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嘉丽·约翰森为观众签名

　　阿瑟·米勒的经典剧目《桥上风景》（A View From The Bridge）正在百老汇重排，正式演出1月24日才开始，我赶上了12月28日晚上的首场预演。看完话剧，从48街的科特戏院往外走的时候已经10点多。人群中能听到小声的赞誉，“斯嘉丽·约翰森演得真好”、“不奇怪，她已经演过好几部伍迪·艾伦的电影”之类。这部戏的女主角是电影明星斯嘉丽·约翰森（Scarlett Johansson）。

　　一般来说，大家走出戏院后即各奔东西，人群很快就会散开，但今晚的情况有点特殊，一股走向很清晰的人流在剧场外形成，我被裹挟在其中。两三分钟之内，一两百位观众已经沿着演职员出口处临时搭起的金属栅栏站好。我发现我站的地方不错，在最前排，身后很快压上来好几层人马。有人举着大幅彩色海报，也有人手持节目单，更多的人掏出数字化装备，包括各大品牌的手机、相机、摄像机。显然，大家在等斯佳丽出来。

百老汇４８街上的科特戏院

　　我脑子里乱极了，根本理不出头绪：留下来，还是立即走开？毫无疑问，斯佳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演员，我愿意为她做很多事情，包括特意延长在纽约停留的时间以便看她的百老汇处女秀。我还愿意为她做更多，但肯定不包括象追星族一样守在寒风中等着她卸妆出来。我的iPhone显示当时的气温为零下2度，西北风3级。我想走开。决心刚下，接着就犹豫起来。我碰巧占据着一个好位置，轻易浪费有些可惜。可以想象，只要稍一挪动，原本属于我的空间不用眨眼就会被其他人填补。我的前后左右都有不少人将手机、相机举过头顶，那种勇于充当公民记者的热情激发起了我作为一个专业记者的本能。虽然在休假中，我的照相机和笔记本其实一直随身带着，而且机身有两个，一个套着17-40毫米的广角，另一个装着70-200毫米的长焦，全都是专业级的镜头。

　　“你是个记者？” 站在我身前的一位中年女子问道。她看到我将照相机从背包里拿出来，在拥挤中轻巧地套好闪光灯。

　　“是。我工作的时候是个记者，但我现在没有工作，我在休假。”如果我直接回答“是”，她一定会误认为我属于狗仔队。我不是，我身后的那位才是。他是个白人，看上去５０多岁。

　　“呆会你拍的时候，请将照相机稍微降低一些，这样就不会挡住我的镜头，行吗？”他问。

　　“当然可以。”我对同行从来都很尊重，彼此之间不存在互争饭碗的火药味。

　　从装备来看，他是标准的狗仔队员，那种环形闪光灯比我的要花哨很多。“另外，你的闪光灯可能会跟我有冲突，你一定要用吗？”他问。我试拍了几张，将闪光灯的输出量调到1/128，那是设备允许的最低指标。他很满意我的合作态度。

　　专业狗仔队员还有一个同伴，两人占据着不同的角度。剧院的警卫过来叮嘱大家，演员出来的时候，不要向前挤。我身后那位用摄影装备挡住脸，大概是不想让警卫认出自己。

　　“你在为《人物》杂志拍摄？”我脑子里想的其实是最出名的八卦杂志《国家问讯者》，但觉得这么问太没面子。我没有特别为他考虑，我在为自己着想。跟《国家问讯者》的摄影记者站到一块，不会让我觉得特别荣耀。

    “《纽约邮报》。”他回答。《纽约邮报》是默多克旗下的右派小报，虽说档次跟《纽约时报》没法比，但怎么也比《国家问讯者》强。

    “你可以搭着我的肩膀支撑一下，没问题的，别撞我脑袋就行。”我告诉他。他的手微微颤抖，像轻微的帕金森综合症患者那样。他也很客气，而且希望传授经验，“斯佳丽出门后，可能会签几个名再走，更可能直接上车，根本不停留，你要特别注意抓住那几秒钟时间。”马路边已经停着一辆黑色的卡迪拉克ＳＵＶ。

     剧场出口的门开了好几次，演职员相继离开，守候在门口的人们都没有什么反应。我认出了二号女主角杰西卡·赫谢特（Jessica Hecht），她是个很不错的女演员，曾经出现在伍迪·艾伦的电影中，几年前一部很有意思的电影《杯酒人生》（Sideways）中也有她，10月份我来纽约出差的时候还看过她演的另一出话剧《布莱顿海滩回忆录》（Brighton Beach Memoirs）。杰西卡走出来的时候，门口也没什么反应。倒是一位金发的中年女子引起了一些喧嚣，她主动挑逗围观者，“我是斯佳丽的姑姑，她再过５分钟就会出来。”

    跟我紧挨着的中年女子接上了话头，“不，你看上去很年轻，象斯佳丽的孪生姐姐。”周围一阵哄笑。她回过头来问我，“你也在等斯佳丽？大家都在等她，但我不是，我等列夫。你知道列夫是谁？”我知道，列夫是男主角列夫·施雷伯（Liev Schreiber），一位很出色的影视和舞台剧演员，得过托尼奖，曾经在一部与中国有关的电影《面纱》（The Painted Veil）中扮演主要角色。

　　“你要写报道吗？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故事。”中年女子接着问。我尚未从犹豫中解脱出来，没有进入采访状态。很坦诚地说，我当然对明星感兴趣，不管列夫还是斯佳丽。如果我采访他们，话题将围绕戏剧结构和解构、斯坦尼、冲突、间离效果、人性、角色体验，我会尽全力一次用光经过多年积累才记住的这些高雅名词，绝非八卦。

　　“你没兴趣？”中年女子又问过一遍。

　　我点点头，“什么故事？”

　　“我跟列夫睡过。”她说。

　　我想看出她的表情，骄傲？伤感？羞涩？我一样都没有看出来。

　　“什么时候？”我问。

　　“1983年。”

　　“一夜情？”

　　“有好几次。”

　　“在哪里？纽约？”

　　“纽约上州，离曼哈顿只有４０分钟。”

　　“他那个时候是演员？”

　　“不是，是个野营顾问，辅导青少年野营。”

　　“听起来没有演员这么有意思。”我停止了发问。

　　“但是他非常好，他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中年女子旁边的老年女子说。

　　“这是我妈妈。”中年女子介绍。母女俩一起在门口等着列夫出来。

　　“列夫应该还和娜奥米·沃茨在一起吧？＂我忍不住又问了一个问题。娜奥米·沃茨是一位优秀的澳大利亚女演员，电影《面纱》中的女主角。

　　“我已经不管这些事情了。我跟他是1983年，二十多年以前，已经很久远。”中年女子回答，很热情、很客气。一般而言，我相信美国人的诚实，她没必要以骗我为乐。我没觉得将中年女子和娜奥米·沃茨放在一块比较有什么意义，两人毕竟从事不同的职业，她目前在一家公司做会计。如果一个中年男人看到娜奥米，不管婚姻状况，大概会有一种幻想，彼此都是单身该多好？多数中年男人看到这个会计以后，应该都知道珍惜现有的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斯嘉丽·约翰森扮演话剧中的女主角

　　10点50分左右，列夫和斯佳丽一起从剧场走出来的时候，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两人很热情，依次给围观者签名。即使近距离观察，斯佳丽也极有风采，跟她在舞台上一样，也跟银幕上一样，全黑的素净装扮更衬托出惊艳。不过目前这个时刻，我的注意力竟然没在她那里，我在看列夫。

列夫和奥丽维娅

　　中年女子和列夫对上了话。“列夫，记得我吗？”她问。列夫愣了大概３秒钟，“哦，上帝，奥丽维娅，是你啊？谢谢你来看戏。你还好吗？过得还好吗？”

　　“我过得不错。你的表演非常棒，我和妈妈都非常喜欢。”奥丽维娅和妈妈各自递过节目单让列夫签名。列夫一边满足她们的要求，一边说，“嗯，奥丽维娅，我的电子邮件也写在上边，以后跟我联系。”奥丽维娅果然是一个诚实的美国女子。

   “DVD，最新的电影，5美元一张！”只要走进曼哈顿的中国城，就能听到福建女人兜售盗版DVD的清脆声音，尽管马路上车流喧嚣，嘈杂不堪。她们用英语报价“5美元”的时候不用复数，只说“Fiver Dollar！”。DVD贩子绝大多数都是中年女人，三两个站在一堆，中国城各主要路口均有分布。她们拿在手上的新片子包括《阿凡达》（Avatar）、 《成事在人》（Invictus）和《宿醉》（Hangover）。

    “质量怎么样？”我问一位穿戴很齐整、很能体现节日气氛的贩子。

    “都很好。”她回答。

    “怎么可能？《阿凡达》刚出来才一个礼拜，全互联网都没有质量好的版本。你从哪里能弄到？”我根本不相信。

    “嗯，我看过了，《阿凡达》你可以不买。另外两个很好的。”她退了一步。

我笑了笑，准备离开。

    “两张7美元，你拿去算了。”她叫住我。

    我不为所动，继续前行。

    “两张5美元，亏本卖给你。”

    我们渐行渐远。我到中国城不为买碟，为吃饭。今年圣诞夜，我的大餐计划是到纽约中国城里吃广东风味的可口小菜。同事推荐的“新旺”和“大旺”餐厅里都是人潮汹涌，我没兴趣排队。其实只要有广东人聚集的地方，从来都不缺“旺”字，很快我在“胜旺”餐厅里找到了空座。和其他广式餐馆一样，他们也以烧腊为特色，粥粉面饭，价廉物美。餐厅从老板到店员都精通粤语，虽说不管我的普通话还是英语，他们理解起来都有些困难，但我还是能搞清楚新闻的一个基本要素：Where。他们全部来自广东台山。

    中国城里的圣诞气氛非常醇厚，除了餐厅生意大都火爆以外，街头处处都能找到证据。纽约的广大侨胞心情愉快，根本不用为节日物资发愁，水果和海鲜等健康食品相当充裕。在坚尼街和勿街路口悬挂着的三幅广告牌更说明他们的生活已经幸福得有些无聊。左边的一块上是“曲发专门店”，用数码远红外技术弯曲你的头发；中间是一个卧姿美女；右边是“直发专门店”，用日本负离子技术将弯曲过后的头发重新弄直。只有西藏人民的好儿子阿沛∙阿旺晋美去世的消息才算给空气中添加进一点凝重。

    乳腺X光检查在英语中叫Mammogram，国内称作“钼靶检查”，其目的在于早期发现乳腺癌。2002年的时候，“美国预防服务特别小组”（United State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曾建议说，从40岁开始，妇女每1-2年应该做一次钼靶检查。7年以后的2009年11月，由不同专家组成的同样名称的特别小组给出了新的建议。他们说，妇女定期接受乳腺检查的年龄应该从50岁开始，而不是40岁，除那些高风险的人群以外。典型的高风险人群包括母亲、姐妹等近亲中罹患过乳腺癌的妇女，经常接受胸部辐射的妇女、基因出现突变的妇女、从未生育哺乳过的妇女等。

    另外，50-74岁女性定期接受检查的频度应该由每年一次调整为每两年一次。专家小组认为，钼靶检查效果有限，而且可能导致不必要的手术。每两年做一次检查效果相当于每年一次的80%，风险却可以降低一半。新建议中还有一条，医生应该停止指导妇女定期作乳房自我检查。专家组认为，自我检查的正面效果不多，而且容易让妇女陷入不必要的焦虑。

    健康类新闻在美国媒体上占据着很高比例，层出不穷的新医新药和新发现让人欢欣鼓舞，但问题在于今天和昨天的科研成果偶尔互相冲突，让受众无所适从。应该怎样看待这项新指南？通过关注“粉红丝带”积累的那点知识远远不够，所以我首先向国内一位多年从事健康类电视节目制作的朋友咨询。她在邮件中说，“X光能透过肌肉检查肺等内脏，也能直接看到骨头，肌肉组织真不是合适的检查部位。同时我认为，医生认真积累的经验非常重要，如果仅仅依靠医疗器械和化验结果来看病是有失偏颇的。”

     《纽约客》杂志记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观点与之基本吻合。他写过一篇相当出色的调查性报道《影像的问题》（The Picture Problem），对钼靶检查作出全面审视，这篇文章收录在他最近出版的文集《狗看见了什么？》(What The Dog Saw)中。格拉德威尔的分析集中在两个核心问题上：影像的质量和影像的阐释。

    简单地概括，在钼靶检查中，放射专家用一流的X射线成像设备扫描乳房，力求得到尽可能清晰的照片。如果从中能发现早期癌细胞，那么医生可以使用放疗、化疗、切除等手段予以消灭或者加以控制。格拉德威尔质疑说，我们也许对照片过于信任了。癌症一般有两种形态，肿块和微小钙化。即使影像中出现了这些征兆，医生还要判断，肿块是否为良性？微小钙化是否一定导致癌细胞的生成和扩散？化疗和放疗不宜轻易使用，因为化疗将影响到心脏的健康，放疗可能在控制住某些癌细胞的同时，刺激其它癌细胞的滋生。

    分析乳房的影像与身体的其他器官非常不同。心、肺等都具有清晰的解剖结构，但乳房却缺少类似的标准化信息。每一位女性的乳房都各有特点，医生很难根据X光影像来判断正常与否。影像有助于认清真相，但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挑战：影像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抓住了真相？

    此外，面对同样一幅X光图片，不同的放射医生可能作出非常不一样的阐释。格拉德威尔在文章中举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一群放射医生各自分析同一位健康女子的钼靶影像，3位认为正常，2位判断乳房组织产生变异但可能为良性，4位无法作结论，还有1位认定癌症已经生成。在这个案例中，放射医生的正确率仅为30%。

    在无法确诊的情况下，医生该怎么办？常识一般认为，越谨慎越好，宁愿多费神，也不能放过可能的癌细胞。接下来，患者将会接受更进一步的诊断，比如重做钼靶、接着是超声波、核磁共振以及活体组织检查。统计数据表明，经过所有这些程序以后，64%的患者其实是健康的。健康当然好，皆大欢喜，但整个过程走下来，她需要耗费多少时间？经济上增加多少开销？活体组织检查将带来多少不适？其间的焦虑对生活质量有多少影响？

    在实际运作中，一位放射医生阅读过大约1万张钼靶影像以后，才能甄别出3位早期乳腺癌患者。从理性上，他应该清楚，在那些乳房影像可疑的患者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健康的。基于这个判断，他真能那么心平气和地要求大家去经受那一系列折磨人的后续检查而没有任何犹豫？

    钼靶检查的缺陷还不止于此。格拉德威尔写道，这种方法更可能发现那些生长极为缓慢的钙化细胞，却漏过危害最大的肿瘤。X光成像的特点决定了乳房组织中比较致密的部分无法清晰显现，那些隐藏在其中的肿瘤很难被探测到。钼靶检查还有更多的负面作用，乳腺导管内癌（DCIS，即Ductal Carcinoma In Situ）为另一个例证。最近几十年来，接受钼靶检查的女性越来越多，乳腺导管内癌的诊断率也越来越高。仅从美国来看，每年出现大约5万起类似的案例。乳腺导管内癌一经发现，美国医生一般都以乳房组织的切除手术来解决。但几十年的追踪调查表明，乳腺导管内癌的早期诊断和手术切除对降低晚期乳腺癌的发病率没有任何帮助。进一步的研究还显示出让人震惊的结果：大多数患乳腺导管内癌的病人其实没必要接受乳房切除手术。在她们的有生之年，这些癌细胞或许不至于影响健康，更不会危及生命。

    面对这些信息，每一个女子、每一个关心她的男人都应该思考，如果并不属于乳腺癌高危群体，那么，到底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多高的频度去接受钼靶检查？

    作为记者，格拉德威尔只能写好故事，不能替天下女人制定出健康指南，那是“美国预防服务特别小组”专家们的职责。新的钼靶检查指南虽说从研究事实出发，决策程序也够科学，但出台以后却立即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对待健康问题仅靠理性或许远远不够，情感此时更有冲击力。你建议女人50岁以后再开始钼靶检查？不管你有多少科研结果在手，反对者不用找很多案例，只需要借用一个女人的力量就可以摧毁整个论证---假如她40来岁的时候通过钼靶检查诊断出早期乳腺癌、经过及时治疗以后得以幸存。如果遵守专家们提出的指南，等这位女子50岁再去检查的时候，她或许因为癌症已经到了晚期而不治。

    美国媒体上来自女人的反响格外强烈。《时代》杂志的凯伦·塔马尔蒂（Karen Tumulty）对专家组的推荐深感困惑，她认为，即使科学家也可以变得毫无头脑。塔马尔蒂在19岁的时候发现乳房肿块，经过钼靶检查以后确诊为健康。她一点也不后悔做自我检查和X光照射，因为女人需要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即使要经受很多麻烦。《纽约时报》专栏女作家盖尔·柯林斯（Gail Collins）也是新指南的批评者，她比较尖锐一些，“我有这么个印象，专家小组可能觉得年轻些的女人不应该让任何人接近她们的乳房，除非为了做爱。”

     当然也有很多人认同专家组的推荐。《新共和》杂志的米歇尔·考特（Michelle Cottle）说自己的乳房组织特别致密，钼靶检查几乎没有意义，自我检查也没必要，医生建议她每半年交替接受超声波和核磁共振检查，谨慎为上。经过研究和思考以后，考特认为频度太高，她打算和医生展开进一步讨论，看看有没有可能降低为每两年一次。

    来自美国保守派人士的反响也很强烈。不分男女，他们迅速抓住机会，将乳房健康问题政治化。目前正是奥巴马推进医保改革的关键时刻，那些极力唱反调的人说，卫生部专家组的新推荐就是奥巴马企图将医疗体制进一步官僚化的证据。美国50个州中有49个立法规定，所有私营保险计划必须包括40岁以上妇女的年度钼靶检查。按照新的推荐，这项检查没准将变成每两年一次。保险公司有可能以此为依据，削减妇女享受的医保福利。更有阴谋论者进一步推测，专家组受到奥巴马政府的影响，刻意推荐减少40-49岁妇女的钼靶检查以节省医疗开支。他们一直对奥巴马的计划存疑，你口口声声说要让全民享受医保，同时还能节省开支。天知道你能玩什么魔术，让4500万目前没有保险的美国人享受医疗福利的同时，不仅不增加政府开支，竟然还能省钱？减少钼靶检查次数没准就是你的策略之一。

     奥巴马政府立即出来澄清，说现有的关于钼靶检查的医疗保险政策不会改变，而且政府在专家组的决策过程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事实上，卫生部专家组的成员为任期制，他们都是在布什担任总统的时候被任命的。争论延续几个星期以后，到12月初，专家组成员被迫到国会作证，承认与公众间的沟通存在问题，他们并没有提出妇女“应该”在50岁以后才开始定期接受钼靶检查。很快，美国国会参议院正式投票表决，禁止联邦政府依据新的健康指南制定政策，同时还通过了有关妇女保健的新规定：40岁以上妇女接受钼靶检查不再需要自掏腰包，连挂号费也将免除。此外，所有女性接受宫颈、产后忧郁症和家庭暴力检查也将完全免费。这项新规定将在今后10年内额外花费纳税人大约10亿美元。

圣诞节一天天临近，华盛顿地区的喜庆气氛日渐明显。威尔逊∙赫尔利住在近郊的弗吉尼亚，他的家里有节日装饰，比如圣诞树，但圣诞树放在佛像前。圣诞花环也挂在门口，但可能不象这些经幡一样引人注意。

威尔逊∙赫尔利：

The tradition is the flags are hang outside with the prayer that any beneficial aspiration that gets blown in the wind and to all beings. And it was just a custom that was done in Tibet.

将这些印着祷告的旗帜挂在外面是个传统。祷告都是些良好的祝愿，随风飘起来以后，可以带给所有人。 

威尔逊生长在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家庭，但成年以后，他选择了藏传佛教作为自己的信仰。

威尔逊∙赫尔利：

Yes, you will not see this in most American households.

确实，你在大多数美国人家里看不到这种安排。

威尔逊皈依佛门已经30多年。最近这些年，他还开班授课，传播以静思为核心的佛学理念和实践。他认为，佛教徒可以一样可以欢度圣诞。

威尔逊∙赫尔利：

In my mind, the true celebration of Christmas is to go deeper into one’s heart to try to root out pettiness and selfishness and anger and hatred and intolerance and try to make a more loving heart, more compassionate heart.

庆祝圣诞节的真正含义在于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排除掉那些琐屑、自私、愤怒、仇恨和不宽容，让你更富有爱心，更富于同情心。

根据2004年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目前佛教已经发展成为美国的第四大宗教，信众大约有150万人。

威尔逊∙赫尔利：

You wouldn’t know it from our classes. We’ve very small classes.

从我这个班上你看不出来，这里人不多。

美国的佛教徒中，白人的比例大约为20%，其余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乌埃山从缅甸移民来美国已经快30年，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乌埃山：

We do celebrate Christmas. Not like going to Church or anything. We do celebrate. We bring friends and get together and give the gifts to the kids and everything.

在这里，当然也庆祝圣诞。不会去教堂什么的，但我们会邀请朋友聚餐，给孩子送礼物。

乌埃山从小在缅甸的基督教会学校念书。美国的缅甸移民中佛教徒超过80%，同时，基督教徒也不少见。在乌埃山看来，佛祖和耶稣的追随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乌埃山：

Most of the teaching, I think 75% or 80% that I agree with. So the only thing that differences is we believe in cause and effect, nothing happen by itself. Everything has got a cause and effect. 

基督教的大多数教诲， 75%-80%我想我都能接受，唯一的区别是我们相信因果，事情不会无缘无故发生。

They believe that everything got created)]. We believe that nobody can do anything to us, we are self did. Good and bad thing for ourselves.

他们相信上帝创造一切。我们认为自己做的好事、坏事决定自己的命运。

寺庙也是移民们主要的社交场所。在华盛顿郊区马里兰州的这个庙里，绝大多数信众都来自缅甸，或者是缅甸人的亲戚。艾丽正在念语言学的博士，她从泰国来，嫁给了缅甸丈夫，两人都是佛教徒。8年前，他们选择了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举办婚礼。

艾丽：

You know this is a very personal choice. Nothing to do with religion. It was just because other times I was working. And the only day off I have is Christmas time.

其实这是非常个人化的选择，跟宗教没有关系。其他时间吧，我要工作，只有圣诞节这天才休息。

Guests can come because also they don’t have to work.

客人们也能来，因为那天他们也休息。

Some of my American friends and colleagues kind of complained that they couldn’t attend our wedding just because of the day we chose. Because they had to go back to their homes to see their families. 

但有些美国朋友和同事会抱怨，他们不能在那天参加我们的婚礼，因为他们要和家人团聚。

泰国庙里也能看到艾丽，庙里的和尚对圣诞节的看法非常正面。

安德鲁和尚：

In this country they have holiday, right? If they are Buddhists, so they have holiday and also they could come to the temple by that day. So it is good to have holiday.

这个国家的人有节假日，对吧？如果他们是佛教徒，假日就可以到庙里来，所以当然好。

泰国人口中的90%以上都是佛教徒，移民来美国以后，他们继续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传统。首都华盛顿地区最大的泰国庙拥有的固定信众多达2000人。大家轮流给庙里的9个和尚准备斋饭，天天如此，每天的丰盛程度都跟宴会差不多。

泰国庙首席和尚：

It’s rice.

里面是米饭。

圣诞节的时候，佛教寺庙的和尚是不是也庆祝呢？

隆戈和尚：

Usually no. We don’t have anything in Christmas day. The room will be empty like this. No more people come to Christmas day.

通常不会，我们在圣诞节期间没什么活动，这个大厅是空的，不会有很多人到这里来庆祝圣诞。

不过，对泰国佛教徒来说，他们在12月有一个重要的日子，但不是25号。

妮卡：

We happy. Holiday is coming. Our King’s birthday is December 5. 

大家都很高兴，假日要来了，国王的生日是12月5号。

泰国国王今年82岁，他的生日刚好也是泰国的国庆日。大家全都是盛装出席庙里的庆祝活动。圣诞节她们也会这么重视吗？

拉莱娜：

No, just for King’s birthday. It is more like a formal dress.

不会，只有国王的生日才会，我们才需要正式的穿着。

泰国驻美国大使敦∙帕马威奈也亲临寺庙。跟其他泰国的佛教徒一样，他对庙里的和尚极为恭敬。

敦∙帕马威奈：

Today we have a religious ceremony. We pay homage to Buddha and by same process pay tribute to his majestic king.

今天进行的是一个宗教庆典，我们要拜佛，同时也向我们的国王致敬。

在泰国文化中，重大庆典活动一般都以寺庙为中心。大使先生怎么过圣诞节呢？

敦∙帕马威奈：

We just have our simple dinner normally during Christmas time. Of course we change gifts as well during the occasion. And obviously we all send out Christmas card and New Year’s card at the same time.

我们就吃点简单的晚餐，圣诞节期间我们会交换礼物。当然，我们还将圣诞卡和贺年卡一起发出去。

听起来怎么也不如庙里的庆典活动热闹、隆重。虽说坚持各自的传统很重要，可作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这些移民也有融入主流文化的需要。而且，不同种族和宗教信仰人士之间的通婚很正常。

隆戈和尚：

 (As) Buddhists we are open mind. We don’t mind you are a Buddhist, Islam, Christian. If their husbands are Christians, when at important day for Christian, they should go to celebrate with them.

我们的思路是开放的，并不在意你是佛教徒、伊斯兰教徒，还是基督徒。如果她们的丈夫是基督徒，在一个对基督徒来说重要的日子，她们应该一起去庆祝。

天主教徒阿瑟在佛教僧侣面前也一样跪下来，快快乐乐，他娶了一位泰国佛教徒妻子。

阿瑟：

This is my girlfriend and this is my wife.

对，这个是我妻子，这个是女朋友。

他们家的圣诞庆祝并不带有特别的宗教意味。

阿瑟：

It is more of a family type of thing.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t is time we get together with families and eat big meals and stuff like that.

更像是一个家庭团聚，这比其他事情重要。我们全家在一起，吃大餐。

圣诞即将来临的时候，佛教徒们可以继续他们低沉的吟唱，基督徒们当然也继续着上门唱赞美诗的传统。其中有多少宗教意味并不关键，大家都需要一个欢快的节日、值得期待的新年。

    你会问，小镇上是不是很乏味？大家的生活有什么乐趣？的确，美国小镇上的人们过着平平静静的生活，没有涟漪，没有八卦，但一年总有那么几天，大家要设法热闹一场，彻底打破宁静得发慌的格局。他们的战略是办个特色节日。过去几年来，我拍过的小镇节日很多，从南方路易斯安那州布罗布里奇小镇（人口：7281）的小龙虾节，到东北缅因州洛克兰（人口：7609）的龙虾节；从洛基山脉北部、爱达荷州凯奇姆小镇（人口：3003）的赶羊节，到宾夕法尼亚庞克苏托尼（人口：6271）的土拨鼠节。

    最近的一次是几个月以前到美国西南新墨西哥州海奇小镇（人口：1673）拍摄的辣椒节。

 姑娘并没有正视我的镜头，却依然笑得动人，为什么？最直接的答案是因为我身边站着一位精壮小伙子。他们俩看着象情侣，也可能是兄妹。我希望是兄妹。

更重要的答案是大家的心情特别好。那天是12月6日，几百位华盛顿一带的泰国侨民欢聚在马里兰郊区的佛教庙宇，庆祝他们的国王82岁生日，泰国驻美国大使也到场助兴。作为泰国传统乐队的一员，姑娘正在为和尚们的午餐演奏音乐。

马里兰的这座泰国庙共有9位和尚，登记的信众大约2000人。僧人在泰国文化中很受尊重，这个传统被移民们带到了美国。美国不仅经济上呈现出自由市场的格局，思想、宗教也能自由传播。这种自由既有法律条文的保障，实际生活中也基本能够得以享受。

95%的泰国人是佛教徒。他们来到美国以后，仍然可以保持他们的习俗和信仰，自由地敬神拜佛。以节日为例，美国社会最重要的圣诞节、感恩节、国庆节他们也都过，但庙里最热闹的时候不在那几天，2月的泰国新年、5月的佛祖生日和12月的国王诞辰日才是泰国侨民最看重的日子。

    自11月底的感恩节开始，美国即正式进入“假日季节”，直到圣诞、新年为止。按照习惯，很多美国人都会在家里折腾一番，厅堂里要支个圣诞树，然后吊满中国制造的各种廉价装饰，由此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另外，家门口还会挂个圣诞花环。威尔逊住在华盛顿郊区的弗吉尼亚，他家门口的圣诞花环跟邻居们没什么区别，但家里只有缩微型的圣诞树，而且放在一幅藏传佛教的画像前。圣诞树更象应景，黄教的缔造者宗喀巴及其传人们的画像才属于家里永久性的装饰。

    他从周一到周五干一份心理咨询师的工作，周末则奉献给自己的信仰。威尔逊和妻子莎朗要么去新泽西的藏传佛教庙宇修行，要么在家里的地下室开班授课。他的藏传佛教研习班已经持续十几年，按照学员掌握佛学的程度，分成高级、中级和初级三种类别。11月29日的那个星期天适合初学者，话题为“佛教徒的基本哲学与实践”。开课时间是2点，我跟他约好12点45分见面，在学生来以前完成采访，然后再拍点大家一起上课的镜头。

    我问他有没有去过中国，特别是西藏。他说很遗憾，只去过印度学习藏传佛教，从没去过中国。“但我爷爷对中国很有感情，他担任过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威尔逊补充了一句。此前联系的时候，我没有特别注意他姓什么，“威尔逊”只是他的名，我也一直这么叫他。

   “你的姓是怎么拼的？H---？”我只记得H开头。

   “H-u-r-l-e-y。”威尔逊说，他叫Wilson Hurley。我这一代人反复接受过中国革命史的教育，功底一般都比较扎实，从党在血雨腥风中创立到毛主席在血雨腥风中交班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大事和主要人物至今还记得不少。我立即意识到威尔逊的爷爷是谁，Hurley在中国的历史书中译成赫尔利。

    “真的？1940年代驻中国的大使赫尔利？我记得从前读中国历史的时候，看过他和毛主席一起的照片。”跟美国人聊天的时候，我一般直接说“毛主席”而不是“毛泽东”，简单一些，他们也都知道是谁。

    “就是他，他就是我祖父。可惜，他没有选择胜利的一方。他特别喜欢蒋介石，我小时候的时候，能看到很多他跟蒋介石和蒋夫人一起的照片，但我对他跟毛主席一起的照片倒没有什么记忆。”威尔逊说。

    赫尔利的全名叫Patrick Jay Hurley，他和毛主席一起的照片很容易在互联网上找到。他出身共和党，曾担任胡佛总统的陆军部长，这是个内阁级的职位。美国直到1949年才将几家不同的机构合并为国防部，在那以前，陆军部是负责管理军队的主要机构。二战期间，赫尔利担任罗斯福总统的个人特使，先后到苏联前线、近东、中东等战区协调军政事务。1944年8月，罗斯福派赫尔利到重庆去改善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刚开始他以总统特使身份出现，三个月后被正式任命为驻华大使。抗战期间，美国四星上将史迪威一直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但两人在重大战略问题上的看法有根本分歧，导致矛盾日趋激化，已经到了无法合作的程度。在两人的争斗中，赫尔利最终选择与蒋介石站到了一起。赫尔利政治立场特别保守，对共产主义的评价不高。史迪威刚好相反，他痛恨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低效，对延安抱有美好希望。

赫尔利（右起第三人）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在一起

    稍后，在国共两党的争斗中，赫尔利仍然选择跟蒋介石站在一起。他曾亲自去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协商，安排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的合作事项，但没有取得实际成效。毛主席和蒋委员长对中国未来的设想差异太大，无法真正调和。1945年11月，赫尔利辞去美国驻中国大使职务，回到美国。他曾三次参加新墨西哥州的联邦参议员竞选，但全部失利。1963年，赫尔利在圣塔菲去世，享年80岁，当时威尔逊不到10岁。

   “我的记忆中，祖父是一个绅士，很有幽默感。有一次他让我摸他头上的两道伤疤，那是子弹在他头皮上划过以后留下的。”威尔逊说，一战期间，赫尔利曾担任过美国远征军的上校。“而且，他是一个极为虔诚的基督教徒。”

    话题自然回到信仰上来。既然出生在美国西南的一个基督教大家庭，威尔逊怎么会成为佛教徒？他简单回顾说，“1978年我在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念书，跟其他年轻学生一样，我也疯狂过几年，直到感觉特别空虚为止。基督教信仰引起我很多疑问，没人能解答。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到Thubetn Yeshe喇嘛，跟着他研习一阵过后，我发现藏传佛教最能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

    藏传佛教这些年在美国异常受欢迎，加上一些好莱坞明星和摇滚歌手的推动，信喇嘛教成了一些文艺青年中间很时尚的追求，尤其在纽约、旧金山一带。那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威尔逊的佛教实践要早很多，他是走在时代前列的美国人。跟着他的人有好几十。当天的课程有6位初学者参加，加上夫妻俩自己，8个人一起从2点钟开始打坐、冥想、诵经、讨论，到4点多才结束。藏传佛教在美国的影响力算不算中国在世界上不断扩大的影响力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谁有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部电影花钱很少。年轻导演巴里·詹金斯不愿意透露具体开销，有人问到成本的时候，他的标准答案是“或许比你的车还便宜”。在美国花2-3万美元就可以买一辆中档车。整个拍摄制作过程中，詹金斯一直在“香蕉共和国”品牌的服装店工作，负责产品的打包和运输。基于这些信息，你对电影的期望值可能不会高。果真如此，《忧郁的解药》（Medicine for Melancholy)将给你带来惊喜。

    电影以一夜情后醒来的男女开场。他们头天晚上躺到一张床上，在问清彼此的名字以前已经借着酒劲赤诚相见。早晨离开现场到咖啡馆小坐一会以后，小伙子麦卡看上去意犹未尽，他想尽可能拖住姑娘，但姑娘一心要逃离。她去意已定，甚至连真名也没留下，只说叫安吉拉。没曾想她在慌忙之中却将钱包遗失在两人合租的计程车上，这给麦卡提供了重聚的最大便利。通过驾照，麦卡知道了姑娘的真名叫乔安，他骑着自行车一路找到她家。从剧情安排来看，如果乔安的同居男友也在家里，那电影只能讲成麦卡拾金不昧的故事。她的艺术策展人男友当然不能出现，导演已经安排好他去伦敦出差。电影的引子部分到此结束，情节顺利转入主体部分，麦卡和乔安一起度过了短暂的24小时。

    我已经深信，跟中国的发展速度远高于美国一样，中国发生一夜情的可能性也远高于美国。绝大部分美国人都守着一份朝九晚五的固定工作，没法迟到早退缺勤。说得好听点，大家都算有助于保障社会和谐与稳定的中产阶级，实质上只是无聊、乏味至极的中产阶级。那些有钱有权的州长、议员、CEO之类，虽说条件样样都好，但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浪漫却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一般也就能花钱买个应招女郎找乐，从而省掉耗时的铺垫过程。只有艺术家们才具备最好的条件，或者象麦卡、乔安这样的自由职业者也行。麦卡干一份我从未听说过的工作，他靠安装金鱼缸为生。乔安给人设计T恤，其实生活主要靠男朋友支撑。他们的日程安排非常灵活，什么时候上床休息都行，起床的时间也完全由自己掌握。

     当然，不管在中国或者美国，大家对一夜情的故事都已经习以为常，不寻常的是一夜情以后还能继续发展感情。麦卡和乔安的偶然遭遇主要归功于酒精，哪些因素能让他们继续互相吸引呢？乔安比较被动，处于主动的是麦卡。他有多大的本事能够促成对方顺利实现从犹豫到积极配合的转换？除职业非常具有波希米亚风格以外，他还会弹吉它，幽默感当然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武器是皮肤的颜色。他俩这样的黑人文艺青年在美国电影里并不多见。

     象这样角色不多、场景简单的低成本电影要拍出一个半小时来，主角之间必须充分展开对话，这是讲故事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麦卡的话题围绕着种族展开，他关心黑人的生存状况。乔安对种族问题并不特别感兴趣。麦卡问乔安，“你的男朋友是不是白人？”乔安回答，“这有关系吗？”。她的男朋友的确是个白人。到底有没有关系？麦卡的观点模棱两可，漂亮的黑人姑娘找白人男朋友既有关系，也没有关系。

     从前有一部类似的电影叫《日出之前》（Before Sunrise），也是两个年轻人偶然相遇，然后到一座特别上镜的城市里晃荡，两人谈啊谈，直到日出以前谈到了一块。《日出之前》选择维也纳作为故事的背景地，《忧郁的解药》发生在旧金山，同样是一座特别上镜的漂亮城市。我印象中的旧金山整个呈现出白色基调，但从未由此联想到城市的种族构成，因为当地生活着大量亚裔，非常国际化。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才一再被提醒，旧金山独缺黑色。麦卡在电影里提供的数据说，旧金山非洲裔居民的比例仅为7%，只有70年代的一半。在美国主要大城市中，旧金山的黑人比例最低。

    麦卡对此很不满意，他觉得孤独，疏离，悲伤。也许正因为如此，见到同为黑人的乔安以后，他怎么也不愿意轻易放过她。两人的24小时过得极为充实，去黑人博物馆，坐旋转木马，用苹果电脑，吃饭，唱歌，跳舞。关于种族的唠叨贯穿在所有主要场景中。同时，麦卡最重要的目的也顺利达成，两人再次做爱，而且比上次有进步。上次两人是全醉以后的误打误撞，这次大家只喝了一点葡萄酒，处于基本清醒的状况。导演特意给了避孕套一个特写，大概希望强调两人当时的判断力还算完好。

    认同感将两人牵扯到一块，他们渡过的恐怕是一生难忘的24小时。同时，观点上的根本差异决定了两人的相遇不可能变成相爱。多数情况下，巴里·詹金斯对美国种族问题的解析显得温和细腻，但仍然有掌控不够的时候。至少两三处地方，麦卡和乔安关于种族的讨论并不那么自然，听起来他俩在背台词，生硬地宣讲着导演的政治观点。        

    电影提醒了观众旧金山缺少黑人这个事实，但导演对原因的解释不够清晰。麦卡和乔安逛街过程中，旁听到一场关于旧金山住宅区高档化（gentrification）的讨论，一群社区活动人士表达着对这种趋势的负面看法。住宅高档化以后，那些低收入的居民等等只能搬家。这段戏在电影中比较突兀，也许导演想告诉人们旧金山黑人少的原因？事实上，住宅高档化对各个种族都有影响，收入水平决定各自的命运。那些收入高的人自然可以留下，不管肤色。也许黑人会受到更多影响，但与其说大家面对的是种族问题，还不如说是阶层问题。

    如果一部电影得到10分算最好，我愿意给这部电影打8分。除成功地克服低成本、处女作等挑战外，电影的高分还来自对旧金山城市魅力的精巧展示。跟纽约不同，旧金山没有自己的伍迪·艾伦和马丁·斯科塞西。从前如果有人问哪部电影将旧金山拍得最漂亮，我会说希区柯克的《眩晕》（Vertigo）。以后再遇到这个问题，我一定推荐《忧郁的解药》。电影中的两个主角骑车游遍旧金山，我能够认出市政厅、Marina、Noe Valley和Tenderloin等区域。高清电视摄像机捕捉到的画面在电影中基本褪尽色彩，只留下微量的红黄绿。在超低成本的制约下，导演和摄影表现出的创造力尤其可贵。

 新墨西哥纳瓦霍印第安部落的托德林纳商栈已经有140多年历史

       新墨西哥州西北角的纳瓦霍印第安部落地广人稀，托德林纳商栈（Toadlena Trading Post）是当地1千多居民主要的购物场所。马克·温特和琳达夫妻俩1994年从纳瓦霍部落政府手中租下商栈以后，继续着这家百年老店的传统，既卖杂货，同时也收购、代销当地著名的手工艺品---纳瓦霍羊毛毯。

            我的采访主题围绕羊毛毯进行，顺便也有机会了解当今美国印第安人的生活状况。马克和琳达的杂货店里提供牙膏牙刷、洗衣粉等日常生活必需品，还有少量的汽车配件、润滑油脂等，他们也卖食品。美国人常说You Are What You Eat，大致可以翻译成“吃什么食物变什么样”。我请琳达在镜头前介绍当地纳瓦霍居民都买什么样的食物。   

    从冷柜前的肉制品开始，琳达说，羊在纳瓦霍人的生活中极为重要。在成长过程中，它们提供羊毛供当地女子编织地毯和挂毯，等老了以后，再变成羊肉（Mutton）。Mutton指成年羊的肉，当地人怎么也舍不得吃味道最鲜嫩的羊羔肉(Lamb)。英语中有一种表达法叫Mutton Dressed Up As Lamb（老羊打扮得像羊羔），指的是老来俏的女人。琳达的冰柜里储存着不少羊内脏，包括肝和肠，这两样都是纳瓦霍人的最爱。

        除羊肉制品外，其余几乎全是罐装食品，午餐肉、咸鱼、速食套餐、腌黄瓜。“凡是保存时间长的品种都受欢迎”，琳达说。有些家庭没有冰箱，有的甚至没有供电。另外，大袋的“蓝鸟”品牌的面粉特别受欢迎，纳瓦霍家庭用它来做传统食品“炸面包”（Fry Bread）。不卖有机食物或者新鲜果蔬？琳达说当地人不感兴趣。夫妻俩刚开始经营商栈的时候曾经卖过新鲜蔬菜和水果，但根本销不动，只好作罢。我跟马克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从健康的角度看，当然应该改变纳瓦霍人的饮食结构，可从经营来看，你只能顺着他们的生活习惯。

        纳瓦霍人的食物中透露着什么样的信息？稍作解读以后，你就会发现让人乐观的内容不多。羊内脏富含胆固醇，罐装食品中必须使用防腐剂、保鲜剂和添加剂，精炼的“蓝鸟”面粉做成的“炸面包”只有用猪油才符合印第安人的传统口味。简单概括说，在纳瓦霍人的饮食结构中，盐、糖以及饱和脂肪这三大健康杀手的份量样样都很高，植物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等维持健康必需的营养成分样样都很低。另外，他们的饮食中也没有戒绝那些容易致癌的化学物质。

        我拍片的时候，片比在30:1左右，即30分钟素材最后贡献出1分钟成片,大量的采访和拍摄无法派上用场。这段关于“纳瓦霍人吃什么”的采访没有出现在我的羊毛毯短片中，但很有趣。

    从出租车票的记录上看，我在阿里的车里共停留33分钟。下午到中国城采访完以后，我直接赶往曼哈顿上东区的“亚洲协会”，贵州来的侗族大歌晚上在那里有一场演出。5点多正好是下班的高峰期，第六大道上异常拥挤。我们由南向北缓缓前行，小雨将前后左右的出租车冲刷得干干净净，铮亮的车身上反射着霓虹灯五彩的光芒。车窗隔离开街上的纷乱，有那么一小会，我想起了惠特曼，可怎么也想不起他写的那句关于城市与梦的诗。手机越方便，记忆力退化越快。我从口袋里拿出iPhone---数字时代的瑞士军刀，它不能开启葡萄酒，但可以搞清楚惠特曼的梦。用Whitman和dream作关键词，我Google出了“I DREAM'D in a dream I saw a city invincible to the attacks of the / whole of the rest of the earth”。

    车窗外路人焦急的面孔很快催促我从梦游回到现实。曼哈顿的出租车司机下午5点前后换班，他们一般不愿意载客，所以车特别难打。雨中的纽约客愿意多花钱让自己少遭罪，这更加剧了打车难的局面。几年前来纽约出差的时候我也赶上过这种时候，司机换班，下雨。那次在车外的是我，完成曼哈顿中城的采访以后，接下来要赶去法拉盛。我带着设备，迅速移动不大可能。纽约客们不讲什么客气，一见到空车开过来，一拨又一拨人立即快步走到离车更近的地点捷足先登。我在小雨中足足等了30多分钟，那次没有想起惠特曼。

     在纽约拦出租跟在中国一样，高高地举起手就行。这次有个新发现。车窗外急于成为乘客的路人样子很奇怪，手只举到半高，大拇指和食指伸出来，但相距很近，呈微微张开状。这是什么意思？跟中国的崛起有没有关系？阿里知道。“他们想告诉马上要换班的司机，目的地很近，路程短。司机搭载他们，既可以挣点钱，还不耽误换班。”

     阿里的车不大，不象纽约街头最多的车型---福特Crown Victoria。“我这是辆新车，油电混合动力的雪佛兰马里布。”阿里说。福特Crown Victoria多年来一直是纽约出租车队的招牌，它装备着排量高达4.6升的发动机，动力足，个头大，对乘客来说的确宽敞舒适，但穿行在交通拥挤的曼哈顿，不仅耗油量大，废气排放也多。纽约是美国观念最前卫的城市，对节能环保相对比较重视，Crown Victoria已经显得不合时宜，油电混合动力自然成为最佳选择。2007年以前，Crown Victoria占据着纽约出租车的90%，以后这个数据逐年下降。曼哈顿街头已经能经常见到日本丰田的几款混合动力车，美国其他品牌当然也要拼命挤进来。按照纽约市得计划，1万3千多辆出租车将在2012年以前全部更新换代为混合动力，这在美国各大城市中是第一家。

     随机拦车的过程中也能琢磨出点统计学，来自南亚国家的司机明显比其他国家多。“孟加拉、巴基斯坦和印度人在纽约的出租车司机中占据40%，其中大概一半是孟加拉人。”载我从酒店去大都会博物馆的孟加拉司机介绍。他也叫穆罕默德，已经开出租12年。“一辆车一般有3个司机，你算算，有多少孟加拉人在纽约开车？”至少有7000人，纽约有7000个出租车司机来自南亚次大陆的同一个国家。         

    官方统计数据与穆罕默德的说法基本一致。从实际经验看，我来纽约8次，坐出租少说也有100趟，的确从未遇到说标准英语的美国白人司机，大家都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纽约司机虽说辛苦，其实挣不了太多钱，2004年的统计数据说平均收入大约为5万美元。这项工作并不需要特殊技能，不用念很多书，所以适合新移民，但其中仍然有不少教育背景良好的异类。我遇到的保加利亚司机就算一个，穆罕默德是另一个。他大学毕业以后才从孟加拉来美国，接着又念了个硕士。 “这个职业好，自己管自己，不用有老板，时间自由。我不喜欢被管着。”他这样解释着自己的职业选择。

    说是自由，其实跟中国的出租车司机一样，穆罕默德每天也要交“份钱”。如果哪天因为生病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开车了，这笔180美元的开销一分都不能少。压力之下，穆罕默德仍然具备国际眼光，他关注着世界局势。“这些年中国发展很好啊，让人羡慕，孟加拉国没戏，情况很糟糕。”他接着问道，“为什么中国发展的时候，不照顾周围象孟加拉这样的穷国？”具体的例子？“你们在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修水坝，完全不考虑对下游孟加拉国的影响。”

    布拉马普特拉河在中国境内叫雅鲁藏布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条河上建水坝的事情，只隐约记得澜沧江上已经建起大坝，下游湄公河流域的泰国、老挝、越南挺担心；怒江最近也跃跃欲试，下游的缅甸、泰国因此很郁闷。雅鲁藏布江号称中国最后一条能够自由流动的大河，难道它也逃不掉被截断的命运？穆罕默德说，“那条河对孟加拉极为重要，一多半人的饮水都靠它。中国在上游把水都截走以后，我们怎么办？”

     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只能说不清楚这件事情，以后会关注。其实，关注以后我能做的事情极为有限，顶多也就在博客里呼吁，停止建坝，放弃以如此剧烈、自私的方式干预自然。这趟车费是12.90美元，按照10%计算，小费给1.5美元就可以，我给了2.5美元。穆罕默德很开心，但我想他不会知道这多给的1美元究竟为了什么。因为中国的迅猛发展，孟加拉人民可能面对缺水的局面，我个人希望以此表达歉疚之意。

    古巴司机卡洛斯帮助我恢复了对中国崛起的自豪感，他载着我从卡内基音乐厅去中国城的一家表演中心。卡洛斯和妻子1970年代初移民美国，那时候卡斯特罗已经革命成功很多年。“卡斯特罗非常愚蠢，他的弟弟劳尔比他好。他说是要将权力交给劳尔，但实际掌权的还是他自己。”按照卡洛斯的分析，卡斯特罗将古巴经济搞得一团糟，他没本事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古巴从前很富裕，大量出口农产品，特别是糖。今天的古巴需要进口食糖。

     也许卡斯特罗干别的不行，但至少有一样他应该很行。在我看来，他特别有男子汉派头，个头高高的，蓄着大胡子。我问，“女人应该很喜欢他吧？听说他很浪漫。”卡洛斯很愤怒，“他要古巴人禁欲，但他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卡洛斯对古巴1959年革命前的状况非常留恋，说巴蒂斯塔当政时期，很多古巴人都能上大学，人们住的房子漂亮，收入也高。当我问到巴蒂斯塔政府是不是很腐败的时候，卡洛斯才停止怀旧，“腐败毁了他的政权。”如果古巴的1959年相当于中国的1949年，那么巴蒂斯坦就是蒋介石。

     他是个孝子，每年都回古巴看望老母亲，每个月还寄150美元。“这个夏天我刚刚给她家里装上了空调，LG的。对了，除此以外，其他电器全都是中国制造。微波炉，电扇，电视，洗衣机，冰箱。”卡洛斯见证着中国的发展。

     “中国商人在你们那里开电器商店的多不多？”我想到了前几天碰到的摩洛哥司机。如果很多，接下来我就会问中国商人与古巴女子间有没有爱情故事发生。

      “很少人能开店。古巴不允许私人开商店，这些东西都由国家经营。你知道吧，哈瓦那街头最近有了豪华的旅游车，带空调的，比美国的车好多了，全是中国送的，叫Star。只有哈瓦那才能见到，其他地方都没有。”卡洛斯说。

      古巴有没有可能跟中国学习，将经济搞上去，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回答是只要卡斯特罗在，就别指望古巴有根本性的变化。车到中国城的时候，卡洛斯意犹未尽，他让等车的下一位客人稍候，最后总结说，“更糟糕的是，很多古巴人仍然愿意跟着卡斯特罗。既然这样，他们多遭点罪也就不奇怪了。”

      我在他的车上呆了24分钟，时间从10月29日14点48分到15点12分，车票上显示的价格是16.10美元，里程为3.4英里。车票的抬头上印着“I ♥ New York”。

            人们对纽约可能有各种美好的回忆，百老汇的戏院、林肯中心的芭蕾、自由女神像、大都会博物馆等等。在我的记忆中，纽约是一堆出租车票。这次去纽约6天，总共留下18张。每一张都保存得很好，丝毫不敢大意。我没有收藏出租车票的怪癖，我要靠这些车票回单位报销。到纽约出差，我只能打的，不能租车，曼哈顿开车太麻烦，停车也太贵。

            我需要带一个装三角架的长条形黑包和一个带滚轮的摄像机专用包，肩上还挎着第三个，里面塞着照相机、电池和话筒。这些负担让人身心俱疲，尤其在纽约。体力支出自不待说，心理折磨更大，人情冷与暖的交替只在一两句对话以后。第一次上路采访我就能感觉到自己受欢迎的程度。从曼哈顿中城的Marriott酒店出来，门童立刻迎上前，一脸笑容，“肯尼迪机场？”纽约的出租车司机最愿意去肯尼迪国际机场，从曼哈顿到那里的价格是45美元。我拖着大包小包，自然会给人去机场的好印象。门童将长途的客人介绍给出租车司机以后可以得到一点回扣。

            “不，卡内基音乐厅。”卡内基音乐厅是我这次纽约之行的主要拍摄场所，他们组织了一个规模很大的中国文化节。如果不堵车，从Marriott酒店过去的车费只需要6美元左右。瞬时之间，门童的笑脸已经消失。我真不愿意让大家失望，只能恨自己不是去机场。他让我等着，绕过停在酒店门口的出租车不用，直接冲到马路上去拦路过的车。我心里充满感激，虽说无法满足他的愿望，可人家仍然热心服务。我给了他1美元小费。在纽约，表达感谢最好直接用钞票。

            浪费的不止这1美元。同样的情节又重复过一次，第二次我才知道真相。“这帮混帐东西！”让我上车的出租车司机很愤怒。“你怎么会骂他们？他们对我挺好的，主动帮我拦车。”我很疑惑。

            “你还感谢他们？应该告他们。停在酒店门口的车不允许挑客人，那是违法的。他们只想跑肯尼迪机场，不想跑短途。门童跟他们是一伙。”           

            坐在出租车的后排，一眼就能看到车内张贴着的“纽约市计程车与出租车管理委员会”的举报电话。我对拼死找说法毫无兴趣，没精力去告谁。另外，我也不希望在采访那些著名音乐家以前被负面情绪包围。竭尽全力摆脱掉痛失2美元的懊恼以后，我开始集中精力寻找生活中的积极因素。积极因素就在眼前，那些愿意为我服务的司机比不愿意为我服务的司机有趣得多，不是吗？他说带很重口音的英语。

            “你从哪个国家来？”我问。

            “乌克兰。”

            我总共坐过18次出租车，只有2次没来得及问司机的原籍。其余16位司机中，有5位来自孟加拉国，2位来自巴基斯坦，2位来自加纳，其余来自墨西哥、古巴、摩洛哥、塞内加尔、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纽约的出租车由名副其实的多国部队组成。我在出租车上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为44分钟---主要因为遇到下班高峰时的堵车，最短只有4分钟。最短的那一次也是从酒店去卡内基音乐厅，路上车很少。我知道没时间跟司机聊很多，所以上车后就单刀直入，“你从哪个国家来？”

            他用问题来回答我，“你呢？”

            “中国。”

            “中国这些年搞得不错，原来不如我的国家，现在好多了。”

            “你怎么知道关于中国的事情？”

            “因为我受过很好的教育。上大学的时候，我的教授跟我讨论过中国的历史。每天我都读报纸，很关注中国的情况。我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我能看出来。你已经是美国人了？”

            “我加入了美国国籍，但没觉得是美国人。我是纽约人。纽约不是美国，它是一个国中之国。”

            纽约跟美国其他地方显著不同，一般来说，很难将纽约的故事看成典型的美国故事。临下车的时候，我发现还没搞清楚他的原籍。他终于松口了，“中欧，从前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不是了。你猜猜看。”我猜成波兰，他来自保加利亚。

            并非每次下出租车都有精力猜司机的国籍。有一次夜晚回酒店，我刚下车，司机立即就上路了，我的摄像机和三角架还在行李箱里。饭碗即将被夺走的恐惧驱使着我奋力追赶，在车流中跑出50米左右才让车停下来。气喘吁吁走回酒店门口，微笑和掌声等待着我。在门口抽烟的几位客人一个劲夸奖，“你跑得真快，很勇敢，干得不错！”

            我们因为携带设备的需要才被允许坐出租车。拖着行李走在纽约街头的时候，一般人看着会认为电视记者其实跟民工的区别并不大。好在纽约的出租车司机见多识广，我从没有被他们当成福建的偷渡客。“你是个音乐家还是个摄影师？”一位聪明的出租车司机这么问。音乐家听起来当然不错，但我怎么会给他这种错觉呢？因为目的地是卡内基音乐厅？或者因为装三角架的包看着跟提琴包有几分相似？

            他从北非的摩洛哥来，而且竟然是卡萨布兰卡。我问那个地方还有没有美国人开的餐馆，还有没有弹“时光流逝”（As Time Goes By）的黑人钢琴师，他说仍然有，但中国人开的店更多。“中餐馆？”我的第一反应自然是这样。“不，电器商店。我们那里大部分的电器商店都是中国人开的，他们特别会做生意。”他回答。“中国商人跟当地人结婚的多不多？”我抓紧时间问最重要的问题。“我知道有一些，但不能说很多。”他说在纽约开出租的日子并不好过，老想着回国发展。在美国的摩洛哥人也想做海归？他的亲戚这些年一直与中国做生意，从广州进货什么的。下车前他要我的名片，说以后回国要跟我联系。我在华盛顿工作也没关系，他说，“只要是中国人就能做生意。”

            我遇到的两位加纳司机虽然也从非洲来，但不谈生意，谈足球。西非的加纳以足球出名。第一位司机给了我很多关于加纳的知识：加纳是一个民主国家；加纳不信穆斯林，信基督教，所以没有什么暴力；加纳矿产资源丰富，黄金、白银都不缺；加纳几个月以前刚刚接待过奥巴马的访问。头等重要的大事还不是这些，他强调，“记住，最重要的，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决赛将在巴西和加纳之间进行。”

            掌握这些信息以后，再遇到一位加纳司机的时候，气氛自然格外融洽。首先搞清楚原籍，我的第二个问题是，“2010年的世界杯决赛有没有可能在巴西和加纳之间进行？”他立即跟吃过类固醇一样进入兴奋状态，“绝对的。加纳从来不怕巴西，我们将击败他们。”他的谈话只围绕足球一个话题：加纳有很多少年天才，跟巴西一样；加纳已经夺取过世界杯青年组的冠军；加纳的所有主力队员、包括守门员都在欧洲俱乐部踢球。加纳在非洲的土地上怎么可能不夺取冠军？

            司机不需要我的任何反馈，只是兴高采烈地介绍着，头也不回。他连我从哪个国家来也没问。换成其他话题，我可能会主动将线索扯到中国。我甚至会生闷气，今天的世界上怎么还有对中国不闻不问的人？不过，中国再热，我也不能丧失理智。眼下由着他说加纳方为上策，不要谈中国，离中国越远越好。正在进行的话题是足球，对吧？

            超级市场一直是美国式富足的标志，它甚至对冷战的结束产生过直接影响。1989年，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访问美国期间曾经去休斯敦的一间超市参观，那次经历最后促使他彻底摒弃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叶利钦在自传中说，当看到美国超市货架上摆放着的成百上千种商品以后，他第一次为苏联人民感到一种绝望的伤痛，像苏联这么一个潜力巨大、本应极为富裕的国家竟然沦落到贫穷的状态。自那以后，叶利钦对共产主义不再抱任何幻想。

            20年以后的2009年，美国著名记者、作家迈克尔·波兰（Michael Pollan）在纪录片《食品公司》（Food, Inc.）中说，美国超市中琳琅满目、无比多样的选择其实是一种幻觉，繁荣的表象掩盖着美国农业大规模工业化的冷酷现实。无数种商品背后，其实只有少数几家超级农业企业和玉米、大豆两种农作物。叶利钦看到了美国式富足的巨大优势，纪录片《食品公司》要帮助观众认清这种巨大优势下的阴影。

            迈克尔·波兰最近几年写过关于健康饮食的两本书《杂食动物的困境》（The Omnivore’s Dilemma）和《食物无罪》（In Defense of Food），另一位作家埃里克·施洛瑟（Eric Schlosser）更早的时候写过揭露美国快餐文化弊病的畅销书《快餐国度》（Fast Food Nation），这三本书我都读过，所以看这部纪录片没有任何陌生感，迈克尔·波兰和埃里克·施洛瑟在片中担任观点阐释者的角色。他们反复强调，过去50年来，农业的快速发展给食物生产带来的变化超过在那以前的1万年。二战结束以后，随着化肥和农药的普及，加上大型机械化作业带来的规模效应， 传统农场和牧场已经基本转型为工业生产线。这么说吧，你从前也许还能指望听到田园牧歌，现在基本上只能听到机器的轰鸣。人们在获取大量廉价食物、不再为温饱发愁的同时，其实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几十年前瑞切尔· 卡森就已经指明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迈克尔·波兰们目前关注的是工业化后食物的安全和健康问题，比如动物受到的野蛮对待、E Coli和沙门氏等病菌的爆发式传播、饮食快餐化以后导致的肥胖症等。在工业化的运作体系中，鸡、牛、猪生活在极不人道的环境中，空间狭小、昏暗、肮脏，食物和排泄物很难分开。它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就是长肉，然后进入屠宰场变成各种肉制品。电影收集了不少偷拍的画面，那些病得不轻的或者残疾的动物也一视同仁，进入屠宰、分割、绞肉体系，最终变成牛排和汉堡包里的肉饼。

            不管猪牛羊天性爱吃什么，在食品生产线中，他们一概吃玉米制品。美国的玉米产量惊人，在政府的农业补贴政策下，价格超级便宜。它广泛应用于食品生产的各个环节，称之为美国食品体系的坚强基石并不为过。美国饲养的绝大部分鸡、牛、猪甚至水产品，都以玉米为食物，玉米糖浆还大量渗透在糖果、软饮料、奶制品中。不管吃牛排、烤鸡、火腿还是熏三文鱼，一直到喝可乐，其实你全都是在摄入玉米。我们吃的食物越来越缺少营养，但为了获得必须的营养，我们只好越吃越多，从而无法避免地陷入恶性循环。

            牲口吃过玉米以后，长肉特别快。人吃过由这些牲口变成的食品以后，长肉也特别快。纪录片中采访过一家拉丁裔移民，父母养家糊口非常忙，既没钱也没时间准备一日三餐，他们基本靠快餐为生。美国快餐既便宜又能吃饱，但观众只要看看一家人的腰围就知道廉价食物的真实价格。那位父亲的糖尿病已经很严重，正面临着视力下降乃至失明的危险。

            受超重困扰的美国家庭并不在少数。事实上，肥胖症已经成为美国的健康公害。按照目前的趋势，2000年以后出生的美国人中，有三分之一将遭受糖尿病的袭击。果真如此，不管奥巴马怎么改革、改革有多么成功，美国的医疗系统只能面对一种前景：破产。考虑到因不健康饮食而引起的医疗开支的巨额增加以后，谁还能继续无条件地为廉价唱赞歌？

            改变动物的天性以后带来的另一样问题是病菌的大量滋生。牛本来吃草，被迫吃玉米以后，消化系统难以适应，导致排泄物毒性增加，直接的恶果之一是大肠杆菌E. coli引起的食物中毒案例时有发生。纪录片中的一位妈妈在儿子因吃汉堡包感染E.coli而不幸早夭后，开始致力于提倡食物安全。她常常到首都华盛顿奔走呼号，敦促政府加强对食品业的监管。

            美国食品工业以“更快、更肥、更大、更便宜”为口号，他们虽说绝不可能给牛奶加三聚氰胺后再兑水销售，但并不意味着政府的监管可以缺失。在利润的驱使下，食品企业很难将消费者长期和根本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如果政府不作为，如果消费者不觉醒，美国为廉价食物付出高昂代价的状况仍将继续下去。

            只有猪、牛、羊幸福，吃猪肉、牛肉、羊肉的人才幸福。每一个人都不应该错过这部纪录片，不过我建议你吃过猪肉、牛肉、羊肉以后再看。看过电影以后，可能要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你才会恢复吃肉的兴趣。

    《爱达荷的羊群》,2005年10月初在爱达荷州著名的度夏胜地Sun Valley一带拍摄。我在那里采访当地的民俗活动“爱达荷赶羊节”，下午5点左右拍摄牧羊人将羊群从山上迁移到Ketchum镇里参加游行的过程。当时已经很冷，气温摄氏零度左右。

    《密西西比的酒吧老板》,2004年11月在密西西西比州小镇Clarksdale附近拍摄，时间在下午5点左右。酒吧叫“穷猴”，每周一和周四晚上才开放，主要播放蓝调音乐。酒吧老板也叫“穷猴”，他手里拿着《国家地理》杂志，那一期上介绍了这家酒吧。在很多美国媒体评选的“全美十佳酒吧”上都很找到“穷猴”的名字，它也一定是最破烂的一家，整个房子就是个棚户。

 

    我还有一张照片得到了三等奖，《杰克逊堡的新兵》，拍摄于2008年10月，地点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杰克逊堡军事基地。杰克逊堡是美国最大的新兵训练基地，刚入伍的士兵在那里经过几个月基本训练后才会分派到其他单位。我是在艳阳高照的下午拍摄的这张照片，时机不够好。

    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但我拒绝加入欢呼周济下台的互联网大合唱。他做教育部长期间的功过是非我从未有机会调查研究，不过，既然身为政府高层主管，他对目前中国教育界的状况当然要负责任。我关注的是周济到底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他到底能负什么样的责任？从政策层面来说，哪些是他任期内所为，哪些是他继承的前任的遗产？面对中国教育界的严重问题，他到底是在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还是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新部长能解决什么问题？换个部长就能减轻腐败？别搞笑了，除非新部长有能力在中国实现司法独立。任何部长也不可能有这个能力。

     我在想，离开教育部长这个职位对周济本人没准是一种解脱。我并不了解作为教育部长的周济，我特别喜欢作为教授的周济。1993年到1995年，我刚加入电视行业不久，曾经多次拍摄过关于周济的新闻和专题。当时他担任华中理工大学机械学院的教授、博导，行政职位为CAD教研室主任，顶多算副处级，老师和学生都叫他“周老师”。

     周老师非常善于鼓励人。初次见面，他就告诉我，“小易，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能够准确拼出CAD三个英文单词的记者。”CAD为Computer Aided Design（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缩写。当时记者这一行不缺特别有文化的人，缺少懂点科技的人，懂点科技英语的人就更加稀缺。难得有人如此欣赏我的才华，我自然对周老师个人和他的事业产生强烈兴趣。1984年，他从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取得工程博士学位以后，即回到华工任教。跟当时不少热血报国的青年学子一样，他耗尽积蓄，带回了几块单板机、一台苹果电脑和几十公斤学术资料。

     “你的英语一定非常好！”了解到他的教育背景以后，我说。“阅读和写作没有问题，口语还需要多多练习。”他非常谦虚。周老师当时已经将华工的CAD教研室发展到很大的规模，据说就科研经费而言已经仅次于清华，那是他的母校。从CAD教研室的科研成绩来看，说硕果累累一点也不夸张。我非常好奇，以他的教育背景和实际业绩，周老师绝对应该当个院长、校长什么的，怎么可能不提拔呢？他的一个学生说，华工当时的领导过于求稳，省里的领导也好不到哪里去。几年以前，周老师上街支持慰问过学生，他的这个纪录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妨碍。这个纪录也许对仕途是妨碍，但只会进一步赢得我个人对他的尊重。

     他的教研室里带着十几个博士生和几十个硕士生，人人都很忙，人人都以跟着周老师这样的老板而兴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创办的大学中，华工的发展速度显得极为突出。到90年代初，踏实的学风已然成形。学生们跟着周老师还会受到另一个特别好的影响，那就是敢拼。学生们都说周老师是“铜头，铁腿，钢牙”。他可以买站票挤上武汉到北京的火车；他去教育部和其他部门办事，不惜磨破嘴皮；他白天吃碗拉面就能对付，晚上住招待所的地下室。从地方到北京办过事的人都应该知道，跟衙门打交道谈何容易。周老师当时已经48岁，并不是可以随便摔打的年轻小伙。

     那段时间周老师正在投标一个世界银行的贷款项目，他们的主要对手是清华。我问到前景的时候，周老师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畏难情绪，“清华怎么了？我们的实力一点不比他们差。他们在北京有巨大的优势，但我们仍然要竭尽全力。”那场较量他们输给了清华，不过周老师赢得的良好声誉为华工争取到了另一个大项目。

      1994年，我们武汉电视台和武汉市经委合作拍摄以“产学研”为主题的系列报道。“产学研”是当时流行的一个说法，党和政府希望工业界、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横向合作，促进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当时市经委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说这个成果好，那个成果不错。我因此拍过不少成果鉴定会，却发现那些活动实际上只是吃吃喝喝和拿红包的借口，只有周老师的项目例外，他在武汉市机电行业取得的扎实成果最后成为系列报道的真正重点。“他应该评上院士。”我跟经委的朋友和周老师的学生都这么说。大家一致认为，院士应该只是时间问题。

      1995年初，武汉台极有雄心的台长将我们的科技电视节目推上了卫星，台里举办盛大的文艺演出来庆祝，我争取到两张招待票送给了周老师。那天中午，他带着一位叫张新访的博士生一起来到演播厅。周老师有些内疚地说，“小易，能不能给我们找两份盒饭？我们开完会直接就来了，怕迟到。”为节省时间，我带他们到电视台对面一家极为简陋的小餐馆点了两个菜，该内疚的是我。

      当时我们邀请了一些听起来很显赫的客人，不少从北京来，著名院士或者政协委员之类，他们在晚会中都一一向观众介绍过，其中不包括周老师。晚会结束后，我在第一时间从人群中穿行到他那里，跟师生俩告别。我特别不愿意周老师有受冷遇的感觉。周老师完全不在意，他说我们最近正琢磨着多给你们的电视节目做点事情，你一定要常到华工来。

      武汉台科技节目上卫星以后，我竟然极少有机会在武汉采访，主要跑北京，或者去辽西山区拍鸟化石之类的玩艺。我再没有拍过华工。1997年的时候，武汉市经委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周老师邀请大家去华工看看，当时他刚当上校长。经委朋友给我留下了周老师的手机和直线电话，说任何时候都可以找他，不需要经过秘书。经委朋友说，周老师记得每一个关心过华工发展的人。我因为出差没能到场。

      我来到美国几年以后，在华盛顿接待过武汉台的老台长，当时周济刚由武汉市长上调北京当教育部长。我告诉老台长95年晚会的事情，说周济当时没有被纳入向观众介绍的重要客人之列，他更象是我个人邀请的客人。老台长很吃惊，完全不知道当时武汉台演播厅的观众席上包括周济。他回忆说，2002年3月，周济担任武汉市长不久，就在“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去过一次武汉电视台驻北京记者站视察。与编辑记者座谈的时候，周济说他是武汉台科技节目长期的观众，时时关注着节目的成长。老台长原以为周市长很客气，听过我的故事以后，他觉得周市长应该特别真诚。

      上次回国停留北京期间，几个朋友建议我去找周部长聊一聊。我一来觉得目的不明确，另外觉得他肯定特别忙，不会有时间跟我聊天。我没有任何具体的大项目需要找部长。这么些年下来，我跟从前没有什么区别，仍然做电视记者。唯一的不同是很少有人再叫我“小易”，大家习惯叫“老易”。等周济部长回归周老师的身份以后，也许才是我去找他叙旧的好机会。十几年来，从普通教授到教育部长再到现在去新岗位，他一定有无数的好故事。在我眼里，他一直是、仍然是那位杰出的周老师。

    内森住在曼哈顿列克星敦大道一幢高层公寓的顶层。他为我开门的那一刻，我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几分钟之内，在寒暄客套的同时，我已经想起来他跟谁长得有几分相似：电影《性，谎言，录像带》的男主角James Spader。不是他在电视连续剧《波士顿法律》（Boston Legal）中的形象，而是20年前在索德伯格电影中那个年轻、安静的模样。内森说以前也听到过同样的说法，关于他和20年以前的James Spader之间的相似之处。

    内森在西海岸的俄勒冈长大，18岁迁来纽约，首先在纽约大学念本科，接着念法学院，毕业后在著名的律师事务所Winston & Strawn工作。2004年的时候，他放弃前程似锦的律师职业，开始追寻自己当艺术家的梦想。内森用来创作的媒介不是画布或者陶土，而是塑料积木玩具“乐高”。目前，他已经跻身世界顶尖乐高艺术家的行列。而且，靠乐高艺术能够支付得起曼哈顿顶层公寓的人，目前世界上只有他一个。

康涅狄格州一家画廊举办的内森作品展

这件《游泳》以7500美元售出


有人出价10万美元买这件《心》，但内森将其列为非卖品。这是他做律师时的心态写照，他希望挣脱职业的束缚，追求内心的真爱。



这是内森的女朋友科特尼，她在洛杉矶工作，担任迪斯尼公司负责网络业务的副总裁



玛丽莲 ·梦露还是Scarlett Johansson?



《墙》

      他兴高采烈的答案记录在我的磁带上。

纽约ACJW乐团表演作曲家周龙的作品《鼓韵》        

    这次以中国音乐为主题的艺术节内容极为丰富，既包括陈其纲、谭盾、盛宗亮等在西方古典音乐界成名的作曲家的作品，也从中国乡村请来了贵州侗族大歌的演唱组和陕西华阴皮影戏老腔表演团体“张家班”。纽约观众怎么才能从反差巨大的活动中读出关于中国音乐的协调一致的信息？

    作曲家陈其纲和盛宗亮在卡内基音乐厅

    英美的文化人喜欢用类比、隐喻等手法来表达想法。Gillionson先生说组织这次活动更像在写小说，而不是写百科全书。卡内基音乐厅以讲出吸引人的故事为目的，没有存心去诠释“中国文化”或者“中国音乐”的定义。

来自中国的民间表演团体均由琵琶演奏家吴蛮（左一）挑选

贵州侗族大歌演员

陕西华阴张家班在曼哈顿中国城表演皮影老腔

            超级市场一直是美国式富足的标志，它甚至对冷战的结束产生过直接影响。1989年，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访问美国期间曾经去休斯敦的一间超市参观，那次经历最后促使他彻底摒弃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叶利钦在自传中说，当看到美国超市货架上摆放着的成百上千种商品以后，他第一次为苏联人民感到一种绝望的伤痛，像苏联这么一个潜力巨大、本应极为富裕的国家竟然沦落到贫穷的状态。自那以后，叶利钦对共产主义不再抱任何幻想。

            20年以后的2009年，美国著名的记者、作家迈克尔·波兰（Michael Pollan）在纪录片《食品公司》（Food, Inc.）中说，美国超市中琳琅满目、无比多样的选择其实是一种幻觉，繁荣的表象掩盖着美国农业大规模工业化的冷酷现实。无数种商品背后，其实只有少数几家超级农业企业和玉米、大豆两种农作物。叶利钦看到了美国式富足的巨大优势，纪录片《食品公司》要帮助观众认清这种巨大优势下的阴影。

            迈克尔·波兰最近几年写过关于健康饮食的两本书《杂食动物的困境》（The Omnivore’s Dilemma）和《食物无罪》（In Defense of Food），另一位作家埃里克·施洛瑟（Eric Schlosser）更早的时候写过揭露美国快餐文化弊病的畅销书《快餐国度》（Fast Food Nation），这三本书我都读过，所以看这部纪录片没有任何陌生感，迈克尔·波兰和埃里克·施洛瑟在片中担任观点阐释者的角色。他们反复强调，过去50年来，农业的快速发展给食物生产带来的变化超过在那以前的1万年。二战结束以后，随着化肥和农药的普及，加上大型机械化作业带来的规模效应， 传统农场和牧场已经基本转型为工业生产线。这么说吧，你从前也许还能指望听到田园牧歌，现在基本上只能听到机器的轰鸣。人们在获取大量廉价食物、不再为温饱发愁的同时，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几十年前瑞切尔· 卡森就已经指明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迈克尔·波兰们目前关注的是工业化后食物的安全和健康问题，比如动物受到的野蛮对待、E Coli和沙门氏等病菌的爆发式传播、饮食快餐化以后导致的肥胖症等。在工业化的运作体系中，鸡、牛、猪生活在极不人道的环境中，生活空间狭小、昏暗、肮脏。它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就是长肉，然后进入屠宰场变成各种肉制品。电影收集了不少偷拍的画面，那些病得不轻的或者残疾的动物也一视同仁，进入屠宰、分割、绞肉体系，最终变成牛排和汉堡包里的肉饼。

            不管猪牛羊天性爱吃什么，在食品生产线中，他们一概吃玉米制品。美国的玉米产量惊人，在政府的农业补贴政策下，价格超级便宜。它广泛应用于食品生产的各个环节，称之为美国食品体系的坚强基石也不为过。牲口吃过玉米以后，长肉特别快。人吃过由这些牲口变成的食品以后，长肉也特别快。纪录片中采访过一家拉丁裔移民，父母养家糊口非常忙，既没钱也没时间准备一日三餐，他们基本靠快餐为生。美国快餐既便宜又能吃饱，但观众只要看看一家人的腰围就知道廉价食物的真实价格。那位父亲的糖尿病已经很严重，正面临着视力下降乃至失明的危险。（未完待续）

     财经杂志《福布斯》的旅游版最近组织了一次“最美的美国小镇”评选。跟其他的选美一样，“最美小镇”同样也是相当主观的评价。杂志邀请的7个评委中包括旅游作家、画家和摄影家，他们从建筑特点、美学诉求和小地方独有的魅力等角度出发，评出了美国各地20个“风景如画”的地方为“最美的美国小镇”。其中有两三个我到过，但用镜头采访记录过的只有一个---得克萨斯州的玛法（Marfa）。

     杂志的评语中说，玛法是一个经典的得克萨斯小镇，同时也出落成当代艺术的中心之一。1970年代，美国当代艺术家Donald Judd买下玛法一个废弃的军事基地来陈列他的雕塑和其他艺术作品，主要是大型装置。得克萨斯著名的El Paisano旅店也在玛法。这座西班牙殖民风格的建筑曾经是电影《巨人传》的拍摄景点之一，当时的几位大牌明星象詹姆斯·迪恩和伊丽莎白·泰勒也都住在旅店。

    我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写出一篇游记模样的文章。在此以前，先将电视节目和几张图片贴到这里。看过以后，你也许无法判断玛法是否“最美”，因为缺少可供比较的材料，但我相信你会认可这是一个极有特色的美国小镇。

列宁去过西伯利亚两次，第一次是被沙皇流放，当时他才25岁。流放期间，他每月领取12卢布的津贴。除住宿和伙食以外，这笔钱还够他买书。他读了很多书，革命思想很多都在那个时候形成。显而易见，与列宁和他的同事们建立苏维埃以后相比较，沙皇时期流放西伯利亚并不算特别恐怖的处罚。列宁第二次去西伯利亚的时候，他已经去世17年。1941年冬天、纳粹军队兵临莫斯科城下前夕，苏联政府决定将列宁和他的水晶棺疏散至西伯利亚，以防不测。

西伯利亚只有铁路横穿，没有高速公路。Ian Frazier一路颠簸，遭了不少罪，当然也因此而获得深入观察了解西伯利亚的良机。他比我超前太多。我一直琢磨着什么时候能开车横穿一次美国，但从未如愿。西伯利亚的神奇、广袤、苍凉、贫穷，美国大陆样样都比不上。Ian Frazier引用了一首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的作品来描述感受：Russia cannot be understood with the mind,/She cannot be measured by ordinary measure:/She has her own particular stance----/All you can do is believe in her.

我拿着笔，用下划线来标注这首诗。笔尖顺利划过She has her own，但没能一气到达句子结束的particular stance。11B的左臂撞击了我的右臂两下，笔在杂志上画出几道凌乱的线条。她正在玩液晶显示屏中的游戏，很简单的扔炸弹、躲炸弹那种动作游戏。11C座位上，她妈妈也玩得兴高采烈。我的那一点点懊恼瞬间消失，唉，总比被她妈妈撞几下要好。

“你们在玩联机对战吧？”我问。11B回答，“没有，我们各自在玩。我妈妈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当然不可能是。”我立即肯定她的判断。妈妈玩电脑怎么可能跟女儿竞争？

“谢谢你！”11B笑出了声。

我离开阅读，继续探索航班上的娱乐系统，电影点播中存着不少比较新的电影，Gran Torino, He’s Just Not That Into You, 价格一样，8美元。11B正在看《米尔克》（Milk），一个关于旧金山同性恋政治家的故事。

“这部电影选得好。你喜欢旧金山？”我问。

“好地方。”她按了暂停键。看点播电影的时候，乘客可以随意暂停、快进、倒退。

“对同性恋来说尤其好？”我接着问。

“宽容的地方总是好地方。”

“你喜欢这个电影？”

“我听说是部好电影，一直想看，现在是个好机会。”

“你选择这部电影是因为故事发生在旧金山，而你正在飞去旧金山？”

“哈哈哈，我想想看。”她稍微停顿了一会，“你给我的提示比我的答案要好。我本来是觉得这部电影很长才选它，可以打发更多时间。但如果再有人问我，我肯定会告诉他你给我的答案，我是因为在去旧金山的航班上才看关于旧金山的电影。你给我的答案有趣多了。”

“维京美国”航空公司的总部就在旧金山湾区。通过液晶显示屏，每一个乘客都可以触摸到这家公司寻求与地方融合的热情。系统里存储着旧金山的旅游资讯，细致到旧金山当代艺术博物馆和De Young博物馆新近开设的展览项目。维京自称是一家加州的企业，它希望为地方多做贡献。顺着菜单继续摸索下去，捐款的页面很快就会来到。乘客可以为加州的278个州立公园捐出1美元，或者捐出5美元来抵消你这次航班的“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 。

碳足迹的概念近几年特别时髦，它主要用来测量从个人到公司、机构乃至整个国家在日常活动中排放出的温室气体数量。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碳足迹最大的两个国家。在我印象中，美国小资必须经常谈论这个新词才能在练瑜伽的朋友圈中站稳脚跟，或者在星巴克赢得苗条女子的亲睐。

这趟由华盛顿到旧金山的航班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约为440公斤。440公斤二氧化碳？地球的温度会不会因此上升0.0000001度？这趟本来应该很有趣的旧金山之旅因此而笼罩在阴影中。幸运的是我有办法重见天日。如果捐出5美元给carbonfund.org这个组织，我个人这趟旅行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将得以消除，整个过程叫做“抵消你的碳足迹”（offset your carbon footprint）。

 “这5美元可以干什么？”我问11B。她看着就象个美国小资。

“开发可再生能源，象太阳能和风能，保护热带雨林，植树。”果然是行家。她已经用信用卡完成了捐款过程。

“我感觉如果不捐5美元，我在旧金山的这段时间一定会很内疚。” 为消除内疚，我掏出信用卡付了5美元。屏幕上有提示，如果希望抵消往返一趟的碳足迹，你可以一次捐10美元。

“你订的往返机票吧？”11B问。她们也是往返机票，但我没问11B捐了多少。

“对，我住在马里兰。我返程的时候如果还能跟你们全家在一块，我会再捐5美元。”环保意识极为重要，我希望逐步增强，稳妥为好，不愿意一次走太远。

       我喜欢旧金山，但畏惧从美国东岸到西岸的空中旅行。在上海办航空的朋友曾经精辟地概括说，如今的客机越来越像灰狗---廉价长途公共汽车，我在美国的旅行经验一次次证明着他的这个类比。整个旅途中最难过的时光永远是在飞机上，到西海岸出差尤其如此。从华盛顿飞过去需要横穿美国大陆，单程即相当于北京到广州往返一趟的距离，飞行时间超过5个小时。频繁旅行多年，我早已失去对机场的建筑特色、飞机的型号、空嫂的皱纹多少这类事情的好奇心，上飞机就翻翻随身带的杂志，争取尽快进入打盹的状态。

       最近一次去旧金山的机票订得很晚，只剩下中间的座位，11B。等我拖着行李走到座位跟前的时候，11B已经被一位年轻姑娘占据，白人。一位中年女子坐在靠过道的11C，也是白人。我微笑着指了指中间座位。中年女子开口跟我商量，“不知怎么搞的，我和女儿竟然一个靠窗，一个靠走道。如果你不介意，我们希望跟你调换一下，你可以选择靠窗，也可以靠过道。”如果我选择过道的座位，母亲将挪到中间跟我挨着，女儿靠窗。没什么好犹豫的，我果断地选择了靠窗的11A。她俩保持目前的格局不变，女儿11B，母亲11C。

坐下来喘过一口气以后，我才注意到这架飞机跟其他的灰狗不大一样。机舱里布置的灯光泛着幽幽的蓝色，很雅致。有那么一瞬间，经济舱疑似升格为头等舱。我抬头看了看机舱前端的头等舱，嗯，不错，灯光设计基本一致。透过舷窗可以看到相邻的另一架维京美国航空（Virgin America）的班机，红色基调的装饰很亮眼。我长期保持着的政治直觉立即苏醒。共和党人一眼就能找到代表他们的红色，民主党人可以暂时忍受外观的刺眼色彩，进到机舱里就能找到他们喜欢的蓝色，所有的美国人都能跟维京认同。我看到空姐的红色制服以后，更加欣喜，立即大胆预测空哥肯定穿蓝色制服。我错了，政治神经过于敏感。空哥穿黑色制服。

“维京美国”是英国传奇商人理查德·布兰森创办的低价航空公司。他由维京唱片公司起家，目前聚集的个人财富已经达到25亿美元，而且还获得英国爵士的头衔。布兰森爵士非常有个性，仅从他为自传起的名字就能看出来。维京的英文Virgin有处女、童男的意思，布兰森的自传叫Losing My Virginity（《失去处子之身》）。

飞机起飞不久，布兰森的动画形象出现在我眼前的液晶显示屏上，招牌式的金色头发和络腮胡非常突出。他在推销航班上提供的无线互联网服务Gogo，13.95美元可以一直从华盛顿上空用到旧金山上空。“维京美国”是第一家提供Wi-Fi服务的航空公司。液晶显示屏尺寸比较大，应该在9寸以上。我稍加探索以后发现，它不仅用来做广告，其实也是一个电脑触摸屏，乘客可以从中获得从订餐到娱乐的全套服务。

非常新奇…我要为这件事情写篇博客！掏出笔记本，我开始记录显示屏上的主要内容。电视节目共提供CNN、CNBC、MSNBC、FOX等20多个频道，全部免费。你也可以点播电视剧，《性与城市》每集3美元，《老友记》2美元，《CSI》2美元。

“你是个作家？”邻座的11B问我，她也在琢磨液晶显示屏。这个问题特别简单，只有四个英文单词，或者翻译成五个汉字，但让我欣喜万分。猜中我是记者的陌生人不少，将我当成作家的，11B是历史上的第一位。多么聪明的姑娘！我从来没有成型过、仍然很遥远的梦想，怎么能被她一语中的？好在我的经验已经足够丰富，完全能掩饰住内心的激动。另外，强烈的自尊心也将阻止我告诉她真相，其实做笔记只是为写博客。

        “不。我是个记者。”我回答。

        “很有趣的工作。”11B说。

 我告诉她，这份工作很辛苦，体力和脑力的双重支出相当不容易。年龄越大，挑战越艰巨。第一轮对话到此为止。她扭过头，继续探索液晶显示屏，我不失时机地快速扫描过她的侧面。11B是个精致的女孩，从脸部到脖子，轮廓非常柔和，裸露着的前臂上能看到细细的绒毛。非常细，应该是触感特别微妙的那种。象安妮·弗兰克，真象！那个天才般的犹太小姑娘。没人能在她那么年轻的时候，为20世纪的文学和历史留下一座丰碑。11B能将我当成作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啊。

安妮·弗兰克在纳粹集中营中遇难的时候才15岁，11B看着应该有25岁左右。凭直觉，我判断她十有八九是犹太人，跟安妮·弗兰克一样。我继续探索液晶显示屏，乘客有机会免费听到200位音乐家的作品。可以按照音乐类别搜索曲目，但按照音乐家的名字更有趣。那些在我脑子里从来不沾边的人现在却紧密排列在一起，仅仅因为姓名的英文拼法比较靠近：巴赫跟蓝调歌手B.B.King，勃拉姆斯跟鲍勃·迪伦，肖邦和席琳·迪翁。

飞机上提供两种药，止痛药4美元一份，催眠药也是同样的价格。我习惯坐很早的班机，希望到采访地以后，多一些时间熟悉需要拍摄的人和事。这趟去旧金山，航班离开华盛顿的时间是早上7点半，我4点半就要起床，所以不需要催眠，看看杂志就能睡着。

我带着8月3日的《纽约客》杂志，封面上是俄罗斯乡村中一座列宁的雕像，一头牛蹲在前景。作家Ian Frazier的长篇游记《在西伯利亚旅行》是这期杂志的封面故事，连地图带照片，总共占据14页，而且这只是整篇文章的第一部分。2001年夏天，靠着两个俄罗斯人的帮助，Ian Frazier坐着一辆小型旅行车展开了横穿俄罗斯的长征。一种特殊的纽带将作者和我连结在一起：我在横穿美国大陆的飞机上读他坐汽车横穿俄罗斯的文章。我想像力再丰富，也无法进一步分析这种联系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我的确兴奋起来，困倦彻底消失。我开始认真读这篇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