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纠正侵害当事人实体权利的生效裁判

    全国法院审判监督工作经验交流视频会议12月3日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强调，审判监督工作要坚持严格依法纠错，确保纠错的有效性和正确性；要坚持案结事了，确保纠纷解决在事实上的终局性；要坚持严格自律，确保最后裁判的纯洁性和权威性。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结回顾今年4月全国法院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贯彻落实情况，并就进一步树立正确审判监督理念、加强审判监督职能以及2010年审判监督工作进行部署。同时对第二届优秀再审裁判文书评比获奖者进行表彰。江西高院、上海高院、河南高院、青岛中院、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法院、成都铁路法院在会上作了加强审判监督工作的经验介绍。
　　江必新强调，要坚持严格依法纠错，确保纠错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对那些符合法定条件的案件必须裁定进入再审，对确实侵害了当事人实体权利的生效裁判，要坚决予以纠正。不能因为人情关系而妨碍纠错；不能因为怕得罪人或照顾面子或关系而消极纠错；不能因为害怕改判后善后工作难做而拖延纠错；不能因为片面强调维护“既判力”和司法权威而拒绝纠错；不能因为个人或单位的得失而抵制纠错；不能因为考核评比或政绩而疏于纠错；不能因为个人“面子”而“将错就错”。坚持严格依法纠错，同时还意味着决不能随意纠错或违法纠错，决不能因为迁就缠访、闹访而创设不良先例；不能因为人情、关系而“小题大做”；不能因为外界干扰的压力而违心改判；更不能因为利益驱动而“没错找错”。
　　江必新强调，要坚持案结事了，确保纠纷解决在事实上的终局性。必须将事了作为案结的重要标准，只有纠纷获得实质性解决才能结案，不能留隐患。千万不能因为怕案件事实需要做大量调查取证工作而简单结案；千万不能因为怕善后工作难以协调而维持确有实质性错误的裁判；千万不能因为追求结案率而草率结案。要把调解放在处理再审案件的优先位置，注意总结调解经验，突出调解的实际履行率。要坚守调解法律底线，全面贯彻调解自愿原则和调解内容合法原则。
　　江必新强调，要坚持严格自律，确保最后裁判的纯洁性和权威性。
　　只有各方面严格自律、管好自己，审判监督才会更有力、更有效、更纯洁、更权威。要进一步加强职业道德教育，进一步加强业务能力培养，进一步转变作风，进一步自觉接受外部监督，进一步开展反腐倡廉。
　　江必新要求从3个方面加强审判监督工作职能：正确履行审判职能，公正高效地办理各类案件；着力建设案件质量监督管理体系，全面提升案件质量；协助审判委员会做好错案分析并总结审判经验。他强调，进一步加强全国基层法院的办案质量，着力完善以公正效率为核心的案件质量监督管理体系建设，是当前基层人民法院工作的一项新的课题。要准确理解案件质量监督管理的内涵，不能将案件质量监督管理简单地等同于案件质量评查、案件质量评估和绩效考核。要清楚界定与把握好法院案件质量监督与法官依法办案之间的关系，把握好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案件质量监督关系，探索出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提出异议的必要渠道，法官对案件质量评定的异议方式，努力构建法院与法官以及上下级法院之间共同致力于案件质量监督管理的特有模式。要将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一并纳入到考评体系之中，将社会甚至当事人对办案质量的意见及时融入到法院内部的质量监督体系之中。要按照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并举的要求，将重点司法环节、尤其是容易引发不公正和不当延误的司法环节逐一纳入到案件质量监督体系之中，实施全方位、有重点的监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应当建立必要的、有效的案件质量通报制度。要进一步明确院长、审判委员会、审判监督庭或案件质量监督管理机构之间对案件质量监督的工作关系，进一步衔接好案件质量监督纪检监察监督、错案追究制度、业绩考评制度、人事任免与奖惩制度等之间的关系。

                          （2009年12月4日《人民法院报》） 

▇记者冯伟祥

    这几天，成都一女企业家因不满暴力拆迁自焚身亡的新闻，让国人震惊。最近，临安市一条道路工程项目建设涉及拆迁引发的连环纠纷，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批准用地文件是否自动失效？

    该工程叫万马路北延改造工程，被拆迁人程金富、程金龙等户（均系该市锦城街道西墅村村民）提出异议，认为该工程用地没有经过合法审批手续。
    11月23日，临安市国土资源局法制科姜飞翔科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项目是经过合法审批的，程序到位。他向记者提供了建设用地项目呈报材料“一书三方案”（浙土字【A2004】第10264号、【临供】土字【2005】第25号，填报时间是2004年11月23日）显示：用地面积为18.7801公顷，其中需要征用集体土地18.2836公顷，耕地达9.3765公顷。2005年2月1日，由省政府批准同意。程金龙等户的房屋就在上述范围之内，需要拆迁。但他们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具体资料证明，这次拆迁范围的土地是在省政府的批准征用土地的范围内。“即使是在已批准征用土地的范围内，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查报批工作的意见》第3条规定，两年内未用地或未实施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关批准文件自动失效。”程金富等人说。
    此外，他们还表示，临安市国土局只发布了房屋拆迁公告，没有发布征用土地公告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根据《征用土地公告办法》规定，他们有权拒绝办理征地补偿安置手续，以及拆迁补偿安置手续。
    记者调查发现，2008年8月11日，临安市发展和改革局向当地建设局作出《关于万马路北延道路建设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称：“项目建设规划用地5.328公顷。本次安排2.42公顷，需办理农转用及征地手续。”这表明该工程项目建设用地并不在国土局所称已于2005年2月1日省政府批准同意的范围内，直到2008年8月11日还没有审批过。或是虽然4年前已经批准，但因为超过两年自动失效了，或是按规定须重新审批。

用地单位与拆迁人为啥不是同一人？

    据悉，这个工程的用地单位是临安市建设局。不知何故，项目却迟迟没动工。
    直到2009年2月22日，临安市人民政府向该市建设局出具了“用地批准通知书”（没有文号）称：“你单位万马路北延改造工程项目范围内的集体土地已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为国有。请你单位接本通知后，尽快实施拆迁等有关工作，具体拆迁等工作由临安市市政园林工程管理处负责。”
    5月14日，临安市市政园林工程管理处（以下简称市政管理处）向市国土局申领了“万马路北延改造工程1期项目”房屋拆迁许可证。
    “不是用地单位却成了拆迁人，法律依据是什么？”程金富、程金龙等人诘问。姜飞翔表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建设局是行政机关，不能作为拆迁人，市政管理处是其下属单位，有这方面的工作范围。且万马路北延工程也是市政工程。但他没有提供相应的法律政策依据。
    根据《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8条规定：建设单位和个人征用集体所有土地需要拆迁房屋的，必须持建设项目及用地批准文件、拆迁计划及拆迁方案，向市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并领取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拆迁。但是，市政管理处并没有依法取得建设项目及用地批准文件。

上亿元建设资金由一民营企业筹捐？

    据悉，临安市政管理处是该市建设局的下属事业单位。开办资金人民币8万元，经费来源自理。
    而此次拆迁许可证注明拆迁住宅建筑面积为8000平方米，征（使）用土地面积3348平方米，需要大笔资金从何而来？
    随着记者深入调查，找到了“隐身者”———锦江集团。2008年8月11日，临安市发改局向建设局作出《关于万马路北延道路建设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称：“核定项目建设总投资概算12766万元，建设资金由锦江集团筹、捐解决。”
    记者在建设局采访时，锦城街道西墅村委主任钭正贤闻讯赶来。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锦江集团的高管。对于集团已出资2000万元用于前期道路拆迁等，他没有否认，表示是捐款。记者问及捐款的原因，他说：“我们是做好事。”
    事实并非如此。经记者多方了解，发现这个道路工程与锦江集团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建设中的这条道路旁边就是锦江集团的厂房土地，万马路北延道路一旦打通，该集团的地块迅速增值，受益匪浅。
    当地政府部门与锦江集团之间有着怎样的利益链？拆迁户们无从得知。

安置不合理，连环“民告官”维权到底

    但程金龙发现，自己与另外一户应姓人家作为参照物，自家与那户人家的人口数一样多，住宅面积相差无几，而安置面积远远小于应家。补偿费也远远低于应家（据反映不到一半）。如此明显不公，让他无法接受安置方案。他与市政管理处未能达成协议。2009年6月22日，市政管理处向国土局申请房屋拆迁争议裁决。很快，国土局作出了裁决书，要求程金龙、程金富等户应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将房屋搬迁腾空，并交付拆迁人市政管理处。他们向临安法院起诉，把当地国土局告上了法庭，认为《房屋拆迁许可证》是非法无效的，要求判决撤销。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市政管理处作为建设局下属事业单位，根据指派作为拆迁人具体负责万马路北延工程拆迁工作，行为并无不当。”法院驳回程金龙等人的诉讼请求。
    程金富等不服，随即提出上诉。
    同时，程金富、程金龙还于11月4日向杭州市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确认临安市政府此前颁发的《用地批准通知书》违法并予以撤销。杭州中院作出裁定，对他们的起诉不予受理。
    不服裁定的程金富等立即向省高院上诉，请求撤销该裁定。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中。
    国土局的裁决书规定的期限过后，国土局请求市政府作出责令限期拆迁的决定。
    11月9日，该市法制办召开房屋行政强制拆迁听证会，程金富、程金龙的代理律师发表了内容翔实的的代理意见，但没有被采纳。一周后，临安市政府发出了责令限期拆迁决定书，限令7日内自行搬迁，逾期不搬迁的，责成锦城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行政强制拆迁。
    程金龙等人不服“限拆令”，又一次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他们面对的，是强大的官商联合体。

    他们面前的，是艰难的“民告官”之路。

    他们面临的，将可能是强制拆迁。
    目前，程金龙等人一方面通过法律程序寻求救济，另一方面通过信访向上级有关部门举报。“任何建设项目都要依法办事，不能以牺牲被拆迁人的合法利益和损害法律尊严为代价。”昨日，程金龙等人表示，“我们一定抗争到底！”

                  （2009年12月4日《浙江工人日报》）

省高院院长作批示  宁波中院调查案情  慈溪法院回应质疑

■记者冯伟祥

    慈溪市的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车驾驶员致二人死亡，且肇事后逃逸，结果被判了缓刑。这个判决引发了质疑，一些法律工作者认为量刑畸轻，与省高院的规定相悖。11月5日，本报头版头条位置以《“80后”老总驾豪车  撞死2人被判缓刑》为题，对这起交通肇事案进行了披露。
    本刊的报道见报后，腾讯网、中国青年网等众多网站纷纷转载，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报道也引起了上级法院的重视。省高级法院齐奇院长专门作出批示。宁波市中级法院组成案件督察组来到慈溪法院了解案情，逐级将案件报告报给省高院齐奇院长。
    那么，慈溪法院对俞江辉适用缓刑，量刑是否适当？是否与省高院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背道而驰呢？慈溪法院对此又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昨日，本刊记者来到慈溪法院。该院对此作出了情况说明。
    据介绍，慈溪法院于8月10日立案受理被告人俞江辉交通肇事一案，于同月24日以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审理方式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8月27日，该院对此案进行公开宣判，被告人俞江辉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慈溪法院有关人士向记者解释了量刑理由与依据。
    首先是被告人俞江辉有自首情节。被告人俞江辉肇事后逃逸，案发4个小时后，于当晚11时许向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其次，案发后被告人俞江辉悔罪表现较好。被告人俞江辉归案后悔意表现明显。6月17日，经慈溪市周巷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被告人俞江辉一次性赔偿赔付了二被害人家属共90万元人民币，取得了被害人家属的书面谅解，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的情形；
    另外，被害人方在事故中也有过错。案发时，被害人程时银、陈然分别驾驶、乘坐同一辆摩托车，但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事故发生后经群众报警，两人被随即赶到的交警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后死亡，经法医鉴定，程时银、陈然均系颅脑外伤死亡。公安机关事故认定，“程时银、陈然驾驶、乘坐摩托车均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是加重自身伤害的次要原因。”
    那么，对被告人俞江辉适用缓刑是否具有可行性？慈溪法院认为，被告人俞江辉犯交通肇事罪，系过失犯罪，对两个受害人亲属已作实额赔偿并取得书面谅解，其主、客观社会危害性较小；案发后，被告人居住地当地政府向公安机关出具证明，证实被告人俞江辉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宁波宇辉电器有限公司，系该镇外贸重点（亿元）企业，2008年度在慈溪市销售龙虎榜排名94位，建议公安机关对俞江辉予以取保候审。该院在综合考虑本案的事实情况及社会影响后，认为对被告人俞江辉适用缓刑的帮教的条件比较充分。所以依据《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对被告人俞江辉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今年8月21日，省高级法院向全省各级法院发出《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交通肇事逃逸后向有关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可以认定自首，依法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从轻处罚，一般不予减轻处罚。对于有致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情节的，不适用缓刑。”慈溪法院表示，该院是9月1日收到省高院的《意见》。“由于该案宣判在我院收到省高院该《意见》之前，故不存在违反《意见》规定进行判处的情况。”

                      （2009年12月3日《浙江工人日报》）

该报道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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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报道的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fed3c30100fnhq.html

造价就在30万元以上，而资产评估却只有14万余元———
“我的别墅被暗箱操作了”

▇记者冯伟祥

    去年11月，绍兴市越城区检察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就越城区法院的一个执行案发出检察建议书，认为执行的裁定内容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违反法定程序，应依法予以纠正。但法院方面一直没有正面回应。今年7月30日，本报以《谁是怪案的幕后推手？》为题，对此案存在的一连串猫腻予以披露，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11月9日，也就是检察建议书发出时隔一年，越城区法院才作出一页答复函，称该院高度重视这个案子，组织力量进行了复查。称：“本院（1999）越经执字第527、1914、1915号民事裁定书，表述上有一定瑕疵，但执行程序并未违法，不影响对本案的实体处置。”
    越城区法院在答复函中称：“权利人裘夏美、黄信德、蔡仁德分别依据本院已经生效的（1998）越经初字第1124号民事调解书、（1999）越民初字第329号民事判决书、（1999）越民初字第331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对此，案件当事人金吉利的代理人魏立业指出，上述三个案子中，其中一个案子金吉利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传票等材料后亲自到庭参加诉讼，后以调解结案，但另外的329号、331号民事判决书两个案子没有生效，法院执行缺乏依据。因为他的当事人金吉利从来没有收到过329、331号两案起诉状副本、传票等诉讼文书，也从未签收过判决书等。“法院自己搞错了邮寄地址，再由此错误地推定金吉利下落不明，又以此为由公告传唤、公告送达判决书，可谓错上加错。直接导致金吉利的别墅被低价贱卖。”
    就诉讼文书的送达问题，记者采访了一些法律工作者，他们一致表示，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首先应当采用直接送达的方式；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采取留置送达。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邮寄送达。只有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才能用公告送达。他们认为，上述两案系法院在没有依法正确送达、当事人没有收到诉讼文书、无法到庭的情况下，作出缺席判决，剥夺了当事人的答辩权利，程序违法；同理，后来的公告送达判决书也是站不住脚的，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利。
    针对检察机关提出的资产评估报告已经过期失效的问题，法院在答复函中予以了回避。
    按照资产评估报告，“评估范围”明确评估的资产为金吉利的三层别墅，评估价值为人民币142839元（不含披屋及土地）。
    对这个评估，业主金吉利说：“这个评估价太低了，我的别墅当时的造价就在30万元以上。”
    对照有关规定，金吉利炮轰评估机构绍兴市乡镇企业产权事务所（以下简称产权事务所）：“他们具有乡镇企业资产评估资格，但没有评估民用建筑价值的相应资质，所作的评估报告理所当然是无效的。”
    记者查阅了产权事务所的资产评估资格证书（发证机关是农业部乡镇企业资产评估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上面载明的评估范围是：清产核资财务业务培训、乡镇企业资产评估、基建预结算审计、财务审计。金吉利的这幢别墅属于民居，显然不在这家事务所的评估范围以内。
    按照农业部1994年9月6日颁布的《乡镇企业资产评估管理办法》规定，资产评估结果报告书应包括的附件中，有一项是评估人员签名名单。产权事务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评估人员一栏虽然打印了两个人的姓名，但都没有签名。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所称，金吉利的这幢别墅的建筑面积是产权事务所与法院执行庭执案人员共同实地丈量所得。“他们没有通知我或者我的家属到场，评估报告出具后，直到变卖裁定书的签发，时间长达6个月之久，法院没有送达给我本人或我的家属。我们要提出异议都不可能，我们的权利被剥夺了。”金吉利说。
    据介绍，为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实施变卖必须严格履行规范的程序。首先是前置程序：1.法官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就以下问题寻求达成和解的可能：一是被执行人有无以给付金钱或其他方法清偿债务的愿望。在财产被查封后，被执行人往往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有可能提出新的清偿方案。二是双方当事人有无以物抵债的愿望。2.告知双方当事人协商不成即时进入变卖程序。其次是变卖实施程序：1.确定实施变卖的主体；2.履行告知义务；3.确定价格；4.发布公告，展示标的物；5.实施变卖；6.交付款物。上述过程或内容应当有书面记载或者记入执行笔录。同时，变卖查封的财产，必须充分保障当事人等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法院决定对被执行财产进行变卖时，必须在实施之前书面通知当事人等人员参加变卖。上述人员无法通知或者经通知不到场的，不影响变卖的进行。优先购买权人经通知不到场，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而金吉利表示：“越城区法院既没有向我这个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也没有向我询问情况以便查明我的财产状况和履行义务的能力，对我的别墅采取查封措施也没有将裁定书送达我，没有履行告知义务……一切都是瞒着我暗箱操作，绕道而行。”
    目前，金吉利已经向绍兴市中级法院申诉，要求认真彻底复查。同时，他在寻求其他法律救济渠道，要求确认审理程序违法、执行程序和实体处理违法以及确认变卖行为无效。

             （2009年12月3日《浙江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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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杭州2009年11月29日电   记者从浙江省公安厅获悉，自2006年中央部署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浙江省已经打掉近1400个恶势力犯罪团伙，抓获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1万余名，破获刑事案件1万余起。因黑恶势力而引发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聚众斗殴等案件都有明显下降。

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王辉忠在浙江省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上强调，浙江打黑除恶形势不容乐观，黑恶势力正处于活跃期、高发期，打击不能偃旗息鼓。他表示，从目前浙江打击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情况看，涉案人员没有一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跟犯罪规律是不吻合的，没有保护伞，黑社会组织不可能长时间生存。这说明打击保护伞的力度还不够。

记者了解到，一些地方黑恶势力长期盘踞一地，气焰十分嚣张。据警方透露，浙江黑恶势力主要操纵了一些地方的地下赌博、交通客运、各类市场、建筑领域、娱乐餐饮等，而且涉足一些新兴的担保、典当行业。还有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已渗入农村，涉足矿山采石、土地征用等。这些都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此外，一些黑恶势力不断调整犯罪手段，使用轻微暴力或者软暴力增多，黑恶势力更多的是在幕后指使，这对公安机关加强取证，提高执法能力提出了挑战。

王辉忠表示，政法部门要采取更有力措施，向黑恶势力发起新一轮的强大攻势；进一步建立健全打黑除恶长效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政法部门与工商、税务等部门定期协调工作，形成打击合力，堵塞犯罪空间；进一步加强打黑除恶专业能力建设，充分使用异地用警、异地关押、异地审讯等措施，以减少可能出现的办案阻力。

　　延锋伟世通怡东汽车仪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仪表公司）职工杨钢（化名），将员工工资、奖金资料复制到自己随身携带的U盘，被管理层以“偷窃公物”为由予以“辞退”。杨钢不服，申请劳动仲裁（本报曾于去年7月31日以《120余名工友联名声援被“炒鱿鱼”者》为题，予以详细披露）。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认为公司对他的辞退决定无效，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但公司不服，向法院起诉。绍兴县法院对这起劳动争议案审理了将近一年后，作出判决，确认仪表公司对杨钢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合法有效。职工提出上诉。11月9日，绍兴市中级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此案引发了一连串问题：公司电脑里的员工工资、奖金方面的资料是否属于财产？职工将上述资料复制到自己的U盘是否属于“盗窃公物”？这样的行为是否归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形？未经职代会通过的规章制度能否作为处罚依据？

历时近一年才给说法，一审法院认为未经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也应当认定为有效

    对这个案子，绍兴县法院先是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来认为案情复杂，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经该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最终，此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
    复制工资、奖金资料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
    绍兴县法院认为，无论公司员工的工资、奖金资料是否应该公开，在未公开之前，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占有、使用。被告未经许可，在人事科办公室无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他人电脑，将电脑中贮存的资料复制至自己的U盘中，系窃取行为。
    法院还认为，民法调整的财产包括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无形财产包括具有经济价值的智力成果及受法律保护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公司全体员工的工资、奖金资料属于无形财产。原告要求对被告按照规章制度规定的“偷窃公物和他人财物”处理，予以支持。
    未经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效力怎么样？
    绍兴县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制定的规章制度，虽未经过该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的民主程序，但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政策及集体合同规定，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形，并已向劳动者公示或者告知，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原告制定的规章制度，内容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已告知劳动者，应当认定为有效。
    复制行为的“危害程度”如何？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分为一般违反和严重违反两种情形。
    绍兴县法院认为，原告制定的规章制度规定“偷窃公物和他人财物”可以作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处理，规章制度已把“偷窃公物和他人财物”列入严重违反行列。被告行为违反了劳动合同中“应严格遵守原告依法制定的管理制度，服从原告的管理”等约定，已严重影响了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损害了作为员工对公司应尽的诚信和忠诚义务。被告的行为应当归属于严重违反情形。
    综上，法院认为，原告依据规章制度作出的解除决定合法，予以支持。对于被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确认仪表公司对杨钢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合法有效，驳回被告杨钢的诉讼请求。
    判决作出的日期是2009年8月10日，距离立案受理之日整整11个月。
    杨钢说：“如果绍兴县法院认定是我输，老早就该判了。拖了这么长时间，个中原因不得而知。”

职工不服提出上诉，结果如何拭目以待

    杨钢不服一审判决，依法提起上诉。
    他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规章制度合法有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公司的“规章制度”的制订并未通过职代会或者职工大会这个民主程序，又未经公示或告知劳动者的规章制度，何况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形，对劳动者不具有约束力，不能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法定依据，更不能成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
    杨钢还认为，一审法院对他的行为的性质及危害程度的认定都是错误的。无形财产与物一样都是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但两者不是同一的概念，公司所谓的“公物”意为公共的财物包括公司的财物，显然未将无形财产包括在内，一审法院除了错误认定被复制的资料是无形财产之外，还错误地将无形财产纳入物的范畴。他复制的工资、奖金资料是应当公开、公布的资料，而且是在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行为性质不应归属于偷窃。
    一审法院认定他的行为已严重影响了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因此，认定他的行为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形，是错误的。
    此外，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不合法，一审法院未予审查也是错误的。
    杨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进而作出错误的判决，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所依据的理由完全牵强附会。他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准确适用法律，撤销一审判决，予以改判，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绍兴市中级法院受理后，于11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最高法院规定：要将规章制度作为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什么样的规章制度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早在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的第十九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
    2008年8月20日，全国总工会的《工人日报》专门发表了社论《内部规章：劳资双方的博弈之镜》。社论指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决定直接关系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并公示或告知劳动者。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没有向职工公示的规章制度，不能成为用人单位处罚职工的依据。
 
相关案例：
    重庆一职工生病请假被单位以旷工名义扣发工资900余元，职工不服，以单位规章未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为由起诉到法院。重庆北碚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单位对原告作出的处罚所依据的管理制度，仅由该单位的中层以上干部讨论通过，并未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以其他方式向其他劳动者公示，不具备民主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制度不应当作为处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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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
    为维护正常的信访秩序和社会公共秩序，依法制止和惩处信访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依据《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集会游行示威法》和《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安部制定了《关于公安机关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部。

                                                 公安部（印）

                                              二00八年七月六日

关于公安机关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

    信访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2005年国务院修订的《信访条例》颁布实施以来，人民群众依法信访的观念日益增强，通过依法开展信访，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但也有少数信访人违反规定进行信访，无理缠访闹访，有的甚至在信访活动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影响了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和谐稳定。为维护正常的信访秩序和社会公共秩序，依法制止和惩处信访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依据《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集会游行示威法》和《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就公安机关依法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周围，或者其他公共场所非法聚集，静坐、散发信访材料、呼喊口号、打横幅、出示状纸、穿着状衣，扰乱公共秩序，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依法予以处罚；聚众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扰乱国家机关正常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国家机关工作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符合《刑法》第二百九十条规定的，对首要分子及其他积极参加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以递交信访材料为名，非法拦截或者强登、扒乘机动车或其他交通工具，或者在信访活动中采取静坐等方法堵塞、阻断交通，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依法予以处罚；聚众堵塞、阻断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符合《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规定的，对首要分子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信访时非法携带枪支、弹药、危险物质或者管制器具，在信访接待场所、国家机关或者其他公共场所实施自伤、自残、自杀等极端行为，造成恶劣影响，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的，依法予以处罚；采取爆炸、放火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自伤、自残或者自杀，危害公共安全，符合《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和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在信访活动中故意伤害、公然侮辱或者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规定的，依法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信访过程中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条规定的，依法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在信访活动中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强行冲闯公安机关设置的警戒带、警戒区或者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警车等车辆通行，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规定的，依法予以处罚。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罚。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煽动、串联、胁迫、以财物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扰乱信访秩序或者公共秩序，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依法予以处罚。煽动、策划与信访活动相关的非法集会、游行、示威，不听劝阻，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依法予以处罚。未经公安机关批准，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符合《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对其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予以处罚。拒不服从解散命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符合《刑法》第二百九十条或者第二百九十一条规定的，对首要分子或者其他积极参加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滋事，或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弃留在信访接待场所，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依法予以处罚。在信访接待场所或者其他公共场所抬摆花圈、停放尸体或者因抬摆花圈、停放尸体影响他人正常生活、工作秩序，不听劝阻，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的，依法予以处罚。多名信访人到信访接待场所走访，拒不按照《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推选代表，扰乱信访秩序，致使信访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依法予以处罚。

    八、以信访为名骗取公私财物的，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依法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信访活动中故意损毁公共设施、公私财物，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依法予以处罚。在信访活动中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依法予以处罚。

    九、在信访活动中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依法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符合《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对信访人在信访活动中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行为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置。

   各地公安机关在处置上述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时，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单位认真区分信访人的合理诉求和不合法表达方式，因情施策、依法处置，力争把问题化解在初始阶段和萌芽状态，避免激化矛盾、造成对立，造成国家、集体或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损失。要慎用警力，慎用强制措施，慎用武器警械。要强化证据意识，依照法定程序及时收集固定各种证据。要准确定性和适用法律，切实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对违法行为人的处理，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和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应加强协作，密切配合。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在移交前应当充分收集固定相关证据，并配合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应将案件处理结果及时通知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

    为深入推进“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进一步强化廉洁自律意识，确保公正廉洁司法，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部署要求，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党委发出《关于在最高人民法院机关集中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的通知，要求院机关各部门和直属事业单位组织全体干警，在11月至12月上旬集中开展一次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高度重视法院反腐倡廉工作。集中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是最高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和十七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亦是深入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推进机关反腐倡廉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多次强调要抓好反腐倡廉教育，特别是要充分利用法院系统的反面典型，大力开展警示教育。通过开展警示教育，使广大干警真正认识到腐败的危害性，自觉做到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发表了警示教育活动讲话。沈德咏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全体干警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决不能以权谋私；必须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决不能放纵贪欲；必须加强道德修养，决不能贪图享乐；必须谨慎交友，决不能超越底线；必须自觉接受监督，决不能排斥监督。
　　沈德咏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机关队伍的管理监督。完善我们的监督管理机制，全面加强对干警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以防止类似案件的再度发生。各级领导干部既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又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要增强反腐倡廉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切忌教育流于形式。
　　要结合正在开展的“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在机关干警中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党的宗旨教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广泛开展廉政文化建设，为公正廉洁司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要紧密结合法院工作的实际和特点，针对黄松有等人违纪违法案件暴露出来的问题及其深层次的原因，推进人民法院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要继续加大查办案件力度，确保机关队伍的纯洁性。通过查处案件这一预防腐败最有效的办法，进一步贯彻落实“五个严禁”规定，做好信访举报的受理核查工作。对那些敢于顶风作案的人员，不论涉及到谁，都要以最坚决的态度，最强硬的手段，严肃进行查处。
　　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党委要求全体干警认真学习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同志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机关警示教育活动的讲话和最高人民法院监察室印发的《关于黄松有等人违纪违法案件的通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组、监察室编印的《人民法院警示教育案例选编（第一辑）》等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材料。在此基础上，要求全体干警要密切联系自身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深入剖析发生违纪违法问题的思想根源，从发生在身边的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训、自觉引以为戒、真正在教育活动中有所触动、有所感悟，进一步提高拒腐防变的警惕性，进一步增强廉洁自律的坚定性。全院每位干警都要在认真学习、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写出接受警示教育的心得体会。
　　通知要求院机关各部门和直属事业单位充分认识集中开展警示教育活动的重要意义，坚持以审判执行工作为中心，组织本单位全体干警搞好警示教育，确保取得实效。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狠抓反腐倡廉建设各项任务的落实，从严要求、从严管理，严格执行“五个严禁”等制度规定，确保全体干警公正廉洁司法，不断开创最高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2009年11月10日《人民法院报》） 

沈德咏在全国中基层法院院长培训班第四期结业式上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   加强队伍建设促进审判工作

    11月6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全国中基层人民法院院长第四期培训班结业仪式上作总结讲话时强调，各级人民法院要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突出抓好党建工作，以党的建设带动队伍建设，以党的建设促进审判工作。要从实际出发，把“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与审判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与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各项措施紧密结合起来，以求真务实和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推动人民法院各项工作向前发展。
　　沈德咏强调，各级人民法院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结合法院工作实际和法官思想实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推动人民法院队伍建设的发展。一要加强学习。要系统地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学习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领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二要善于反思。各级人民法院党组织要认真反思党建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为党分忧的责任意识、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改革创新的有力举措，为全面推进人民法院科学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三要积极落实。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各级法院要突出抓好党建工作，以党建带队建，以党建促审判。各级法院党组织要切实承担起这一重大政治责任，确保把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各项部署落到实处、落到基层。通过加强党的建设，切实转变作风，推进审判工作和队伍建设，实现人民法院科学发展。
　　沈德咏强调，要积极推动“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不断深入。各级法院要认真谋划明年如何深入开展主题实践活动。
　　要联系实际，创新形式，丰富内容，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不断推进队伍建设。着眼于继续解放思想、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加强人民法院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始终把履行司法职责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政治责任紧密结合起来；着眼于增强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始终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着眼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强化广大干警的宗旨意识；着眼于队伍廉政和作风建设，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着手，加强整改，着力解决司法不公、效率不高、作风不良等问题；着眼于抓好制度建设，真正形成靠制度办事、用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着眼于加强人民法院党建工作，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党务工作队伍，完善党建工作考核评价体系，为队伍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沈德咏强调，维护司法公正是人民法院工作的生命线，要守住公平正义底线，全力做好审判、执行工作。当前人民法院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人民法院必须坚持法治原则，坚持执法办案是第一要务的观点，在确保办案质量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坚决守住公平正义底线。各级法院要正确分析形势，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增强做好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矛盾纠纷、预防打击犯罪、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主持结业仪式，政治部主任周泽民出席并宣读优秀学员表扬通报。

                          （2009年11月9日《人民法院报》）

　　10月28日，绍兴市中级法院审判监督庭的法官们来到嵊州市谷来镇榆树村高脚峰（高峰）村一组（以下简称一组），就黄福全诉该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实地了解情况，听取群众意见。当地老百姓情绪激动，期待法院作出公正判决。这是经省检察院抗诉后，省高院指令绍兴中院再审的案件。

山林承包合同到期后继续管理经营

    黄福全今年82岁。早在1983年10月20日，他与一组签订了《山林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为20年，至2003年10月20日止。合同到期后一组没有对山林进行重新发包或作出相应的调整，黄福全继续管理经营原山林，并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
    2002年8月29日，国家颁布了《农村土地承包法》，于次年3月1日起施行“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的规定，让村民吃下了“定心丸”。
    与黄福全一样，承包期到期后，村民们仍一直在原承包林地辛勤劳作。不少村民认为，这是事实上延长承包期限。

当地干部强行重分山林　耄耋老人两度维权遭挫

    但2005年，当地村干部以“调整”为名，强行重分山林，引起一部分村民的强烈不满，并引发了一连串纠纷。
    黄福全把诉状递到嵊州市法院，诉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而原、被告原山林承包合同的承包期限短于法律规定的期限，系违法调整承包土地，应延长承包期限。且所谓的“调整方案”违反法定程序，请法院判令原告与被告的山林承包合同再延长30年，即承包至2033年10月20日。
    嵊州市法院经过审理，驳回黄福全的诉讼请求。黄福全不服，提出上诉。绍兴中院作出了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省检抗诉，省高院指令中院再审　争议焦点：是否经过法定程序？

    黄福全仍然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5月22日，省检察院作出民事抗诉书，对本案向省高院提出抗诉，要求依法予以再审纠正。
    8月18日，省高院依法作出裁定书，指令绍兴中院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执行。10月14日，绍兴中院再次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法庭调查中，一组当初调整发包的程序是否违法成为一个主要争议焦点。
    黄福全的代理人一如此前的说法，坚称程序违法。这个观点得到了检察机关的支持。
    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第十九条的规定，土地承包方案必须依次经过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小组拟订并公布承包方案、村民会议讨论通过、公开组织实施、签订承包合同等法定程序，承包方案必须“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省检察院认为，本案中，一组所进行的土地承包“调整”实际为合同到期后重新确定承包方案，应当适用上述规定。
    而目前无任何证据证明一组曾经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由小组公布承包调整方案、公开组织实施调整方案，调整后又至今一直未能签订新的山地承包合同。因此，应当认定作为组织确定承包方案的一组未能证明其所作“调整”符合法律规定的法定程序。

从政策到立法　土地承包到期后应当再延长

    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事关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多次出台有关政策，强调土地承包再延长30年不变。《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关于土地承包期限问题也做了明确的规定。
    省检察院在抗诉书中引用了大量有关政策和法律条文后表示，不能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简单等同于一般民事合同，认为合同期满即解除，而一般应当采取延长承包期限的做法，不能收回进行重新发包或随意调整。
    据了解，在我省农村，原山林承包合同2003年到期后，绝大多数村均实行延长承包期限。一组对山林承包进行了所谓的“调整”，却至今一直未能签订新的承包合同，未制作颁发新的“承包证”。山林承包问题影响着稳定和睦，村民间纠纷不断，经常发生互砍林木问题，时有吵架斗殴事件发生。
    近日，黄福全向绍兴中院提交了一份由34个户主签名、盖手印的材料，坚决支持黄福全的维权行为。

                        （2009年11月6日《浙江工人日报》）

该报道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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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不是时代的英雄，但是我却见证一座城市，正从我们的手中崛起

    “我倡议设立中国农民工奖！我决定捐款2万元作为该奖金运作的启动资金！”昨日，刘胜华掷地有声对记者说。
    刘胜华是一位在外打拼10多年的农民工。“我这样做，绝对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炒作。”
    那么，他为什么要倡议设这个“国字号”奖项？

“在外打工的人都不容易”

    “在外打工的人都不容易。”两年前，刘胜华在调查农民工务工环境后，得出了上述结论。
    今年34岁的刘胜华，江西弋阳人，只有初中文化。
    1996年，刘胜华外出打工，先在福建。8年前，刘胜华来到浙江东阳，与一批老乡一起在建筑工地上承包粉刷工程。10多年的农民工生涯，饱尝酸甜苦辣，“10年前的工资还没有拿到手。”他苦笑着告诉记者。
    2006年12月，刘胜华第一次把拖欠工钱的老板告上了法庭。2007年又因为在工地干完活拿不到工钱，他又打起了官司。至今他一共打了4场官司，3场赢了，一场调解掉了。
    “因为自己喜欢看书，看新闻，知道国家有法律在保护我们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所以我能够拿起法律武器。”刘胜华说：“但我不知道其他像我这样的农民工情况如何？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务工环境怎么样？”于是，一个调查农民工生活现状的念头在他心里产生了。
    细心的小刘在闲余时间里，关注起了身边的工友们。
    2007年11月26日，刘胜华将自己的调查付诸行动。他设计了18个问题，包括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福利待遇等等，“这些问题都结合了我自己和身边农民工朋友的经历和关心的焦点。”
    问卷设计完毕后，刘胜华开始带着200多份问卷在农民工集中的地方，比如工地、企业厂区等进行分发，接受调查的农民工涉及建筑、服装、服务行业等多个农民工集中的工种（本刊当时曾作报道）。
　　  为了帮助更多的农民工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刘胜华在每份调查问卷的后面附上了《劳动法》摘要，收回问卷的同时把《劳动法》摘要送给农民工，向他们宣传相关的法律知识。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农民工的务工环境不容乐观，在他乡遭受过或者正在经受不公正的待遇的情况不是个别。
    “我的这份调查报告可能还欠科学，但我觉得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工现状，以及农民工的真实想法。”刘胜华告诉记者。
    在对调查报告做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后，刘胜华将报告送给了有关部门，供他们参考，希望农民工务工环境能得到进一步改善。

“在风雨中走向远方”

    常说建筑是凝固的乐章。刘胜华长年累月在建筑工地拼搏，在奏响一曲曲凝固的乐章的同时，孜孜不倦地弘扬打工文化。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创作了1000多首诗歌，其中关于农民工题材的有几十首。这些诗里，我们读出了农民工刚刚踏上陌生城市时的憧憬及思乡之情，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建设第二故乡的自豪与喜悦，对拖欠工资一逃了之的无良老板的谴责，也表达了自己理智讨薪的态度以及到处碰壁后的沮丧之情，更多的是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
    征得刘胜华本人的同意，这里选登几首———

    第一次流浪

    背上行囊
    告别家乡
    我要去城市寻找梦想
    真诚不要忘记
    带上亲人的祝福
    奋斗不能停止
    不管前程怎样
    我要在旅途中歌唱
    信念的风帆
    在大海中迎风飞扬
    走出瓦屋
    走出大山
    在风雨中走向远方
 
       故乡

    我的故乡
    是雨的故乡
    年年月月如酥细雨
    滋润肥沃的江南
    我的故乡
    是云的故乡
    我的父老乡亲
    都穿着云做的衣裳
    我的故乡
    是花的故乡
    你看，你看
    田野和山间
    采花的是蝴蝶还是姑娘
    我的故乡
    是梦的故乡
    更多的是希望
    静静的冬日、温怡的夜
    思绪伴着梦在飞翔
 
      民工的要求

    我在早春来到你们的城市
    我心目中的第二故乡啊
    我们工作在生产的第一线上
    工地、车间、风里雨里
    也许我们不是时代的英雄
    我们流血流汗甚至牺牲
    只是为了自己的生活
    但是我却看见一座城市
    正从我们的手中崛起
    面对繁华美丽的城市
    我没有提出更高的要求
    我只是这样对你说
    付清我的工资
    让我回家过年吧

“倡议设立中国农民工奖，是为了让农民工的心里更有盼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与广大农民工的辛勤劳动、艰苦创业、积极奋斗、勇于牺牲分不开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亿。
    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指出，农民工在传统体制之外开辟了一条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新通道，为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填补了制造业、建筑业、餐饮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岗位空缺。农民进城打工，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报告》称：“农民工跨地区流动就业蕴涵着深刻的体制变革因素，是推动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力量。”
    然而，这个作出巨大贡献的群体的务工环境和生活环境却不容乐观。这在《报告》中有阐述，而对于刘胜华来说，自己10多年的亲身经历，加上耳闻目睹，这种体会非常深刻。“广大农民工勤劳勇敢，无畏坚强，淳朴善良，可爱而又伟大。”
    近年来，刘胜华的潜意识里一直有一种东西在撞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非但没有消退，反而越来越强烈。那就是设立中国农民工奖的想法。
    “成立中国农民工奖的主要指导思想是：让农民工的心里更有盼头，生活更有奔头，劳动更有劲头，创造与奉献也有名头；建设和谐社会，让农民工共享改革成果。”刘胜华表示。
    刘胜华提出，中国农民工奖的评选一年一度，并以感动最深、影响最大、推动最快、贡献最多等作为评奖标准。中国农民工奖每届二十枚，其中十枚奖给农民工，其余十枚奖给社会各界人士：一枚奖给中国务工和生活环境最好城市的市长，一枚奖给工会工作者，一枚奖给为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作出贡献的个人或团体，三枚奖给媒体工作者，每年一枚团体奖，三枚奖给其他人士。“中国农民工奖第一届为二十一枚，其中第一枚奖给全中国农民工这个群体。”
    刘胜华还提出，中国农民工奖的奖以金牌等方式奖给获奖者，奖金来源可以由国家财政拨款也可以商业运作模式经营。
    刘胜华表示，自己人微言轻，力量非常有限，希望通过媒体这个平台，有单位认同他的倡议，牵头运作实施这个活动。
    也许，刘胜华的设想不一定会成为现实，但是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农民工的炽热情怀。我们希望更多的人来关心农民工的生存环境，改善农民工的生活、务工环境，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2009年10月29日《浙江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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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男子与女子发生争执，将女子推倒在地，并骑在她的身上。女子竭力挣脱，后来，男子竟一命归天。事后查明男子是严重的心脏病发作猝死。那名女子被一审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这个判决，在社会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是意外事件还是刑事案子？

▇记者冯伟祥

男子与少妇争执猝死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如下事实：
    今年5月17日早上7时10分左右，在绍兴市越城区皋埠镇樊江村黄晋保家门口，因黄晋保之妻吕运秀不慎将漱口水吐到邻居陈永爱身上，双方发生争执并扭打。陈永爱的媳妇李艳红（1983年出生）见状，前去帮忙，与黄晋保（1942年11月12日出生）扭拉在一起，双方发生扭打。李艳红被黄晋保拉倒在地，黄骑在李的身上，李竭力挣脱。其间，李艳红趁黄晋保骑在身上松动之机，用脚踹了黄晋保腹部位置，黄后退几步便倒地不醒。
    李艳红的丈夫陈林夫闻讯后赶到现场，在黄晋保左侧肩膀的地方踢了一脚。
    尔后，双方被同村村民劝开。
    黄晋保被家人用120急救车送至绍兴市人民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黄晋保于当天上午8时左右死亡。

死者生前患有严重心脏病

    事发后，公安机关经黄晋保家属的请求对被害人黄晋保尸体进行解剖并作法医鉴定，结论为黄晋保生前患有严重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猝死，多脏器淤血提示黄生前存在严重左心功能不全，在心脏负荷加重等情况下，可发生心力衰竭、死亡。其与他人发生争执、扭打可为死亡的诱发因素。
    在死者家属料理后事期间，李艳红家属支付了2万元的费用。

一审判决：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刑三年六个月

    事发当晚，李艳红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刑事拘留，因需提请逮捕而证据不足，6月16日被变更为取保候审，予以释放。
    8月26日，越城区检察院向越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李艳红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在诉讼过程中，死者的老婆和两个女儿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9月21日，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艳红在邻里纠纷中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致人死亡的结果，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造成他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李艳红系初犯，能自愿认罪，且本案由民间矛盾引发，可酌情对被告人李艳红从轻处罚。被告人李艳红的辩护人据此请求对被告人李艳红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但鉴于被告人李艳红未能赔偿被害人的全部经济损失，可酌情从重处罚。根据本案被告人李艳红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不宜对被告人李艳红适用缓刑。据此，依法判决被告人李艳红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被告人李艳红应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医药费合计150175元，扣除已支付的2万元，尚应支付130175元，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

伤害行为致特异体质者死亡，究竟如何定性

    李艳红不服，近日已依法向绍兴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坚称本案被害人黄晋保之死纯属意外事件，她的行为依法不构成犯罪，诉请撤销原审刑事判决部分，宣告她无罪；民事赔偿部分改判由她承担50%的责任。
    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被害人黄晋保属特异体质之人（所谓特异体质者，是指因患有严重疾病或其他原因而导致身体素质与正常人不一样的人），该种人因身体内已潜伏有疾病根源而与健康人体质有异，这种根源一旦受到外来打击或刺激即导致疾病发作。
    记者采访了一些法律工作者，对此案的处理，大家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黄晋保的死亡属于意外事件，李艳红的行为依法不构成犯罪，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但应负民事责任，应承担部分赔偿责任。持这种观点的占大多数。他们分析认为，李艳红对可能造成黄晋保身体伤害的结果应该有所预见，但其根本不可能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带来造成对方死亡的后果，对于伤害的后果李艳红是“应当预见”，但要说死亡的严重后果是其“应当预见”就是勉为其难。
    “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67岁的黄晋保与26岁的李艳红扭拉在一起，双方发生扭打，黄晋保将李艳红推倒在地，又骑在李的身上，李竭力挣脱。实际上，黄晋保过度的情绪激动加上剧烈的运动，使其自身所患严重的心脏病急性发作，是导致猝死的诱因。”一位律师分析说。
    第二种观点认为，李艳红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对其课以3年以上的刑罚，量刑偏重。本案情节较轻，应当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也有律师表示，根据本案的特殊情况，对加害人李艳红的量刑可以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以解决量刑均衡问题，更好地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刑事司法原则。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李艳红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持这种观点的人较少。
    昨天，李艳红的亲属提供了一些类似案例，这些案例的结果是法院认定为意外事件，加害人最终都被宣告无罪。

             （2009年10月29日《浙江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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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9日，省高级法院对检察机关抗诉的邵浚受贿、玩忽职守罪案作出改判，两罪并罚，决定对邵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宣判后，邵浚被当即收监。
    此前，身为安监官员的邵浚在任期间，明知所管辖一家企业安全生产存在隐患而不认真履行职责，徇私舞弊，致使该企业两次发生安全生产事故，造成4人死亡、6人受伤、重大财产损失的严重后果，并在事故调查中收受好处费，徇私舞弊，市、区两级法院认定邵浚犯玩忽职守罪，但同时又认为属于“犯罪情节轻微”，决定免予刑事处罚；与受贿罪两罪并罚，对邵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面对错判，省、市、区三级检察院坚持开展法律监督，不懈抗诉，在历时近二年后，最终取得了胜利。

受贿后玩忽职守，造成两次事故，4死6伤

    邵浚原是宁波市北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综合监管二科副科长，负责区域内非煤矿山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2000年10月至2007年春节期间，邵浚在北仑区安监局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林某、贺某、曹某等采石场矿主在申领矿山安全许可证、矿山安全监督检查等方面提供便利，并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7.3万元。
    2004年4月起，北仑某矿业有限公司在安全生产方面一直持续存在缺少专职安全员、将爆破工程非法发包给无爆破施工企业资质的个人、生产现场存在开裂等诸多重大安全隐患，但矿主林某曾经向邵浚“进贡”，邵浚出于私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指出上述安全隐患并要求整改。

    2005年7月5日，该公司发生一起一名爆破员死亡的安全事故。北仑区有关部门成立了由沈国祥（另案处理）任业务处理负责人、邵浚为成员的事故联合调查组，责令该矿停产停业整顿，封存炸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某在整改未有效完成的情况下，于7月15日向北仑区安监局提出复工申请。次日，林某来到邵浚的办公室，送给他1万元现金，邵浚答应在复工问题上帮忙。7月21日，邵浚和沈国祥在调查组其他成员未到场的情况下，到该公司生产现场进行了仓促检查。之后，二人经商议决定以整改需要使用炸药用于上山筑路为借口，让该公司在事实上实现复工，并在未征求调查组其他成员意见的情况下，同意该公司使用炸药上山筑路。
    7月23日，该公司进行路面拓宽作业，违规实施爆破，致使浮石滚落将爆破点下方的避炮棚压塌，造成3人死亡、6人受伤的重大安全事故。

一审判决：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罚；两罪并罚，判三缓四

    2008年1月3日，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以邵浚涉嫌受贿罪、玩忽职守罪向北仑区法院提起公诉。

    北仑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邵浚在履行对所管辖非煤矿山企业监督检查、事故处理整改、安全生产许可证初步审查和申报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时，利用职务便利，为矿山企业主谋取利益，受贿人民币73000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邵浚还在对所管辖非煤矿山企业监督检查过程中，明知某矿业公司安全生产存在隐患而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该企业两次发生安全生产事故，造成4人死亡、重大财产损失的严重后果，并收受该公司好处费1万元，其行为又构成玩忽职守罪，应当数罪并罚。鉴于他有自首和立功情节，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并退清了全部赃款，有悔罪表现，依法对他所犯罪行分别减轻或免予刑事处罚。
    据此，北仑区法院于去年3月11日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邵浚有期徒刑三年；以玩忽职守罪判处邵浚免予刑事处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对违法所得人民币83000元予以没收。

检察院抗诉被驳回

  　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宁波市检察院于2007年9月5日对邵浚以涉嫌受贿、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后于次日委托北仑区检察院通知邵浚到案，并在当日对他采取强制措施。因此邵浚并非主动投案，且他到案后拒不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即使被刑事拘留后仍拒不认罪，直至9月8日才开始交代受贿事实，9月20日开始交代玩忽职守事实，不属如实供述。检察机关认为，侦查机关在立案时已掌握了邵浚收受林某贿赂的事实，他事后交代受贿事实只能视作交代同种罪行的酌定情节，不能认定为自首。因此，一审判决认定邵浚具有自首情节不当。同时，邵浚玩忽职守行为造成4人死亡、6人受伤的严重后果，社会危害性巨大，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量刑畸轻。邵浚系在收受贿赂后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属于法定从重情节，且他受贿后为矿主在安全生产方面谋取利益，主观恶性较大，原判两罪并罚执行缓刑显属不当。
    去年3月21日，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以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且量刑畸轻为由提起抗诉，获得宁波市检察院支持。经开庭审理，宁波市中级法院二审裁定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和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遂作出刑事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再次抗诉，终获改判

  　　在二审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省、市、区三级检察院一致认为应对该案再次抗诉。为切实履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保障法律正确实施，去年12月16日，省检察院就该案向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今年4月16日，省高级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省高级法院审理后认定，原审被告人邵浚利用他对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监管的职务之便，为矿山企业主谋取利益，收受贿赂人民币7.3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他还在对非煤矿山企业监督检查过程中，明知所管辖企业安全生产存在隐患而不认真履行职责，徇私舞弊，造成多人死伤、重大财产损失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又构成玩忽职守罪，应一并惩处。鉴于他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有立功情节，又退清全部赃款，有悔改表现，依法可对他从轻或减轻处罚。原判定罪准确，对邵浚受贿罪的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但对邵浚玩忽职守罪的量刑及决定刑失当，应予纠正。检察机关要求改判的意见，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采纳。
    据此，省高级法院遂做出终审判决：撤销宁波市中级法院刑事裁定和宁波市北仑区法院刑事判决中对邵浚犯玩忽职守罪的量刑和决定刑部分，维持裁判的其他部分；原审被告人邵浚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
    至此，在检察机关的不懈努力下，这起历时近两年的抗诉案件终于得到公正改判。

             （2009年10月29日《浙江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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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冯伟祥   通讯员吕洪武

    “他们叫来打手打我，让我把衣服脱掉，光着身子站到衣柜里滴蜡烛油，还用牙签刺我手指头，不停地打我耳光……”
    在讯问室里，“80后”小徐回想起在缅甸那段非人的岁月, 捂着脸哭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
    近日，武义县人民法院以偷越国边境罪，判处小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美丽“出国打工梦”

    小徐是武义县人，初中文化，没有固定工作，平时喜欢打牌打麻将。
    2008年10月的一天，小徐在县城一麻将馆里认识了季某（已判刑）。一回生两回熟，此后季某经常上门找小徐一起玩。季某提出，在武义混混没什么花头，不如一起去缅甸打工赚钱，自己在那边有朋友。
    起初，小徐并不肯去。
    后来季某跑到小徐家和小徐父亲说，是去打工赚钱，放心好了。季某还说，机票以及到缅甸后的吃住费用，那边朋友全包。季某讲得天花乱坠，小徐家人终于心动了，就把身份证交给季某。
    小徐另外一个朋友小周没坐过飞机，听说免费坐飞机，很想去，于是也一同上路了。
    季某带着小徐、小周，先乘车到杭州，再从杭州飞到昆明，后转机到芒市，之后一路颠簸来到云南省腾冲县中国与缅甸交接的颠滩镇。 

偷越国境

    下车后，几个人走了200多米，来到一个拦有铁丝网的边境线路口，季某指指路口竖立的一块写有“边境”字样的石碑让他俩从铁丝网旁边钻出去。
    小徐、小周心头咯噔一下。
    季某见状，赶忙说，过了铁丝网就是缅甸，中国就管不到了，尽管放心好了，做任何事都没事了。
    正说着，对面缅甸有人来接应了，坐上汽车后，小徐、小周都松了一口气。

    汽车颠簸了一阵，终于到一个小镇上，小徐他们被告知，小镇就是缅甸克钦邦政府第一特区板瓦镇。到了事先安排好的宾馆住下，已经是次日凌晨1点多了，因为旅途劳累，两人很快就睡着了。

被诱赌博，一天输掉50万

    第二天一早，季某就来宾馆敲门，睡眼惺忪的两人很快被带到对面的阳光博彩楼，参观过程中，小徐听赌场里的人喊季某为“季总”。
    “季总”耐心地向小徐他们介绍，赌场很正规的，一天光洗码费就可以赚几千元，一边说，一边吩咐手下拿来两块长方形的码子，“这是一万元的，你们两个一人一块先拿去玩玩”。“季总”还手把手教两人怎么玩。
    小徐、小周这下可开眼界了，不一会工夫，一万元就输了个精光。
    “你们去那边签码赌吧，放心玩好了，”“季总”大度地说，“如果赢了钱大家平分，输了的话月底由我负责支付，这个赌场我有股份的。”听了这些话后，小徐、小周像吃了定心丸一样。
    之后，由小周做担保，小徐签出了50万元的筹码，还掉先前输掉的2万，两人轮流下注，在赌场里大玩起来。
    结果，还没到晚饭时间，48万元就全部输光了。

为还赌债，历经人间地狱

    小徐、小周还在寻思输了这么多钱如何翻本，赌场里的打手就过来把两人都关了起来，他们拿来白纸、印泥和固定电话，在小徐他们哆哆嗦嗦地写下借条后，打手告知必须在一个星期之内把债还上。没办法，小徐和小周都打电话回家，编了理由让家人把钱汇到赌场的指定卡号上。
    小周是幸运的，在父亲汇了25万元到卡上后，他被放了出来。几天后，小周回国返回家中，把小徐的情况和小徐的父亲一说，小徐的父亲吓得不轻，把家里房子卖了后赶紧汇过去22万元。还差3万元，小徐被关押一个半月，经历了真正的人间地狱。
    打手们让小徐把衣服脱掉，光着身子站到衣柜里，用蜡烛油滴，用牙签扎手指头……至于打耳光之类，更是家常便饭。
    小徐实在受不了，趁人不注意，从赌场逃了出来，结果被抓回，打个半死，用手铐铐在窗户上挂了一个晚上，还罚洗冷水澡、跪筷子等等。
    过了一个月，赌场方面安排他在赌场里打工抵债，并告之如果能叫国内的人过缅甸来赌博的话，所欠的3万元就不用还了，不但可以回国，在赌场里吃住的费用都一笔勾销。
    在得到小徐的承诺后，赌场安排他回武义物色下一个“冤大头”。
    几天后，同样怀着发财梦的小杰经不住诱惑去了缅甸，输掉50万元之后，他遭遇了和小徐一样的命运。
    与惊慌失措的小徐父亲不同的是，小杰家人接到小杰要求汇钱的电话后立即报案，在警方的帮助下，小杰被顺利解救出来并得以回国。
    眼看煮熟的鸭子飞了，赌场方面恼羞成怒，又把小徐关了起来，连同先前的3万元，加上小杰等人的生活费，一共12.8万元，让他还上。
    几经周折，经历了无数磨难的小徐从赌场逃了出来。在回家乡的火车上检查身份证件时，小徐被乘警抓获。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等待小徐的，并不是什么大福。近日，武义县人民法院以偷越国边境罪，判处小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武义县法院一位法官表示，像此案中的跨境赌博，因为国内有人参与，国外有人接应，犯罪人员又通过非正常渠道偷越出境，加之犯罪地不在国内，受害人往往因为害怕而不敢报案，因此打击起来难度比较大，需要多个部门甚至是多国政府合作。该类案件频发，关键问题还在于受害人自身没有清醒的头脑，自愿上钩。出国打工必须要通过有资质的境外劳务输出机构，并通过正规渠道出境。否则，随随便便地相信别人的话，偷偷摸摸地出境，到头来只能是一场噩梦。

                           （2009年10月29日《浙江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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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发挥舆论监督在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作用

    近日，湖北省纪委、省委宣传部、省监察厅联合下发《关于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就进一步发挥舆论监督在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作用提出明确要求。这是该省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的一项具体举措。
    《意见》规定，各级新闻媒体要明确专人担任舆论监督信息员，负责收集、整理本单位刊播的反腐倡廉舆论监督信息和内参，及时向纪检监察机关报送。纪检监察机关要畅通新闻媒体传递信息的渠道，设立向新闻媒体公开的新闻舆论监督专用电子邮箱，统一受理反腐倡廉舆论监督信息。对于媒体反映的反腐倡廉问题，纪检监察机关要根据工作职能和管理权限，明确办理部门、办理程序和办理时限，加强督办，并及时将处理结果向媒体反馈。
    《意见》要求，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高度重视舆论监督在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或新闻发布会，向媒体通报一个时期纪检监察工作的重点、群众关心的热点和焦点问题、重大案件的查办情况以及媒体所反映问题的处理情况等，听取新闻媒体对于做好反腐倡廉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帮助新闻媒体更好地了解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反腐倡廉舆论监督。同时，要建立和完善网上举报平台，认真办理、及时回复网上举报事项。高度重视网上舆情，对于网络反映的突发重大事件，要快速反应，督促相关单位和部门及时准确公开信息，做好解释、疏导和处置工作。要建立健全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新闻媒体联动开办政风行风热线的办法，不断增强政风行风热线的效果，扩大影响力。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2009-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