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湖南妇女，到北京来找我。跟我反映她家拆迁的事情。

那时我还在阜成门租房子。楼下有家茶馆，常在这里约谈一些找我诉苦的人。他们的故事，绝大部分我都报道不了，新闻是有规律的。所以，其实就是诉诉苦。

那，他们的苦水倒出来，我的茶水喝进去。基本上，谈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之后，他们的世界仍然是他们的世界，我的世界仍然是我的世界。就像茶水仍然是茶水，苦水仍然是苦水。

我还是选了茶馆见她。茶馆门面很小。她花了很久才找到。从一开始我就判定根本没法报道。就是钱赔少了。一家人原来400多平米的房子被拆了以后，补偿款只够买100多平米的商品房。一家8口人呢。

她声音越来越激动。旁边打扑克的人很不耐烦。后来我说，我真的没法帮你。

我的意思是说，在她讲完她的故事后，我几乎没有任何过渡，直接就说：我没法帮你。

我这样回答她的时候，她仍然陪着笑。——在给我讲她的故事的一个多小时里，她一直陪着笑。即使讲到家人住在窝棚里的艰辛时，也会飞快的掩过眼角的潮湿，继续陪笑给我讲。

那个下午，我亲眼看到，当我说“我没法帮你”的时候，她脸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在瞬间变暗了。她的笑容以及她脸上的肌肤在那一刹那，变暗了。这里我不是用修辞，我是说，是纯光学意义上的变暗里了。就像一个昏暗的屋子里一盏昏暗的灯突然熄灭了，那白色墙壁上的明暗变化。

基本上，我是没心没肺的人。去年5.12地震。同行者落泪、嚎叫、痛哭、噩梦，我都没有。我在灾区进进出出，不觉得和从影院中进进出出有什么差别。在那天下午，当我目击了一个女人面部肌肤刹那间的明暗变化后，也并未有什么揪心的感觉。

她说那我走了。我送她到车站。然后就叼着烟回家了。一路上我细细琢磨着那一瞬间她脸色的变化。我猜这就是神迹。我从没有见到过一个人的脸色居然可以如此变化。我猜想当时肯定有什么东西在她内心发生了。

回家后我跟孔璞讲了这个神迹。我说，我第一次看到“希望”这个抽象的名词，以如此具象的方式在我面前消解。孔安慰我说，这的确报道不了。不怪你啊。

我说算球。

见多了生死，见多了泪水。我估计自己念叨“算球”的次数，也许不比一个基督徒念叨“阿门”的次数少。“算球”，就是我们的咒语。就是我们的祈祷。一句算球就可以漂白自己。就可以让自己超脱，让自己置身河的对岸，作壁上观。

唐福珍的死让我想起那个大姐。我我跟我甚至连他名字都忘记了。只记得她有一个白色的小坤包，上面有皲皲的黑色皱纹。她曾经是个老师。

南方周末杨继斌

在荆州的时候，我曾跟同行的记者简光洲说：从市场的角度看，这次事件中的一些记者，其实并不比“恶棍”陈波高尚多少。作为一个见利忘义的商人，陈波至少提供了合格的服务（捞出三具大学生尸体）给自己的客户；但一些记者却制造了虚假信息给自己的读者。

事情在最初阶段，呈现的是一个经典的“正面报道”模式，英雄舍己救人、义薄云天。后来有媒体宣称：在15名大学生勇救儿童、三名老人勇救大学生的同时，两艘近在咫尺的渔船却见死不救，目的是等着三名大学生溺亡后，捞尸赚钱。而在捞尸工作展开后，渔船居然挟尸要价。

——一个塑神与造魔的方程式，就这样草草的立起来了。

塑神（此处不含价值判断）的工作，主要是荆州当地媒体以及一些中央媒体做的。从焦裕禄到张华再到赖宁，几十年的操练，媒体对塑神已经有了一个成熟的套路。这些主要由颂歌和挽幛构成的报道，将英雄们的生平事迹事无巨细的披露了出来。“这种报道，对我们形成了一种道德挟持，”11月中旬，我在参加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的录制时，一个在校大学生说，“这意味着我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必须像英雄们一样下水救人。”

造魔的工作，则是几家都市类媒体做的。魔，指的就是“见死不救的两艘渔船”，以及挟尸要价的打捞公司。这种大善与大恶的对比是触目惊心的。它一时成为舆论热点。10月28日,被指见死不救的老渔民,70岁的陈选德和他68岁的妻子被一群义愤填膺的市民殴打。 同时，网络上对于打捞公司也是骂声一片。

可是后来我们采访发现,渔民们“见死不救”的说法本身是站不住脚的。校方以及当时救人的冬泳队员均宣称，两名老渔民参与了24日下午的营救,有6名学生通过渔船获救。

网络上的质疑是：两个老渔民为啥不像冬泳队员一样下水救人？但在江边生活的人都知道，渔民很少下船救人的。因为在船上救人，是最高效、最安全的。拿竹篙顺水一扒拉就可以了。

现在回头看看，“渔民见死不救”失实报道的产生，仅仅是因为记者简单的“有闻必录”：几个女生的确曾跪在渔船面前，求老渔民下水救自己同学。老渔民也的确拒绝了。——但这个细节发生在大学生溺水十几分钟后。当时水面上挣扎的落水者，都已经被救起。事实上大学生们当时也跪求过冬泳队员。后者也拒绝了。

新京报在2006年做过一篇关于捞尸的报道。当时北京市急救中心的专家说，人在淡水中溺水三到五分钟、海水中溺水六分钟左右肺泡就已破裂（不含在水中挣扎的屏气时间），超出这个抢救时间生命将无法挽回地逝去。——这和渔民们后来接受采访时的说法一致：我只能救水面上的活人，没法捞水下的死人。

第一批魔，就是这样造出来的。其实记者只要稍微做一些核实，就可以避免让几个老人蒙冤。

第二批被造的魔，便是后来那张“牵着尸体谈价格的陈姓白衣老人”照片。这个信息不值一辩。白衣老人不姓陈，而是叫王守海。只是陈波(打捞公司的负责任人)从三八村喊来的一个帮忙者。他根本没有资格和校方谈价格。这个报道，估计是记者拿到别人拍的现场照片“看图作文”。不出错才怪。

之所以再次谈到媒体的“造魔”，强调国内同行在报道中犯的错误，并不是说，在技术上，我们比他们高明多少。（其实我们借助的手段，都只是祖师爷留给我们的最基本的专业技巧：平衡，核实。）而是觉得，我们报道中的任何失误，都是在以整个行业的公信力丧失为代价。

现在跳出“或者塑神或者造魔”的报道模式，冷静思考，我们会发现，对于荆州大学生救人溺亡事件的报道，其实还没有完成呢：一个核心的事实是，当这些大学生决定下水的时候，他们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

没有一家媒体来回答这个问题。于是乎，一些“值不值”“救不救”的假问题就开始争论了。

我们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碰到需要自己“见义勇为”于水火之中的千钧一发之际。是以，我们无法对于“见义勇为者”（抑或是“见死不救者”）在那一瞬间内心的抉择，做一个全息的还原。这个心理过程，到底是道德自觉还是理性抉择？

于是，对媒体而言，塑神以及造魔，就是最简单、也最容易偷懒的操作方法了。

粮票

从某种角度解读，粮票的退隐当是新中国60年最大的进步。它意味着政府终于不再对公民的口粮设限了。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下达《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粮票由此进入流通领域。粮票为供给制制下的主要票证之一，分为全国粮票、军用粮票、地方粮票和划拨粮票四种。

自此，城镇居民必须定期凭粮食户口（居民粮食供应本）到指定国有粮店领取定额粮票。每个月初，主妇们便携带着印有“革命圣地”、“工农兵战士”、“毛主席语录”的粮票到粮店排队，凭票购买当月的定量粮。

在粮票流通的那个饥馑年代，这薄薄的纸券是贵重的礼物。结婚，送5斤粮票；到医院看病人，留下10斤面票，这会获得对方由衷的感激。而到朋友家做客，也都要带着粮票，否则，会让主人很为难。

粮票本身是没有价值的票证，但其天然的紧缺让它具备“硬通货”的职能：“文革”期间，有一对年轻人到西安旅行结婚，住在一家小招待所里。深更半夜，新娘解手后进错了房间，被另一男子给悲情了。事情解蔽后，男子给了新娘20斤粮票就了事啦。

粮票的另一重要副作用，是抑制了公民在国土上的流动。老人们说，即使有公差，也必须托人到各个粮站兑全国粮票出来，否则，出差在外，有钱也吃不上饭。

市场经济推行了15年后，粮票终于在1993年从中国社会退隐。1994年，粮价一下子涨到了近两块。市民和政府都感到了压力，粮食局提前印好了粮油供应票，向国务院请示恢复使用，国务院批示要慎重，争取挺过来。结果，真就挺过来了。

双蒸饭

这是大饥荒中一项自欺欺人的发明，“粮食食用增量法”的一种。原理类似于那个著名的笑话：“搓一下肉多。”

双蒸饭的专利权属于北京某大学。1960年，饥荒进行到水火交加的年头，报道称毛主席连红烧肉都吃不起的时候，清华大学党委成立了工作组，进食堂专门研究“增饭法”。发明了双蒸饭，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推行。

所谓的双蒸饭，就是在米饭蒸好之后，揭盖洒上水又蒸一次。第二次蒸饭，盖子必须盖紧不得敞气，加大火让蒸气把饭冲泡。双蒸饭十分松软，不需咀嚼，从感觉上要比单蒸饭饱肚子。

在已故作家路遥的小说里，详细地记录了双蒸饭在民间的悲情普及。其实双蒸饭就是水分多，饱得快饿得也快。事实上好多人吃双蒸饭导致了浮肿，甚至加快了死亡。
类似于双蒸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在大饥荒中层出不穷，1959年5月，辽宁省黑山县卫星公社创造出将玉米先蒸、后磨、再煮的“玉米食用增量法”。 1960年1月，上海市川沙县推出旨在提高“出饭率”的先进烧饭法，将原先粳米一斤的出饭率，从2斤提高到2斤8两。同月，河南省创造将原粮煮到六七分熟 后，从汤水中捞出，再用水磨将原粮磨成糊状，把酵母放在面糊中，发酵后送入蒸笼蒸熟。其结果是，用传统方法蒸馍，1斤面只能蒸出1斤馍，最多只能蒸出2 斤，采用增量法后，1斤面可蒸出5斤馍。

双蒸饭产生的大饥荒，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在民间，流传着中国政府因为向苏修还债而导致饥荒的说法。

但即使在民间普及双蒸饭的时期，我国仍然抽出大量粮食进行国际援助。资料显示，1960年除了对几内亚的援助外，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 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共决定援助15吨。《人民日报》报道，1963年5月1日，跃进号万吨轮从青岛启航前往日本途中触礁沉没， 船上装载着玉米近万吨，以及矿产品和其他杂货等。

忆苦思甜饭

通常被简称为忆苦饭。是“文革”期间“忆苦思甜”活动的组成部分。该活动旨在通过虚拟体验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贫困，来证明现在幸福生活的合法性。

忆苦饭通常是一个多人的party，时间多是春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国庆节。饭食的材料的选择因地制宜，有的是用玉米面、山芋干、山芋粉蒸成窝头；有的是用麸子和玉米面混合后蒸窝头；有的是用烂菜叶、芋头花、南瓜花、萝卜缨或野菜煮米糠。

这种带有宗教神圣性的仪式，让激进者感动，甚至会故意把饭做到猪都不愿意吃的程度。——越难吃越被鼓励，忆苦思甜的效果越好。开饭之前，先听忆苦报 告。多请苦大仇深的人现身说法，说旧社会怎么穷，怎么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怎么牛马不如，怎么饥饿难挡。吃的时候，班团干部、积极分子要带头示范。越难 吃，越得忍着，强撑着往下咽。如果扛不住，你平时学习、工作中的表现就扔水里啦。

但当时社会普遍性的贫困，让忆苦饭通常充满了违背组织者意愿的笑料：

1970年，解放军某部开进了某公社搞军民同吃忆苦饭。忆苦饭是解放军炊事班做的，麦麸面、菜叶、豆腐渣搅和而成。饭锅揭开，贫下中农们蜂拥而至，眨眼间便把忆苦饭吃得干干净净。

解放军战士们看傻了。指导员忙对大家进行现场教育：“同志们，请看贫下中农觉悟多高，自觉地抢着吃忆苦饭，我们要虚心向他们学习。”站在一旁的一个老贫农连连摆手：“别学习，别学习！我们平时吃的饭不比这好，还舍不得吃饱，今天算是放开了肚子！”

赤脚医生

赤脚即光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杰出的武术家欧阳锋说，穿鞋的刀客比光脚的刀客拥有更高的身价。但在1965年，政府无力提供昂贵的穿鞋医生来保证广大农村的医疗卫生，是以赤脚医生应运而生。

这是一个地域特征明显的词汇，南方的农村都是水田，种水稻，只能赤脚下水田，赤脚医生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的农村医务工作者。他们接受过三到六个月的培训，掌握一些卫生知识，可以治疗常见病，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服务乡民。

这个词语来自于1968年9月《红旗》杂志上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文章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赤脚医生”一词由此而来。

1969年10月1日，共和国20周年大庆，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一个特殊的方队令76岁的毛泽东向前微微倾斜着身躯，频频挥手致意。 这个队列由近千名肩背药箱、背负斗笠、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的年轻农村姑娘组成。这个方队代表的是当时分布在全国的数百万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还造就了中国最有名的一句骂人的话：二百五（没真本事且浑不吝的人）。“文革”时红药水（红汞）俗称二百五。赤脚医生没有受过正规医务培 训，大伤小痕都用红药水，所以称之为二百五。加之赤脚医生本身多属野路子，修野狐禅，经常在村里制造悲情事件，后来，赤脚医生也就变成骂人的话啦。

但世卫组织专家张开宁给了赤脚医生们客观的历史评价：在病人最需要服务的时候，赤脚医生会及时出现，即使这个服务不是最佳的，甚至还有错误，但它是温情的，是全球医疗卫生史上值得称道的一段历史。

三转一响（四大件）

三转一响，又名四大件。指的是当时国家有能力生产，而各个家庭所希望拥有的四件家庭物品：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三转）和收录机（一响）。这是中国青年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共同的坚硬理想。

这是那个年代的“热词”，是提倡艰苦朴素的时代，人们朴素物欲的全部诉求。女友们会唠叨、丈母娘会暗示；团支书也会号召要让亚非拉兄弟和美国的无产阶级都拥有四大件。
淳朴的民谣反映了四大件在人们价值体系中的位置。时有《择婿诗》曰：“一表人才，二老归天，三转一响，四十平方，五十工资，六亲不认，七尺男儿，八面玲珑，九（酒）烟不沾，十分听话。”

在四大件中，自行车是王牌，是超必杀。拥有一辆自行车是少年们的成年礼，托纳托雷在《天堂电影院》中对自行车所象征的青春荷尔蒙，从另一个饥馑的时 空给予了回应。在反映那个时代的电影《荒山之恋》中，女主角甚至在新婚的自行车头系了个绒毛小兔（想想时下小白领放在汽车里的小兔）做装饰品——在那个万 物蛰伏的季节，这个细节极撩风情。

1990年代之后，中国逐步进入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时代。“三转一响”被彩电、洗衣机、电冰箱、摩托替代。

小英模

小英模标志着政府战争动员和社会动员的道德与情感底线。他的人群尤指14岁（含）以下的萝莉和正太。这些天赋异禀的少年，在面对重大威胁和诱惑（多 数超出他们经验范围）时，坚决（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地做出不利于自己的选择。小英模一般有党内、团内（含儿童团）或队内身份。

该词发轫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代表人物放羊的王二小、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鸡毛信的海娃、女英雄刘胡兰等，他们分别反抗“日本鬼子”和“国民 党匪军”。刘胡兰是已知的中国共产党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只有14岁。毛泽东曾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在革命战争年代，小英模往往意味着小 英烈，他们作为共产党拥有最广泛群众基础及反动派毫无人性的证明被广为宣传，对鼓舞革命群众士气、增加对敌仇恨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一大批小英模涌现，代表人物为阻止地主老财偷集体海椒被掐死的刘文学、为救生产队羊群严重冻伤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火车 轮下勇救儿童被压断左臂左腿的戴碧蓉、为救五保户老人被压死的韩余娟等。在这一时期里，小英模们所表现出的勇气、大无畏的精神以及对信仰的无比真诚，是当 时许多成人所缺乏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用生命维护的利益之轻，与年轻生命的美好和构成了强烈的对比，有着震撼人心的效果。他们的故事广为宣传，成为整个社会 的净化器。

赖宁是小英模最后的，也是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这位14岁的少年因救山林火灾于1988年牺牲。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1985年，全国树立的省级以上的少年英雄36个，其中90％左右都是上山救火、下水救人、与坏人搏斗、抢救公共财产等牺牲的。

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广，独生子女开始成为家庭中最核心的人物，“小皇帝”一词逐渐取代“小英模”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随着1980年代中后期人文主义的兴起，小英模的宣传逐渐淡出各大媒体。

而今，最后一批曾经学习过小英模事迹的人们多临中年，他们已经可以在电视新闻里反思非洲部落冲突中的娃娃兵，并叮嘱自己孩子：在你成年之前，你不对任何危机天然地担负任何责任。

文学青年

要触摸“文学青年”这个词更湿润的气息，必须求诸一个年代。那是60后以及70后还像蝌蚪一样年轻的年代。用当时的文学青年欧阳江河的话来讲，那是一个以梦为马的年代。

尽管在1950年代，执政者便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但在随后的20年里，文学创作实际上处于被压制和被控制之中。1970年代末的解禁，让整整几代人积累的审美熵瞬间爆发。人们发现在讨伐和叫骂之余，文字是可以美的。

在随后的几年里，刘心武抚摩一段夜幕的伤痕；韩少功声称他发现了一个种族发展的白痴原则；张承志在草原和牧场寻找原始幸福的渴望；王安忆让文字背后 的道德民兵一片惊愕；舒婷、北岛让汉语尝试另一种表达。在这一时期，西川、海子、洛一禾、顾城以及稍晚一些的毕飞宇等一群人进入并离开大学，他们在坚硬的 毛语之外，寻找一种新的话语表达。后者，以及他们身后一个庞大的青年人群，被当时称作文学青年。

那时，文青海子会带着自己的诗稿漫游全国，他会对饭馆老板说：“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你们能不能给我酒喝？”互不相识者以诗为名酗酒吟诵。西川被迫在自己的办公室接见串联的外地文青。小有名气者会各地游走并被祖国大江南北的MM仰慕。当然也有骗子浑水摸鱼。
海子之死（以及他所启动的诗人死亡的多米诺骨牌，骆一禾病故、戈麦焚诗自沉、顾城杀妻自缢），被视作这个时期以及这个人群的终结的标志。当年的文青王家新说，1980年代（的诗），到海子为止了。

随后是汪国真以及余秋雨的年代。再往后，文学青年就是骂人的话啦。

“管吃管住，解决问题”

安徽姑娘李蕊蕊被带进聚源宾馆的时间是8月3日晚8点，确切说是被带进宾馆东侧的简易房中。当时天光逐渐黯淡，简易房内横七竖八地躺坐着几十号人，其中，34岁的王云丽刚喝过三天以来的第一顿玉米面糊糊，45岁的张建秀则困倦地躺在床上。“看着是个胆小的女孩子”。在王云丽的印象中，李蕊蕊性格内向，被带进这里后话不多。6个小时之后，李蕊蕊在简易房内遭到强暴，多人指认涉嫌施暴者正是简易房的“看守”之一。在被关押的人们跑出宾馆向洋桥派出所报案后，刑警已将嫌犯控制并连夜进行讯问。

综合宾馆服务员和宾馆老板的说法，聚源宾馆与河南桐柏县驻京机构有着特殊的“业务关系”。

仅从外观上和宣传上看，这家位于北京南二环陶然桥西南角、毗邻北京南站的建筑没有任何特点，进入悬挂着大幅广告牌的大门右转，四层灰色老楼闯入眼帘。比邻的北京市民熟悉了类似的事实：两三年前开始，常有很多外地口音的人被各地工作人员从车里卸下，带进楼边的简易房中。透过家中的窗户能看到他们吃饭洗脸，夜里会传出争吵和尖叫声。

张建秀和王云丽被带进聚源宾馆的原因相同。她们来到北京想向有关部门反映各自的问题，随后被来自老家的工作人员找到，“找个地方，管吃管住，解决问题”。

目前尚无从得知20岁上下的李蕊蕊是带着何种心情，又是因何被带入聚源宾馆的。进入宾馆大门右转，穿越一条20米长的走廊，被带入平时封闭的木门，她就进入到简易房内。

木门内的世界不为外界所知。南方周末记者8月5日实地探访发现，150平米空间内，包括一个30平米左右的大厅，其他部分被分割成很多10平米左右的小间。每个小间内像大学宿舍一样摆着5-6张上下铺的床位，一些铺位上凌乱堆着破烂铺盖。而厨房和厕所紧挨着。在这里，手机信号是被屏蔽的。木门外，就是那7个身强力壮的“看守”。

对于这个简易房的用途，工作人员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一个女性宾馆工作人员说这是仓库，没关过人；另外一个男子说，这是食堂。而在一个角落，一位工作人员低声对我们说：人昨天都被带走了。

只有打开另外一边的一扇大铁门才能见到阳光，而那个门通常只有饭后才打开一小会，因而白天房间内都亮着灯。房内空气浊重，人们不能走出这150平米的房间，也无法与外界沟通。

按照多位“住户”的说法，这里有七十多个男女老少混住在一起，一半以上是老人，还有几个失去父母的孩子由爷爷奶奶带着。7个看守者住在大厅中，他们都是男人。其中那个叫做“小强”的年轻人看上去很帅，1.8的个子身材健壮皮肤白皙，但却经常打人骂人。8月3日当晚，李蕊蕊被安排到了大厅中紧靠门的位置，上铺。下铺就是小强。

“灰屋”里的噩梦

年轻的李蕊蕊还没有时间适应这里的一切，但王云丽有。李蕊蕊的到来给王云丽带来了不祥之感。

从7月1日到14日的两周内，这位4个孩子的母亲被关了半个月———王云丽用“噩梦”二字形容自己的经历。

直到8月1日第二次被带到这里前，她害怕到这里来，但选择权显然不在她手里，“他们说名额早就分配好了”，不止一个人回忆说，“适应其中的生活完全凭借个人能力”。

除了封闭，还要适应简易房内的生存环境。仅有的几样菜是带瓤的冬瓜、咸菜和老茄子。没有枕头和被子，床上只有薄薄的一个褥子，七十多个人只有一个厕所，排队往往要40分钟。一个年轻小伙子因为想看电视新闻得罪了一个想看电视剧的看守者，被打了一顿。一个老人因为到厨房用洗涤剂也被打了。

王云丽挨打的理由是“门敲得太重了”。她被一个叫王学力(音)的年轻男子按着脖子推到两三米外摔倒在地。扶着床半天才起来，她又挨了两拳。有人抗议说“要告打人的人”，但打人者声音更高：“随便告!”

本报记者获知，宾馆所属的北京洋桥派出所曾介入调查，有打人者曾被带入派出所询问。在这些进京反映问题的人们被圈禁的时光中，这是他们惟一的希望。

王云丽也曾向警察寻求帮助，她被打之后努力争取到输液的机会，逃出宾馆外拨打了110。在警方介入后，她终于因此被调出大房，享受了聚源宾馆二楼5平米小单间的待遇。那里有被褥枕头和小电视。

来自男性看守者的威胁让女人们更为害怕，闷热的晚上睡觉根本不敢脱衣服。第二次被带进来后，王云丽特意选择了一间最靠里的床位，外边包裹着一层男访民，“这样安全些”。

预感还是应验了，漆黑夜里一个叫做老赵的中年看守者爬到了她的床上，她把他轰走了。老赵又爬到了另一个韩姓女人的床上，一次喝醉了还摸她。这个胆小的女人此后跟王云丽挤在一张一米宽上铺的硬板床上。

漫长的白天有人睡觉有人聊天。其他访民大多在互相倾诉彼此安慰，实在憋闷了，大家就一起唱革命歌曲，比如“东方红”。“希望外边的人听到，帮我们出去”。

对于新来的李蕊蕊，还没有人来得及告诉她这里发生的一切。

沉默中的强暴

8月4日凌晨，时间在狭窄、燠热、散发着酸臭味的空间里推移到大约凌晨两点。睡在大厅里的安徽金德人王春听到门口钢管焊成的床架有大的声响。黑暗中，隐约能看到看门的小强站在床下，往新来的女孩身上摸。“当时没有多想，以为是通奸呢。”王春说。

在稍早一些时候，这个奇特的人群中，的确存在过“看守”和“住户”之间的“爱情”。

据多个“资深住户”回忆，一个叫韩丽的女人在凉菜盆里挑了几粒花生米被打出了黑眼圈，一天没吃饭后想通了，不久就跟那位打了她的看守者“好上了”，由此换来被带出几个小时的优待，出去散步，购物、吃东西、打电话。

在旁观者的叙述里，她和看守者之间的关系有些像斯德哥尔摩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心理情节)。但“恋情”的确让韩丽开始相信这里的合法性，她曾很诚恳地安慰后来者：这里免费给你们提供吃住，还帮你们解决问题，安心住下去吧。

小强的手伸向李蕊蕊的时候，她已经睡着了。李蕊蕊事后面对镜头回忆说，被摇醒过来后，她听到小强说，走吧，出去玩。李蕊蕊拒绝了。6个小时之前，当她被拉到这里的时候，小强就已经注意到她。彼时夜幕已降，李蕊蕊独自趴在床上发呆，小强曾站在床下，拍着她的屁股，喊，美女，出去逛逛。但李蕊蕊以“我不认识你为由”，拒绝了。

李蕊蕊到聚源宾馆的时候，晚饭已经错过。据王云丽回忆，大约10点左右，李蕊蕊曾拿钱给小强，央求后者去给她买了三包方便面。她自己留下了一包，并送给了自己的年长老乡和同时被关进来的人各一包。

王春看到，强壮的小强爬上了李蕊蕊的床。他听到李蕊蕊叫喊的声音，他开始确信是强奸而不是通奸。但屋里其他人都和他一样保持了沉默。“听说看守有家伙，他们人多，我们这边多是老弱妇幼，黑灯瞎火怕吃亏。”8月4日中午，王春为人群的沉默辩护。“我怕他们。”来自河南的老邢说。“小强经常打人，随便找理由打人，我们都怕他。”8月5日早上，记者在聚源宾馆隔壁的马家堡23号院了解到，临近的居民经常听到隔壁传来很大的吵骂声，“但我们都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王春和老邢事后说，他们都看到小强爬上了李蕊蕊的床，用床单盖住自己，趴在了刘的身上。

8月4日中午，在去派出所报案的路上，面对一个好心人的镜头，李蕊蕊对这一个过程的讲述如下：“他开始站在我床前，在我脸上亲，我推他，推不开。他亲了一会就爬了上来，又往我脖子上亲，我还推，我喊你下去，还是推不开。他把我胸前的东西都撕开。我不让他摸，他非摸。我把他的手推不开。然后他把他的裤子脱掉，把我的裤子也脱掉。”

在镜头里，这个瓜子脸，细长眼睛的年轻姑娘语调近乎漠然，在叙述的结尾，她猛地激动起来，声音尖利，。

事发时有人似乎听到一个老者喊，“你再不下来我用棍子敲死你”。二十多分钟后，小强下来了。老邢看到李蕊蕊从床上坐起来喊，“他强奸我，别跑”。

“我们的事情不要你们处理了”

绝大多数人，是在天亮之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几乎每个夜晚都有吵闹、哭喊以及梦魇，所以当晚睡在里屋的人们并没有从李蕊蕊哭喊中听出什么异常。

天亮之后，住在里面的人开始出来抱怨说昨夜外面太吵。但人们很快看到李蕊蕊白色的床单上，蝴蝶状的淡红血迹。几个目击者开始讲述强奸事件。群情开始沸腾，有人已经被关了4个月。

李蕊蕊已经在洗手间里清洗过自己。不止一位目击者称，血迹留在水龙头下。开始，李蕊蕊担心这么多人看到自己被强奸，以后没法嫁人，决定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但前一天吃过她方便面的两个女性提醒她，“如果就这么认了，以后小强逮到你的软，会经常占你便宜”。“当时李蕊蕊呆呆的，都有些神志不清。听到一些有社会经验的妇女这么说了以后，便开始找小强哭打，抓他挠他。”王云丽说，小强当时就坐着，也不还手。

早晨六点多，往日，已经是大家开始做早饭的时候了。但是当天没有人张罗，人们只想着离开牢笼。女人们开始在大厅的右侧拍打铁门并高喊：“有人被强奸了，救命啊。”外面没有任何声响。小强曾尝试着阻止女人们的叫喊，但他的骄横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力。“要冲出去报警，给小女孩讨一个公道。”二十多个小时后，王云丽已经回想不起当初是谁最早提出这个提议，但彼时，这是群情激奋的人一个共同的想法。

次日，与聚源宾馆一墙之隔的马家堡23号单元楼的很多居民，听到简易房传来巨大的叫喊和打砸声。看到女人们的叫喊无人应答，男人们开始盯上了大厅另一侧通向宾馆前台的木门。老邢等几个人拉着门上的铜把手，连拉带踹，门很快就被踹坏。人开始水一样往外涌。

几个人抱着证据、沾有血迹的白色床单、白绿条纹的垫褥跟着人群往外走。小强站在门口试图阻挡人群，走在前面的几个男子一下子冲开了他。七十多个被关押的人，除了三个残疾者，都跟了上来。

走廊里有四五个工作人员试图劝阻。“你们的事情都还没有处理呢。”

人群高喊：“我们的事情不要你们处理了!”

出了狭小的宾馆大厅，就是院子，院子外就是广阔的城市。老板大喊，“你们如果去了，你的事以后就不处理了。”“我们今天就处理你们强奸人的事。”人群高声回答，涌向距离聚源宾馆不到500米的洋桥派出所。

宾馆老板的呼喊还是分解了队伍，一些人被解决问题的说辞劝回；有一些则惧怕于宾馆里的生活而直接回老家了。等到最后到洋桥派出所时，人群已经稀薄了。8月5日凌晨，在洋桥派出所，干警介绍说，刑警已经迅速介入此案。在派出所的密闭审讯室里，刑警对当事人的讯问持续到事发次日凌晨。目击者中多人被要求配合警方调查，而包括小强的弟弟在内的3名嫌犯已被控制。派出所干警说，受害人的家属已接到通知，即将赶往北京。

而这个晚上，那些冲出宾馆的被关押者们，则打算在一个街道花园里，度过他们出逃后的第一个夜晚。

11月19日，重庆秀山县岩桩坪村花炮黑作坊的爆炸现场，在一个月前的爆炸中三栋民房被夷为平地。

幸存者覃猛松手上照片中有两小伙伴被炸身亡。

背柴老人彭万国是花炮作坊主彭向华的父亲，爆炸后儿子至今外逃。

杨再七在14岁女儿的坟前泣不成声。

　　古李树，重庆的一个小小山坳，住着20余户农民。

　　以往，谁家有了红白喜事，10多家都会过来帮忙。但10月21日下午，当33岁的覃汉龙在家拿他父亲的棺木给11岁的女儿覃柳叶制作一个小号棺材时，没有一个乡亲过来帮忙。

　　那天，古李树山坳的几乎每一家都在准备安葬自己10多岁的儿子或者女儿。

　　这个村落在同一个下午，集体埋葬他们的12个亲人，其中，除了两名老妇，其余10名都是孩子。他们曾经都是500多米外邻村岩桩坪村小花炮作坊的雇工。

　　21日上午7时38分，该村的三家小作坊发生连环爆炸。根据记者走访得知，爆炸导致19人丧生，其中12名为16岁以下学生，另9名学生受伤。

　　山村炸出蘑菇云

　_{“当时我感觉地震了一下，之后传来三声震耳的爆炸声，同时蘑菇云中有砖头瓦片向我飞过来。”村民石登清至今心有余悸。}

　　56岁的石登清有翻黄历的习惯。但是事发这一天，他忘记了。一个月之后，他从漆黑的卧室里，给记者找到这本去年腊月赶集时买来的黄色小册子，翻到了10月21日这天。

　　黄历上写着，这一天是天牢，黑道日，五行为霹雳火。

　　那天早上起床，一切都同往常一样。儿子在广州打工，家里就夫妻两人。6点半，吃完妻子彭华娣做的早餐后，两人出门。丈夫往西，到附近高速公路施工工地上打工，妻子往东，绕过一坐3孔的石桥，过河，到河对面的岩桩坪村大纸厂的彭向华家做烟花。

　　临分手时，妻子对石登清说，今天就再做最后一天，明天就不去了。

　　石登清没有在意，低着头往前走。

　　灾难发生时，石登清刚走到工地。当时，他先感觉到地猛然震了一下，大约一秒钟后听到背后传来三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回过头，河对岸的大纸厂，有一朵黑里透红的蘑菇云拔地而起，紧接着，他看到蘑菇云裹着的砖头瓦片向他飞过来。

　　这时，石登清的本家———石登富，正摸索着衣服打算起床，突然感觉到床震了一下，然后就听到自家窗户上的玻璃哗啦啦地掉到了地上，和窗外剧烈的爆炸声。石登富光着脚走到窗户前，河对岸升起一朵蘑菇云。他赶紧看了下手机，7点38分。

　　石登富看到河对面的蘑菇云下，有人发疯地往村外跑，有人呆呆地站在原地，也有人发疯地往村里跑。

　　7点38分。古李树的周兰燕正把泔水往猪食槽里倒。两头肥猪突然跳着尖叫起来。随即，周兰燕听到三声爆炸。她跑出猪圈看见大纸厂方向的那朵蘑菇云。“女儿啊！”周兰燕顿时跌坐在地，声嘶力竭地哭喊着。

　　在工地的石登清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转身往家跑。当时心里存着的一点侥幸是，希望自己的妻子因为什么事情返回了家里。

　　到家时，门上冰冷的挂锁让石登清绝望了。

　　学生结伴打黑工

　_{孩子们用锡纸将火药包成小球，包一个1分钱，一天可以包1000个。一村民说，这个活危险透顶，稍不留神就会爆炸。}

　　幸存者周娅在回忆爆炸事件时，一脸茫然。11月18日才从医院回家的她，脑子受到冲击，许多事情都不记得了。“出门时，大概是早上七点吧。”

　　因为父母都在郴州挖煤，周娅一直跟爷爷奶奶住。

　　那天清晨，因为怕吵醒爷爷，她轻轻地关上门，门口站着几个从大纸厂过来喊她做工的同学。

　　周娅走下爷爷家的晒场，遇到11岁的覃柳叶。覃柳叶刚出家门。她母亲周兰燕站在屋里喊：领完钱早些回来。

　　周兰燕不知道，女儿此次踏出家门就再也回不来了。

　　这是覃柳叶第二次前往大纸厂做工。前一天，周六，覃柳叶跟同学在彭向华家做了一天，赚了15块钱。这个洪安小学5年级2班的学习委员觉得收入很不错，还想着以后每个周末都去。

　　但是，当天晚上，母亲周兰燕否决了她的打算。每年，洪安镇都要发生烟花作坊爆炸事件。周兰燕告诉女儿，家里不缺这几个钱。

　　于是女儿答应她，把已经赚到手的15块钱领回来，就再也不去做了。

　　周娅、覃柳叶等人沿着村子池塘边继续往前走，途中不时遇到小伙伴，这支10多个孩子组成的队伍中，最大的孩子15岁，最小的8岁。

　　孩子们走了约500米，来到大纸厂的中央。这里呈“品”字状排列着三座房子，它们是当地最漂亮的新房子———两层高，外墙贴着白色瓷砖。房里堆满了炸药和相关原材料。

　　这三间房是大纸厂村民彭向华、周德龙、周德顺的家，同时又是他们没有营业执照的花炮作坊。

　　“这个周末来的孩子是最多的。”幸存者肖显芝在彭向华家打工已有一年多。她回忆，此前也有孩子来做工，但也就七八个。

　　周娅记得，周五下午放学时，彭向华在桥头游说孩子们去他那儿打工，用锡纸包小球，包一个1分钱，一天可以包1000个。彭向华对孩子们说，反正就周末来做工。不耽误平时上课的。手快些的话，一天能包1500个。

　　周娅、覃柳叶这些孩子都做着一样的活：把火药和其他的一些配料，用锡纸包成一个小球。这些小球最终将被装填到礼花的射筒里。

　　“这个活是危险透顶的，小孩子肯定做不了。”熟悉花炮制作的村民彭向长对记者说，“拿硫酸钾、铝粉、硫磺等材料掺和炸药时，要用手搅拌，只要手碰到容器的底部，就会爆炸。”

　　遗体整理持续24小时

　_{爆炸现场的礼花像机枪一样扫射着，女人们跪在火场边上哭，男人们开始把全身的衣服浇湿往有孩子哭声的地方闯。}

　　爆炸先从彭向华家响起。

　　幸存者肖显芝介绍，当时孩子大多在彭家。有些孩子刚包了几个，便开始玩。他们在地上画圈，圈里放球，拿铅笔刀投，击中圆圈者，就赢得圈内小球。

　　“有一些学生，想把炸药放到鞋里偷走，就引爆了炸药。”彭向华78岁的父亲彭万国说，这是彭向华事后向他解释的。

　　到大纸厂后，覃柳叶去了彭向华家，周娅则在周德龙家做活。她记得，当时需要到周德龙家一楼的里屋取什么东西，刚进里屋便发生了爆炸，她甚至什么也没有听到、也没有感觉到就昏迷过去了。

　　周娅醒来时，发现自己在石头下面，“却感觉不到石头沉，反而觉得自己好像飞起来了似的。但很快便又人事不知了。”

　　11岁的覃猛松真的飞了起来。爆炸时的气浪把他抛出了院子。

　　他和8岁的妹妹覃润是被奶奶付红芝带来的。奶奶希望自己的孙子孙女能帮自己多包几个小球，但是，覃猛松没有兴趣，一个人在周德顺家的院子里玩玻璃球。

　　据后来参与抢救的杨再七、冉海兵、覃光学等人分析，正是院子里热浪把覃猛松抛走，才救了他一命。覃猛松被救起时，除了头部有一些摔伤，并无大碍。

　　“我从古李树赶过来时，现场还在继续爆炸，制作鞭炮的纸片和残肢碎肉到处都是。废墟里还能听到一些娃们的哭声。”村民杨再七回忆道。

　　来营救的村民根本没法靠近现场。那些已是成品的礼花，在爆炸中被逐步引燃。“20多分钟过去了，它们依然像机关枪一样扫射着。”

　　女人们跪在火场边上哭，男人们开始把全身的衣服浇湿往有哭声的地方闯。

　　“有时候就拉出来被炸碎的一条腿，有时候是一支胳膊。”在村民冉海兵的记忆里，爆炸发生一个多小时后，消防队赶到。那时余爆最终熄灭。

　　石登清找到妻子时，只剩下头颅和右脚。“脸根本认不清了，但我熟悉她的耳垂。脚袜子我也认得。”老人泣不成声。

　　周娅再次醒来时，已被爷爷和叔叔从石头下救出来，她脸部、腹部都有大面积烧伤，差点生还无望“爷爷抱着我一个劲的喊我，我想回答，却说不出话，就看他的脸好远好远。”

　　周兰燕则始终没有找到女儿覃柳叶的尸体。

　　爆炸后，来自红安镇政府的消息称，整个现场抢救和遗体整理，持续了大约24个小时。

　　黑作坊花炮转卖鞭炮厂

　_{村民彭向长认为，孩子们只所以会成为小作坊主雇佣的目标，是因为成年人一天至少要三四十元钱，而孩子只需要15元钱。}

　　11月19日。记者在爆炸现场看到，一个月前的废墟已经被推土机夷平。一只黑狗在废墟里嗅来嗅去。但什么也没找到，怏怏地朝树林深处跑去了。

　　这里，除了被蘑菇云吞噬掉的树梢，以及像子弹头一样镶嵌于树干里的瓦砾，爆炸留下的痕迹已经不多。

　　村民们说，当时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爆炸，只有作坊主彭向华知道。秀山县政府的官员告诉记者，爆炸后，身受重伤的彭向华，在伤口稍有愈合后，即从秀山县人民医院外逃。至今没有下落。而周德龙、周德顺二人也在疗伤期间失踪。

　　彭向华、周德龙和周德顺三人年轻时都在外面打工，上了年纪后，便在家里制作花炮。大纸厂留有祖传的花炮制作手艺，所有原料几乎都可以在市面上买到。村民说，村里地少，祖祖辈辈都是靠制作花炮赚钱来补贴家用。

　　彭向华的父亲彭万国告诉记者，大纸厂几乎每家都在悄悄的制作花炮，然后拉到湖南出售。

　　“他们和湖南一些花炮厂签订生产订单，把自己生产的花炮贴上湖南花炮厂的商标，再转卖给这些花炮厂。我们曾做过统计，这利润高达60%。”洪安镇政府的官员陈德卫说。

　　“村里人每到年底，外面不好找活做的时候，就开始在家里做花炮。”村民彭向长说，“总要有收入来养家，谁都知道政府不让自己在家做花炮，谁都知道做花炮危险，但是，地少没吃的，要么饿死，要么炸死。”

　　彭向长曾在10年前从事过花炮的制作。有一次在用起子给花炮安装引线时，发生爆炸，瞬间，他失去了自己右手的小指和无名指。此后，他便放弃了这门手艺。

　　陈德卫说，几乎每年都要发生黑作坊爆炸案，而镇政府一直在加大打击力度,但是每当和公安机关组成联合调查组进村检查时，村民们就会把制作花炮的原材料搬到山沟去。

　　“洪安这地方，三省交界，以前人称‘景阳冈’，政府即使查收了一些黑作坊，他们也只需要一夜时间，就能从湖南、贵州再买同样的原材料回来，”陈德卫说，“当地穷，是黑作坊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爆炸案后，县政府开始挨家挨户检查，所有在家制作花炮的男人，都出门避风头。

　　11月22日下午，记者在大纸厂村后的山野里发现了一堆堆被销毁的烟花爆竹，村民们说，这是村里其他一些作坊，在得知县里要来检查后，把家里储藏的原材料和半成品偷偷销毁留下的痕迹。记者从未燃烧尽的包装纸上，发现有“南漳县白马山花炮厂”的字样。

　　据陈德卫介绍，洪安镇政府也曾针对当地农民脱贫手段单一的现状，计划把掌握花炮制作技术的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正规的花炮厂，连续三年向上面申请，但是，一直未获审批。

　　而孩子们只所以会成为小作坊主雇佣的目标，在彭向长看来道理很简单：“你在村里看看，就剩下老的老小的小，能雇谁呢？到外面去雇佣成年人，也雇不起，成年人一天至少要三四十元钱，而孩子老人，只需要15元钱。”

　　面对贫穷的少年

　　_{“我早就想给其中一些孩子申请两免一补，但因为比例太低，我们全班59个学生，只有2个名额，最后只有作罢了。”周娅班主任说。}

　　11月21日，阳光灿烂，幸存者周娅低头坐在躺椅上，她被父亲抱到院子来晒太阳。

　　为什么要去花炮作坊打工？

　　“没钱。”这名初二学生用眼白看了记者，随即又把头埋了下去。

　　“他们知道这些作坊充满危险，洪安镇每年都有花炮作坊爆炸发生，其中就曾炸死过他们的同龄人。”周娅班主任谢建军告诉记者，在每一次爆炸发生后，学校都要进行专项教育。

　　周娅父亲说，古李树人均耕地不到半亩，这几年天旱，农民收入主要依靠在外打工。这笔钱首先要给家里买粮食吃。

　　除去家里其他费用，每年再给孩子交400多元钱的学费（洪安小学每学期的学杂费是150元，洪安中学每学期的学费是200元），“不可能再多给孩子零花钱。”

　　每天父亲给周娅1元钱，吃午饭。据村民们讲，他们的孩子中午都在学校吃饭。古李树几乎所有父母给自己孩子定的午餐标准都是：每天1元钱。

　　“一元钱只能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买一个面包吃。”周娅说。

　　周娅班主任谢建军告诉记者，学校食堂的午餐费用是1块9。

　　“这些孩子，没有一个在学校乱花钱，出事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各班名列前茅的学生。”谢建军一脸的惋惜，“我早就知道这几个孩子家庭困难，想给他们申请两免一补，但比例太低，我们全班59个学生，只有2个名额，最后只有作罢了。”

　　记者了解到，杨忠是到花炮作坊打工时间最长的学生之一。

　　“今年物价上涨后，杨忠曾绕弯子跟我说，一元钱不够吃，我便说那给你涨到一块五吧。孩子说行，但是过了一个星期以后，他便给我说，爸爸你给我的一块五我花不完，一元钱就够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已经在彭向华那里做了四五个周末了。”杨忠的父亲杨正兵泪如雨下。

　　安慰补助1万元

　_{秀山县给每户丧失了孩子的家庭发了5000元丧葬费，又以爱心捐款的形式，给每个家庭5000元补助。}

　　“孩子长这么大，就给我提过一个要求，说要买一副羽毛球拍，问多少钱，她说，好的12元，便宜的5元。我给她12元，她最终还是买了5元钱的。”覃汉云说。

　　覃柳叶的尸体始终没有找到，父亲覃汉云和妻子给孩子做了一个衣冠冢。这副球拍也被放进了覃柳叶的棺材里。

　　在杨莎的日记里，写着她去打工的目的，“爸爸妈妈我已长大，不能再花你们的钱。”后面一份清单，罗列着她的购物需求：

　　鞋子，25元；唇膏，3元；儿童霜，2元；手表，15元；两双袜子，5元；指甲油，2元；钢笔，5元；车费，2元；麻辣，2元；其他，5元。

　　事发后，杨再七才知道，女儿已经在彭向华的作坊工作了两个周末，只差21日这一天，她就能赚够自己需要的60元钱。

　　而女儿每次打工都是告诉父母自己去同学家玩。

　　“她这样说，我们也就信了。因为她一直都很听话。如果知道她去花炮厂做工，我们死都不会答应。”杨再七后悔莫及。

　　11月22日中午，村民杨再七拿着女儿梦想中的那份购物单，再次来到女儿坟前。他的脸贴在坟头的泥土上，身子不停的抽搐，嗓子里发出低沉的呻吟，像似一个受刑者。

　　一个月前的惊魂似乎没有给覃猛松留下什么痛苦记忆，尽管妹妹和祖母在爆炸中丧生。但这个山里少年依然常在坡上奔跑，不理会爷爷在背后喊骂。

　　在覃猛松家往西50米，有星星点点的12个新坟。当地村民说，“现在村里人已经不敢路过那里，男的女的路过就哭。”

　　10月27日，秀山县民政局和财政局给每户丧失了孩子的家庭下发了5000元丧葬费，此后，县政府又以爱心捐款的形式，给每个家庭5000元。

　　孩子们的死，给古李树———这个在一个清晨几乎丧失了一代人的山坳，带来的一个变化是，洪安镇将修筑一条混凝土道路，以取代现在的山路，把村里和镇上连接起来。

　　以前孩子们就是踏着这条土路，途经路上那座三孔石桥去学校读书。彭向华就是在那座桥口，劝说孩子们去他的花炮作坊打工的。

这是一个当英雄的机会啦。在新华社、人民日报、cctv可以寻到很多这样的英雄。——此处我用英雄这个词，绝无嘲讽之意。我尊重那些投身危险，参与抢救的新闻同行。

但我这里想说的是可怜的凯文卡特，面对一个行将饿死的女孩和她背后等待饕餮的秃鹫，卡特举起了相机，拍摄了著名的照片《饥饿的苏丹》，然后转身走了。在获得了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两个月后，无法继续承受良心和道德谴责的卡特选择了自杀。

卡特当时为什么不对这个频死的女孩施以援手呢？基本上，认识卡特的人，都说他是一个纯洁和高尚的人。

我有个同事Z——请原谅我必须强行让你相信他的高尚品行——有一次，Z采访一个有问题的“慈善医院院长”。交锋时，对方突然晕倒，老人甚至挣扎着给自己开药方。后来，Z回忆说，他当时只想着“未竞的采访”和揣摩这是不是一个恰逢其时的苦肉计。知道半个月后老人去世，获悉消息的Z才开始反思自己，“连一丝对生命的敬畏都没有了”。

有一些更温柔的、来自于内心的道德反噬，几乎每一个记者都遇到过：我们得一次次的去旁观别人的痛苦，我们得一次次的去揭死者家属的伤疤。OK。我们很变态吧。

那座大楼着火了。记者到底要不要去救火呢？

从记者的祖师爷太史公谈起吧。——记者就是当代的写史人。太史公是一个被割掉了小JJ的人。从男人的角度看，他是残缺的。被割掉JJ的人，往往性情冷漠，不择手段，他们只对自己的专业负责。比如岳不群老师，林平之老师，东方不败老师。

好了。一个职业的记者，就是被割掉了小JJ的冷漠的录音笔。像太史公那样。像卡特那样。

那么，高钢老师的问题，已经有答案了。大楼失火，记者不应该去救火，而是应该拿起自己的笔和镜头，去记录火灾，寻找火灾原因。

“即使因为缺少记者这一盆水，火灾焚毁了整座大楼，伤害的也只是一栋有型的大楼。但如果记者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参与了救火，受伤害的将是记者这个职业。”我记得高钢的原话大致是如此说的。

讲这么多，其实我想说的是，所有把记者称之为“英雄”的人，或者希望记者来改变自己某种命运的人，你认错人了。

我们只是一些无情的录音笔。无情是我们这个行业最高的美德。就像杀戮是战士最高的美德。

如果我们的一些报道碰巧改变了某些人的命运，不用感激也不必责怪我们。这不是我们的本意和目的。

如果你理解并且接受了我的观点。您也就不必拿自己的不幸，试图来博取我们的同情。我们没有同情。我们判断你的事情是否值得报道，只有一个依据：我们是否值得拿昂贵的版面来记录你的这样一件小事。

我们所能承诺给您和这个社会的就一句话：我们不会杜撰任何信息。我们力图逼近最核心的事实，并把真相留给历史本身。仅此而已。

今年2月底，这个三面环水微型半岛上的二十多户农民开始建桥——出行之苦已经困扰他们数十年时间。开工不到20天，一纸停工通知被澄溪镇镇政府送达，要求停工原因包括无建桥领导小组、无修桥进度方案、无施工防汛应急预案、无交通局航运论证审批手续等10项。

当“自己修桥”梦碎之时，村民们发现，他们所修建的大桥，不只是要跨越宽70米、深5米（枯水期）的龙溪河，还需要跨越自己同本村其他村民、邻村村民以及当地政府种种分歧。而后者难度，甚至超越了前者。

隔绝：50年淹死了53个人

龙溪河在郑家滩处折了一个茄子状的弯，生生将人和村5组的三百多名农民揽在了自己的怀里。“茄子”东西向长约4公里，南北向宽约2公里，最细的“茄柄”处只有两百多米。

村里没有哪个老人说得出当初祖先咋就搬到了这个微型半岛上居住，在他们的幼年，龙溪河给村里馈赠了鱼和灌溉，而现在河道则变成了勒在村子颈部的一根绳索：水产没有了，并且河流在过去的50年内，夺取了村里53条人命。

村里的人现在要去最近的望月赶集，有两条路可以选：一是沿着龙溪河往东走大约3公里，过石榴滩大桥然后再西折往回走大约3公里到望月；二是直接从石榴滩划船过河然后走不到两公里到望月。

这几乎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岛上没有一寸的硬化道路，男人们在雨天都光着脚走路。因为每天都要送孩子去望月上学，大部分人绝大多数时候选择后 者。郑家滩几乎每家都有一艘小木船，排水量大致为古诗中描写的“扁舟”，两个成年人乘坐，船舷距离水面不到10厘米。但看似平静的龙溪河隐藏着恐怖的杀 机。最近的死亡事件发生在5年前，村民邹向华8岁的孙子在过河时翻船溺死。2008年6月，邹得华送孙子上学时，船被隐藏在浑水下的木头撞翻，爷孙俩抱着 木头才爬到岸边。

“差不多每个月都有船翻，每家都有人掉在河里过。”张安国说，“将近一半的人家，都有亲人或者亲戚淹死在河里。”

因为交通不便，甚至连外村的女孩都不愿嫁到郑家滩来。

“镇里也知道郑家滩交通的困难，但一则是因为国家政策规定，同一条河流10公里之内不许建两座桥，二则是镇里的财政非常紧张，也没有这个能力。”澄溪镇镇长陈胜中说。

“一直想着有座桥，想了五十多年了。”64岁的邹家海说，“最苦的是下雨天，洪水来了，家就在对面，浑身湿透了，却过不了河。”

张安国告诉记者，在最近的二十多年里，村里几乎年年向县里申请修一座桥，但一直没有结果。

转机来源于村里出的一个“贵人”。2007年清明节，在重庆做生意的郑家滩人周潜回家祭祖，有县里的领导陪同。周潜感慨于老家交通不便，提议他个人捐赠一笔款项，村民自己凑一部分，县里再出一部分，修一座桥。

同行的县领导爽快地答应，最后形成的意见是：周潜捐赠50万元；村里集资30万元；水务局将龙溪河人和村采沙点的开采权转让给人和村6年，这6年中卖沙所得的86万元归村里。当时估计，这大约150万元应该可以建一座桥。

争执：人和村人不和

在2007年清明节之前，郑家滩的三十多户曾是一个团结的整体，因为他们有一个一致的愿望。但建桥的梦真正逼近之后，内部却产生了分歧。桥该建在哪里呢？

以张安国为代表的24户，希望桥建在“茄子”的最西端，他们从这里过河去望月，只需要20分钟左右。而以5组组长邹贤华为代表的其余10户，则希望桥建在“茄子”腰部的渡口处，相对于前者，后者更利于他们的出行。

人和村村委会站在了邹贤华们一边，也倾向于在渡口处修桥。这个位置，对全村大多数人更公平一些。“在最西边建桥，受惠的只是两百多人，只占全村人口的8%。”村支书张安前说。张支书的说法得到了澄溪镇政府的支持。

多次沟通无效之后，张安前采取了不合作的策略。“桥如果建在郑家滩，我就不当这个村支书了。”
渡口，还是郑家滩？6月22日，南方周末记者分别从郑家滩和渡口出发，往望月走过一趟。两条路所消耗的时间差大约在20分钟。但双方没有人愿意为这 20分钟妥协。“郑家滩这边更强势一些，因为捐赠给大桥50万的周潜是郑家滩人，所以郑家滩人更有底气。”主管郑家滩大桥的副镇长孔建分析说。

最关键的是，另外一笔大额款项——水务局赞助的卖沙款——沙场的承包者贺洪国，也是郑家滩大桥的受益者，第一笔卖沙款25万已到账。

2008年11月份，人和村内部的大桥地址之争走到了尽头。11月17日晚，24户农民在一个作业本上按下手印，选举张安国为修桥负责人。随后，两 百多村民又选举了以张志国为组长的建桥小组，成员包括汪奉祥、陈克江、邹吉专、贺恩泽等6人。6人负责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以及上百万的资金。他们决定自己在 郑家滩修桥。

6人建桥小组运转的非常高效。

2008年12月上旬，张安国找到重庆交达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设计大桥。按二级路桥设计，桥长90米，宽5米。总造价160万元。

一个星期后，他们又找到了愿意承接工程的重庆市桦峻建筑工程有限公司。“150万接这个工程我们公司没有任何赚头。”公司负责人谭克卫说。

但谭的母亲是郑家滩人。谭想为自己的娘舅家做点事。

2009年春节前，张安国又请县水务局对河道的地质地貌进行了勘探。

春节后，两百多名郑家滩的农民自己的集资款部分，也如期交达到了建桥小组。（另外的大约10户家住渡口附近的，因为对选址不满，拒绝缴纳集资款。） 邹家海等10人要出资一万元。这对每年全家只有3000多元收入的他来说是一笔巨款，卖掉所有存余的谷子、玉米、鸡蛋，才筹到5000元钱，又杀掉两百多 斤的年猪，东凑西拼，才凑齐了。“这是为后代投资，值得。”邹家海说。

“这笔钱都是村民们从鸡屁股里抠出来的。”张安国说。

为了防止腐败，他们设计一套反腐手段：存款的账户，由陈克江开户；但存折和银行卡由张安国保存；6位密码由邹吉专、贺恩泽、汪奉祥三人各输入两个数字。“必须要5个人都在场，才能从银行里把钱取出来。”张安国说。

“买路”：高兴村不高兴

张安国他们修建大桥规划的出行路线是：经相邻的丰胜村，通过高兴村，然后到达望月。

在正式开工之前，他得先去找这两个村子的干部商量路的问题：不然，修桥的建筑材料都拉不进来。
这时，张安国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绕开村委会，有多么的麻烦。“我找丰胜村的村支书冷德刚，人家根本不见我，说我不是村干部，没有资格买他们村里的地修路。”张安国回忆道。

从辈分上讲，人和村的村支书张安前算是张安国的堂兄弟。没有办法，张安国又央求张安前去找冷德刚交涉。最终，花费了18000元，从丰胜村购买了大约一亩的地，修了接到了高兴村的道路上。

但高兴村不高兴了。高兴村向人和村索要4.8万“过路费”。“我们说修桥都没有钱，哪里还有钱给你们，高兴村村支书余泽军就找了5个人把高兴村的公 路挖断。”张安国说。4月初到4月9日，公路被挖断5次。挖一次，人和村村民修一次。期间甚至发生过一次冲突，郑家滩六十多岁的杨明珍被打伤，住院治疗花 费了七千多元。

郑家滩修建大桥需要经过高兴村的200米公路，是人家高兴村1994年自己集资修建的，村支书余泽军说，他们的载重车压坏了公路，我们向人和村村民要点损失费和过路费一点都不为过。

停工：“手续悖论”

在种种的纠纷和矛盾中，2月28日，桦峻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开始在河水中施工。——选这个日子后来让张安国有些懊悔：他后来翻黄历发现，这一天原来不适合动土呢。

“他们抢在2月28开工，是想先斩后奏，造一个既成事实。”孔建说。

24日下午，4个桥墩孤零零地矗立在龙溪河浑黄的河水中，各种脚手架堆在岸边。原本热火朝天的工地，已经停歇了三个月。镇上的停工通知是3月17日送抵工地的。

停工通知书上的原因包括无建桥领导小组、无修桥进度方案、无防施工汛应急预案、无交通局航运论证审批手续等10项。

“以前也不知道要办这些手续啊。”张安国抱怨道。4月份开始，他先后到垫江县交通局、水政局、消防局、环保局办理澄溪镇所要求的各种手续。“但人家都不给我办，都说民间建桥，没有必要办这些手续。”

跑了几圈交通局、水政局、消防局、环保局却一无所获后，张安国认为镇上是在为难集资建桥的两百多农民。这两个月里，他惟一的收获是，到重庆补请了一家监理公司。

孔建今年3月份才调到澄溪镇担任主管生产安全的副镇长，下马伊始，他便制止了张安国他们酝酿了三年的工程。

“如果不是孔镇长的话，我们的桥现在已经修好了。”邹安民抱怨道。从4月份开始，媒体纷纷报道郑家滩大桥停工事件，几乎所有报道都在质疑澄溪镇政府的做法。

“我没有选择，从中央到市里，这几年的安全生产都抓得特别严，他们修桥很多地方存在安全隐患，我必须制止。”孔建说，“前年邻县在修桥的时候曾经死 过几个人，这就是血的教训，我不能让他们冒险。”他认为本月19日的洪水，摧毁三十多米长的建桥钢架，证明了自己的担心不是杞人忧天。

但在村民们看来，镇上因为生产安全制止他们修桥是说不通的。“难道政府比我们自己更关心我们的安全问题吗？”张安国说。

5月15日上午，垫江县委书记李光金冒雨实地察看了人和村郑家滩大桥修建情况。他提出，必须要解决好资金问题，保证大桥的安全施工和建筑质量。

而孔建已经打算就自己所坚持原则做出些许退让。6月7日，他告诉张安国，等汛期过了，他们的大桥就可以重新开工。“但是该办的手续一定要办！”

龙溪河的汛期，10月份才结束，对郑家滩而言，每一天都是钱啊。“这样一折腾，我们的资金已经不够了。”张安国蹲在地上盘算着。他的身边放着一碗粥。为了省钱，在农闲的时候，家里的午饭就是菜粥。

有许多花钱的地方，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料到。那时，他只想着修一座桥。他以为自己能修一座桥。

杨继斌先生在从事正义和高尚的事业,如果我们不支持正义,不支持公正,这个社会将变成人间地狱,整个社会被压制的痛苦将会转化为社会运动的力量.杨继斌,好样的.

杨继斌先生是一只大熊猫,他在关心别人,也在爱国.当中国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一个有 良知的文人的时候,已经不再讲公正的时候,整个社会将进入 一个大动荡前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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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一个害羞的、怕死的少年。如果有一支枪顶着我的小JJ，我马上就叛变了。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兔子是历届小动物运动会的短跑冠军,可是不会游泳。一次兔子被狼追到河边,差点被抓住。动物管理局为了小动物的全面发展,将小兔子送进游泳培训班,同班的还有小狗,小龟和小松鼠等。小狗,小龟学会游泳,又多了一种本领,心理很高兴:小兔子和小松鼠花了好长时间都没学会,很苦恼。培训班教练野鸭说:"我两条腿都能游,你们四条腿还不能游?成功的90%来自汗水。加油!呷呷!"

评论家青蛙打发感慨:"兔子擅长的是奔跑!为什么只是针对弱点训练而不发展特长呢?"思想家仙鹤说:"生存需要的本领不止一种呀!兔子学不了游泳就学打洞,松鼠学不了游泳就学爬树嘛。"

要求选准角度,明确立意,自选文体,自拟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考生：杨继斌 1997年高考 毕业于四川大学

学游泳还是学驯服

当爹最大的快乐就是可以在一个小傻瓜面前，拥有对整个世界的绝对命名权。打比方，你说，这是石头，小傻瓜就跟着读“石头”；你说这是兔子，小傻瓜就跟着读“兔子”。小傻瓜们都是如此这般跟着爹学说话的。他们啥也不知道，而爹们垄断着康德所谓的“后天经验判断”。命名权这事儿可不简单，古有指鹿为马，今有正龙拍虎，为啥可以把鹿称作为马呢？就是因为“爹们”手里面有枪杆子。他们一言九鼎驷马难追。

掌握了命名权，就垄断了常识。——在哲学上，人类智慧的极限就是人类语言的极限。当然我们这里谈的不是智慧而是常识。比方说，爹们说，兔子被狼追到河边，险些被吃掉，动物管理委员会不去追究狼的刑事责任，反而要求兔子交学费去学游泳。美其名曰，“多学一项求生技能”。您大爷的，狼不归动物管理委员会管吗？

我国历史上，有“盛世修典”的传统。修典即修订词典。这个过程其实体现的是中央政府对于自己母语“命名权”的垄断与炫耀，历史上的“盛世”修典，往往伴随这中央集权的加强。修典背后，是爹们在政治上加强统治的同时，借助自己对常识的垄断，对于整个社会价值观进行微调。——不信你看看爹们编撰的各种词典中，对于“盗跖”的褒贬变化：从大恶之徒到农民起义再到刑事犯罪，词条的变换，无不反映着“命名权”对当时意识形态的三陪小姐一样的迎合。

回到兔子学游泳的故事。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爹们垄断了常识之后，是如何来对舆论进行导向的。在爹们的叙事中，兔子的无辜被忽略，狼的凶残被忽略了，游泳培训班的高额收费、闭门造车、不管就业被忽略了。甚至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兔子这一严重事实，也被忽略了。结果，舆论探讨的焦点变成：兔子要不要学游泳。

于是，一种扭曲观念，就被当成不容置疑的常识，强行植入了孩子的脑中：即使兔子学游泳被淹死，也不应该拿水果刀去反抗狼的欺凌。

我们都会当爹（或者我们都正在当爹）。我们会小小地、得意地垄断孩子眼中的那个世界。当我们用手指擦去孩子的鼻涕并顺手抹在自己衣服上，然后教他们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要记得把马称之为马；把华南虎称之华南虎；把强奸称之为强奸。

但我友情提醒的是，一定要把学游泳称之为学驯服。

考生自评：写完高考作文之后，我们便应该告别“凉风习习，吹得我心旷神怡”的“作文年代”。“凉”语，是我中学年代的作文必杀技。本报李海鹏老师当年的必杀技是“时光如水，岁月如梭，又到了小鸟妈妈给小鸟喂奶的时候”。我想说的是，这些散发着乳臭的必杀技是我们那样一个“作文年代”最明显的标记。而高考作文，是一个路碑。过了这个路口，便应彻底完成“作文年代”写作，进入成年写作了。从此以后，你的写作不再是为了老师的分数，而是为了载道；不再是为了完成作业，而是为了传播真相。

阅卷意见：40分
考生望文生义，审题失当，行文难免穿凿附会，更有不雅用语。若跳出考场规矩，此文胜在关注现实，更暗合鲁迅“救救孩子”之意。告别所谓“作文年代”，何不从学写作文开始？

知情人：

作者毕竟是作家，文章感情色彩丰富，在写文章时，有自己鲜明的立场。不可否认，这一系列事件中，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作者在撰稿时的某些知情人说话的引用，不乏有断章取义之嫌，调查取证过程中，有欺骗、诱导当事人证词的行为，还有就是，对当事人一些言论的误解！一些缺乏依据的猜测和推理，直接引导读者走到笔者的思路上路上来，其实实情，并非如此。如笔者是个有心人，希望能进一步调查真相，让自己的观点更加站的住脚。

看到有知情人来顶我的帖子，当然很兴奋啦。遂回复如下：

鸡尾山曾一次次警告过铁匠沟；坍塌也许不能避免，但死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崩岩像流水一样：

“快跑啊干娘快跑啊干娘。”

最初的几块大石往山下俯冲时，如同小说里的武林高手踮脚跳跃。因为距离屠杀目标近800米，它们的脚步声迅疾而细小。

6月5日下午2点40分左右，往秧田放水的蒋成会也觉得该回家吃饭了。她边洗手边冲不远处端着碗站在自家门前的杨武会喊帮我照看着。当天中午，杨武会一直和蒋成会他们一块往田里放水。两点半的样子，因为自家的水田离家很近，杨武会决定回家吃口东西。

蒋成会沿着黑色的乡村道路往北边没走多远，她们家水田顶上数百米高处的鸡尾山山崖便开始往东北坍塌，崩岩前进的方向和蒋成会脚下的道路形成一个汇聚点。这个汇聚点周围，是红宝村和幸福村彼时的处于此地的100多条性命。

狭窄的铁匠谷阳光强烈，没有风，但并不觉得闷热。差不多就在蒋成会打算回家的时候，小河对岸的段文华正和几个朋友在家里诈金花。他是中午1点10分从鸡尾山里的1号矿井里下班的。铁矿井是幸福村舒先永开的。洗完澡，到大哥段文学家吃午饭，段文华还喝了一瓶啤酒和几杯白酒。酒饱饭足已是2点30分。出门看到4个熟人要上鸡尾山锄地，便喊到家里打牌。2点50分，段文华赢了十几块钱。

大石往蒋成会扑去。走到半山腰的时候，它们的脚步声开始沉重。打雷一样的声音。蒋成会听到了。但那一刻她并没有当回事，在过去的几年及几个星期里，经常有石头从山上滚下，但大多跌落在人迹不至之处，无一流血事件。

住在段文学家往南大约两公里的吴良丰是稍早前往鸡尾山的。入夏以后有些感冒，当天，她决定去鸡尾山上采点药引子。2点50分，她刚好走到段文华家房后的一个山口处。听到打雷的声音，抬头，看到鸡尾山的崖头在摇晃。

蒋成会也抬起了头，几块石头翻滚着向她的脑门砸来。3天之后，她无法向记者描述当时石头和她之间的距离。——在6月5日以来的几个夜晚，这几个石头多次把她从梦中砸醒。——她开始转身往自己的水田方向拼命飞奔。

雷声越来越大。这间隙里她听到杨武会扯着嗓子喊“快跑啊干娘快跑啊干娘。”但蒋成会只听到两声完整的呼喊和第三个“快跑”，杨武会的呼喊就戛然而止了。

方才还万里无云的天突然黑了下来。打雷声变成了飞机引擎的声音。蒋成会跌到在一个小沟里，她索性躲在了这里。

事后，段文华一直强调，那天是他救了几个牌友的性命。惨剧发生后，他们家成了距离现场最近的幸存房子。当时，他们五个人坐在堂屋继续打牌。门开着，山崖坍塌推起的气浪裹挟着灰白色的烟尘冲进了屋里。几十秒后，开始看不见对面的人。

吴良丰处在一个合适的目击位置：塌方大约就在她的西北方800多米处。“风往人脸上吹，” 吴良丰说，“从来没见过的那么的大石头。”

段文华同一班的工友罗俸当时在鸡尾山斜对面的半山腰除草，他距离坍塌地大约有2公里。在这样的距离上，没有听到太大的声音，就看到鸡尾山的主峰整体往东北方向流。“像水一样。”初中毕业的罗俸描述道，“是高处的推着低处的，整体往下流。”

400米的落差给这些巨石提供了可怕的势能。河上的混凝土大桥像薄饼干一样被粉碎。巨石扫过所有建筑，潜入河里，又裹挟着河底的淤泥和藻类爬上河岸，撞击到鸡尾山东面的岩壁，并导致此处岩壁也坍塌下去。

大约10分钟后，整个山谷安静了下来。尘埃落定。三点零一分，段文学拨通了110报警。

杨武会失踪了，但他呼喊“快跑”的干娘、60多岁徐大碧居然逃了出来。

可以避免的悲剧：

安检员笑着说“上面的裂缝已经5米了”

和震后的北川县城不同的是，铁匠沟350万立方米的滑体总量将人和家畜的尸体掩埋在了几十米之下。即使有6月的高温，在48个小时之后也很难闻到那种混杂着甜、臭和焦糊味的死尸味道。7日下午两点，和平谷静悄悄的，不知名的鸟在树林里啼鸣，好像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在6月7日下午4点重型机械进入坍塌现场以前的48个小时里，重庆消防总队的战士甚至连掏出一具尸体都无能为力。“石头太大了，”一位消防战士告诉记者，他指着身边的石头：“这个比客车还大；那个比加油站还大，还有那个比居民楼还大。”搜救犬贝克和贝贝每过几个小时会是赶来巨石间寻找一些异样的气息。但40多个小时的徒劳甚至让它们失去了热情，贝克不时坐在大石头上，往四周张望。

巨大的石头压在罹难者家属的心头。最初的30多个小时里，为安全计，政府禁止家属靠近坍塌现场。6月7日，向开梅和向开碧姐妹俩终于站在了弟弟的房顶上——一个汽车大小的石头上。警察告诉向家姐妹，她的弟媳，就在大石头下面20多米处。两姐妹开始哭。

“弟媳不该死的，” 向开梅说，2005年，山上往下掉石头，镇上强制搬迁，让鸡尾山脚下的十几户搬到鸡尾山背后去。弟弟原本要搬走的，但是因为舍不得下面的生意，便坚持留了下来。

段文华和罗俸是与死亡擦肩而过只是因为他们幸运。悬崖坍塌，覆盖性地摧毁了他们打工所在的共和铁矿的全部建筑。5日上午，他们两个都刚下过井。

1点20分下班的时候，段文华看到哥哥段文学用架子车推着5、6件原木往井里走。哥哥是越战老兵退伍，当天穿着一件老式涤卡军装，低头往里面走，并没有和他说话。一个多小时以后，他就被埋在了井里。

“矿上一点都不关心工人的安全，”罗俸说，6月3日上午，在矿井的第二级工作面上，很少和罗俸说话的主管安检的副矿长徐大生突然过来，拍着罗俸的肩膀笑着说：“上面（山顶）的缝已经有5米宽了。”

但是没有人提醒罗俸他们不要再下井。6月2日，武隆县、铁矿乡两级安监办对共和铁矿进行了最后一次安全检查，并下达了整改通知书。铁矿乡主管安全生产的副乡长彭胜平说，“这次检查只是针对矿井内部的检查，比如轨道啊坑道啊，不涉及山体。”

一些人也许是依赖第六感躲过了噩运。徐大生的弟弟徐大福进入六月份后，就一直以安全理由拒绝下井。

鸡尾山的20年的预警：

两个井被封闭后的2年里，裂缝便再也没有变大

7日晚上5点，挖掘机开始寻找岩石下肉体。但第一铲子下去，居然挖出一叠黄氏的家谱。一页页白纸散开，姓氏和泥土黏在一块。

如果把山顶的裂缝看做鸡尾山对于铁匠沟的警告，那么，这个警告在20年前就已经发出。

69岁的蒋文福曾担任过涪钢集团共和铁矿的副矿长，从1985年到1995年期间，一直负责共和铁矿的安检工作。

蒋文福说，矿厂的安检工作，不仅包括井内安全检查，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每周上一次山顶，看看有没有裂缝。

在他的记忆里，最早在鸡尾山上发现裂缝是在80年代后期。刚开始，老蒋还尝试用土去填裂缝，但是裂缝越来越大。发现填土没有用，老蒋便在裂缝处卡了几根木棒，以检测裂缝的变化，如果一段时间后，木棒掉下去了，就说明裂缝在扩大，反之，就证明山体稳定了。

“当时，共和铁矿正在全力开采4号、5号两个井。我便建议停止开采这两个井。集团同意后，1991年前后，两个井被封闭，再随后的2年里，裂缝便再也没有变大。” 蒋文福回忆道。

现在看来，蒋文福当年用木棒丈量过的那个两米宽的裂缝，只是鸡尾山对于铁匠沟的一次温柔警戒。2000年，鸡尾山将一枚数十吨的大石抛下山来，所幸只砸毁了段文学伯父家的房子，并无人员伤亡。

2005年，又有数百吨石头垮了下来。但幸运的是，都是往人员稀少的东边垮。“所以我们一直以为，山迟早会跨，但肯定会往东边垮，没想到这次它垮到东北边去了。”罗俸说。

“这几年几乎每年都会从上面垮石头下来。” 段文华说。而进入今年5月份之后，几乎每天都往下垮。

端午节那天，已经有一个上百吨的石头掉下来，把公路挡住了，后来镇上用炸药把石头炸开，以保证公路的畅通。

进入6月份后，鸡尾山多次发生崩岩事件。悲剧发生27个小时之前，一次的坍塌量便达到3000方左右。

这就是大自然，它在展露其冷酷一面之前，已经给铁矿乡留足了整整20年时间。然后在一个下午，吞噬了这个山沟的少年、壮年和老人。

政府10年的预防

之所以没有制止共和铁矿采矿，是因为铁矿不在我们的警戒线之内。

铁匠沟曾经是铁矿乡的乡政府所在地。但目前对于政府就危崖险情对策的追溯，止于2000年。是年，国土部门开始关注鸡尾山存在的危岩险情，并在随后的1年里首先将镇政府、医院等机关首先搬到了幸福村。

2001年5月1日，武隆县县城发生一起滑坡事故，山体直接将一幢九层楼房摧毁掩埋，造成79人遇难的惨剧。事后中央调查组认定，这起地质灾害事故的发生，有地质原因，也有诸多人为因素，遂查处了当地诸多官员。并以此为契机，对鸡尾山的危崖，进行了地质勘探。

时任共和铁矿矿长的陈国荣告诉南方周末，那次来勘探鸡尾山的，是当时酝酿收购共和铁矿的舒先勇找来的重庆市某地质勘探队。最后形成的《地质论证报告》认为：可以生产。

2005年，鸡尾山再次发生大规模崩岩，这一次镇上对险区范围内的10余户居民实施了避让搬迁。

重庆市从未放松对辖区内危崖的监测。记者从重庆市107地质勘探队了解到，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重庆市曾动员全市的地质勘探专家，对全市的危崖做过一次排查。但鸡尾山是否包括在内，无从得知。

时间推移到5月底，当鸡尾山留给铁匠沟的逃生时间只剩最后一个星期时，铁矿镇最后的努力包括：

6月2日、3日，对岩崩威胁到的路段限行。并于2日由武隆县、铁矿乡两级安监办对共和铁矿进行了最后一次安全检查，并下达了整改通知书。

6月4日，安排人员将险区两侧的公路炸毁封路。张玉红是幸福村双龙组农民，6月4日早上10点，徐大生他去炸路，说过要给钱的，50元一个人。“但是当天没给，第二天就出事了。我想只好算了。”

6月5日上午，死神已经拎着他的镰刀从鸡尾山站起。上午，铁矿乡继续在危险地段设警戒线，并于10点30分将近日崩岩的情况上报县政府。“我们之所以没有制止共和铁矿采矿，是因为铁矿不在我们的警戒线之内。” 彭胜平说。

下午2点50分，灾难最终发生。目前死亡和失踪的遇难和失踪的79人中，大部分是共和铁矿的职工。

被利益掏空的鸡尾山

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艾扬称，根据国家地质专家和相关学者的实地判断，武隆山体垮塌的地质灾害特征十分明显。但铁矿乡当地人一致认为坍塌原因是因为采矿挖空了鸡尾山。于是，垮塌的原因，尚被舆论悬置。

但一群人在危险中采矿近10年、且并非对危险全然不觉，其背后，有方方面面的利益诉求。

哥哥失踪的5天后，生还的希望开始慢慢在段文华的心里蒸发。“很难再回来了。”他说。但他自己仍然试图寻找安全的矿井，以求再次下井。

其动机在于他的一笔帐：“山里的地，年头好的时候，一亩地一年也只能收成个500块钱。我下10天井，就能赚回来，靠种地，富不了。”所以，即使在危险不断地6月初，他也坚持下井。

而在舒先永的老乡们看来，利润，则是舒坚持冒险采矿的原因。他在矿区开车的弟弟舒先友此次也被埋在巨石堆下。

陈国荣告诉记者，共和铁矿的前身，是1969年4月1日成立的四一铁矿，后改名为共和铁矿，归涪陵钢铁公司管。1994年，因经营不善，涪钢垮了，其子公司三联运输吊装公司接管了该铁矿，当时，仍然是国有企业，总资产79万。2001年，由于鸡尾山出现危崖，三联退出，遂已租借方式，将全部设备及《营业执照》和《采矿许可证》移交给了舒先永。2004年左右，该矿彻底完成了私有化的转变。

陈国荣说，从95年开始，铁矿价格一路飙升。刺激了当地人开铁矿的欲望。最多的时候，不出三公里之内，有三家矿场在鸡尾山开工。而一些广场所开采的，居然就是涪陵钢铁厂当年因裂缝而封井的4号和5号矿。“整个山像蜂窝一样。”蒋文福说。

南方周末从多处了解到，矿厂按照“房柱法”作业，是保证安全的必须：即在作业面留原来的矿石作为保安柱，通常每个柱子高约2到3米，横截面为4×4米，而5至10米见方，就必须有保安柱。但现在这些安全柱全部被当着矿产开采，取而代之的是用四根碗口粗原木捆到一起的柱子。程国荣和蒋文福这些曾经主管矿厂安全的老矿长认为，这是导致山体下坠、并出现裂缝的根本原因。

事发后，舒先永身份成谜，有人说他被抓了，也有人说他尚是自由身。她的母亲处于悲痛之中。

另一些谜团尚在地底，比如60多个失踪者的生死。7日那天，杨武会的侄子杨霞突然拨通了前者的手机。耳机里是熟悉的彩铃声，但不知道手机的主人是否正在另一个世界聆听自己手机的铃声。

X来过这个世界吗？X不是一个女婴的化名，她没有名字，没有出生证明，没有照片，没有户籍卡，没有成绩单，没有病历卡，没有穿剩的衣服、玩过的玩具，甚至她的父母都忘记了她长什么样子。

如果她仍然活着，该6岁半了。6年前，X的母亲杨水英抱着她，跟着镇远县蕉溪镇的干部石光应走了大约10公里山路后，将她作为罚款，交给了政府。

罚款是因为她不该来到这个世界。

被抵做罚款的X：他和妻子对于“政策”表现出了发自内心的尊崇。

依据石光应的说法，X是一次失败绝育手术的产物。在她之前，她的父母已经拥有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依据政策，X的父亲陆显德在2002年初做了绝育手术，但这年腊月，X还是出生了。

2003年4月的一天，记忆中阳光灿烂，早上10点左右，杨水英正在做饭，X突然开始哭，哭声引来了石光应。

“当时我刚好路过他们家，”石光应回忆道，“其实从她开始怀孕我们就注意到了。”

石光应进门后便问，你怎么又生了一个。杨水英答是。

石光应说，我罚你款你也拿不出来，拿娃娃顶了算了。你抱着孩子跟我走。杨水英哭着说，养这么大了我舍不得。

“其实，他们也愿意拿孩子顶罚款。”2009年4月18日，石光应在他位于蕉溪镇李树坳村家里的火塘旁，回忆着那一天的细节。那时，他是蕉溪镇计划生育股股长。在蕉溪镇，石光应普遍被认为执行政策“拉不下面子”，恨不下心。

石光应的儿子在广东打工，把上小学的孙子也带到了过去，偶尔会给老石打个电话。老石说他很想念孙子。但那天，他却坚持要把杨水英的女儿抱走。“这是我的工作，我是按政策走。”他笑着说。

据石光应介绍，依据政策，杨水英家得交两万左右的罚款。当天，杨水英和石光应之间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争执。

杨水英家住在山顶，湿气很重，即使在4月间，家里也需要生着火塘子。她找了一个厚一些的包裹，裹在了X的身上，又给自己换了一身出门穿的衣服，然后跟着石光应从自己住的田溪村往镇上走。X没有见到自己的父亲陆显德最后一面。陆当天赶集去了。

即使陆显德当天在家，他应该也不会和石光应发生冲突。

他和妻子对于“政策”表现出了发自内心的遵崇。“这是政策，我们也没有办法。”陆显德往灶头里塞了一把柴火，讷讷地说。

当天中午12左右，杨水英抱着X来到镇政府。在镇政府大约逗留了一个多小时，没人搭理她。下午2点，一辆小轿车拉着杨水英、X以及石光应三个人来到位于镇远县皮家院的县福利院。院方不让杨水英和石光应进去。铁门开了一条缝，一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拉开X的包裹看了一眼，问杨水英：“都养这么大了你怎么舍得？”

杨水英说没钱交罚款。转身跟着石光应就往回走。铁门合上。当时院方没有跟石光应以及杨水英做任何登记。杨水英是一个半文盲，这是她第一也是唯一一次来县城。她不知道当时缺少的这个登记，对她以和X意味着什么。

“我送过来的，都没有登记过，是福利院自己在里面登记的。”石光应说。看到杨水英有些伤心，石光应安慰她说，不用担心，娃娃养大了福利院会送出国去。

X失踪了：X变成古城茜

从共和街中段右拐，进一个胡同，大约30米的缓坡，上去就是镇远福利院。500多平米的一院子，左侧是一排平房，右侧是一栋三层的办公楼。福利院和县老年办等几个机构一块在这上班。院里现在只有8个孩子，被8个家庭暂养着。而据石光应介绍，当年这里最多的时候，同时有40多个孩子被照看。

X的最后信息来自于石光应：“听说进福利院后全身长水泡，送到医院打了几针就没事了。”

4月20日，南方周末在镇远福利院看到该院从2001年至今送养到国外的婴儿登记册。院方说，上面是院里全部弃婴的资料。满满6页，记录着80个女婴的生日、捡拾时间、捡拾地点、入院时间、健康状况、经办人、送养地点等15项信息。其中78个女婴送到了美国、比利时、西班牙等国。

80个弃婴，都拥有了“古城系列”的名字，比如古城惠、古城茜、古城梅、古城薇——这个表格几乎使用了汉语词典里的全部女名用字。古城是指镇远古城，它隐藏在云贵高原东部大山中，曾是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扼守着由湖广经贵州入云南乃至缅甸、老挝、泰国、印度的古驿道。

80个女婴，除了弱智的古城晴和先天性眼裂的古城茜，已经全部被外国收养，离开了这个古城。

负责福利院婴儿接收、送养工作的副院长姚福建把登记册翻到第三页，肥肥的手指戳在古城茜的资料上：这就是陆显德的孩子，如果家属要，现在就可以领回去。

他喊了一声古城茜，一个穿着一件花衣服女孩子在办公室门口往里看了一眼，来到了办公桌前。五六岁的样子，很清秀的女童，眼睛很亮，当她看着你的时候，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从她畸形的眼眶里挣扎出来。

她是X吗？

编号43的古城茜资料显示，她出生于04年4月16日，04年6月8日，蕉溪镇田溪村陆显德在自家门口捡到她。入院经办人便是姚福建。

可是，出生时间和陆显德夫妇提供给南方周末的并不一样；而且，X并无眼睛疾病。最关键的，陆显德从未捡到过女孩。——他们家和村里另外几户单独住在山顶，即使有人要丢弃女婴，也没必要爬这么高的山，寻到他们家去。

 “我不知道陆显德家女娃的下落，但肯定不是古城茜。”已经在福利院工作了近10年的夏宇（化名）说，10年来，福利院就接收过古城茜这一个眼睛有疾病的女婴，她印象非常深刻。古城茜是在镇远大街上捡来的，当时刚出生一两天。

06年退休的前院长肖培炎说，他也不记得古城茜的来历。56岁的肖院长说，因为记忆原因，他无法对陆显德的亲生女儿变成“陆显德捡到的女婴”做出解释。

“因为这么多婴儿，不排除当时登记出错的可能。”肖培炎说。

可以肯定的是，X失踪了。她也许被收养到了外国，或者已经死去。夏宇说，曾有大约10个婴儿因为生病在福利院去世，姚福建否认有这么多孩子死亡，但他确认了死亡事件本身。

人造弃婴：没有一块指路碑是给女孩祝福的。

和X年龄相仿的女婴，福利院现在只剩下古城茜和古城晴。“当时不光是蕉溪镇往福利院送孩子，全县12个乡镇都在送，每个乡镇每年都要送两三个。”石光应回忆道。

21日下午，古城晴在福利院的院子里游荡，看上去，她和同龄的女孩并无异常。细小的雀斑挤满了散兵坑一样的眼窝，眼神湿漉漉的能把整个世界融化了。她喊每一个碰到的男性叫爸爸。她的爸爸在哪里呢？

04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蕉溪镇的父亲，来福利院抢过自己的女儿。他先打探到暂养自己的女儿的保姆（每个月福利院给这些保姆支付500元钱），和保姆处熟之后，开始央求保姆允许他抱一抱孩子。刚开始，他每过几天回来找保姆一次，看看女儿。有天，他突然抱起孩子就跑。

“四五个保姆马上围了过来，把孩子抢了回来。”夏宇回忆道。

但并不是所有的父亲，都会去福利院冒险。“我们这边，父母对于女儿的感情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亲，” 贵州省镇远县蕉溪镇田溪村阳坝组的张扬说，他大专毕业，是村里的文化人，“在许多家庭看来，生一个女儿，只是生儿子过程中的一个意外，并且这个意外会导致他们被政府罚款，所以如果能用孩子抵罚款，他们也蛮乐意的。”

在前往蕉溪镇木溪村的山路口的灌木丛里，摆放着几块一尺见方的“指路碑”，给来往的路人指路，除“上走镇远下走焦溪”的指路文外，上面还写有“信士某某为子某某祈福，愿长命富贵，易养成人”的字样。据当地人说，这是贵州的风俗，家里人在路口立碑指路积德，为儿子祈福。但没有一块指路碑是给女孩祝福的。

事实上，在把女儿抱到福利院之后，陆显德夫妇从没有去福利院探望过X。“偶尔会梦到女儿喊妈妈抱，但我看不清她的模样。”杨水英说。

“不去找自己的女儿，一方面是怕罚款，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地重男轻女的思想。”张林说。

《收养法》第四条规定，只有丧失父母的孤儿以及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才可以被收养。这是镇远福利院把陆显德的亲生女儿却变成“陆显德捡到的女婴”的原因。

但南方周末了解到，前文提到的80个女婴中，至少有一部分，她们的父母或者亲人，参与了把她们变成弃婴的过程。

镇远县福利院收养女婴登记册中，编号44、被蕉溪镇田溪村烂桥组李代武捡到的古城雯，实际上是李代武的弟弟李泽吉的四女儿。04年3月18日出生。出生两天后，李泽吉就把女儿交给哥哥李代武照看。因为担心罚款，他赶紧带着妻子到浙江余姚打工。

4月20日，蕉溪镇田荣宝副镇长带工作组路过李代武家，听到婴儿哭，就问婴儿是哪来的。

李代武的妻子唐碧珍担心说是弟弟生的会罚款，便撒谎说，是自己打鱼时在河边捡的。田副镇长就说，你不具备收养条件，捡到孩子必须交给福利院。于是，当天下午就把孩子抱走了。

“其实那些声称是自己捡的孩子的，我们都知道是他们的亲戚朋友自己生的。”石光应说。

但在此后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李泽吉从未到福利院去探望过自己的女儿。“我怕见了他们找我要罚款。”李泽吉说。

木溪村天堂组的罗幸斌，也是把刚出生的女儿交给妹妹养。结果遭遇和李泽吉一模一样。

李家对这一事件唯一的“报复”，来自于李泽吉15岁的侄子李国民。05年的时候，田荣宝乘李国民的船过河，被李国民晃到了河里，附近的人都看到了。

“我亲眼看到他把我妹妹抱走了。我恨他。”李国民告诉南方周末。

但在成年人中，南方周末普遍感觉一种对于女婴的冷漠。田溪村前村长杨秀波说，农村重男轻女，主要是因为经济原因。“那家如果全是女儿，农活根本就干不了。”

即使对于陆显德家，现在寻找女儿X的动力，也主要来自于妻子杨水英。4月17日晚他告诉南方周末，即使现在找到了女儿，他也不愿意领回来。

X是如何出国的：“我真不敢相信是真的。”

显而易见的是，陆显德和李泽吉们“不愿”或者“不敢”到镇远福利院寻找自己的女儿，让福利院顺利的把这些“人造弃婴”送养到了国外。

被国外收养的78个女婴中，到底有多少是“人造弃婴”，南方周末没有得到具体的数字，石光应说有三四十个，夏宇说有一二十个。

但记者发现，镇远福利院收养和送养女婴的数字，在03、04、05三年中，出现重大异常。在全县26万总人口不变的前提下，镇远福利院的送养登记手册显示，这三年收养和送养女婴的数字，占了过去9年的三分之二强。

最高记录出现在2004年1月5日至1月25之间，仅这“黄金20天”里，有6名出刚生3天到半年的女婴送到了镇远福利院。

南方周末联系到家住美国伯利恒的外科医生windy。2005年5月24日，她在镇远福利院收养了一名名叫古城慧的女婴。而古城慧，就是上述“黄金20天”被羊坪镇政府送到镇远福利院的。

据windy和姚福建双方提供的信息：镇远福利院将自己收养孤儿的信息提供给CCAA（中国领养事务中心）；windy也通过美国的中介公司将自己收养申请提交给CCAA，然后由CCAA配对。“不是我选择了我的女儿（古城慧），而是CCAA选择了我们。”windy说。

2005年5月25日，windy到镇远福利院办理了法定的领养手续。福利院向windy提供了古城慧的出生证明、遗失声明，以及她的收养证明。

遗失声明是镇远福利院通过贵州省民政厅与2004年3月6日刊登在贵州都市报上的。

4月17日，南方周末把当年的遗失声明拿给杨水英看，她死死的盯着上面的10张照片辨认了许久，她沮丧地说，不记得了，认不得了。

“把有父母的婴儿，强行送到孤儿院，然后送养到国外的情况，经过我们调查，完全属实。”镇远县计划生育管理局纪检组组长唐剑说。他对于这三年出现弃婴异常的解释是，计生指标过高。

“我真不敢相信是真的。”主管镇远福利院的镇远县民政局副黄局长说。

X值3000美元：“妈妈，我是不是这些中国女人生的？”

如果X不在镇远福利院的死亡名单里，她应该已经在国外了，并因此给镇远福利院换回来了3000美金。

“我们当时给镇远福利院交了3000美元。” Windy说，她依然保存这当年的收据。

姚福建承认78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收取了领养者3000美元的“抚养费”。以2005年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计算，这笔款项高达190万。

“这3000美元，是领养者付给我们的抚养费、医疗费等等，我们也都花在了婴儿身上。有一个女婴心脏有问题，我们看病就花了好几万。”肖培炎说。

见于民政部《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中，并无中国福利机构向外国收养者收取“抚养费”一说。只是第15条提出，“国家鼓励外国收养人、外国收养组织向社会福利机构捐赠。受赠的社会福利机构必须将捐赠财物全部用于改善所抚养的弃婴和儿童的养育条件，不得挪作它用。”

在从美国一些中介了解到镇远福利院曾经把有父母的孩子送养到国外后，windy开始感到忐忑。古城慧就是在上述的“黄金20天”里被羊坪镇政府送到镇远福利院的。种种迹象让windy开始怀疑自己养女，是否是真正的弃婴。两年前，windy开始尝试寻找古城慧的亲生父母。

“如果我的女儿实际上是一种中国方面某些福利系统人员的犯罪的产物，我会最大限度的找到她的原来的家人，这有利于她的成长，并且和原家庭分享女儿的生活，比如寄照片、通信、或者每年假期时安排女儿探视他们一次。”windy说。

只是，6年前那些当事人的遗忘，已经是杨水英找到X，抑或windy寻找自己女儿亲生父母的最大障碍。

4月21日，南方周末依据镇平福利院的记录，找到当初捡到古城慧的羊坪镇社会事务办，工作人员称，已经不记得此事了。

幸运的是，古城慧——她已经很久不用这个名字了——据windy说，她现在在美国很快乐。6岁的她喜欢游泳，喜欢体操，和她的美国哥哥关系也很好。Windy曾经尝试让她接触一些中国的东西比如学汉语，包饺子，但她兴趣不大。

某些流淌在基因里的东西，已经开始显现。有两次，当她看到中国女人的时候，都突然问windy,，“妈妈，我是她们生的吗？”

　　惶急之中，我居然忘了按键，就把录音机装进兜里，所以在大半年后回放整理时，各种凄厉的吼、叫、哭依旧回荡在我的写字桌上。在高氏抽去插销的同时，门嘭地一下弹开，我们站在三级台阶之上的门口，膝下两米宽几十米长的巷道全挤满了人，其中好些还穿戴着涂有大“冤”字的孝服。天色昏沉，手臂招摇着，举着上访材料。人们狂呼：“申冤哪！”“我们怎么办哪！”“采访我吧！”“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才有个头哇！”女人拖着哭腔，那种突兀的，往后拖得很长、很尖的哭腔调子，犹如一把长锯，在我们的中枢神经上一来一回地拉扯，切入，激起阵阵痉挛。回地明显受不了了，眼里浸出了泪光。我领头刚下一个台阶，无数的手就伸过来，接着是高氏。我们象落水的旱鸭子，坠入人流，被拽着，扯着，挽着，甚至搂着。每一个人都把材料往我们身上塞。巷道太窄了，我们被困了近十分钟，才慢慢腾出被粘连住的手臂，船头般侧着单肩向巷口划去。有个身高近一米九的大汉在为我们开路，他不停地喊：“让别人走！让别人走！”直至决堤一般轰然出路口。
　　
　　又是我们刚抵达上访村时那块污水四溢的洼地，小卖部老板和我的第一个访谈对象桂兰都鹅一样伸脖叫着什么，但脚跟未定的我一点也听不清。人潮还在涌，由表及里，犹如卷心菜，一层一层将我们裹在中心。可一两小时前，这儿冷清，孤寂，犹如一座空城的入口。
　　
　　这些从地里一茬接一茬冒出来的饱经蹂躏的庄稼汉，就是被精英们所定义的“沉默的大多数”吗？据上访的村民告诉我们，这一大片，方圆约５公里，都叫“上访村”。桥洞，工地，屋檐，废掉的建筑，正在拆迁的老居民房等等，都住着上访者。到了所谓“旺季”，这儿就是一口不停地往里下饺子的露天大锅，连墙根也没空的，许多人就随地支起编织袋和塑料布为篷顶的窝棚。
　　
　　我们问：这方圆５公里到底有多少上访者，如何区别申冤与乞讨？谁也回答不上。“年还没过完，政府机关不上班，所以这时人最少。”那大个子村长说，“但最少也不会下万。我们这片儿，出租房有好几百，就算一间平均塞３个人，也有好几千，可也不及旺季的五到十分之一。你们没见着巷道里全睡人，马路两边全睡人，汽车都得绕着开。”
　　
　　只正经说了几句话，人潮又起伏了。有个妇女给高氏下跪，高氏急忙扶住，但妇女如软体动物，双腿向下坠，高氏花了很大力气才将她提至胸前。我应人们的恳求，在一张张小纸上留电话号码，那是高氏的手机号，因为我本人没固定电话。此时我兜里已揣了一大卷上访材料和陌生号码。
　　
　　又有妇女给我们下跪，并且接二连三，刚拽住这个，那个又跪下了；还有震耳欲聋的哭喊，这显然影响了我给大伙留电话，于是我和高氏一边匆匆草就，一边喊：“大家互相抄一下！”有个自私的小伙子刚接了电话纸条就塞衣兜，于是五六只手将他逮住，硬把那拳头掰开。“记者给我的！”那小伙嚷道；立即招来群众围攻：“什么东西！明天你就搬出村去！”
　　
　　高氏后来说，还是有两三个私吞了没拿出来。有个人某一天来电，称自己在警察的拉网清剿中被绑到某某拘留所，求高记者去保他出来。高氏问他具体关在何处？他答不出，只说“大概在长城脚下”。
　　
　　看来大个子村长很有威信，有了他的护驾，我们才得以脱身。“别死缠！”他吼道，“你们这样，下次谁敢来呀？！”于是人潮稍稍平静。
　　
　　“人太多，我们也不知怎么办？”回地说。
　　
　　“这算啥，五分之四的人还没回来。”村长苦笑道。
　　
　　“这么晚还在外面？”
　　
　　“到处寻吃呢。”
　　
　　我们顿时哑然。缓了分把钟，高氏说：“我给大家拍个照。”
　　
　　人们又忙开了，一转眼，就拉开了照集体像的架式。所有人都穿上了胸口或背心涂有大黑“冤”字的上访服。这漂白土布或蚊帐布裁剪成的统一外套，粗一见，还以为是乡村间下摆过膝的孝衣。我估计，每件的成本大约十几元钱。
　　
　　上访服上除了大冤字，还有密密麻麻的叙述冤情的小字。真不敢想象成千上万的人穿戴如此冤装出现在国务院信访处、人大或高法门前的情景！如果在深夜，那将是鬼片的外景，或题目叫“不人不鬼的世道”的行为艺术作品。
　　
　　高氏往坎上退，俯着拍，又正着拍。“这像机太破，我只有尽量把人给框进去。”他啧啧表示遗憾。我和回地伺候左右，那在暮色中白花花的一片令人想起西北地区的回民葬礼。
　　
　　像机太小，我真怀疑能把如此多的内容装下，况且人影也模糊了。“能行吗？”我小声问。
　　
　　“还剩一点自然光。”高氏挺有把握地望望天，又按了两下快门。“做这种事，上帝也会照顾的。”
　　
　　“有摄像机就好了。”回地说。
　　
　　“哪谁知道。”我说。“今天真神了，直到现在，还没个警察钻出来。”
　　
　　眨眼天就全黑了，在昏黄的路灯下，人们撵过马路来送别。村长说：“你们快走吧，别撞上便衣了。”就招呼着人们，领头回到洼地。呼天抢地声仍旧此起彼伏，一辆卡车驶过，把那个上访的幽灵世界隔断了几秒钟。
　　
　　村长还在喊：“争取把照片发表出来，让更多的人看！”
　　
　　而我们回答：“还会回来的，放心吧。”
　　
　　夜色笼罩中从原途折回，太复杂，怕我们迷路，桂兰悄悄地跟过来带路。谈到曾把我们当作“间谍”，她不好意思地笑了。她一直把我们送出几里地，到了大街才依依惜别。
　　
　　“你们一定要再来呵！”直到大半年后的今天，我的脑海仍回荡着她干涩而渴求的声音。
　　

尾声
　　
　　随后的几天，我和高氏设想了几种记录方案—其一，借一台摄像机，把寻访的过程再复制拍摄一次；其二，住进陶然亭附近的鸡毛店，将上访村的人一个接一个约来单独访问；其三，约一些关注底层的人文学者与上访者对话，交叉碰撞一番。
　　
　　“主意都不错。”酒鬼余世存说，“但仍有点难度。”
　　
　　“是吗？”
　　
　　“第一是谁愿意跟你们去拍。看能否找一个报社记者，否则遇上麻烦，或身份暴露了，也好有个抵挡。说实话，真为你们捏把汗，去了没出事算有点神；第二是你们住那种旅馆，又约的是那种人，都太扎眼，总之不透风声很难；第三嘛，不用说了。”
　　
　　“为什么？”
　　
　　“你是要砸人家的饭碗吧，老廖？”
　　
　　“他们还盼我们去呢。”高氏说，“接了材料，录了音，拍了照，又不起一点作用，真的有些愧。”
　　
　　“等机会吧，”老余安慰道，“这种事急不得。”
　　
　　十几天后，我与台湾的纪录片拍摄者温某某相逢，并约好日子去探上访村。不料在采访９１岁的老基督徒袁相忱时，遭遇公安盘查。虽然有惊无险，但足以让在彼岸自由世界茁壮成长的温姑娘改变主意。苦劝无效，稍后，我离开北京。
　　
　　与高氏兄弟的联系和上访村的话题一直没断。２００４年８月２日，我返京，又与高氏碰面。此时摄像机到手，本可以跨出实况纪录的第一步，但风声骤紧，一查网络，上访村成了比中国政府更敏感的词。原来是警方刚排除了一起８万上访者分头潜入天安门广场，举行八•七大示威的危机。
　　
　　上访领袖、复员军人李小成被捕了，由他起草的关于游行示威的申请书在网上不胫而走。高氏提出将计划延后。
　　
　　８月１１日下午，昏日歹毒，我孤身一人，什么也没带，就沿陶然亭——永定门火车站——过铁路往南的老路线去探上访村。尘土飞扬，房地产已经动工了。可尽管喧闹，但已没人敢往那个方向拉客。雇不了三轮，我只好步行，感觉Ｔ恤衫和短裤象铠甲一般箍在身上。好不容易迈过铁轨，在毒日头下望见上访村的影子了，不料一辆警车刹到跟前，前坐警察摇下窗玻璃，厉声喝问：“去哪儿？”
　　
　　我愣了一下，本想回答：“逛着玩儿。”可出口却是：“永定门车站。”
　　
　　“你走反了！”警察指出。
　　
　　“不是从前面可以绕过去吗？”我装傻道。
　　
　　“绕远了。”警察说，“看样子你不是本地人吧？有证件吗？”
　　
　　“出家人四大皆空，带什么证件。”我抚着熠熠闪亮的秃瓢说，“四川普渡寺的。”
　　
　　“和尚？”警察绽露出笑脸，“往回走吧，前面过不去。”
　　
　　我只好转身。警车嗖地冲出去。
　　
　　我依依不舍地边走边回头，从另一条叉道抵拢一条河边。沿着堤岸，有行人有乞丐，也有坐在凉棚下喝冰的便衣。“太冒失了。”我自言自语道。
　　
　　正沮丧着，一个左肩倾斜的女乞丐向我伸手，我下意识地掏口袋，女乞丐却眼一亮说：“我认识你！”
　　
　　“是吗？”我惊讶道。
　　
　　“你春节到村里来过。”
　　
　　很惭愧，经她两次提醒，我才依稀记起这个姓贾的残疾女人，她是上访村最矮的成年人，４３岁，不足一米四。因被流氓和当地法官多次殴打，求告无门，就走上了漫漫上访路。
　　
　　我请她喝可乐。并随意聊了两小时，问了案情，也问了上访村。“有证明的记者也过不去，”她说，“抓了很多人，公安在马路上日夜执班呢。”
　　
　　我答应写关于她的文章，并问怎么寄给她。不料她挺了挺畸形的胸，豪迈地说：“只要能发表出来，寄不寄没关系。”
　　
　　我老感觉四周有眼睛盯着，就起身告别。此时为午后５点，微微起了点风，有个声音在耳边说：“快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把苦难、恐怖和荒凉都忘掉。”
　　
　　但是能忘吗？我恨这个国家，然而我能忘掉吗？即使有一天，我挣脱了它，逃得远远的，但这个国家的一幕又一幕也会象癌块嵌在骨头里。
　　
　　有人标榜自己与失败者站一起，说得好听。让一个文人在上访村去住一个月，试试看，你的神经有多坚强？沉默的大多数真愿意沉默？不，如果你让他们说，他们的嗓门一定比天天有发言权的精英更大更有力，也更喧嚷。
　　
　　人，甚至昆虫、蚂蚁，都不是天生愿意沉默的。
　　
　　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１日至３１日完稿于成都

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本报记者 杨继斌  发自河北石家庄

　　挣扎于内疚、自责中两年半后,喜欢唱“bigbigworld”的女大学毕业生刘伟,在1月23日下午3点多,

自溺于一个倾倒垃圾的狭小水池。

　　在留下的十余万字的日记里,命运给她设定了一道诡异的选择题:或者凭全家之力并举债去读大学,她

有可能跳出农门改变自己命运,代价是,她必须在毕业后背负经济和道义上的双重债务；或者嫁人,生子,

当一个农妇。她因为惧怕后者而选择了前者。

　　种种迹象显示,正是此选择背后的重负,让这个内向、不善言辞的农家女孩一直处于焦虑之中,而毕业

前夕的就业压力,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刘伟脆弱的个体生命背后,是大学生就业困境下,农村孩子

所面临的越来越坚硬的“农门”。

　　女儿最后的电话

　　最后一次听到女儿的声音,是在1月14日,自己的母亲出殡的那天。天刚擦黑,家里的电话响了,是女儿

,说她在石家庄。王淑贤有些生气,你姥姥死了,你还不回来。

　　刘伟愣了一下,在电话里呜咽着说,我明天就回来。母女俩没说几句话,电话就挂断了。王淑贤生气是

因为前天晚上8点,刘伟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说自己在威县县城一个同学家。从威县县城到刘伟家所在的

固献乡刘河北村,大约30里路。父亲刘尚云说,我到县城接你。刘伟说不用了。父亲又说,你姥姥病得挺厉

害,你明天赶紧回来。刘伟当时答应了。

　　刘伟的姥姥实际上已于当天下午去世。因为担心女儿受不了刺激,刘尚云撒了谎。

　　姥姥是刘伟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每次从石家庄学校回来,她就愿呆在姥姥身边。“姥姥家和我

们家完全是两个世界。”刘伟在日记里说。2007年1月19日晚,她因为梦到姥姥去世,哭醒了过来。

　　但1月13日这天,刘伟并没有回家探望姥姥。“花了这么多钱读书,却找不到工作,对不起家里人,没有

脸见姥姥。”女儿死后,刘尚云猜测女儿彼时的心思。

　　1月15日,尽管前有母亲严词训斥,刘伟仍然没有回家。其实从石家庄坐大巴回威县,只需要3个小时。

　　王淑贤开始不安。1月21日夜里,她梦到母亲抱着自己的女儿玩耍。第二天,她便让丈夫到石家庄学院

找女儿。学校说,1月9日就放假了,没人了。

　　现在所能追溯到的刘伟最后的确切行踪截止到1月11日。9日放假后,刘伟跟着同宿舍好友林娜(化名)

到邢唐县林家玩。11日中午,林娜送别刘伟。此后刘伟的行踪已成谜团。“因为家里的电话没有来电显示

,所以她两次是在哪里给家里打电话,我们都不能确定。”刘尚云说。

　　插播的“寻尸启事”

　　女儿再度失踪让刘尚云一家在不安中度过了2009年春节。不安是因为2008年12月份,女儿曾经在学校

失踪过。“12月下旬,一连几天刘伟都没有在宿舍出现,我们都很担心。后来一天晚上,我们在漆黑的教室

里找到了她。”刘伟的室友兰琳(化名)说。朋友们担心刘伟情绪抑郁,通知了家长,并当面交代了刘伟因

为担心工作而情绪异常。2009年元旦,刘伟最后一次回到她简陋的家里:三间平房,一个院子,地面是水泥

的,墙壁上贴着几张几年前的报纸。除了一台老式的电视机外,没有任何电器。

　　这一次刘伟在家呆了4天,王淑贤发现女儿什么话都不说。刘尚云试图安慰女儿:“找工作别着急,实

在找不到,我找亲戚想办法。”

　　但刘伟还是什么话都不说。4天之后,女儿返校了。王淑贤努力回忆着女儿最后一次离家时穿的衣服,

她嚎啕大哭,却什么也想不起来。

　　去石家庄、邢台等地寻找女儿未果之后,王淑贤夫妇一次次拨打女儿已经停机了三个月的手机,等待

奇迹。这个淡蓝色的诺基亚手机是刘伟拿自己的奖学金购买的惟一奢侈品。但因为缴不起费用,常年处于

休眠状态。

　　刘尚云所能承受的、给女儿在校的生活费,是一个月两百元。3月15日,记者从石家庄学院食堂了解到

,最简单的一顿晚餐(一碗粥,两个包子,一份素菜)要3元钱。而刘伟的同学说,他们班同学大部分人的生活

费,是在每月400元左右。

　　刘伟在日记里多次提到过自己的困窘。但每一次提及,都是乐观的:“我不能决定自己的出身,我不应

当拒绝贫困,相反应当感谢它,它让我由一个懦弱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勇敢的女生。”

　　噩耗于2月16日晚降临。刘尚云接到县城一个亲戚的电话,让他赶紧把电视调到威县电视台,注意插播

的“寻尸启事”。看到了,是女儿的脸。“寻尸启事”说,尸体是1月23日在威县县城汽车站旁李庄的一个

水坑发现的。

　　从长途汽车站出来,左拐五十多米,再右拐进入一个胡同,往前500米左右就是刘伟选中的死地。沿途

的商户当天没有人看到一个上身着黄色羽绒服,下身穿蓝色牛仔裤的女孩子经过。韩丰宝的诊所就在臭水

坑旁边,事发时,他在诊所里休息,却听到臭水坑边有狗狂吠不止,出来后,看到一个女孩在乌黑的水面上呼

叫。

　　周围的人都从家里涌了过来。韩丰宝伸了一根竹竿上去,刚开始,刘伟还有意识,伸手去够竹竿。但她

很快失去知觉,停止了挣扎。等到韩丰宝他们七手八脚地拉上来,刘伟已经死了。

    “水温太低了。”韩丰宝说。

    抑郁中的大学三年

　　1月9日刘伟从学校出发时,除了身上的690元现金,没有带任何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威县警方才

不得已求助电视台播出“寻尸启事”。2月17日,刘尚云夫妇见到女儿的遗体。刘尚云突然想起来,1月23

日下午3点左右,自己刚好从邢台找女儿回来路过车站。但父亲和女儿的生和死错过了。

　　在刘伟的日记里,她和父亲的关系并不是特别亲密:“父亲喜欢赌博,每次输了,就对我和弟弟板着脸,

我很少和父亲说话。”但对父母的感恩之情,散见于刘伟大学期间两本日记的多处。“我们出生在农村并

不可悲,可悲的是我们一辈子也走不出农村,通过学习,我完全可以摆脱农村,成为一个城里人,感谢父母给

了我学习的机会。”

　　刘伟每年的学费是1万元,加上每个月生活费200元。刘尚云家里的收入完全依赖7亩棉花地。但这7亩

棉田数十年的积蓄并不足以支付刘伟的学费。学费都是从亲戚那里借的。

　　在决定供女儿上大学之前,刘尚云已经知道工作很不好找。“不读书还有什么出路呢?”刘尚云说,他

决定赌一把。为了供女儿上学,刘家的付出是悲壮的。“因为我上大学,家里只好让弟弟辍学。我欠弟弟

很多,以后再偿还给他。”2007年11月12日,刘伟在日记里写道。

　　这种负疚感从刘伟一入学便一直伴随着她。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她在学校食堂卖过饭,擦过桌子,曾

在校园里拾废纸,打扫卫生。“认识刘伟的人都知道她性格太内向,总像是怀着种种心事。”和刘伟同届

的校友赵强(化名)说。

　　在刘伟的日记里,抑郁倾向最早出现于2007年上半年,绝大部分是对于就业的担忧。但进入大二之后,

她开始有意识地自我调节。她竞选班委并且成功当选学习委员,2007年10月份,她甚至得到了国家励志奖

学金5000元。“整个大二,刘伟好像变了一个人。”兰琳回忆道。

　　但随着大三后毕业的临近,就业再次横亘在刘伟的日记里:“昨天是第一次去参加一个小型的招聘会,

尽管来招聘的不少,但大学生更多,每个桌子前都被围得水泄不通,好不容易挤进去了,一看都是招聘业务

员、促销一类的,没有适合自己的,想找一份满意的真不容易!转来转去,也没有签下几个,与想象中的差远

了,这就是现实与理想的差距。现实总是那么残酷,让人无奈!”

    一个和刘伟一起参加过招聘会的同学目击过刘伟的一次失败应聘:她很内向,不善言辞。

　　死亡的字眼第一次出现在刘伟的日记里,是在2008年5月8日。“总是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本来年少的

我如到暮年,甚至想到了死亡。”到8月份,刘伟的同学开始注意到她情绪的异常,计算机应用专业06-3班

的班长开始对刘伟进行心理辅导。但刘伟自己觉得这样的心理辅导无甚作用。“整天担心找不到工作,大

一就担心,如今到了大三还在忧愁,大学三年就在这种忧郁中度过。”

　　“为什么这么难”

　　据兰琳介绍,自从进入大三之后,刘伟并没有参加过几次正式的招聘会。“因为经济危机,来招聘应届

生的企业也减少了。”刘伟在日记里说。

　　一直关注刘伟案例的河北格荣斯心理咨询中心首席咨询师方舟认为,很难说刘伟的自杀完全是因为就

业,从时间上看,毕竟还有半年的时间才面临毕业。“因为就业压力导致的抑郁症,往往出现在每年的六七

月份。”“但就刘伟的日记来分析,她是因为对于自己家庭的负疚感和自责感导致了抑郁,而就业的压力

加重了抑郁。”方舟说。

　　2月25日,刘尚云包了一辆车,将女儿从太平间拉回村子里,在白茫茫的雪地里依风俗给女儿换上红色

的棉衣棉裤。

　　“如果我不上大学,我肯定很快就嫁人。我不希望这样的生活。”刘伟在日记中说。但2月25日,是刘

伟嫁人的日子。冥婚,男方是临西县一个车祸死亡的未婚男子。

　　上大学,曾是刘伟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一种努力。而供女儿上大学,也许是喜欢赌博的刘尚云这一辈

子最大的一笔赌博。女儿毕业找到好工作,他的投资会获得收益；女儿毕业找不到工作,他的投资亏损。而现在,女儿死了,他的投资血本无归。———石家庄学院只愿意退还半年的学费。

　　石家庄学院徐英杰书记以不能断定刘伟是自杀还是到水沟玩耍意外身亡为由,拒绝谈论此事。“十多

年前,大学毕业生作为人才被国家统一分配,不管城市孩子还是农村孩子,都可以成为国家干部,这和封建

社会的科举制度一样,高等教育起到了作为阶层流动通道的作用。”刘伟的同届校友赵强说,“而现在大

学扩招,几百万学生找不到工作,农村孩子很难再像以前那样通过读书,找份工作来改变命运了。”社会阶

层流动通道已被严重挤压,赵强索性选择从大一开始就自主创业。

　　就业的寒冬中,石家庄学院这样的学校似乎并没有太多良策,只能给每一个毕业班开着就业指导课,但

近三分之一的教程用来鼓励自力更生的创业,灌输“没必要把找工作当成自己的唯一出路”的观念。

    2006年9月份刚进校的时候,刘伟的日记充满着对于能上大学的庆幸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但到2008年8月份,以前的念想已经彻底消失了。“爱面子、虚荣足足可以摧毁一个人,而我就是这样一个失败的人,直到今天我才发现原来自己的选择是这么的错误,明知道家里穷得叮当响,只要不欠外债就OK了,自己不去打工挣

钱,还偏偏选择了上大学。”

    2008年10月18日或者稍晚一些,刘伟写下了她这一生的最后一篇日记,就6个字:“为什么这么难。”蓝色的圆珠笔不出水了,“这么难”三个字只能看到淡淡的笔痕。

    3月5日,刘尚云把女儿的遗物从石家庄学院的宿舍里,带回了威县。

    女儿留下的手机,他交给了儿子使用。那个蓝色诺基亚手机里,刘伟和这个世界的所有联系,都已经被弟弟删除了。

    我抵达了我不该到达的地方，四周全是面具。带着面具的人和作为面具的人。
    我等待一封没有人撰写更没有人邮寄的书信。其实这份等待开始于7年之前。我的付出极为低廉，只是双腿挺得笔直而辛酸。
   

    爱情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自由。
    

    我们总是在模仿别人，并把模仿作为一种神圣的仪式。后来我们模仿自己。老年模仿童年，今天模仿昨天。2004模仿2003。模仿自己是在演习自杀，你懂得这一点。
   

    看好你的骨头。狗是无辜的。无辜的狗应该看好自己的骨头。
    黄昏总让我惊慌失措。台灯给孤独圈地，并蹩脚地模仿子宫的形状。假如你承认这一点，那么，每打开一次台灯都会是一次冒险：将会有一个从不存在的空间因为你的到来而降临。
   

    不被祝福的人没有资格患怀乡病。
   

    虚无总是突如其来，像你任性的恋人，她缠上了你。于是欲望见风就长，我开始在台灯温暖的羽翼下泪如泉涌。我知道自己怎么了。我知道。
   

    年轻的尼采被一群恶棍带到了妓院，他逃了出来，据说后来他阳痿了。其实，他原本就是被另一个恶棍扔到了这个淫乱世界的无辜婴儿。——他宣布自己拒绝和这个恶棍合作，并判处其死刑。是以摈弃自己理智的方式。
    这即是我们的宿命，我们要么优秀，要么在一个虚词后不可阻止的疯掉。
   

    我相信女声是这个世界最美的元素，尤其是在莫扎特的《安魂曲》里。可是，我仍然怀疑她能否抱慰一个自我放逐者。
    我也相信天使。天使一直在我背后，天梯也在我背后，2004我遇到了天使。我做见证我遇到了天使。
   

    我和我的回忆谈判，回忆最终妥协，它承诺适当让步。《蝴蝶效应》。一部电影。它告诉我，人是可以和自己谈判的，为了活下去。
    做爱的时候不可以放屁。——加·马尔克斯。放屁的时候也不该谈论爱情。
    可是随后我发觉，人生其实没有什么不可以。假如你接受，"无辜者必须无辜地承受无辜。"
   

    冬日的夜，在一派霜寒中那样的宁静、那样的遥远。在远方，有我更为遥远的青春。那仿佛一块墓碑（爱情，生于1997，卒年不详。为幼稚所引诱，被天真所谋杀。）幼小的鬼魂啊，这样的夜里，请不要让我听到你的啼哭。
   

    多少年了，我认识了我们称之为宿命的东西。它的确生长在我们的掌心。2004证明了这一点。
    （我放慢写作，一个网友请教我如何在WINDOWSXP下安装俄罗斯文字。）我的优美的俄罗斯。我的让人崩溃的拉赫玛尼诺夫。
   

    而我必须重新回到这个对我而言过于庞大的北京。在这里,我寻找一个可以救济我梦中贫困的倒霉鬼。
    是你再次让我回到了诗。不，我不敢宣布这是诗，就像我无法宣布你是我的爱人。
    于是我们一再经历着审判。法官即是我们的欲望。它宣判我是它的爱子。
   

    我的2004，从冬天开始，在冬天结束。

 二月
      从记忆里收割快乐。
      月亮里，灯没有暂住证。

 三月
      带走你的怜悯，请把硬币给乞丐留下。带走你的脚步，请把露水给黄昏留下。天亮之前请不要睁开眼睛，不要惊走夜晚羁留在你眉头的流浪蝙蝠。 

四月

      我决定陪你去海边，可是刚走完一半的路程，我的眼睛就听到海水的潮湿。
      而你，已经拥有比海更浩瀚的快乐。

五月

     我用正午阳光下的汗水，冲洗自己梦里的罪恶。

 六月
      总有什么地方出错，总有什么地方蒙对。总有人让我拘谨，总有人比我幽默，总有人都囔着厄运，总有人心事难了，总有人的幸福比我的廉价，总有人比我幸运，总有人比我爱你。

七月

      一个在雨夜用利斧砍断食指的修士，给我讲述他的不幸爱情。
      而当鲜血从斧刃滴落，这红色的浑圆物体，被列夫·托尔斯泰称之为午夜太阳。
      可这不是太阳。

八月

      你再次从海边回来，而我则只在脚盆和游泳池里浸礼过脚面。

九月

      在麻雀的眼里，我是稻草人的同伙。

十月

      我再次宣称我曾经像蝌蚪一样年轻。那时，我拥有水滴一样剔透的头颅。
      我梦见你在水的另一边等我，在山的另一边等我。
      我梦见你在黄昏的海边，欢呼着把红色的鞋子扔进红色的海水里，然后，要我弯腰去摸索你虚构的脚印。
      我梦见海水漫过布达拉宫，而我被困在这寺庙苍老的金顶之上，像尤利西斯孤立于他的船头。

 十一月

      冬日。被寒冷折断的树枝。那是一段绿色半年前花枝招展的欲望。
      当然，我要申明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树比我们更坚强。

十二月

      而我相信乐观会让诗变得庸俗。
      于是，在暖气片的反向延长线上，鬼知道有什么样的寒冷在等待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