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本来无趣，无趣的事情多了，便也有趣了。少林寺，佛门重地，近年像是为了让世间变得有趣些，常闹出一些动静大的新闻来，一再冲击人们对佛门的观念。这不，并没清净多久，少林寺拟定2011年上市的消息得到确认。此消息曾被释永信多次辟谣，看来并非谣言。

　　据说此番上市，是秘密运作，操盘者为登封市政府，连少林寺和释永信都被蒙在鼓里。上市计划与香港中旅集团合作，由港方投资5100万元，控股51%，而少林寺则以门票经营权等嵩山少林景区资产作价4900万元入股。双方合作年限为40年，合作之后少林寺在内的嵩山景区诸多门票收入，包括游客中心、停车场、电子门禁、禅居酒店等国有资产也全部收归港方控股的新公司。登封市财政会向合资公司注资6000万元，来偿还少林景区的相关债务。不过据媒体报道，其实仅少林寺一年门票收入就将近1.5亿元。

　　从目前透露的信息看，少林寺的品牌似乎并未估价入股，但能看出这个合作的显失公平之处，怎么看都有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而且合资上市计划，也不应该单方面由登封市政府说了算。

　　我想少林寺能不能上市，首先决定权在宗教局和全国佛教协会，他们会判断少林市上市是否会有违佛教精神。如果佛教界没意见，登封市政府还应举行一个由宗教界、武术界、少林僧众和信徒及登封市民组成的听证会，这个听证还得有国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参加，共同决策少林寺的合作事项。正因为以上人士来自不同领域，相互制衡，才能保证程序的合法性。没有经过这样的流程，即便此次合作，少林寺占了天大的便宜，也难保人们不怀疑其中藏了太多的猫儿腻。

　　像少林寺这样传统的公共品牌，如果有合资上市的计划，也应向海内外公开招标，谁给的条件优惠、谁的实力更强，就与谁合作。按照当下武术在海内外的热度，我想有意合作的大公司一定不少，完全没有必要采取这种对外保密的方式。因为少林寺本来就是中国人的公共财产。

　　这些年，可能因为登封市政府对少林寺创造经济效益的要求太高，使得少林寺不断爆出各种商业新闻。从10万元烧炷高香看奥运、手机号开光、易筋经推广、到淘宝网开店。走到哪里，都能听到少林寺的吆喝声。近日，还传出少林寺要起诉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委员会的消息，因为用“少林藥局”注册“咖啡、茶、盒饭、方便面、膨化土豆片”一类食品商标的申请被驳回。可见如今少林寺多种经营的门类，是多么庞杂。但在大型慈善活动中，我倒很少看到少林寺的身影。

　　我对佛教了解不多，但佛家讲求清净超脱、远离尘俗这个理，还是知道的。我并不反对少林寺从事一些商业活动，但至少得穿着袈裟念经，脱了袈裟才去经商吧。他们倒好，卷卷袈裟的袖子就数钱，愣把僧衣穿成了经商的职业服。释永信把这些做法称为佛教界的“思想解放”，这经念得还真有时代气息。

　　其实我一直没想明白，寺庙为何要上市？寺庙存在的目的，为的是虔诚的信徒，而不是财迷的股民。没念过佛经的人，听佛教音乐也能明白，那里面传出的是修行避世音，不是铜钱叮当的撞击声，更不是上市的喧嚣声。

　　近来，很多媒体都在热议中国政坛一个新动向，就是1960年代出生的省部级干部，明显增多。有统计表明，仅地方200多名正、副职省级干部，“60后”已占到20%。而担任正部级官员的“60后”，目前已有5位，除了河北省省长胡春华、湖南省省长周强等，不久前从农业部部长任上调任吉林省委书记的孙政才最为年轻，1963年9月出生。

　　历来政府的人事变动，或人事的代际变动，都是解读未来执政思路的重要视角。因为每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不同，每一代人的政治视野、思维模式和社会意识也必然有很大差别。《中国新闻周刊》就大胆预言，认为“60后省长”的出现将会改变“工程师治国”的局面。与前几代政治家比起来，“60后”无论是成长环境，还是仕途晋升，都可谓一帆风顺，所以他们与前辈政治家比起来，必然会少一些实用政治的目光，多一些人文与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

　　有人用年轻化、高知化来形容“60后省长”，这其实还是表象。近百年来，由于中国的时代氛围转变得极快，每代人所面临的政治意识、社会伦理、文化形态，都有巨大差别，这会深刻地影响一代人看待事物与行为的方式。相比于前几代人来说，“60后”一代的个体与自由意识，包括对良知和真理公共性的认知，要远比前几代人丰盈。由于他们的青春成长期，恰好是思想空前解放的1980年代，比起后几代人来说，他们也多了一层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意识。从本世纪初开始，“60后”在文化和知识领域已经成长为中坚力量，大量的知名学者和文化人多是诞生在这个年代。可以说，“60后”在政坛的崛起，比起他们在精神领域的崛起，还要显得稍晚一些。

　　年龄在近30年来的中国政治生活中，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虽然这个指标有历史渊源与政治考量，但依然与大多数国家的政治模式，有很大不同。像英法美这些国家，一般只规定获取某种政治身份的最低年龄。比如美国规定参选总统须年满35岁，当选众议员与参议员要分别年满25岁、30岁，但并无年龄上限。因为从理论上讲，政治家之间的竞争，靠的政治影响力和政治抱负，其实与大几岁小几岁没什么关联。但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结构，年龄作为一个限定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体现了政治生活的相对公平。但也有显失公正的地方，比如35周岁以上的人，如果过去不是公务员，也就永远失去了成为公务员的资格。这在别的国家，也属罕见现象。

　　与共和国前30年不同，那时候的政治身份只有“阶级”。由于有了年龄限定，代际便成为近20多年来，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身份。政治的新旧问题，也往往演化为代际更替的问题。不同的代际，会有不同的政治行为模式，人们对政治理想的期望，也多寄托在这种对代际的身份期望中。“60后省长”引来媒体热议，其实体现的是对这代官员的公众期望，期望他们能按照公众对这代人的理解，在执政理念、包括对法律和公共言论的态度上，能与这种公众期望相呼应。

　　“60后”的身份意识，也让他们对自己有一个自我期望，就是按照这一代人成长的社会环境，用这一代人所特有的思维方式、社会意识及知识结构，来形成和理解对自己正在扮演的政治角色的认知。“60后”作为新一代的政治角色，并不是孤立的，他也会受到其他代际的制约，同样也会受到同一代际其他人的影响。但每一代人所承担的政治与历史使命肯定不同，包括对社会承担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也会有所差别，这一点作为“60后省长”们肯定会在未来的政治道路上，形成自己明确的判断和评估。

　　“60后省长”作为一种新的政治角色，还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这种身份意识，既是社会的产物，也会推动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对这一代官员来说，在未来的执政过程中，首先要有探求自己身份的愿望，有意识地建构属于自己的鲜明的政治身份，然后才会逐渐形成明确的历史使命与政治责任感。如果这一代官员的身份意识与对政治事务的理解越趋近统一，未来的政治生活无疑也就会越稳定。

　　“60后省长”引来全社会关注，表明身份政治意识在公众中的觉醒。身份政治是理解政治的一种新形式，它对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提供了一个更为丰富的视野。它也是对公民政治最好的补充。

    让我惊讶的是，一个男人和五个女人的故事，能被讲述得如此从容、优雅、华美、干净。这是我看电视剧《故梦》的感受。没有常见情感剧的钩心斗角、剑拔弩张，起笔落笔，都带着中国古典情怀的良善和尊严。历史沉浮，繁华散尽，人们发现刻骨铭心的永远是生命中那些曾经绽放的爱情。按当代对女性意识和情爱的理解，包括对生命价值的体认，内地是很难出现这种作品的。果然一查，《故梦》剧本来自台湾作家林佩芬的同名家族寻根小说。

    《故梦》让我注意到了导演董志强，他对这个故事节奏的把握，也恰到好处，像从容地展开一幅华美的长卷，让人们细细品味每一种情感下隐藏的底蕴。董志强对画面细节，处理得也很考究，使影像风格与故事的内在精神保持着同样的优雅和韵味。看这部电视剧我在想，台湾的文化内容和历史记忆，加上大陆的影像和演艺技术，可能会成为未来几年电视剧的一种潮流。台湾内容和大陆影像，也算是当代华语文化中的最佳搭档了。

    《故梦》开场的独白表明，这是一个在追忆中完成的故事。它似乎在说情爱风月，但终究说的是一种生命的优雅，女性生命的优雅。陈坤饰演的陆天恩，和我们今天对男性的认知不同，温柔感性多情，五个如花似玉的女性，为他完成了生命的洗礼。虽然五个女性的故事，是围绕着他展开的，但这部电视剧真正的主题却是女性的情爱和命运，主线是那个时代中国女性天然的优雅。胡可扮演的金灵芝率真倔强、出身高贵；熊乃瑾演的水漂萍温婉柔静、才艺出众；罗海琼演的秦燕笙，知性独立、思想激进；李小冉演的汪莲君，坚强隐忍、端庄善良；仍熊乃瑾演的小韵仙单纯温顺、善解人意。这五个女性，基本上代表了五种不同类型的优秀女人，如果一定要找她们的共同点的话，那就是都有一种女性的优雅。这种优雅的女性意识，在今天已成为罕见之物。所以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看《故梦》时，一定会获得很多对女性的认知。

    一个男人说到女性的优雅，免不了脑子里会有这样的景致：眼波似水的灵动，轻点绛唇的风韵，淡定从容的神情，善解人意的言语。总之，一举手一投足，都会透出女性所特有的气质，宁静、细腻、柔美、宽容……这是水漂萍给我们的印象。
   
    从汪莲君身上，我们会发现女性的优雅，还可以表现为一种精神的自足，女性对世界并不是只有两种姿态：反叛或追随。这意味着一个优雅的女性，不仅能为我们创造一个新的生命，她还能生育出一个精神自足的自己——她不仅是别人的母亲，也是自己的母亲。她的精神世界，就像她的身体曲线一样，是丰盈而柔美的，几乎可以接受整个世界。任何灾难和挫折，都不会影响到她，不会影响她的现在，也不会影响她的未来。在她的世界中，没有愤怒、嫉妒、怨恨、焦虑、失败，只有爱、宁静、慈悲和重塑男性生命的渴望，她永远是自足的，对待世界也像一个母亲那样，因为她的身体是生命的源泉。汪莲君用她的故事，给了我们这种启示。
   
    秦燕笙让我们感到一个优雅的女性，不会去刻意模仿男性世界的法则，因为她有能力创造自身美的世界，她可以非常理性，也可以很博学，但并不会掩去她作为女性的天真和感性。于男性来说，她是一种彼岸的美，是一枝向着神性盛开的花朵。在清晨，她闪着露珠跳舞；正午时，她因阳光而变得华美。她坚定而自信地面对风雨和阳光，她的美、她的爱能让男性通达一个更为广阔的意识空间。
   
    从小韵仙我们会发现一个优雅的女性也会像一个乐手。她把自己对世界的敏感和善良，传达给男性，她就是那个唤醒男性的乐手。她用爱和美来唤醒男性，也因此唤醒了整个世界。她让爱象清风一样吹拂，看不见却时刻存在着。男人体内的音乐是被她唤醒的，男人欢舞的渴望是被她唤醒的，男人自信的目光也是被她唤醒的。一个优雅的女性有能力将一次相遇变成一个节日，将一个平凡的夜晚变成一首婉转的歌，将生活变成生命的艺术，所以男人会忍不住爱抚那个给他带来欢喜的女人，她让男人永远对世界充满了好奇。

    从金灵芝身上，我们明白女性的优雅，也意味着对真实有着天然的热爱，她反感一切造作的美。她让世界发现，美，就存在于那些最纯净、最真实的事物和情感中。

    可以说，《故梦》就是一部展示中国女性的优雅史诗。这五位奇女子，就像五枚果仁来到阳光下，让我们充满了新鲜和惊奇。虽然她们的命运和际遇不相同，但优雅使她们的生命都享有同样的尊严。
   
    我想，会有很多女性会从这部电视剧中，解读出女性优雅对于生命的真正价值。优雅意味着并不惧怕衰老，虽然青春只有一次，但对优雅的女性来说，生命永远都是青春。她们在青春时，享受生命的烂漫；在年老时，享受生命的从容。优雅的女性把生命看作是一个永恒的祝福，这才是《故梦》想告诉我们的。

    前些日子奥巴马访华，看过一个新闻，科技部部长万钢将“飞鸽”电动自行车作为礼物，送给了奥巴马。将电动自行车作为国家礼物，无非是因为它的环保节能，符合低碳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哪知近日又有新闻称，从明年1月1日起将实施《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标准将“40公斤以上、时速20公里以上的电动自行车，称为轻便电动摩托车或电动摩托车，划入机动车范畴”。这个标准只要推行，意味着消费者手中的大多数电动自行车，摇身一变就成了电动摩托车，只有过了上牌照、考驾照、买保险等几道大关后，才能合法上路。

    这个标准一经透露，立刻引来媒体和民众的广泛热议，原因简单，这个群体实在庞大。据统计，国内电动自行车的数量如今已超过1亿辆。据业内人士估计，在此标准以下的可能不超过20%。这个标准只要出台，等于给数千万民众的交通出了一道难题，或选择上机动车道，或改变这种环保的出行方式。衣食住行，为民生之本，涉及这四大领域的任何管理变更或升级，都应该谨之又谨。

    目前城市交通最严重的问题，其实是机动车拥堵问题。一旦给电动自行车制定了较低的技术标准，等于把本来在慢车道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全赶上了本已不堪负重的机动车道，只会给城市交通乱上添乱，造成更大交通隐患。这也使得很多城市的“限摩令”将行同虚设，因为总不能让大家已经购置的电动车全报废了吧。

    仔细分析，电动自行车其实应成为很多城市鼓励的交通出行方式。环保、节能、低碳，符合未来发展自不必说。电动自行车的消费者，多是从自行车人群分离出来的，所以发展电动车并不会增加非机动车数量，因为多一辆电动车，就可能少一辆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对道路占用量和自行车也差不多，取决于人体的自宽。而相对自行车，由于电动车速度快，在道路停留时间短，反而能减少非机动车道的流量。

    电动自行车另一个优势，是比汽车占用的道路资源小得多，如果能吸引一些计划更换代步工具的消费者，也能延缓机动车上升的速度。人们选择交通工具，只会向越来越快的方向更新。这个标准如果执行，会迫使一部分人改变这种环保的出行方式，或选择更换汽车，或选择更快的电摩，如此只会给城市交通增加新压力。

    只以重量与时速来划定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标准，虽然简单，但显然不够合理。管理部门将电动自行车的标准限定为“时速20公里”，考虑的无非是行人安全。但设定如此低的时速，会导致更多的电动自行车走上机动车道，给电动车消费者带来安全隐患。早有专家作过统计，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95%是被汽车撞击造成的，尤其电动车撞人，造成严重事故的比率极低。所以拟定标准，更多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保护电动车骑行者的安全，时速设定太低，等于扩大了电动车与机动机触撞的机会，严重事故发生的可能也会增多。美国将电动自行车时速规定到32公里，考虑的就是电动车骑者的安全，目的是减少严重事故率。既然让要电动车走上机动车道，还需对车辆的制动性、抗冲击性等指标，拟定更安全的要求，引导企业能生产更安全的产品。不能只在重量上做文章，这样的结果只会让生产者偷工减料，使得企业不得不减低原本车架钢管的厚度或其他一些辅助安全设计，造成电动自行车本身的不安全。

    很多业内人士认为，这次标准仓促出台，真正动因是行业之争，目的是为了满足汽车工业这个庞大集团的利益诉求。随着城市交通的拥堵和民众的经济压力，电动车已构成了对汽车消费巨大的“挤压”效应，汽车工业也在因此失去更多潜在的消费者。只要这个标准实施，损害的不只是消费者利益，也会让全国2000多家电动车企业，大多数失去生存下去的可能。刚刚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产业，面临着全面崩盘的风险。

    从节能、环保、低碳的全球化要求来看，保护电动车产业无疑是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与未来方向的。对于这种波及面如此之广、关系到一个产业生死的管理措施，在出台政策前管理部门无疑需做大量调研工作，至少要保证程序的合法性，不仅要公开征集消费者和交通管理部门的意见，更应该举行相关的行业听证会。如果政策出台得过于仓促，标准拟定得过于简单、刻板，在推行中遇到巨大阻力，再回过头来调整，反而损害政府部门的公信力。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标准的出台一定要慎之又慎。

（《南方周末》2009年12年3日）

    杨宪益老先生2009年11月23日辞世,走时95岁高寿,功德圆满。这是一个满腹诗书、性情奇崛的汉子,一生受过牢狱磨难,也享有跨洋挚爱,讲过酒话,也留下真言。他有名士的风流与淡然,更有知识分子的独立和清醒,尤其75岁之龄的行止,让很多晚辈都自感汗颜。

    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爱情传奇,一直为世人称颂。我想,他们能连袂完成如此海量的中译英工作,爱情肯定是最重要的动力。他们近半个世纪都在一起工作,翻译了从《史记》到《红楼梦》等百余部古典文学作品,没有深沉的爱,做到这一点是难以想象的。杨宪益常自谦说,他的爱人才是真正的翻译家。正是这位可爱可敬的英国淑女,让杨宪益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翻译之路。

    戴乃迭全身心融进了中国文化,她不仅能写作文言,还练就了一笔小楷。读过杨宪益妹妹杨敏如写嫂嫂的文章,曾泪流满面,她说嫂嫂生前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谢谢”。即使“文革”被关在监狱的四年中,每餐接过窝头菜汤,也没忘记对看守说一声“谢谢”。戴乃迭10年前离世,杨敏如在文中对嫂嫂说:“我要替我祖国说一句:‘对不起,谢谢!’”如今,杨宪益与戴乃迭又能在天堂相伴了。

至今犹记《奥德修纪》

    如今媒体论及杨宪益,谈的多是他中译英的工作。我最早读到他翻译的作品,却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奥德修纪》。

    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在整个1980年代,大多数诗人作家,都是读西方文学作品起步的,翻译者在我们这代人心中,有着极高的地位。我们嘴边常常念叨朱生豪、罗念生、草婴、王央乐、赵萝蕤、傅东华这些翻译家的名字,与作家完全享有同样的尊敬。可能对语言天生敏感,那时候,诗人们在一起交流最多的,也是对同一作品不同译本的比较,会把自己读到的最好译本,第一时间推荐给朋友。记得我少年时代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一首诗的不同译本放在一起细细比较,借此体会汉语表达的微妙之处,那其实也是一种语言训练。

    读了一段西方现代派文学后,我很快发现了古希腊文学这个源头,《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语言的纯正与宏大气息,非常吸引我。我由此知道了杨宪益、罗念生这些翻译家的名字。周作人也是古希腊文学的翻译大家,但在那个年代我们并不知道。对希腊文学译本,记得当年我心目中的名单是,杨宪益的《奥德修纪》、罗念生的古希腊戏剧,而《伊利亚特》读的是傅东华在1950年代出的一个极老的版本。

    我数度搬家,手边还保存着上海译文社1979年版的《奥德修纪》。封面被牛皮纸糊上了,这是我当年从一家小图书馆以10倍的价钱赔付出来的。过去没有复印机,这几乎是我们获得绝版书的惟一方式。翻开发黄的书页,依稀能感受到那个年代读到这些文字的欣喜。那时,我对一切陌生的表述都充满了好奇和热情。

    杨宪益译的《奥德修纪》,并不是诗体版,但我非常喜欢。后来,翻阅过一些诗体版翻译,感觉都不如这个版本简洁、用语中国味,也容易阅读。说起来,诗歌在原文中的音乐性和节奏,是无法通过翻译表达出来的。有时候,硬要用中文节奏去迎合原文节奏,如果译者又未经过专业诗歌训练,对中文诗性理解深浅不一,反而容易破坏原诗的美感。荷马史诗原文,是用音节来实现格律的,并不用尾韵,这种格律如译成诗体,在中文中极易变成整齐的豆腐块,反而会非常难看。而散文体翻译,更能呈现出荷马史诗的凝练。从这个译本可以看出,杨宪益即使对诗体的翻译,也是有自己明确主张的。

中国没有翻译哲学

    上个世纪,中国虽然诞生了很多翻译大家,但在翻译理论和翻译研究上,几乎没什么建树。很多像杨宪益这样的翻译大家,只是埋头于翻译作品本身,并没有把他们对于文学翻译的很多理想和经验,用理论总结出来。这是翻译界的一大损失。在中国,翻译一直未被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或依附比较文学,或寄生在语言学内。翻译家虽在读者中享有一些声誉,但其实他们翻译工作的成就感还是相对很弱的。这也是近年来,文学翻译衰落的原因之一。

    至今翻译界提的最多的理论,还是严复所说的“信、达、雅”。因为缺少对翻译家角色的理论认知,很多译者只有独自在黑暗中摸索很久,才会形成一些自己的经验。而这些经验随着译者的老去或离世,也很快消散掉了。今天的文学或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人们平时接触最多的还是各种翻译的西方文献。虽然近几十年来,有大量的西方文献被译成了中文,但由于没有一个相对主流的翻译观,使得今天的翻译界充斥着大量伪劣的译本。一方面译者的汉语功底和领悟力差,使得大量的翻译根本违背了汉语言的习惯,生译硬译比比皆是。如今人们常感到现代汉语变得越来越僵化、丑陋,其中一个罪魁祸首,就是那些伪劣和没有文化操守的翻译文本。

    在大多学术模式源自西方的今天,翻译家的素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母语的素质。现代以来,学者们也有过一些对翻译的见解。比如较早的,鲁迅认为翻译须兼顾两面,一是要“力求其易解”,一是要“保持原作的丰姿”,傅雷其后提出“神似”论,钱锺书也有过“化境”的主张。这些观点虽然已把翻译看作了一种与文艺美学相关的范畴,但并没有派生出与其相关的方法论,或更为系统的哲学和价值层面的认知。对于翻译必须达意、传神、符合本民族的语言习惯而显得自然,大概在目前翻译界已形成共识。但对如何做到两个语种中的信息对等及读者的反应相类似,翻译者却很少想到。由于不同的语言语法与风格完全不同,要做到对等翻译是完全不可能的。比如歧意语、双关语就极难在翻译中传达,包括由于风俗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对一些话语情境的理解,包括语言的节奏和音乐感,要在翻译中传达出来,都是极需要智慧的事。至于在翻译中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策略,尽可能弱化翻译文本对本民族文化和语言的侵害,翻译者们却更少想到。

杨宪益译本的文化策略

    杨宪益和戴乃迭最著名的译本,就是《红楼梦》了。《红楼梦》英文全译本,除了杨戴本外,还有一种译本是英国的霍克斯在1973年的译本,由美国企鹅出版社出版,该版本译为《石头记》。在对一些容易引起理解歧意的地方,霍氏译本采用更多的方法是意译,所以他的译本非常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在英美世界影响力很大。杨戴译本更多地采用的是直译,一般人多以此认为他们的译本只适合中国人来读。其实,这正是杨宪益的高明之处。

    今天的译者,多把翻译只看作两种语言间的转化,其实远非如此,它更多是两种文化间的互转。是把一种文化所特有的生活风俗、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等,用比较直接的方式翻译出来,引起另一种文化的惊异,并因此影响另一种文化,还是转化为另一种文化方便接受的语言与表达样式,使其成为那种文化的一部分?这是杨宪益和霍克斯在文化策略选择的不同。杨宪益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民族的文化完整地呈现给一个英语世界,并因此来影响英语世界的文化样式。而霍克斯的策略则为,如何最小程度地惊动本民族和读者的文化感受,把《红楼梦》转化成自身文化的一部分。

    举几个小例子,大家就能感受到两种翻译上的不同了。比如《红楼梦》中常出现的“菩萨”一语,霍译用的是基督教的“上帝”,杨宪益则保持原义。再如,中英由于地理位置不同,对“东风”和“西风”理解也完全不同,汉语中“东风”代表的是春风和暖风,而在英国“东风”指的却是寒风。“西风”在汉语中和秋天有关,英国人却喜欢用“西风”来指代春天。霍译考虑到本民族接受习惯,在译本把“东风”和“西风”做了置换。最有趣的,是对《红楼梦》“红”的处理,这是贯穿原作的主要色彩。在我们文化感受中,“红”是和吉祥、喜庆、美女这样的理念连在一起的,而在英语思维中,“红”是和危险、暴力这些感受相关的。杨宪益用的是直译,霍克斯则故意避开了“红”字,甚至用“绿”来取代“红”。这曾引起过翻译界的极大争论。比如对“龙”的处理,对“碗”译“盘”的处理等,两者在很多细节上都显示出了差异。

    由于近百年来,英语世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价值和文化标准,所以在中国翻译中,直译成为一种主导力量。翻译者根本不考虑中国读者的语言和文化习惯,一味突出的是文化差异,这使得中国文化即使在当下的汉语环境中,也成为一种弱势文化。可以说当下流行的翻译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显露的正是文化被殖民的迹象。而英美国家的主流翻译观,更倾向于意译,对原文多采用了非常保守的同化手段,使译文符合本土的习惯和政治需求。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在这些译文中被掩盖,文化的陌生感在其中被淡化处理,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霸权意识。

    在这个问题上,杨宪益等一些老一代翻译家是有清醒认知的。所以杨宪益在翻译《奥德修纪》和《牧歌》时多采用意译,译文有很强的中国味,另一种文化的陌生感被减至了最弱,而在翻译《红楼梦》时,采用的却多为直译手法。在这点上,杨宪益先生显示了极高的文化智慧。

    杨宪益、傅雷等很多翻译大家都逝去了,我唯一希望的是,这种翻译的智慧不要跟着他们一起消散掉。翻译界真的到了要警醒的时刻!

（《长江商报》2009年12月1日，记者：卢欢）

“对这个时代有价值的作家，是以远离这个榜单为荣的。”

　　长江商报：四年来，每次该榜的发布都能引发热议和争论。作为对中国作家群体年度的一个盘点，它遗漏了什么？
    叶匡政：作家富豪榜拥有什么，它就会遗漏它拥有之外的另一些东西。它关注作家的财富，就会遗漏作家的文化价值；它关注作家出版图书挣的钱，就会遗漏作家通过影视、网络或报刊等其他媒体获得的财富。这是吴怀尧凭个人之力完成的一份榜单，能做成这样已经很难得。我认为这个榜单是早就存在的，只不过过去隐藏在人们的头脑里，如今吴怀尧让它公诸于众了。真正让人担心的不是这份榜单，而是这份榜单千万别成了左右文学秩序的力量，也千万别成了作家们写作的动力。我想，肯定有一些对这个时代有价值的作家，是以远离这个榜单为荣的。

“这个榜单会让有些人为发家致富这个愿望，踏上写作之途。”

　　长江商报：您觉得随着这个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能对当今人们的某些观念形成一定的冲击么？
　　叶匡政：冲击肯定会有，至少会让很多人知道，写作也可能发家致富，也会让有些人为发家致富这个愿望，踏上写作之途。除此之外，我个人认为，它对人们的作家观也构成了一定的冲击。比如这份榜单上的当年明月、吴晓波、李可、崔曼莉、孔二狗、于丹等人，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作家，但他们又分明是那些图书的作者。
    我想，这会使得人们对作家的概念，变得宽泛。但我也担心这个榜单，对那些有社会理想或文化责任感的作家构成冲击。因为要想荣登这个榜单，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作家批判现实的精神，这是如今的出版现实决定的。

“我关注的学者和作家，大多数连保持原样出书都非常困难。”

　　长江商报：您对于榜单上哪一类作家或者具体的人比较关注，对他们上榜有何评价？
　　叶匡政：非常抱歉！我除了关注韩寒发布在网上的言论外，这些年没有关注过这个榜单上的哪一个作家。
　　我关注的学者和作家，大多数连保持原样出书都非常困难，别说上榜了。
　　长江商报：此次调查揭示，不少富豪作家幕后的出版人，都是诗人或有过写诗经历，比如吴又、沈浩波。您也有诗人的身份，对此怎么看？
    叶匡政：这说明写诗不会让人变傻，在某些方面，可能还会使人更聪明一些。但通常诗人对于如何获取财富，还是比较迟钝的。我也做过出版，就没有沈浩波那样的好运气。

“我觉得作家一定不能太有钱，否则一定不是好作家。”

　　长江商报：作家富豪拥有2000万年收入算多么？您觉得理想中的作家与财富是怎样的关系？
    叶匡政：按照我个人的感觉，算很多了，至少我从来没敢有过这种奢望。我觉得一个作家，如果在业内公认写得不错了，只凭自由地写作，就能轻松地应付生活，这对作家来说就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了。当然，前提是你不能要求他能写什么，或不能写什么，而是完全按他自己的愿望和兴趣自由写作。按照我的体验，我觉得作家一定不能太有钱，否则一定不是好作家。当然晚年变富的，除外。这个定律，是经过历史检验的。

原文链接：http://www.changjiangtimes.com/pdf/20091213484293122.pdf

（《香港文汇报》2009年11月11日）

　　龙应台，在我听来，像一场台风的名字。大概是1990年代，我第一次记住这个名字，读的却是一本叫《野火》的书。近几年因同在《南方周末》一个版上写专栏，多了一份对她的亲近感。无论“台风”，还是“野火”，龙应台总能用她犀利而感性的文字，在两岸掀起一次次轩然大波。9月，她又出了一本新书，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依然是这样。听说，很多港台老人，读这本书会痛哭流涕。我也眼含泪水，读完了这本书。

　　读这本书才知道，龙应台这么好听的名字，含义很简单，不过是龙槐生和应美君在台湾生下的孩子。1949年，应美君为了与当宪兵队长的丈夫相聚，离开了故乡淳安，一路迁徙渡江涉海，稀里糊涂就在台湾落下了脚。淳安，是我熟悉的地名，古属歙地，在旧徽州府范围内。龙应台从小就听母亲说起新安江，水“是透明的”，细细的白沙上有一层鹅卵石，然后才是清澈碧绿的水。后来，龙应台带衰老的母亲去看阿尔卑斯山冰湖、看莱茵河源头、看多瑙河，母亲也会赞美，但没走出几步，总会轻叹一口气说：“这水啊，跟我们新安江不能比……”

　　龙应台在书的起始，提到了“胜利者”和“失败者”，这并不是她真正想说的。这本书，其实超越了“胜利”或“失败”这些庸俗的历史观。她关注的只是人，那些人的情感和被时代左右的命运。革命和暴力不浪漫，同样，苦难与创伤也不会让人感到光荣。龙应台以自己的方式，在执意发现历史不愿或不曾说出的东西。她肯定和那些以国家、军事、政治为视野的历史眼光不同。龙应台是在竖起耳朵偷听那些历史缝隙遗落的话语，人们还没意识到要说出来的话。这是龙应台与那些历史学家的不同，她手握的不只是那些发黄的史料档案，而是在面对一群活生生的人。

　　这里有脱下军服便是良善国民的军人，有被理想激励的流亡学子，也有惊惶失措的母亲……幸运的是，这些人还活着，还能活着作为苦难的见证者。他们的生命本身，就是历史的见证，但没有龙应台的行动，这些见证或许会在世间湮灭。对龙应台，这也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因为让幸存者开口说话，说出充满创痛的过去，本身就很艰难。苦难会模糊人们的记忆，会让意识麻木。但从苦难的记忆中，我们更能发现人性的力量，发现生命对扭曲人性的抵抗。于是，在龙应台笔下，那些被战争侮辱和伤害的人，开口说话了，讲述他们自己的经历和创伤。当被伤害者开口言说时，他们才真正走出了历史的阴影和苦难的屈辱，他们其实在见证生命的尊严和意义。

　　龙应台写的其实是一部宽恕与和解之书，她宽恕的对象是历史。但宽恕并不意味着忘却，反而需要我们铭记过去。因为只有记住了那些历史上曾经的苦难，我们才能让苦难不再重演。宽恕也不是对过去非正义的行为完全视而不见、一笔勾销，而是要更严肃地还原历史真相。只有在揭示出伤害和痛苦的真相时，才能警示未来的公众，让伤害不再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宽恕更意味着，受害者完全放弃了怨恨和复仇的心理，它把对真相的揭示，当作对自己创伤的安慰和对正义的追寻。因为只有历史昭然若揭了，人们才能摆脱历史的重负，重新开始。所以龙应台在书出版后，对媒体说“所有创痛都应该被温柔治疗”，就是这个含义。

　　龙应台记录的是一些个人的微观史，这些有着体温和血泪的历史，让我们的历史话语变得更为真实，也更鲜活。当所有的中国人都能敞开心扉，抛开一切历史偏见，来重新感受那些在苦难重压之下人性的尊严，感受那些痛苦、恐惧、茫然和希望时，才能明白正义、真相、和解、宽恕与和平的重要。龙应台其实是在代历史向所有受难的生命道歉。这是一种崭新的公共记忆，和解与宽恕是这种记忆的核心。

　　每个时代，都会存在着冲突和对立，1949年同样如此。对立双方也都会有自己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很难被遗忘。如何使过去对立的集体记忆，不在未来变成新的冲突，学会理解与认知对方记忆中的真相，是必须要迈出的一步。这是一个互相尊重的过程，你尊重对方眼中的历史，对方也会理解你认可的历史。双方的委屈、痛苦和创伤，其实都需要被聆听和被承认。只有历史记忆求同存异了，双方才能真正从对立和对抗的心理状态中解脱出来，共同构建一个有分享也有合作的未来。

　　那些受难的生命不会回来了，那些幸存者失去的亲人和青春也不会回来了，像龙应台母亲的故乡淳安古城一样，被永远地埋在了水底。有了这种见证，我们才会更真切地感受到宽恕与和解的重要。龙应台说的“大江”，是中国人；龙应台说的“大海”，是人类这个大家庭，拥有这个基础，又有什么是不能宽恕与和解的呢？让我们聆听来自历史深处一切真实的声音，有了对历史的真诚聆听和见证，我们对正义与和平才会有一份更为清醒的认知。

原文链接：http://paper.wenweipo.com/2009/11/11/WH0911110001.htm

　　奥巴马访华之后，给了中国人一次审视两国历史关系的机会，中美关系再次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美国人如何看中国？尤其是中国的那些重要的历史时刻，美国人是如何评价它们的？成为人们特别关心的问题。作家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时代1900—2000》，似乎就回答了这些问题，所以近来在大陆引来热议。这本书100万字，汇集了美国《纽约时报》、《时代》、《华盛顿邮报》、《纽约客》、《新闻周刊》等六大报刊对中国100年来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与评述。其中不仅有鲜活的历史细节，更有陌生化的叙述口吻，使得百年中国历史在人们眼中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样貌。 

　　翻阅这本书，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在这一百年里，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总是处在变化之中。每隔10多年就会出现一次波动，一会儿美好，一会儿黯淡，总是摇摆在两极之间。早有学者总结过，认为在美国人的想象中始终存在着两个中国形象，有时它是丰衣足食、社会稳定、淳朴而美好的，有时它又是贫困、危险而混乱的。这种奇特的混和体，使得美国主流文化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总是处在一种历史循环中，既充满了矛盾，又爱恨交织。

　　读这本书，不仅能让我们感知到美国人看待中国的方式，也会为我们研究自己的历史提供一种新视角。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发生了一个最深刻的变化，就是没有人再敢把某种单一的历史观，称作是历史发展的主线了。对历史研究而言，那种只有一种权威说法的年代也在逝去。人们在用越来越多的方法和途径来接近历史，历史学的领域也被一再扩大。最明显的表现是，统一的宏大叙事开始退场，历史学呈现的是一种片断式的研究，关注的中心各不相同。

　　对历史的认知，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只有通过历史，每个人才能从一个更为广大的人群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明白自我与他人的差异。在每个国家的文化定位中，历史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文化认同的最终形成。从任何角度说，一个国家如果缺乏或扭曲了对于历史的记忆，都是一件悲哀的事。这也是近年来民间历史热的一个真正动因，民众需要从历史中找到自己心灵的归属与认同。一个生命，只有从统一而连续的精神长河中，才能真正发现自己在当下行动的价值。只有野蛮人不在意自己的历史，不在意发现自己在历史中的优势，这也是野蛮人野蛮的原因。

　　如今很多人说，这是一个价值观缺失的年代。殊不知价值观的缺失，追根溯源，是因为我们历史观的模糊和混乱。很长时间以来，历史成为意识形态操纵和利用的对象。我们只知道历史记忆的政治正确，而忘记了历史对生命所承担的文化和道德责任。如果历史记忆在公共空间中，得不到自由而充分的展示、交流和反思时，就难以转化成值得人们借鉴和分享的集体记忆。假如这个渠道不畅通，或被人为地阻隔了，那便意味着过去生命所经历的那些苦难、不幸、悲伤或欢乐，都白白流逝了。这时，人们对探究苦难的根源，会表现得异常冷漠，同样，对良知和正义的感受也会趋于麻木。

　　古人说世衰道微、礼崩乐坏，就是指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缺失，所以孔子当年会作《春秋》。历史不仅是人们现在行动的参照，更是发现未来的坐标。对我们认知历史来说，一切历史材料都是重要的。无论它多么间接和次要，对我们复原一段逝去的时光和精神，都有价值。人们在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时，往往会因为热爱，带来认知的偏差。人们总喜欢寻找历史中那些让人激动和骄傲的部分，故意忽略那些邪恶和苦难之处。虽然这种情感是自然的，但如果它使得我们偏离了对历史真相的发现和理解时，这种情感就构成了对集体记忆的伤害。虽然它往往会顶着爱国主义的帽子，但仍然是真理的敌人。

　　无论是认知未来的中美关系，还是对祖国历史的领悟和学习，我们都不能孤立与封闭自己，更不能视角单一。我们不仅要找到与世界历史相关联的方法，更需要不断地借用他国的眼光，来反观自己的历史。这样在辨别那些大是大非或大真大伪的历史问题时，才能更为客观，结论也更经得起时间的推敲。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时代》对我们理解近百年的历史，做了一件极具探索价值的事。历史事件是无法重复的，各种视角的数据汇集得越多，各种类型的历史证据越充分，我们逼近历史真实可能性也越大。历史的张力，往往就存在于这种视角的差异中。我们对这种差异了解得越充分，对自身的把握也就越清晰。

　　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但不能盲目地歌颂祖国的历史。对历史来说，曾经的灾难不是巧合，幸运同样不是从天而降的，我们多一份对它的认知，就会多一些对今天的理解力。当人们不允许从多视角来澄清历史记忆时，往往意味着谎言和压制的开始，这时真理和真相便成为被扼杀的对象。恢复历史真相，也是一种行动，而且是一种悲壮而沉重的行动。这是我读《中国时代》最大的感受。

　  安徽11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致信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消息，使“钱学森之问”再次成为国内热议的话题。钱学森去世，诺贝尔奖揭晓，教育部长换人，都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教育体制的拷问。然而至今，人们仍然无法预知中国教育变革的春天，何时才能来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对于中国教育来说，似乎也成了一道无解的斯芬克斯谜语。

    钱学森晚年，是中国教育改革积极的鼓吹者和推动者。他提出的“大成教育理念”，已在西安交通大学开始了教学实践，这些理念对今天的教育体制改革很具启示性。钱学森的教育思想，有一个重要的核心，就是通才教育观，所谓“集大成，得智慧”。他一直强调大学教育既要通，也要专，只有学生的跨学科知识掌握得越充分，创新与发现的能力才能越强。所以他认为不仅理工科要跨学科，还认为理工科还需和文科相结合。对一个创造型人才来说，科学培养的逻辑思维和文学艺术培养的形象思维，就像是创新所需要的一对翅膀。

    这些理念，无疑和当下教育体制中所弥漫的功利主义气息，完全不同。钱学森的这些教育理念，在解放前的很多中国大学，就已成为通识。比如曾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他的教育思想就由三部分组成，除了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才教育”观。所谓通才教育，就是自由教育，他认为学生在高等教育中，要全面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重要的是培养学生面对生活和生命的人格。他认为通重于专，专识解决的是就业，而通识则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职业再重要，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钱学森和梅贻琦的这种通才观，也与儒家的通才观有关。“学”在孔子的字典中，是指修习一种完整的人格，他是坚决反对只把学习当作谋生的手段的。所谓“君子不器”，他很早就注意把这种人格之“学”与工具性知识分开了。孔子期望学生，能将学习视为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甚至是生命的目的。他看重的是学者如何通过学，来使自己的生命变得更为丰富。所以他说，学而能不想着俸禄，是不易得的。“学”在上古时，就有“觉”的意思。然而让人悲哀的是，在孔子那个时代都明白的教育常识，在我们今天的教育体制中，却已难觅踪迹。如果我们对教育只抱着工具主义的态度，那么教育出来的学生，除了成为小技术官僚，又怎敢遑言世界级大师。

    钱学森的教育理念，还有一点就是对“民主学风”的倡导，他认为这是培养创造型人才的关键。他多次以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学习经历来说明，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对大学的重要。据钱老说，在加州理工学院中，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也能充分发表自己不同的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这些都真正培养了钱老的创新精神。钱老说，在这所大学中“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今天，教育的堕落已不是什么新闻。无论在教育界，还是在知识界，自大、平庸和墨守成规都成了通行的学术准则。连教授们都失去了发现真相、捍卫真理的基本良知时，我们又怎能对他们教育出来的学生抱有奢望？当学校成为机构或个人获取利益的工具，当对教育体制的批判不去触及意识形态对学术民主的影响，以及当代知识分子的整体精神现状，任何对教育的设想和争论，都很难为我们带来真正的变革。科学精神也好，文化精神也罢，可以说对真相与真理的热爱都是首要美德。有了这种美德，才是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有了无数这种合格的知识分子，才可能诞生所谓的“世界级大师”。

    钱老去世了，但把一个谜语般的诘问留给了中国人。这个问题很像人面狮身的女妖斯芬克斯提出的问题。一天找不到谜底，就会多一些人被我们的教育体制吞噬。人们一次次拷问中国的教育体制，其实也是在盼着战神俄狄浦斯的出现。或许只有等他找到答案后，我们旧的教育体制，才会像人面狮身斯芬克斯一样，变成一块丑陋的石头。

    前些日子，参加深圳卫视“22度观察”节目，刘仪伟是主持人。那次谈的是诺贝尔奖话题，嘉宾有何祚庥、方舟子和我。按说这个话题有点严肃，很难做出彩来。不过在刘仪伟风趣幽默的语言引导下，整个节目常能听到观众的笑声。我们随口说来，他总是稳稳接住，还能让你会心一笑，确实表现出了喜剧天分。记得下场后与刘仪伟寒暄的第一句话是：“经常看到你演的电影。”

    不曾想没过几天，就看到了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火星没事》。在电影中，他并非男一号，却是电影的笑料中心。依然是非常松弛诙谐的做派，与谢娜装疯夸张的举止，恰好构成了喜剧的张力。或许因刘仪伟的主持人身份，主持人谢娜在片中成了女一号，主持人何炅也在片中客串一个警察。想来这种搭档，是想吸引《快乐大本营》的粉丝前去观影。

    黄磊是男一号，扮演来自火星的孩子“没事”的父亲。第一次看黄磊演有喜剧色彩的电影。虽然黄磊对媒体笑称自己“其实是喜剧演员”，但喜剧演员的那种放松与夸张，却很难通过后天修炼得来。不过他与火星宝贝在一起，演得倒很像一对情深意切的父子，使一部科幻喜剧片有了一个温情的中心。

    影片有很多明星捧场，王晶、郭德纲、徐峥、佟大为等。其中徐峥扮演的房地产商，最为出彩，他似乎在代表所有的房地产商在向观众交待自己的罪行，让现场观众笑得最为过瘾。从徐峥很短的表演能看出，他可能是当下最具潜力的喜剧演员了，有合适的本子，他有超越葛优的可能。

    这虽是刘仪伟第一次自编自导的电影，但能看出他还是很有一番野心的，也尽了很大努力。片中融合了各种元素，既有科幻元素，又有喜剧色彩，即有父子亲情的表现，也有对社会丑恶现象的讽刺。刘仪伟是很想做到亦庄亦谐的，就是在一个诙谐可笑故事中，展示出一些更为深刻的社会主题。然而，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中，这注定是艰难的，刘仪伟所能做的，只能是点到即至。

    一部好的喜剧电影，它必须以更为深层的悲剧作为动力，即将社会中那些虚空、邪恶、绝望、悲哀之处，真正揭示给别人看。所以喜剧电影中的主角，他的生活处境与地位，必然是低于常人的，往往是生活的最弱者。因为只有从一个更低的视角，观众才能产生对常态生活的陌生感，同样也更容易感受这个社会与人生的可笑和可悲之处。从卓别林、周星驰等喜剧电影，我们都能发现这个基本规律。

    《火星没事》说的是中产阶级社会的故事，所以要从中引发出真正喜剧的力量，或者悲情的感染力，都要困难得多。因为影片角色经历的，就是走进影院的观众天天面对的生活，一旦有了这种平行的视角，想让观众对故事产生新鲜感或陌生感，无疑难度很大。

    这是一个呼唤喜剧的年代，更是一个极其缺乏喜剧的年代。人们每天从社会新闻中，就能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很多荒诞和可笑之处，但当代文学和电影对此极少触及。社会的自相矛盾、生活的粗俗邪恶、人性的丑陋卑下，可以说超过了以往的任何年代。然而由于并未诞生能超越这种生活的哲学视野，使得我们很难发现那些表面滑稽、实则悲哀的社会场景。如果不能为现实中痛苦的人鸣不平，如果不能真正揭示生活中的各种怪象，喜剧也难显示出它真正的力量。

    一个成功的喜剧导演或演员，永远是一个时代的清醒者，需要有对现实最准确的把握。在别人已经麻木的地方，他才能挖掘出让人们大悲大喜的力量。让那些生活在底层的妇孺老弱，从被伤害的生活中得到一些真正的欢笑。如果说华丽商业大片的目的是为人们造梦，那么喜剧电影就是要为人们击碎这梦的丑陋。宁浩的《疯狂的赛车》也好，还是刘仪伟的这部《火星没事》，都是在尝试着走出这个时代的喜剧之路。

    我期待着有更多的喜剧刺刀，从银幕上向人们刺出。让我们同病相怜也好，让我们获知真相也罢，只希望它们能变得更为犀利。

（《新京报》2009年10月24日，专栏“儒家视野”）

　  看到“和”字，便想起奥运会开幕式的人体字模，变来变去，凸显了一个“和”字。可见“和”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字。如今的人，理解“和”字，多限于平和、和缓、和睦、和平这类日常意思。不能怪今人见识浅，因为现代白话，是以远离中国传统文化为特征的。所以对字的理解，自然也少了古人胸中的意蕴。

　  《尚书》中就有“和”字，《舜典》说：“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舜谈的是音乐教育，认为八种乐器只有合奏得谐调了，不乱了次序，神和人听了才感到和谐。

　  到西周末年幽王时，郑桓公的史官，觉得世人对“和”字理解有偏差，第一次把“和”与“同”放在一起来论述。他对郑桓公说，周朝必灭，理由是当时的周幽王“去和而取同”。他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认为不同而异质的事物。只有并育竞发此起彼伏，世间万物才能生生不息；如果事物都趋于一致的话，世界就难以为继了。他强调治国要用“和”，就是承认异端的存在，而不能一味求“同”，唯我独尊，铲除异己。果然他预言不久，西周就灭亡了。

　  到春秋时，齐国之相晏婴，再次对齐景公说到了“和”与“同”的分别。齐景公与晏子聊天，称只有宠臣梁丘据与他是“和”的。晏子答道，他就是“同”罢了，怎能说得上“和”呢？他认为君臣之“和”，是国君说“可”时，臣可对国君说“不可”，来完善其“可”；而国君说“不可”时，臣下要指出其“可”，来去其“不可”。梁丘据不过事事听从国君，只是“同”而已，怎能称得上“和”呢？他拿做烹饪和音乐来打比方，说明“和”不仅是不同事物的调和与包容，还包括对立事物之间的相成相济，如清浊、小大、短长、快慢、刚柔、高下等，这些对立事物之间的平衡与统一。晏子论证了“和”的前提是承认差别、对立和异端。在《晏子春秋》中，晏子把“和”更简洁地定义为“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就是说，臣要站在执政者的对立面，才能共奏出和谐的乐曲。

　  到孔子时代，对“和”与“同”的认知，又向前走了一步。孔子把“和”完全看做“同”的对立面，很坚决地反对“同”。所以《论语》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为君子追求和谐却不同一，而小人追求同一却不和谐。这和孔子说的“君子群而不党”意思相近，认为保持个体的独立性才能达成社会的和谐。一旦求“同”求“党”了，就会要求消灭这种差异和独立性，异端更会失去存在的理由。儒家思想骨子里一直强调多元观，所以孔子明确地把“和”与“同”对立起来，认为“和”的前提就是不同，就是承认、赞同彼此间的差异和区别。只有将这种差异和区别，安排在合适的位置和结构中后，才会有整体的“和”。

　  自孔子后，“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成了儒家的一个重要价值观，主张人的独立性，主张在尊重个体观念独立和差别的前提下，寻找人与人的共通之处，成为儒家求“道”的根本。和与同，在今天的白话文中成了一对相似的概念，但在儒家观中，是完全不同的。同，追求的是一致，缺乏对多样性的认可，所以它单调、死寂、没有内在活力。而一个有生命力的事物，总是拥有各种对立的因素，就像大自然一样，既保留了不同因素，又通过相互调节达到了一种统一的状态。其实“和”的观念，包含了祖先对世间万物的独特理解，它既是自然的，也体现了人对社会秩序的追求。

　  有了对“和同”思想的理解，再看孔子的另外一句话，就会有新的理解。这句话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过去大多把“攻”字，释为“专攻”，这句话意思就成了：专攻或致力于异端学说，是有害的。结合孔子“和而不同”之说，这里的“攻”解释为“攻击”是非常合理的，这句话可译为：攻击不同于你的异端学说，那是有危害的。

　  后来的阐释者，大多没有理解孔子将“和”与“同”对立起来的意义，只是对二者关系作了庸俗化的演绎。朱熹注道：“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把“同”看做是一种阿谀奉承、盲目附和的态度。到何晏时，将“和同”关系，与是否“争利”连在了一起。虽有一定道理，但都是从现象层面来理解二者的关系，过于简单化了。

    近来，明星和作家在资本市场的纷纷亮相，引来媒体和公众的强烈关注。演艺明星冯小刚、李冰冰和作家余秋雨等诸多明星，均因持有相关上市公司的原始股，有望快速成为明星富翁。在一片喧闹声中，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也高调发布了股权“招贤榜”，计划以“稿费+股票”的方式招募畅销书作家成为公司原始股东，为未来的上市积累人才资源。

    有个人的暴富传奇，有公司的招贤计划，一场知识经济的大战似乎已经在电影、文学这样的传统文化产业，拉开了阵势。知识经济是上个世纪末就很流行的词。过去人们多以为知识经济对投资或产业结构的改变，只发生在信息技术领域。21世纪初，新浪、搜狐等网络公司在纳克达斯的上市，使大家一夜之间意识到新技术与财富增长的关系，由此拉开了一轮轮对各类信息技术的投资浪潮。当知识可以变成股权，当知识可以转化成暴涨的财富时，人们才真正体会到知识经济的力量。

    可以说，10多年来，像电影、文学这样一些相对传统的文化领域，一直被知识经济视为夕阳产业。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被资本市场看好。再耀眼的明星、再畅销的作家，与那些信息领域的新贵比起来，财富增长速度都可谓小巫见大巫。多年来似乎形成了一种社会认知，所谓知识创新，就是技术的创新。资本市场对文化和知识内容的创新，并不关注。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信息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推动知识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是文化和知识内容的创新。再好的传播平台、再便捷的信息技术，没有文化和知识内容的创新，仍然不可能带来巨量增长的使用和消费。所以，这一轮明星和作家股东在资本市场的高调登场，意味着国内对知识经济的认知开始趋向成熟。资本市场认识到，知识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最终还是体现在文化生产力上，如果没有文化内容和知识空间的创新，知识经济仅凭技术创新，依然后继乏力。

    当技术创新的空间越来越小时，人们才意识到文化生产力的重要。而文化生产力的竞争，说到底就是对文化人才和文化品牌资源的竞争。谁拥有了足够多的文化人才和文化品牌，谁在未来的知识经济的竞争中就越容易获胜。明星具有的文化特质，不仅容易被市场辨认，也更容易引发公众的消费欲望。专业的、特殊的、有名望的文化人才，将会成为未来知识经济增长的新源泉。这是像时代华语这类上市公司，开始注重吸纳作家股东和明星股东的真实动因。即使那些与文化产业关联很小的上市公司，也能因拥有明星股东，获得那些其他上市公司很难获得的品牌效应。

    网络技术的发达，改变了知识流动和分享方式，这种改变也在催生着一些传统文化领域的变革。文化内容的创新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对经典文化和知识的认知方式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文化和资本、文化和权力的关系，在被社会重新认知。一个静态的、等级化的文化空间，正在被一种动态的、多元的文化秩序所取代。可以肯定的是，文化的创造、分享和利用的方式，还处在它戏剧性变革的前夜。而资本市场对经典文化领域和人才的青睐，还只是开始。随着他们对这些经典文化领域的投入越多，所带来的文化秩序的变革也会越为深远。而这一切，终将推动我们社会空间和结构的改变。对此我深信不疑。

　　公文抄袭近来屡成新闻热点。河南省的两个乡镇在政府网站上，发表的政绩报告除地名不同外，几乎完全一致，不仅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一样，连种植的树苗数也是相同的。这种“双胞胎政绩”引来很多网友热议。

　　这个事件，和前些日子发生的“开封指导漯河工作”“邯郸学步青岛”等公文抄袭闹剧，如出一辙。只是如此重要的政绩报告，在抄袭时连数据都懒得改一下，可以想见如今的某些乡镇政府，对待公务是如何的敷衍了事与不屑一顾了。

　　各级政府的公文和报告的互相抄袭，不是什么新鲜事。想来每个做过公务员的人，都深有体会。很多官员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发布公文或发表讲话，是一种政治行为。小至乡镇，大到国家，所有政治权力的建构与执政行为的实施，首先依赖的是他们说出的政治话语。一旦政治话语变得空洞、贫乏、模糊不清，甚至不动脑子地抄袭，不仅表明某地官员对一方的施政理念缺乏见解和设想，还会导致基层公务员和民众的认知偏差或理解混乱。
 
　　从一个地方公文的文风，就能看出一个地方的政治风气和对政治的远见。

　　我国自古就重视公文和政论。《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书，收录的就是公文，多为上古帝王的政令，是古代读书人的必修课。明代朱元璋，因为官员的建言空泛，还刑责过官员。他在谈到诸葛亮《出师表》时，对公文说了一个四字要求，叫“诚意溢出”，认为公文如果没有诚意，只是“繁文浮词”，会“徒乱听耳”。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政府能否与基层公务员或民众达成执政共识，与他们的公文文风有直接关联。这些“公文抄袭”事件，呈现的道德缺陷是不言自明的。它同时也说明了，这些官员在渐渐丧失独立思考和发表见解的能力。所以很多公文和报告在民众看来，总是充斥着大而无当、千篇一律的套话行话，坦率务实、有效实用的公文越来越少。如果政府没有把他们发布的公文和报告，看作是当地最为重要的公共话语，重视它们对一个地方的政府行为和社会活动的指导意义，又怎能期望换来民众和社会对相关执政理念的认同？一旦这类空泛的政治话语多了，不仅会使社会失去方向感，还会给民众带来对未来的不安全感。而如果一个地方的公文，总是无法满足民众的心理预期，或者总是带来民众对政府行为认知的模糊与混乱，时间久了，必然会引来各种社会阵痛。

　　公文说到底，是各级政府用来寻求社会认同的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不仅要有对当下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洞察，更需要有对公正、良知和真理的尊重，还需要有对民众清晰流畅的表达。至于不能互相抄袭，则是一个连小学生都懂得遵守的道德底线。

（《南方周末》2009年10月22日，专栏“我行我儒”）

    前些日子参加央视“经济与法”的一个辩论节目，话题很简单，就是辩论某人的行为是否属于见义勇为。现场多是一些教授、律师之类的人物，都受过基本的逻辑训练，哪知一开场，现场就吵成了一锅粥。从节目开始到最后，没人愿意追溯一下“见义勇为”这个概念的本义，都按照各自理解的意思，在那里做无谓的争吵。我是反方嘉宾，最后完全没了开口的兴趣，主持人让我说，我就说两句，不让我说，我就坐着看他们吵来吵去。节目做完了，我看不只是观众没有对“见义勇为”获得更清晰的认知，连嘉宾自己也被吵糊涂了。辩论的目的原本是为了让大家在一些理念上达成共识，哪知结果带来的却是认知上更大的混知。

    联想起去年普世价值的争论，实际上暴露的都是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时代对一些基本价值认知都出现了混乱。究其根由，价值的混乱，还是由命名的混乱引起。荀子说“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如果我们在一些人类普遍认同的理念上，都没能形成相对一致的公共认知，社会行为出现各种状况也就不难理解了。

    孟子称孔子所处的年代“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是一个旧秩序被破坏，而新秩序尚未确立的时代，孔子非常敏锐，把“正名”作为他政治哲学的起点。孔子有弟子在卫国做官，卫君想请孔子去卫国主政。子路便问孔子，如果孔子要去卫国主政，准备从何处入手？孔子答道：“必也正名乎？”意思是首先应该正名吧。子路便说孔子，先生真是这么迂吗！这名又从何而正呵！孔子很不高兴，指责子路粗野，说君子对自己不知的事，就应该保持沉默，然后他说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这是儒家的正名学一段重要的话，大概意思是：如果名不正，说起来就不顺当；说得不顺当，做起来就不成事；做不成事，便不能兴礼乐；礼乐不兴，只用刑罚，刑罚也必然不公正；刑罚不公正，民众就会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在上位的执政者定下了名，必然要说得清楚，说清楚了就一定要执行。执政者对自己的任何一句话，都不能有一点马虎。

    此话今天听来仍然掷地有声。“名”的概念很古老，甲骨文中就有这个字。《说文解字》对名的解释是：“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意思是，名是“口”与“夕”的会意字，夜晚互相看不见，于是用口称呼自己。从语义来源看，“名”与“命”通假，是关于事物的一种符号或语词。

    正名学是孔子对当时一个正在崩溃的社会，提出的极为重要的政治主张。孔子认为，只有合理而正确地使用概念或语言了，并让这些理念贯彻到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才可能达成一个公正而合理的社会秩序。在孔子看来，既然命名是受执政者控制的，那弄清那些名称之下的真实含义和所代表的事实，是首要的任务。只有“名”所表达的意义与天下人认知是一样的，才能称得上天下有道。孔子的正名学，始终针对的是在上位的执政者。“言之必可行也”，他的思想起源和最终目的都是想通过“正名”，来督促执政者的言行合一。言如果是含混不清的，行必然混乱。

    在孔子观念中，“正名”是使社会实施正义行为的源泉，“名”一旦被执政者垄断或随意偷换了概念，就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所以，“正名”首先要“以名正名”，即以一个天下人认为正确的名，来考察现有的“名”，使之符合历史经验和社会规范。所以“正名”是一种社会活动，要通过公共对话来完成正名的过程，以达成民众的认同。孔子对齐景公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正名学的一个具体案例。钱穆认为这里倡导的是君职论，而非君权论，要求的是执政者的职责，而非权利。君要像君的样子，尽君的职责，臣才能像臣的样子。臣不臣，是因为君不君。孟子也说：“欲为君，尽君道”、“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里都暗含了君臣之间原始的契约思想。孟子还明确主张“格君心之非”，意思是要给执政者洗脑。

    此外，“正名”还要“以名正实”。正名的目的，是让执政者以正其身。故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还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执政者本身行为正当了，不发号施令，事情也能行得通。所以正名，在儒家看来不仅是一种思想使命，更要能指导社会和政治的变革，意味着行动。不能只在“名”上下功夫，而要关心“实”，所以孔子四处奔走，期望能改变执政者的观念和社会现实。“正名”在全球化的今天，仍然有着重要意义。“正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校正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观。我们的价值取向、思维和知识架构、行为方式，不仅要与民族的历史记忆相沟通，更要与整个人类的集体经验相吻合。只有这样，社会秩序才能获得一个稳定的基础，这是孔子时就已认知的一个基本社会观。

    叶匡政按：前两天在杭州，参加了“首届中国新锐媒体评论大奖”，我获文化评论类作品金奖，同获此奖的还有梁文道和林贤治先生。获时政作品金奖的是笑蜀、熊培云、邝飚，获财经类作品金奖的是胡舒立、汪晓波、张立伟。
    今年是第三次去杭州了，每次去都能感受到杭州深厚的文化底蕴。记得4月份去参加动漫节时，博客中国的主编曹轶宁只去了几天，便决定从北京移居杭州，后来果然成行。这次颁奖典礼也办得极为隆重、精致，去了很多媒体老总和评论界前辈。亲历现场，感觉到一个盛大典雅的仪式对人还是很有激励作用的。可以肯定，在未来的知识空间中，媒体评论会逐渐独立为一门相对重要的经典学科。经典知识的成长，总是与市场资本的推波助澜有关，各种活动和奖励的增多，便是一种表现。杭州此举表明了它敏锐的文化嗅觉。
    苏杭一带，自先秦季札隐居此地，便染上了一些高蹈脱俗的文化气息。魏晋后，中原士族看中江南风物秀美，移居此地同时，也给当地文化带来了学术渊源。隋炀帝因在江南发迹，开始带动对江南文化的尊崇。到明清，苏杭一带不仅是当年重要的学术中心，更是流行文化的中心。清代官方认为，江南文化最具汉人特征，文化的精致和渊源，让当时的统治者爱恨交加。江南文化中，隐逸是一条主线，也使得这里的学界精英，比别处更为桀骜不驯。这几年去江南一带，能感受到当地对重现明清文化盛景的愿望，顺便一说。

转新闻及获奖名单：

    “首届中国新锐媒体评论大奖”于10月24日在杭州揭晓各大奖项。这也是迄今为止评论界覆盖面最广、规格最高、评审最为严格的年度盛会。
    在颁奖典礼上，包括年度作品奖、年度人物奖、年度媒体奖、年度思想贡献奖等四大类共计17个单项奖被一一揭晓。
    其中《南方周末》获得了份量最重的“年度思想贡献奖”；《新京报》、《东方早报》、《南方周末》则同时获得报纸类“年度媒体奖”；《同舟共进》、《中国新闻周刊》获杂志类“年度媒体奖”；新浪网、红网获网络类“年度媒体奖”；
    此次评审委员会由专家评委和专业评委组成。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抗抗、著名时事评论家曹景行、著名文艺评论家张颐武、著名杂文家鄢烈山等6位专家评委及中国新闻社社长刘北宪、新京报社社长戴自更等15位专业评委组成了阵容强大的评审团队。
    颁奖典礼现场云集了百余位国内资深的媒体人和评论家，包括此次评论大奖主协办机构负责人。本届评论大奖由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出版报、新浪网、中国周刊、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青年时报联合主办。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重庆时报、潇湘晨报、浙江经视协办。青年时报社承办。上海大众帕萨特新领驭冠名、浙江电信特别赞助。
    为让公众分享这场思想盛宴，组委会在颁奖典礼前特别设立了两场演讲，邀请了著名时事评论家曹景行、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张庭宾分别做了题为《革命一百年，两岸怎么走》、《大变局中财经媒体的立场和方向》的互动演讲。
    颁奖典礼现场还举办了本届评论大奖承办方青年时报社挂牌“浙青传媒”(全称“浙江青年传媒有限公司”)的品牌发布仪式。作为中国青年报刊三强，浙江新锐主流媒体，《青年时报》创刊八周年，完成了以《青年时报》为核心，两网、两刊、两大公司、全网手机报、DM等在内的立体传媒布局。
    另据了解，本届评论大奖获奖作品集，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首届中国新锐媒体评论大奖”完全获奖名单：

一、首届中国新锐媒体评论大奖年度作品奖

文化类获奖作品

金奖：
梁文道：汉字、国家与天下
林贤治：九十年，中国文学一瞥
叶匡政：孟子怎么看群体性事件

银奖：
新京报社论：仅仅保护梁林故居还远远不够
颜强：女排和鸵鸟
陈四益：忽然想到——关于“扯淡”
郭之纯：对自杀事件的文化诠释必须有度
孟波：杰克逊报道终于没了道德洁癖

铜奖：
毕诗成：没有“大师”的日子怎么过
黄波：分散的网民不需统一的“网民节”
于立生：当你找不着国学大师的时候怎么办？
梁丁：穿上“国旗比基尼”，才是正常社会
丁东：弱智是不是电视文化的宿命？
张晓舟：马拉多纳总统的天方夜谭
河西：分成两半的海子

时政类获奖作品

金奖：
邝  飚：脱吧，到你了(漫画)
熊培云：说说我为什么不高兴
笑  蜀：统计遇难学生数量难于搞地震旅游？

银奖：
郭光东：代表委员换座体现平等参政？别逗了！
盛大林：总理说的是“权利”还是“权力”
陈季冰：政治人格青春期的社会
五岳散人：“十五年九任市长”现象背后之痛
杨涛：收容遣送寿终了，收容教育为何还活着？

铜奖：

张千帆：侦押分离实现看守所的法治化
曹林：质疑29岁市长：一个没有佳话的时代
何雄飞：512周年了，请不要把丧事办成喜事
陈建利、余晖：邮政专营的理由统统不成立
叶祝颐：公民物权该被“少数服从多数”屏蔽吗
童大焕：高考加分应当摆脱行政控制
司欣：叫停测谎仪也是一种人性关怀
郑根岭：呼吁制定多发病国家基本医疗方案
高立学：何川洋“请以我为鉴”照亮一道“此路不通”的车辙
王学进：国人的膝盖为何总是这么软

财经类获奖作品

金奖：
胡舒立：莫让“回暖”遮望眼
汪晓波：实体经济偏冷 应予更多关心
张立伟：力拓间谍门折射铁矿石进口制困境

银奖：
时寒冰：我的民富路线
唐学鹏：一年的拯救，多年的报复
鲁宁：第三次收入分配改革越快越主动
陈宁远：国有股划转社保后续难题将开始显露

铜奖：
陈建利、丛城：住房公积金不能再“劫贫济富”
陈永杰：延长“工薪妈妈”的哺乳期
马红漫：“洋贿赂”大行其道的内在逻辑
李华芳：平衡房产税源风险不能只增不减
周飙：宜家地产战略的人气经济学

二、首届中国新锐媒体评论大奖年度人物奖

时政类获奖人：长  平、杨耕身
财经类获奖人：马光远
文化类获奖人：单士兵
年度新人奖获奖人：陈  方

三、首届中国新锐媒体评论大奖年度媒体奖

报纸类获奖媒体：
新京报、东方早报、南方周末

杂志类获奖媒体：
同舟共进、中国新闻周刊

网络类获奖媒体：
新浪网、红网

四、首届中国新锐媒体评论大奖年度思想贡献奖

获奖机构：南方周末

评论大奖渊源：
    评论是新闻的内核和高地。在当前的传播语境下，评论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媒体解析新闻、传达民意、引导舆论、督促公权的主要载体。
    近年来，国内主流媒介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评论作品、评论作者和评论机构，高校和研究机构对评论的研究也是方兴未艾。但与此同时，国内除了综合性的政府新闻奖之外，尚无专业的评论评选、展示和研究发布平台。
    基于此，由中国新锐媒体评论大奖组委会发起“中国新锐媒体评论大奖”活动，以与国家新闻奖互为补充。2009年为首届，今后将每年举办一次。
    首届“中国新锐媒体评论大奖”活动，由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出版报、新浪网、中国周刊、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青年时报联合主办。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重庆时报、潇湘晨报、浙江经视协办。青年时报社承办。上海大众、浙江电信特别赞助。

评论大奖评委名单：

专业委员(排名不分先后)

刘北宪  中国新闻社社长
姜  军  新闻出版报社社长
戴自更  新京报社社长
陈  彤  新浪网总编辑
朱德付  中国周刊社社长、总编辑
沈爱国  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教授
章  丰  青年时报社社长、总编辑
庄慎之  南方都市报执行总编辑
向  熹  南方周末总编辑
邱  兵  东方早报总编辑
刘洲伟  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总编辑
龚晓跃  潇湘晨报总编辑
秦  朔  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柳祖源  重庆时报总编辑
许东良  浙江经视总监

专家委员(排名不分先后)

张抗抗  当代著名女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曹景行  著名时事评论家，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
张颐武  著名文艺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鄢烈山  著名杂文家，《南方周末》评论员，高级编辑
吴晓波  著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
叶  檀  著名财经作家，《每日经济新闻》首席评论

　  先说孟子的一个故事。一日，孟子准备朝见齐王，碰巧齐王派人传话：“我本应来看你，但因寒疾不能吹风，所以来不了。明日早朝，不知你能否来见我？”哪知孟子也托病，称无法上朝。第二天，孟子却外出吊丧去了。

　  大夫景丑不理解，抱怨孟子做得不对。孟子答道：“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并认为，如果有什么事要商量，君王应亲自去臣属处讨教，尊德乐道的君王，这点都做不到，就不足和他有所作为。孟子举例说，伊尹对商汤，管仲对桓公，都是这样的“不召之臣”。

　  孟子的这种举动，是儒家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一个知识分子若无此风骨，便不值得一提。为何会如此呢？这和儒家所推崇的社会理想有关。

　  儒家认为知识分子所代表的“道统”，与执政者所代表的“政统”，是两个中心不同的领域。两个领域虽有交汇，却是两个独立的系统。政统的中心为王侯，道统的中心是师儒。道统的依托为“道”，它比政统有更高的权威。用代表世间真理的道统，来抗衡君王代表的政统，最终从精神上驾驭政统，一直是儒家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

　  孔子在《论语》中明确指出“士志于道”，知识分子是“道”的承担者，明道与行道才是知识分子的终极使命。道统没有一个组织，知识分子个体的人格尊严，就体现了道的尊严。知识分子常常抵御不了权贵的诱惑，所以孔子强调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认为知识分子只有超越了个人的富贵尊荣后，才能更好地用知识批判社会、制衡权力。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句话其实把道看作了形成君臣关系的契约，若没有对这个契约的尊重，臣可以立即终止君臣关系。

　  到子思与孟子，更是把“道统”与“政统”，具体演变为“道”与“势”、“德”与“位”的对抗，让知识成为制衡权力的明确力量。这种哲学观认为“道高于势”、“德尊于位”。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强调的是不为权势与地位所屈的知识分子的尊严感，无论成败进退，知识分子都应以道作为人生的最终依归。他有一段浅如白话的名言，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对知识分子与执政者的关系，孟子也有自觉的身份认知。除了做“不召之臣”，孟子认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成为执政者的老师。他借子思之口说道：“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意思是：从地位上，你是君，我是臣，哪敢和你交朋友呢？从德行看，你应该向我学习，以我为师，怎能平起平坐和我交朋友？

　  孟子将知识分子与君王的关系分为三种：师、友、臣。君王对知识界的前辈领袖以师事之，对平辈而优秀的知识分子以友待之，对一般的知识分子才能用之为臣。孟子谈到一个小国的国君费惠公就是这么做的：“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看《史记》可发现，这在当时已成一种风尚。

　  “不召之臣”所倡导的批判精神，后来在“政统”内部也被制度化了。谏官批评君王，御史监察百官，甚至地方也专设议曹评议郡守。谏议虽然也会惹怒不明智的君王，让谏者在政统内受到打击，但在道统中，这种打击却反而成为知识分子的荣耀。韩愈因谏被贬为潮州刺史，范仲淹三谏三贬，都成就了他们所坚守的道，他们因此成为历史上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范仲淹说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成为儒家知识分子维护道统与自己人格尊严的信条。

　  可以说，儒家用知识制衡权力的思想体系，是对专制政治的有力抗议与制约，也为后来历代反抗暴君独夫的儒士诤臣，提供了思想支持。

    《沧海》终于播了。屡屡看到《沧海》开播消息，却总生变化。这回在央视一套播，又逢阅兵后，倒是一个合适时机。我很少看国内战争剧，但看了《沧海》。对海上的战争实在很陌生，印象深的，大概就是小时看的《甲午海战》。《沧海》看后，让我对海上战争多了一些了解。

    如今电视打开，大多是战争剧。我想，可能因为上个世纪留给我们最大财富，就是战争了。说20世纪是战争世纪，并不夸张，世界上各类战争达250场之多，超过了过去10个世纪战争的总和。有人计算过，20世纪大约有1亿人直接死于由政府或军队发起的集体暴力。这是一个让人惊恐的数字，足以使人认清战争的罪恶。我一直辨别不清，战争这种集体暴力和个体暴力之间究竟有何差别。难道杀戮是正义的，就值得宣扬吗？或者有正义的杀戮吗？我想任何战争，都不会像电视里展示的这么光滑而有理性，而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异常痛苦的过程，它充斥了恐惧、憎恨、哀伤、愤怒，它留下的只有创伤，永远的创伤。我不相信胜利可以抹去这一切，甚至时间都非常困难。这是我远离目前战争剧的原因。

    然而《沧海》似乎有些不同，听这部剧的导演赵浚凯聊过他的想法，他也是《亮剑》等剧的制片人。赵浚凯显得儒雅睿智，虽没有从军经历，对战争却有独到见解。这使我们能看到《沧海》把悲壮的“金门海战”作为了开幕大戏。这场战役发生60年前的10月下旬，结果是让第三野战军进攻金门的军队几乎全军覆灭。失败的原因，有三野渡江后一直所向披靡所诞生的轻敌心态，也因这支军队缺乏海战经验。他们轻率进攻后，便被国民党军烧了所有停在海滩上的帆船，不仅没了退路，也断了增援的可能。这场大败可以说是三野渡江后碰到的最大一颗钉子，至今连进攻和伤亡人数也说法不一。有说2万人进攻的，也有说九千多人进攻的，总之大半阵亡，至少被俘4000余人。

    如果没有这场战役的失利，当年国内可能也不会重视海军建设。《沧海》中还有一场根据“86海战”改编的“黑石礁海战”，也异常惊心动魄。很多都是海上战舰的实景拍摄，一部电视剧能有这样宏大的场面，让人吃惊。然而，剧中真正值得人们思考的，还是那些表现人性与战争关系的情节与故事。导演赵浚凯，及演员尤勇、李幼斌对这些军人的悲壮情怀，诠释得很有特色。

    今天，人们已渐渐地丧失了对悲剧的感受力和想象力。即使是血腥残酷的战争剧，通常召唤的也不是对人性和生命的关怀，而是对权谋策略的好奇，对杀戮者勇气的张扬。我想战争剧原本的意义，是带着观众一起走入那些他们不愿探究的灾祸与苦难，通过那些战争造就的不幸，来重新思考和平与生命的意义。可以说一部好的战争剧，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净化的力量，而不是对杀戮的渲染和对胜利庸俗的欢呼。

    战争本身是人类最为严峻的一种存在。如果不能揭示参战者那种矛盾而恐惧的内心挣扎，如果不能让人们发现战争的虚空与残酷，如果不能唤醒人们对生命与和平的珍贵记忆，可以说战争剧这种公共表述毫无意义，它甚至会有负面效应。战争剧本来的目的，是用悲剧的想象来让人们记起对公共生活的理想，它的话语、目的都要有明确指向：为人类保存和平与自由的意识。战争中，注定没有胜利者。但我们的战争剧，常常用一种简单的敌我正义，简单的以牙还牙和对阴谋的崇尚，代替了所有的思考，似乎是想唤起观众对暴力的兴趣和热望。无论是历史情怀还是对当代精神的把握，都显得异常苍白。我无法想象，荧屏充斥了这样的战争剧，究竟是想把民众引向哪个方向。

    电视剧可以说是当下影响力最大的一种公共表达了。如果这种表达，丝毫没有认知到自己对塑造当代公共精神所承担的责任，那会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从这个角度说，《沧海》对人性和生命的思考，使它拥有了一些与实用政治目的不大相同的人文关怀气质。这一点，在今天是不容易做到的。战争剧，说到底还是为了还原战争的真相，它应当把历史对人和生命的道歉，作为一切陈述的核心。这样我们才能创造一种新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不是憎恨、创伤和复仇，而是真相、正义与和平。战争剧的悲剧想象，是为了让人们能远离战争。

    连着两年，我对诺贝尔文学奖都有些失望。我是指去年和前年，克莱齐奥和莱辛。我失望的原因很简单，他们的文学与我的生活处境，关联很少。人对文学的感受，很难超越他所处的时代。那两年，我对媒体发表了一些对诺奖的不恭之辞。我认为，诺奖已遗忘了在另一种处境下生存的人群，它的世界性当然值得怀疑。

    今年颁奖前，有媒体让我预测，我说获奖者我们肯定不认识，无人能预测。我甚至不想关心它究竟颁给了谁。然而资讯太发达，这种重要消息你是躲不过的。果然，第一时间微博上就跳出一个陌生的名字：赫塔·米勒，一个从罗马利亚流亡的德国作家。她的作品曾禁止在罗马尼亚出版，1987年，她逃到了西德。

    米勒离开时，罗马尼亚还是齐奥塞斯库时代，所以她脑子里，仍然充满了秘密警察监控所带来的恐惧。齐奥塞斯库在两年后被处死，但并没有处死米勒心中的恐惧。她时间的钟摆停在了那个时代，她的内心和笔下的文字也一直在清算那个时代。她获奖后对媒体说“对某些人来说，独裁已是过去。但在她的脑海中，清晨醒来时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存活到晚上的滋味还是那么记忆犹新。”

    她的经历打动了我。很快网上出现对颁奖辞的一个关键词该如何翻译的争议。这个词是“dispossessed”，牵涉到米勒作品所刻画的人群，各大媒体翻译不同，有译成“失业人群”的，也有译成“一无所有者”或“被放逐者”。我的英文不好，但查了词典，感觉如果要译成一个词的话，“被剥夺者”更合适。这里的被剥夺者，被剥夺的不仅是财产，更重要的是被剥夺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我只从网上读到她的两个短篇小说，分别是《黑色的大轴》和《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林》，但让我对她的作品充满了期待。人们多用“诗性”来解释她的语言风格，我看是远远不够的。如作者所说，她的语言是在严酷的审查制度下，被逼迫出的一种语言策略。所以在文字中她有大量的留白、隐喻或暗示，只有遭受过同样境遇的人，才能体会到那些陌生化表达中的深意。它是恐惧的诗性，也是阴郁的哲学，它只可能诞生在那些被极权深深伤害过的人群中，也只有在他们中间，才能找到真正的共鸣。只有被强制者扭曲的思考，才能造就这样的文本。从这个角度说，是审查制度造就了这宏大而另类的诗性，这绝望而沉重的哲学。米勒是值得我景仰和信赖的作家。

    我突然明白了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用意，他们是在以这种方式，向生活另一个世界的人们致意，向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的作家致敬。我想起了这个世纪最让我喜爱的诺奖作家凯尔泰斯，他是2002年诺奖获得者，匈牙利人。他的书常常放在我的案头，但我很少听到中国作家说起他。在凯尔泰斯生活的地方，谎言一直是真理，让他吃惊的是，后来连谎言也变得不再真实了。他就像一个特殊时代孤独的证人，他为大屠杀作证，他为强权对人的剥夺作证。在他的国度，只有奴隶才能感受到自由。凯尔泰斯一直把奥斯维辛看作是人类的财富，认为只有通过对这一历史事实的清算与思考，人类才可能重生，才能认知良知和正义的力量，才能实现与历史的真正和解。他用母语写作，他通过一次次的自我否定，让人们辨认在每个人心中存在的凶手。

    因为找不到米勒的作品，这几天我又重读了凯尔泰斯的《英国旗》和《船夫日记》。我想说，凯尔泰斯就像是米勒的哥哥，而米勒是凯尔泰斯亲密的妹妹。实际上，他们更是我们亲密的兄妹。中国作家或许只有通过他们，才能真正明白写作的力量。

    今年我感谢诺贝尔文学奖，它重新唤起了我对文学的爱和敬意。

附赫塔·米勒小说：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林

（德国）赫塔·米勒著 贺骥译

　　1
　　
　　 他已经死了。也许他还活着。人可以默默无闻地活着。
　　 我知道他再也不来了。
　　每当铁皮咯吱作响的时候，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树皮或者看见某人手中拿着一块手帕的时候，我就会浮想连翩，我就会想起我没有看见的某种事物。也许我应该想那些映入我的眼帘的事物，但是我不敢想。谁能告诉我必须想多久才能牢记那幕惨剧呢？怎样做才能从我的脑海中抹去对它的记忆呢？
　　 我不知道我应该看外部世界的白树皮还是应该潜沉于内心世界之中。
　　 我在工厂里当了三十四年的女工。我上夜班，黎明时回家。
　　我的居室十分冷寂。每当我上夜班的时候，居室里的地毯就长满了绒毛，黎明时桌子居然深深地陷在绒毛之中。所有的家具都在昏睡。
　　每只桌脚都渐渐沉睡，我怎能在夜里安睡呢？夜晚我逃离了居室，去工厂上班，与螺丝钉为伍。别的女人在家中与丈夫耳鬓厮磨，而此时我则在工厂里为这些女人做善事。
　　拂晓时我下夜班。在回家的路上我仰望苍穹，皓月悬浮在大树的上空。树叶还在昏睡。夜空布满了灰尘，树叶非常疲惫。冬季光秃秃的树木也很疲惫，秃木显得异常沉重。
　　拂晓时明月高悬在公共汽车站上空——卷烟厂的上空则高悬着一轮朝阳。同一片天空上的两个星体居然比脚趾还小。冷月开始变暖，它驶离树木，朝我迎面飞来。朝阳开始变冷，它飞入树林，飘到我的脑后。
　　冷暖颠倒了，但是这种颠倒并不是因为我的缘故。每天清晨我走出一日之始。太阳睡眼惺忪地望着我的后脑勺，前面是我的脸，我的脸彻夜未眠。苍天弯着腰，天穹上飘着羊毛，在城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天的脊背。
　　黎明时出现了两排脚趾，它们分属于两双不同的脚。有两个人的生活原本可以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两个人并存于世，相距遥远。但是我并没有想起这两人。我的上腭感觉到了螺丝钉的焦渴，这种焦渴令人想起破旧的天鹅绒。当我看见那两个脚趾般的星体时，我突然想起了那幕惨剧。我在心中默念道：现在你居然想起了此事。
　　 每天清晨在回家的路上我都想起了那幕惨剧。那幕惨剧如鲠在喉，我必须将它咽下去。
　　每当我进家的时候，我的居室还在昏睡。屋中无人的时候，居室除了昏睡还能做些什么呢？如果有人在居室里走动，或者坐在居室中，或者四处探查，看家中的财物是否还在，那么居室将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我不知疲倦，归途和晨风只是勤奋工作中的匆匆过客而已。回家后我上床睡觉，我的床一直在昏睡，我的枕头一直在昏睡。从夜晚到黎明，床边的桌子在地毯的绒毛中越陷越深。
　　我在工厂上夜班，回家之前我总是要喝一瓶牛奶，这已成了我的习惯。我把牛奶瓶放在嘴边，然后一饮而尽。牛奶就像雪水一样清凉，它冲走了我脑海中的螺丝钉。喝完牛奶之后，我在工厂的厂房里来回踱步。我抬起脚，像水罐一样走来走去，水罐里，一根长棍子顶着个舌头。
　　我躺在床上，渐渐沉入梦乡。然而这睡梦并不是我自己的睡梦。我的床比我睡得更久，更深沉，在昏睡中我梦见我身穿一件无色透明的连衣裙。假如有人透过连衣裙看见了我的身体，那么这件连衣裙肯定是由玻璃制成的。但是并没有人看见我的身体，要么我没有穿连衣裙，要么他人无法透视我的身体。
　　每当我做梦的时候，我就梦见我们站在城郊的土豆田里。我身穿连衣裙，土豆苗则绽开着淡蓝色的花。他用一只手牵着我的手，用另一只手指点着连绵的山峦。群山嵯峨而苍白，山麓居然和山峰一样瘦削。我说：那不是山，而是房屋的墙，你的画像就挂在屋墙上。他说：墙下面是矿山。我反驳道：是坟墓。他说：是矿山。我心中暗想：是坟墓。
　　某天清晨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见有个男孩站在卷烟厂的拐角处，他手持一把红色的左轮手枪。当男孩举起左轮手枪时，我居然无动于衷。就在这时一阵风沿着长长的院墙吹了过来，吹得工厂的铁皮招牌咯吱作响，招牌上画着一个闪光的喇叭。
　　 如果不是风把铁皮招牌吹得咯吱作响，那么我就不会注意到清晨居然有一个手持左轮手枪的男孩站在卷烟厂的拐角处。
　　风在吹，一股扬尘向上飞起，形成一个旋涡，旋涡比披肩略小一些。画有喇叭的铁皮招牌发出了短促的咯吱声。这些景物使我想起了他。这句话我几乎脱口而出；风在吹，铁皮招牌在咯吱作响，风在吹，树木簌簌作响，风在吹，风吹得我的头发向上飞扬，但是它并没有吹落树叶，这些景物和他毫不相干，而你居然在此时想起了他。
 
    2

　　我没有看见邮递员。黎明时他从不从我身边走过，黎明过后我也从不从他身边走过。时至今日我都不知道他的长相。我永远不想看见他，因为我觉得他每天都会带来一条消息，一条好消息或者一条坏消息，他并不是因为我的缘故才带来消息的，他带来消息完全出于自愿，即使我不存在，他每天也会走上这条邮递之路。送信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可是我从未见过他把装有消息的信件塞进邮箱的开口。他没有必要来看我的笑脸或者看我的哭相。也许他忘了把信件装进背包而只是背着空空的行囊虚度时光。我并不知道他的背包里有没有信件。
　　 流年已洗去了好消息和坏消息之间的差异。我长期独居，对世事早已麻木不仁。
　  
　　 3
　　
　　仲夏时节每三个花园里就有一个稻草人。我懂得稻草人的制作法：首先把两个树枝钉在一起，使其成为一个十字架，然后将较长的树枝插进地里，在插入处的周围垒起石头，稳住树枝，给树枝的顶端戴上草帽，然后给较短的树枝穿上外衣，给较长的树枝穿上外裤。制作者拿来一件黑衣，把黑衣套在十字架上，塞满稻草，然后给黑衣系上扣子。
　　有天夜里我溜进花园，把稻草人的黑衣从十字架上剥了下来。当我剥掉黑衣之后，构成十字架的树枝露出了白色的树皮。我只是想脱掉稻草人的黑衣，并从树枝上摘下稻草人的草帽，因为几个星期以来每天清晨我都路过花园，花园里的稻草人引起了我的联想，我觉得他就是稻草人的原型。黎明时邻居们还没有起床，花园里长满了夜一般冰凉的覆盆子，覆盆子红彤彤的果子滚到了路边，它们时刻准备着流血。干瘪的芸豆在晨风中摇摇晃晃，丁当作响，明亮的豆壳中好像装有石头。
　　我把塞满稻草的黑衣扔到了花园的小路上，于是稻草人消失了，只剩下露出白色树皮的两个树枝，黑衣从此与他脱离了干系。树皮也与他无关，我绝不会从树皮联想到他的皮肤，这种联想纯属自我欺骗。
　　 但是每当我看见白树皮的时候，我就感到全身冰凉。
　　我坐火车去另一个城市的时候，必须忍受无聊。车厢外面涌动着来自天宇的波浪，田野和树木一晃而过。铁轨在歌唱。有些乘客在交谈。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铁轨发出轰鸣的时候，交谈者立即陷入沉默。在行驶的火车中无法进行长时间的交谈。即使有人在讲述他一生的故事，也是长话短说。
　　 交谈结束之后，车厢里一片寂静。
　　每当我们谈论囚犯的时候，我们总是提到火车和铁轨。但是火车和铁轨并不是我所思考的对象。有一个男人在火车上谈他自己的婚姻，他说他无法忍受他的第三任妻子，他从不去找他的第二任妻子，他喜欢去他的结发妻子的家，他每周去一次，他请求他的发妻准许他在她的家中过夜，他的发妻给他留了一张床。他讲完之后四周一片寂静。寂静不是我所思考的对象，独自歌唱的铁轨也不是我所思考的对象。所有这一切也许和他有关，但是它们在我的头脑中无法激起关于他的联想。
　　那个男人从皮包中取出一块手帕，手帕是刚熨过的。手帕才是我所思考的对象，我于是自言自语道：现在你终于想起了那幕惨剧，现在你终于想起了他。
　　 那男人揩干净了嘴角，然后把手帕放回皮包。
　　火车在开往下一个城市的途中，铁轨旁有一些小火车站，火车站后面有小村庄。那个男人睡着了，他的脸颊紧贴着窗玻璃。火车还在向前行驶，当它在前面一个小火车站停留的时候，我想下车去透透风。我想穿过候车室走进村庄。观赏农家的篱笆和小窗，在村子里买点东西，买点能边走边吃的东西，比如一块小面包或者一个苹果。
　　但是当火车停在某个小火车站的时候，我并没有打算下车。那个用过手绢的男人在睡梦中能感觉到火车到站了。他能感觉到火车刹车时的震动，并且能觉察到铁轨已停止了歌唱。我发现他用紧闭的双眼寻找火车站，他的眼球在转动，但是眼睑却没有苏醒，他的眼睑太沉重了，以至于他无法睁开眼睛。我发现他的眼睛停止了转动。他紧闭着静止的双眼，最终没有看见火车站。我静静地坐在座位上，根本没想站起来，然后向前迈出第一步。但是当火车再次向前行驶的时候，我又想在下一个火车站下去，这种想法毫无来由地在我的头脑里转来转去。
　　我知道：正因为我不愿意下去，所以我才想到下车。我所要的只是想到下车而已。那个男人刚熨过的手帕原本和其他事情毫无关系。但是手帕却成了我的思考对象，于是我自言自语道：现在你终于想起了那幕惨剧，现在你终于想起了他。
　　我必须去那座城市。中途下车的想法像洪水一样把我冲走了，洪水也没有把他带回来。即使我在陌生的小村庄里待上一整天，邮递员也不会送来任何关于他的消息。
　　 每座城市都比刚熨过的灰边手帕大，每座城市都比他实在，可是他却离我更近。
　　 那时我还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好消息，什么是坏消息。
   
　　 4
　　
　　 有时我会把好消息和坏消息弄混，结果一切都颠倒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只有时间才能让它恢复原样。
　　清晨，每当我掸枕头的时候，我心中暗想：假如我不是一位单身女子，那么我现在会掸两个枕头。我把枕头搁在敞开的窗子上。就在旭日东升之前，晨风十分凉爽，城市污浊的空气尚未弥漫在空中。这时我发现外窗台根本没有放两个枕头的空间。此时的晨风并不凉爽，因为太阳早已高悬在另一条街道高大的树木之上。晨风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吹凉两个枕头，因为中午正朝着我们快步走来。
　　我把盛有自来水的咖啡壶放到火炉上。烧开水时我自有分寸，水壶只装有两杯水，太多的水简直是浪费。每当我把第二杯水倒进壶里的时候，我暗自思忖：假如我不是一个单身女人，那么我需要四杯水。沸腾的水泡在壶底独自歌唱。我把第三杯水放在水壶的上方。每次我都把第三杯冷水放在开水的上方。但是我从不把他的冷水倒进水壶。我总是把第三杯冷水倒进洗涤槽。第三杯冷水下面是我伸出的手指。我让杯中的冷水顺着我的手指缓缓流淌，第三杯水倒光了之后，瓷杯又可以装第四杯水。我让第三杯水在我的手指上缓缓流淌，我感觉到了水的持续浸润，于是我误以为这是第四杯水。
　　做饭的时候我常把装有土豆的篮子拿进厨房。我取出一块大土豆，开始削皮。然后我又取出第二块土豆，让它在我的手里转动。我暗自思忖：假如我不是一个单身女人，那么我就会给两块大土豆削皮。但是我从不切第二块土豆，我只是削去土豆芽，然后把它放回篮子里。
　　人们在谈论囚犯的时候总是提起土豆。但是我的土豆与囚犯无关。我原本可以想起监禁营里的熟土豆的，但是我的脑海里并没有产生这样的联想。我把玩着手中那块削了皮的大土豆，我知道：他的大土豆今天已经逃脱了被切割的命运。只是在明天他的大土豆才会被削去外皮。
　　我心中暗想：两个土豆中我只煮一个土豆，而留下另一个土豆，半年下来，留存的土豆能供他一年食用。数年之后，留存的土豆将多如繁星，这令人想起城郊广阔的土豆田。我知道，如果他看见了城郊大片的土豆田，肯定会满心欢喜。
　　我总是吃得很快，从未仔细品尝土豆的味道，只是为了吃饱。我坐在椅子上，眺望窗外的街景。有时我手里端着盘中餐伫立在窗边，望着窗外的行人。有时我只是站着，或者叫喊，或者环顾四周，或者默默无语。
　　 因为我能够自由地观察行人，所以我可以吃得饱。
　　行人在窗外行走，站立，或者四下张望——我觉得他们并不那么陌生。从楼上看去，他们显得十分渺小。我无法从面部辨认出他们是不是我的熟人。
　　我只是略微咀嚼了一下就把食物吞进了头部，向上吞咽是我的饮食习惯。食物盖住了我的头脑。我的眸子开始变暖和了，我转动了几次眼睛，温暖淹留在我的眼中。
　　有两个刑满释放的男人最爱吃土豆，但是他们在进监狱之前并不喜欢吃土豆。每当我用餐的时候，我总是在想这两个男人为什么爱吃土豆。其中的一个男人说，一块热土豆就是一张温暖的床。另一个男人则说道，嘴里的一块热土豆就是突然来临的夏季，又可以忍受数周的寒冷。他接着说道，如果他现在看见了飘扬的红旗，听见了嘹亮的军号，那么他就会发疯。
　　和他一样，这两个男人也在埃纳克热窝服苦役。他们俩在煤矿里采煤。那里的矿山有如两个季节，一个白，另一个黑。这两人都不认识他，因为他在汽车制造厂，而他不能和任何人交谈。
　　 他是劳改犯。
　　火车上有一位女乘客在埃纳克热窝的工厂工作了五年。她告诉坐在她对面的那位妇女：她们的工厂下面有一个汽车制造厂。工厂的地面上有一个树冠般大小洞口。每天她都通过洞口俯视地下的汽车制造厂，她看见了他，他正在抬头仰望。两人无法交谈，因为她在上面的工厂受到监视，而在地下汽车制造厂劳改的他也受到了监视。
　　 每次她都装作系鞋带的样子，以便向下观察汽车制造厂。她的鞋子又小又紧。
　　如果这双鞋子没有系鞋带，那么她会感觉更舒适。这双鞋子上的鞋带并不是真正的鞋带。所谓的鞋带只是粗麻袋上的线，麻线鞋带只能用一天，第二天就会断。每天清晨去工厂上班之前，她都会给鞋子系上麻线鞋带，这样她每天至少可以到树冠般大小的洞口去一次，她可以装作系鞋带的样子向下俯视汽车制造厂的那个男人。
　　有时她从洞口把一块大土豆扔进地下汽车制造厂。有时她走到树冠般大小的洞口边，结果她发现地面的洞口边有一块大土豆，这土豆是那男人从汽车制造厂扔上来给她的。
　　这位女乘客接着说道，一块热土豆恰似两只手上的手套。温暖给一只手的手指盖上棉花，寒冷给另一只手的手指缠上铁丝。她说她患有萎缩性胃炎，一块大土豆就能吃饱。一块大土豆将她萎缩的胃填饱了之后，哭泣就像涟漪缓缓地朝她涌来，她痛哭流涕，泪水有如沙粒从沙漏中落下。她身材瘦削，可以说瘦骨嶙峋，但是在工厂里她却能搬起铁块。当她在木屋中哭泣的时候，泪水居然擦伤了她的脸颊，似乎泪珠已化作了石子。女乘客凄然说道，当她吃饱了之后，她瘦骨中的灵魂备感孤独，她就像死神一样茕茕孑立。
　　那位妇女对我讲了女乘客的故事。她是在火车上听女乘客讲她的经历的，这列火车开往另一座城市，它行驶的路段恰好也是我有时乘火车所经过的路段。
　　女乘客比那位妇女后上车，她住在小火车站后面的某个小村庄里。那位妇女没有注意到女乘客是在哪座小火车站上车的，因为女乘客上车之后并没有马上就讲她自己的经历。她上车之后坐了很久才开始讲她的经历，她说话的速度越来越快，因为飞驰的火车越来越接近她要去的那座城市。女乘客没有说出自己的姓名，在火车上对陌生人讲这种令人心寒的故事，这已属轻率之举。她原本没打算讲她的经历。在她讲故事的时候，大家都全神贯注地侧耳倾听，她感到很害怕，真想把说出的每句话都咽回去。大家都不知道女乘客哪来的勇气讲这种故事。这已违背了她的本意。
　　女乘客说道，有一天她看见树冠般大小的洞口旁有一块大土豆。她装作系麻线鞋带的样子，弯下腰来拾起土豆，趁机俯视地下汽车制造厂。当她用手握住土豆的时候，她发觉有根线捆住了整块土豆。接着她看见有一道切痕环绕着土豆皮。她把土豆藏进口袋里，通过洞口俯视地下汽车制造厂。她没有看见那个男人。就在他原先站立的地方放着一个无盖的圆桶，桶里装着发光的黑色机油。机油映出她的脸，脸的影像虚无缥缈，只有眼睛清晰可辨，脸颊则枯瘦如残花。饥饿感在机油中时隐时现，她吓得直往后退。
　　黄昏时女乘客回到了木屋，她咬断了捆住大土豆的那根线，土豆立即一分为二，在两瓣土豆之间有一张纸。在这行字的右边有一块模糊的斑点，这块斑点藏着一条信息，斑点处也许写着这个囚犯的姓名。再后面写着“妻子”，又是一块模糊的斑点，斑点处也许写着他的妻子的姓名，或者乡村的地址，或者门牌号码。
　　土豆的淀粉腐蚀了纸上的字迹。女乘客煮熟了那两瓣土豆，然后开始吃土豆。她非常清楚：她吃的是一条信息，她把一个人的姓名、一座村庄、一幢小屋吞进了肚子里。
　　女乘客说道：第二天她再也没有看见地下汽车制造厂的那名囚犯了。他肯定没有死在地下汽车制造厂，因为就在那块土豆被切成两半的前一天，她还看见他活生生地站在洞口下面。
　
　　 5
　　
　　假如我在正确的一天、正确的时间乘火车去另一座城市，假如那位女乘客在同一天、同一时间乘同一班火车去相同的城市，假如她在某个小火车站上了火车，假如坐在她周围的陌生人的脸上露出了友好的表情，以至于她违背自己的本意轻率地讲她自己的故事，那么也许我能遇见她。
　　也许我真的在正确的一天乘坐了正确的火车，而那位女乘客也在同一天乘坐同一列火车，但是她却上了另一个车厢，并且违背自己的本意再次讲了她自己的故事，而我恰恰不在这个车厢。
　　 虽然我知道我和她巧遇的事也许只有一次，但是想和她相见的想法还是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也许我应该天天都去坐火车，我应该每天在不同的小火车站下车。也许我应该连续几天出门在外，这样邮递员就有更多的时间把装有好消息或者坏消息的信件塞进邮箱里了。也许我应该问清楚所有小火车站的先后次序。
　　 但是就在我下车的同时，我要找的那个女人或许刚上火车。或者当我找她的时候，她已经变成了那位女乘客。
　　 或者下车之后我在村庄里观赏农舍的篱笆和小窗，她却在飞驰的火车上违背自己的本意讲她自己的故事。
　　
　　 6
　　
　　我从未受到过监视。后来我成了一家金饰品工厂的女工。我觉得金饰品工厂的工作既清洁又轻松，因为金饰品工厂的黄金并不多，而卷烟厂的螺丝钉则多如牛毛。有一个从俄国回来的男人告诉我：俄国人称煤炭为黑黄金。也许我是因为听了他的话才去金饰品工厂工作。有一位警察每天都到金饰品工厂来三次，他的职责是用笔记下哪位顾客带来了多少黄金和黄金被加工成了什么样的饰品。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他都尽可能作记录。黄金通常被制作成挂有光滑十字架的细项链或者被制成粗项链，粗项链上挂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官方既不许可、也不禁止金饰品工厂制作十字架项链。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使我想起了花园里的稻草人、钉在一起的十字形树枝和塞满稻草的黑衣。
　　 金子并不比铁好。我从来也不想偷黄金。如果需要的话，我经常偷铁。铁制的螺丝钉在城里可以卖出好价钱。
　　早春时节城里的冻土还十分坚硬。就在这时一个小乡村的妇女送来了一只耳环，耳环用揉皱的报纸包着。她还送来了一只细如棉线的、折断了的眼镜腿，眼镜腿铰链上的小螺丝钉已经脱落了。
　　 这位妇女的年龄和我相仿。
　　我想讲的不是室外的冻土，也不是眼镜腿，而是耳环。耳环上镶嵌着三颗黛绿色的宝石，三颗宝石的下方尖端相交在一起，上方尖端则相互分离。我把耳环放在手里，然后伸直手臂，使耳环与我保持较远的距离，这时耳环上的宝石处于向内倾斜的状态。绿宝石发出刺眼的强光，我不得不闭上双眼。我的眼睑感觉到了绿宝石的存在。
　　这三颗宝石的尖端相互分离，它们的形状使人想起三叶草，想起冻死了的三叶草。我本来可以幻想宝石里有两个共存的生命，在这两个生命之间有一块时光之石。但是我的脑海里并没有产生这样的幻想，我不愿意自我欺骗。我没有想他，或者说我想他的程度还不够强烈，所以此时我无法说，现在你又在想那幕惨剧了，现在你又在想他的悲惨遭遇了。
　　人们有谈论监禁营的时候经常提到冻死的三叶草。但是在我的头脑中三叶草与他无关。冻死的三叶草神不知鬼不觉地落进了我的眼睛里。尽管警察已经进了工厂，三叶草还是顽固地待在我的眼中。
　　 夜晚的厂房并不幽暗，因为没有灯光的厂房比绿宝石还要明亮。
　　那位警察在傍晚时走进了金饰品工厂。他把耳环和眼镜腿放在天平上称它们的重量。眼镜腿上的小螺丝钉滑进了他的指甲心。他用锉刀的尖端挖他的指甲心，小螺丝钉于是掉进了天平。他开始称它的重量，天平上的指针始终指向零，最后终于指向一。
　　登记完小螺丝钉的重量之后，他命令我们脱光衣服、一丝不挂地接受检查，因为他说有人偷了黄金。我们不得不在桌子的上方晃动我们的头发，然后他用一把细齿的梳子从上至下梳理我们的阴毛。
　　 天平上短缺的分量早已落进我的眼睛里。我的眼里藏着绿宝石。
　　 我在金饰品工厂只工作了两个月，我想回到卷烟厂去拧我的螺丝钉。
　  
　　 7
　　
　　有时我会为我自己歌唱。我唱道：我的人生如顶针。这不能算真正的歌曲，但我就是爱唱它。我们可以默默地歌唱，正如我们可以默默地说话。
　　当我在厂房里轻声哼唱的时候，我听不见我的歌声。但是当我在家里默默地哼唱“我的人生如顶针”的时候，我居然听见了我的歌声。我从不唱“他的人生如顶针”，我也不说这句话，我只是想想而已。
　　 一枚顶针和另一枚顶针，只不过它们分别套在两只不同的手上。我的手快五十八岁了，而他的手只有二十岁。
　  
　　 8
　　
　　 有时我唱道：我的人生是一段经过句。唱完之后我就陷入沉默。我的嘴的前面有一个闪亮的喇叭。
　　 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森。
　　 然后呢？
　　 一只苍蝇飞过整个森林。它飞过下一个森林，飞过另一个森林。
　　 然后呢？
　　楼梯间里的电梯有时向上行驶。上升的电梯发出刺耳的声音，我屏息静听，发觉并没有人从电梯里走出来。我走向楼梯间，打开电梯门，发现电梯里只有一盏黄色的小灯，小灯发出炫目的亮光。从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时间要走很久才能从眼到达嘴。
　　
　　 9
　　
　　假如明夜他站在电梯里，那么我只是一个陌生人而已，就像一个陌生的街角。也许我只是一次飘忽不定的约会，而他则恰如一件令人惊恐的幸事。我和他之间横亘着一条时光之河。我认为我已经对他说出了我们相见的时间，却永远无法说出相见的地点。（完）
　　

    师永刚新著《样板戏史记》出版恰逢共和国60年，引来媒体的热议应在预料之中。与那种聚焦大历史的方式不同，这本书更像是一代人的心态史。样板戏只是一个入口，作者试图追溯的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公共记忆。
 
    对那个年代有所了解的人，对样板戏大多怀着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那艳丽的色块与铿锵的唱腔，确实铭刻在人们记忆中难以忘怀；另一方面教条式图解政治的方式，让人不得不把它视为一种艺术暴力。从“艺”上说，样板戏或许没什么创造，但从“术”上看，它对文字与音乐的把握，它对视觉和身段的处理，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可以说是“术”的成熟，成为人们不能忘记样板戏的理由。

    人们往往把“样板戏”当做“文革”的特殊产物，其实从解放区和解放后的文艺作品中，都能找到它的精神踪迹。“样板戏”与“革命”这个观念息息相关。在这个观念中，阶级仇恨是展开一个故事的全部动力：只有把革命思想转化为鲜明的形象和能流传的故事，革命才能主导人们的精神。所以在革命艺术兴起的地方，一切人和其他的艺术样式，必须陷入沉默，让位于革命的言说，因为它握有至上而唯一的权力。革命是摄人心魄的，它用对敌人的仇恨与暴力，强制人们与旧世界划清界线。这正是样板戏奉行的真正创作原则。它的创新、夺目、昂扬，都是为了让人们牢记这个事实：革命是任何人无法抗拒的。

    如今的年轻人，可能已不大知道当年革命文艺中的“三突出”原则了：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样板戏正是以此为最高准则，所以它的英雄人物总是高大全、“红光亮”，而反面人物一出场灯光便暗下来，面目也委琐丑陋。在样板戏中，英雄的仇恨因为有了阶级的前提，成为人们行动的真理。细究所有样板戏故事，就是一个仇恨不断叠加的过程，直到这种仇恨化作刺向阶级敌人的利器。它通过恩情和仇恨的对比，试图塑造一种新的政治伦理，这种伦理的神圣感是以抹去人的正常情感和欲望为代价的。在神圣的最高处，端坐着革命的倡导者，每一个英雄人物都因接近那神圣的高处，而成为民众膜拜的偶像。

    可以说，这种思想伦理与改革开放后的时代精神，是极端不相容的。然而由于政治话语的变迁，样板戏与“文革”的许多史实一起，被迅速地归入到历史遗迹中。我们常常以为对历史事实，只需用简单的遗忘，就能换来和解与对未来的向往。这种认知是错误的。由于我们在公共生活中，对样板戏一直缺乏一种有良知的审视与批判，这种与时代精神并不相容的思想逻辑，依然残存在民众头脑中，只要时机适合就会爆发。

    我想，师永刚完成这本书的目的，正是期望通过对历史真相的还原，来对抗人们对历史的冷漠与遗忘，达成与历史真正的和解。他的“革命说明书”系列，包括他以前出版的《雷锋》和《红军》，显露的都是这种精神追求。因为只有通过对真相的完全披露，全社会才会形成对正义和良知的共识。这时历史对于人们，会成为一种拯救的力量，把每个人从过去的阴影中拯救出来。如今在民间常常弥漫的仇恨与报复心理，与没有清算样板戏这种文艺类型中的思想伦理，有很大关联。如果我们的文化至今还没有意识到要通过还原历史真相，让民众真正达成对历史的认知与宽恕，那等待我们的将可能是一个充满负罪感的未来。这个未来或许流行的，还是样板戏中那种以牙还牙的哲学。

    读完《样板戏史记》我们会发现，样板戏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一种艺术，而是一种有表演性的政治仪式，它的目的是塑造革命的神圣性和权威感。所以无论对人物形象，还是唱腔、动作与神态，甚至它的道具、灯光和服装，都有异常严格的要求。这正是仪式的特征，要确保每一次演绎都不走样，它看重的是仪式的象征意义。艺术的娱乐功能在这里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革命真理的表达。通过样板戏的反复上演，革命的真理性在每个民众的心中都会留下烙印，使他们始终处在一种敬畏、崇拜的集体情感中。让每个人在内心深处，达成对革命的感恩和对阶级的认同。这也是为何最后只确立了8台样板戏的真正原因，如果形态太多，样板戏便沦为了艺术。

    从这个角度看，样板戏决不是尘封于历史遗迹中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在某些特殊的时段，它常常会回到我们的舞台上。虽然话语中心变了，但样板戏从来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过。（《样板戏史记》，师永刚张凡编，作家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

    我很少把女性世界当作一个特殊的世界来观察和思考。这或许和我的生长环境有关，我家兄弟三个，父母是知识分子，家中的管理权和家务活各有分工。倒是父母常常不自觉地表露出对别人家女孩子的羡慕，让我印象深刻。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后来的学校教育，都没有人告诉过我男女有什么不同。

    从小学到初中，男女同座，我常被身边的女孩欺负。写诗后很容易被女诗人的作品吸引，比如我喜欢的女诗人索德格朗、狄金森等，都让我感觉到她们的话语与自己天然地不同，像从生命深处直接发出的声音。工作后，有过很多女同事及女领导。做出版时，做过像刘索拉、残雪、林白等一些女性作家的书，与很多女作家有过愉快的交往。

    总之，从我个人的教育和工作经历，或家庭生活感受来说，中国女性解放60年是实现了男女平等的，甚至平等到让我们忽略了还有女性意识或女性身份的差别。我是在30岁以后，才渐渐发现女性的思维、意识与男性如此不同，也仅仅停留在发现阶段，并没有做更深入的了解。

    如果让我对中国女性解放60年发表看法，我认为这种解放大致是粗犷的、是政治的、是社会生活层面的，也是缺乏理论认知的。应该说中国女性解放，在男女平等方面做得卓有成效，但并没有注意到男女的差别。我们所说的平等，几乎完全抹杀了性别差别，抹杀了女性生理的特质，这使得女性解放陷入了另一种尴尬的境地。

    中国从有女性解放这个概念起，就是与“革命”联系在一起的，虽然革命的理念各不相同，但对女性解放的理解都差不多。曾读过青年毛泽东的文稿，他在1919年喊过“赵女士万岁”这样的口号。赵女士是湖南长沙人，因不愿成为填房，在新婚时用剃刀自杀于花轿内，当年引起很大反响，青年毛泽东一口气为此写了10篇时评，发表在当时湖南的《大公报》上。比照一下1949年以后的社会现实，在女性问题上，毛泽东是完全实现了他当年理想的。读过刘索拉一篇写女性的文章，她母亲是出自延安的革命女性，在改革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女儿抹口红等女性行为，是女性解放的倒退。可见在那个年代，革命女性的女权意识是多么浓厚。

    与西方的女权运动不同，中国女性解放一直没有像伍尔芙、波夫娃这样的思想领袖，我们多的是现实样版，多的是女革命家。如果说改革前30年女性解放是以抹杀女性性别为特征的，后30年呈现的倒是对女性意识的回归。但由于国家话语和教育意识仍停留在前30年，所以这种回归仍是一种民间回归。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对女性意识和身份的认知，都比较混乱。如在我们的日常观念中，就没有女性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这种区分。这种混沌在社会层面，因有很多制度化的措施，很容易让大家觉得男女平等。但在个人生活中，这种认知的混乱，给很多人带来了实际的生活痛苦。有的人对女性认知还停留在一百年前，而有的人意识已赶超世界潮流了，这种分歧特别普遍，也是目前离婚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女性与男性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个人生活中，像怀孕、性、抚育孩子、家务劳动等这样的实际事务上。如何认知这些行为与女性角色的关系，并达成一个相对主流的社会观，其实是女性解放在今后更为重要的议题。我们多把解放看作是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束缚的摆脱，其实更有对女性责任的承担。如果全社会没有一种对女性意识和身份相对主流的认知，所谓的女性解放只会成为家庭生活的离心力。

    很希望能诞生一门女性学，对女性特质及社会性别有一个相对主流的说法，这门课最好能进入学校教育，这样能更大程度上解决很多女性对女性解放的误解。对女性解放来说，暴风骤雨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何和风细雨地实现与男性的合作，才是重要主题。女性特征是感性、仁慈、包容，而男性特征多为理性、控制、冲动，女性解放决不是在这些性别特征上的男退女进，而是如何更好地张扬这些性别特征。对社会来说，女性的素质其实比男性更为重要，因为她们大多会成长为母亲，母亲的素质也就代表了未来的素质。如果她们所有的教育都与男性一样，我对我们的未来还是充满担忧的。

    未来的女性解放，肯定不只是男女平等那么简单，而是如何建立一种尊重性别差别的平等。它意味着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要有更多的对异性的了解和尊重，也要有更多地对自身性别的内省。社会已经为女性提供了各种选择机会，如何根据自己的特质，来确立自己的社会性别与身份，是所有女性真正要面对的问题。有一个古老的宗教认为，男人与女人的性器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同一个口袋，只不过一个翻出来悬在了外面，一个卷进去藏在了里面。我想，无论女性如何解放，这两只口袋的用处肯定还是不会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