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架子上有三排香水，每一瓶都连着不一样的回忆，零三年，零四年，零五年，每个都是不一样的回忆。我闻到它们，就能想到过去的时候，我一个人在一次漫长的火车上，遇见一个陌生的女孩，她写她的电话给我，让我去找她。有一次台风天，我被困在上海的宾馆里面。还有，冬天的时候，我在飞机场门口看见他们三个，柚子说：我靠，你一来又下雨。

我在晚上一个人走路回家，梧桐上面是灯光，路面上面是回响，我闻到了属于平原的秋天的味道，那些想逃又必须去上的数学晚自习，那些回家路上唱的披头士的歌，那些34路车上的晚上，我的第一支口红，是CLINIQUE的，我在心里说：秋天来了。秋天来了。秋天来了。

秋天来了，十月来了，十一月来了，那些过去的一切都回来了。

我坐在家里，写小说，我写的小说，是我成为孤独的证据，也是我成为孤独的慰籍。

来来回回地，听ICH LIEBE DICH，听RATTLESNAKE，听以前听过的歌，因为那些过去的一切都回来了。我又要度过这一个秋天了，然后下一个秋天，然后再下一个。

终于有一天，我会不再梦见她，不再在想到她的时候泣不成声，嚎啕大哭，不再记得她叫我的样子，记得她每次拥抱我的时候，身体的触感和味道，我在我的小说里面，写到一个小姑娘在抄写老师布置的成语，她抄的是晶莹剔透。“晶莹剔透”，这个成语学到它的时候我是四年级，有一个老师在上公开课，在我们从来没有下过雪的小镇上，老师问我，雪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说：雪是晶莹剔透的。我走下去了以后，就看见了她，她说，我偷偷来听你的公开课了，你说得真好。

终于有一天，我会不再在打出这些字的时候，流满了泪水。

那一年我学会用不防水的睫毛膏阻止眼泪流出来，我学会在聚会上喝第一口酒，是三块五的尖庄，我学会在走廊上跟一个陌生人歇斯底里地说到她的事情，我学会在回家的路上蹲下来，再也站不起来，我学会不在认识我的人面前流眼泪，学会一个人坐四十一个小时的火车，不吃东西，不睡觉。对了，我还学会了呕吐，吐得铺天盖地，撕心裂肺。

我甚至学会了对你们撒谎。从那个时候起，我的谎言没有停止过，包括我最近一次跟你说，我很好。

我学会了在十二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上写日记，学会了假装我自己并不爱你，我不爱你，你就是一个陌生人，我对我自己这么说，我就相信了，因此即使你离开我，我也不会难过。

我想起来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变成了这样，经过了这么久，太可怕了，我真怕我变成了那个你不认识的人，我认识的人都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认识的人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变得如何地自制，我可以不哭，可以不爱，可以不难过，可以不希望，我只是没有办法在一个人的时候不哭。

秋天来了，秋天又来了。我大哭起来，我一边哭，一边觉得还好，我还没有忘记你。

亲爱的 ，如果有一天，我再也不会这样失声痛哭，我应该怎么办，我是不是就忘记你了，多么可怕啊，我宁愿那一天永远也不要来，让我永远这样吧，因为我没有办法把你放下来，我没有办法把你放到这个落满了尘土的大地上。就像那一天，我把你放下去了，是我把你放下去的，你看了我一眼。

那过去的一切都回来了。那些味道，桂花的温柔，还有梧桐叶，隐隐的消毒水味道，夜晚的昏眩，掏心的绝望，胃痛，恐惧。我真怕成都的秋天，我真怕它，可是我又舍不得离开它，一分钟都舍不得离开它。

从那个时候起我知道了世界上原来只有我一个人，我们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走，我们受的苦是我们自己的，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我们，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的明白这是什么样的痛苦。

妈妈。

和麦卡勒斯一样年轻

事出一个约定俗成的误会：那就是，当你不幸成为一个写作为名的女人时，无论你在年轻时候是多么貌美如花，夜夜笙歌，出水芙蓉，超凡脱俗——无论如何，被人们所看到的，永远是你年老之后那倍受摧残的面容——或者，你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干脆去死。

麦卡勒斯死在五十一岁，因此，在她无数中译本的封面上，我们能看见的就是她满是沧桑地托着脸颊，深深地看着我们的脸，那是我看见她的第一本书——心是孤独的猎手。

“心是孤独的猎手”，这名字本身也颇具玩味，“孤独”到底是“猎手”的状语呢，还是它的猎物？——英文当然不会有这么多误会了，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绝无歧义。但我们又偏偏喜欢多想，很久以来，我都以为它说的是，心是一个捕捉孤独的猎手，它捕捉孤独，也和孤独形影相伴了——请看看封面上麦卡勒斯那张饱经风霜的脸。

就在前天，我在一本有着十分罗曼蒂克封面的麦卡勒斯原文小说集上看见，写《心是孤独的猎手》时，麦卡勒斯23岁。

那一整天我一直对不同的人说：“写《心是孤独的猎手》时麦克勒斯23岁！”——至此。人家说：“然后呢？”

然后，然后，我被那张封面上的脸骗了多久啊，我总以为是那个麦卡勒斯在对我讲了，讲南方的小镇，黑暗中的钢琴曲，米克在大街上走来走去——但是，真相是，不是那个她，不是某个老女人，而是我们都没见过的一个麦卡勒斯在讲，她才23岁，额头是那么饱满，她写了《心是孤独的猎手》，在很多年以后，用那张饱经沧桑的脸骗过了中国多少的文艺青年，多少人称赞了这本小说啊，问题是你们知道如果她在现在你们要把她叫做什么吗？

我知道，你们要叫她八零后作家。

麦卡勒斯那么年轻，更幸运的是她老过了，她老过了，把那张老了的脸压在封皮上，我们以为是个老人在讲了，她才华横溢，深受苦难，善于忍受，饱含着热泪的老南方，饱含着热泪的麦卡勒斯啊——谁会相信她曾经要在中国当一个八零后作家？

现在我和麦卡勒斯一样年轻，但是我还没有老过，我在去厦门的飞机上，我隔壁的人在看《赤壁》，满飞机的人都为了航班的晚到而焦躁不安，有一个孩子在哭泣。在麦卡勒斯的小说中，她会说，这是一个多么灰绿色的八月的晚上啊，遥远的地方传来的那些声音，孤独的，身边无人存在的夜晚——我一想到这个，这样的夜晚就来了，虽然我的周围吵得我要耳鸣，但是麦卡勒斯的孤独爬了出来，盯着我看——这可能也是“心是孤独的猎手”的一个隐喻，它约等于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只有当你还年轻的时候，你的心才会哭着喊着去捕猎孤独，等到你老了，躺在那里，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孤独就来了，你的心是孤独的猎物，怎么跑都跑不过它，它咬住了你，一口，你就死了。

在死之前我一定要想到的是我的23岁，那个我发现了我和麦卡勒斯一样年轻的早上，我站在二十四楼，看着下面来来往往的人们，忽然被感动得难以自己。我要写的小说就写在我老去的路上，它们落在那里了，不论现在世界上的其他人要怎么看它，或者看不看它，我都要顺着它们去老了，我要长成一个老人的样子，一个老人倍受信耐的样子，然后，死去。

好了，现在你们可以欣赏我倍受摧残的面容了。

颜歌于2008/7/30

日常生活

（再版序言）

写《关河》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并且我知道他们再也回不来了。写完《关河》以后，我没有再看过它，但我一次又一次地在脑海里描摹着它。从二〇〇三年到二〇〇八年，每一次地我都想到《关河》，想到杜若，想到杜善，想到杜彻，并且很难不在再一次想到他们的时候，眼含泪水。我在心里换了无数种方式，无数种可能来讲这个故事，每一次我都认为我要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它了——是的，我是一个善变的写作者，或者说我在写作上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无数次我想到重写《关河》，但我终于放弃了，我放弃了对这个文本的一切修改和掩饰。这个决定关乎的问题不是《关河》本身，或者十八岁的我把它写成了怎样一部小说，而在乎将要伴随我一生的小说和写作者——我终于明白，我不知道什么是伟大的小说，也很难找到一部小说是其他的任何小说都难以比拟的，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在小说上的野心在于，我想要写出一部最贴合我内心的小说——《关河》现在不再是那样的小说，但它那时候无疑是的——很多年以后我终于翻开书页，想要再看一次关河，奇异的是，我很难相信这真的是一部由我写出的小说，我用全然陌生的眼光打量着它，即使我们曾经那样深深相爱过——我说到相爱，是因为在《关河》以后，再也没有一部小说能够那样深深打动我的心，我记得我和它耳鬓厮磨相伴的每个夜晚，每次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敲打出我想了无数次的句子——这些句子甚至是押韵的——在晋朝，我们心地纯良地相爱，我们落花煮酒，与君执手。

前几天有一个人对我说，他想要放弃写作了，他再也找不到对写作的爱。我说，作为一个写作者，你要学会的不是如何同写作相爱，而是如何同写作一起生活。

五年以后的现在，写作已经变成了我的日常生活，我很难再在一个夜里在电脑面前怦然心动，为了我的小说泪流满面，在我的心中对它充满的情感，但这样的情感不再是激越的爱——我在自己的房间中，醒来，打扫，喝茶，远眺，阅读，写作，然后下楼去散步，和朋友在酒吧中聊至深夜，或者出门远行，面无表情地在机场写下《关河》再版的序言——如是总总，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在投入写作，也无法离开，因为写作就是我的生活，它就是我，它成为的是我的每一次呼吸，我看每一个人的眼神，我讲的每一句话，我喝的每一口茶，我微笑哭泣的每一个瞬间，我最终死亡之前的孤独。

时间是秘密，小说也是秘密。时间的秘密在于，它把我变成了现在的样子，而小说的秘密在于，我们无数次回头去看它的时候，它居然都是不同的样子。

很多时候我都善于待在自己房间中，善于过无法仔细描述的生活，它只是日常的生活，无论我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和哪一个人相爱，在其他人面前的时候，是如何不动声色地露出笑容，一个人的时候，是如何撕心裂肺地发出哭声——这些日子都终于会过去，我过他们的全部意义只在于我将要度过这些日子。我终于会从零三年的样子变成了零八年的样子，然后是更遥远的未来的样子，那些相爱的，背叛的，憎恨的，绝望的，感怀的把我引领上的路就是我自己的，我将要成为的人就是最终的那个我。而我写了《关河》，它过去了，我的更多的小说也过去了，我还要写别的小说，我毫不怀疑，我最终会写出一部小说，它就是我最后要写的那部。

因此我无所恐惧，并且其实无所不能，我在《关河》里面说了很多次的那个不可言说的真相其实是不存在的——它并不存在，这就是唯一的真相，终极的美，也是宇宙全部的秘密。

颜歌2008/7/28

我看二十世纪西方文论

很久以前，“后结构主义”对我来说是个神秘的词，我更要承认我主要是通过本雅明和萨义德的名字爱上他们的——我的意思是：在西方文论中，名字好像是个很重要的事，特别是在各种场合被谈论到的时候，“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很酷，“解构（deconstruction）”听起来也很有文化，“后现代性（post modernity）”未免稍稍有点落伍，而迄今为止，我从来没见过有人在非专门讨论它的场合提到过酷儿理论（queer theory）——这和歧视同性恋没有任何关系，我敢肯定只是因为这四个字真的不够震撼。

没错，有些东西变得很热闹了，我们一直不断地提到他们，就像很多年前不提到博尔赫斯和卡夫卡，你就不配做一个中国文艺青年，而现在，如果不在人前提到胡塞尔或者海德格尔，就显得你真的很落伍了——同样的道理，黑格尔显得有点过时了，毕竟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伊格尔顿的那本《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终于让我明白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是怎么被放在几个不同的笼子里面的，大概可以分为以哲学为基础的现象学，阐释学和接受理论，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乃至后结构主义，以及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精神分析学派，但是，就像我之前写到的那样（我们可以时髦地把它认为是反讽或者不是），有一个问题开始像个幽灵那样在我的心中游荡了：那就是：除了专门以研究这些东西为生的人，这些东西对我们其他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和对庄子以及李白的感情不同，相对于大多数人自然的世界观，生活方式来说，这些事物实际上是被注射入我们的身体的，我总是怀疑它是否真的能像一味针剂那样治愈某些疾病。

套用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那段著名的感人言论：“西方文论不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好或者更好，也不会让公民变得更有用……”——甚至我也不能确定它是否真的能让人学会善用孤独。

但不可否认，西方文论“教化”了我们，但是我不时感到，我们的很多言论都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来自某些理论的，也就是说：这种东西并不是由我们的文化或者社会，生活境遇自然发生出来的，中国并没有那么多经历一战二战的战争反思和发展，也没有资本主义的极大繁荣然后凋落，更没有宗教（基督教）的信仰分歧和危机，有一个问题大家一直都在说：有关后现代性的命题在中国合适吗，中国到底有没有后现代？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也没有能力回答，虽然更多的人回应说：我们中国当然后现代了，凭什么只准资本主义国家后现代？——这不是荒诞，而是严肃的讨论。在北京，听到清华大学一位致力于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教授的课，他在愤愤然地讲了很多女性写作如何被男权社会压迫的言论之后，忽然严肃地发出倡议：“其实女作家们在握笔写作的时候，如果能将手中的笔想象为男权主义的核心象征物，也就是男性生殖器，这不就能颠覆男权世界了吗？”——我真诚地认为我不可能在死之前忘记这句话了，我更真诚地庆幸我在用电脑创作，并且我再也不想拿笔写东西了。

但有很多作家都吃这一套。我想问：新批评是不是带坏了中国一代作家的创作方式？——就算我们都清楚了动作（action）以及情节（plot）的关系以及他们是怎么转变的，又如何呢？总有一件事让我恐惧，那就是当小说家开始用建筑工人的方式写小说，开始用科学家的方法思考，我不知道这会不会让本该敏锐丰厚的心灵变得冷漠和疏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说“一个小说家很会讲故事”变成了一种表扬，我相信一个小说家永远不会比一台电视机把一个故事讲得更精彩而引人入胜。哈乐薇（Donna. J. Haraway）在她著名的“阶级等地的支配系统和支配的知性系统”对照表中列出：呈现（representation）已经落后于时代了，时髦的是拟像（simulation）。那些结构主义以及符号学的孩子们让大多数人都开始相信，写小说可能会就是一项类似于打铁的手艺，火候是可以精确掌握的，只要从A到Z都是对的，就可以写出卓越的作品——我在此时忽然明白了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的不满和焦虑原来是如此真实——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它到底会不会影响一个作家的可持续发展（我的意思是说它到底是会让一个小说家可以像搭积木一样一直搭到九十九岁还是它会让他在四十甚至三十五岁以后就陷入了“小说匠”的尴尬境界？），或者它到底对中文写作本身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我都无法在此刻得出一个结论，但至少，各种纯文学杂志上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写的那些纯文学小说们难道不会让人想吐吗。

我不愿意把罪过都推给索续尔和他的同事们，因为我感觉结构主义并没有对西方现代文学创作产生什么毁灭性打击（我还没想出来到底是为什么，很可能只是简单的水土不服），但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有点悲伤，比如说“我看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我打出这几个字的时候好像听到“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先生在说：“你看我干嘛？”——就算我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写了一百篇一万篇论文来讨论它，也是热脸贴了冷屁股。我们熟悉了索续尔的生活，探寻他的每一个标点符号，甚至会背《理解小说》的每一章导论，但“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他者(Other)，这里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是“异国情调（Exoticism）”。

好吧我不想再说这种挑起矛盾的话了，这也太悲观了一点，无论是现象学，结构主义，或者精神分析，它们真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但我不认为它有蒙蔽我们本来心灵的权利，我的意思是，一朵玫瑰应该对应着“美”，而不是“蔷薇科蔷薇属灌木”，即使后者也是事实，但它无权蒙蔽心灵本身的敏锐和丰盈。我猜，从胡塞尔到德里达，他们想要告诉我们的一种审视方式中，本身最终走向的依然是形而上学，而不是一堆以“后”开头和以“主义”结尾的名词。也是在北京，一个社科院的教授讲了三个多小时的“新神话主义”，我听了半天，的确就只听到了“神话”，于是我就想：“新”和“主义”在哪里呢？——后来我明白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学术构词法——这位教授信誓旦旦地跟我们论证“嬴政”的“嬴”字是从“熊”字演变而来的，而“熊”是古代神话体系中的王者，所以，“嬴政”成为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王是有神秘色彩的——就像之前一位改变了我对笔的看法，这位也让我对熊肃然起敬了。

我粗略地把西方文论（含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学者们分为三个种类，一种是政客型的，比如之前提到的两位，一种是科学家型的，比如写了《解读叙事》的J"希利斯"米勒和写了《关键词》的雷蒙·威廉斯，另一种是文人型的，比如哈罗德·布鲁姆，苏珊·桑塔格和本雅明。对于第一类型，我心怀尊敬地欣赏着他们每一次让我惊叹的创新和想象力，第二类除了能用他们的著作让我脑出血之外，主要是作用是让我了解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事情，让我学会用第一种方式思考。但是在文人型的学者和我之间是真的会来电的。哈罗德·布鲁姆总是有本事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把我感动得饱含热泪，除了名字好听之外，本雅明感知世界的方式的确给我上了一课——就算我不说，其他人也都明白，我根本不是当学者的料，我对学术的爱全来自于这些我被莫名其妙感动的时候，就算是伊格尔顿的那个有着硬邦邦名字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也把我感动得激动不已，这可能就是“真”的力量：有一种力量，就像明灯一样刺穿了这个世界，达到了形而上的彼岸——这世界中也包含了我的心灵——这也可能就是康德所提到的雄浑（sublime）的力量，因为在这些智慧的心灵之中，我可以看到的，是宇宙的某种宏大。

既然我已经袒露了我不是一个学者的料这件事情，我准备在本文的结束处讲一件可能跟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没什么关系但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东方之美”。在我长了这么多年终于长大了以后，我学会了欣赏川端康成的美，我曾经很爱福克纳，并且把我对他的爱描述为“提到就会满眼热泪”，但是现在，我提到川端康成，我对他居然没有爱，他就像佛一样，大言无声地，弥漫在每一寸空气中，我们之间只有安静的凝望，或者干脆根本没有“望”，只是静穆。川端康成展现了是东方的美，他的著作和我们以“立象尽意”为一重要线索的东方古代文论无疑有着某种程度的对应，《山音》总是让我想到司空图说的“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因此我想到，对应于我们的文化和生活背景，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地想到“气”和“象”，想到“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因此，比起思考一下后结构主义的去中心和去系统以及其他以“Deter”开头的时髦词汇，花几天或者几个星期的时间弄清楚一门学派的来龙去脉，主要观点和代表人物，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关心我们的心灵，关心我们自然而然的一切情感——这并不矛盾，就像对我来说，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典籍们的确是可以让我感动落泪的，因为我不想把他们想成一个体系，一种冷冰冰的理论，写论文的方法和引文，我喜欢慢慢地，充满诗意地去看那些句子，然后就会真的发现，那种无处不在的，令人动容的诗意——

——真正的智慧无论以各种形式，总会有一种撼动人心的力量。

学生：戴月行

学号：是秘密^_^

看完就笑下，本来我就是当笑话集锦来写的。

我睡乐～～生病好多乐～～每天吃超过五十片药的我。

汶川的桃和逃

到汶川的旅途以到达而结束，我从成都出发，坐四个小时长途汽车，就可以到达这座山里的小县城，但旅途到此结束，因我最热爱已经发生——在长途汽车上，从平原到山峦中，太阳照射，转过一个弯，突然变得阴霾或阳光灿烂，雄伟而壮阔的天空扑面而来。

我到汶川的时候它已经没落了，或者说，一座新的我所未曾知道的城正在兴起，巨大的拆迁标志随处可见，闻得见尘土的味道，阳光灿烂而不炽烈，在桥上晒太阳，很快就可以晒黑但皮肤依然冰凉。

来过几次，依然爱这县城，因为它到处都有便宜的水果，李子，桃，核桃，苹果，各种各样，长在路边，长在很便宜的小摊上，就可以一路吃过去。如我等没有水果一日也不能存活的家伙，不啻天堂。

回成都来以后，依然怀念汶川。有一天遇见一个朋友的朋友，在一大群人的聚会上，他说他是汶川人，我就很激动，我拉着他说我好喜欢汶川好喜欢好喜欢——不喝酒依然癫狂的状态，众人都翻我白眼。

来人冷静，说，汶川有什么好，又破又旧，再也不想回去了。又说到成都，最近的几处新开餐厅，或者好玩的新东西，说到这个城市，他说，我喜欢成都，再也不会回去。以后还要去更好的地方。

没有人来过真正的四川，真正的山，那些山不在成都，不在平原的任何地方，灵魂都在山中，山里面的小城——记得，在汶川的桥上，我看见对面的山坡，层层叠叠的白色堆积上去，全是坟墓，一个一个墓碑，在阳光下发刺眼白光。

但有人想离开，年轻的人有野兽一般的心，都想要离开那里，去更远的地方。

我在成都，想到汶川，想到汶川的新鲜水果芬芳，盘山公路上尘土飞扬，路边石头村庄的树木巨大参天，或开放不知名字的鲜艳花朵，蜂蜜收集站似废弃修道院，空无一人。

如此，这般，纵然好。

但汶川人说，我再不回去，逃出来，就逃之夭夭。

我们在聚会中，在巨大的香烟味道中，听着古怪的音乐和众人的欢笑谈到那样遥远的地方，我是幸运的，我是肤浅的，我来到汶川，来到山，若水鸟般点过就离开，我没有看见关于山最真实，最逼近真相的，难以忍受的苦难。

因此，都是汶川，我说到桃，他说到逃，我们说的不是一个东西，但我们说的都是我们的回忆，在成都我们用家乡话大声讨论，他说喝酒喝酒。

我还会去汶川，我想，我还会去，去任何山中的城市，看见陌生的脸和风光，极光一样，略过他们的天空。因为我必须离开我生长的城市，阴郁的天空有时让我窒息。

我是说，我也需要逃离这里，在成都，每一次回来的时候我才会觉得它是那么好，我是那么爱它。

它没时间来爱，而汶川，爱过，却早已经注定的分开。

颜歌于2005-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