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文嚼字》2008年合订本序

2008年《咬文嚼字》的合订本，编辑部要我来作序，深感惶恐。众所周知，此书历年的序作者，不是文史大家，就是领导干部，只有我是“咬嚼对象”，还很被“咬”出了几处。因此这事给人的感觉，就像落马贪官做反腐报告，有点“反面教员”的意思。

想想也是活该，谁让你有错，又被逮住了呢？

逮住了怎么办？我以为只能做三件事：认账、道歉、致谢。认什么账？认出错的账。我曾经说过，没有谁喜欢犯错误，也没有谁故意要犯错误。犯错误总会有各种原因，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错误也有种种，有可以避免的，有无法避免的。但不管什么情况，错了就是错了。出了错，难道还赖账不成？不用担心咱认了错，就会有人咬住不放。我相信大多数读者都是厚道人。只要咱知错就改，都会谅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道理大家都懂。也不要担心咱认了错，就会被认为是没学问。有没有学问，不在这一两个字。有没有人品，却没准真在这一两个字。学问事小，人品事大。所以，该认错时就认错，这是一。

第二，咱的书出了错，给读者带来了不便，甚至有“误人子弟”之虞，该不该道歉？我看该。其实，向读者道歉，对咱们自己，也是有好处的。什么好处？提醒。说实话，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我们的许多错误，都是“无心之过”，是没注意，或者不小心。没注意，就要注意；不小心，就要小心。但是，如果自己都不当回事，那么，弄不好下回还不注意，还不小心，这错岂非犯个没完？相反，如果发现一次错误，就向读者诚恳道歉一次，难道下回还会再错？没那么不长记性的吧？于人于己都有好处的事，何乐不为？

第三，咱们能有这样的长进，全因为有人帮咱们挑错。尤其是《咬文嚼字》的作者和编辑，每次都是摆事实，讲道理，把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出处依据都讲清楚了，等于免费给咱们上课。咱就算不交学费（当然他们也不要），道个谢，总是应该的。事实上，能够认真负责，很严谨、很学术地挑错，并不容易。那是要有功底的，正所谓“一字十年功”。编辑部能给的稿费，却不过区区百元，很不成比例。其实人家图啥？也就图个心安理得。咱们说声谢谢，虽于事无补，至少也是起码的礼貌。所以，被人家指出了错误，该做能做的，我看也就三件事：认账、道歉、致谢。

以上，就是我作为“反面教员”的一点心得体会。用来做本书的序，不知是否合格。有没有错，也不知道。

就这么着吧！是为序。

                                                               易中天

                                                                      2009年1 月3日

央视春晚小品《不差钱》，前些时很是遭了点炮轰，这让我想起了毛主席。因为他老人家既喜欢“黄洋界上炮声隆”，也喜欢听相声，还特别喜欢侯宝林先生。据说，侯先生头次进中南海表演，心理负担特重。相声是要有教育意义的。给毛主席说，你想那意义得有多大！好在侯先生终于弄明白也想清楚，毛主席，哪里用得着咱教育？能让他老人家在紧张工作之余放松一下，就是贡献。所以我想问问本山大叔，我们是毛主席吗？当然不是。既然不是，那么，你的小品能够没有教育意义吗？当然不能。依我看，不但要有，而且，这意义有没有大不大，至少也得剧协副主席以上级别的人认定才行。如果你得不到认可，还跑到中央台去演，那就是乱花我们纳税人的钱！哪怕逗得我们开怀大笑，也不行。你要知道，像我这样觉悟低水平差的“低俗之人”，就算天天看副主席以上级别认定有意义的戏，也很难保证能够成为“纯粹的人”。这可真是“教育尚未成功，小品仍须努力”，赵本山们任重道远，我等小民也任重道远。想到前面还有那么远的路，就忍不住要弱弱地问一句：大过年的，又只有15分钟，就让我们学一回毛主席，也不行吗？

──程步《真秦始皇》序

                                                                             易中天

程步先生不是历史学家，我也不是。他写这本书，我写这篇序，都有风险。

何况程步先生这回涉及的，还是秦始皇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更何况程步先生居然还认为，秦始皇是历史上有为之君中最仁慈的，是“仁君秦始皇”。天啦！这个结论和我写序这事一旦传出去，肯定是骂声一片。我甚至想象得出那些通拦标题：易中天、程步之流为秦始皇翻案，下一目标锁定……

这不是危言耸听，他们干得出来，而且以前没少干。比如李零先生的《丧家狗》，就被妖魔化。这一回，我们肯定又会被咬得遍体鳞伤。

所以我必须与程步先生“划清界线”，并亮明观点。第一，我对秦始皇没有研究。秦始皇是仁是暴，我不知道。第二，秦始皇与秦政治不能打等号。就算始皇“仁”，也不等于秦政不“暴”。第三，就算秦政不“暴”，也决不可能“仁”。从秦孝公到秦始皇，秦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先是公国（孝公时代），后是王国（孝公之后），消灭六国、兼并天下之后又成为帝国。但无论是孝公时代的秦公国，孝公之后的秦王国，还是始皇时代的秦帝国，都不行“仁政”，也不主张行“仁政”。当然，他们也不主张“暴政”，至少不公开主张。为什么呢？因为从孝公到始皇，秦的国家意识形态，就是法家学说；秦的治国方针，也是法家的那一套。这个方针，是商鞅在孝公时代为秦国奠定的，以后又在嬴政时代为韩非、李斯所确立。法家的主张是什么？既反对“仁政”，也反对“暴政”。用韩非的话说，就是“仁暴者，皆亡国者也”（《韩非子·八说》），也就是仁政、暴政都要不得。要什么？苛政。事实上，从孝公到始皇，秦公国也好，秦王国也好，秦帝国也好，其“政”都是苛政，其“法”也都是严刑峻法。比如商鞅规定，但凡不务农而经商，或者干农活不卖力的，老婆孩子都要被收为官奴（《史记·商君列传》）；治安的要求，则竟是“步过六尺者罚，弃灰于道者被刑”（刘歆《新序》）。这就实在是太严峻！没错，商鞅执政时，秦国确实做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史记·商君列传》）。但这决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而只是为了让人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也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结果是什么呢？是培养出一大批如狼似虎毫无爱心的杀人机器。正是靠着这些杀人机器，秦王嬴政才完成了他的“兼并事业”，把整个天下都变成了他的家产，把普天之下的人民都变成了他的臣仆。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嬴政本人是仁是暴，实在已经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了。秦始皇这个“案”，我看不“翻”也罢！

哪又为什么还要为本书写序？

真正打动我的，是程步先生“用另一种方法读史”的主张。程步先生能有这个主张，则又因于他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媒体人。史学家与媒体人有什么不同？不同就在于，前者一般都相信史书，后者却明白得多个心眼。我们知道，史书记载的所谓“历史”，无非“过去的新闻”；媒体报道的所谓“新闻”，则完全可能成为“将来的历史”。这里面，就有一个“如何报道，如何记录”的问题，也还有一个“如何编辑”的问题。这些问题，史学家不一定清楚，媒体人却门儿清，因为他们有切身体会。媒体人比谁都心里有数，同样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笔法去报道，完全有可能让读者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也就是说，媒体人在进行报道的时候，完全能够做到事件、起因、结果、细节都真实，却让读者的感受不真实，并诱导他们得出不真实的结论。

在这方面，我也是有切肤之痛的。但为了不得罪媒体，我还是举史书为例。比如赤壁之战前的孙刘联盟，周瑜、鲁肃、诸葛亮，都起了重要作用，他们也都同孙权谈过话。但根据陈寿的《三国志》，我们只知道周瑜的谈话在后。鲁肃和诸葛亮谁先谁后，就不清楚了。这样，当后人叙述此事时，就必须进行编辑。把诸葛亮的谈话编在前面，给人的感觉就是“诸葛亮说服了孙权”。把鲁肃的谈话编在前面，给人的感觉就是“鲁肃说服了孙权”。这就全看你怎么编辑。根据我和媒体打交道的经验，编辑比记者更重要。正是他们，决定着舆论的导向，也左右着读者的感受和情绪。历史上那些修史的人，包括伟大的司马迁，就都是编辑，或者是编辑兼记者。他们怎么编，我们怎么读，怎么信。如果你没有一点媒体经验，弄不好就会傻乎乎地被牵着鼻子走。程步先生因为自己是媒体人，深知其中奥秘，便在读史的时候多了一个心眼。这个我很赞成。我还建议，读报的时候，也要多个心眼。否则，遇到居心不良的编辑，你上当受骗，他还没事偷着乐：哈哈！任你精似鬼，喝了老娘的洗脚水！

由此可见，程步先生的结论是否成立，可以讨论。但他不盲从，则应该肯定。同样，我们作为读者，当然也不必盲从，不必认为程步先生所说就是对的。他其实也是编辑呢！他在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对史料也有自己的取舍和编排。例子我就不举了，相信读者自会判断。再说一遍，结论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思考。

是耶？非耶？百家争鸣罢！

                                                 2008年9月18日 于厦门

天长地久人和 谈百家 讲坛辞岁

国泰民安事顺 读诸子 经典过年

此联是我与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常务副县长杨治国对话时所赠，该节目将在大年初一《百家讲坛》栏目播出。借此机会，谨向所有支持、帮助我的观众和读者朋友拜年，祝大家牛年大吉、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