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女人，最近有两条新闻相映成趣。

      重庆大女人王丽（化名），在“享受”了四年的“女主外，男主内”的幸福生活后，近日因老公出轨，几近崩溃，不得不进行心理咨询。

      与此同时，另一位大女人，国际巨星王菲，在“享受”了四年与小丈夫李亚鹏举案齐眉、居家养女的隐居生活后，近日因神秘女郎介入，高调宣布献唱春晚，明年复出重开个唱。

      两个大女人，一样的婚姻内伤。并且，因为两人身份差异巨大，更凸显一种普遍性：大女人这样一种生存状态，在中国人的婚姻观念中，仍然只是一种概念性的先锋行为，只有理论支持，而缺乏环境依据，实践起来相当困难，经常高开低走，甚至走向穷途末路，最终大女人往往要剩下孤独一人，拥抱自己大写的身份。

      为什么大女人和大男人在婚姻市场上的待遇如此悬殊？主要原因仍然逃不过，男人喜欢大女人，就很容易被套上吃软饭的标签，最终男人不堪吃软饭的名声重负，而逃离一个大女人的婚姻。比如重庆女王丽的老公李澜（化名），失业后当起了全职老公，但是因为同学聚会时被人说吃软饭，感到颜面无存，平静的内心骤起波澜，再也无法停息，于是乎情愿找一份月薪2000的工作，外加一段与同事女的婚外情。而王菲的丈夫李亚鹏，在婚后一直受到舆论的压力，大部分谈论起这段婚姻的人，总用不屑的语气评价李亚鹏。最近一件关于李亚鹏情绪失控的新闻，是嫣然基金会上，一向大嘴的周润发因为王菲没有出现，丝毫不给男主人李亚鹏面子，言语挑衅到了刻薄的地步，李亚鹏愤然把怒气发泄到记者身上，让提问记者“住嘴”，全场哗然。

      大女人婚嫁难，难就难在，你要找比自己优秀的男人，而优秀的男人并不一定需要优秀的女人；你要嫁一个普通的男人，又要考虑，这个普通的男人，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心理定力，来面对世人的眼光。

      每一个大女人的平凡婚姻中，注定要有一个心理失衡的男人。因为中国社会从来也没有承认过男人的家庭地位，就像它从来也没有承认过女人的社会地位。男人必须获得社会地位才能获得家庭地位，女人必须获得家庭地位才能获得社会地位。

      说到这里，我其实已经被惯性卷入了一个伦理逻辑陷阱：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真的有那么对立吗？它们之所以到如今会成为一个相对甚至相反的词汇，归根到底，是在于所谓现代人后现代人在性解放的“革命”过程中，早已遗落了家庭地位这个词汇。女人被剥夺了家庭地位，推向社会，而她们并没有因此取得恰当的社会地位。朔本追源，有些女权主义者一直在鼓吹，女人要有社会地位，需要质疑的是，管理好一个家庭，为什么就不值得全社会尊重呢？为什么就不能也是社会地位的一种呢？我看，与其鼓吹女人要有社会地位，不如鼓吹男人应该更尊重家庭，尊重对家庭的付出。

      抛开女性主义的烦恼课题，来一个提问回答。提问：大女人如何才能获得幸福婚姻？回答：金庸在他的名著《射雕英雄传》里早已给出了答案。金庸老先生很明白中国大女人的难处，他笔下真正的大女人黄蓉，文韬武略，样样都行，帅才一个，偏偏金老先生要给她安一个娇俏的模样，好像一个小女人。这个小小的大女人很不简单，她知道当一个大女人不容易，于是找了一个老实巴交的郭靖，并且下决心要把这个平凡的男人培养成一流的大英雄，结果，果然，经过漫长的历程，这位伟大的小女人最终实现了和她的平凡男人共度一生的美好愿望。

      各位大女人，为了那幸福的将来，这样艰苦卓绝的苦难历程，你准备好了吗？

“不做房奴，就做小三”。《蜗居》的剧情逻辑到底是对房奴的赞赏，还是对小三的同情？还真不好判断。

      看完《蜗居》，有人在“围脖”上大声疾呼，大城市生活太艰难，不如回到自己出生的小城市去过质量更高的生活。回应的人还很热烈，似乎靠着一部《蜗居》，立刻就可以组织起一支浩浩荡荡的西部开发人才大军。不过我敢打保票，真正愿意从大城市撤退的人不会有一个。那些热烈响应要回到小城市的人，甚至连二线城市也不屑一顾，就不要说三线的小城镇了。有一句老话叫“人活一张脸”，又说“不蒸馒头争口气”。再苦再累，也要像个钉子一样楔在大城市的人潮人海中，虽房奴而不悔，还要很阿Q地说，“要知道，有多少人欲做房奴而不得啊”，这就是大城市人的宿命。

      《蜗居》可以预见的一大功劳，应该是可以吓倒那些打算到大城市来寻梦的人们，让大城市的人口增长步伐放缓一缓。人口增速缓了，住房的刚性需求就少了，房价大概就可以下去了。呵呵，如果你把我的这句玩笑当真，那就向有大城市梦的人群散发《蜗居》光盘或网络链接吧，看他们还敢不敢来。果真如此，《蜗居》倒是可以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铺一段减速带，让变态过热的经济退退烧？

      我看，这还是严重高估了《蜗居》的作用。

      不如咱们还是把《蜗居》当作一部专拍房奴马屁的电视剧吧。房奴太多，一个基数庞大的收视群，让制片人眼红，如此而已。好在编剧起码当过房奴，知道房奴的辛酸，找得到房奴的死穴，替房奴道出了苦水。若是引起一些高层领导的关注，认真为城市居民的居住问题做一些实事，也就功德无量了。

      话说回来，“不做房奴，就做小三”，这样的剧情逻辑到底是对房奴的赞赏，还是对小三的同情？我们还真不好判断。对于看过《蜗居》的朋友，你可以出一道心理题，来检验她属于哪种人：那些对努力打拼的海萍竖大拇指，并且有高估房奴道德指数倾向的人，估计都是房奴或有过房奴经历的人；那些同情海藻，甚至以为全天下做小三的都是被高房价害的人，如果不是小三，起码也有做小三的潜质。对不起，如果这道题不小心泄露了你心底的一点邪念，你不要怪我，其实，活得太累的时候，谁不会在心底里想往一下不劳而获的快感呢？关键是，不劳而获需要天份，你有吗？

      别对着《蜗居》哭了，我们还是一起来数一数大城市生活的好处吧。

      首先，你拥有的发展机会更多，和城市发展的速度成正比。那些大唱小城市的田园牧歌的人，不信可以到小城市试一试那些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连跳槽都不敢的日子有多苦你知道吗？动一动就让你下岗的日子有多苦你知道吗？

      其次，你可以建立更自主的小家庭。外来人口比例越高，婆婆同居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使在一个城市，大城市的婆婆一般也不会有太多精力管媳妇。你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养育子女、管教丈夫、装修房子，这有多重要你可以问问小城市的朋友。

      再次，万一没有婚姻，你也可以过更好的单身生活。 你不必一定要做妻子和母亲，就可以拥有做女人的快乐和尊严。《新周刊》都说了，“剩女”不是被剩下，而是主动选择剩下了自己。你看，做一个主动剩下自己的优秀单身女人，也没有什么不好。

      最后，在大城市生活，你可以理直气壮地败家，理直气壮地血拼。如果老公或父母对你的败家行为有所不满，你只要把一位摩登同事带到家里，告诉家人这是你的上司并且对衣着要求很高，问题就迎刃而解。

        坐在重庆的客寓中，回忆人生中这本该美好的三个小时的夜晚我都干了什么，计有：

        搜寻机场wifi及探求wifi收费服务未果半小时。

        去花漾咖啡、味千拉面、肯德基、东方既白欲喝茶蹭网未果半小时。

        等我明白我必须花钱或提前花钱进入花样繁多的vip室才能满足自己一点小小的上网愿望时，我已经失去了上网的欲望。

        其后我花了半个小时把一本本来只需翻阅一下的二流杂志从头到尾一页不拉地看了一遍。

        再其后我打算去书店看看。没想到候机厅里的书店距离我的候机区域这么远，足足走了10分钟，到书店才发现跟我一周前逛的另一家机场书店大同小异。就这样在没有带书的悔恨中耗了半个小时。

       之后我“明智”地决定用购物杀死时间。我的目标是在候机室浩如烟海的奢侈品店找一个有创意的电脑包。这显然是又一个错误的决定。经过半个小时的搜索，我意识到这些店铺根本不希望女士们对电脑产生特殊爱好。在他们的想象中，在机场买包的女士，都是天天度假、参加派对的购物狂，随身携带电脑工作的人生，实在是太艰辛了。

        在那个不幸的暴雨的夜晚的后半段，我的人生是这样度过的：飞机经过将近3个小时的雨中飞行，终于在午夜抵达重庆。抵达时大雨依旧，但是飞机并没有停靠廊桥，我们不得不冒雨奔下飞机，乘坐机场巴士，再冒雨冲入行李提取大厅。终于坐上车，得知机场路被连日暴雨淹了，需要绕行回家，平时20分钟的路程，花了一倍以上的时间。回到住处，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

        第二天，从一位同事那里得知，他也从北京回重庆，比我早走了6个小时，很顺利很准时。

        没什么好抱怨的，人家赶上趟了，而你没有。

        在这条写满华丽诉求但又充满壁垒意识的城市生活通道中，赶不上趟不仅是一件耗费光阴的事情，还极有可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随后就在重庆商报上读到了一条新闻，一辆出租车在雨夜闯进了水漫1.6米深的洞子，两位乘客死亡，其中包括一名2岁的孩子。

        迈克尔.杰克逊。八十年代真正的巨星。

        当我们谈论他的死亡，就好像这一切早该发生。我们貌似公允地评价他的音乐已经不朽，我们富有同情心地看着他的身后种种。我们似乎忘了，他曾经升起在我们的血脉里，在那个逝去的人性飞扬的八十年代，他站在个人主义的绝顶，让我们幻想个人价值的凯旋。

        而今，他的音乐固然不朽，他的时代却已然被我们翻过。走在新消费主义庸常而幸福的城市里，我们习惯了听着不痛不痒的靡靡之音。我们抛弃了杰克逊，在八十年代的荒原里。他留在了那里，像一座失落的废墟。是杰克逊杀死了八十年代吗？不，他只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一件玩具，当他的时代过去，没有人愿意提起，一件玩具的爱、生命与归宿。

        设想那是你的叔伯、兄弟，你该如何面对？

        活着的时候，他并不因伟大而幸福；死去的时候，他也不因伟大而轻松。他麻烦不断，病痛缠身，形容涣散，精神崩溃。他是如此富裕而贫穷，光鲜而丑陋，善良而诡异，亲切而疏离。

        面对这样的亲人，你将如何心碎？

        成为迈克尔.杰克逊其实是一桩悲剧。他从童年起就在通往成功的旅途中生活，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人群、掌声与鲜花是他生活的全部。他被一架名为成功的机器绑架，他的父母是这架机器的发动机。所有的人都以为，成功是天下最幸福的事情，杰克逊得到了一切。其实他从未得到两样东西，生活，以及爱。他最爱的女人戴安娜.罗斯，其实是母亲与老师的化身。在他渴望关怀的青年时代，这个女人是唯一具有启蒙意义的人物，她教给他艺术与慈善。但是他最终失去了她，强作欢颜地恭贺她的婚礼。他成为梦幻岛的彼得潘，永远不再长大。

        或许我们应该承认，幸福并不是创造之源，不幸才是艺术的土壤。作为永远的流行天王，杰克逊的艺术成就和人生缺憾一样巨大。世人乐于看到他们最心爱的人物在他并不熟悉的人世中挣扎，仿佛只有这样，他才不是他自己的，他是他们的。

        You are not alone。他的歌声还在飘荡。而你知道，他如此伟大，又如此孤独。

    “二时代”！拿到书稿会心一笑，有如见到孙悟空，在盘丝洞里大喝一声“定”，妖魔鬼怪纷纷保持一个“二”的姿势立定，好猴子于是大摇大摆走上前去，揪揪这头牛的胡子，拉拉那条狗的耳朵，尽情调笑一番。

    当然，潘采夫调笑的对象不止偏远山区盘丝小洞里的弱势妖魔鬼怪，更多还是朝堂上的文臣武将，或者山野中的高士贤达。本书目录所涉人物从陈丹青、余秋雨到黄苗子、文怀沙，大多是文化人物。可怪的是，当今天下，不管是朝堂上一名玩“躲猫猫”的衙役，还是山野里的一介玩“纸老虎”的村夫，不管是德艺双馨的文艺界人士，还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房产商人，朝堂内外，城乡山野，一派“二”姿烂漫。不管是多么高尚的人士，忽然之间就“二”得不可救药了，而且一“二”起来，就好像法庭上罪犯获得精神病科医生的脑残鉴定，拥有了“二”的通行证，可以一“二”再“二”，“二”不可当。

    如若有人不小心被此“二”人的“二”举所伤，道理官司是打不成的，脾气好的人用忍气吞声息事宁人退避三舍可解。如果气愤难平，一定要一决高下，有两个办法，第一，如果事关真理正义，可以发动群众斗群众，布下网络时代人民群众的天罗地网，将敌人“二”的面具撕下，露出丑恶的罪犯嘴脸，绳之以法，此为正途。虽是正途，道路漫漫，即使全国网民都愤怒了，“躲猫猫”的一时半会也不见得认罪伏法。要是没有耐心，而且掂量不清楚自己是否真理在握，还是别用这个办法；第二，如果不关真理正义，只是被伤了脸了，你也可以拉下脸来，练一套“二”的武功，以“二”的不二法门，退敌于千万人的口水之战当中。不过，如果你“二”功不济，常识未泯，被脑残者斩于马下，那就死得很难看。尤其你生前若为社会贤达，那就不免遗羞万年了。你死之后，若不甘埋没于地下，还可以用更“二”的姿态重生，从此抛弃贤达嘴脸，做一个彻底的混人，也还是会有观众的。毕竟，这个时代，看客实在很多，看着看着，人对“二”就免疫了，每个人的胸腔里，都慢慢升起蠢蠢欲动的“小二”之心。

    二时代自有二办法。有的人是真“二”，有的人是假“二”，有的人明明是真“二”却装成假“二”。有的人“二”那么一下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有的人“二”一下是为了撒撒娇挠挠痒取悦一下观众，有的人“二”一下是为了挑起战斗让自己名气更大。

    二时代，看起来群魔乱舞，有时候让人恶心，却并不是一个恶的时代，起码比老大哥的时代要好，比装逼犯的时代要强。它是一个真相暴露的时代，是面具扯下的年代，是常识成为共识的年代。群魔并非只在这个时代舞蹈，之所以忽然显形，总是因为有悟空先生大喝一声“定”，定住之后，观众才忽然发现，这个家伙原来是妖怪的干活。或者群魔本来在黑暗里悄悄地干活，忽然之间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于是假装兴奋莫名、天真烂漫、舞之蹈之……正所谓当恶行无所遁形，装疯卖傻就是唯一的出路。“二”之所以这两年露出这么多头，恐怕还是因为三十年前被老大哥御用的人们还没有洗清罪孽，恐怕也因为十年前曾经装逼的人们身上还背着太多资本原始积累的债。装逼不容易了，装“二”便流行开去。

    当此“二”时代，或曰装“二”时代，不管它的形容多么猥琐，总是靠近了真相，真相不管如何丑陋，还是要努力地盯视，千万不要别过脸去。

    潘采夫努力忍住恶心，为我们画了一幅“二时代行乐图”。有心人不妨按图索骥，将暗藏在时代心脏中的魔鬼仔细打量一番。

            （《TimeOut北京·消费导刊》，4月16日刊卷首，本期随刊附送环保餐具一套）

    据说看一个家庭到底是否家道殷实，坐坐他家的沙发就知道了。宽大、舒适、承托力好的沙发，代表着一个经济承受力较强的家底，另外，主人的大方自信也可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如果经济承受力差，沙发往往品相质量皆凑合，甚至没有；经济承受力本来不差，但是主人若有吝啬之癖，沙发就难免别扭，或尺寸不对，或色彩不对，或质地不对；反过来，主人如果过于大方，沙发往往尺寸过大，成为陋室里的突出一景。

    沙发不仅可以衡量财富，还可以衡量品位。沙发的大类有四种，美式、日式、中式、欧式。保守田园的人士一般喜欢精致的日式或深沉的中式，性情豪迈思想开明的人大多喜欢宽大的美式，生活精致浪漫的人则喜欢风格现代、明朗的欧式。

    沙发为什么会有身份标签意义？首要原因是它跟人的屁股捆绑在一起，它的地位就是主人屁股的地位，它的品味也是主人屁股的品味。主人的脑子里如果想着“只要有一间房，有一张床就够了”，他顶多只会考虑一下躺下时后背需要什么样的照顾，至于屁股坐在哪里，将就罢了，他恐怕也并没有多少时间能够坐着。主人的灵魂深处如果认为自己的屁股也需要特别照顾，起码他是一个坐得下来的人，被别人当成人物，或者把自己当个人物。主人的思想就这样传达到屁股上，并且用他屁股的姿势阐释着自己的地位、品位和理想。

要命的是，这个屁股的品味还需要摆放在客厅中，成为占地面积仅次于床的展览物。你看，你在挑选沙发时，需要多么用心。

    家具商们也总是费尽心思让顾客的屁股得到尊贵的照顾，屁股满意了，他们的生意才能满意了。时下北京城里有相当多腰包充实的男士，喜欢收藏红木家具，起码要在客厅里摆上一张海黄的明式圈椅，才能在朋友圈里立足。圈椅是古代中国的“沙发”，珍贵的硬木加上华丽柔软的丝绸坐垫，可以成为“地位”这个词的物化象征。但是，圈椅其实并不舒适，在客厅里基本上是个摆设。经典的沙发，意大利品牌Poltrona Frau算一个。这家店上世纪三十年代设计的产品Vanity Fair，是现代扶手沙发的原型。Poltrona Frau刚刚在北京开了亚洲最大的旗舰店，它的沙发价格昂贵，堪比红木圈椅。看来Vanity Fair（名利场）这个名字，不是随便起的。

    几年前，宜家这样大众化的家居品牌来到北京的时候，北京人的消费层次尚属“小资”，几乎每一个白领的新客厅里都要安放一两件从宜家的大卖场里淘来的东西，才显得时尚。现在宜家的地位终于回到了大众化应有的地位上。世界顶级的家居品牌开始进驻北京，大概是觉得北京人的屁股到了该受到更多照顾的时候。北京人究竟该怎么衡量自己屁股的地位和品位？还是需要妥善考虑，虽然不需要太紧巴，但是太宽大太豪华也不符合发展中的定位。巴黎伦敦纽约的那些资本主义老贵族们当然恨不得北京人赶快包下来自老牌资本主义世界的所有昂贵的舶来品。北京人在挑选的时候，还是需要悠着点，别让咱家的客厅撑爆了。

我们一行人在渝乡等他，招眼望去，满桌都是21世纪的新青年如潘采夫、陈远……但是这些新青年再怎么新，再怎么青，跟袁伟时先生比起来，也不够新，不够青。

伟时先生最近的新闻是让某经济报的总编留岗查看。先生向总编表示慰问，总编倒是安慰伟时先生，请他不要担心。说起那篇文章，这位总编已经很负责地按审查要求修改过了，无奈阅评人员看了伟时先生的博客原文，因而大怒。

伟时先生老而弥坚，在中山大学受到严密保护，属于学术自由的榜样。

时代仍有新青年如袁伟时，那是这个时代的大幸。

    北京有一条三台山路，杭州也有一条三台山路（详见TimeOut北京4月2日刊）。

    北京的三台山路地处城乡结合部的险恶路段，它附近有旧宫、十八里店、小红门路等等让人闻而却步的地理名称。杭州的三台山路与杨公堤平行，与龙井路衔接，附近双峰村、三台云舍、乌龟潭、于谦祠、三台阁、浴鹄湾，听起来就让人心驰神往。

    住在亦庄开发区的白领们对北京的三台山路不会陌生。他们每天早晨开车经过这条路一路向北，穿越四环来到城内办公或办事；每天晚上再开车经过这条路一路向南，穿越五环奔向开发区，回到他们睡觉的地方。北京的三台山路是一段横亘于工作与生活中间的道路。它与生活无关，也与工作无关，它的存在价值只是为这个城市在安居与乐业之间提供一个勉强的通道。人们不会记得这条道路，它在那些每天使用它的白领们的生活中本不存在。它只代表生活的某一阶段，比如说你和这个城市的关系还比较疏离，或者你在这个城市核心地带生活的权利被这个时代弄丢了。这些恰恰是住在这里的人们亟需忽略的身份标签。谁不希望融入自己生活的城市呢？

    杭州人对他们的三台山路态度就不同了。那是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路，而不是普通游客熟知的道路。假日在杨公堤悠游的杭州人，在这条路上寻觅风景这般独好的食肆茶楼，通过这条道路找到一点杭州土著独享的得意之处。而那些深度游的客人，或是自我发掘，或是被杭州的好友引领，在这条路上能感受到比普通游客更特殊的杭州韵味。来到三台山路，就是来到了杭州的深处。人们通过这条道路，开始了和这座城市更为亲密的接触。来过三台山路的人，怎么会忘记这条道路以及这条道路上的点点滴滴呢？人们还会沿着这条道路，寻觅这个城市更为幽深的去处。

    北京的三台山路还在不断地往南延伸。与这条路的延伸同步的，是这个城市高速的习惯性强制性扩张。城乡结合部的那一条条小路总要慢慢变成城中的通衢，这些通衢功能性地连接着一地又一地，而这一地到那一地，可能只有发展的逻辑，没有什么诗意的线索。穿过这些通衢的人们，每天都在机械地搬运着自己，从来不会被这条路上的什么特别的风景吸引，离开惯常走过的道路，去向北京的深处。北京人的北京在哪里呢？在后海目不暇接的酒吧咖啡中？还是在被形形色色的势力人物盘踞的四合院里？

    北京城的老人们大概记得，三台山路的附近，有一个南海子麋鹿苑，所谓“南囿秋风”是也。明清时期的南海子，面积相当于老北京城区的3倍，是古代北京地区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皇家狩猎场所。古代南海子内泉水、湖沼星罗棋布，河道纵横。今日时时发臭的凉水河即是南海子众多河流中的一条。南海子有大片湿地，水草丰美，麋鹿聚居。后来麋鹿因战乱灭绝，1985年英国乌邦寺向中国送归数头麋鹿，麋鹿苑才重新建立。北京的三台山路，听起来历史并不比西湖边上的三台山路差。可惜现在麋鹿苑里的湿地规模已经大不如前，湿地保护的经费捉襟见肘，从麋鹿苑前极其简陋的道路就能看出来。麋鹿们被圈养在人们接触不到的围栏中。在假日里，一些家长会带着他们的孩子们在这里观鸟，但是天知道这些硕果仅存的鸟类在那些水草丰美的年月里，是些什么不招人待见的东西。

    三台山路不像解放路、建国路、胜利路那样遍布每一个城市。它很特别，有一点山野味道，似乎应该通向桃源深处。北京的三台山路本来是不是通向麋鹿出没的猎场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的三台山路上，还看不到什么春天。

    北京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道路通往春天，通往水草丰美、诗意栖居的秘境？北京能不能慢一点生长，让他的居民有更多的参与感？在面对杭州的三台山路时，我有一点期待。

张爱玲乐于玩味人生的况味。但是在电视剧里，玩味人生况味并不是一条可行的路线。如果是36集的《花样年华》，估计大部分观众都要睡去了。

何况《倾城之恋》，本就是一个大胆明亮的故事。

李多钰

《倾城之恋》：张氏苍凉的高调章节

张爱玲的小说，在影视改编中，调子一般是偏黯淡的。张爱玲的语言清冷，不是热闹的那种，用黯淡的色调来表现，倒是合适的。并且黯淡大概也刚好能够表现那是一段过去的时光；黯淡中透着奢华，大概又能表现那是一段过去的好时光。

《红玫瑰与白玫瑰》，一架老式的电梯，男人与女人透过电梯递过来幽深的眼神；人群疏朗的电车中，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仍能保持着绅士淑女的闷骚。

闷骚是老上海滩故事的主题，张爱玲用她的生花妙笔编织出了上海滩人情世态的主线，男人与女人既相互想往又相互计算，由此低回婉转起伏错落离合聚散。明治时期的日本作家尾崎红叶的名著《金色夜叉》，曾经写过日本明治时期金权主义下的男欢女爱，和张爱玲的上海应该是同一种资本主义背景。不过上海比起日本又多了一种殖民主义的气息。张爱玲虽然会不经意地体现这种背景，但是她并不会因此离开她的趣味，去展开那些时代的刀锋。她的趣味就是男女世情的趣味，乐于玩味人生的况味，书写人性的枷锁，终于只能留下苍凉的手势。所谓螺蛳壳里做道场，张爱玲之谓也，张爱玲正是在小格局下做出了极致的作家典范。

其实张爱玲也有明亮一些的作品，《倾城之恋》就是其中最高调的一章。这是一个大胆的故事，跨越上海、香港两个当时中国的时髦之地。上海的交际舞场，香港的热带酒店，东南亚的交际花，一个冒险的男子，一个寻求人生归宿的女人，真刀真枪的战争，炮火下的废墟，从患得患失到最终的相依为命。女人的胜利，在于她勇敢地跨出了一步，从市民社会的庸常生活跨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战场上。她最终收获了感情上的归宿，也收获了人生的自由。

张爱玲后的作家、导演们对于《倾城之恋》并不是特别爱好，这跨出去的一步，让人有点迟疑，仿佛离海派的低回风格远了一些。并且，人们倾向于认为，白流苏最终获胜，是范柳原在非常时局下的妥协，并不是什么特别值得炫耀的胜利。人们更乐于表现《红玫瑰与白玫瑰》，男女间的得失计较，有一种暧昧的张力，便于想象或填充张爱玲式的上海。后世人就这样共同营造着一种暧昧不明精致奢华情欲弥漫的气氛，他们把这种气氛命名为张爱玲式的上海或者老上海的气氛。这种集体努力重新塑造了张爱玲笔下的上海，那些明亮的决绝的东西被选择性过滤了，留下更多的是苍凉的手势。

王安忆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恨歌》把这种颓唐的上海式情殇推向了个人主义的极致。一个女人在各种时代都用她的那一种人生观来面对人生，最终被金钱戗杀。很有一点《金锁记》的味道。这部小说被高度评价，令我有点吃惊。总的来说，这部小说的做作味道明显，远不如《六九届初中生》。大概因为写一个上海滩的遗老女人，带了浓郁的海派味道，以至于受到追捧吧。上海滩是中国摩登生活的历史顶峰，这一顶峰至今也没有被突破。人们这样流连忘返，浑然忘记了，张爱玲的上海如果有过，也只是其中的一种。上海为何不会是另一种样貌呢？

改编《倾城之恋》：说说自由恋爱的发端，也挺好

最近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倾城之恋》，我一看之下，有点惊奇：终于有人敢于不用张叔平或者叶锦添的调调来装饰上海了。这部连续剧里用的旗袍，制作也很精良，但并不是那一种低调黯淡的奢华，而是明显有洋装的明亮色彩；我再看之下，更加惊奇，原来编剧把张爱玲玩味世情的姿态都改掉了。上海小女人的代表白流苏，不再是那个不幸失婚之后在娘家呆不下去，不得不为自己寻觅下家的可怜又精明的白流苏。在剧中，白流苏有阿信、大长今……乃至一切励志剧中顽强女性的坚忍面貌。白流苏俨然是一位受过良好教养的书香门第女儿，一个努力而称职的妻子，一个负责任的儿媳妇，一个渴望自由的新女性，一个追求完美爱情的奇女子……

从忠于原著的角度看，邹静之显然没有符合大多数张迷的期望。

张爱玲乐于玩味人生的况味。但是在电视剧里，玩味人生况味并不是一条可行的路线。如果是36集的《花样年华》，估计大部分观众都要睡去了。

何况《倾城之恋》，本就是一个大胆明亮的故事。

剧本的一大特点是拉长了白流苏失婚的过程，以及范柳原发家的经历。结构上的改变遭人诟病很多，有人认为纯粹是为了拉长剧情。其实电视剧本的改编虽然跟张爱玲的原著精神差别很大，但是剧本自身的逻辑还是非常完满的。改编后的剧本围绕着一个主题，新旧社会风俗在交替，而那些旧时代的女人如何费尽千辛万苦，走出旧时的庭院，迎接自由恋爱时代的到来。

自由恋爱的风气刚刚开始时，上海滩上新旧婚俗并存，男人既可以纳妾，又可以离婚，而女人一旦离婚，却等于失去了再次婚姻的可能。女人们在这样可怕的社会现实下，生存状况极为痛苦。白流苏本来想努力在唐家做一个好妻子和好媳妇，奈何她的夫君和她不是同路人，纳妾玩戏子，对她视而不见。几经磨难，她终于意识到自己不能这么过下去，她要离婚，唐家又不甘心让她拿一笔钱获得自由。最终妥协的结果是，她离开唐家回娘家住，但是唐家少爷并不和她离婚。要不是这个不争气的少爷最后自己吸毒过量死了，白流苏拿不到离婚证明，连再嫁都没有机会。白流苏回到娘家，娘家哥哥在家中赋闲游荡，坐吃山空，他们的口头禅是“总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个家”。但是哥哥们并没有离开家，反而逼得白流苏无处安身。范柳原的另一条线此时终于汇入白流苏的这一条线。作为香港首富的私生子，范柳原冒着极大的风险去英国找到了自己的出生证明，获得了范家的遗产，但是却失去了自己最爱的女人。两个失去家园的人走到一起，顺理成章。白流苏的生活在香港的战火中获得圆满，在张爱玲的原著中，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与背景，在电视剧中，大时代的特征更加显著，故事的逻辑从一开始就不断推进，直到结局。我看《倾城之恋》的剧本不仅不拖沓，还很好地发展了张爱玲的故事，让它更加明亮，是一部优质的家庭伦理爱情剧。

并且，用这样的视角去看张爱玲，竟然别有天地呢。上海好像有了一点别样的色彩，而那别样的色彩，看上去也不错。

特别需要鼓励的是，陈数（话剧《日出》中扮演陈白露）的白流苏很有说服力。在张曼玉之后，我们终于又发现了可以把旗袍穿的如此美丽的女人。

    从“龙马社”年初问世开始，邹静之、刘恒、万方这个实力派组合一直备受关注。实力派组合，对话剧来说，也就是编剧的组合。编剧当然是话剧的戏核，实力潜力所在，但是很长时间以来，编剧已经沦为明星和导演的配角。明星愿意出演话剧是抬举话剧。这次三位著名编剧组成“龙马社”，共推戏剧，颇有点“咱们编剧有力量”的龙马精神。

    细想这三人组合的创意非常高明。刘恒是北京职业作家的龙头老大，邹静之是影视编剧的龙头老大，万方是中国话剧教父曹禺的女公子。龙马社一出，中国话剧振兴的大旗就扯起来了。虽然说小剧场话剧的山头已经人才辈出，这样的话剧盛事，还是很让人热血沸腾的。

    《操场》是龙马社的第一部大戏。首演当日二日，明星大腕捧场者众，老牌戏迷捧场者众，票房紧俏，盛况空前。报章网络上赞美的评论铺天盖地。一个主流的意见称，长期以来话剧娱乐化现象严重，《操场》代表着中国严肃话剧终于迎来了新的高潮。

    这样的赞美方式我们见得多了。把体制化的思维强加在某一样作品之上，抬高为某种楷模、样板，用以肃清文艺创作的多样化。这是一种斗争的笔法，斗争的专业术语叫“窝里横”。

    虽然我坚决支持龙马社，支持《操场》，支持中国话剧振兴，但是我坚决反对对《操场》的这种捧杀。如果说《操场》或龙马社代表的是所谓的严肃话剧，而这个严肃话剧又是用来对抗娱乐化戏剧的，我们不如抬腿走人算了。

    中国话剧在所谓严肃戏剧的指针下，已经衰落多年，民间戏剧生存就更加艰难。那些热爱戏剧事业的人，为了求得一席生存之地，倾其所有，竭尽所能。其中凤毛麟角的成功者如孟京辉，也是经历了被明星拒绝的艰难生涯，在体制与民间的边缘游走，获得了市场的认可。这些年来，孟京辉被诟病最多的就是商业化娱乐化。试问，那些骂他的人，有哪一个敢坚持用自己的力量把话剧做下去？甚至自己来撑起一个小剧场？

我最近看戏逍堂在人艺实验剧场上演的《与丘比特同谋》时，更加感慨。一是想不到他们的戏这么好看。编剧喻江年轻老到，几个表演者表演有根基也放得开，关皓月的导演也很轻盈；二是开演前看他们的多媒体广告，介绍戏逍堂的菜品，很有意思，原来可以一边做餐饮一边做戏剧啊。以前以为只有台湾的音乐人和戏剧人会这样。戏逍堂这样的戏剧工作室大概不是主流戏剧界看得上的，大概就是所谓话剧娱乐化的代表。他们能脱掉草台班子的嫌疑，到人艺演戏，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我去看戏的那天，刚好首都剧场在纪念老舍，演《茶馆》，剧场正门前站满了主流话剧精英们。但是实验剧场里也坐满了爱好戏剧的青年，观剧的效果也很热烈。剧场、小剧场和谐共处，不见得哪一个更应该被哪一个取代。

    话剧近年来好不容易有了一些民间化的迹象，而靠着这些民间的推手，又好不容易有了一些振兴的迹象。不管哪一种戏剧力量，总是要大家一起喊一声号子往前走。再要“窝里横”，斗私批修，这还在小众的东西干脆就到地下算了。

    回到《操场》，其实所谓严肃话剧的说法也恰恰背离了《操场》的戏核。《操场》正是要反思那么一种高蹈理想、困守塔尖、闭门造车、拒人千里的知识分子气，或曰严肃气。在《操场》中，那些看操场的、贫困女大学生、民工、妓女，都是赖以生存的现实、经验的化身、智慧的代表，那位思考自己的终极孤独感的老迟先生最大的悲剧就是看不到他生存在怎样的现实中，他的自恋有多么愚昧。

    用《操场》来讽喻当下的戏剧现实，恐怕比讽喻学界更加贴切。当下的戏剧界，不正是这样一个“操场”吗？“操场”上当然还躺着那些思考自我出路的人，但是“操场”已经不再是某些人的操场，“操场”已经开放为大众的操场，“操场”上的铁架（象征象牙塔），已经被聪明的人们“偷梁换柱”去也，那些以严肃的名义宣告他人及现实的低级娱乐趣味的人，终于要反思“我是你悲剧的一部分，我也是我悲剧的一部分”。

    这样看这部道理讲得太多了一点的戏，忽然有了一点别样的趣味。

剧评--《操场》

讲道理就不必了

    《操场》是一个过去式的东西。

    故事很过硬，痛苦很真实，舞美与舞台控制也很到位，如果早搬上舞台二十年，堪称杰作。可惜晚了，当下的学界已经不再是剧中那种高蹈理想、困守塔尖、闭门造车、拒人千里的学界。不仅不高蹈理想、困守塔尖、闭门造车、拒人千里，还相当的现实，相当的入世，相当的善于“实际联系理论”，相当的人来疯。

    当下的学界既然已经走到剧中学界的反面，我在看的过程中就试着设想，这是一个试图反讽的戏剧。我愿意看到那个抑郁性格的男主角老迟最后获得一点悲壮的成功，就好像堂吉诃德，虽然有着不切实际的英雄意识与理想主义，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妥协，向现实低头，承认自己错了，现实是对的。如果现实对了，我错了，这个戏不就变成说教了吗？但是结果竟然就是，老迟向死者承认自己错了，“我是你悲剧的一部分，我也是我悲剧的一部分”。

    看完之后我有点犯傻：噢，原来这么复杂的包装，是用来讲一个道理的。这个道理用最浅显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在讲道理这个层面上，我看它不算太先进，所谓这个戏已经把道理讲到了哲学层面上恐怕是溢美了。它算是从过去二三十年的经验过来，讲了一个还算过得去的生活常识，善意地提醒了一些小众的跟现实有距离感的人们。在这样一个火热的山寨的当下，把悲剧归入冷僻的人性，号召大家毋庸置疑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现实中去，怎么看也不算一个当令的建议。

    如果抛开这个不太先进的道理，单看故事还是讲得很峰峦起伏的。整出戏虽然发生在一个操场上，叙述形式却有些意思，五个相对独立的段落都是好故事：1，老迟与妻子的故事。我很喜欢衣柜的创意，一些黑衣人举着衣架，随着人物的意识流变幻场景；2，老迟与研究生的故事，老迟的迟疑与研究生的坚决都表演得很到位；3，老迟与操场寄生者的故事，那个卖插座卖坐垫的小人物塑造得挺喜兴；4，老迟与骗子的故事（或曰女大学生与民工的故事），整出戏中最成功的一个故事，全剧的类高潮就发生在这个故事中，老迟生平第一次鼓起勇气介入了一次现实——用电锯锯下了操场中的铁架；5，老迟与死者的故事（或曰死者与妓女的故事，中间还穿插了一个冷漠的男大学生的故事），陈小艺演的妓女和她前面演的女大学生、研究生呼应起来，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女性形象，具有良好的社会情感象征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看戏的同行者李银河女士本来很喜欢女大学生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最后演变成了一场骗局，弄得她很不爽。“这个故事很好，很成立，应该再讲下去啊，为什么突然转换成了一个骗局呢？”编剧在这里卖弄了高超的讲故事技巧。不过，这么多好的故事，一一铺排开来，用来说教，还是有点驴唇不对马嘴的感觉。杰出的戏剧，还是要用剧情推动剧情，人物悟到了什么，就不必用来做结尾了。不知道这个讲道理的结局有没有可能换一下？亲爱的邹静之先生。

    我读金庸是从《神雕侠侣》和《天龙八部》开始的，大概是在1988年我读高二的样子。《神雕侠侣》是一卷薄薄的残篇，白皮的盗版书（其实根本连盗版都称不上，应该说是盗印，连简单的设计都没有，类似于打字版的手抄本），现在想来实在粗劣不堪。那一卷说的是杨过到襄阳找郭靖报仇，故事结束在“刀锋贴在杨过的皮肤上，已经发烫了”。印象这么深刻，只因为后来再也没有读到下一册，很长时间心里都空落落的。此后我特别青睐那些印刷粗糙的书籍，总觉得它们的可读性会很高。

    后来就读到《天龙八部》，还是盗印的，但是完整的一套。这套盗印书让我体会了平生第一次彻夜读书的经验。读到萧峰最后用断箭自杀于雁门关前，只觉得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大哭数小时，连续几天只要一想起来就不行。到现在一提起英雄这个词，我还是觉得只有萧峰当得起，如果说偶像，大概萧峰是我的偶像。后来我反省自己的一些悲壮情结，大概也跟这么早读《天龙八部》有很大的关系。

    70年代出生的人不读金庸大概是极少数。在大学里，金庸是卧谈的一个重要谈资，不读金庸，何以谈天？谈金庸的方式中有一项是比拼记忆力，有上进心的同学因而要把金庸读上好多遍，还要想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来问别人：比如说“‘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式’是谁的武功”，比如说“李秋水和段誉是什么亲戚关系”……考倒了别人就大为兴奋，被考倒的立刻要去补课，否则面上无光啊。

    后来有人正儿八经的来评论或者批判金庸的作品，我就觉得好笑，金庸岂是供批评家评论的？再到北大、浙大开课研究金学，亦觉得好笑，莫非他们愿意采取卧谈的方式教学？就好比研究《三国演义》，一个恰当的方式是“水煮三国”，你要是正儿八经地“论《三国演义》的政治伦理”，恐怕就要笑掉别人大牙了。人家已经自称“演义”了，你还论什么呢？何况论也是需要资格的，连金圣叹评《水浒》还只敢“批阅”呢，也就相当于点评。所谓点评，就是把自己放在读者的位置上，一边读一边乐一边叹。这就是卧谈式的评论，随性而发，看似不着边际，其实所有的听众都心有所感会心而笑，因为他们谈论的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单单是一部小说。

    正规的文学评论只适合于小众读物，适合于意义仍局限于文学性的读物。金庸的武侠小说，因为社会接受性广泛，已经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变成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用文学价值去评价它，犹如用湖的蓝去对比海的蓝，不在一个层次。

    重庆大学出版社最近出了一套“金庸茶馆”，其卧谈式的姿态就十分正确。全套十册，倪匡的占了五册，所谓“我看”、“再看”、“三看”、“四看”、“五看”。众所周知，倪匡是金庸的第一拥趸，他虽然是科幻大家，谈论金庸的时候却只把自己当成一个读者。他会像所有大学卧谈会一样，讨论到“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中，最喜欢哪本（他的排名是《鹿鼎记》第一，《天龙八部》第二，《笑傲江湖》第三。按照我的阅读经验，那当然是《天龙八部》第一，这是初次接触情感上的原因。如果不论这个，我还是要评《笑傲江湖》第一，这部小说就是所有武侠小说的代言）；他还会讨论金庸小说中的人物，评价他们到底是绝顶人物，还是上上、上中、中上、中中、中下、下下人物（他认定的绝顶人物有四个，杨过、令狐冲、韦小宝、萧峰（书中用乔峰这个名字来认定是不对的，乔峰只有演绎到萧峰才是绝顶人物），我没有意见，但是我看还是应该增加黄蓉一位。虽然倪匡对黄蓉的偏见也能自圆其说，但是黄蓉是金庸所有小说里唯一一位女性第一主角，而且她极端聪慧，大事有决断，给她一个中中或中下实在是太情绪化也太男性视角了）。他完全谈天式的评论，有举重若轻的技巧。后来倪匡发出江湖令，寻找挑战者，结果只有温瑞安努力地应了战，其他人都是潦草应付了一下。温瑞安武侠写得还不错，算是一格，但是评论就不算好读了，还是脱不了文学评论的套路。这套书里收了温瑞安的三本，还是很下功夫的，但是不如倪匡的好看，因为倪匡的姿态就是你我的姿态。

    这套书让我感到很温暖，因为印象中大学里曾在一位校友处读过其中的一部分，爱不释手。不过这位校友非常小气，不愿意全给我看，意图掌控金庸的话语权。我向新版的编者询问是不是再版，编者却说以前只出过温瑞安的，其他的都没有正规引进过。看来我连金庸的点评都读过盗版。

因为发展，一个印度的茶水男孩比一个美国革命路上陷入发展困境的中产阶级女性幸福多了。

大概是在呼应那一种潮流——山寨正在觉醒，而中产阶级已是穷途末路，今年北美电影颁奖季里的几部获奖热门文艺片虽然各有各的夺金绝招，大多悲情绝望，惟有《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以大团圆收场，片尾还要来一场印度人拿手的山寨歌舞把庶民的狂欢气氛推向高潮。

细思之下，今年北美电影颁奖季里弥漫的绝望情绪还真不完全是偶然；而《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以印度这一片热土为背景，迸发的彻底狂欢精神也若有所指。

《革命之路》：中产阶级的革命小径

貌似与众不同的威勒夫妇住进了一座位于革命路上的理想房子，介绍人吉温斯太太曾经认为他们是这座房子最理想的主人。他们和两个孩子生活在这里，一切都看似很理想。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慢慢了解到，女主人爱普莉需要的并不是一座理想的房子，而是一个自己可以参与的未来。她热情地谋划全家搬到巴黎去，她工作，她的丈夫弗兰克在家做他想做的事情。弗兰克也一度为之心动。这样一个小小的梦想即使实现不了又能怎样？但是故事的结果令人触目惊心。革命路上一对中产阶级夫妇的小小内心革命，最终悲情收场。

《革命之路》虽然大热金球奖，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主题。女权主义者大概愿意把它看成女性困境的教课书，其实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可以从中看出普遍的生存困境。这个困境套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描述就是：人在满足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这三个层次的基本需求之后，生活的基本需求便不再有激励作用，他们开始渴望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两种高级需求。自我实现无望，再美满的生活也形同监狱。套用一句文艺腔：假如未来像现在一样一览无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革命路的生活模式曾经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典型生活方式。郊区、别墅、草地、儿女、狗、车子。虽然每一家的房子造型不同，生活道具却大同小异。我有一次在上海一片跨国公司驻华高管的别墅区闲逛，看到每一家都有一个车库，车库里除了型号不同的车外，还悬挂或堆放着基本相同的孩子的玩具，滑板车、自行车等等。我能想象他们大同小异的家庭生活。与那些还在生存需求上奔波的阶层相比，中产阶级看似样样得到了满足，恰恰最缺乏满足感。基本的生活需求已经无法激励他们，高级的需求又无法实现突破。最糟糕的是，他们一般受到严格的高级教育，代表社会中最普遍的教化和秩序标准。所以，革命路上的生活虽然痛苦不堪，生活在这条路上的人们也常常嚷嚷着要革命，但是那革命最多也就是一点内心的小挣扎与小变态罢了。那些尚未过上这样生活的人，恐怕还在努力地想往着这条路上的风光呢。

中产阶级的生活困境是美国电影人偏爱的题材。《革命之路》的导演萨姆·门德斯在9年前拍过一部《美国丽人》，狂扫72届奥斯卡包括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在内的五项大奖。《美国丽人》说的是中产阶级的中年危机，凯文·斯派西的表演令人信服。基于此，虽然萨姆·门德斯的现任太太凯特·温斯莱特对《革命之路》一片谋划多年，并且再度携手《泰坦尼克号》的老搭档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搭档演出威勒夫妇，虽然温斯莱特的表演绝不逊色于凯文·斯派西，但是她无法靠这部电影斩获奥斯卡是必然的。奥斯卡甚至连让温丝莱特凭这部影片获得提名都不考虑。

尽管奥斯卡并没有青睐《革命之路》，《革命之路》却有当下时代特色的悲情代言色彩。如果换一个眼光看待这部电影，我们甚至可以来探讨一下，革命路的生活方式与次级贷的关系。革命路本已经是一条并不幸福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竟然在21世纪的美国大地上向本无力负担这种生活的阶层铺开去。美国社会的经济崩溃由此展开。不仅如此，这种中产阶级的生活样板还在世界范围内扩张，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学习榜样。这次经济危机是否会改变国际社会上蔚为壮观的经济拉动式生存格局？真正的生活革命能否展开？恐怕不能这么乐观。

《朗读者》：文盲，知识分子造

《朗读者》原著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一位法官。1995年小说发表后随即畅销。这部小说最大的特点是具有畅销小说的一切因素，忘年恋、罪犯、秘密、生死，但是又从来没有被严肃文学界忽略过。它探讨的命题不完全是纳粹的罪与罚，也是个人微小的自尊在抵御强大的社会力量时所能穷尽的一切奇特的可能。

电影的表演堪称伟大，凯特·温丝莱特扮演的汉娜无疑会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形象，米歇尔的年轻扮演者也很出色。一个问题是，《朗读者》用一种知识分子愿意接受的方式，叙述这个不识字的女文青如何面对一场荒谬的战争审判。作者通过米歇尔之口问：“她认为做一个文盲比做一名罪犯更丢脸吗？”最有趣的是，这位不识字的女人文学品味非常高雅，喜欢的都是最经典的文学名著。作者也许太急于为人物辩护，让他的人物和德国文化紧密地挂钩。这样的安排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太像一场文学化的安排，很难发生现实的联系。

汉娜这个文盲，归根到底是知识分子造出来的。一个内心很文艺的纳粹女看守是不是更让人同情？也许，反推过去确实会有这种感慨：如果不是战争，一个纳粹女看守也许可以是一个文艺女青年。但是，这也并不能减轻一个罪犯在面临杀戮时应有的个人良知与忏悔。

《朗读者》很难问鼎奥斯卡最佳剧情片，这种中产阶级情调的东西不具有现时代的代表性。温丝莱特也许可以凭此片获得最佳女主角。从振兴不断低迷的收视考虑，奥斯卡既然已经给了茱莉和皮特最佳红地毯男女主角的机会，让泰坦尼克号当年风光无限的男女主角再次风靡也是应有之意。毕竟，温丝莱特已经俨然引领了好莱坞的未来。

《返老还童》：一无所有的宿命伤感

又一部中产阶级情调的片子。它会在奥斯卡大热毫无疑问基于当下美国经济的低迷。低迷的时候最适合回忆，带着伤感与自怜。

一个遗世独立的人。他遗世独立，是因为他逆时间之流而上，出生时是一个老人，当别人逐渐老去时，他逐渐年轻。他无法与人携手，必须不断抛弃，在短暂的交集后，必须选择一种完全孤独的人生，最后在襁褓中死去。

孤独，失去，一无所有，乃至于失去一切记忆……看到最后，悲从中来，不可断绝。真是让人哀到伤的片子啊。这哪里是老美的一贯作风？看来危机心态真是深重。

我不相信《返老还童》会获得奥斯卡最佳剧情奖。给大家一个悲伤与回忆的机会，也就够了。虽然导演大卫·芬奇拍过《七宗罪》和《搏击俱乐部》，导演生涯几乎没有失过手，是绝顶的高手，这也并不意味着《返老还童》就必须获奖。当然，皮特来演这个奇特的返老还童者，还是很有说服力的，走红毯的时候，可以多给他和茱莉一些掌声。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庶民的狂欢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导演也是一流高手，曾经名噪一时的《猜火车》的导演丹尼·博伊尔。

说到这里，忍不住赞叹今年北美电影颁奖季真是实力派导演大集结。前面已经提到，《返老还童》的导演是大卫·芬奇，《革命之路》的导演是萨姆·门德斯。《朗读者》的导演其实也很厉害，是《时时刻刻》的导演史蒂芬·戴德利。有人说今年跟1994年的情况类似，《阿甘正传》、《肖申科的救赎》、《低俗小说》、《真实的谎言》、《狮子王》，佳作迭出，1994年是“上帝想看电影了”，2009年则是“上帝他妈的终于又想看电影了”。这种腔调稍微夸张了些。跟1994年比起来，2009还是欠一些生猛，多一些悲情。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是2009年里最不悲情的一部。故事来自于印度一名外交官的小说《问答》，围绕一个有奖电视问答节目，展开对印度下层生活的描述，其中有贫民窟生活图景、宗教冲突、泰姬陵的骗子导游、残忍的丐帮老大、疯狂的黑社会杀手、屈打成招的警局……尽管它的故事背景如此悲惨，主人公杰玛却终于用对命运的信念赢得了生命的奖赏。

丹尼·博伊尔近些年的片子走悬疑惊悚的青年文化路线，走得不太好。不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跳了出来，把视野放在了辽阔的正在飞速发展的印度。因为发展，所以再悲惨的生活环境，也看似很有前途，充满奇迹的可能。这部片子的聪明之处就在这里，没有耍弄悲天悯人的思想深度，也没有把关于印度的想象搁浅在现实的泥潭中，它就是要在肮脏中看出美丽，从绝望中看到生机。在这片当代印度斑驳陆离的山寨上，主人公杰玛一路高歌，勇往直前。他跳入粪坑只为追星；他从宗教冲突中逃生，失去母亲，但是获得了女友；他在哥哥的帮助下摆脱了丐帮老大的残害，没有成为街头乞讨的盲童；他踏上时代的列车，被扔到泰姬陵旅游圣地脚下，当上了骗子小导游，不时享受一下美国时间；他失去女友，又找到女友，再失去再找到再失去……他不再是一个小骗子小偷，他成为一家电信公司的茶水男孩……他得到了命中注定的一切。

有人因此不解，为什么印度人也对这个片子甘之如饴呢？它展现了印度那么多的黑暗面。

印度人有什么理由反对这个片子呢？它把多么生机勃勃的精神气质给了印度。那片混乱肮脏危险的土地，因为这种精神气质，显得多么富有魅力。如果这部影片获得奥斯卡奖，就更加有魅力了。

那也是全世界正在渴望的魅力吧。

发展的魅力。发展，真是硬道理啊。因为发展，一个印度的茶水男孩比一个美国革命路上陷入发展困境的中产阶级女性幸福多了。废话许多，其实今年北美电影颁奖季真正的观后感就是这么一句。

（文章写于2月中旬，成文时尚未得到印度人反对《贫民》一片的消息，后消息传来，我有点失望。）

花开花落豪情犹在

春去春来色胆尚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