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电话的地方

雷蒙德·卡佛

于晓丹译

J．P．和我呆在弗兰克·马丁戒酒中心的前廊上。就像上这儿来的其他人一样，J．P．也首先是个酒鬼。不过，他还是个烟囱清扫工。这是他第一次到这儿来，他很害怕。我过去曾进来过一次。能说什么呢？我又回来了。J．P．本名叫乔·彭尼，不过他让我叫他J．P．。他三十来岁，比我年轻。也年轻不了多少，只一点点。他正给我讲他怎么就决定干了他这行，一边说，一边还做手势。但他的手老是抖。我的意思是，它们无法保持镇定。“我从没有过这种情况，”他说。他是指手发抖。我告诉他我很同情。我告诉他手抖这种情况会慢慢好起来。肯定会的。不过需要时间。

我们到这儿来才几天。还没有完全脱离困境。J．P．还患有这种颤抖症，我偶尔肩膀里也会有一根神经——没准不是神经，但肯定有什么东西——突然痉挛起来。有时是在我的脖侧。每次发生这事，我都嘴巴发干，只能使劲咽吐沫。我知道不久就会有什么事发生，我想阻止它。我要躲开它，这就是我要做的。只管闭上眼睛让它过去，让它去找下一个人吧。J．P．可以等一下。

昨天早晨我目睹了一场心脏病发作。有一个家伙，他们叫他蒂尼。这家伙又肥又壮，是圣罗莎的一名电工。他们说他在这儿呆了快两个星期了，已经过了危险期。一两天内他就可以回家，除夕之夜可以和妻子守在电视机前共度了。蒂尼打算在除夕之夜喝些热巧克力饮料，吃些饼干。昨天早晨，他出来吃早饭时精神蛮好。他学鸭子叫，表演给其他人看他怎么就能轻而易举地把鸭子招呼过来。“叭啦。叭啦。”蒂尼学了几声。他的头发湿乎乎的，沿着发迹光滑地梳向脑后。他一定是刚洗完澡。下巴也刚被剃须刀刮破了。但这又有什么?几乎所有在弗兰克·马丁中心的人脸上都有疤痕。这是常有的事。蒂尼挤进来，坐在长桌头上，开始讲他某一次酒瘾发作的事。桌边的人都笑起来，一边大口吞着鸡蛋，一边摇着头。蒂尼还想说什么，咧嘴笑了笑，又朝桌四周扫视一眼看是否引起了共鸣。当然了，我们都曾做过这么可恶、这么疯癫的事，所以我们就都大笑起来。蒂尼的盘子里是炒鸡蛋，还有些饼干和蜂蜜。我也坐在桌边，不过并不饿。我眼前放着杯咖啡。突然，蒂尼不见了。他刚还坐在椅子里，哗啦一声就摔了下去。他躺在地上，双眼紧闭，双脚嗵嗵地磕打着地板。人们惊呼弗兰克·马丁。他恰好就在那儿。几个小伙子俯身到蒂尼的身边。有一个人将手指塞进蒂尼的嘴巴，想抓住他的舌头。弗兰克·马丁大叫：“所有人都靠后站!”我发现那时候，我们一群人全都朝蒂尼探着身子，都那么看着他，无法把视线移开。“让他透透气!”弗兰克·马丁说。接着，他跑进办公室，叫了救护车。

今天蒂尼又在这儿了。我是说他又活过来了。今天早晨，弗兰克·马丁开旅行车去医院接的他。蒂尼回来得晚了，没能吃上鸡蛋，但他还是端了杯咖啡走进餐室，仍旧坐在桌边。厨房里有人给他烤了面包片，但蒂尼没吃。他只是捧着咖啡坐在那儿，眼睛盯着杯里面。隔一会儿，他就将杯子在眼前挪一挪。

我很想问问他，那事发生之前，他有没有感到什么征兆。我想知道，他是否有心跳间歇，或者心跳过速。他的眼皮痉挛了吗？但我不会问什么的。况且他似乎也根本不想谈这件事。但发生在蒂尼身上的事是我永远忘不了的。老蒂尼平躺在地上，踢腾着他的脚后跟。因此，每次这种突如其来的事情在什么地方发生，我都倒吸口气，等着看我自己躺在地上，向上翻眼皮，任某个人的手指塞进我的嘴巴。

J．P．坐在前廊他的椅子里，两只手一直放在膝上。我抽着烟，用一只旧煤桶当烟灰缸。我听着J。P．随意地聊着。那会儿是上午十一点——离午饭还有一个半小时。我们俩都不饿。但我们还是盼着能进屋，坐到餐桌旁。没准儿我们一会儿会饿的。

J．P．到底在讲什么？他讲他十二岁时，在他生长的那个农庄附近，他曾掉进过一口井里。幸运的是，那是口枯井。“没准倒是不幸呢，”他说，环顾一下四周，摇了摇头。他讲到那天他在井里呆到傍晚，他爸爸才用绳子把他拽上去。J．P． 在井下尿了裤子。他在井里还受了各种各样的惊吓，大叫救命，然后就是等待，然后又大叫一通。还没喊完，他的嗓子就喊哑了。但他告诉我，井底的经历给他留下 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他曾坐在那儿，抬头观望井口。一直往上看，他能看见井口处的一圈蓝天。隔一会儿，会有一片白云飘过去。又有一群鸟飞了过去，J. P. 觉 得，它们翅膀的振动引发了一阵奇异的骚乱。他还听见了其它的声音。他在井里听见他头上有细微的瑟瑟声，他担心会有什么东西掉下来落到他的头发里。他想到了 虫子。他听见大风从井口刮过，这声音也让他印象深刻。总之，在那口井底下，他生活的一切对他而言都迥然不同了。但是最终什么都没掉下来，那一圈蓝天也没被 什么东西关上。后来他爸爸就带着绳子来了，没过多久，J．P．又回到了他一直居住的那个世界。

“说下去，J．P.。后来呢?”我问。

他十八九岁的时候，中学毕了业，但没什么他愿意干一辈子的事情。有一天下午，他穿过城去会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住的房子带个壁炉。J．P．和他的朋友坐着喝啤酒聊天。他们听了几张唱片。这时门铃响了。朋友去开门。一位年轻的烟囱清扫女工提着工具站在门口。她戴了一顶高顶丝质礼帽，那样子让J．P．惊奇不已。她对J．P. 的朋友说，她约好了到这儿来清扫壁炉的。那位朋友躬躬身请她进来。年轻女人并不理会他。她在炉床上铺了一块毯子，摆放上她的工具。她穿着黑裤子、黑衬衣、黑鞋、黑袜子。当然，这时候，她已经把帽子摘了。J. P．说他盯着她看都快看傻了。她干着活儿，打扫烟囱，J．P．和他朋友听着唱片，喝着啤酒。但他们都看着她，看她干的活儿。J．P．和朋友还不时互相看看，咧嘴笑笑，要不就眨眨眼睛。当年轻女人的上半身埋进烟囱里的时候，他们的眉毛都挑了起来。她长得也还不错，J．P．说。

她干完活儿，把工具又包进那块毯子。她从J．P．朋友的手里接过一张支票，那是他父母预先写好准备付给她的。然后她问那位朋友想不想吻吻她。“据说这能带来好运气，”她说。这句话一下子把J．P．给打动了。那位朋友转转眼珠。又做了些怪模样。而后，他吻了她的脸颊，脸可能都红了。就在这时，J．P．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放下啤酒，从沙发上站起身。那年轻女人正要出门，他朝她走了过去。

“我也可以吗?”J．P．对她说。

她打量着他。J．P．说，他都能感觉到心在咚咚地跳。后来他知道，这位年轻女人名叫罗克茜。

“当然，”罗克茜说，“怎么不可以？我得过一些额外的吻。”她在他的唇上好好吻了一下，然后转身离开。

也就在一眨眼的工夫里，J．P．跟着她来到了前廊上。他为她打开纱门，随她走下楼梯，走到车道上，她的密封式小卡车就停在那儿。这事儿他控制不了。世上任何其它事都无足轻重。他知道他碰上了一个能让他双腿发抖的人了。他能感觉到她的吻还在他唇上灼烧，等等。J．P．还不能理出头绪，他的心乱了，思绪万千。

他为她打开密封小卡车的后门，帮她把东西放了进去。“谢谢，”她对他说。这时他终于开了口——他希望能再见到她。她愿意什么时候和他去看场电影吗？他还发现了他愿意一辈子从事的工作。他想干她这一行。他要当一名烟囱清扫工。但那时他没对她说。

J．P．说，她把两只手搭在屁股上上下打量他。然后她从卡车前座上找出了一张名片。她交给了他。她说，“今晚十点以后拨这个号码。我们可以聊聊。现在我得走了。”她戴上了高顶帽，又摘了下来。她又看了看J.P．。她一定很喜欢她所看到的，因为这一次她笑了。他告诉她，她嘴角有一小块黑。她随后坐进卡车，嘟嘟嘟摁了摁喇叭，开走了。

“后来呢?”我说，“别停在这儿啊，J．P．。”

我很感兴趣。不过，即使他接下去是讲他怎么会有一天决定去玩扔马蹄铁的游戏，我也会听下去的。

昨天晚上下了雨。这会儿云在山谷中堆起来，衬着背后的山势。J．P．清了清嗓子，凝望着山坡和云。他揪揪下巴，然后接着刚才的话头讲了下去。

罗克茜开始与他外出约会。他逐渐说服了她，让他跟着她一起干活儿。但罗克茜正与她父亲和哥哥搭伙干呢，他们的工作量也很合适。他们不需要人手了。况且，这个名叫J．P．的小伙子是谁？J.P. 什么?留神，他们提醒她。

因此，J．P．就和她一块儿看了几部电影。跳了几场舞。但他们的求爱期主要还是在他们一起打扫烟囱中度过的。J．P．说，不知不觉地，他们就在谈婚论嫁了。不久，他们就办了，他们结了婚。J．P．的新岳丈把他当成纯粹的合伙人接纳了他。罗克茜有了孩子。她不再当烟囱清扫工了。无论如何，她不再干那活儿了。不久，她又生了个孩子。J. P. 那 时二十五六岁。他买了房子。他说他生活得很幸福。“我那时对一切都十分满意，”他说，“我有了我想要的一切。我有了我爱的老婆、孩子，我做着我愿意一辈子 都做的事。”但不知怎么搞的——谁知道我们怎么就做了这事？——他开始酗酒了。他喝了很长一段时间啤酒，而且只喝啤酒。无论什么样的啤酒——这无关紧要。 他说他能一天喝二十四小时的啤酒。晚上看电视的时候也喝。当然，他偶尔也沾点儿烈性的。但只是在他们进城的时候——这不是常事——要不就是家里来了客人。 后来，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就把啤酒换成了杜松子酒。吃完晚饭，坐到电视机前，他喝的杜松子酒越来越多。他手中总端着杯杜松子酒。他说，他真的很喜欢那味 道。下班以后，他开始在途中逗留，喝些酒，回家以后还接着喝。后来，他开始不吃晚饭了。晚饭时，他根本不露面，要不就露一下面，却什么都不想吃。他已经在 酒馆里吃了一肚子点心。有时，他进了门，毫无缘由地把午饭桶从起居室这头扔到那头。罗克茜一冲他喊，他就转身又出了门。他把他的饮酒时间提前到了午后，这 个时候他本应该还在上班。他告诉我，他后来上午也要喝几杯了。刷牙前也得喝上一口。然后再喝咖啡。他上班时，午饭桶里总要带一暖瓶伏特加。

J．P．不说话了，他沉默着。后来怎么了？我还听着呢。听他讲讲起码能让我放松。让我从我的境遇中摆脱出来。过了片刻，我说，“怎么啦？接着说啊，J．P．。”他揪着下巴。但很快，他就又开始讲起来。

J．P．和罗克茜开始真发生争斗了。我是说真的动手。J．P． 说，有一次，她一拳打到他脸上，打断了他的鼻骨。“看这儿，”他说，“就这儿。”他让我看他鼻梁上的一道印。“鼻骨断了。”他随后也回敬了她，把她的肩膀 扭脱了臼。还有一次，他打豁了她的嘴唇。他们当着孩子的面大打出手。情况越来越糟。但他还照旧酗酒。他戒不了。没什么能让他断了这毛病，即使罗克茜的父亲 和哥哥吓唬他要把他揍扁。他们对罗克茜说，她应该带着孩子走。但罗克茜说这是她的事儿。是她把自己卷进去的，她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此刻，J．P．又真的沉默了。他躬着肩缩在椅子里。他望着一辆车从我们眼前朝山那边开去。

我说，“我想听下面的事，J．P．。你最好接着讲讲吧。”

“我也不清楚了，”他说，耸耸肩。

“没关系的，”我说。我的意思是他讲讲没什么关系。“讲吧，J．P．。”

J．P．说，她想出的一个试图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找了个男朋友。J．P. 不知道她怎么还会有时间照管家和孩子。

我望着他，有些吃惊。他是个成人了。“如果你想那么做，”我说，“你就会有时间的。你总能挤出时间的。”

J．P．摇摇头。“也许是这样的吧，”他说。

总 之，他发现了这件事——发现了罗克茜的男朋友——他发了疯。他把罗克茜的结婚戒指从她手上掳下来，又用金属刀把戒指一割几段。好，真了不起。他们来来回回 打了几个回合。第二天早晨，他在上班的路上，因为酒后开车被拘留了。他的汽车驾驶证被没收了。他再也不能开着卡车外出干活儿了。他说，另外，一星期以前， 他还从房顶上摔下来过，摔断了大拇指。他说，什么时候摔断脖子只是个时间问题。

他现在进了弗兰克·马丁戒酒中心，要戒酒，还要考虑如何让他的生活回到正轨上去。他到这儿来不是被迫的，和我一样。我们没被锁起来。我们随时都可以离开。但他们建议我们最少呆上一星期，两星期或一个月，用他们的话说是他们的“强烈建议”。

我 刚才说过，这是我第二次进弗兰克·马丁中心了。我正要填一张预付一周疗程的支票时，弗兰克·马丁说：“节假日总是很糟。这次你是不是应该考虑多住些日子。 考虑住几个星期。你能住几个星期吗？总之，想想看。你不必马上就做决定，”他说。他在支票上摁了手印，我签了我的名字。然后我送我的女朋友到前门，说了再 见。“再见，”她说，趔趔趄趄走出门楣，走到走廊上。那时已是大下午了。天正下着雨。我离开门走到窗户前，拉开窗帘，目送她驾车离去。她开的是我的车。她 醉了。但我也醉了，我无能为力。我找到一张靠近暖气炉的大椅子坐下。看电视的几个小伙子抬眼望了望，随即就又转过头去专注于他们正看的节目。我坐在那儿， 偶尔抬起头看看屏幕上发生的事情。

傍晚的时候，前门砰地开了，J．P．被两名大汉架了进来一一后来我知道那是他岳丈和内兄。他们拖着J．P．穿过房间。那位老点的给他登了记，然后递给弗兰克·马丁一张支票。这两位伙计又帮着J·P．上了楼。我猜他们是把他弄上了床。过了不久，老头和小伙子就走下楼，朝前门走去。他们好像恨不得立刻离开这里，连做做样子也不肯，就像是急不可待地要摆脱这一切。我不是指责他们。见鬼，不是。我不知道如果我是他们我会怎么做。

过了一天半，J．P．和我在前廊上遇见。我们握了握手，谈论了一会儿天气。J．P．有了抖的毛病。我们坐下，把双脚架放到栏杆上。我们朝后靠在椅子里，就好像我们只是出来放松放松，就好像我们准备聊聊我们的捕鸟猎犬。就是在这个时候，J．P．讲起了他的故事。

这几天老廖春假。

昨天我们先去纽约公共图书馆（NYPL），他查一份资料，我再去看Tina Chow的画册。从图书馆出来，肠子就又扭上了，必须赶快找地方吃饭。这几日肠子一直在闹，闹得我想死的心都有。这肠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三年了，我的大夫抽了我多少血，照了我多少次光，让我喝了多少造影剂，可还没搞清楚——肠子当然就越来越有恃无恐。昨天真觉得已经到了什么什么的晚期，我抱着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的心自己上网充当医生，一搜就搜到诊断结果（但愿我不是庸医），一看就放下心来。不过是我的肠子太敏感。原话是这样说的：People with --- (the problem I have) have colons that are more sensitive and reactive to things that might not bother other people at all. 译过来就是：有我这种毛病的人，肠子对一些东西比一般人都敏感。原来只知道自己性格敏感，不知道连肠子都比别人敏感。

言归正传，图书馆在中城五大道上，那个位置方圆多少条街没有什么能吃饭的地方，老廖便问我能否坚持到“拉面馆”？他说的这家日本面馆在十五条街以外，走过去怎么也要半个小时。可他话一出口，我就已经满口生涎，就说，“可以。”

在纽约，我们一直有个基本原则：餐馆不能得罪我们，得罪了，就只好罢吃。这个原则的建立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五颗星算满分的话，我们从来都是五星顾客——小费给足，通情达理，快乐本分，谁得罪这样的顾客，谁就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可是我们的这个原则，在这家不起眼的小面馆这儿，却常常变得模棱两可。

几年前的圣诞节前夕，我也是在中城乱逛，逛到商店打烊、眼冒金星时才跌跌撞撞闯进这家面馆，完全忘了它不收信用卡的规定。吃过饭才发现兜里只有十元现金。吃碗面，八块多，加上税，帐单是九块半，我的钱够付帐，但一元小费，却只够付一半。我虽是常客，可店员总换，那天的那个日本女孩子不认识我。不过，就是认识我，结果恐怕也不会有什么不同。我跟她讲，我只有五十美分了，今天就只给你这么多小费，下次来多给你行不行？她满脸笑容，但头摇个不停。我说，你店里要是有ATM机器，我就马上取钱出来，可是现在这么晚了，我实在没钱，你说怎么办？同时我心里在想：小费本来就是自愿给的，我要是不高兴，不给不是也行。她操着日式英语，跟我歪七扭八说了一通，我最后才听明白，她是说六大道上有一家杂货店，那里有ATM。我说，为五十美分，你让我跑那么远？她还是满脸笑，躬着腰，温柔却又决然地说，是的，请你去取吧。拿这样的日本女孩子你有什么办法。

我只好跑出去，冒着寒风跑了两条街，穿过六大道，找到那家杂货店。杂货店里的ATM机不管你取多少钱都扣一样的手续费（两元，比我取的还多一元）就不说了，我把卡插进去几次，它都给我吐回来，怎么都不肯把那一块钱给我。简直撞了鬼，我又气又急，再试一次，如果它还不合作，我下一步就准备挥拳头了。正在这时，少东家英俊的希腊青年搬货从我旁边经过，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了缘由，他怕没听清楚，又问一遍，“你说多少钱？”我说“一刀”。他放下手里的货物，从兜里掏出一元钞票，递给了我。

从面馆出来，我就开始发誓：好，好，再也不来了，看谁拗得过谁！这样想了两条街，快进地铁的时候，却已经感觉到信念在慢慢动摇，回想那个女店员的那副固执，竟开始有点想笑。回到家，仍旧气咻咻地向老廖告状。在餐馆打过工的他却说，你下次再给，她不当班了，钱就到不了她手里。可是，就是一块钱啊。老廖说，多少都是钱。唉，日本人的认真，有时难免让人哭笑不得。可转念一想，要不是他们的认真，它的面，怕也不能这么多年如一日的好。

半个月后，我果然就投了降。要在曼哈顿，尤其是中城再找到这样一家面馆实在不易，我较不起劲。那个女孩子已经不在，可灶台上还是那几个老头，都没话，只有热气蒸着的他们一张比一张严肃认真的脸。其中一个，老廖从第一次去就说，总让他想起他父亲。

春节前看过一次老麦去年底在伦敦演出的转播，近又重看，还是动了情。除了声音差点，场面和行头都不用说了，老麦都是顶级。

听了那么多次的Jump（“跳”），看她在台上错落无数的高低杠中间那么个跳跃法儿，还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琢磨了那么久的纽约，听到她唱就觉得我就别再说什么了；又想起多年前老麦曾想住进曼哈顿的某座公寓，竟遭到楼管理委员会和她未来邻居的拒绝，可是她果真快知天命了，在伦敦仍这么唱：

Other cities always make me mad

Other places always make me sad

No other city ever made me glad

Except New York

I love New York

(别的城市总是让我生气

别的地方总是让我伤感

没有另一座城市曾让我欣喜

除了纽约

我爱纽约)

随后，舞台沉寂，音乐渐起，大屏幕上叠出一张又一张至成千上万张儿童的脸，黑的、骨瘦如柴、来自非洲的脸，屏幕下方叠入滚动的数字，几分钟之后，数字停留在12,000,000上——

“现在12,000,000个儿童因为艾滋病成为孤儿”

“2010年将有20,000,000个儿童没有父母”

舞台转亮，老麦头戴荆冠、一身血红从台下缓缓升到台上，镜头拉近，她泪流满面，鲜红的衣服衬托她无暇的肌肤和闪亮的金发无比美丽。看我动情，又摇头说为什么我们的舞台上没有，我的思想家说，这就是强势文化的优势。我不能说她不是，却也不承认我们绝对没有强势，可她的强势就做得比“黄金”震撼，善良，伟大。

（屋顶）

（后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