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长锋

    有人讲过所谓“仙人跳”的故事。大意是说漆黑的晚上，走在街上，突然冒出一个娇滴滴的美女来。一个劲儿地对你挤眉弄眼，问你要不要特殊服务。这时候有人就心猿意马管不住自己了，鬼使神差地两条腿就不听使唤，跟着人家就走了。可是“美梦”往往还做不到一半，甚至来不及把内裤脱下来，门就被撞开，冲进来几个彪形大汉。温柔点的把你身上的钱抢走就了事了，遇到贪婪的，就不说三七二十一把你暴打一通，抢走身上的不算，还要你把银行卡上的全部给他。

    被抢的人让我们觉得可怜又可恼，但更可恼的是那些无良的婊子和协作抢钱的匪徒。我说你啥事不能干偏偏要这样靠女人来抢钱？你抢钱啥时候不能抢，偏偏要在人家心猿意马的时候抢啊？根据我掌握的有限的医疗知识，据说有些男人，往往在那活儿正欢劲的时候，如果突然受到惊吓和刺激，往往会因此而阳痿，从此“一蹶不振”。你这不是害了人家大半辈子嘛，缺德啊缺德。真真是十恶不赦，罪不可恕啊。所以说，我真的很同情那些不幸的倒霉蛋，也因为同情那些倒霉蛋，所以也更恼恨那些以色劫财者。

    但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至少就现在看来，我似乎觉得，有比这玩“仙人跳”的更可恨的。被大家冠以“钓鱼执法”之名的上海查处黑车行动，很多人都耳熟能详，所以具体细节我就不讲了。在我看来，这些“钓鱼执法”者，简直比之那些串通一气劫财者，更为可恶也更为可怕。

    上海市有关部门的做法，显然并不能用“钓鱼执法”来解释。至少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悖谬的概念。明显的违法事实，怎能套上“执法”的帽子。执法是执法，违法是违法，这两个概念怎么也不能统一起来。如果你要和我说“钓鱼执法”，那么可以，我就只好不厌其烦，给你把源自英美法系的“钓鱼执法”的几种具体行为界定搬出来。在英美法系中，认定的钓鱼执法一般有三种：第一种方式是“显露式”。就是当事人本身有违法或犯罪的企图，且已经实施，但是尚未显露出来。第二种方式是“勾引式”。就是当事人本身没有任何的违法或犯罪意图，而执法部门采取行动勾引当事人产生违法、犯罪意图。第三种方式则是“陷害式”。就是当事人本身没有任何的违法或犯罪意图，而执法部门采取计划陷害当事人，使当事人产生违法、犯罪意图。

    很显然，无论上述三条，那一条本身都容易首先陷入违法的嫌疑，但毫无疑问，最终的落点，都是“被钓者”最终有了违法事实。对比之下，“张军”显然更是无辜了很多，尽管被人诱惑陷害，但并没有做出违法的事实。他只不过是尽了一个公民的基本社会道义，帮助了 “需要帮助”的人。尽管这个“被帮助者”本身不怀好意，但“张军”的善意却怎样也无法否认，而且并未形成任何违法的事实。警方执法犯法在先，就有“钓鱼执法”的嫌疑，而“张军”本人并无违法事实，何以当地警方却能开出罚款一万和扣车的处理决定？这不是赤裸裸地抢钱嘛，这与那些玩仙人跳的婊子们有什么区别？

    答案我来告诉你，人家就是抢钱。根据后续调查，有着这样的一批人，也就是俗称的“钓子”，人家与警方勾结在一起，就是以此为职业，与警方利益均沽，这不是抢钱是什么？和玩仙人跳的婊子们有什么区别？从表面上看，看不出来啥，都是抢钱而已。但是有一点，你绝对不能忽略。婊子们毕竟是婊子，但警察是啥人？这两者能混为一谈吗？警察都去干婊子干的事，这世道岂不是要全部乱套了？再说了，很多人都把问题盯在了警方的违法和陷害上，但是有一点我们怎样也不能忽略，不能回避。我们不难记起，一位被撞倒的老人，却反咬一口，将帮助自己人告上了法庭。此事一度在网上掀起了“见义勇为到底该不该”和“到底要不要做好人”的大讨论。社会道德体系因此经受了史无前例的严峻考验。现在我们不得不继续深入探讨这个问题，路上遇到“胃痛”的人，你要不要伸出援手？伸手吧，一不小心就让自己倒霉。不伸手吧，眼看着需要帮助的人无奈地打量着这个世界，却实在于心不忍。如果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们大家都在面对大街上需要帮助的人时，因为惧怕“莫须有”的罪名或者被反咬一口而拒绝伸出援手，恐怕这是我们任何人都不想看到的悲哀，这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哀。

    婊子们玩“仙人跳”，婊子固然可恨，但你也绝不是什么好角色，栽了就栽了，自认倒霉吧。但在这起“钓鱼执法”事件中，本该扮演好人角色的警察，却扮演了“婊子”的角色，无辜的毫无“色心”、“贼胆”的好心人，却被强行套上了“嫖客”的帽子。这个角色错位就已经让人大跌眼镜了，但其危害性显然还不仅仅限于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其对司法体系所代表的政府形象是一次彻底的颠覆，更对我们整个社会道德体系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是它让我们的道德口袋日益“捉襟见肘”。

作者：刘长锋

    福州多位民众反映，在福州市晋安区王庄夜市，城管执法人员向摊主强制收取订报费，最初交20多块钱，十多天后，又有城管人员征收了一个月的订报费32元。城管称不识字也要交钱，并称要让老百姓从报纸里学政策，不识字也要读给对方听。（中国广播网12月4日）

    上级主管部门搞摊派，要求下级部门完成订报任务，当地街道和城管部门是在“有条件也要搞，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搞”的精神指导下，不折不扣地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富有“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你能说人家不是好同志吗？比之不少推诿扯皮找不到人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当地这些工作人员简直可以算得是“稀有动物”了，这样的好同志到哪里去找啊？

    现在倒好，不做事的没事，做事的反倒受到“非议”了，你说这事咋整的。好端端的一桩“好事”，硬是被媒体“颠倒黑白”说成了“坏事”，这必定有原因。根据以往的原则，我们不难推断出：这些“卖报”的城管，肯定又是非临时工莫属，没有文化，不懂常识。没文化就这样，总被人欺负。所以有鉴于此，我也不揣浅陋，善意给这些“敬业”的城管们支上几招。

    首先，做工作要有思路，讲究方法。你们长期做这些工作，应该知道这些小摊贩，从来都是“不识好歹”的，你厉害他们就老实，你老实他们就厉害，到处投诉你。想把报纸订下去你就直接说：你订还是不订，给句痛快话。订了没事，没订的要以妨碍执行公务为由，根据规定要罚款多少？治安拘留多久？你看看还有没有人敢说不订的？看看还有没有人敢去投诉？你为啥偏偏傻乎乎地要说帮人家扫盲、了解政策呢？人家忙着赚钱，哪有时间去看你那些个玩意啊。

    其次，媒体的工作要做好。人家记者来了，你要好好应对，咋能一点弯子都不转呢。至少你也要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面强硬斥责“你到底要替谁说话”，用派头压住他们；一方面，早点准备好红包，来者有份，把他嘴巴堵上。你要软硬兼施，毕竟软硬不吃的人还是少数嘛。或者干脆就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一句“不接受采访”或者“这事以后再说”搪塞走，让他啥子信息都得不到，不就了事了嘛。

    现在好了，以上两点你都没做好，那么无奈之下，只有最后一招。采用悔罪法，学学那些贪官，在法庭上声泪俱下写悔过书，躲在号子里写悔罪小说。鼻涕一把、眼泪一把，洋洋洒洒上万言，不说能博得同情吧，至少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转移公众视线，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到眼泪和悔过书上去了。大家都在研究悔过书究竟能不能畅销，能卖多少钱，研究你这悔过书是不是真心的，因而至于强制订报的事儿，八成早跑到九霄云外去了。所以，压力也就自然少了许多，一箭双雕，既出了名，扬名立万摇身变成作家，又可转移视线，减轻社会压力从而在追责上得到关照和减轻。

    以上几点，实为本人潜心研究多年的独家秘笈，且请谨记。而且不独此一孤例，其他同志，也请多多传诵、参照执行，以备不时之需。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09/1204/07/5PM3L3LE000120GU.html

作者：刘长锋

    如果说早几年屡屡出现的校园暴力事件，更多地是表现为对受害者肉体折磨的话，那么，近年越来越多类似事件的发生，不仅在暴力手段上不断“推陈出新”，挑战人们正常的忍受极限外，尤为突出的是对被害者从肉体到精神上彻底的摧残与侮辱，简直可以用令人发指来形容。从嘴里塞脏卫生巾、拍裸照、火烧阴毛到烟烫乳房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尽管我们从来不会，也更不希望以偏概全指责包括90后在内的任何一代。但毫无疑问，在90后这一代人身上，频频发生的性丑闻和校园暴力，比之任何一代都更多，也更暴力、更野蛮，这让我们不能不让我们静下心来，去反复思考这个问题。

    根据《齐鲁电视台》12月3日消息：最近，继“摸奶门”、“师生门”之后，广州增城又惊现校园“强暴门”视频。视频中一位身穿校服的女生被几个男生按到在地，被强行脱掉裤子，甚至用一条棍状物体捅向女生的下体。当这起“强暴门”传开之后，我们听到一片惊叹声。看完这则消息，不论你是家长，不论你是学生还是老师，不论你是任何一个看起来于己无关的局外人，我想，我们的内心都无法平静下来。

    在我们看来，人性当中的动物性，表现最为明显的一面就是充满野蛮和血腥的暴力争斗和杀戮。而在暴力中夹杂了对人从精神到肉体上双重的彻底摧毁式侮辱与打击，以其手段之恶劣、花样之繁多，却远比动物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没有那种动物比我们更为残忍，比我们更为野蛮，比我们更为恶劣。当我们以高级动物自居，人类社会经过几千上万年的文明演变之时；当我们津津乐道于社会文明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的时候，我们可曾料到，远比茹毛饮血时代更为野蛮、更为血腥、更为残酷的暴行，却频频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上演。

    事实就是这样，事实已然这样。看惯了太多的类似事件，也从社会和文化的较多做了多次的分析与阐述。可是，我们依然把问题的症结一股脑儿地归结到家长身上、学校身上、社会文化身上？这有多大意义呢？诚然，社会的文明的发展，尤其是当代多元的社会文化对此类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很显然，对于这些事件的解释，我们已经不能用社会文化来解读了，它已经越过了人类法制和道德的底线与极限。不说同类了，这个词有点太大。你有父母吗？你有兄弟姊妹吗？很显然，在这些施虐者的施暴的过程中，人伦已经不存在，他们更不会知道这样的事件如果发生在他们的亲人身上会作何感想，完全超越了人类，甚至超越了兽类，已然不再属于这个星球。

    我们不该担忧吗？我们能不担忧吗？个例虽然只是个例，但个例多了就不再是个例了，而是成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代际符号。如果我们的法律还停留在对未成年人犯罪失之手软，如果我们大人们还在忙于赚钱养家而疏于对孩子的教养，如果我们的色情、暴力、变态影视文化还要津津乐道、乐此不疲地生产播放而不能进行有效地检讨与反思。那么我想，这样的事件不会越来越少，而且只会越来越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已然超脱了正常人类思维的“外星人”，终有一天，不难会做出更为疯狂的事情来。

    新闻链接：http://v.news.163.com/video/2009/12/T/F/V5OM4NJTF.html

富二代征婚，高校不是菜市场

作者：刘长锋

    12月2日，针对广州“富二代校园征婚”并在广州高校中“巡演”的做法，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予以斥责，称高校应该尽快禁止这种现象。暨南大学也表示，“一旦发现这种不健康的商业行为，保安处一律驱逐。”（《信息时报》12月3日）

    有人随便进出小区，派发传单，滥做广告，作为业主，你乐意看到这样的景象吗？这显然不是一个问题。事实上，无论是小区还是企事业单位，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警示牌：谢绝入内推销。为什么，因为小区不是菜市场，不是鬼市，谁想去就可以去。如果搞推销的、干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人都进去了，我想这保安八成是不想“混”了，乱七八糟的投诉，保准让他不说卷铺盖走人吧，至少也要挨个处分。

    为什么？因为不管是小区还是企事业单位，相对来说，都是一个私领域，并非完全的公共场合，所以任何带有商业性质的推销和叫卖，如果没有得到管理方或者业主任何一方的许可，都会被当作不法侵入而予以断然拒绝。乱七八糟的野广告和上门推销你烦不烦？鱼龙混杂、神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进来，存在的安全隐患你担心不担心？毫无疑问，这一点，落到自己身上，很多人都会很快达成一致，必定会断然否决。

    校园是什么地方？校园是教书育人的地方，相比企事业单位和生活小区，应该有着更为严格、纯洁的秩序。因此任何未经校方的许可的叫卖和兜售，都该被视作违法行为而予以断然拒绝和坚决清除。富二代在校园高调征婚，这是婚介公司的商业行为，影响校园正常教学秩序，从基本的校园秩序建设上看，实在不应该发生。无论是富二代还是其他什么人，都不该在校园内举行类似的征婚活动，因为校园不是开放的杂货市场，更不是人来人往的菜市场。

    富二代在校园高调征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价值导向的问题。以炫富的方式，向学生们兜售一种畸形的价值观：有了钱我什么事都可以干，我有钱就是可以“买”到校花，怎么样，你不服气？这种活生生的现实事例，远比任何教科书都生动，更能对学生产生心理和精神上的深刻影响。我们不反对富人，也不会仇视富人。但无论如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不会允许在学校这样的地方，公开兜售“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至上和挥霍过度的理论。

    菜市场是完全开放的，谁想来就来，谁想走就走。而且作为一个生意场讲究的就是商品交换，称斤论两。但是作为高校，却绝不该如此。如果整天充斥着毫无秩序的叫卖声，正常的教学工作该如何开展？而尤其带有社会转型期明显特征的畸形价值观，一旦被允许在校园内公开“兜售”，那么，我们的高校，能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来，不能说不让人担忧。从这一点而言，我们倒是真的希望王副厅长的表态，不能仅仅只是停留在嘴上的一个态度，而应该真正见到落实的动作。

    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09/1203/02/5PIVIOUD00011229.html

作者：刘长锋

    11月30日，江苏宿迁市某汽车销售店打出促销广告，称市县处级以上干部购买某款车型将享受八折优惠，新闻媒体单位购买可打九折。此促销广告一出，立即引起极大争议。（《扬子晚报》12月1日）

    按说商家打广告，只要不违法，不违反基本的社会伦理纲常，人家爱咋打就咋打，想给谁优惠就给谁优惠，咋犯不着去干涉。尤其是一说到指定人群优惠，很容易就有人就联想到所谓的歧视之类话题，个人以为大可不必。如果说，地产商打广告，对低收入者八折优惠，你会不会有反对意见，会不会认为是歧视？比如说，某书店哪天突发奇想，要凭学生证可以购书八折优惠，你会不会认为是对其他人的歧视？景区对学生和老人的优待，不也是区分人群优待嘛，也不见大家说啥。说白了，这广告有问题是有问题，但显然并不涉及歧视不歧视的问题。即使勉强套上歧视的大帽子，但也决不是主要问题。

    应该说，在当下这样一个社会生态中，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左右社会舆论的媒体，都是处于相对的强势地位。政府官员、媒体相对于社会公众的力量悬殊，都成了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期诸多社会矛盾爆发的主要根源。说简单一点，商人们只要和政府官员搭上线，只要和媒体达成一致，在舆论上掌握主动，那么，无论是官商勾结的腐败和虚假伪劣产品的顺利通关，还是虚假广告、违法广告，以及重大公众事件的最终结局不利于公众等现象，就无论怎样都不可避免。

    尽管各类官商勾结、商媒勾结的事件比比皆是、枚不胜举，但很显然，只是作为“潜规则”悄然进行。也即是，丑陋归丑陋、违法虽违法，但毕竟还是稍微抱有些许的敬畏之心，有着对法律和民意的些许畏惧。相比之下，商家以促销的名义，频频向官员和媒体示好，一旦这种示好被接受，利益的均沽就难免让行政事务乃至媒体导向走入歧途。而尤为可怕的是，这种堂而皇之的公开示好，显然是罔顾国法和民意，赤裸裸地大行官商勾结、商媒勾结之事，已经毫无畏惧之心可言。

    如果说，官商勾结或者商媒勾结以前还是不公开的地下活动的话，那么，这种赤裸裸的让利行为，显然已经浮出水面，从悄然行事开始向招摇过市、肆无忌惮式开始转变。此风一开，如果不能及时刹住的话，那么只怕越来越多的商家看中其中的好处而竞相效仿。面对利益的诱惑，部分官员或者媒体工作者无法抗拒诱惑，来者不拒，与不法商家结为利益共同体，那么，遭殃的就不仅仅只是普通的社会公众，而且我们努力多年、奋斗多年的得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法制建设、社会文化建设的成果，必将因此而受到重创，乃至重新开始炒冷饭，走上回头路。

    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09/1201/05/5PE30KJI00011229.html

作者：刘长锋

    11月12日，广西贺州一非法鞭炮作坊发生爆炸，导致13名童工1死12伤，死伤童工最小的只有7岁，最大的14岁，伤者至今仍未脱离危险。据悉，这些在非法黑作坊打工的孩子每天凌晨3点就要起床工作，而每日的工作报酬仅为1元多钱。（东方网11月30日）

    13个幼小的生命，13朵本该在枝头摇曳的“小花”，现在却是1死12伤。逝去的已然逝去，活着的却仍然躺在病床上继续接受命运和生活的无情折磨。无论在心理上还是肉体上，他们都本不该承担这么多，但是事实就是如此，他们不得不自己来承担一切，尽管这一切是如此之重，也本不该由他们来承担。

    孩子们只是孩子，他们也许不会想很多。他们现在正在接受生命的挑战，也许想说什么也无法开口。但是有些问题，我们不得不替他们提出来。

    为什么我们这么穷？国家不是免除农业税了嘛，你种田所得，全部归自己，不用交钱了，那我们的父母们辛辛苦苦一年到头，种的庄稼为什么还养不活一家人？国家不是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孩子的学费了嘛。按说这是为了替我们和父母们减轻负担，可是为什么我们仍然要光着脚上学？还有很多人上不起学？为什么我们连一支铅笔都买不起，要不惜冒险去黑作坊挣几毛钱的卖命钱？我们国家穷吗？不穷啊。有些“爷爷”、“叔叔”们，动辄自己一个人几百万、几千万地拿，自己花不了还要找几个“阿姨”帮他们花。不说别的地方，就说说我们广西这个穷地方，就像成克杰爷爷、孙瑜爷爷、徐炳松爷爷、刘知炳爷爷，人家吃一餐饭的钱可以够我们全家用几年几十年，可是我们为什么非要这么穷？

    我们的法律哪里去了？使用童工是违法的。当然，我们是穷得没办法，自己去找事做的，不做这些，我们小孩子又能做什么？但是黑作坊开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人管？为什么生产的安全隐患这么大，我们的生产安全监督监管部门的“叔叔阿姨们”都到哪里去了？我们小孩子不懂法，老板们为了赚钱冒险违法，但是这些违法的事，却为什么没有人去监督、去查处？违法生产，违法使用童工，难道法律都不管这些？或者是在我们这里压根就没有法律？

    我们的社会保障到哪里去了？前几天，武汉大学的一个爷爷生病了，花了几十万看病费，他们家里人还要和学校找事，为了社会和医疗保障的事纠缠不清。但是我们的保障在哪里？我们13个孩子，死了一个重伤12个，赔偿费我们压根就没想过，可是这医疗费咋办？地方政府总共拿出100万，远远不够解决问题，政府也表示无能为力了？不是有好几个“爷爷”公开讲，在我国看病最不难，也最不贵嘛。但是我们自己穷，看不起也就罢了，但是政府也连我们区区12个孩子都管不起吗？

    今天的新闻说了，三鹿集团破产终结，几十万结石患儿赔偿无望了。我们不知道那些正在接受结石折磨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他们的爸爸妈妈此时正在怎么想，在想什么？企业破产，员工们都拿到补偿和社保了，但是那些被病魔折磨的弟弟妹妹们，咋就没钱赔偿了？一句没钱就完了，我们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谁能告诉我们？

    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09/1130/01/5PB2QK3D00011229.html

作者：刘长锋

    近段时间来，见诸媒体关于所谓“富二代”的报道显然多于往年。“富二代”被推到风口浪尖是个偶然吗？非也。在我个人看来，在公众舆论的词典里，现在的所谓“富二代”，尽管本身是个中性词，但其贬义的色彩不言自明。飙车、耍阔、霸道、无知，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成了不少“富二代”的代名词，构成了他们的集体人格素描。基于社会关于富二代败家的负面报道越来越多，在江苏省带有开先河意味的政府出资培训“富二代”的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在舆论的核心落地爆炸之后，关于政府究竟该不该拿纳税人的钱培养“富二代”的争论尚未尘埃落定之时，近日广东某地有又不少与“富二代”相对应的“富一代”公开呼吁，要求政府出资培训他们的家族接班人。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吗？不是，至少在社会学的范畴里，“富二代”这个模糊的群体，并没有一般代际上的明显分野，而要比较客观地总结和概括他们的集体特征，显然也显得比较困难。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吗？是的，不但是，而且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社会话题，至少就舆论和公众的关注度之高，就某些偶发的典型事件带来的社会影响力，都让我们无法不潜下心来去研究，认真思考这一问题。

富二代的存在问题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群体。但是你能总结出他们之间的代际特征吗？从年龄跨度上，从刚呱呱坠地的婴儿，到年至耄耋的老者皆有。从事业特点上看，有历代经商或者出身名门望族、书香门第的传统富豪家族，也有近几十年来接着改革开发东风一夜暴发、大字不识几个的暴发户，也有钻政策空子甚至依靠不法手段侵吞国有资产和囤积居奇的不法商人。从成长现状看来，有的尚在蹒跚学步，有的正在校园埋头苦读，有的出国深造，而有的已经接受家族产业，或者兴旺家族或者正在败家。毫无疑问，据此看来，“富二代”这一代称的概括并不准确，至少从代际和生存现状看来，我们无法对他们进行一个普遍的概括和总结。

当然，这并不是钻牛角尖。我们研究某个群体，必须先有普遍的共同特征把他们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很显然，对于这一群体我们能概括起来的唯一特点，就是他们的父母都是大大小小的富豪。这一点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无法说明任何问题。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的一个问题是，在目前的政治体系和舆论导向之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其实无时无刻不充满了怀疑一切的味道。问题的预设条件是，贪腐的总是官员，干部能越级快速提拔的，往往都有“后台”和“背景”。而近年见诸媒体的公众事件，诸如华南虎事件、躲猫猫事件、黑砖窑事件、瓮安事件、开胸验肺事件等等，几乎都以当地政府在舆论面前的败走而告终。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30几岁的市长一上台，网民们就要煞费心机地先“人肉”一番，恨不能把其祖宗八代的底儿都抄出来。为什么偶发的富二代丑闻，能被迅速扩大成为传媒和舆论的焦点？因为媒体充分掌握了公众质疑一切的普遍猎奇心理，媒体的把持者们深知如何制造焦点如何聚光。富家子弟们败家和制造事端在中国从来都不缺乏先例，但又往往最容易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因此一旦所谓的“富二代”丑闻被闹出来，则不单是“富二代”们的事情，连他们的富豪爸爸们为富不仁或者不法暴富经历都更容易吸引眼球。从这一点上来说，所谓的“富二代”并不具备代际意义，而更多的是在媒体的操纵下，部分“富二代”被符号化后的一个虚拟的群体，是一个被放在显微镜下，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与一般社会公众对立的群体。

虚拟的本领恐慌

    《广州日报》11月13日一条消息，说是广东顺德九成以上的“富二代”不愿或不能完全接班，这令生意场上风光无比、如今接近退休的“富一代”们倍感头疼。很多“富一代”呼吁政府出资集训“富二代”，帮助他们培养接班人。

    不知道这个调查是谁做的，也不见具体的调查分析数据，所以这个结果很难让人信服。事实上，根据记者本身的调查结果，我们就不难看出，这是一份漏洞百出的调查，几乎是记者根据一些“富一代”担忧的现状，一手幻想炮制出来的“调查结果”。且不论那些还在上小学、上大学尚未具备独立人格和判断物事的能力与基本的知识储备的孩子们，现在能否就一言九鼎地决定了自己日后的人生选择。且不论青春期叛逆父母就代表着长大以后就一定和父母作对，完全抛开自己的家族产业的论断是否站得住脚。事实上，根据该篇报道的调查手记我们不难发现，至少接受调查的一些个例，都是比较有想法的孩子，也更非不学无术游戏人生的调皮捣蛋的角儿。毫无疑问，这些孩子们都还在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正是在学习知识、培养素质的阶段，记者就何以能得出他们“无力接班”的结论？这一点实在有点让人怀疑，甚至有些荒谬。

    而事实上，在这个“富二代的快乐成长与家业传承”论坛上，作为一个富豪俱乐部，富豪们担忧下一代的问题，其实并不在学识和素质上，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有条件把孩子送到国外名校去接受教育，事实上更多的富豪都是这么做的。富豪们担忧的结果，主要在于孩子们的沟通能力。问题显而易见，出入豪车，在家有保姆，外出有保镖，这些孩子们往往在与其他孩子的平等交流中有所欠缺，因此而导致的最终在生意场上的八面玲珑的社交关系才是富豪们更为担心的。

    如果我们再深入一些，就不难引伸出更多的遐想和猜测。正如时评作者邓清波发表在《北京青年报》的一篇评论指出的： “政府出资集训”的好处之一，是可以让“富二代”们更多地接触政府官员，拥有“官方背景”，乃至让企业也有更多“官方光环”。他认为，“富一代”们很重视与“政府部门人员”的关系，因此，尽管“富二代”们交际能力差，甚至不愿与老一辈交流，但还是必须懂得向“政府部门人员敬酒”。所以他直言，富豪们呼吁政府出资集训“富二代”其实不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尽管邓先生的观点有些大而化之，但也并非毫无道理。

    据此看来，所谓“富二代”的“本领恐慌”其实要么就是某些媒体人的杞人忧天，要么就是一些富豪们虚晃一枪放出来的烟幕弹，最多只是寄希望于补上“政治资源”缺乏这一课而已，别无它意。

政府到底该为谁买单

    政府可以有N多理由来为自己出资培训“富二代”做说辞。正如政府江苏省实施“千名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培养计划”饱受批评备受争议之后，省委组织部作出的回应。在事件披露出来后，面对公众的强烈质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江苏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培训，不同于EMBA等学历教育，或是其他技能培训班，这是党建工作的一部分。江苏很特殊，大部分民营企业是国企改制形成的，企业家对党有深厚的感情，但他们的下一代，以及成长型民营企业的负责人，他们学历高，头脑聪明，但对党的了解和情感，与他们父辈相比，需要进一步强化。我们与统战部、国资委和团省委等合作，希望通过这个培养计划，把民企的优秀人才团结、凝聚到党的周围，培养经历还会作为新一代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的重要条件。因为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不仅是宝贵的社会资源，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可以说，培养计划是加强非公党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战略选择”

    是的，没错，从单纯政治的角度看来，江苏省此举其实也并无什么不妥。增强民营企业家以及他们的下一代对党的认知和认同度，就当下政治体制来说，无疑是做好稳定工作的重要环节和步骤。但是我们还是有些许的疑问不得不提出来。我们必须明白的一个基本道理是，政府对于企业的发展，只是政策和制度上的规范约束以及相应的支持和引导，而绝不应插手企业内部的具体事务，无论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企业内部该怎样运作，尤其是民营企业内部，以家族传承为基本特点，关于企业的正常运作乃至内部代际传承问题，如果政府贸然插手，或者干预过多，就很难逃脱“伸手过长”之嫌。我们知道国有企业为什么改制，就因为以前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太多，从而束缚了企业的自主性和主动性，从而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国家上一代的领导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决定要搞搞改革开放，把经营权、生产权彻底归还给企业家，也因此才有今天经济繁荣的局面。也因此，政府插手民营企业运营，尤其是干预代际之间的接班问题，看似是为了确保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殊不知却在不觉间束缚了企业发展的手脚，剥夺了企业的自主权，实在是有害无利。

    而网上另一种声音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与“富二代”这个词伴生的有个“穷二代”。在我们看来，如果培训“富二代”被看作是政府部门对富豪们的帮扶的话，那么，对比之下，人们的心理失衡就很正常也不难理解。现实的问题是，当下的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改革开放之初的方针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在这先富之后，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要带动共同富裕。注意，是共同富裕而不是无限期地一部分人先富。“富二代”问题的出现，从一个侧面证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预设目标已经基本实现。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该如何实现大众的共同富裕。而就现状看来，先富起来的人们尽享改革的成果之后，积累了庞大的家族产业以及经营常识，相比之下，浩浩荡荡的打工者队伍，也即所谓的“穷二代”们，却似乎并未得到政府的格外关注而被另眼看待。恰恰相反，时至今日，“穷二代”们，依然在为一日三餐发愁，依然在为昂贵的学费发愁，依然在为干了活拿不到工资而发愁，甚至为了证明自己的工伤而不惜“开胸验肺”。地方政府的政策失衡可见一斑。

    政府的钱是纳税人的钱，理当花在纳税人的身上。当然，纳税人当中既包含“富二代”，更包括更多的“穷二代”。也因此，不是说政府不能花钱给“富二代”们，但无论如何总该一碗水端平。“穷二代”们的普遍现状是：因为经济问题的掣肘，他们缺乏良好的教育，也因此缺乏应对现代生活的基本能力素质，甚至在发生问题之后，连该找谁都不知道，不是跳楼就是爬上高塔，有的甚至走上与社会对立的犯罪道路。两相对比之下，这钱最该花在什么地方，最该让谁花？大家都心知肚明，至少在大部分公众看来，决不能厚此薄彼。

把未来还给孩子们自己

    正如前文所述，所谓的“富二代”是一个被媒体杜撰出来的并不存在的群体，他们有老有小，除了比别的孩子经济条件优越之外。姜子牙小时候一事无成，连老婆都瞧他不起，谁料到他日后会成为一代名相？肯德基的创始人Sanders上校年轻时一事无成，直到66岁才开始自己的事业，在此前谁又能对他的未来做出预料和判断呢？正如我们无法对那些正处于学生阶段的孩子们做出判断，谁敢断定他们以后就一定是或者不是成功的企业家呢？所有的担忧都是多余的。很显然，企业家的后代就一定要是企业家，农民的后代就一定要是农民，这个固执的传统观念往往是谬误的。这与印度电影中的一句台词“贼的儿子一定是贼”没有什么区别，而这种想法和做法都明显是错误的。民营企业接班问题不一定是富一代自己的孩子接班，“穷二代”如果有经营企业的本领，照样可以接班。

     如果需要举例子的话，我们可以随便翻看国外知名家族企业的发展历程。事实上，不少超级富豪，在他们身后把大部分资产捐给慈善事业之后，给自己的子女所剩无几。他们的希望就是孩子们不要做坐吃山空的败家子，他们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自食其力自己创造自己的事业。对他们来说，孩子的健康成长，远比家族事业的传承更为重要，而不是为了传承自己的事业强迫孩子们去做什么。

    我是说如果，如果“富二代”这个群体真的存在，那么，我们也不必着急去替他们规划好以后的人生路，家长不必，政府更不必越俎代庖。对于焦急的“富一代”们，显然培养孩子自食其力的能力与健康健全的人格比什么重要。而作为政府，创造公平的发展条件，让每个人都能公平地享受改革成果，健康自由地发展，也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这个社会的健康正常发展，不需要一少部分特殊的企业“运营机器”，也不允许有太多的人因为政策的特殊关照与倾斜，让更多的人失去政策和制度的庇佑，永远处在生活的最下层。只有社会尽最大可能地给每个人都提供了健康的成长环境和条件，提供了公平发展的机会与可能，那么，一切都必将不再是问题。

作者：刘长锋

    当轰轰烈烈的QQ空间偷菜运动几乎成为一项都市白领的“全民运动”时，这不能不说是件好玩的事儿。不管秉持人性本善者，还是秉持人性本恶者，其实都是一个极端。其实，在每个人的心底里都埋藏着罪恶的种子和善良的基因，之所以每个人不同，就在于有人挥动锄头的时候，是除掉了杂草，而有人却是除掉了庄稼保留了杂草而已，这就是一般意义上坏人与好人的不同。

    工作闲暇之余，自己买种子，自己播种，除草、杀虫，收获，尽管没有现实的体力劳作那么辛苦，但是等待成熟的一个完整的过程，还是能让人的心灵得到些许的放松。而且同样，埋藏在心底里的那一点点“恶”怎样释放出来？那就是捣乱，去给别人传播害虫，去给别人的田地里种杂草，这种毫无恶意的恶作剧，也能带来些许的瞬时快感。然而不仅如此，在现实生活中，埋藏在心底里的那么一点点“恶”的种子，该怎样释放出来？压抑不是不可以，但是释放出来也许会更好。那么就好，索性当一回小偷吧，尽管是在虚拟的世界里，偷的是虚拟的东西。但不劳而获，看着从别人田地里经过后鼓囊囊的一大堆香蕉啊、荔枝啊，一种瞬时的快感与满足感就被释放出来了，而那埋藏在心底里“恶”的种子也得到了释放。当然，一切并非都能尽如人意，一不小心被人家的狗狗咬了，丢了金币得不偿失也会感觉悻悻的。更有例外，前几天媒体报道某地一位高校老师，真是到了“只为偷菜痴，只为偷菜狂”的境界，吃饭睡觉满脑子都是种菜偷菜的事儿，给学生的课也不好好上了，家务也不做了，气不过的老婆与其争吵之后，一怒之下点火烧掉了自家的房子。过犹不及，完全沉溺其中而迷失自我的个例也有，但毕竟只是个例而已。

    偷菜大部分都知道。但是还有少部分人又玩起了“偷屎”的活儿。在空间牧场游戏中，新近增添了偷屎的功能。一坨动物的大便，值30金币。哈哈，虽说是大便，但闻不到臭味，更不用恶心巴拉地沾了满手，鼠标一点，看着那黄灿灿冒着热气的大便进了自己的囊中，30金币就到手了，很是快意。但偷屎对我的意义，显然不仅仅如此。

    在很小的时候，家里种庄稼基本都是靠动物的粪便，一是化肥贵，二是有经验的农夫都知道动物粪便远比化肥更有效。所以家家门前一大堆粪堆，看看谁家门前的粪堆子大，一般就能看出来谁家的日子稍微殷实一点。小时候最烦的就有几件事，说起来也是一件事。先是起圈，把牛圈、羊圈里几尺厚的粪便连刨带铲，用车或者框子运到门外堆起来，隔段时间就要进行一次。到了冬天闲暇的时候，又要开始打粪，把堆成一堆的粪堆刨开，用头慢慢地敲成细碎的粉状。到了春节之后，开始一点点地运到田里。对于庄稼人来说，这粪堆就是宝儿，有感情有经验的农夫，在田间施肥，都不舍的用锹甩，而是用手溜。抓着一大把粉末状的粪便，一溜溜地从指缝间流下去，在风中悠悠地洒落下去，很是惬意，仿佛眼前已经是一片成熟了的黄灿灿的麦子。

    粪粪滋养了庄稼，庄稼人对粪粪的感情也很深厚。一点点粪便都不能丢掉。所以落在路边上、杂草里的粪便，能捡回来的都要捡回来。所以小时候，常常在下午放学之后，挎着一个柳条筐，拿着一把铁锹就在路上转悠，看见哪里有，羊屎、牛粪、鸡屎等等，一个也不能少。当然，有时候懒惰了，看见路边一坨臭烘烘的牛粪，就懒得去捡，这时候，就不免要挨爷爷或者爸爸的责骂与批评。

    粪便是宝，既自己要积攒，也要到路边去捡，当然，个别的时候，也就免不了有人偷人家的。这可真真是真的偷粪了。有懒汉家自己不攒粪，就趁着晚上夜黑，心轻的拿个框子，心狠的就直接拉着架子车，把人家门前的粪堆给转移了。早上起来，丢了粪的人不免一番牢骚，或者女人家一通跺脚骂街，偷了粪的人看见了也装作听不见，反正骂骂就过去了，谁也不会认出这堆屎就一定是自己家的屎来。吵吵嚷嚷没啥结果也没啥意思，大家日子该咋过还要照样过。

    现在人家都懒了，养牲口的少了，更少有人去拾粪了，当然更不会去偷了，买上一袋化肥，往地里一撒，就啥子心也不用操了。而我们这些当年乡村里游走捡粪的少年，现在进了城里，似乎过上了所谓的“体面”生活，远离了泥土，更是远离了粪便。有了一点闲情逸致，最后却误打误撞，又回到了粪便的游戏里。在这里是一种释放，是一种消遣，但似乎更是一种对逝去时光的追缅与怀念。

作者：刘长锋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这话说得有点过，尽管有点偏狭，但现实中也并不无普遍意义。电影电视里演员们哭天抢地、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突然“咔”，导演一声叫停，你在片花里就可以看到他们捂着肚子夸张的笑。当然这么说并非说是演员们不该这么做，毕竟是演戏嘛，演的时候投入是敬业，演完人家还是人家自己，和角色本身没啥关系。所以生活中，你可以把演员当一个人看，但是在戏里，哭也罢、笑也罢，你可千万别当真，不过都是娱乐，闹着玩而已。

    说是这么说，但这不，你看看还真有人喜欢“较真”，戏里戏外分不清。根据中国新闻网11月27日消息：近日，央视财经频道(2套)节目曝光“无量藏泉”涉嫌夸大宣传忽悠消费者。不巧的是，该广告正在央视四套播出。电视节目嘛，演给你看的，何必当真的呢。但是偏偏有人要认真，不少网友就反映说，你这央视的二套说是涉嫌违法，四套却在照播不误，你这不是自摆乌龙，自相矛盾嘛，你叫我该信谁啊？呵呵，对不起，我说句不客气的话，你是活该，谁让你信的啊？央视的话你都信，那你怪谁啊？

    你说央视不负责？对不起，在我看来，央视人家很负责嘛。你不信？我试举一例就可让你心悦诚服。你看看人家央视旗下广告公司的负责人怎么说的：“被曝光，说明是人们对其有质疑，但并不代表就是定论。定论是要国家有关部门下的，如果国家有关部门核准确为虚假广告并下达通知，央视一定会照章执行。”你看看，人家说得在情在理，哪点你也挑不出来毛病啊，这可都是按照国家法律和政策严格办事啊。有两点已经给你说的很明确：其一，央视二套说的不算数，只是节目而已。要结论，那就等吧，我们等国家“有关部门”的通知吧。其二，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办事，“上面”通知不来，我们就不停播。瞧瞧，瞅见没？人家多强的法规意识啊，遵规守纪，你有啥好说的？难不成你想要一个“违法乱纪”的央视给你播节目？

    婊子无情，这话很多情况下适用，但也有少数的个例。人总是有感情的，一对一的，你来我往你有情我有意，即使再无情的婊子，也有可能有被感情软化的时候。仔细数数，中国历史上重情重义的名妓还真不少。但这演戏不同了，人家演的人不直接和你看的人打交道，拍完拿钱就走人，拍的人只要好看，赚了你观众的钱就是。所以纵使你观众再有情，你连人家“明星”见都见不到，怎能幻想感化他，让他对你有义？就比如说央视，人家主持人说不差钱，那是一句大实话啊，人家自己就是不差钱啊，说的不是你啊，你非得把自己包括进去，对号入座，这不是自找麻烦、自寻烦恼吗？

    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给你再举个例子吧：当年，吴作人的妻子萧淑芳、女婿商玉生以及萧淑芳的关门弟子曲赫东曾一致表示，央视《鉴宝》节目展示的吴作人“牧牛图”是赝品。然而在节目中，人家照样天花乱坠，把其鉴定为真品，估价25万元人民币。媒体有良知，但不是所有的媒体都肯坚守媒体良知；媒体人有良知，但不是所有的媒体人都有良知，央视也不例外。所以呢，人家说假就是假，说真就是真，翻云覆雨，不过是娱乐而已，你大可不必去较真。爱信就信，不信就拉倒，但千万不可当真，否则的话，气坏了身子，弄不好还要少活几年，这个责任，央视不担负，我更负责不了，呼呼。

     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09/1127/11/5P4FP2PS0001124J.html

作者：刘长锋

    深圳市委市政府日前颁布了《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其中首次提到，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体官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新华网11月25日）

    裸体官员，也就是俗称的裸官，作为一个近年出现的新名词，无疑是贬义色彩十足。之所以说其贬义，概多因为相比之下，裸官没了“后顾之忧”，贪腐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往往一旦有贪腐行为，就很容易要么财产转移国外难以追回，要么干脆本人就玩起了失踪，给反腐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裸官在公众评价中，是某些贪官的集体代名词。而且很显然，深圳市现在出台这项规定，我们也不难咂摸出其中的味儿：不过是与公众的担忧并没设什么区别。出于思维定势进而推导出官员当了主要领导就一定会贪，尤其是裸官更容易贪这样一个的变异逻辑。

    这个想法无疑是好的，出发点看上去似乎也不错。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给我玩“裸体”，想要“贪完”一走了之。那好啊，我干脆不给你这个机会，来个釜底抽薪，不让你担任主要领导，我看你还怎么贪。看起来这个主意是不错，但是对不起，很可惜，至少在我看来，这个规定实在是有些荒诞，而且简直就是不搭调。

    尽管面对花样繁多的贪腐行为，在民间多少产生了“无官不贪”这样一个比较普遍的负面印象。但是毫无疑问，这一基于“人性本恶”论产生的绝对推论或者担忧，尽管看起来不无道理，但并不是一个科学的姿态，更不是一个正常的逻辑。腐败形势很严重，没错。也因此，社会公众有这样那样的猜忌和闲言也没错。但是作为政府部门，首先以“推定有罪”，对面临任职的官员先投了不信任票。那么试想，有能力的，当不了主官的“裸官”，做了副职，心里会有啥想法？会不会因此消极怠工，甚至逆反，本来不想贪的闹到还不得不贪？这一点可能性不是没有。

    退一步说话，唯有正职领导才有贪腐的机会吗？错。如果我们稍加留心就不难发现，在落马的贪官队伍中，从副省长到副市长再到副县长等等，副职并不在少数。所以从事实上看，禁止裸官当正职、做主官，其实压根就没啥意思。如果贪得话，副职正职一样贪，岂止是一个不当主官的问题。如果说到这里，真想防患于未然的话，那么好，只有一个办法，啥官都别当，啥公职都不给。或许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杜绝裸官贪腐。倘若不能如此，单单禁止当主官，不好意思，我一点不看好。至少可以说，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和脱裤子放屁没多大区别。

    官员为什么贪？为什么能贪？问题不在于是不是“裸体当官”，而在于政治体系的运作中，千疮百孔的漏洞。制度的不完善，现有的制度又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实，系统有漏洞可钻，这些都给了官员贪腐的机会和可能。说白了，那么大的空子，不贪白不贪，怀抱侥幸心理的人总是有。而且反过来说，地方性制度，毫无根据地禁止干部当主官，当主要部门的领导，似乎在法理上也说不过去，多少有些剥夺他人自由参政的权利的嫌疑。与其如此，既然吃力不讨好，反倒不如别瞎折腾，扎扎实实地从防腐反腐体系做起，从制度和法律上尽可能地减少官员贪腐行为，而不是毫无来由毫无根据地一概禁止了之？

    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09/1125/21/5P0DG0NJ000120GU.html

垃圾焚烧发电， 事实才是唯一的决策者

作者：刘长锋

    昨日上午，广州番禺区长与100多名小区业主进行面对面谈话，称“项目环评不通过，绝不动工，绝大多数群众反映强烈，也绝不动工”。此外，番禺向全区250万人民发出倡议书，称将在全区进行为期半年的垃圾处理问题大讨论，广泛征求民意。（《广州日报》11月24日）

    经过大半个月的争论后，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拉锯战终于陷入了胶着状态，政府决策者们面对汹汹的民意不得不停下前进的脚步，从而以组织大范围的讨论来决定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命运，到底是该顺产还是就此夭折。在不少乐观的人看来，这显然是一次“胜利”，是民意参与决策的成功范例，或者至少可以说，在事关广大公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件中，政府决策者们已经开始不得不考虑来自社会公众的普遍民意。

    从这一点上来讲，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暂缓开工建设，政府的姿态，确实值得我们一时庆幸。但毫无疑问，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事件，而是事关整个番禺乃至全广州市民切身利益的科学决策问题。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成之后，对于广州市的垃圾处理能有多大效果？而焚烧之后产生的二噁英究竟对于当地居民有没有危害，危害有多大？窃以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但是很显然，对于这些的考察论定不是分分钟的事，它需要大量的调研和技术分析，同样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去综合权衡利弊.也就是说，政府执政者不该是决策者，民意也不该是决策者，唯有客观的科学结论才是唯一的权威和决策者。

    民意并非什么时候都是完全正确的，而仅仅是一种集体意愿的表达。而事实上，这种集体意愿往往很容易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和干扰。打个不恰当的例子，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尽管有不少投机分子从中作祟，但哪一次又未尝不是打着民意的幌子呢？红卫兵小将们汹汹的“民意”，并不具有多少建设性，恰恰相反，却对我们这个民族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如果一切事情完全取决与民意，那么政府部门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民众之所以反对，就是认定了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会对当地环境造成影响。政府坚定决心要修建，着眼点更多地在于城市垃圾的处理，但对焚烧垃圾对当地的危害，并未给出一个让大家信服的科学结论和认定，并未有效消除大众心目中的疑虑。毫无疑问，政府的出发点也没什么错，当然市民的反对更没什么错，只是双方所站的立场不同而已。但形成这种对峙局面，哪一方都不该是单方面的决策者。倘若能够由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独立专家团队，对工程项目进行科学分析评估，让事实说话。如果项目真的合理又不存在污染问题，则应向大众说明情况，使其早日建成投产；而如果确实存在潜在的污染威胁，会影响到当地生态和群众生活，则无论民意是否允许，都必须坚决叫停。那么，这种分歧与误解必然会彻底消除，从而避免任何一方单方面的不理性的决策。

反腐需要香港经验更需香港精神

作者：刘长锋

    2009年8月11日至13日,广东省委常委、纪委书记朱明国率表团再赴香港学习廉政建设经验。近日,朱明国撰文赞扬香港廉政公署通过惩治、预防和教育“三管齐下”策略,认为广东防腐工作应向香港学习,文章引发境内外广泛关注。（《南方日报》11月24）

    看港片看多了，就会记得一句台词：那些包括警员在内的公务人员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你的茶我不能喝，喝了只怕我要被廉政公署请去‘喝茶’了”。言外之意，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抽你一根烟，喝你一杯茶容易，机会多的是。但很显然，这烟不能随便抽，茶叶不能喝，一旦抽了人家的烟喝了人家的茶，那么，对不起，就等着廉政公署的人来“请”你吧。据此而言，不用看什么全球政府清廉指数排行榜，就可对香港政府的廉洁状况可见一斑。

    说到制度问题，每个政府都有自己不同的防腐反腐机制，因为行政体系不同，而防腐反腐机制的编成和运作也不尽相同。就我们国家内地而言，除了现行法律之外，专门的防腐反腐机构就有各级反贪局和预防腐败局，还有大大小小的各级纪委，都有防腐反腐的职能。是机制不健全吗？是法律体系缺位吗？非也，之所以腐败问题此起彼伏，贪官们前赴后继，甚至出现同一“衙门”三任主官相继落马的闹剧。问题就在于我们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熟人社会，距离法治社会的尚有不小的差距。因为“熟人”，所以无论是监督本身，还是反贪执行问题，都因为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往往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执行起来难度比较大，所以往往就沦为“形象工程”。也因而，法律和监督体系，本身对于官员缺乏基本的威慑力和约束力。

    制度是人制定的，执行也必须靠人来执行。香港的制度就目前看来，也许比内地的更为成熟，但是毫无疑问，其反腐机制的执行仍然要人来操作。所以制度的成熟只是一个方面，制度的运作本身才是关键。我们之所以腐败问题严重，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监督体系本身，不在于廉政体系本身。就像河北巨贪李真那样，一边口袋里装着大大的红包，一边声泪俱下、义正言辞地大谈反腐倡廉问题。这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官员发自内心对制度的无视，制度失去了基本的约束力和威慑力。

    之所以香港的制度能够凑效，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执行的严肃、严格，谁贪腐就查谁，不管官大官小，不管十年八年，能对政府公务人员形成有效震慑。当然，制度赋予了监督部门权力，但是反腐部门的决心和精神才是关键。反腐监督工作人员首先能自己避免吃人嘴软、拿人手短的尴尬，那么办起案来，自然就少了许多顾虑和尴尬。制度是人制定的，但制度制定出来不是作样子看的，唯有严格执行才能确保制度的严肃性和纯洁性。如果缺乏反腐的坚强决心和执政为民的基本精神，只怕再好的制度也不管用，弄不好还会成为长在淮北的柑橘。

    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09/1124/11/5OSMHJ340001124J.html

50年的办公楼，并不是个典范

作者：刘长锋

    河北大名政府大院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一用就是50年。记者采访时得知，在大名流传着一句话：“最好的房子是学校，最高的大楼是医院，最破的房子是县委县政府大院。”（《中国青年报》11月23日）

    正像人咬狗不是新闻，狗咬人才是新闻。当豪华办公楼屡屡蝉联年度新闻热词榜之后，不管什么“白宫”啊，什么“人民大会堂”啊之类的，在达到一定饱和程度，形成审丑疲劳之后，这个使用了50年的破敝办公楼，从媒体掀开盖子开始，就注定要成为舆论的热点。果不其然，在新闻后面的跟帖中，网民出现了少有的分歧，尽管支持者看来占大多数。

    然正因为支持者占了多数，所以这个新闻才更有嚼头，很是耐人寻味。一面是我们当下的实际国情——发展中国家，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三座大山压的人们抬不起头来；一面是我们党和政府一贯倡导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政风。从这两个方面无论哪边看，豪华办公楼都不应是常态，偶尔的个别才该是新闻。而简朴甚至破敝的办公楼才应该是常态，不足以成为稀奇和看点，本不该成为新闻热点。从这个颠三倒四的现实逻辑看来，事实是正因为太多的豪华奢靡之风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和根除，所以“坏人”不挨板子，做了本分的就反过来成了“典范”。

    很显然，我们考量一级政府的标准，不能仅仅限于官员是否清廉这一单项指标，更应该考虑其务实的政绩。我们必须考虑政府究竟为群众做了哪些好事，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做了多少实事？如果仅仅因为作风清廉而不考量其实实在在的政绩，就把一级政府推上“神坛”大加颂扬，那么，只能证明是我们这个社会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反过头来再说，如果我们再能稍微细心点，就不难发现这座办公楼裸露的电线纵横交错，安全隐患很大。而尤为严重的是，在县委组织部的大门之上，已经出现了相当明显的裂缝，已然属于危楼。从这里我们就有必要先扒去这些政府公务人员的公职身份，还原其作为个人的人的本质。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办公，危机四伏，万一哪天出现意外，谁来承担后果？这个后果是谁也承担不起。以人为本与艰苦朴素在本质上并不矛盾，甚至恰恰相反，以人为本正需要的是克服某些极端的、甚至是作秀式的“艰苦朴素”。

    我们无法去深入实地调查，仅能从媒体的报道得到一鳞半爪。但就现有的媒体资料看来，这座使用了50年的破敝办公楼，怎样都不该成为一个被竖起来的典范，充其量只能是一个贫困落后的活标本。它也许会让我们感到一丝温暖，看到一丝希望：艰苦朴素的基层政府部门还是有的（尽管我们看不到他们饭桌上的表现和工作台前的态度）。但无论如何，它不能也更不该成为一个典范，成为一个被争相效仿的典型而极力鼓吹。

    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09/1123/04/5OPFEHAR0001124J.html

广告代言，你的夸张我永远不懂

作者：刘长锋

    11月1日，中国广告协会对侯耀华代言的十则违法广告进行公开点评，他通过博客表示道歉。在接受专访时他表示既然是广告，选择权在消费者，但这些广告是否真实，有没超出它本身真正效果，可以说全世界的广告，都有夸张成分，因为要不夸张就不叫广告。（人民网11月20日）

    任何一个认为自己受了“委屈”的人都会为自己辩解，也有权利为自己辩护。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我是理解侯耀华先生的。而从道理上看来，侯先生认为“全世界的广告都有夸张成分”，这一点我们也毫不讳言。在我看来，他也不过是说了一句实话而已。如果国外的广告商都能老老实实不吹嘘不夸张，明星们都能实话实说而不是拿了钱就满嘴“冒泡”的话，那估计针对广告的那些法律也就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了。

    但侯先生显然不是一个实在人，这点毋庸置疑。外国的月亮确实并不见得就比中国的圆。但是呢，如果换个环境，如果是侯先生在美国的话，还敢这么实在吗？我想侯先生还没傻到如此地步。面对人家严厉的法律约束，只怕侯先生想要“夸张”，至少也不会如在国内这般大大咧咧明目张胆。最多也就是干些偷偷摸摸的勾当，还要提心吊胆，生怕一不小心被送进号子了。哪里还敢如此大言不惭、底气十足？所以在我看来，侯先生真的不像是在道歉，倒更像是在为自己的不实代言开脱。

    即使说到广告的“夸张”成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就不难发现，国外不少知名品牌的广告确实“夸张”，甚至可以说是夸张得离谱。但是侯先生显然有一点不明白，或是故意混淆了概念。人家的夸张，是在广告的表现形式上，也即是在广告的创意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一个小食品的广告：一个小孩子站在大街上，边吃东西边看游行的大象。突然之间，一只小象伸出鼻子抢走了小孩手里的美食。广告至此结束，非常之短。这够夸张不？太夸张了，比之侯先生的代言不知夸张了多少倍。但人家违法了吗？没有。说到这里，对比我国现行法律看来，侯先生的代言的广告，已然被有关部门认定违法。侯先生非但没有丝毫惭色，还大言不惭地拿国外来说事儿，则不能不说让人感到遗憾。

    之所以侯先生如此“坦率”，其实也不过是道出了国内广告行业的一个基本现状和实情而已。尽管国外的广告也有夸张的成分，但绝不比国内的名人代言广告更夸张。就广告本身而言，往往并无什么创意，仅仅靠着一众所谓“明星”们夸张的表情、夸张的语言，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保证“一盒更比十盒强，”“谁用谁知道”。谁知道弄到最后，口口声声“用了知道好”的明星们，压根甚至连产品是啥颜色、啥形状都不知道，不过只是站在镜头前摆了几个POSE，念了几句台词而已。其夸张程度，岂是国外广告可以学得来的？

    临到末了，还是那句告词“谁用谁知道”，只是词眼儿得改成“谁夸张谁知道”。吹牛逼的人在那里唾沫横飞、天花乱坠，但可怜巴巴的观众们，都还以为这就是自己心目中一贯“公道正派、义正言辞”，形象健康、正面的偶像呢。稀里糊涂买了人家推荐的产品，哪里还知道人家不过是和你玩了一个“夸张”的游戏而已，你又哪里懂得了其中的奥妙呢？你又怎么能当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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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小弟，莫做大哥

作者：刘长锋

    《人民日报》刊载评论称，当前少数领导干部热衷于交“小兄弟”，需要引起高度警觉。从近年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看，一些人就是被“小兄弟”拉下马、送进铁网高墙的。（人民网11月19日）

    无论是十七大提出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还是后来陆续提出的要严厉惩处和积极预防高中级领导干部腐败的通知要求，再到截止目前，全国揪出的13名部级贪官，都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反腐防腐任务的艰巨性和中央的决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14日召开的全国组织部长培训班开班仪式上，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有这样一个表态，他指出：要重视关心老实人、正派人、不巴结领导的人，防止任人唯亲、唯近。此次《人民日报》高调刊登这篇评论，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与前者之间的互相呼应。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诸葛亮《出师表》里这经典的一段，不能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至少就国内历朝历代的政治体系而言，应该是政府官员修身从政，积极务实的根本原则和规范。在我们这样一个典型熟人社会，做到这两点，对于大大小小的官员来说，无疑显得尤为必要，也是整饬党纪政风的基本要求。

    亲贤臣难，因为贤士忠臣，大多不会讲“好话”，不会看眼色，不会来事。就像魏征那样，是什么事就什么事，有什么就说什么，专门和领导“过不去”，天天有个人在你耳边叨叨，你这也不好，你那也不好，很难有人欢迎这样的“朋友”和“属下”。远小人更难，因为小人大多八面玲珑，领导没想到的都替领导想到了，一心只为领导服务，事事都以领导的要求为标准，以领导的满意为宗旨。事事都为你想到，处处都为你安排好，自己啥心也不用操，要钱就给钱，要人就给人，总之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小人办不到的。这样舒心的“奴才”，谁不想养一个？

    之所以亲贤臣也难，远小人也难，就在于一些领导干部始终没有摆正位置。在国家、群众利益与自己个人利益的考量中，始终把自己摆在核心位置，而不是把事业放在核心，不是把群众放在核心。说白了，这种处处以我为中心，一切我最大的“人君”思想，说得冠冕堂皇点，是对党和国家事业的不负责，是对社会公众的不负责。说得直白点，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对自己的前途和政治生命的不负责。亲小人，天天与阿谀奉承之徒打在一起，就不难在工作中徇私舞弊，违反纪律和法律，侵害群众利益。远“贤臣”，打压排挤不会拍马屁的下属，好的意见、建议听不进去，只听得表扬听不得批评，一意孤行，最终一旦东窗事发沦为阶下囚，毁了自己的前程，也让家人跟着担惊受怕遭受羞辱，实在是悲哀。

    远离“小弟”，不做“大哥”，严格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其实不是做不到，而是想不想做的问题。行事用人之前，多想想自己的职责和身份，多想想自己的入党誓言，多想想自己的薪水从哪里来，多想想“多行不义必自毙”，多想想自己的父母和子女，多想想国家和群众的利益，多想想自己的政治生命和人格，三思而后行，不做“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浪子，不抱“有权不用枉做官”的畸形心态，踏踏实实做官，老老实实为人，远离小弟，不做大哥，也许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09/1119/03/5OF21LRV000120GU.html

有多少零分作文就有多少千人一面的妈妈

作者：刘长锋

    集纳73篇零分作文的作文书在网络上受追捧，这些流传的零分作文，题材主要是愤世嫉俗型，玩世不恭、恶搞型和挑战高考型。一语文老师表示零分作文热是一种正常现象，但实际上，要在高考场上得零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华龙网11月18日）

    高考作文题是一道政治论述题吗？不是，它仅仅只是考核学生的汉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而已，关政治什么事？错了，在有人看来，作文题就是一道标准的政治理论题。你愤世嫉俗不行，你玩世不恭不行，你讽刺高考制度更不行，总之是你要中规中矩，老老实实，否则，等着你的就是一个鲜红的“大鸭蛋”。

    高考作文题是一道能力题吗？是的，它是对学生汉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的综合考量。没有表达的基本功不行，没有开放的思维和思想创造性不行。对不起，你又错了。你得必须按照“常理”出牌。老师说月亮是圆的，你就不能说月亮上也有坑坑洼洼；老师说你要听大人的话，不能和大人顶嘴，那好，你要非得和大人“过不去”的话，不好意思，等待你的仍是鲜红的“大鸭蛋”。

    秦桧是个汉奸，他书法就成了狗屎，蔡京的遭遇大概也如此。希特勒是纳粹大魔头，他写的书、画的画也当然一文不值成了垃圾。这就是我们一贯的思维定势。好了，我这么类比你也许会觉得有点过分。那好吧，咱们就事论事。首先，这些零分作文并非错别字满纸、前言不搭后语，也非文不对题，而且根据一些语文老师自己来说，作为一篇文章本身并没问题。其次，这些零分作文，也仅仅是表达了考生个人的真实想法和感受而已，也并非像秦桧一样的奸臣和希特勒一样的反人类，既不反党也不反社会，从主题上看来，也挑不出什么问题来。否则的话，出版社的终审关只怕也过不了。既如此，阅卷者评零分的依据究竟在哪里？是什么？

    有人说过，没有创新思维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而事实上，尽管多少能够看到青春期叛逆的影子，但毫无疑问，这些“零分作文”，至少比之其他作文乃至满分作文更具开放性、创造性思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前几天还有某位教育家，公开表示，中国学生写的作文都是一个模式，一千个母亲同一个形象。究其原因，就在于现行的教育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在无情地扼杀着孩子们的创造性，扼杀他们自由的灵魂和天分。就像这些零分作文，文理上没问题，政治上，即使勉强说到政治上，也毫无任何嫌忌，仅仅只是因为思路开阔了一些，超出了常人的思维，仅仅是因为说了一些实话真话心里话，就被那些无情的“判官”们，一个红叉打到底，判了零分。

    零分作文并不可怕，更不可耻，也更非一无是处，能够公开出版并得到网友的热捧，在一定程度上就证明了它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可怕的是产生零分作文的考核与评分机制，在看到这火热的市场景象后，仍不知反思，而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之后依然我行我素。如此固执己见下去，别说是学生们笔下的妈妈都一个形象，只怕有一天，孩子们笔下写出来的，连爸爸与妈妈都分不清了。

    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09/1118/10/5OD7DSM900011229.html

千万别把高校当成养老院

作者：刘长锋

    近日，网贴曝武汉大学知名教授张在元病危遭校方解聘。校方派员到他病床前宣布：终止其与武汉大学的聘用合同，停止提供医疗费和住房。对此，武大宣传部回应称，按照聘用合同约定，张在元的医疗费用应由个人支付，建议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有关劳动争议问题。（《广州日报》11月17日）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按照我们的传统思维看来，这样做显然是不人道的，至少是过河拆桥，往往被作为忘恩负义的典型拿来说事。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一颗感恩的心，恰恰相反，我认为在我们这个社会，最缺乏的正是感恩的心。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这个国家糟蹋起纳税人的钱来，少有人心疼的，很少有人对我们背后默默无闻的纳税人抱有一颗感恩的心。

    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桑拿沐足、公款包二奶买别墅，这些浮在面上的事儿，说说谁都愤怒。但毫无疑问，“一日为官、终身享受”的“铁饭碗”，却鲜有人能拿出来当回事认真想想。我不妨稍带不恭地作出一个推测：假如事态不是现在这般，而是张教授的病情不能得到好转，长期这样在病床上下去。根据武大的资料显示，仅从06年到现在，已经为张教授支付相关费用多达85万元。如果病情不能好转，如此下去，这个无底洞让武大无限期地填下去，即使武大有这个能力，我估计说风凉话的人照样不在少数。因为我们看问题大多只看面上的东西，而很少从根本上去认真思考。

    根据武大和张教授的协议，在协议生效期间，武大的责任已经尽到，而且除此之外，另外垫付了68.6万余元，帮助其解决困难，如此说武大毫无人情味，是过河拆桥，显然有些太过苛刻。毕竟武大是所高校，而不是养老院。再退一步，如果武大真的有不妥的地方，自觉心虚，又怎会向张教授提出让其通过法律途径坚决问题的建议？这难道不是自找麻烦自讨苦吃嘛。

    养老是社会问题，不是教育问题。如果武大一揽子把这事大包大揽下来，首先就违背了基本的契约精神，这对我们本来就散漫自由的规则建设就是一种倒逼，让我们与严格的制度建设背道而驰。而且其次，如果一旦武大大包大揽，那么，此风一开，进一步助长了“一管到底”的先河，那么，更多的年高体弱的老教授，会不会让早已负债累累的大部分国内高校更加雪上加霜，陷于纠缠不清的债务纠纷而无力去静下心来办教育？这些都是未知数。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就这样把张教授丢在一边，不闻不问。在我们看来，张教授的无论是业绩还是人品，都值得我们尊重，更值得我们去关心。但是这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国家和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和保障的范畴内去寻找解决的途径和具体办法，而不是无限期地把一个无底洞就这样丢给武大。国家和政府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让所有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责骂武大不见得就是关心张教授，责骂武大同样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如果我们不去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去着眼，而是盯着有限的教育经费，一味地指责武大，则只怕张教授的问题不但不能得到妥善解决，而且不能藉此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只怕张教授本人也只能是白白成了“牺牲品”。

    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09/1117/04/5OA0M9DD00011229.html

村级“纪检员”，亡羊补牢不能一补了之

作者：刘长锋

    亡羊补牢的故事，一直以来被作为正面的说教，其实很为不妥。问题在于，丢羊的原因究竟在哪里？之所以羊会丢，不是没有羊圈，而是羊圈破了。那么羊圈破的前提下，只要主人稍加留心，羊或许也不会丢。而如果主人照旧粗心大意，即使把圈补好了，照样也能丢。而如果主人不尽心的话，修补好的羊圈下次照样也会破，破了羊照样也会丢。所以问题的根本不是羊圈的质量问题，而是羊主人的事业心和职业精神问题。

    根据《成都商报》11月16日消息：湖南怀化近日起在全市3865个自然村配备“村级纪检员”，防止个别村官侵害村民利益，将反腐的前线延伸至农村基层。据悉，这些“村级纪检员”的报酬将由上级财政拨发。在我们看来，这又是一个亡羊补牢的反面典型。

    我们先看看前提，为什么村官会贪腐？原因就在于缺乏有效的监督，上级的监督缺位，来自群众的监督又软弱无力，从而给一些霸道的村官留下了贪渎的机会和空隙。依据这个基本的“政治生态”，那么，在拿了“监督”的尚方宝剑和公务津贴之后，这些监督员会不会和村官互为沆瀣？这一点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监督员同样处于和村官一样的上级监督缺位和下级监督柔弱的生态之中，尽管我们可以善意地设想人本性善，但现实的污泥浊水，往往不难滋生出腐败的恶之花来。

    再回到补牢的问题上。我们不难发现，这是当下政治的一个通病和积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哪里痛了哪里就贴一个止痛膏。这个游戏很好玩，群众养着政府官员，本来官员拿了薪水反过头来要恪尽职守，为群众服务。现在好了，人家政府官员说，我们的队伍里有一些害群之马，你们再出钱吧，出钱我们请人监督他们，不让他们为非作歹。这已经够好笑了，可偏偏有人一本正经。那么我们试想，下一次羊圈再破了呢，也就是监督员队伍也出现了害群之马呢？怎么办？出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再请一批“监督监督员的监督员”？如此反复，长此以往还了得？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认为我对一些“官员”在做有罪推定，假设其有罪。但问题显然不是这样的。人性本无善恶之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掉到什么缸里染什么色。如果不能正本清源，从制度上破除腐败问题，一方面要严肃来自权力机关内部的监督监管，一方面放开群众监督的权利，以双重约束实现最大可能地杜绝贪腐，那么非但补牢没用，而且有朝一日，必将会墙上的泥巴越涂越多，等层层加码的泥巴自己把羊圈完全压塌压垮之后，没有负责的看管人，只怕最后羊跑得一个都不会剩下了。

    所以，所谓的“村级监督员”，看起来似乎像是在强化监督，只怕还是很难实现监督的初衷。甚或严重点，不但不能有效遏制贪腐，却只能给贪腐增加了又一道新的温床。

    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09/1116/05/5O7FCIOJ0001124J.html

作者：刘长锋

    昨天江苏省文联主席顾浩称，“近年来，江苏高考作文一直在文体上要求‘除诗歌外”，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由于高考作文“诗歌除外”，中学作文课程几乎从不涉猎诗歌。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钟陵教授表示不许写诗歌的问题在于怕“阅卷难”。（《扬子晚报》11月15日）

    “酒瓶的黑暗里无知者的哀愁/车工难以觉察的焦虑/深陷淤泥的硬币/铁砧的小船里/活着孤独的诗人/沼泽地里泥泞的大车。”法国诗人夏尔的这首超现实主义代表作《诗人们》，一直以来总让我难以释怀。在我看来，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它道出了诗歌的神性与现实生活之间某种血肉相连却又看似若即若离的关系。

    一旦说起诗歌（更确贴一点说是当代中国新诗），就必然会招致一些无端的白眼乃或“板砖”。尽管有这种潜在的危险性，但是我必须得硬着头皮，我必须得硬着头皮继续下去。因为与江苏省文联主席顾浩先生一样，我对作文排斥诗歌的现实一直心存不满，或者说是颇有微词。之所以当下新诗有着诸多的困难与尴尬，但错不在诗歌本身。无论是从诗经、离骚开始，还是后来的唐诗、宋词再到元曲，诗歌并未远离人们而去，恰恰相反，它一直存活于现实生活当中，与人们的生活、生存密不可分，构成了生活和生存的主要元素。在此之前，人们从未排斥诗歌，而诗歌也从未远离人们而去。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在经历了几次政治革命的冲击洗礼之后，诗歌更多地开始承担起“政治责任”，以政治抒情诗为肇端，口号化、公式化诗歌的泛滥，最终把诗歌的精神损耗殆尽，它与非政治的平民生活日趋遥远。在此之后，我们又开始听到一句见面的问候语：“今天，你湿了吗？”这一俗语的流行在于更多人开始厌倦了口号式政治抒情诗之后，一些当时的年轻人，开始张扬自我，从“下半身”开始了一场新的诗歌革命。这场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所谓诗歌革命，最终的结局是诗歌在小众范围内的回归而在大众意义上的背离，而“湿了没”也成了大众嘲谑诗歌和诗人的口头禅。在缺乏对生活的深入理解和完全自我化的表达体系之下，诗歌从街头随处可见的大字报摇身变为戴上神秘面纱的陌生女子。可以说，它并不是全部，而只与一部分人的私生活有关。

    因而无论是近乎泛滥的政治口号，还是与避孕套存放在一起的私密表达，都让诗歌在短期内走入了一场近乎万劫不复的窘境。一方面，语文教育体系的组织者们，缺乏对现代新诗的感悟与理解，无论是在教材的编排，还是考试内容的选择，都对当代新诗保持敬而远之的姿态。而即使是教材里选编的少量新诗，又往往不为不少新一代诗人感兴趣，他们对此往往嗤之以鼻。教育者们对诗歌的无知与诗人们的过度自高自恋，使得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

    基于这一现实语境，诗歌如何入选高考作文？入选后不是阅卷难，而是大量的语文工作者对诗歌本身就是一知半解甚或就是彻底的门外汉，缺乏基本的诗歌常识与美学修养。如此说来，诗歌入选作文考试，对于会写诗的和不会写诗的学生来说，都是不公平的。既如此，那暂时不入选倒不妨被看作是件好事。但从长远来说，这种尴尬的局面我们却实在不愿听之任之，很有必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如何改善这种诗歌与人之间的隔膜与生疏，问题当然不在孩子们，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诗歌本身的回归。如何让诗歌的神性与我们的现实生存不再是各执一词而是亲密无间，成为彼此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想，这首先可能需要努力的，恰恰是围绕在作协和文联旗帜下的文化工作者们。文化工作者们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实现诗歌的自我回归，让诗歌彻底回归生活，回归平民生活，而不是一句充满戏谑与调侃意味的“今天，你湿了没？”，从而让无论是诗歌还是诗人本身，都在虚无的自恋中，离现实越来越远。如果大量的文化工作者们没有这个意识和基本的修养，则只能“湿”就“湿”吧，自己在家里洗着骚味的尿裤，门外路过的人，依然与你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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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光棍节一样无厘头的“人格证书”

作者：刘长锋

    不可否认，现在是个标准的“证件时代”，干什么都要证件，干什么都有资格证，都要认证书，这一点，从街头巷尾满天飞造假证的小广告，就可看出一点点端倪。证件化、标准化对于规范社会秩序有好处，但证件多了也未必是好事。比如说，现在这满天飞的假证，就确实是个让人头疼的事；比如说，许多“莫须有”的证，就很让人无奈。

    根据媒体报道，近日，上海交大正酝酿给毕业生颁发一份“人格证书”，初定包括学生的心理素质、基本价值观及人际关系三个方面，上海交大也意识到准确描述学生“人格”的困难性，所以学校会经过多层论证及检验，最终出台考核方案。（湖南红网11月11日）

    你想生个小孩，必须要有准生证；在一些地方，你要申请结婚，人家还要你拿出一个什么“未婚证”、“未育证”之类的证明；在一些地方，你要参加活动，你必须先拿出一个“无罪证”来；在有的地方，你要收自己家的玉米，还要去乡镇政府办个“砍到证”。没办法，这些是人为的硬门槛，没证你还真是啥都搞不成。最基本的，你要找个工作，没有学历证明，没有专业资格证，想找个工作还真不容易。必须办的证你还非得办，哪怕是钱去买都成。总之是，这事那事都要有证。

    反过来想想这个酝酿中的“人格证书”，想想这劳什子有啥用？我们先来做个反证吧？假设这玩意儿确实在找工作求职等方面都有用。那好，之所以办这个证，就首先预设了一部分人“人格有问题”，也就是达不到发证的标准和要求。如此一来，那些“不合格”的，拿不到证的怎么办？饭总要吃，钱总要挣，工作总要找，怎么办？一个办法：造假证。学历证可以造假，身份证可以造假，什么证都可以造假，当然也包括这个所谓的“人格证”。但再想想，不觉又笑了，一张假的“人格证”，不是世间最大的讽刺是什么？

     不知打何时起，国人也流行过不少西方洋节日，这当中就包括所谓的“光棍节”。所以不少单身的朋友总是拿11月11日来说事。甚至今天还看有新闻说到某单身男士，因为家住11层11号房，埋怨风水不好，导致自己找不到对象。日子富裕了，有点闲情逸致弄个节过过总不是啥坏事，既调节心情又“拉动内需”，找个理由快活快活也挺好。但是这玩意一旦认真起来，就不免有些无厘头了。在一些地方有人讨厌说什么“十三”、“十四”，难不成在这些日子出生的人都不活了，直接找绳子上吊算了？非也，人家照样要活得好好的。

    所谓“人格证书”尽管还在酝酿中，但我还是不放心一些所谓的专家教授们。万一他们脑子发热把这怪胎给生下来了，那岂不是很麻烦？什么“砍到证”、“无罪证”、“未育证”之类的，好不好且不说，但你没有还真不行。但 “人格证”这玩意儿，就像《圣经》里那个丢石头的故事，有证的不敢说自己人格没问题，没证的也不一定就人格很有问题，真真是没啥子鸟用，还劳民伤财，简直无聊到了极致，简直无厘头到了极点。

    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09/1111/08/5NQVTELS000112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