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信息安全危在旦夕

2009-7-16 南方都市报 叶檀 申草

    力拓间谍门事件的明确提示是，中国经济信息非常不安全。在数目字管理的市场，数目字的主导权为交易对手、谈判对手掌握，结果不问可知。

    7月9日，上海市国家安全局证实，力拓上海办事处的4名员工因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已被拘捕，其中包括该办事处总经理、力拓铁矿石部门中国业务负责人胡士泰。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秦刚在例行发布会上对此做出正式回应指出，中国有关部门掌握了大量确凿证据，证明胡士泰等人为境外刺探窃取中国国家机密、并对中国钢铁企业的内部人员行贿。

    大型企业与政府关键部门退休官员成为外资公司员工，是获取中国商业核心信息第一条捷径。

    不少钢铁企业负责人透露，包括力拓在内的三大铁矿石巨头在与中国钢铁企业接触过程中，常常以多种方式获得中国钢铁行业的核心数据，包括生产成本、毛利率、生产技术参数等等，所有这些详尽的数据，使中国钢铁行业的底牌尽在铁矿石巨头掌握之中，核心商业数据的泄露使中国铁矿石谈判无法获得先机。

    此次被刑拘的力拓铁矿石部门中国业务负责人胡士泰，80年代在中信集团工作，中信集团是我国进行海外资源性布局的一家窗口企业。1998年，冶金工业部，许多掌握核心资料的官员进入力拓等企业，被委以重任，每次谈判，这些对中国钢铁行业了如指掌的人士充当了信息搜集马前卒的重任，他们获得的百万美元高薪，让中国企业付出了上百倍的代价。

    不仅如此，包括证监会、银行、政府财经部门的一些官员退休后即被国外企业高薪礼聘，既提供行业咨询，又可以充当高级公关，在人情大于法律的市场中常常无往而不胜。

    以为信息无价，利用权利之便将所知信息收益个人化，是国企高管与政府官员透露商业资料的根本原因。

    获取中国经济信息的第二条捷径是国外机构与国内政府统计部门合作。

    2008年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农产品生产价格等一系列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数据都是在这一天首次公布。但早在7月8日，路透社就在中文网站刊登文章，以“两位官方消息人士”的说法称，我国6月份CPI同比上涨7.1%，上半年CPI同比上涨7.9%；7月15日，路透社再次以“三位官方消息人士”为消息源，称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10.4%。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连小数点都一样，如果以此数据对中国资本市场套利，中国普通投资将蒙受巨大损失，而外资机构既可避险，也可提前做多做空，立于不败之地。

    当时有专家建议司法介入调查，但最终不了了之，国内公众有权利知道，国家统计局如此核心的数据如何提前透露，统计局仅以“不可能泄秘”推托无法塞责，事实上，小数点后面的预测一致，概率与中大奖差不多，统计局难道不了解概率？

    不仅如此，国家统计局的景气动向指数由由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和高盛(亚洲)联合开发，国家统计局是否无法独立完成研究监测工作，他们理应告知于众，打报告要求加派研究力量，而不是与国际投行合作。如果政府部门无法排除泄秘之嫌，如何要求企业掌握数据的关键人士不把数据换成金钱？一些政府部门无意中充当了一些急于泄露信息换取真金白银的苟且之徒同样的角色。

    获取中国经济信息的第三条捷径是借助政府急于与国际接轨的心态，将数据拱手让人。

    中国经济信息泄露集中时间段应该是中国金融机构、石油石化等事关中国经济安全的大企业在海外上市阶段。

    当时中国银行、中国石油在境外上市，保荐人等中介机构都是国外知名大投行，原因是为了获得国际投资者的信任。但经此摸底，中国金融机构、能源企业成百车的核心数据也就尽在国际投行掌握之中。因此，惠誉、穆迪等评级公司对于中国企业的信息了如指掌，也就不难理解了。由于资贷危机爆发，这些评级机构的职业道德在美国本土受到强烈质疑，这些机构会利用中国经济数据从事何种商业活动，不得而知。

    更让人奇怪的是，2001年，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6号——A股公司实行补充审计的暂行规定》，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名，要求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和上市后在证券市场再筹资的A股公司中试行由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直到2007年取消该规定，期间所有在A股上市的公司的数据，大到中国的石油储备、矿产资源，小到个别金融机构的客户资料，尽在国外会计师事务所掌握之中。

    中国大型企业低价境外上市，高价回归国内，让国内投资者为国外投资者买单，付出惨重的代价；并且，中国金融机构没有通过境外上市形成市场化的竞争机制，反而强化了垄断地位，付出的代价是中国金融机构的信用卡业务等数据落入竞争者之手，在长期威胁境内市场的安全。

    无论如何，政府处理间谍门事件是及时而必要的，窃取商业机密进行商业贿赂不仅违背商业伦理，更违背了中国与澳大利亚等国的法律。违法者理应受到制裁。

    力拓间谍门事件是个标志是个契机，通过铁矿石谈判收回利权，通过谈判意识到中国经济信息危在旦夕，处于既不知己更不知彼的困难处境。政府以政府有必要改进目前的信息管理制度，对于大型企业关键人士与重要岗位退休官员成为外资大员作出严厉规范，同时反省大型企业首先在境外上市剥夺国内投资者权利，与泄露核心商业信息的软肋，通过培育内部市场机制，通过全国统一的竞争性市场的形成，彻底摆脱目前借用外力推进改革的路径。

注：申草兄提及中国经济信息，心忧不已。中国经济信息到今天为止，各界参与，打个国际化的名义，已露个底朝天，再不利用间谍门契机加以整顿，恐怕难以收拾。
    陈同海死缓，中石化的小小“老鼠仓”。

2009-7-16 每日经济新闻

    创业板推出如箭在弦。

    从7月15号开始，投资者可开始向证券公司申请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由于创业板发审委组成基本完成，主要配套政策已经出台，7月14日，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有500位来自各地证监局、保荐机构、会计师与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参加“创业板发行制度培训”，这被视为实战大演练。

    创业板寄托了新股发行、监管等无数的市场建设期待，监管部门的监管之严厉前所未有，目的就是让绿苗健康成长。

    不得不指出，创业板难免中小板爆炒与暴涨的命运。

    首先，创业板与主板成长性不同，市盈率高低相差悬殊。以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为例，2000年3月处于历史最高点5132点，而最低点为2002年10月1108点，而反映主板的标普500指数最高点在2007年10月的1576点。在2008年11月，我国中小板指数市盈率为15.7倍，而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市盈率为28.3倍，在科网泡沫时期，高达50倍以上的市盈率比比皆是，正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出现了“市梦率”一说，将市盈率踩在脚底。

    回顾我国中小板市场，市盈率多数时候超过上海市场，还存在着股本越小越容易操纵而股价波动越大的特色，中小板市场屡得风气之先长阳上涨，而中小板连拉数个涨停板甚至如ST九发连拉30个涨停板的极端案例。如果把成长型上市公司市梦率与小盘股操纵结合在一起，毫无疑问，创业板将成为最佳的坐庄爆炒温床。

    其次，各地政府极端重视占有创业板上市资源，将较为成熟、财务漂亮的上市公司推上市。7月6日，《鄂商》杂志披露，湖北省4月召开创业板工作会议，湖北省拟定了首批13家重点冲击创业板企业名单，13家企业来自13个不同的新兴行业，都是湖北省各行业的龙头老大。这13家企业的各项指标都远远超过了创业板的门槛，平均主营业务收入22358万元，平均净利润2257万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29.09%。这并不是湖北省一地现象，抢夺上市资源是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

    创业板虽然是成长型企业的孵化器，实际很可能成为各地政府与资本市场中介机构、企业联手抢夺上市资源的一次没有硝烟的战争，他们推出的企业都是政府看重、中介机构筛选而出的心目中的“优质”企业，虽然后续成长性如何难以预料，但漂亮的财报提供炒作题材则绰绰有余。

    第三，炒新、打新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性顽疾。投资者放心打新，因为制度在一二级市场制造了落差，这一落差没有通过新股发行机制纠正，反而通过新股发行机制改革加以固化。

    监管者利用特殊手段防止爆炒，如为防止中国建筑IPO后被爆炒成为中石油第二，中登公司按证监会的口头通知暂停了信托公司开设证券账户，以杜绝银行通过与信托公司合作发行天量打新理财产品，或者通过拖拉机帐户提高中签率。但明眼人一望而知，这一举措并非意在抑制打新，而是将打新炒新抑制在监管层规定的范围之内。由于首批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本小而财报优，打新将比主板市场疯狂得多。

    暴涨与暴炒未必是坏事，事实上，无论是成功的纳斯达克市场还是没落的中国香港地区创业板，无不经过疯狂的炒作，只不过纳斯达克大致成功地完成了美国新技术革命的孵化器角色，而其他大多数创业板市场徒有其名，垃圾中无新技术黄金。中国的创业板市场能否成功是否健康，并不取决于炒新打新疯狂与否，而取决于创业板能否成为高成长企业的摇篮，能否建立市场化的风险投资与退出机制。正像中国的主板市场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建立高效的资源配置通道，原理完全一致。

    面对暴炒与暴涨大可不必惊慌，能够让投资者惊慌的是，监管层建立了世界上最严厉的创业板监管系统，却在实践中高高挂起，对造假的中介机构与上市公司轻轻责罚，甚至以保护投资者为名，堵塞创业板的退出机制。更令人恐惧的是，中国的股权投资与风险投资公司不是垄断企业，就是权贵企业，将创业板与令人生厌的PE式行贿与扩大垄断权利相结合，因此，查查风险投资公司的股东构成，大概就能了解创业板的未来命运了。

2009-7-15 每日经济新闻

    这次中国经济调整绝不是靠政府投资，熬到全球经济复苏拉动出口，就能轻易度过的。这次经济调整是全球经济模式与中国经济模式的大调整，是全球未能找到提升生产力的新经济模式，与资产负债表崩溃等一系列难题的集中爆发。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将引发资产型泡沫与货币信用崩溃的双重危机。

    在虚拟经济主导的社会中，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不再以年为时间段，而以月为时间段。如果说今年三、四月份机构抢购国债导致利率下跌，是通缩时代的典型标志，那么，仅仅过了三个月，央行的票据就因为利率过低而遭遇流标，则是通胀预期的典型反映。产能过剩会引发通缩，产能过剩加上信贷过多，会引发资产泡沫、货币信用崩溃和又一轮严重的通货紧缩。

    中国经济复苏尚未企稳之时，货币流动性已经造成资产价格的急剧上涨，某些板块的泡沫已经恢复历史高位。泡沫铸就的复苏地基不稳，这点大家心知肚明。银行传出收紧二套房贷与央行恢复信贷五日汇报制度，绝非空穴来风。

    问题是房地产开发企业手中拥有最大的博弈工具，就是拥地自重，就是减少库存之后不马上开发，这导致经济数据中民间投资这一块上不去。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1到6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3410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1.7%，销售额15800亿元，同比增长53.0%。北京二手房交易量大涨6倍，上海二手房单月交易量破3万套。北京、上海二手房价均上涨15％，深圳新房涨幅最高达30％。商品房市场进入火速去库存阶段，上海等地的商品房库存已降至两个月的临界点之下，出现心理恐慌性的供不应求状态。

    与此相反的是，商品房投资未能跟上。据中房指数方面预计，宏观经济尚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这将影响房地产投资。2009年下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会稳步增长，但将低于去年全年20.9％的增长幅度。

    开发商之所以有恃无恐，一是要用足目前的优惠政策，延长优惠政策的保鲜期。目前，房地产土地缴纳期限再次软化，银行信贷相对宽松，5月27日，国务院宣布调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普通商品住房项目投资的最低资本金比例从35%调低至20%，商品房资本金比例13年来的首次下调，使得恒大等公司不仅无资金链断裂之虞，反而有土地的资产性收益。其次，在房价上升周期，捂盘惜售是最明智的选择，因为此时土地与楼盘是以投资品价格来估价，一个月之内就可能每平米上升500元。

    地方政府是幕后推手，地方政府四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来自于土地收入，土地价格上涨就能够满足需求，营造房地产市场供应恐慌不仅有利于开发商，更有利于地方政府。因此，北京等地实际推出土地远小于规划，各城市推出土地没有明确的时间规划，这导致了开发商的恐慌性抢地。购房者与资本市场房地产企业的投资者是最终接盘者。

    应该再次强调的是，房地产市场的历史和现实已经非常明确，所谓以低价换成交量的说法是不懂资产品定价系统的无知之说。只要能够继续营造供应恐慌，以各种手法制造高成交量，房价就能节节攀升，直到最后宏观经济崩溃，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最生动的例证。

    强调通缩风险是我们在铁矿石谈判中步步处于下风的原因之一，在最关键的三、四月份，中国铁矿石进口大量增加，在目前谈判的关键时刻，宝钢两个月涨价超过千元，给了谈判对手明确的心理预期，这是一个正在制造泡沫的无序市场。钢铁谈判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何尝不是房地产行业所面临的问题，钢铁行业需要铁腕重整秩序，房地产行业何尝不是。如果保障型住房口惠而实不至，如果不能整顿郑州经济适用房成为豪华别墅等项目中隐藏的官商勾结，如果不能严厉规定开发周期，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永无宁日。

    惟一可以宽慰的是，今年上半年，保障型住房用地供应大幅增加。根据国土资源部的数据，在住宅用地中，普通商品住宅用地供应18713.12公顷，同比减少15.1%，普通商品住宅用地占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的84.1%，同比下降4.5个百分点。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3754.37公顷，同比增加36.3％，占住宅用地的16.7％，同比提高5.6个百分点。其中，经济适用住房用地供应3390.35公顷，同比增加33.3%，占住宅用地供应量的15.1%，同比提高4.9个百分点。廉租住房用地供应364.01公顷，同比增加72.0%，占住宅用地供应量的1.6%，同比提高0.7个百分点。

    一旦民间投资真正恢复，而保障型住房体现为实际供应量，到时候房地产行业的大风暴就将到来。

注：房价泡沫再生速度之快，让人惊诧。能够转嫁成本的恶劣生产方式，只要遇到时机就会反弹。经济复苏需要房地产健康，但房地产半年之内回到历史高位，绝不是经济复苏的福音。我们此前的GDP中，已经透支了太多的房地产市场。
    收紧二套房贷风声正紧，各地又开始查捂盘惜售。
    从7月中旬起，福建省建设厅即将严查开发商捂盘惜售等行为；二是福建省银监局转发银监会下发的通知，要求银行严格执行二套房贷款的有关规定(首付款比例不低于40%、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1.1倍)。
    上周上海商品住宅新增供应面积环比下跌近一半，上海房管局官员明确指出，政府将严查捂盘惜售现象。
    北京多个楼盘发生“捂盘惜售”的情况，从交订金排号开始到正式开盘，时间长达2、3个月，其间销售均价不断上涨。新京报记者调查30个楼盘，8成以上采取“多次开盘，当日售罄”的方式进行营销。
    要查的不应该是捂盘惜售，而是严格执行开发周期，加快投资周期。投资上升，恐慌缓解，于宏观经济有利。
郑州经济适用房建别墅如此“低调”处理，是个大笑话，坚定了对经济适用房的看法。

农民工、大学生就业率失真将制造社会摩擦

凤凰周刊 2009-7-13

    经济结构难题在社会层面上继续深化

    从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数据大幅好转，人们开始议论GDP不是保八而是超过八的问题。但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难题，泛化为社会层面的难题，显示经济结构正在加速扭曲。

    上半年经济数据的好转主要因为银行的天量信贷与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这导致投资增加，直接转化为GDP，基础建设所需的水泥、粗钢等进入热销期。上半年新增信贷超过6万亿，全年超过9万亿，而中国今年当年的新增起码在4万亿以上，远远超过中央政府提出的3年4万亿的积极财政政策，如此之高的信贷、投资增长为1949年以来所仅见，因此，有理由得出结论，目前恢复经济的政策不仅没有改变中国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相反，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保持平稳略增的态势，出口下滑是无法改变的长期趋势，投资疯狂增长，三驾马车成为一驾独行车，速度越快，风险也就越大。

    经济风险已经表现在社会层面上，今年以来爆发了一连串社会事件，邓玉娇事件、江西南康、湖北石首、昆明处女卖淫等案件，这些案件的共同点就是爆发力强、影响力大、对抗情绪强烈。

    在社会问题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农民工与大学生的就业难。去年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统计的失业农民工数量是3,000万，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给出的数据是2,000万人。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现改名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2008年3月曾公开透露过农村失业人口突破2亿人，城市失业者达5000万。田成平的数据包括外出打工农民和留在当地的隐性失业农民，前面两个数据仅指外出打工的失业农民工。另据测算，每年新增待业农民工500万。如此庞大的失业农民群体，在失业率的统计范畴之外，这些农村失业群体既不能纳入城镇登记失业率，也不纳入任何一个失业衡量指标。因此，从失业数据上来看，中国的城镇失业问题一直不严重，2007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4.0%，2008年4.2%，到2009年一季度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为4.3%。就连城镇失业率也有注水之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2008年中国城镇人口的调查失业率大约是9.4%，比登记失业率高5.2%。

    统计数据不准确，将是致命的谎言。如果我们仅仅看城镇登记失业率，会认为中国根本没有经历经济下行周期。但不被纳入统计数据，不证明庞大的农村失业人口不存在，政府将在无据可依的情况下，不得不面对农村基层社会更多的骚动。事实上，从社会学分析样本来看，自从掀起农村打工潮以来，中国农村生活的改善主要依靠打工收入反哺农村的资金，依靠广积粮的模式，农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脱贫致富，高失业率必然导致农村基层社会不可能进入稳定态。

    政府以给单位裁员设置门槛的方式，结果是造就了更大规模的隐型失业，无薪假期、员工薪酬下降、国企效率低下等弊端，正是隐型失业在社会层面的忠实反应。

    与农民工失业问题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大学生就业率，今年毕业大学生在611万人，往年未找到工作的沉淀大学生大约在300万人，两者累计约为900万人。7月9日，教育部宣布，截至到今年7月1日，已有415万高校毕业生落实去向，就业率达到68%，与去年持平。此数据一出，遭到无数的网络板砖，包括教育界人士、大学生本人及其父母，对于大学生就业率数据中存在的猫腻，毫不留情一一挑明，其中最绝的一招就是，没有签订就业意向书者不得拿毕业证书，这就逼得大学生四处托人，签假意向书蒙混过关，甚至大学参与在内，寻找挂靠单位联手作假。大学生就业难的真相被漂亮的数据掩盖，日后必然爆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7月7号和9号召开两次经济形势座谈会，分别听取经济专家和企业、行业协会负责人意见和建议。在会上温家宝指出，经济发展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他认为经济回升基础还不稳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并未减弱，外需严重萎缩的局面仍在持续，一些行业、一些企业生产经营还比较困难，就业压力短期内尚难根本缓解，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还相当艰巨，产能过剩问题凸显，财政收支矛盾突出。

    就业难，财政难，财政难到什么程度？渣打银行最近的研究测算，政府债务总额接近GDP 的60-70%，而根据2004年财政部财科所的研究测算，政府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高达到91.18%，远远超过官方数据的20%。今年政府财政收入下滑而支出大增，6月24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透露，今年1至5月，全国财政收入27108.67亿元，同比下降6.7％；而与此同时，全国财政支出22496.98亿元，同比增长27.8％。为了弥补缺口，税务部门紧急动员，查税、罚款、预征税等一齐上阵，江西南康就是地方政府试图向利润单薄的当地支柱产业家俱持行业加征税收，所引发的重大社会事件，最后以政府收回成命了事。江西南康事了，而需要政策救助的中小企业仍然受到税收政策的困扰，这与政府恢复经济、涵养税源的使命背道而驰，显示政府的财政收支之紧，已经到了不惜向企业动税收之刀的地步。如果维持此等政策，江西南康事件将不会是惟一的抗加税事件。

    其他如房地产价格节节上升，地王层出不穷，成品油价上调增加工业成本等，所有这些经济结构的问题，正在向社会层面转化。在网络论坛上，油价、房价、就业成为社会民生版面热议的话题，政府官员对高房价与高油价的辩解，成为网络争议的导火索。

    此时，政府理应改善统计办法，公开信息取信于民，同时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特别要加快制定落实鼓励民间投资的措施，有效解决市场准入问题，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打破垄断和限制，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国民收入分配更多地向民生倾斜”，只有靠市场化的中小企业，才能解决我国庞大的失业大军，除此以外的任何办法都是缘木求鱼。

2009-7-14 每日经济新闻

    经济尚未恢复，市场出现难题，中国出现消费价格低迷与资产价格爆涨的现象，而美国的国债利率上升，显示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威胁到货币的信用，受到市场质疑。

    7月7号和9号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强调，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由于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并未减弱，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并根据形势变化，丰富和完善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变，也不可能变，也没有人敢变，否则，银行的呆帐，GDP的下降与财富信心的丧失将淹没一切。

    要强调的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变，并不意味着信贷不会收紧，资金接力棒将交给股市。

    经济数据将显示，银行已经无需无度发放信贷。即将颁布的二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很好看，GDP在7.8%左右、CPI与PPI降幅略有收窄，与此同时，资产品价格尤其是房价已经回到历史高位。如果中国经济较为健康，标志是资产泡沫不再快速上升，实体经济领域的民间投资开始复苏，消费维持在20%左右的高位。今年1到5月，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770亿元，同比增长15.0%，扣掉通缩因素的影响，实际的消费增速在5月份进一步攀升，估计达到17.3%左右。

    银行尽了力，信贷发放撞到南墙，不得不回调。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数据合计约7.37万亿元，仅半年货币投放，就比去年全年增加了24%，达到去年GDP的四分之一，广义货币增长量远远超过GDP保八所需的17%左右。德意志银行中国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表示，按照该行测算，贷款的增速超过保八所需要的货币扩张速度的名优产品，2季度年化GDP环比增长速度可能达到18%，是199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银行业内人士提醒，如此之高的货币发行量，使银行进入坏帐高峰期。信贷流入资本市场、流入楼市受到严重质疑，为了扩张业务规模，虚假的存贷款数据可能上升，短贷短存、客户提前提款转为存款等现象屡有发生。

    银行的通胀预期明确反应在央票市场。7月8日，央行提前以最简短的方式公告6月份天量信贷数据，次日，即宣布以98.52元价格发行500亿元一年期央票，参考收益率为1.5022%。金融机构纷纷抛出短期债券，期限在2年以内的央票收益率一天内跳升20个基点。央票收益率小幅上升，毫无疑问是货币贬值的明确信号，金融机构要求央行给予更多的利率补偿，以应对未来的通胀风险，一些流动性压力较大的银行参予了投标，其他银行还在等待更高的收益。

    通过数量型工具回购是一个方面，央行还恢复了窗口指导、报送数据等手段，据报道，人民银行已向商业银行下发了通知，要求主要金融机构自6月份起，每月后五日逐日报送存贷款数据。

    信贷无度扩张逐渐衰退之后，只有股市能够承担继续为基础建设融资的重任。

    如果银行信贷降到正常水准，无法支撑目前的基础建设规模，相信目前的轨道交通等有部分要停建，大型企业的资金链紧张状况会再度无遮无拦地暴露于公众之前，市场信心二度坍塌——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10日，在发布中报预告的702家上市公司中，报喜的有257家，占比37%。而这些公司中除了行业回暖提升业绩外，大部分是股权投资收益带来的利润。上半年正是靠信贷、靠基建、靠股市救活了宝钢等大型企业的资金链。今年上半年，股市总市值增加4万亿，挽救了许多企业，他们不必担心资产负债表的急剧恶化。7月13号招股的中国建筑，在一年中业绩下滑，这家中国最大的建筑综合企业集团，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及时上市是给这家受困于财务的企业最大的利好。重要的是，银行是扩张信贷的最大受益者。

    大型公司IPO将集中在基建与金融领域，前者是为了延续目前的基建规模，保证房地产投资拉动民间投资和消费，后者则是未雨绸缪，为三年后可能出现的坏帐铺上缓冲垫。7月初,人保集团的股改方案已经获得国务院批准，A股整体上市即将提上议事日程；而在人保集团之前，搁置已久的中国太保H股IPO计划又重新被市场所关注。金融机构人们关注的是农业银行这个巨无霸，其实就信贷与基建、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来看，国开行是此中大鳄。

    很明确，我国资本市场是货币市场的补充，股市是信贷的补充，当银行信贷风险让人难以安枕时，发挥股市动用全社会的资源是惟一选择。这么一来，股市的政策市面目也就更加清楚了。

注：13号早上，听同事说，国家统计局网站无法进入，昨晚我同样无法进入这一网站，奇怪。
    东航上航合并，航空市场三足鼎立，民营航空大势已去。国进民退的鲜活例子。
    听人聊什么《我的兄弟叫顺溜》，一些人背叛历史无耻到让人齿冷，他们让已经死去的民族英雄通过屏幕又死了一次。

2009-7-10 南方都市报

    7月9日，财政部发布《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称，2012年底前，力争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近期首先将粮食、油料、棉花、生猪生产大县全部纳入改革范围。

    这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步骤。我国行政管理由省——市——县三级管理模式转变为“省——市”、“省——县”二级管理模式，目的减少管理层级，加强县域经济的活力，加大中央对县级经济的扶持力度，最终达到缩小城乡差距的目的。

    此次财政部发布的《意见》是省直管县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权是核心权力之一，此次《意见》明确指出，实行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就是在政府间收支划分、转移支付、资金往来、预决算、年终结算等方面，省财政与市、县财政直接联系，开展相关业务工作。

    县域经济将因此获利，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减少分配层级过多产生的跑冒滴漏。以往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如同一个大漏斗，由于强大的行政资源集聚优势，包括省级市在内大城市获得最优资源，由地级市、县级市逐级衰落，最终最需要集聚资源的广大农村财政地基软化，资源优势越来越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集聚。

    浙江省是县管财政的典型地区。通过25年的坚持、执着与践行，不仅为浙江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准备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也为浙江城乡的统筹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2008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比值为2.45:1，远低于同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3.31:1的平均比值。浙江省不存在令人担忧的城乡剪刀差扩大趋势，相反，县域经济的发展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使浙江省成为城乡财政差距较小的城市。

    仅仅靠省直管县财政难以达到消除城乡差距、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财政行政体系只是整体行政体系中的一个方面，要加强县域经济还需要其他行政体系的配套改革。在一些省管县财政试点地区，出现了省辖市与扩权县市争夺中央与省下拨款项的情况，由于工商、税务、金融等垂直管理部门都有对应以往行政体系的完整的行政设置，财政直管而行政改革未跟上，导致扩权县少了一重支持，多了一个强劲对手，由省县两个婆婆共管。

    浙江等地的省管县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一是切切实实将行政权力让度给县级政府。从1992年开始，浙江进行了五次扩权强县工作，将行政审批权力让度给县级政府，以浙江省义乌市（县级市）为例，拥有地级市1000余项审批权中的618项，包括如重点工程项目申报和管理等“真金白银”的审批权。因此，浙江省管县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不是减少财政层级获加强了财政划拨，恰恰相反，是市级政府大量放权提高了县级政府的行政效率。这才是扩权强县的关键。

    从去年10月开始，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拉开序幕，地方政府转变职能、设置机构不强求上下对口，这为解决省管县财政可能产生的摩擦打下了伏笔。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前提是浙江省县域经济发达，县域经济占全省经济比重达到60%，县域经济发达意味着当地有藏富于民的传统，这使是地方内生的市场资源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只要政府行政改革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吻合，就能从根本上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因此彻底改变政府与民众财力的不对称、省级财政与县级财政的不对称。今年年初浙江进行的第五次扩权强县工作，被称作“解决当前经济发展面临困难和问题的重大举措”，正是从行政改革与市场经济的相互推进这一角度出发，所得出的自然逻辑结果。

    狭隘地将省管县财政理解为改善政府资金的转移支付、财政划分，解除市与县之间的资金往来关系，将曲解省直管县财政的意义，县级市建立明确的预决算机制，直接向省财政交割，最重要的是建立县级公共财政体系，改变目前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倒金字塔型的财政模式——中央和地方之间主要财政收入上缴、而后进行浪费极大的层层转移支付。靠济贫式的转移支付，永远不可能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永远不可能激活县域经济。
   
    只要建立透明的公共财政体系，只要发展县域市场经济，只要改革行政体制使之与市场发展配套，还财于县辅之以藏富于民，中国的县域经济何愁不能“浙江化”？

中国建筑IPO是股市中国式降温的开始

2009-7-11 每日经济新闻

    中国股市热，热到上交所的日成交额三倍于5年平均水平，热到从今年2月份以来沪综指累计上涨50%，上半年中国股市累计涨幅超过60%，在布隆博格监测的全球90多个股票市场中排名第一。

    两家小盘新股的IPO大获成功，增加了管理层的底气：桂林三金、万马电缆两只新股发行市盈率均在30倍以上，第一天市场换手率高达80%以上，差不多购得新股者全都选择落袋为安。尾盘的疲态与不吃卖单的情况，已经显示了两只新股行不远的态势。

    投石问路之后，管理层决定加快推进股市融资功能。7月6日，沪市IPO重启首单——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今日刊登A股招股意向书，这意味着在香港联交所上市12年的西部首家公路基建类上市公司回归A股正式起航。另据报道，大盘股中国建筑已经在7月10号获得IPO批文，该家公司融资规模将达到426亿。

    发行大盘股从来都是中国式降低市场热度的好办法，一可以将资金引入大型企业，二可以间接增加投资总量，三可以降低市场热度。

    2007年10月，中石油回归A股市场进行网上路演时，主承销商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在回答提问时指出，中石油回归A股市场对于内地资本市场意义重大，一是有利于改善国内资本市场结构，二是可以降低整体市盈率。确实如此，石化双雄成为沪综指的压舱石，只要稳住这两家外加工行等大盘股，也就稳住了上证50指数，上证超级大盘指数，股指会永远保持健康水准，不会被沸腾的投资狂潮灼伤。中国建筑发行融资所得除了60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外，其余基本用于投资领域，实现了资本市场与实体投资的对接，这也许正是有关方面希望看到的。

    大盘股已经发高烧。从去年10月28号开始，上证50位于1269.29点的低位，到7月7日达到2562.20点的高位，涨幅达到100%以上，市盈率在20倍以上，陡峭的曲线意味着风险的加大，此时不兑入凉水，局面可能失控。

    新股发行机制改革之后的法宝，是不提高流通股比例的背景下进行市场化发行，管理层不再进行窗口指导，这意味着在发行启动之初新股溢价将有所上升，而在市场进入波动期后，溢价下降甚至破发拖累股指，如中石油对大盘的影响。南车低市盈率发行是为了维持市场稳定，而中石油高价发行则是为了冷却市场。如果市场继续大涨，不排除有关方面继续通过高溢价发行大盘股，为市场降温。

    重要的是发行的大盘股质地不佳，直接稀释了货币纯度，大部分投资可能会打水漂。中国建筑属于特批上市，其成立时间在2007年12月10日，迄今不过短短一年半的时间，而根据中国证监会在2006年5月公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九条中规定，“发行人自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持续经营时间应当在3年以上，但经国务院批准的除外。”岂止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铁建等基建股无一不是特批上市，而中国南车的财务情况还受到市场人士质疑，中国建筑资本公积-57.72亿元、以及资产负债率高达84.3％的财务数据也高明不到哪儿去。既然中国公司全都能够顺利上市，也就可以预期未来将有更多的大盘股接连上市，以维持沪综指和市盈率的稳定。

    国际资本市场情况不妙，从3月开始的反弹受到质疑，而美国原油期货从每桶70美元的高位下降到7月9号的每桶59美元。中国股市还可以一枝独秀下去，这样的结果是为高资源价格买单。

    更危险的信号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受到市场抵触。由于投资者担心美国无度发行货币，导致国债收益率上涨，央行发行债券降低利率、增加流动性的目标难以达成。美国国债市场收益率接连上升，10年期公债收益经曾在6月11日上升到4%的上方，这表示市场对于未来的能胀预期非常明确，美国市场对于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作出有损于经济的逆向判断。继续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美联储、美国经济不利。中国国债市场同样如此，虽然央行提升了5个基点的收益率，但与市场收益率相比仍然过低，银行不感兴趣，周三招标的国债没有招满。这说明银行对于低息债券已经开始抵触。

    对市场的反省与各种因素的分析，并非反对市场化，而是尊重市场的表示，中国的市场多的是借用市场大旗行蔑视市场之实，而缺少建立市场基础制度的冷静分析，缺乏将西方的经济学理论真正用于中国实际的实证精神。在这方面，黄亚生、刘遵义等人的研究值得重视。

注：当初希望要救市，现在希望政策冷静一些，是因为太清楚这是一个政策市，离市场化十万八千里，当我们用市场化为大小限辩护时，不是为市场正名，而是让市场蒙羞。
    周末到了，大家愉快。

2009-7-11 南方都市报

    中国钢协和全球三大铁矿石生产企业僵持不下之际，爆出间谍门事件，7月9日，上海市国家安全局证实，澳大利亚力拓集团上海办事处的4名员工因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被拘捕，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矿业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谭以新涉嫌商业犯罪被北京警方拘留，根据披露的信息，中国钢铁行业底牌尽在谈判对手掌握。

    取消铁矿石市场的既得利益阶层中国才能获得主动。由于市场炒作中国需求，导致中国铁矿石价格连续上涨，中国作为最大的买家，却无法得到定价权，在中国争取定价权的过程中，民企成为替罪羊。民企受到指责，购买现货、扰乱谈判进程，使中国在谈判过程中失去主动权。

    最近披露的事实与寻找民企替罪羊的说法大相径庭，拥有长协矿的大型钢企才是真正的罪首。我国铁矿石进口价格的双轨制，导致的逆向激励机制，由于双轨制中存在巨大的寻租空间，才是我国钢铁企业在谈判过程中如一盘散沙的根源。

    我国具备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共有112家，长协矿在铁矿石总进口量中占比不到一半。所谓长协矿，就是从国外进口铁矿石的长期协议价格，能够锁定铁矿石成本，波动比现货价要小，所谓铁矿石谈判，谈的就是长协价格。

    价格双轨制使我国大型钢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食利阶层。我国112家大型央属单位有进口资质，中间有许多代理公司，这些代理公司加价30%到50%将铁矿石出售给没有进口资质的中小钢企，代理公司获得不菲的代理收入（远超国家明文规定代理费为3%到5%），而大型钢企因为倒卖多进口的长协矿而大获其利。

    根据我的钢铁网估算，去年我国长期协议进口的铁矿石中有超过10%被拿到市场上倒卖，去年各进口企业倒卖长协矿的收入至少超过200亿元。从正常的商业逻辑上说，只要大型钢企能够通过倒卖将铁矿石成本转嫁给中小钢厂，堤内损失堤外补，大型钢企有什么动力费尽力气与国外铁矿石巨头进行压价谈判呢？数据印证了这一点，从2003年宝钢参加长协矿谈判，从2004年至2007年，铁矿石长协价分别上涨了18.6%、71.5%、19%和9.5%，同期中国钢铁产量也接连增长24.51%、30.94%、23.84%和15.17%。

    不仅如此，大型钢厂还可以获得其他收益，一是代理公司的“孝敬”，二是铁矿石巨头的高额公关费。

    无论必和必拓还是力拓，很多中国员工原来都在冶金业的核心部门，对于核心数据，以及中国钢铁行业的特色了如指掌。在法航空难事故中，本钢核心领导是公费旅游还是由海外企业支助旅游，受到公众的普遍关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媒体爆出国内众多钢厂被铁矿石巨头必和必拓做为贵宾被邀请看奥运比赛，受到了必和必拓高标准的礼遇的新闻。我国拥有长协矿进口权的企业都在铁矿石巨头的“关照”范围，内部联盟由于铁矿石价格双轨制，和铁矿石巨头的信息寻租费用，被轻易瓦解。

    中小钢企同样无法做到与中钢协同心同德，长协矿价格即便降低，获益的是拥有进口权的大型钢企，中小钢企没有必要为此卖命。由于铁矿石巨头现货断供，由于铁矿石谈判预期旷日持久，而国内钢铁产能需求回升，38家无法获得长协矿的中小钢厂在不久前和淡水河谷签订5000万吨供货协议。这种行为被中钢协斥责为在铁矿石谈判关键时刻“恶劣的拆台行径”。仅仅指责中小钢企道德败坏是用错了力，事实是，我国铁矿石价格的非市场化，造成了铁矿石谈判的困境。

    有关部门两头出击，一方面严抓大型钢企的信息泄漏，另一方面限制中小钢企直接进口铁矿石，2009年2月，中钢协通过了《钢铁行业进口铁矿石贸易秩序自律公约》，再次规定，对没有进口矿资质或进口量较小的中小型钢铁企业采取委托代理方式进行铁矿石进口，以禁止贸易商倒矿、炒矿。

    中钢协越是抑制中小钢企，越是扩大大型钢企的进口权，意味着大型钢企的铁矿石溢价越高，也就越激励了中小钢企的变相进口，激励大型钢企增加进口量从中牟利。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严惩汇露核心信息者，更重要的是，使钢铁企业均从长协矿降价中得利，统一价格之后再统一谈判者，内部利益与定价机制理顺，谈判方才能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

注：想想国有期货公司如何在境内外来回套利，想想石油公司为什么不希望油价下降吧，一切都是因为有转嫁成本的渠道，因为可以不劳而获，或者少劳得大利。
    如此大动干戈，有关方面是下了决心，对此支持，可以借此扭转错误的激励机制，整肃市场秩序。厨房发现一只蟑螂，就意味着一窝。
    国外公司没有先天道德优势，他们的守信，是因为漏洞较少，长期形成的习惯。铁矿石巨头公关厉害，金融巨头们呢？

四论应该废除经济适用房

2009-7-10 每日经济新闻

    在前三篇中，笔者从寻租、从产权等方面论证应该废除经济适用房，对此类敏感问题一向是争议众多，有争议是好事，怕就怕偷换概念胡搅蛮缠，不客气地说，围绕经济适用房的很多争议就属于此类争议。

    质疑一，取消经济适用房意味着夹心层的利益无法受到保障。

    取消经济适用房并不意味着夹心层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笔者已经提出，政府可以建立不同水平的“公屋”，通过不同的租金来满足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对于最低收于人群，完全可以延用目前的房租补贴等政策，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以新加坡组屋为例，月收入低于800新元的新加坡公民，一房组屋的租金每月不超过33新元，二房组屋的租金每月不超过75新元，随着收入水准的收入，居民可以租住更好的房屋，获得更体面的居住条件。

    谁说取消经济适用房就意味着夹心层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政府难道不能以同样的资源建造更多的保障型住房，满足不同阶层的需求？

    质疑二，其他领域也有腐败现象，取消经济适用房防止腐败是因噎废食。

    其他领域确实也有腐败现象，所以行政、经济管理等领域都需要改革，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减小寻租空间，让真正的市场说话，而不是让伪市场的权贵经济说话。

    取消经济适用房的核心是取消保障型住房的产权，或者不能得到完全产权。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现实是商品房市场价格畸高，与疲软的出租市场背道而驰，这表明，中国房地产市场主要的投资标的是可以转让的产权，贪腐官员廉价获得经济适用房之后，主要通过产权转让的方式实现收益。此时的隐性成本支出者是所有以高价购房的消费者，以及未能获得廉价经济适用房的纳税人，他们支付了高地价、高房价与高税收，让政府拨划的土地到了经济适用房的拥有者手中。

    产权交易是住房溢价的核心因素，尤其在中国通胀预期节节高涨的情况下。以上海等地为例，为了缓解经济适用房处于郊区交通不便等难题，在徐家汇等黄金地段推出了经济适用房，产权加上级差地租溢价，将使寻租者胃口不开。试想，在北京天通苑尚且存在寻租现象，在东城区等黄金地段盖上数百万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谁将可能最大的受益者？为民谋利，岂不是成为喂民于虎？

    为了解决产权经济适用房产权投资困境，各地已经开始试点。2008年北京推出的首个两限房地块——丰台花乡纪家庙两限房地块入市交易，限价7800元每平方米；全国首个限价房楼盘——广州保利西子湾8493套正式发售，价格相当于市场价的70%；福建等地率先推行、北京等多个城市正在研究“经济租用房方案”。而2007年8月，江苏淮安开始试行共有产权经济适用房，住房与政府各拥有一半产权。其用地由划拨改为出让，将出让土地与划拨土地之间的价差和政府给予经济适用住房的优惠政策，显化为政府出资，形成政府产权。此类经济适用房的租住、购买者不可能拥有完整产权，其寻租的积极性了将大幅下降。

    质疑三，降低拥有完整产权的经济适用房比例，不可能带动商品房价格下降。

    试想一下，如果月薪不到1万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先生不得不购买高价商品房，还会对普通民众的高房价痛苦不感同身受吗？正因为我国的公务员、国企权贵职工大多可以依靠政府划拨的土地购买到舒适的住房，因此，为了经济复苏的需要、为了地方财政的需要，他们不怕将房价推动天上去，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获得住房价格上涨与地方财政收入上升的双重收益，何乐而不为？

    有人以新加坡公屋为例，证明廉价房产权行得通，对不起，那是一个不及上海大的城市国家，有着世界上数得着的严苛的法律惩处机制，和完善的信用机制。不是长他人志气，不仅政府官员难以抵挡寻租的诱惑，利益当前管理滞后多数人乐于寻租，这是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我亲眼见过为多分拆迁房假结婚的事，新耳听过为多分国企单位的经济适用房假离婚的事，这些人全都如愿以偿。不同的法律环境，不同的文化背景，理应采取不同的、效率最高而成本最低的住房解决模式。

    经济适用房存在的惟一合意性就是让所有人都获得基本体面的住房条件。拥有完整的产权，实质上就是可以交易的商品房，只不过披上了一层经济适用房的民意外衣。产权交易使经济适用房获得者拥有了不菲的财产性收入来源，通过经济适用房为权贵寻租、为使用者脱贫解困，绝非经济适用房的目的。

    有人甚至主张以政府公司建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他们忘了，中国之所以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基于以下共识：政府权力越大，寻租空间越大，尤其是在权力可以商品化的时代。

注：去苏州看到当地村庄的产业链，玉石加工和刺绣，有点类似民国时的手工作坊加徒弟模式，这是一种瑞士手表与日本传统手工艺的传承方法，值得推广。当地村庄基本听不到失业二字。
    玉石加工极端最高月薪6万元，从16岁左右开始当学徒，见到一个大件加工厂个业主，三十多岁，从业二十年。
    全国各地从业者涌入，我听到了福建和河南等地的口音。这是市场的选择，因为刻玉“苏州工”颇受市场信用，人才集聚，但生产环境差，都是粉尘。想到《天道》中中国农村生产顶级音箱，生产环境差不多。这是血汗优势。

石油公司、航空公司为何希望油价上涨？

2009-7-10 南方周末

    垄断是垄断体制下的连串恶之果，航空体制显示出垄断是一连串的事件，不可能独行于世。

    6月底，在航油价格上调的同一天，国航、南航和东航分别提出复征燃油附加费的申请，这三家基地在北京、广州和上海的航空公司垄断了中国航空市场，三家联手提出要求，意味着中国航空企业集体“逼宫”，威力强力。

    消费者批评内地航空公司，认为他们航空成本比起新加坡航空公司、比起香港国泰航空要高40%，如何有脸提出此等转嫁于乘客的无理要求？企业靠利润吃饭，不靠脸吃饭，尤其是垄断型公司，他们不获取垄断利润显然愧对垄断二字。

    航空公司作为垄断公司也批评垄断，他们被更高级别的垄断所苦。由于航油价格上涨过快，加剧了航空公司的亏损。从6月30日起，国内航空公司常用的3号喷气燃料出厂价每吨由4020元调高至5050元，涨幅高达25.6%，仅此一项，航空公司就将多支付成本65亿元左右。如果燃油附加费上调至800公里以下60元，800公里以上100元的历史高位，起码可以为航空公司带来上百亿元的纯利润。

    航空公司通过“逼宫”提醒发改委和国家民航总局，眼睛别只盯着中国航油这家垄断公司，还有我们三家垄断公司的存在哪。

    中国航油是一家别无分店的垄断企业，拥有惟一的航油进口权，垄断级别比航空公司更高，航空公司只能向中航油及其下属子公司一家购买航油，结果就是长期以来中国航空公司的平均航油成本要比国外航空公司贵三分之一。中航油还制造出了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炒作原油期货巨亏的丑闻，让人领教了风险控制的巨大漏洞与管理的低效。亏损很快被弥补，主要靠的是垄断收益投资实体，进行套期保值。

    无独有偶，国航与东航再蹈中航油期货市场巨额亏损的覆辙，与中航油一样，最轻松的办法是通过政府注资和转嫁成本获得垄断收益弥补。如果通过降低航油、航材的成本进行弥补，中国航空业格局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一个垄断型市场中，一家垄断企业的倒台意味着垄断链条的破裂，航油与航材是航空市场金字塔字的垄断之源。

    讽刺的是，自从中国成品油与航空燃料油最近一次上调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不断下跌，如果连续22个工作日下跌超过一定幅度，发改委将面对下调成品油价格的巨大民意压力。也许航空公司对于航油价格上涨心中窃喜，同时祈祷在关键时刻油价保持坚挺，这样才能找到机会恢复年初取消的燃油附加费。持同样态度的还有中石油、中石化和中航油，油价下跌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向消费者转嫁成本的借口。

    在整个博弈过程中，垄断企业的博弈对象是政府部门，而不是纳税人、消费者与立法者，因为后者不掌握这些公司维护垄断地位与提价申请的权力，虽然后者是利益攸关者，却不是政策制订者。

    由中国航空公司的个案可知，航空市场存在着一连串的垄断事件，垄断公司的赢利模式有极强的自我复制能力。这样的模式一旦推而广之，成为市场的主导模式，消费者的权利将彻底丧失，民营企业生存空间日益狭小，中国市场主导的原油期货市场根本无法建立。所谓市场化竞争，在多数情况下只是向寄生在垄断体上的关系公司输送一些蝇头小利罢了。

注：7月8号中石化推出的裸油价论被驳得体无完肤，他们能够不再那么丢脸吗？

货币政策微调 资产品价格将撇去浮泡

2009-7-9 每日经济新闻

    资产泡沫膨胀过快引发各方担忧，货币政策微调迹象显著。

    最明显的例子是央行连续进行正回购，并且提高回购利率5个基点，28天正回购利率达到去年12月以来的高位、91天正回购利率达到今年2月以来的高位。上升幅度虽然微不足道，但显示了对于流动性泛滥的担忧从口头落实到行动，这是央行试图调升市场利率的迹象。

    另一个信号是二套房贷开始收紧。据《上海证券报》报道，杭州各商业银行已经明确通报关于二套房贷的收紧口径，从原来的首付两成、享受七折优惠利率，调高到首付四成、利率为基准利率的1.1倍。北京、上海等地二套房贷同样有山雨欲来之势。

    第三个信号是银监会8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投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理财资金不得投资于境内二级市场公开交易的股票或与其相关的证券投资基金。理财资金可参与新股申购。但不得投资于未上市企业股权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或交易的股份。私人银行不受上述规定限制。

    上述政策微调将在不伤及实体经济的情况下，撇去资产品价格的浮沫。

    宏观经济数据向好已无疑问，现在需要的不是二次刺激，而是适当降温。根据北京大学宋国青教授的数据，“按发电量的环比增长情况推算，目前GDP的环比增长年率为12%强，这意味着经济正在高速回升”。国家统计局近日在网站上刊文指出，估计二季度GDP同比增长近8%。如果上半年同比经济增速按7.9%来推算，今年二季度GDP的环比年率为13.3%。如果保持如此高速的环比增速，资产品价格泡沫很快会转化到实体经济，资产品价格的大起大落会带动经济与信心的大起大落，对实体经济而言得不偿失。正是在此背景下，对“通胀予以恰当关注”被提上议事日程。

    维持上半年的刺激政策是不可想象的。资产品价格上升已经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经济复苏受到油价、房价等上升的影响，资产品价格上升带来明确的通胀预期，最终政府不得不在人民币升值与通胀之间作出权衡。与其等到经济二次探底的艰难时刻调整过度宽松的政策，还不如在强劲增长之初进行调整，避免经济结构恶化。

    此时撇去浮沫正当其时，目前这轮经济周期与2007年不同，当时是通胀预期无法抑制，CPI到6%的高位，现在并非传统型通胀周期，而是实体经济紧缩与资产泡沫发作同时存在：CPI与PPI同比还是负数，全球经济被产能过剩困扰，还处于通缩状态；而某些基础大宗商品价格已经恢复历史高位，房地产价格在一线城市回到历史高位。投资者犹如惊弓之鸟，左眼盯着利率与大宗商品价格，右眼看着房地产市场，只要大范围地上调二套房贷利率，甚至严查几个假按揭利率，就会使房地产市场下行。原因很简单，这一轮是政策与资金推动的市场，资产泡沫还没有传导到实体经济领域，去除资产品价格泡沫不会伤筯动骨。

    以楼市泡沫为例，已经明显与实体经济出现背离。楼市泡沫非常明显，主要标志是：一，房地产成交量放大，接近或者超过历史高位；二，房价上升。今年4月以后，商品住宅价格开始反弹，到6月份反弹幅度跟2月份相比，在15%左右。目前杭州市中心部分楼盘价格，已经超过2007年最高水平。三，投资客超过20%以上。据中原地产的统计，目前杭州新房4成以上是投资性购房者，在今年4、5月份集中进入，这样的投资客比例已经是历史高位。四，租房市场没有同步上升。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日前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房产租金回报率（租金与房价之比）持续走低。今年1季度我国房产租金回报率已降至4%，相对2001年1季度降低30%，处于历史低位。2季度写字楼租户上升而租金下降，房价上涨只是货币现象，而不是实体经济景气的象征。

    收紧二套房贷政策，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抑制住房投资比例。货币政策出现微调，并不意味着市场的流动性红利马上就会失去，政策不会出现大变动，仍将与美联储保持同步。就像政策会收紧二套房贷，而不会上调贷款基准利率一样，股市也会通过检查信贷资金入市减少资金，以民间资金的大举进入减缓银行资金的压力，而不会通过增加印花税等虎狼药抑制投机。

    中国要应对的是长期的经济衰退，而不能用千年人参把所有资源在半年内耗尽。美国股权投资基金 ELLIOTT ASSOCIATES的RICHARD S.RITHOLZ先生在交流时表示，华尔街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已经失去了信心，因为市场已经通过国债利率进行报复。中国的市场报复方式是楼市恢复到2007年的热点，股市基金受到追捧，向政府警告资产泡沫的威力。

注：与朋友和市场人士见面，美国希望中国尽快扩大内需，中国以退税维持出口份额，中国的政策可以维持多久呢？子弹用完的时候，才是最困难的日子。

中国必须溢价买资源

2009-7-8 FT中文网

    中石化与中石油开始了第二轮收购。在这两家公司上市之初，进行的是国内上下游企业的并购，占据了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目前开始的第二轮收购是国际范围内的资源并购。

    起始于数年前的资源并购，因为两个因素大大加快。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与高位比有所降低，中国巨额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在国内受到严厉指责，国有企业在套期保值上发生巨额亏损，国际资源类公司有意引入新的股东，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使中国从去年以来掀起收购与并购国际资源类企业的热潮。

    6月24日，中石油宣布，通过下属子公司与新加坡吉宝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吉宝油气服务有限公司达成附生效条件的协议，将收购吉宝公司所持新加坡石油公司45．51％的全部股份。时隔一天，中石化宣布，集团下属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与Addax达成现金收购协议，将以每股52．8加元收购Addax全部发行在外普通股，收购总价为82．7亿加元，约合72．4亿美元。6月30日，在伊拉克政府2003年以来首次大型能源招标，中石油和BP组成的财团赢得了伊拉克最大油田鲁迈拉油田的20年服务合同。与此同时，媒体披露，中石油集团计划以170亿美元的报价竞购西班牙石油公司（Repsol YPF SA）旗下的阿根廷子公司YPF75%的股份。从开采、炼油到服务，中国石油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合并对象。

    仅从商业逻辑上看，中国公司为这些收购案中支付的溢价过高。中石油收购新加坡石油公司45．51％股权的收购价比5月22日的收市价5．04新元溢价约24％；中石化收购Addax的价格较6月23日多伦多证交所Addax收盘价高16％，较6月8日Addax公布潜在并购消息前的收盘价有33％溢价。市场人士质疑，中石化为Addax已探明储量的原油支付价格是每桶34美元，远远超过非洲原油交易价格与现在最为接近的2007年，此类产品每桶14．4美元的价格，中石化支付了一倍以上的溢价。不仅如此，中石油-BP答应了伊拉克石油部提出的扣除投资成本后每桶油报酬为2美元的条件，如此低的报价导致其他竞标公司全部退出。

    中石化对外界质疑的回应是，对Addax石油公司的收购是一次“转型收购”，“相信此次收购符合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战略目标，有利于增强公司在西非和伊拉克的实力，加快全球化发展步伐，优化海上油气资产结构。”

    这是独特的中国式解释，潜台词是，这是战略收购，战略收购价格是次要因素。中石化收购Addax石油公司试图缓解原油不足的瓶颈，而中石油收购新加破石油公司，试图弥补公司在炼油、维修、石油交易方面的能力不足。而中石油之所以接近零收益承接伊拉克鲁迈拉油田工程，目的显然是意图在最重要的中东市场布局。

    战略收购就可以不讲成本收益吗？看来似乎是这样，这些公司有足够的现金支撑，这些并购活动不可能不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看来有关各方已经达成共识，即便是高溢价也要收购。既然中国企业收购的企业和产品价格必然上涨，既然购买债券债券得不到预期的收益，还不如提早布局，在资源市场留下活眼，以免未来中国制造受制于国际资源。

    收购船到江心，结果如何很难预料。如果出现以下情况中国目前的收购行为将血本无归。中国金融机构提供给资源类公司绝大部分外汇、倾举国之力收购了传统资源之后，新能源技术突飞猛进，可以如互联网一样运用于商业。中国石油企业今天真金白银收购的资源到时候将一钱不值。其次，由于收购了较多的资源，石油公司不思进取无法改变高污染的工业发展路径，最后中国产品将不得不支付高昂的碳关税。

    通过中国资源类企业的并购，全球资源产品形成中国溢价，只要与中国相关的资源类产品总是能够得到超出常规的溢价，即便是产品出口到中国的资源企业都是如此。尽管如此，资源类企业的收购还会继续，就如同技术引入会一直持续一样，直到中国外汇情况发生逆转，中国不再是众目所瞩的那个可悲的美元持有大国。

注：美国某基金调查中国市场，得出的结论是有钱景的市场，可怕的法律。在中国外汇买资源强过买美国国债上，在坐的人得出了共同的结论。

创维与国美蜕变彰显市场进步

2009-7-8 每日经济新闻

    黄宏生于7月4日保释出狱，这一消息刺激创维数码接连上涨。这不仅是资本市场对于黄宏生企业家能力的肯定，更是对于职业经理人模式的肯定。

    按照德隆模式，在公司核心人物出事之后，资本与实体帝国随之轰然倒塌，大多数时候被国企接管，随着对企业原罪的清算，民企的核心竞争力一并遭到清算。而创维与国美却走出了一条新路：在核心人物出事之后，通过职业经理人团队保证了企业正常运转度过危机，既保留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也降低了社会成本，同时拂去中国职业经理人的资本泡沫回归本源。

    这两个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尽到对企业、对董事会、对股东的信托责任，做好企业是职业经理人的第一要义。创维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张学斌，理解自己无法成为一言九鼎的创业者，但是可以成为拥有管理大权的经理人。张学斌向黄宏生“夺权”成功，第一次是2001年初进创维之时，向黄宏生递交财权、人权、物权、经营权清单，逼迫黄宏生转变观念，成为董事长，而不是事必躬亲的前线猛将，同时捉刀建立了一套与产品最终市场表现挂钩的激励机制，正确的激励机制是企业成功的基石之一，花费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建立了一套内部制度。

    创维职业经理人提前进入职业经理人时代，是创维在后黄宏生时代能够立于狂澜而不倒的前提条件。黄宏生入狱使职业经理人制度形神俱备，经理人团队顶住了黄宏生入狱的第一轮冲击波，以回购等方式保证了创维股价不倒，把握住了产品的升级时间，通过分公司法人化与股权激励，使经理人团队利益捆绑在一起。创维数码在香港联交所发布其5月销售数据：5月平板电视销售量比去年同月激增279%，“在截至2009年5月30日的12个月，创维在中国大陆液晶电视市场的销售量和销售额占有率都位居第一。”数据说明，创维集团的董事会聘请的是称职的经理人。

    黄宏生与经理人团队显示出清醒与明智，但在出事后，黄宏生与团队刻意划分创始人与公司的界限，强调创维“是一个治理结构规范完善的上市公司，其生产、经营、管理不会因任何个人因素而受到影响”，从黄宏生入狱强调到黄宏生保释出狱，至此，黄宏生2006年9月在狱中给创维董事局扩大会议写信正在成为现实——“创维如今进入了一个‘后老板’时代，一个由现代企业家团队引领的巨型组织前进的时代。这是我一直以来所期盼的，因为在全球企业发展的长河中，很多世界级的公司已经成功地代代相传，给予了新兴的中国企业以光明的前景。”

    黄宏生当然不会放弃自己一手创下的基业，他以股票投资的方式继续成为创维的第一大股东。目前黄宏生家族共拥有上市公司创维数码39.71%的股权，黄宏生妻子林卫平仍担任着公司的董事职务。资本市场可以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这是建立职业经理人市场的第一步。

    后黄光裕时代的国美所走的路与创维所走的路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黄光裕接受调查的第一时间，董事会划清公司与创始人之间的界限，同时成立特别行动委员会处理危机时刻的公司事务。6月23日，国美高开78%高调复牌，陈晓带领国美团队渡过第一轮危机，国美团队还进行了黄光裕时代未实行的实质性的经理人制度变革，对管理团队进行持股奖励，引入“食草动物”式的外部资本，在保证黄光裕家族控股权的前提下，国美从家族式企业到职业经理人时代的手术拉开序幕。

    更加不容忽略的是，投资者与民意对于职业经理人团队的宽容。投资者没有过多地追究原罪，而是着眼于企业的发展前景，是职业经理人团队是否称职，投资者对于官商勾结的PE式行贿表示出十足的愤怒，而对民营企业的转型给予充分的理解。这是中国职业经理制度难得的土壤，也是民营企业化蛹为蝶的良机。也许有人会说，创维与国美在香港上市，与内地环境不同，但看看黄宏生、黄光裕出事后内地媒体的评论，都在呼吁建立职业经理人机制，给予企业转型的时间，降低社会整体成本，不要重蹈德隆时代的覆辙。谁能说内地市场不理性、不宽松呢？

    创维模式与国美模式，显示出中国市场真正的理性所在，以及中国企业的希望所在，这些职业经理人具有专业素质与敬业精神，与创业者的明智和市场的宽容叠加在一起，开启了职业经理人时代的大幕，摆脱了以往清算式的、鱼死网破式的企业发展路径。

注：要声明，昨天文章，并非指股市楼市还能支撑一到两年，指的是实体经济。
    发现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发现职业经理人制度，哪怕只是萌芽，不会吝惜赞美之词。
    有朋友问，书籍何时出版，应在8月或9月吧。

中国为何不用法律反击贸易保护主义指责？

2009-6-23 凤凰周刊

    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先害己再害人，中国不想陷入贸易保护主义陷阱，但某些不得体的做法却有自己挖坑自己跳的嫌疑。

    国际社会对中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指责方兴未艾。5月末，全球领先的风力涡轮发电机制造商维斯塔斯、苏斯兰和通用电气，参与中国逾50亿欧元的25台风力涡轮发电机订单竞争，结果在第一轮竞标结束后都遭淘汰。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发表评论称：“中国政府似乎有意将外国供应商排除在其4万亿元人民币财政刺激方案下的合同之外。”

    6月15日，《中国经济周刊》刊出《九部委联合发文：4万亿刺激方案优先买国货》披露，5月2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监察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水利部、商务部、国务院法制办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对工程建设招投标监管工作进行了统一部署；6月4日，九部委联合发文要求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监管。

    九部委的红头文件，让中国政府采购国货优先的法律规则，沾染上了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是谓授人以柄。

    欧盟执委会发言人表示，欧盟正在研究中国的规定是否违反了WTO规则。世界银行周四表示，中国的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经济措施中有优先买国货条款，违反了保护主义的政策。世行驻华代表处的首席经济学家韩伟森对这样的条款感到惊讶，他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出口国，在采购上设置限制，只会得不偿失。

    中方的辩解摆脱了意识形态的争论，看上去言之有据，实则掩盖了问题的本质。

    国家发改委强调，政府采取措施不是贸易保护，而是消除对内歧视，“目前在装备制造业招标采购活动中，通过在招标文件中设置歧视性条件违法限制国产设备使用的做法比较突出，在一些领域还相当严重，有关行业协会和企业反应强烈。”这些做法明显违反相关法规，必须采取坚决措施予以制止。毫无疑问，在招标中存在对内歧视的现象。发改委官员甚至举出装备制造业等具体行业，以证明对内歧视的存在。但发改委没有强调此举符合国际惯例，符合中国已有的法律。

    6月18日发交部发言人秦刚回答现场提问时表现得更得体。他表示，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颁布这样一个文件是为了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符合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也符合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中国政府采取一揽子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措施之前几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就已经颁布实施了。

    外交部以中国法律来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指责非常明智，但这个明智的应对来得太晚。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否认尊重法律的重要性，既然中国政府有《采购法》，所需要做的就是由司法部门对不守法的行为作出裁决，而不是由九部委共同发令，以行政命令压制行政歧视，“以毒攻毒”的做法，让国际社会以为中国此举不是法律的产物，而是行政系统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外企对中国在4万亿投资中优先采购本国商品属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指责，离商务部长陈德铭率企业代表与政府官员在欧洲采购了130亿美元的之后不久，此后接近破产的东方航空公司还宣布大量采购空客飞机。但这种做法并未消泯国际社会的指责，一来强硬的行政命令抵消了尊重法律的诠释，二来得到得到中国订单的欧洲医药企业、飞机制造企业对中国大唱赞歌，无法堵住没有得到订单的机械制造企业的嘴。制度的公平与守法的意识与行为比撒糖果式的订单，更具说服力。

    要强调的是，彻底消除政府与企业采购行为中的对内歧视行为，必须消除对内歧视的土壤。

    首先在产品质量上要得到保障。应该承认，由于在装备制造等领域，国产产品质量与国际大公司产品相比存在差距，某些“对内歧视”基于产品质量的信用。因此，发改委在禁止对内歧视的同时，有必要建立产品质量信用担保机制，或者对劣质产品生产商实施严厉的赔偿机制，以防止某些有关系的不良企业将“山寨产品”卖出天价。质量与价格存在对比关系，国内产品价格优势与质量过关相结合，才能获得有信用有良心的招标者的青睐。

    其次，对政府采购进行严格的成本核算，某些大型项目采购者以为4万亿在手，气壮如牛，利用公款跑遍世界各地考察“产品质量”，将积极财政的公帑当作公费旅游与消费的大好时机。对此，政府不仅有必要进行成本考核，对大型项目分步划拨资金实行第三方托管，还要对项目实施市场化操作，将招标等权力分解到各个讲究成本效益考核的企业中去，以避免大规模的行政浪费。

    斥责外企忘恩负义、得陇忘蜀，指斥境外媒体对中国包藏祸心无济于事，关键是要以规则分清贸易保护主义与保护本国企业的界限。以对内对外一视同仁的公平法律环境，塑造废除贸易保护主义和投机主义的堂皇形象。

注：先要有尊重法律的意识，对待国际纠纷才能游刃有余。

2009-7-7 每日经济新闻

    现在的股市，就是王亚伟操盘，冒着巨大的风险在ST股的刀口上舔血。王亚伟能够舔到血却不挨刀，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神功。市场人士大都清楚，这样的神功意味着什么。

    对下半年经济有以下几个基本判断。

    宏观经济数据继续向上。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预计，今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超过7%，可能超过7.5%，而第三、第四季度则可能达到8%和9%，把今年第一、二季度的信贷增长加上时滞，第三、四季度达到8%以上的GDP增长并不奇怪。考虑到6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上升，无论是中国物流与采购经理人联合会还是里昂证券的数据，都显示制造业处于复苏期，投资与信贷已经发生了效果。

    继续维持房地产泡沫。维持房地产泡沫一可以吸引民间投资，二可以拉动居民消费，三可以维持地方财政，四可以拉动相关行业。如果房地产泡沫崩溃，别的不说，银行系统会率先崩溃。因为中国企业贷款以房地产的抵押贷款为主，一旦抵押品崩溃，银行会剩下一地坏帐，如果说次级债造成了美国银行业巨大的风险敞口，房地产就是中国银行业的最大风险敞口，数额大约在上万亿元人民币之巨。我们一直在说中国央行缺少独立的货币发行政策，在信贷过程中，他们也跟着土地估价走，滑到哪儿是哪儿。土地是信贷的润滑剂，没有房地产市场，我们无法创造出如此多之的信贷。

    千万百计拉动消费。在降税刺激楼市与车市、家电下乡之后，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在城市实行，但拉动家电消费比房地产困难得多，因为家电等产品不具备消费与投资的双重功能，由于对本地财政拉动作用不大，一些地方政府兴趣缺乏。为了防通胀，股市与楼市启动；为了享受税收红利，中产阶级集中在一定阶段内大规模换车，汽车消费在强大的刺激下提前释放；由于贫富差距大，中国消费品集中在高档品，或者奢侈品领域。

    大规模放贷、资产品价格上涨救了企业，大型国有企业、房地产企业、股权投资企业最受益。2008年10月29日，富力股价曾一度跌至2.3元，而2009年6月，富力股价最高已上涨至超过18元。最困难的2008年初，富力负债比率高达140%，总资产负债率达到76.6%。但2009年前4个月，富力地产已有80亿元的现金流入，财务压力已经得到缓解。现在房地产业已经不存在现金流断裂问题，而那些依靠股权投资的企业，今年的帐面上也将非常好看。在中小板IPO投石问路之后，大型企业将源源不断上市，起到消化股指泡沫和支撑国有企业的双重功能。在中国建筑等IPO之后，不要忘了农业银行甚至国家开发银行等巨无霸，这些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恐怕会吓人一大跳，除了上市没有其他解救之道。

    不可能减税，反而可能隐性增税，一些地方的预征税已经显现出迹象。6月24日，根据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披露的数据，今年1至5月，全国财政收入27108.67亿元，同比下降6.7％；而与此同时，全国财政支出22496.98亿元，同比增长27.8％。根据分析，增加的收入主要是土地收入。政府财政的收支缺口之大，远远在财政部的估计之上——财政部的官员估计，2008年的非正式债务可能超过4万亿元，即占去年GDP的16.5%。这是一个较为保守的估计，地方政府隐形债务，加上社会保障欠帐，加上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远超这数据。即使政府意识到要涵养税源，在实际行动中是加强征收。

    不可能加息。大规模的信贷与低息想辅相承，我国目前已经实际负利率，如果增加贷款利率，受益于大规模信贷的政府项目与大型企业就会难以支撑。据初步估算，高达30多万亿的贷款会立即让实体经济陷入巨大的成本压力中——每加一个点，成本增加3000亿元。为了保证银行的存贷差，为了保证大型企业不增加还贷压力，央行有可能降低存款利率，取之于民用之于银行、企业与消费，如果贷款利率增加，意味着宏观政策会有根本逆转。

    从以上几条来看，股市与楼市起到了枢纽作用，这不是投资者的非理性造成的结果，而是政策有意推动的结果。虽然股市与楼市已经危乎高哉，但除非实体经济能够企稳，谁也不知道目前的市场会亢奋到什么时候。

    如果继续在高位维持下去，而实体经济不能恢复，市场就会产生雪崩效应。此轮大规模信贷其实是政府信用的贴现，政府信用支撑了30万亿，股市与楼市不可能替代政府信用，这两个市场已进入并发症阶段。实体经济能支撑多久？多则两年，少则一年。

注：内部的信贷累积会有问题，与美国国债利率表现形式不同。
    看到一幅图，是地方官员应对上级新农村检查，建造粉刷的一堵墙，背后是千疮百孔。也有好的一面，在笔者的浙江老家，每位乡亲倒是每年新增了400元左右，连上世纪新安江水库淹没家园补贴的钱，隔了几十年，终于补了。祖父母辈是享受不到了。但还是难，农村只能靠企业，减少种粮人口数量。

万科退房门与上海倒塌楼

购房者救济渠道在哪里？

2009-7-5 南方都市报

    近期舆论焦点上海倒塌房事件，与万科近期被点名事件，两个事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如何补偿受到损害的消费者。

    万科在2008年实行的强硬降价政策还在小范围内遭到点名批评。7月2日，在一场名为“金融危机下浦东房地产纠纷和对策”的专题研讨会上，上海浦东新区法院院长丁寿兴指出，2004年到2008年间，浦东新区法院受理的房地产纠纷数量从2004年的4851件上升到2008年的8088件，涉及房地产的集团诉讼约占该院群体性纠纷总数的75.8%。

    万科有权利带头降低，业主也有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万科降价严重损害到已购房的业主的利益，2008年下半年，万科在上海的金色雅筑接连数次下调价格，从最高的每平米18000元人民币下调至14000元，在促销中降至12000元，购房者千辛万苦购买一套房，十几天缩水十几万真金白银。不仅上海，由于降价，万科在杭州的售楼处受到冲击，在南京因为一套一价政策与业主争执，武汉降价引发业主抗议。在这轮博弈中，房地产开发商与业主双输，房地产商信用受损，业主没有得到物质补偿。套用，痛苦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因为万科继续降价销售，而业主不可能得到补偿。

    更惨的是新近倒塌的“莲花河畔景苑”的业主，他们不仅要承受房屋倒塌的痛苦，还必须继续履行向银行还贷的义务，银行振振有辞地说，房屋倒塌不影响购房者与银行之间的协议，合同继续有效。更甚的是，有“专家”提出，如果所购房作为抵押品不存在，购房者需要提供别的抵押品，追索购房者的其他财产，购房者损失加倍。

    房贷险无法依靠，即使是少数参加保险的购房者，除了“火灾、爆炸；暴风、暴雨、台风、洪水、雷击、泥石流、雪灾、地面突然塌陷”等不可抗力外，因“设计错误、原材料缺陷、工艺不善、建筑物沉降等原因以及自然磨损、正常维修造成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保险保天灾不保人祸。而在自然灾害多发区域，保险不保自然灾害，经过汶川地震、经过上海倒塌楼房，保险业的软肋大曝光，我国建筑质量是老大难问题，保险公司对此绕道而行，房地产安全与质量受害者基本上得不到保险公司的商业救济。

    无论是万科，还是倒塌楼房涉及的银行，提出的依据都是合同法。万科在拒绝退房时表示，“由于没有法律、合同依据的补偿、退房要求，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万科将本着契约原则办事，不可能接受合同范围之外的要求，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同样，面对倒塌楼房的受害者，银行也振振有辞地说，他们没有豁免购房者房贷的法律义务。

    到底应该由谁承担消费者的赔偿义务？法律救济无疑是最后的途径。为了经济发展，在制订合同法的过程中过份维护了企业的权益，刻意忽视消费者的权益，才是问题的症结，也是我国产品质量问题层出不穷的关键。消费者找不到保护自己权益的利器。

    设想一下，如果在合同之中约定，出现类似倒塌楼房的情况，能够豁免消费者的义务，开发商与质量监管部门必须加倍赔偿消费者的损失，同时必须承担消费者的精神损失费，还有哪家开发商敢无视消费者的权益，还有哪个产品监管部门敢伸手要钱大盖公章？这是提前把关的含义：不是多盖公章，而是建立公平的法律体系，进行严格执法。

    房地产对消费者不公最典型的例子是，2000年1月30日国务院发布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对工程质量责任问题作了划分，规定由工程建设单位（开发商）组织施工、监理、设计等单位按照法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验收，且验收合格后，工程即可交付使用。开发商自建自验，实在是咄咄怪事。此类显失公平的法规规章，迟迟不能更改，无怪乎消费者权益屡受侵害。事实上，政府发证机关发证之后，就意味着对质量的认可，理应对房屋安全、质量负责，绝不对将质量推给开发商了事。

    另一个保护购房者权益的可行办法是，在开发商回笼的预售款中，有必要建立业主保障的保证金，由第三方存管，直至工程验收合格，安全移交到购房者手中。以资金为房产安全和质量背书，是解决经济纠纷、保护弱势一方的最佳途径。如此也能避免预售房款催生的房地产资金杠杆，降低房地产市场的热度。

    房地产市场化十年，迄今为止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消费者保护制度，难道以后出现的所有案例都由政府、开发商个别处理？

注：购房者可怜，如果房子出了问题，什么退房、索赔，一概没有。没有房子，还要交款。当然，房子最后总会有的，但住的人害怕，精神受折磨。
    像塌楼这种事，按照消法，退一补一，购房者就得两套房子了。

2009-7-4 每日经济新闻

    如果陈发树成为巴菲特，那我为中国股市庆幸。现在欢庆为时过早。

    中国股市由政府之手扶持而成，与华尔街梧桐树下的自然形成截然不同。如果说巴菲特是依靠自身的刻苦、跑断腿的精神，熬成了资本市场的巨鳄，陈发树则坐上直升飞机，直接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大腕。

    引用一组数据，2004年陈发树列《福布斯》内地富豪榜第111位；2005年第56名；2006年为第29名；2007年则跃进为富豪榜第16名，计199.3亿元个人财富；去年以77亿元财富高居胡润2008年发布的“矿产富豪榜”之首。

    陈发树的财富三级跳并非得益于坚守烟蒂型企业的价值投资理念，成为一家金字塔式实业帝国的掌门人。如果仅止于商业零售实业，陈发树到现在恐怕还只是一个中型企业家——一切得益于资本市场。其执掌的新华都集团，“被迫”成为紫金矿业的第二大股东，陈发树直接和间接持有紫金矿业的股份达14.1％，随着紫金矿业在香港和内地的上市，陈发树身家逾100亿元。

    产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在中国的妙处，在陈发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陈发树还将延着这条路飞奔下去，其控制的信息、旅游、房地产等公司可能陆续上市。在这条路上，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德隆帝国的影子，却很难看到巴菲特的影子。虽然陈发树本人十分警惕重蹈德隆系和涌金系的覆辙。

    巴菲特苛以待己待人，他喜欢没日没夜工作的职业经理人，把投资者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痛恨所有的欺诈与失信行为。当他不得不挽救所罗门公司时，对于高管欺诈的愤怒让他整日黑面。巴菲特并非圣人，有吝啬而精明的一面，但他纯朴的商业伦理，使他远离任何可能涉及的巨大道德风险。巴菲特因小瑕曾遭受市场质疑，最终从质疑中挣脱。

    巴菲特没有陈发树的好运气，可以抛售限售股套取大笔现金。从今年4月27日到5月22日，陈发树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5,700,000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31,494,423股，合计减持股份147,194,4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1%。从5月25日到7月1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47,344,54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1%，在市场获得28亿元的现金。

    陈发树的风险投资收益从4800万元变现就达到30亿，这绝非巴菲特所能奢望的收益，巴菲特的投资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复利，而不是因为有紫金矿业这样的暴利。当然，在中石油上，巴菲特获得了中国式的暴利，这要归功于中石油的国际主义胸怀。很多时候，巴菲特控制的企业没有上市，更不用提从实体企业、上市、套现这样的完整的造富链条。

    在投资青岛啤酒上，有巴菲特投资实业的影子，巴菲特总是通过参股、控股，购入数量庞大的公司，从家具企业、刀具企业、报社到数家保险公司，亏损的保险公司因为赢利企业而被弥补，整体战略投资维持平衡。但在巴菲特投资中，很少看到一条财务或者战略投资，通过二级市场高位套现的链条。现在陈发树也开始参与实体企业股权投资，其助手唐骏先生曾表示，陈发树减持紫金矿业大部分现金用于收购青啤股权。现在要观察的是，收购了之后究竟如何行动，是改进管理，是进一步控股，还是在二级市场套现。不同的行为直接决定了陈发树是股市玩家，还是股权与实业帝国的缔造者。

    那些所谓让青啤保持民族本色的大道理显然当不得真，当商业逻辑被政治逻辑掩盖，事情就会变得怪异。说实话，如果唐骏先生继续把陈发树先生打造成民族品牌的守护神，他就离投资者、离股东、离市场越远。巴菲特会如此往脸上贴金？

    1997年，陈发树结识了时任福建省体改委股份制与证券管理处处长的刘晓初，后者加盟新华都，使陈发树在资本市场上得到了第一个得力助手，而现在他花大价钱找到了唐骏，唐骏在资本市场的长袖善舞和海归的背景，可以看得出来陈发树想在资本市场上走得更远。

    巴菲特最看重的职业经理人在哪里呢，那个活到100多岁还守守家具大卖家的B夫人在哪里呢？陈发树说有，一些媒体说有，但职业经理人的重要性被淹没在资本玩家的光环之后，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长期的正确投资，一个平衡的实体企业帝国，对每家企业管理的改进，商业伦理，对股东的回报，构成了巴菲特投资王国的支柱。陈发树帝国还在孕育之中，但他的帝国从出生之日起，就沾染上了资本市场的无数争议。这不是陈发树的责任，而是市场环境的责任。但如果对资本市场暴利食髓知味、乐此不疲就是陈发树及助手的责任，而不仅仅是市场的责任。

注：太高调了，过犹不及。当初盛大就是如此。

    忙碌的一天。晚上与友人相聚，经济未来值得细究。朋友说，不带感情看数字，经济既好又热。明年更热。
    祝各位周末快乐。

2009-7-3 凤凰周刊

    6月27日，上海市闵行区在建商品房“莲花河畔景苑”一幢13层高楼整体倒塌。一座倒塌的高楼，让最危险的内幕浮现到前台——如果没有这座倒下的高台，我们无法了解法律法规如同纸糊的现实。

    所有的疑问都可以能够这个方向得到解释。

    疑问一，该地成本为何如此之低？

    这个销售累计合同均价为每平方米14297元的楼盘，其项目土地获得于6年前，当时中标地价仅为604元/平方米，占目前房价的4.2%，不足同期公开出让土地的三分之一。一幢楼赚取利润数亿元。

    该地成本如此之低，是因为2004年之前没有实行土地招拍挂，在城郊结合地区的乡镇政府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不是上海的个别现象，国内全都如此，为什么深圳城中村如此富裕，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人想当武汉城郊结合部的村官，除了高昂的土地级差地租全都归某些人所有之外，还找得到别的解释吗？

    疑问二，为什么官员成为股东？据一份名为“上海莲花河畔景苑倒塌楼盘最新资料曝光”的材料，闵行区梅陇镇的镇长助理、征地事务所所长、梅陇资产公司总经理等名单与开发公司主要股东名单相同。不能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巧合，在巧合中体现了地方利益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现状。

    主要股东阙敬德系梅陇镇镇长助理，此人是梅都房地产的股东，是迅豪置业法人代表，梅陇镇征地事务所是迅豪置业的直接出资人。期间显示了一条非常清楚的利益生成关系，镇政府通过征地事务所出资，控制两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梅都房地产与迅豪置业共用同一个工商管理注册登记地址，同时拉入建筑商与物业管理公司的法人代表加入任何一家房地产公司成为股东，就形成了一条龙的开发体系，真正做到了“政府型企业”和“企业型政府”合二为一，可以将梅陇镇一地的房地产利润做最高。另一条不为人所重视的线索则通到建设部，名为沈建忠的股东，与现任建设部住宅与房地产司副司长（正司级）同名。如果属实，则是地方与上层双向畅通。

    极目中国城市国适合房地产开发的地块，有多少个梅陇镇存在？为何中国产业集中度不高，这千千万万个与地方基层政府有关联的公司不就说明了一切问题了吗？这一事实显示，官员与企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想用一纸文件斩断官员与企业之间的关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恐怕都是空中楼阁。即便斩断了官员本人与企业的联系，官员随从、亲戚的参股所在多是，又如何禁止？在官员与利益结合方面，煤矿、房地产都是行业翘楚。

    疑问三，开发商2003年就获得了地块，为何直到2009年年中，还没有建成完工？

    2007年年中，国土资源部发出内部通知，要求各地加快处置利用闲置土地：土地闲置费原则上按出让或划拨土地价款的20%征收；依法可以无偿收回的，坚决无偿收回。对于违法审批而造成土地闲置的，要在2007年年底前完成清退。当年11月1日起修订颁行《招标拍卖挂牌国有建设用地规定》，规定土地的受让人必须按照土地出让合同的规定缴纳土地出让金，不再允许分批支付按比例发放土地使用证。开发商不支付完全部土地出让金，就无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证，自然无法开工建设，无法抵押融资，更无法销售回笼资金，有关部门明令出让土地要在3年之内开发建设完毕。这是懂得房地产行业特性的人给房地产商开出的紧箍咒。

    看看倒塌的地块吧，我们会回到现实，开发过程不是三年，而是两个三年。开发商如此行事，只有两个原因：不是囤地，就是资金不足，两者必居其一。但官商一家的开发商有的是对付政策办法，他们可以借用规划变更、拆迁未完成等“不可抗力”囤积土地。最终因为2008年下半年开始经济不景气，政策重新开始扶持房地产业，以前的政策也就如同一张废纸。

    6月30日，上海闵行区新闻发言人陈志强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表示，针对媒体报道的情况，已经展开调查。希望有关方面尽快给出答案，这是行政公开的题中应有之义。相比于倒塌的楼房，更让人担心的是，系在这座楼房背后那薄如蝉翼的行政信用。

注：阙敬德至少担当了与梅陇镇政府和梅陇征地服务所“沾包”的9家企业的法人代表，这些企业的注册资金总计超过8000万元。是官是商，是政府还是企业？界限何在？

人民币结算试点比特别提款权靠谱

2009-7-3 每日经济新闻

    7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等六部门共同发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

    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步骤，人民币在指定的范围内可以结算，这意味着中国企业象征性地摆脱了强制结汇的束缚，降低了贸易成本，而央行也不必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不断回笼货币，迟迟无法建立起人民币独立的发行机制。

    应该强调的是，这次开放是区域化的重要一步，只具有象征性的开放色彩。

    此次人民币结算有几个限定：第一，区域限定。试点工作在上海、广州、深圳和东莞四城市进行，境外试点范围限定在港澳地区和东盟国家；第二，企业限定。选择国际结算业务经验丰富，遵守财税、商务、海关和外汇管理各项规定，资信良好的企业参加试点，数量约在140余家；第三，银行限定：结算行与代理行进行限定，境内具有国际结算能力、为试点企业开户或为境外商业银行开立同业往来账户的境内商业银行可以为试点企业提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服务。试点初期，由于准备情况存在差异，会出现部分银行不能马上开办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情况；最后，也是最最重要的是总量限定。中国人民银行可根据宏观调控、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需要，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进行总量调控。也就是说，当人民币贸易量过大影响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利率稳定时，有关方面有权进行调控，以防止人民币大幅开放引发资本项目间接开放，人民币头寸无法控制，对内地资产定价系统造成严重冲击。

    有此几项限定，可以肯定，先期试点规模不会太大，公开的人民向结算与地下人民币钱庄依然会共存，便利而不受监管的地下钱庄会分流部分业务。人民币此次跨境结算，只是在人民币强势流通区域的市场现实的认可。

    按照理想的模式，人民币国际化要得到市场的认可，除了结算功能之外，更需辅之以储备功能和投资功能，但现在结算功能都在起步，后两个功能根本无从谈起。反过来说，后两个功能一旦成熟，人民币国际化也就有了真正的市场认可的国际货币含义，到那时，也就不存在什么资本项目管制一说了。连日元都不敢说自己国际化已经成功，人民币离真正的国际化何啻万里之遥。除了在部分地区先行进行人民币结算之外，也难以找出人民币国际化更好的方式，连结算功能都不具备，谈何投资功能？与其愚蠢地以抑制商业银行提现在阻止人民币交易，还不如放开市场通道，将人民币交易纳入正轨。如巴曙松先生所说，日后香港等地人民币债券、人民币ETF等投资产品自然会增加。

    人民币结算不是对企业的考验，而是对央行、商业银行和外贸部门管理能力的严峻考验，如何管理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强制结汇式的外汇管理制、外贸管理制度将遭遇严峻挑战，如何管理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也是一大挑战。央企境外企业的上千家境外企业，到现在在套保等领域中赢亏多少尚未公布，现在金融机构的境外分支机构到底能否应对挑战？这是财政部的责任。

    即便存在种种问题，人民币结算也是人民币向着国际化目标的象征步骤，是市场化定价的象征步骤，而不是人民币转向封闭、转向行政主导的象征步骤，应该继续向前推进。

    与重整美元金融秩序的另一条路拥护特别提款权相比，以人民币结算开始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要靠谱得多。自今年年初央行行长周小种提出以IMF特别提款权取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以来，获得了不少附议。笔者当时极表支持，这种支持并不意味着这一建议具有可操作性，而是指，在美元主导下的金融危机状况，中国应该提出自己的方案，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需要拥有安全的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可能成为超级储备货币，但要有刘易斯、刘翔一般的跨栏水准。如各国之间的协调成本会居高不下，想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作为，他们要顾虑的因素太多效率不可能太高；收支盈余的国家是否愿意交出储备储备由国际组织支配，也是一个难题；在公平的特别提款权建立之前，要改变美国主导世行、欧洲主导IMF的局面更是困难；更重要的是，特别提款权的核心还是美元。

    求人不如求己，开放的心态与自立的态度并行，才能游刃有余，一方面呼吁建立更公平的全球储备体系，另一方面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

2009-6-28 大众证券报

    6月24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作《国务院关于2008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其中有一段指出，当前利用专业优势或内幕信息操纵股价从中牟利的重大违法情况比较突出。有的涉及上市公司高管，有的涉及股评专家，有的是上市公司与其关联公司联手操纵股价。

    令人十分遗憾，与李金华时代相比，统计局越来越温柔，除了提供总体数据之外，很少提及具体数据，除了已经受到惩处的人之外，不再延用李金华时代的公开点名通报法。

    国家审计署乐于提供总体数据而吝于提供单独数据，乐于曝光已经受到惩处的人员而不吝于点其他人的名字。

    2008年，审计署发现并向有关部门移送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和经济犯罪案件线索119起，涉案人员221人，其中厅局级42人。这些违法犯罪主体或者滥用职权，或者伙同侵占，或者虚构交易虚假担保，或者利用专业优势或内幕信息操纵股价牟利。除了已经受到惩处的首都国际机场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培英，北京首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汪建中两人外，其他全部都不点名，转而以某集团、原总经理李某的字样出现。

    审计署官员曾经表示，审计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碍于篇幅，无法公布，在其网站上共布更详尽的“全本”——几乎所有被审计的部门存在的问题都能被曝光在公众面前。尤其是专项审计更为详尽，但检索全本与单项审计，结果还是让人失望，上述两大特色没有改变。

    公众抱以极大希望的审计署专项审计调查结果虽然情况略好，点名频次大不如前。2009年第7号“554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审计调查结果”审计调查发现，92座水库擅自减少或变更部分主体工程，38座水库施工不规范或存在偷工减料现象，32座水库设计漏项或初步设计不到位，6座水库大坝安全鉴定漏项或不准确，还有个别地方质检、验收未尽责。其中29座水库主体工程质量问题较为严重，已经影响到水库防洪能力的发挥。197座水库出现问题，占554座水库比例的35%左右，问题可谓不小，正是统计署充分发挥他们自己所宣称的“免疫系统”功能的大好时机，不料这些水库位于何地，由何单位、何人负责统统付之厥如，已经整改的具体情况同样语焉不详。

    当然，审计署不会对所有人都保密，刘家义2月19日表示，审计署在审计金融机构时对“股评名嘴”汪建中违反国家的规定和职业道德、非法获得巨大利益案件进行了审查上报，并建议相关部门立案查处，汪建中的倒台就是审计署的功劳，可见审计署通知了纪检机构，这什么不能把所有审计情况周吿公众？甚至对人大常委会委员都瞒着掖着？

    中国资本市场的内幕交易、虚假担保情况之泛滥，比起病险水库的危急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审计比正常年份更重要，审计署对此一向有认识。去年年底审计长刘家义指出，2009年审计工作要促进宏观调控政策措施落实，密切关注财政、金融、民生、国有资产、能源和资源环境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潜在风险。要以促进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贯彻实施、维护金融安全、服务金融改革为目标，不断强化金融审计。去年1到11月，审计署对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信集团公司资产负债损益情况的审计，移送大案要案线索20件。这三家是上市公司或与上市公司有关，有哪些大案要案正在投资者的知情范围之内。

    审计署的责任不是专门审计资本市场的“病险水库”，专门为资本市场把关，但问题是病险水库出现在资本市场时，审计署应该毫不客气地直接指出来，让投资者看到哪些企业守信，而哪些企业糊弄投资者。除了及时审计，审计结果的公开透明，也是审计署的应尽职责。

注：今年的审计报告遭遇普遍不满，李金华那样的官员是特例。像曾称赞过的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在安监任上是一名好官，但现在因为绿事件，却露出另一面。想起钱钟书在围城中所说，猴子上树露出红色的臀部的比喻。
    据新华社的报道说，当天的分组审议会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黄镇东，新华社原总编辑、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振中，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吉林延边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金硕仁等委员对审计报告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此报告多处使用模糊字眼，对于被审计单位来说过于温柔。例如，金硕仁委员说，这次审计报告中有些地方没有点名，他认为应该点名，该指出的东西、该批评的事情要提出来，审计部门向人大常委会报告时不应该有所隐瞒。
    报告共计24页11个部分，据时代周报统计，总共13000多字的报告中，共出现20处“一些”、4处“某”、14处“有关部门”、3处“有些”、19处“部分”、2处“少数”、21处“个别部门”、5处“个别”这样的字眼。令人哭笑不得，审计署在为尊者讳吗？后任实在是愧对前任的风暴。
    由于刊物关系，上海楼倒塌评论最早明天才能刊发。有人指责，为何不写上海，没有不写，只是对刊物守信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