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救得了谁？

    自从08年9月份金融危机的飓风从雷曼兄弟位于纽约的大厦呼啸而出以来，中国一直在扮演着超人的角色，世界都在等待中国的拯救。

    这个叫金融危机的剧本之所以看上中国，肯定不是为了在这个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节点为中国添彩，而是颇有一番拉中国下这滩浑水的流氓风采。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扩张速度之快，令世界为之咂舌，如果从对全球产出增长的贡献来看，这个三十年前的红色国家已经和美国不分伯仲。也因为此，甚至有人认为在这场危机过后，中国将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毋庸置疑的火车头。

    中国坐拥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拥有足够稳定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机制来经受危机的打击，还可以为恢复国际经济的努力做出重大贡献。

    然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中国对此最大的反应无非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推行了四万亿金融刺激计划。另一方面是G20峰会开幕之前一周，周小川接连发表三篇重磅论文，提议在一篮子货币和大宗商品的基础上设立一种新的“超主权储备货币”，维持现有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的代价要高于收益。中国的反应出乎很多西方政府的意外，正在崛起的中国没有扮演它们期望中的角色。面对国际社会希望坐拥超大规模外汇储备的中国拿出一大笔资金救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要求，周小川却提出了用一种新国际储备货币取代美元的建议。这样的答案不可谓不妙不可言。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发言还拉上了欧盟和南美国家，一下子让美国在IMF中显得十分孤独，中国政治中“打擦边球”、“曲线救国”的套路尽数展现。

    细细分析，中国之所以采取如此保守的做法，除去一贯的政治立场之外，其实苦衷的成分一点也不少。

    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当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但是没有人可以否认，危机更像是一个有潜伏期的病毒，对于中国这种过渡储蓄、过度生产、过度贸易顺差的发展中国家在长期的危害会更加强烈。去年10月份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迅速停滞，今年的出口份额同期都下降了20%以上。中国还能抵抗多久这样的冲击？西方的政治家们肯定不会为我们思考，但是我们要自己不思考那就傻大发了。

    中国即使真如西方希望的那样，在IMF注入大量资金。这本身有着很强烈的穷人救富人的打肿脸充胖子气概，中国的公众不会容许要知道，国内批评中央政府累积巨额外汇储备的声调已经开始提高，人们开始反思中国是否应该借给美国那么多钱，而且这个借条的价值在随着美元的贬值而一路下跌，难怪温总在今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发出了把钱放在美国“不放心”的声音。更为重要的是，这对于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地位的提高作用基本为零。要搞懂其中渊源，就要牵扯到IMF的议事规则。IMF内部是执行加权投票表决制。投票权由两部分组成，每个成员国都有250票基本投票权，以及根据各国所缴份额所得到的加权投票权。由于基本票数各国一样，因此在实际决策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加权投票权。加权投票权与各国所缴份额成正比，而份额又是根据一国的国民收入总值、经济发展程度、战前国际贸易幅度等多种因素确定的。目前IMF的投票权主要掌握在美国、欧盟和日本手中，中国的份额甚至不如比利时与荷兰的总和。美国是IMF的最大股东，占有16.83％的投票权，中国现在增加后只占3.72％。IMF重大议题都需要85％的通过率，因此美国享有实际否决权。即便中国向IMF注资，在IMF中地位改变影响也是微乎其微。

    中国救得了谁？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挑战，比6个月前许多人所想的要大。在这样的时候一方面提出刺激内需的思想，一方面发起有关美元储备地位的辩论，虽然在短期内难有成效，但至少可以把世界幽怨的眼神再次盯上那个带来金融危机的西方大国。

    中国救得了谁？圣经说过，主救自救者。一方面，中国不是上帝，另一方面，中国也要自救！

审慎的让步

    在马英九的获胜的第二天，在FT中文网发的电子杂志首页有个醒目的题目--“球踢到了北京半场”。说的很明白，虽然之前大陆一直在不断的在不影响原则的基础上妥协，但是为了能够和平对话，大陆再针对台湾的求和新思路审慎的做一些让步是有必要的。

    首先，两岸开通直航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开通直航所涉及的一些复杂的法律问题上（触及敏感的主权及国家安全问题），我们能不能在不触及原则的基础上变得更加灵活，令三通快一点成为现实呢？

    其次，既然台湾已经在“求和、共赢”了，我们可不可以在不威胁到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削减一部分其部署在台湾对岸的军力以示友好呢？在过去十年中，大陆面向台湾部署潜艇、战机、水面舰艇以及大约1000枚弹道导弹，年度性的的在海峡进行军事演习，而且有迹象表明我们正在商讨航母的可行性。这些措施在保障突发情况下的国家安全防务上确实起到了不小的震慑作用，但这把双刃剑也不可避免地恶化了双方关系，如果要和平对话，就大陆方面而言，从沿海地区撤走这些导弹是明智和必要的。中国大陆还可以取消在台湾海峡的年度军事演习，以突显我们对于政治对话的承诺。

    谈的更深一点，我们能不能在观察两岸走向后在国际上采取一些更有弹性的措施呢？毕竟，我们要照顾到台湾人民的想法，照顾到马英九的公信力。比如说减缓在国际舞台上对台湾的政治挤压，在一些香港、澳门可以参加的国际性组织中不再坚持反对台湾加入（比如WHA），我相信这会比简单的贸易往来更能打动台湾人民的心。

两岸关系之殇--“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

   “我希望能为台湾海峡的百年和平与安全打下基础。至于最终结果，我们在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了。”

    虽然马英九的话似乎很谨慎，但是两岸关系始终是双方无法避开的问题。两岸关系最终取决于谁？其实在其中台湾的力量是很微弱的，说白了，这取决于中美（未来可能还会加上日）对话的结果，各有各的诉求，美国一直寄希望于台湾作为她太平洋防御上的一颗重要的对华牵制棋子，不可能随意放弃。但是目前两岸的大趋势又是在向统一缓缓迈进，美国的想法是能拖就拖，维持两岸现状对于美国来说利益最大，但是未来这种局面肯定会随着中美、两岸的深入对话而改变。

     两岸统一的趋势不会改变，台湾问题实际上更像是美国向中国挑起的一盘棋，最终会赢的中国现在还赢不起，要输的美国一直在考虑着纠缠的路子。

    无论美国如何在意识形态上分离大陆和台湾，有一个问题不能逾越，两岸有着相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文化上的共识是不会随着美国所谓的“民主自由”和民进党“去中国化”的推行而消逝。目前中国的文化已经随着强大的国力在世界舞台上熠熠发光，而这样的文化推广无疑会使两岸人民对于文化产生更为牢靠的共识和自信心。

    现在再看马英九的那句话其实谨慎之外还透着理智，但是马英九没说出来的是：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今年是奥运年，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在把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中国来的同时，不妨多看看我们隔海相望的台岛，马英九的当选会不会给台湾人民带来久违的福祉，给两岸关系带来新的进展。我们似乎可以把二十一世纪前八年的台湾比喻成一本杂志，封面是疯狂与亢进，封底是萧条与黯淡，那么马英九的这个下期预告该怎么撰写，值得我们期待。

 

值得期待的下期预告

    对于一个政客或政党来说，以16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总统”大选，实在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情。台湾的政治生态总是这么有趣，哪怕是几天前还在凯达格兰大道海呼“当选”的谢长廷也不得不收起了蓝营纠缠的劲头称“检讨总结”。在这次选举中，台湾人民的选票体现出了应有的甄别能力，最终选择了将经济置于民族主义之上的马英九，马英九当选的同时也获得了强有力的民意授权（国民党在稍前举行的立委选举中获得立法院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无疑，2400万台湾人的希冀是修补八年来被民进党腐蚀的千疮百孔的经济和民生。

    而较八年前，北京方面的考量也有了质的改变。选举结果出炉，大陆方面迅速做出了“平和,坚定,富有感召力”的回应。大陆方面的姿态不可谓不低，心意不可谓不诚。当然，希望两岸错综复杂的关系一夜修复也是不现实的，正如马英九所说，“我们要商议的不是台湾的未来，而是如何结束敌对状态。”，但无论如何，万里长征迈出这第一步是最关键的。

    记得05年刚刚入校时去看刚刚做完“岩松看台湾”的白岩松和卢秀芳的报告会，身为台湾人的卢秀芳向我们形象地描述两岸的意识形态差异：隔海相望的岩壁上，大陆一侧写着“一国两制、统一台湾”，台湾一侧写着“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如今马英九的当选似乎为这个解不开的僵局带来了一丝转机，至少目前来看两岸反应的主调还是积极的。我们可以理解媒体一片海呼“两岸未来光明”的喧嚣，毕竟，二十一世纪以来，两岸的正式对话就一直没有开启过，新的世纪没有看到过新的希望。这个时候，不妨搁置我们躁动的憧憬，来展望下未来的两岸走的路和走路的方式。

经济必将成为主调

    任何的困局总有起死回生的那一招活棋，目前两岸的共识是：经济就是两岸困局的活棋。

    马英九的胜选不能不归功于他将经济置于民族主义之上的务实态度，具有对比意义的是，八年前的“连宋配”打的也是经济牌，然而人民还是选择了胡搅蛮缠的民进党，时过八年，台湾人民的眼睛再一次盯到了钱袋子上，原因很简单，台湾的口袋变小了。尽管台湾电子产品出口实力壮大，不断在全球市场中抢占份额，但随着制造业在短时间内转移到投资环境极好的大陆，资金也为寻求更高回报而流向了大陆。另外，由于限于地缘缺陷和工资水平的瓶颈，跨国公司在亚太地区更多的选择大陆作为扩张的中心。现在，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只能羡慕地注视着香港、韩国和新加坡。目前台湾的各项指标无法与其他三个地区抗衡：GDP年增长速度最慢、人均收入最低、私人消费指数最低、与之相关的地价也无法与其他三个地区相比。

    而向西看看大陆，中共在大陆建政已近60年，大陆的经济发展脉络十分清晰，以改革开放为结点，泾渭分明地分成两段，80年代以前，大陆刚刚经历了建国初期艰苦的摸索和十年文革对经济的洗劫，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而与此同时，对岸的台湾经济则经历十多年的潜心积淀后平稳起飞，当时的大陆甚至为了应对台湾通过经济上的渗透来“和平演变”还一度封锁过来自台湾新潮的流行歌曲和影视剧作品。

    1978年后，大陆采取以拉动经济为核心的改革开放，使得大陆的经济更加自由化、市场化。大陆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而台湾的经济发展则遇到了瓶颈，以GDP计，台湾的GDP水平在90年代初还达到大陆的42.8%，而现在看像极了大陆的一个省。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最后一年--2007年的GDP统计中，大陆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广东达到了3900多亿美元，首次超过台湾，这次超越，不得不说是一个象征意义的里程碑。假以时日，紧跟广东的山东、江苏、浙江GDP也迅速超越台湾，GDP比进一步被拉大，那么台湾以这样的经济基础想要独立的可能性基本丧失。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这个时候的台湾正如当年反水的吴三桂“复明”，理论上就不可能赢。

附：90年代后台湾与大陆GDP比较

                         （单位：亿美元）

    而如果我们仔细看看大陆经济在改革开放中走的一些成功的路，其实就是台湾在70年代所走的。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算做意识形态差异，换句话说，在纯经济领域，两岸合作早已没有技术障碍。

    马英九在选战初期就承诺在一年之内开通与大陆间的空中直航，并将允许大量大陆游客赴台，欢迎中国投资者购买台湾地产，取消许多针对直接投资大陆的限制性规定，并废除那些严格限制台湾基金投资大陆证券的法规。

    取消限制是必要的，实际上，我们在两岸目前的经济对话更像是一条怪异的单行高速路。目前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的投资目的地。过去15年间，台湾企业对大陆累积海外直接投资接近3000亿美元——这也是大陆最大的海外直接投资来源。在数额庞大的贸易中，台湾多年来保持着巨额顺差（2007年双边贸易额超过1200亿美元，台湾的顺差超过700亿美元）。

    取消限制正是两方经济正常健康交流的开始，在意识形态差异一时半会不能得到解决的时候，开拓经济领域的交流不失为一个睿智的决定。我们可以大胆的预见：在未来的两岸对话中，经济是两岸和解的催化剂，还是筹码，更是主调。

梦想没有黄昏

                  -----写给学生会

     写在前面：在奶茶店前偶遇柳阳，学校要出本经验交流的书，遂轰轰烈烈地动员起13届学生会的伙伴们来支持新一届学生会的工作，主题是学生会工作，文笔荒废已久，难免笔随心动，不着边际，望阅者见谅。

    掰着指头数了一下，三月十五号从学代会出来那一刻算起，已经在学生会待了两个年头零三天，但是当现在再去回忆这段时光的时候又仿佛恍如隔世，仿佛用两年的时间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疯狂恋爱，大火之后，一切归于尘土。

    这就是记忆的痛苦之所在，我感觉记忆就像牙膏，你可以很经济地从底部开始往上挤，但是当你冷不丁要用它时，慌忙之中从中间挤开，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管壁破裂满手牙膏，屋子里还充斥着氟化钠的味道。

    如果非要从这手上粘稠的牙膏上找出我的痕迹来的话，那就充满了无知的悲怆和知道的无奈。

    可能跟我一样处境的朋友们都会在短暂的清闲时思考一个问题：学生会给了我们什么？不急着回答，先从我们这代人说起，无论《新周刊》还是《城市画报》都对以下划分都无比尴尬——生于八十年代，这样一个改革开放之初迸裂而出的“婴儿潮”，是我们时代巨大的不安的问号。有人做过归类，如果生于六十年代是“责任的一代”，生于70年代是“自我的一代”，那么生于80年代的我们则是“物质的一代”——想控制物质，反被物质控制。看看我们身边，建筑一幢幢拔地而起，而我们的追求和理想却在不可遏止的下降。躲在网络里的80一代越来越多，集体活动的影响力越来越小，独来独往的新一代渐成主流，曾经火爆无比的公益讲座如今不得不面对尴尬的上座瓶颈。

    在这个时代，一个学生会该做什么？“四流的学生会发通知，三流的学生会办活动，二流的学生会创品牌，一流的学生会引思潮”早就被提出来了，如何引领这个思潮？要知道，我们这代人没有“生于五十年代”的坚韧、也没有“生于六十年代”的进取、甚至没有“生于七十年代”的享受孤独的力量。我们喝着可乐，吃着麦当劳，摸着电玩长大，在物质极大丰富的过程中不再拥有内心深处某种决绝的东西，除了玩弄在手中的瑞士军刀外就没有更锋利的器械！大学生的追求与动力在哪里？既是大学生该思考的，更应该各级学生会提前思考的。

服务---学生会是学生的会

    首先是服务，学生会是学生的会。我一直觉得学生会不仅仅是学校与同学之间的桥梁作用，更应该体现出源于学生、服务学生的意识。平时经常听到议论不同的学生会，每每听说有学生会作风官僚、关系复杂、作威作福时，心里不免不解的同时又有一丝忧虑。我们自己的学生会会不会如此？《圣经》中说权力的过度滥用是社会最大的原罪，何况我们的权力只是服务同学。在社会学上有个“冰山理论”：一个冰山在冰下的体积实现露出的体积的九倍，学生会同样如此，学生会的成熟要基于与同学关系的成熟，这需要一段长时间的底蕴的积累，这个可以传承，可以经营，所谓“厚积而薄发”大抵如此。

责任---影响力来源于深入，号召力来源于责任

    很多人在进入学生会面试时、在学代会上演讲时，滔滔不绝和铿锵有力的同时很可能遗忘了一个问题：在度过进入学生会的一段时间后，当初的激情可能被时间洗褪，当初的梦想可能被一对鸡零狗碎的琐事替代，这个时候，什么能让我们坚持下去？---唯有责任。这种责任不仅仅体现在对学生工作的热情和坚持上，还体现在能不能做到“同学之所想，学生会之所忧；同学之所思，学生会之所行”，体现在关键时刻能不能站出来为我们的同学维权。请大家记住一句话：影响力来源于深入，号召力来源于责任。

创新---享受创造，品味成功

     “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这是最美丽的年代，这是最丑陋的年代，；这是最真诚的年代，这是最虚伪的时代……”狄更斯在《双城记》伊始极尽排比之能事，不过是想告诉我们一个晦涩的真理：世上除了光速没有什么是定数。这不是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不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不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更不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从中央到学校，我们的环境已经给了我们各种创新的良机，我们没有必要固步自封，良性的竞争总比良性的一起原地踏步要来的好。拿13届学生会来说，从引领者到校园百家讲坛，从奥运创意到科技节，每一个创新的过程无不艰难，但是如今回过头来细细品味，留在心中的经是甜蜜。享受创造的快乐，品味成功的味道。

    梦想没有黄昏，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事情可以让我们沦肌浃髓，可以让我们泪流满面，可以让我们开怀大笑。学生会生活的魅力就是李太白的青灯、长剑、古案和老酒，清淡而又充满韵味，我们要做的只是不要让眼睛被遮住。我的学生会生活早已被时间和记忆塞满，写这些东西无意于让继来者走我们走过的路，而是在于当你们离开这里时，能够像回忆张爱玲的旗袍一样回忆起这里，回忆起那些奋斗的甜蜜和梦想的旖旎。

    写到这里，文章伊始提出的如何做好“80后学生会”的问题似乎也有了一个模糊的框架，因为---如果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任何时代都必须坚守传承的共性，那就是爱。

    一直标榜“做最好的自己”的开复，

  周一和苏宇去看了李开复的讲座，回忆起这是当年在学生会的一个愿望，顿感沧桑的同时也躲了一丝游离的感慨，为什么事情总是到结束时才让人回忆起故事的开局，物是人非，真是一个恶毒的词。

    说说开复（不是为了套近乎，在中国好像叫开复的比叫李教授的多）吧，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要声明一下，我读过开复的两本书（《做最好的自己》和《与未来同行》），听过他一场半的讲座（北大的半场），踩过他的博客，访问过我学网，虽然称不上开复的粉丝，多少也有一些了解。在中国，开复在学生中就像是一个偶像式的人物，开复成名的书叫《做最好的自己》。

    我习惯性的思考了一个充斥着悖论主义的问题：李开复做的是最好的自己吗？

    让我们看看李开复的人生历程奋斗：李开复是国际知名的语音识别技术专家，原为卡耐基梅隆大学副教授，曾获《商业周刊》1988年“年度最重要的科学创新”称号。 离校后在苹果公司工作了六年，主管该公司的多媒体部门；担任SGI公司的多媒体软件子公司———Cosmo Software的总裁；1998年7月加盟微软公司，并于11月出任微软中国研究院(现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2000年升任公司副总裁，调回总部负责自然界面部；现任Google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裁。

    不难看出，李开复从来都是借助于其他企业成功的商业平台，在此基础上达到自己事业与经济利益上的顶峰。这种成功的路线无可厚非，问题是开复标榜的成功模式是不是他正在做到的。在公司高级层面上频繁的跳槽正与他在与中国学生分享的最重要的“诚信”问题背道而驰，开复在第一封信中讲到：“一个人的人品如何直接决定了这个人对于社会的价值。而在与人品相关的各种因素之中，诚信又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微软公司在用人时非常强调诚信，我们只雇佣那些最值得信赖的人。”在开复离开微软后微软高层震怒的反应来看，微软当初真的是不该选择开复。我不能想象温文尔雅的开复在微软任职期间就与google眉来眼去（其实我们可以明显的从开复第五封信后的文章看出他在微软做的并不开心）。

    开复在写给中国学生的第二封信中写道：“在我发表‘第一封信’后，曾经有一位同学问我：为什么一个公司要涉入员工的道德呢？我回答：这是为了公司自己的利益。例如，一位应聘者在面试时曾对我说，如果他能加入微软公司，他就可以把他在前一家公司所做的发明成果带过来。对这样的人，无论他的技术水平如何，我都不会雇用他，他既然可以在加入微软时损害先前公司的利益，那他也一定会在加入微软后损害微软公司的利益。”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google和微软的那场官司，开复说的那种没有道德的员工恰恰是标榜员工诚信的他自己。

    换句话说，我不能理解开复对“诚信”的真正定义。就像黄仁宇讲日本文化当中有一个“唐化日本”和一个“欧化日本”，两中文化相互冲突而又和谐，我在冒昧地想开复其实也是有两种性格，一个是“追求成功最大化的开复”和一个“大学生偶像开复”。开复在信中提到的诚信，只不过他接受的教育告诉他诚信是如此如此的，而并不是他做的。对于我们来说，能看到的是表面的东西。

    中国不缺知道分子，也不缺教化者，缺的是真正的能负的起责任，扛的起社会道义的知识分子。我们小时候生物课讲过一个实验：把五个猴子扔进一个笼子，笼子里挂一香蕉，设好机关，猴子争着去抢香蕉时用机关里的开水喷猴子，试了几次之后，吃不成香蕉还挨了烫的猴子再也不去动香蕉。这时撤出一个猴子，放进一个新猴子，实验人员惊奇的发现再也不用动机关了，因为先进的四个猴子上去就把想吃香蕉的新猴子拉下来一顿暴打。撤出一个猴子，再放进一个新猴子，搞笑的时这次下手最狠的竟然是那个没被烫过的猴子。这么不停的换来撤走，笼子里现在五个猴子都没被烫过，但是谁也不对唾手可得的香蕉感兴趣。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像这里最后的新猴子。

    可能有人会骂我吹毛求疵，开复选择自己的成功没什么错，而且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跳槽早已不是什么事了。我要说的是不管社会现状如何，任何一家企业的高层频繁跳槽对企业的打击总是是巨大的。而且一个人成名就要负起相应的社会道义，否则起到的社会影响总是适得其反。

    写的有点乱，整理一下对开复的看法。

    第一，不可否认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也有存在道德上争议的地方。

    第二，毋庸置疑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教育家，但是那个“最好的李开复”已经永远的留在了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实验室。

    最后，开复给中国学生写的七封信无疑是对李开复一个成功的个人包装秀，就像我们在爆满的一千五百人散场后听到的最多的感受“也就这么回事，没有太多的收获”。而GOOGLE，为了企业发展的需要，完全可以借用李开复的个人影响力，甚至在微软挖人以及最后打官司时，有一种“唯恐天下不知”的感觉。这就是商业，没有什么是绝对公益的，不管出发点如何，开复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有影响力的教育家，google在中国成功迈出了第一步并且逐渐做大收益，一种美妙的商业双赢就产生了。

    都有受益那谁是笨蛋？无疑是写了这篇东西的我。

 

   博客经过了长期的休眠，却又要又要提起一个沉重的话题，我为此忏悔……

    今年夏天，江浙一代气温飙到了近40度，重庆迎来了百年不遇的旱灾，但是这些都不如另一个飙升的数字能给公众带来更多的焦躁不安-----这就是不断点着F5刷新的房价。

    这个燥热的夏天，从深圳创造“一年之内房价上涨50%”的“新深圳速度”，到天津“市区房价首破8000大关”，从南京“房价年涨幅达30%”，到重庆“房价9天之内上涨7.6%”，中国房价从南至北，再次风起云涌，持币待购者本来还可以勉强付得起首付的资金，只得眼睁睁地看到资产再次缩水。

更不幸的是，至少从目前为止，节节攀升的房价还看不出半点下跌的珠丝马迹。

　　但是一个谁也回避不了的问题出现了：我们真的富了吗？哪怕是顺理成章的城市人口？我们在为什么奋斗？是在为一套我们仅在深夜才回来睡觉的大房子和一辆在大城市速度比自行车快不了多少的豪华车而奋斗吗？我在上篇文章中讲到过，这个假期，数量众多的城市居民最深的忧虑的是物价的上涨，即使物价稳定了，工作压力的增大和越来越疯狂的房价令我们无法享受所谓的城市文明，更不要说进城民工了，他们的疑惑在于，为什么一直憧憬的城市只有对他们的歧视、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和无处安家，似乎所有人都在祈祷该死的房价尽快跌下来。

    于是，有的人开始诅咒，有的人开始祈祷，期待房价降下来，甚至开始及其扯蛋的想像奥运会后我们的房价会狂跌，跌得一塌糊涂，跌得现在持房者整天抱着自己的房产证哭。

    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房价跌了，你就买得起吗？

    所谓的期货交易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少数人把多数人的钱给拿走了，比如股票，比如房地产，比如老虎机。资产历来都是庄家的宠物，换言之，资产的贬值肯定会殃及资本，而社会资本的风险转嫁又是有其分配问题的，我们甚至可以在1929年华尔街那场著名的大崩溃中发现利弗摩尔卖空大发其财的个案。

    不错，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真正的富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进入了城市，中国的出口也迅速上升，GDP稳定的增长，结果是整个国家快速繁荣。

     这个问题简单讲来，就是即使我们真正等到房价下跌的哪一天，失业或收入锐减也在等待着他们，那时，可怜的我们还得望房兴叹。

     展开说来，房价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现象，它与社会流动资金，银行储金甚至股市都有盘根错节的联系，我们可以想象，房价下跌，最大的问题是经济萧条、国民收入减少，这个问题的起因可能是银行坏帐暴增、信贷紧缩，结果是大量失业。从东南亚金融危机来看，一般房价下跌，接踵而至的都是货币危机，然后是通货膨胀，资产价格缩水。即使你现在小有积蓄，到那时也将被外部冲击的通胀吃掉。

    当然，那个时候，房价会随着经济的萧条而大幅缩水。但是，由于居民资产缩水、收入锐减、社会信心严重受挫，谁还有钱买房，谁还敢买房？

    举个例子，98年金融危机，香港房价大萧条，当年平均房价约为每平方米9万港元的地段降到了每平方米2.8万港元时，仍无人问津。1997年房价的最高峰时，房市交易量达到172000套，但到了1998年，交易纪录就迅速下滑到85000套。

    房价本来就是经济周期的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的增加，必然对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产生巨大的需求，反之亦然。近年来中国房价的上涨，肯定是存在泡沫的成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其中经济规律的部分，中国经济在发展，居民消费结构在升级，整个社会都想冲进这个利益圈淘上一把金，房价自然不会落伍。

    很多人都在简单的期待奥运会后房价下跌，08奥运会后，中国经济势必会因为奥运效应而继续甚至更快的增长，人民币的升值的漫漫长路还有很远，到那时，但是在中国经济这种强劲增长的背景下，中国房价有何理由背离经济规律下跌？

    当然，就像1929年的利弗摩尔一样，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在经济萧条中破产，还有一些人会借此机会乱中取胜。如果你执意的诅咒房价的下跌，那我也虔诚的祝你好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让市场唱主角，政府不是白展堂，不要动不动就冲出来对着市场来一个“葵花点穴手”，人家老白点完之后还能给人家解开，你行吗？

   “当家方知油盐贵”，回家之后最切身的感受就是“涨价”着实成了老百姓嘴上的“关键词”，鸡蛋涨了50%，猪肉价格翻了一番，蔬菜价格全面上扬。在价格的另一端，我们则看到了这场价格游戏的队员和教练（我一致认为政府只能当教练，而裁判应该由市场出任）不同的表情：上月兰州市政府关于牛肉面的限价处理引发了热议；本月方便面所谓“价格同盟”让我们身边的“康师傅”们身价骤增；发改委紧跟着出台文件：政府不得随意干预市场价格，同时也禁止所谓“价格同盟”的集体涨价。

    下面让我们顺着发改委文件从两方面分别看看政府干预价格和“价格同盟”的问题。价格调控作为政府宏观调控干预的微观体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中国的大地。世界就是这样扯淡，很多简单的事情被我们复杂化，比如教育问题，同时还有很多复杂的事情被我们简单化，比如价格问题。近三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政府干预价格是政府这个教练面对场上受伤队员能够开出的最生猛的一味药，但后遗症也最严重。在过去的实践中，政策往往会产生一些其设计者不能预见到的影响。

    就兰州的牛肉面来讲，首先，让我们想像一个没有“教练”的比赛，就是没有政府的干预，运动员自由发挥的结果。市场价格影响市场需求量，人们的收入是一定的，花在牛肉面上的支出比例在每一个人心中是一个定值。但就整个市场来讲，牛肉面价格的上涨结果肯定是需求量的减少（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牛肉面是有其替代品的，比如馒头和米饭）。而卖面的老板将价格上涨的原因可能很多，比如店面租金上涨，牛肉和面粉的价格上涨等等，使他决定牛肉面从原来的两块五一碗上涨到三块钱。在这种理想的市场环境下的结果是，这时来吃牛肉面的人越来越少，而老板发现自己的冰柜里积压了越来越多的卖不出去的牛肉和面粉（正是所谓的超额供给）。他的收入并没有随着价格的上升而增多，相反很多以前吃牛肉面的人桌上出现了馒头和米饭。这个时候，老板就要权衡一下自己的受益之于成本的关系了，于是老板们的反应是在自己能承受的价格范围内降价。这时上述过程的逆过程出现了，价格下降增加了需求量，并减少了供给量，价格下降至市场达到均衡为止。

     好，现在让我们在这场价格的游戏中加入“教练”，政府在价格上涨时接到一群不甘于吃馒头的群众投诉，说牛肉面涨价我们就没法活了（有中国特色），政府很激动，把面老板弄到一起开个会，说哥几个不能再涨了，群众反映到上面就不好了（更有中国特色），今天这事就这样了，还是两块五，谁也不准给我涨，涨了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好，散会！说你呢，别在那发呆啊，散会了！

     ok，现在迫于政府压力，老板们不涨价了，但利益已经很薄了（说不定有些还要亏本做买卖）。这时整体的趋势是有越来越多的老板不做牛肉面了，改卖馒头和米饭，供给量下降，但因为价格没有上涨，需求量还是那些，人们发现买牛肉面排的队是越来越长了。当这种牛肉面短缺的情况出现时，如何把有限的资源（牛肉面）分配下去又是一个问题，可能那些愿意早上六点起床来提前排队的人们会得到牛肉面，而睡懒觉的人就吃不到了；或者是老板根据自己偏好把自己生产的牛肉面卖给自己的亲戚，朋友，甚至是漂亮的女孩子（这种臭流氓式的奇特现象在中国各大高校食堂尤为明显），跟老板没关系的长的又没啥优势可言的人们手中拿的就只有馒头或者米饭了。这时价格干预的弊端就出现了：政府价格干预的目的帮助牛肉面的买者以更低的价格买到牛肉面，但现在的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买者都可以从这个政策中受益（甚至出现了那些睡懒觉的人多出钱都买不到面的情况）。

     愿意很简单，政府对市场实行价格干预时，产生了物品的短缺，卖者需要在大量的潜在买者种分配他的稀缺物品，而最大的矛盾就在于在价格干预政策下的分配机制是不会让所有人都受益的。如果排长队，买者浪费了比原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项成本），如果根据老板的喜好来分配既无效率又不公平，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整个行业的崩盘，而这个结果与政府制定政策时简单的设想显然是相去甚远。

     这时可能大家又冒出一个疑问来，如果行业内部形成了所谓的“价格同盟”（正如当今的方便面行业），这种干预的机制会不会起到“以毒攻毒”的效果？

    不会。我们回顾一下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对世界经济最具破坏性的事件起源都来自于石油市场，1973年，OPEC觉得自己赚的钱不够多（其实不是不够多，是觉得自己捞钱捞的不够狠），决定提高石油价格以增加收入，之后一年的时间，石油价格疯涨了50%（我估计那时候犯罪率最高的行业应该是司机）。六年之后，OPEC故伎重演，两年内石油价格翻了一番，每桶原油到了91美元（我估计自杀率最高的轮到司机了）。

    似乎这样看来“价格同盟”（OPEC就是全球就有名气也最臭名昭著的价格同盟）的作用是明显的，其实不然，1982年到1985年，石油价格一直以每年10%的速度稳步下降，不满和混乱很快在OPEC中蔓延开来，合作趋向破裂。到1986年，石油价格猛跌45%，价格恢复到了70年代初期的水平。之后价格起起伏伏，虽在21世纪石油价格由于世界经济发展迅猛需求量大再一次上涨，但始终没有超过那次的水平。因为OPEC这帮家伙弄清楚了，在价格同盟问题上短期和长期的状况是不同的，如果他们改变价格，那OPEC以外的国家就会加强石油开采能力，而那些没杀人也没自杀的司机就会从舒适的美式汽车改为倾向于省油节俭的日式汽车，总之他们的需求量减少了，在这场游戏中甚至面临着无利可图的危险，这时他们又该考虑上文牛肉面老板权衡过的问题了。

    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的政府干预也就好办了，我不相信市场调节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是我也不支持政府生猛的干预市场，我曾在一个月前写过《市场经济的“黯然销魂掌”》，现在看来，这种地方政府的无知正在被我们发现并且改正（发改委的文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让市场唱主角，政府不是白展堂，不要动不动就冲出来对着市场来一个“葵花点穴手”，人家老白点完之后还能给人家解开，你行吗？

    还好，茅盾他老人家没有在文中把“坚强”写成“强坚”，要不然能吓死那帮出书的。

    中国人整天抗议外国的教材书这不好那不行，反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呢？作为一个有一堆乱七八糟心理的小愤青，我经常会在去新华书店的时候翻一翻中小学的教材书，每次都气得不行了，今天先批判下语文教材书，重申一下，批判不是发狠，不是秋后算账，不是马后炮，批判的本意是思考。

     我不知道中国的语文教材几百年换一篇课文，看现在的语文教材，95%是我五六年前用过的，我无意于骂这种延续性不好，相反，如果一个足够棒的教材能像武林秘籍一样相传他个几百年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请大家看看这些课文都是些什么东西？造成的后果就是当一个学生高三毕业时，他基本上就不会说人话了要么酸不拉几要么就不讲道理，从这个角度说，韩寒要比郭敬明幸运，至少韩寒还会说人话。

    中国语文老师现在天天干的事情就是帮作者揣测创作意图“中心思想”“段落大意”，有些思想境界拔得那叫一个生猛！有些文章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因为政治的需要加以宣传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人为的给它提高思想高度是值得商榷的，让我们看一段杨朔的《可爱的小蜜蜂》（这个问题我曾在中学提出过，但是被彪悍的老师骂回来了）：先说作者去蜂场去做客，朋友送了蜂蜜给他喝，“我舀了两茶匙放在杯里，加了水，搅拌好，一喝，很有点鲜荔枝味。十分过瘾，不断地舔着嘴唇，回味它的味道。我一向嘴馋，接着又喝了一大杯，不觉动情，想去看看自己一向不大喜欢的蜜蜂。”写到这里就很过分了，但是我们还能忍，但是看了下面作者的感叹心理防线就彻底崩溃了，“我的心不禁一颤：多么可爱的小生命。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

   讲点道理行吗？语文教育突出感性认识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这样是不是有点令人发指了？！您老先咣咣猛干下去一大杯可能是蜜蜂一年酿出来的蜜，然后再得瑟：多么可爱的小生命，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我靠，老子每次看到这都想骂娘，还有比这还不讲道理的吗？蜜蜂酿蜜为了什么？为了培育下一代！不是给你喝的，您喝了也就喝了，低调一点，心理对小蜜蜂尊敬一点就行了，不要太嚣张，这个笨蛋非得冲出来说人家蜜蜂是“对人无所求”，人家是愿意给你的吗？作家感性也得有点事实基础吧？蜜蜂幸亏看不懂教材，能看懂早集体自杀了。

中国的语文教育和历史教育一样，有一个显著的问题，那就是不能正视前人的错误，很多鲁迅的错别字（其实不是错别字，在那个时期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搁在现在明显是不合时宜的）您就给他改过来能怎么样？老是觉得是在亵渎大师的著作，在错别字问题上很扭捏，在下面注释上扭捏的写一个“也可写作XXX”，像极了岳不群护体的那块遮羞布。

    中国的语文教育，就是花12年时间训练小孩怎么才能不正经说话的教育。您看茅盾老师的文章，“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茅盾先生超喜欢倒置词汇，把“折磨”写成“磨折”，把“质朴”写成“朴质”，有些不适合现在用的词就应该给他加个注释改掉，还好，茅盾他老人家没有在文中把“坚强”写成“强坚”，要不然能吓死那帮出书的。

再看一段：

“白杨树实在不是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不是平凡的一种树！

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决不是平凡的树！”

 记得中学大纲里将此奉为象征主义散文经典，真够象征主义的。我求求你告诉我这段有什么值得学习的，排比能排死你，通篇都是大白话根本没有什么意境，我看过茅盾老师的其他的作品，比什么《白杨礼赞》好一百倍的海了去了，为什么非要把这篇弄上去毒害青少年，像《葵花宝典》一样阉的学生不会说人话？想明白的人自己去查茅盾先生的背景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去。

    读这样的大师文章长大的学生怎么能写出好文章？既然时代不同了，能不能换点现在时代的文章，95%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那些文白夹杂甚至掺和了不少革命语录的文章真的很恐怖，至少，也不利于推广普通话。

    现在的中国语文教育说白了就是八股文训练，这样的文章不可能培养出真正有好语感的学生，倒可以影响出一代又一代给供销社大门口写春联的高手。考据癖训练，有点类似练《葵花宝典》，欲练此功，挥刀自宫，先把人性给阉了，所以说不出人话来。

    教材是不是闹剧，我替我的弟弟妹妹们求求你们了，正因此我向中国的教育体制开了一炮。

  浙江----谢公吟处依稀在,千古有人继盛名

    记得中学那会上语文课巨郁闷，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地域文化认同感的小愤青，看见周围人摇头晃脑背的死去活来的课文居然没有几篇出自山东人之手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文章多半是一堆浙江的文人写的早就是个特有现象了，对浙江文化的敬畏或是兴趣就是那会出来的。等到大一点，读的书多一点，猛然发现这帮浙江人几乎垄断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 鲁迅、周作人、夏丐尊、夏衍、郁达夫、徐志摩、艾青、梁实秋、茅盾、丰子恺、金庸（金庸居然是茅盾的远房外甥）……一串如雷贯耳的名字居然都是一帮浙江人，当年看见莫言说“ 中国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是浙江人的。”相当不服，臆断中国现代文学一定像近代那样由北方人占据话语权，现在才知道当时的无知。

     说到浙江人，就不能不说浙江的女人，其它城市没有发言权，就说说杭州，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其实这话就是说给男人听的，我相信杭州街头的女人们会让男人同意我的观点，雅致清幽的生活养育出温婉闲适的人，我一直觉得有水的地方人就一定聪明，因为有水，人就充满灵性，水是阴柔的，尤其是南方的水。我在之前的文章曾经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北方的城市大都带有一些男性的色彩,北京、西安、兰州、济南、洛阳,哈尔滨，这些城市从感觉上不是汉子就是爷们儿,这些城市不是林海雪原就是朔风劲吹，红日高悬，不是旌旗猎猎就是大道尘土飞扬.而南方城市多半是女性的,你像杭州是大家闺秀，苏州是小家碧玉，南京是侯门诰命，上海是洋场少妇,因为南方城市的灵秀造就了它的这种气质,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贵阳之于南方,青岛之于北方。”换句话来讲，浙江是个女性的省份，男人在这虽然不是主流但绝对不用同情，有这样的女人守着，有什么可抱怨呢？（yoko你就偷着笑吧，哼哼~）

    但是我要说的不只是浙江人的风花雪月，我要着重说的是浙江人骨子里的那些倔强的元素，其实我一直有个特别不解的问题，和平年代，浙江孕育出来的人总是精灵秀气，人多多少少带了一点小桥流水的味道，然而在历史的众多转折点上，浙江人体现出的觉悟和精神是很令彪悍的北方人汗颜的，记得当时在青岛玩住处很好记----湖南路和浙江路交界口----毛泽东和蒋介石交锋之地，浙江在中国的近代历史进程中不仅出了个枭雄蒋介石（奉化人），还有为新中国鞠躬尽瘁的周恩来（绍兴人）。当时看《秋瑾传》时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拼却十万头颅血, 誓将乾坤力挽回” 的铁血女侠出自灵山秀水的浙江。17世纪清军入关，多尔衮一时脑子发热，非要全民剃发（被后来史学家定为多尔衮人生败笔之一），我们看到，反抗的最恨的不是彪悍的北方人，而是江浙一代的“海蛮”(多尔衮语)。陆游念念不忘收复失地，“位卑未敢忘忧国”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袁枚曾讲过的“赖有岳于双少保, 人间始得重西湖”也是浙江人敢于反抗的写照。到了看见1911年的辛亥革命，三千浙军收编沿途的五千游兵散勇，攻下了原本需要十几万人的军队才能攻克的南京城，就更加不解了。

    这时就很矛盾，因为在中国人的印象中，浙江人的形象就是娇小玲珑，在我们的定义中，浙江男人就是许仙，整天吟诗赋词，摇着檀香扇喝龙井茶。女人则像西施、苏小小，所谓西子泛舟，弹着琵琶唱越剧，说的就是她们。“赖有岳于双少保, 人间始得重西湖”和浙江人扯到一起，实在有点意思。

   历史上杭州为吴越三代五帝的古都，其实浙江在南宋前，就是一片荒蛮之地，后为南宋的统治者大力发展，才逐渐昌盛起来（南宋要以临安为都，一度占据政治和文化中心地位）。后来浙江人又因出仕和经商而名气遍布大江南北，故有“无绍不成衙”、“无宁不成市”的佳话，“绍兴师爷”、“宁波帮”名扬天下。究其原因，浙江不但容纳了中原文化的精华，而且在清末不失时机的抓住西学东渐的契机，中西先进文化激烈碰撞，显然浙江人骨子里的上进求真理的精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浙江人在历史的进程中那种绝不轻易妥协的气势和坚持真理的精神足以一扫西湖恒带的脂粉气。在我总结起来有点矫情，浙江文化起源于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的精髓就是她的玉器，而浙江人的性格也正像玉——亦坚亦润。

    说浙江就不能不说它的经济，这又是浙江人创造的一个奇迹。在中国有个形象的比喻说中国几个经济体：“国有企业是嫡长子,集体企业是庶子,民营企业是私生子, 三资企业是女婿。”浙江人起家不靠长子庶子甚至不靠女婿，靠着受尽歧视（至少在90年代之前的中国）私生子发了家，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放眼当今大陆，算上直辖市，能在经济上和浙江相左的省份也不多，如果按GDP的数据看，浙江排在第四（在北京之前，在广东、山东、上海、江苏之后），如果加上软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浙江的综合实力在中国至少排前三。

    我们知道，在讲究“公有至上”的中国社会，私营经济的起步就很困难，在中国人的思维中，私营企业这个“私生子”是很不上眼的，古代有“无商不奸”的说法。哪怕到了现代，私营企业和养尊处优的国有企业还是没法比的，甚至连叫自己“小舅子”的三资企业也不如，但这时浙江人骨子里的顽强和坚毅就显露了出来，正因为环境恶劣, 他们唯有将自身潜能发挥到极限，才能在这片土地上生存，曾经看过一部描述“浙商”的纪录片，很多老板现在还保留着当年浙商吃苦耐劳的精神，一个皮鞋业巨头的老板到现在还会经常抄起当年擦皮鞋的家伙来成了浙商留在我脑海里的一个经典的特写。

　   就是在这样的精神下，浙商跑出了联合国维和部队和美国警察的标章，美国90%的食堂磁卡和饭菜票，全国91%的单位证件和学生，工商，税务等部门的标章。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政府率先肯定民营企业的作用和地位,出台一系列鼓励支持其发展的政策, 绝对是有远见卓识的明智之举。至少在目前，民营企业的资源利用率是最高的，我曾经不止一次说过“浙江经济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但是我们同样可以预见到，有这样美丽的开局后，浙江经济的阳光会很妖娆。

    浙江可能没有北京威严大度的帝王气象，没有上海雍容大雅的贵族气息，但是他们的骨子里从来不缺心地苑曲、机灵果断。

    当年桐庐人方干因郁郁不得志而在老家感叹“谢公吟处依稀在,千古无人继盛名”，如果老人家有机会再出来看看今天的浙江和浙江人，想必一定会改成“谢公吟处依稀在,千古有人继盛名”。

如果欢笑可以像博客一样用点击率计算，我估计侯家的总流量超过100亿

          

王力宏代言的娃哈哈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不知娃哈哈和达能的未来在哪里……     

    怎么练就一手令人顶礼膜拜五体投地的黯然销魂掌才是我们的政府应该思考的问题，这也是20年前一个老人在祖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的奥妙所在。

          

     60多岁的宗庆后，有着中国老一辈企业家身上同样的特点：个性鲜明，事必躬亲。据说他能每年花200天的时间巡视全国市场、测试竞争对手的产品，以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几年前达能和娃哈哈合资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今天前的一起新闻又把这家貌似成功楷模的合资公司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达能在美国对宗庆后的夫人和儿子注册的一家子公司发起了1亿美元的诉讼（原因是“其非法销售娃哈哈饮料”）。而宗庆后则指责达能试图恶意并购娃哈哈，同时不了解中国市场和文化。

     事情的真相似乎无人知晓，但是宗庆后的做法却是相当令人意外，先是写了一封公开信，辞掉了公司（合资）董事长的职务，接着在各类公共场合抨击达能，最近娃哈哈雇员则发表公开声明，谴责达能，着实突现出达能宣称对该公司拥有控制权这一立场的勉强。达能也一度陷入被动，范易谋等高管被达能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甚至有“处理不好就会收到单程机票”的传闻。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实际上达能的牌已经出的差不多了，毕竟他是一个国际品牌，刚刚打入中国，在国内的影响力远不及娃哈哈，而且国外企业进来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也是中国文化的问题。现在从达能的角度来看，与宗庆后调节后继续合作已经不存在可能性，而且在没有宗庆后的情况下重新运营合资公司也不可能，况且以法国公司谨慎小心的策略来看，达能重新选择一家企业合资近期内也不可能了。所以达能现在就像一个没落的贵族，本来是来招安结果不慎闹翻结果被当地的土霸王打得灰头土脸。

     在这种时候，中国政府的话语就有很强的指向性了。宗庆后不愧是一个在中国商场官场（全国人大代表）上混迹多年的老手，先是以退为进，再动用各种资源来为自己增加谈判的筹码。甚至他在3月份的人大会上抨击起了达能，政治势力被拉进来了。

     似乎这个时候，政府应该出面调节一下了，但是这次没有。中央政府和浙江政府似乎都试图不偏袒任何一方，宗庆后使用的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语言在北京和杭州并不太奏效。即使是在矛盾不断升级的今天，政府依然不为所动。

     “让市场的事情交给市场来办”，这话被一帮愤青喊了十几年，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以“宏观调控”闻名于世，而每次政府的干预总是给我们以“初衷是好的，效果是差的”的印象。而达能也选择在瑞典和美国起诉娃哈哈，顾忌的就是中国政府的干预。但是从中国政府眼下的态度分析，达能多虑了。市场那只无形的手不是白长的，浙江政府的这次“无声胜有声”不仅值得大赞特赞，而且还有象征意义。

     中国经济经过多年市场经济的洗礼，虽然还有很多“中国式”的问题，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已经进步了一大块了，而我们的政府也从一开始的“角色错位”（朱镕基语）到今天的参透市场发展规律。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政府的行政干预少，那么企业的自由度必然就大了，而一个企业的自由度是和其资本的自由化程度成正比的。浙江经济这几年之所以蓬勃发展，民营企业功不可没，浙江政府的这种处理民营企业和国际公司纠纷的方式的确值得全国借鉴。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浙江的新农村：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原因是浙江的民营企业发展的程度已经达到反哺农业的程度，而其他省市的显然不符合这样的条件，如果一旦勉强模仿，很可能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而今天的这个问题不同，在中国企业随着经济浪潮走向国际的同时，这样的政府行为显然是具有可推广意义的。

     市场经济最大的特色就在于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市场化越来越规范化的今天我们隐隐约约看见了这只手，怎么练就一手令人顶礼膜拜五体投地的黯然销魂掌才是我们的政府应该思考的问题，这也是20年前一个老人在祖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的奥妙所在。

很自恋的贴一张周三在四百报作介绍时的照片，算是对这两周来疯子生活的拨乱反正。 

   

   印花税的上调犹如给疯狂的股市打一记镇定，问题出在有些病人看见大夫拿着一个粗犷的针管习惯性的害怕了。

     最近几天我们的财神爷—财政部受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质疑，上调印花税，而且是在辟谣一个周之后做出的决定，多少让疯狂的股民有点受不了，于是，一场在道义上的谴责和质疑显得格外生猛。

    我先不急着给财政部说好话，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事件的整个过程：22号，财政部的负责人回答记者时说"没有听说印花税会上调"，5月30日财政部官方宣布上调印花税。首先我们从理性的角度上看一下，22号，官员说的是"没有听说印花税会上调"，这句话很明显是代表个人的，并没有说死，所以我们从这句话来判定财政部是不上调印花税是不理性的。

    有这样几种可能性，一，一个周什么事情都可以改变，关于是否应上调印花税民间已经正得不可开交，那就更不用说作为权力行使部门的财政部了，很明显在财政部内部也存在这样的分歧，作为官员表态，这样的说法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们的主观臆断而已。二，这个决定早已作出，但是没到官方公布时间就是不宜公布。众所周知，印花税的调整是影响面巨大无比的，如果提前走漏风声很有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必要的振动，这种似是而非的语句在金融界很正常，最有名气的可能就是“格林斯潘语录”了，我们不能否认这样的表达方式对于金融稳定的利端。

    所以这些疯狂的谩骂者不能从理性的角度说服我，实在不敢苟同。好，解决了这个问题，让我们再来看下上调印花税的技术问题，为什么要上调它？

     印花税是一个很古老的税种，比较权威的讲法是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书立、领受的应税经济凭证所征收的一种税，中国现行印花税的征收对象具体有五类：经济合同，产权转移书据，营业账簿，权利、许可证照和经财政部确定征税的其他凭证。早在17世纪的时候，荷兰政府发生经济危机，但是税收的增长很容易激起民怨沸腾，所以统治者必须要想出一个“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 （Kolebe语）的方法。

     其实我们现在看来这种税收的设计都是很巧妙的，人们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使用契约和借贷凭证很多，所以，一旦征税，税收的来源和数量不是问题。有人计算过，如果中国内地股市的交易额仍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中国每年将从调高股票交易印花税中获得多达400亿美元的意外之财，几乎相当于中国官方公布的国防预算，相当于中央政府年度预算总额的7%；而且，大众还有这样一个心理，认为凭证单据上由政府盖个印，就成为合法凭证，在诉讼时可以有法律保障，因而对交纳印花税也乐于接受。就是这样，印花税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方式，成本低，效率高，于是各国纷纷效法，很快，印花税就成为世界普遍的一个税种，　1988年8月，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于同年10月1日起恢复征收。

    细心的人可以发现，印花税的征收和中国股市的起步基本同步，这正显示出印花税与股市的息息相关，其实此举的在现在的意义正是给中国股市降温。中国股市估值的过高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今年的中国股市并不让人放心，在一些交易日，中国股市的交易额比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其它地区的总和还高，股民开始疯狂，而且我们看到危险的一点是，疯狂的不止是蜂拥开户的散户投资者，这部分人数量大，但是金额还不具有决定性和统一性，最危险的是拥有剩余资金的企业和政府机构在股市的大举投资。

    我们讲经济活动最重要的就是理性，在经济活动中超越理性的行为是危险的，而如何给股市稳定的降温正是我们的财神爷应该思考的。

    我们看下在上调后的股市反应，每笔股票交易的印花税从0.1%提高至0.3%，导致中国股市上周三下挫6.5%。但此后，中国股市虽然出现了波动，股指却基本持平。

    这正是财政部想达到的效果，提高股票交易印花税的最终结果就是等于是将资金从企业和民众储蓄重新配置给公共财政。社会上流动资金过多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如果这些过多的流动资金用于消费，将造成通货膨胀，而如果用于投资，就将造成经济过热，这两种情况中国目前都存在。所以印花税的上调和前一阶段猛提高准备金率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为了增加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手段，为中国的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所以，印花税的上调犹如给疯狂的股市打一记镇定，问题出在有些病人看见大夫拿着一个粗犷的针管习惯性的害怕了。虽然这些无谓的批评声音虽然可以理解，但是当我们从理性的角度上来看时，就明显不值得提倡了。

    郑筱萸被判了死刑，虽然他会上诉，但是我估计被驳回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这几天有N个人问我，有的说一个官员才贪了400多万就枪毙，比起那些上辄动千万却没死的人比起来，太狠了。有人感叹郑筱萸时运不济，让他赶上了反腐“严打时期”，甚至还有的对司法机关的这种“政治主观”的判定愤懑不已。

    首先声明一下，我是绝对支持这种判定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在一党专政的国家，在司法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执政党的免责。换言之，司法在中国不可能有像在美国那么高的独立性。对于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我只是陈述，不评论好坏。另外，在中国，死刑的判罚已经越来越严格，中国的死刑复核权已经被最高法回收，也就是说判死刑的程序增加了很严谨的一个步骤。

    明白了这两条，我们就可以把“凭什么判郑筱萸死刑”的课题变为“为什么判郑筱萸死刑”。其实，400多万，在中国真的不能算是一个天文数字，咱们可以看看最近的一些官员的落网，一个四川省的物协站长就贪到600多万，国科委的一个小会计贪到1300万，这些人的官位对于郑筱萸来说可能都是一堆小喽啰，但是为什么郑筱萸被判了死刑？其实有道理可讲。

    首先，官位使然。这里的官位强调的不是级别，而是位置。一般的报道都说郑筱萸的政治生涯定格在“国家药监局局长”的位子上。其实这种报道是有偏差的，这个机构的全称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英文名叫“Stat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可见，这个机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从排序上来讲比广泛宣传的药品监督还重要）就是食品安全监督。在他管辖下的食品药品安全是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生活的，如果这个位子上出了问题，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不可估量。换言之世界上琳琅满目的中国食品药品都必须来这个衙门拿到自己的批号，如果没有这里的批号，原则上时可以把你直接拎到局子里的。每年从这里拿到批号的食品药品不计其数，可见这个位子的权力之大，而且对民众影响之大。

  其次，影响使然。不置可否，郑筱萸“开路”批过的问题药和问题食品已经造成了及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个在原则上是可以纳入司法考虑范围内的。在美国，哪怕是腐败整治很失败的德克萨斯州，也有这种例子，造成恶劣影响的贪污者会得到更为严厉的处罚。他贪了400多万，跟胡长清的性质差不多，而且药品和食品涉及国际交流，又有一个国际形象的问题，“乱世必用重典”，对于这种官员，死刑，不为过。

  出于个人喜好，查了一下，郑筱萸是福州人，福州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我很尊敬的一个地域的人。郑筱萸的本家郑成功，施琅，林则徐和我最尊敬的严复都是福州人，这代表了中国的一代新思维的知识分子。但是近几年福建接连出了赖昌星和郑筱萸这种问题人物，令人痛心。

  想起了福特的一句话：“金钱不会使人变得贪婪，只会让人露出真正面目”，在权钱交易的诱惑下，虽然郑筱萸也许贪的“性价比”有点低，但是这种社会代价足够大，郑筱萸批的药可以让几千个妇女失去美丽的胸部，他批的毒奶粉可以让孩子们失去生命，他同样也可以让自己吃到枪子。一次非典型腐败换来了一声枪响。但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枪响之后的问题。

   

    对于这种人，我想说，靠关系吃饭的，还有妓女。

                     

    接连三天的惜败，还真是有点让人神伤。先是前天红色的利物浦，接着就是昨天的辩论赛，接踵而至的是今天的工A……

    学生会群里把昨天的辩论赛赛说的太神秘，我倒是愿意单纯的相信比赛的公正性，生活就是这样，“当你和世界斗争时，你要协助世界”，不知道这是成熟还是世故。

    昨天辩论赛后直奔麻辣香锅，一直喝到一点半，一直不敢提昨天的比赛，因为他们尽力了，而且他们更应该被安慰。于是敞开了陪他们喝，喝了这辈子最多的一次酒，喝的全身通红，被大家弄回来恍恍惚惚记得在楼下被阿姨骂了一通，上楼就撂倒了，估计小不吓坏了，早上头疼欲裂，歇了一上午才恢复元气，下午的两个小时换来的不只是神伤，还有悲怆……

    今天差点和一个骂老大的人打起来。老大尽力了，我相信在最后时刻的那个角球时这个坚毅的男人一直纠结在“是出击还是不出击”的思考中。国传的在疯狂，老大身前空旷得犹如世界尽头，我相信在那一刻在他眼中全是来回飘荡着的虚无影子。

    去年的广院杯记忆犹新，就是5月25号这天，工A在这块场地上半决赛上半场0：2落后，下半场这帮身体里充斥着睾丸酮和血红素的男人们咣咣猛干了四个，实现了大逆转。决赛打国传，在体力严重透支的情况下像拖拉机一样把比赛拖进点球大战，门柱，6：5，都成了记忆里妖冶的回忆。

       当足球打到点球这个份上时，一切都是命了，都是命。况且去年的决赛我们已经赢了一个奖杯，发哥说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

    世界上没有永远的“逆转王”，所谓一次又一次的成功逆转，就是离溃败不远的时候了。十连冠的工学院或许真的需要一次深层的神伤……或许这个时候说这种话是不合时宜的，但是请原谅我的直白……

    当小南南他温柔地穿插在中前场，让对手疲于奔命；当老大把最后的力量藏在最后，把男人的力量在最后一秒释放，以此奉献给这届悲情的“广院杯”；当工A的男人们坚毅的走到场外把场地留给国传时。我在想，明年因为奥运会的缘故没有了广院杯，两年之后我们这批人早已是物是人非抽刀难断了，工A的传统会不会继承下去，我们会不会用两年的时间拨乱反正？

    这个时候我想到了马龙.白兰度，经历了《叛舰喋血记》后多年的沉寂，48岁的马龙·白兰度再次拿到了小金人，在沉寂的几年里，他像《教父》一样空旷。要像马龙.白兰度那样去战斗，工A！十连冠给了这支球队太多的光环和压力，今天也许有人会觉得那个辉煌的工A死了，但是我坚信它还活着，工A必将像马龙·白兰度一样经历一次顶峰膜拜式的死死活活。第十一次广院杯冠军将和1973奥斯卡金像奖如出一辙，我甚至在想马龙.白兰度的那句说“你们都以为我死了，我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才站在这里”。

    这才是男人，我们的传统不会丢。今天听媒管的一个朋友说，看工A的比赛从来不觉得又累的时候，90分钟像个牲口一样在场上狂奔，战斗，战斗，再战斗……我们输掉了比赛，输掉了晋级资格，但是没有输掉我们的睾丸酮！我们依然像个男人一样站了起来。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足够壮丽，对手就会显得猥琐至极。

    不论谁是胜者。

    贝尼特斯的战术没有问题，人员调配没有问题，败就败在安切洛蒂派上了一个可以用胸大肌征服世界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