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诸如此类的优势案例很多。新疆乌鲁木齐7．15平暴，我们可以调用内地的特警。重庆“打黑”，我们可以从沈阳调来公安局长。解决某要员的腐败问题，我们可以从甲地调往乙地迂回解决。只是，“被增援”的地方，除非自己举“白旗”，难免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因反腐“被借用”，难说不是“被利用”。因为要员调任会涉及到法律程序，你还得堂而皇之地选举投票，你还得保证其当选。可是没过几天，民主选举的“结果”却被法律预期封杀，你说履行过神圣权利的选民，其心理是什么感觉？

最近，为解决湖北省天门市（县级）的“黑老大”问题，竟然由公安部挂牌督办，省公安厅直接指挥，异地调警进行侦察才得以搞定。当媒体为这些这一战果欢呼时，我却生出一种无名的忧虑。每个层级每个地方的官员体制和国家机器都是按其承担的职能与责任设置与配备的。采取异地借力的办法，莫非是配备设置低于实际需要，莫非是杀鸡应该使用牛刀，莫非是当地已经邪不压正，既失信于民心，也失信于上级。天门7．12专案，本地公安曾经的调查不了了之，应该是“异地调警”最好的解释。

时下，老百姓维权就要把事弄大，就要进京上访，就盼着上面来人。有些基层组织不敢顶真较劲，不显战斗力，害怕或不敢承担责任，似乎与这种社会治理方式有关。我们在埋怨有百姓无理取闹和有些基层组织疲软乏力时，是否想到上一级的惯常作法已经形成误导，或退守了底线。在社会处于常态情况下，机关干部大批派到基层社区帮助工作，城市单位组织全方位结对乡镇村组，势必导致“各人不扫门前雪，却管他人瓦上霜”成为可能。大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小到一级组织，一个部门，或者不被信任，不被依靠；或者信不过，靠不住。那么，妻小出国后的“裸官”，众多留学人员的不归，越级求救，告洋状，也就见怪不怪了。一些敌对势力对新疆事件的侦查处理，提出要由外国人来介入，与一县的问题竟然要国家公安部介入，虽然有本质差别，但两者的思维逻辑实际上是“接轨”的。

公职人员实行回避，重要官员实施“空降”，作为制度建设本无可非议。但本质的问题不是回避就可以化解的，也不空降可以避免的。切除体内的肿瘤，动“外科手术”也属必要。处理“疑难杂症”，外来和尚好念经，“异地调警”也是一种方法。然而，一个超大社会的空间，虽是中国社会的独特资源，给转型时期社会治理提供了游刃有余的纵深，但你豪用豪取，终有一天会耗尽这种资源。频繁使用“异地调警”法，实际上是对这一资源的透支，是对各系统各地区各单位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放弃。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战争年代创造了无数奇迹。但我们党已经执政60余年，经济建设已经从粗放走向集约，现在讲究科学发展，与经济建设一样，社会管理和官员管理也要降低能耗，计算投入产出，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要计算成本。我们拥有长江黄河，但我们经常抗旱。以色列的沙漠高地，采取“滴灌”却能保收高产。

如果新加坡碰到如我们一样的社会管理难题，如平暴、打黑、捉贪官，它们会怎么办?与中国接轨肯定没辙。可是，它们靠道德，靠管理，靠严格的法制，靠国民的信仰，靠心中的敬畏，形成了多元文化的共存和良性循环的机制。这就好比华佗三兄弟医术的故事，人家的病根本用不着你进行外科手术，在发病的初始阶段，病根就被“扼杀”了，华佗能起死回生的医术并无用武之地。至于新加坡领导人羡慕中国省部级干部有伸腿舞拳的舞台，能否引发我们思考另一个问题：一个弹丸小国何以在东西方世界左右逢源，成为一个地区性的政治强国呢？

附：《华佗三兄弟的医术》华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有一天一个人问华佗，你们家里兄弟三人谁的医术最高，这时华佗说，我们家大哥的医术最高明、其次是我的二哥，医术最不怎么样的就是我了。这时提问者十分不解的问，谁不知道你是天下最有名、医术最高的人了。为什么这么谦虚！这时华佗说了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话：我大哥治病是在人们尚未察觉身体有病的时候为人们医治的，人们对他医术不甚了解。我二哥治病是在人们开始发病的时候通过望闻问切，开处方医治病人的，人们只是对他有所了解。我看病是在病情非常严重的时候，才给病人下药，所以人们认为我能够起死回生，药师在世，因此我最有名气，论水平我与我的兄长差距很大呀！

这几天，我正在浏览95年出版的王沪宁的《政治的人生》，这本书并非展示他的政治生活或从政经历，而是他1993年在复旦大学的日记。从他的自序看，主旨是想写自己研究政治之外的人生与感悟。他说，多年来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静静地思考一天来的经历。白天，大部分时间均在异常的忙乱中度过，没有功夫思考，有工夫思考的时候，大多也用于严肃而枯燥的学术思维，专业的厉害，而对于人生，却没有时间思考。夜色下来，一切归于平静，望着窗外闪烁的路灯，可以静静地思考自己和世界，思考在自己的行政工作和学术研究中排不上号的事情。从中找出有意义的东西，做一点小小的思想享受。

我很敬重的老S向我推荐这本书，可能是基于我平时的文字赋予了一些社会、人生方面的思考，但最合我脉的，应该是每天下班之后，第一愿望不是急于出去应酬，而是希望回家，回到自己思想的方舟（电脑）上遨游，不是挣稿费，也不是挣名利，只是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做“思想的体操”和“文字的记录”，按王沪宁的说法，做一点思想的享受。这种爱好当然不能比作为学者，现在是党的高级领导的王沪宁。但我从他的这段文字中似乎找到了自己思想追求的一种依据，在很多诱惑中，在“另类感”的压力下，它可能支撑自己坚持下去。

可是，这本书我翻阅了一半，有点“失望”，倒不是因为它的思想性与可读性，它不是作者的正规著作，是一种日记体文集，一种随笔，这种文风也许很能区别于他的正规学术著作。主要是大多数日记仍然“专业得厉害”，多是给学学生上课，作学术交流，对著书和研究的事前构思与事后反思，对世界对国家对社会的看法，很少离开他的“政治”生活，照草根看来，仍然是一种冷峻和严肃的专业面孔。如果说这是王沪宁八小时之外的面孔，可以想象，他的八小时之内的思考研究和写作又是何等的严谨与单调。即使是他的非专业思考，书中也不乏政治学者的精辟见解，如：小智善于治事，大智善于治人，睿智善于立法。君子辩于心，小人辩于口；君子辩于志，小人辩于词。新权威主义等等。

本来对大学者专业之外的精神家园寄予期待，就像他说的，一个人做多了自己的职业活动，如果不调整，就会变得单一，思想也慢慢定向，没有开放式的思维方式。所以要在紧张的大脑和肢体活动之余，发现思维的新空间。兼顾好“公转”与“自转”，这句话是我经常与朋友共勉的一句话，所以，我非常想从《政治人生》中透视王沪宁“自转”的丰富与精彩。没想到，王沪宁的业余思考也这样专业，难怪他的婚姻生活有过如下一段经历：

在同学和同事的心目中，王沪宁当时整个心思都在做学问上。而他不美满的婚姻或许也正缘于此。报道说，在师从陈其人（中国研究《资本论》权威学者）时，王沪宁认识了北京籍的同龄女生周琪，两人谈起了“富有哲学意味”的恋爱，直到毕业，双双留校任教，缔结良缘，一切都很顺利。可是他全神贯注于学术领域，只会和周琪躲在屋子里看书、做笔记、写论文，“唯一像谈恋爱的样子，是两个人在一起讨论某一个政治学方面的问题”。即使在准备结婚时，他仍然埋头书堆，对一切事情不闻不问。婚后，两人为了学术事业而没要孩子，上世纪90年代初，终告分手。据说，与周琪分手后，王沪宁同他在复旦的学生，小他12岁的湖南女孩萧佳灵结合。

我似乎更明白了将作为学者的日记命名为《政治的人生》的深义，并非指一种政治的经历，而是说，作为一名政治学的学者，他的大部分时间均用来做专业学问了，以至这一学问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生命，以至于业余生活中自己刻意开拓思维新空间，也有如此浓重的专业色彩，还自以为是生活的另一面。

《政治人生》是不是王沪宁预见了此后的政治前途我不敢枉言，从他的经历与学术著作中，的确很难找到他刻意追求的影子，但该书出版后的1995年，他从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升任为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搞市场经济以来，中国人从崇拜政治的极端转向了鄙视政治的极端，青年学生的学业选择就极有这样的好恶取向。不得以不学文科，不得以不选政治。我就见到过许多大学生毕业后在专业领域没有什么作为，就改修政治学方面的研究生，很多单位和领导在选人招人时，只要听说是政治类专业，就掩饰不住一种嗤之以鼻的神态。而王沪宁，这位新中国首批政治学研究生，他对政治的倾心与执着，对世界与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会让我们觉得惭愧。真正的政治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不是任人诅咒的魔鬼。主政一个现代国家，治理一个文明社会，中国必然会像欧美国家一样，有一批真正的政治学、法学类精英人物进入幕僚，参悟管理高层，走向前台。

对王沪宁《政治的人生》的兴趣，这不仅是因为，王沪宁曾是江泽民的核心幕僚和胡锦涛的“文胆”之一，曾对“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作出重大理论贡献，还因为他的政治之路与他的前辈们完全不同，他是近年来由知名学者直接进入中国高层政治圈的第一人，且路径别具一格。

王沪宁1955年10月6日出生于上海，祖籍山东莱州掖县。在他刚上中学时，正赶上“文革”，学校停课后，他常一个人躲在家中看书。也就是在那时，他开始了第一次思考：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什么要这样？而什么样的制度才是理想的？尽管少年时期的想法只是模糊和表面的，但已显现出日后哲学和政治思考的倾向。
    1971年，王沪宁初中毕业，由于体弱多病，他躲过了“上山下乡”，留在家中得以继续自学。1974年夏，在做了不到3年的学徒工后，他作为“工农兵学员”获推荐到上海师范大学干部外语培训班学习法语，时年19岁。按正常情况，王沪宁可以由此走上一条外交官之路，但3年后当他毕业时，正赶上中国恢复高考和逐步恢复研究生考试制度，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学术。在短暂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上海市出版局干部后，1978年10月，王沪宁成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研究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政治学研究生，师从研究《资本论》的权威陈其人教授。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并迅速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政治学理论的知名青年学者。1985年，年仅30岁的王沪宁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此后又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尽管在今日高校中，20多岁就拥有副教授乃至教授的高级职衔已不乏其人，但在当时这却是轰动一时的新闻。在复旦园，王沪宁的著述之丰，治学之刻苦勤奋，成为学术界的一大景观。

我今天记录自己对王沪宁的认识，不知道犯不犯什么忌讳。还有一个动机，那就是自己有个年轻朋友，也在一级党委做研究室主任，也是一个很有潜质很发奋的年轻人。虽然也值春风得意时，骨子里有激情和冲劲，可贵的是年轻人难得有一种少有的稳健、自省、内敛。借用王沪宁这个话题，希望他有做“文胆”的抱负，更希望他在浮躁的官场和充满诱惑的社会生活面前，让“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成为一种常态境界，尽管非常不易。在繁重的工作压力面前，在实现社会角色价值的前提下，努力保持自我价值，提炼出有内涵的人生。王沪宁作为政治人物、政治学者、政治明星，从现有资料看，在火红的年代没有激情燃烧，在春天的季节没有爱情浪漫，不见镀金建功的辉煌，缺少封疆大吏的资历，应该是”非典型“之类的思想者，或者说是“非典型”的红墙“第一智囊”。

最近成为舆论焦点的热剧《蜗居》,其作者六六被昔日的债主包女士认出是当初合办《当代家庭教育报生活指南专刊》的记者白丽娟(‘六六’为其笔名)，据称她现在的形象已经整容。白丽娟的丈夫刘为民也是报社的编辑,因多项经营款项并未入账被开除,至此夫妻二人卷款失踪。如果包女士所述成立的话，《蜗居》作者“六六”不仅要返回未入账的37万余元，还要承担由此给包女士造成的利息损失，甚至被追究侵占罪的刑事责任。

其实，从感情来说，我都不希望这两件事是真的。因为两人的作品或者观点点到了当下社会的许多软肋，太符合百姓的心理，很多草根不可接受两个令自己淘醉的“梦幻”就此破灭。两则消息再次诠释一个名言——“人怕出名猪怕壮”，有点作为要低调，有了见识不要太张狂。名噪一时的时寒冰不光是股民们热捧的权威，网民们也非常仰慕的偶像。很多朋友都相互推荐他的文章，我就是这样网识时寒冰的。在凤凰卫视一次节目中，我目睹了他作为嘉宾的风采，聆听了他的雄辩，人如其名，他的表情与神态，对社会时政有一种异常的冷峻，对时弊的敏感与拚击有一股逼人的寒气，让别人不敢轻易面对，更不要说调和。这位MBA硕士，中国财经传媒人联盟特邀观察员，《上海证券报》评论版主编(曾兼任现代金报和现代快报评论主编)。凤凰博报特约顾问、南京大学客座教授、上海证券报评论员。现负责中国证券网的评论。他果真有另一幅面孔吗？

“凤凰音”在其博客上对时寒冰进行点评称：他直到去年还是一个赤贫的人，“时寒冰2007年底才开始用两万元炒股并被套。其真正的收入来源，是今年以来在武汉、深圳、北京等地举办股评报告所得。”

昨日，记者就此致电时寒冰求证，其本人并未正面回应关于博文中所提到的炒股被套以及收入来源为股评报告所得的问题。他对记者称：“做记者炒股很正常”，“有人收钱在做这件事。不会就此罢休，已交由律师处理。”并要求记者不要把对话内容报道出来。

我不炒股，不知道时寒冰开讲股评报告赚钱违反了什么规定。这与众人淘金，却有人在淘金之地卖牛仔裤、卖水、或者开坛演讲淘金技法一样，这错在哪？我身边炒股的朋友们因为看了他的博客听了他的股评，还真赚了钱。我想，是不是他的言论和观点冒犯了谁，被人抓着了小辫子呢？一路飘红的名人，年关纷纷出事，颇有秋后算账的味道。

晚上，我请教一位炒股的朋友：靠股评赚钱就能定罪“炒股门”吗？朋友告诉我，“凤凰音”的言外之意是，时寒冰股评言之凿凿信者如云，或许是被券商收买，人在前台唱戏，手在背后收钱。我开始匪夷所思，瞬间恍然大悟。

以前，很多网民把他当说真话说实话的话语权代表，我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是一边说着政府和社会的实话和瑕疵，一边在做欺世盗名的捞钱勾当，这将是对社会诚信的又一次怎样的打击。为他悲哀是小，为社会诚信进一步沦陷是大。根本就不代表穷人，却披着一身“正义”的外衣招摇过市。如果身边都是披着羊皮的狼，而且貌似“圣羊”，这是何等的可怕。谁能给一双慧眼，让我们看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新闻链接：http://finance.qq.com/a/20091218/000964.htm

 二律背反（antinomies）是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I.康德提出的哲学基本概念。指双方各自依据普遍承认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公认为正确的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冲突。

在武汉光谷正华银兴影城，老谋子笑逐颜开，看着冷面杀手孙红雷与剧中的老板娘闫妮来了个现场借位版的Kiss，弥补了两位演员在片中近在呎尺，却没有接吻的“遗憾”。让江城学子一睹闫妮的娇羞风情。这场“真亲”被江城媒体称为“三枪团”最疯狂的表演。

据张艺谋讲，在上海和广州，他与孙红雷戴着口罩坐在普通观众席上看《三枪》，他们发现观众笑得比他们自己还多。闫妮也在普通观众中看《三枪》，觉得大家反应都挺好，虽然隔着大银幕，观众和电影中的角色有互动，闫妮感觉特别好。

当记者提出“国师”的名号，张导立刻谦虚地摇了摇头称：“千万不要用这个称号‘搁’着我。”张说，是“国师”，我就不拍贺岁了。他表示能够执导奥运是一生的财富，但并不希望这样的经历转化成一种负担。

张艺谋一直跟大家讲，从开拍就说，我要拍一个贺岁片，开宗明义，但是很多人不是听了的，他早就准备好了（骂我），我觉得这是很可笑的。在我身上，我都不去解释。我只是认为对整个电影事业来说，这种评论的方法值得商榷。不要谁拍商业片就瞧不起谁，就打谁。

不能用一把真理的尺子，不能用一把全人类最高的雅俗共赏的高端的尺子去衡量所有的电影,那样是没有一部电影能入眼的。还有一个，为什么说脱离群众呢？我不相信这些写文章的人真正走进了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

一个人的爱好是永远的，我喜欢浓郁的颜色。在不影响故事的基础上，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会选择设色浓郁，这算是我的招牌。至于我这个东西是落伍了还是新潮，我根本不操心，我不往这方面去想。

二十多年来，在公开的媒体上，我从来不对任何同行指名道姓地批评，以显示我的率真和所谓真诚。都是同行，我们至少对我们的工作要心存一份敬意。当然，同行对我就未必了，我似乎是个靶子，他们有时候常常把这个靶子拿出来，打一打，显示或者表现。

面对媒体的频频发问，张艺谋往往敛起笑容，打出屡试不爽的挡箭牌：“那是你个人的看法，电影是属于大家的，对于你的看法，我不作任何回应。”当有人提出电影前后半部的搞笑和惊悚略显脱节时，他再度搬出“金句”：“那是你的看法，我不觉得。”

我们被招呼坐下来，分别听武女士和他的儿子讲述了前段时间媒体披露之外的其它相关事宜。虽然家属这几天会无数遍重复这个痛苦的话题，但亲朋好友的真诚倾听肯定会有助于家属释放心中的悲苦，并得到些许安慰。

我们问为什么还不安排老郑的安葬事宜？原来，他的家人在后事处事中了解到，老郑在遇险时刻可能有“见义勇为”行为。看到我们感到意外的表情，他儿子告诉说，幸免于难的27个同伴集体出示了“郑宏陆参与施救”证明。但需要具体证明人时，却没有任何人证明老郑具体救了谁，在海里推了谁一把，更没有人承认自己是被老郑推出水面的。听到这里，让我想起当下普遍存在被人救命后害怕承担道义责任的可怕现象。但武女士诚恳地说，只要有人承认，我们绝不要求他承担什么责任，我们只想给老郑的死还一个“清白”。我们帮助分析，遇险时情况紧急，场面很混乱，大家惊恐万状，恐怕很难记得瞬间是谁救了谁，没有人直接承认和提供目击证明也可以理解。寄希望泰方救援人员提供证明，不同国情和文化，沟通都难，谈何容易。我们只好劝老郑的儿子耐心与其它幸存者沟通交流，看能不能有新的突破。如果能够证明事实的确如此，那当然是不幸中的小幸。

我记起当时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给读者留下的一个疑问。整个团队中女多男少，但两位死者偏偏是男性，两人又刚好是有横渡长江历史的游泳健将，这是为什么呢？老郑可能存在的“参与施救”是回答这个疑问的一个非常可能的选项。如果能够得到证明，对死者对家属将是一个极大的慰藉。而另一名男性死者，却是在撞船瞬间被撞击受伤，失去了自救能力，当即死亡，如果属实，这也给他的死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老郑的儿子告诉我们，事发后，当时泰国方面的救援的确很及时，但他去泰国后听说，那儿因为是泰国佛教圣地，在水上施救时有一个令人费解的习俗，救援人员不会下水主动拉落水者上来，而是靠落水者自己求生能力和反应争取获救的机会，你爬上来了或者抓住了救助工具，你就会得救，你爬不上来，救援人员也不会想法来救你。按当地的说法，你上得来就是个人，上不来就是水鬼。这样的救人习俗和救援方式让我们听得瞠目结舌，提醒今后在国外旅游的国人,即使不慎落水，你也别选择芭堤雅，特别是不会游泳的。

关于泰国方面的赔付，对老郑只承诺了7万元人民币的赔偿，并且还需要其子再跑一次泰国，每次往返费用不菲。听说当地开旅游船的人都是些穷人，肇事者被抓后一幅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要钱没有，让他坐一辈子牢，他也无所谓（泰国反正没有死刑，最多只能是坐一辈子牢）。我们问中国大使馆提供了什么帮助，有什么意见，他儿子说，大使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泰国，这样的赔付算是好的，劝我们算了。我再次记起事发后，大使馆工作人员曾安慰中国游客不要太着急，现在我们中国很强大。可是，你再强大，碰到无赖你也没办法。

她一脸后悔地告诉我们，本来这个旅游拼团人员已经满了，可是老郑硬是要挤进去，似乎错过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也是巧，刚好有个人退出这个团，有了一个空额，他才得以成行，哪知道他这是找死啊。我顺便问老郑这次外出有没有按规定向单位请假，因为他是处级干部，武女士肯定地告诉我，老郑一是在假公休假，二是出国也经过了单位同意。这个回答让作为朋友也同在机关当差的我们如释重负。

郑的妻子对前段时间网上传言老郑的死是因为没有穿救生衣，是他玩得忘形很不满。她说，整个游船上就没有人要求穿救生衣，而且船上也没有配齐救生衣，这是整个团队都一直认定要与泰方交涉的焦点之一。他儿子说，这件事本来可以避免的，要不是当地导游决定团队提前吃中饭，就不会提前返航，也就避开了这次两船相撞的厄运。而提前吃中饭，却是为了赶一个游玩的自费项目。武女士说：老郑一辈子很谨慎，为人做事非常严谨认真，他是不会玩得得意忘形的（当然，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怎样的他也无能为力）。他“参与施救”虽然还没得到证明，也许得不到证明，却很符合他的个性。在危难时刻，他是不会置别人于不顾的，何况他会游泳，团队女性多。

听到这，我只能从内心唏嘘，但愿事故的处理能够出现有利于老郑的转机。不过，从家属口述中，已经令我们感到安心的是，郑宏陆出国旅游不是花公款，不是单位组织，不是擅自行为，是经过组织同意的，而且是一次廉价的出国旅游，价格可能不到3000元。前段时间，看到这则消息就当腐败事件一样拍砖诅咒的网友，当了解了这些内情后，不知道能不能够从“愤青”的状态进入理性判断，莫把对社会不公现象和对行业谋私的不满毫无根据地发泄到一个死于非命的人身上，不至于让亡灵在天堂蒙受不必要的冤枉。

赵本山的身体都整成这样了，咋不就借梯下楼放春晚一马呢。本来春晚是一个万家欢乐没有烦恼的节目，当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带着重病之身的人为大家拚命搞笑，恐怕观众会笑得酸楚。奉劝赵本山别以自己对春晚的忠诚逼我们观众不人道，尽管我从内心希望在春晚舞台上看到他，尽管很多人认为他有一站就出戏的效果。

昨晚和朋友看了刚刚上映的《三枪拍案惊奇》，并没有因为片子作为贺岁的暖场，增加对这群“笑痴”今年再上春晚的信心。张艺谋所谓的转型是小题大做，总想化腐朽为神奇，赵本山的策马客串仍然是一惊一咋，小沈阳的扭妮作态已经严重透支，这么几个声名显赫的大腕，搞了一锅大杂烩，有失期待，很倒味口。进场前，朋友客气地说，很高兴跟你一块参加这高雅的周末文化活动。可看完《三枪》，我竟然显得很尴尬，一时半会儿没找出正儿八经的共同话题，只能打哈哈。

文化吗？娱乐吗？轻松吗？在那黑暗的历史故纸堆里找来这个小窃碰上大盗、偷情遇上贪财的传奇，古装服饰裹着广为流行的现代时尚语言，疯狂的东北二人转成了赵氏小品那些经典动作的豪华伴舞，酷得没有笑神经的孙红雷经历了一次失败的“潜伏”，与《武林外传》是什么关系我说不上，总之，让你欲笑不能开怀，欲思不能认真，你挖空心思也找不出令人精神愉悦更不要说令情感升华的东西。最终有个同事绞尽脑汁地说，张艺谋是想教导我们：人不可贪财。

我对赵本山的《乡村爱情》红火不以为然，当然我也没看。以他的文化基因和艺术风格，锤炼成《卖拐》可以，能够整出什么优秀电视剧？我总觉得小品和舞台杂耍如二人转，就像网友们在网上写写贴子，至多也是一个精品贴，在坊间秀秀也就够了，要把它搞成一个电影大片，甚至贺岁级，那好比拿网上率性随意的贴子发到《人民日报》上，如丑八怪登大雅之堂，除了让人惊诧，没必要遑论文化价值。

张艺谋是不是还没有从导演北京奥运和国庆60周年的宏大叙事中走出来，却想着作品的转型，与娱乐共振，向80后90后们致意，结果生出一个不伦不类的连体怪胎。除了那童话般的红色山峦（承袭《英雄》遗风），那梦幻般的昼夜更替（今年“日全食”后遗症），尚且让人赏心悦目，却没有让《三枪》逃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轮回。

至于赵本山，《三枪》中的出镜，加重了观众对他的艺术审美疲劳。赵队长的表演总感觉投入过度，使劲太大，让人不轻松。一个病身，还能这样折腾么。小沈阳呢，有点像北宋的“小仲永”，仲父贪图财富，在仲永年小的时候，每天带着他四处拜访，寻求利益，但最后却得到“泯然众人”的结果。小沈阳《三枪》之举，是被他的家长赵氏张氏进行的一次过度开发，其前景令人担忧，他会比赵本山走得更远吗？今年春晚，我们对赵氏班底的小品可作过多少期待？

海萍们在困局中生存着努力着，不得以葬送了妹妹海藻的前途，万丈豪情坚定信念，在社会挤压面前，他们幸运而被迫接受宋思明的“恩惠”。海萍妈妈那段话说得好极了，那是宋思明应该做的，是海萍们应该得到的。这种应该并不是基于他占有了海藻，而是他作为一名公务人员本身的职责。照我说，百姓不能正常工作和生活，海萍买房的困难、工作的死结，直接缘于房价这匹脱缰的野马，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责任本身是因为宋思明们没有管理好社会秩序，甚至一些公务人员或者领导干部本身搞乱了社会规则，让普通百姓伸脚打脚伸手打手。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出现“吴天祥”，由他们上为党分忧，下为民解愁。要么出现“宋思明”，貌似帮忙，实则借机再次索取。这个“机”，如修车人在要道和路口抛洒玻璃碎片，軋坏了过往车辆的轮胎，再来赚取修车的钱。可蒙在鼓里的车主还感谢修车人的热心和救人所急。海萍们就是这样的群体。

现在，很多人看透了这种迷局，却无力改变诸如此类的恶性循环。有个退二线的厅级干部讲，他女儿装修房子，在小区碰到沙霸石霸之类的人吃黑。我心想，你当初曾在政法委担任过领导，你爱人又是政法战线的人，且是律师，你们还摆不平吗？没想到他说，没用，我们劝女儿女婿认了，就买他们的沙石水泥吧。他解释说，你如果请警察去，警察也许只能与黑道们打个商量。如果警察当面把黑道搞狠了，你还怕他背后下你更大的毒手，让你防不胜防。试想，一个有一定优势背景的家庭尚且不能摆平人间不平事，平民百姓该怎么过活呢？这样的事找到吴天祥也断然没有办法，只有碰到手眼通天的“宋思明”才能搞定。此时，我们怎么能不理解海藻的堕落和海萍的无助，虽然我们无意证明“小三”有理，无意为“二奶”平反。

倒是很想说说剧中一个让很多观众十分同情甚至心疼的人物“小贝”，他阳光、真诚、聪明、友善，却是一个非常尴尬的80后男孩群体的代表。他一再被欺骗，最终遭背叛。我作为男性观众，同情小贝胜过了同情损害了身体最后远走天涯的海藻。他无奈地游走在外滩，发出几声大吼，这只是因为夺妻之恨吗？我同意一种说法，他喊出了蜗居中人压抑已久的很多很多的东西！看着他最终搬离与海藻同居小屋，我都不忍心看下去了。我想，很多与小贝同龄的80后男孩一定会有无限感慨。虽然我们欣慰地看到小贝与又一位漂亮的女孩欢愉行走在街头，但谁能保证他们中间不会出现另一个“宋思明”呢。我也看了许多小贝一样年龄的网友发出的感言，如果有时间，我可能会写一篇：80后小贝写给60后宋思明的公开信。

前几天，我写演“海藻”的李念，题目是《李念躲过了宋思明却没有躲过娱乐圈》，本意不是说演这个角色就一定是个坏女孩，而是对她作为一个不知名的女演员，因为演了这个“激情四溢”的角色，除了会对一部分如海藻一样单纯的女孩有诱导之嫌，恐怕会对自己戏外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带来人格认可的压力。为了功名与生存，不能说李念不是对娱乐圈的一种屈服，这种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当年陈强饰演黄世仁遭现场观众痛打，这种逻辑推理的误伤，对一个女孩来说，也许更残酷。

倒是因《蜗居》中的宋思明而红遍全国的新好男人张嘉译，并没有因为出演与李念的激情戏而遭观众和网友的板砖，他享受的待遇与李念明显不一样。尽管本性喜欢李念及其角色的男人诸多，但撂到场面上的话肯定不会厚待她。尽管有很多女孩从内心羡慕“海藻”锦衣玉食般的生活，集男人宠爱于一身，但一般还不会公开打出“学习海藻好榜样”的口号。但张嘉译就不一样了，他成为了“爱上宋思明的N个理由”的受益者。这大概就是男权社会对男性的偏爱吧。

媒体早早披露荧屏下的张嘉译温馨和谐的家庭生活。有趣的是他妻子的名字也有个海字，叫海燕，他在剧中配对的角色名是海藻，海藻的姐姐是海萍，演海萍的叫海清，这群真假“海人”似乎是为上海这座城市量身定做的一个主创班子。

和很多重庆的“粑耳朵”老公一样，张嘉译也是属于在外赚钱，全上交老婆的类型，“我的钱全给她了，除了她给我装点零花钱之外。从海燕口袋里把钱挖出来，得看她心情”。不过张嘉译表示很享受这种“妻管严”的感觉，“我是用钱大手大脚惯了的人，交给她能替我管着！”已经成为了“少女杀手”和“师奶杀手”的张嘉译译坦言，生活中的自己与宋思明有那么点接近，不过他是把宋思明当“反面教材”看待，因为他本人是个不折不扣的“模范丈夫”。

我周围的男性朋友们笑了，张嘉译演了《蜗居》还遑论“模范丈夫”，真是值了，难怪好多男人想当演员。现实生活中的人偷情总要背负名声和道德的沉重压力，男人当了演员，偷情变成了合情合理的事，好多导演想“潜规则”而很难达成的，他却可以“明媒正娶”，别人“蜗居”，他得到了充分的“享受”，此生，他还有必要学宋思明的风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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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作家的大胆与锐利是空前的,作品的冲击力是令人震撼的，官商勾结、房奴、小三等社会问题被揭露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让官方脸上有些挂不住，但就不写明是上海，而是杜撰一个江洲。尽管作品里充满了典型的上海元素，如复旦大学，如黄埔江景，如外滩，与江苏接壤,观众从剧情中读出很容易读出现实人物原型和生活原型，作者就是要用江洲来掩耳盗铃。

1 宋思明秘书是影射上海市秘书 剧中市长秘书宋思明车牌为“江A 00029”，沪A00029则是上海前第一秘书秦裕的车。秦裕现 年45岁，1981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哲学专业。毕业后被保送研究生，1988年获伦理学硕士学位，随后留校任教。1995年1月起，秦裕以副处级干部身份进入上海市委办公厅，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秘书。2002年11月，秦裕升职为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等职，人称“上海一秘”。2006年夏，秦裕被火线调任宝山区区长。但不到一个月，新华社播发秦裕“接受调查”的消息。

 2 海藻原型是东方卫视主持人陈蓉 海藻因姐姐海萍买房欠下巨款，而与宋秘书长进行交往，最终离开相恋多年的男友，成为宋的小三。 陈蓉与男友相恋并无七年，在2001年关系恶化，其间又拖了一年，2002年分手。导致两人分手的直接原因，便是“第三者插足”。1999年，陈主持一档大型晚会，会后结识某大人物，之后这位“大人物”常借职务之便频频邀陈,一来二去，两人便“热闹”起来。陈的男友察觉后，多次询问陈，最后分手。拆散这对昔日恋人的“大人物”就是已经被接受调查的前宝山区区长秦裕。

3 房地产商陈寺福应是周正毅 陈寺福是海藻的领导，多次接近宋秘书。香港上市公司老总，没文化，农民出身，因强行拆迁而东窗事发，在周正毅的故事里都找得到下家。他小学文化，旗下有四家上市公司，其中有两家在香港，主要行业有房地产、基础设施、农业、金融。所不同的是，周正毅玩得更大些，且是上海本地人，应该不那么土吧。

剧中的江洲人拥有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崇尚自由竞争，实力至上，并且对一切事物都以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加以考量，精于计算，对于生活的要求普遍比一般中国人高，中西文化交汇，明显的原住民与移民的冲突，带有江南文化的细腻，这都是典型的上海价值观或海派文化。

 《蜗居》中写挪用政府巨额资金、宋秘书落马等很容易令人联系到上海官场前几年发生的陈良宇案件，但写到比宋思明更高层的官员就有点模糊了，有些隐晦了，你看不到陈良宇确切的影子，作者的笔尖小心翼翼地远离最后的底线。犹抱琵琶半掩面，明人眼里有真相。一个江洲，掩不住上海的风流。你绝对不会把他当成北京，也不能当成广州，虽然不少细致的观众看出剧中有武汉的佳丽广场和琴台大剧院的场景，但你也绝不会当它是武汉。明明是上海，却偏不说它是上海，这是艺术的需要还是现实的要求？这种“躲猫猫”饶有趣味。

还是美国人厉害，《2012》写的就是最近几年至2012年，你说它是幻想未来，这实在是近在眼前的明天，是一部最“近视”的科幻片。人家无所顾忌地写美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首先殉难，写首都华盛顿在世界末日沦陷的惨状，写自己国家任上的黑人总统直面世界性难题与国家危难，除了没有出现奥巴马的名字，一切采取“实名制”。长江短笛猜想，《蜗居》如果对背景城市实行“实名制”，中国人上海人或者高层能否承受？如果真的因此而打文墨官司，《蜗居》的作者六六会陷于万覆不劫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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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前，媒体披露海藻的现实原型是上海的东方卫视主持人陈蓉，陈蓉的“宋思明”则是后来被“接受调查”的前宝山区区长秦裕，此前人称“上海一秘”（曾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秘书和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长江日报》似乎猜透了这种社会心理，今天以《愿做小小蜗牛　慢慢永远向上》为题，披露了海藻扮演者湖北姑娘李念真实的“蜗居”生活。

李念于1985年出生湖北京山。爸爸有一间公司，妈妈是会计师，还有一个哥哥。因小学时一次偶然接触电影的机会，李念爱上了表演，随后考入武汉音乐学院附中，专攻舞蹈。中学毕业，李念如愿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北漂”。以下是记者写的报道摘要：

和海藻一样，李念也是从小城市只身来到大城市，北漂生活也是从租房开始。不同的是，李念有着自己的人生规划……正如她在博客中所说，“青春是迷宫，青春更是一片广袤的草原。在独特与平庸中，青春会为自己寻找到奔突的伤口与甬道，这时候我们就会理解坚强的意义！”

2006年，和很多同学一样，大学毕业后的李念开始了北漂生涯。“刚到北京那会儿就跟那年去上海上学一样，在这样的大城市，更觉得自己好渺小”。李念在四环外租了间三四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那感觉真是‘小小一间房，四面都是墙’，太偏了，坐公车也不方便，还要担心自己第二天的生活费能不能赚到，能不能交房租”。

因为家里没人从事这一行，刚到北京的李念可以说没有一点资源。她每天的生活就是面试。“因为觉得自己性格不够开朗，也曾动摇过要不要踏入娱乐圈，觉得自己还年轻还有机会，也可以去学点别的，或者就去做一个很简单的公司职员，甚至想过去麦当劳打工或者当个卖花姑娘”。李念说学习表演让自己学会了换位思考，“我脑子比一般人思考的角度要多”。

就这样经历了半年多的“空窗期”。因为对花钱没计划，最艰难的时候，李念的银行卡里一分钱都没有。由于不好意思向父母开口，李念翻出手机查电话号码，其中也不乏“宋思明”这样的人，但她知道这个电话打出去可以解决问题，但一定有个坑会掉进去，所以她不敢打，“很幸福的是，我身边有很仗义的好朋友，他们一听我的状态不对就主动问是不是需要帮助，然后很快就借钱给我了”。在同班好友和朋友们的帮助下，李念捱过这一关。

当然也有遭遇“潜规则”邀约的时候，李念说：“人家让我演女一号，可到了剧组才知道他们是有条件的，要么就得‘潜规则’，要么就以极低的片酬拍裸露镜头”。结果李念一害怕，竟然向剧组要了张火车票连夜逃掉！”

抱怨归抱怨，李念还是坚持下来了。“在遇到难题时，我就会想爸爸常说的一句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只有自己能让自己微笑’”。

一个真实的纯洁女孩，在困难的时候没有打电话给“宋思明”，在追求事业的关口没有被“潜规则”，却被《蜗居》的导演拉下了水，拍了那么多的激情戏，床上戏。虽然取得了“娱乐的胜利”，而作为一个女孩的形象无疑留下了抹不去的色情痕迹。有网友质问:我严重怀疑演海藻的那个演员,她年纪不大但是她的演技怎么那么好,是因为专业娴熟还是却如其人?李念遭人非议，对于她的亲人或恋人来说，肯定不会是像听赞歌那样舒坦。

渴望走红娱乐圈的李念,勇敢担纲<蜗居>最色情最放纵的角色,这是不是年轻女演员必须经历的历炼?在她庆幸剑走偏锋大获成功的时候,她是否知道,一清纯女生与斯文嫖客的龌龊故事,让多少年轻男女破灭了对爱情的美好憧憬,他们不能接受作者把如此美好的东西毁坏给人看这样的悲剧,海藻角色给社会心理带来打击不亚于对社会生活预期一次情感地震。长江短笛担心一定有人要问：李念倾情演绎海藻,这是不是投向“宋思明”怀抱的另一种形式呢？只不过是有一块“演戏”的遮羞布罢了。一定有人担心：与她相恋的异地男友能否像先前的“小贝”一样对她予以理解与宽容呢？

如果说小李念抵御了现实社会这个大染缸的浸染，那么，她最终却未能逃脱娱乐圈这个“深度染缸”的腐蚀。也许，李念借《蜗居》在演艺圈成功上位后，再不必像海藻那样付出身体与人格的原始代价，但李念的演艺事业还要“天天向上”,毕竟还没有修炼成“女一号”。用她自己的话说，她还想像海藻兼济姐姐海萍买房一样，也要帮助自己的哥哥尽早买一套房子呢。所以，给李念提个醒似乎有其必要。但愿李念随“海藻”走红娱乐圈后，能够规避“海藻”的歧途与沦陷，坚守自己的底线，珍惜自己的“小贝”，像她亲爸所说的，自己让自己微笑。像剧中海藻的妈妈所苦心规劝的——远离“宋思明”，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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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可称“立交桥”，其能量应该是立体式放射状，四通八达，层层交替，呼风唤雨，进出有序，没有搞不定的事，没有摆不平的人，没有捞不到的物，没有变不了的天。最经典的莫如他向死党，建行的谢行长等人所讲的那个美国故事。把一个没有特殊背景的乡下小子，变戏法地包装成地球级石油大亨的女婿，世界银行的副总裁。而他就把一个不起眼的开发商暴发户陈寺福一夜之间打造成了在香港上市的CEO。这是线性思维绝对写不出的一部宏大巨制。

方向比能力重要，结果比过程重要。在江洲市委孙书记与宋思明唯一的对话中，似乎讨论到了这个问题。然而，要证明一个真理，或方向或结果的正确性，有的只需一段时间就行，有的用毕生经历也行，可有的真理需要若干代人的接力实践。你让其中的一代人诚服，那只能是无条件地服从，是盲从，其实是违背“实践标准”的。比如，中国古代为了证明“五行（金、木、水、火、土）学说”的正确性，必须经历五个朝代，在五个朝代结束之前，每个朝代只能“唯心”而非“唯物”地相信“五行”的真理性。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尚且并没有明确的时限，只说是一个远大的社会理想。在它开始传播的一百年里，相信它的人很多，也颇有成果，最大的成果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然后是中国革命。但时间长了，人们会问，什么时间能够实现美好的理想啊？急了，就出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二十年超越英美”，可是这与马克思的论证是南辕北辙的，是典型的“方向正确而力所不及”。一代人或者某个人无力证明一个宏大的真理，那么方向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远大的目标就虚无漂渺了，大家只需抓住自己有限的时间，实现自己看得见摸得着的价值，急功近利就成了很多人必然的选择。

宋思明就是这样一类人，是非正误他非常清楚，利益风险他了然于心，但他宁要小聪明放弃大智慧，不去像海萍一样拚命去论证一个人本来的价值，更无意求证真理。他依山傍水借光承雨，浇铸成一座能够调度各种社会资源的“立交桥”，为了一家人一群人一个利益集团，淋漓尽致地发挥着“立交桥”的作用，他的指头轻轻一弹所产生的效益，足以让一普通市民上天或入地。这样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有很强的影响力，有无以辩驳的说服力，让你树立的先进典型，开展的全党性学习的效果，在它面前顷刻化为乌有，让用毕生的努力去买一套房子的海萍无法不顶礼莫拜，无法不向他奉献自己亲爱的妹妹。

《蜗居》的最后，虽然从道义上应景了当代核心价值观，但希望借此让金钱至上物欲横流而抽刀断水是幼稚可笑的。编导似乎从血淋淋的写实中贴上道德标签，想呼吁：“二奶是没有出路的”、“贪官是没有好结果的”、“老实人是不会吃亏的”，但显得非常苍白无力。因为现实社会中，大多数贪官过得滋润，大多数二奶活得风光，大多数老实人得不到正义的安抚，大多数“刁民”政府也无可奈何,现实生活中的善恶之果并非如此分明。也许，此剧之后，贪官会在宋思明的基础上更加高超玄妙，更多没有工作出路的女孩从内心深处渴盼着“立交桥”，更多的海萍苏淳式的普通人更不甘心垦荒式奋斗与努力。

“立交桥”式的宋思明，最终驾车驶上“单行道”——有去无回，连在监狱里写反腐小说的机会都没有。但社会还没有重塑一个坚定的信仰，人们内心没有树立终极理想，社会运行规则远没有入轨，一个贪官的死，一桩巨案的破，根本不足以震慑潜伏的成长中的贪兄腐弟们，不足以警醒麻木的芸芸众生。宋思明从“立交桥”走向“单行道”，并不是当下的必然趋势，是概率不大的偶然。所以，它是这一部热剧无力的回声。

    摘录：《蜗居》导演滕华涛说自己的创作有宏大的意图，却并无意批判时代。这一说法几乎是《蜗居》企图犀利但最后只能独善其身的形象写照。《蜗居》仅仅是在告诉人们一个借口：如果你因为世事艰辛而自我堕落，那就是这个社会的错误。

我马上要他妈拿来本埠的两份日报看看有无这样的消息，快速翻开，竟然没有。打开电脑，从新浪博客首页才看到这个消息。网友爆料：孝感火药爆炸冲击波震荡武汉。我一下记起来了，昨晚，我们正在卧室看电视，阳台的两扇梭门突然晃荡出响声，我赶紧下床查看，当时想到了是不是地震什么的，但响声没有继续，我就改变了判断，是不是外窗的窗门没有关严，有风刮进来了。我伸手去试推，果然有扇窗户没有关到位，但外面并没有多大的风啊，当时我疑惑未解。

现在，我上网一查，原来是这回事，今日凌晨20分，一辆装载黑火药的大货车(车牌号为赣G17951)由江西开往河北方向行驶至京珠高速1125KM(孝南区三汊镇涂店村路段)处时，起火发生爆炸，现场4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重伤1人)，损毁车辆3辆。这是不是我们家昨天阳台梭门晃荡的原因，我不敢断定，因为时间好像对不上啊。说常青花园有飞机坠毁的事，大概因为这个地方与孝感是同一方向，爆炸的震感给市民误导了吧。

不过，我告诉儿子，这两天倒是发生了与武汉有关的一起泰国旅游撞船事故，在武汉组团的29名游客到泰国芭堤雅海域游玩，所乘船只准备靠岸时突然被另一游艇撞击，导致沉船，造成两人遇难。其中的一名遇难者真不巧还是我熟悉的一名朋友，他就是地税局的郑宏陆。还是昨天上午，公安的一位朋友打电话，问我看到《武汉晚报》关于泰国撞船伤亡的消息没有？那上面有个根据护照上的拼音名翻译出来的姓名,不知是不是我们的那位朋友“郑宏陆”啊？我说不会吧。我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他妻子（退休）原来的单位询问，果然是他。

我的心里一下子沉重下来。仿佛是几个月前，我们参加了他儿子的婚礼。这是一个做人认真处事周到的人。我说朋友之间你打个电话就行，不必拘礼啊。可是，拘礼甚至有些迂腐的他，竟携妻子亲自把请柬送到并不就便的我的单位。我曾经与其一起走过一趟西安、四川和重庆。这位年长于我的大哥，热心为大家为团队服务，非常主动配合领队安排行程，联系考察单位。他的身上丝毫没有来自优势部门就充老大的气息。他能喝点酒，但他更愿意在对外应酬中维护我们一行的形象，按武汉话说是讲味口，他总是以自己的酒力不在酒风酒礼上输给接待我们的东道主，宁可自己喝醉，也要给别人面子。当年还不时兴由旅行社组团，领队安排他做团队的出纳，包括购买车船票，掌管开支与记账，在事后的账单中，他每天都把细账记得具体到几毛几分的公交小票，账算到小数点两位数，让大家看得直咂舌。旅行考察结束后，他承担写出了半个月的考察报告，这样的事是很多人并不愿意能推则推的。那次旅行，他给大家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所以，他成为大家喜欢的长久的朋友。很长一段时间，他负责职工教育工作，本身喜欢学习的他总是把工作做得井井有条，有声有色。因为他的父辈是南下的北方人，他说起话来，一口字正腔圆的汉腔，还时常引经据典，口吐珍珠,形体语言非常丰富。有时，熟悉且强势些的朋友总拿他取乐，他也不生气，还不时蹦出些小幽默。现在想起来，这大概是文化的作用吧。

发生泰国遇险后，我自然从所有消息中特别关注这位朋友的所有细节报道。有的报道中说，他可能是在翻船后被扣在了船底，但有的同伴说出事瞬间，看到他在浮在海面眼睛紧闭，双手伸得笔直，像是在求救，当同伴正准备伸手拉他过来时，结果一个大浪打来，把他们打散了，再救他上岸时，已经生死两隔。事后，他和另外一名男性死者的家属都对他们遇难很不解，因为这两位都曾横渡过长江，是游泳健将，为什么死的偏偏是他们呢？

劫后余生的同伴回忆说，他们这个团产是拚团，相互之间本来不熟悉，但几天时间里，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玩得很开心。其中57岁的郑宏陆特别健谈、热情，一路上跟大家唠家常，问这问那，他很快就将大家的年纪、身份弄得一清二楚，并称自己是团队里的老大。这段回忆写得很符合这位朋友的特征，这就是他的性格，与我记忆中的他一个样。

            
                   29名武汉游客在泰国大皇宫景区合影(二排左一为郑宏陆)
 

今天报纸上发表了这个旅行团在泰国大皇宫景区的合影，照片最左边的就是我的这位朋友郑宏陆。我猜想，他为什么站在最左边？一定是他刚刚在招呼团队成员摆好队形，然后自己迅速归队站在最边上。你看他翘起右手拇指，他一定是在调度整个团队的情绪与表情，与摄影师按快门进行对接。我甚至从照片中他的口形读出了他此刻的特有的带有磁性的吆喝声。因为，他平时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很热情很有团队意识和奉献精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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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后来，对社会时弊的思考转向了，现实的东西太残酷，人性的丑陋没有遮掩，真实让善美无处藏身。在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大都市，人们没有信仰，只要金钱。没有底线，只有放纵。这个社会似乎没有希望，没有了通向正途的准则。努力工作的海萍，也很难凭自己的力量达到彼岸。就是宋思明这个神通广大的人，也觉得有被边缘化被别人淘汰的危险，这是一个进步的时代？还是一个上升的社会？我看不出来，心中充满无奈与失落。

一直传说北京电视台和上海东方卫视已经封杀了(或是中止或是暂停)这部连续剧，媒体的阵阵风声反而让我急不可耐地突击观看。什么台词太黄，什么乙肝歧视，什么为“小三”伸冤，甚至是调侃李宇春不男不女，这明明是鸡毛蒜皮的事。真正的原因，为什么没有人说透呢？

我不知道编导是不是欲擒故纵，反正剧集过了大半，感觉公开宣扬的和潜在暗示的东西，少有中国文化的正气力量，乏陈现代社会的健康元素，一切都是反向的。明明是党纪国法伦理道德所不容的人和事，怎么就那么美好，怎么就那么甜蜜呢？有人说看了《国画》就能在官场游刃有余，看了《沧浪之水》就能在仕途如鱼得水。依我看，全国观众看了《娲居》，都能从中读出我们平时揣摩不透的官场、市场和情场内幕与铁律。一本世俗生活的百科全书，荟萃了各色人等的生活感悟和社会经验，人们内心的认同，已经很难掩饰表面的正襟危坐。

为官当学宋思明，为商当学陈寺福，为女当学郭海藻，为百姓当学老江湖李太婆最后坚守拆迁屋，为员工当学郭海萍装蔫打病假条，但是，为丈夫不要学苏淳，为男友更不要学小贝……这，是不是《蜗居》要向我们表达的？

所以，这部剧不只是少儿不宜，而是国人不宜了。

第二、   上求半级。有人说官场“限裸”对有些官员是福音不无道理。被关注的“裸官”无一不拥有各种资源，决不会束手就擒。何不为了落实干部新政顺势而上，走走“门子”提它半级。这种“进取心”与一路关照有加的领导的用人惯性合流，其实有很大的概率。

第三、   自降半级。这种情况一般很少出现，绝对是很得宠的“裸官”在台面上与组织将军的一个理由。只要没有被捉住尾巴，会有哪一级组织哪一位领导“左”出一刀？即使碰上不需进取的“祼官”，保管是移位副职或者常务副职而保留正职待遇。既得利益无损，何乐而不为。

第四、   内部调整。“限裸令”很难说不是吓死胆小的，笑死胆大的。真正着急和为难的可能是组织部门。只要人家还没出问题，你得让人各得其所。于是，或上升半级，或保留待遇，或避锋安排，说不准又捎带一波新的“升官浪潮”。对于理论上存在的有隐无患的“裸官”，还真是新政的“克星”。

第五、   调出深圳。只要广东省委不推广“限裸”，消化深圳市的“裸官”就不成问题。对于深圳来讲，广州、珠海也差不到哪。只要中组部不表态全国推行“限祼”，消化整个广东的“祼官”也不成为问题。对于广东来讲，北京上海理当更上一层楼。

第六、   辞官走人。既然已经信不过自己所在的这个体制，既然已经藏不住尾巴，不如主动请辞，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自己金蝉脱壳，与相关利益人从此断了干系，还可以为同僚们腾出诱人的“官职资源”。只要不是罪大恶极，民不告官不究，还不是一走了之。

第七、   拆围救赵。“裸官”遇阻，缘于“海外关系”。只有拆除这堵围（魏）墙（实为违建），根基才能“赵（照）常”。真的在海外“拆资走人”，哪那容易。为了解危，那就继续动用“裸官”的威力，请有关方面出具妻子“公派”、儿子“奖学金”、亲友资助等证明，掩人耳目，蒙混过关。

笔者并非诚心“七剑下鹏城”，破解“限裸令”，而是杞人忧天，担心“限裸令”只开花不结果。纪检监察部门因此马放南山，干部教育也更加隔靴搔痒，干部队伍管理滋生起更多堵漏式的治标形式，说不准干部任免还会衍生出跨越式“由副提副”的创新。本可以暴露于天下的贪官，反而因“限裸”而成功地潜伏或者巧妙地规避，这恐怕是与深圳市关于干部监督管理新政的愿望大相径庭的。

那晚，看完电影《2012》,有一幕惊心动魄，至今挥之不去：“喜玛拉雅大码头”人流峰涌而至，最后抉择均等机会，让众多无票者裹挟着持票者抢登诺亚方舟，对此种登船方式，一饱含贵族气质的女性朋友持反对意见，她主张让基因优良的人类代表们先上船。当时我没有表明看法，因为我心里想,她就是那种基因优良的人，也是有能力集资建造方舟的人。再说，在灾难面前，什么人的生命权都是平等的，几天前不是为三名大学生救两名落水少年有过热议么。

在人们对片中的中国元素津津乐道的时候，一个重要拷问时常萦绕脑际：当世界末日来临时，哪些人能进入诺亚方舟?是让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进行全民抽签？还是从功利的角度出发，让社会精英们先走？
　　现在有100张船票，如果由你来分配，你会分给谁？《长江商报》整理了出了若干名人的观点，我建议我的那位基因优良的朋友看看，红色文字是我的点评。文章网址我发了过去——

李承鹏（著名评论员）有趣的坏人总比无趣的好人好。
　　如果我来选择100个能登上方舟的人，在不认识的人里面，我认为不应仅仅有科学家，即使是扫厕所的都应该有一个资格，没有他们，科学家没办法处理卫生。职业选择应当多元化，譬如民间手艺人、艺术家、医生都应该有代表上船。
　　我还要让我喜欢的那些人上船，比如影星朱丽叶·比诺什、奥普拉，还有我儿时的偶像苏菲·玛索，我们应该尽量让那些美女上去，否则船上的一百个人会过得非常辛苦。郭德纲、宋祖德也应该上船。他们会让我们过得更有趣。此外，那些为人类做出过贡献的也应上船，譬如甘地、特蕾莎修女，只可惜他们再也无法上船了。不仅仅是好人，我认为也应该选10位坏人上船，因为坏人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利，他们可以持外卡进船。有趣的坏人总比无趣的好人好。（李承鹏原来是个八面玲珑四处讨好的文痞啊！他难道不知道范围越宽广越难得操作，他是讨得嘴快活，怎么不说说种粮的农民啊。如果方舟上喜欢看时评的人多，看来他稳得上船。这大概是李大眼方案的弦外之音吧。）

    欧逸文（《纽约客》名记）　让奥巴马上船，他本身就是理想主义力量的明证。
　　不用说，诺亚方舟上的气氛将会非常低落，得有一些人来提醒我们，人类创造能力曾经是如何的强大。奥巴马一家自然应该上船，倒不是因为他贵为美国总统，而是他的人生本身就是理想主义力量的明证。
　　马丁·斯科塞斯也将得到一张船票，因为他是现代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这是人类值得保留的东西。　我们还得给“小皇帝”勒布朗·詹姆斯留个位置，毕竟他是人类DNA的无价之宝。同样的道理，碧昂丝、斯蒂芬·霍金教授、斯蒂夫·乔布斯、“非常主播”乔恩·斯图尔特、脱口秀女皇奥普拉·温弗莱都应该上船，当然他们不应该坐在同一张桌子——免得他们共同语言不多，出现冷场。对了，请带上一群企鹅和北极熊，他们将提醒愚蠢的人类是怎么把北极和南极给融化掉的，以至于落到这种不堪的田地。（这家伙是否知道方舟在我们中国制造，全部让你们洋人上了，中国人会让你们开船吗？至于奥巴马是不是应该上船，让他看看电影再说吧。）

　　洪晃（杂志出版策划人）　我选我自己
　　我带上我的同事，末日之后，杂志还得出刊。假如世界末日来临，而我掌握100个登船的名额，我会先带走我们家包括和我们已经一起生活了6年的阿姨和司机，这就5个。
　　我们公司38人都带上，这就43个，末日之后，杂志还得出刊啦。其他的就招呼朋友了。对了，我还算错了，还有我家阿姨和司机的儿子，没有他们，那俩肯定不走。（她应该是中国的“红二代”吧，怎么比洋人还自私。看来她不只没有遗传好其母章含之优雅美丽的基因，留下她人类只能加速退化了。但她又不是平民，轮到扶贫帮困也难。难怪她只想到自己呢。）

赵忠祥（著名节目主持人）　任何人都没资格上船
　　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因为每个人都对造成世界末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使登上诺亚方舟，一个种群只有100人，是注定要灭亡的，所以上不上都无所谓。因此从现在开始，必须要善待环境，节能减排，理性地发展人类活动。这么说吧，我们现在好好保护环境，就是在打造地球诺亚方舟，而不仅仅是100人的方舟。生命权是平等的，打造好地球诺亚方舟是对生命平等的最好体现。人类是地球的主宰，其他不是高智商的物种，在面临灭亡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做，而人类却用高智商在做毁灭地球的事情。（赵国嘴还真能经风淋雨，最近非议不断，却“风韵犹存”，很有点央视声音和《人民日报》社论的味道）

闾丘露薇　（凤凰卫视著名记者）规则比人更重要

当世界末日来临，什么样的人有资格上船，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很难假设，很难说什么样的职业有资格。而采用抽签等办法确定人选也不大可能，因为在那样紧急的情况下，人们无法进行抽签遴选最后谁能登上船。一切取决于当时各地人们的道德水平和价值观念。可能在你住的地方，会让女士们优先上船，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则可能是小孩子。如果要重建这个世界，对于那些剩下的经历过现代文明洗礼的人来说，我想也没有什么职业或技能是优先的。其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人在经过灾难后，还有没有一套规则和法律来维持秩序，这才是重建的前提。（看来闾丘露薇搞多了突发事件的现场报道，已经形成了一种职业思维习惯了，拖儿带女的如何应急啊，与好莱坞编导们不太合拍。倒是灾后重建法律秩序，比电影深刻多了，值得深省。）

    莫之许（知名独立学者）将特定知识带上方舟容易，将制度转移却几乎不可能。　
　　将特定的知识带上方舟容易，将制度转移到方舟之上却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一旦遭遇到2012这样的劫难，在船长权力至上的方舟上，容不下限制权力的复杂制度，而在生存第一的约束下，许多道德训条也将解体。等到洪水退尽的时候，更可能看到的是一个类似猴群的用暴力维持基本秩序的简单群体，其间充满着猜忌、防范和阴谋，就算被精心挑选的各路人士才高八斗，此刻的心思也都用在如何自保之类的基本生存之上，真有2012这样的灾难降临，无论怎样精心挑选上方舟的人选，既有的制度约束都将解体，连带着重建地球恢复文明的宏图大业，也十之八九会毁灭在难以约束的行为之中。（看来，精英上船也不可取。精英在上船之前毁灭了地球，上船之后也许毁灭拯救现代文明的梦想。）　

　　贾樟柯（著名导演）  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谁离那艘方舟近一些，谁就能率先上船。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应当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而不是哪些人更有资格先上。至于应当让那些科学家之类的精英上船，还是采取全民抽签方式，我还没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但最可能的情况其实是，在最紧急的情况下，谁离那艘方舟近一些，谁就能率先上船。（贾导是不是有些民族主义情节？明知方舟在中国制造，美国人会同意“近水楼台先得月”吗？他们就是有再多的人会开飞机，也比不过中国人就近上船啊！）

    大庆网友（IP：122.156.*.*）不懂得尊重，一亿张船票也无济于事。
　　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与其说是毁灭，还不如说是你愚昧的人类开启了地球这个自然的格式化程序，而违背大自然众多的规律和法则的人类，必将被自然所淘汰，原因就像电影台词那样，你不懂得去尊重自然、不懂得去遵循法则、不懂得去尊重生命，而且你还没有适应四季的皮毛和自身适应系统，只有那些厚重的衣物，真的2012了，最丑陋的也将是人类，就不要说100张诺亚方舟的船票，就是一亿张，也必将引起世界大战。人类需要珍惜环境、努力有效快速地恢复地球自身的免疫系统。人，不会是造物主，更不会是救世主。（难得芸芸人生却有一腔济世情怀。）

五月花号（当年从英国开往北美的“方舟”） 事先酝酿好一份《诺亚方舟号公约》
　　 1620年9月23日，五月花号载着百余名乘客从英国出发开往北美。船上的清教徒乘客们，因不堪英国国教迫害，决定去人烟罕至的新大陆创建新家园。五月花号，就是他们的诺亚方舟。但这些饥寒交迫的人，凭什么能在一块荒蛮之地重建文明呢？
　　当方舟快要达到目的地时，船上的成年男子开始担忧“如何管理未来的新世界，从而避免互相之间的纷争”。于是，他们在上岸前签署了一份公约，名为《五月花号公约》，确立了上岸后的秩序。而上岸后，在殖民地总督都还在住茅草屋的情况下，他们又决定从公众财政中拿出一笔钱建立大学，试图将来自英国的文明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这就是哈佛大学。如果将五月花的乘客看作是那些被选入诺亚方舟的人，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成功和在母国受到的文明熏陶密不可分，譬如对契约、自治精神的尊崇；对王权的警惕等等。没有这样跨越空间和时间的文明传承，就不会有美国。不同的文明造就了不同的船员，也会打造出不一样的诺亚方舟。从这个意义来说，珍惜现有文明中的普世价值，是对船员最好的筛选，也是对人类最好的拯救。（登上“五月花”的人可不是当时英国的精英，后来，他们却创造了世界的奇迹，成为了世界的主宰。这是一个有利于我们草根的经典案例。有趣的是，真的发生了“2012”，他们可能要负主责，因为他们是世界警察啊。）

精英上船论者（基督徒） 上船人选应由上帝来仲裁。

 我让那位朋友看看这此精英草根们的观点，原以为她会直白赞同“精英上船论”，她却告诉我：能上方舟的人选最好让上帝来仲裁。她把自己的观点发了过来——

上帝当初造方舟是因人的恶而起，人类不知悔改，不感恩造世主，才有全球毁灭的后果！如果只有100张船票，2012里最后能上方舟的人选最好让上帝再来仲裁。我想上帝还是会象上次一样，选择信他的人与神同行。试想想，世界是上帝造的，上帝是万能的，其他对于上帝都只是从头创造一次而已，他要的只是人类的感恩与信仰而已！这个人选当然是选信他的。(这位朋友如果不是借此传福音，就是对中国现行体制失望了。假设真的让上帝选人,中国加入基督教的人肯定会在这几年猛增。我会过来了，原来她所说的基因优良的人就是信仰上帝的人，她就是一个基督信徒。提醒朋友，你也许忘了，在灾难面前，虔诚的基督徒也许生死两忘，坦然面对了。)

长江短笛 最后陈词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中国特色。

分配百张方舟船票问题，必须结合当前复杂的国情和诚信环境，不妨实行高考模式的全国考试录取。既然有预报，那就来得及。从基本面来说，这是诚信尚荐的一种方式。如果辅之以“实名推荐制”，那一定得加强监督和公示，但谁拥有这个推荐资质将是一个更麻烦的问题。为了减轻竞争压力，不妨把“裸官”和“半裸官”统统放行海外，他们有的是钱赶回来，而且持外卡。如果不能确定是2012年这么快就发生灾难，是不是得搞一个“后备人选”或者“梯队”什么的，让更多的人有指望，最大限度地保持稳定与和谐。至于国外的船票如何发放，建议根据去年各国在北京奥运和汶川地震两大事件中，按比赛成绩或对中国友好指数高低排序，分配名额，这样可以兼顾好大佬美国人，人家布什都来捧场了，中美被称为G2，世界公民的民意值得尊重一下。

我不是拒绝赚钱，也不想故作高尚。正规媒体从网上截稿用了，并寄来稿费，心里还是很滋润的。有博友胡诌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轻松进帐五六百，也是挺诱人的。但凡要我围绕资本家的业务与产品编写文稿，我就天然抵触。客观上，我觉得我不是善编故事的人，二是我不想改变博客的风格。也是当过学生的缘故，总不喜欢写命题文章，尤其是“题不对我”的命题文章，那份折磨记忆犹新。都到了这份年纪了，有了博客这个平台，“我手写我心”多少找到了真实的“博我”，得到一种精神享受，谁想受那“二茬罪”。我能能体会到后生们写自己不熟悉的作文，那份煎熬的痛苦，趋利避害，如今我有权利躲开。除非别人的约稿点到了我的穴位。

可是，有朋友总是不理解，质问：“现在谁不是冲钱啊？就你不食人间烟火。”这一问，反让我像做了错事的孩子。最近，看到钱学森给他的一个亲人写过一封信，其中的观点似乎是对我说。我想对我的朋友说，我没有信中说的那么淡定和高尚，但不否认有那种情愫。

这封信全文不过百字：“我很高兴听到您一家在当前高等院校纷纷搞‘创收’的环境中，竟能‘安贫乐道’，‘以不变应万变’，真我中国知识分子之本色也。让我对您和您一家表示敬意。”在这封写于1988年底的信里，钱老对外甥女一家在市场经济大潮袭来时，不跟风搞所谓的“创收”，专心搞业务，安贫乐道的做法表示了自己的充分肯定，认为这是“真我中国知识分子之本色也”。

安贫乐道，是中国百姓自古以来称颂的美德。道就是主张、思想、学说。意思是安于贫困生活，以守道为乐。《论语》：“子曰：‘贤哉，回也！一箪(dān)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大概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早的安贫乐道典型了。孔子的弟子颜回家境贫困，身居陋巷，缺吃少饮，别人看了很忧伤，而颜回却认认真真地读书，沉浸在遨游知识海洋的快乐之中。

我的生活环境当然不至于是当代颜回那样的档次，按现在的价值观也没有必要刻意清贫，主要是坚守自己一份思想的自由，享受一种表达的快感和写作的快乐，其次，才有“安贫乐道”的元素。别人在牌桌酒店里寻找快乐，我把博客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任思想驰骋,做思维的体操。如果有一定的读者和流量，甚至被一些人高看了博主、错录了文章，那都是意外的收获。

“五行”一词最早见于《尚书·甘誓》。据《史记·夏本纪》载：夏启征伐有扈氏，在甘水旁（今陕西户县西南）誓师。甘誓如下：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息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

此五行具体何指未明，但属于神圣字眼，应该是交战双方共同承认不可威侮的意识形态，以至宣战者无需对其论证，只需指出对方违背了它就足够了。范文澜解释，“威侮五行”意谓依仗权势，轻视经济百业，使民众无以聊生。用五行来煽起公愤、动员战争、伸张正义，所以“五行”是带有宗教意味的社会基本准则。

   《甘誓》的年代相当古远。墨子相信它产生于夏初。据今人考证，《甘誓》的产生应不晚于殷商。

对“五行”最早作系统解释的是《尚书》中的《洪范》，它被认为是五行思维的经典文献。据《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克殷后与殷之遗臣箕子咨询“天道”，箕子答以洪范九畴。洪即大，范即规范。“洪范”意味“大法”，犹今所谓“基本原则”。包括九类范畴，其中“五行”堪称总则。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箕子回顾了早期治水的历史，认为世界万物及其运动规律都是上帝所安排的，是必然的。水性润下，即必然向低处流动，鲧违背了水的本性，用土勉强阻塞水的通路，惹得上帝震怒，所以上帝不交给他真理，禹改用疏导的办法获得成功。这里，在原始宗教观念中，透露出人们对于世界观属性的认识，包含着客观规律不容违反的哲学思路。

《洪范》的“五行”观念，把具体的物质形态肪及其客观规律上升到“帝意”和“天意”的高度予以解释和发挥，这是中国早期哲学的一种方便形式。充分注意客观世界的差异性，不把世界归结为单一的物质形态，试图从多方面揭示物质世界的多样性，这种“五分法”给中国哲学以深刻的熏陶与影响。五行说着眼于从属性与功能上物质形态，而不去探索物质的深层内在结构，既影响中国唯物论的基本趋向，也束缚了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

中国的“五行”与古印度的“四大”（地、火、风、水）及古希腊的“四要”（水、火、土、气）有深刻的相通之处。三种学说在土（地）、火、水三种元素上完全一直，而中国不同的是以木和金取代了古印度的风或古希腊的气。

中国人对木和金的认识，恰恰说明了中国古代生产力水平比其它文明更发达。如有巢氏“构木为巢”的传说，提示了木与洪水、避水、避湿的关系，而燧人氏“钻木取火”则揭示了木与火的关系。《易》云：“地可观者，莫过于木”。木与土的关系早已昭然。“五行”中的“木”包括“谷”，泛指一切农作物，这足以说明“木”处于较高的抽象层次。

“金”在五行中的意义最为独特，它不是天然物质，是人类生产实践的产物和科学技术的结晶，它最有力地说明了五行思维把握的客体，是社会实践及其产物，不是纯自然，中国古人理解的世界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在对世界进行最高概括的时候，必然把物质世界的本原归结为人类实践的基本元素。“金”能够与水、火、土、木并列为最高范畴，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冶炼业是怎样发达，在当时的世界已处于明显领先的地位。陕西出土的秦俑坑兵器历时两千余年不生锈，因为上面涂有一层含铬的氧化膜，而西方在20世纪30年代才申请了防锈术的专利。

五行思维确立了一种根本性的历史哲学思路——从社会物质生活来把握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这对先秦诸子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儒、道、法、墨等几大思想主峰重视民生、强调社会物质生活的理念，与五行思维密不可分。原始五行说，奠定了中国哲学生“本”崇“根”的沉稳品格，使中国古典人本哲学具有了一种脚踏实地的精神和现实主义的基质。

《吕氏春秋·应同篇》：邹子的学说中，自然季节的转移，依着相生的路线：木→火→土→金→水，社会政权的兴衰，依着相克的路线：土→木→金→火→水。自然界是周而复始的，人类社会的变化也在转圈子。所不同的是，自然季节的更替在相生中完成，故周期稳定。社会的圈子则在相克中实现，故期限长短不定，胜者为主。

黄帝属土，夏禹以木代之，商朝以金代木灭夏，周朝以火胜金灭商，秦始皇以水灭火，到了汉朝，对于新帝国属于何德有过激烈争议，因为汉朝不承认短暂的秦朝。

如果说明朝是火，那明朝前面的元朝应该是金，再前面的宋朝就是木。清朝就是水，民国就土。

    萨拉希夫妇走进白宫，出席为印度总理辛格举行的国宴

 奥巴马似乎跟这对“冒牌客人”聊得很高兴

萨拉希和妻子米夏埃拉搂着副总统拜登（中）合影
 

混吃混喝，在林林总总的酒店婚宴中不乏其人。只要不发生混走东家收受的巨额礼金，一般不会成为媒体的新闻。无意坐错了位、喝错了酒，东家和当事人始终蒙在鼓里，也许大有人在。

美国就是实在和透明，奥巴马上任后主持的首次国宴，本来以安抚印度对中国的“妒火”而风光世界各大媒体，却被一对“混混夫妻”让号称精心组织的国宴蒙羞。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塔里克·萨拉希和妻子米夏埃拉根本不在邀请之列，却穿得有模有样，大摇大摆进场，不仅山吃海喝，还与副总统合影，玩得不亦乐乎。后续报道,奥巴马似乎跟这对“冒牌客人”聊得很高兴，还与美女握了手。与其说这让美国特工很丢面子，不如说让美国形象黑人总统大跌眼界。

约两个月前的中国国庆60大典在北京成功上演，在世界发出惊叹之声时，也有对这场盛典滴水不漏的安保的謿讽与不屑，说这是一场没有观众的盛典。大至北京城，小至天安门广场，每个人，每件物，每项活动，都在组织者有效的掌控之中。这场世纪大戏落幕已久，至今没有传出安保方面有大的瑕疵，从组织严密和安全保卫角度来说，恐怕是中国的又一个“无与伦比”。

中国人严密的组织能力大概连好莱坞的编剧与导演也折服了，商业巨片《2012》，竟然把拯救人类文明的“诺亚方舟”的宏大制造地定在了中国，“唯有中国才有这样的组织能力”，世界娱乐总部也借剧中人物的台词发出这样的感叹。虽然有调侃中国是“世界工厂”之嫌，却不排除美国人信服中国组织协调工作的含金量。

另人不可思议的是，国宴中的两个不速之客竟是以中国“小孩过家家”的心态来登白宫的大雅之堂。这样“伟大的行动”，他们没有蓄谋以久。他们走上红地毯，胜似闲庭信步，没有“如走针毯”。他们遇见大人物，敢缠拜登合影，敢与总统攀谈,没有畏手畏脚。国宴结束后，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窃宴”行为，吹嘘度过难忘的时光。都说在信仰上帝的国度，人们有很强的敬畏心理。但是，国宴，白宫，元首，在这对美国夫妇眼里，只不过是过家家的玩场和玩耍的伙伴,这需要一种怎样的心态?究其文化根源，因为美国人敬神但不会敬人，更不会敬畏权贵。

笔者绝无鼓动国人在这方面与美国接轨的企图，倒是希望当下“维稳”框架内积累更多的内在的和谐元素。如果普通中国人哪一天有了美国夫妇这样的雅兴和胆量，与北京与天安门与中南海与元首也来一场类似游戏，还显得那样自信和阳光，那中国社会就有实质性的进步了。

有一点值得肯定，萨拉希夫妇无论如何乔装，白宫国宴的保安无论如何失职，双方都没有躲开金属探测安检这一关，这是保证奥巴马和辛格安全的绝对底线。如果中国的盛典出现这样的纰漏，能不能守住这道底线就很难说了。

 另:荆楚网消息 (楚天都市报)

　　综合《中国日报》、《扬子晚报》、《新民晚报》报道未受邀请的萨拉希夫妇24日通过白宫多道安检，混入美国总统奥巴马国宴（本报曾作报道），甚至还和奥巴马握了手。负责白宫安检的美国特工处27日说，可能对未受邀请混入国宴的萨拉希夫妇展开刑事调查。

　　美国白宫27日公布一张照片显示，未受邀请混入国宴的萨拉希夫妇在白宫内与奥巴马“面对面”，其中女方还同奥巴马握手。有美国作家指出这件事情的严重性，称萨拉希夫妇如果是恐怖分子，奥巴马可能当场就被暗杀！

　　美国BRAVO电视台26日晚上发表声明称，米夏埃尔即将参与该台某真人秀节目的录制，她和丈夫塔里克日前告诉节目制作方，他们拿到了去白宫参加国宴的邀请。于是，当天有摄影师全程拍摄了两人在家里挑选衣服一直到抵达白宫的整个过程。

   

    10月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美方代表。宾主双方在紫光阁内的屏风前合影后，温家宝对基辛格说：“我送你们出去。”这时，屋外已下起细雨。温家宝撑起一把大大的雨伞为基辛格遮雨，一直把他们送到紫光阁外台阶前。
    一个月零三天后的一天晚上，奥巴马乘坐的“空军一号”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舱门打开，奥巴马左手拿着一把黑伞，身着黑色过膝长风衣独自走出舱门。略一挥手后奥巴马并未驻足，撑开伞快步走下舷梯，紧接着，一名随行人员也步下舷梯。

对温总理打伞，少数国人没有思想准备，瞬间担心有失我大国国格，但这一刻的“中式打伞”着实感动了媒体与网民。因为这一“伞举”彰显了我们大国的外交风范，传承了优秀的中华文明，传递了中国和平崛起和建设和谐社会的信息，是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一种崇高的“二轨”礼遇。

也许是老天有意安排，奥巴马第一次登陆中国大陆，让他巧遇一个雨夜，他才有机会“回敬”中国人民一个“美式打伞”，这一雨中即景，被称为奥巴马对中国官员上的第一堂思想政治教育课。无情地让以官为本、以官为尊、以官为准的“官本位”在在美国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精神价值面前显得自弗不如。

我宁愿相信“中式打伞”与“美式打伞”的主人都不是政治秀和外交秀，因为两个“伞举“都很自然地表达了各自国家的文化内涵。温家宝替基辛格打伞，体现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尊老敬友的传统文化。奥巴马自己打伞遮雨，体现了美国现代政治文明中的平等独立价值观。“伞”成了中美两国文化的一个共同的符号，它们都为自己的国家形象增了分，为两国特色文化添了彩。

同时，“中式打伞”体现了温总理一贯的人文素养和人格魅力，表达了中国人民的真诚友好。“美式打伞”展示了富有活力的奥巴马作为西方民主和人权领袖的风采。他们举止投足、音容笑貌，给世界带来的是文明和谐平等善意。尽管中美两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甚至军事上分歧仍存，但“伞去伞来”，犹如一缕和煦的春风吹拂我们的脸庞，温暖了我们的胸膛，我们会不经意淡忘曾经的风霜雪雨。

中国人是不是自作多情？所幸基辛格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不愧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说，温总理为我撑伞“让我深受感动和深感荣幸”，“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举动”。基辛格认为：温家宝总理为我撑伞，送我出门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礼貌姿态”。

我没有看到两次“伞交”的电视新闻，只看到定格的照片。我曾担心原产于中国的照片之外会不会有什么瑕疵：温总理给基辛格打伞时，会不会有中方的秘书人员马上拢身接过温总理的伞？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当奥巴马打伞走下飞机时，不知迎候在机场的中国官员是不是自己在打伞？如果没有这样的负面花絮，这次中美“伞交”算是平分秋色。

三十多年前，我把这段话当作了自己人生的座右铭，用美术字记在日记本的扉页。在漫长的人生中，我用心将这句话融入思想的血液。踏实、低调、谦虚和较真等，都是这段话衍生出来的人格与品质。

闻一多先生不“说”先“做”，在研究领域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由唐诗转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他“做”了也没有“说”，别人却在赞美，在惊叹，闻一多先生仍然没有“说”，他又向“古典新义”迈进了。

读到闻一多的名言时，我们正当年轻，尽管也说要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但比现在还是好多了。我按这一准则学习和工作，包括为人，感觉很管用。即使是在亲人朋友之间，总希望不必把话说明，用具体的行为就能得到对方和外界的理解和回应，我一直欣赏那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人际关系，憧憬着闻一多先生那种“说做演绎”景观，并期待着相宜的社会和人文环境。

但越往后，这一条越不灵了，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自己也不是那个简单的自我了，你要负责一个方面和一个局部的工作，如果把这作为“万能钥匙”，就明显不解决问题了。你做了再说，已经迟了。你做了不说，常常白做。不说或后说，让自己吃了不少亏。你可以耐住寂寞，可那只是你个人的一种境界，你的属下，你作主的一方，你可不能苛求别人也耐得住寂寞。从此，这条人生格言就收藏于历史的仓库，也留下了未解的疑惑。

原来，闻一多的这段话，是作为一个学者的准则。很久以后才看到臧克家的《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文章的下部分，很生动地描述了闻一多“说与做”的另一面——呐喊，那就是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起先，他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他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事实是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而且以生命作为代价。

盲人摸象的故事小时候就懂，此生也曾笑话别人或教训后生们摸象一样的学习和做事，没想到自己也是这样一个盲人。说与做本无荣耻之分，也不在于说与做谁先谁后，关键是坚持言行统一。说与做如何摆，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人们之所以忌讳“说”，是因为历史上有很多的空谈误国，现实中确有人满足于坐而论道。人们之所以褒奖“做”，是因为大多数人必须身体力行，才能让社会真正进步。是因为这个社会，尤其是“公仆”们真想干事能干成事的人非常可贵和稀缺。

美国前劳工部部长赵小兰，近日在武汉市的一所大学演讲时，和学子们分享了她对美国文化的理解：“美国是个‘不停说话’的社会，不论你是赞美、不满、疑惑还是忧虑，美国人从不羞于表达，而且他们也不懂‘身体语言’，一切都要说出来。如果有什么不懂的事情，一定要大胆问出来，多数美国人都很有耐心，他们不会责怪你插话，因为他们也经常这样做。”

虽然赵小兰的提醒更多的是“问”，是民主社会的畅所欲言，是鼓励学生用表达来提升自己，是一种平等的权利，但也表明“说”并无贬义，“不停地说”并非婆婆妈妈。很显然，赵小兰是提倡“说”的，尽管能够在美国社会争得一席之地，她一定是个成功的践行者。其实她年轻时，也有中华文化基因作崇，小时候非常安静而且害羞。他不一定是为了佐证闻一多的“另一面”，但她表达了“说”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一个开放的社会，话语权相当重要的时代。她作为一个有社会担当的社会精英，如果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说”，肯定是难以立足社会更不要说胜出对手的。

“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这是人们不屑于“说”的另一种极端。也许赵小兰生活在美国，并不理解当下中国“说”的软环境是怎样的恶劣。但对于公民来说，“白说论”按其情绪来理解，这不仅放弃了“说”，甚至也放弃了“做”。如果这形成了一种社会共识，那是极其可怕的。

不论是闻一多，还是赵小兰，事实上他们不仅是“口的巨人”，也是“行的高标”。其它成功的人士无不是这样。赵小兰“不停地说”，是鼓励中国的大学生们在人际交往中，不要羞于语言表达，要敢于通过“说个不停”的方式，来丰富自己、锻炼自己、提升自己，从而做个有能力有活力有魅力甚至是有影响力的人。闻一多的“另一面”，则是要求担当社会责任的人们，你仅仅自己起起行之是不够的，你得动员大家引导民众与你一道奋斗，要形成这样一种态势，就要像闻一多那样呐喊，像赵小兰那样“不停地说”。

而这次上海大学生在奥巴马面前不擅说，不敢说，表现出的那种拘谨或自以为心安理得的礼仪，人家美国人不仅难以理解，而且还会低看我们中国大学生的智商。

http://zwb.hebnews.cn/20070626/ca9263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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