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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各位到这里看文字的人们。

军营红十字之新兵班（1）

一排土麻黄林。穿着绿纱裙。

一大片相思树。绕着一堆坟场。

我们十二个新兵站着。太阳刚起来。昏头昏脑地看着我们。我们也昏头昏脑地看着它。

我们站着。陈助理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毛主席语录。

我们也掏出毛主席语录。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我们接着高声喊。手里整齐地挥着红宝书。

“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我们还接着喊。红宝书还接着挥。这个时候术阳照着我们。十二个新兵蛋子。

每天都是这样。刮风下雨也是这样。

出操。早上五点半。起床号催命鬼一样。一口气钻进梦里。脑子还没醒，人就跳起来了。乍尸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新兵第一课就是起早。

一开始，我想装死。闭着眼躺在上铺。老兵拼命摇我。

“起来啦，吹号啦。起来啦，吹号啦。”

后来，我竟然就被摇睡了。怪啊。

一个激令，人又醒了。从上铺听，陈助理员正扯着嗓子喊：“一二、一二、”

我们出操从不喊“一二一”。那是土八路的喊操。当兵的，都是“一二、一二。”

丢人啊。人家都起来了，你凭什么？唰唰几下穿好。翻身下床。抓着帽子往后山跑。

“报告。”我大叫一声。

老兵从队伍里盯着我。枪毙逃兵的时候，一定是这种眼神了。

陈助理员盯着眼前的新兵。我就跟空气一样。

没人说：“入列”。

那么我就得一直在边上站着。立正。挺胸收腹撅屁股目视前方。

苇，还有琪，还有王，还有那堆早起的新兵都看着我。丢死人了。

正步走。一排人从我跟前走过去。

向后转。一排人屁股对着我。我开始看她们的屁股。王的屁股最大，把裤子撑得横过来了。苇的屁股最高，收在军装下摆里头。琪的屁股最小，棍子一样支在裤子里。

跑步走。一队新兵跑远了。她们要跑二十分钟。

我还站着。土麻黄林在眼着晃，绿纱一样。相思林的叶子在太阳底下，小鱼一样游着。

我想拉尿。老兵的话最真了。跑步出操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拉尿。尿都跑到皮肤里出汗出掉了。真是这样。我笔挺地站着。不能弯腰。真的不能。一弯就收不住了。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新兵回来了。脚步下的土踩得很高。站在我眼前。我两腿直哆嗦。

“入列！”陈助理朝我喊一声。

我不敢动。

“入列。”陈助理吼起来了。

革命军人的意志啊。我叫一声：“是。”

两臂收起，放在腰间。小跑进入队列。立刻向右看齐。对准了排头兵苇。两臂放下。立正。

眼是花的。树是白的。啥也看不清了。想上厕所。

陈助理叫一声：“稍息。检查军容风纪。”

我们马上整理风纪扣，新兵的风纪扣十有八九是扣不上的。新军装太硬。看着一个人穿着扣不上风纪扣的军装，一定是新兵。老兵不扣那叫风度。软软的领章，旧旧的。挂在脖子下头。一看就是老兵油子。

拉起裤脚。所有的人。鞋带都系得很紧。布袜子穿着。我的脚，光着。鞋带散着。

全体解散。我留下。

直接后果就是：我在厕所里花了很大的劲，就是拉不出尿来。尿潴留。差点上导尿管。

新兵蛋子啊。差点让尿给整死了。

“天天读”的时候。学完了毛主席的老三篇。我开始检讨：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是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人就最讲认真。

我说我自己没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我说自己有自来红思想。我说自己没有在革命的大熔炉里锻炼自己的决心。

反正说了自己一通。

陈助理看着我，一直不说话。

什么叫“度日如年”？屁股压着小板凳，站不敢站坐不敢坐。这就是了。

“我强调一下，一个军人，时间观念很重要。你睡过头了，部队可能就走了。你到那里去找？你睡过头了，伤员牺牲了。你拿什么补救？你连一个觉都管不住自己？你还想当一个合格的军人吗？军人就是要牺牲自己。否则你当老百姓去。”

那以后。睡梦里，我的起床号总是响着。我的眼睛有一只是睁着的。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惊醒。

谁让我是军人呢？

老李护士，龅牙。黄皮。头发硬，在帽沿下乍出第二层帽沿。眼睛吃人，饿得不行的样子。个子到我的耳朵。穿七号鞋。

新兵连一下来就撞到她枪口上了。

仰脸看我：“你是新来的？球毛嘛 。”

球毛？骂人啊？我盯着她。她张着嘴，牙露着。真想把她的嘴捏起来。没这个胆。

她把手伸到我额头上：“你这几根毛是天生卷的？”

这就是球毛啊？头发是球状的。

“是的。”我说。立刻把逃出帽沿的头发塞进帽子。晚上，我就把那几根卷毛贴头皮剪了。

天天读结束了。看到老李护士在水池边骂人。三个小男孩挨个后脑勺上挨一巴掌：“死人啊？身上搞得这样乱七八糟。睡棺材也要洗洗的啊。”

一个刷鞋的板刷，按在小男孩头上，往水龙头下推。刷鞋一样。刷一下，身子就撞一下身后的桃树。四月天，桃花开得很放肆了。花瓣撞落在水池里，掉在小孩脸上。老李护士抓住树枝一拧，一大枝就没命了。死人一样掉在地上。小男孩哇哇地哭。在水里面东张西望，跟掉在猎人网里的兔子。

“他妈的。这么欺负人啊。”我冲到水池边捡起桃枝。

“关你屁事啊。新兵蛋子。”老李护士一把抢回桃枝。拖拉机一样拖着三个男孩子走了。

六八年的老兵告诉我，三个男孩都是老李护士的儿子。老李护士打他们就跟打木头一样。老李护士喜欢女孩子。第三个儿子小时候老穿花衣服，说话女孩子的腔调。一哭就是一个小时不休息，听得人想跳海自杀。

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分到了老李护士的那一个战备小组。苇说：“都是革命军人。谁怕谁啊？”说话的时候，苇坐在煤油灯前，眼睛里两朵火苗。很英俊。

“她的牙老是朝我晃。”

“吃你啊。没用。”苇不理我了，钻进被子。头闷在被子里说：“我们也不能等着被人欺负。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这是毛主席说的。”

老李护士带我去河边洗敷料。都是病人换下来的纱布、绷带。那个时候那有一次性医疗用品啊。

水清。水草在河底扭来扭去。小姑娘的头发似的。

“你要把它们洗干净，我们要节约闹革命。”老李护士把一大盆纱布往河滩上一倒。红色，原来可以这样脏。

她用铁钳夹起一团纱布泡进水里，一晃。血，被河吃了。一条细细的红带子就被河拖远了。纱布放在一块大青石上，老李护士抓起一块肥皂叭叭地打，再哗哗啦啦搓。粉红色的沫子把水草吃掉了。

“我打肥皂，你投干净。”

于是就抓着粘粘的纱布在河里晃。难怪看不到鱼呢。谁会呆在这种粉红色的泡沫里？

“你站到水里去。”

我脱了鞋，裤腿拉到大腿根。踩进水里。冷啊。冻得想拉肚子。

“你们这些干部子弟就是要好好段练，打掉娇骄二气。我给你讲，我炮击金门的时候，立过二等功。”

我眼眼前只有冒着粉红沫子的纱布。

“我那个时候，二十多岁，几天几夜不睡觉。很光荣的。”

我眼跟前就是变白的纱布。

“你这一点苦算什么？”

我看到河底的水草变成白的了。很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女的在那里说话，蚊子一样。

我发烧了。脑门上一支灯泡，红的。怎么也拿不走。坐在船上，浪很大。坐不得躺不得。

苇坐在我边上骂：“恶心。拿我们当什么啊？看我怎么收拾她。”

打了一针二十万单位的青霉素。吃了一天病号饭。我好了。天清海蓝，水池边的桃树笑得一地灿烂。海风过的地方，粉红色就贴着地扑进宿舍里。

苇拿了一只小瓶子：“看看这是什么？”

红的。

“辣椒酱。你有胆吧？”

“你有我就有。”

苇就带我去了伙房。老李护士的小儿子正在那儿玩。苇拧开瓶盖：“你把酱抹到他屁眼上去。”

我像个孙子站着。

“你看你这个熊样子！”苇一指头下去，挑了肥肥一块酱。走到小男孩后头。一手捂住他的眼睛，一手伸进他的裤裆。

晚上。老李护士在水池边上洗小孩。屁股撩得高高的。老远看到一团红。“谁干的，以后生孩子没屁眼。”

“我干的。怎么啦？谁让你欺负新兵蛋子的？”苇窜出门。两手叉腰，袖子挽得高高。老李护士只到她的胸口。

第二天，两份检讨都上了革命军人委员会的黑板报。所长让老李护士和苇自己用粉笔抄上去。

老李护士站在条凳上写。苇站着，脚都不踮。大榕树下，两块检讨。用的都是用毛主席语录开头。

老李护士写道：“要斗私批修。”

苇的写道：“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写完她还唱了起来。

老李护士的字写得漂亮。苇的字就是狗扒的。

所长背着手看检讨，说了一句话：“这小鬼，吃人不吐骨头。”

为了向苇表示感谢。我也要干点什么。看到了老李护士的老二在水沟上蹲着。拉屎。大喜。叫了阿秀过来。阿秀是伙房的一条大狗，老是陪我站岗，可亲了。

我把阿秀叫到水沟边。杂种狗那有不吃屎的。阿秀摇着尾巴舔。舔着舔着就抬了头，对着老二的屁股一舔。老二就一个跟头栽到沟里去了。我跳起来。什么叫连蹦带跳？这就是。兔子一样蹦回宿舍。原地打转转。含着无法无天的泪水。好你个老李。叫你欺负我。

我被苇揍了一拳。肚子上。立刻蹲下，透不过气。

“你混蛋。有这样干的吗？那么深的沟。摔成傻子怎么办？”苇把我揪到了老李护士家里：“她不懂事。你是老同志了，原谅她吧。”

才看到老李护士的家。墙壁上一张毛主席的像，一大堆先进的状状。最显眼的是那张一九五八年炮击金门的奖状，镶在镜框里。

看到了老李护士的丈夫。原来是一所的朱医生。除了病房，从来没见过他在别的地方露过脸。

老李护士正做饭。没抬眼。闷声说：“你们什么都不懂。”三个小男孩都站在锅边上，盯着锅。锅里是肉。

再同老李护士一起干活，是从卫训班回来。老天不长眼，还是把我塞到她手里。她还是仰着脸，龅牙朝我：“你的专业知识差得远，没有好好读书，将来没有用的，我们都是救死扶伤的工作。马虎要出大事的。会打针有什么用？打错了要死人的。”

看到药柜的玻璃上有一个人，垂头丧气。脖子缩在白大褂里。那个人就是我。

夜里，送来了一个小孩。四岁多。中毒性菌痢。休克。

常规抢救用药。输液、给氧、升压。

孩子的血管几乎都找不到了。医生都绝望了，想静脉切开了。所长让人叫老李护士。才知道她是静脉穿刺的高手。她一来，一针见血。

调整好液体滴数。老李护士看着门口的两个人，一男一女。嘴动了动。走了。

抢救了三天。孩子还是不行了。

老李护士来了。三天没见她的人影。孩子不行了。她来了。三天，全靠她建立起来的那一条静脉通道。

老李护士站在床跟前。推开做尸体护理的护士。拿了一块盐水纱布，擦孩子的脸、身子。

“我没有打好。你看看，皮下都瘀血了。你疼不疼啊？孩子？”她把眼睛凑到小孩的脸跟前：“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门口的那两个人过来带孩子。

“不要你们动。”老李护士抱起小孩。缩着胳膊，往外走，一小步一小步。

那两个人在后头跟着。

我跟在老李护士后头。往后山的太平间走。她的脚跨得很细。好像地上全是石块。走几步就往松树上靠一会。孩子就在胳膊里软软地晃一下。

放下了。水泥床那么大，孩子只占了一小块地方。

“我都认不出你来了。我都认不出你来了。”老李护士一直说。

那两个人去拉她。老李护士一下子叫起来：“你们都干了什么了？他从来也没有叫过我啊！我是他的亲娘啊！”

后来我才知道，老李生了四个儿子。最小的这个孩子让丈夫过继给了弟弟。老李就变了一个人了。见谁都不顺眼。

庆买了一辆自行车。

庆的自行车来得非常不容易。

“他妈的，老子的腿都跑细了。”他说。他天天中午顶着太阳往城里跑。谁让我们医院在那个该死的城乡结合部？一条贴着江流往城里的路。江西的太阳。毒啊。路，烤软的年糕一样。庆，头上搭着一条毛巾。毛巾上赫然大字：将革命进行到底。庆的脖子上一层油汗。衬衣上一圈白盐。腰上一只军用水壶。为了自行车。他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

太阳怕庆。谁让他是英雄。刚从丛林里回来，背上，冲锋枪压出的印子还没褪呢。于是，庆的头上就有了一块云。云就打喷嚏。路就被雨浇硬了。

庆冲进医院的时候，屁股底下就有了两只轮子。神啊。永久牌的。上海的。

“妈的。我给了那家伙一瓶四特酒，两支中华牙膏。他给了我一张票。”庆说。中华牙膏，紧缺物质啊。庆是跑到服务社主任家里磨来的。小女兵都弄不到的东西。

庆是医院的汽车兵。反击战以后同小胡一起到了医院。小胡养狗。庆开汽车。人家在越南也是开汽车。庆说起越南，总是气短。他没上过前线。顶多是在中国境内的广西丛林里看过那条通往友谊关的路。尽管身上也背着枪。

“我还是过去的。开过去。把东西卸了再装上东西就回来。”庆说。拿着照片给我们看。庆在照片里，站在解放牌前头。解放牌毛毛的一身伪装网。庆也戴着伪装帽。神色严峻。

“敌人离你有多远？”我问。

“不知道。连炮声都不太听得到。”庆看看没有人，对我说：“就是休息的时候，一想，妈的，屁股底下坐的不是中国的领土。再一想，妈的，他们当兵的穿的是我们做的军装、吃的是我们的白面，用的是我们的五六式，他妈的，拿这来打我们。我他妈的撤退的时候，把白面全拉回来了，还带回来几只鸡。你知道我拉的是什么？全是牺牲的同志。小伙子。塑料袋一装。山上的坟头全是这些小伙子。”

我知道。下来的伤员，谁叫谁哭，就先放着。先看不叫的，一声不响躺着的军人，最可怕。是休克了还是已经牺牲了？痛吗？先打上吗啡再说。接下来再对伤员进行分类。手术室永远亮着灯。脑外伤、胸外伤、四肢伤、烧伤。医院旁边有一个垃圾箱，里面很多手术以后截下来的伤肢，多了，装好，埋了。

庆开车就拉这些。

庆和小胡不同。他老是说：“我就是对不起小胡。身上没伤。”他把衣服拉起来，皮肤巧克力似地。没疤。

庆的疤在后脑勺上。一小块。说难听了就是癞痢。小时候摔的。他这么说。找对象就麻烦了。

庆看上了铁路上的一个女孩子。姓刘。防腐厂的。防腐厂是专门做铁道枕木防腐的。女孩子是厂里工会的。军民联欢的事情都是女孩子管。庆就同她好上了。

发现庆的事情是在晚上。我从城里坐车回来，江边上碰到庆。手边牵着一个胖女子，看到车灯照着，一下子就撒手了。女孩子鱼一样没进江边黑黑的沙滩里。

第二天看到庆。我说：“抓到了。当兵的不许同当地民女谈恋爱。我要汇报的。”

“你觉悟高噢。老子前线都去过了。怕啥？”庆说。然后涎着脸：“我都二十五了。马上当志愿兵了。志愿兵是可以讨老婆的。”

我和宁常常坐庆的车到城里去。当然不能把庆卖了。

庆也就猖狂起来了。我们坐他的车，他特意弯到防腐厂拉上小刘。小胖子很吃力地爬上车朝我笑笑，然后坐在副驾上。庆就一路唱着往城里去。回来，领导问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庆就把理由全推到我们头上了。

庆买自行车从不开车去。他说要公私分明。

我们也同小刘混熟了。

一天晚上看电影，《生活的颤音》讲一个小提琴手和一个医生的爱情。里面有一个亲吻的镜头。那时候，中国人在电影里亲吻。激动人心啊。小刘和我们坐在一起，突然问：“谈恋爱一定会这样亲嘴吗？”声音大的五米外都能听见。

宁说，当然。我说，当然。 “咦？他从来不亲我的，就是手牵手啊。”

差不多有十几个女兵都笑起来，一群鸭子叫。呱呱呱。电影都没人看了。全看小刘。

这话第二天春风一样传遍医院。庆跑来问我：“我一个当兵的要作风正派。你们不好教别人做坏事的。”

“你傻瓜啊？”范医生鼓着眼睛对庆说：“女人，你不抓紧，小心人家不要你噢。”

“不会吧？她说她跟我好的。”

“放屁。”范医生口水都飞起来了：“你要买永久牌自行车的。”

庆就急了。大太阳底下买永久牌自行车去了。

到了晚上，庆就让小刘坐在自行车后头，江边飞。

范医生就笑庆：“说永久牌，你还就买自行车了。笨蛋。”

庆说：“还有什么东西是永久牌的？”

范医生就差没当教唆犯了：“你浑水摸鱼不会啊？女人当永久牌就得让她死心跟你啊？你会不会啊？”

庆把这些话都学给我们了。

我和宁大骂范医生是流氓。一致认为，范医生除了道德上要批判外，庆可能就只有这一个混水摸鱼的办法了。

范医生最后是怎么教唆庆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庆变得神出鬼没的。

终于有一天，庆和小刘找到我们了。小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明白了。

“最后一次月经是什么时候？”我问。

“忘了。”小刘呜呜地。

“糊涂蛋啊！”我怒起来。一查，至少两个月了。

“你们打报告结婚好了。”我又说：“手术伤身子的。胚胎也偏大了。”

“不行啊。”庆哭丧着脸，正等着批志愿兵呢。还要半年。

我不敢做。宁比我有经验。她一边骂一边戴手套，我在一边当助手。

千万别刮穿了。我想，那么大的月份了。小刘躺着，哭哭啼啼。我说：“你早干什么去了。下次再有怎么办？”

“我不敢了。”她哇地哭起来。

宁说：“给她上一个环吧。还有半年呢！万一又出事。这事我们又控制不了。”

于是，上环。小号的。

像扶着太妃娘娘一样。小刘歪出手术室。我把庆叫进来。指着地上的真空瓶说：“你看，这就是你闯的祸。”

庆蹲下来。盯着瓶子。瓶里，糊成一团的胚胎组织。

庆嘴都灰了：“这是我儿子吗？”

我把他拉起来。一个男人家，小孩一样靠着我。

“嗨嗨！你还到过越南呢。”

庆看着我，眼睛红起来：“炸过的人也是这样的啊。”

冷嗖嗖地风。我一下子看到了医院边上的垃圾箱。

晚上我和宁去看小刘。拎了一篮子鸡蛋一包红糖。那时候，红糖有票都买不到。

“咱们像慰问八路军的嫂子。”我说。挎着篮子。

小刘躺着，头上系着一条毛巾。庆一边坐着，两手夹在腿中间。孙子似的。

“好好休息。不会再有事了。这事我们也不向主任汇报了。”宁说。

“不会有事的。”庆说。

小刘一下子坐起来：“他坏啊。”呜呜又哭。庆就给她抹脸。她就靠着庆：“你坏啊。”

“元旦你们好打报告结婚了。”宁说。

“手术刚做完。自己要注意。”我说。

庆跟出来。拉着我问：“你是不是觉得那东西跟炸过的一样？”

“你怎么还想这事？”我吓了一跳。

“我就是不踏实啊。”庆蹲下来。脑袋朝地。

元旦。庆和小刘回老家办喜酒去了。

小刘骑着永久牌自行车来医院了。找我和宁。

“你是要把环取了是吧？”宁问。

“宁医生，他怎么不敢碰我啊？”小刘说。

我盯着小刘：“怎么啦？”

“他说他怕。我怎么说都不行。亲他也不行。”小刘看着我。死人一样。

我去找庆。

庆说：“那东西老是在我眼面前晃。你知道的。一排一排的，全是小伙子啊。”

风真大。吹得我泪水直流。我掏出手帕擤鼻子。

    晓晓走路的时候，两只胳膊放在胯上，很轻很轻地走。就是怕踩死蚂蚁的样子。我不能跟在她后头走路。队列训练除外。跟在她后头，腰酸、肩疼。华说晓晓走的是“一字步”。脚跟和脚尖在一条纵轴上。华很羡慕晓晓。她说：“简直是跳舞呢。”华吸一口气。华很胖，糯糯的。走路摇着身子走。梦想就是有朝一日瘦得像仙女一样。

    都是军装。穿在晓晓身上，肩是平的。腰是收口的。裤腿是直的。晓晓队列训练的时候。教官，院务处的张助理就会说：“晓晓的立姿最好。不像你们。”他挨个指着我们：“全是罗圈腿。”张助理走到华跟前，把手里的尺子塞进华的两条小腿中间：“你看，并不拢。五公分的间距。”华就绝望地看自己的粗腿。早上的阳光从她的小腿肚中间穿过，在地上画了一个橢圆。再看晓晓。裤腿笔直。阳光掸了一下，就掉地上去了。

    我说：“华胖。并不拢。”

    大家就笑。张助理就气。这班女兵，惹不起。

    晓晓只是眯了眯眼。嘴角弯起来。盯着张助理的腿：“你也是罗圈。你是小罗圈。”全体大笑。

    张助理喝一声：“解散。”

    我们“刷”地一个立正，四下散去。石头打飞的雀子一样。

    张助理就站在太阳下，气恨恨地：“惹不得哟。”四川话。唱歌一样。

男兵们都不敢惹晓晓。

    最经典的事件是：全院干部大会。男兵们扎在一起嗡嗡地说话。苍蝇一样。晓晓过来了。嗡嗡声干干净净地没了。水冲过一样。政委坐在台上备讲稿。下头没了声。他往下看。摇头。哼了一声：“见鬼了。”没想到话筒开着。礼堂里，政委的声音排山倒海地响起来：“见鬼了。”

    晓晓是宣传队的。唱歌、跳舞、说山东快书、朗诵。什么都行。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宣传队的女兵们很多，个个都被男干部缠着，就是没见晓晓的什么动静。大家都说，晓晓肯定早就有男朋友了。

    晓晓被军区文工团借走了。军区排练现代京剧《龙江颂》，少一个弹钢琴的。晓晓从小就练琴，人家妈妈是钢琴独奏演员。晓晓就被抽去弹琴了。女主角江水英书记一上场，就靠钢琴来点英雄气氛。

    晓晓原本就是台后头当无名英雄。哪想到另一个剧组《杜鹃山》里的主角柯湘，急性阑尾炎犯了。上了手术台。军区正开师以上干部会议。首长点名看《杜鹃山》。团里急了。有人问晓晓：“你会唱吗？”

    “会啊。我还会演呢。”

    文工团政委说：“先扮上。死马当活马骑了。”

    扮上了。走台。“无产者等闲看，惊涛骇浪~~”柯湘在边幕开唱。台下先惊了一下。

    晓晓踏着鼓点在台边的地主老宅门前亮相。白衣短发，杏眼圆睁，声遏行云啊。那叫一个美。简直就是拿枪的杨贵妃。剪短发的穆桂英。政委“好”一声，站起来鼓掌：“他妈的，部队就是藏龙卧虎啊。伙计啊。咱有救了。”

    晓晓说：“我也就是游击队员。”她把人家正规部队的比下趴下去了。

    首演大获成功。医院的人都知道军区首长说：“这个女同志不简单。可以调到文工团里工作了。”

    张助理说：“等着办调动吧。她回不来了。”男兵都松了一口气。晓晓让他们心事重重。找个差的，咽不下这口气。找个好的，比不过晓晓。真他妈的不是男人过的日子。晓晓如果走了。天下不是太平啦？

    晓晓回来了。剪短发。人称“柯湘头”。

    华正忙着去结婚。她同晓晓一间宿舍。整着结婚的东西，一对枕套，两床被面。一束塑料花。华问晓晓：“你的男朋友在哪里啊。”

    “我没有男朋友。”晓晓说。

    “真的啊？”华笑起来：“骗人吧。你还没有男朋友？我都有了呀。”华一直认为自己是女兵中最后一个嫁出去的人。她老是说自己：“我太胖啦。”

    “你有了干嘛就得我有？”

    “我这样的条件哪能跟你比啊。我的形象不好啊。”

    “五官端正。哪不好了？”晓晓扳着华的肩膀左右看：“就是脸胖了一点。”啪啪地拍华的脸。

    只有我相信晓晓没有男朋友。晓晓小学的时候就是我的同学了。

    我问晓晓：“你还真的谁都看不上啊？”

    “谁说的？我也奇怪，怎么没有人找我呢？”晓晓在屋子里转：“他们都瞎眼啦？我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就没人要？”晓晓盯着我：“是不是因为我漂亮？”

    “肯定。”我说：“你他妈的就是太漂亮了。分点给我好了。”

    “啃你的腚。”晓晓还在转：“我就像那种磨面粉的驴，成天转。转不出这个磨盘。”她指着墙壁上的一张画：“你看到了吗”

    一张竹子。我扫一眼：“哪买的？”

    “狗眼啊。我画的。郑板桥的竹子。”

    我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噎死。

    晓晓拿着一张信纸。信纸下角印着一幅竹子：“我看着这个画的。纸是从文工团拿回来的宣纸。他们的美工很会画。我学了两手。”

    完了。晓晓。我说：“你没出路了。谁让你是美女加才女啊。你要嫁出去了。咱们这些人还不是都跳河了？谁要我们啊。”

    晓晓宣布自己要出嫁了。男朋友是军区一个首长的儿子。比晓晓大三岁。首长请文工团长做的媒人。

    张助理说：“人家是什么人？当然是首长的人。”全院男兵都振奋起来。晓晓出嫁了。喜讯啊。从此没有人可以让男兵们自卑了。扬眉吐气的日子真的是幸福啊。跟喜儿出山洞一样。

    晓晓回到医院的时候。范医生问晓晓：“蜜月过得怎么样啊？”

    晓晓嘴一弯：“我就知道你要问。你说呢？”迈着一字步走了。

    范医生看着晓晓轻轻地走远，叹一声：“那个混蛋真的快活啊。”

    晓晓跟我说：“我老头这个人有点与众不同。”

    “首长的儿子么。”我说。

    “不是的。他好像要求特别高。我不肯就掐我。”晓晓拉起毛衣给我看她的胳膊。上面有瘀血：“有的时候还咬我。”

    “你是不是碰上虐待狂啦。”这种人我见过。我们科里的一个女病人让老公打得要死。她死活不肯要肚里的孩子。现在还住在医院里。

    “可是他平常挺疼我的啊。”晓晓说：“什么事情都不让我干。”晓晓说：“他看到这些瘀血心疼得掉眼泪。可到时候又会那样。”

    话说过了，日子照样过。晓晓怀孕了。还是走着一字步。别人都说，那么轻的身子一定是个男孩子。我在科里的黑板上写：晓晓，50%男婴，50%女婴。她已经临产了。

    晓晓生了。顺产。进产房的时候，她问我：“我会大叫吗？”

    我说：“叫。不叫做不到。”

    “你看好了。”晓晓握了我一把。疼得我差点叫起来。

    “准备战斗。”晓晓在待产室里走来走去，挺着肚子扶着腰。疼了就抵在床沿上。旁边的一个孕妇依着丈夫一把鼻涕一把泪，嘴里喂鸡一样“啧啧”个不停。“啧---啧啧啧啧”很押韵。

    晓晓斜眼看着，一声不吭。

    晓晓上了产床。她说：“你给我一点支持。”

    我说：“我的手腾不过来。”

    “你就说，你不要叫，叫了就是孬种。就行了。”

    我手上忙，嘴里忙：“晓晓你不要叫。你叫你就是孬种。晓晓，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头发了。晓晓你深呼吸。晓晓，就要出来了，再用一点力气，好样的，晓晓，你不是孬种。”就把孩子生出来了。一个大胖小子。七斤四两。

    晓晓没哭没叫。一身汗。看过儿子。她说：“我以为我会是一个孬种。”眼泪一下子就冒出来了。笑得嘴弯弯的。

    晓晓出月子了。晓晓的丈夫来队了。天天绷着脸。

    晓晓对我说：“真受不了。孩子那么小，他老是想干那事。”

    “你跟他说道理啊。又不是没文化。”

    “没用。我不同意，他就拉二胡。孩子睡不着就哭。”

    晓晓的丈夫拉了一个晚上的二胡。起床号响的时候。他出门了。

    我们找了他三天。三天以后，上海警备区一个电话打到了晓晓的公公那里。军区派人把晓晓的丈夫带回来了。

    晓晓的丈夫是一个抑郁型精神病患者。从小就是。没人告诉晓晓。

    晓晓离婚了。她说：“你们把我害了不要紧。你们难道不知道精神病会遗传吗？如果我的儿子将来也是这样呢？”

    好多年后，晓晓到杭州看我。她告诉我她在谈恋爱，同一个中国有名的医学专家。那时晓晓已经五十出头了。还漂亮得不行。

    “我很爱他。”晓晓说。面对湖西的茅家埠，晓晓说：“我觉得很幸福。”

    我说：“你能够接受一个老男人的生活习惯吗？”

    “他心态很年轻啊。”

    没多久，晓晓给我电话：“我同他分手了。”

    我不吭声。

    “你好像不吃惊啊？”

    “我早就不会一惊一乍的了。告诉我什么原因。别跟我说生活习惯不同啊。”

    晓晓说：“还让你说对了。我不习惯他早上刷牙的时候干呕。惊天动地的。真的。吓人。吃饭的时候老叭嗒嘴。”

    “就这？”我笑起来。

    “对啊。这还不够啊。我以前那位从来没这个恶习。”

    我们一下子都不说话了。

    “我儿子可活泼了。你听到了吗？他很像我们家的人。”晓晓说。

“你是兔子？”

“我是兔子。”

“你怎么是兔子？”

“我怎么不是兔子？”

兔子真的一点不像兔子。

黑。瘦。耳朵贴在脑袋两边。缝上去一样。只有两只门牙长长的，有一点啮齿类动物的感觉。

我就这样认识了兔子。

我们到渔村里做卫生联络工作。一个小组一个村子。老乡的小病小灾都是我们要负责的。每一个人都登记在册。

兔子站在家门口。猴着腰看我写他的名字。

“兔子。”我说。

“对呀。我属兔子的。”

我就笑起来。唾沫就飞到名单上。兔子的名字上一泡口水。兔子用手去擦。名字就糊了。

“好不好再写一遍？”

我把笔给兔子。

“哇，英雄牌的噢。”兔子耳朵红起来。一笔一划地写。。

我说：“你的字很端正的。”

兔子身后头的一个女人说：“我老公是知识分子。”

女人。黄黄黑黑的。嘴张得很开，两只犬牙亮晶晶的。黄的。大金牙。这里的女人结婚了就会把这两只牙套上黄金套。和马套嚼口一样。就是结婚布告。

兔子就嘿嘿笑起来。

女人眼睛很大，差不多占了脸的三分之一。深深的。看人的时候，子弹一样打过来。

晚上，大队书记来了才知道，兔子是他家里的女婿。倒插门。一个下乡知青。在队里当记工员。

“我这个女婿很有文化的。我们这里插队的人就是他表现最好。我把女儿嫁给他。便宜他了。”书记说。抽着喇叭烟。一大坨一大坨的烟冒出嘴巴。山洞里的云雾一样。

兔子从外面进来了。捧着一只桅灯。

“这个好。比油灯好。你们要学习的。这个好。”兔子把灯举起来。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也就这样了。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学习。”

没想到兔子是真的要学习了。他从屁股后头抽出一团纸：“这是我剪的报摘。”

兔子很认真地把纸摊开来：“不学习，思想要长锈的。”

桅灯黄黄的。兔子眼睛里也黄黄的两个灯。

于医生说这小伙子像个读书人。将来出息的。村子里不认得字的人多得是。兔子就跟着我们走家串户。帮别人登记名字。一笔一划。

吃饭的时候。于医生说：“你和我们一起吃吧？”

我们有大米饭。

兔子靠在门口，咬着番薯：“我吃这个。”叽呱叽呱咬，手里还抓着一块咸鱼。村子里的人一年有半年就番薯当饭。咸鱼当菜。

苇把米饭端到兔子跟前。兔子的脸就被米饭挡住了。

“你不馋大米饭啊？傻不傻？我跟你换。”

兔子就吃米饭。一点菜也不要。

吃完了，叹一声：“我在城里的时候都是吃米饭的。”两个眼睛看着别处。别处就是海了。看不到头。

兔子家就在海边。沙滩一直漫到门前的土麻黄林。

村里的男人都出海。兔子不出海。他不是渔民。男人出海一出就是十天半月。回来的时候，带了一船鱼。还有就是想老婆的念头。

男人回来，码头热闹一阵子。村子里聊天的女人就不见了。关门闭户。晚上，石头屋子就一片漆黑。男人女人嘻嘻哈哈地笑。传很远。海浪声都被镇住了。

只有兔子家里亮灯。兔子的老婆就叫起来：“妖寿啊。油钱很贵的。看书看出鬼啊？肚子都吃不饱。赶紧睡啊。”

我们就住在大队部。大队部就在兔子家边上。

兔子老婆一叫，于医生就皱头皮：“这个婆娘。不就想生一个小孩子吗？”

兔子老婆找过于医生好多趟。一个话题。为什么我没有小孩？

于医生问了很多问题。躲着我和苇。两个女人叽叽喳喳的。就看着兔子老婆脸一会儿紧着，一会儿又露出一对金牙。

苇说：“你知道于医生跟她说什么吗？”

我立刻坐直了身子。

“出息！”苇踢我一脚：“她在传授。”

我还是坐直了身子。

“你他妈的傻瓜啊。”苇不理我了。很多年后，我才知道，于医生无非是在做性扫盲教育。不稀罕。

兔子也来找于医生。我被轰出门去。

于医生说了什么？不知道。

兔子出门的时候，两眼放光。门外的土麻黄在海风里跳集体舞。仙人掌的黄花一直伸到礁石边。兔子光着大脚跑得飞快。采了一大把仙人掌花。窜回家去。

晚上。我们听于医生说消化系统的解剖。一张信纸，一支钢笔。于医生说：“这里的胃溃疡患者很多。与吃酸性食品有关。再加上长时间出海，严重的维生素缺乏。”那个年代，渔村里的桅灯下头。我和苇，听一个老同志说最简单的医学常识。什么感觉？一个字都不肯丢掉。

兔子老婆呼地窜进来了。

“哇苦啊。”她披着衣服：“解放军啊。我怕死了。”

兔子老婆的金牙在桅灯下光辉灿烂。两只大眼睛水池一样。

我们都吓得站起来。

“他叫我洗干净一点。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的？”兔子老婆拿出一块香皂。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是苇的。上海檀香皂。

“我的，怎么啦？”苇说。

“妖寿啊。”兔子老婆猫一样扑到苇身上：“解放军不好这样做的啊。他说我身上有咸鱼的味道啊。他要我洗一洗啊。”

乱套了。苇的军装上全是兔子老婆的鼻涕。

“你这个同志。你这个同志。我们摆事实讲道理好不好？”于医生拉住兔子老婆。兔子老婆又扑到于医生身上。桅灯下头，一个女人，两个女兵，跳来跳去。我站到床上喊起来：“你怎么好打解放军啊？”

还真灵。兔子老婆一下子坐到地上，哀哀地擤了一把鼻涕。脑袋抵在桌腿上：“人家男人都不是这样的啊。”

兔子从门口冒出来了。外头那么黑，兔子一身黑衣站着。只看到一个脑袋浮在黑色里头。

“你不要在这里丢脸罗。回家去罗。”兔子去拉老婆。

“脸皮都不要了。”后面有人吼起来。是大队书记。兔子的老岳父。

“他要我洗洗。他还点灯要看我。噢噢噢。”兔子老婆两脚直跳。一路让父亲拖着走，沙上头两道印子歪歪地远了过去。

第二天，我们到老乡家里登记。兔子没来。走到哪里，都有人斜眼看我们。看鬼一样。

我问苇：“他们干什么？对解放军这个态度。”

“他妈的。”苇说：“我这个人就是多管闲事多吃屁。”

我们回医院去了。再没看到兔子。

差不多半个月。兔子鸡飞狗跳地来了。灰灰的脸。“一直肚子疼。今天疼得打滚了。人都痛昏了。”兔子说。老婆躺在拖拉机上。

血压快量不到了，四肢冰冷。休克了。

门诊主任摸着兔子老婆的肚子。硬。一个很大的包块。

“像是急性腹膜炎。”那个时代，只能拍个片子。

兔子老婆被送进手术室，剖腹探查。

陈旧性肠穿孔。腹腔里一个包块。脓疡渗出，弥漫在整个腹腔里。根本就没办法彻底清理。只能把整瓶的青霉素倒进肚子里。

兔子老婆昏迷不醒。

于医生问兔子：“她干什么了？”

“她把铅笔刀插到肚子里头。我拔出来了。后来就说肚子疼。吃药了。还是疼。后来就这样了。”兔子手里拿着一把铅笔刀。

铅笔刀。铁皮做的。一把五分钱。锈得不行。沾着血迹。我们看着发愣。想象不出兔子老婆是怎么干的。

免子老婆死了。感染性休克引起的多脏器衰竭。闭上眼，我才发现，她的眼睫毛很长。嘴很小。

一家人挤在小小的太平间里哭。

“我儿要穿灯芯绒啊。”免子的老岳母拍着停尸床。

“我儿要一本毛主席语录啊。”兔子的老岳父仰脸看着天。

兔子老婆躺着。兔子摸着她的手呜呜地，没有泪。放进棺材的时候，兔子一下子倒了。很响的一声，撞在停尸床上。床沿上一片血洇开来。

后来才知道，免子的老婆和免子从来没同过房。老婆不肯兔子靠近。所以兔子没办法完成任务。于医生说：“你要体贴一点。”如此这般教诲了一通。苇给了兔子一块香皂。

兔子摘了仙人掌花，点上灯，想浪漫一下。老婆吓坏了。

第二天，全村的人都知道兔子是一个不正经的男人。于是，铅笔刀就成了罪魁祸首。

    台风来了。所有的东西都失重了。

    树，转眼秃了一半。屋顶，一下子亮了，瓦没了。石头，轻得跟稻草一样，满地乱飞。

    桂园铺了一地，毯子似的。老乡守着水果树，眼睛空空的。

    我们的车子沿着福厦公路跑。老乡就站起来朝我们招手：“解放军。”一脸的眼泪。

    车子还是朝前跑，我们要到海边去。那里已经天塌地陷了。

    老董坐在我身边。他是放射科的军医。带着一台十五毫安的便携式X光机。我的屁股坐在夹板上。车上的人差不多都带着外科常用的器械，还有一大批输液品和葡萄糖液。

    车子在路上跳。路上全是石头、树枝和水果。车跳一下，我的屁股炸一下，那点肉一点也不管用了。车上的人都不说话。再不说话，我会疼疯的。于是说话。

    “是不是那里的伤员很多？”我看老董。

    老董不说话。

    “是不是那里没电啊？那X光机怎么用啊？”

    老董还是不说话。

    “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小新兵蛋子，不说话还把你当哑巴卖啦？”

    什么叫不知好歹啊？我还说：“我们是不是快到了？”

    “你他妈的有完没完啊？浑球二百五啊？”

    全车的人都笑起来了。看我像个狗熊一样蹲在夹板上。

    老董真是惹不得。他最近烦。听说他的入党申请老是通不过。八一节前，所里还开过群众推荐会，要我们这些不是党员的人推荐党员。那时候，党员没有预备期，支部大会通过了，就是中 共正式党员了。我坐在一大堆老同志中间，不管念到谁的名字，我都点头。最后所长说话了：“我们的个别同志没有政治标准。入党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不能掉以轻心。入党就说明，你将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你的一切。没有条件。”

    散会了。我傻坐在会议室。还有老董。

    “你真的认为我可以入党吗？”老董开口说话。

    我吓了一跳。看老董。他背着光，脸黑着，有点凶神恶煞。

    “我很严肃的。”我说。

    老董把两只拳头在桌上一敲：“他妈的，都这么严肃就好了。”

    刘护士问我，老董都说了啥。我说老董说都这么严肃就好了。刘护士瞪着天，好半天才说：“谁不严肃啦？”刘护士也是群众推荐的候补党员。

    现在，他们都坐在车上。除了我和苇是什么申请都没写过的人，其余的，至少也是写了入团申请的。

    莲河被台风划拉得皱成一团了。船从防波堤撞上来，撞成一堆。花岗石的屋子歪着，豆腐似的。防风林没有了树梢，跟砍头 的 烈士一样。老乡躺在风里头。风把哭声吹得到处都是。

    公社的礼堂成了医院。男男女女，哭天抢地。

    发电机嗡嗡地响。老董就穿着一件铅裙，站在X光机跟前，嘴里不停地叫：“再左一点，再右一点。不行，再来。”黄医官就和他一起拉着老乡的腿，使劲。他们在给骨折的病人复位。在X光的屏幕上看那些错位的骨头茬。人的肌肉太厉害了。骨头一断，肌肉立马就自行其事脱离轨道了。把折成两段的骨头拉错位。想要复位，就得在X光机下看着错开的骨头，两个人配合拉着病人的伤肢的一头，拼命拉，拉开了，再慢慢地往回送，让断开来的骨头茬对在一起，然后用夹板固定。这可是战伤救护的基本功。和平年代就是救灾了。

    开放性骨折的病人只好把露在外头的骨头包扎好。万万不能送回肌肉里，那样会感染的。

    风把人的骨头当成了玩具了。劈里叭拉地乱折一气。完了，一拍屁股走了。留下一片蓝得晃眼的天，海、阳光、还有乌烟瘴气的海滩和蓬头垢面的老乡。苏 式 嘎斯51卡车来回跑。我们就在大太阳下来回送老乡。活着的送走了，再清理死去的。女人就坐在沙滩上拍着沙子哭：“哇苦啊，哇苦啊。”男人就沉着脸拉人。死人，咸鱼一样沾着沙子，沉沉地从沙滩上拖出一长条沟。我们拎着漂白粉，洒在死过人的地方。

    老董的军装上一片白硷。他说自己头痛。天天对着X光机，射线早就超标了。黄医官都说自己恶心吃不下饭。

    傍晚的时候。海退潮了。我们坐在沙滩上，累得极清醒，好几天没好好睡了，怎么就不困呢？我问老董。

    “这叫超限抑制。”老董点着一颗烟：“你要不要来一支？”

    “不要。女的抽烟就是特务。”我说。

    “男的呢？”老董问。

    “男的抽烟像是首长。”我说。

    老董就笑：“我像首长？我那么老了吗？”我们那个时候的首长都是红军什么的，一个小营干都是打鬼子的老兵，比方我们的所长同志。1942年就同鬼子打上了。

    “你看我几岁了？”

    我看老董。头发薄薄地盖在脑门两边。一说话，眉间一条川字纹。

    “你快四十了吧？”我下决心把老董往小里说。

    老董从沙子上咣地跳起来，溅我一嘴沙，咸咸的。

    “你他妈的，会看人吗？”卟卟地歪着身子走了。

    晚上苇躺在沙滩上说：“你活该。人家老董才三十出头。人家还在找对象呢。你不知道？他想找刘护士。”

    刘护士，所里的大美人啊。卷毛，白脸，红腮帮子。军装到了她身上，锦上添花。

    “你怎么知道的？”

    “全军指战员都知道。”

    “我不知道。”

    “你知道个屁啊。”苇告诉我，老董托好多人找过刘护士了。刘护士就是不表态。

    “支左表态也没这么难啊。”苇说：“关键是她不爱他。”

    老董哭了。在放射科里。

    教导员找老董谈话。把老董谈哭了。

    教导员说，这一次支部准备从群众推荐的同志中发展一名党员，是刘护士。

    老董说：“我参军十年了。为什么就一直跨不过这个门槛？”

    教导员说：“你的群众基础不够好。”

    老董说：“什么是群众基础？”

    教导员说：“有人反映你脱离群众。有小资产阶级习气。”

    老董的小资产阶级习气如下：

    用香肥皂洗脸洗毛巾。集休宿舍外头的大水池边，老是看到老董卟哧卟哧地洗脸，香皂沫把脸堆成一个曹操模样。嘴里还呀呀地叫。再搓毛巾，毛巾就变成了螃蟹，一堆泡泡。洗好了，举起来对着太阳看，跟看病人的X光胸片一样，嘴里还叨叨：“不行，还有。”再搓。

    老董是潮汕人。喝功夫茶。夏天，部队半休。下午四点半上班。人家是连队训练避高温。闽南夏天，天空铁板一样，海风夹着盐气吹得人脸疼。能在太阳底下站一个钟头岗都是好样的。医院也跟着部队沾光，半休。四点以前，树叶子都热得发软，人就跟抽了筋，趴在床上发昏。老董坐在走廊里，小竹凳支着屁股，面对一张小木桌。桌上是功夫茶的五件套：一壶四杯。外带一只小炉子，烧开水。

    老董洗茶、沏茶、倒茶，有板有眼。拎着一只小茶壶在小杯子上头转圈子。小杯子就鼓出一个个金黄色的水泡。老董捏着小杯子，吱一声，“唉~”，杯子往盘里一放，抹一下嘴，两只眼就到处乱看，想找人说话。有一次就看到我了。天下雨，我跑到走廊里躲雨。

    “你过来。”

    我过去了。头发梢往下淌水，滴到老董的茶壶上。

    “喝过功夫茶吗？没有吧？喝一杯。这是人生的功课。”

    我就拿起杯子喝。一口都不满。苦苦的。一气喝了四杯。让老董再倒。

    老董就嗄嗄地笑。“二百五哇。不好多喝的。”

    我觉得头晕：“老董，我恶心啊。”

    老董看看我。呼地站起来：“叫你不要多喝啊。醉茶了啊。”他一把拎起我，拉到雨地里，让我抱住晾衣服的石柱子：“抱紧了。会醉死的噢。”

    我就抱着石柱子，跟抱亲娘似的。雨浇在头上，眼前一片绿，好一阵子才看清老董穿的那件汗衫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个大红字。

    因为香皂和功夫茶，老董的党还是没入成。

    刘护士一入党就调走了。调到军区总院干部病房去了。那里需要政治过硬形象好的护士。照顾首长呢。

    苇说：“总院啊。多好。一天到晚都有电呢。”

    我说：“还有百货公司可以逛呢。”

    苇说：“就你那两个破津贴，买什么？别丢死人了。”

    老董跑去找刘护士：“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自己要到总院去工作？”

    刘护士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你长得好，首长要调你，就让你先入党了。”

    老董虎着脸，站在外科走廊里叫唤。刘护士就哭起来了。老董上去就给刘护士抹泪。刘护士噢地喊起来：“你耍什么流氓啊？”

    所长在办公室里甩自己的帽子，甩够了，指着老董的鼻子说：“你这个人就是他妈的操蛋。流氓习气！”

    老董完了，小资产阶级习气还加一个流氓习气。他对黄医官说：“我是流氓习气吗？”

    黄医官说：“说你是流氓你就是流氓啦？十年兵白当了啊。”老董呜呜哭个不停。

    没多久，黄医官出事了。是老董在X光机下头看到了黄医官心脏里的那根针。老董摸着黄医官的胸口说：“老黄啊，你怎么就忍得住呢？” (黄医管的故事是另一篇,他死于审查)

    老董打了复员报告。坚决要求回老家去。复员是按战士待遇，就给一笔复员安置费，不管工作。老董说：“我找得到工作。”。

    晚上站岗的时候，我去看黄医官。老董也来了。

    老董跑到黄医官的坟头跟前，咚地跪下了。头顶着地，一声不响，半天不起来。抬头的时候，脸上全是泥糊糊。

    我被红叫到办公室。

    “我们是同学。是不是？”红笑笑的。

    “是啊。”我站着。看红背后的那张画。一个女兵坐在电线杆上，修电话。暴风雨打得她英气十足。《我是海燕》。谁不认识？走进红的办公室先得向这个女兵行注目礼。画下头是红写的一幅字：“将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还是一个区队的呢。”红说。

    鬼啊。红一定有阴谋在后头。这家伙是我读书的时候最讨厌的人。

    每天早晨出操。她一定是第一个。冰说，她从来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冰同红是一间宿舍的。绝对有发言权。红晚上把被子一头折成背包状。上头盖着塑料布。一旦晚上紧急集合，跳起来，一头被子折上，塑料布一卷，背包三下五除二。人窜出去。站在操声上咋呼：“一区队的，动作快。”黑灯瞎火。一个女兵英姿飒爽。笔挺。星星底下就是她的声音。他妈的。我肚子里骂。

    我曾经实验过红的办法。一分三十秒窜到操场。不行。红还是站在那里。正告道：“你的鞋忘了带了。”去你的。我又窜回去，把解放鞋塞进背包绳里。兔子一样跳回操场，人家早就一排等着了。红说：“一个人拖全队的后腿。”

    冰每次集合就抱着十字捆好的背包。站着，眼睛盯着红。红从不说冰。我得出结论：冰的眼睛是刀子。

    现在红就坐在我面前。一双丹凤眼看着我。不说话。

    我心虚。

    “我记得你在学校妇产科学是满分加一个五角星。”

    那是。那个妇产科教官是教学医院的妇科主任。他特别喜欢我的考试圈子。拿着到处给别人看：“可以编进教材了。”他还想让我留校当老师呢。这是本人的光荣史。

    现在，我盯着红。知道她要说什么。

    “人流手术的无菌要求很高的。是吧？不然会引起宫腔感染的。是吧？这种感染一般的药物是很难根治的，是吧？”

    红在学校的时候成绩不行啊。要不是教官那里跑得勤，保证五门以上不及格。

我看到她的桌上放着一本《妇产科学》。

    “有人到政治处反映，你和宁最近给别人做手术，而且这个手术不是在手术室做的。”

    “哪个王八蛋胡说八道的？”我叫起来。

    “是啊。我也觉得是胡说八道。可人家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啊。所以我才找你了解。我们是同学。私下里悄悄解决，我不向主任汇报。”

    “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去问宁嘛。”我说：“这绝对不可能。”

    我知道，一定是有人把我和宁给于做人流的事情捅上去了。找到这个人我非清算他（她）不可。

    “谁告的黑状？我和宁当面对质就是了。他有什么物证？”那瓶引流物早就在大自然里了。我们把它倒到后山的树洞里去了。那树这几天肯定疯长。

    红拉开抽屉。一只塑料袋。里面是用过的引产包。

    “就是这个。”

    “这能证明什么？人流三天两头做的。”我冲到红面前：“你太有心计了。在学校里你就不是个东西。”

    红的脸发白：“你镇静一点好不好？”

    我得扩大事态，最好满城风雨：“我没什么好镇静的。你血口喷人。我得去找宁。我得把这个小人揪出来。都是当兵的，谁她妈的缺德干这种混蛋事情。”骂起人来，我顺风顺水，早就想骂了。今天逮着了。

    宁被我拖来了。我们两个人站在政治处外头的走廊里，扯着嗓子叫唤。机关里的人都出来了。正经的，喜出望外的，茫茫然的。

    政治处主任来了。指着红说：“一点点事情都处理不好。”

    我们鸣金收兵。于晚上给我们下了两碗面条，一碗两个荷包蛋。

    咬着荷包蛋，宁就说：“红的妹妹在开水房里。刚来。叫娟。”

    想到开水房里是有一个收水钱的。

    “那是个弱智啊。”我说。

    一个瘦瘦的女人，两眼内眦间距很宽，标准的弱智容貌。每天就看着娟坐在小铁皮箱跟前。收水钱的箱子。一瓶开水两分钱。咣，扔进去。娟就抱起箱子摇摇。嘿嘿一笑。有的时候没有两分，扔一个五分钱。问她要找头。“五减二等于多少？”

    嘿嘿一笑：“没有。”

    心里平衡了一点。好歹我们还是心智健全，五官端正。

    洗澡。碰到了娟。医院澡堂都是大间。女兵们高矮胖瘦都笼在雾气里。水声四起，泡沫乱飞。歌声东撞西撞。

    有个白乎乎的人凑到我跟前。肚子就贴到了我的腰。背上立刻发痒。肌肤之亲啊。受不了。

    “你干嘛？你干嘛？”我拿着毛巾推她。

    “你这里水大呀。”是娟。两只隔得开开的眼睛盯着我。我只好往后退，贴到磁砖上了。肚子照样贴过来。

    “叭。”雾气里有人打了娟一耳光。娟嚎起来。小孩一样。

    是红。头发湿湿地粘在脸上：“你丢人也不要丢到这里来呀。”

    “没丢人呀。没丢人呀。”娟嚎着。

    红拿着毛巾胡乱擦着娟。连拉带拖着把娟从水龙头下弄走了。

    娟拖着内八字步。瘦瘦的身子挂着肥皂沫。被雾气吃掉了。

    澡堂里的女兵都大笑起来。

    “政治处的人就是有办法，弱智都能塞进单位里。”

    “就是。干脆办个康复院好了。省得名不正言不顺。”

    叽叽嗄嗄的。

    娟很快就不收开水钱了。伙房把娟告到了院务处：“头一个月还收个几十块钱。后两月就十几块。这两个月就没钱了。”

    钱呢。炊事班长说，看到娟把钱倒进小盒子里带回家去了。

    “傻进不傻出啊。”炊事班长说：“政治处干得好事。”

    红又把娟打了一顿。耳光。晚饭的时候。大家都在食堂里吃饭。红朝着娟一个耳光。娟端着饭锅又嚎起来：“妈妈啊，爸爸啊。”

    我冲过去：“她不明白，你还不明白吗？”

    “有你管的份吗？”红拉着娟往外走。

    晚上。红来找我。毕业这么多年了，这是第一次。

    “我一天临床都没干。我不是不想干。我实在是吃不消干的。我的专业课不好。不象你。”红说。

    “你想干什么？有话直说好了。”我在织围巾。没功夫抬头。怕漏针。

    “政治处的工作也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的。我不会后悔的。请你们以后不要笑话我妹妹。再说了，你们上次的事情，要不是我冷处理，处分是跑不掉的。”红说完站起就走。脸上笑笑的。狐狸一样：“你漏针了。”

    屋外头下雪籽了。红在雪籽里走。肩膀上跳起亮亮的珠子。看到娟在远处搓着手。红走近了，手拉起娟。姐姐的样子。

    一个传言在院里到处走。跟水倒进浓硫酸，四处飞溅。

    有人看到一个男人凌晨从红的宿舍里出来。站岗的说的。还有人说，知道这个人是谁。

    红在机关晚点名上说：“最近有关于我的流言。如果真的想核实的话，你们可以请人跟踪我。”

    机关里的人都不吭声。看着政治处主任。

    主任说：“要跟踪的到我这里报名。”

    散会。

    娟又回伙房工作了。收菜票。别人算好了。放到她的盒子里。一个月三十六元钱的工资。娟抱着盒子。盯着每一张放进来的饭票。司务长把小盒子锁了。每顿亲自开锁清点。“家贼难防。”司务长说。

    政治处主任说：“一个人要有同情心。革命队伍，什么家贼？说话一点不突出政治。”

    司务长同炊事班长说：“看紧了。仓库也看紧了。这里的东西全是军需物质。大米、油、都是。操，这个红，还真他妈的能折腾。”

    娟结婚了。做婚检。我们的老主任拼命摇头：“不行啊，这样的情况是不能结婚的呢。后代不好保证啊。”

    结婚证明还是开出来了。红是管干部的。

    娟的老公是铁路上的一个伤残工人，少了一条腿。火车轧的。四十出头了。原来的老婆跑了。听说这个媒是红做的。男的说：“傻瓜有什么？照样生崽。”

    娟的肚子大起来了。

    我对红说：“你不是害人嘛？”

    红笑笑：“你这个人就是不会替别人着想。我们是不是应该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啊。”

    那时，我们正在接一个课题，为联合国卫生组织调查当地的弱智人群样本。娟就是样本之一。

    红说：“我还给你们提供样本了呢。”

    娟走过道口的时候，正好一辆装苹果的车皮通过，一些小孩就跳上去扒拉苹果。娟看到了。

    铁轨上，苹果红红的。娟跑过去了。看到的人说，一个大肚皮，捡苹果。火车就过来了。叫都听不见。

    娟就飞起来。看到的人说：“筐子一样飞起来。掉得好远。”

    火车开出半公里才停下。看到的人说，司机站在娟跟前，黄疸都吐出来了。

    娟的肚子撞到分道器上，裂开了。手里抓着一只苹果。

    娟躺在手术床上。主任给她做缝合。子宫破裂了。胎儿的身子嵌在创口中。主任一针一钱的缝。平素，我们也碰到给死者缝创面的。都是连续缝合。

    主任缝得很仔细。好像一周后要折线。娟的肚子隆得高高的。这同以往的剖腹产正好反了反。

    我跟着红，送娟到太平间。娟的老公没有来。

    红说：“你来干什么？”

    我说：“我们是同学。再说，娟太可怜了。”

    “她可怜什么？什么都不明白。”红用手去摸娟的肚子：“为了照顾她，我做人都做不好。你们为什么不可怜我啊？人不人鬼不鬼的。”

    红嘤嘤地：“她生下来就不行。我爸爸妈妈交待我一定要带好她的。”

    红的父母早就过世了。她从来不提两位老人。

    “我很恨他们把娟交给我。真的。凭什么要让我承担？”

    好多年后。我才从战友那里知道，那个从红宿舍里走出来的男人是政治处主任。

看到了北大教授钱理群的一个访谈，这是阳光卫视的一个《亲历》栏目的节目。阳光卫视是目前惟一的中国纪录片频道，类似美国的国家地理频道，没有商业味，多少是凭着强大的资产在那里支撑着。

钱理群是一个研究鲁迅为己任的人。他说到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时，把自己说得体无完肤，在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我不知道还有谁会像他那样对待自己，不容忍自己的虚伪。他说到自己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的表现。因为他写过一篇文章，说是不能够容忍忘记过去。

可是他恰恰就把自己在五·七年的残酷斗争中的两次批同学的讲话忘得干干净净的，直到他出了本书《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他说：“可以将自己和这段历史的纠缠告一个段落;却不料，新的一年一开始，就又遭遇了这样的尴尬事:195·7年那段历史，不仅是我们国家、民族之痛，更永远是我心上之痛!”他说的那个事情就是当年被他批判的同学还记得的两次发言，并用回忆录的形式出书了。书名《夜澜，涛声依旧》。

说这事并不是说钱理群该不该忘记那个时代，整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按理说应由时代负责。可是时代是由什么构成的？毫无疑问，人占了很大的比重，意识形态占了很主要的比重。任何把责任推到时代头上的人，都是想摆脱自己的良知遭到谴责的人。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钱理群就说了这样的话，他从鲁迅的话里找到了自己之所以会那样对待同学的动机：知识分子的行为：同意、解释、表演、还有两个字，我忘了，可能是认为并不重要，所以没记住。钱理群说：同意DANG的观点，这点是基础，然后是解释，用自己的学术修养去为DANG的观点寻找理论基础，修饰这些观点，然后再进行表演，然后再怎么样。

多么生动的阐述啊。我们都相隔了几乎半个世纪了，这些观点仍旧在中国的土地上游荡着，具有着鲜活的生命力。钱理群当时为了表示自己的阶级观点，甚至这样说自己：我出身不好，如果说这位同学是国·民·党官员的儿子就表明自己生活在十八层地狱，那么我就是生活在十九层地狱了（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农业部的司长，随蒋到了台湾）。我们与DANG一定是不同心同德的，所以我们需要改造。

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也就是从同意到解释到表演，十八岁的北大学生钱理群就是这样为了逃过划成右·派的命运，在那里表演着。成功地成为“中间偏右”。而那个被批判的同学留校察看，在右·派的阴影里生活。后来钱理群成了文革中的造·反派，他说了自己的那段不堪回首的造·反生活，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活下去，而且决不能让被自己造·反打下去的人抬头，因为怕对方报复。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像他那样说着自己的不光彩的精神过程。相形之下，在复旦大学的大批判组里供职，写出不少文章的才子余XX到现在还在犹抱琵琶半掩面。

我这么罗嗦地说着这些陈年往事，是因为常常被自己违心的做法折腾得难过得不行。我们总是在找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也许，我们是因为自己没有足够的底气和学术背景，让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话写文章，我们需要仰人鼻息才可以活着，拿到一份工资。我们可以风花雪月地说着那些让人哈哈大笑的事，也可以下流地拿人的肉体开荤玩笑，彼此以“流氓”自炫。可事关风骨的时候，全都当了哑巴。我就是哑巴中的一员，还认为自己识大体懂得保全自己与别人。只是常常在众人欢乐的时候，不合时宜地沉默并冒出一些让人听了想发火的话。

于是，有人就笑我是一个老愤青。这是个很不光彩的称呼。这个时代不需要愤青，因为愤青与事无补。这个时代需要的是稳妥地推进理想，懂得妥协是退一步进两步。当不愤怒成了一种常态的时候，“非黑即白不是常态”，就成了人们为自己开脱的最好理由了。

我的一位同学干的工作就是找专家进行妥协。让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专家能够识时务地同意政府的意见，并且适时地进言进策，说到底就是收买。被收买是常态，吃喝收礼以后照旧反对是一种非常态。无间道，这种不是黑道也不是白道，在人间与地狱之间永远不得超渡的人，还是人吗？那就是一个鬼魅啊。

我无意骂同学。因为我自己也常常是一个帮凶。只是，我不知自己能不能解脱。

放假最后一天。做晚饭前。坐着看电视。

《硝烟散尽》—台海心战实录。

天呐，全是我小时候当兵的日子，那些退到淡得几乎无影的青少年时代出现了。

晚上。我抱着枪。因为困，躲在大榕树的树洞里。身的上军装发出被汗浸透的酸味儿。金门岛的探照灯柱，从深蓝的天空扫过，大扫把一样。

我看着着这个夜里惟一的光源。其他都是黑的。我们只点油灯，晚上九点以后，电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最后一年里，退出了野战医院的营房。我们只能点油灯。油灯还用不起。一个月就那么几块钱。有钱也常常买不到。

农村兵没过探照灯，吓得哭。司务长说：你他妈的二球，灯都没见过啊？你！新兵蛋子哭着说：我们家里只有油灯咧。

我们是全国野战值班医院，全军的机动性能最高的医院，装备精良，战斗力最强。女兵们一个牛皮哄哄。

这其中，有我，一个十五岁的小鬼。抱着枪，听着对方的心战广播。我最爱听的是《刘三姐》。还有就是《天涯歌女》，听得高兴了就跟着唱两声。可我手里的枪却是真家伙。我的枪法也很准，一般情况下，夜间射击，目标在十五米内。一定中弹。

可是我在听心战广播。我们这里也在说：蒋军官兵弟兄们，台湾同胞们。

我们还向汽球站的弟兄们要东西：包着泡沫塑料的毛主席像章，小小的茅台酒，中华牌香烟，贺年卡。这都是放在海边，向台湾海峡流去，我们叫它“海飘”。

还有“空飘”。挂在大汽球下头。还有风筝，上面点着蚊香，吊着东西。风筝上写着：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蚊香是点着的，一点点烧着，直到风筝到了地点，蚊香烧断了系东西的绳子，东西就掉在了海里，飘了过去。

看着片子，总会有一种东西在心里动着，柔软得不能碰。

两岸的人，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最后，一九八八年，放起了庆元旦的烟花。我想到了每晚防炮的日子，多少人在我们的眼睛下，死了，残了。他们就埋在了后山的松林里。

当时间老儿一挥胳膊，什么都成了过眼烟云。海还是蓝的，天还是清的，风还是吹乱我的头发，礁石还是永远在海水中咆哮着。

人却在说：和平多好。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洪秀丛说的。她是一个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炮击金门的英雄。电影《海鹰》里王晓棠演的那个女民兵就是她。

心战。多么让人惊一下的词。我们就那么从心战中走出来了。

抱着枪，丝毫不觉得人家是什么战。我只是听着，怀里紧紧抱着真枪实弹。觉得自己天下无敌。

只有一点是郁闷的。我那个《我的生死记忆》电视剧里，我一直要求放进站岗听广播的片断。可是不行。说是审片通不过。

    小时候，常常做这样的事：把手掌合在一起，尽量地紧紧合在一起，伸进水里，然后慢慢地掬着一捧水，想把水端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比如说去浇花。但是，那水还是慢慢地从指缝里渗出去了，就那么一点一点地消失了。我会很高兴地看着水不见了，因为，我认为那是很正常的事，我还会再去掬一捧水，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是一捧水吗？然后，我就如此返往于水池和花坛之间，于是一条湿润的水迹就跟着我走，象一条光带在阳光下闪着水气。因为我是不会在下雨的日子里去干浇花这类的傻事的。现在，我才想到了那水正如消失的时间。不管我是多么地珍视它，它还是从我的手掌里一点一点地渗走了。我想让它去浇灌的花坛正如我为自己留下的一小块心灵空间，但是绝大多数的水就这么漏在了我走过的地方，只是，它们不会有那么稚的水气了。那上面长着青苔还有别的什么，那就是岁月。人常说岁月无痕。事实上，你到处看看，那些痕迹只怕是太惊心了。

    小的时候，常常做这样的梦：走在高处，突然一失足，整个人就那么成了自由落体，忽悠一下掉下深谷，那种失重的感觉会让我从梦中惊跳起来，而且在梦里我对自己说那是我在做梦不是真的。醒来的我很高兴地躺在床上，为自己还睡在自己的床上放下心来，这时，我会听到窗外的夜鸟飞过的惊悸声，看到窗外深蓝的夜色象深井一样纹丝不动，我还可以听到弟弟在另一张床上轻轻的呼吸声，听到挂钟的滴嗒声象音乐一样催人入眠。现在，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做这样的梦了。因为大人说，小孩子做这样的梦是在长身子。我已经是开始走向老年的人了，尽管心里向往着那些青春岁月。夜里无数次地惊醒是因为窗外夜行的车。我不再能听到夜鸟的飞行声了，城市里没有了它们的家。我也看不到深井一样的天空了，因为厚厚的窗帘遮住了城市不眠的夜色。我把自己与生活的城市尽量地隔离开来，为了那些无数次惊醒的短短的睡意。岁月以睡眠的形式在提醒我，生命是的限的。我的一生中有很多时间就是在似醒非醒中躺着过去的。

    人到了回忆的时候，就开始老了。可是，我也常看到很小很小的孩子老气横秋地对我说：以前，我小的时候。我会微笑着听他她们这样说，我会想，他们怎么记得自己小的时候，他们说的是前世还是今生？当他们真的开始知道什么叫小的时候，他们会这样说话吗？

    把报纸流览一遍。看到的都是对过去的一年的追忆，有的人死了，有的人得奖了，有的人失恋了，有的人做了父亲。每一个人都在问自己这一年过得怎样。至少报纸上是这样炒作的。而大多数人，我相信宁可在不知不觉是走进新年。因为，他们对来年的希望小得几乎不值一提，但又是那么地不可回避。

    我呢？我在想什么？知我者问我何忧，不知我者问我何求。我的所有希望如那些失去绿叶的行道树在冬日里站立着。春到的时候，会自然地抽出新芽。只要树活着，希望是不会随叶子的飘零而失去。何况还有那些为树操心的人们。

    于是我对所有爱我的人说一声，让我们为那些落叶干杯。

    当我打出期盼的时候，五笔联想跳出一个词：企盼。好家伙啊，企图盼望什么吗？大有心怀不正之念想的感觉，而且有一种想了半天，落得剃头挑子一头热的感觉。

    作为一个以新闻为谋生手段的人，说一句很新闻主持人的话：

    很高兴在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同大家在一起目睹中国在此刻发生的变化，这样的话是不是危言耸听？夺人耳目？中国不缺少新闻,生活不缺少活力,问题在于我们看到新闻的时候,新闻已在成为过去时态,所以我们只能在新闻发生的时候，以最大的可能去追踪新闻产生的效应。新闻背后的故事，以及新闻可能导致的事态走向。

    在这个时候，想到了一个人，一个美国人。作家德莱塞，一个早就走出人们视线的，被称作世界级的文学家。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码字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写手，写过一部长篇小说，中文大约有三十万字。小说叫《金融家》，这是他写的《欲望三部曲》的一部。还有一部是《巨人》。另一部是他晚年写的《斯多噶》。这个生于十九世纪的人早就把对美国人对金融的欲望写得很清楚了，在这个欲望下道德腐败成了必须的。记得他曾经说过：人总是在最高欲望上痛苦着。原话记不清了，大致是这个意思。

    因为痛苦，所以这个世界才显得复杂，因为复杂，人们才活得活色生香，因为活色生香，人们才会产生七情六欲，因七情六欲，人们才会想到制约，因为制约，人们才会感到痛苦，因为痛苦，我们又回到了刚才说到的复杂的世界。

谁也逃避不了。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念想。

祈福词

为二零零九年的来临。我轻轻地闭上双眼。我饱含着热泪。

“九”，为至尊。

在中国人的心中，九是一种吉祥。

在一方乡亲的心中，“九”，是久久长长的平安。

在二零零八的最后一个台阶上，我轻轻睁开又眼，我看到了二零零九微笑着走来了。

它携着轻轻的春雪；它携着潇潇的春雨；它携着映日的红荷；它携着满湖的金秋。

它带着给我们的希望。

这是一个祈福平安、祈福快乐、祈福幸福、祈福所有的中国人露出真诚微笑的希望。

也许，我们并非事事如意，但我们祈福中国久久长长的平安，我们祈福杭州久久长长的幸福，这是一件多么让人心向往之的快乐。

它溢满了我们的心怀，让我们热泪盈眶。

祈福二零零九。让我们伸出双臂去接受二零零九年温暖的拥抱。

这是我写的祈福词。

    我看到了澳大利亚人对2009年的希望：　　

    1進一步降息 2增加首次置業補貼 3減低商品和服務稅 4降低5收入稅 6養老金繳費 7股市表現更好 8大力發展基礎建設 9鼓勵家庭辦公模式　10降低油價

    天，真是“全球同此凉热”。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说过了。南半球的人同我们北半球的人想的是一回事！

    明天就是2009年了，与以往期盼新年的气氛不同，今年的迎新，忧郁的情绪多了一些。说白了，都是美国人制造的这场金融危机惹的祸。经历了2008下半年以来危机洗礼的人们，已经开始感受到了危机给生活带来的冲击。更糟糕的是，在过去一年中，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救市行动并未改变经济下滑的现象。

    我看到了一副漫画：一个长得怪怪的小矮人背着行李站在一块航班牌前。小矮人的名字叫2009，长得就迪斯尼动画片里的那个打兔子的丑八怪猎人。航班牌子上写着七个航班的名称：

    银行贷款：延迟

    工作：取消 

    住房：抵押

    股市：下跌

    消费者信心：故障

    养老金计划：冻结

    这小丑人2009把手到嘴里，想：看来我是要在这里等一会儿了。

    他能等吗？老话说：时间不等人。

    诗人说：江月何时初照人？江畔何人初见月？

    时间漫长得像长江，从格拉丹冬流下的时候，它只是一条条雪水融化的小细流，到了海边的时候，河伯望洋兴叹。而我们这些小子民们，早就在格拉丹冬的雪山下被消融了，哪里有机会望洋兴叹？我们怎么可以等到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境界啊？时间就是时间，不管他愿不愿意，到了那一秒，他咔嚓一声，来了。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于是，听到了很多对2009的企盼：

    草根专家说，2009年股市将有一场小牛市。

    学生说：谁能给提供2009年的考试密钥？通过六级。

    网民说：2009年能不能重爱一次？

    公务员说：2009年能不能不再写那些假大空的公文。

    农民工说：2009年是不是可以找到养家糊口的工作

    毕业生说：2009年我是去考一个研究生还是先找一份工作？

    我说：2009年，你能不能不要再给我震惊或者是惊喜，我只想它能同以往的日子一样，平平静静地来平平静静地走。

走廊尽头的大病房，日照充足。南北西三个大窗户，太阳很实在，从一张张床上扫过去。床上有人。人躺着，太阳就印在他们的被子上，白白的，晃眼。床上的人换得很快，走了，又有新的来了。大部份时间里，这些人就躺着。

这里是肿瘤病房。

有个人老是坐着。被子卷在肚子上，两只瘦瘦的膝盖耸在肩膀两边。手就穿过小腿，握在一起。他姓帅。

“我小的时候，腿很长的。你知道不知道？田径队挑小孩学短跑，就是让你蹲下来，看你的膝盖过不过肩。”老帅摇头摆尾，嘴角翘起来，太阳就在他脸上舔来舔去。

“我在队里跑了两年。两年啊。”老帅竖起两腿手指：“每天一个鸡蛋补充营养。你知道那是什么时候？六零年，饿死多少人？我们有鸡蛋吃。我就是为了鸡蛋才到田径队的。”老帅直搓脸，细细的眼睛盯着窗外头。

“在太阳底下跑步。死跑。要了命了。吃不消的。”

窗外头是医院的篮球场。一群小孩子在投篮。球咣咣地砸在篮板上。没投中的被按着在地上做俯卧撑。撑不动就扑在地上，一脸黄土。

“我小孩像我，也在田径队。他的腿很长的。”

老帅拉开床头柜，拿出一个小本本，再抽出一张照片。一个小男孩。圆脸。头发左右分开。嘻着嘴，少了一只门牙。

老帅把照片放到我脸跟前。我朝后一仰头。不然照片上又得印上一个油印。他老是把照片抵到我脸跟前，撞到我的油鼻子。

我都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天爷。每次还得装着兴冲冲的样子。

“老帅啊，不要说了哟。听得耳朵毛都掉光了。”躺着的一个病人哼哼着。化疗反应太厉害。听什么都耳鸣。他仇恨满腔地看老帅，跟贫下中农看土豪一样。有力气，一定掐老帅的脖子。其实，我也想。不是掐，是捂住自己的耳朵。烦呐。

“为什么不让说？你这个好搞怪。我们这些人都是排队过鬼门关的人，就是先后的事情。”老帅笑逐颜开。脸上拉过几道皱，那层皮像被谁揪着，斜到后脑勺。

老帅的嘴真毒啊。那个耳鸣的病人，下半夜突然大出血。人都来不及往特护室送。（那时还没有ICU）就在老帅的床边抢救。血一点也不吝啬地从病人的嘴里往外涌。窒息。气管切开，加压输血，止血剂。我们连他为什么会突然大出血都没弄明白，他就什么生命体症都没有了。

撤走抢救设备。换掉血污的床单。清理死者的身体。通知死者家属。商量怎么向死者家属解释死因，同意进行病理解剖。我们忙成一团。半夜三更的病房里一片通明。

所有的病人都醒着，没有一个睁眼。

有人噢地哭起来了。声音狼一样横冲直撞。

是老帅。

“我是一个混蛋啊。”他打自己的嘴巴。牙齿被血染得红红的，在日光灯下头泛着紫光。

我大怒。这个时候，你不是成心让别人吓得半死吗？这里有谁经得起吓啊？我冲到老帅床边，按住他的手。手冰冰的。

“老帅，你把嘴闭上好不好啊？”

老帅盯着我：“他的血喷到我的枕头上了。”老帅嘶嘶地抽鼻子：“我怕。”

我就摸他的头。大人摸小孩的样子。

打了一支安定。老帅睡了。睡了还抽鼻子。

天热起来的时候，老帅出院了。他的全程化疗做完了第四疗程。下一次是半年以后。

“我真的不想做了。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一定是化疗化死的。”

我说：“老帅，我好不好骂你？”

“你骂好了。能听别人骂，说明我还活着啊。”

“你刚才的话是放屁。”我说。

老帅就笑起来，牙齿在太阳底下明晃晃的：“放屁，绝对放屁。我这人真的是没前途。”

我说：“回家可以看到宝贝儿子了。”

“那是当然的。他一定很想我。”老帅颠颠地走了。手里拎着几个糖水桔子罐头。我在服务社给他买的。他说要留给儿子吃。

下午的太阳，老帅的影子拖在路上，大扫把一个。老帅的腿真长啊。

大病房里的人进进出出的。好几个回家了。好几个进了特护，又转到太平间。

老帅的那张床换了好几个人。

天冷的时候，老帅又来了。

“我最近胖了。”他拍拍自己的肚子。

老帅啊，你是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呢？他是慢粒，也就是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这种病男性患者高于女性，成人高于儿童，中年以上的高于青年人。如果，赶上“急变”，那真是没什么“前途”了。

老帅赶上“急变”了。肚子胖起来，那是因为脾脏肿大。他的第五次化疗还没开始做。他的体质能不能坚持做完都不知道。主任说，老帅，够呛。

老帅还是睡自己那张床。

晚上，值班。老帅过来了。

“我那张床是不是我走了以后就死了好几个人啊？”

“医院里哪些张床没死过人？你倒说说看？我们科里哪张床没这事情？”

“你这人就是不说假话。”

“我干嘛要骗你？”

“那你说，我是不是也要离开这张床啊？”

老帅真狡猾。

“你还一辈子睡在我们科里啊？”

医生值班室正对着特护室。里面空着。

“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躺到那里去了。那里面不好，没有太阳。”老帅歪着头看特护室：“我要是躺到里面去，你一定要来看我的。”

“那是。”我刚说完就悔得不行。

“你还是不会说假话。”老帅叹一声：“天真冷。”

天不冷。才穿毛背心呢。院子里的花花草草赶着最后一季，没命地灿烂一把。

老帅怕冷，棉衣都上身了。走回病房的时候，老帅的腿罗圈着。他的腿肿得变型了。

老帅不太能起来了。老躺着。

“我看不到那些小孩打球了。”他说。

我把老帅扶起来。后头放了两个枕头。普通病房的床没有体位变换的功能。

球场上几个孩子为了球在那里吵，一个孩子朝另一个孩子撞过去，两人就在地上翻，一对小狗熊。

“嗨，你们不要打架。”我朝他们喊。小孩不理我，继续翻，一个小孩的鼻子流血了，一抹，半张脸红红的。

“小孩的血多红啊。打架好啊。”老帅说：“我儿子也喜欢打架，男孩子不打架不成才。”老帅眼睛里全是羡慕：“你打不打架？”

“小时候也打。男孩子打不过我。”

“好啊。我们俩挺投缘的。”

“你小孩怎么不来看你啊？”

“路太远了。这里气氛也不好。他不知道我得这个病。”老帅又掏小本子，又跟我说儿子。我听着。我知道，听这样的故事，听一次少一次了。

老帅住到特护室里去了。担架车把他往特护室里送的时候，我不在。听值班医生说，老帅问起我。

我去看老帅。老帅昏睡着。

“老帅。”我凑近他耳朵。

“他听不到的。”护士说。

我又叫他。老帅眼睁开了。老帅朝我笑。他的眼底开始出血，巩膜发红，悲悲的。

“要不要叫你爱人和儿子来一下啊？”

老帅把眼睛闭起来了。

我们想通知老帅的家属，可是病历上的联系人是一家矿山的工会。

“你们通知一下老帅的家属。得快。不然赶不上了。”主任说。

工会来的那个人，黑瘦。朝主任猛点头：“他还有多长时间啊？”

“就这几天吧。该做的事情都赶紧做。”

做什么？换的衣服，追悼会的悼词，抚恤金，丧葬费。有的时候，家属还会在走廊里同单位的人讨价还价。

老帅是天快亮的时候，送到太平间去的。

工会那个黑瘦的干部在太平间外头折了一大把树枝。他蹲在地上一点一点地弯树枝，缠成了一个小花圈。绿中带黄。地上有一些猪耳朵花，蓝蓝的。他把它们缠到小花圈里了。小花软软的混在树叶里，蓝得扎眼。

花圈摆在老帅的脚跟前。

“老帅老说起他的儿子。”我说。

那个工会干部蹲着。抽烟。吭吭了好一会儿。他抬头看我，烟迷着他的眼睛。他就不停地搓眼睛：“本来我不想说的。我答应他的。”

干部站起来指着老帅：“你他妈的自己走了，把这种事丢给我，你他妈的。”

“你是不是说，老帅，他没有儿子？”我说。手心出汗。

工会干部瞪着我：“你怎么知道的？”

“我猜的。”

“他连家都没有。这个人倔啊。”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老帅倔什么。老帅工作的那家矿是中国最大的放射性矿区。癌症发病率大大高于其它地区。

我们医院也在那里。肿癌病人的发病率也高于其它单位。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九七零年，那年是我当兵的第二年。时年十六岁）

    太阳从榕树后头落下去。榕树枝像烙铁，把太阳的脸烫得乱七八糟的。就看到碎裂开来的太阳被榕树吃掉了。天就黑下来了。

    鞋匠走了。挑着两只小木柜，晃晃地穿过村子。

    剃头师傅就站在榕树下。嘴巴还动。他的话还没说完。他天天就是找鞋匠说话。他说，鞋匠听。鞋匠说一句，他要说上好一会儿。嘴角就积着一堆粘粘的口水，过一会儿就“嗖”吸一下。鞋匠一走，他就没了魂灵一样。

    剃头师傅盯着我。我站在门诊大门口。

    我知道他为什么盯着我。因为明天是星期四。星期四是我们的星期天。我们野战医院的休息日是和国际星期日错开的。一切为了打仗。帝国主义是常常在星期天发动战争的。不过，这也不是军事秘密。老乡都知道我们的星期天是他们的星期日。

    星期四，我们的学雷锋小组要到村子里为人民服务。我们为老乡理发。我是学雷锋小组的。我也要给老乡理发。不过老乡从来不要我给他们理头发，除非是小孩。

    一只箱子，里面放一把推子，两把剪刀，一只毛刷、一盒滑石粉，一块手术单改成的围布。就是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工具。理发全靠推子。那可是手动工具。电动的家伙听都没听说过。理发的时候，一手按住人家的后脑勺，一手握住推子的两只把手，一边捏一边推，头发就被犁地一样犁下来。推出一道道沟，再推平这些沟。推子的劲很大，虎口没一点力气还捏不动。一不小心就夹住头发，那就不是理发是拔发了。我的技术就是拔发。老乡在我的手底下又歪嘴又闭眼的。学雷锋小组长就让我干下手，给老乡的脖子上滑石粉，扫掉头发屑子。这我会。给开刀的病人剃毛也是这么干的，上点滑石粉，一刀一刀剃。

    我们的行动让剃头师傅很仇恨。

    我们抢了他的饭碗。

    村里就一个剃头师傅。全村的头都是他剃的。男女老少。大人八分钱，小孩五分钱，女人一毛钱，因为女人几乎不剃头。剪头发是功夫活，贵一点。小小孩的满月头也是一毛钱。一辈子就满月一次，所以贵一点。还有就是死人头，一辈子也就死一次，所以也一毛钱。

    我们一个月学一次雷锋。那些村民的头一个月就被我们扫荡一次，不花钱。

    “我吃都吃不饱了。番薯都没有吃的了。”菜头说。菜头是剃头师傅的名字。

    生产队长就找到了院长：“解放军，你们好不好不要学雷锋了？”

    “我们学雷锋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啊。我们要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啊。”院长说。院长的嘴很小，说起话来，菩萨一样。

    “不是啊。不是啊。你们一学雷锋，菜头就吃不饱了。他没有工分，只有剃头钱啊。”

    那时候，农民都是生产队的社员，每天出工要记工分的。壮劳力可以得到八分到十分，折合人民币大概是一毛多点吧，我记不清了。女人只能得五分。小孩没有。菜头老了，田里做不动了。剃头钱就是饭钱。

    院长说：“好吧。”

    学雷锋改成节假日。劳动节、国庆节、建军节、元旦、春节。

    菜头很生气。说：“解放军过节，还到村子里剃头。没道理。”

    我们也很生气。八一节一到，进了村子，就跟解放军打扫战场一样，抓到一个剃一个。有人就躲我们。把头留给菜头。多大的人情啊。八分钱呢。

    鞋匠就笑菜头。菜头就不高兴：“你的头我就收五分钱啊。几根头发啊。”他在鞋匠气根一样的头发上绕手指：“十多根。五分钱。”

    菜头住在一个大大的花岗岩房子里。房子是一个老华侨的。两层楼。楼下的门厅墙上全是瓷砖，画着仙鹤、梅花鹿、还有鱼。楼上一个大露台，栏杆是瓷花瓶，湖青色的。菜头给老华侨看房子。听说这个老华侨支援过抗日战争。菜头说他看房子是革命工作。

    晚上站岗的时候，就看到菜头坐在院子里，脚边放着一盏煤油灯。膝盖边一只小木凳。小木凳上一只碗一只瓶。碗里是咸鱼、瓶里是酒。菜头对着瓶子，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睁着，跟我们打靶瞄准一样，盯着瓶嘴。瓶嘴晃来晃去，菜头的脑袋也晃来晃去。酒就在瓶子里晃来晃去。菜头就“哈”一声，对着瓶嘴吱一下。隔那么远都能听到咕咚一声。这是半夜里村子里除了狗叫声以外，惟一的声音了。真的。

咬咸鱼。用虎牙叨着鱼。滋滋地吸气。我知道这鱼有多咸。埋在粗盐堆里，猫都不敢吃的咸鱼。

    菜头举起瓶子，敲自己的脑门的时候，就是喝够了。眼一闭，猫一样呼噜。口水从嘴角挂下来，被油灯晃得金亮亮的。我和苇商量过，看他能在灯下呼噜多长时间。结果是从第一岗到第三岗。

    我们也点油灯。晚上只发三小时的电，其它时候就用油灯。包括病房。

    “好浪费啊！”苇很愤怒：“就跟地主一样。”

    有时服务社的煤油断了，我们就到村里的代销店里买煤油。一斤八分钱。碰到过菜头。买酒。盯着人家代销员的手。眼珠里就是两只瓶子的影子。酒要是洒出来了。菜头就叫一声：“妖兽啊。”伸出手指头抹台子上的酒滴，往嘴里一放。大家都笑。有的时候菜头就不沾酒，拿根火柴往洒出的酒上一点，蓝色的火苗扭几下就趴下了。跟喝醉的菜头一样。我才知道，那酒叫地瓜烧酒。喝过地瓜酒的男兵说，酒一下肚子，屁眼都冒烟。

    菜头喝多了就在村子里到处走。笔直走。到了屋子跟前直角转弯。看到男人就敬礼，看到女人就弯腰。看到小孩就抱起来亲一下。再喝多了，就跑到大队部，对着毛主席像哭：“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向你请罪哩。”

    生产队长就会大骂起来，把他拖到门外去，从井里打一桶水，哗，浇到菜头脑袋上。菜头就不叫了，躺着。

    我最喜欢这个时候了。从宿舍窗口看一个人躺在井边上。这个时候太阳下到海里去了。村口的肥堆冒着青烟，很香很香。榕树在青烟里忽远忽近的。屁股没几根毛的鸡在菜头身边转来转去。天完全黑的时候，村子里没了声音没了光明，就是肥堆一闪一闪的，海风吹过，呼地冒出一团火。菜头就爬起来，抱着肩膀，低着头，远远看，像是一个没头的人在走路。一直走到大石头房子里。

    菜头最风光的时候，就两件事情。

    给死人剃头。叫人端一盆热水。站在死人跟前，说：“剃干净了，心不乱了不烦了。好上路了。”拿推子给人家推一个头，只留下脑袋上一圈头发，马桶盖一样。再热水擦一把脸。

    我是听苇说的。苇说：“太厉害了。抱着头转圈剃。”可惜没看到。村子里又不会老死人，就是死了人也得是男人。男人才剃马桶盖。

    给女人开脸。女人结婚要开脸。菜头会开脸。女人拿了自己买的鹅蛋粉，交给菜头。菜头把鹅蛋粉在女人脸上抹均了，再用两根绞在一起的线，在女人脸上抹，把女人脸上的汗毛拔干净。从此不再是姑娘了。开了脸的女人，隔三差五的还要开脸。脸上的汗毛不拔，毛茸茸的不好看。菜头给女人开脸的时候，老是会在女人脸上东摸西摸。女人就打他：“mui gian xiao!”(闽南话，就是不要脸的意思)

    开脸也是苇拉我去看的。看得脸皮疼。女人看到我们就说：“解放军阿姨，这个老头皮很厚。”

    菜头就笑。嘴里黑洞洞的。

    我是听鞋匠说，菜头走了。前几天还看到他给人家的小孩子剃满月头。怎么就死了？

    才知道，晚上菜头还在井边上躺着。都以为他会回家。哪知道就不起来了，第二天打水的人看到菜头，已经硬了。

    才知道，菜头没有家人。孤老头一人。那个老华侨每个月给他寄二十块钱。那时候可是一笔不得了的钱啊。所以菜头大口喝酒拼命点灯。

    才知道，菜头解放前被拉过壮丁，逃了回来。后来村子里要斗地主，菜头就被凑合着戴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生产队长说就是凑个数，过几天就摘了。哪想到一戴就套死了。

    菜头被送到水渠边的坟地里去了。村里人死了都埋在那里。他的石碑早就刻好了。是菜头自己选的石料，灰花岗石。那两个哑巴女孩给刻的。有两个老女人来送丧。一路哇哇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后来才知道，这两个人是生产队长叫出的工。一个人十个工分。抵得上一个全劳力。值一毛五分钱呢。

    菜头上路的时候，没有剃头。村子里没人会剃了。

    八一节的时候，我们在村子里给老乡理发，老觉得菜头会从大石头房子里走出来。

    一个坑。三米宽。三米长。二米高。

    跳还是不跳。我光着脚，裤腿卷到大腿根。两条细腿丢人现眼。鸡脚一样。

    老兵站在一边。说：“干部子弟就是这样，娇骄二气。将来革命事业是不能放到你们这些人身上的。丢人。我最讨厌你们这种样子了。”

    说完。老兵卟跳下去了。

    下面是一个粪坑。老兵站在大腿深的粪水里，往坑上掏粪。

    我深吸一口气。呼地往下一窜。脚下软乎乎的。一股酸气冲鼻子。大便不臭？怪死了。粪水溅到我的脸上，嘴里也有一点咸味。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想到了“狗改不了吃屎”。嘿地笑起来。

    “笑什么笑？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工作。”老兵看着我。伸过手往我脸上一抹：“大便都弄到脸上了，还笑。”

    我举起粪勺往坑上送。重啊。挺着肚子。粪勺把子顶在肚子上。再撅起屁股。再屏住气。两条胳膊往上一送。一半上去了，一半下雨似地下来了。妈的。嘴里嘀咕一声。我让你说我娇气！我最恨别人说我娇气。简直就跟反革命一样。

    干了没几下，老兵拍拍我肩膀，说：“你上去吧。本来就用不着你下来。我就是想看看你这个人娇不娇气。”

    踩着坑边的石块，老兵一托我的屁股，人就上了坑。我坐在坑边上，差点哭了：“王八蛋老兵。你干嘛这么弄我呢？”恨哪。

    老兵二十四岁。比我大九岁。她来接我们的时候。新兵连的人都看着她。胖胖的。黑黑的。眼睛弯弯的。鼻子像外国人。连长说：“她接你们几个到XXX医院去。那可是全国野战值班医院。打仗的时候，最先动的就是你们医院了。光荣。人家是老同志了。”

    老兵扭着身子笑着：“什么呀，人家才二十四岁。”

    二十四？我瞪着她。二十四了。那么老了还扭着撒娇啊？听样板戏《红灯记》的时候，李铁梅唱道：“年龄十七不算小。”我就想：十七了，那么大了。快成妇女了。

    老兵在接我们的车上就训话了：“你们要重新开始一种生活。这是一种铁的纪律。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不要手不能提肩不能挑。革命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所以，在我当兵一个月后。老兵让我跳到粪坑里去了。

    洗澡的时候，老兵看到我用香皂。眼一瞪：“以后不要用这种封资修的东西。”她拿着一块洗衣皂往身上抹。我呆着。天真冷。三月份。洗冷水澡。还不让用香皂！我哆嗦着把香皂扔到下水道里。看着它滑走了。老兵盯着滑走的香皂说：“钱多是吧？浪费。”

    我就哭了。水冲着脸。老兵没看到。冷水被身子冲得冒热气。澡堂里一片雾。老兵唱起来：“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

    给家里的信里我说：“我开始艰苦朴素了。我现在用洗衣皂洗澡了。这是我斗私批修的成绩。”信封外头我还写上：最高指示：将革命进行到底。

    要种地了。生产组组织大家到河里挖河泥。苇同我说：“你别下去。”三月天，闽南还是冷啊。别看老乡光脚走，那是没钱买鞋。下到河里，挖河泥。水扎得皮肤疼。

    我是不好下水的。我来例假了。柱着铁锹站在河边。几只鸭子在草里乱七八糟地扇翅膀。老兵说：“下啊。愣什么？”

    苇说：“她有特殊情况。”

    老兵说：“打仗的时候，特殊情况就不上战场了？当兵的，流汗不流血。”她指指河里的人：“都是女同志，谁还没一点事情？这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苇仇恨地盯着老兵。跟贫农看地主老财一样。“士可杀，不可辱。”她说。赴刑场一样下了水。我也下了。一股冷气直冲肚子。疼啊。抽抽的疼。想哭。不敢。穿着军装呢。革命军人。当什么孬种？

    晚上我缩在床上。想家。

    老兵来了。伸出手。一只碗。冒着烟。

    “这一点点事情就趴下了？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当兵的，就是这样。”

碗里是姜汤。放了面疙瘩。我想拒绝。我恨她。姜汤太香啦，还有面疙瘩。吃吧。意志立刻土崩瓦解。

    刚想说谢谢，老兵说：“明天你要检讨，说说你在下河水之前的私字一闪念。”走了。

    油灯下，我打开毛主席语录，抄了一张纸。再写了二张纸的检讨。最后写上：“这些私心杂念，让我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很清楚地记得。纸是军用的。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XXX野战医院。很薄。写得重了就划破了。这是我写的第一封检讨。

    苇从上铺爬下来。朝我头上一巴掌：“你傻啊？说自己是狗屎啊？重写。”

苇口授。我写道：“我要发扬红军光荣传统，一不怕苦二不死。做一个合革的革命军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二天晚点名。我读了检讨。老兵说：“基本上触及了灵魂深处。但是还要看实际行动。你们这些干部子弟就是要在革命的大熔炉里锻炼改造。”

    我同苇说：“我一辈子都改造不好了。老兵看不惯我。”

    苇说：“没事。她那是表现自己。”

    “我怕她。”

    “没用的东西。你再这样，我瞧不起你了。”

    苇瞧不起我。有道理啊。

    津贴发了。六块七毛五。七毛五是卫生费，女兵专用。我跑到服务社买了几个芦柑。捧在手里。出门看到老兵。捧不住了。芦柑掉了一地。不敢捡。老兵过来，捡起芦柑放到我手里。不说话，走了。苇听我一说，气得骂：“你有什么用啊？还是军人后代呢。”

    终于有了拍老兵马屁的机会了。老兵要结婚了。丈夫是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我们都听过他的讲用报告。他会一手曲在胸前一手指着天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用换新天。”他参加过越南炮战，是高炮师的参谋。高高大大的人。石柱子一个。

    老兵的婚礼在饭堂举行。这是我们所自己盖的草棚。饭桌上放了盘子。盘子上是伙房炒的花生。我们自己种的。还有糖。腊纸包的硬糖。我跟着老同志们走进饭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的婚礼。一支一百支光的灯照着老兵。老兵军装上别着一朵大红花。是所里的老同志用红绸布做的。红花下挂着红布条写着：新娘。高炮参谋也别着红花。红布条上写着：新郎。

    所长说了很多话。从抗战说到抗美援朝，然后大家喝酒。再送老兵到新房去。

    新房的桌上摆着高高一摞毛主席著作。都是大家送的礼物。红光闪闪。还有一对热水瓶。铁壳的。上面画着一个傣族姑娘在学毛选。我发现这个热水瓶上的姑娘像老兵。

    我说：“你同她很像的。”

    老兵怔了一下：“是吗”

    “真的很像。很美丽的。”我几乎肉麻起来。

    老兵的脸一点点浮起红。漫开来。眼睛弯成月芽。嘴也红起来。

    她凑到我耳朵边：“真的？”

    我点点头。

    “谢谢你呀。千万别同其他人说啊。”她弯弯的眼睛盯着我。蒙胧。

    全体军人搞撤出新房。苇走到我身边问：“你刚才说什么了？”

    “我说她很像热水瓶上的那个傣族姑娘。她说谢谢我。”

    苇踢了路边的香蕉树一脚：“我也发现了。你真会拍马屁。”

    “我是真心的。”

    苇叹一声：“她其实挺美的。特别是幸福的时候。”

    结婚幸福吗？一结婚就搬出集体宿舍了。有什么意思？

    苇骂我是驴脑子。

    所里要去执行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了。这关系到祖国的安危，是对帝修反的一次沉重打击。这是全院动员大会上政委说的。执行任务的地方在祖国的西北边疆。

    执行任务的人员挑了又挑。我们都报名了。全被刷下。去的人都是老兵一般年纪的人。

    出发前一天，老兵找我。

    “我们这次要发展你入团了。我是你的入团介绍人。你这一年的表现很好。是一个合格的共青团员。“她说：“你不娇气。就是有的时候还比较清高。”

    我楞着。头一次听老兵这么夸我。

    “你要学文化。知识就是力量。我可是正规学校出来的啊。”老兵拉拉我的辫子：“你头发总是编不好，不如剪短发好看。”

    老兵她们走了。我才知道，她们参加的是核试验。

    半年后她们回来了。

    看到老兵，我冲上去，抱住她。真瘦啊，肩膀上全是骨头。

    老兵立了二等功。

    她对我说：“磨菇云还没散我们就牵着狗冲进核爆区了。我们就穿着雨衣解放鞋，戴口罩。狗一个多星期后差不多都生病了。消化道出血。是核辐射病。”

    我说：“你们呢？”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革命军人，祖国需要的时候，就是献身的时候。”

    老兵怀孕了。每天吐。我和苇跑到海边讨小海。弄点海蛎子。来回五里地。老兵就想吃这个。吃着就哭。问她哭啥？不说。苇告诉我，她是想丈夫了。是啊。那个高炮参谋休假以后就没来过。

    老兵临产了。又哭又叫。天快亮的时候，生了。孩子一出来，我们都吓一跳。无脑儿。只有一张脸，后脑勺是平的。出来就没有呼吸。

    老兵躺在产床上问：“怎么不哭呢？”

    婴儿被护士长盖在手术巾下头。根本不敢再多看一眼。

    老兵被推到病房去了。所长站在她面前，说：“你不要紧张。你的孩子有缺陷。是一个无脑儿。已经抢救无效死亡了。”所长真行啊。一口气把该说的都说了。钝刀杀人更疼啊。

    老兵哭了。很小声地哭：“对不起。对不起。”

    她对不起谁呢？

    我到军校校学习去了。老兵送我。大榕树下。海风永远吹着榕树的气根。晃着。春夏秋冬。

    “到哪里都别忘了咱们所里的榕树。你的名字里也有啊。它生命力可强了。”老兵说。

    我朝老兵敬了一个标准军礼。五指并拢，中指对着帽沿边，四十五度。

    老兵笑起来：“你的军礼很漂亮。我带的兵军礼行得最好的就是你了。真是军人后代。好样的。”

    这是我听到的老兵说得最多的表扬话。

    2006年11月。战友小磊从北京来电话说：“记得老兵吗？”

    “怎么不记得？我最怕她了。”

    “她死了。脑肿瘤。”

    我糊涂地握着手机。

    小磊告诉我：老兵的男人早就同她离婚了。老兵一人回到北京。老兵得了脑肿瘤。最后是战友陪着的。

    我问：“她说了什么话没有？”

    小磊说：“一直昏迷。哪里有什么话？清醒的时候说过，挺想她带的那些小兵。特别是你。”

    我找了一个地方放声大哭。老兵。我知道，一起参加核试验的同志，你不是第一个去世的。先走的人都是恶性肿瘤。

    老兵。我很怕你。老兵。我很想您。

驴子到我们这里住院的时候，快说不出话了。

驴子坐在床上。摇来摇去。一张脸就看到一对浓浓的眉毛，毛笔一样挂在额头上。

“我、的、嗓、子、不行、了。”他说。

捏着小嗓子。男花旦倒嗓的味道。听他说话，就想拿把镊子伸到声道上去，磨几下。

驴子，严重的声带水肿。五官科的芳载着镜子子看了一眼，说：“肿成这样？你干什么了？”

“练声。”驴子说。

芳是我的实习老师。芳对我说：“练个屁啊。他这种嗓子还好意思练声。真不想看他的声带。血红的。可以当教材了。”芳比划着：“这么粗。你知道吧？好声带，真他妈的好。”芳比划了一下。拉橡皮筋的姿势。

驴子已经好几次住院了。每一次都是声带水肿。

送驴子来的高炮师赵军医说：“这家伙死心眼。就想演李玉和。”

驴子不是牲口。他是炮师宣传队的。特招兵。原来在江西的一家采茶剧团当演员。武生。过场翻跟斗的。

驴子是宣传队的人起的外号。说是早上练声，他先喊两嗓子：“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昂，昂、昂~~”

队长就说：“操蛋啊。驴子叫啊。还让不让人活了？”

驴子就拉着架势。“昂、昂、昂~~”

有人喜欢听。李铁梅。炮师医院的小护士。小鼻子小眼糖块一样的小女兵。

“让他叫。驴子多可爱啊。”小护士嘻着嘴。

驴子就大叫起来。叫完了。水肿了。住院了。

每天药物雾化吸入。就是把药水放到玻璃容器里，下头点上酒精灯。药水被水蒸气带到玻璃管子里，再从喷嘴出去，病人对着喷嘴吸气，药就到了声带里了。驴子坐在治疗室里，张着大嘴，雾化气的喷嘴朝驴子吐烟。驴子就像个大烟鬼。哈哧哈哧。雾气一丝不漏地往驴子嘴里钻。

驴子的眉毛头发都沾着水。茅草一样。吸完了。走到病房里，床上一坐：“昂、昂、昂。”

同病房的人不干了。“二球啊。耍什么鬼噢。昂什么昂？驴叫。”

驴子照样叫。就打起来了。被子枕头都飞到窗外头。驴子是武生，江湖上是有地位的。对手就飞到床底下去了。外带一双鞋子。

宣传队长被叫来了。芳坐在医生值班室里，两只手夹着脖子：“你知道吧？他这么夹着别人打架。这种人还是军人吗？你把他带走。”

队长黑着脸。几步窜到病房里。“驴子，你他妈的还想不想演戏啦？”

“当然想。”

“想就给我老实一点。李玉和你就别想了。想想鸠山这个角色你可不可以？另外再出个游击队的场。你得练跟斗。别瞎鸡巴叫唤了。他妈的。我还真的不想给你说话了。”

驴子的病友挤到队长跟前。说：“你们炮师的人思想政治工作怎么做的？啊？你看看。”他把脸伸到队长脸前头。脸上瘀血还没褪干净。

队长看人家穿的是四个口袋，就把人家拉出去：“守备师的兄弟？咱们是友军呢。我代他道歉了。都是干部呢，别同这些人一般见识。改天，我请你喝酒。四特。怎么样？”

四个口袋就是干部服装。士兵上装只有两口袋。

队长找到芳。说：“这家伙是我们政治部主任的亲戚。你们就别太那个什么了。”

芳说：“好。我们不管。他爱干什么干什么。就是别打架。”

后山就风生水起了。松林里，朝阳下，驴子光着膀子练功。我们就站在窗跟前看。

驴子朝上窜的时候，太阳一下子就被屁股挡住了。驴子落地时候，人就裹在太阳里头。驴子就踢腿，太阳被一脚一脚踢高了。驴子飞起来，盘子一样在松林里打转。

芳说：“他这家伙是不能唱戏。练功的人把声带拉坏是常事。”

我就对驴子说：“你还是别唱了，练功的人拉坏声带是常事。”

驴子就说：“我爱唱。没事。”

后山就是驴子的声音：“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会应酬。”

驴子唱的时候，后山什么都没了。虫子都钻到洞里去了。鸟也飞走了。抗不了啊。

直到有一天。故事里一般都是这样说的。

直到有一天。守备师的一位首长住院了。

“我说啊。”首长对院长说：“你们后山上那是在干什么呐？驴叫啊？”

院长就火了：“你看看，首长都听出是驴叫了。让他马上出院。”

医务处打电话，坚决要求炮师把这个病号带走。

刘助理员说：“炮师的医院完全可以治疗声带水肿。我们这里的医疗秩序没办法维持了。已经影响到两个部队的关系了。”

炮师的人向来看不起步兵。一个坐炮车一个走路。天上地下。

这会儿提到了兄弟部队的关系了。还了得？

驴子走了。

驴子再来的时候。不对了。

驴子药物过敏。脸都肿平了。嗓子还是捏着。

驴子吱吱地说：“什么都唱不成了。

驴子是自己找了一种草药吃了成这样的。

才知道，驴子吃了一种树根。一大盆汤汁。下肚了。人就肿起来。驴子在师医院里到处跑，叫唤：“不行啦。我的手发痹，我的脚发痹。”驴子看到了伙房的大水缸。一跟斗就进去了。露出一个头。卟卟吐水泡，螃蟹一样。

死也不出来了。

“我身上发烫。我要死了。”驴子说：“我家里还有八十老母。”

驴子爬出水缸：“我不想死。毛主席万岁！”

救护车把驴子送来了。下车的时候，一个亮相。没唱过戏还摆不出这个架势。驴子就一路迈着李玉和的步子进了病房。

抗过敏，静脉推葡萄糖酸钙，口服扑尔敏，老一套的雾化吸入治疗。驴子该出院了。

队长来了。宣布驴子这一批退伍。

晚上，驴子就坐在后山的松树底下。我跟着芳去找他。病人不回病房，出了事谁也负不了责任。

天黑得发蓝。星星压在树顶上。多得扎眼。驴子坐着。金龟子叫得铃一样响。

“驴子。回病房啊。”芳说。

“他们要我回家。”驴子哼哼着。

“当兵的哪有一辈子啊？都要回家的。”我说。

“我要演李玉和。”驴子嗖地站起来。一踢脚，地上的松针和泥土飞得老高。金龟子一下子就咽气了。

“狱警传，似狼嚎。”驴子拉开架势。

“鸠山，拉来哆，和我，咪哆来。”驴子接着唱。

驴子被我们拉下山了。坐在床上，还是“鸠山，拉来哆。。。。。。”

目光大义凛然。

芳向科主任报告：驴子的精神状态异常。

驴子被送到精神病院复诊。

医院说，驴子没有任何临床意义上的精神失常。

驴子又回来了。天天唱。

大家都知道，驴子是装的。都没办法让他不装。

李铁梅被请来了。小鼻子小眼站在驴子跟前。

“他们都说你疯了。真的吗？”李铁梅说。

驴子还唱。

李铁梅对队长说：“他没有。他的眼睛可清楚了。”驴子就坐在一边。哇地一声哭了。

驴子被送回去了。一个老兵看着他。

春节的时候，我才听到驴子的事情。驴子从送老兵的闷罐车上跳出去了。一般的人是跳不出去的。驴子有功夫。一下子就从门缝里出去了。

驴子滚出去很远。这可是军列啊。停了。老兵奔过去喊：“驴子啊。”

驴子一头血。荒郊野地，担架都没有。拆了驴子的背包，裹上人往最近的地方送。一个小镇子。人到了也硬了。驴子死了。死于脑挫伤。

后来才知道。驴子是炮师政治部主任的乡亲。驴子家里穷得衣服放在水缸里。从小就送去学戏。主任答应驴子娘，让驴子当兵提干吃公家饭。可是，驴子被送回家了。

驴子。浓眉大眼。长胳膊长腿。笑的时候，一边一个酒窝。

抗美的故事是两个人的故事。当然有文学成份。我原不想写下去，是有一点顾忌。因为，结局不怎么好。

张助理把抗美抱出动物实验室。抗美就那么可怜巴巴地趴在他身上。

张助理说：“咱们把它们埋了。”他手里血糊糊地抓着几只小白鼠。

“肚子都张着呢。”抗美说。张助理找了手术室的林。两人穿针引线，把这几个小家伙缝了。总算是落了个全尸。老刘师傅帮着火葬了

整个过程。抗美像个木头。除了哭。啥不会。

晚上，张助理找到抗美。站在窗外说：“你一个人怎么过呢？连个伴都没有。我跟你作个伴。”

抗美还是哭。

张助理又说：“你要不干就算了。哭得人难受。”就走了。

药房主任找到杭美说：“你看全院就张助理对你最关心了。你还摆什么架子啊？个人问题早晚要解决的。对不对？人家是大学生呢。”

两人结婚去了。全院地震一样。

抗美和张助理的房子在家属区。从来没人听到里面有什么响动。屋子里好像只有空气。3} Pa)`;}Mq10069482

张助理对药房主主任说：“我这个男人不行。没用。”

药房主任就叹气：“我把你害了。”

张助理就眼睛红红的：“我就是太浪漫了。过日子不是这么回事。”

抗美对我说：“我就是没法死心踏地啊。我老是看到那些血糊的小家伙。他一靠近我，我就看到。”抗美的声音凉凉的贴着我的背。我的背都发麻了。

宁问抗美：“你真的什么也没做啊？我以为你怀孕了才急着结婚呢。”宁当然有资格了。她是标准的贤妻良母。宝宝都好几个月了。

才知道。抗美只要张助理靠近，就小声说：“它们的肚子里全是血。我害怕。你别碰它们。”眼睛就瞪着张助理的后背。张助理就朝后看。再看抗美。一脸惊恐。

“你让我有什么办法？我快吓出病了。”张助理对药房主任说。

抗美找到了门诊主任，说：“我想开一些安定。”

主任眼都直了：“你这是干什么？别想不开啊。都是当兵的。有话直说好了。别这么神叨叨的啊。”

抗美说：“你放心。我不会干傻事的。我就开两片。”

只是催眠剂量。

晚上。抗美睡得死人一样。张助理总算做了丈夫。

上班的时候。他心事重重的。后来听人说，张助理对抗美说：“你可别怨我啊。”抗美不吭声。

抗美的肚子一天天高起来。脸上一边一个妊娠斑。短发还是塞在帽子里。19楼互动空间

张助理做了好几坛子泡菜。四川人。天生的厨子。整天看着张助理摸黑出门上市区买菜。破永久车咔咔乱响地窜出大门。半个小时后，车屁股后头一篮菜。五花八门。每天就看着他跑进跑出。家门从来不开。说是怕外头的声音吵了抗美休息。厨房永远是张助理的地盘。走哪，身上就是一股油烟味。

“这个老子不好当啊。”他幸福地到处说：“我们抗美口味可挑了。”到后来。老家的娘也来了。门口挑出了一大排腌货。太阳底下，风一吹，晃来晃去。狗老是在下头发痴。

除了做围产期检查。抗美几乎不同别人说话。

我实地是忍不住了：“你这人是不是有一点抑郁症啊？”

她从检查床上坐起来。边穿裤子边扭着身子说：“你才抑郁呢？都这样了。我还说什么？”

宁对我说：“这个人就不该成家。她对谁都不关心。”说这话的时候，宁抱着她的宝宝：“张助理苦头在后头呢。”

抗美生了。惊天动地。头直往墙上撞。

张助理坐在走廊里。一脸死色：“女人生孩子就这么苦啊？”

他娘抱着张助理说：“女人都这样。叫就没事。不叫就有事了。”

张助理就绷着脸听抗美叫。不叫，一身汗，叫，一脸汗。最后，抱着娘说：“我们不生了行不行？”

娘说：“这是瓜熟蒂落的事情嘛。”四川话说起来，唱戏一样。

孩子出来了。呱呱叫着。小鸭子似地。一个女婴。

抗美对我说：“叫他进来。”

张助理软软地走进来。

张助理伸出手去，给抗美理头发。头发全湿了。

张助理的脸被抗美打了一巴掌。

抗美出月子了。人胖了一大圈。从来没看到她抱小孩子。孩子总是张助理抱着。有太阳的日子里。张助理抱着宝宝晒太阳。张助理娘抱着脸盆晒尿布。抗美坐在太阳下，眼迷着。

张助理好长时间里对碰到的人说：“我头疼。”

大家都说：“是啊。”那是。碰上这样的老婆。头不疼不是男人了。

张助理头疼得不行了。跑到内科看病。主任说：“你为什么歪着头？”

张助理说：“我不是要歪。疼得不行。歪着舒服一点。”

主任说：“你拍个片子吧。”那时还没有核磁共振呢。

张助理的脑袋里有一块阴影。

张助理到了上海长征医院做手术。抗美陪着。

手术只做了一半。有一小块肿瘤拿不出来。在下丘脑。（后来我想，如果有珈玛刀，哪还会有后头的事情呢？）下丘脑是人体主管生命的中枢。呼吸心跳都在那里管着，轻易不能碰的啊。

张助理在轮椅里坐了半年。每天就看着抗美。抗美给他洗脸、洗脚、喂饭、喂水。换尿布、换衣服。他老是流口水，话也说不清。噜噜的。抗美就说：“我听得懂。你别说了。我知道。”

抗美手脚麻利。每天看着她天黑着就出门，骑着破永久车。回来的时候，车屁股后头的篮子里总有一条鱼。抗美说：“我们老张喜欢吃鱼。”

张助理咽不下多少鱼了。他的肿瘤转移到肺和肝了。他浑身疼。夜里总是叫个不停。止痛针也不管用了。

抗美就坐在一边，用手巾给张助理擦汗：“你不舒服就叫好了。我不怕。”

张助理就伸手摸抗美。

抗美让他的手在自己手上磨着。张助理的手干干的只留着皮和骨头了。张助理的脚亮亮的包着一层水。他全身衰竭了。

张助理装进了一个盒子里。一张上了彩的照片。是结婚照。抗美把它剪了，放在盒子上。

我和宁去看抗美。张助理的娘缩在墙边上。很小声地说：“我的娃娃。我的娃娃。”脸上干干的。她叫张助理是“娃娃”。

抗美看着盒子说：“他真的很疼我的。”

抗美抱着宝宝，看着我：“她很像爸爸。”

宝宝像张助理。白白胖胖的。一头黑发。想到张助理那时说：“头发要是像妈多好啊。”

抗美。吉普赛女郎似的。那时候正好都在看《叶赛妮亚》和《巴黎圣母院》。男兵们给她一个外号：吉普赛。简称：老塞。

老赛上班的时候，从来不戴帽子。军帽抓在手里，头发长长的卷卷的。自来卷。还是棕色的。走起路来，一耸一耸，免子一样在肩膀上跳着。

院务处一个小当兵的没见过世面，说：“这种不是咱中国的。外国种哩。”

院务处的张助理就骂：“你妈才是外国种。你妈汉朝的时候一定是波斯过来的。”

小当兵的听不懂，说：“我是陕西人。”

张助理乐了：“西安那个地方波斯人多了去了。不过我看你怎么也是猩猩。”

小当兵的鼻子朝天。灰溜溜的。

张助理，最近老趴在窗台上看楼下的路。抗美天天从那里走。他伸着头，唉声叹气：“他妈的。美人如月在云端。”张助理是正经陆军学院毕业的。有文化。一手好文章。医院的行政工作总结都是他泡制的。现在，他伸长脖子，看路上的月亮。

抗美知道楼上有人喊她月亮。她懒得抬头。

抗美。我的邻居。分宿舍到了她这儿，留单了。一个人一间。

房间除了绿军被。全白。抗美在屋里走动，就看着她的卷发在白中间晃。还有那张脸。小麦色。抗美就是雪地里的一卷麦子。

抗美是药房的。管小动物的药理实验。

动物实验室在走廊最里头。还没靠近就闻到一股味道。甜甜的。齁嗓子。一大排铁丝笼子。积木一样。小白鼠一窝窝住着。粉粉的耳朵和尾巴，一身软软的白毛。眼睛石榴籽似的。那都是刚搬进的。长住的就惨了。

抗美的事就是往小白鼠身上种肿瘤。然后天天哺食。然后一组给抗肿瘤药，一组不给药。看药起不起作用。

给药的、不给药的背上肚子上都长着小包。奇形怪状。大得走不动了，就趴，趴不住了，就赖。再后来。硬了。隔几天就会有一批小白鼠收起来，让卫生员拿到锅炉房烧了。

抗美一接手。小白鼠都土葬了。她用纸盒装好，带到后山，挖坑埋了。那块地方，没人敢去。全是肿瘤小白鼠的地盘。院务处接到抗议：“谁知道肿瘤细胞会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下雨的时候，说不定还流到水库里呢！”医务处主任说。很生气。医院后山外头就是水库。我们的饮用水源。

张助理就是这个时候迷上抗美了。

“你的心情我理解。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他们为人类牺牲了。我们理应厚待。可是火葬也一样啊？”张助理就那么耸着肩。差不多是很马屁地看着抗美。

抗美不吭声。她用红绸一只只包上小白鼠。她从来不象别人那样手镊子夹。她用手。小白鼠放进盒子，然后到锅炉房，看着盒子烧光。烧锅炉的老刘师傅就陪着。

“这孩子遭罪。”他说的是小白鼠。他向抗美要了两只小白鼠给孩子玩。都成了寿星了。

抗美对我说：“每次打针都难受的不行。”

抗美用的是一毫升的注射器。那种蓝色的。平常用来注射疫苗、做皮试的。她就戴着大口罩，两只压在口罩上的眼睛眯着，注射器针头往小白鼠肚子上一捅。捅一个，小家伙就扭一下。抗美就闭一下眼。

“你不能同主任说，换一个地方干啊？”我说。

“回药房配药？打死也不回去。”药房里有人拼命追抗美。为她吃过五十片安定。差点完蛋。我记得那家伙。又是洗胃又是输液，醒过来的时候“依依”地哭。五大三粗的人。哭声就在鼻子里进出。

现在又碰上张助理了。特务一样跟踪。

“他们干嘛老盯着我？我有什么地方好啦？”抗美躺在床上。

“不知道。”我说：“可能他们就喜欢你不理他们的样子？”

“恨死了。”抗美坐起来。“我还不如看那些小白鼠呢。”

抗美会对着小白鼠说话。她藏了几只对照组的小白鼠，没种肿瘤。角落里呆着。每天喂米糖、苹果。小家伙都得了肥胖症。好玩。我下了班也跑来鼓捣这几个小胖家伙。

“你们都认识她了。噢？对不对？”抗美问小白鼠。伸出手指头点点小白鼠的头。我盯着小白鼠。它们没表情。

“它们一定是嗅出我的气味了。老鼠还能干什么？”

“胡说。它们是有记忆的，有表情的。”抗美很生气。她生气的时候，麦子就飞起来。空气里就是麦子的颜色。

范医生发现了这几只小白鼠。大喜：“嗨。这几只怎么没变化啊？”他把手伸进笼子里，揪住一只小白鼠的尾巴。拎起来。捏肚子。捏沙袋一样：“没有肿块啊。”范医生抓走了几只。

抗美跟在后头：“你想干什么？”

“解剖啊。看看里面有没有变化。这是好事啊。你是不是用了大蒜注射液了？”医院里的肿瘤攻关小组正忙着同药房一起做实验。用大蒜注射液杀癌细胞。

范医生把小白鼠放在实验室的大板上。劈里叭啦，套上手套。一剪子下去。小白鼠开膛破肚。没有肿块。

范医生一丢剪刀。血乎乎的手指头地小白鼠肚子里绕来绕去。嗨地叫起来：“好啊。看来管用啊。还得多做几个对照组。”朝肿瘤科跑得急。

抗美哇地一声。蹲在外头吐了。她站不起来。头发上全是眼泪。

张助理鬼一样浮出来了。两手夹着抗美的腰。

“你干什么？你干嘛？”抗美跪着，头发拖把一样在地上乱拖一气。

“我们别在这里，影响不好。我们外头说话。你是个军人。要注意影响。”张助理说。抱着抗美。脸上幸福死了。

抗美就赖在张助理肩膀上。像件披在张助理身上的衣服。

抗美结婚了。电闪雷鸣啊。从小白鼠上手术台到结婚。一个月不到。全院的男兵们，已婚和未婚的。洪水一样怒起来。

“这个狗日的。鬼心眼多啊。”药房主任长吁短叹：“那么冷的一个人。一把就让人捞走了。”

“作风肯定不好。”范医生说：“一定是纸包不住火了。他妈的。这个张助理。闷老虎会咬人啊。”

“你有病啊？”我问抗美：“凭什么啊。”我在抗美的屋子里乱窜。气不过，鞋子在她的白墙划了好几道：“让你结婚去。狗爪子伸那么长。王八蛋。”

“你骂谁？”抗美躺着问。

“骂你老头。”

“骂好了。我不心疼。”她笑起来。从宣布结婚到现在。抗美还没笑过呢。

抗美把头发剪了。落了一地的麦穗。留下的短发帽子一扣都看不到了。张助理跟在后头嘀咕：“照了相再剪嘛。”他特意找军区文化部的同学要了一卷彩胶。那时候，彩胶差不多就是珍稀物种了。“哪好找不到你这样的秀发啊。”

恶心啊。还“秀发啊”。我都要吐了。完了。我们最美丽的麦田让日本鬼子烧了。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宁。她很愤怒地看着我：“你就不该让姓范的把小白鼠弄走。他妈的。”宁伤心地说：“我一想到抗美跟这种狗人躺在一张床上就受不了。气死我了。搞不好没多久还要给她接产呢。”

总的感觉就是部落里最美丽的酋长让别人抢了。

抗美回来了。发了喜糖。一间宿舍里一包。每包十颗。头发还是塞在帽子里。从家里走到动物实验室。从来没看到张助理同她在一起。

风声是从药房主任那里传出来的。

张助理同别人说：“这个女人冷得象冰一样。碰碰都不行。”说这话的时候，他鼻青脸肿的。

“她打你啦？”药房主任说。

“打是轻的。她一看到我就说胡话。我吓得啥也干不成。”

“啥叫啥也干不成。”

“那还有啥？”

药房主任大悟。捶胸跺足：“中看不中用啊。”谁中看？谁不中用？不知道。

我蹲在实验室。磨叽了好久。哼哼着：“你怎么啦？”

“什么怎么啦？”抗美头都不抬。

“他们都在说你呢。”

“说好了。我早知道了。讨厌。你走开点。别妨碍我。”

我连老鼠都不是了。灰灰地往外蹭。

“你知道什么？”抗美在后头说：“他一碰我，我就看到小白鼠肚子里的东西。”

抗美头顶着铁笼子哇哇地哭：“我没法死心踏地爱一个人啊。”那些胖胖的小家伙都站起来了。哭丧脸看着抗美。

抗美是爸爸赴朝作战之前生的。她的弟弟是停战协议签下的时候生的。叫援朝。

抗美的爸爸第一眼看到张助理的时候就说了：“你这小子。”没有下文。不知道啥意思。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九七九年春天，那时，自卫反击战开始了。我到军区通信兵部长话连代理副指导员。

迎春花，从兵部的大门一直铺到长话连的伙房。

没怎么再意，瀑布一样的秃枝就暴出小芽。小婴儿的乳牙一样。一两个性急的，就绷开来了。黄黄的，带出一片绿色。跑了那么多地方，军营里都种着这种黄色的小花，不香不艳。但是热闹。

小X就坐在那几朵性急的迎春花前头。帮厨。

每个班，每天都得派一个人帮厨。帮厨好啊。不用值机。给伙头军打下手，摘菜、洗菜、和煤。细话靠边站。你算老几？全连百十号的人呢，都仰仗炊事班的那几个“厨子”。我在炊事班干过。饭做得不夹生，菜不齁咸。盆子里有肉，就是称职。我还站在灶台上炒过菜呢。咣咣咣。搅猪食一样。

今天是星期五，连队一周一次的加餐。就是桌上多一个肉菜。我就过去了。帮小X摘菜。

“副指导员，伙食是副连长管的。”

我知道。“连长猛打猛冲，副连长萝卜大葱，指导员学习雷锋，副指导员锣鼓咚咚。”我是管文化生活的。革命军人委员会出墙报，连队搞会演，打比赛，多了。除了训练和吃饭，差不多都插一嘴。

“我当过炊事兵。”我说：“我种过地。喂过猪。很肥的。二百多斤，标兵。他妈的，我都差点要给它挂红花了。可惜死了。”

“病啦？”

“杀了。老兵退伍。贡献了。我都快哭了。它真肥啊，走起来屁股扭扭的，尾巴卷着一晃一晃。”

小X笑起来了。这是我到连队第一次看到她这么笑。就是汽水一下子冲进杯子里，咕咕地冒泡泡的样子。

“副指导员说话同连首长不一样。”

“我哪里是什么首长。在医院，我也就是一个技术干部，跟小当兵的没两样。”

“你穿四个口袋呢。”

“我们医院里，穿四个口袋的人都比我职务高。”

小X又笑了。后脑勺上一圈太阳，脸就黑黑的。耳朵就红了。发稍就金了。好看。我就摘了一朵迎春花，插在她的耳朵边上。红帽徽边上一朵迎春。娇气得让人心痒痒。

“好看吧？”小X轻轻手指尖碰碰花。

“好看死了。”

地上落了一地青菜皮。我去拿扫把。

“我们家里，菜皮好吃的。用开水烫一下，挤干水。盐一抓。切碎。放一点辣椒，炒。又红又绿。很鲜的。”

“你给连长弄一点。”连长这两天吐得死去活来的。

“她是不是怀孕了？”

“你怎么知道？”

“她出操的时候腰带很松的。以前，穿棉衣都没这么粗。我们连长是美女。身材一等好。”

小X叹一声：“当干部真好啊。”

又叹一声：“我还有大半年也可以退伍了。修道院的生活到头了。”

晚上，进了连长的宿舍，拿着小X炒的青菜帮子，往连长跟前一放。吃。头蒙在盆子上头。嘶嘶哈哈。盆见底了。头抬起来，泪汪汪：“见过瘾啊。你的手艺啊？”连长用手背一抹嘴，嘻嘻笑。

“小X的。她知道你怀孕了。全连都知道了。还有全兵部。”

“这个小X啊。人是真聪明。就是不明白。我他妈的有的时候真想骂她。动不动就寻死。还好，快退伍了。”

“女孩子，这样也正常。”

“那也不行。这里是部队。当老百姓，你爱干啥干啥，这里可是铁的纪律。”连长啊。百里挑一。不是谁都可以在这个位置上混的。百十个小女兵，认认都得半个月。还别说人家想什么。

回到宿舍。指导员照旧不在。她约会去了。一个机械师。小排干。指导员对我说：“你别同别人说啊？连长也别说。问起来，就说我查岗去了。”有男朋友多好啊。说说心里话。亲亲热热的。

兵部召开干部大会。自卫反击战要上轮战部队了，这次是我们军区。高炮、运输、通讯、医务。全是技术兵种。备着，不一定上。要打了。

首长说：“不打则己，打则必胜。我们以前是同志加兄弟。现在是他们不讲情意了。就打他的逼养的。”首长抽子一捋：“咱们的人牺牲了一些。还有挂彩的。同志们，这回是剌刀见红了。不是演习。现代战争没有前方后方。技术兵种是他们重点打击对象。大家回去做好战前动员。不要熊包软蛋。给我丢脸！”首长都说得站起来。

是当兵的，谁他妈的不激动。都站起来了。鼓掌。台下可是许多女兵啊。脸涨得通红。

连里动员了。连长把首长的话重复了一遍。

接到父亲一个电话。让我到军区总院。他在住院。弟弟也去了。

“你们要写决心书。上前线。”

这还用说吗？当兵的，本来就这样。农民种地、工人做工、当兵的，打仗。

回到连队，都在写决心书。贴了一黑板。还有血书。

仓库里开始放战士们的东西。一人一个小包。一律白包袱皮。外头写着家里地址和收件人。里面放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当然，还有遗书。牺牲了。就送回家。小包袱一层层摆着。一个包袱一个女兵的心思。

连长铁定看家。她哭了。哇哇地。指导员也哭了。没声。她把机械师的照片放到小包袱皮里了。

小X找到我。

“副指导员，我想到仓库里放点东西。”

小X是连里内定的重点对象，就怕她到时候又绝食。

包袱打开了。一套军装。几本书。一条尼龙纱巾。红的。领章红。小X往包袱里放了一封信：“内详”。脸石头一样。站边上都感到冷。

部队没接到轮战命令。听说是一位首长说：“我们还没到让女的上去的时候。女的上去了，男人还有脸活着？”

上去的只有卫生兵。救人。按日内瓦条约，这是不能袭击的目标。我们有红十字旗。通信兵就不一样了。首轮打击的目标。

我的采风工作结束了。回医院了。这两天做梦都是白色的病房。也不知道那几个肿瘤病人怎么样了？

连队为我举行告别宴会。菜单如下：萝卜炒肉片。红烧排骨。炒鸡蛋。包子。蛋花汤。顺带说一声，长话连的“大厨”—炊事班长做蛋汤是有绝技的。一架三层木梯，人站在上面。两个鸡蛋打成的浆，细细地从他的碗里流出来。飞流直下三千尺。落在一口大铁锅里，汤就成了。满锅蛋花。就是捞不着，除非你潜泳到锅子里。老兵说，捞蛋汤有秘技：“汤勺轻放，慢起。”到了长话连就失效。这次我走。班长下了五个蛋。富死了。

女兵们都哭了。走了一个说话不突出政治的副指导员。

小X在机房里值机。我走在坑道里，粘粘的机油香味很缠绵地跟着我。这是最后的留恋了。

“副指导员。你在医院是做什么工作的？”

“妇科。”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我看她。她看别处。

“我停经很久了。”

“是不是坑道太潮湿了？你要检查一下。”

“不是。”

我的脸一定板下来了。小X一下子立正了。一个标准的立正：“副指导员。”她眼睛一点点亮起来。一滴水就慢慢地漫出睫毛。

“我现在已经不是副指导员了。”

“你是医生。”

第二天。我对连长说，小X有很严重的妇科病。带她到总院去诊断一下。

连长说：“快退伍的人了，有什么病加紧治。”

找到了总院的同学。

很气愤地朝我叫一声：“救命啊？怎么尽干这种缺德事情？”

“说吧。做不做。你不做我做。好恶啊。”

“你几岁了？”同学说。

“二十。”小X

指诊。子宫增大。尿检：阳性。

“六十多天了。挺困难的。”同学说。

“做吧。”

看着那些刮出来的组织在瓶子里一点点地增多。小X一声不吭。

清理干净了。小X蹲在地上：“我想大便。”

我给了她一个坐便器：“你大好了。这是宫缩。”

她坐着。看我。泪水从下巴滴下来，很大滴很大滴，落在军裤上。

我给连长打电话：“她盆腔炎症很厉害，需要住院治疗。”

“会影响生孩子吗？”

“不会。”

“那就好。她做的炒青菜很好吃的。”

小X就在一边坐着。脸，惨白。像棵脱水的白菜。

我跟同学说：“别说出去。不然她就完了。”

“副指导员，我放的那封信是给他的。”

“我猜到了。”

“我以为要上去了，就找了他。就在坑道后面。是我勾引他的。”

那后面都是杂树林，用来伪装地下工程的。苦楝树正开花，一串串。紫紫的，雾一样。无患子绿得横行霸道。毛栗子像旧社会贫下中农上吊的树，悲愤得不行。他们。就在那儿？

“你好好休息，一周后出院。回家探亲。连长那里我会说的。”

拔腿往兵部走。总院到兵部穿越司、政、后三家大机关。反正四个口袋。哨兵见了都立正。

找到机务排长。

“你混蛋！”我两手放裤兜里，好像里面有支枪。

“你去看，她啦？”排长笔挺站着。

“他妈的，你还好意思问。”

“她好吗？”排长还是笔挺。

吐了一泡口水，用脚使劲蹭。我就像个无业游民：“到底怎么回事？”

“是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我主动的。我犯了错误，请组织上处理我。。。。。。”

“什么狗屁资产阶级！你知道什么叫资产阶级？”我大骂起来。

“副指导员，你听我说完好不好。”排长突然就挥起胳膊。我吓了一跳，这小子想打人？

“我喜欢她。真的。我舍不得她。她说她要上前线了。她说她不这样做死也不瞑目。是我不好。”排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本，兵部发的工作笔记，用完一律上交的。

“她说这是你给她的。”

翻开本子，一朵半透明的扁扁的迎春花。

“我告诉你。她在住院。你不许去看她。她恢复得很快。”

 排长就蹲下来了。像个囚犯。

“我警告你。这是为你们俩好。我他妈的不点也不讲原则我他妈的。”我的口水飞到排长的帽子上。

我拎着旅行袋走了。哨兵向我立正。我很习惯地回了一个举手礼。

我要回自己的部队去。那里离这里要坐一天一夜的火车。

父亲曾经给我说过几个看起来离奇的死。

1、解放战争初。地点在江苏一个叫堀港的地方。

敌人的城防久攻不下。父亲急了，想到前面去看看。

副营长李岱松跳出战壕，拉了父亲一把：“你不能去。要去也是我去，你在这里指挥。”父亲跳回战壕。李岱松往城墙跑去。要知道，城墙的城垛口都是有狙击手的。李岱松被打中了。一个跟斗栽到了。父亲马上跳出战壕跑到李岱松身边。血是涌出来的。跟在父亲身后的通讯员跳到了父亲原先站的那个位置。一个点射（狙击手都是单发或者点射），通讯员中弹，死了。

父亲抱着李岱松，夏天，他身上的军服被李岱松的血浸透了。李岱松对父亲说：“解放了，你代我到家里看一下我的老娘。”这是他最后一句。然后就不停地抽搐。死了。

父亲说：“我的眼泪哗哗的流。”他看着窗外说：“那个时候是四点十五分的样子，太阳还挂得很高。”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和时间观念。后来解放军南下，经过家乡，父亲去找李岱松的母亲。老人已经死了。父亲与李岱松是老乡，两个村子不到十里路。李岱松从小跟老娘要饭，非常苦。

 2、抗战的时候，父亲的部队在一个小村子里与鬼子相遇了。

天下着大雨。到处都是黄色的泥浆。父亲躲在一堵墙后头观察。为了方便，他把帽沿放到了后脑勺。

突然对面墙角露出了一个脑袋。黄色的湿乎乎的衣服。那人看了父亲一眼，缩回头，又伸出头来看着父亲。通讯员在父亲身后拉了拉，小声叫道：“鬼子！鬼子！” 果然。

父亲拿起手里的德国造二十响（他叫快慢机，意思是可以点射也可以单发）朝那个家伙就是一枪。枪响人倒。父亲跑过去一看。人还在地上哆嗦。血顺着雨水流开去。这可是中国的地盘，鬼子的血流在这里，脏。

 3、解放战争刚开始，父亲下属的九连在一次战斗中缴到一颗美式榴弹炮。

连长费锡元对炮弹很感兴趣。战斗休整间歇，他坐在院子里拆这枚炮弹。很多人坐在边上看，围了一圈。后面看稀奇的怕自己被挡着，就搬了小木橙伸着头看。费连长叮叮当当地敲着。轰，炸了。

前排坐的干部中，除了在屋子里写战斗总结的指导员，连队干部没一个逃得了的。死的死伤的伤。后排的人大都炸了头部，有死有伤。父亲得到消息赶到连队，费锡元正躺在担架上往卫生队抬。他的手脚都炸掉了。血流得很多。他看到父亲说了一句话：“请组织上好好审查我的历史。”没多久，他死了。

他最后的心愿就是让组织上知道，他是一个忠实勇敢的军人。没有任何历史的污点。

4、解放战争进行到一九四七年。在江苏的一个战斗中，父亲在部队集结时看到了自己一个多年没见的战友。

那人留着一口胡子。看到父亲，那人握着双拳作了一个揖：“恭喜恭喜！”言外之意就是，解放战争打到现在，你还没死。

父亲问他：“你怎么留那么长的胡子？” 那人呵呵一笑：“我是准备到马克思那里报道的时候，方便一点。” 第二天，战役打响。那人死了。

 5、1950年，父亲在闽西剿匪。抓了不少土匪。头子就地正法，省得他们干扰土改，祸害百姓。

一天，一个姓林的土匪头子枪毙了。晚上，父亲和政委一起在营地散步，意外地看到了在院子里洗大饭锅的土匪林。

政委问：“这人不是枪毙了吗？”

 父亲说：“是啊。”

他马上让人把看守土匪的连长找了来：“那个林XX枪毙了吗？”

 “枪毙了啊。我亲手枪毙的啊。”连长说。

 “你看看那个洗锅子的是谁？”

 连长一看。怪了。“早上那个弄错了。”

“快把他枪毙了。”

 “是。”连长朝那个土匪招招手：“你过来。” 土匪过来了，身上还系着一条饭单。连长抓住他，拖到屋子后头，一枪毙了。

我问父亲：“你们这样不是太草率了？”

 父亲看着我：“不。他们个个该杀。他们杀了多少老百姓？那些关在那里的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头子。他们手上的二十响没有准星的，抽出腰带的动作很快，枪法很准。杀人如麻。”

 6、一九五零年闽西剿匪。土匪平时种田，混饱肚子，风急月黑的时候，打牙祭弄点粮食。穷急了，光天化日，明火执仗弄点银两。

父亲他们抓了很多土匪，但是还不够。还有拿枪的在暗处。老百姓白天跟着共产党闹土改，晚上跟着土匪干杀人越货的勾当。两头都得顾着。共产党给田地房子还有地主的浮财，土匪给问题：想死想活？想活就跟我当差。老乡没法活了。于是抓土匪成了解放军的头等大事。

真是抓，完全不是战争。是战斗。有的时候就短兵相接。一对一。抓了土匪就审问：“还有的人在哪里？” 不说。

土匪也是硬汉子。很英勇不屈的。

好办。不说？来点厉害的。父亲他们都是二十多岁的人，打了那么多年战争，早就对疼痛很有体会了。

把土匪吊起来，两手朝上，两只脚脖子捆紧了。拿一根杠子，穿过脚脖子。一边站一个人。

“说不说？”

“不知道。”

“好。”于是站在两边的两个当兵的，就坐到了杠子上。两个当兵的，坐上去是什么分量？杠子就往下沉，人的身子就往下拉，能拉多长？骨头咯咯响。

 “噢呀！阿缸（“我讲”的当地口音）阿缸！”

 讲了。招了。好。抓人。一大批被解放军的枪指着押进营区。然后，把小喽罗放了。头子留下，再问：“人在哪里？”

 “不知道。”

 还有办法。土匪坐在木条橙上，两腿捆在条橙上，背靠墙。当兵的拿着一只榔头，问一声，不说。咣，榔头敲到“孤拐”上（这是《西游记》里孙悟空常说的话：把孤拐伸过来让老孙敲一下。）“孤拐”，脚踝上的骨头是也。骨头上就是一层皮。一记敲下，惊心动魄的疼啊。叫起来是惊天地泣鬼神呐。

“阿缸！阿缸！”土匪就这么招了。抓了。天下就这么太平了。

很多年后，我们的部队到闽西拉练。当地老乡对我说：以前解放军打土匪的时候，有一个高个子北方人师长，很厉害的。我知道，那是俺爹哩。

 7、一九四六年，国共双方开始打起来了。父亲的部队负责掩护大部队转移。面对国民党整编七十三师。地点在江苏海安一带。

他的阵地被敌人三面包围了。按要求他必须掩护到下午五点钟撤出阵地。

四点半，通讯员跑来告诉他：“敌人从后面上来了。”

 后面，那就是四面包饺子了。

父亲说：“你混蛋。再说我枪毙了你。”

 通讯员说：“是真的。”

父亲往后看。敌人就在不远处，蚂蚁一样过来了。

他问：“大部队走了多久了？”

 回答：“快一个钟头了。”

 再顶。人越死越多。五点一到。他说：“撤。”

阵地上很多死去的，还有伤员。伤员是不能带走了。因为是突围。躺在地上的伤员就求：“把我带走吧。”有的就拉着突围同志的裤脚管。不行。没办法。父亲带着部队硬是冲出一道口子。突围的时候，又死了一批人。

他狂跑。一个二十五岁的人，带着残部。沿着海涂。海正涨潮。浪冲上来，又有人被潮水卷走了。没办法。

途中，他带的人碰到了国民党的一个排。对方一个小白脸军官，身上披着一件军大衣，袖子挂在两边。看到一群浑身是血的共军过来了。小白脸用手指指边上：“你们都到这里排队。”他把共军当成溃不成军的惊弓之鸟了。

父亲对身后的通讯员说：“我不开枪，你们谁也不准开。”他还是往前跑。直到离这个小白脸二十米的距离，父亲扬起手里的德国二十响，一梭子出去了。小白脸嗵地倒下了。几乎同时，身后的冲锋枪响了。

父亲说：“我连脚都收不住，就从他身上跳过去了。他还在抽。” 国军的一个排，全死。

父亲带着人跑到了大部队预定的集合点。旅长许光友（后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看到他，跑了过来。父亲握着许光友的手说：“伤员我一个都没带出来。”说着泪水哗哗的流。许光友说：“你能出来就好。好好。你知道吧？我们打算不要你了。”

原先的部署是，舍掉整个掩护部队。保证大部队的撤退。事前父亲并不知道。这时有人说：“你的腿在出血。”他才发现，自己的绑腿被血浸透了。他竟然带伤跑了那么远的路，不知道自己负伤了。这时他一屁股坐下来了。

那埸战斗，父亲带出来了二十多个人。阵地上躺了四百多人。战斗结束，父亲改行，从政工干部改成了军事干部。上级对他的鉴定是：“作战有功，指挥有方。” 8、一九四八年冬天。淮海战场。

总攻之前。父亲的部队要插到敌人的中间去。他们必须挖一条战壕深入敌前。天寒地冻，挖不动。

挖战壕的连长跑过来说：“不行。地太硬。”

父亲跑过去。对面敌人抽烟的烟头看得一清二楚。他说：“我不信挖不动。” 他拿过连长手里的铁锹，往地上一铲。

“当”一声。对面马上拉枪栓：“什么人。”

父亲立刻卧倒。但是子弹比他快。一颗子弹从他的背上斜穿过去，贴着脊梁从屁股穿出。贯通伤。他立刻被抬下去了。

他在医院里昏迷了七天七夜。醒来时，淮海战役已经结束了。就在他负伤的那天夜里，总攻开始了。

出院时，院长对他说：“恭喜啊！”这是行活。意思是，你本来是要死的。他的伤是标准的脊休克。活下来的人也可能瘫痪。可他又南下了。

淮海战役里，母亲在十兵团重伤医院。因为工作突出，荣立二等功。我看到这张人头密密的照片。一个圆脸女军人，混在一大群军人中间，坐在第一排。

9、一九七八年。我回家。

一进客厅看到一个伯伯坐在沙发上。白色的确凉短袖衬衣，绿军裤，金丝眼镜。一头花白头发整齐地梳到后脑勺。

“X伯伯。”父亲对我说。

“X伯伯好。”我说。

 “X伯伯是原来新四军执法队长。”父亲说。

我想起来了。父亲对我说过他。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总部转移，部队在过一条河的时候，严令不准发出一丝声响。X伯伯和执法队员一排站在河里，手里拿着大刀。有一点声音发出者，一刀砍死。

现在他斯文地坐在我面前。白净，温和，慈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