿时全寝室的人都兴奋起来，一刻也不愿耽误立即就起床出发。他们走了30里的路，直走到中午11点才到达小镇。四处乱逛一通，就去饭馆吃午饭。每次在葛沽，午饭都会有人喝醉，大家扶着醉汉快活地走回军营——这一天的快乐，让李志宁多少年都念念不忘。

　　两年后，李志宁到湖南一个县城当上中学老师。后来，又下放去了农村，到了白毛坪公社幸田大队。

　　当农民的生活，让李志宁体会到了那个年代的农民们在行政命令下付出的无端辛勤劳作。

　　1972年，上面来了指示，要在李志宁所在的山区发展双季稻。本来冬天是农闲的季节，而现在为了引水种双季稻，大队里包括李志宁在内的大部分劳动力都投入到了挖水渠的工作，上百人排成长龙挖得直不起腰来——而这只是种双季稻要付出的巨大代价的一小部分。由于一季改两季，插秧提早稻种总被冻死，勉强种活后，发现肥料又供应不上。一年干下来，生产队里一核算，除去多耗费的稻种，以及双季稻颗粒不如单季稻饱满等等，每亩双季稻仅比单季稻多收成100余斤。

　　李志宁说，尽管种双季稻从一开始就成为当地农民的巨大负担，但在决策者看来，农民的休闲时间被剥夺，并且付出更多艰辛的劳动，似乎并不算是生产成本的增加。因为那个时候人们觉得，人生来就是为了工作，即使做不了更多的工作，也不能让这个人闲下来，好像那样会显得变“修(正主义)”了一样。“无所事事”是个贬义词，那时的领导宁愿让人们来来回回地操正步，或者关在教室里一遍又一遍地念毛主席语录，也不能让大家“无所事事”。★

　　易建联有多值钱？

　　少年出名的易建联不仅仅是体育品牌的至爱，出众的自身条件让他成为最有偶像气质的中国篮球明星。但带着众多大牌广告进入NBA的易建联，也同样背负了等值的压力

　　本刊记者/唐磊

　　中国球员在NBA站稳，不仅自己名利双赢，职业生涯更上一台阶，也让这个世界顶级的体育联盟受益匪浅。CCTV-5解说员于嘉告诉记者，“中央台转播火箭队比赛时，观众的占有率，(包括)不看比赛但要知道结果的人，是总决赛的8倍”。

　　而据统计，2002年10月之前，火箭老板亚历山大的资产总额是8000万美元，排名全NBA老板的倒数第二位，5年之后，他的资产总额变成了12亿8000万美元。

　　现在易建联来了，势头和喧嚣程度远远在姚明之上。他将给自己带来什么巨大的转变和收获，又将让大家分享到什么？

　　去NBA前就已经很俏了

　　选秀开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国内各大城市街头、商场的海报上，在各类媒体上都可见到易建联那张颧骨高耸的清瘦的脸，数量之多、频率之高，让人感受到什么叫“审美疲劳”。

　　这是耐克为易建联量身打造的广告，专门为这次选秀推出。

　　除了广告铺天盖地，耐克还为易建联设计了个人专属标志，代表易建联独特的个性。可别小看了这小小的标志，耐克(中国)体育有限公司传播总监朱近倩告诉本刊:“有自己专属标志的运动员屈指可数。”——拥有专属标志的都是乔丹、伍兹、詹姆斯这类人，运动成就卓越或是被认为有极大的潜质，而且在所在的领域要有很强的影响力。

　　刘翔打破110米栏世界纪录时，耐克对他也进行了大幅推广，“从单个运动员来说，除了刘翔外，这次易建联是一次很大的推广活动。”朱近倩向记者解释了他们对单人推广活动的慎重，“我们在亚运会时围绕很多运动员做推广，在中国如果一个活动只围绕一个运动员推广的确局限比较大。”

　　很快，耐克专为易建联设计的球鞋将推出，这也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享受此待遇。

　　少年出名的易建联不仅是体育品牌的至爱，出众的自身条件让他成为最有偶像气质的中国篮球明星。还没登陆NBA，易建联已经开始为耐克、伊 利、可口可乐、安利、麦当劳等大品牌代言。据传，易建联和伊 利的代言费为150万元，是国内篮球运动员身价最高的，而今年为麦当劳的代言费也将达到七位数。

　　2006年的福布斯中国名人榜上，易建联以180万元人民币的年收入排名第80位，是榜上惟一的CBA球员。2007年初新的榜单中，易建联的排名已上升到第53位，年收入增至420万元，虽然和姚明2.6亿还差很远，但随着易建联进入NBA，他的收入还将继续激增。

　　从影响力和商业价值看，姚明无疑是现在最成功的中国运动员，广告一单接一单，但在进入NBA之前却很惨淡。那时姚明没有任何广告合同，即使进NBA后的一段时间里，也只是一直穿着绣上了“YAO11”的普通耐克鞋。

　　王治郅就更不用说了，鞋子上只是绣上了自己的姓氏和号码，而日后因为在球场上不受重用，始终没有得到广告商青睐。

　　姚明通过努力，使中国篮球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力都和以前大不同，这影响力也波及到了CBA联赛，商家更愿意在这里发掘有价值的球员。易建联被视为CBA联赛的珍宝，自然成为广告商追捧的对象。

　　易建联形象青春俊朗，给人一种锐利之感，比较酷，更符合现代更年轻一代的偶像诉求，而姚明的形象则属于传统睿智的类型。所以，喜欢在对手头上爆扣，个性鲜明、在球场上打过架的易建联，也许更能招来人气，只要他在球场上仍有出色表现。

　　在NBA的钱途要靠实力来拼

　　亚特兰大老鹰队总经理比利·耐特在选秀大会上挑来了大前锋霍福德，这被看作是总经理战胜董事会的经典战役。选秀前，老鹰队的老板们希望得到易建联，因为意味着拿到了他背后巨大的中国市场，但总经理想要霍福德，因为他觉得霍福德比易建联厉害。

　　实际上，易建联并不一定会直接为球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总的来说，国际球员的加盟是对NBA整体收益有更大的帮助。比如，国际球员能帮助NBA得到更多来自国际电视转播的收入，还能够帮助NBA卖掉更多的球衣。这些收入都是全联盟球队共享的。

　　30支NBA球队的总收入，基本可以分成四块。其中电视转播权售卖和授权产品销售，所得收入由30支球队平分。在转播权方面，按照NBA和TNT、ABC、ESPN签下的6年共46亿美元的合同，每年NBA能得到7.67亿美元，每支球队不论成绩好坏都能分到2555.56万美元。授权产品上也是这样，不论易建联的球衣卖得好不好，密尔沃基雄鹿队都能分到全联盟各支球队授权产品销售总额的1/30。

　　另外两块收入：门票和球队赞助商、场地广告，这些是由球队自主经营，能挣多少就是多少，不用和他人分享。下个赛季，如果有很多住在芝加哥的华人，愿意驾车一个半小时到密尔沃基的布拉德利中心看球，那就是易建联的功劳。如果布拉德利中心，包括以密尔沃基为中心的125英里半径内，出现了中国品牌的广告，那也是易建联的功劳。在近几个赛季中，休斯顿的丰田中心出现中国品牌的啤酒、运动鞋，那不都是因姚明而来的吗。

　　一直关注易建联的雄鹿球探霍华德向媒体表示，虽然拥有一名中国球员对雄鹿打开中国市场大有裨益，但要想取得火箭那样的成功，易建联必须像姚明那样成为联盟的一流球星。

　　姚明进NBA，由于个子大，在当年的新秀中条件出众，所以几乎肯定是新秀状元。姚明在NBA爆发后，商业局面很快被打开，广告合同源源不断。不能说“姚之队”一开始就对姚明的包装、塑造有一个很好的规划，那时这个队伍的主要人士都基本没有经验，姚明的广告合同，更多是因为其在球场上出色的表现所带来的。“姚之队”只是负责把关，将健康的、姚明喜欢的设定为接洽方向。

　　据业界人士称，现在找姚明做广告，没有千万人民币莫开尊口，而且创意还要经过姚明同意，他不喜欢，就得改，如果商家不愿意，“姚之队”就会放弃这份收入。这样的强势得以让姚明始终保持以一个固定风格形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

　　还没有在NBA建功立业，就已是广告商的宠儿，广告商无疑是看重易建联的潜质，人们对易建联的期望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年的姚明。

　　未打先火，对易建联而言是好的开始，更是巨大的压力。姚明一开始表现不好，除了球迷骂骂，并没有遭其他难。但如果易建联开局不顺，球迷不干的情绪暂且不论，赞助商的压力对易建联更是巨大的考验。

　　现在的一切，看上去很美，但真的会很美吗？★

　　浙江千岛湖畔的乡村里，人和野猪的攻守变得更加激烈。

　　从表面上看，这是山里人和野猪之间延续多年争夺生存资源的战斗。实际上，城市化正在消灭大量山林和耕地，野猪和猎人都被逼迫着在更狭小的场所作战。

　　★ 本刊记者/陈晓(文) 刘震(摄影)

　　每年4至8月，61岁的塔山村村民邓荣清，只是一个普通老农。身材不高，小头宽肩，背有些佝偻，满脸灰黑色皱纹，有老山猫一样狡黠的笑容。安静地坐着，喉咙总会吞吐出低沉的咳咳。眼睛在没有阳光的暗处，显出浑浊的灰白色。

　　一入秋天，他就不再只是个矮小瘦弱的老人。

　　每年9月，政府规定的禁猎期结束，邓荣清会从淳安县里商乡乡政府领回猎人们寄存的枪支。全乡1万多人，一共40支猎枪。邓荣清说，整个乡里，他这把枪号933637的猎枪打的野猪最多。因为这个出色的战绩，他在县里拥有一些特殊身份，比如一张浙江全省范围内带枪狩猎的通行证。整个淳安县只有两张。

　　他从17岁开始跟着父亲和野猪作战。野猪是一种世代和山里人纠缠的动物。平时在深山里以树皮草根果腹。每年秋季，就到庄稼地吃精细的粮食。猎人和野猪的战斗一直没有胜负。每年都会从山上抬下几十具野猪的尸体，但每年庄稼地里，都会有野猪拱倒的庄稼，摧毁的粮食。

　　最近几年，这个位于浙江千岛湖畔的乡村里，人和野猪的争斗变得更加激烈。因为野猪正在增多。今年入秋以来，野猪泛滥的消息在山村里流传：每天晚上都有农田遭殃；鲁莽的野猪甚至在白天进入村民的后院，从厨房的窗口射击都能打到野猪。猎人们还赶出7只野猪的猪群，“我年轻时最多看到6只的猪群。”邓荣清说。

　　2007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浙江省林业厅、省公安厅组织开展以“为民除害”为主题的集中猎捕成灾野猪的专项行动。整个浙江省，有1000多个乡镇经批准成立了狩猎队，持有“两证”(猎捕证和持枪证)的猎手已近万人。

　　从表面上看，这是山里人和野猪之间世代持续的，争夺生存资源的战争。但现在有更强大的力量加入这场争夺——城市化正在消灭大量山林和耕地，野猪和猎人都被逼迫着在更狭小的战场上争夺。

　　猎人出发

　　从村庄步行到山里，沿乡村公路走大半小时。公路的一侧是政府的公益林，1998年后禁止砍伐。树木密密茬茬，掩盖了树林里的真相——山坡几乎是直壁，充满高过人头的锋利茅草，最适合野猪出没和藏身。

　　公路的另一侧是浙江少有的平地。尚未收割完的玉米、稻谷、红薯，都是野猪喜欢的食物。平地被连绵重叠的大山环抱。山色随远近不同，最远的暗蓝，是海拔1000米左右的千里岗山脉。山脉四周逐渐低下的广大丘陵地带，海拔一般在400米以下。从淳安县到附近的开化、常山、衢州，都是位于千里岗山脉以下的矮丘。

　　最低地方海拔110米，邓荣清的村子就在这个区域。

　　11月10日晚，从山里飘来一阵雨。雨后的第二天是打野猪的最好时机。野猪夜里吃完庄稼，通常会进山找个平坦草密的地方睡觉，一夜奔跑不会超过60里。

　　邓荣清身着迷彩服、迷彩帽、绿胶鞋，腰缠由麻绳和木板组合的刀鞘，插一把猎刀，扛上猎枪出门了。猎人轻装上阵，从不携带食物或水，靠山泉野果充饥。要打到猎物，就得和它们拥有一样的生存能力。

　　相同装扮的四位同伴，牵着七条猎狗在村口等他。乡里惟一一家猎物收购站的老板说，这是当地最强的狩猎队。年纪最轻的余振发和枪法最好的余小林是队伍中的“前锋”，他们要赶着猎狗满山追赶野猪，在发现它的第一时间狙击。于金龙负责追踪，找到野猪进山的路线。邓荣清和余光根都六十多岁，负责守坝。邓荣清把这个岗位形容为“第二线”。如果野猪躲过前锋和猎狗的追捕，他们就要等在野猪逃跑的必经之路上解决它。

　　他们在一起合作5年了。“我们就像兄弟一样，”邓荣清说，他是队伍中的老大。如果有人在打猎中受伤，猎物换来的钱就全给受伤的人治病。他们一起买了联网的电话卡，相互之间打电话不要钱。

　　多年在山林里和动物追逐，他们的技艺和装备都在不断更新。从前的土枪15分钟才能放一枪，现在猎枪一分钟可以放四枪。从前晚上打猎都是在准星上缠一根白色的棉条，现在可以带头灯打。从前用竹哨互通信息，现在换成了手机。

　　但一些基本原则没有改变。邓荣清的父亲告诉他：梅花鹿、穿山甲不打，因为对农民和庄稼没有伤害。豺狗要避开，它对着你叫你就会倒霉。而且它吃动物，对山里人有好处。打幼崽不经济，肉太少不好分。上半年一般不打猎，因为立冬以后动物的肉才好吃，野兔除外。进深山打猎，早上十点以前不能东问西问。

　　没有人能比猎人更了解大山的美妙。再过一个星期，他们会进入海拔约800米的深山里。站在山巅，云雾缭绕，植物像瀑布一样悬挂在峻峭的石壁上。

　　和这里相比，“千岛湖这边根本不算风景。”余振发说。他是队里最年轻的成员，今年40岁。从他身上可以看到猎人们年轻时的身影：瘦小，精悍，好斗，喜欢在山林里游走。他的妻子比他小20岁。邓荣清说，因为喜欢自由自在，猎人们都很晚结婚。

　　最后的猎人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打猎是乡民和野兽争夺山林资源的手段，又像是场盛大的乡村集会。打到猎物，见者有份，上山围猎的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成为一支二三十人的庞大队伍，浩浩荡荡在山里呼喝。邓荣清的父亲也是一个老猎手，出猎一次半个月，回来两手空空，打到的猎物早就被偶遇或跟随的村民分食干净。对一个家庭来说，“打猎的都是败家子。”邓荣清的老婆说。

　　但猎户因此赢得乡里人的“尊敬”。他们自称是乡里的“强者”。在乡村社会，面临土地、宅基地等家庭利益时，争夺总是很激烈。“没人能占我的便宜。”邓说。他曾经三次被选上村长，但他都不当。现在村里有什么大事，村干部都要来家里和他商量。甚至整个乡村社会的管理都是以他们为枢纽。邓荣清没有任何职务，但经常会有公安局、乡政府的人来找他沟通。“如果能管好我们，也就可以管住下面。”他说。

　　他们很可能成为最后的一群猎人。他们和野兽之间的角力出现了很多连这些“强者”也无法控制的变化，这些变化正在威胁着狩猎的基本资源：猎枪、子弹、狩猎地带……

　　邓荣清家曾经有6支土枪。邓荣清带着两个儿子，一晚上可以打回好几只猎物。1994年，国家统一收缴农村自制土枪。1998年发放狩猎证，乡里每100个人中只允许2个持枪名额。

　　国家要求他们配备300块一个的铁质枪盒，装25发子弹的皮质子弹袋，围在腰间沉甸甸的一排。他们隶属公安局的保安科管理，公安局的人有时突然进村抽查：猎人们的枪是否锁在枪盒里，是否有给枪管上油、擦亮。他们每年上缴50块的林业资源费，30块管理费。

　　为了买到子弹，邓荣清要写好申请，去乡政府和派出所盖章，县公安局治保科审批，再到杭州市公安局开许可证和准带证件，最后才能在西湖边的弹药专卖店买到子弹。跑完所有程序，要在千岛湖镇和杭州市呆一个多星期。邓荣清总是一次买好三年的弹药，因为弹药靠调拨，并不是随时都有。今年杭州市西湖区的打野猪专项行动还没有落实子弹。浙江省民用枪支弹药调拨管理中心主任姜根旺告诉记者，狩猎行动将因此推迟一个月。

　　追逐的范围也在受到控制。打猎经常要追过好几座山。

　　余小林，以前为了生存而打猎，曾走遍半个中国。后来他一路寻找信仰，先在福建参加台湾传过来的佛教，然后回乡里创办当地的基督教。做起来后，又觉得乡村宗教都是骗钱的，遂专心打猎。他说这是他惟一的信仰。

　　1998年以后，猎人不能带枪跨地狩猎。

　　越来越狭小的战场

　　山坡上一片寂静。

　　语言是打猎过程中最多余的。经过多年的较量，野猪已经完全能分辨人的声音。

　　狩猎队员各就各位。余振发和余小林赶着猎狗进入对面的山林。邓荣清守的地方是一个U形山凹，他找一个有树的地方坐下。树可以保证守坝人的安全。逃命的野猪走直线，速度快，易攻击人。如果拉着一棵树，可以帮助人快捷地转身避开野猪的冲击。更危急的时候，还可以上树。

　　凹地的宽度约30来米。邓荣清有把握在这段距离内击中野猪。他打猎只带4颗子弹，“对着要害部位打，一枪毙命。”

　　很难说，里商乡的猎人们，现在是为了生存和生产资料而打猎，但肯定也不是纯粹的爱好。因为对枪支弹药的严格管理，猎人这个职业本身的合法依据几乎不复存在，而且，打猎的外部环境，正被一系列更强大的外界力量缩小着。

　　在离里商乡约一个小时车程的淳安县城，多山的地貌正被城市化的战略改变着。淳安县所在地原来叫排岭，因为山连山，岭靠岭。在过去的几十年，城市的建设者们从环伺的群山中挖出今天的县城。

　　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仍然延续在县城的新一轮扩张中。沿千岛湖往山里走，一路会看见挖山机的身影。政府正在最大限度地将野猪居住的场所，以百倍的价格进行增值。2007年，政府在千岛湖边挖出约300亩平地，卖了8个多亿。

　　2007年8月，淳安经济开发区中心区正在进入论证，计划用地规模200多公顷，比现在的千岛湖镇城区还要大。填湖和挖山的面积有20多公顷，用一位参与论证专家的话来说，“简直就是个小香港。”根据淳安县国土资源局的资料，“到2010年淳安县城镇化率将达到29.69%，这对建设用地提出了更大的要求。”

　　城市扩张的每一步，最后都会传导到山林和耕地这根神经末梢。离县城最近的宋家村最优秀的猎人宋六苟，正为自己的土地将被政府低价征用而发愁。政府修建了新的广场，要征用他们村的土地，给新广场那边的原住民修建新的住房。又有200亩土地将会消失。宋六苟这个秋天还没有打到一头野猪，“地没了，野猪都不往这里跑了。”

　　人类和野猪生存空间的交错区越来越多——他们都没有选择。里商乡的土地资源中，山林占91%，耕地只占2%。1959年修新安江水库，汹涌而来的178.4亿立方立米江水，形成了美丽的千岛湖，也淹没了村里几百亩土地。如今当地村民人均只有4分地。村民往山腰上不断拓荒，开出一片片茶园和竹林。

　　高山居民也在城市化的影响下集中到平地。2004年淳安县的农村居民点面积比1996年减少372.29公顷。“千里岗的深山上面已经没有人居住。”邓荣清说。他前年冬天到海拔千米的地方打猎，只看到一些断壁残垣。野猪在深山中吃不到粮食，“都下到平地上来了。”

　　野猪自然繁育的数量也在增加。野猪是偏R型物种，繁殖能力强。一头母野猪一年可以生两窝，每窝6至8个。每年4至8月是禁猎期，邓荣清负责将乡里40支猎枪收缴，送到乡政府司法所保管。这段时间是野猪的繁殖期，小野猪可以安全地长到六七斤。一只2斤多的野猪就可以单独生活。

　　根据林业专家历时5年的《浙江野猪资源调查研究》，目前全省有野猪10万头左右，种群密度在0.5只/平方公里以上的有20多个市。千里岗以下的里商乡位于其中。人和野猪都往这块土地上迁徙，战场越来越狭小，战争一触即发。

　　越来越危险的争夺

　　邓荣清从前年开始打二线。他体力大不如从前，进深山，队友要帮他背猎枪，有时还要停下来等他。

　　但他有很多狩猎经验：野猪不会在陡峭的地方睡觉；赶野猪要在野猪逃跑路线的上方约1米远的地方，压着它追。这样可以避开野猪突然调头攻击。在开阔地带，快跑的猪要慢打，野猪跑动时身体起伏很大，等到它接近草丛时，速度会有停顿，这几秒才是开枪的良机。慢走的猪则要快打，因为这是它启动奔跑的前奏……

　　已经是第四个小时了。四周一片静谧，仔细听又充满各种声响：风声，树叶坠落，鸟叫，地鼠刨洞……

　　树林中飘荡出“呜呜”的声音，像是大风刮过山林，又像是一种难以辨识的野兽嗥叫。这是余小林在召唤猎狗。进入深山，人和狗分散在茂盛的林木中，人走山脊，狗钻山窝，互相不见踪影。如果一方发现目标，再以口号或叫声联络。

　　猎人必须借助猎狗。成为一只猎狗前要经过多轮淘汰。首先是体型，“好猎狗的体型就像舞蹈演员一样。”余小林说，他是队里的训狗员。七条猎狗都身材不高，腰细腿长，前胸骨架饱满。

　　第二关是实战考验，不怕枪声，能听懂号令，“呜呜”是集合到主人身边，“驾驾”是向野猪发起攻击。最关键的是，面对身材和力量数倍于自己的野猪，要有股不害怕的傻劲。

　　一只猎狗训练成功，就被禁止与村民和其他土狗接触，被关在一个约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只有上山才被带出门。每年4至8月禁猎，它们就4个月不出房门。“接触平常的世界多了，它们就不凶了。”邓荣清说。

　　打野猪，危险重重。被追击的野猪总会做困兽之争。发动攻击的前20米，速度和力量比狗强10倍。通常是往猎人两腿间直冲过来，用獠牙歪头一挑，足以分筋错骨。去年跟随邓荣清他们上山的一个猎人，就被野猪挑断大腿筋。余小林斜挎着一个绿色小帆布包，里面装着止血药、消炎的青霉素、头孢、一次性针管，还有镊子、缝合用的弯针，用于给受伤的人或狗施行现场手术。

　　自从这几年开始使用猎狗，猎人受伤的大部分几率就转移给它们。猎狗靠嗅觉锁定猎物并通知主人，但茅草茂盛，人不一定能看见野猪的位置，无法开枪。这段对峙的时间最多不超过10分钟。10分钟内，野猪就会攻击猎狗。去年一只“狗头”就是这样丧命的。

　　最勇敢的猎狗通常最短命。这支猎狗队“狗头”换了好几茬，有的前一天刚当上“狗头”，第二天就被野猪拱死。每条猎狗的肚子上都有挑伤。年纪最大的“来富”，肚子上有条约10多厘米的伤痕，左后脚筋也被野猪咬断，跑起来两步一跳。

　　战争的尾声

　　狗叫起来，凝固的山林突然生动了。猎狗的叫声，总是简短而有节制。连续吠叫表明野猪就在它50米以内的地方。

　　密林中传来第一声枪声，“噗”的一声，短促，沉闷。“打中了。”邓荣清笃定地说。

　　树林中传出一声嗥叫，清晰，痛苦，愤怒。随后是野猪蹄急速刨地的声音，似乎想挣扎着站起来。猎狗们狂叫着扑上去。

　　约摸十秒钟，传出第二声枪响。山林恢复平静。

　　野猪被拖到山凹的平地，是一只160斤的母野猪。它侧倒在那里，尖头，扁身，躯体长大，肋腹厚实，灰黑的身子长毛茂密。舌头伸出半截，蜷缩在嘴旁。

　　余振发站在它身边，右脸沾着血迹，像刚从菜园子摘菜后轻松地嘻笑着。他开了第一枪，打在右后腰上，打断了野猪的脊柱。余小林补上第二枪，打中头部，伤口还汩汩地冒血，淌下来，积在耳朵里，一只猎狗守在那里不停地舔。

　　下山的路很威风。沿路村民都停下手中的活，问：“打到啦？打到就好哦。”或者忧虑地叮嘱：“晚上还有野猪来呢。”

　　猎人们只是赢得今天这一战。可供他们保卫的山地越来越少。

　　真正的猎人也在消失。乡里的猎枪在减少，一些有持枪证的猎人已经放弃打猎，进城打工。邓荣清有两个儿子，他教会他们16岁就打野猪，但现在他们都去城里做电信生意，赚来的钱回乡里修了一栋气派的3层楼房。

　　余小林的两个儿子，一个上了宁波大学，一个刚考上浙江大学。

　　“以后我的家就是书香门第。”一次在酒桌上，余小林涨红脸，自豪地说。★

　　这部中年姜文的调整之作，“青春”开始变得游离和犹豫，姜文试图找到突破，渴望走出青春，变得成熟和充满智慧，但也明显有些找不着北。

　　★ 文/贾超二

　　《太阳照常升起》首映式结束，周围的朋友都神情凝重地走出电影院，沉默，怕说错，因为真的很难懂，但是又不好意思讲，因为那是姜文的电影。《新京报》的观影调查数据显示：74%的观众认为导演的个人表达和观众的接受之间有障碍。“障碍”排在前几位的是：疯妈最后死了没，到哪里去了；李叔是不是真实存在；阿辽莎为何没有出现；黄秋生饰演的梁老师为什么自杀，摸屁股的事情是真的解决了还是只是幻想；卵石房屋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选择没有看懂的观众只有13%。

　　这是很有意思的地方，或许大家宁愿相信是自己的理解力不够，也不愿相信姜文是个不会拍电影的人，很多善良的观众把“不明白”理解为艺术片的特权，相当宽容。

　　影片的剧情并不复杂，讲述的方式也不独特。影片由“疯、恋、枪、梦”四个段落组成。前三个故事发生在1976年的春夏秋，最后一个故事发生在1958年。影片采用倒叙的方式，试图用最后一段来解释前面三个故事的关联。

　　“疯”讲的是房祖名饰演的儿子备受疯妈种种疯狂举止的困扰，而疯妈显然是被来自房祖名死去的父亲——阿辽莎的记忆所囚禁；“恋”里面是归国华侨梁老师蒙受耍流氓，“摸女人屁股”的不白之冤，以及林医生(陈冲饰)等性压抑女性对情爱的畸形想象和表达；“枪”则是“儿子”因为和唐婶(孔维饰)偷情而被姜文饰演的唐叔一枪打死；“梦”是回头来叙述当年唐叔和唐婶的山盟海誓以及疯妈如何面对丈夫的死讯并产下儿子的过程，然后点到人物在事件源头就有的那一点交集。

　　从事件的叙述来看，逻辑都在，也都交待到了，但是为什么看不懂？除去一些小细节是导演有意“避而不谈”之外，也许真正带来障碍的并不是结构的问题，而是那些线头内在联结的地方，是情感的逻辑所在。

　　帅气的唐叔痴迷于打猎和俘虏女性，湿乎乎的林医生满脑子只有性，没头没脑但是憨厚率真的“儿子”因为偷情和愚蠢而被干掉，梁老师因为被误会是流氓而上吊自杀，唐婶是个对爱情充满向往但是又不甘寂寞的女人，疯妈则是一个因为蒙受情感欺骗而疯疯癫癫的妇人，四个段落之间的戏究竟是怎样因为这些奇怪得令人困惑的人而联结在一起的？如果是时代背景下的必然悲剧，那么，那只操控人物命运的历史之手在哪里？所谓的“偶然之中有必然”“必然之中有偶然”这样结构全篇的玄机在哪里？影片似乎没有给出答案。

　　当然，如果抛开情感逻辑不谈，也不谈所谓对历史思考的力度，仅仅从一部私人电影的角度说，姜文在这部作品里依然保留着他一贯的坦率。他不隐藏自己，在有限的片长里尽可能宣泄，尽可能通过影像满足自己的想象、趣味和爱好。所以，在这部电影中，最能被清晰地指认出来的就是姜文自己，那些充满梦幻色彩的意象都被他用影像从记忆深海里打捞出来，那些关于女人、爱情和性的理解及想象相当的“姜文”，那些戏谑的对白也相当“姜文”。这种来自本能和靠直觉创作的方式很独特，但同时也是安全系数最低的一种表达方式。因为有时这种荷尔蒙过剩的青春式狂想确实会有惊人的表达，直接打动观众那颗总是对青春怀有眷恋的心；但有时，这种荷尔蒙过剩反而会变得很无厘头，它带着一股蛮劲在那里横冲直撞，观众却冷在这头不知所措。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因为“青春”总是会有市场。可惜的是，在这部电影中，“青春”开始变得游离和犹豫。在接受采访时，姜文曾深刻检讨了自己的“自恋”：“我是一个愿意让自己感动的人，我经常要控制我自己，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不允许我太沉浸在感情里面。”于是，荷尔蒙尝试着被控制起来，在这部被他自己称作《阳光灿烂的日子》成人版的作品里，他试图走出青春，变得成熟和充满智慧，于是他开始和自己较劲(“不能顺着自己拍”)，找各种人和各种东西来碰撞，所以这部中年姜文的调整之作，明显有些找不着北，被打落水的青春在那些零碎而又疯狂的意象里挣扎着浮出水面。

　　★ 本刊特约撰稿/司徒北辰(发自法国巴黎)

　　10月18日，法国交通系统举行了1995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大罢工，地铁、巴士和火车大都停运导致交通瘫痪。

　　但是，萨科奇齐统夫妇当天宣布分居，这个新闻一下子攻占了多数媒体的头版头条。罢工的关注度被大大降低，工会只好自叹倒霉。

　　毕竟，在法国罢工事件见惯不怪，而总统离婚可是破天荒头一遭。

　　11年伴侣劳燕分飞

　　10月18日，爱丽舍宫在下午1点20分发布了十几个字的简短声明，称“塞西莉亚和尼古拉·萨科齐已经宣布，两人在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分居。他们不会对此事做任何评论。”两小时以后，总统府发言人大卫.马蒂农紧跟着宣布，“他们已经协议离婚”。

　　就在当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媒体的狂轰滥炸，马蒂农还坚持死不松口。

　　而这时，萨科齐已经飞向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参加欧盟首脑峰会。

　　有法国媒体披露，离婚协议书实际上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拟好。塞西莉亚的律师在总统大选期间就已经在处理两人离婚的计划，因此，塞西莉亚在第二轮没有投票给萨科齐。

　　萨科齐夫妇是于10月15日向法官提出离婚申请的。塞西莉亚独自一人前往法院，签署同意书之后，萨科齐在爱丽舍宫收到了法官的裁决，并在必要文件上签字。他们10岁的儿子路易斯将跟随母亲生活，并将定期与萨科齐见面。

　　这段为期11年的婚姻走到尽头。塞西莉亚正式恢复单身身份，萨科齐也可以开始寻找新的第一夫人了。

　　街上游行的罢工者们听到总统婚变的消息后，马上更新了口号：“塞西莉亚，我们像你一样，都受够萨科齐了！”

　　就在离婚消息宣布前几个小时，以前几乎从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塞西莉亚衣着光鲜地为《巴黎竞赛画报》高调拍照。媒体还拍到她与朋友在高级餐厅就餐和在高档商场购物的照片。知情人士透露，塞西莉亚这样做是为了表现与过去婚姻彻底决裂的决心。

　　在接下来两天，塞西莉亚连续接受法国一家地方报纸《东部共和报》和时尚杂志《ELLE》的专访，毫无保留地展示自己的离婚心路历程。法国一些媒体评价说，这些举动简直太像一个好莱坞明星了。

　　赢了江山，失去美人

　　塞西莉亚承认，2005年第一次离开萨科齐时，她已经爱上别人。

　　2004年底，当时萨科齐为了让庆祝他荣任人民运动联盟主席的活动尽善尽美，把组织工作交给了纽约广告商里夏尔·阿蒂亚斯。没想到塞西莉亚与里夏尔一见钟情。2005年8月，《巴黎竞赛周刊》登出塞西莉亚在纽约和里夏尔度假的封面照片，文章的副标题这样写道：“不论在巴黎还是曼哈顿，以及5月份在佩特拉，塞西莉亚和里夏尔·阿蒂亚斯已成为公开的一对。”

　　当时，事情并未发展到不可收拾。塞西莉亚最终选择回到丈夫身边，萨科齐也重新接纳了塞西莉亚。

　　尽管如此，他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根本原因就是两人的志趣性格大不相同。塞西莉亚说，她天生不是当总统妻子的材料，“我跟随他已经20年了，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

　　萨科齐当选总统后，塞西莉亚并没有搬进爱丽舍宫，仍然住在巴黎郊区的耐伊市。

　　在今年9月举行的法国文化遗产日上，爱丽舍宫花园主管对本刊记者透露了一点玄机：“现在爱丽舍宫花园的面貌还是希拉克夫人的杰作。塞西莉亚来了之后，只说了句‘挺好的，还这样吧’。所以，一切就没动。”

　　可以看出来，塞西莉亚对成为爱丽舍宫女主人根本没一点兴趣。

　　萨科齐却不是这样。2003年，在法国电视二台的一个节目中，主持人问萨科齐：“财政部长法比尤斯承认自己刮胡子时都想着当总统，你是否如此？”萨科齐毫不掩饰地回答说：“我岂止是在刮胡子的时候才想。”

　　荣升第一夫人的塞西莉亚一直避免与丈夫同时出现在公众面前。她对此解释说，自己是“一个喜欢阴影，平静和安宁的人”，“不愿展现自己，不愿暴露自己，从而保护自己”。

　　今年6月的八国集团首脑峰会上，塞西莉亚提前一个人返回巴黎，说要给女儿准备生日宴会。两个月后，美国总统布什和夫人劳拉设宴款待在美国度假的萨科齐夫妇，但塞西莉亚却以喉咙痛为由缺席。

　　第一夫人的率性已经影响到法国的外交礼仪和国家形象，赢了江山之后的萨科齐该有多抓狂。而且最近三个多月来，法国民众赫然发现，塞西莉亚又远离法国了，她最常现身的地方是瑞士日内瓦湖畔的一家豪华旅馆，而前任男友里夏尔也下榻此地！

　　塞西莉亚对离婚可能引起的轰动淡然处之：“在我身上发生的这一切已经在数以百万人身上发生过。有一天，你在婚姻生活中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生活再也无法继续。”

　　不知道算不算巧合，还是大选留下的后遗症——今年法国总统大选的另一位主角、法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罗亚尔6月份也宣布与同居26年的男友、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奥朗德分手，原因是后者另结新欢。

　　第一夫人虚位以待

　　离婚事件对萨科齐的影响有多大？目前还不好判断。

　　可以肯定的是，萨科齐主要精力将放在目前推出的改革措施上。正在里斯本出席欧盟高峰会时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就表示：“我的想法再简单不过：我是法国人民投票选出来帮他们解决问题的，不是谈论个人私事的。”

　　最近发生的交通系统工人大罢工，是萨科齐今年5月就任总统以来面临的最严峻的政治挑战，也是作为总统的萨科齐与强大的法国工会之间第一次真正的正面交锋。

　　工会一直要求政府取消对退休金福利的改革计划，而萨科齐表示将毫不妥协地推动改革，但有关退休金改革计划的谈判之门是敞开的。定于10月23日周举行的谈判至关重要，法国政府暗示也许会做出一些让步。

　　矢志要成为政治强人的萨科齐5月时就扬言，要“颠覆”法国公众生活的每个领域，虽然第一个大“颠覆”出现在自己家里，但这不会成为他就此罢手的理由。

　　过去几周，法国一家有线电视台一直在播放英国电影《真爱至上》。这部片子讲述了一位单身英国首相与助理的情事。而从上周起，关于谁会是新法国第一夫人的推测就开始陆续出炉。

　　几周前，萨科齐和部长们从会议室走出来时，一位摄影记者捕捉到他手中的一封信，信上写着：“我就像一辈子没有看到你了，我想你——100万个吻。”

　　虽然有媒体说，这封信是由萨科齐和塞西莉亚最好的朋友之一伊莎贝尔·巴尔卡尼写给塞西莉亚的，是其在生日旅行途中的邮件，根本不是写给萨科齐的情书。但很多人不相信这种解释。他们认为，法语特定的拼写方式暗示这封信实际上应该是给一位男士的。

　　还有一些人质问萨科齐，为什么在开部长级会议的时候会携带这样的信函。而法国《新观察家》本周的报道称，萨科齐夫妇离异的主因是总统“用情不专”。

　　萨科齐与法国演员卡洛尔·布盖的一次私人午餐，引发了不少人的联想。这位《007之最高机密》中的“邦女郎”以诱惑总统闻名——前总统密特朗就被她迷得难以自拔，以至于不惜使用手段窃听她的电话。

　　萨科齐的绯闻女友名单上还有司法部长拉希达·达蒂，以及《费加罗报》政治记者安妮·富尔达。

　　真相如何，只有当事人才明白。但不管怎样，雄心勃勃的萨科齐不会因为离婚事件一蹶不振。

　　也许正如法国《快报》周刊编辑克里斯托弗·巴尔比所说：“法国人民热爱塞西莉亚，不仅是因为她的优雅。他们爱她，因为她展示了抗争和自由的精神。离开塞西莉亚，萨科齐时代有了新的开始。”

★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网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

　　★ 本刊特约撰稿/司徒北辰(发自法国巴黎)

　　10月18日，法国交通系统举行了1995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大罢工，地铁、巴士和火车大都停运导致交通瘫痪。

　　但是，萨科奇齐统夫妇当天宣布分居，这个新闻一下子攻占了多数媒体的头版头条。罢工的关注度被大大降低，工会只好自叹倒霉。

　　毕竟，在法国罢工事件见惯不怪，而总统离婚可是破天荒头一遭。

　　11年伴侣劳燕分飞

　　10月18日，爱丽舍宫在下午1点20分发布了十几个字的简短声明，称“塞西莉亚和尼古拉·萨科齐已经宣布，两人在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分居。他们不会对此事做任何评论。”两小时以后，总统府发言人大卫.马蒂农紧跟着宣布，“他们已经协议离婚”。

　　就在当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媒体的狂轰滥炸，马蒂农还坚持死不松口。

　　而这时，萨科齐已经飞向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参加欧盟首脑峰会。

　　有法国媒体披露，离婚协议书实际上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拟好。塞西莉亚的律师在总统大选期间就已经在处理两人离婚的计划，因此，塞西莉亚在第二轮没有投票给萨科齐。

　　萨科齐夫妇是于10月15日向法官提出离婚申请的。塞西莉亚独自一人前往法院，签署同意书之后，萨科齐在爱丽舍宫收到了法官的裁决，并在必要文件上签字。他们10岁的儿子路易斯将跟随母亲生活，并将定期与萨科齐见面。

　　这段为期11年的婚姻走到尽头。塞西莉亚正式恢复单身身份，萨科齐也可以开始寻找新的第一夫人了。

　　街上游行的罢工者们听到总统婚变的消息后，马上更新了口号：“塞西莉亚，我们像你一样，都受够萨科齐了！”

　　就在离婚消息宣布前几个小时，以前几乎从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塞西莉亚衣着光鲜地为《巴黎竞赛画报》高调拍照。媒体还拍到她与朋友在高级餐厅就餐和在高档商场购物的照片。知情人士透露，塞西莉亚这样做是为了表现与过去婚姻彻底决裂的决心。

　　在接下来两天，塞西莉亚连续接受法国一家地方报纸《东部共和报》和时尚杂志《ELLE》的专访，毫无保留地展示自己的离婚心路历程。法国一些媒体评价说，这些举动简直太像一个好莱坞明星了。

　　赢了江山，失去美人

　　塞西莉亚承认，2005年第一次离开萨科齐时，她已经爱上别人。

　　2004年底，当时萨科齐为了让庆祝他荣任人民运动联盟主席的活动尽善尽美，把组织工作交给了纽约广告商里夏尔·阿蒂亚斯。没想到塞西莉亚与里夏尔一见钟情。2005年8月，《巴黎竞赛周刊》登出塞西莉亚在纽约和里夏尔度假的封面照片，文章的副标题这样写道：“不论在巴黎还是曼哈顿，以及5月份在佩特拉，塞西莉亚和里夏尔·阿蒂亚斯已成为公开的一对。”

　　当时，事情并未发展到不可收拾。塞西莉亚最终选择回到丈夫身边，萨科齐也重新接纳了塞西莉亚。

　　尽管如此，他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根本原因就是两人的志趣性格大不相同。塞西莉亚说，她天生不是当总统妻子的材料，“我跟随他已经20年了，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

　　萨科齐当选总统后，塞西莉亚并没有搬进爱丽舍宫，仍然住在巴黎郊区的耐伊市。

　　在今年9月举行的法国文化遗产日上，爱丽舍宫花园主管对本刊记者透露了一点玄机：“现在爱丽舍宫花园的面貌还是希拉克夫人的杰作。塞西莉亚来了之后，只说了句‘挺好的，还这样吧’。所以，一切就没动。”

　　可以看出来，塞西莉亚对成为爱丽舍宫女主人根本没一点兴趣。

　　萨科齐却不是这样。2003年，在法国电视二台的一个节目中，主持人问萨科齐：“财政部长法比尤斯承认自己刮胡子时都想着当总统，你是否如此？”萨科齐毫不掩饰地回答说：“我岂止是在刮胡子的时候才想。”

　　荣升第一夫人的塞西莉亚一直避免与丈夫同时出现在公众面前。她对此解释说，自己是“一个喜欢阴影，平静和安宁的人”，“不愿展现自己，不愿暴露自己，从而保护自己”。

　　今年6月的八国集团首脑峰会上，塞西莉亚提前一个人返回巴黎，说要给女儿准备生日宴会。两个月后，美国总统布什和夫人劳拉设宴款待在美国度假的萨科齐夫妇，但塞西莉亚却以喉咙痛为由缺席。

　　第一夫人的率性已经影响到法国的外交礼仪和国家形象，赢了江山之后的萨科齐该有多抓狂。而且最近三个多月来，法国民众赫然发现，塞西莉亚又远离法国了，她最常现身的地方是瑞士日内瓦湖畔的一家豪华旅馆，而前任男友里夏尔也下榻此地！

　　塞西莉亚对离婚可能引起的轰动淡然处之：“在我身上发生的这一切已经在数以百万人身上发生过。有一天，你在婚姻生活中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生活再也无法继续。”

　　不知道算不算巧合，还是大选留下的后遗症——今年法国总统大选的另一位主角、法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罗亚尔6月份也宣布与同居26年的男友、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奥朗德分手，原因是后者另结新欢。

　　第一夫人虚位以待

　　离婚事件对萨科齐的影响有多大？目前还不好判断。

　　可以肯定的是，萨科齐主要精力将放在目前推出的改革措施上。正在里斯本出席欧盟高峰会时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就表示：“我的想法再简单不过：我是法国人民投票选出来帮他们解决问题的，不是谈论个人私事的。”

　　最近发生的交通系统工人大罢工，是萨科齐今年5月就任总统以来面临的最严峻的政治挑战，也是作为总统的萨科齐与强大的法国工会之间第一次真正的正面交锋。

　　工会一直要求政府取消对退休金福利的改革计划，而萨科齐表示将毫不妥协地推动改革，但有关退休金改革计划的谈判之门是敞开的。定于10月23日周举行的谈判至关重要，法国政府暗示也许会做出一些让步。

　　矢志要成为政治强人的萨科齐5月时就扬言，要“颠覆”法国公众生活的每个领域，虽然第一个大“颠覆”出现在自己家里，但这不会成为他就此罢手的理由。

　　过去几周，法国一家有线电视台一直在播放英国电影《真爱至上》。这部片子讲述了一位单身英国首相与助理的情事。而从上周起，关于谁会是新法国第一夫人的推测就开始陆续出炉。

　　几周前，萨科齐和部长们从会议室走出来时，一位摄影记者捕捉到他手中的一封信，信上写着：“我就像一辈子没有看到你了，我想你——100万个吻。”

　　虽然有媒体说，这封信是由萨科齐和塞西莉亚最好的朋友之一伊莎贝尔·巴尔卡尼写给塞西莉亚的，是其在生日旅行途中的邮件，根本不是写给萨科齐的情书。但很多人不相信这种解释。他们认为，法语特定的拼写方式暗示这封信实际上应该是给一位男士的。

　　还有一些人质问萨科齐，为什么在开部长级会议的时候会携带这样的信函。而法国《新观察家》本周的报道称，萨科齐夫妇离异的主因是总统“用情不专”。

　　萨科齐与法国演员卡洛尔·布盖的一次私人午餐，引发了不少人的联想。这位《007之最高机密》中的“邦女郎”以诱惑总统闻名——前总统密特朗就被她迷得难以自拔，以至于不惜使用手段窃听她的电话。

　　萨科齐的绯闻女友名单上还有司法部长拉希达·达蒂，以及《费加罗报》政治记者安妮·富尔达。

　　真相如何，只有当事人才明白。但不管怎样，雄心勃勃的萨科齐不会因为离婚事件一蹶不振。

　　也许正如法国《快报》周刊编辑克里斯托弗·巴尔比所说：“法国人民热爱塞西莉亚，不仅是因为她的优雅。他们爱她，因为她展示了抗争和自由的精神。离开塞西莉亚，萨科齐时代有了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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