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人孩：动物庄园另类解读》代序

一．

　　对历史人物和经典作品加以阐释，是西方知识中的一种专门的学问。在现代，更有学科或学派将其发扬光大。上帝死了、作者也死了之后，从哲学之语言学转向，到分析批评，到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到斯特劳斯一派解经，都说明文本存在及对文本理解的重要。文本乃人们交往沟通的“主体间性”，是人们的共识基础，是我们文明普遍可传达的载体。阐释则意味着对话、给予、沟通、付出，意味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文明生成。

　　此种阐释，于传统中国更不陌生。可以说，此种阐释是传统中国人立功立言立德的载体。它是传统中国学术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从子曰诗云，到太史公曰，到异史氏曰，到乱曰，到评点，笺注，疏议，集解，到自成一家之诗话、词话、笔记……，中国人有着极为丰富的“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经验。可以说，阐释经典，是中国传统学术的象征。

二．

　　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应激的转型历史里，也开始以新的眼光求学问道。人们以西方知识谱系或科学的标准来“整理国故”，言说之间有了焦灼的底蕴，学问、人生、大道等等文明意味被真理一类的历史意味置换。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支配了数代中国人。道坎陷为理，智坎陷为识。人们希望找到真理，希望表达真理，甚至希望只要真理地表达。此种心态既导致传统学术衰败，又导致现代学术共同体的屡建屡败。在政统之外，道统、学统始终无能言说自身的正当有效。

　　此种中国知识的低能状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深重不安。从上一世纪陈寅恪、傅斯年等人在30年代的学术共同体自觉，到闻一多的诗歌自觉，到70年代钱钟书的学术自觉，到90年代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皆为前辈学人知识自尊的努力。而王国维、梁漱溟、陈寅恪、熊十力、 唐君毅、牟宗三、林昭、殷海光、顾准、李慎之等人在神州陆沉之际的个人担当，几乎就是传统中国圣贤的当代人格象征，他们是在天地大道消隐之际不忍心的仁者，是世风日下人欲横流之时飘零的“花果”，是黑暗混沌的浊世间不灭的“薪火”。兴废继绝，到了只是少数人参与的地步，中国现代转型的艰难可见一斑。

　　时间演进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四五一代中有了更多的知识人尝试学统一类的言说，中国学术共同体、中国学术规范，等等成为一时的知识热点，自性与他性、世界知识与本土知识，等等成为知识界广泛讨论的话题，邓正来、汪丁丁、杨念群、朱学勤、汪晖、甘阳、王焱等人都有独立的发言；“汉语神学”（刘小枫）、“汉语思想”（余世存）、“汉语人”（夏可君）等等也一时为人称道；秦晖、喻希来、王康、徐友渔、崔卫平等人，或自铸伟辞，或借来他人的火种，以尽心力。到新的世纪，读经之说现身，无论是中国基督徒们对圣经的诵读，还是蒋庆等人对儒家典籍的倡读，成为98年“自由主义浮出水面”、99年民族主义兴起之后中国知识领域又一大事。

三．

　　遗憾的是，中国知识跟中国的历史转型一样，仍属于苦难的历程。“道术为天下裂。”当代的中国知识始终没能摆脱四分五裂的乱象。共同体也好、学术规范也好、思想学术共识也好，都不存在，都系虚拟想象而非现实。无论处于启蒙的革命中、还是处于治理的革命中，现代中国学术始终呈现出工具一面，远未能张显其价值。在给中国社会提供公共知识产品方面，中国知识人几乎交了白卷。中国知识、学术，表态者多、宣言者多、策议者多，而自成鲜活的产品者少。正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传统中国学术、西方知识尚未能完成现代中国的转化。官学、国学、西学、私学等等学术碎片又彼此割裂。同时，学问本身成为一个极为庞大的产业，无数中国知识人投身到学问的流水线上生产、作业。从代圣立言，到言必称希腊，到第三世界的理论梦想，都难以有效地参与重建中国人最低限底的伦理共识。相反，当代的汉语知识参与主导了中国社会结构的二元断裂。即使主流社会有着学以致用的自觉，但学术的工具性使得治学或成为敲门砖，或成为学术贵族们的“玩意儿”。用诗人们的话，我们时代浮现的都是浪花泡沫，什么都已经说过，什么都没有留下。

四．

　　我们自知绵薄，但跟上述先辈和学界同人一样，抱有重光中国学术的用心。我们相信，中国学术一旦诚心于物，必能感人心，尽天命。

　　事实上，传统学术的魅力已初步显现。私塾之出现早已为新闻报道；读经则不仅是宣扬者姿态，更是部分青年生活的内容，是他们人生意义的生成途径。再举近例，注疏者之一编撰的《非常道》成为去年中国社会的一大热点，众多的读后感言，此一知识产品使历史显露复杂面相，传统学术运用起来如此有趣。不特此也，出版家严搏非确认：“最近十年，体制化的知识生产体系已经完成，这架‘没有灵魂的机器’（按韦伯的说法）开始具有自主的内驱动力和完备的内部评价体系……今年《非常道》的出版却意外地构成范例，它差不多意味着重构知识体系的话语系统的形成。”

　　于此可见，传统学术方法正有许多需要中国知识人刷新运用之处。

　　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化工作仍在尝试阶段。仍以上述阐释之学为例。当代学人从西学中获得教益，他们的阐释工作更多在于表达个性，他们的学术似乎更多地在生产读书笔记。而唐逸断言，“输入的概念，必化为日常用法，同化于本土语境，才成为与人们行为相联系的活的观念。”仅仅“改变”生活方式，也不能“激活”外来的概念，殖民地的生活方式可以完全洋化，但思维依旧。是故，当下阐释、译介西学，无论如何，对于科学、法治、理性、市场、民主等等，始终是词典或经典上的概念，或与少数人的学术活动有某种不完整的关系，却不是日常语言中的活的观念。

　　但我们发现，那种面对经典的态度，正是断裂之社会重建伦理共识的关键，正是阐释大有可为之处。

　　我们同样发现，面对经典，关键不在于言说自己，关键仍在于寻找普遍的可传达的言说，言说指向共识。此亦西人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三复斯意的态度。我们发现，这种态度跟传统中国学术之注经方法相似。

　　为此，我们不揣浅陋，将我们对动物庄园的注疏工作敬献给汉语世界。

五．

　　众所周知，注经一事向来是挑战着注经者本人。注经者自谓解人，对经典品头论足，将自己与经典同列，此工作并非博闻强记一类可以取巧，它更是对注经者才学识的检验，它更多暴露者，乃注经者之心性。

　　经典自身会对谬托知己者实施报复。

　　是故中国明智君子，不到沧桑迟暮，不敢轻易在经典一侧立言；也因是故，无数注经解经疏集笺证点评，堪与经典比肩者，寥寥可数。韩非解老、郭象说庄、朱子语类、圣叹注骚，等等现象，并不多见。红学（注红楼梦者）、鲁学（吃鲁迅者）、胡学（拜胡适者）之盛，与传统学术相距已远，其纷呈犬儒之学、独尊己见罢黜他言者，有伊语伊于胡底之势。

　　注经者惟一功效，或在将经化为“日常用法”，使经在民生日用里“安身立命”。

六．

　　《动物庄园》，又译《动物农庄》，《一脸猪相》等，系英国大家奥威尔反乌托邦名品。其书虽有艾略特等人极力阻挠，而一经问世即风靡欧美世界，渗入苏俄。至于汉译多种，深得中国有识者喜爱。

　　论者咸谓《动物庄园》系反苏反共反革命之力作，读者却各有会心所得。即或此意亦作者作书动力，而时移世异，此书仍得鉴别、趣味大不同之今人喜欢，可见经典之历久弥新。今日看来，此书虽然影射明确，而关怀却已迈越苏俄革命，直指启蒙运动甚或人类的命运。其变形扭曲处，自与好莱坞卡通之浅薄单纯有异。

　　论者多谓苏俄革命自马克思那里借来火种，对通达明察者而言，苏俄革命仍是自家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以别尔嘉耶夫、索尔仁尼琴之大才明哲，不免栽陷马克思，而二人后来终有所悟，“这个狼种是我们自己的”。对任一有责任感之文明个体而言，“认识你自己”才是正当方法。早在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就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神圣化进行尖锐批评，他针对当时一些具有理论幼稚病的俄国人痛陈，把历史公式化的作法“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初选《动物庄园》而非其他久远之经典进行注解，乃在于我们的注解并非完全募仿传统那样简单机械。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在于努力让其他语种里的性格、人物、形象到汉语世界安家。在今天人们已经将全球当作旅游资源，将其他文明传统当作消费对象时，其他文明的经典亦应活在当下活在吾人心中才是。

　　注疏者之一多年前曾作此说：“这个数千年来‘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古老而坐霸天下的语言如今不过是一种方言，这个有着庞大言说者规模的语言不过是一个弱小的语种。汉语的知识总量极为微小，汉语的思想分布极不均匀，汉语的表达空间极是可怜。直到今天，我们没有概念，借用别人的说辞做概念；我们没有工具，借用别人的框架规范做工具；我们没有目的，在语言的转换中生成了我们的思维和目的。直到今天，人权观念、自由观念、现代理性等等属人的生命意识仍是借助于其他语种来鞭策并要求着汉语的‘自我完善’。”最近的例子，则是中国优秀的志愿者曾金燕对母亲们和妻子们告诫的：“努力学习英语，因为没有用英语表达的事情，世界上有相当一大部分的人不知道它发生过。”此语足令有耻之“汉语人”勇猛精进，以贡献于汉语思想，服务于汉语世界。

七．

　　中国传统，向有读懂读通一书之说，即使读破万卷，亦以不作腐儒腐语为诫。现代学术分类，多有令学子学者往而不返。皓首穷经，才学折命，而难有通达之见通达之人。知识的污染毒害了不少人。在这方面，我们的注经传统或可作为一解毒剂。一花一世界，它在一书中见出大千宇宙。它在要求我们展现才学外，亦检验着我们的生命质量。

　　《动物庄园》，虽然小说，却含至道。我们注疏之际，发现它仍挑战着我们的趣味、同情心、认知，挑战着我们的生活和存在方式。在关于启蒙运动以来的知识承诺、社会革命、阶级解放等方面，此书提出的问题，直到今天仍未得统一的标准的答案。关于爱与仇、清算与正义、名与实、阴谋与救赎等等，仍需要每一时代的人做出选择。以是故，在关于小说技法方面，我们注解得极少，而重在历史叙事、文学叙事和哲学叙事的把握，以让读者见识历史、人物的喧哗，有所明心见性于自身。

　　《动物庄园》中之动物命运，能得读者之大同情，在于它撩拨了我们人类，它拷问我们的慈悲。在性格、命运、灵心面前，一切观念、意识形态的污染，一切所谓高贵的、博雅的教育，都显得多余。我们注疏之际，发现任何观念的碎片、体制的名利、成功的境界、知识或思想的荣誉，都无能面对人生命运本身。我们的注疏有如语言的百衲衣，远比不上经典本身的护生质地。西人所谓，诗比历史更真实。如果把《动物庄园》看作诗，把我们的注疏、我们关于人类革命年代的观念看作历史的话，此语成立。

　　注疏工作看似枯躁，却是一个丰富的对话过程。它的魅力难为外人道，关键在于，它让人体会：人类的一切于我都不陌生。

八．

　　聂绀弩有诗：“真陌真阡真道路，不衫不履不头巾。”钱钟书因此为聂诵王船山诗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2006年3月15日北京

在原创性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化中，没有比春节更能让中国人骄傲的了。我们中国人作为个体或合群生活，在没有突破或对突破的反思里，只是已写好的历史剧本，在文明的眼里已经或正在展开，并非新鲜的创造。我们的吃穿住行，我们的交往方式，治理方式，或迟或早地融入主流文明，跟世界其他民族大同小异可以沟通。只有春节，近一个月的时间把握方式，是我们有别于他人的。

讨论春节的现代意义需要长长的篇幅。我们只需要记住，当下中国人仍如先民一样是重视这一节日的。敬灶神，吃年饭，贴春联，放鞭炮，出天方，拜跑年，闹元宵；为了完成这些仪式，我们的游子是如何朝圣般地返乡。古人说，死生亦大哉。经过现代传媒的渲染，过春节俨然有浸乎生死之上之势，它高于国丧、大于灾难、重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上亿的中国人在半个多月内的大迁徙，甘愿领受当代社会的匮乏、污染和盘剥，如信徒朝拜如浪子回家，以及各类个性化的过年，如农耕时代一样的家族盛宴，炫耀狂欢，都说明了这个文明的绝对律令、集体意识施于我们是如何地有效。

分析当代中国人或华人的春节过法，论证其庞杂、或庄或谐，或敬或虚，并无太大的意义。说到底，春节是我们文明数千年的智慧，它绝对地成就了我们。尽管有过“王正月”一类的政治干扰，但经周秦数百年的正当思考，历代文士儒生们的操作补充，亿兆民众的实践，春节成了中国人仪式内容最为富赡的节日，它有着节日的全部要素，而又高于节日，它自成文明。故它在漫长的历史上曾对中国周边国家发生了影响，它在东亚地区有着强大的协同罗致能力。

因为春节不仅蕴涵着节日的秘密，而且更有着文明的秘密。即无论人类个体在生活的风雨中如何，在一个规定的时限内，他必得返向。无论文明单位或文明范畴如何大至无限成就广众，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文明个体必须回归基本，他的起点，家人、乡邻、桑梓。就是说，无论他如何无依无助，在春节里，他属于了自己，回到了根本。因此，过春节既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认同，他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宿。在这个意义上，春节对穷苦或富贵一视同仁，春秋战国的变乱不用说了，五代十国的罪苦不用说了，春节是忧于季侯的轮转和人生百年，而温暖着每个人，它让每个人在节日期间驻思于仪，它兴于情，立于礼，成于乐。它检验个人是否充分地个体化，也关怀个人是否充分地社会化。

春节里有着我们文明的消息，它对生命的至上尊重关怀。借用古人的说辞，过春节对于个人的重要，虽王公大人、精英暴发也不可与之争名，虽文明的物质成就如名车别墅、或文明单位文明活动空间的扩大如企业、国家、东西洋、国际社会也不能与之争胜。因为春节的审判复仇是绝对的，春节的自我意识是绝对的。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移民――旧称农民工的薪水也是在春节前由于国家总理的介入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也符合中国人过春节的习惯：欠债还钱，这种绝对的生命道德在年关更添庄严。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了我们，过春节没有统一的过法，没有优劣的过法。尽管当代中国人已经视一切文明的传统为自己生活的组成部分，如同经典的意义早已不仅有子曰诗云，也有着圣经佛法、希腊哲思，节日早已不仅有清明中秋，也有着圣诞情人。道术已为天下裂，节日早为人群分；但所有关于时间年节的态度里，没有比春节更能表达人生的相关性、文明意识和生命的通感。借用古人的话，春节的美哉轮奂，使人能歌于斯，哭于斯，我国人族人聚精会神于斯。

我说过，“天增岁月人增寿。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普天同庆。爆竹声里一岁除，且把新桃换旧符。除了这些套辞外，我们还知道什么？而这些套话背后更为深厚的人情、物理、信念是什么，我们也无人提及了。但我知道，中国二三流的文人戏子们却一直想抢答也在抢答这一问题。从元旦到春节，我们一直在技术包装出的喜庆里看着他们现眼。由于有关这一文明传统的洞见阙如及其精神传承之人物的缺席，他们的现眼往往成为中国观众随喜观摩的盛大的节日演出；也因其无根无着，这种现演往往具有后后现代的喜剧性。无论是演员还是观众，中国人的言语和思维只能在平安、祥和、恭喜发财等套路上打转。”

那些试图标新立异以示优越的人，那些试图以现代手段建立新神话的人，只不过要在春节的绝对理性面前现眼自身的僭越理性。类似王正月一类的春节联欢晚会，用学者毛喻原先生的话，春晚，只是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主导的神话，并不能代替中国人自身对生活的正常感知，而就是这个近乎无远弗届的神话，毛喻原先生自始至终都没有正眼看过一次。

从域外春节的过法看，唐人街的闹腾已属传统的尾声，留学生和华人移民的创造也并不多见。不特此也，他们今天甚至多在摹仿大陆中国：跟大陆中国的过春节流于形式一样，立于礼，他们没有自新之礼，成于乐，他们的乐舞热闹只是对个体的挟持。但这并不是说春节将会式微，过春节是文明的潜意识或华人的集体无意识，它会在个性的创造中壮盛光大。实际上，我们在不少中国人及其家庭那里，可以看到一种弥足珍贵的个性表达。前不久，我在一前辈家中读到于光远老人的第十八封新春祝辞，每到春节，他都要跟亲友写信，总结既往，瞻顾明天，我在于老的祝辞中感觉到了节日的温暖和春天的律动。我还收到过朋友王康的春节祝辞，他以超拔不世之才写下的联语：凛冽高天放肆禽兽荒漠大地孕育灵秀花果飘零冰雪朋俦东君与立旧岁告休新命普降因缘巧遘恭元大喜贺粥米酒浴火喋血高蹈前修纷其内美得天独厚薰然仁爱物我无咎践尝百苦人天共佑爰及于今逝水春秋；一树婆娑冠盖神秀花叶纷披掩映长流大道伊始尘埃其后堂堂君子惟道是求动心忍性忘其美丑化育流行充实宇宙上苍之德无声无臭平地之意曰宽曰厚庄严人生悲赞不休大同世界莫负良由敬斯良辰祝君万寿。有人甚至从公羊学的角度在王康先生的辞句里解读出了微言大义，确实，这种春节期间的收获岂是一种言路思路的美感所能涵盖了的。

这些非凡的个性努力是我们过春节的一部分。从这些方面看，那些十数亿人一台晚会的神话，那些寒冬腊月的春运路途，都只是中国人过春节的过渡形式，真正盛大的春节还没有来临。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可能的方向创造，既是春节的召唤，也是我们增富春节的前提。这也是我们对自家文明和地球村的服务和贡献。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能对年关有多少感觉。我自己是相当惭愧的，中国的旧书读得少，儿时的年节习俗不曾学得习来，现在到了欲说还休的年龄，面对年关，发幽情而不得，道感慨而无语。我唯一知道的是，年关是一道槛，它周期性地横在中国人心头，但当代中国人交不出答案，中国人因此无法登堂入室窥奥，从数九寒冬到小阳春，如此长时间里的休整，中国人多只能失语。真的，面对年关，我们能说出些什么呢，我们能给出些什么呢？

天增岁月人增寿。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普天同庆。爆竹声里一岁除，且把新桃换旧符。除了这些套辞外，我们还知道什么？而这些套话背后更为深厚的人情、物理、信念是什么，我们也无人提及了。但我知道，中国二三流的文人戏子们却一直想抢答也在抢答这一问题。从元旦到春节，我们一直在技术包装出的喜庆里看着他们现眼。由于有关这一文明传统的洞见阙如及其精神传承之人物的缺席，他们的现眼往往成为中国观众随喜观摩的盛大的节日演出；也因其无根无着，这种现演往往具有后后现代的喜剧性。无论是演员还是观众，中国人的言语和思维只能在平安、祥和、恭喜发财等套路上打转。

但我的记忆深处有着年关的另外内容。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后面的不记得了，网络上会有，但我拒绝用“古狗”把它搜出来，大概是有人流泪，有人歌舞楼上头。我儿时常唱的歌谣，大人望挣钱，小娃子望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时我们才有新衣服穿，才有肉吃。而富人过年，穷人过年一类的提法则更直接明了地把世界划分出界线。鲁迅写过祥林嫂在年除夕死去的事，那种感受天堂之极乐和地狱之悲苦的神经则在穷富背后发现了精神的悲喜剧，发现了观念的杀人力量。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并非集句：从中心到边缘》，诗很短：

眼看他起高楼

我冻得直发抖

眼看他宴宾客

我没有钱买酒

眼看他楼垮了

我坟墓成荒丘

眼看他生了死

这山水还依旧

现在看来这诗似乎还是有一些少年记忆和意气的。而说到穷富，就要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借债，乡里乡亲的，一年到头也就不可避免地有些磕磕碰碰，有些大言诺言豪言，更有些钱物上的典当借贷。我印象里的年关期间，乡亲们多会记起这种种的岁月波折，而采取种种办法。这是讨债的好机会，即使人们年中会两手一摊地作难，此时却必得想办法还债，否则，这个年是不好过或没法过的，除非离家出走，躲债。理由很简单，这是年关，无论是借方还是债主，年关是他们共同承认并遵守的底线。到年关了，你夏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借过我家的三斗米该还了吧。到年关了，你打针看病借我的十块钱该还了吧。

我不知道社会学家们如何看待这一社会现象，这其实不单是社会现象，它是一种文化，是习俗，是传统，是法则。确实有无赖，借贷了却经年不还，跟债主争吵。但此时人们最为硬气的话乃是，老俗言说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没钱，你没钱怎么过年，看你屋里，不是置备了年货吗，没钱你怎么办的年货，不给钱，好，那就拿你几斤腊肉抵了。诸如此类的话是我经常听到的，而欠债的也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从自己家里取东西，大者也如今天我们农村的乡镇干部进村牵牛赶羊一样（当然，今天的乡镇干部早已发扬光大并有创新，例如他们把欠他们所谓税费的农民关起来，办学习班，到村民家里搬桌椅收音机电视等一切可以搬走的家当，上村民房顶拆其房子，等等）。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你不还钱，你就是没理，你能到哪儿说通你的理去？你行不正。我小时候听多了这样的话，我确实知道它的份量；一个人不遵这理，不守这规矩，他就没有信誉，他做人就是不可信的。但万没想到的是，今天的中国农民已经不信这理了，他们虽然不得不忍受乡镇干部们“鬼子进村”式的扫荡，但仍执拗地拖欠税费，从皇粮到用货币化的各种名目的税费的转变，竟使得他们不再相信曾经义天地的至理。他们是良民还是刁民，是公民还是农民，真是跟今天的“年关”一样难以说清。

更让人难以理喻的，是民的对立面们，他们面对亏欠同样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他们的年关过得最为惬意。一年答应过的各种债，情债、借债、聚会债、演出债、稿债、政策承诺债，等等，在此时完全是莫须有无地对待。听说北京的圈子里流行一句话，年年难过年年过，而且过得还不错。那些公共政策的制订者们是如此如履薄冰地明了在复杂而矛盾重重的社会关系面前的无能无力，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是坐在大大小小的火山上，但他们却一次次地侥幸地过年了，而且过得喜庆、吉祥，收到各种问候、礼品，“送礼就送脑白金”，据说他们能收到很多这种补脑礼品，以补充他们一年里绞尽脑汁耗竭的脑力。听说那些公共人物们，如作家、名人、明星、学者专家们，他们一到年关是他们的收获季节，各种约稿、会议、演出，电话、传真、伊妹儿、邀请信、合同书纷至沓来，他们应接不暇，编辑、记者、主持人哀求着他们，用他们的话说，他们难过呀，他们没有时间跟亲人团聚，他们得赶写文章，得出席各种会议，得打着“波音的”天南海北地赶场。我宁愿相信，他们的难过，是他们承诺太多，他们算计最大化，而对欠债不还允诺不守的行为于心不安。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年年如此难过他们仍要过，而且他们过得相当不错。据说，他们年关时的收入占全年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那么，年关究竟是什么呢？我曾经想到一种思路，它可能是我们文明里的信仰情怀，也许，这种奠基了一个文明社会存在之可能的信仰情怀是我们文明应对丛林法则、应对功利算计、应对历史主义或理性的秘密，即那种历史主义眼里毫不顾惜的岁月流逝必须时时休止，那种永无尽头为明天将来做准备作牺牲的调子必须停唱，以接受审判、清算，以决定新生。用今天的语言思维，如此长时间的休止绝非是为了要“消费”或完成“扩大内需”一类的“假日经济”的，那里面一定有是非，有信念，有至善。那些以各种“伟光正”名义自居的人，以为自己无时不刻地跟学问、真理、知识在一起的人，以为自己在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贡献的人，以为自己在进行有着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业的人，此时都不得不放下心中“僭妄的理性”而回应来自年关的神秘“律令”，虽然他们并不解这律令的全部丰富性。而那些以现代理性自居来对抗这一律令及其习俗如“禁鞭”的行为，其败象固已天下周知并为世人笑。那么，年关里有我们文明存在的符码、情理则是必然的了。但我的思路如此芜杂，我想到了伽达默尔有关节日的论述，他是把节日当作跟祖先相会的。我还隐隐约约地记得，年在我们的民间传说里是一头凶狠的怪兽，驱邪避害是我们过年的要义。这也跟信仰情怀有关。这样的想法当然会让大方之家失笑，但我想，对于年关，如果我们自习俗、传统、言行里经过审慎的分析诠释和概念重构，将会发现我们的“日用”一定跟现代文明理性对生命的理解一致，我相信我们文明的习俗的核心也是对生命的至上尊重。生生之为大德，一定是体现在日常履践里。 唐逸先生说过，在自家文化传统中，发现这由过往至现时而通向未来的道，只有惊喜与感恩。

惜乎我们对于年关遭遇了知行的双重困难。在现代理性的名义下，年关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为我们“坎陷”般地不断递减掉了，如今，空剩下一种节庆的娱乐理由；就像我们拥有许多现代理性的概念却没有什么自己的经验积习和生活方式。看着“年关”二字，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唐人街，很多唐人街的入口处有一个牌楼，上面有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大字，我去了几个唐人街，我对那牌楼的印象深刻，我长久地记得它。就像非洲国家、中东地区的市集一样，那里面有热闹，外人却不可理喻，只有那几个大字还在诉说着一个古老的文明和它的谜。我担忧的“年关”或者已经如是。没有了信仰，没有了是非，没有了创造，只有庸福，只有喧天的锣鼓和爆竹，耀眼的烟花，以及众人在地上（而非鲁迅时代的众神在天上）醉醺醺地祈福并相互祝福。

　　孤陋寡闻的人往往以为他的理想在别处，在远方，或者以为他的理想永难实现。确实，理想是难的。即使一个坚毅不拔之士去追寻理想，他跟理想也会渐行渐远，他获得的最大成就，是对自己的成全。郭襄郭姑娘寻走多年，张三丰笑一句：“他死了。”她即顿悟皈依。而尼采和后来的西方圣哲寻找多年，不由自主地喊出“上帝死了！”“文本死了！”“作者死了！”仍不免于疯狂自戕――他们多未成全自己和这个世界。

　　事实上，理想、他、上帝一类的精神、对象，从未死去。在我们不知其藏身何处的时候，他们仍在维系这个世界的基础，甚至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只是他们脱颖而出，跟我们相遇，甚至成为我们；反过来说，我们寻找他们，成为他们，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这大概是精神或人生自由的秘密，用英文表示，自由不会死去，但自由不免费（free is not free！或者说 freedom is not free！）。

　　现代运动一再承诺生活的美好或解放一类的口号，以至于“搭便车”成了不少人的生活态度。工人阶级、白领或公务员式的懒惰是一种人性的事实；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构成了一种生存假象诱惑我们，使我们以为置身于一个新天新地。但是，时间或人性的本质却也一再报复我们，我们“自以为是”却终成其为非，我们并没有成为独特的“这一个”自己，也没有增进这个世界的美丽。我们最终悔之晚矣地明白，我们生活的意义仍在那种老生常谈的处境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小学时的数学原理：一加一等于二；中学时的物理学原理：任何机械不省功；大学时的神学原理：上帝不掷骰子，确实是宇宙间的最高逻辑。也即上述的“自由不免费”，即圣经教诲的：你寻找，你才找到。

　　那么，在我们这里，做一个自由民之上的自由人，需要什么样的代价呢？

二．

　　也许因为自己从事文字的缘故，小凤的声音虽然有绝大的诱惑，但看了她的“工作记录”，我才从心里认同了她。或者说，我相信她在我这里得到了最好或最不坏的休息。哦，原来她在另外一个城市里活着，呼吸着，野着，开心着。

　　我知道她是努力的，勤奋的。她并非专业，却较自如地跟著名的学者、思想家、音乐家、导演们聊天，跟前卫或先锋人物对话。在对节目嘉宾对话前，她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把嘉宾们的材料尽可能读完，作者写了几本书，她就得了解几本书，写了多少文章，她就得搜罗出来读下去。

　　我并不以为这有什么值得可说的。因为对小凤来说，与其说她敬业，不如说她自找，是她生存重大又平常的事实而已。何况要把嘉宾作为营养自己和听众的材料，她吃透嘉宾也不过是理所当然之事。她的智慧、才思、狡黠也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听过她节目的人多有领教。甚至于，听说她是美艳的，妖娆惑然的，这也没有什么可说。

　　值得一说的是，我在她的“工作记录”里读出了她自己，或我自己。她跟嘉宾的访谈，多是嘉宾在谈，她只是提示者，引导者。孤立地读或听每一个嘉宾，我们都感知到嘉宾的人生成功、文化内涵，都是对我们庸凡人生的一次挑战。我能想象嘉宾的煞有介事，一本正经，玩世不恭，或内心的悲壮感、人生感、文化感，前卫或先锋、经纶满腹或众醉独醒，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弄潮儿、文化象征，是牛哄哄的人物，是文化山上的神祇。

　　透过嘉宾的谈话，嘉宾谈出了一个个神圣的世界：书的、音乐的、影视的；嘉宾们自己也勾勒出一个个神圣化的自我：理想的、精神的、成功的。但小凤却将这些神祇唤入一个瓶子里，让他们挤进一本书里。也许他们不死，他们却也呈现了“众神喧哗”的本来意义。小凤的魅力或价值，就在于她不动声色地完成了让众神归位的工作。

　　嘉宾们当然只能那样诉说：他们讲论他们所确知的，他们见证他们所看见的。嘉宾们甚至穷尽了诉说的可能性：狂狷的、谦卑的、优雅的、粗犷的、焦灼的、从容的……他们确实多为我们社会的文化精英，他们是我们当代文化的标杆式人物，他们的言行是一种远大于他们个人的象征。小凤的魅力在于她的眼睛很少游离于个人，她的背景音乐几乎只是重复一个问题：so what?（那又如何？）

　　这是无论如何都值得强调的事实。改革开放的中国或中国文化本来应是一个全面除魅的历史过程，活跃其中的众多人物参与了历史祛魅，却又树起了新的偶像。一些人甚至给自己或所谓的精神文化加冕，一再拔高自己，那么多的人物、图书、音乐、影视，都在不厌其烦地诉说他们的思想、信念、精神、生活方式等等的独一无二、了不起或崇高一类的人性优越感受。小凤的嘉宾中也多少有这样的倾向，或说我们都太易有这样的倾向，我们容易表白自己，我们更容易把己之所欲施于众人和社会。小凤出色地以一小女子之力祛魅。她飞翔于这些真龙假龙之中，她揭示了人性的真相，她让我们获得了做一个读者听众的至高无上的幸福：见群龙无首，吉！

三．

　　我在小凤访谈的众多人物中读到了很多东西，伤感或无奈，荒诞或欣慰，有时是心碎。小凤的工作能有这样的力量，说到底源于她自身的精神自由。更不用说，在很多方面，小凤跟她的嘉宾都有着不相上下的精神高度。当然，在今天的市场时代，精神跟思想、转型、正义、幸福等等一样都变成一种可疑的词了。它的可疑在于它的自我标榜、做秀，它把自己变成项目、手段而在市场上买卖。

　　当一个人把他的人生历程当作精神世界最重大的内容时，我们当然承认其自有价值或意义。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式的人生成功，在我们社会里无代无有，他们当然可以像祥林嫂一样诉说，也可以像阿Q那要“同去同去”，他们成功的来之不易或可示范性也是确实的。自了汉或自由民当然有幸福快乐，祥林嫂甚至捐过门槛，阿Q也在未庄的天空下唱过革命的摇滚。但如果人们误以为那就是社会进步或人生的要义，就不免欺人太甚。遗憾的是，我们社会今天仍大量上演这种人生喜剧。个人的不幸不说，就是家国天下，君子之泽三世而斩。说到底，即使做了自了汉，做了自由民，自己一生赚到了，但他们的血缘同胞崩盘式的命运仍给他们烙印了蒙昧、罪苦、耻辱。这也是我们文明里精神无能精进进化的秘密之一。

　　说到底，这种经由青春的饥饿而至中年暴发的人生成功不过是任何社会的顺势模式，是一种搭便车式的人生投机。这是一种在免费的环境里弄潮、跳高的运动健将，是将至小的螺丝壳做成绝大道场的人性侏儒。他们娱乐了我们，既未改变我们的环境，也未安慰我们。他们既未以身试探生存的高度，也未检验自由的底线。我们知道，好的环境、美好的生活需要付费获得。如同我们的自由，需要在生存的刀刃上获得。

　　不经反思的生活不值得过，小凤赋予了嘉宾们生存状态的另一种反思性。她能将嘉宾们的人生材料铸造成一个真正可观的精神教化产品，因为她一再触及我们当代的生存本质，她不止一次地在生活中探底，生存的底线，精神自由的底线。当我知道，她曾经一连数天萦怀于一个满门抄斩的商人案件，难过、恐惧，从大量的材料包括网民的反应中寻找生存的意义或希望时，我能理解她的精神个性所具有的丰沛和美。我相信，正是这一次次的探底，使她的工作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做小凤的读者是幸运的。让我们都来爱她和她的书吧。

　　男人是很少交流的，男人的最隐秘、最真实的东西藏在心里。如果说有交流，他们也是单调的、留给对方解读的，即他们用行为、用自身的存在作为对话，作为典范、理念、趣味、性情。有的人也许理解了，有的人也许永远理解不了。

　　北京著名的报人杨浪，在其父去世之后，将父亲生前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整理成册，印行数百本，分送亲朋好友。我把这件事看作一种文化事件，它传达的社会信息值得我们关注。

　　杨浪的父亲 杨九声先生的一生几乎是他那一代人的缩影。借助历史、传媒和回忆，我们几乎都能说出他们一生的主题和副题、节奏和旋律。先是个人溶进了集体，而后在集体里不断地变幻身份，有时是跟随者，有时是先锋、敌人、落伍者，一切都服从集体的需要。我们可想见节奏的断续和旋律的高亢，我们可想见主题的崇高悲壮和副题的荒诞虚无，整整一代人就这样在大的命运的阴影里面孔模糊而不起眼，普通平凡而多磨难。杨浪写他父亲，“年轻时……显然是一个思想‘左’的学生。……他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南京解放他立即参军……他遭遇了那个时代最最正常的‘审查’…以后就是两地分居，好不容易调到京郊不到一年，就发生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父亲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再以后，…父亲在工厂‘支左’，后来又去了洛阳外院，再借调北大教书，好象父亲总在颠沛流离之中……”

　　杨九声先生是在财政部世界银行司离休的，他一生在事业、家庭和运动中奔波。杨浪很难明白发生在父亲身上的一切，杨浪因此有了对父亲一代人的印象，“他们的好日子过得太少了－－一生里几乎很少有几年彻底放松地尽情展开自己的生活，就象父亲，即使是在美国的几年里，也在想着给小儿子存点钱以后出来上学。他们的才能也展示的太短暂了－－也象父亲，参军被反复审查；教学正待成熟时碰上文革；年富力强时一家人天各一方；好容易拨乱反正后要解决两地分居；总算是准备好好干一番的时候身体又不行了。”

　　杨九声先生离休后最珍爱的事就是翻译莎士比亚。这个时候，退休赋闲的人的行为是少有注意的，哪怕是父子，而长大的孩子们则在时代里刻自己的标记。这个时候，一个新的历史机会摆在中国人面前，命运又一次给了中国人一个希望，每个人企望自己能够或先行达到“希望的彼岸”。悲剧喜剧仍在上演，不同的只是变换了剧中的角色。杨浪和父亲，男人和男人，就这样再一次错失了理解、交流的机会。直到父亲弥留之际，杨浪才惊觉，“男人和男人之间，有些话是不需要交流的，尽管是父亲和儿子。但是到了这时候，说什么都来不及了，我痛悔的是，在最后几年里，没有很充分地和父亲交流……”

　　怎么理解这一切呢？杨九声先生的晚年竟完全沉浸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上。如杨浪当时所困惑的，他那时于庶务与庸碌之间，很难产生共鸣。杨浪对自己的时代也认识得极清楚，“且不说出版的困难，在一个越来越表面化和物质化的喧嚣的社会里，”谁还看还来关注一本重新翻译的莎士比亚的诗集？

　　只是在父亲去世之后，只是在编这１５４首诗的时候，杨浪才带着悔疚地读这些诗句，才算理解了父亲，读一读莎士比亚都说了些什么－－那种上两个世纪的高贵的、华丽的、抑郁的和伤感的情怀－－在真实地反映出一个伟大诗人的灵魂之外还有什么能够让２０世纪末的一个普通中国老人感动，并为此付出生命最后三年的心血？

　　不管怎么说，杨浪如此尝试理解自己的父亲，并以这种印行分赠亲友的方式作为对父亲的纪念，算得上一种理解、交流，儿子对父亲，男人对男人的理解、交流。这在今天的社会，公开、规模出版不能的情况下，自费印数百本以流布，精神文化的经营如此惨淡，意味尤为深长。杨浪说，他希望有人能来读它，因为这应是翻译的愿望。杨浪还从传承的角度证明这一点，中国是很讲究传承的，每一个家庭都在进行着某种传承，这种传承如涓滴微细汩汩流淌，在每一滴水珠里都蕴涵着上游的所有元素。是否出于名山巨川对水珠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就在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而一种文化乃至一种期待如何在这似水流年中兴衰续绝，正跟这种传承、交流有关。

　　意义也不仅止于此。因为翻译，抑或创作，在极端的情况下，从第一要义上说都是自娱的，是个体自我从世界上解脱的方式，或者说是个人对生命的认知，对生活的一种应对方式，这种自行圆觉的生命行为往往是勿须交流的。自度才度人，度人是副产品，重要的是，每个人自己是否已经解动度厄、清明通透。杨浪由父亲的行为想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在起伏不定似水流年的日子里进行着他的生活和工作，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想一想在一个“越来越表面化和物质化”的社会里，一个浮泛而飞扬的时代，一个几千年累积的文明财富散乱在摆在中国人面前，中国人急切地要求得到、占有和享受时，一个普通的中国老人却在静静地翻译莎士比亚，沉浸在莎士比亚的灵魂里，这难道不是人类生活中最伟大的场景之一吗？

　　如果说杨浪用出版方式在进行一种交流，杨九声先生则是完成了一种交流。显然，翻译莎士比亚，是杨浪的父亲，杨九声先生以一生的经验所获得的生存智慧和关于生命的真谛，这是以自己的存在作为交流的方式，以自己的存在而保证的一种生命情境。这才是真正的交流，它没有义务、外在的要求和强迫，而是发自内心的要求和内心的强迫，因是它才是人生存的证明。

　　杨浪的父亲的经历再怎么坎坷多难，杨浪的时代也即我们今天的社会再怎么表面化和物质化，一切仍将要生死流转。如何在一种浮泛表象的生活中保持生命的圆润，这是杨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给我们的启示。或者，我们在这个表面化和物质化的社会里浪费耗尽了一生后，会象杨浪的父亲在经历坎坷多难一生后发现生命的真义所在，心灵在壮盛年华后对生命的体味是宁静的、高贵的、华丽的……

　　那些获赠杨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人是有福的了。翻译的高下和诗句的优劣是次要的，有意义的是杨九声先生翻译这一事实本身。他在感受、在思想、在表达，这是一切行为中最富于人性的行为，也是一切行为中最体现神性的行为。这是人的一种显示，人的一种示范，这种显示和示范维持着人类生活的水准和质量。

1995年写于北京

（本文为 2006年12月16日郭玉闪潘海霞婚礼证婚的书面证词，近日读陈子明先生银婚之际所写《荆棘路，幸福路》，感动、欢喜、赞叹不已，愿呈小文，以和大爱至情。）

在我们人类的诸多情感中，最为全面丰富、深邃美妙的，大概就是男女之情了。从伏羲女娲，也许是亚当夏娃以来，千千万万的人都在歌唱、抒写男女的感情。它是我们的本能，是我们生命的象征，又是我们在人世间的最高完成。“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子谁个不善怀春?这是我们人性中之至神至圣。”当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的时候，当桃李春风陶醉在杯酒中的时候，当晨曦吻起河边的杨柳、初夏的栀子花瓣落在夜莺的歌声里的时候，当金凤玉露、江湖夜雨十年相逢的时候，我们这些渺小卑微的个体就知道了自己的归宿。

但是，很遗憾，人们至今没能说清这种感情是什么样子，它存在，却处于流变之中。特洛伊战争中美的要素，垓下的英雄末路，长恨歌的深情，罗蜜欧朱丽叶的生死相守，红楼梦的泪水人生，人类已有的爱情都不曾给予我们当代人以安慰，爱情在我们这里仍有待确定，有待我们以一生的努力去成全它，有待于我们安慰它进而回馈我们自身。它是缱绻一时的，还是相生赞育生生世世？它是停在开始的，还是惹尽杂质的？它是一见钟情的，还是蓦然回首的？它是直觉的，还是可计算的？它是独立的，还是附丽于名利、婚姻家庭之上的？可以说，爱情包罗万有，无能穷尽，无能确定，千千万万的男女也因此从没有重复过去、他人、彼此，而是在生命力的普遍波动中实现了不可替代的“这一个”的自己和“这一种”的爱。因此，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在回答什么是爱情，都曾经面对过自我，并在自我面前自豪于跟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判然有别。

男女爱情最为纯洁的，在于它在我们漫长的一生中，以简单之极的力量把我们拔出了恶俗，我们卑微或许失败的一生因此得到了升华。我们生发的爱情，应对了庸常的岁月、黑暗的社会和乱世。这种爱情，已经是并仍然是属于宋庆龄女士的，已经是并仍然是属于林徽因女士的，已经是并仍然是属于鲁迅先生的，已经是并仍然是属于瞿秋白先生的，已经是并仍然是属于王小波先生的。

男女爱情最为理性的，在于它在我们社会坎陷的历史里，以坚忍的心智守望了身体、存在乃至家园。这种爱情展示了生存自我设定的边界，它以“少年夫妻老来伴”的爱情伴侣，验证了人性的尊严和节制。这种爱情，已经是并仍然是属于萨特波伏娃的，已经是并仍然是属于千千万万无名无数的大众。

男女爱情最为高尚、最为优秀的，在于它在我们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上，以水滴石穿的坚韧柔情，击溃了专制、兽性的家国天下生活，它把人从家、国、天下中解放出来，使人回归了人本身。在人本身的目的面前，家庭、家族、国家、部落甚至人生等等所谓的利益获得都得回答它们各自的正当性。这种质疑并抗击管制和异化的努力，最终更改了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使得自由、平等的观念在近代以来即成为文明人的共识。倾国倾城的故事，“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故事中西方一再上演。历史学家们证实，农奴制、黑奴制、一夫多妻制、男权制、种族专制、国家专制，几乎都是被人类的爱情率先也最绝决地抛弃了。

近代以来，爱情甚至抬起了它最柔弱的肩膀，谱写了我们人类争取自由最动人的乐章。从夏完淳、谭嗣同到林觉民，从俄国十二月党人到捷克七七宪章的参与者，到台湾美丽岛事件中的先进分子，爱情都成为为自由而战最坚定的战士。那些真正伟大的“天下为公”的革命家们，几乎都跟爱情难解难分，从孙中山，到哈威尔，到曼德拉，都曾经“儿女情长”，这些英雄豪杰都有着心中“最柔软的一块”，当然，在他们的革命时代，爱情甚至化身为女性而无私地奉献了一切。因此，在我们为民主社会的人性实绩表示祝贺和憧憬的同时，我们确知，其中有爱情的牺牲和实现。

直到今天，爱情仍在争取解放的人类历史里充当尖兵。在婚姻、政权、家庭、人性的专制和黑暗面前，爱情显示了它那不可言说、不可思议、不可称量的力量，爱情的自信自觉足与日月同辉。专制压迫到极致，爱到极致；社会黑暗到伤害，爱到伤害并回应了伤害。在我们当代的大陆中国，这种解放仍在进行，除了性独立出来颠覆、嘲笑社会成见和专制生活外，最优美、最纯洁、最坚不可摧的力量不是自由主义的观念、不是NGO的实践、不是中产阶级的发育，而是爱情。我们当代中国人可传可诵的爱情，都是这种人生正义跟社会正义的完美结合，都是对我们自身充分个体化又充分社会化的最好解答。这种爱情，已经是并仍然是属于高尔泰先生浦小雨女士的，已经是并仍然是属于陈子明先生王之虹女士的，已经是并仍然是属于刘晓波先生刘霞女士的，已经是并仍然是属于胡佳先生曾金燕女士的，已经是并仍然是属于陈光诚先生袁伟静女士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怀着感谢的心来祝贺郭玉闪先生和潘海霞女士，祝贺他们参与荣耀了我们当代中国人的爱情。

关于这一对新郎新娘的情况我就不多做介绍了。我们知道，他们承担了太多的东西，以他们的才情和智慧，他们本来可以过一种神仙般的日子，或者说，他们本来可以过一种小康般的和谐社会的日子，但是，就像玉闪先生的老乡、24岁就义的林觉民先生所说：“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在黑暗的日子里，玉闪和海霞相濡以沫度过了我们难以想象的苦难，他们最纯洁的心灵经受了考验，也见证了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和生存状态。

我们今天来祝贺这一对新人，不是来神话爱情，而是来见证爱情的。对我们来说，最应该致意的，莫过于我们文明的老话，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希望他们的二人世界有如公主王子一样，希望他们的二人世界又有着成年人健旺的创造性果实。我们中国人对新婚夫妇的祝福，最道地的说辞莫过于“恭喜成人”。这种成人之说，本来就蔑视任何人间的权威，它意味着青春少年从此可以自我规定、自我管理、自我完善，在我们这样一个天下文明里，一经成人，没有任何世俗的力量有权干涉他们说话、走路、交友、信仰的自由。遗憾的是，有无数的机制、奴才和生活方式来干涉我们，用存在主义大师的话，他人即地狱，可诅咒的“王法”及其走狗们使我们中国人的成人之路相当坎坷，充满悲喜闹剧。千千万万的国民徒具成人之形而无成人之实，并且在人生的展开里败坏、污染了成人世界的福祉，像孩子一样在大家长的专制生活中苟且一生。我们的文明也早就洞悉了这一秘密，是谓君子有成人之美。确实，君子有成人之美，而类人孩集成人之丑恶。

幸而我们文明里仍有成人之美，仍有爱情的赐福。今天，我们来祝贺玉闪海霞的新婚，因为他们将有成人之美，我们的社会仍有成人之美。回顾我们的婚姻爱情历史，我们可以乐观地期待自由社会在至高无上的爱情里发育、壮大。他们的相知相守，或许有他们独特的体验，但他们的爱情，跟人类已有的爱情一样，给予人间人世以关怀。对他们来说，灵性絪蕴化成大海霞光，岁月切磋磨如美玉闪现，柔情润苍生万物，浩气赋天地流形。他们生存的事实，他们情爱的付出，正纷然成全并呼唤大陆中国的黎明之光。

因此，朋友们，让我们来见证他们的爱情，让我们祝福他们的成年礼，让我们成全他们的二人世界！

　　正如李敖在大陆的演讲为大陆学人诟骂一样，易中天的成功同样会引起同仁的嘀咕，“不务正业”、“学者明星化”之类。易中天的辩解是：“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幸福服务，所以，除了一部分在书斋里潜心治学的学者以外，也需要有一部分人将学术转化为可以直接为社会现实服务的东西。因此必然会有一小部分的学者走出书斋，走出学院，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向生活，走向媒体。孔子如果生活在今天，他肯定会上电视，不然，像他那样坐着牛车四处讲学，太辛苦了。一个真正希望传播自己思想、而且相信自己的思想和研究对社会有益的学者，是一定不会放过大众传媒这个平台的。”他说的当然有道理。他的弟子兼朋友、大散文家野夫这样说易中天：“他这样深怀利器的人，早晚也必将要被镜头发现。一旦崭露头角，则肯定要成为公共人物，要面对无数大刊小报的评头论足。这是人生的一个两难困境，毋庸讳言，每个囊中藏锥的人，都渴望舞台，都愿意有朝一日脱颖而出小试锋芒。正如林语堂所说，即便做和尚，也愿到都市大庙去对万千僧尼讲经，而不想就在深山孤寺对一个小沙弥说法。这是因为热衷思想的人，多愿把自己的寸心所得传播给社会。人类文化的薪火相承，也正有赖于此。”“但大众传媒往往也是双刃剑，能成就人也能损害人。做公众人物，没有从容面对毁誉的气度显然不行。名高则谤生，这是自古而然的。连你的收入也成为市民话题时，你就别想还有什么隐私了。更何况许多同行文人，内心难问，交相攻伐，也在事理之中。于是，许多朋友看着现在的先生，就想起前些年的余秋雨，不免为先生捏把冷汗。但我知道，以他的智慧，游走于这根钢丝绳上，应该还是优裕自如的。”

　　在为易中天辩护的学人中，陈丹青是态度最为明确的一位，他说：“中国学者早该利用媒体传播各种知识和思想，这样的节目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陈丹青还说，二战前后欧美一流知识分子、艺术家、学者，都曾经高度重视媒体。譬如大诗人庞德、大哲学家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大学者约翰·伯格、大哲学家及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等等，均深度涉入公众媒体，不仅利用，那还是他们在事业盛期或晚年的重要工作。萨特失明衰老后，放弃写作，全力主持电视节目，向全国和全欧洲人民说话，一说就说了10年。约翰·伯格在BBC主持多年系列节目，几乎影响到70年代后的欧美文化形态。至于“学者明星”的说法，目前带有贬义。陈丹青说，眼前电视中能看见的所谓“学者明星”和西方相比，高品质、高品格的角色，确实稀有。但这是互为因果的问题——有英国和欧洲大陆那样的观众水准，才可能有约翰·伯格、以赛亚·伯林这样的“学者明星”。他俩要是来中央台讲，中国有几个人看？几个人懂？这种院墙深处的“经院”哲学家，大量论文都是通过媒体播出，然后编选成集。西方知识分子的公众关怀，不是我们这里能想象的。“上电视为公众演讲，要有豁出去的勇气，更要有实力。演说非常非常难。像易先生这样既勇敢，口才与所学又得其所哉的人很可贵。电视台应该给大学和民间的能人更多这样的机会，讲更多、更广泛、更有趣，尤其是更真实的话题。”

　　陈丹青如此说，他自己也是力行者。他跟易中天一样，都是善用各类媒体的大才。陈丹青以名画家身份进入公众领域，第一次是辞清华教职，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关怀。后以在鲁迅博物馆演讲“大先生”而为读者广泛关注，今年在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年的活动中，陈丹青的“鲁迅是谁”长文再次给公众以享受。他的笔才百倍于口才，关怀重过学问，但他仍然努力借用公共媒体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果说易中天是媒体学者的话，陈丹青就是一个优秀的媒体知识分子。

　　陈丹青借鲁迅话题浇自己的块垒，并与社会大众获得了共鸣：“七十年历史，是我们与鲁迅成为彼此的异类的历史。今天不论怎样谈论鲁迅、阅读鲁迅，我们的感知系统或研究手段，其实都很难真的奏效。在我们的上下周围，鲁迅那样的物种灭绝了——岂止是他，伟大的早期国民党人，伟大的早期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者与启蒙者一代，在今天的人群与人格类型中，消失净尽——而在鲁迅的时代，这些人不论为敌为友、为官为匪，但他们的伦理道德血脉教养，个个跨越唐宋，上溯先秦，同时，他们是中国第一代世界主义者，第一代现代民族主义者，第一代新型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

　　陈丹青善于借力打力，他说，“鲁迅话题”不能只谈鲁迅。只谈鲁迅，将会加深他的孤立，使这孤立更精致，更难以把握，“鲁迅研究”本该是文化研究，然而我们时代货真价实的文化在哪里，拿什么去研究鲁迅——当海涅对哥德微妙地不敬、庞德改动艾略特的诗章、巴特评析纪德的文体、纪德发掘妥斯托也夫斯基的深度、博尔赫斯偏爱叔本华的哲学、昆德拉分析贝多芬的乐谱，他们不必顾虑种族与时空的阻隔，因为他们当然地属于同一的、有效的欧洲人文大统，不曾迷失于历史谎言，更不会在历史断层的深隙中，坐井观天；当以赛亚·柏林大范围质疑启蒙遗产，并居然从康德的线索中清理出民族主义信号时，他是在挽救并丰富前辈的学说，而他纵横捡视古希腊迄今的思想遗产，乃基于对西方文化版图足够的资格与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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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回顾2006年的文化现象时，我们还要看到，我们的文化环境仍相当恶劣，如果用一句意识形态话语，不仅我们的文化教育全面滞后，就是我们的文化阵地也全面沦陷。社会管制的加重，导致新闻、出版的正常功能无能发挥。全社会的创造性力量被压制、破坏性力量在积累，如果说三十多年前的社会出版让全国人只有几种书可读的话，今天的出版则让十几亿人的阅读品位、意愿大大下降，出版界的支柱产业除了教材教辅、行业图书、就是快餐娱乐了。至于传媒，其功能几乎只剩下娱乐；不仅网络、影视剩下娱乐，就是曾经一流的导演们如张艺谋、陈凯歌等人都“装疯卖傻”地自愚愚人了。

　　这是一种制度的报应。这种报应还只是开始。以至于每当人们惊呼已经到底时，文化精英们仍一再跌破文明、道德的底线。在中外历史上改革结束阶段的精英嘴脸：“笑骂由人笑骂，名利我自图之”，也就再而三地在我们的社会舞台上呈现。

　　由丘成桐等人揭露的北大海归造假事件，让人们对社会净土的清白产生信任危机。而孔庆东等北大教授出位的意识形态作秀、阿忆哭穷的事件，更让人怀疑这些有文化的人“彼何人哉”。我国文化精英们的行为，让汉学家们都大失所望，继顾宾严词批评文坛之后，汉学家们群起攻之。这些来自同行们的评论也许增进我们了解当下文化生态的可怜处境。以至于有人说，当文化精英们都陷入污浊不堪的名利场中时，也许需要民间进入帮助一次清流运动。

　　在今天，全社会都承认文、教、卫、公、检、法等公共服务品供给价格奇高之时，在农民和城市贫民跟这些所谓的公共服务无缘之时，我们的文化精英们却在小圈子内为名利分配吵得不亦乐乎。可以想见，如果公共服务品对大部分人来说不构成“公共性”，他们一定会自造某种公共性。韦伯曾痛斥过德意志民族转型时期的士人“有学问没有思想，有文化没有灵魂”，韦伯以为这种集体犬儒或沦落将给转型的德国带入一个危险的境地。确实，如果社会只能被迫出现几个文化英雄，而整个文化阶层不能承担尊德性、道问学的功能，那么，整个社会的现状和发展就是需要打折扣的。

　　在攻击精英们的言论中，最激烈的是认为他们背叛了平民大众。这种攻击无济于事。事实上，我国的文化阶层背叛的只是我们文明的历史观念，一种植根于因果的伟大逻辑。这就是近年大众文化一再提醒的：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我在年初的演讲“今天我们怎样读历史”中提到我们的因果式的历史观：对历史或历史写作的这种信念，相信历史所具有的审判和拯救功能，可能是中国人的生命哲学之一。像孔子之道不行于世的时候，他就退而写史，他作春秋而乱臣盗贼子惧。像司马迁遭受男性奇耻大辱，隐忍苟活，也在于他相信历史的拯救，他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以待来者。秦桧设计害岳飞，一度犹豫不决，怕死后遭唾骂。像文天祥从容就义，他的精神支柱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文革中，刘少奇遭陷害，百口莫辩，只能用一句话安慰自己及妻子儿女，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至于其他人，陶铸、彭德怀、陈毅这些人，他们也曾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一个党或一个领袖，但在他们最后的日子里还是把自己存在的价值托付给了历史。

　　社会学家证实，一个家族的成就高低跟它的宅心有关，比如调查江南明清以来的一些家族，那些家族繁荣几代甚至十几代的，都有着善良、诚信、正直、谦让等等品德，反之，那些奸滑、自大、虚伪之人，虽然暴发，仍会破落。这种历史现象，如果用知识论式的历史感来表达，人们就会发展出一大套人类文化学、社会学的知识来，从中得出结论，人要诚信、正直等等；如果用宗教观式的历史感来表达，人们就会得出结论，这种历史现象在于那些宅心仁厚的人家是被上帝捡选的人。但用因果论式的历史感来表达，就是中国人都知道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直觉，使得中国人活着有一种相当踏实的认同，他活在这种历史里，他也在写自己的历史。

　　如果我们考察社会文化现象，可以看到因果律正在书写最惊心动魄的历史文本。我们相当多的文化人其实并没有历史或文化的自觉，他们多不自觉地充当了社会报应的活宝，他们自以为人心可欺，好运常在，却做了大众眼中的笑柄。他们的言行，无论他们打着什么美好的名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他们个人品性的揭露。我们的因果历史，并非不重视信仰、良知、正义、思想或知识正确的一面，但它更看重思想或信仰的人格形式、人格担当和人格成就。道不远人，人可弘道，非道弘人。

　　在2006年的这类文化现象中，最令人惋惜的是余杰、王怡等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一念之差让他们在公共领域一时难以流畅自如地表达。众所周知，余、王是近年我国社会最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之一，他们的出现对几代沉默喑哑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不小的安慰，他们才华横溢、勇敢正直，也年轻气盛，他们的勤奋、狂放人格都是我们近年来最好的收获之一。但不幸，在他们进一步做事、跟异见者、不同阶层集团的人打交道时，他们也犯下了难以原谅的错误。这一事件可以反证，在我们的文明里，要长成健全的人格，要跟其他人和谐共处，和谐理论既要有爱的内容，也应有爱的制度建设形式。这一事件还可以证实，文化人的任何重大表现，都在大众那里有最终的评判。

　　也许出于对这种种现象的考虑，被称为我国保守主义大师的刘军宁先生在一年结束之际发表长文“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面对精英文化的衰败，刘先生乐观地展望说，中国已经悄然处于一场新人文运动的前夜，中国的文艺复兴甚至正在悄然来临。中国从未如此接近过一场即将到来的真正的文艺复兴。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文艺复兴前夜的热身动作，从对古典的着迷，到个人自主意识在一部分人中的初步觉醒、再到文艺的民间化，而且躁动热切的个人无处不在。由于传媒科技的发展与普及，一个自我解放的时代正在到来。伴随着互联网而兴起的个体传播，将是中国新人文复兴运动的新景观。

　　刘军宁说，在全球化的今天，只有通过文艺复兴才能重建文化自信。文艺复兴首先是普世价值的文化寻根。只有确立、发现并承认个体的价值与尊严，才有可能找回文化自信。当时的意大利和欧洲，只能从自己固有的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和人文传统中寻找支援力量。今天的中国既可以内引自身的传统资源，也可以外联西方的人文遗产。因此，中国文艺复兴的目标是发现个人，方法不是复古、不是媚外，而是内部发掘外部引进。

　　的确，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历史里，我们没有产出多少文化巨人，没有多少精神个体，无论如何，这对我们文明来说，对每一个参与其中的文化人来说，都是很丢脸的事。刘军宁先生说得对，我们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我们需要站起来。“天地之间，个体为尊！只有个人的站立，才有中华的真正站立。西方的崛起和繁荣，首先要归功于文艺复兴运动，归功于个人的觉醒。中国的落后首先要归因于个人和个体意识长眠不醒。中国需要一场文化风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需要一场新人文运动来唤醒沉睡了几千年的民众！唤醒的目的是为了个体的价值与尊严！”

　　因此，谈论我们的社会文化，切记我们需要有这样大的文明参照。如果我们拒绝发达社会或人类文明主流的人文精神、人道主义和个性原则，如果我们拒绝自由、平等、博爱的制度性成果，如果我们依然以自家特有的情况和应付办法过日子：即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们可以说，这种游离于文明世界和世界知识之外的地方生存，其游击、自闭、刚愎的心理连光荣孤立的精神都没有。这样的共同体就真成为列文逊教授所说的“博物馆”里的“珍品”了，列文逊教授说，像儒家这样古老的传统，由于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都已被现代化浪潮冲垮，在现代中国已经没有生命力，其传统只能像躺在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一样，仅仅具有引起观赏者的审美价值。他说得太绝对，引起了另一位思想史大家史华慈的不安。在史氏看来，文明传统应该如图书馆里的藏书一样：“诚然，绝大部分的卷册可能再也无人问津。但是，谁也不能担保这些书籍就此长眠不语。”无论“博物馆”或“图书馆”，其隐喻都仍多少透露出世界范围内的地方文明之无文化的消息，这足以让我们这些自以为有文化的后发国家的子民引以为耻。

　　不过，在我个人看来，“博物馆”或“图书馆”的隐喻尚不足以说明我国文化当下的发展状态，相比较而言，自造的产物更能表明我们的文化发展水平。“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唐人街，很多唐人街的入口处有一个牌楼，上面有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大字，我去了几个唐人街，我对那牌楼的印象深刻，我长久地记得它。就像非洲国家、中东地区的市集一样，那里面有热闹，外人却不可理喻，只有那几个大字还在诉说着一个古老的文明和它的谜。我担忧的‘年关’‘春节’或者已经如是。没有了信仰，没有了是非，没有了创造，只有庸福，只有喧天的锣鼓和爆竹，耀眼的烟花，以及众人在地上（而非鲁迅时代的众神在天上）醉醺醺地祈福并相互祝福。”

           2006年12月平安日为《南方人物周刊》写于北京

——丙戌年社会文化现象述评 

　　观察我国社会，据说有一个并不“科学”的说法儿：我国社会变革不断，大致是逢六一小变，逢九一大变，一变之后，社会氛围、大众心理、文化现象都与此前相较恍若隔世。尽管社会演进中不变的仍是那些老生常谈的政治经济文化主题，但变革却让阶层、集团、思潮、流派打散、重组，同构而异质，同出而异名，新的生活方式、话语方式等等刷新了人心社会的面目。激昂的版面有可能变得疲软沉闷，也有可能变得从容；闷声发财、没事偷乐的舞台有可能变得热闹，也有可能面临选择。对2006年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变革确实发生了。最大的线索在于，和谐理论、朝核危机、中非论坛、《大国崛起》等事件、话题将多年中外分析家们讨论推测的中国角色推到了一个极端位置：我们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已经不可能再守着“韬光养晦”的老例过日子了，我们不可能通吃通占，我们必须在挑战者、搭车者、光荣孤立的领导者等角色之间做出选择。这一变革其实是开放社会必须面临的问题，即在自处和相处中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认同什么，我们现代化的政治目的是什么？在逢九一大变、1999年因我国使馆被轰炸导致的民族主义情绪主导社会以来，多年暧昧的中国身份在今年呈现了部分面容，尽管它仍不足以应对开放中国带来的尖锐问题，但多少使得民族主义、新左、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思潮落实到个案、个人之上。

　　

一．

　　这一变革，在文化领域的表现更为清晰。在此之前，文化，尤其是精英文化领域多总跟“真理宣示”、“学术知识”等站在一起，纵然媒体呼唤过公共知识分子、出版家称道过《潜规则》、《非常道》一类的公共知识产品、志愿者和维权人士盼望过社会意见领袖，但思想文化界多交了不及格的答卷，人们多只能在语言里品味文化的优越或光荣，只能在想象里品味思想的力量或前景。木子美姐姐的文化叛逆太过孤单，甲申文化宣言则只是做尽了姿态，去年轰动海内外的超女选拔赛，人们仍要把它跟政治转型、大众素质等联想在一起，在在说明，个人、个性的表达和捍卫在我们社会里还处于起步阶段。

　　但到了2006年，情况有了改变。新年伊始，胡戈先生的视频短片娱乐了万千观众，让人惊叹年轻人的才思和独特锋芒。我在2005年年底平安日的演讲“精英衰败和汉语危机”中感叹过精英文化的沦落，我预测一种更为诙谐幽默的喜剧文化现象，话音未落，即有中国式搞笑文化的上场。胡戈借用影视手段所获得的动人力量，是比过士行先生的戏剧更有普遍可传达感的形式，这是在极度管制下异化出的人性突围。自然，胡戈们遭到了上下内外的围攻，胡戈们的行为甚至“惊动了”国家版权局。不仅有力者或自以为有力者，甚至胡戈自己都认同了这种搞笑的“恶搞”命名。

　　胡戈的价值在于，他正告了一切人：不要瞒骗，不要自欺欺人，不要故作高深，不要装。他放肆地把这种社会层层围裹的面具撕破，而让我们看到生存的文化环境是何等的卑劣和虚伪。较之胡戈更为谨慎、持重的诙谐产出，可能应该属于《以和为贵》、《疯狂的石头》、《武林外传》等影视作品。这些作品风格不同，水平质量不同，或自污，或残酷，或辛酸，但它们多曲折地反映了我们汉语世界的无奈，它们既是市井的狂欢，又是人间的抗议。胡戈的行为自然冒犯了一些人，意料之外又在意想之中的是陈凯歌先生的末路名言：“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恶搞引起了正人君子或权威机构们的讨伐，但正如胡戈自己所说：恶搞的社会危害性远小于正搞。“正搞，就是一本正经地搞，认认真真地搞，搞完了让人看不出痕迹，让人不知道这东西已经被搞过。而‘恶搞’则相反，是嬉皮笑脸地搞，粗制滥造地搞，搞完了还要让你知道，这是搞过的，而且连搞的是什么都要让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知道。”我们在胡戈的自白里，可以了解胡完全是个明白人，他的言行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地关注，因为他本份，他并不把自己看得多高，他只是归属于娱乐，但他又有人的尊严，他实践并维护了“娱乐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应该警惕的，是隐蔽性强、危害性大的‘正搞’，而不是那些无厘头的‘恶搞’。‘恶搞’没什么可担心的。”

　　胡戈、宁财神们的成功表明，我们社会并不缺乏幽默的元素，并不缺乏喜剧的精神，只是这个老大的总以文化光荣自居的社会缺乏应对的勇气、经验和心智。号称开放中国而实则心态并不开放的社会一再显示了它的颟顸、卑琐、道学、迂腐，这种种心态在选秀现象中也表现得极为充分。

　　在超女选拔引起全世界华人关注之后，人们多想到了“空前绝后”、“难以为继”、“盛筵不再”。更为重要的是，民间草根的狂欢力量，青春个性的自由表达一旦进入市场、强势者的视野，后者就不可避免地征用并打上自己的烙印。这是我们时代最无耻的文化奇观，一方面几乎所有的成人综艺节目都在装疯卖傻，低幼化；另一方面所有的青春、童心上台表演时被强行要求表达成年人的梦想、政治正确和知识正确。今年的超女选拔、以及摹仿而起的“我型我秀”、“梦想中国”等选秀节目确实印证了人们当初的预想。甚至红楼梦角色选秀，也被人上升到官方、民族大义等立场上说事儿。封闭的社会和它的遗老遗少们极不适应大众的狂欢，他们一有机会就要把别人纳入到一个一统秩序里，他们似乎总希望别人非礼勿动勿言勿听勿视才觉得心安。对开放中的无知、无行、无耻、粗鄙、丑陋现象，他们貌似痛心疾首，实则幸灾乐祸或闻腥逐臭，他们的偷窥、猎奇不妨碍他们道貌俨然。当有人正搞超女、让青春少女合唱“八荣八耻”时，我们可以想见，我们社会的保守、僵化力量足可以玷污一切健康的、美的、自然的形象。

　　

二．

　　在回顾2006年的文化现象时，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社会虽然还没有出现人们期盼的意见领袖，却出现了经受考验的文化英雄。这就是李银河、陈丹青、韩寒，以及露头即如日中天的易中天等人。

　　2006年的文化变革是多方面的，我们在当下还很难把握它的全貌和意义。网络文化、互联网在这一年出现了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变化。博客是早有的现象，但到2006年，学者、专家、教授、企业家、明星大规模地进入，跟草根博客一起成就了“自己的园地”。播客也大规模地出现。网络文化的繁荣使得政府有关部门突然手痒心贪地发现了一片富源。加强管制的声音、手机和网络“实名制”一时甚嚣尘上。

　　无论如何，当文化精英们进入博客时，其思想、学问及其载体如学报、杂志、报纸等等就由高高在上的上课者，变成了距离不远的互动者。文化精英习惯的真理宣示、思想探索、学问论辩，习惯的良知正义姿态，习惯的标签流派等等，都不再神秘神圣了，它们全都被迫置身于一个更大的环境里。专业的学问、兴趣的思辨可能需要更长远的回应，但应时之作却不得不接受大众的检验。正是在这种文化传播的大迁徒中，大众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过渡才有了更现实的前景。

　　观察2006年的文化表现，可以说，真正走入大众社会的文化精英并不多，真正了解并理解大众社会的文化精英并不多，真正代言大众社会的文化英雄并不多。李银河、陈丹青、韩寒、易中天等人是难得的例外，他们不是昙花一现的名人，不是偶吐真言的媚时者，而是捍卫了人性、思想、学问和常识的文化英雄。这些人中，韩寒最为年轻，因此用词也最为激烈、草根，但事实上，韩寒主动被动卷入的各种争论中，他都表达出了一种立足于个人之上的常识感，在相当大程度上，韩寒跟都市文化中的主体——平民大众是相通的。

　　我们都知道社会有了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但我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为人性处于某种观念和模式的黑箱里不动。我们忘记了，在三十年的历史变迁中，我们中国人早已经不断地实践了如下的文明事实：人性的再发现、人性的再认识、人性的再铸造。表现在生存领域，就是我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生活方式和习俗模式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变革。木子美的性叛逆激起了全社会的哗然或看戏，以至于她未能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而李银河先生是正视这些变化并为之正名的文化英雄。

　　我国的性问题专家成千累万，如刘达临、潘绥铭等人都有可观的论述，但很少有李银河先生那样全面地为中国人的性权利辩护的。在博客、媒体采访等各种可能的渠道里，李银河都捍卫了人们的性权利和性探索。李银河的观点貌似惊世骇俗，却在方方面面回应了当下国人的性问题。她说：“中国的‘聚众淫乱法’早就应该改了。我认为，开淫乱Party之类的，只要是出于自愿，就不违法。” 

　　对影视中的性节目，李银河的观点是，带点娱乐性质也无可厚非，“性也是一种快乐，一种游戏嘛。”她认为，爱情应该“既强烈，又不排他”。“至于一夜情，只要是单身，不仅有这个权利，在道德上也完全没有问题。”李银河还提及在我国社会正日益增多的换偶现象，她明确地说，换妻应当受到保护，换妻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李银河说：“换偶活动是少数成年人自愿选择的一种娱乐活动或生活方式，它没有违反性学三原则（自愿、私秘、成人之间），是公民的合法权利。”

　　对比李银河的惊世骇俗或不讨好的实话，易中天就是一个撞大运的学者了。除了学术界同行，几乎整个社会都承认了他的学者意义。据说，易中天的新书《品三国》在北京举行全国首发仪式及签售会时，虽然主办方事先对签售的火爆已有所准备，但蜂拥而至的“易粉”还是多得超出了想像。为安全起见，签售活动进行了两个半小时后被有关部门强令中止。北京图书大厦外众多排队等候的读者非常失望，甚至有人当众嚎啕大哭。报道称，当时现场队伍长达400米，人数约3000左右，原价25元的签名书在黄牛手中被炒到80至100元。

　　在国人心中，余秋雨一度给人们展示了文学、文化的样子，但余本人的历史和品格，他的精明一时，以及他媚雅过俗的作态，最终让他成为一种流行市场的明星作家。易中天的学问、深入潜出实实在在打动了读者和听众，他给中国人展示了历史、文化的样子，他是真正把历史祛魅后讲述人们的少数学者之一，在呼应时代需要除魅历史的进程里，易中天跟电视、观众的“三位一体”有着其他学者难以比拟的优势，他成了我们社会的“超男”、“超级教授”。他的粉丝们也跟超女的粉丝一样，给自己起了“意粉”、“乙醚”这样的绰号。他没想到自己在《百家讲坛》一露脸就这么有观众缘，“我在学校讲课就是这么讲的，几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这是一年多前的旧文，应朋友之请而谈。朋友读后说，原来更严重的是大陆文化人的青春期漫长而不堪。今闻李敖有退隐之念，想起旧文，愿敖兄身心无恙，日子快活！）

　　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在大陆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应。几千万网友在网上一睹李敖的北大、清华、复旦演说，无数的文学、文化、新闻界人士对李敖表态，欲发掘出李敖的大陆意义，做出只有自己是其知己的“盖棺定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文人相轻心理表现出来的对李敖的不屑，即李没什么成就，戏子，大俗人一个；言必己出心理表现出来的对李敖的否定，即李不会对大陆的社会转型起什么作用，对大陆的听众不会有什么正面作用，没有什么真知灼见，虽然会说一些正确的废话，但属于二丑，帮闲，拍马一类。

　　我觉得这种同行间的反应是相当有问题的。观众们看李敖，意见分歧，各有好恶，各取所需。就像发誓不入我国大陆的港台歌手，仍在市场的诱惑下，没事人儿地踏入了大陆的土地。观众要么仍能审美，要么实施审丑，都无关紧要。李敖的意义类似，却决不低于此，想想精神的魅力、思想的威力、知识的权力，李敖作为一个在华人社会有着广泛影响的作家、学者，他的大陆之行自然有着更高一些的意义。那就是，他的公众活动，必然能够鼓舞他的读者；他的演说，必然会当作微言大义，被进行不同的解读，给识与不识的听众以影响。

　　但看看李敖的同行，他们那种近乎一致的蔑视，实在有些大惊小怪。仿佛大陆歌手指责进入内地的港台明星不“正确”似的，李敖因为这种不正确被他们蔑视，被他们断然划入另类，被他们用他们的行话进行贬损。或者因为李敖神州之行占据讲台的手段不正确，或者因为李敖在讲台上的说辞不正确，或者因为李敖在知识者的眼里本身不正确，或者因为李敖人品就不“正确”。而就在四五年前，李敖在大陆学人眼里，还是一个正面形象，一个有本事自己谋生的文化人，一个斗士，一个顽童。在台湾知识人作品很少进入大陆的年代，李敖是少数几个惠泽大陆数代青年的作者。不少大陆有抱负的作家，如余杰、潘多拉等人，都曾一度被称为大陆的李敖。如果没有后来的李敖，没有跟凤凰电视台合作的李敖，没有踏上大陆土地的李敖，那么，李敖在大陆的形象会完美得多。这用得上白居易的诗了：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历史是何等的吊诡。不过，白居易说的是人性的变异，李敖的经历立场却有着一脉相承地完整。

　　从大陆民众的反应来看，李敖仍在发挥作用。他在北大的演说足以抵偿他的卧薪尝胆，他在复旦、清华的演说含污忍垢也好，媚俗弄巧也好，仍展示了一种旺盛澎湃的生命力，一种个性，一种理想主义。这是数代中国知识人在大学讲台上难以灿烂展开的内容。只有李敖，华人之中，也只有李敖，这样举手投足之间，可以养人眼、可以开人心、可以启智启蒙。他是游戏的，他是青春的，他又是阳光的。

　　比起金庸、杨振宁等人来，李敖并没有不堪；比起季羡林等人来，李敖也没有无耻。甚至可以说，在李敖面前，这些用于人格之类的词语失去了意义。李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患得患失的儒家人格，他追求的是现代社会生活的自由。不幸的是，他一旦跟我国大陆发生了联系，他就仍会被传统的清议所追踪。他自污也好，蒙污含垢不忍白也好，一旦他要跟大陆打交道，他必然要接受大陆文化人最严苛的批评。

　　实际上，在这种外来的学人中，大概只有李敖经历了来自同行如此有默契的批评。我们的知识分子没有对戏子明星进入大陆市场表态，也很少对海外华人科学家、学者们到大陆来的表现进行表态，却以各种方式对李敖进行了表态。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或少看别人，但他们看了（至少听了）李敖本人或李敖来大陆的事。他们因此要集体痛打李敖。这是很安全的，无伤大雅的，至少是反对媚俗的。

　　看李敖的文化人可能不会说这是因为李敖抢夺了他们的地盘，不是因为李敖比他们更出色，更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派头；他们可能会说，李敖就是一垃圾，有什么意义。但他们这么说时，忘记了对任何已成公共现象的人物事件保持某种自由开放的心态，他们忘记了自己可能自称过是自由派学者或自由知识分子。

   看李敖的文化人可能不会说自己没本事结束寄食，不会说自己的本事只在于做大陆的教授、文化人或知识分子；他们可能会说，李敖来不关知识的事、精神的事、思想的事，李敖只是势利、讨巧，只是属于市场而不属于思想。但他们这么说时，忘记了李敖的演讲都涉及了自由、思想和个人精神，而且比他们的“行话”讲得更通俗，更为听众接受。

　　看李敖的文化人可能不会说自己的怯懦，他们自以为是的想象在想象曼德拉、索尔仁尼琴、哈威尔等人的存在奇观，一人现身而天下景从，一人立世而社会改观。他们会说，李敖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可以说得更透的。但他们这么说时，忘记了李敖如能如他们之意，是否还会有神州文化之旅。更不用说，他们忘记了，曼德拉、索尔仁尼琴等人，是在何种程度上起步。他们同时忘记了，中国是否需要哈威尔。他们更忘记了，中国的哈威尔出现之时是什么样子的。

　　经过90年代以来十多年的研究思考，我国文化人对苏东地区革命、南非种族革命的先导者们停留在想象中或一厢情愿的阶段，他们总以为先导者们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他们忘记了，在完成社会转型的关键之前，每个人的自觉努力都会成为先导者。他们忘记了，先行者是有担当、有忍让、有问题意识和行为意志的。先行者决不会争论谁更正确，更不会批评同行者是否纯洁得百分之百。清洗队伍，是流血的革命党的做法。但文人显然不应是革命者。

　　李敖当然不是哈威尔。但李敖在北大的演讲，同样是在阐明生存的正当有效性，李敖是以中国的方式讲述的。说实话，李敖用北京土话讲的中国人对抗专制的几种方式，梗了、颠了、翻了，等等之类，我国当代的知识人大多还只能归入其最不堪的菘了一类。

　　用我的一位朋友的话说：“他是老了，可是谁比他年轻呢？他可能在媚俗，媚雅者在哪里呢？他在瓦釜般胡言乱语，可在哪里能听到黄钟大吕之声呢？五十六年来，谁见个这样的老头，在北大，在清华，在复旦凭他胡说八道，纵横捭阖，让一些人紧张，让一些人快乐，让一些人愤怒，让一些人肉麻，让一些人心痛，让一些人气闷，让道学家听到淫，让愤青听到喜乐，让革命家听到妥协，让当权者听到不知所云？”

　　看看李敖的文化人，我们固知李敖有问题，但也明白，我们大陆的文化人太没有眼界和识见。它说明我们大陆文化人缺乏一种健全的社会角色意识，缺乏一种文化自觉，更关键的问题可能在于，我们大陆文化人缺乏一种立身处世的“安全感”。文化人一度跟随其他的社会阶层厚诬我国民众的素质低，或在这一指控面前无所作为，事实上，看看他们的问题意识，可以说素质一词的出现对他们才有某种意义。

　　李敖的文学成就不是很高，这是不用讳言的一个事实。只有中学生式的文学审美能够从李敖的创作中受益，因为李敖自己一直是一个文学青年。他年轻时有过如同大陆撒娇派内容的名文，老年人和棒子，等等，控诉、反抗过老大专制的中华文化。不幸的是，他的心智一直停留在这种孩童状态，即我所谓的类人孩阶段。他的创作和他的生活很少进入理性的可以交流沟通的成年层面，他停留在自我中心水平，而无自我和他人意识，朴实地自处并平等地跟他者共处。他甚至不曾走过我国文化人的必经之路，为官学接纳，做政教合一式的学问，做官民通吃的清流，或者功名成就后，开门立派，做大人状，着宗师相，装德高望重貌。他仍像一个对知识有无限渴求的孩子一样，津津乐道于自己学海泛舟的发现。

　　但一个人的自我认知是一回事，他对社会的作用是又一回事。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大抵非凡的言行，总是出自一些不为庸众所能理解的怪才、疯子、特立独行之士。这些异行，从一种个体的立场上丰富了社会和人性的经验。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二三流的知识、创作对于个体甚至阶层的启蒙导引力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正在于人们身处的不是一种“开放性”的社会，社会并没有进入良性发展的状态。我们已经说过，李敖大陆之行的效果，说明这个沉闷的社会仍需要一种新锐的声音。我们甚至可以说，大陆文化人今天所学得习到的“温柔敦厚”，对社会的转型并不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反而在相当的程度上，类同于传统王朝的“是何心肝”、“彼曷人哉”。人类文明的长足进展，需要的是革命性的人物事件为之催生，哪怕那些人物有极为古怪的个性。

　　李敖不是对此没有意识，但他的选择是个人性的。他不需要社会的现实认同，他是以个人的努力或见识在向历史、文化、政治致意。因此，知识界、新闻界、政界对他的讽刺，在他那里不会有什么意义。说到底，知识界也好，新闻界、政界也好，并没有占有社会名利之上的更高的道义资源。说到底，当代汉语世界的知识界、新闻界和政界，其独立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是可疑的。我们的知识界、新闻界和政界对年青人个性的压制有目共睹，年青人的驯服只是一种港片台词“算你狠”式的心理，他们最终要长大，接管前人的事业，他们最终报复社会和大家。李敖没有借重任何个人以外的力量：知识谱系的、政治的、资本的，他不是表达真理的声音，他表达的是自己的声音。有人说，他是超前几十年的木子美，是当今的超级女生，我们应该承认，这是对李敖最高的赞誉。我们甚至可以预言，木子美也好，超级女生也好，最终回归平常，做一个众人眼里合格的中国人，但李敖保持了他的生命理想。木子美、超级女生等人，之所以成为不了李敖，欠缺的不是公共关怀，任何有一点社会经验的人很快能够学会公共关怀，但他们欠缺的是李敖那种一生身心以赴的热情和执着。

　　可以说，李敖最大的创作成就，是创作了自己。“把自己的岁月变成作品”，是李敖的拿手好戏。这是多少中国文人学者梦想不得，或有心无胆的事业：一个活得自在、潇洒、阳光的人。我们的文化哺育下的文人学士，不是没有追求，只是这种追求总只是“小人”（乖巧的类人孩）式的英雄一时一地，只有真正的英雄（成年人）才会英雄一生一世，只有李敖这样偏执型的类人孩，才会“英雄”两岸三地。想想看，一度反抗专制极权的“80年代新一辈”给过人们巨大的希望，因为他们当年表现了非凡的个性，而今安在？已经完全在大陆社会如鱼得水了；新的千年世纪里，我国年青人只能借助于网络或影视表达个性，但去年的超级女生，而今安在？已经被市场、社会收拾得中规中矩了。

　　的确，我们社会里，才惊海内的文章之士、学究天人的通儒大师、挑战专制的仁人志士，代不乏人；只是几乎全部如流星般划过天空。我们社会的悲剧闹剧依然，似乎其本质永远不曾改变，改变的只是剧中的角色。甚至在其中表态的精英才智之士，也是风光一时而已。网络关站、民众抗争、学校改革，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贤达们明快的立场，他们的表态是那样知识正确、政治正确而又市场正确。但我们很少看到有人够得上“社会表达”的“持续性的呼应”（樊百华语），我们很少看到有人能够一以贯之。大抵不外是，那是敲门砖，名利敲开，应该爱惜羽毛、保持低调了；或者有了成就，已堪自慰：我说过了，我的良心安宁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自以为精英者流，他们辩解自己的正当性时，常常会说到自己有过什么成就，甚至一个小报的记者，也会朗声诵出某年某月他的一个报道获得什么奖，他是对社会、文化等等有过贡献或责任的人啊）；或者被人警告，不得不退为旁观了。在这样的聪明人看来，李敖实在是个有点讨厌的人，难得平常交流的人。

　　因此，李敖的潇洒其实也只具有个人意义。年轻人可以羡慕，但最终会消溶于中国社会，成为我们社会的庸人或成熟了的“心肝”。“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需要的是一生的努力。虽然对李敖来说，做到这一点不难，但他活得并不容易，他是独狐求败，汉语世界少有他的朋友。就是说，李敖的存在也只对有着相同追求的人有意义，李敖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立德立功立言等太上不朽的人。我们当代的文化人也梦想这种种不朽，但他们忘了，那种靠自己的机巧权变成就大德，是缘木求鱼；那种不及物、不近情理、不事实践，以为言说三分天下、思促社会转型、小有所动即成时代事件的立功，属于痴人说梦；那种自以为横空出世，闭门造车，精心巧构，即能一言为万世法的立言，属于有自我认知障碍的一类人。我们当代的社会转型，有太多这样的文化人。李敖是否属于这样的人，他内心是否也这样想过，我们无从得知，只是从李敖一生的“行状”言，他不属于这类人，他拚杀了一生，完全在于立人，他成就了他个人。

　　李敖自承晚年变成了一个演员，因为更适合他生存的台湾专制时代已成过往，台湾地区、大陆港澳等地，对他都不成为战场。一旦他生存的土壤已经完成民主转型，他就再没有战场，其他的专制地区也不是他的战场，而是他的市场。在这一点上，他跟索罗斯等人是有本质区别，也是我们的文化人容易忘记的。在索罗斯眼里，专制社会既是他的市场，也是他的战场。索罗斯的战斗也会诉诸勾兑、行贿，那么李敖在演说、小说的帮闲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说到底，专制社会的变革需要其内部上下人士的努力。我们唯一对李敖表示不满的是，他的演戏意识太强了，以至于真的会成为假的，而假的会成为真的了。

　　李敖不再是反专制的斗士，反而是市场上的推销人员。这一点，他有自知之明。向民治社会的民众和精英推销人生的才学经验，已经“伊于胡底”了，甚至可以说非李敖所长。因为他的长项就是夹缝中的灿烂，米粒之珠大放光华，他成于夹缝。他的市场或说战场也就在夹缝之中。因此，他虽然只具有学生式、类人孩般的学问，也有着战士不老不死的智慧，他敢于到大陆港澳来大言炎炎。这一点言行，已经足够该地区的听众们“学习领会”的了。

　　就是说，李敖虽然自称家人，但他仍属于外来的僧人，他的言行仍对转型的社会有意义。倒是我们的不少学者和记者们毫不见外，从自己人的角度指责李敖，在李身上寄托自己不能一以贯之的勇敢、正义、学问、思想，希望李敖能担待这种种好梦。不幸，李敖从不如人意。

　　最后一说，文人学者的反应有点像历史上的“濮议”事件和大礼议事件，这当然不能类比。更可以说明的李敖大陆之行反应的，可能还是大陆的顺口溜中的一句话，工作搞不好的原因之一：“像是跟老婆睡觉，自己人老搞自己人。”或者，我们的文人学者已经不把李敖当自己人，就像一群猴子，被主人豢养或被管制，一只外来的猴子到主人脚边走了一圈，这群猴子就对其喧哗狰狞，如中风狂走之士，如仗节死义之徒，因为清理门户，纯洁队伍，因为那只猴子可能是一个奸细。

我的一个学生通过一家新闻单位找到我。十年过去了，学生已然“小康”，老师依然“寒士”，甚至比十年前更加衣食无依。当年就无师道尊严，今天更是平辈相处。学生是来找老师为其打工的，老师拒绝了。学生最 后请老师客，言谈举止，都掩饰不住成功人士的喜悦优越。学生表白说，他承认自己属于“青春暴富”，但他的成就全由自己努力而来，那些边缘穷窘之人真是失败，而他们之所以如彼，是因为他们懒、不勤奋，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话就让我不爱听了。我记起了为人师的“天职”，提醒学生人生相当丰富。机会是否平等另说，但人生有无数种活法儿，那些不如你成功的人，其幸福感未必不如你强烈，他们人生的风景甚至比你更美。我又说，你自以为的成功未必是一种成功，比如你的生活可能比你看不起的人更紧张。学生承认他的生活压力大，相当紧张，但他觉得，有富裕成功，其他已不足论。

跟学生分手后，我一直在想这次碰面。我受了一点点小小的刺激。虽然身边的成功人士日见其多，但没有比学生的暴富更让我突生“好为人师”之意了。我们以前把“让一部分先富起来”作为一种口号、一种政策、一种战略战术，很少想到，这种策略如此成功，成就如此迅速，我们更没有想到，该如何跟“先富起来的人”对话。换句话，到社会以富裕成功来划分人群时，不同的人群该如何相处、共处、交流。虽然近年舆论已在讨论“财富的品质”一类的话题，而私下的交流则有不少成功者对弱势的轻侮，但这类话题过于尖锐，过于紧张。我们需要的是，不同人群的沟通有效、和谐、有建设性。而这种沟通的前提，毫无疑问，首先是暴富族们对自身的认识。作为老师，我不好意思提醒学生，人不代表金钱，人不是生来是要向别人显示自己是有资源的，人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他是一个完整的人。

因此，我觉得社会成功也好，青春暴富也好，都需要明白自己是什么，如果不自知，而骄于世人，那真是不知道让人说什么才好。他们知道什么叫成功，叫富强吗？有回忆改革开放的文章曾提到邓小平先生的一件趣事，他去美国访问，美国人让他看了休斯敦中心，他出来后一言不发，回到北京，只对他的同事们说，“我看见了现代化”，他因此执着地促动中国社会开放、改革。他后来还有一句经典的话，我们的开放不是对南斯拉夫开放，不是对非洲开放，我们的开放是对美国开放。这话如此明确，其实饱含了极丰富的内容。那就是我们必须至少跟文明的最前沿站在一边。邓公的伟大或渺小早已属于我们的历史，他为了自己的理想，甚至不得已地提出“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权宜方略，因为他深知我们的差距太大，必须尽一切努力尽快地迎头赶上。但是，今天不少暴富起来的人忘了这一点，他们“小富即骄”“小成即坠”，他们完全不解真正的现代富裕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暴富跟非洲的王公部落、跟海湾地区的暴富没什么差别。

暴富者们还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中国传统所谓的“人阔变脸”，使自己不成其为人，他们的言行举止无不暗示着，他们是有钱的，有权的，有知识的。他们眼里的亲友或边缘底层一下子成了他们的对象，供他们无限的赏玩、嘲笑、怜悯、厌憎、嫌恶。一个转型社会的紧张，一个现代化进程里的分化分裂，因此不难想见。暴富者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来处，忘记了穷窘状态下的平常心、理想、充实的人生感；暴富者们更忘了，人生有无数的可能，有的人可能只愿意过内心生活，有的人只顾过创造性生活，有的人只愿意过简单生活，过纯朴从容而平淡的生活。暴富者成功者可能是社会的中心，舆论的关注焦点，但真理价值并不必然站在他们一边，人生意义也不只有他们能够体验。在人跟人进行充分交流时，富裕成功绝不是交流的媒介。学生在提到老师的处境时，说是自己不如老师“还在坚持”，似乎老师的生活是一种已不切实的理想。我提醒说，这当然是人生机遇，有命运的成分，可同样是老师自己的选择，命运可能是被动的，但选择却是主动的。就是说，这是一种我认可的生活。

今天的富裕成功者更应该善记他们的机遇，即他们更多是一种命运之偶然，暴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就是说，这些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历史进程里“先富裕起来”的人们，只不过是历史之手书写的社会文本，是命运附身其上的目的之工具。他们成功了、暴富了，只是历史辩证法的胜利，他们自己却仍有待展开，有待完成，他们被动地撞大运地走到这一步，他们还没有主动地选择过，还没有作过主。以前中国人常把个人成功归功于领导、社会、家庭，这种说辞虽然空洞得可笑，可是这种思维仍有极为重大的合理性，甚至在今天有着极深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我们不一定回到邓公的后半句话里，“然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但先富起来的人却是改革开放的社会意义的一部分，他个人的人生意义、甚至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必须自己去寻找，去实现，他必须从无能自主走向自立自主。而到目前为止，相当多的成功人士，更遑论“青春暴富”一族，他们还只是有待完成的子民文本。

我们似乎已经完全被一种现代生活的潮流裹挟而行，这种潮流不是一个“时尚”所能概括得了的。当孩子们嘲笑或痛心疾首于父辈的壮盛年华趋时媚俗时，比如胡风事件中的告密，反右运动中的构陷，文革中的愚忠，八十年代的空疏，我们可以作证，这种生活有着将人管制或异化的先天性优势。它的确定性或强大使得一切个人的生活无法确定，无能自主，它的游戏或表演让今天的孩子们溺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以我们父辈祖辈的人生经验，他们已经经历数十年的斗争时代和建设时代。余生虽晚，我和同辈人却也目睹了阶级斗争话语、文学和人道主义话语、经济建设和发财致富话语、法学话语等不同的时代精神主宰生活的社会变迁。

这种现代社会的繁复生态，使得学业、志业和职业“悖时”或“背时”者总处于一种落寞的地带。俗话说，生错了时代的人是薄命的。更不幸的是，那些自以为生错了时代的人，其怀才不遇的情状也是可怜复可笑的。“余生也晚”，这话里有多少失落和遗憾；“未来将会证明”，却又极为自负和傲慢。这种人似乎真的命中注定跟热闹的生活无缘，他们是旁观者，是失语者，因为他们的旁观，所以他们把握不了时代的真精神，他们是不可靠的意气或情绪的化身；即使他们是一群人，是民众，“民意”当然也是靠不住的，“民意”有时极不着调。只有那些髦得合时的人才是生活的弄潮儿，是歌唱者，用过去流行的话，是“放歌”者；就像在今天，似乎只有社会科学背景的人才有资格谈中国问题，最后，当农民问题复杂化成三农问题时，似乎只有三农专家才有能力来谈论兴农富农；当社会问题化约成正义问题，正义问题落入程序或内容的圈套中时，似乎只有法学学养的人，才有资格谈论程序正义或内容正义。

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可怜情境。我们当然承认专家学者对于认知现代社会的作用，吉登斯在论述现代性时，就认为“符号筹码和专家系统”是最强大的驱动力量。但在我们的现代化进程里，我们给予“符号筹码和专家系统”的希望太高了，以至于我们不能以平常心对待。我们曾以为市场经济“万能”，产权关键，一股就灵，制定决定一切，法治可信，人权可爱，私有化或公民观念最重要，等等。在表达当时的话语观念时，我们以为自己是如此地贴近发展进步的中心地带，我们跟时代站在一起。当经济学话语取得霸权时，人文学者和社科专家都要张口闭口地谈论成本，资源，硬约束一类的概念；当法学话语取得霸权时，任何人得让位于宪政、正义、权利一类的概念。这种话语中心主义甚至使得媒体都喜好一种简洁的言路和思路，它要求说话“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等等。媒体和作者的互动，虽然确实有利于时代精神的表达，但他们追求简化不仅忽视了多样性、多元社会更丰富的人生意态，而且往往陷入更复杂的观念论争之中。

因此，那些自以为生逢其时的人，那些放歌者才是最为不幸的，他们以为自己是时代或流行观念的宠儿，却把自己托付给了一种观念，他们是媚时者。悖时者在经验或体验时代，媚时者却在表达或把玩时代。无论他们以为生逢盛世还是自己赚足了人生社会，他们在表达自己时，却总是以时代的观念在表达。这种种观念当然有推动社会进步的一面，但更多的，观念是在相互冲突之中。这些成功名者或时尚人物因此只是观念人，处于不同的话语观念的争斗中，他们从来没有回归到一个人的生存性感受中。今天的专家学者也注定为大众唾弃。

这种过于紧张的时代氛围或过于排他的话语规范，使得我们社会相当丰富、相当重大的事件和时代命题呈现出某种不无荒唐的结果。一句话，人们被弄糊涂了。其实，我们只要承认每个人都有其最基本的认知能力，我们就应该想到人们并不糊涂，人们是被观念话语、政治正确性一类的说法儿给说糊涂或绕糊涂了。以前两年社会上议论最多的事件之一——刘涌案的讨论为例，擅长经济学分析的 茅于轼先生在话语、观念的缠绕面前不无感慨，他说了一句大实话，怎么判结果都是输。擅于官僚式表达的人也曾经感慨，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怎么开口都要招人骂——仿佛他很大义凛然或极为悲壮，这也是今天我国精英们仍无反省意识而招摇于市的心理基础。

因此，我们必须想到这种现代发展的怪现象也许只是我们的特色，那些更为健全的社会并不必然总是趋炎附势，随波逐流，媚时做秀。同样是程序正义与内容正义的争斗，辛普森案的判决因其公开性闹得沸沸扬扬，一国人都动了感情，全世界人都做了观众，最终怎么判都是赢。

检讨我们社会话语变迁的历史，那种观念的改变或进步多只是少数人的事，放歌者虽以为在表达一种观念，在说出某种真理，他们其实是在小声嘀咕，是在暗箱里传布观念。因此，他们会有说错了话，表达错了观念，而不断趋新媚时的表现。他们跟社会有相当大的距离，自然“怎么判都是输”。梁启超当年认识到，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在于他们信奉的都是精英立宪主义而不是国民立宪主义，现代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不是靠一些变来变去的观念立国。一国国民从来不是无知无识者，他们是明辨是非的，他们有善恶观念，有良知正义。他们在时代话语或专家学者面前的失语，反证后者的失职。农民在三农问题专家面前的茫然，当事人在律师或法学家论证面前的手足无措，以及我们在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文学等视角面前的无话可说，反证后者的张扬姿态和横霸嘴脸。但正如王力雄先生说的，不要跟我谈经济学知识或法学的后盾，不要说自己有学理支撑，我信任天理，我知道人情。

四．

但是，只要给予他们机会，这一代人仍表现出足够的智慧、才情和正义感。那些浮出水面的年轻朋友，如姚明、韩寒、丁俊晖、浩风、林江仙、曾金燕、姚遥、楚望台等人，都表现出可观的才华。以韩寒举例，同样“口吐真言”，他就比同样说“皇帝没穿什么衣服”的余杰更为坚韧。余杰的战斗堂堂阵阵，韩寒却多了游戏、刻薄、个性、世俗。陆天明之子陆川说：“韩寒就是车夫素质。”但这个“车夫”不仅赛车玩得好，就是评论各类社会现象，都比大人君子、精英暴发们要地道，一针见血，韩寒说出了大众们的心理话，那是一种完全站在自己个体本位上所说的话。

正是立足于个人本位，而非纠缠于血缘、地缘、民族、文坛、国家、学问等名利场或人情场中，韩寒们的言论都可圈可点。李敖曾痛恨专制社会的御用作家，认为他们都不够作家之格。韩寒跟李敖或曾以“大陆李敖”闻名的余杰不同，他只是说：“什么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也都是花圈。”当韩寒听说作协的作家沿街乞讨的事后，他说，任何真正的当代的作家，爱国爱人民，但不能是由政府养或者作协养着的，盼着这钱过日子，你就是贱。中国作协的专业作家制度是非常愚蠢的，全世界可能只有朝鲜还这样。韩寒说：“入作协就是一个作者堕落和失败的开始，是最无厘头和不务正业的事情。这次的巴金之后的将要选出的第一任作协主席就是堕落失败和没骨气的典型，愿您统领着中国最大的年轻二奶和年老二奶奶群体，奔向诺贝尔。文学奖是够呛，我要是评委，肯定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这组织。”

我们说，任何转型社会都需要对既有权威、知识的怀疑批判，才可能完成民族社会的历史任务。但在转型途中，各种专制反动的力量总是想建立并标榜他们的主流标准、市场准入制度、知识正统谱系、德性荣辱条目。正是有了韩寒这样的一代人，转型社会的怀疑批判工作才不是由一场运动或几个人来完成的，而是一代人开始从无家教无权威中起步。他们像战士一样，深入社会的各种煞有其事的地方，把那些本来无一物的闹剧撕破，把那些自以为是的奴才奴隶子民臣民戏子的嘴脸或德性面具撕破。

像韩寒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在代际的表达中千差万别。比如《大风》杂志的年轻朋友们，同样属于这一代人，他们虽然年轻，却本着极为严肃的态度，在上几代人失语下岗的情形里，创办了社会思想类杂志。我曾经说过，林江仙主编的《大风》是最真实的“中国年鉴”，是2000年以来中国最好的杂志，也可能是1989年以来我们文明转型期最好的思维形式。

更不用说，在社会空间日益扩大的今天，这一代人在对宏大叙事的放弃中，关注了身边具体而微的事务。他们关注公益、慈善，关心环境保护、动物保护、弱势保护，从不掩饰自己的声音。像楚望台、姚遥那样二十出头即投身于社会公益的人数不胜数。 11月6日，热心公益、投身艾滋病救援工作多年的曾金燕到印度参加印度社会论坛期间，得知自己的博客“了了园”被推荐参加2006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一起被推荐的还有“花花世界”、“非常真人”、“韩寒的博客”、“柴静的博客”等等（几乎全是这一代人）。在曾金燕的感受中已经有了代际意识：“韩寒82年出生，比我大一岁，是我高中时的偶像。印象深刻的是，高中时读完他的书，我心想完了，人家如此聪慧，十几岁就做了许多人一辈子也做不成的事情，我却还在没日没夜地、循规蹈矩地为残酷的高考准备，恐怕一辈子也赶不上他出息啊。”这一大刺激力，让她觉得非争一口气上大学不可。今天，这个年轻而非凡的女性已经成了我们时代的“圣女”。

我们知道，这几年社会开始承受多年改革带来的反动，由几代人向自然、社会、人心秩序“要债”的心理，那种对自然、社会、人心环境“分光吃净”的做法，已经有了报复性的反作用。我们生存环境的总体性报复从空气、土壤、水质开始，到我们身边的动物、同胞，这种斗争至今没有有效的解决之道。非典、禽流感，鸡犬不宁，从猪、牛、鱼，到猫、鸡、狗，每年都有无数“人类的朋友”因被怀疑是带菌者而惨遭杀戮。从鸡瘟到狂犬病，到最近的“狗患”，大人们、社会管理者们在清污之余，总要制造出莫须有的“敌人”，以确证自己是否安危，从同胞到物类，暗暗地杀戮可以不为人知，公开地对狗事大感兴趣并大动杀机却让年轻一代人都看不过去。这一代人因此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羞愤和蔑视，甚至不久前，近千名以年轻女性为主的独生子女一代还集会表明对禁犬活动中暴行的抗议。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见小利而忘义，临大事而牺牲”。

因此，我们有理由对这一代人怀抱期望。他们尽管是跟我们不同的一代人，但他们仍是我们的血亲同族，他们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行为，比起我们主题先行式的人生投入来，于人于己也许更有成效。他们可能没有理想，没有坚实长远的目标，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因为合于个体本位而更有益于国家社会的发展。也许像胡适之曾盼望的：“争个人的自由，即是争社会的自由。”这样的一种争，只有在这一代人身上才显示出效果。

五．

按我国执政党的论述，改革开放的历史是我国上下同心抛弃极左路线的历史。历史学家们都以为这一历史是重新接回鸦片战争以来现代转型的历史，是回归世界和人类文明主流的历史。李慎之先生、余英时先生等中外大家都论述过“总体性社会”的发条松动之后的历史进程，将是完成现代转型的历史。这一代人出生之际，正是神一样的毛泽东去世前后，是“总体性社会”的发条松动、“党天下”解体之际，因此，并不理性地猜测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在于终结“总体性社会”、彻底告别极左或专制路线、完成现代转型，也许仍是有道理的。

但如前所说，要全面地描述这一代人是困难的，概括他们的代际特征和中国意义更是一件冒险的事。何况，任何一代人，在社会进化的历史里，如果不能主动地创造或幸运地遭遇历史性事件，那么，他们的代际意识、代际效用、代际使命很难现身。

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迟迟不能完成转型，那么，无论这一代人个人成就如何突出，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可以让我们惊喜，却不能长久地给文明以安慰和保证。因为他们言行事功虽然独立，却难能上升到国家社会层面，服务于中国社会，进而为世界文化服务。如果他们的汉语写作不能服务于国家社会层面的文明人格养成，那么，虽然他们比胡适、余英时们更易进入国际社会生活，但他们的成就难以望胡、余之项背；个人或代际的命运自我规定，或许无关他人，但文明、大众、社会的福祉高低却也因此决定了。胡、余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之所以有此光芒，因为他们有文明的自觉、有我国文化的身份认同、有推进同胞个性福祉的圣贤用心。

我国人常有生逢盛世一说，这一代人是否有此感慨还不得而知。至少，我国是惊魂未定，我国史大事未央，对这一代人来说，在他们的一生中，肯定有事。

一．

余英时先生今年获美国“克鲁格人文奖”，奠定“西方学界继胡适之后不作第二人想的中国知识精英大师”地位（中国时报评语）。据说这一由电视大亨克鲁格资助，由美国国会图书馆设立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其目的在于“弥补诺贝尔奖之不足”（诺奖没有人文奖）。该奖自2003年创设，除去年无人获奖外，余英时先生是获奖的前五人之一。这一殊荣可以反证我华人有能力站在世界知识的高端，而服务于全球化时代的个人和社会。

但事实上，在世界知识或人类文明的前沿光照下，我华人在功德、思辨、学识、道义、现代人格等诸多方面有着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嫉羡”心理，这一并不自信的状态延续百年，至今不绝。令人伤感遗憾的是，一百多年来，我数代华人前赴后继，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多难如愿，反而多小康小成即堕，甚至装傻充嫩，做秀变脸，“三帮”（帮凶、帮忙、帮闲）营造了华人世界的“好地狱”。每一代人的青春激荡不久，就永远地消溶于华人世界的“死水”之中，华人世界、我国历史的进展永远有待新一代人的上场。今天，历史正瞩目于风华正茂的二三十岁的青年，大体上说，是1976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

按照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们的模糊分类，我国近现代史有着十年一变的现象，十年一代人。我国上个世纪下半叶在言行事功上有着消失的四九一代（华人世界应是余英时、李敖们为代表，他们青年时期的心理世界面对了国共逐鹿的家国天下兴亡格局；在大陆则是略长、成名也早的储安平们为代表），五七一代（大陆以刘宾雁们为代表），六六一代（大陆以聂元梓们为代表）。改革开放时期，在社会上起作用的则是四五一代（以陈子明、秦晖为代表），八九一代，即六十年代生人（一般以为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1966－1975）出生的一代人）；用我曾经的说法，当代社会的转型，四五一代是在manage中国，八九一代则在rule中国。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四五一代还是八九一代都过早地进入历史、融于中国。八十年代曾有流行歌曲寄望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今天的社会如仍寄望于更有效的历史转型，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九十年代上场的一代人，即七十年代出生的新人类们。

二．

1976年前后出生的人有什么特征？他们跟上几代人有什么异同？他们会把中国带入到一个什么境地中去？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尚未有一个较为明晰、准确或统一的答案。人们见仁见智，或者说他们自私、冷漠，或者说他们天才、纯真，或者对他们抱有天大的希望，或者对他们不抱任何指望。

但事实上，这一代人在其出生不久，就听闻了社会变革。尽管他们童年、少年时期的政治色彩日趋淡化，但他们在名份上仍是“祖国的花朵”、“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革命虽然不再是他们的旗帜，但改革却在他们心里有着不可置疑的权威。革命运动虽然少了，但改革运动却伴随了他们的成长。四五一代的红卫兵角色、八九一代的红小兵角色，他们虽然没有体验过，但“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蓝图仍在他们幼小的心里留下了印象，他们耳濡目染过“五讲四美三热爱”，知道“四有”新人，听说过“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虽然他们喜欢“猫和老鼠”、“迪斯尼乐园”、“侏罗纪”，羡慕比尔-盖茨、施瓦辛格，但他们同样知道毛泽东、邓小平、胡赵，自然，他们更熟悉江泽民、胡锦涛。今天的他们也许不再乖了，而是冷漠了、变酷了，但他们跟政治一开始即难解难分。

尽管如此，这一代人确是一种“新的人类”。祖辈父辈那种单位制或集体制生存方式的解体，使他们也深受影响。他们组织起来，也不再是一个集体，甚至连群众队员都算不上，他们基本上裹挟又不得不旁观。社会运动走马灯地从眼前晃过，江山代有，人才辈出，但无他们置喙的份儿。因此，他们既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理想体验，如上一代人身上的终生痛苦：“我年轻时体验过一种高尚的情操，我至今不能忘掉，这是我的烦恼。”他们也谈不上有什么具体的生存目的，那种人活着一定要有个规矩方圆的东东在他们那里是不存在的。他们作为一代人，至少今天既未显示出代的意识，也未表现出代的整饬意味来。

更重要的是，这一代人生于龙年前后，他们基本上是独生子女的一代。在他们上面，有几代人的宠爱；在他们身上，寄予了几代人的希望。所以，他们在以“穷”为革命标志的几代人面前，是最早享有物质丰富的一代人。得天独厚，要风得风，几代人来为一个独生子女服务。他们虽然不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但他们很少体验“一穷二白”的家庭和中国社会含义。尤其是在城市里长大的独生子女们，更是生来享受了父母长辈们过量的关爱。八九一代人曾被称为“天之骄子”，独生子女一代则一度被称为中国的“小皇帝”。

三．

正是在家中作威享福的成长中，这一代人虽跟政治难解难分，却跟政治离心离德。如同真正的小皇帝也被绑上政治事务或运动中去，却天然本能地耽于孩童的快乐享受。尤其是在几代穷得没有文化教养的长辈宠爱中，这一代人放肆地认命，很少能意识到时世气运和人格努力的关系。

他们是没有家教的一代。上几代人，无论如何“斗私批修”，“大义灭亲”，在成份论、血统论、忆苦思甜等“革命”运动中，血缘亲情的传承仍不绝如线，家族、家庭、亲人的感觉是他们生存的背景和心理支撑。在革命年代，富贵人的家族有着不同的规矩，穷人的家庭也有着千差万别的交流方式。无论革命如何革，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大陆主体上仍属于农耕文化，每一个人的亲属七纵八横，给予了他们各自独有的成长记忆、家庭生活和教养。

但这一代人不然。公社解体、国企改制，虽然让工农大众重回到个人生计中来，人们再也没有回到小农式的文化氛围里，反而产业化、公司化日益深入人心。在新人类们成长的年代，他们的家庭关系已经相当简化了。三代同堂，上两代人却无自信自立（有家教的感觉或记忆是一回事，能否以身作则并自立地给予孩子又是一回事），从而无多少人格教化示范或教育他们，反而多教唆听凭他们紧跟时代、社会，放任他们由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来管制异化。

他们当然不自卑，但他们也很难说得上自信。命运给予他们的，社会或学校教育给予他们的，他们基本上照单全收。于是，他们一旦直接与国际接轨，他们就把世界知识的前沿地带当做可以覆盖其他知识的权威，横空出世，目空一切；好命确实没有让他们去对他人进行“同情地理解”。因为确实，他们拥有的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使他们先天地在生活知识方面胜过上几代人，开放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剧烈变迁，只有他们永远立于潮头，可以对上几代人进行指点。在几代人都忙于追逐生活的步伐时，他们可以告诉老师们，新的学问热点在哪里；他们可以告诉父母们，新的生活用品牌子有哪些功效；他们可以告诉商人们，新的赚钱方式在哪里；他们可以告诉老外，什么是当下中国人真实的身心状态。

这种奇特的命运使得他们在中国社会的操纵下“往而不返”。他们乐此不疲地跟文明的创造力赛跑，不断地征用技术文明带来的方便。他们也有收获、创造，只是他们的创获如此专业、趣味，而缺乏社会的普适效用。这样可怜可悯的命运使他们至今仍在做生活的读书笔记，而未能命名、参与社会，未能爆发出生命力健旺的大创造来。——他们中不少人居然以为那些笔记就代表思想、学问和真理，他们从未用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生命来审断时代和社会，他们还没有跟社会对话，他们还没有给我们提供关于人生社会的总体性解释。

而一旦他们生活在最底层，横亘在他们头上的无数大山会让他们低头，他们的头低得极为柔驯。他们甚至没有享受过童年的快乐，就变成了精神眼中的“闰土”。他们是木讷的、无言的、不思的。他们也有自己不为人知的孤独，有着窒息或荒凉的心理变异，但他们无从发泄。他们的青春从未得到过自发地正当地表达，他们宁愿躲在宿舍里打游戏、玩牌，也不会抗议。除了爱国行为，他们的抗议也没有观众。他们的青春是无援无声的。

他们习惯了跟家人“口含天宪”式的交流，是的，他们确实懂得更多的电子设备，更多的虚拟生活，更多的物质享受；在家人的吃穿住行中，他们是重要的参谋、顾问，但社会却并不如此对待他们，他们可以是花朵，却不是栋梁，他们跟社会的交流并不正当有效。

一．

　　不断听到呼唤我们中国文艺复兴的说法儿，人们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文艺复兴的盛世盛况。这种想法当然没什么错儿。它反证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信息说明我们所知的“中国的文艺”离复兴尚有距离，即使有人说存在一些不为人知的文艺，那些文艺非常了不起，比如“我的文艺”、“你的文艺”、“他的文艺”等个人或群体的文艺非常伟大光荣，但如果它或它们确实不为公众所知，同样说明我们目前的社会文明程度还较低，至少，我们的社会还有不少野蛮、专断的地方，它充斥成见、愚昧，扼杀了这些优秀文艺的传播。

　　如果我们对文艺、知识、思想抱有知人论世的理解，我们知道，真正的文艺、知识、思想自身是一种力量，一种协从罗致的力量，可以润物无声般地深入人心。因此，尽管文艺复兴的希望在国力日益强大之时也越来越可望可即，但我们应该明白，文艺复兴不是可以预测的。尤其是，文艺复兴不是工程、运动能够实现的，不是申请立项就可以完成的。

　　更为关键的是，文艺复兴不是子民臣民类人孩式的原子个人所能担当的。这话似乎大家也都同意。文艺复兴的立言立功立德者，几乎都是伟大的生命个体，是成年人，是孩子眼中巨人式的精神成果。如果他们自己立不起来，他们像孩子一样趴着、蹒跚着，甚至权宜势利着，他们的作品，也只能是涂鸦之作，瞒骗之作，装傻充嫩的低幼之作。

　　有人因此说，因为某个时代的人全是奴隶奴才，所以那个时代肯定出不了大作品，他们都不是复兴文艺的“那块料”。这话似乎能说得过去。但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的事，当儿子接班时，父亲会担心地想过，我儿子像是做官的人吗？有人就会劝父亲宽宽心：官嘛，做做就像了。由此推理文艺复兴之事，我们可以理解，只要奴隶奴才们知道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只要他们有高于既存的梦想，他们心向往之并精进追求，他们仍会有创造的大收获。

　　有人铁定地说，因为我们不是公民，所以我们搞不了文艺复兴；因为我们搞不了文艺复兴，所以我们做子民的苦日子遥遥无期。这就太悲观了。事实上，文艺复兴在文明的进程里，不是鸡与蛋的问题，而是如上说个体发心发愿的问题，是个体对一个时代经验的无间体验和表达的问题。如法西斯猖獗的时候，托马斯-曼就说过，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他牛，了不起，因为他个人的精神确实表达了一个文明的德国。

　　如果一个人只是呼号，只是喊叫说要有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永远也来不了；如果他自身就体现了某种观念、思想、文明精神，他即使不说，他也仍参与了文艺的复兴。当然，这里有一些滑稽角色，比如胡适之先生，他希望并向往中国的文艺复兴，但他和人们事后才发现，他参与领导了一场伟大的文艺复兴。这就像我曾经说的，踏破铁靴，回向自身。我们表达真理，我们必须在真理之中，我们建设现代化，我们必须在现代性之中。一个“非常道”故事是，河南的某青年神往北大，以为那校园里出没的都是理想主义者，待他考上北大，非常失望，有一天在校园里走着，突然大悟：原来理想主义者就是我啊。他也因此不敢妄自菲薄，努力学习，终于学成成为社会栋梁。

二．

　　什么是真正的文艺？各人有各人的标准，最为有效的检验方法，可能是它是否挑战了人们的心智并且同样能够挑战另外时空中的人们的心智。以此标准来看，我们几十年来曾大红大紫过的文艺，确实难以作为文明的营养，既不能给今天的人们以美的享受，又拿不出手，让外人承认。除非我们以某种文艺外的力量，强迫中外人士欣赏这些作品。

　　在今天世界知识压倒性地重构了地方文明，并要求地方知识能参与校正服务于世界知识的时代，如果地方知识仍只能自说自话，甚至只是摹仿、学舌世界知识，我们很难指望地方文明会有什么“文艺复兴”。它们只是世界文明的一个摹本或对应物。如果我们的吃穿住用等生活资料领域，以及能源、交通、金融等生产领域，其核心思想、技术都源于别人，我们被别人协从罗致，这虽然强于被人胁从罗致，但我们的文艺复兴之说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我们最多在技术的运用、知识的学习中有模有样，我们难以做到创新。

　　如前说，创新、大创造的文艺自身有一种文明的力量，使不同时空的人类不由自主地为之吸引。那种以为横空出世、惊涛拍岸的力量，那种大声喧哗、广场狂欢般的媚雅媚俗媚时，未必是我们理解的文艺。

　　我们中国人当然不应甘于做世界知识的受体，我们也应该主动地做点儿贡献。但光有善良的愿望还不行，还得有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正当其时的成果。文艺复兴当然是最有可能的了。但文艺复兴如前说，不能是类人孩们的项目工程；同时，复兴之文艺不是书斋头脑里的绝缘体，它是跟社会进程相关的，它参与了社会，它的理想追求、价值审判无不应时而生，套一句俗话，一切文艺并非纯粹的语言文字或音符组合，而是历史叙事，是历史的产物。那些以为在为未来社会写作思考的人，那些以为自己避世即可写成经典的人，无异于缘木求鱼。

三．

　　有人说，在国力强大的今天，国家完全可以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夏商周工程、清史工程，等等，都轰轰烈烈。但是，但是，而今安在哉？

　　以政带工的工业化是权贵式的，以政带学的文艺是鹦鹉式的。体制、工程、行政力量带动不了工业化的健康发展，也带动不了文艺的繁荣。比如，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新文化运动，就跟体制性的力量无关。

　　关于我们当代的文艺复兴，最早是郭沫若喊出来的，他在《科学的春天》里预言我国春天的来临。他借用恩格斯关于文艺复兴的名言“这是一个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认为我们的时代也需要巨人。20多年后，张远山、周泽雄在盘点20世纪的文艺时说过这样的话：“这让我奇怪了很久：什么时代是不需要巨人只需要奴才的？文艺复兴的史实告诉我们，真正需要巨人的时代，一定能产生巨人。郭沫若报信至今已过去了二十年，然而巨人就像戈多一样苦等不来，这到底是由于郭沫若再次谎报了时代精神，还是证明这个春寒料峭的时代并不真正需要巨人？”

　　一个山东堂邑县穷苦人家的孩子，姓武，无名，因排行而被人称为武七。武七羡慕富人家的孩子可以读书，去私塾偷听读书声时遭到塾师的呵斥。八岁时，父亲病死，姐姐给人家做了童养媳。九岁时，武七跟着母亲到处要饭。按梁启超先生的传记说法儿，“家贫，行乞度日，饮食必先奉母，人称孝乞……昼行乞，夜绩麻，得一钱，即储之，日惟以两钱市粗馒自养。”

　　武七15岁时在姨夫家做童工，17岁时给地主李廪生打长工，饱受人间白眼。他身材肥短，一说话嘴角即现白沫，大家给他取了个浑号“武豆沫”。尤其是因为不识字而多次被人毒打，被骗财，被讹掉工钱。他给李廪生做工三年，分文不得，反而被打得头破血流，赶出家门。无望之际，他在一破庙里昏睡三天。

　　三天之后，他起来了。他没有忧愤而死，而是如痴如颠，半呆半傻，既不回家，也不再给人家做长工，并手舞足蹈地到处要饭，做零工。这个大字不识的文盲，经过三天的昏睡，一下子明心见性，才华横溢，而跟阿Q 兄弟判然有别。武七在很多地方像阿Q，但阿Q在庙里梦见的是人生享受，武七在庙里的三天却改变了一生。那一年，武七21岁。他依然穷苦，一顿饭吃好就得寻找下一顿，但却从此出口成章，念念有词，随时可以应对人们的询问、嘲弄、拳打脚踢。他立下的志愿乃是兴办义学：“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

　　武七到处吆喝着出卖苦力：“出粪，锄草，拉砘子来找，管黑不管了，不论钱多少。”为了多挣钱，他把自己的长辫子剃掉，净得京钱一吊，作为他兴办义学的基金。他没有工做的时候，就到各地去要饭。因为他总是唠唠叨叨的“义学长，义学短”，乡邻以为他害了什么“义学症”，就又把“义学症”作为他的第二个浑号，他无动于衷：“义学症，没火性，见了人，把礼敬，赏了钱，活了命，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他行乞时，把要来的钱都积存起来，要来的干粮，自己只吃碎烂的，好的完整的拿去卖了，变成现钱积存下来，作为义学的基金；甚至捡菜根、芋尾来吃，以节省他要来的菜和饭。他说：“吃的好，不算好，修个义学才算好。”“食菜根，食菜根，我吃饱，不求人，省下饭，修个义学院。”“吃芋尾，吃芋尾，不用火，不用水，省下钱，修个义学不费难。”

　　为了积攒钱，武七在山东、江苏、河北、河南一带行乞，并做过各种各样的农活、杂耍、手艺：推磨、推碾、割麦、浇园、挑担、拉车、纺线、竖鼎、做马骑、吃蛇蝎、捻线头、轧棉花、做媒红、给农民小额贷款买地买牛……武七积来的钱又被姐夫骗去后，他就打听当地可以信任的士绅，他跪求那些住在深宅大院里的举人、进士，求他们帮自己存款。他可以不顾家人亲友，但若乡亲真有困难，如38岁那年，鲁西北大旱，赤地千里，到处有人饿死，武七就买了四十担红高粱，托绅士替他办理赈济灾民的工作。又如农民张春和外出十年没有音讯，生死下落不明，家里婆媳二人的生活全靠媳妇张陈氏做针线活或要饭来维持，武七听说后，就送给她们十亩地。

　　就这样，经过了三十年的努力，在他50岁的时候，武七觉得有力量办学的时候，他跪请进士杨树芳先生，一位急公好义的绅士来替他筹画兴办义学的事。杨非常惊喜同情，但以不孝有三来劝武七成家，武七说：“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杨表示愿意出面帮忙，并向当地的绅耆募集不足资金。武七搬砖、买木料、亲自做工，在杨树芳等人的主持下，不到一年时间，崇贤义塾于1888年春天开学。从21岁立志，到武七51岁时亲眼看见义学开学，过去了整整三十年。武七亲自劝说穷苦人家的孩子上学，七十几个学生分经学蒙学两班。武七跪请杨树芳为学董，主持义塾一切。但他并不放松，跪请睡懒觉的教师，跪求学生不要调皮旷课。

　　最重要的是，武七仍自律苦行。义塾创办之初，他准备丰盛的筵席招待教师，请学董和热心赞助的绅士们作陪，他自己并不入席，而是站在客厅外面，向来客磕头致谢。他说：“我不敢同老师和诸位先生们坐在一起，我站在门外，觉得心安，觉得快乐。”他跟学生们一样分得一斤馍馍，一碗大锅菜，仍舍不得吃，跑到庄外的砖窖上换了几块新砖回来，自己仍吃些残菜剩饭。义塾成立后，虽然已经实现了他的心愿，但他依旧过着漂泊无定的流浪生活，到处去要饭，仍旧住破庙。学生们劝他别再要饭了。他说：“我办义学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生活享受，完全为了使我们这群穷孩子们有机会念书！我过的生活自己并不觉苦，只要你们努力学习，我比什么都快乐。”

　　这样三十年如一日厉行的人格力量迟早要进入社会的核心层面。后来的张学良说他“行兼孔墨”，这样一个最底层的中国人三十年来做着孔子、墨子的事业，那种力行示范不仅得到了乡邻们的承认，也最终获得了社会上层人士的尊重同情。在这样的人物事迹面前，任何有心人都是富有成效的传媒，迅速地让他进入全社会的视野中去。杨树芳等人把他的事迹呈报给知县郭春煦，郭大为惊奇，到义学视察，对武七崇仰不已，不仅赠银十两，而且把他的事迹转陈山东省巡抚请予嘉奖。

　　山东省巡抚张曜知道后，邀见武七，见他疯疯颠颠的样子，以为他害过什么重病，他说：“我不疯，我不病，一心只害义学症。”一面跟巡抚谈话，一面还不断地捻着线头。张巡抚大为感动，助他二百两银子作为义学的基金，另外给他方便劝募的缘簿，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并给这个无名的同胞赐名训，从此，这个名叫武训的穷苦人教化、训导了几代中国人。

　　张曜奏请光绪皇帝颁以“乐善好施”的匾额。武训的绝世奇行轰动朝野。当时的清政府已是大厦将倾、摇摇欲坠，仍令国史馆为武训的事迹立传。《清史稿》宣统本纪记载：“己未，予积赀兴学山东堂邑。义丐武训事实宣付史馆。”朝廷还授以武训“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

　　武训甚至感动了佛门中人。在他53岁那年，馆陶县杨二庄的了证和尚，因为景慕武训的精神，而把自己的香火钱和部分庙产捐出来，想为穷孩子们办第二所义塾，武训听说后，主动找到了证，把自己的义学基金奉献出来，一起创办了馆陶杨二庄义塾。武训还感动了当时的教育部长。在他56岁那年，学部侍郎裕德到山东视察学务，武训拦轿向他募捐，裕德捐给他二百两银子。加上自己的旧存，武训在临清创办了第三所义学：临清御史巷义塾。

　　在第三所义学创立的那年，武训已经58岁了。他长年苦行，至此耗干了精神，当年五月，武训得了重病。他住在义塾里休养，躺在屋檐下边，不肯占用一间房子。最初几天他不吃饭也不吃药，每天只喝几口开水。据说，只要听见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他那病弱的脸上就有着无限愉快的神情。

　　光绪二十二年（1896）4月23日，武训病逝于御史巷义塾。根据《清史稿》的记载：“（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武训含笑离开了世界，享年59岁。出殡之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遵照武训遗嘱归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的东侧。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一时师生哭声震天，乡民纷纷落泪。据说当时即有人相互低声议论：“谁说武训没有儿子？”

　　在武训辞世的50多年间，他的事迹感动了世界，首先感动了他的同胞们。

　　1903年山东巡抚衙门为武训修葺了陵墓、建造了武训祠，并立碑为纪。1921年，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赠给武训“热心公益”的匾额。曾任山东教育厅长的何思源拨款重建了武训祠，并在武训祠堂立了尊武训汉白玉雕像。1932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建造了“武公纪念堂”，并在纪念堂两侧建造了两个“武公纪念厅”。1934年，临清县武训小学发起了武训97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全国军政要员和文教界知名人士。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于右任、郁达夫、陈衡哲、何思源等人都对武训的办学精神给予了颂扬。1945年12月，陶行知等人又在重庆兴起了纪念武训诞辰107周年活动。郭沫若、邓初民、柳亚子等人参加了纪念会。陶行知在四十年代物价飞涨、教育经费紧张的时期，曾在全国提出“跟武训学”的口号，要求大家做“集体的武训”，艰苦办学。

　　武训感化了无数的中国人。段承泽本来是一个军人，曾在孙传芳手下当过师长、副军长等职。1927年，当他驻军泰安的时候，听到朋友们谈起武训的故事，深受震动，当时立定了“退赃赎罪”的志愿，决心将自己的财产捐献出来。1930年，河北、河南闹水灾，段将军把灾民移殖到包头，依照“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实行集体生活和集体生产，以期造成共同劳动平等享受的新社会。1933年，段将军又开办了武训小学，实施生活教育，以期创造新农村，建立新文化。段承泽去世后被人称为“荣军之父”。

　　1950年代以前，武训的兴学事迹还被列入学校教科书中。全国共有七省三十多处学校以武训名字命名。特别是“大量办义学，急务此为最”的冯玉祥，在1932年至1935年间，在山东创办了十五所武训小学。全国甚至出现了武训出版社、武训街这样的名称。江苏南通的一所师范学校还将武训像与孔子像并列。山东民众甚至直呼武训为“武圣人”。在国外，武训被称为“无声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1950年代后，武训被埋进了历史。新天新地的国家不需要他，新天新地的人民也被迫把他遗忘。这个坚定地活在自己个体本位上的穷苦人，被丑画成一种乡愿阶层的可笑代表而被新社会抛弃。直到又一个三十年后，他才被人们小心翼翼地想起，按照胡乔木高超的汉语言政策水平，他在1985年如此说过：“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可以负责地说，当时的这种批判是非常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认为基本正确。”

　　但是，当今天的人们发现了武训时，也同时发现谈论武训的全部困难。我们当代的历史转型已经失去了武训所归属的传统中国厚重的文化土壤，武训的人生超出了我们今人贫乏可怜的想象。当今天的人们多在抱怨自己一年不吃不喝难以买到一平方米的房子时，武训却以三十年的努力创办了三所义学。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乞丐决非一个吃了上顿愁下顿、心为物役的小民，而是发下金刚心有着非凡智慧的行者、圣者、明哲。据说，他省吃俭用，三十多年间乞讨所得，经营所得，贡献给义学的，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8000分之一，相当于当今的800万至1000万元。

　　在武训的人格力量面前，任何人都没有力量来为他加冕，任何机构都不配来给他盖棺定论。朝代不会比他更长久，国家政权的力量也不会比他更强大。因为只要中国人生活在这世界上，武训就活在这世界上。因为这样一个人在传统中国崩盘前夕活过了，他的全部努力在于救人救世，首先他救度了自己。他的努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于一个总以文明悠久灿烂自居的民族的绝大讽刺；这个民族上层成员的全部自得，在无数无明无知的同胞，首先是在无数文盲的同胞面前都得大打折扣，在武训和武训们的努力面前都黯然失色。他的努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在生活的诸种可能里，重建了价值和意义。这种价值和意义，即使在高物质化的幸福指数面前，也坚不可摧。

　　谈论武训，最令人索解的是他那三天的昏睡，我们，甚至他自己也难以说清楚那昏睡的意义。也许那是天启，那是中外历史上无数圣哲、使徒们觉悟前的“高峰体验”。他像阿Q兄弟一样在破庙里睡着了，但阿Q梦见的是“同去同去”，武训找到的却是个人的人生道路。虽然人们多以为他是农民阶级的代表，他多次说过，为穷苦孩子办学的话，他也说过，不要忘记穷人的话，但是，在他的三十年行乞生涯中，最重要的不是血缘、阶层、阶级的意识，而是他要做事的意识。换句话说，他是立足于个人本位而非阶层本位做事。这种立足于个人本位就是一种可示范的镜子，照见自我的独立不依。“何期自性，本来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性。”因此，他的形象、生存状态所归属的底层并不真的懂得他，那个阶层的人们至多把他理解成好人、善人，反而上层士绅多从他那面镜子中读懂了人生的可能意义。蒋介石说他“独行空前”，汪精卫说：“廉顽立懦！”于右任说他“匹夫而为百世师”，蔡元培说“武训先生提醒我们我国有普及教育的必要”，段祺瑞说：“丐金以兴学难于舍身以卫国是游侠传之，雄而非卑田院之客亿万斯年式以民德”，冯玉祥说：“特立独行百世流芳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杨虎城说：“风兴百代”。

　　这个文盲像历史上大字不识的天才教主慧能一样，顿悟成佛，那一道强光如醍醐灌顶，更新成就了肉身，肩负起人间大道。慧能是要开宗立派，为无数同胞寻找救济解脱之道。武训却仍旧以身见证，他像大阿罗汉、使徒、圣愚、义人、侠客，自身清明，却回向尘世，为我们示范了一种可能的人生。他强大的精神力量重构了苦行的意义，苦行在他那里不再是悲惨生活的象征，而是一种心灵、人格和精神趋于完善的途径。

　　武训曾被当作小农改良者的极端精神，比如毛泽东就这样喜笑怒骂地挖苦他：“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是专制社会的革命者和解放者，他以血肉之躯向我们论证了真正革命者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力量。自以为比武训革命的革命者们多走到了革命的反面，变本加厉复制了专制社会的威福玉食，武训却拒绝了一切。这个在人性上有着革命觉悟的圣者，拒绝了尘世和未来的一切物欲享受：“有你们人世的筳宴口腹之欲我不愿意去，有你们所谓的天堂我不愿意去，有你们所谓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这个圣徒的精神有如另外一个圣雄，将会让后人长久地惊奇，如爱因斯坦说：“在未来的时代，极少有人相信，这样一个血肉之躯曾在地球上匆匆走过。”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亚洲的左派力量正在重新崛起。在印度，印度共产党（马）通过选举成为仅次于国大党和全国民主联盟的第三大党团；在韩国，信奉共产党宣言的政党一跃成为第三大党，并誓言要成为执政党；在菲律宾、尼泊尔等国家，本已奄奄一息的一些左派政党，逐渐显示出越来越受到更多人欢迎的迹象。据说，这些亚洲的声音实质上是冲着全球化的资本市场而来，它力图表明，人类世界并非“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撒切尔语），“另一世界是可能的”。当然，这种左派的死硬死扛并非亚洲独有的现象，用拉美人的话说：“我们——年过半百的一代左翼——始终梦想成功地抵抗美帝国。近年我们曾以为这个时刻永远不会来了。”言外之意，风水轮流转，又转回梦望了。

出现这些变化的根源不难想见，即政治势力及其追随者们认同某种观念或真理的“政治正确性”：人生而平等，人们不应再心甘情愿地只看着别人过幸福生活而自甘贫穷。我们难以确知的是，这些左派力量是否代表了亚洲人的声音？

在世界知识的全球化普及中，我们亚洲人的想法往往是被忽视的，这其中似乎有人类的宿命或必然性。我们一流的思想家、作家和政治家们，在世界知识谱系里几乎是忽略不计的。孙文、鲁迅、泰戈尔、川端康成等人只是被承认而已，梁启超、胡适之、石原慎太郎、池田大作、铃木大拙等人似乎只是零，甘地（或许还可以算上达赖和昂山素季）则是以血肉之躯的惨烈织染进了其文明画布而已。规模庞大的现当代亚洲人的生命理想或生活图景是以西方人为参照的，西方人的文明模式和生活模式构成了他们人生的可能和边界，他们一生的努力难以抵达并突破这种边界。就是说，在当代文明演进里，亚洲人不能代表他自己，他们只能被代表。亚洲人因此难以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力量，难以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积极因素，即使他们想参与国际社会，但他们有心无力，本能而无意志。

这样说，并不表示亚洲人只有被动地“脱亚入欧”的命运，日本现代史就是一部主动成就自身的历史，其他国家地区则对欧美化多有距离或保留，实际上，亚洲人虽然主导不了世界，却始终跟孙文说的“世界大势”格格不入，始终用着各种名目抗拒着欧美化道路，亚洲人虽然以“印度之路”为病，但一度有过四小龙的奇迹，今天更有人们一直拭目以待的中国特色道路：上海会议、“中非论坛”正在显示这一道路的宽度。因此，在世界知识的全球化普及过程里，我们亚洲人一直在尝试或在努力发声，李光耀、金大中、马哈蒂尔等人的嗓门一度大得世界注目，更早，尼赫鲁、毛泽东等人的声音也极为宏亮。

在亚洲内部，亚洲人的声音更是热闹了。各国都有自己的战略家和分析家，有自己的国际问题专家和军事专家，对世界事务的饶舌可以说是非凡的。在文明舞台的大天地里，旁观者或说观众中，似乎只有我们亚洲人作为观众才是最有意思的，非洲人是沉默了、南美人远离舞台的“心脏地带”（麦金汉语），只有亚洲人才多受影响，才在看台下交头接耳、品头论足、揉身而上、众口一声、摸鱼揩油、合群而大。

今天，当亚洲人告别了一个世纪之久的焦灼的赶超心态，从容地做观众时，文明大戏的演员们，其言行更成为亚洲人议论的焦点。不仅石原慎太郎在说不，亚洲的政治家们更多地开始说不，据说亚洲的年轻人也多在摇头说不。维和也好、反恐也好、伊拉克战争、巴以冲突，亚洲人都有着精彩的分析和重要的意见。比如，新加坡人基肖尔－马赫布巴尼就是个有心人，他做联合国大使多年，“仆人眼里无英雄”，他太了解西方人的片面、偏见、自私、盲目了，他因此从历史和现实证明，并不是只有欧美人有脑子，亚洲人也有，亚洲人也会思考。

就是说，亚洲人的声音逐渐开始大了起来。这种现象只会长期存在下去，在国际舞台上（或网络世界里），亚洲人的嗡嗡声已不可静止或终止。这种局面带来的一个变化就是前说的亚洲左倾化。但是如前说，这种自立自决态度是否代表了亚洲人真实的声音仍值得人们观察并分析。因为亚洲人的自性意识到目前为止，仍只能在自己的国家地区内部发挥作用。他们的思维多半落脚于国家利益、国家主权之上，他们很少立足于个体本位。用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 蒋廷黻先生的话说，“倘若道德与国力相冲突，我们应该即刻修改我们的道德观念。”因此，我们也总是没多少长进。我们对欧美人说不、唱反调、放狠话一类的声音，对欧美人崇敬、欢呼、恨铁不成钢一类的声音，到目前为止仍只有自导自演的意义，仍只是观众席上的热闹，还不能进入国际舞台作秀。在此文明阶段里，亚洲人已经有了这么多的主见或成见，对亚洲人是福是祸，真是难有定论。

就是说，亚洲人有了声音，有了左倾的苗头，但亚洲人并不是对国际世界说话，亚洲人的众口一词也不是表明亚洲人已经有了共同体意识或联盟感觉，他们更多地是在折腾自己的同胞，是在治人或治于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怀疑，亚洲人说话是否就代表了所有的亚洲人。比较起来，亚洲最富裕的国家――日本，却一直是而且全力加速右倾。它经受了不逊于任何亚洲国家的苦难，但它并未声称自己代表真理，代表坚定的平等派或均贫富者。它很少有口号的高标，很少大嗓门说话，但按世界银行的评估，全亚洲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是日本。

不错，亚洲人有过太长久的苦难，但苦难并不构成自立自决的资本，相当多的国家地区却以苦难构成了自己的成见，每一次寻找现代性的关键时刻，都恍然自己发现了真正的道路，更有“好了伤疤忘了痛”者，仿佛自己天生高贵。一部亚洲人的现代化史就是这样充满悲喜剧的历史。直到今天，亚洲人仍在现代化途中，“在路上”。因此，当亚洲人以为自己站在政治正确性一边时，也许可以想一想一位西方人的话，“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写下这个题目，才想起这是精神分析学大师霍伊一本书的书名。霍伊承续弗洛伊德、荣格等人解劫度厄的心力，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写作本书，她的病理揭示应该有着一战的阴影和当时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背景。如今的问题该轮到我们来解答，来处理了。

以此来评论近年我们社会的跨省作案、连环杀人案、校园血案，让人实在不能轻松。半个月前，一个北大的朋友来聊天，谈起北大第一附属医院幼儿园的血案，仍为那些在园里被追杀的孩子萦怀于心，朋友说，得让那些孩子有一个专门的治疗阶段，有着经常的看护程序。否则，血案将给孩子们留下一生的阴影。我的一个朋友，多年前在北京街头被抢劫，他说，那之后的一个月之内，他走在北京的街头都觉得周围是阴暗的、危机四伏的。另一个朋友的妻子，被抢手包，一年之内都没能恢复过来。更遑论孩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本来脆弱，极易受伤害，需要同类给予更大的力量：爱、关怀等等来抚慰身心创痛。

那么，怎么解释灾难的制造者们，特别是校园血案的那些不可理喻者，他们是怎么变成了精神病人的？ 2004年9月11日，在苏州白云街小剑桥幼儿园，砍伤28名儿童的杨国柱据说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而且平时很疼爱孩子，但他砍伤的儿童中，最大者只有6岁。2004年9月20日，在山东莒县第一实验小学砍伤24名学生，其中致1人重伤，10人轻伤，7人轻微伤，凶犯贾庆友的女儿就在那所学校上学。2004年11月25日，在河南汝州市二中，闫彦明闯入一男生宿舍，对熟睡中的学生行凶，共造成8人死亡、4人受伤。闫本人也只有21岁。

这些精神病人最经常的表现是正常，他们之成为凶手的一瞬间却有着极深的精神病理历史，有着极偶然和极单纯的行凶原因。这正是事情的可怕所在。我们不知道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多少这种精神病人，但我们知道这种精神病人随时会伤及无辜弱小，并使后者成为精神病毒的携带者。用我们曾熟悉的词，他们随时会反社会、反人类（弱者）。他在头脑中向社会宣战，而我们却一无所知；他在控诉我们，却不告诉我们。

分析社会发展不平衡需要像霍伊那样的心智。但我们的解读自有身历其境的会通同情。快速发展的社会在给个体提供生存的竞争机会时，也给了个体或幽闭或荒漠般的处境，即他越深地卷入社会人群之中，他越意识到自己的孤独无依。用雅斯贝尔斯的话，我们在社会上生活，愈是确定无疑地经由知识而进入无知的不安之中，就愈是进入到一种个体的边缘化状态。而理解我们时代的精神病人，有着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

对我们来说，这种处境正是一种文化失落的结果。那种以传统伦理道理制约人的言行的文化，注定消亡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礼崩乐坏。传统中国数代同堂的家教、医者父母心意的精神慰藉、农民社会的差序格局，全部为现代转型的车轮粉碎。传统文化“不傲无告、不废穷民，嘉孺子而哀妇人”的圣人用心，也为现代生活的功利算计所置换。失掉差序格局的个体失去了生存的位置，失去了群己权界的意识；没有心灵保护或精神防线的仪式化，个体的伤痛也就变异成病毒；没有家教，父母兄弟亲人自身的生存都不能自信，空有关怀而无责任，空有口惠而无实至，个体生存的价值意义，个体的敬畏感、同情心也就丧失殆尽。费正清曾说中国之个人不得不面对国家而无社会的归宿感，也正是说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只领教了生存的险恶，却没能分享社会化生存的温情。我们的文化本就脆弱，如今它让位于市场，自然一切病症争相发作。国家（家庭、学校）退出了个体的生活，个人被抛到社会上、市场中去，他就成为我们时代有待救治的精神病人。这些匹夫个人的权利归宿沦丧，正是顾炎武所区别的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他们成为“道路相率食人”的狼。据统计，今天的大学生到社会上工作几年后，多有心力交瘁，亚健康的神经质感、孤苦感。

以我们一二九一代和四五一代为例，一二九一代已经少有个人的德性力量来示范教化周围了，四五一代的青春少年更是受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规范，少有个性品质的自信和坚守，今天，他们在生产方式上要让位于自己的孩子一代，在生活资料上要请教自己的孩子一代。在现代转型，这种不免咄咄逼人的历史进程里，他们在孩子和社会面前少有做人的信仰、少有自己独立不移的价值观、少有生活自我规定的品德、少有人格力量。而他们的孩子，自然更无法无天。他们今天所谓的数字化生存、网络化生存不过是变本加厉的原子化生存。个体从家里走到社会上来，也就如童子一般无知幼稚，如罪犯虎狼一样无畏无忌。学校教育、社会教化等等所谓的主流价值宣教，实在构成不了他个人生存的底线。说到底，今天的学校和社会（媒体）多只是供其消费、供其娱乐的。我们的学校和社会很少教化他如何做人。我们的学校和社会受污染的程度不亚于我们自然环境受污染的程度。

因此，说我们时代跟霍伊分析的时代一样，有着众多的精神病人，实非虚语。这些精神病人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却没有价值观、没有道德感、没有言行的底线和准则。就是说，在生态环境之外，我们的世态和心态环境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污染。据说我们一年用以环境治理保护的费用占财政支出的一点四个百分点，用于心态治理的投入恐怕会远远超过这个数。

——以墨索里尼为例

从字面意思看，流氓就是失去故土的人。文化史家朱大可对流氓的历史有过精彩的论述。失去故土的流民百姓，其心态当然不会太平常，他是暂时的、过渡的，得过且过的赌博式活着，撞大运式地赚出活法儿，他的言行举止都少了生活的理性，没有长远的考虑，他有的只是生存的逻辑，诸如暴力、血酬一类。真正的民众说他是混混儿。一个混字，说尽了流氓的本质。城里多流氓，城市市民多无家园、乡土的感觉，城里流氓人挤人，城里流氓成堆儿撮。

流氓多了，就会出现无序、混乱、危及大家的生活的局面。流氓们在打杀中分出了大小，这时候，流氓们不得不有所改变。就像蛹变蝴蝶一样，流氓们把“混”字放在心底里，而开始为自己文饰。混乱的人群一经文饰，就像风吹过流沙，沙聚的地方有了某种秩序。比如，流氓成群，大小成帮，尚黑成党，有了群、帮、党，流氓的力量就如同超人一样，有了为所欲为、无所不能的可能。历史有恶推动，文明有流氓创造。流氓们说，人群需要他们才成社会，社会谁都离不开谁，社会需要秩序，秩序是管出来的，社会总要管的。故流氓虽多在城市，却不妨碍是城市创造了现代文明。墨索里尼带人进了罗马，罗马才有了一个现代的样子。墨索里尼跟他的流氓军 师洛可先生想出了一个词：统合主义，就是要让流氓们和百姓们相安无事地接受彼此被捆绑或说联盟在一起的生存格局。捆绑、联盟、统合，就是法西斯一词的字源。

社会要管，这种思维给予了流氓很多的方便。就像硬道理和软道理，大流氓和小流氓，必须管着才好。大流氓管着小流氓，一个“管”字，是流氓心智里最了不起的思维认知，虽然他的生存仍是“混”，但管久了，流氓摆脱了打打杀杀一类的街头状态，而进入了客厅、广场、大会堂、国家层面。我在罗马街头欣赏墨索里尼时代的建筑，那种重光帝国时代的建筑梦想，虽然用大理石圆柱建造成了的大会堂跟帝国时代的万神庙不能相比，但多少有着巍峨或崇高美学的影子。流氓管理国家社会的要义在于这种正经，管的大流氓们就从老大、斧头帮帮主一类的角色转换成“领袖”、“元首”。如果流氓的“管”不能一本正经，那么流氓的存在就失去了喜剧效果，而跟他们的来路，跟黑社会的混混没有任何区别了。但“管”起来的流氓跟混着的流氓最多有五十步百步之别，何况在大流氓的管治下，真实存在的则是众多小流氓们的混，有老大罩着，小流氓们乐得“闷声大发财”，混吃混喝混天黑了。

对大流氓的感恩是小流氓们常做的事。金庸感受我国的文革时代，而在《天龙八部》里写丁春秋，在《笑傲江湖》里写岳不群，在《鹿鼎记》里写神龙教，就因为感受真实而写得很传神。但流氓的存在既成生活的前提和条件，市民百姓们也会对大流氓感恩。比如墨索里尼上台后说，“让火车按时开动！”此话成为名言，如同上帝说要有光一样。因为这个大流氓确实让意大利的火车按时开动了。

流氓创造了文明，甚至流氓也通向了民主。流氓民主论者就认为，无论流氓是张三李四，是阿猫阿狗，只要他们按程序，在台上斗争、打杀，社会就会发展进步，民众就会受益。据说这是一种弄假成真的民主，是哄骗流氓的结果。流氓管人、统治、盘剥民众，有人帮他数钞票的同时，一方面恭维流氓，你长得真帅啊，你这样下去，明天就会得到大家的爱戴；另一方面劝导民众，他还不错，肯听意见，大家都哄一哄，骗一骗，他就会变成好人的。有人甚至说，这个秘密是公开的，所以大声说，大家可以“骗来一个新体制”。例如台湾，有人就说，它的民主过程其实是流氓打架斗殴的过程。最初是大流氓让大家搞假民主，形式民主，但程序有了，大家都参选，就弄假成真了。另一方面，尽管台湾的流氓极多，台上竞选的都是阿猫阿狗不三不四的混混儿，但在选民的鼓噪下，流氓越来越表现出正经人的样子。

流氓民主论有大批的信奉者。但是，对流氓史漫长的地带来说，人们更信奉稳定论。据说，法律也承认，不公正胜过无秩序。暴君胜过暴民，流氓胜过乱世。他们习惯了流氓的存在，他们往往患有极深的、甚至不为己知、不为自己承认的绑票心理，他们把流氓当作一个文明必然的人格来接受。尤其对大流氓，他们觉得那是自古而然天经地义的，是超出他们之上的成功人士，是他们需要的须臾不可离弃的权威，是他们生存于世的最有效的裁判。因此，他们甚至接受不了流氓民主论，他们的神经心智听不惯各种流氓在台上吵嚷、揭老底、打架，一统天下，耳根清静，多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是流氓。

一个流氓社会里的大小流氓不承认自己是流氓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可怜的倒是那些被他们管着的大小驯民们不承认统治他们的是一群流氓，官员、干部、公务员、服务生，这是他们给予流氓们的荣誉。他们已经不考虑流氓的未来，似乎流氓是跟文明相始终的一类人。既然如此，流氓统治他们就是一种“必要的恶”。

的确，在诸如家族、部落、种族、国家等文明单位里，流氓是最为重大的人格形式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流氓在任何文明单位里都能永远地混下去，永远地管下去，用我们古代汉语的话，“唯彼作威，唯彼作福，唯彼锦衣，唯彼玉食”。对流氓的驯服是文明演进史上的重大课题。从驯服家庭的流氓开始，到驯服国家的流氓，人类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现代文明最重要的收获就是让每一个人自成主体，让每一个发挥创造潜能。就是说，在个人无限丰富的创造力面前，流氓的“混”与“管”都是一种需要审判的罪恶。

但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明其“明德”，都认知到人的目的性和人的创造力。他们在摆脱自身的流氓属性方面总显得三心二意，不够有信力，有慧力。比如他们总要搞一下比较、权宜，他们说，民主是他们同意的，但他们觉得一个企业内部必须独裁才行；企业怎么发展，必须听一个人，所以他们要呼吁善待企业流氓，要鼓励企业流氓们放心大胆地骗钱。他们还说，比起法西斯德国来，意大利的流氓政治就是一种“较轻的害”。甚至在今天，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都显得疲软无力的时候，各阶层、种族、地域、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时候，他们会想起墨索里尼把大家捆绑在一起的办法，那种办法似乎是有用的、有效的，那种办法今天在东方国家的部分实践正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

但流氓就是流氓，这里没有任何假借。有的大家长对内不错，或说是仁慈的权威，或是由家庭成员民选出来的，但他们对外却是流氓十足的。有的国家似乎上层共和了，但它的元首和共和机制却也是流氓十足的。有的民族已由民主致富了，但一提起它的毛病，它的全体成员就会跳脚大骂。对流氓家庭、流氓民族、流氓国家的态度几乎是文明史上最为蒙羞的一页。直到今天，人们仍无诚实地表达对流氓的嫌恶之意志。文化史家、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们甚至多把流氓当做人类社会的常态。

对待流氓和流氓社会，作为旁观者，参与者，人们有时候不得不表态。遗憾的是，大多数人的态度是不正当的。因为他们心里有权宜。墨索里尼统治的二三十年代，意大利确实被管得相对有序，他也得到国内大多数人的支持。在外面，萧伯纳崇拜这个流氓，说“终于有了像似负责任的领袖”——我们得原谅萧，因为他的意思是说，在这之前，各国的大流氓只混不管，萧只是误把墨索里尼说成社会主义同路人；庞德公开支持意大利国家流氓，说墨索里尼延续了杰斐逊的事业——我们得原谅诗人，他不懂政治；弗洛伊德送亲笔签名著作给墨索里尼，把这个流氓称为“文化英雄”——我们得原谅大师，他在寻找文化的出路时饥不择路；美国驻意使节查德替流氓的自传写序，称墨索里尼是“此空间此时间最伟大的人物”——我们得笑话美国人的幼稚，改不了见老大就拜的幼稚病；丘吉尔则在流氓起家的时候就称赞他，说墨索里尼是“活着的最伟大的立法者”和“列宁主义毒药的解药”——我们得笑话这只狐狸，就这么出来混，最终是要还的，英国为它的乡愿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今天我们都知道墨索里尼是什么人，一个流氓，一个喜欢在阳台上发表演说的丑角和小打小闹的流氓，甚至可怜地做了希特勒的傀儡。我数次在流氓演讲的阳台下走过，那里早已成为人民闲庭信步的地方。

抱歉这么长时间没有给你回信。收到你的信后我一直在想怎么跟你说，奈何我自己当时有几件事忙着，要是匆匆忙忙地答复你也可以，但那样太不认真了。所以这事就拖了下来。六月下旬的时候，我还一再跟自己说，给你写信不能超过六月底啊，但结果还是超了，真是对不住啊。

拖这么久，很明显，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应你们的处境了。你的处境不算离奇，但我不知道如何让你明白这种人生爱境的本质；何况，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即使明白了，未必能自主自如地应对好每天的生活。

宫泽贤二，那个了不起的农民作家说得对，爱就是关系纯粹灵魂的事，是两个纯粹灵魂同步性同向性时产生的自我完善。生活在这种情境中的人是幸福的。

但这种幸福是很短暂的，这种幸福如同童话。人生往往为另一种幸福取代，即一种神话传奇般的故事。从童话到神话，也需要当事人的努力。往往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都疲倦了，终止了努力，从而使童话破灭后没有跃进到神话的境界，反倒直接进入到庸常的应付日子的地步了。

为什么童话必然破灭？因为现实中难以做到二人世界的纯粹性，灵魂的纯粹只是一时一地的事，灵魂会不断变幻出新旧的经验，已成的自我、新的自我、未知的自我等等不断冲击着它那纯粹的堤坝。即使纯粹的灵魂，只要有另外一个加入，就仍会有失同步性的问题，有失同向性的时候，这中间就不可避免地产生痛苦。伟大的佛很是洞明这种爱之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我们中国的诗人穆旦这么写过：我和你谈话，相信你，爱你，|这时候就听见我底主暗笑，|不断地他添来另外的你我|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

说得玄一点儿，爱也在成长，它要从童话进入一种新的世界。童话也许是纯粹二人的拥有，是当事人对纯粹性的拥有。但新世界的爱却要求二人对全宇宙的分享，是当事人对复杂性的拥有。这是一个对心智情感都有着巨大挑战的业，以佛之大爱也在这种业面前让步回避。一般人只会选择职业、事业，再进一步，会寻找命业；但对这种爱业，却既不自知也不会追寻，甚至会把这种爱业变成人生之孽，一种孽缘。大多数人的爱业最终是一种孽缘。至少在现代性诞生以来，人类在爱情问题上的答卷并不出色，远不及农耕文明时代的爱情那么美丽。这就像诗歌一样，农民天生就是诗人，所有人类最好的诗篇几乎都是农耕时代的产物；而现代以来，写诗者虽然多得出奇，但诗篇很少有出色的。

那么，关于爱，怎么创造神话传奇呢？我也没有答案。神话传奇是有着大痛苦的，有超乎寻常的孤独，有惊心动魄的头脑和情感的风暴，……没有现成的答案。我说过，都市的爱，新世界的爱，在美丽新世界里爱是难的。英国人赫胥黎早就意识到了，他对新世界的描述因此终止于机械性。爱如何包容应对复杂性是一个情感问题，更是一个存在问题。

在这方面，大概存在主义的哲学家萨特和波伏娃的爱勉强算是一个典范，我国的年轻人在80年代多有倾心于这种爱的。但能实现者太少了。何况萨特们仍偏于心智了。是的，童话般的人生总是苦短，但对日常生活而言，重复、机械、麻木等又显然漫长了一些。要在漫长一生里坚守一种近乎理性的爱，那需要何等坚忍的心智。这显然不是一般人都承受的。90年代以来，福柯进入我国人的视野，但福柯自造的神话显然跟爱无关。

存在主义的答案乃是获得存在的心眼，以此眼与心来接受万有的检阅，来检阅万有。在此种人生经验中，即使跟相爱的灵魂天各一方，仍相信自我的实现、完善或得救，而且确实，跟那个同样的灵魂在相遇时仍能产生出全宇宙为之屏息似的欢乐、印证、加持……我不太了解你的国家，如要用蹩脚的比喻，可以说，你们的文人们都推崇“临终的眼”，那其实就是农耕时代的心理，希望突破童话，进入到某种永恒的世界里。但获得“临终之眼”的人太少了。现代的爱，若能双方都有此“临终之眼”，那么他们的爱就是一种神话传奇，就是永恒的。萨特们庶几如是。

好了，说了这么多，知道你的中文好才说了这么多。对了，你的中文写作进步得出奇，真是了不起啊。

罗嗦了这么多，估计你快看烦了。一句话，没有现成的答案，我们都在经受考验。最后给你抄一首我们中国诗人的诗吧：

你的痛苦的深切，

我当然不能理解。

为什么我们离得远了，

其实一直是近在眼前。

是啊，我就是我，

我不能变成你。

就连你在那里独自苦斗，

我也只能默默地注视。

我们两人都经受着考验，

而你究竟是我的谁？

如果这世界将从此崩溃，

那么我又曾经是你的谁？

是啊，我就是我，

我不能变成你。

就连你在那里独自苦斗，

我也只能默默地注视。

7月10日

正是 喻希来先生那种广大的关怀，使得他在众多的领域取得惊人的成就。只是这些成就少为外人知罢了。喻希来先生的存在只在少数几个人中间才有着意义。当朋友们希望我为刘力群先生作文存照，我开玩笑说要写就写一篇“大哉力群”的文章时，我们心里都明白“大哉”一类的感叹也适用于喻希来先生。我的周围不乏读书读得很好的朋友，他们自信、年轻气盛，以我有限的学识当然难以望其项背，但他们也对喻希来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用他们的话说，很多学者总是发狠读了一阵儿书后，一时间光华灿烂，但很快重复起来了，新知新学是少有涉猎的，即使读过，也被他们的成见同化了。用形象的说法，有人不吃书，有人吃书费力，有人吃书不写书，有人只吃自己感兴趣的书，有人吃书后消化不良。但喻希来先生不同，他惊人的胃口吃下了几乎我们眼见的所有的书，随吃随吐，做他的读者是幸运的，因为他深入而浅出。据说他读书一页翻下来，只是瞅一眼的工夫，一页的内容即印在大脑里了，写作时要引用就随时翻开引用。我们疑心他是否掌握了精要，然而看他对国家利益、对外交、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等诸多问题的论述，旁征博引，如数家珍，实在只有叹服。

谈论喻希来先生的意义尚为时过早，对他的论题我们尚无系统梳理整理的机会，但确实可以说，二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舞台给予了他那一代人施展的机会，多数人交的答卷并不令人满意，反而是他和同样处于边缘地带处于穷窘状态的人展示了可能的高度，毛喻原先生、王康先生、刘力群先生等人，他们在孤独的思考里成就了更深远更广大的中国。孙中山、陈独秀、冯友兰们都注意到世界大势乃是城市对乡村的主导，但在思想领域里，在关于世界总体性解释里，人类精神的触角必须连接久远的历史和城乡广大的国土。改革开放给予中国的，不过是都市文化和近乎后现代的文化风尚成为主流，但数千年历史和处于前现代社会的广大人群瞩目的，仍是一个用汉语表达的中国，仍是一个有情怀行动的中国。正是中国文化，它的当代人格形式和语言形式，可以给我们无尽的安慰、希望、意义。让我们觉得自己是活在历史里，活在梦想里，活在唐宋诗词里，活在孔老庄韩的世界里，活在司马迁的历史里，活在东方大陆上修齐治平的天下一家里。这种远不同个人主义传统深厚的西方文明的家国意识，给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的属人的身份和归宿。

我曾经说过，像王康等人，与时下的知识界主流是有着距离的。当代中国知识界，其符号筹码有了相当细密的分工，在那里，符号的意义大于人的意义，知识高于生命，自利高于利人，学术高于中国。而王康和喻希来们，近乎克里斯玛型的人格气质，他们的人生有抱负也有担当，他们对世界有要求也有责任，他们对中国有哀痛也有痴情，使得他们的心智走过历史和现实的万里边疆。这种近乎恐龙式的人物，从风从雨，他们的文章一经出现，就有着更改天风海涛的意义。

具体到喻希来先生，他继承了变法维新的中国文化传统，致力于构想中国国家社会的现代转型，并致力于中国文化的新生再造，致力于中国与世界文明的融汇。从孔老庄韩等诸子开始，中国文化落实到具体人物身上，都身负文化铸造的历史任务。到汉儒，到宋儒，到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再到康有为梁启超，都意识到中国文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至理，他们在文化救亡的工作里，越来越趋向于知行合一的伟大实践。他们以大刚大勇的入世情怀，希望在东方大陆上创建一个大同盛世。“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中国和中国文化绵延久长，却危机不断，人的生存环境也始终有往下坎陷沦落之势，生存环境之恶劣在世界史上都是罕见。数千年的努力仍不能越过“人的史前史状态”，数千年的苦难代价仍不能进入到自由民主的“属人”的文明状态。无数的天才智者在寻找答案，无数的头脑撞到了南墙上，甚至明清之际明于夷夏之别的文化巨人们在“君权”一层纸面前仍未有捅破，可见吾人文化的惰性何等深厚。在数千年的黑暗梦魇里，如没有圣贤之用心，没有仁人志士们的努力，东方大陆或者更早进入了“绝望的大陆”了罢。“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正是这种民族文化的“脊梁”对于“生生为天地之大德”的神谕领受，使得芸芸众生多多少少知道自己为何，自己处何地，自己在何时，自己有何。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文化人的努力，使得中国社会不至于沉沦得太深太久。喻希来先生正是这不多的文化前行者中的一员。

自然，喻希来先生也有自己的局限。他有任公的情怀，也有着南海先生的空想，他们对人世都有着过于认真的解读。例如在当今流氓戏子小人充斥的时代，喻希来先生对每一个人的发言都极为重视，表现在他的行文里，他仍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学者作文“称引经典”一样对待时人时文，他频繁地征引那些过眼云烟，把流氓言论小人文章信手拈来，以为某人某人指出过，仿佛中国的读书人确实有一个群体，正在高尚地日以继夜地思考中国问题，正在你追我赶地生产中国需要的思想和知识成果，这使得他的文字在今天“后现代”的知识氛围里极为诡异。同时，喻希来先生文章立论多多，在涉及中国未来的走向时，过于一往情深地以为奔向现代化的文明体系即为坦途，他以为中国文明一旦和世界主流文明接轨，将大大推动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何家栋先生称之为“重建文明模式”），我怀疑这种中国文明资本主义化的理想是否仍只是一种理想。从喻希来先生的文字本身也可以看出，他是从上着眼，他是从理想状态着眼，他是从知识和历史着眼。文化文明的转型何其重大，万里之行，从此始也，要从脚下我们现有的窘境开始，那又是何其艰难。“饮冰”或“叹息肠内热”仍是一种难得的境界。但这些意见只是一个热爱喻希来先生的读者的个人感言，喻希来先生的思考自有时下思潮不可替代的意义。通过他的文字，或者更有助于思考我们身处的时代和世界。而我和我的朋友们，也因为生活里有了喻希来这样的朋友而“与有荣焉”并有了无上的欢喜赞叹。

2001年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