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父亲就真的倒下了，健步行走成了他余生的梦想。在过五十八岁生日的时候，父亲开始正视自己的处境，他说，要是能坚持到六十岁就不错！然而，父亲的健康每况愈下，六十岁的关口在一天天临近，他的六十岁生日却显得渐渐遥远。去年五十九岁生日时，父亲默默地吃饭，听着我们的祝福，没有任何期许。

我想把父亲六十岁的生日过得隆重一点。我跟父亲说，明天摆一桌酒，把亲戚们请来……父亲眼圈一红，坐在餐桌边，掉下了眼泪，像个孩子。母亲一看，笑着说，就像往年一样吧，不铺排，弄些好菜，大家一起乐呵乐呵就好了。等父亲七十岁的时候，再做大寿！父亲还是未置可否，却哭出声来。

哎，七十岁！

两个多月前，父亲就一直说腰疼，疼得满头大汗，疼得睡不着觉。我们以为他因腿脚不便，坐久了，导致腰椎异常，就在电话里建议他多走走。不久前，堂弟松震带他到县医院拍片检查，医生说是癌细胞骨转移了。

松震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十分平静。这一天迟早要来，我们心里都有准备。我叫松震封锁消息，松震说，父亲已经知道了。我顿时紧张起来：癌症到无可救药的时候，只有靠精神支撑，一旦精神跨了，那就危在旦夕。我让松震把片子寄到上海来，请大医院的医生确诊一下。

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我要给已经绝望的父亲一个心理缓冲期，让他觉得还有一些希望，甚至有奇迹发生。

片子在一个星期后才来到上海。期间，父亲每天都在电话里问收到没有？我真的希望这张片子在路上多延宕一些时间，让我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父亲的询问。然而，这只是权宜之计。我必须再次给父亲编一个谎言。

去年这个时候，父亲脑瘤又冒出来了，离第一次开颅手术只有短短的五个月。能不能再次手术？手术的风险有多大？医生都形成了两派意见。几个在医院工作的朋友劝告我，不要再动刀了，进行“康复”治疗吧！我知道，所谓的康复治疗，无非是减少病人的痛苦，提高生活质量，是等死的委婉说法。

我从医院回来的路上，就给父亲编了套谎话：说医生讲还能开刀，不过一般医生是不敢动的，等某某专家从国外回来，就立刻安排手术。

父亲可能一开始就不相信。然而，过了几天，他还是问我，专家什么时候回来？再过几天，他又问，出国学术交流，最长时间是几个月？让我痛苦而疲惫地应付着。后来，父亲就不再问了。有一天我们突然送他去手术的时候，他也没有问我，是不是专家回来了？

这一次，医生看过片子后，语气坚定说已经“骨转移”了。我小心翼翼地问，还有办法治疗一下吗？医生说，在他那里已经没有办法，建议我去找骨科医生问问。骨科医生说，后续治疗还是可以进行的，然后就随手抓了半张纸，给我写了两个药名，说：你到其他医院去看看，能不能买到，这药我们医院没有！

我心情复杂地走出那家解放军三甲医院，哪里也没有去。我到网上一看，那两种药都是国外生产的，一种还在临床试验期。而经销这两种药的，都是一些医疗机构在电话代理，没有找到正常的销售渠道。

在电话里，我跟父亲说，医生认为“骨转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需要观察一段时间，再拍片子进行比较，才能确认。隔着漫长的电话光纤，我不知道父亲听了我的谎言，表情是如何变化的。但是，父亲的沉默让我喘不过气来。

毕竟六十岁了，父亲的兴致还是很高的，虽然腰椎时常隐隐作疼。我们谈到死，语气是那样的坦然，就像谈论着即将出一趟远门那样。我强作欢颜，声调怪异地呵呵笑着。这个现实在一天天逼近，让我们没有办法绕过去。

在家的两个晚上，我跟父亲睡在一张床上。也许是疼痛，他时而艰难地翻转着身子，显然睡得很不踏实。我一醒来，就伸手摸摸他的脚，帮他把被子盖严。我在自己家里，每天晚上睡觉前，也总要去看看女儿，是不是又滚到被子外面来了，替她盖好，压一压，伸手摸摸她的小脚，暖不暖。我给女儿盖被时，心里是甜的；我给父亲盖被时，心里却是苦的。

空闲的时间里，我尽量找一些开心的话题跟父亲聊聊，比如上海的房价，地铁以及新建的公园。父亲很高兴，答应明年天暖了，脱下棉衣，就到上海来，看看我家边上那个巨大的公园，然后从公园里乘着地铁去看病……我又慎重其事地跟母亲商量，要到村庄的路边去找一块宅基，做几间好住的房子；然后又跟镇上当领导的老同学商量，要到镇上去圈一块地皮……总之，我想让父亲放心，我将在老家置下产业，迟早要回到这片他一辈子依恋的土地。

离开老家的那天，为等车，我起得很早。天空中寒星闪烁。很多年了，我都没有看到这么繁密的星空。父亲早早把母亲喊起来，要她把头一天留给我的鱼粉卷子热给我吃，父亲知道我最喜欢吃这个。然而，我宿酒未消，什么也吃不下去，让父亲无比惋惜。

车在门外响起的时候，我跟父亲说，我走了，然后就匆匆出门，没敢多看一眼父亲。母亲站在门口，大声叮嘱我，到了上海就打电话回来，不要让他们挂记。几年以前，我每次离家，都是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站在门口送我，千叮咛，万嘱咐。到如今，父亲躺在床上，只有母亲孤零零地站在门口，显得那样瘦弱无依。

车在行驶，新的一天正在来临。感谢生命，让父亲在六十岁之后又增加了一天。

在父母的嘴里，乳名是要喊一辈子的。我的爷爷和奶奶，一直到临终的时候，还是喊我父亲、伯父和姑妈们的乳名。父亲当乡村教师，跟他接触的都是家门口比较体面的人。在这样的场合，爷爷有时候还是喊我父亲的乳名，父亲很不满意，爷爷也知道不妥，可是，只要有机会，同样的“错误”他还是要犯的。

孩子大了，被父母在公开场合喊乳名，的确是一件尴尬的事。我上初中时，有一天早上，全校同学课间操后，都站在那里听校长训话。这时一个老太太挎着篾丝篮，篮里装两只梨汁瓶，上面用一块花头巾盖着，在操场边上站了好久。校长发现后，连忙走过去问老人家找谁？老太太说：“我找我家狗儿！”同学们都听见了，哄地一声笑起来。校长一愣，问孩子大名叫什么？老太太说，就叫狗儿，问在哪个班上也不知道。她是狗儿的奶奶。

校长没办法，就站在台上喊：“谁是狗儿？你奶奶找你来了！”一连问了好多遍，就是没有人出来答应。校长就让老太太上台去找。老太太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她往台上一站，台下黑压压的一片，看谁都像她家狗儿。老太太当时就晕了，把蔑丝篮放到地上，撩起围裙擦眼睛。校长没法，就把狗儿的奶奶请到办公室，等那个狗儿悄悄过去。

在老家念书的时候，同学们都像护着自己的遮羞布一样护着自己的小名。要是同村的伙伴不小心将自己的小名讲出来，那可是要翻脸的。最糟糕的就是狗儿这样的，被自己的家长说出来。有时候，我们正上着课，就有老爹老妈挨个教室喊自己孩子的乳名找人。一旦找着了，这个同学的大名从此就被晾起来。

有一年暑假，我骑车跑了四十多公里，到一个女同学家去玩。我们坐着说话，女同学的家长说：“抹妹，你给同学倒茶！”我就知道，抹妹是这个女同学的乳名，她在家里是最小的孩子，方言里叫“抹兜妹”。临走的时候，我跟她说：“抹妹，我走了！”女同学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耳根。我很纳闷，为什么她家里人喊抹妹，她不脸红，我一喊那脸立刻就红了呢？

抹妹送我到村口，我走出几步，又被她喊住说：“你不许在同学们面前喊我抹妹，否则我就不理你了！”我一直信守承诺。有一年春节，我从其他同学那里问到了她的电话，立刻打过去。她不知道我是谁，我就喊了一声“抹妹”，抹妹在电话那头立即明白过来，忿忿然：“讨厌！这么多年，你还记得！”

在我看来，乳名越多、使用时间越长，你的幸福指数就越高。没有乳名的孩子，通常是爹不亲娘不爱的，别人也漠视你的存在。我的姐姐就没有乳名。因为娘死得早，姐姐从小就干家务，做农活，没有童年，没有人逗她玩，她也不能跟谁撒娇去。几乎从娘死了，她就成了大人。

我也没有乳名，不过我从小就有绰号。我的绰号叫“未水”，是我们老家一个孬子的名字。那个孬子家在严家大屋，走过一个山洼，就是我外婆家。这个孬子总是穿得破破烂烂地，游荡在附近各个村落。吃饱了，就在我们村口靠着松树睡觉。我们时常看见他嘴里咕咕哝哝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有我爷爷知道他在背书。爷爷曾经跟太爷在私塾里读过几年书。爷爷说未水发孬前很有学问。

我们的儿童生活枯燥贫瘠，未水每次到村子里来，后面总会跟一大群孩子。未水不喜欢别人跟着，就抡起打狗棍追逐我们，我们一哄而散。有一次我在逃跑中不小心摔倒了，未水追上来，不但没有拿棍子打我，反而把我牵起来。我惊魂未定，转身跑开，未水在身后喊：“不要跑！不要跑！跑慢点……”

后来，大家都知道，未水不会打我的。村子里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打我？未水说：“他没娘，可怜！”从此，村里的很多人都把我叫“未水”。未水什么时候死掉了，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这个“未水”还活着。

绰号也许会叫一辈子，而乳名或者小名，随着你最后一个长辈的离开，从此就消失了。父亲的小名最后一次是出现在奶奶的祭文里。家那边的迷信说法，在祭文里如果不用乳名，死去的父母就找不到你。当你的乳名长久没有人呼唤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想被人喊的冲动，这种冲动，也许就叫做怀念。

我站在衣橱前，一条又一条地翻寻着裤子，想为自己找一条合身的。这些隔年的衣服无一例外地“缩水”了，腰围太小，勉强拉到身上去，紧得像个杂技演员。然而，我却没有杂技演员的骄人身段：肚子像个打开真空包装的枕芯，见风就涨；胸脯也瞎起哄，鼓鼓的，却毫无实用价值；因为长期缺少锻炼，细胳膊细腿，比例失调得有些夸张。

看看镜子，看看那个疲惫沧桑的中年男人，真让人泄气。可有个未曾谋面的文友，却要到上海来看我。我吓一跳，连忙喊停。拿了句很矫情的现成话当理由：相见不如怀念。人到了这个年纪，经不起近距离的细细打量。所以，这些年来，我总是努力地往别人的怀念里挤，不得已不见面。同时，我也有意识地让一些人生活在我的记忆里，不轻易去破坏往日那些美好的记忆。而这些记忆，就像生命一样，一辈子就一回。

十多年前，一个暴雨滂沱的早晨，我们毕业离校。同学们三三两两地送行，我坐在芜湖开往池州的长途巴士上，挥手告别窗外的同学，告别难忘的大学时光，车就开动了。忽然，我透过雨雾，望见一个美丽的身影，撑着雨伞，站在路边的梧桐树下，一边抹着额头的雨水，一边向我急切地挥手……

我的心都碎了。那个初夏的早晨，后来一直在我的记忆深处反复闪现。十多年来，我用手在玻璃上刮开的那片雨雾，就像一扇隐秘的门，我常常在梦与非梦之间，将那扇门推开，让自己隐入那些有限的甜蜜。她是我班上一个沉默而美丽的女孩子，坐在我左前方的位置上，我们的交往平淡得没有任何具体的情节。只是因为她纯情如水，就水一样地流进我们青春的梦里。

后来，我听说她回到老家一所中学教书去了，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再联系过。某天，我在一个教育类网页里，忽然看到一张教学图片。我那个女同学站在讲台上，看上去很干练，风风火火，与我的记忆完全两样。

她有些憔悴，目光暗淡，头发焦枯而凌乱……我痛苦地关闭了网页，那扇隐秘的门也关上了。从此，那个夏日的早晨，除了雨水，我什么都想不起来。大学里风花雪月的记忆也有些恍惚，我怀疑，那些校园民谣一样美好的日子，我是否真的曾经拥有过？如果曾经，那么，又是谁将它强行剥夺了呢？

我不再热衷于同学聚会。毕业十年纪念，我在聚会前几天毅然逃脱。我很害怕，再聚首，我们会是什么模样？钱有了，地位有了，丰厚的物质都有了，当然，雀斑有了，皱纹有了，层叠的肚腩也都有了。昔日的红粉佳人变成了今日的黄脸大妈，过去的白马王子，变成了现在的大象河马。记忆中的清纯与欢乐，掩盖不住眼前的陌生感。我们的话题自然不再是图书馆里的座位，校门外一元钱一张票的通宵电影。棕榈树下青涩的偎依也许会再次搬出来昔日重现，但是，这一切淡淡的感伤和哀愁，最后都将淹没在各自的生意里，淹没在家长里短的琐碎里，淹没在推杯换盏的酒酣耳热里，淹没在曲终人散的匆忙和落寞里。每次重逢，都将注定成为一段美好往事的终结。

别来看我，真的。过去的朋友，请你站在时间的另一端，让我们彼此遥望，将对方望成一株永远开花的树。真的，别来看我。那些没见过我的朋友，请你们隔着文字的重重帘幕，倾听我，感受我，把我想象成一条淙淙流淌的河。

我第一次出远门是高考落榜那年夏天。我从父亲手中接过他借来的九十块钱，跟随堂哥一起来到上海。我知道，我还要回去补习的，我还要继续考大学，打工只是为了筹措复读费。于是，我随身携带着一本英汉小词典，随时背单词。在安庆汽车站上车后，我就将票根夹进了词典里。

我白天在金桥或祝桥的工地上流着汗水干活，晚上则坐在蚊帐里，就着一千瓦的卤钨灯汗流浃背地看书。那张票根随着日子的推移，也在那本词典里一页一页地向后推进。秋天来临的时候，我从包工头手里接过几百元辛苦钱，回家上复读班。返程那天晚上，我们的车在广德县花鼓乡翻进稻田，接着汽车爆炸，燃起熊熊烈火。我坐在广德县医院的候诊大厅里，仍心惊肉跳。在检查自己的行李时，我发现自己丢失了一些东西，但那本词典和车票还在，心里顿时感到别样的踏实。

 我在芜湖读书的那几年，每年的寒假暑假，都是搭乘轮船往返。船票相当便宜，而且还是半价。只是人太多，没有舱位，于是我的每一张船票上，几乎都有一个画圈的“散”字，也就是可以在底舱以及过道或甲板上到处走动的散席票。从彭泽到芜湖，有将近一天时间的水路。我总是捧一本书，在轮船的某个角落里席地而坐，看累了打盹，醒过来再看。不吃不喝，也能坚持一天。在那样艰苦的旅途中，有书相伴，回想起来，再苦也觉得快乐。

而今，我翻阅旧书的时候，那些被剪成三角形、印着散字的旧船票，不期然就从书中掉落。我拾起来，看看日期，就仿佛又看见滚滚长江，能感觉到江风的寒冷，也会闻到船舱里混杂着柴油味汗馊味的潮湿气息。而最让我感慨的，还是与这些船票有关的苦乐年华。

大学毕业那年，我揣着一个梦想前往东莞。我从南京乘坐四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南国。从候车时开始，我就一直在看书。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美丽的年轻女人，因为我看书那样投入，这个叫沙青的女人想起自己刚出校门那阵子。她告诉我，看书学习固然重要，但是，从告别学校那一刻起，我们就得面对现实生活，就得从书本里走出来，去读社会这本大书，去学习更多的社会知识。车到广州的时候，我将那张火车票夹进书本，然后帮沙青扛着沉重的行李，顶着酷热的南国骄阳，送她到长途车站。

多少年过去了，我在旅途阅读的习惯，并没有因为沙青的劝导而改变。书本成为我旅途中不可缺少的伙伴，而且我也一如既往地把票根夹进书里。除了汽车票火车票外，登机牌、景点门票也都成了我的书签。

曾经有那么几年，我每个月都要在上海和池州之间往返一次，一年差不多能搜集到二十四张火车票。这些火车票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我夹进书里。从这个角度计算，我一年至少读过二十四本书。虽然这些书不完全是在旅途中读完的，但无论哪一本书，都曾经饱含热情地与我分享了一段寂寞的时光。

直到有一天，女儿来上海，将一张剪过口的半价童票送给我做书签时，我才突然恐惧起来：女儿都用上车票了！我碌碌无为的前半生就这样附在那些票根上，躲进一堆发黄的书页中去了。有时候我这样想：人的一生也像一本书。每一个人生阶段，都被压成一张薄薄的书签，被夹进这本厚厚的书里。只是，当这本书翻完最后一页时，那些人生的书签，无论是精美的还是苍白的，却再也不能让我们自己去回味。

离开池州那天，女儿正好十三个月。妻送我到门外，泪水汪汪地，女儿却很坚强，站在阳台上，果断地向我挥一挥手。分别的日子到底会有多长，女儿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想，我是一个没有尽到责任的爸爸。从此，电话在我这个特殊的家庭里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妻接电话后，我们总是匆匆忙忙地问了一些家长里短、彼此的健康和心情后，就开始长片累牍兴高采烈地大声谈论我们的女儿。女儿穿什么衣服、爱吃什么口味的糖以及她的每一点进步每一丝惊喜，都凝聚着妻的汗水和我的电话费。

我不能天天教女儿唱动听的歌谣，电话铃声是她幼年世界里最动听的音乐，然而却带着忧伤。在她幼小的记忆里，家庭成员有三个：她和妈妈，还有电话。我的电话通常在黄昏准时响起，妻接听，女儿抱着一大堆积木站在妈妈身边，仰着头，看妈妈跟爸爸说话。我知道，我的每一句话都能影响妻的表情，妻的每一个表情女儿都能看懂。于是，无论我在外面遇到什么挫折，我给家里打电话时总努力用最愉快的声音，让妻高兴，借她的表情把欢乐传给女儿。

有时侯，妻会把电话给女儿。她总是抱着电话，贴着耳朵，一言不发。她知道，那边说话的人是爸爸，但爸爸的声音那么遥远，温暖的手掌无法从听筒里伸出来，抚摩她美丽的脸庞。她只是静静地听，让爸爸的声音从耳朵流进心田，化作暖流，化作夜晚缤纷的梦呓。

偶尔，我的电话也会在深夜响起。妻在昏黄的灯光下慵倦地拿起电话，与我喃喃私语。女儿有时也会醒来，从被窝里探出头，瞪着乌溜溜的黑眼珠，望着妈妈。有几次，我在夜深的电话里听见女儿悄悄地说，妈妈，我要尿尿。我不知道自己是醒着还是在做梦，这时候，泪水会默默地濡湿我的眼睑。

当父爱变成一张窄窄的车票，穿过三点五小时的空间，在某一个周末突然出现在女儿面前时，女儿会在一瞬间愣住，然后就扑向我的怀里，在我的脸上一遍又一遍地亲吻。我从来不给女儿买吃的，但女儿依然爱我。这个从电话里走出来的爸爸会跟她捉迷藏，会教她咿咿呀呀地歌唱，会在她睡着的时候守在她身旁。

（这篇文章写于2003年5月5日，当时春儿两岁多一点，牙牙学语。女儿第一次在电话里跟我说话，让我特别感动。时间过得真快，而今，女儿已经学会批评我了，开始跟我吵嘴了。孩子一天天长大，我感觉到自己正在一天天衰老。）

父亲的问候，让我突然脆弱起来。我像个在外面受了很多委曲的孩子，回到父亲跟前，忍不住掉下眼泪来。我跟父亲说，昨天我们报社在江苏太仓开会，每顿饭都吃鱼吃肉吃海鲜。到浏河看了郑和纪念馆，到马陆参观了葡萄主题公园。报社还给每人买了十斤又大又甜的葡萄。父亲就在电话那头呵呵地笑，仿佛他也吃到了山珍海味。

而我自从离开了故乡，就告别的农历。我的生日就一直坐落在公历8月10日。早在7月底，我就收到了第一份生日贺卡。那是某航空公司金卡会员俱乐部寄来的。接着，是某银行信用卡部发来的问候短信。再后来，是我原报社工会的贺礼。那是一张多年不变的贺卡，外加两百元的蛋糕券或者购物卡。往年贺卡上总有王捷南总编的签名。今年，王总离开了报社，贺卡的签名处，就只有一枚朱红的公章。但是，我仍然感动不已。我的合同在8月3日就结束了，人也离开了报社，但是工会还记着我这样一位昔日员工的生日。这张贺卡让我对曾经美好的时光充满了怀念。

在我生日的那天清晨，我的女儿和爱人从池州给我发来问候短信。这个短信没有迟到，可能跟我早前提醒有关。我也有几个亲密的朋友，他们的问候无一例外地迟来好几天。8月10日那天，我在单位加了一个夜班，直到十一点多才离开。司机送我到小区门口的时候，我看见路边有几家饭店还没打烊，我真想请他到饭店里坐下来，陪我喝一杯。然而，我没有开口，挥挥手，把司机打发走了。于是，今年的8月10日，就从我的日历上落寞地翻过。

多少年来，我都没有认真地庆祝过自己的生日。立秋前后这个酷热的日子，总是混杂在一大堆生活琐碎中尴尬无奈地溜走。而农历七月初二这天，总有故乡亲人的问候，远隔千里传来。爷爷奶奶在生的时候，他们总是在这一天，坐在门前的香樟树下，念叨着我，请别人给我打个电话。

七年前，爷爷走了。去年春，奶奶也去了。农历七月初二那天，我多么想给爷爷奶奶打个电话，然而，全球通怎么也不能通往天国。那一天，父亲在我的身边养病。一大早，他就叮嘱姐姐买鱼买肉。离乡近二十年来，父亲又给我过了一次农历的生日。

我8岁那年的夏天，父亲跟村子里的人们一起去华阳河农场砍柴。几天后，父亲托人给我带回一封信。这是父亲写给我的第一封信。父亲在信中写道：“松丽儿，我出门的时候，你有些发烧，这些天来，你身体好了没有？今天是你的生日……”父亲的信并不长，也没有特别动情的话语，然而，我却忍不住悄悄地哭了好久。我想父亲。那天，我趴在南边柴屋的磨盘上，花了整整一下午，给父亲写了我一生中第一封信。

感谢春节前的那次手术，虽然父亲从此语言障碍，但是却幸运地活到了今天。否则，在这个世界上，七月初二这个日子，就再也没有人为我记起。 

叶佳宜先生说，为什么有些业主在旧房子里住着，相安无事，一到新房子里，就马上露出衰败之象？这与他们的心态是息息相关的。所处环境能够左右人的心情，这一点，大家都能认可。因为这些人，他们的潜意识里都存在一个二元对立的东西，就算房屋按照他们的意图去装修了，他们依然在不停地否认当前，不停地修改自己最初的想法，于是就产生焦虑，烦躁，以致失败感。这些人往往找不到自己心情和身体变化的原因，只是回家就有一种莫名的烦躁，这种情绪让他们无法克服，从而做什么事都不顺利。他们不知道，装修打墙是导致自己衰败的诱因。

“风水不是迷信！”这是叶佳宜先生一直在强调的。叶佳宜先生说，风水其实是一种心理认知，是人与环境的和谐；是人适应环境的能力，而不是改造环境的能力。风水在易经里面，其核心意义在于平衡与中和。任何破坏平衡的行为，都会导致恶性后果。这就叫报应。人与自然的法则就是这样的。因此，我们日常讲的因果报应，绝对不是唯心主义的观点，而是相当唯物的。

当这些拆墙业主的心理长期得不到疏导的时候，到一定时间，就会病变。而且往往表现为生理绝症或者精神幻觉，而这两者，都是致命的。于是，报应之后，这些人家就突然醒悟：这房子与户主相克相冲，是凶宅！

其实，房子是无辜的。那些房主是咎由自取。而这些房子的命运最终是转手。新房主为什么能够平安地生活下去呢？因为你的房子已经装修好了，不需要他再去动手了。即使有他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已经既成事实，他跨进大门的那一刻，就在调整自己，适应房子，努力寻找自己与环境的平衡点。于是凶宅又变成了吉宅，这就是道家福祸相依，凶吉转化的原理。

德国有个NGO做了一项有趣的研究：喜欢在衣服上挂饰物的女人，外遇几率是衣着简洁女人的2.7倍。当然，我这么说，并非暗示那些在墙上动脑筋的女人，在日常生活中就绝对会给老公发绿帽子。

那时候，卫生纸很金贵，是女人专用的。父亲教书，家里旧书很多，手纸自然就省下来了。我蹲在厕上，看着那些零零碎碎的文字，一蹲就是老半天。我的阅读爱好，绝对不是在教室里养成的，很有可能是在厕所里养成的。因为我女儿现在也习惯于坐在马桶上看书。马桶太高，她就搬一方凳放在马桶边上，手里捧着书，看得如痴如醉，常常忘记从马桶上下来，误把厕所当书房。我跟她娘就大声喊：是不是屁股跟马桶长在一起了？

现在条件好，家里的卫生间通风亮堂，一尘不染。有时候我也这样想，女儿喜欢在那里看书，就让她看吧，离开马桶，她就宁可看电视。坐在马桶上，人的心境通常是最宁静的。这个时候看书，最容易着迷。要是每天在马桶上阅读20分钟，长此以往，累计阅读时间也是相当惊人的。如果有计划地阅读，在马桶上绝对能造就出一位了不起的学者来。当初装修房子的时候，我曾经计划在马桶的后墙上掏一个洞，做上三格书架，一家三口，每人一格，索性将卫生间变成阅览室。后来怕书受潮，这个计划就取消了。

文章圣手欧阳修也觉得，枕上、厕上、马上是读书的最佳场所。枕上看书，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而且有些出版社还煞有介事地推出“枕边书”系列，将这个习惯当做一个出版概念来炒作，一度相当红火。现在骑马不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不过，欧公所谓“马上”，并不是指具体的“马背”，而是代指人在旅途。如果这样延伸来看，则“马上”读书的人群也蔚为壮观。

为旅行者准备的出版物，也不在少数。然而，至今似乎还没有一家出版社为如厕准备过出版物。一向精明的出版商为什么没有看见这个隐藏在厕所里的大市场呢？我在全国很多城市的机场里上过厕所，也住过很多带星或者不带星的酒店，而在厕所里放读物的，几乎没有。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厕上读书的兴趣。

由此可见，在厕所里看书的人，不一定是为了消遣，而是习惯使然。昨日看某作家的博客，老先生有感于自费出书，说这些书，一部分进了回收站，一部分进了厕所，云云。我当即留言说，事实上，这些书想进我家厕所，可能比进新华书店还难。老作家当初受诗人徐春芳的邀请，到江南诗社“讲学”，没讲出什么真知灼见来，却花了很长时间签名售书。为捧场，我也买了两本。显然，那两本书也是进不了我家厕所的。

如果有人问我，哪些书最适合在厕所里阅读，那我会首推米兰·昆德拉的《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老家伙把那么厚的书，写成一小节一小节，方便一次，正好看完一两节，堪称厕上读物的佳品。其次可以看看诗歌，如普希金的抒情诗，莎士比亚的商籁体。当然，便秘患者不妨看看瓦兰等人的作品。如瓦兰那首“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肯定对便秘有很好的疗效。

我在一篇文章里写到，某年除夕，门外炮竹连天时，我坐在马桶上，读回车键的诗。回车键开始不解，后来慢慢领悟到，这是我对他的褒奖。现在他偶有新作，给我的时候，总是说，你上厕所的时候，抽空看看吧。别人听上去，觉得他很谦虚，而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他的谦词，而是他的自信。因为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写出一些东西来，供大家上厕所的时候，随便翻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