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成都人真是好耍。

我也是成都人，而那几天，我恰好就在成都。我的朋友秦归琴不知道我在成都，他给我打电话，说他明天要去北京。他的声音在电话里显然比较激动。他说胖子——虽然我已经瘦了，甚至比他还瘦，他还是叫我胖子。而且他一叫胖子，我马上就会答应。我没有办法：他已经叫习惯了，我也听习惯了——他说胖子啊，我明天到北京。

秦归琴说他明天中午的飞机。他说，最迟我们明天晚上可以一起吃晚饭。秦归琴是我的好朋友，可是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见面了。有一年没有？一年前他也在北京，我们都住在西坝河那一带，差不多天天在一起。他穿过太阳宫天桥，来到七圣路。有时候我们在缘知原味，有时候我们在老汤锅，我们喝酒到很晚。一直到一年前，我们喝到天亮，他就回了成都。他说北京，他说他一定会回来的。我说我信。喝了酒，又都客居异地，我们说的话忍不住都有点那个抒情。

而那几天，2007年3月，我心情非常不好。

它就像今天。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其他朋友寄来的，结果是杨黎的《向毛主席保证》。

我不喜欢去邮局，还有银行这些国家办的机关里。里面要排很长队。

而且看到服务员的逼面孔，每次都想要往里面吐口水。所以一拖就是好几天。

再不去，好像要被邮局退回去了，不得不去。邮件取出来时，书已经被雨淋湿了。

邮局盖得那么好，为什么还会被淋湿呢？到底这是些什么水？当然，我没有问。

在这种地方，多呆三秒钟都是受罪。

带着书去了一家咖啡馆，村子里的咖啡馆盖在一个公园边上。

进去上网发了封邮件，吃了碗面，又要了一杯咖啡。然后有点无聊了，就开始看杨黎的这本书。

《向毛主席保证》第一章写的是一个13岁少年的性成熟，写得非常好，一口气就看完了。

我觉得这会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杨黎发誓说简体字版不重印，我看了第一章，觉得恐怕做不到了。

只看完第一章，还热乎乎的，就发表意见，会不会显得很轻浮很草率？

我反思了一下，觉得无所鸟谓。一本写的好的书，应该及时赞扬它。

书被淋湿了，必须小心翼翼地翻，才不会把书撕破。

第二章还没开始看，我就喜欢上这本书了。杨黎的叙事行云流水，让我很羞愧，觉得自己一直

在浪费时间。当然，也许后面他就写得不好看了，这谁知道呢。

同时我还觉得杨黎的命真的很不好，他能写出让人摸得到心跳的文字，但却还有经济困难。

记得韩东讲，真正走民间路线的人，命都不会很好。他好像还举了张铁生做例子，这个例子很贴切。

浮在面上的人，喧嚣的人，总是一生富贵，走到哪里都能混得好。

不尿这一壶的，想要混好不容易。

杨黎再次谢谢大家08年6月10日

（图片：刘不伟）

1：曾几何时，诗歌脱离了时代，疏远了社会，远离了生活，对大众失去了精神支撑和引领价值，以致有人

因此感叹和惊呼：“诗歌死了！”但今天，诗歌的热潮再一次席卷而来，它记录了这场灾难，温暖或打动了人心，也呈现了诗歌独特的力量。于是，又有人说：“诗人震醒了”，“诗坛复苏了”，“它将震出诗歌的辉煌”。你怎么看待这些口号？

答：这些问题非常不诗歌。比如说“诗歌死了”，这个比喻是错误的，因为诗歌压根就没有“活过”。在今天，“诗歌的热潮”依然没有“席卷而来”，至少在地震灾区它没有“席卷而来”。因为对于许多灾民，他们需要的是粮食、水和放得下背的床。他们不需要诗歌。只有那些远离灾区的“文艺工作者”，这些人才需要诗歌。所以，地震过后，世界也许有所改变，而诗歌依然只能是诗歌自己的样子：在中国，最讨厌的人（百分之九十）和最天才的人（说不定还多了点）在写，其他的看都懒得看。

2：为什么这次地震后涌现了大量诗歌？

答：因为大家想哭，诗歌好像容易满足这个需求。

3：从网上流传的作品看，里面有不少业余作者所作。你觉得这种全民写诗的现象，说明了什么？ 

答：说明了大家对地震没有办法。

4：你如何看待这些诗歌的艺术性？汶川地震诗会在诗歌史上留下一笔吗？

答：我不懂艺术，这个问题还是让“文艺工作者”去说好了。

5：大灾当前，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答：领导叫他们扮演什么角色，他们就扮演什么角色。

6：（你）最近一共创作了几首“灾难”题材的诗作？请谈谈创作时的随想。

答：两首。都是因为愤怒，看球不惯许多人写的“灾难诗”，就一边愤怒一边写了两首。一首长点，一首短点。

7：灾难来临，很多人失去了家，你对“家”如何定义？

答：没有房子住和有房子也不敢回去住。

8：你怎么看待“诗歌重生”？

答：·#￥%6—*

9：平时有什么爱好？除了诗歌创作，还有什么艺术形式能表达自我的？

答：我的自我是个比较“自由化”的自我，它不需要“艺术形式”就自己表现自己。而我平时主要是下围棋、斗地主和喝点啤酒。

10：网络时代，诗人们有了新的疆场。你（参与）浏览过一些诗歌论坛，感觉如何？

答：我曾经办过“橡皮”，我现在就喜欢上“诗江湖”和我朋友的博客。

11：如何看待中国诗歌的未来？

答：它和我的命运一样。

今年3月以来，我就非常想写一首比较长的诗

我写了一些句子，又删除，最后到了4月

那是成都的春天，好多人都去了鲜花盛开的郊外

我还是没有真正动笔。而有人问我

他们问：杨黎，你最近在干什么啊？我就说

我最近在写诗。对于一个诗人，这不是一句假话

它甚至一点也不幽默

2、

现在，汶川地震的10天之后，我回到了家

我得赶紧开始我的写作。关于这首诗

它是我自己的诗，当然没有人要求我完成的时间

3、

但余震还在，摇晃的事情经常发生

它使我坐在电脑前不安静

它也使我的诗歌不安静：我怀疑我的房子

就像一个流浪者怀疑他的祖国。真是对不起啊

吉木狼格兄弟，我又在这里使用了比喻

4、

我站起来，去厨房为自己泡一杯茶

5、

世界是我们的，它也只能是我们的

是我烧的开水，我洗干净的茶杯，我泡的竹叶青

我把它端到电脑前重新坐下（不是我，哪是谁呢）

在卧龙熊猫基地，有一条标语是这样写的

世界是我们的，它同时也是熊猫的。我认为

这完全是一条错误的标语。我不喜欢熊猫

这畜生根本不想活了，它一年最多才性交两次

年青时我一天就两次，现在我至少两天一次

写作使我热爱性交，即使不能性交，也天天想着性交

就是在躲地震的夜里，蒙蒙细雨使天气变得寒冷

我却突然勃起，摸索着爬上女友弯曲的身体

时间好紧啊，我把她的沙发摇得比任何一次余震还大

6、

许多人来了，他们心情复杂，去了地震中心

而我躲在地震的边缘，住在800元买的帐篷里

我每天斗地主、下围棋，也喝一点啤酒

生活正在发生变化，只是我没有感觉到它的方向

7、

我在改革中没有找到方向

在民族艰难的时刻也没有找到方向

甚至在余震中还是没有找到方向

虽然余震本身没有方向：它每天发生几十次

我能够感觉到房子晃动的至少有一次

比如昨天中午11点，我正在厕所里大便

房子又晃动了，我想：我是擦了屁股站起来

还是不擦屁股不站起来并继续大便

在2008年5月的成都，这是一个问题

8、

我不看报纸，更不看电视

我不想被感动

9、

特别是在我们中国，可以感动的人太多了

他们泪腺发达，哭有利于身心健康

我爸活着时就说过，我妈是一个很爱哭的人

她会因之活到100岁。这是我们家的福气

512之后，我多次劝我妈和我去住帐篷

我花800元买的豪华帐篷啊，她不去

她说她每天都要看电视，那些灾民们好惨哦

我妈说：她看一场哭一场。最近，我妈哭得好安逸

10、

是的，灾难兴邦。彝族人吉木狼格说

他的汉语不好，无法理解这句话高深的意义

他问我，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地震是件好事情？至少也可以变成好事情

我无语

11、

我想，我是被地震震垮了

一位老中医对告诉我，我得的是

地震高血压：地震前我有明显的头晕

而地震后，我一住进房子就会头晕

晕得凶的时候，余震就发生了

2008年5月以来，我差不多天天都头晕

它就像我们成都，每天都会摇晃

12、

所以，芳邻旧事的老板杨文康说

他也是灾民。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王镜

5月12日当晚，这个最不喜欢上班的人

就幸灾乐祸地说：完了，肯定要耍

地震假了。只是事与愿违啊，如今地震

已经发生14天了，王镜不仅没有耍过一天

还在两个休息日被单位派往灾区慰问

他能慰什么呢？就像他又能问什么

石光华说，这只能说明王镜

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他当然是幼稚的

他的祖国正在抗震救灾，即使没有工作的人

也必须做出很匆忙的样子。那么，王镜

他又凭什么想借地震之机不上班呢

13、

要承认啊

夏天虽然来了，但却没有去年招展

14、

就像我必须承认这不全是一场天灾

漩口中学一中学生说：那是房子修得不好

他最好的证明是，他的身后有一排完好的旧房子

他说：旧房子都没有垮，新房子怎么垮了

他的声音比较弱小，不知道有几个中国人听见

15、

一切都会过去。这是我18岁时写的诗句

它因为一次失恋，和许多失恋者一样

如今28年过去了，我对一位朋友

又说起了这句诗：是的，一切都会过去

太大的悲伤会使时间过得更快

16、

因为，并不是只有地震才是重要的

对于悲伤，它是所有悲伤中的一种

一个小孩失去母亲，那是悲伤的

形式，也是悲伤的内容

而我关心的并不是形式也不是内容

我关心的是悲伤它发生的必然性

在悲伤之中，我不应该是一个

沉默的人，但我要说的却不是悲伤

17、

2008年5月19日下午两点

我在下围棋

2008年5月12日下午也是两点

我在看别人下围棋

围棋，一黑一白两种颜色的石子

它居然那么复杂

有一个高手，曾经被另一个高手

杀得一口鲜血吐在棋盘上

他的悲伤远远大于地震

18、

救人是必须的

它不需要说，也不需要理由

19、

当地震发生之后的第二天

地震就变得不真实了

我的一个朋友住在绵竹汉旺

我很想去看他

但却迟迟未动

为什么？我问我自己

而我自己也没有回答

这是众志成城的好时代啊

万众一心，我有点孤独

这些天来

我一直住在露天

和亲人朋友们一起

斗地主、下围棋

看电视直播

打发一次又一次

余震降临前

软弱过剩的时间

说句大实话

我非常怕

但却没有哭过一次

在表面的平静中

内心更坚信一个道理

与自然和平相处

基本上是人类的

一相情愿

访谈者：刘波（评论家，文学博士）

受访者：杨黎（第三代代表诗人，小说家）

一  自己写：向毛主席保证，这本来就是平静的事

刘波（以下简称刘）：《向毛主席保证》是你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它为我们提供的是“文革”年代的故事，本身题材比较敏感，又是以你前几年提出的“废话”形式来表现，这种特有的方式在当代小说界似乎还是第一次，有一种“新小说”的风格。是不是这样呢？

杨黎（以下简称杨）：我其实写的是“文革”后期的事情，就像小说中所说的，那是1975年和1976年。那二年虽然事情很多，但在我的小说中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应该是我自己，一个男孩身体地变化。作为小说的题材，它好像敏感，本来也敏感，只是敏不敏感和我的写作实在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并不在乎我写了什么，我唯一关心的只是我怎么写的。说到这部小说的风格，我肯定有我自己地追求，但它具体是不是什么“新小说”或者“旧小说”，那实在应该是你们说了算。

刘：在当代，本来写“文革”这一时段的小说就不多，与性爱又纠合在一起的，除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似乎就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了。《向毛主席保证》除了有你的个人经验和记忆之外，还有什么其它的记录吗？

杨：非常遗憾，我对当代许多小说都没有看过，甚至包括著名的《黄金时代》，所以我无法评论它们“像样”或者“不像样”。而说到我的《向毛主席保证》，我可以说，它除了有我的个人记忆外，它其实还有时代记忆。这不是好事，但绝对不是坏事。就像我上面所说，我不关心我写什么，那它的另外之意就是我什么都可以写。成立革命大院，周总理逝世，民兵联防，闹地震，反击右倾翻案妖风，看露天电影，直到毛主席去世……这许许多多的事情，我都记录在案。那是一个少年看见的，是他成长的一部分。

刘：《向毛主席保证》里，除了对文革背景的白描化书写，贯穿全书的，就是一个少年在那特殊年代的性苦闷，这个题材，国外的作家和中国现当代作家都有人写过，比如郁达夫的《沉沦》，你的小说在这一点上，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吗？

杨：性苦闷实在是一个好的话题，而一个少年的性苦闷又更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话题。我其实不明白，这样一个好的话题，为什么人们偏偏不说、不好意思说和不许说呢？一个少年，他14岁就有了性冲动，但是他必须等到22岁才能有性生活。这八年，这慢长的八年——所以，对好多人而言，青春是缓慢的——人们都生活在苦闷中。李银和说，没有性不会死人。但是，对于一个少年啊，为了性他愿意死。

我的小说《向毛主席保证》可以说就是写的性苦闷，一个少年的性苦闷，如果一定要说它写了什么的话。当然，它肯定比郁达夫写得好。因为郁达夫的性苦闷太青春期了，甚至太民族化了，而我是一个成熟人平静地叙述和回忆。

刘：你小时候是在成都革命大院里成长的，小说《向毛主席保证》里就用了这个背景，这个背景就很庄严，那个特殊年代又异常敏感，而小说里，你写到的又是与性苦闷和性压抑有关的故事，虽然是少年视角，但你有你的特点。小玉、丁小燕和五姐，都是“我”的性幻想对象，这种流水账叙事中竟然还有一丝淡淡的忧伤，这种情绪对于你的小说和诗歌来说，似乎很少出现过，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还是有什么东西触动你所致？

杨：是什么触动了我？当然是时间。哦，也不是时间，是生命和青春在时间中地流逝。2000年的某一天，我回到我母亲家，听说少年的朋友某某快死了，心中一动。那个某某，其实就是我的小说《向毛主席保证》中的小玉，只是她不全是小玉。或者说小玉是她和另外几个少女的组合。但不论怎样，某某曾经是我少年的朋友，而她现在要死了，而死亡是如此的真实，我的心中忍不住一动、二动又三动。

刘：革命与性的结合，于“文革”后期那样的年代，是很多成年人潜意识甚至现实生活中所面对的主要困境。而对于少年“我”来说，在性压抑状态下身体与生理的满足，就是一个孩子全部的愿望，我是这样理解的，误读与歧义难免存在……

杨：革命与性结合就是美，革命与性苦闷结合就是“人肉炸弹”，革命与性无能结合就是专制，革命与性变态结合就是爱国主义……呵呵，革命如果和性正常结合，革命就成功了，性就合法了，好耍得很民主。

而我是这样理解的。

刘：《向毛主席保证》这个书名曾经就是一个焦点，每一次出版难产，似乎都与它有关。与你曾经发表在《芙蓉》杂志上的一部小长篇《关于我的小说〈睡觉〉》相比，我感觉《向毛主席保证》是对传统小说艺术的反叛和挑战，有一种绝对化和极致的效果，呵呵……

杨：一开始我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谁会去想这个问题，他有病啊。我用这句话作为我的小说的名字，向毛主席保证，它非常非常地贴切。再说我们那一代，那二年，我们谁不知道它的意思？它甚至没有政治味，应该是一点也没有。只是这些话，我对谁去说呢？在我们中国它有说理的地方吗？我瓜稀流了。

刘：你自己说过，《向毛主席保证》这部小说是你在北京创作的，而且是在非常平静的状态中写的，但出版经历曲折得令人绝望，书名和市场，似乎与书的内容好像都没有关系。一部好小说的品质到底是什么？就从你的《向毛主席保证》说说，或者延伸开去……

杨：好小说说到底就是好看的小说。一本小说如果不好看，它怎么可以叫好小说？它也许是一本很重要的小说，只是我暂时不知道它为什么重要。那么什么是好看呢？这实在就见仁见智了。比如有的人觉得我的小说不好看（也许这些人偏多，那是他们笨），而有的人却觉得我的小说非常好看。我自己也认为它好看。

二  自己印：让所谓的“地下”出版来得更绝！

刘：你本人曾经从事过二渠道出版，而且时间不短，想必也非常了解这里面一些秘而不宣的权力规则了。现在主要是出版垄断制度，导致很多好东西出不来，你可能也深有感触，谈谈这本书曲折的出版经历，很多人应该非常关注……

杨：是啊，我从1995年开始，断断续续做了好多年的二渠道“出版工作”，我自己清楚。就像这个二渠道的名字对我们的忽悠一样，我们干的是非常二的事情。二奶的二，小二的二。书号，首先是国家对书号的垄断，它不允许他人染指。一个书号15000元，这是官方出版机构对这几个阿拉伯数字起码的“财政预算”。接下来，版税、编辑、印刷、出版和发行，一篮子的“利滚利”，一本书还应该怎么做呢？当然，一本热销的书它依然可以做。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有许多书它本身就不是热销的书，它仅仅是一小部分人喜欢的书。在中国，这样的1000人或者3000人，它就没有读一本自己喜爱的书的权力吗？

我的小说《向毛主席保证》就属于这样的书。而我开始用这个名字，就是想借这个名字，使一本在所谓的市场经济重压下的纯文学作品能够顺利出版和销售。10000册嘛，我这样想，借着伟大领袖的名头应该可以卖完，那么对于出版这书的出版商而言，至少可以不亏和少亏。只是敌人太狡猾了，他们早就埋伏在那里。

到最后，我就只有自己印并自己卖。我准备把中国的出版事业发展到自产自销的时代，发展到手工业的时代。

刘：我看到了张羞为这本书做的封面，很不错，对于张羞的设计，向来我就很信任……我想知道，这次你自己印制这本书，越过了烦琐的制度性书号出版程序，这可能与你写作这本书时的平静心情又不一样了，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杨：张羞的设计非常的漂亮，我也非常的喜欢。而说到心情，我非常高兴，它就像我写作时的心情一样。你知道我这个人，我不喜欢麻烦，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不麻烦。如果能够顺利卖完，那就太好了。我的下一本书，我也准备这样做。只是它的价格可能低些，印刷量可能大一些。那么这样的话，我就两年一本地写下去、印下去和卖下去。我感谢上帝，我会过得非常幸福。

刘：你是怎么制作和印刷《向毛主席保证》这本书的？对于只有中国才有的这种“地下”形式的运作，很多人都想知道内情，具体谈一谈……

杨：《向毛主席保证》和其他书的制作和印刷一样，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只是简化了一些手续，比如出版审查，比如开委印单和发行单等等。张羞为我做好封面后，我就在成都找了一家印刷厂出片印刷。这些事都不要我做。我做的只是到我的博客发一篇《出版说明》，再打电话告诉我几个朋友，请大家帮帮忙。它实在没有什么内情。

刘：《向毛席保证》这样的出版方式，具有打破当下出版垄断的意义，它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出版事件。我们暂不谈书名的爆炸性，小说内容的叛离性，单就出版的方式，比如出版的个人化，就很典型。我想，这不仅仅是“地下”的问题，还是所谓的制度性和潜规则在作祟……

杨：是的，我自己“出版”我自己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清楚的知道我的这一行为可以说是“知法犯法”。知什么法？知出版法；犯什么法？也是犯出版法。而且，干这样的事对于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因为办“非法刊物”或者“地下刊物”和有关部门经常打交道。我从来不回避这样的事实，而且为它深感骄傲。1980年我18岁，就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创办一本油印文学杂志《鼠疫》。这是我最初的文学行为，它意味着一开始我就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人。而从那之后，我参与了创办《现代主义同盟》和《非非》两本“非法诗歌刊物”的工作。一晃二十年过去了，这两本刊物，无疑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刊物。它们不仅推动了中国诗歌的发展，也见证中国民主进程的艰辛。而那个时候，我二十出头，风华正茂。

如果说，我曾经积极参与创办“非法刊物”是为了我和我的朋友们那些另类的文学作品寻求出路的话，那么今天我“自己写、自己印、自己卖”的“越轨”行为，依然包含着是这样的意思。二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出版管理有变化，比如出版集团化了，但依旧没有一丁点松动。意识形态铁板一块，“市场经济”又如虎添翼。像我的小说《向毛主席保证》这样的纯文学作品，依然找不到出版的机会。

刘：《向毛主席保证》以这样的方式出来，给人感觉就像是一个行为艺术，包括你的写作过程，以及小说的出版过程，都可以纳入这个行为艺术的一部分。当然这是一种顺其自然的行为艺术，而不是表演，尤其是前期过程。作为当事者，你怎样看待呢？

杨：我觉得它不是行为艺术。

写作是一个人应有的权力，出版也是一个人应有的权力。以什么样的方式写作，或者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版，这同样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力。

当然，具体说到《向毛主席保证》的出版，由于它和已有的出版方式不一样，所以它看上去有点像行为艺术。我这样说并不是我不喜欢行为艺术，我只是要表明，我们的出版制度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了。这些天我看新闻，看见人家古巴都“改革”了，他们的伟大领袖已经同意古巴人民可以买手机和买电脑了。

我真为古巴人民高兴。

三  自己卖：希望这件事能够松动一点“出版管理制度”！

刘：这本《向毛主席保证》，你为什么只印三百本？与公开出版的一些小说动辄上万的印数相比，简直就是它们的一个零头。除了因数量少而有的价值，它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杨：它之所以只印三百本，是因为印多了我卖不掉。当然，我不是说我的小说只能卖三百本，而是我自己卖的话只能卖三百本。或者再多几本。卖书和卖其他东西一样，它应该有它自己的渠道。一本书从印刷厂到读者手中，它要经过许多环节，经过许多人，而我没有这样的环节，更没有那么多人，我就只有印三百本。

我甚至不知道我能不能把它卖完。

刘：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你将这本书定三百元的价格，除非是数码打印，不然就有点离谱，是不是存有一种奇货可居的心理呢？你认为它值吗？到底值在哪里？

杨：三百元我卖得的确贵。

这本书的印刷成本加上邮寄成本，每本也就三十元左右，我卖三百元，当然卖得非常贵。只是我并不认为它“奇货可居”，我甚至认为它不值。值与不值究竟怎样说？从小说的价值而言，自己的娃娃自己爱，我当然认为它非常的有意义。不然我辛辛苦苦写它干什么呢？但是，这非常有意义的东西它就该卖三百元吗？我杨黎写作已经有28年了，从1983年写出《怪客》开始，应该说就为读者提供了一些有意义的文本。但是，我可以说，这些文本基本上都是免 费提供的。我不是贵党养的“专业作家”，如果我靠写作为生，我其实早就饿死了。

所以，也可以这样说，我每本书卖三百元是朋友们要我这样卖的，他们其实是在变着法施舍我。如果说值，那是感情值。昨天（5月7日）晚上，我在成都小房子酒吧搞了一个“首发”酒会，来了近50位朋友，卖了近两万元。说句实话，如果不是这些朋友，我连印刷费都没有。而现在，我如果顺利地把这三百本书卖完， 我将得到八万元的利润。这些钱，会帮助我过上两年平静的日子。在这两年中，我会再写一本小说，然后再把它卖给朋友们。只是我希望它是另外一种销售方式会。

刘：除了普通的网络邮购，你还能通过什么其他渠道来销售这本书吗？有没有点新花样呢？呵呵……

杨：没有。你知道我在这方面挺笨的。你有什么好的主意吗？

刘：我感觉，这本小说以打破出版垄断的方式自己来印制，其姿态是非常绝决的，对于它的销售，你本人有一种什么样的自信呢？

杨：其实决绝的是我的承诺：大陆简化字版永不再版。我可以说，无论多少年之后，无论谁看见什么样的“大陆简化字”版本，都肯定是盗版书。我这样做，就是因为我实在不可容忍现而今的“出版管理制度”。那是垄断，是专制。

刘：最后，祝你的《向毛主席保证》有个好的销售保证，这应该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结果。从2003年那个夏天我在网上看见它后，就一直在期待之中……

杨：谢谢。这个书卖完也就三百本，说不上有什么好的销售。我只是希望，通过我的“自己写、自己印、自己卖”这件事，能够松动一点“出版管理制度”这个牢固的根基，就一点点，我都将非常高兴。

因为，它会使这件事变得更有意义。

2003年4月4日

北京兰月亮第一包间的主人

我的诗友、酒友和炮友

2008年春天，他突然问我

你究竟向毛主席保证了什么

我承认我一下被他问着了

因为这个问题我从来就没有想过

向毛主席保证，那其实只是我们

少年时代的一句口头禅

就像我们也爱说我日你妈

而我们压根就没有这样去做

当然，有时候这句话也可以具体点

比如这几天以来：我因为闹肚子

拉稀拉得屁眼都痛肿了

所以，我又向毛主席保证

在今后的性生活中绝对不再走后门

屁眼都是肉长的，我知道痛

别人也晓得疼

现有一事敬告,请看见的互相转达:

购书的朋友,麻烦把自己的收信地址\姓名\邮编和电话贴在这条博文后面,或者用手机短信告诉我,我好准确及时地把书快递到您的手中.

我的地址\银行卡和电话如下:

1\通信地址:成都新二村一幢5单元4号,邮编610031

2\银行卡号:北京农行95599 8001 44770 47014

           北京交行405512 1091 6961 905

3\我的手机:13980895462

你们的朋友杨黎

“出版”说明

《向毛主席保证》是我2002年年底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我的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回想我写这部小说的几个月，是我生命中最安静的几个月。我每天中午起床，喝杯凉水，就开始写作。我的床和我的电脑在一间屋里，我从床上起来到电脑前坐下，移动的距离非常的短，这使我在整个写作中还像没有睡醒：只有当我偶尔抬头，看见窗外明亮的阳光，才明白自己就算醒了也是在白日做梦。

那是北京，冬天，天黑得很早。

其实我写得比较慢，每天就3000字多一点点，但它要花去我四个小时的时间。四个小时之后，我已经坐在七圣路或者望京的某家餐厅里。我和朋友喝着酒，说着天南地北的事情，有时候也和他们说说我的小说。

小说写完后，我回成都过春节。再回北京准备为小说的出版奔忙时，北京却开始闹“非典”。这样一来，小说的出版就自然地拖到了“非典”之后。一开始，我就觉得事情不顺，心情中有那么些怨天的意思。而到了后面，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小说经过几家出版社，都被退了回来。究其原因，无非就是小说的名字。我无语。

小说有小说的命，就像人有人的命一样。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说，我的命是因为我不仅生错了时间，还生错了地点。这真是一个可怕的诅咒，我想我应该认了。对于我的小说而言，我认为它的命也不会比我好。所以，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基本上把它忘了。写作嘛，它已经为我带来了快活，我还企求它什么呢？

只是人有些时候还是无法彻底认命，特别是当有一点点引诱之后。比如，就在我看起来搞忘了我的小说时，有朋友接二连三找到我，只要我改了我小说的名字，他们还是愿意帮助我出版这本小说。这引诱的确不小，特别是对一个靠写作为生的人，当他的大部分写作都无法兑换成银子时，这引诱就是致命的。

我没有一点责怪我的朋友的意思，其实我还非常感谢我的这些朋友，是他们让我对许多事情有了明确地认识。当我把我的小说《向毛主席保证》改为《少年烧》之后依然无法出版时，我认为自己“出版”这本小说就是这本小说的命了。

《向毛主席保证》作为这部小说的名字无法通过，而《少年烧》作为它的名字又没有市场——啊，市场，多么了不起的怪物啊，它把我们时代的写作压迫得喘不气来。所以，我以为我必须自己“出版”它，我以为我自己“出版”我的这部小说，就是对这些怪物的反抗。我的口号是：自己写，自己印，自己卖。

我限额印刷了300本《向毛主席保证》，我为它们编上了号，从001到300，还为每本签上我名字。不仅如此，我保证：大陆汉语简化字版仅此一版，并永不再版。

本小说我卖300元一本，我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张羞为我的小说设计的封面。

说人生长，道春天短：中法诗人成都“晒浪漫”

法国著名新小说大师阿兰 ·罗布–格里耶在逝世前曾给一位从事汉语翻译的朋友说，他一生最遗憾的事情是没有去过成都。而2005年9月，他最后一次到北京时，中国著名诗人、“橡皮写作”群代表人物杨黎，因为错失了与这位老人地“亲密接触”，就在自己的博客上流露了他的失望。谁知道这失望终究成了绝望，阿兰 ·罗布–格里耶这位杨黎和中国众多诗人非常喜爱的法兰西终身院士却与今年2月18日在法国西部城市卡昂逝世。

差不多两个月之后，法国驻华使馆和四川省工商联涉外中小企业商会将在成都联合主办一场中法诗人的“诗人之春”诗会，这无疑让成都的诗人们格外的兴奋。诗人吉木狼格、何小竹、石光华、翟永明、王敏、文康、秦风、小安、刘涛、柏华、凸凹、杨然、乌青、离、文迪、蒋荣等将应邀参加诗会。许多人还主动地承担了诗会的策划和组织工作。南京诗人韩东、楚尘，也将从南京飞临。客居北京的成都诗人杨黎，也将和北京诗人黄岩、苏非舒、张羞、张三、老巢、溜溜、旋覆等专程来蓉，参加这一诗歌和春天的浪漫之约。成都著名导演谢宏将主持晚会，成都的著名书画家、艺术家等等等等也将出席晚会并当场献艺。法国历来以浪漫著名，而成都却以风雅问世，无论浪漫和风雅，到时必将有好戏上演。

另外，由于许多参会诗人均是“橡皮写作”群成员，诗会自然也是一次对法国作家阿兰 ·罗布–格里耶地缅怀活动。根据主办者透露，到时将有专区讨论这位法国作家的小说和电影，有中国诗人朗读这位大师的作品，以表达对大师的崇敬。

王明明先生：
看了你在重庆《时代信报》上关于“伊沙冒杨黎之名参加国际诗会”的报道后，我认为你在关于我的“回复”上非常失真，特此说明：
1、 我接到你的电话采访时，马上表示了我不想谈这件事。其实我不想谈，是我不想在电话里谈，我已经怕了电话采访的失真和走样。所以，你一再要我谈时，我就坚持要求用电子邮件。后来你又打电话问我要回复，我说我还没有回家，要晚上才给你。你说可能来不及，我说那就算了。而今天在你的文章里，我被你“断章取义”的几句话，完全满足了你的报道需要而违背了我对此事地看法。对此，我把你对我的采访邮件和我的回复全部给你，要求你给予更正。
2、 在你的文章中，你说我“刚刚写就”一首叫《愤怒》的诗歌并把它贴在诗江湖上，这完全是错误地报道。事实上是这是我四年前的一首诗，这次也绝对不是我贴在诗江湖上的。你的报道严重歪曲了我的诗歌，也误导了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认识，你和你报必须给予更正。（有诗江湖论坛资料在，你可查证。）
另附我的回复邮件。
杨黎，2008年3月12日

重庆时代信报文体中心记者 王明明
 
1、 你怎么看待伊沙“冒名顶替”参加鹿特丹诗歌节？
答：伊沙“冒名顶替”一说非常的滑稽，他如果牵连到我、或者说是什么“伊冒杨名”那就更加滑稽了。当然，这滑稽首先是由外国汉学家造成的。他们对中国那么著名的诗人的简历都搞不清楚，那他们对中国诗歌的认识和研究就更值得我怀疑。就像我常常怀疑的一样。
另外，事隔这么久，有人突然拿出这事说话，而且说得像真的，我不认为是在给我、或者给真相打抱不平。

2、 有人说，伊沙是冒名顶替了你的荣誉，你觉得呢？
答：这句话牛得比逼还大，是谁说的？只是我什么时候认为这是一种荣誉？如果说有机会我不拒绝去参加这样的诗会的话，那仅仅是我人穷志短。老子如果有钱，不在乎这样的免费旅行，我想去？这些知识分子天天想玩和玩着的把戏，怎么会是我的兴趣啊。
我甚至这样认为，伊沙去开这个诗会，并不是伊沙的荣誉，而是这个诗会的荣誉。

3、 伊沙告诉我，去之前他曾将这个事情告诉了你，而且之后还大力向诗歌节官方大力推荐了你，请问你是否知道这个情况？
答：我和伊沙是朋友，他去前我们在北京一起吃过饭，他对我说过这事。

4、 关于此事，诗江湖论坛上一片混战，你作为事件的某种意义上的当事人，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答：江湖无风也有三分浪，何况还有一点点风影子。如果我不是“某种意义上的当事人”，我会觉得非常好耍，并装出一副看伊沙笑话的样子：兄弟，你又出名了。当然了，事情这样闹，我就觉得我的沉默有点不够意思。所以，现在我愿意借你的问，公开就此事说句公道话：伊沙没有冒名顶替。那些力求搞清真相的人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并不是真的想搞清真相。他们就是想闹着玩，甚至也不是为了搞伊沙。
无聊啊，呵呵。

有一天，我给而戈

讲了一个女人的故事

有冤屈，或比冤屈

更悲惨的不幸

而戈说，他说杨黎

我想看你把它写出来

我摇头，眼睛拿开

并不是所有的事

都可以写的。再说

我找了个简单的借口

我现在那么忙

这是一月前的事

至少有二十天

直到今晨5点

而戈，我从梦中惊醒

突然就非常地想写

我想啊想啊，那女人

有没有那女人

她究竟发生了什么

悲惨得让我不能入眠

在星期天的早晨

窗外有人在卖白菜

被遮蔽的童话之美

——“非非”女诗人小安论

                                                            刘  波/文

作为第三代诗人群体中为数不多的女诗人，她们的诗歌大多都带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尤其以“黑夜意识”、“性觉醒”与“女权主义”为甚。而小安作为“非非”诗歌流派里唯一有成就的女诗人，其诗歌恰恰归避了这些关于女性性别意识的概念，而是从语言入手，以口语入诗，回归语感，还原现代汉语的干净与纯洁。这是小安区别于其他女诗人之处，而她这样的诗歌写法，并不逊色于其他受惠于普拉斯等自白派女诗人的诗作。对外国诗歌“影响的焦虑”在小安的写作中似乎不存在，她只服从自己对语言的追索。小安至今为数不多的诗歌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其短诗的那种童话般的纯净与节奏感在口语的背景下显得独树一帜。

可以说，直到现在，小安的诗歌成就仍然受到遮蔽的，这与她的低调与不事张扬有很大的关系，诗歌作品几乎没有在公开的出版物上发表过，即使有发表也只是民间诗歌刊物，不事张扬，因为她相信，诗歌只存在于诗人的抽屉与内心里。但是作为“非非”第一女诗人，小安的诗歌写作绝对不应该被忽视，因为她拒绝了模仿与泛滥的知识，也拒绝了诗歌的功利化色彩和过于讲究技巧的成分，这样的诗歌即使有缺陷，但它们整体上语感的透彻与尖锐是不容置疑的。

一

说起小安的诗歌创作，其实是很偶然的，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样一个全民写诗的时代，作为“非非”诗人杨黎的妻子，小安有着得天独厚的创作条件与氛围。就是因为杨黎办非非民刊的时候，小安“奉命写诗”创作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并得到了杨黎“还过得去”的评价，这首处女作登在了《非非》第一期上。在此之前，小安一直在写小说。

小说写作的锻炼为小安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她的早期诗歌就是在口语的语感下融入了叙事的成分，从而给人一种自由纯粹的阅读感受。小安诗歌的句子短促有力，其节奏与旋律的协调也很到位，在这样的诗歌中我们能充分感受到一种立体的丰富。

诗歌《一件小事》就是注重语感与节奏写作的典型范例。“一件小事”这样的标题被很多小说家与诗人使用过，最为著名的就是鲁迅的散文《一件小事》，那是一种大与小的对比，内心与现实矛盾的挣扎与调和，而小安的《一件小事》却在朴素的语言与短句子的节奏下透出了强劲的力量，通过对“我妹妹”的不断重复，来增强语感的还原程度。这种与诗歌主体进行对话的写作，一方面呈现出了诗歌背景的真实逻辑，另一方面也让诗歌中层层递进的节奏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形式上的独白让诗人不断发出追问与乞求的声音，这样的声音一直在回旋与盘绕，诗歌的陌生化效果一次次地再现，此种局面的形成并不是突然的，而是诗人通过词语的重复和语感的还原所致。

“我事情不多/一件小事/前面还有个疯子/我妹妹还小/我得去看看她/买衣服、买水果/几本封面插图/上班的地方/又小又好记/我坐火车/从人多的地方挤出去/疯子在中间/唱歌/我看不见她/我也不去关心她/我不是个好心的人/我妹妹不这样/她是我妹妹/她还小/我始终要去看她/一件小事/就这样/我走在街上/疯子在前面不远/有人会领她回家/给她东西吃/我去坐火车/去看我妹妹”

——《一件小事》

这如同童话与寓言般的画面，在小安纯粹的语言里被不断复现，是一种内心的伤感，也是一种难得的美妙：疯子与妹妹交织在一起，疯子是否是妹妹，妹妹是否成了疯子，这样的“一件小事”在诗人那里成为了一个解不开的结，在想像与幻想中表达我们不易觉察的生活侧面。虚幻与事实的交叉在《一件小事》中得到了诗人变形化的处理，一首完全用口语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词语写成的诗歌没有变得平庸、单调和乏味，而是透出伤感的诗意，这就是诗人的与众不同之处：秘密得以解开，诗歌正式走进了我们的内心。

虽然女诗人大都不失感性的直觉，但在小安这儿，诗歌的真实是由诗歌本身来作出判断的，而不是完全依靠诗人内心的情感波动。可以说，情绪化的东西，我们很少能在小安早期的作品中寻找到蛛丝马迹。这并非是小安良好的节制感所致，而是她坚守了对于语感的持续关注与探索。

在保持了良好语感的同时，小安的诗歌所透露出来的最大信息，莫过于一种干净而纯粹的童话境界。在她早期的诗歌中，现实的生活经验在诗歌里是无效的，因为我们在其中看到的大都是丰富多彩的生活色调：优美的画面，动听的声音，迷醉般的小意象，与孩子思维的近距离接触，促成了小安诗歌中的童趣与稚拙的灵气。

那样一些纯粹的事物，在小安的笔下，经过陌生化的处理，顿时有了丰富的诗意。《蓝花》、《扣子》、《花边》、《茶壶》、《小篱笆》、《鸽子》等诗歌所描写的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物事，在小安臆想化的抒写里，这些小的物事有了色彩，有了自己的声音，它们共同拼结成了一些意味深长的画面，我们与这些画面的距离是如此切近，就像自己已经融入其中，与它们共存。

小安还写过一些现实与虚构交相呼应的诗歌，同样呈现出一种童话般的纯真，叙事的成分参与其中，更增添了寓言的效果。《外边的声音》、《冰和冰》、《我们爱吃什么》、《鱼自己会爬上树梢》、《滑吧》、《白狐》、《阳光一颗一颗》等都是如此，诗歌中那种没有疑问的和谐看似简单，其实蕴藏着深深的智慧与想像。语感灵活转移的诗歌世界在小安的笔下被持续地固守着，它让我们在清晰的节奏中听到单纯的音乐。

“断奶的蛇/是一群妖娆的东西/东奔西窜无以为生/在春天有一只/秋天有一只/冬天的积雪下/还能看见蛇的两只大眼睛/左顾右盼/寻找下口的机会//我们也游戏得久了/很少去关照/这些之外的东西/断奶的蛇和断奶的人/都楚楚可怜/气氛十分迷人/关键是风/风把我们吹向哪里/我们就在哪儿/生活/共度好时光”

——《断奶的蛇》

这是一场美妙的诗歌童话，如戏剧一样真实而又富于情感，让人感到温馨。蛇被断奶，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恰恰是这样荒谬与富于悖论的事情在诗歌里成为上佳的素材，童话世界富有趣味的形象被诗人塑造出来，我们的感官和知觉都被诗人的画面调动起来，行与其中，其乐无穷。

可以这样说，小安的诗歌在语感的参与下解放了我们对语言的麻木，以及越来越迟钝的感官世界，因为我们要么是长久被禁锢在现实主义而毫无想像力的境况里，要么就是被局限于毫无现实根据的胡思乱想、天马行空之中，两种极端的诗歌环境造成了我们感官知觉的近乎丧失，所以很多人对诗歌越来越没有判断力。而在小安的诗歌中，于单纯和简朴里，我们祛除了复杂的“重”，而回到了事物的“轻”，本然与生动开始缓缓地浮出地表。

诗人张枣曾以“没有技术”来评价小安的诗歌[1]，的确，以张枣的“诗歌标准”来衡量的话，小安的诗歌的确是没有“技术”的，而她的诗歌就是语言、语感与美妙的意境，这三点足以支撑起小安诗歌的根本。在我看来，这三者恰恰包含了诗歌技术的本质。像诗人多多和朵渔所说的一样，诗歌本身就是一门手艺活，但这种手艺并不完全就是技术。如果诗歌完全成为了技术的奴隶，那样的诗歌是机械生产时代的复制品，而诗人就是不折不扣的匠人。小安作为诗人，而不是匠人，她恰如其分地徘徊在情感与技艺之间，快乐地寻找着诗歌表面上的“无用”和个人创作的满足。

“一个人看月亮升起/静静的月亮就像那个人/他们彼此孤独/谁也不说一句话//时间流逝就像月亮在天上走动/它越走越远/直到天空干干净净”

——《一个人看月亮升起》

直到天空干干净净，我们在小安的诗歌中所感受到的就是阅读过后的清爽，而那样一种阅读也要求我们的心扉是敞开的，容纳自由而纯粹的童话世界。小安的诗歌童话与朦胧诗人顾城的童话并不一样，顾城的童话世界几乎完全脱离了现实的生活，而只是凭空的一种幻想，它没有诗人的体温融入进来，总是感觉悬在空中，无法沉稳地降下。而在小安的诗歌中，童话的影子与我们现实中的世界相伴相随，就像她笔下的主体与生活平起平坐一样，梦想也是在温暖的夜晚走进诗人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睡眠的。

天空的纯净，与小安诗歌中的干净一样，没有一点杂质，所有的语言在她的抒写里，像洁净的水融于另一种洁净水中，我们看不出丝毫雕琢的痕迹，这对于一个女诗人来说，尤其是对于一个感性的女诗人来说，并非常难得的。语言的美好有时候是无可言喻的，就像在这样的一些诗歌中，小安惟一能得到的真实的体验就是对语言的大胆的使用，她用富有语感的语言制造的景观值得很多人去期待，并在阅读的时候获得耐人寻味的深邃。

二

“在诗歌中快乐地过着日子”的小安，说自己“越写越少”了，这并不是一种逃避诗歌写作的借口，而恰恰是一个第三代诗人当下最真实的状态。年龄与心境的变化，诗歌氛围的低落，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诗人现实的生活，走向沉寂是一种调整的策略。但是，诗人有一颗坚定的诗心，写得少了并不等于不写了，写得少了的小安却比以前更加纯粹，而且还多了几分她那个年龄段的女人所应的成熟、优雅与风韵。

童话中有着隐隐的悲伤，但最后大都是以圆满的结局给我们带来有惊无险的戏剧性快乐。小安的诗歌也是如此，虽然生活中有时会有着难以言喻的孤独，然而她却能将孤独化作诗歌中快乐的源泉。“有一段时间，我的日子过得有些寂寞，惟有写诗。但我没有把这些悲苦与寂寞放进我的诗歌里，我把它们平静地处理掉了，我想我的诗歌是快乐和美丽的。”[2]这是一个童话女诗人的肺腑之言，也是现实生活之外关于诗歌的真实情感流露。

在精神病医院做护士的小安，一边给精神病人们发放着药物，一边防止他们逃跑，这样的工作在现实中是没有挑战性的，她保持着一个医生应有的温和与善良就足够了，或许有些单调，但幸亏有诗。

优雅的小安，一边养着孩子，一边梦想着做一个“种烟叶的女人”，并在悠悠的时光中“寻找吸烟叶的男人”，这是一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场景，也是温暖的童话故事中最易见到的画面，小安曾经渴望过这样的日子，它单纯而又富于难得的宁静。一个“非非”女诗人内心的柔软与开阔的情思在这样的诗歌中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体现。

“你抽的那种烟叶/是我亲手制作的/抽了那么多年/你的儿子也会接着抽/……/我已经出了好几回门/到吸烟者那儿/说真的/几乎所有像你这样的男人/都吸我这种烟叶//现在/只剩你一个人了/我一边制作烟叶/一边想把你找到”

——《寻找吸烟叶的男人》

处于困境中的诗人感到了孤独，但是她依然希望寻找这种细微的情感，没有放弃努力。孤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恰可以促成诗歌写作的力量，不管是虚无缥缈，还是真切实在，孤独不是抽象的，不是玄学意义上的，它可能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情绪，这种情绪有着自我怀疑的追问，也有着让生活更加真实的想法渗透其中，诗人惟一能够做的就是排遣孤独，或者将其当作一种抒写的动力。

“再没有什么可写的/我回想我的生活/孤独占据了太多的时间/那些好的孤独/令一切可以回忆”(《好的孤独》)。诗人可能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表面的孤独是内在的动力，看似无关紧要，实则是一种触发诗歌写作的力量。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诗人需要孤独的勇气”，孤独不完全是封闭，它会联于自我追问，尤其是对于诗人来说，它更有可能会是一种精神的积累。

而对于小安来说，孤独或许是干净与节制的童话的源泉。孤独了，那就停下来，让自己在童话中寻求安慰，以让自己在形象的体验中获得温存的惬意，这是诗人留恋于诗歌并乐此不疲的根本，她愿意如此寻找与解开“生活的秘密”，我们也愿意如此理解诗人的内心，与那份快乐之前的爱。

“两个人的简单生活/完全的生活/为了什么而每天/争吵不休/美丽已不在其中/……/可人把这土地变成了什么样子/把这生活弄得/结了婚又离婚/劳累不堪//大家坐下来歇会儿吧/仔细看看这天空/云彩是不是还美丽/土地上的麦子、玉米、大豆/真正的麦子和玉米/豌豆花依然是生气勃勃地开着啊”

——《生活的秘密》

诗人在此可能有一种夫子自道的感觉，联想着自己的生活经历，确实是“劳累不堪”，有时几乎让人无法承受。然而，一切都过去了，抱怨也好，诅咒也好，生活依然还要继续，不如放松下来，还给内心一片宁静，向大自然求救，去感受一下世界的开阔。原来，生活的秘密就是矛盾与和谐的循环，唯有扑向大自然的怀抱，受着生活之累的诗人才能获得些许的心灵敞开，能重新回到童话般的诗歌世界里。

孤独，不能仅仅让生活只剩下怀念，它还应该有更为内在的隐秘气质。即使是《夫妻生活》中那样在游戏中争吵不休的夫妻，也难以找到没有摩擦与争吵的理由。没有争吵，孤独必会接踵而至，这是两个矛盾体，平凡的生活就是在孤独与争吵中度过的。

“不用担心什么/谁也别害怕/胡思乱想又胡思乱思/像疯子一样快活”(《我想跑得又快又远》)。生活就是这样难以圆满，与其永远孤独，不如快活一时，“像疯子一样快活”，“跑得又快又远”，毫不顾忌什么，只服从自己的内心。小安在生活中可能会更为内敛一些，但她在诗歌中却给自己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可以想像，可以感受，可以为所欲为，可以胡思乱想，甚至可以将生活完全粉碎，重新再来。

通过读小安的作品，其诗歌童话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了，不管是孤独，还是寂寞，最后都被快乐所取代，这是诗人将现实与语言进行平衡、协调的结果。其诗歌的诗意值得我们去一再回味与咀嚼，因为她曾经说过：“我这辈子，没有别的爱好，惟有写诗。”[3]这是一个“非非”女诗人的内心秘密，爱好可以当作一种永久的诗意追求，我相信，对于诗，小安不会撒谎。

三

“非非”团体解散之后，很多男性诗人放弃了诗歌，但小安依然在写，虽然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越写越少”了，但她的诗歌恰恰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诗歌退出了主流文化的风潮，而在消费社会里越发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味道。经历了人世的诸多戏剧性变化，经历了世俗婚姻生活的洗礼，小安变得更加欢乐了，不仅有欢乐的词语，也有欢乐的内心情感与享受欢乐的灵魂，这是世纪之交的小安带给我们最纯美而快乐的诗歌世界。

写给孩子，写给亲人，写给闺中女友，写给所有读她看她诗歌的读者，这是小安在“非非”之后继续“非非”的主要动力。童话依旧呈现，只是多了一些成熟的本然与人生的平静。除了精神病医院的工作，书和孩子成了小安护士生活之外的重头戏。她开始向内转了，而不是一味地向外喷放着童话的烟雾，虽然童话值得我们一再去信赖，但是她需要为诗歌寻找到创新的突破口。她叫喊着，“我们来写诗”，“我们来写诗”，声音环绕着成都上空，连空气中也顿时弥漫着诗歌的味道。

“……/世界上有一个诗人或者两个诗人/他们互不相识/他们把句子写得实在是好/他们把诗献给所有的人/然后他们会说/我们来吃冰淇淋/像从前的孩子/他们后来或许会说/我们来写诗”

——《我们来写诗》

虽然我们在这样的诗中仍然能看到童话的影子，这是小安诗歌中一以贯之的东西，不可瞬间丢弃，但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变化，这不是时间流逝所引起的诗风之变，而是一种激情与语调的更换。小的情绪依然存在，只是在整首诗的释放过程中逐渐让位于大气而开阔的氛围了，诗人的抒写开始变得有力，一种渐次向外扩张的耐人寻味的细节也在呈现。

直白，内敛，节制，一直是“非非”诗人把握语言与节奏的基点，小安也不例外。但是她的诗歌细微的变化我们还是能够在某些细节处发现，那种沉淀已久的关于回忆与岁月的情感似乎开始占有一定的比重。这样的诗歌在富有幻想气息的弥漫之下，生活的味道被她重新提到了与语言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了。虽然《路上一盏灯》还有着“非非”早期诗歌中强烈的语感特点，但那些色彩的变化与位移，画面感的浮动与延伸，都能从各个侧面反映出小安的变化。叙事简朴，但诗意犹存，真实的个性语言，越过了概念的贫乏，重新向我们显示了生活的本真。

“有些灯/灯丝坏了/我们永远也看不见/光与光是怎样地不同”（《路上一盏灯》）。界限似乎是模糊的，一些不确定的东西有时候也难以把握，我们只能保持这样一种朦胧的状态。情感的渗透，让“非非”诗人的明晰遭到了瓦解，有一些心结无法解开，我们惟有放弃或者等待，那是时间之流赋予我们的权利，但情感的力量是不可阻止的，诗人毕竟在内心里仍然是怀有一份希望的，她可以抛弃，但在岁月的流逝中她越发想留守，让那样一种状态固定下来，诗人在其中活着。

“……/六年过去了/孩子长得像小树一样高/我特别想看看/三十五岁的样子/至少坐在其中/听听那温暖的笑声/让我也学学/怎样弄一个幸福的家”

——《终于有一个朋友来了》

这是诗人最为真实的声音，似乎部分地脱离了原来的童话状态，情感的力量开始呈现出它普遍的功用。诗人不仅在生活中变得独立，而且在诗歌中也已经开始变得独立了，她那些表白性的言辞在进一步增强诗歌语感的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回归一种可靠的生活。有温度的诗意是小安在世纪之交所追求的境界，它们带着诗人的体温走向了生活的自由。

从这样一些诗歌标题中，我们都能感受到处于“非非”时期和“非非”之后小安诗歌的特殊变化，在《花朵》、《我们看见爱情的那一年》、《孩子》、《跳舞的女孩是我的姐姐，男孩是我的弟弟》、《我看见一个男人的手牵着一个小孩》、《把一种好听的声音》、《你每天忙忙碌碌接送孩子的男人哟》等诗歌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一种爱的力量在弥漫，小安作为女性的那种柔和细腻于其中暴露无遗，这和她的童话世界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并且相得益彰。尤其是《红花女》和《花朵》这样干净、简洁的诗歌，仍然是在童话与想像的世界里完成的温存抒写，通过这样一些诗歌，我们能够渐次进入诗人的内心，那些隐藏着的戏剧性神经被极富节奏感的语言冲开，而释放出来的是一种可能的人性之爱。除了良好的语感和对语言的自觉之外，而这恰恰就是小安后来的诗歌所要达到的状态。

“在1995年的夏天/有一片深蓝的海水/它翻卷着/为了一些情爱/以及一些书本上不存在的东西//所有的深蓝/被太阳光照射着/在五月的最后几天/它显得灼热、孤独//即使夜晚/当栀子花悄悄开放/那种孤独也不曾离开”

——《内心世界》

在九十年代与新世纪之初的成都茶社与酒吧，在火锅店与友人聚会处，有时候我们能看到抽着烟的小安的身影，那是女诗人向世俗生活致敬的表现。热爱诗歌，抒写诗歌，都是上苍赋予诗人的一份权利，她需要好好利用这份权利，为自己的内心寻找到一个可以寄托的归宿。

就像小安的闺中密友杨萍对其所评价的那样，她现在与过去不一样了，诗人“以前的诗有种灰蒙蒙的背景，有种青涩和欲说还休的神经兮兮。现在就不同了，其实在她的诗里从来没有什么特别要写的东西，日子依旧流淌而过，生活依旧缠杂不清，却没有了早年的那种好奇。什么都变得可以理解，什么都自有它的道理。眼前闪过的事情影像，经过自己的过滤筛选之后，变成了碎片，又被她懒懒散散地捡进诗里，尽管带点伤感，又可以不值一提。”[4]可以忘却，又可以被再次记起，小安的诗歌在时间流逝中与我们若即若离，就像生活与我们本身的距离一样。工作之余的小安也在通过回忆来寻找自己的诗歌安慰，并让精神上的孤独再次化作诗歌之爱，让这种爱不断地回到生活中，回到自己的爱好——诗歌里。

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小安的写作开始受到一些女诗人的关注，但也仅仅限于诗歌圈中的小众。新世纪之后，她的诗歌开始对一些年轻诗人产生影响，由此被埋没的小安在诗歌上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但理论界对她诗歌的评价仍然是缺席的。即便如此，小安的诗歌写作仍然在继续，一旦写出来，就是对语言的敬畏，对诗人内心的服从。

参考文献：

[1]见杨黎《灿烂》一书，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

[2][3]小安：《惟有写诗》，载于《种烟叶的女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版。

[4]杨萍：《你有你的方式》，载于杨黎《灿烂》，第565页，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通联地址：天津市卫津路94号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  刘波  300071

电子邮件：liuliu1253@sina.com  电话13011352389

1、谈谈你的喝酒史。你觉得写诗跟喝酒有什么关系吗？

答：我第一次喝酒比较早，是小学的时候，只是并没有醉，也没有再喝。直到1981年，我才第一次喝醉了。根据我的朋友说，我那次醉了后，非常流利地背诵了《将敬酒》。我记背功夫不好，平时读书也不认真，能够顺利背诵李白比较长的诗，那可能就是酒精的作用。

但是，即使这样，我还是认为写诗和喝酒没有关系。写诗是写诗，喝酒是喝酒，强把两件是联系起来说，那是说着好耍。而有时候，也是因为一时的语言之计，不过是为了打击饭桌上不喝酒的人。
2、你喜欢什么样的人？不喜欢、讨厌什么人？

答：我喜欢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不喜欢我的人。
3、你的生活态度比较率性，不拘小节，可以说是狂放。而你的诗却非常节制、纯粹。似乎很分裂。对你来说，生活和写诗真的就毫无关系吗？

答：非也。为什么对我和我的诗有这样的印象呢？其实不是这样啊。我为人小心，只是不善于交际，说话又不会社会上那套，再加上喝了点酒后不知高低，是不是就给了人这样的印象？我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和我关系好的朋友，他们对我也许持不同意见。

所以，我反对分裂这一说法，就像我反对生活与诗歌“毫无关系”一样。人在江湖飘，那有不挨刀的？只是要看这刀挨在什么地方？又是什么时候挨？再是为什么挨刀？诗啊，它和生活非常的复杂，千万不要轻易地说它们有关系或者没有关系。
4、在《灿烂》中，你曾提及你得知小海曾参加过青春诗会，并对此很不以为然。我看到这儿有点儿吃惊，没想到你这么有原则哪。你的具体原则是什么？
 答：我必须先对这事作一点解释。我当时吃惊和不以为然，是因为我认为小海已经是我们第三代的名人了。那个乱七八糟的鸡毛诗会，他不应该去参加。当然，这就是我的绝对，更是我的原则。道不同，不相谋。我杨黎从22岁起，就没有和任何权力机构发生任何关系，除非他们找我的麻烦。
5、判断一首诗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或者说，它应该具备哪些品质？
 答：你认为是诗就是诗，你认为不是诗就不是诗。同样，我认为是诗就是诗，我认为不是诗就不是诗。只是这里面有一个道理是不可回避的，那就是不论你还是我，都只有我们把那些文字当诗来写来读的时候，这些文字才是诗。至于喜不喜欢，好不好，那应该是另外一会事。分行写作，一般而讲是诗的外在形式。它暗示自己和读者，这是诗。我不是曾经说过吗：诗就是分行的文字。
6、前一阵无数人效仿梨花体写东西，非常热闹。即使严格按照废话诗的基本条件去写，写出来的也不一定是诗，对此你有何意见或看法？
 答：写出来的不是诗那是什么呢？呵呵。

我必须告诉你我们废话的一句口号，也就是废话追求的目标，那就是在废话面前人人平等。同样，我还记得另外一句话，它说不要鸡蛋看不起鸭蛋，鸭蛋当然也不要看不起鸡蛋。大家都是蛋，过多的强调差异，其实还不是因为怕被摔烂了。而在这个世界上，不会被摔烂的蛋又哪里有呢？
7、有人把你的诗称之为取消主体的零度写作，你是否同意？
 答：我敢不同意吗？那又不是我说的。
8、你说过你的写作是非常理性的。但，你看重直觉吗，能否说一说。
 答：我上面说过，我是一个小心生活的人。我在生活中非常谨慎。比如，我不喜欢用了牙膏不盖牙膏盖的人。只是那些人非常的多，因为有人说那是因为不盖牙膏盖的人是天才。所以我不说。就像方位感。许多人站在自己的家门口，说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咳，在我们那个时代，不盖牙膏盖子，没有方位感的人，别人都说他们是天才。而我当然不是。

这就像直觉，它几乎已经成了写诗的基本条件。这个人的直觉好，其实是说他就是笨一点也没有关系。而无论是柏格森，还是克罗齐，或者是胡塞尔，他们谁笨呢？我也不说。只是直觉告诉我，写诗没有直觉，它是一件老老实实事情。

全球首届“中国汉语诗歌”诗人作品手稿拍卖专场新闻发布会！

由北京德隆宝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推出的全球首届“中国汉语诗歌”诗人作品手稿拍卖专场的新闻发布会将于2007年10月20日（星期六）在北京皇城艺术馆举行，欢迎大家光临。

总策划：劳伦斯·车辙、苏非舒

总执行：苏非舒

总顾问：方子、黄岩

时间：2007年10月20日（星期六）下午15:00

地点：北京皇城艺术馆（北京天安门东侧，南池子大街，菖蒲河公园内）

电话：（010）64051079

拍卖时间：2007年10月27日（星期六）下午13:00-时间顺延

拍卖地点：香格里拉北京嘉里中心二层宴会厅（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号）

现场电话：（010）65618833-6181/6185/6381/6383/6385/6387

预展地点：香格里拉北京嘉里中心三层会展中心

预展时间：2007年10月24日—25日（星期三、四）    9:00-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