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无贼”？
                                袁伟时
    人是奇怪的动物。喜欢比较似乎是它的奇特德性之一。第四次来到美国快一个月了，住在斯坦福大学所在的Palo Alto。这里离三藩市不远，是硅谷的一个部分，据说五万居民中很多是科技精英。不过，我对硅谷兴趣不大，身心都被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室珍藏的《蒋介石日记》吸引住了，天天追随朝阳上班（据说，这里一年有300天阳光灿烂），踏着夜色归来。踽踽独行中想得最多的是这里与广州和中山大学有哪些不同。

    在广州，看惯了满街满巷的警察和保安，以及噪音震耳、威风凛凛的摩托巡警，在这里的一个强烈印象是除了在机场，迄今没有看见一个警察！极少高楼大厦，市中心几座十层左右的楼房，有如鹤立鸡群，门口静悄悄，也没有保安！至于居民的住宅多数没有围墙，临街不少是玻璃大窗，没有窗枝，更没有铁笼子一样的防盗网！在美国，这是非常普通的景象，但住惯了广州，反差太大，就有点震撼了。

    美国的商业区和住宅区是分开的。在住宅区，举目是草地、花丛，每家每户的建筑各有特色、个性鲜明，但都绿荫围绕，有几棵甚至十几棵参天大树为伴。进入十一月，夏令时取消，时钟拨慢了一个小时，五点多天就黑了。归程中，各家各户灯火通明而空无一人的书房或起居室与窗外的绿色世界融为一体；周围是那么安静，不时有小车一驰而过，也是静悄悄的，有时几个街区碰不到一个行人；如此静谧和安详，让我这个异国旅人最大的冲动是想举起照相机把这醉人美景拍下来！

    早上七点多背着书包去斯坦福，行人极少，一路上见得最多的是翘着大尾巴的小松鼠。这些小精灵突然蹿出来，又迅速溜走，等你掏出相机，已经无影无踪！它们生活在人们的房前屋后，生活在校园的各个角落，彷佛活着就是为了给这个世界增添勃勃生气，而不求人们的一丝一粟。这又是美国非常普通的景象。十多年前第一次到波士顿，在街头广场小憩，小松鼠在周围肆意跑跳，费了我不少胶卷。

    令我吃惊的是这些自由自在的小家伙不过是此地与人为伴的野生动物群体中的小弟弟。有一天到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家属宿舍区去，有三个与猫差不多大但体态特别的东西跑过，钻进下水道中去了。住在这里的嘉猷说：这是狸猫；有时还有白鹤飞来呢。想不到第一次看见闻名已久的狸猫是在美国的学生宿舍旁边。昨天，汽车驶过斯坦福教学区和它的农场中间的高速路上，居然看见一个画着梅花鹿的指示牌醒目地竖在路旁。嘉猷说，这里常有梅花鹿走过，提醒驾车者不要撞伤它们。正在这里念PHD的源远补充说：去年（2006）夏天，大学发通知，说有美洲狮进了斯坦福校园，叫大家小心！当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住在洛杉矶的一位亲友的时候，她说：“在加州，很多地方都有梅花鹿。”接着她告诉我，她的女儿、女婿在Berkeley的房子后院林木茂密，前两年一头梅花鹿选上这个地方产下两头小鹿，母子在那里住了半年左右，把草和树叶几乎吃光了；与人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她去看望女儿、女婿的时候，多次见过那三头梅花鹿。多年前在温哥华听原来在华南理工大学工作的刘国屏教授说过，她早上出来散步，常有梅花鹿也在湖边走动，互不干扰，各得其乐。我还以为那是加拿大这个人口特别稀少的大国特有的风景线，想不到在加州竟然也有大小动物自由栖息的乐园。其实不止加州，美国很多地方的野生动物都得到良好的保护。我打电话给在东部某州大学执教的小儿谈起有关情况，他认为我少见多怪。他说美国很多地方都有野生梅花鹿，他认识一位朋友的农场占地一百二十英亩（720多亩），树木多，就有很多梅花鹿出没。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少，地多，经济富裕，文化高，才有如斯境界。以斯坦福大学来说吧，一万五千学生，只有中山大学三分之一左右，但当年铁路大王斯坦福老头弄来一块32平方公里的土地，比澳门还要大得多！中山大学四个校区加起来是6.3平方公里，在国内算是很大了，但与斯坦福大学相比却瞠乎其后了。于是，有足够的地方建设学生宿舍和教授住宅，有孩子的研究生可以向学校租住一厅两房或三房的宿舍，租金比外面大约低一半！宿舍后面还有一个比足球场还要大的大草地，上面有儿童游乐设施，可以让孩子们在那里撒野！

    一片“天下无贼”的样子！不过，天下还是有贼。刚到Palo Alto那个周末，杨小凯的高足张居衍教授开车一个多小时来看我，除了教我使用各种电器外，就提醒“不要带太多现金在身上！”这倒也是。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名望很高，不就是因为他大刀阔斧改善了纽约的治安状况吗？一位1967年就在这里买了房子的老住户说：直到70年代乃至80年代初，Palo Alto一些地区，还是吸毒者、小偷和各种犯罪分子出没的地方，经常麇集大批警察，后来经济发展了，这些现象才逐步消失。另一著名大学Berkeley加州大学附近的治安也是十几年来逐渐改善的。贫困和管理不善是滋生罪犯的温床；从根救起，病菌总会逐步剥落。

    再看看斯坦福大学校园中，每隔几百米就竖立着一条高高的四面写着911三个白色大字的蓝色报警柱，只要一按红色按钮，不论是火警、医疗救助还是其他警情，就会有人迅速赶到，那时就会看见警察了。它提醒人们天下并不太平。不过，校园以外却没有看见这样的报警柱。不是校外无贼；大学独立自治，校内的警务自己管理，非经同意校外警察无权进入，所以标志也特别一些。我好奇地问过几位朋友，把911定为报警电话，是不是2001年911以后改的？答案是本来就是这个号码，没有改动。恐怖分子特意挑选这一天制造蔑视生命、摧毁财富的惨剧，不但是向美国人民挑战，也是向人类的价值观念挑战。不战胜他们，全世界都不得安宁！

    话得说回来，人口不多，确实是发展的有利条件。真有点妒忌美国佬，上帝偏心眼，太照顾他们了！不过，回头一想，比美国地广人稀的国家还有几个，他们的情况似乎并不十分如意。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以后，人家就没有内战了，安定加上制度建构比较合理，国民的手脚没有被绑住，随便说，放手干，经过50年奋斗，经济就在世界上独占鳌头了；再经过长期爬粪、揭黑，法治和自由牢牢生根，一个超级大国终于屹立世界。心潮澎湃，忽发遐想：破除早已过时的清规戒律，松绑，解放，批评，监督，让自由和宪政落到实处，文革结束后50年，中国也会出现一派富而有序自由开放的气象吧？
               2007年11月18日星期日于美国加州Palo Alto
               刊登于《南方周末》2008年1月17日写作版

 笑声泪影中的苦难和智慧

                  南方周末　  　2007-11-15

                  　　袁伟时

    “学问有一半是在闲聊中得来的。”1956年，我访问剑桥大学，一位教授请喝下午茶时说的这句话，一直未能忘怀。的确，许多思想火花是在自由交谈中激发的。不过，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威胁无所不在；久矣哉，不见汪洋恣肆放言无忌的闲聊！拜读怀宇的《访问历史》，眼睛为之一亮的，是从头到尾都是睿智的闲话！

    刚满而立之年的怀宇很挑剔，找的尽是满腹经纶的老头老太，而且功课做得那么好，让老人们一一敞开心扉，把埋在心底的陈年故事，向这个忘年交倾诉。“文不在兹乎！”这些耆宿大都是华人学术文化界的顶尖人物，那些仿佛不经意的交流，记下那么多20世纪中国知识人的甜酸苦辣，留下了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苦难历程的生动侧影！

                  　　揭示现代学术文化制度的灵魂

    一部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史，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现代学术文化制度建立、发展和被摧残的历史。

    别怪老人怀旧，这不是病态的唠叨，是昔日的自由造就了他们的辉煌。

    以大学来说吧，入学虽然要考试，但是对有特殊才能的，破格录取是常事。转学、转系自由，选课也自由，真正的大师就破茧而出了。史学名家许倬云念大学本科，从外语系转到历史系，选课横跨四个系，有五门课只有他一个学生。吴冠中的画，动辄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但是，他原来读浙江大学附设工业学校电机科，16岁那年参观杭州艺专，入了迷，坚决停学再考，一代大师开始上路。

    剑桥、牛津，够牛了吧？她的灵魂就是自由：“剑桥之所以为剑桥，就在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干各人的，从无一人过问你的事。”(48页)这曲自由散漫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林语堂、徐志摩都唱过了。他们揭示的无非是现代大学和现代学术文化制度的核心价值。没有这样的自由散漫，一代代敢于突破陈规陋习的杰出人才，不可能破土而出。

    研究现代化的著名学者金耀基先生有一个发人深省的论断：“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我认为，如果没有50到100间第一流大学的话，这是痴人说梦。欧洲成为欧洲世纪，美国成为美国世纪，都跟这有关系。”(33页)这是世界现代化的一条重要经验。不言而喻，除了优秀的教师和完善的图书、设备以外，第一流大学的标志就是自由。何兆武、邹承鲁等当年西南联大的优秀学生说及自己的成长，无不认为关键就是有自由！在国民党党化教育的高压下，是他们的老师和校长，以“铁肩担道义”的情怀，保护了一方净土。

    人们喜欢谈论文化断裂，叨念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传统文化面临的难题，是如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被削弱的部分毕竟是我们熟悉的东西，补救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就学术文化而言，最严重的断裂在于1949年以后，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化主流的联系被斩断；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一系列学科消失；即使勉强存活的学科，挂帅的也是以领袖语录定是非的前现代意识形态。这些现象背后，是对何谓现代大学和现代学术文化的不同认知。

    为何这些饱经风霜的智者那么珍视自由？许倬云先生说得很沉痛：50岁以后自己的思想变了，“我觉得不能盲目地爱国，我要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到50岁，我理解到多少罪恶都是以国家之名进行的。”(12页)话说得有点惊世骇俗，这可是难以计数的生命和血泪换来的。苏联剑拔弩张地批判世界主义、人道主义，后果历历在目。只有坚决维护全人类利益和公民个人尊严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野史闲话中的真实

    中国有官方修史的传统。但是，经过意识形态过滤的“正史”，干瘪、歪曲，俯拾皆是；鲜活和真实的历史往往要到野史中去淘拣。怀宇仿佛不经意的闲聊，就留下一些弥足珍贵的史实。

    抗日战争期间担任经济部农本局重庆办事处副主任(管辖四川)的周有光先生说：“打仗最怕后方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我们借用美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帮助地主、农民维持农业生产。所以，抗战八年，后方没有粮荒，没有棉花荒，可以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应当说还是成功的。”(107页)

    无独有偶。俞大维先生1985年回忆：“抗战初起，我接兵工署长，督导全国兵工厂，生产枪炮弹药，任期约12年。对日战争，大小战役之不利，无日、无时、无地无之。可堪告慰者，战况再如何不利，尚无人抱怨：‘弹药没有了！’”(《俞大维先生年谱初编》1792~1793页，1996年，台北)

    两老的亲身经历是抗日战争史的重要一页，是以往研究甚为薄弱的领域。正如怀宇在序言中说的，记忆往往不可靠。周有光先生的回忆就有不准确之处，1942-1943年间河南、广东大旱，有过人吃人的惨剧；“没有粮荒”云云，显然不符合实际。但是，就周先生熟悉的四川而言，却是真实的记录；作为抗战最重要的基地，这样的成就，可谓来之不易，弥足珍贵。

    说真话要有对任何事都淡定的平常心。黄永玉说得好：“对人生从容一点，别嚣张，苦也别嚣张，得意的时候更不要，这需要修养，有知识的修养，也有人生的修养。”(197页)满脸“国家意识”的人，缺少的就是知识和人生的修养，他们的言谈不过是千年中国满口仁义道德的“道统”的继续。像创造了《读书》辉煌历史的沈昌文那样惯于经常嘲笑自己“无知”的人，倒是真正的智者！

                  　　明亮的镜子

    由于“上苍的安排”，滞居京华的香港著名文化人罗孚成了《读书》的专栏作家，一篇《你一定要看董桥》(17页)，标志着香港的文化信息从此汩汩流入内地。沈公语焉不详，怀宇长达13页的专访：《我行我素我罗孚》，谈到“沈昌文谈起当年请罗孚为《读书》写稿的故事，简直可以入武侠小说。”(54页)虽然读者依然看不到沈公入山访求武林秘笈的曲折历程，但在怀宇生动的访谈中，曹聚仁、聂绀弩、夏衍、金庸、梁羽生、徐訏、林风眠、董桥和罗孚自己在香港的趣闻轶事，绘声绘影，展现了香港文化的重要图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记录的倪匡的故事，为什么在内地无所作为的人，到了香港成为著名作家？这是环境造就人的故事。

    当人们沾沾自喜之际，照照镜子大有好处。这几年香港的大学开始和北大、清华抢尖子了，欧美澳洲等地的中学也到中国来向中学生招手了。没有竞争的压力就没有质量的提高，也缺少改革的动力。当怀宇问金耀基先生：“留学对中国学生来讲，是不是很重要？”“我觉得很重要，尤其是当我们自己的大学制度还不是非常强的时候。”(27页)这部书海阔天空，没有严密的系统，但贯穿始终的是落后和先进的强烈对比。它不愧是21世纪中国人的《警世通言》。

    最后还要说一句：这部书在处处智慧闪光的同时，文字流畅、生动，开卷有益！

    《访问历史———三十位中国知识人的笑声泪影》，李怀宇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2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