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祖的传说

李新宇

    曾祖李公讳建德，字润堂，生卒年月均无记载。但据父亲回忆，曾祖去世时他刚记事，五天的丧事，每天凌晨开丧的炮声和沿街扎起的白布帐篷是他最初的记忆。此前的事他一件也不记得。一般人开始记事应在3岁或4岁。父亲生于1926年腊月，3岁或者4岁，应该是1930年。曾祖享年85岁，从1930年上推85年，应该是1846年前后。

    关于曾祖，我所知道的只是传说。在这些传说中，印象深刻之处有二：一是曾祖十几岁时只身挑战太平军；二是曾祖作为穷困潦倒的单身男人养大了一个婴儿——我的祖父。

    在那几代先祖中，曾祖是最为不幸的一代。他是一个家族从辉煌跌落谷底时的承受者。因为在他十几岁的时候，造反的“长毛”杀死了他的父亲，使他成了孤儿。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是中国的传统。曾祖那时虽然只是一个孩子，如此仇恨却也不能不牢记心头。种种材料证明，太平军曾经占据我的家乡，但兵力似乎不强，一些村子闭寨坚守，竟然没被攻下。十几岁的曾祖满怀仇恨难以发泄，就跑到唐鲁墓顶，看到长毛来了，就跳跃着高声叫骂。“长毛”骑马来追，却捉不住他。因为唐鲁墓很高，上面是一片古松，他在松树之下，能把周围几里内的事看得清清楚楚，却能让长毛看不见他。等到长毛聚集人马把坟冢包围起来，他早已溜进了高粱地。

    为了这个孩子，长毛曾经组织几队人马堵截，最后还是让他逃脱了。他一路狂跑，跑过了高柳街，又从庙台子折路向北，沿着北沟跑到吴家庄——那是他的姥姥家。后面长毛的马队紧追不舍，但吴家庄寨门紧闭，有坚固的寨墙。曾祖跑到寨墙下，上面望风的人早已看到被追捕的是他们的外甥，即从上面放下一个吊筐，曾祖钻进吊筐，就被吊上了寨墙。长毛的军队赶到，只能望墙兴叹。墙上的人很客气，不放箭，也不放巨石滚木；墙下的兵马也不愿为一个孩子而发起一场攻寨之战。于是曾祖得以活了下来。

    那一年，曾祖大约15岁。

    遥望曾祖的身影，我总在想，他的血管中流淌的，的确是他父亲——我的高祖的血液。那种血液汹涌澎湃而难以平息，容易激起无谋之勇，却不属于懦夫，更不甘于苟活。曾祖的挑战有点自不量力，但在我的心里，却总是闪耀着某种光芒。作为他的后人，我和兄弟们当然知道，正是那自不量力的无谋之勇导致了家道中落，但每当说起，我们却总是一个个两眼放光，似乎在享受一份荣耀。

    然而，曾祖并不只是这样一种造型。他的另一种造型让我几乎无法跟那个英勇的少年联系在一起。

    有一点我觉得有点奇怪，全部传说中都没有曾祖的母亲——我的高祖母。曾祖有姥姥家，吴家庄，姓吴，但他的母亲却始终没有出场。他自幼没有母亲吗？父亲遇难后母亲也死去了吗？一切都不得而知。传说中也没有曾祖母的影子，而且没有曾祖初婚的任何叙述。一切叙述都略掉了许多应有的交待，直接推出了一个特写镜头：风雪中，曾祖抱着一个婴儿，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那是我的祖父，他的母亲在他出生不久就去世了。曾祖抱着这个婴儿，后来是背着，在荒野上，风雪中，急急地奔走。

    那是1870年，曾祖只有24岁。从15岁失去父亲，不知道他是怎么活过来的，也不知道他是如何结婚生子。大约十年的历史一片空白，没有留下任何踪迹。当他重新登场的时候，就这样抱着一个只有几个月的孩子。24岁的父亲和几个月的儿子，连吃的东西也找不到了。一个年轻的单身男人，不乏力气，完全可以打工谋生。就是去给人做长工，也可以换得温饱。然而，他离不开他的儿子。怀里抱着个婴儿，谁还雇佣他呢？那几年的生活大概艰难得无法想象。

    而且，因为害怕孩子落到后娘手里，他拒绝续弦，单身生活了18年，直到儿子18岁，才又娶了第二个妻子。

    从小听这个传说，就记住了“堂子”这个村名。曾祖每天早晨起来，都会抱着他的儿子，直奔堂子村。因为那里有户人家舍粥。舍粥的规矩是一人只盛一碗，但老掌柜为一个独自抚养婴儿的男人感动了，破例让曾祖喝饱，然后再带一碗回家。是堂子村每天的两碗粥，帮助了我的曾祖，养活了我的祖父，使他得以长大成人，重振家业。

    多少年来，我对堂子村充满感激。但我一直不知道这个村庄在哪里。因为附近并没有这个村名。我也曾在地图上寻找，却一直没有发现它。

    送父亲入土之后的晚上，兄弟几个围坐在一起沉沉地说话，回顾家族的历史，哥哥们又一次说到了堂子。在这个家族的历史上，堂子村是神圣的，永志不忘。然而，细问起来，却都说大伯父知道，因为他去过。而在我们这一代，谁也没有去过，就连具体位置在哪里，也没人清楚。一个能抱着孩子来回跑的村子，应该不远。它在哪里呢？感谢在市政府任职的同学，到地名办为我找来一张标有每个村庄的青州地图，才使我终于找到了堂子村。对着地图，我开始勾划曾祖当年背着祖父每天奔走的路线：他们要出村后向东，过牛口村或徐家庄，穿过杜家庄或石佛寺，过张富庄、陈家冢、杜家窑，然后穿过于古店或房古店，经过姜家庙、胡家桥、北赵家庄，到官宅，然后才能到达堂子。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之所以对它不熟，是因为我只在附近寻找，而我在家乡的时候，这些地方分属于几个不同的公社，我们村属于高柳公社，徐家庄属于夹涧公社，一溜古店属于张孟公社，而官宅和堂子则属于桃园公社。横跨三四个公社，平时少有往来。而在今天，区划和名称都变了，堂子村属于东夏镇。我用尺子在地图上量着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的直线距离，加起来已是几十里。在这途中，要跨过裙带河、北阳河、安阳河、茅津河几条河流……

    这么远的路，我的曾祖每天都要跑一趟，无论刮风还是下雨。这一切，都是为了儿子。为了儿子，他放弃了别样的生活，宁愿受此艰辛，放弃自尊，去接受这份施舍。

    我一直没有去过堂子。但我一定要去，必须去。我要找到140年前那位老掌柜的后人。作为受惠者的后人，向他们表示这永志不忘的谢意。我还想请他们领我到他们先祖的坟上看看，献一束鲜花，燃一炷香。

附：高祖卒年考

    没想写高祖，因为对他的事知之甚少。

    但要写曾祖，就不能不与他相遇。正是因为他的壮烈，曾祖才在十几岁就成了孤儿。为了弄清曾祖成为孤儿的时间，就不得不弄清高祖的卒年。

    高祖李公讳墨林，字翰卿，生年不详，卒年亦无记载。根据传说，我只知道他虽有极具书香气息的名字，却继承了将门之后习武的传统，而且天生方面大耳，虎背熊腰，声如洪钟，神态凛然。如果不是这样，他也不会死于“长毛”的枪下。

    关于他的死，传说中的情节很简单：这位一心想效乃祖成为将军的武人，却是种西瓜的行家。那一天，他正在地里忙活，一队“长毛”经过，涌向了他的瓜地。高祖把披布往腰里一扎，双手卡腰，站在地边大喝一声，长毛军竟然一个个站住，而且有人从瓜地退了出来。但他们很快醒过神来，知道喝斥他们的并非上司，而是孤身一瓜农。于是恶战开始了，结果是瓜地里留下了几具尸体。翰卿公也躺在里面，一把长枪就插在他的肚子里，成为他生命的最后造型。

    我曾多次想象那场特殊的战斗，高祖孤身一人，面对几十人或者是几百人，他不知道力量悬殊吗？“瓜地里留下了几具尸体”，那就是说，他在被杀之前杀掉了几个长毛，论说不算战败，但为了几个西瓜，把自己的命送上，值吗？呈一时血性之勇，也许实在不如躲进高粱地，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西瓜被群匪抢劫一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就是那样活过来的吗？别人能忍的，您为什么不能忍，非要杀死几个贼人，而自己也死于长枪之下？

    正是这“死于长毛长枪之下”的叙述，使我感到高祖的卒年似乎有踪可寻。于是翻阅太平军史，翻阅地方志，终于知道故乡青州遭“长毛之乱”共有三次，因而我的高祖翰卿公的卒年也就在这三个年头：

    第一个年头是1853年。这年太平军林凤祥、李天芳率军北伐，孤军深入，攻天津受阻而退到山东。结果是林凤祥被清军俘虏处死，李天芳率军突围，逃到茌平冯官屯，被清军引河水灌屯，淹死大半，到5月底即全部消灭。

    第二个年头是1862年。这一年淄川生员刘德培聚众起义反清。他与洪秀全没有关系，但根据当时的情况，反清起义者多以太平军自称，打的也是太平军的旗号。那次兵乱时间不长，最后是朝廷派僧格林沁带兵前来，刘德培于1863年战败被杀。

    第三个年头是1867年。这一年，太平军将领赖文光率捻军转战青州，最后在离我家乡不远的弥河岸寿光境内战败而死。当时的百姓分不清太平军与捻军，常把“捻子”与“长毛”相混。

    在这三个年头中，哪一个更有可能是高祖的卒年？

    根据高祖战死时的具体细节，肯定不是1853年。因为太平军那年的北伐到5月即以失败告终。5月，还没到西瓜成熟的季节。与此同时，高祖去世之后，曾祖润堂公只身挑战长毛军，曾祖生于1846年前后，1853年只有7岁。一个7岁的孩子，让马队追着，从青冢村跑到吴家庄，一气跑了五六里，这不大可能。

    同样，也不大可能是1867年。因为我的祖父生于1870年。如果在1867年曾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三年后即有儿子似乎早了点儿。同时，按照旧礼制，父丧未满三年，是不可能娶亲的。既然不能娶亲，曾祖也就不可能有儿子。

    所以，高祖遇难的时间应该是1862年。那一年，曾祖润堂公大约15岁。在唐鲁墓顶上跳跃着叫骂，在高粱地里与长毛的马队周旋，扔一块砖头，打几下弹弓，一路狂跑然后钻进他姥姥家放下来的土筐，这一切正符合一个15岁孩子的身份。如果太小，做不了；如果再大，就不会满足于那种无意义的“骂阵”。

    那么，传说中虽然是高祖死于长毛枪下，但事实上并非洪秀全的队伍，而是淄川人刘德培领导的起义军。他们反清的表示，也是首先留起了头发，所以也被称作“长毛”。

    顺便说一句：高祖之死既不是为了“平叛”，也不是为了“讨贼”，更不是为了“保我大清江山”，而只是为了他的西瓜。这曾让知府深以为憾。

当代中国常用词辨析（4）

公  仆

李新宇

1

    何谓“公仆”？根据辞书的解释，就是“公众的仆人”，或“为公众服务的人”。

    考察“仆”字的使用情况，它是与“主”并存的，有仆必有主，有主才有仆。因此，这个词带有等级社会的色彩，体现着尊卑、贵贱、上下、主从的意识。无论怎样使用，“仆人”的身份都是低于“主人”，听从主人的指使并为之服务的。

    所谓“公仆”，不同之处是多了一个“公”字。也就是说，它不是哪一家的仆人，而是公众的仆人。公众的仆人，在过去的中国有没有呢？仔细想来大概也是有的，比如大饭店里跑堂的，庙会上那些收拾乱扔的废纸果皮的。他们的服务对象都不是指定的某个人，或许应该算是“公众”。

    然而，这却是一个政治词汇，而且不是中国人发明的。

    它起源于法国。1871年3月，法国诞生了巴黎公社，根据马克思的倡导，把公职人员称作“公仆”。“公仆”是由公民选举的，管理公共事务，受公民监督，并且可以随时被罢免。这种办法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是“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一个正确的办法”。

    那时的公仆的确没有特权，也没变为社会主人，但可惜那只是一个短暂的事物，公社没有成功，公仆也未能长期管理国家，所以无法检验那种设想是否乌托邦。

    “公仆”一词在中国出现，最先是是在1895年。那一年的春天，严复在《辟韩》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这里所介绍的，是与中国传统完全不同的西方现代国家理念。在汉语中，以“仆”构成的常用词语主要有“仆役”、“仆从”、“仆隶”、“奴仆”等，所以，严复的翻译用了“公仆隶”。

    1902年，梁启超发表《敬告当道者》，开头的称呼使用了“国民公仆当道诸公阁下”。梁启超为此解释说：“冠以‘公仆’二字之名词，诸君勿以某为相亵也。某闻美国大总统下教书于国中，必于其名之前冠以Servant字样，译言‘仆人’也；凡以公事致书于人民，其自署名处，必曰you servant……”梁启超这种做法的用意众所周知，但仔细想来，是不恰当的。美国总统自称公仆，可谓名符其实，因为他所服务的国家属于公众。而大清国却是爱新新罗家的，军机大臣也罢，当道诸公也罢，只能是皇家的仆人，而不可能是“国民公仆”。这是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把大清国执政者称为公仆，只能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而且很容易模糊了国家主权之所在，混淆了“帝国”与“民国”、“主权在君”与“主权在民”这些根本区别。

    “公仆”一词最先由政治家使用，是孙中山1906年12月在《民报》创刊一周年庆祝会上的演讲。孙中山说了这样的话：“平等自由原是国民的权利，但官吏却是国民的公仆。”“公仆必须十分称职，方可任用。”对于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家，这种说法无疑令人向往。正是为了这个理想，才有了许多志士前仆后继，抛头颅、酒热血，要把“帝国”变成“民国”。也就是说，要把皇帝的国家夺过来，变成民众自己的国家。

2

    无论历史条件是否成熟，这个理想竟然奇迹般地在这片土地上实现。1912年，帝国终于变成了民国。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之后，也曾经真的以公仆自居。

    这位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临时大总统，武昌起义爆发时正在国外涮盘子，得知消息匆匆回国，回国后的第4天就被各省代表选为临时大总统。他在接到选他做总统的通知后马上复电：“今日代表选举，乃认文为公仆，自顾材力，诚无以当。”三天之后宣誓就职，他在誓词中说：“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这是中国公仆的第一份誓词，的确是史无前例，划时代的。

    此时的孙中山的确想建立一个新型的国家，因而实实在在地想把“公仆”理念实践于自己领导的政府工作中。为此，他一再向政府官员强调“公仆”意识，说过一系列这样的话：“上至大总统，下至一般职员，今日便都在人民之下，皆为人民公仆也。”“封建时代只有一人做皇帝，现在四万万人民作主，也就是四万万人做皇帝。”“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不要看作尊贵的总统、总长，只把他们当作赶汽车的车夫或者是当作看门的巡捕，或者是弄饭的厨子，或者是诊病的医生，或者是做屋的木匠，或者是做衣的裁缝，无论把他们看作是哪一种工人，都是可以的。人民要有这样的态度，国家才有办法，才能进步。”

    孙中山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作为临时大总统，他步行出席不太遥远的会议，甚至在会场门口被警卫人员拦住，最后不得不拿出名片才得以进入会场。他的总统府是任何人都可以去的。一位80岁的盐商从扬州到南京，听说总统不像过去的皇帝，就到总统府去看他。老人一进门就跪下了，弄得孙中山很是惶恐，赶紧扶起老人，一个劲说：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哪有主人给仆人下跪的道理？

    当时的孙中山也真的愿意按照百姓的志愿办事。1912年初，南北尚在对峙，是战是和，他想听听民众的声音，于是到了夫子庙。他爬上一张桌子上，对着人群大声喊：“……目前我们中国有南北两个政权，一个是我们的共和政府，一个是北方的满清王朝，论政治形势，我们优于满清，若讲军事实力，则满清胜过我们。有人主张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也有人主张用武力去推翻清王朝，你们认为怎么办好？”人群中喊道：不要打了，还是和平好！孙中山说：好，我是孙中山，你们的意思我知道了。

    遗憾的是，孙中山的公仆只做了几十天。我们无法知道他如果长期执政会怎么样。看他后来在广州军政府的样子，就离公仆距离甚远了。

3

    后来的历史进入一个争当“公仆”的时代。不仅是国民党人，就是北方的袁世凯、段祺瑞和他们手下的官员，也都自称“人民公仆”。为了能当上公仆，或者为了保住公仆的地位，开始还只是合法地争选票、争议席，后来就抄起了枪杆子。在这激烈争抢的过程中，“公仆”的名称却越来越响亮，大家都信誓旦旦，要做人民公仆。

    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一个人的表现有点儿特别，那就是东南五省的联军司令孙传芳。当南北官员们都宣称自己是公仆时，他说他简直笑破了肚皮，而且留下了一段名言：当官的自称公仆，一定是骗子。他们不是赚主人的钱，就是想勾搭主人的姨太太。因此，他表示自己坚决不做公仆，做官就做百姓的父母官。其理由是：天下的父母没有不爱子女的；仆人怎么靠得住？

    猛然看上去，他讲得很有道理。但仔细想一想，同样不可靠。因为所谓“父母官”，虽然听起来很亲切，所以约定俗成，大家都喜欢用，却是一个名实不符的词：“父母官”并非真是民众的父母。“天下没有不爱子女的父母”，这话不错；但民众却并不是官的子女，他能像爱自己的子女一样去爱吗？把血缘亲情泛化到政治领域，不过是中国传统的统治策略。这类象征性符号是最容易骗人的。

    后来有一种说法：“我们的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所以到了文革时期，红卫兵司令们都称“勤务员”。出出进进带着警卫，身边有人端茶倒水，但职务却是“勤务员”。一度还有“总勤务员”，下面有一层层勤务员听其号令。那是公仆发展的又一标本。

    到现在，“公仆”一词变得有点复杂，也有点难以评说。

    一方面，无论报纸还是电视，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人民的公仆人民爱》……模范干部在总结经验时说：“在我的心里，只有人民，我的理想就是做好人民公仆。”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讲话，也常这样叮咛：“当好人民公仆，不要以权谋私。”从电视里看，有时官员自称“公仆”，会把农村老大娘感动得千恩万谢，不知如何是好。

    另一方面，也有人真的以人民自居，以“公仆”要求官员了，甚至提出这样的指责：“人民公仆能这样对待人民么？”“你这公仆是怎么当的？”这时候，“人民公仆”四个字中除“仆”之外的其他三个字都会派上用场：“我是人民公仆，不是伺候你的！”面对这样的回答，那些质问者一般都会哑口无言。

    看电视访谈，有人说那样指责公仆是“不明事理”。我想，之所以事理难明，大概与这个词有关。因为如果只从字面上看，仆人的地位是不高的，即使是公众的仆人，也高不到哪里去。自己是公民，应该是国家的主人，当然有权对公仆提出要求。可惜他犯了一个错误，只关心那个词的字面意义，而不去考察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被一个词蒙住了眼睛。

    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其实不难看到。当下中国的“公仆”称谓，已经意味着一种高贵身份。有人说，只要看谁自报身份是“公仆”，那就不是一般干部，肯定有足够的权力和地位。因为经验告诉人们，下层干部一般很少这样自称。当然也有个别情况——他被选为模范或标兵的时候。要弄清公仆的实际地位并不容易。但从各方面却也能看个大概：有人谴责“公仆”凌驾于“主人”之上；有人说“公仆”应该翻译为“老爷”；有人在研究什么级别才算公仆，县长能不能够得上“公仆”……在当代汉语中，词的意义常会发生莫名其妙的转化，以前的好词儿，常变成意义完全相反的讽刺用语。这是很有意思的语言现象，“公仆”也是一个。

    有一首题为《十等公民》的民谣，流传已经近20年，可谓众所周知。我保留了若干版本，从最先在酒桌上抄来的版本，到后来贾平凹《废都》中捡破烂的老头儿唱的版本，再到报刊上抄引出来的版本。面对不同的版本，发现一个现象：从二等公民到九等公民，不同的版本常有不同，比如，“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大盖帽”，在有的版本中是三等公民，在有的版本中却是四等公民。再比如“扭扭屁股就赚钱”的演员，在有的版本中是六等公民，有的版本则升为四等。再比如，有的版本有妓女，有的版本则没有妓女。但无论哪个版本，也无论是现在的版本还是18年前的版本，最高一等都是“公仆”，最低一等都是“老百姓”，开头一句都是同样的话：“一等公民是公仆……”

    后面的解释，有的是“老婆孩子都享福”，有的是“全家三代都享福”，有的是“子孙三代都幸福”……意思也大致相同。

    如果按社会调查的一般方法，没有不同的证据，就可以做出结论：“公仆”是当代中国的一等公民，是社会地位最尊贵的一个阶层。

    作为生活提供的旁证，事实有目共睹：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也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大概都不难看到“公仆”的排场，也不难看到“主人”的困窘与卑微。至于主人讨好公仆、巴结公仆、求见公仆而不得，上访公仆而被阻，找公仆请愿而被抓的事，不但屡见不鲜，而且报刊也常有登载。

    在这样一种新的语境中，“公仆”一词已经失掉了本来的意义。官员们再自称“公仆”，人们的理解和反应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哪个好心人再像孙中山当年那样去讲，引起的就可能不是掌声，而是冷冷的嘲笑。

    无论是官还是民，都应注意这种现实，注意名实之间已有的距离。

4

    文章写到这里，本该结束了，却突然想起了邵燕祥在80年代写的一篇杂文，题目是《公仆之名不能成立论》。文章说：“在理论上，凡有公民权的人，都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而把担任公职的划为‘公仆’，依逻辑论，不就推到主人界外，形成一种歧视么？”

    当然，邵先生明白，担心“公仆”受歧视是杞人之忧，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主人”胆敢歧视“公仆”。但他认为，“谈论什么‘公仆’‘不像’‘公仆’或‘公仆’怎样成为‘公仆’，是夹缠不清的烦琐哲学”，没什么意义。因为这个名称根本不能成立。

    还是邵先生高明。因为只要我们有一点权利意识，就不难看到，即使是孙中山，当年的话也显然说过了头：“创建民国，实行民权则是以人民为主人，以官吏为奴隶的。”让官吏为国民服务，目的是好的，但这说法却透露了不平等的国度里成长起来的革命家观念中的问题：考虑问题常常是颠倒乾坤，要一种翻天覆地的效果，而想不到每一个公民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在一个民主共和国，官员也是公民，也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怎么可以因为他们被选为总理或者部长，就把他们当成奴隶呢？现代社会应该平等，官员的权利也应该受到保护。

    就现代国家法理而言，政府官员是公民雇来为大家管理事务的，就像公司的股东们重金请来的经理和技术人员。既然请人家来管事，自然应该尊重，而不应该把人家当作仆人，更不能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被请来管束的人也无须以仆人自居，更不必有那些哗众取宠的承诺，而是只要根据合同履行职责，遵守职业道德，对得起雇主给予的报酬，就无可指责。官员也是人，是人就应该有私，而且应该捍卫自己的权利。无私的人是靠不住的，有私而宣称无私的人更是不可信任的。奉献是一种自愿行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奉献。而且，要求别人奉献，本身就是一种很不道德的行为，因为它意味着不平等，意味着对别人权利的不尊重。现代社会应该尊重个人权利，当然也应该尊重官员的权利。

    我一直没为官员说过话。这次受邵燕祥先生的启发，不妨为官员们呼吁一回：希望社会不要再在名义上歧视官员，给他们摘掉“仆”的帽子，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使其名正言顺，或者是名至实归。

当代中国常用词辨析（3）

“炎黄子孙”

李新宇

    常常看到人们用“炎黄子孙”一词指代海内外中国人。从领导人讲话，到报刊文章，再到面向全国各地的电视节目，常见这种说法：“炎黄子孙，血浓于水”，“炎黄子孙，心向北京，同心同德……”凡使用这类词的场合，阶级、阶层或党派的意识是被淡化的，一般都要回避炎黄子孙自身的矛盾和斗争，努力渲染民族共同体的家庭氛围，考其用意，在于增强凝聚力。在一般情况下，这当然是好的，互相认同，其乐融融，总是挑动人们相互斗争和厮杀好。然而，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人们却常常忽视了一个问题：它经不住推敲，而且带有许多问题。

    关于这类词语，记得黄钟先生多年前就探讨过。我读过他的文章，印象极深。所以在我试图辨析这类词语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抄引他的文章，那样就无须重新论证，可以省些力气。可惜当时看后没有存，想不起文章的标题和出处，因而无从抄引，但我这里的想法肯定有一些是受黄先生启发而产生的。在此应该首先说明，而且谢过。记得黄先生的意思是说，用“华夏”代表中国、用“华夏儿女”代表中国人都是不妥当的。我对此深有同感，首先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炎黄子孙”的说法给人一个感觉，好像大家本来都是一个家族，有共同的祖先，有血缘亲情。其实，这是站不住的。因为事实非常明显：当今的“中国人”也罢，置身世界各地的“华人”也罢，并不都是“炎黄子孙”，甚至大多不是炎黄子孙。当然，因为并未发现黄帝和炎帝的尸骨，无法进行DNA鉴定，一些人是否炎黄子孙，是无法确认的。但有一些人肯定不是炎黄子孙，却是无须DNA就可以确定的。而且，这可以确定的人比暂时还不能确定的人多得多。

    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人中，炎黄子孙数量有限，而且无法确认，而更多的人并非炎黄子孙。所以，这个称谓用于全体“中国人”或“华人”，并不相符。

    众所周知，炎帝和黄帝是传说中的两个男人，与一般男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帝王。尤其是黄帝，因为是胜利的帝王，所以在以帝王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中很有地位。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道：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

    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皇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尢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顺之……

    由此可见，黄帝是传说中最先以暴力取得统治权的人。炎帝是黄帝的敌人，经过三年“内战”，最后是黄帝消灭了炎帝。而蚩尤无论是“叛乱”还是“起义”，都是反抗者，最后被消灭掉了。

    传说中的历史是非不必讲。炎黄这对死对头的子孙们呢？黄帝是胜利者，自然是子孙绳绳，绵延下来：其子高阳、其孙高辛、曾孙帝尧，世袭天下，一线相传。而且，据说舜和禹也是黄帝子孙。关于舜，《史记》写道：“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颛顼，颛顼父曰昌益”，昌益之父亲即黄帝。也就是说，禹是黄帝九世孙。关于禹，《史记》的说法是：“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益，昌益之父曰黄帝。”也就是说，禹是黄帝的五世孙。有一点是很怪的：根据他们家的谱系，禹与敬康同辈，比舜高四辈，应该是舜的曾祖父辈。曾祖继承曾孙，真不知怎么弄的。它所反映的，是虚构留下的漏洞。但无论怎么说，这就续上了，包括后来革命夺得天下的汤，也给续上了，都算黄帝子孙。

    但这只是周朝以前的事。根据《汉书·列传第四》中说：“周室既坏，至春秋末，诸侯耗尽，而炎黄唐舜之苗裔，尚犹颇有存者。秦灭六国，而上古遗烈扫地尽矣。楚汉之际，豪杰相王，唯魏豹、韩信、田儋兄弟为旧国之后，然皆及身而绝。”班固毕竟是史家，说话比较严谨。在他笔下，炎黄尧舜的后人到春秋末期已经只是“颇有存者”，而到秦灭六国之后，就“扫地尽”了。我们不防留有余地，把“扫地尽”看作一种夸张的说法，假设炎黄子孙还是有人活了下来，但那数量肯定是不太多的。

    回头再来看炎帝和黄帝，当时的统治区域并不太大。其统治区域之外的人们不必说，自然与炎帝和黄帝都没有血缘关系。即使在其统治区域之内，也并非所有臣民都是这两位首领的骨血。古代的部落首领虽然可以占有许多女人，但毕竟不像蜂王或蚁王那样独霸生育权，他们的部下也能结婚生子。即使在当时，那些部下的子孙也未必都愿意忘掉自己的父祖而认炎黄做祖宗。众所周知，虽然权力崇拜历史悠久，但那时的人们也未必达到人人愿意给首领做子孙的程度。

    至于后来的发展，在炎黄曾经统治的区域之内，种族和血统越来越杂乱。由北方进入黄河流域的异族至少有匈奴、乌桓、鲜卑、突厥、高丽、回纥、党项、维吾尔、蒙古、女真、回、满等，还有阿拉伯、波斯、日本、东南亚等外来的各族的人口，包括犹太人，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陆续融入汉民族之中。他们虽然成了汉人，但不是“炎黄子孙”。

    今日中国有56个民族，汉族只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的其他民族，还有哪些与炎黄有血缘关系？那是需要科学考证的。

    有人可能会说，对于这个词，不能用血缘关系去界定，所谓“炎黄子孙”，并不一定非要与炎帝或黄帝有血缘关系。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无须严格界定的泛指。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泛指是人们未必愿意接受的。既然使用的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词汇，不以血缘界定，以什么界定呢？因为他们曾经统治或管理过这片土地吗？那么，面对今天的中国人，无论把他们称作“毛氏子孙”，还是“蒋氏子孙”，或者“爱新觉罗的子孙”，都是会有许多人无法接受的。

    之所以常用这个词，因为它较少政治色彩，比“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同志”更适用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但增强凝聚力的方法很多，实在不必启用这种不靠谱的血统论词语。一些东西可以泛化，但血缘关系的泛化却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可行。同样是毫无血缘关系，称兄道弟是热情的表示；把自己的祖先派给别人做祖先，却可能是侮辱。一个人是谁的骨血？谁是他的祖宗？一般是不容别人胡乱指定的。能把华人联系到一起的东西不少，但硬把华人都说成是炎黄这两个男人的骨血肯定不是好主意。人类文明在告别“家天下”的政治制度之后，爱国心已经不再依靠血缘认同。现代国家主要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真正的凝聚力最终取决于政治。靠模糊民族、种族、家族的界限，寻找一个共同的先祖，实现某种类似于血缘认同的凝聚，不仅太原始，而且无济于事。一些人在未经证明的情况下自称炎黄子孙，当然并无不可，但硬派别人也做炎黄子孙，就有点强加于人。虽然这样做的人并无恶意，而且做炎黄子孙显然要比做蚩尤子孙或鼻涕阿二的子孙更光荣。但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对自己的血缘没有认识。对于那些清楚地知道自己并非炎黄后裔的人来说，是未必愿意被说成是炎黄子孙的。

    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要实现社会和谐，就应该互相尊重，而不能以某个民族作为中心。既不能把某个民族的始祖说成是56个民族的始祖，也不能片面强调某个民族的始祖而忽视其他民族始祖的存在。作为主流文化，应该警惕大汉族中心主义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当主流媒体面对全国大谈“我们炎黄子孙”时，是否考虑到我们身边还有成吉思汗的子孙、萨格尔王的子孙以及别的古老或并不古老的民族的子孙？如果“炎黄子孙”包括他们，就要考虑这种称谓是否强加于人。在现代社会，像李世民赐一些臣子姓李那样，让一些民族成为“炎黄子孙”，即使不被看作侮辱，也是一种不尊重。各个民族都尊重自己的祖先，被称作异族儿女并非愉快的事。如果所谓“炎黄子孙”并不包括他们，那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共处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官员和主流媒体却开口闭口“炎黄子孙”，会不会让那些非炎黄子孙的人感到一种来自汉民族中心主义的歧视或忽视？当我们自豪地使用这个词时，是否应该想到那些并非炎黄子孙的公民的感受。现在多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能让任何人有“在别人家中”的感受。

    总之，“炎黄子孙”之类的词应该慎用。尤其是官方、主流媒体和教育机构，为了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和谐，就应该警惕自觉或不自觉的大汉族中心主义，既不应该把某个民族的祖宗强加给其他民族，也不应该在大家庭里只顾自己烧香祭祖。

当代中国常用词辨析（2）：无产阶级

李新宇

    在当代中国，这个词的使用率几经沉浮。在50年代到70年代，大概没几个词比这个词更响亮，也没几个词比这个词使用率更高。“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这个词逐渐淡出，变得远远不如“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华夏儿女”之类更加响亮。但在最近，却又大有再度崛起之势。

    然而，当代60年，无论前30年所说的“无产阶级”，还是后30年所说的“无产阶级”，都让人觉得有点儿似是而非，名不副实。

    中国流行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源自马克思主义。众所周知，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解释：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几十年来，国内流行辞书也是这样解释的：“无产阶级  工人阶级。也泛指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阶级。”（《现代汉语词典》）根据经典界定，无产阶级最突出的特点有二：一是“不占有生产资料”，二是“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而这个词的中文译名也非常明晰：无产，与“资产阶级”或“有产阶级”放在一起，它的特征一看就明白。

    既然如此，在当代中国，我们能找到工人，能找到工人阶级，也能找到失业者和各种渴望被雇佣而不得的劳动者，但要找到“无产阶级”就细弱困难了。谁是“无产者”？，如果找不到“无产者”，就很难科学地划出“无产阶级”。

    1949年之前，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大清国，事情都比较简单。那时的无产者虽然人数不多，但不难确认，因为在城市毕竟有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在农村毕竟有失掉土地而沦为雇工的赤贫。但随着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公有制的建立，要寻找无产者就非常困难了。

    首先，随着广大劳动人民的翻身，工人已经成了工厂的主人，成了领导阶级，占有了生产资料；随着农村土改运动的进行，贫雇农已经分得了土地和劳动工具，占有了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无产者吗？他们对财产的拥有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无产者身份，变成了“有产者”。

    其次，新制度建立之后，地主、资本家和旧官僚的财产被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或收或分，但它只是“转手”，却没有“消失”。土地被分到个体又收归集体，但新的状态也是“公有”而不是“公无”。在社会主义国家，“公有”的财产属于全民，所以在理论上不再存在无产者。也就是说，无论是理论上还是事实上，公有制国家的建立必然要消灭无产者，使所有的无产者都变成有产者，因而也就不再有无产阶级。

    其三，如果进一步思考，当代中国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拥有整个国家，也自然拥有国家财富。作为一个拥有国家的阶级，拥有了土地、矿山、森林等全部资源，再声称“无产”，是有说不通的。如果这个名称还成立，那只能是说明一种过去的状态，而不是现实的状态。过去的状态如果是“无产”，现实的状态也已经是“有产”了。在新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如果无产者真的仍然处于无产状态，那一定是出了大问题：新制度并非“公有”，而是“公无”。是“公有”还是“公无”，这一点非同小可。如果出现“公无”的状态，人们就有理由追问：全体国民的财产到哪里去了？划入了谁的账户？事实上，只要它没被攫取，它就应该是“公有”。

    财产只要是“公有”，社会就没有无产者。如果一定要寻找，只能到监狱中去，——那些被剥夺了全部财产并且剥夺公民权的犯人，因为只有他们，是既无私人财产，也无权享有公有财产的。

    退一步讲，即使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资本主义社会确认无产者那样在当下确认无产阶级，也是困难的。一方面，“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以出卖劳动为生”，这个标志并不只是工人或雇农才有。官僚、地主、资本家的管家和账房先生，也常常并无自己的产业，但在划阶级成分时并未把他们当作无产者。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已经使“以出卖劳动为生”成为大多数人的生存方式。从医生、记者、作家、教授，到经理、部长、将军，往往都是雇佣劳动者，以出卖自己的劳动获得生活资料。可是，“无产者”如果包括这些人，它的意味就全变了。国民党的一些元老和将军都没有个人财产，但人们不会承认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美国总统即使除了工资之外没有任何财产，人们也不会承认他是无产阶级。我是大学教授，纯粹依靠出卖劳动谋生，但社会不会承认我是无产阶级。我自己也不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因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没有忘掉国家财富中属于我的那一份：从总理的办公桌和公文包（那是我与全国人一起出钱为他买的），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有我的一份，我当然不是无产阶级。

    在没有无产阶级的地方，却有那么多冠以无产阶级的词，使用时就不能不特别费心。 

当代中国常用词辨析（1）：人民

李新宇

    在当代中国，“人民”是一个常用词。“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人民解放军”，“人民法院”，“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人民银行”……都以“人民”冠之，还有“人民警察”、“人民教师”和遍布各地的“人民公园”、“人民广场”、“人民影院”之类，无不显示着人民的崇高地位。就连人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的钱，也是“人民币”。

    “人民”是上帝，这是毛泽东说过的话。他说：“我们也有一个上帝，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愚公移山》）

    于是，以人民的名义，无论说什么和做什么，都具有完全的合法性，而且可以牢牢占据道德制高点。

    可是，仔细考察这个词的所指，却并不那么容易把握。

    所谓人民，似乎无处不在，却又不容易确认。有时候，你甚至根本无法知道人民在哪里。你、我、他、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是不是人民？似乎应该是，但答案却并不确定。如果简单想当然地回答，也许会犯错误。

    原因之一：“人民”这个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规定性，不能想当然，而应以红头文件和领袖讲话为据。比如，在40年代，哪些阶级属于人民，哪些阶级不属于人民，与50年代是不一样的。从“土改”到70年代，地主不在人民之列，到80年代却把他们划入了人民的范围。“反右”运动中曾说右派仍然在人民之列，但没几天就与“地、富、反、坏、右”排行并列，成了“黑五类”的“老五”，自然就不再是人民了。文革时期，许多干部被打倒又被解放，总是要满脸热泪感谢毛主席和小将们让他“重新回到人民之中”……说“人民”这个词，不能不顾及这些内容。在不同的时期，“人民”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原因之二：“人民”不是单数词，人们可以说“一个公民”，却不能说“两个人民”或“三个人民”。“公民的意见”是容易确认的，只要具体指出这公民是张三还是李四，就不是盗用民意，更不会有造谣生事或蓄意歪曲之嫌。而“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利益”就不同了，它很神圣，但你我的意志却不一定是“人民的意志”，张三李四的利益也不一定是“人民的利益”。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作家常常通过深入生活去把握人民群众的生活，结果是常犯错误。因为他们常常是了解了几个工人或几个工厂的工人的思想感情，或者把握了几户农民或几个村庄的农民的思想感情，就把它当作人民的思想感情写进作品了，结果是遭到批判，甚至一些人为此送了命。原因是那些人不能代表人民。几个村庄的农民不能代表人民，几个城市的工人也不能代表人民。一些地方的人在挨饿，不能说人民在挨饿；一群又一群人生活困苦，不能说人民生活困苦。因为那不是生活的主流和本质，不能代表人民的生活。主流和本质是什么呢？是幸福，是欢乐，是翻身解放，是意气风发和斗志昂扬，在伟大领袖的领导之下，中国人民怎么可能生活艰难吃不饱呢？因为不知道“中国人民”在哪里，作家们面对这样的批判，只能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思想觉悟低，认识水平差，误把一小部分人的生活当成了人民的生活。在这个问题上，被批判的作家的确无理可讲，因为他们不可能用统计学的方法去了解6亿人或10亿人是否吃饱了肚子。

    那么，人民在哪里？怎样发现人民？有人找到了一个诀窍，就是到人民大会堂去找。等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从人民大会堂走出来的那些胸前挂了牌牌儿的人，肯定是“人民”无疑了。只要耐心等待，或许能抓住一个，通过他而知道人民的意志或人民的利益何在。但一系列事实证明，那也未必保险，因为众所周知，代表们也常常受到“反人民”的指控。比如，彭德怀是当选了人民代表的，刘少奇还当选了国家主席，在被打倒的时候，却都成了“人民的敌人”。

    那么，谁能代表人民？历史的经验又告诉人们，只有最高代表。所以，要了解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利益，只能到领袖讲话中去找，到红头文件中去找，到权威报刊的社论中去找。除此之外，即使那些响当当硬梆梆、经得起内查外调的“人民分子”，也决不敢贸然代表人民。

    可是，事情似乎又有些疑问。比如，从理论上讲，领袖是人民意志和人民利益的集中代表。也说就是，他就是人民的集中化身，人民就是他，他就是人民。不过，有一个场景是耐人寻味的：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广场喊“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回答以“人民万岁！”由此我们可以确凿地知道，下面喊的那一群就是人民。但上面喊的那一个呢？他是不是人民？如果他也是人民，或者集中代表着人民，岂不是在喊自己万岁？伟大领袖显然不是在喊自己万岁。那么，这关系就不那么简单了。至少在这时候，领袖并未以人民自居。

    一些人总喜欢代表人民说话，或以人民代表自居。原因在于人民是一个抽象的整体概念，是一个庞大而空洞的能指。它的庞大和整体性使得一般人不敢反对；它的抽象与空洞又使得它自身能够被任意填充。经过神圣化处理，“人民”已经不同于“臣民”、“子民”或“草民”，也不同于“国民”。它很神圣，不可侵犯。无论个人还是团体，都很难有勇气“与人民为敌”。同时，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人民又很难确认，所以很容易被偷梁换柱。无论个人还是集团，都不敢轻易地宣称代表张三或李四，因为如果未经委托或授权，张三或李四可能会抗议，人们也可以找张三或李四进行核实。如果被揭穿盗用他人名义，是非常尴尬的。代表人民就轻松多了，因为“人民”不是像张三李四那样的个体，而是一顶公用的帽子，底下是匿名的众数，是有限的个体，不可能为一个并未落到自己头上的指认进行抗议。即使有甲表示抗议，那么我代表的就是乙；如果乙也表示抗议，我还可以代表丙，反正你无法让未表态的那一部分都来签名。在没有全民投票的情况下，不可能找到整体的人民，人民意志也就往往无法取证。这就给骗子留下了作案机会，作案者不仅可以欺骗舆论和强奸民意，还可以将其发展为一种嫁祸于民的栽赃技巧。无论犯下多少罪行，也无论多么残无人道，只要是代表人民做的，法庭还能追究吗？

    所以，清醒的人们应该有一种自觉，不仅要揭穿骗子们的行径，自己也应注意一种新道德：说话做事，能代表谁就代表谁，能代表哪个群体就代表哪个群体，而不要动不动以“人民”的名义。那种不经过正式授权而代表别人的时代应该结束了。

祖父的故事

李新宇

    祖父生于同治九年，在我出生的那年去世，享年85岁。我的记忆中没有祖父的影子，但我知道他抱过我，而且曾经被我蹬倒。

    我是2月出生的，祖父是12月去世的，我们祖孙同处人间10个月。我把他蹬倒的时候，大概是9月或10月。据家中传说，那时新房子（也就是我所说的老宅子）刚刚建成，房前竖满了新秫秸。祖父抱着我，坐着他那高高的马扎子，在新房子前面晒太阳。从这个细节，我知道那是深秋的事。因为根据我故乡的气候，新秫秸尚未收起来，那应该是下雪以前的事，而晒太阳，至少要到9月以后，中秋节前后仍然没人晒太阳。

    那天太阳似乎很好，祖父也似乎很高兴，所以要逗一逗半岁多的孙子。他坐在大马扎上，两手架起我，想让我跳一跳，看看我的两腿是否弹跳有力。我的力气是祖父没有料到的：我用力一挺，祖父的身体就与马扎子一起向后倒了下去。据目击者后来描述，他脊背着地，却两手高高举着我，嘴里高喊着我大哥的名字，叫他快来抱我，而我的小脚丫仍然在他的胸前乱蹬。

    长大之后，每当听到这个细节，我就有些愧疚，觉得自己大逆不道。好孙子怎么可以把祖父蹬倒？虽然祖父并未受伤，人们闻声跑来，从他手中接过孩子，他就自己站了起来，身体没有任何问题，但我总是觉得，祖父和他的马扎子向后倒下，那是一个不祥之兆，否则，祖父不会在两个月后突然去世。

    关于祖父，有许多故事，都是我从小就爱听的。与那些赢得文武功名的祖宗相比，祖父是一个平凡人物，读书很少，没有功名，但在我和我们全家人的心中，他却是英雄，甚至比英雄更高大。六世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为家族赢得了几百年的荣誉和地位，但他为皇家拼杀疆场的那些业绩，总是离我们太遥远。走进家庙，当然会感到他为家族带来的荣耀，但在长大之后，内心却也曾经有过大不敬的念头：皇家奴才而已。而祖父的光辉，却似乎无时不在，一直伴随着我。

    祖父的少年时代很苦。那是这个家族最为不幸的一个时期。自从祖父的祖父面对太平军的长矛以将门之后的无谋之勇慷慨赴死之后，这个家族就彻底衰弱了。是祖父承受了一切后果，见证了家族跌落谷底的贫困与悲凉。他从襁褓中就没过好日子，是靠为富且仁者舍粥长大的。然而，他没有长久地趴在命运的低谷，而是从20岁就承担起了家族中兴的使命。祖父很小就没了母亲，由曾祖一人把他带大。在他18岁的那一年，他意识到自己已经长大成人，需要成家立业。但是，他却首先做了一件后来被广为传颂的事：为了自己成家，先给自己娶了一个母亲，让我的曾祖结束了长达18年的单身生活，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家。给曾祖续弦之后，他又给自己娶了妻子，也就是我的第一个祖母。然后，他就开始了发家致富的事业。他的致富过程是从承包土地开始的。他取得了大地主尹家的信任，承包了一个庄子，几年之后，就把这个庄子的一部分买了下来。再到后来，就买下了尹家的大片土地。大约十几年时间，到三十多岁的时候，祖父就有了自己的大片土地。接着，他在乡下开起了粉坊，生产粉丝和粉皮；在路边开起了旅店，招待过往行人；并在城里开起了布庄，经营土布也经营洋布。旅店红火的时候，据说是日进铜元一簸箩。那个旅店的旧址上，泥土中至今留有许多铜钱。

    就在致富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祖父却陷入恐惧之中。因为就在他四十岁时，我的第一个祖母去世了。她留下了四个孩子，男丁却只有大伯父一人。让祖父恐惧的是：到大伯父，这一支已是三代单传。今天的中国人也许很难体会那种恐惧，所以我过去也没有认真想过，直到后来研究家谱，才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恐惧。这是一个规律：三代单传，意味着“绝户”的危险已经迫近。恐惧改变了祖父，他终于认定，与人相比，一切都不重要。他要用他获得的一切去换家族人丁兴旺。

    一夜之间，祖父完全变了。那个精明能干的掌柜不存在了，那个一心购置土地的地主不存在了，那个精打细算的作坊主不存在了……他不再关心他的土地，也不再关心他的布庄，更不关心他的旅店和粉坊，而是全身心投入另一番事业。

    他修桥补路，修建庙宇，扶危济困，广结善缘。他的生意不再赚钱。大伯父主持粉坊，每月向他报账，他只问每月赔多少，不问赚多少。听说村里有人缺粮，祖父把大伯父痛骂一顿：“不赶早送去，难道等人家上门来借不成？”借粮，不能等人上门，而是必须主动送去，而且不经升斗。事实上，借出的粮食从来没有回收过。祖父的事业发达曾经招人嫉妒，祖父的变化也曾招人嘲笑：“粉坊里的日子完了，老掌柜犯糊涂，少掌柜不会过日子，只赔不赚，什么家底顶得住。”是顶不住。家中财富一天天在减少，却恰恰逃过了土改时的劫难。送出去的粮食没有回收，却在我们这一代陆续得到各种回报。

    “三月三，赶牛山”，这是当地民谣。牛山有著名的庙会。祖父从四十多岁开始，类似的庙会是必到的。但他不是去卖东西，也不是去买东西，而是随身带着两样东西：扫帚和钱袋。钱衩子背在肩上，扫帚拿在手里，经过的街道不干净，他就打扫干净；道路坎坷不平，他就雇人修筑平整；如果哪里桥梁失修，他就雇人修起来。他很快因此而远近闻名。到后来，他虽然扛了扫帚出门，却已经没有自己打扫街道的机会，一些穷人和叫化子总是跟着他，夺走他的扫帚，替他扫街。他需要做的，就是不断把钱掏出来，给那些替他干活的人。

    就在这时，祖父娶了第二个祖母。第二个祖母比祖父年轻15岁，过门之后，十几年的时间里连续生下了6个孩子：我的四姑、五姑、六姑、二伯父、父亲和七姑。加上第一个祖母生的4个孩子，祖父有了3个儿子和7个女儿。到祖父去世时，他的身边已经有7个孙子、7个孙女、3个重孙。在他去世之后的两年，又有两个孙子出生。

    我是祖父的第七个孙子。当我落地的啼唤从屋内传出，祖父仍然激动不已。85岁的高龄，白发苍苍，一举一动颤颤巍巍，但为了我的出生，仍然摆下香案，焚香祝祷，匍匐在地，三叩九拜，拜谢上天对他的慷慨赐予。

    他晚年关心的，似乎只有一件事：永保家族人丁兴旺。为此，他几乎散尽家财，不顾别人嘲笑，一心为后人免灾。同时，他总结前人经验，为后代规定了种种戒律和规则，包括“含怨恨而用暗箭，必报在子孙”、“十分聪明用九分，留下一分给子孙”这样一些从别人家训中抄来的话，几乎无不围绕一个中心：子孙后代的兴旺和安全是第一位的。

    他的努力在他生前已经大见成效，一个三代单传的家庭成了一个三十多口人四代同堂的大家庭。他因此而含笑九泉，我们则至今受他余荫。我们从小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凶险，但我们不会遇到；这个世界有鬼也有怪，但不会对我们构成危害。我们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种自信中。无论这种自信是否有坚实的依据，它都是祖父给的。当然，祖父也给了我们种种要求：我们必须能吃苦，必须能吃亏，不能像一般人那样放纵自己，不能像一般人那样原谅自己……道理并不复杂，为了上天已经给予和将要继续给予我们的一切，我们必须有所回报。

    作为祖父的第七个孙子，我虽然不记得祖父，但从很小的时候，到胡子已经花白的今天，每当跪倒在祖父的坟前，把额头叩向那堆黄土，总有一种特别的安全感，一种与天地神灵达成默契的欣慰从黄土涌向心底，再升腾起来渗透全身。

岳父的经历

李新宇

    我的岳父大人去世快两年了，今天忽然想起他，很怀念。

    然而随之想起的，并不是他的辉煌和坎坷，而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思绪没有缰绳，所以也没有边界。

    岳父是个读书人，也是军人，而且是从枪林弹雨里滚过来、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那种军人。从十几岁报名参加远征军，到30多岁结束军旅生涯，他当了十几年兵，打了日军打共军，打了共军打国军，打了国军打美军，打了十几年仗。开始，他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的一员，后来，他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参加了淮海战役，过江之后一直打到闽南，再后来，又奉命北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的冰天雪地。几年之后归来，到南京，进刘伯承任校长的军校，再后来是驻无锡，驻青岛，再后来是转业，成了一个小学校的教员。

    用他自己的说法，他没有做官的命。自从战争结束之后，他就一步步下滑。但十几年的战火，却使他成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当然，有时他会神秘感地一笑，补充说：“无所畏惧的人是可畏惧的。”

    到了晚年，这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却跟我讲过一些唯物主义者不应感兴趣的事。人年纪大了，就喜欢回忆往事。孩子们都忙，没有时间听，也没有兴趣听。说起来很惭愧，我看望岳父，是刚刚结婚时年年去，后来就不是每年都去了，到最后，甚至是几年未必去一次。但是，只要我去了，就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这是与别的晚辈不同的。于是，常常是翁婿二人，温一壶酒，相对而坐，漫无边际地聊。我也常常瞎吹一阵，为的是让他高兴。但更多的时候是听他回忆半个世纪之前的往事。

    今天想起的，却是两件怪异的事——

    一件发生在朝鲜战场上。在一次战役中，岳父所在的部队伤亡惨重。当他醒来时，周围一个活人也没有，只有尸体。而他被压在几具尸体底下，其中有一具肚子炸烂了，肠子流了出来，正好堆在岳父的脸和脖子上。岳父伤得不重，只是眉毛被炮弹炸掉一块，回国后做了修补手术，粘了一块黑猪皮。手术做得很好，如果岳父自己不说，我是看不出的。但我有些怀疑：猪皮真能贴到人身上吗？可是，至今也没有向内行请教过。

    那次战后，岳父在鬼门关徘徊了许久。因为他被救回之后，很长时间不吃东西。查不出有什么病，只是吃不下东西，吃多少吐多少。这结果自然是浑身无力，什么也干不了，身体越来越坏。最后医生说：怪病，没希望了。

    有一天，他感觉自己身体好一点，就一个人慢慢地离开驻地，沿着一条弯曲的小路走进一个山沟。在一个山坡上，他发现了一棵杏树，上面结满了青杏。摘下一尝，竟然酸甜可口，于是大吃一顿。回到营地之后，他就狼吞虎咽地开始吃饭了。面对如此奇迹，首长询问是怎么回事，他如实报告，首长说：撒谎！刚过完年，这季节哪来青杏！岳父也糊涂了：是呵，大正月里，冰雪还没化，哪来的青杏呢？可是，自己明明是吃了青杏呵！于是，岳父拉了政委，医生也跟着，沿着原路走进了那条山沟，来到那个山坡，却没找到那棵杏树。政委呵呵一笑，并没有追究岳父撒谎或造谣的责任。但岳父心存迷惑，还是在后来的几天里又去找过多次，可是，都没有找到那棵杏树。

    岳父说：“这就怪了，真耶幻耶？把梦当真了？与政委一起站在那个山坡上，我自己也弄不清了。不过，若没有那些青杏，我大概回不来……”然后一笑：“那也就没有葆莲，没有你这个女婿……”

    另一件发生在淮海战役中。当时岳父在一个指挥部任机要秘书，战争紧张，指挥部人员与连队一起行动。一天傍晚，行军到山东汶上的一个地方，进村号房，发现一座两层小楼，村里人说那座小楼“不干净”，岳父笑了：“当兵的，真枪实弹，一身杀气，鬼也不敢来。”于是，岳父和一个排住进了那座小楼。没想到的是，到了半夜，那座小楼失火了。当他们醒来时已经是满屋烟火，呛得人喘不过气来。等他们跑到楼下往上一看，整座小楼大火熊熊，火苗从窗口直窜出来。楼下没有水，他们不熟悉地形，找不到水源，只好放弃救火，另找地方宿营。

    关于失火的原因，当时没有考虑阶级敌人破坏。几个干部一致认定，失火是不奇怪的，因为上下两层都是地板上铺了松软的麦草，战士们只要夜里抽烟不注意，就会导致起火。而好多战士都是抽烟的。

    第二天一早，连长拉着岳父去找楼主，因为无论赔还是不赔，总要跟楼主说一声，否则要违犯纪律，损害部队的声誉。找到楼主之后，连长表示：不小心烧了你的楼房，我们要赔，写欠条，你开个价就行。楼主提出先去看看烧的情况，连长觉得在理，于是一起向小楼走去。他们来到小楼下面，连长和岳父目瞪口呆：小楼完好如初。进楼查看，昨晚新铺的铺草，战士们睡下时压出的坑，慌忙撤离时丢掉的毛巾，样样都在，何曾失过火？！

    岳父说：“如果是一个人经历这些，人们肯定会说那是神经出毛病了。这是几十号人，大家产生了一样的幻觉？”

    看来，他还是认为在朝鲜战场上真正吃过青杏。

严复与郭嵩焘

李新宇

    一个人的成长不是偶然的，而是需要条件，思想家也是如此。

    在伦敦，严复结识了大清帝国驻英公使郭嵩焘，并且得到他的青睐，与之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

    严复与郭嵩焘，年龄、身份和地位都相差甚远。严复生于1854年，当时还是一个23岁的毛头小伙子，郭嵩焘生于1818年，当时已是60岁的老人，朝廷二品官员。但他们二人一见如故，而且越走越近，成为“忘年交”。严复后来把郭嵩焘称作“生平第一知己”。

    严复受到郭嵩焘的赏识，开始自然是取决于他的表现，比如学习勤奋，知识渊博，思维敏捷等。但更重要的，还是他对世界、对时势的见解。换句话说，是年轻的严复口无遮拦的谈吐，让思想上高度孤独的郭嵩焘感到欣慰，因而把他看作同道。

    当时清国驻英使馆刚刚设立，郭嵩焘的外交事务并不太多，严复和他的同学们到达伦敦之后，节假日无处可去，便成了使馆的常客。郭嵩焘也高兴与年轻人交谈。

    关于严复与郭嵩焘的交往，早先的记述都很简略：

    《清史稿》说：“侍郎郭嵩焘使英，赏其才，时引与论析中西学术同异。”

    严璩的《侯官严先生年谱》说：“湘阴郭侍郎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见府君而异之，引为忘年交。每值休沐之日，府君辄至使署，与郭公论述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

    郭廷以先生编《郭嵩焘先生年谱》，写下了这样的话：“先生尝与严宗光（复）论析中西学术政治之异同，往往日夜不休。……究在何时，不详。”[1]

    在郭嵩焘日记发现之后，细节就不难看到了。根据郭嵩焘日记，他们的交往应该是从1877年5月13日开始的，也就是严复到达英国的第三天。这群留学生跟随李凤苞到使馆拜见郭嵩焘。当时，郭焘嵩对严复并无特别印象，日记只是记下了“李凤苞带学生十二人来见”。此后的几个月，他们并无来往，但郭嵩焘显然已经知道这个名字，因为在他在与英国方面交涉的文件中，多次写下了“严宗光等”。根据钟叔河先生的研究，郭嵩焘此时对严复已有初步了解。

    二人之间的直接接触是从1878年2月2日开始的。这一天是光绪四年正月初一。进入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六名中国学生一道来到坡兰坊（Portland Place）45号的使馆给郭嵩焘拜年。郭嵩焘亲切接见了他们，并设宴款待。席间，郭嵩焘详细询问了他们的学习情况，他们认真做了回答。严复的谈吐引起了郭嵩焘的注意，是因为他讲到了自己上课时发现的情况：在英国教官上的“野战筑城”课上，他们所有的学生都要为自己挖一个单人掩体，“人执一锄，排列以进，限一点钟筑成一垒，约通下坡凡三尺，可以屏身自蔽。至一点钟而教师之垒先成，余皆及半，惟中国学生工程最少，而精力已衰竭极矣。”严复认为，中国学生之所以挖得特别慢，原因就是从小不锻炼，所以身体素质特别差。从这样的上课情况，严复发现了中国教育的差距。郭嵩焘一边聆听，一边赞叹，把严复的谈话写进了日记，并且评论道：“严又陵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

    同年3月12日，郭嵩焘在日记中记下了严复对张自枚（字力臣）《瀛海论》的批驳。张在文章中认为中国不宜修铁路，也不应造机器，理由是铁路和机器都会导致人的懒惰和淫侈，败坏民风。严复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西方有，中国不必傲以无；西方巧，中国不必傲以拙；人既跨骏，则我不得骑驴；人既操舟，则我不得结筏。”郭嵩焘对此大为赞赏，认为“只此数语，掉磬已尽”。郭大使的确很兴奋，因为面对这样的青年，他似乎找到了同道。

    1878年4月9日，是郭嵩焘61岁生日。严复等6人前往使馆祝寿，郭嵩焘留他们一起吃饭。严复滔滔不绝，向郭嵩焘讲述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因为受到赞赏，第二天严复又独自一人到使馆与郭继续谈。两人论及国事，严复认为：“中国切要之义有三：一曰除忌讳，二曰便人情，三曰专趋向。”郭嵩焘把这话写进了日记，并且评论说：“可谓深切著明，鄙人生平所守，亦不去此三义，而以是犯一时大忌，朝廷亦加之贱简，谁与知之而谁与言之！”[2]由此可见，郭嵩焘至此已把严复引为后生知己。

    几番往来，两人成了忘年交。严复常到使馆去，而郭嵩焘无不接见。

    1878年5月30日，郭嵩焘亲自到格林尼治看望留学生，“先至严又陵寓所，又陵出示测量机器数种。”严复还给郭嵩焘讲了牛顿见苹果落地而悟出地心吸力的事。郭嵩焘这天的日记很长，写了两千多字。

    郭嵩焘对严复的好学非常欣赏，并嘱咐他把所见所闻写进日记。严复三天后就向郭嵩焘出示了自己的《沤舸纪经》，郭嵩焘认真批阅，并且做了节录，如“论扬子江沙线”、“英医言养生”、“铁船之弊”、“论炸药力”等。这应该算是严复早年著作，但没有留存下来，却因郭嵩焘的节录而保存了一些片段。

    1878年6月，严复等人通过皇家学院的考试，结束了课堂学习。按照计划，下一学年将上军舰实习。郭嵩焘照会英国方面，方伯谦、何心川、叶祖圭、林永升、萨镇冰5人按原计划上军舰实习，而严复则在海军学院继续学习。

    那个假期是轻松而愉快的。严复和他的同学们游览了欧洲不少地方。7月初，郭嵩焘应邀参观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他又把严复等人带了去。

    7月8日，郭嵩焘在日记中记下了与严复的谈话。严复从博览会带回了一份《修路机器图说》，根据资料向郭嵩焘介绍了西方修建立交桥和改善道路交通的情况。其中说到：“火轮车、马车道路，交互上下，不相悖害。城镇行者如织，并出车路两旁，铺石高寸许以示别。长途因火轮车之利，无担负者。”由严复的介绍，郭嵩焘立即想到了立交桥背后的政治制度，他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西洋于此穷极推求，而国家不敢擅其威福，百官有司亦不敢求便其家。即平治道途一节观之，而知天维地络、纵横疆理，中国任其坏乱者，由周以来二千余年无知讨论，此亦天地之无如何者也！”[3]

    郭嵩焘也曾详细考察英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卫生各领域，对英国的“君民兼主国政”、民选市长、政府办事要顺从民意等特别感兴趣。他希望把这些先进的政治制度引进中国，自己却年事已高，而且仕途坎坷。看到这个24岁的年轻人有非同一般的清醒和过人识见，在郭嵩焘的内心深处，不能不怀有厚望。

    可是，郭氏担任公使的时间太短了。

    郭嵩焘到职后不久，按照朝廷规定把自己从上海到伦敦51天的日记《使西纪程》寄送总理衙门。可是，书刚印出，就引起了一场风波。编修何金寿弹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使西纪程》因此被毁版。郭嵩焘是8月18日得知这一消息的，心情郁闷而气愤。

    更让郭嵩焘气愤的是，他的副手刘锡鸿也乘机落井下石。他这位副使，本是郭嵩焘自己挑选的，但郭嵩焘不知道，这位副使另有使命：随时监督和揭发郭嵩焘。得知朝中有人有发难，刘锡鸿马上为之补充“罪状”。比如：有一次参观炮台，天气突然变冷，一个英国人把自己的大衣披在了郭嵩焘的身上。这本是英国人对大清国使节的爱护，而且由此可见郭嵩焘跟英国人所处的良好关系，但刘锡鸿认为这是有辱国格的事：“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再比如：巴西国王访英，巴西驻英使馆举行茶会，郭嵩焘应邀参加。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外交事务中的起码礼节，但刘锡鸿却愤怒地表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再比如，出席白金汉宫的音乐会，郭嵩焘也像洋人一样频频翻阅手中的节目单。身为大清国公使，怎能与洋人一样呢？

    面对北京的弹劾和自己副手的发难，郭嵩焘决定辞职。9月11日，他向北京提出辞职。朝廷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让他又延长了一年。到1878年8月，朝廷任命曾纪泽驻英法公使。此后的时间里，郭嵩焘只是在等待新任公使到来移交，但因为曾纪泽迟迟未到，他仍然要处理一些事，包括对留学生的考察、鉴定和安置事宜。

    1878年底，他在驻法使馆接见留学生，向他们询问各方面的情况，对每个人的才能进行讨论。郭嵩焘日记中还详细记录了他所询问的几个人的具体情况：

问：“林泰曾如何？”

答：“林泰曾、林永升、叶祖圭办事精细，而胆略不及刘步蟾等。大约主兵以刘步蟾为良；专守海口，布置于平时，林泰曾等三人亦为胜。”

问：“萨镇冰年最轻，体气亦瘦，能任将耶？”

答：“体瘦而精力甚强，心思亦能锐入，能比他人透过一层。”

问：“严宗光宜何用之？”

答：“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

问：“何宜？”

答：“交涉事务，可以胜任。”

问：“陈季同酬应明干，能胜公使否？”

答：“其识解远不逮严宗光。”[4]

    郭嵩焘对严复非常欣赏。多次表示：“又陵才分，吾甚爱之。”[5]虽然郭嵩焘也知道严复的缺点，比如孤高自傲，“气性太涉狂易”，并且担心：“负气主盛者，其终必无成，即古人亦皆然也。”[6]但他仍然要为严复一争，千方百计推荐严复。他向留学生监督推荐，但留学生监督李凤苞不喜欢严复，对此推荐自然不予理睬。新任公使曾纪泽抵达伦敦，在解职之际，他仍然没忘记推荐严复。他还致函朝廷某权要，推荐严复出任大使。但是，郭嵩焘的推荐未被理睬，严复的路仍然要由他自己慢慢走。

    郭嵩焘于1879年1月31日启程回国。严复继续他的留学生涯。

    半年之后，严复学成回国，却与郭嵩焘天各一方。他们只能靠书信来往。12年后，郭嵩焘去世，严复的挽联是：

　　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童毛，激赏深惭羊叔子；

　　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感怀郭氏知遇之恩，叹息自己有负郭氏厚望，同时也感叹郭氏作独醒的命运。

    郭嵩焘去世了，但他影响了严复。在严复思想中，至少有以下几点是与郭嵩焘有关的：一、超越洋务派，坚持西方文明“本”与“末”、“体”与“用”的一体观，主张整体引进。维新运动前后严复批判“中体西用”论，显然受到郭嵩焘西学本末一体论的影响。二、对经济制度和国民个人利益的重视，维新运动中严复开始翻译《国富论》，显然与二十年前郭嵩焘对《国富论》的重视有关。严复后来的著作，许多地方都晃动着郭嵩焘的影子。三、严复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肯定与赞美，也多与郭嵩焘的见解相关联。

    在当时，郭嵩焘的思想没有出版，却植于一个年轻朋友的心中，而在20年后生长了起来，影响了一代人。

郭嵩焘：帝国黄昏的醒者

李新宇

    一般情况下，无论什么时代，都有这样一种人物：他们的思想远远走在时代前面，因而不被权威和大众接受，但他指示着前途，代表着未来。在大清帝国的黄昏，郭嵩焘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我是因为研究严复而走近他的。严复与科举无缘，所以没有“恩师”，一生中堪称他的导师的，只有郭嵩焘。严复的思想是中国现代思想的起点之一，而严复受郭嵩焘影响，因而郭嵩焘的思想也就与中国现代思想有了不可忽视的联系。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长沙府湘阴县人。幼年从父读书，11岁入湘阴仰高书院，18岁入长沙岳麓书院，曾与曾国藩等义结金兰，但他与曾国藩等人不同，有见识和才华，却并不急于建功立业。用曾国藩的话说，是“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

    说起郭嵩焘，人们往往说他仕途坎坷。但考其实际，应该算是比较顺利的：1837年，他20岁考中举人，这个年龄亦算少年得志；其后两次会试都名落孙山，因而以游幕寻找出路，在当时也算正常；1847年考中进士，这一年他30岁，正式步入仕途也不算太晚。可惜的是，郭嵩焘的双亲去世，按照当年定制，他只能回家居丧。在这期间，郭嵩焘参与了平定“发捻之乱”，是他激发了曾国藩的雄心，然后又促成了避居山中的左宗棠出山与曾联手。而且，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在军事上，他还能统兵作战，有筹建水师之功；在经济上，他推行“厘捐”、“盐捐”、“劝捐”，被誉为“湘军财神”；在文字上，他更是一流的，当时湘军集团的许多文件都出自他的手笔。

    他所表现出的才能终于引起了人们的重视。1856年，他应召进京做了翰林院编修，并且得到了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由于肃顺的推举，他又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咸丰帝命他进入南书房，明言不用他操心笔墨之事，而是要他“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他是被皇帝当作帅才培养的。这一年郭嵩焘39岁，正是一个人干事业的时候。

    1858年，咸丰皇帝派他到天津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这本来是让他去锻炼一下，可是，他却与僧格林沁由矛盾而生积怨。他的想法与僧格林沁的想法总是格格不入，他又不肯顺从。最后，终于因用人失误而被抓住把柄，降职三级，仍回南书房行走。皇帝对他仍然不错，但他自己觉得没意思，以病为由，辞职还乡了。

    赋闲两年，他应李鸿章之邀再度出山，1862年出任苏松粮道，后又升任两淮盐运使。由于曾国藩、李鸿章的全力支持，郭嵩焘在两淮理财顺利。1863年秋，他又升任广东巡抚，有了一个三品顶戴。郭嵩焘在广东的政绩乏善可陈，但他在这个洋务繁剧的省份任职，却对西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且开始了新的思考。可惜的是，在任职期间，他与前后两任两广总督矛盾重重，最后不得不在再次归乡隐居。这次赋闲长达8年之久。

    1875年初，闲居的郭嵩焘又被想了起来，奉诏进京，并被慈安、慈禧两太后召见，不久被授福建按察使。

    就在这时，云南边境发生了英国教士马嘉理被中国居民杀掉的事。这事件影响了郭嵩焘晚年的命运。

    在此之前，大清帝国没有外交。今天的人们常说“弱国无外交”，而当年的大清帝国没有外交却不是因为弱，而是因为强——自我感觉中的“强”。这是古老帝国的传统：外国人来，必然是来朝贡、受封或领赏的，作为处于世界中心的天朝大国，如果与各国平等交往，岂不乱了礼法？所以，在此之前，尽管西方列强一再要求与大清帝国建立外交关系，结果还是被拒绝了。

    “马嘉理案”之后，情况不同了。朝廷自知理屈，不知该如何应对，手足无措，便答应了英国的种种要求。这要求之一就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

    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自此开始，它是被迫的，“屈辱”的。而第一个承受这“屈辱”使命的就是郭嵩焘。

    当时，大清朝野都不清楚驻外大使所担负的使命，满腹经纶的大臣们也只能按照中国传统进行理解，他们见过属国派来的使臣，那是要下跪的，皇帝居高临下，对他们褒奖、安慰或训斥，他们都只能俯首称是。他们更清楚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互派王子做人质，洋人要求派常驻大使，是否与此有些相似？在人们的观念中，外国都是蛮夷之邦，是“藩属”，定期来朝贡是可以的，但决无朝廷派人驻外之理。从鸦片战争开始，虽然屡屡战败，但这种观念并未改变。朝廷上下都认为，接受外国使节住在京城已是极大的宽容和让步，再派大员到外国常驻，简直是奇耻大辱。

    仔细想来，这并不奇怪。因为互派大使的确意味着“天朝上国”地位的改变，意味着大清帝国与“夷狄”成了平等关系，从不能居高临下地给英吉利或美利坚下“恩诏”了。如果那样，大清帝国的世界中心地位就崩溃了。当然，今天的人们都知道，大清帝国从来就不是世界的中心，西方列强也从来不是大清的属国，但从未有过与各国平等交往经验的大清来说，却建构了自我中心的世界想象，形成了一种“清帝国中心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不同的是，大清帝国不仅以自己的价值观去评判西方事物，而且把自我想象误认识现实，所以总是不能放下架子。所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条约中，为咸丰皇帝和王公大臣们最为痛心疾首的不是割地赔款，而是接受外国大使住在京城。

    1858年，中英天津谈判，中方代表表示：皇帝宁可一战，绝不接受外国使馆。但英国代表说：与其让北京挤满外国军队，不如让大使住在北京。咸丰皇帝反复权衡，最后才勉强同意，批准了《天津条约》。但允许外国使馆驻京的消息传来，朝廷一片痛苦和愤怒之声，大臣们认为，“岂有贡使不走之理？”面对众议，咸丰皇帝表示：外国公使在北京只准暂住，“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眷属”。如果英、法两国以条约为据，坚持让公使常驻北京，则“必须更易中国衣冠”。为此，咸丰皇帝要求改变部分条款，英、法两国却拒绝改订，声称要派军队将其公使送入北京。1860年，英法联军果然攻入北京，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才接受要求，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

    此后的十几年中，大清帝国一直满怀委屈，忍受了外国在北京驻公使的现实，却一直拒绝向外国派大使。对此，西方列强表示强烈不满，要求大清能平等地对待他们，不要把他们当成属国，也不要向他们下什么“恩诏”。但对大清的官员来说，那仍然是洋人“不识礼法”的表现。对这群不识礼法的“西夷”，现在居然要派大臣去做公使，吾大清帝国的脸面往哪里放？

    所以，没人把出任大使看作美差，而是普遍认为是一件既危险又丢脸面的事。

    郭嵩焘将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出，亲朋好友多认为他根本就不应该接这个差。因为根据历史经验，大使类似于人质，而做人质是危险的，如果人家一不高兴，也许就被杀掉了。同时，郭嵩焘此行不是去“宣威”，而是去“道歉”，实在是“有辱名节”。所以，得知消息，湖南籍京官纷纷劝他辞职，不要有辱湘人的名声。见郭嵩焘不为所动，则群起而攻之。有人为郭嵩焘编了一副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又因为郭嵩焘曾经上疏建议朝廷将对马嘉理一案负有责任的岑毓英议处，因而被人认为“媚洋辱国”。参加湖南乡试的秀才们甚至在玉泉山集会，要捣毁郭氏的住宅,并宣布开除郭嵩焘的湖南省籍。

    但在郭嵩焘看来，一时一地的名誉固然重要，出使也很重要，一是了结道歉之案，二是可以了解夷情，探究西洋政教之理。于是，1876年12月1日正午，英国邮船Travancore号自上海虹口码头启航。作为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的外交生涯开始了。

    临行前，朝廷命他把沿途见闻记下来，送交总理衙门。所以郭嵩焘开始写他的《使西纪程》。这份日记很详细，从沿途所历国家的风土民情、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全都作了介绍。但郭嵩涛没有想到，他的书立即引来了口诛笔伐。朝野上下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美化了西方蛮夷。有人认为郭嵩焘“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认为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有人认为不能用这样一个崇洋媚外的大使，应该立即召回。可惜的是，大清帝国虽然“人才济济”，却一时难以找到替换他的人，所以还是让他继续在英国呆了下去。不过，美化西方“蛮夷”的书是不容继续传播的，清廷一声令下，《使西纪程》毁版，“妖言永禁流传”。

    郭嵩焘的思想的确与众不同。

    早在1875年，郭嵩焘就在《条议海防事宜》中对洋务派“富国强兵”的战略进行了批驳，提出了“循行西洋政教”的主张。当时的开明之士为了使西洋文明进入中国，多采用“中本西末”、“中道西器”等种种妥协的方法。郭嵩焘却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从这个“本末之论”，可以看到郭嵩焘早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洋务派”，不再满足于在器物和技术层面学习西洋文明，而主张要在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上学习西方。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嵩焘不仅是洋务派的中坚，也是维新派的先驱。

    到英国之后，郭嵩焘开始了进一步的思考。他的思考是多个层面的，即有政治体制问题，又有经济方针问题，还有教育和文化理（即“心性”）层面的问题。他是带着自己的见解赴欧的。实地考察进一步巩固了他的见解，帮助他形成了系统的认识。他认为，洋人叩关，“惟其意在通商为利而已，亦望中国富强，而后利源可以不匮，无致害中国之心。”所以，“要在应付得法，使不致有所要挟。……先审度事理，随机以应之，不可先存猜嫌之心。”[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3页。] 面对西人叩关，当时朝廷的大多数人总是充满警惕，必欲拒之门外而后已。郭嵩焘却对西方没有敌意，在奏折、书信和日记中，反复说明自己的认识：“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其至中国，惟务通商而已。”[同上，23页。]“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两千年。近年英、法、俄、美、德诸大国角立争雄，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他看到西方的强盛决不在于器物和技术，而是在于立国的“本”和“道”。他提醒人们：“其构兵中国，犹展转据理争辩，持重而后发。此岂中国高谈阔论，虚骄以自张大之时哉？”他反对与洋人为敌，提倡学习西洋之“道”：“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道亦反是。”[同上，39页。]

    在欧洲，郭嵩焘对西方社会的经济进行了观察，发现它与中国的不同点就在于西方国家偏重于“富民”，而中国传统孜孜于“富国”。为探究其中道理，他对西方的经济理论产生了兴趣，虚心向洋人请教，知道了“阿达格斯密斯之《威罗士疴弗呢顺士》”（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经典著作。为了一些理论问题，他与英、日等官员反复讨论，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看法。从他的日记可见这样的记载：“中国要务在生财，宜以开采制造等事委之于民，而官征其税”；“英国行政务求便民，而因取民之有余以济国用。故其所设各官，皆以为民治事也，而委曲繁密；所以利国者，即寓于便民之中。此专为便民也，而其实国家之利即具于是。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197页。] “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同上，156页。]

    为了弄清这“君民兼主国政”的奥秘，郭嵩焘考察了西方现代政治。在日记中，他把议会（parliament）翻译为“巴力门”，把市政厅（mayor）翻译成“买阿尔”，写下了对它的观感和深思。光绪三年二月三十日，他“赴下议院听会议事件”，看到了“国政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的情况。并且联想到中国政治，认为这比中国政治传统中的仰仗“君德”的做法更有保障。他研究了英国从君权到民权的历史，看到了民主制度的优势。作为对中国政治传统了如指掌的读书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中国历来没有的。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家天下和专制政体中，统治者只是让百姓接受他们的意志，官员习惯于为民作主，而民众从来不能成为国家的主人。面对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西方现代政治，他说：“推原其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407页。]

    在欧洲，郭嵩焘对社会生活的等方面进行了考察。他考察英国教育，参观了英国的各类学校，认为英国的教育“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相比之下，他发现中国的教育其实是“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甚至是“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

    他还考察了英国的工业和技术。抵达伦敦不久，他就于1877年10月16日应工厂主的邀请访问了伦敦附近的一家电力厂。在参观时，主人特意请郭嵩焘参观了刚刚发明不久的电话。这是郭嵩焘第一次接触电话，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电话。电话安装在楼内，郭嵩焘让随从张德彝到楼下接听，自己在楼上与其通话。郭问：“听到了吗？”张答：“听到了。”郭又让张数数字，张依言而数：一、二、三、四、五、六、七……郭嵩焘回到住处，马上把这一切写进了日记。从郭嵩焘的日记得知，当时英国电话的传音效果尚不佳，一些字的语音不是很清晰。

    经过在英国的实地考察，他对西方的政教有了更确切的认识，对中国的传统教化也有了深刻的认识：“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郭嵩焘认识到，中国不仅在器物制度上不如西洋，而且伦理教化也远远落后于西洋。过去是中国人把四方看作蛮夷，现在是西方人把中国看作蛮夷。对于这个问题，郭嵩焘进行了反复思考，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之无道。秦汉而后，专以强弱相制，中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则侵陵中国，相与为无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1]

    这一认识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中，道是文明教化的核心。从“夷夏之辨”，到“中体西用”，所要维护的不仅是传统的国体与政体，同时也在维护传统的“道”。郭嵩焘却冒天下之大不韪，认为大清帝国在世界的新格局中已处“无道”，因而它与西方的冲突成了无道与有道之间的冲突。中国人都知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古语，也知道无道者必败的道理。郭嵩焘把自己的国家看作“无道”，而把西方列强看作“有道”，要大清帝国接受西方列强的“道”，自然无法逃避“以夷变夏”之嫌。在大多数人看来，大清帝国的政教是不能变的，与洋人相遇，只能是“以夏变夷”，而绝不能“以夷变夏”。郭嵩焘却要以夷人之道变大清之道，以夷人之法改大清之法。

    郭嵩焘的见解注定了不被接受，而且影响到他的命运。他在一片非议和攻击声中离职。1878年8月，朝廷下诏任命曾纪泽为新任驻英大使。

    郭嵩焘回国之后，朝廷连正常的回京述职也没有让他进行，就下诏准他退休了，他只能黯然回乡。他的船抵达故乡，作为二品大员，竟被七品知县所阻，而且遭到百姓的侮辱和唾骂。

    但在此时，他的思想已经作为种子在严复的心中生根发芽，等待着出土的机会。

铁路史“趣事”

李新宇

    读关于中国铁路史的资料，发现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趣事”。它为一般教科书所不取，也为一般研究者所不顾，却是中国铁路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辉煌成就”相伴而行的。如果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辉煌固然辉煌，却就有点不像中国的铁路史。原因众所周知，中国岂有那样的便宜事？

    本想效法主流学者写一篇《中国铁路的辉煌第一页》，但实在写不了，于是仍是边抄边议，写成了这样的随笔——

1

    中国修铁路，应该从同治初年算起。英美等国洋行两次郑重建议，但均遭拒绝。

    英美两国，苦口婆心劝这个国家修铁路，当然不是学雷锋，更不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洋人与华人一样，活雷锋比较少见。他们是看好了这个潜力极大而未开发的市场，目的是赚钱。世界的现代化本来就离不开全球市场化。

    美国人和英国人都认定铁路是利国利民之道，所以认为这事是大清帝国定能欣然接受的。他们这样做，还真是很有点讨好的意思。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等到的是一口回绝：中国不需要铁路。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这让洋人百思不得其解：送上门的好事，他们怎么会拒绝呢？中国人在想什么？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所凭借的都是自己直接或间接的经验。此时美国人的经验是：他们把轮船、铁路等现代化设施的模型附上说明书送给日本。日本人热烈欢迎，一边鞠躬一边“哈衣”，从此积极引入西方文明，从器物到制度，于是有了明治维新，蕞尔小国迅速实现富强。同样是东方人，清国与日本不一样吗？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大清国官员没有听懂他们的意思，不明白火车的益处。

    那就再试试吧！同治四年，为了让大清国了解铁路的先进性，美国人干脆不远万里运来一辆火车，并在北京宣武门外修了一段铁路。这铁路不长，只有几百米，但作为示范表演已经够了。到了表演的那一天，达官贵人来看热闹的倒是不少，可惜火车开动时发出的声音太大，那是牛和驴的声音所均可比拟的，让文武官员都不自觉地捂起了耳朵。

    大清的官员们被吓坏了，火车的命运自然好不了。美国人的计划泡汤了，朝廷指示：会吼叫之钢铁怪物岂宜存于吾天朝上国？即令拆除！没几天，步军统领衙门就派人把它拆除了。

    与华人相比，洋人总是缺心眼，也许正如当时的大学者俞正燮所记下的，洋人虽然比中国人多了两个肾（所以他们多好色），心脏上却少了三个窟窿眼：华人心有七窍，而西夷仅四窍也。一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也真是证明了洋人的愚笨。尤其是美国人，到现在也没有多少长进，二三十岁的成年人，做事总像天真的孩子。其实，这也不难明白：智慧是在艰难环境中造就的，生活于自由舒展的环境中，没有“吃一堑长一智”的机会，也就很难有早熟的心计。就是那些的“狡猾的政客”，也缺少中国官员那些权术。商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本以为“经一堑长一智”，而且相信展示实物、让事实说话是最硬的道理，结果还是弄巧成拙。

    美国人丧气而归，轮到英国人来碰运气了。

    光绪元年(1874年)，英国人在上海至吴淞之间修了一条铁路。火车在铁路上行驶，吓坏了一些人，也吸引了一些人。中国人是不迷信规章制度的。管理者一再声明：不准任何人到铁轨上去。但人们还是偏要挤上去看个究竟。洋人急得来回跑，大声吆喝，挥舞旗子，百姓不敢靠近了，但官员和官兵却不怕。因为根据中国经验，百姓不敢靠近，官兵还不敢靠近吗？章程是控制老百姓的，怎能管到官兵头上？可惜，这个铁家伙真的不认人，一个士兵被轧死了。真是岂有此理！国威何在？皇家脸面何在？不过，这次没有喊“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口号，只是铁路奉命停止运营。

    外国企业家到中国来投资修铁路，目的是赚钱。现在强行停运，成本如何回收？这时的朝廷已经学会了讲道理，所以派李鸿章等去谈判，花28万两银子把铁路买了下来。

    买下来自己运营，或许是划算的。可是，帝国一般不算经济账。因为民众是如此之多，土地是如此之广，特产是如此之丰富，尽管慈禧太后每天的日常生活就要花费4万两白银，摊到每个百姓身上，却是捏不着的一粒粉末，所以，钱历来不成问题。即使割地赔款，也并不怎么心疼。

    铁路买下来了，却并未使用，也没打算使用。后来的做法更绝：花银子雇人拆了，扔到海里。我一直不知道就近的海里为什么不能扔，不走那么远，扔到台湾附近。

    这一回，轮到英国人目瞪口呆了，从此不嘲笑美国人。

2

    在反对修铁路的人中，有一位刘锡鸿。这是一个恪守圣人之教的正人君子，真正的忠君爱国之士。他做过驻英副使和驻法公使，因而见多识广，很像现在的一些海龟，常有精彩异常的见解。比如他说：

    英人无事不与中国相反。论国政则由民以及君，论家规则尊妻以卑夫（家事皆妻倡夫随，座位皆妻上夫下，出外赴宴亦然。平时，夫事其妻如中国孝子之事父母，否则众訾之），论生育则重女而轻男，论宴会则贵主而贱客（主人居中客夹之），论文字则自右而之左，（语言文字皆颠倒其先后，如伦敦的套儿，则曰套儿的伦敦；父亲的花园，则曰花园的父亲，此翻译之所以难也），论书卷则始底而终面（凡书自末一页读起），论饮食则先饭而后酒。盖其国居于地轴下，所戴者地下之天，故风俗制度咸颠而倒之也。昼夜亦然，伦敦时刻，较诸中国迟八点钟，阿尔兰又较伦敦迟二十五分。其晚也，乃吾中国之午也；其晓也，乃吾中国之夕也。英人每息于昼，忙于夜，毋亦夜时始阳盛欤。（《英轺私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89页。）

    他一眼就能洞穿西方文化的“荒谬绝伦”，比如历法“不应天象”；月份“名实不符”；说话“语无伦次”等。而且他的警惕性很高，能够认识到西方修铁路、造轮船、创电报都是为了用兵；建公园则是因为住高楼容易生病，需要下来透透气。

    英国公使威妥玛对他说起中国应该修铁路的事，他回答说：“中国立教尚义不尚利、宜民不扰民。”（同上，25页。）见到英国人所献铁路图，他马上想到了英国人的阴谋：“始知其心非犹占埠通商之故智矣。当轴若不立意坚拒之，则海疆办事诸人喜新悦奇，将中其阴谋而不知悟。（商贾图利，播散其说以惑官，官吏喜功又张大其说以惑朝廷，其祸遂以不可遏。然而无足惑也，市道不足以治天下，技巧不足以臻上理，今岂遽异于古所云邪？）铁路一成，全局安危变于俄顷，非细故也……窍谓吾人持论，当直言铁路之造，不惟有害于中国，并有害于英。盖百姓此时愤心未平，一旦创造铁路，复毁其田庐坟墓，则众怒益甚。则伏莽之贼，遂得借共杀英人为名，因众心以作乱。……吾中国历代圣君贤相，才智非逊于西洋，而卒无有刳天剖地，妄矜巧力，与造化争能，以图富强者，盖见理深而虑祸远，非如英人之徒知计利，一往而不复返顾也。”[同上，25-26页]

    他断定火车不能行于中国，理由是铁路和火车都不合中国国情，不合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他想得很周到，而且是为下层弱势群体说话的：如果有了火车，必然导致成千上万的挑夫和纤夫失业。为了他们的利益，铁路万万不能修。而且，失业者如果多了，社会就会不稳定。因为他断定铁路不合国情，所以对铁路的前景也不看好：成本太高，即使建成了，也不会有人坐。刘氏知道中国人爱看热闹，但不过是图个新鲜，谁会去坐第二次呢？“不及半载，势将乘坐寥寥”。他的结论是：“火车之不能行于中国，犹清静之治不能行于欧洲，道未可强同也。”（同上，41页。）他很开明，并不要求欧洲必须像中国一样。

    反对修铁路者绝非一个刘锡鸿。他所代表的，是当时的大多数。

3

    中国第一条投入使用的铁路是国人自己修的。据《清史稿·交通志》记载，光绪三年，“有商人筑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八十里，是为中国自筑铁路之始”。

    其实，这条铁路是个“怪胎”。

    就在花钱买了铁路扔进大海的第二年，光绪二年，为满足“开平矿物局”的运煤需要，李鸿章奏请建一条铁路，结果是因满潮文武反对而作罢。4年之后，李鸿章再次奏请，为了能够通过，李鸿章真是煞费苦心，如何使铁路合于中国国情呢？奏折特别声明：只要火车，不要火车头，套上毛驴和骡马，拉着火车跑。

    这个方案是中国化的，土洋结合，所以它被批准了。光绪七年，中国人自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建成通车。可惜，它通的算是“火车”吗？一群驴马拉着列车，在铁道上缓缓前行，因为马粪很快掩埋了铁路，所以要安排许多人背了烘筐拾马粪。

    这就是著名的唐胥铁路，全长只有几十华里。我曾找遍书报，想找一幅驴子在铁道上拉火车的照片，却一直没有找到。那真是一大奇观，可惜当时报业尚不发达，相机也还是稀罕物。不过，也许国外的报上能找到，因为中国人建造的第一条铁路通车大典，外国的新闻记者应该有兴趣。

    又过了若干年后，中国人终于接受了蒸汽机车，铁路上的毛驴失业了。但官府规定，火车仍然不要动力大的，所以，唐胥铁路上的第一辆蒸汽机车引力只有一百多吨，每小时行驶5公里，比毛驴快不了多少。

    据说这样的火车很好，优点是既采西人火车之长，又持中国毛驴之速度，人步行就能追上，宜于控制。

4

    又过了若干年，朝廷终于宣布：火车适应中国国情。李鸿章也公然坐镇“中国铁路公司”，建成了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

    这应该归功于谁呢？这个功臣应该是刘铭传。

    光绪六年(1880年)，刘铭传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他分析当时国情，把铁路的在各方面的重要性都说得清清楚楚。但能够打动最高当局的，大概还是铁路在国防事业中的作用。他说：“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商务、矿物、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尤不可缓。中国幅员辽阔，北边绵亘万里，毗连俄界，通商各海口有与各国共之，划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且兵合则强，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征饷调兵，无力应承。若铁路告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清史稿·交通志》)

    刘铭传的奏折被批转各地大臣传阅讨论，虽有不同意见，却使朝廷对铁路有了新的认识：过去想的是洋鬼子会乘铁路迅速占据全国，现在知道自己的军队也可以坐火车快速集结抗敌。铁路还是有用的！

    因此，几年后就在全国修铁路了。当时的大臣们齐声颂扬太后“仁泽天下，爱民如子”。今天的史学家亦云：太后锐意改革，从善如流。

1881：留美少年的遭遇

——最先的留学生之二

李新宇

    1872年8月11日，一艘客轮从上海启航驶往美国。在船上，有30名中国少年。他们被称作“留美幼童”，是大清帝国派出的第一批留美学生。随着这艘轮船的启航，中国的官派留学正式开始。

    到达美国之后，孩子们的学习任务非常繁重,因为他们不仅要学英文,还要学中文。当时美国学制是小学8年,中学4年,大学4年。他们需要用15年的时间完成美国的大学学业。这或许不难，但他们同时不能远离了中国教化，因而不能荒废了传统的学习。他们必须读经，背诵“子曰学而时习之”和“天命之谓性”，而且每周要写一篇汉语作文，如果写不出，就要打屁股。虽然是在美国，但他们仍在清国官员的管理之下，所以要守传统规矩。每次学汉文，首先必须面向中国方向整齐地跪也了，给皇帝叩头。然后转过身，给孔子叩头，给师长叩头。只要稍不听话，就会受体罚。这种管理直到他们结束了补习的阶段而进入美国的学校，朝廷官员才因为美国学校不“不懂礼法”而无奈作罢。

    幼童们学习刻苦认真，大多进步很快。

    问题是难以避免的。中国幼童被三五人一组分到美国人家里，与美国人一起生活。这对他们学习美国语言和了解美国生活是非常有益的，但与之俱来的也有一些问题。比如，热情的美国女主人出于爱怜，常常见面就抱起他们亲吻，中国孩子没有这样的习惯，一个个羞得满脸通红，不知所措。再比如，同样是出于关心和爱护，主人礼拜天去教堂，也带他们一起去，他们不好意思开口拒绝，有人却偷偷从教堂溜走，这就常常伤害到房东对他们的友好感情。对孩子们来说，本是愿意跟随房东外出过礼拜天的，但朝廷对他们有明确规定，不许他们信洋教。这是必需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

    刚到美国时，幼童们一身中国打扮，瓜皮帽，蓝色缎褂，崭新的白底黑布鞋，油亮乌黑的大辫子。这使美国人感到好奇，所以幼童们一上街，就会招来一群美国孩子围观，有的还把他们称作“中国女孩”。这让幼童们非常难堪，但辫子和服饰都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尤其是辫子，那是是否爱国——爱大清的标志。如果剪掉辫子，早意味着叛国——成为大清国的叛逆。

    可是，孩子们置身于美国社会，受影响是必然的，一些对比也必然要在孩子们的内心发生。比如，幼童们很快感觉到，学中文的课堂与学英文的课堂不一样；教汉文的先生与教英文的先生对学生的态度也不一样。在中文课堂上，先生很严厉，动不动就要体罚学生；在英文课堂上，孩子们可以随便说话，作业做不出也不必担心打屁股。美国人也尊敬他们的总统，但不用给总统叩头，而且可以批评总统；中国人对于皇帝，却必须叩头，只能恭维而不能说他的坏话。这一切，都使孩子们意识到他们真是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经过一段时间的英文补习，他们可以进美国的学校了。在学校里，他们不仅受到全新的教育，而且开始接受全新的文化。新的生活使他们享受到一种国内学校所没有的自由和舒展，但一旦进入两种社会、两种生活的比较，也会使他们黯然神伤，为自己的祖国而叹息。这一点，他们的大多数与他们的导师容闳当年的感觉并无两样。

    尽管他们也有先入为主的见解，但他们毕竟年轻，容易接受新事物，所以能够很快适应美国学校，并且融入了美国社会。不仅是一些美国学生，而且包括一些美国同学的家长，都喜欢和他们交朋友。他们是“可爱的中国男孩儿”。让美国人惊奇的是，这些来自遥远国度的孩子几乎一个个都聪明好学、刻苦认真，因而学习成绩优良。

    当时的《纽约时报》评论说,中国幼童聪明、好学、充满智慧,他们学习的刻苦和取得的成就都是美国孩子所难以达到的。当时的美国社会对来自清国的这些孩子评价甚高，态度也非常友好。1876年,全体幼童应邀出席在费城举办的美国开国100周年世界博览会,他们的作业在博览会上展览,美国总统格兰特亲切接见了这些黄皮肤黑眼睛的孩子,并与每一位亲切握手。

    到1881年，他们大多已经完成了中学学业，一些人已经进入大学。其中一些年龄稍大的，进程自然比较快，比如詹天佑，这年已经大学毕业。詹天佑从高中到大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进入耶鲁大学后多次获得奖学金。他从到达美国至大学毕业,总共用了9年时间。除此之外，唐绍仪、梁敦彦、蔡绍基、欧阳庚等60多人已考入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名校。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朝廷一道命令，他们的学业就被迫中断了。朝廷派幼童到美国留学，目的是把美国先进的技术学到手，回来为大清帝国服务。因此，他们必然要对幼童有严格要求，必然要通过种种努力以使他们在政治和思想上坚持中国传统，与专制统治的要求保持一致。为了保证这一点，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读经明理”，包括在遥远的美国给皇帝叩头、给孔子叩头、给派去管理他们的官员叩头，等等。他们原以为，只要有圣贤的经书在，只要坚持礼制秩序，孩子们就会成为既掌握现代科学技术而又对皇上忠心耿耿的人才，传统纲常是不会被丢掉了。然而，事实证明，让孩子们置身于美国社会，又要让他们坚持中国政治与伦理传统，让他们亲眼目睹自由和民主的社会，而又让他们对大清帝国的制度和文化不生二心，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幼童们在美国接受的是西方现代教育，过的是美国式的生活，对十来岁的孩子来说，“美国化”几乎是无法防止的。很快，这些幼童不愿再穿中式服装，不愿再拖着那条辫子，而是经常一身美式打扮出现在学校和街头。尤其是那根招人围观的辫子，既没用，又要梳理费时间，一些幼童索性把它剪掉了。到见朝廷官员时，就弄一条假的临时装上。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前夕的留日学生就是这样，他们回国后在国内也是这样，但这种做法的发明权却是比他们早了30年的留美幼童。他们不愿让一条辫子影响他们走向世界，更不愿让服饰阻碍他们融入美国的社会生活。然而，作为在清帝国的子民，辫子却不只是装束问题，而是汉人对大清帝国的统治是否表示臣服的标志。当朝廷官吏发现幼童对辫子、叩拜、传统纲常的叛逆态度时，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考察当时的具体情况，让大清帝国和它的官员们不能容忍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一些幼童对传统信仰失掉了兴趣，对皇上和孔子的崇拜大打折扣，甚至开始信奉基督教，成了虔诚的基督徒。二、一些幼章对大清帝国和皇帝的效忠和献身精神已经淡化，开始像美国人一样重视自由、民主和个人权利，甚至羡慕美国公民，产生了明显的“崇洋媚外”的倾向。三、一些幼童的道德品行出现了问题，有人竟然不顾礼义廉耻，和美国的女孩子暗中约会，像美国青年一样自由恋爱了。从现存的几位留美幼童所写的情书看，那种缠绵悱恻和炽热情感，本是少年应该有的美好情感和青春见证，但遗憾的是，它是大清这个东方帝国所不能容许的。

    在容闳眼里，孩子们的变化都是自然的，但在陈兰彬等官员眼里，事情却完全不同。对此，容闳后来写道：

陈之为人，当未至美国以前，足迹不出国门一步。故揣度物情，评衡事理，心中所依据为标准者，仍完全为中国人之见解。即其毕生所见所闻，亦以久处专制压力之下，习于服从性质，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而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至新英格兰，日受新英格兰教育之陶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况彼等既离去故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势，何足深怪。但在陈兰彬辈眼光观之，则又目为不当矣。[1]

    与容闳一起管理留美幼童的官员，从开始的陈兰彬，到后来的吴子登，都视幼童的这种新变化为大逆不道，如临洪水猛兽，一定要加强对幼童进行思想和道德教育，彻底扭转他们的西化倾向。于是，一场围绕留美幼童所发生的变化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尤其是在1876年吴子登接任留学生监督之后，事情变得更为复杂。他对容闳管理之下形成的规则和习惯处处吹毛求疵，但并不与容闳正面冲突，而是采用了不断向北京打小报告的方式，说容闳不尽职责，“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并授学生以种种不应得之权利”。他认为：“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2]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应该承认，吴子登是敏感的，看法也相当准确，这些学生注定要成材，却不一定是维护帝国制度和陈规陋习的人材。

    既然不能培养出大清帝国所需要的人材，何必花费钱物让他们出国留学？于是，朝廷最后做出决定：撤回留美幼童。

    此时，曾国藩已死，李鸿章态度暧昧，奕也不再坚持。这一切都不难理解，因为清廷支持留学的根本目的,乃是实现富国强兵之梦,以保证大清江山千秋万代不要落到别人手中。他们对西方文化、资本主义和西方现代政治文明，本来就视若仇敌。当他们怀疑派出的留学生已经西化的时候，自然要采取措施。一些论著写到类似的事件，常常要说清廷闭关锁国、愚昧透顶，其实，清廷是聪明的，他们的一切打算，只能是从他们的江山社稷着想。

    对于官员中出现的冲突，容闳似乎早有预料，他知道，因为他的这个教育计划的原则和宗旨与中国原有的教育理论是相抵触的，在美国教育出来的孩子也不可能像传统教育的结果一模一样。所以，一旦有人提出反对，他的教育计划就很容易破灭。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很容易看到，吴子登并非守旧派。他支持洋务运动，而且有一定的英语水平，但对派学生到外国学习，却持反对态度。主要原因就是担心把人送到外国，思想上可能要受影响，难保对皇上一片忠心。所以，他一上任，就把幼童们召来严加训斥，教导他们恪守纲常礼教。他对一些幼童信奉基督教不满，下令开除了两名信教的留学生，并勒令二人回国。这两名幼童知道自己回国后的命运，所以都没有回国，而是宁愿终生流落异国他乡，转往别的地方求学去了。当然，他们后来的成就足以为华人增光。为了对留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吴子登增加了幼童们的中文课程，突出了道德教育和礼仪教育，以极大的力度重振纲常，甚至对剪辫子者实施杖责。客观地说，他真是大清帝国的忠臣，而且这一切与他的支持洋务运动并不矛盾。因为洋务运动的宗旨正是富国强兵，无论发展经济还是引进科学技术，目的都是维护帝国的统治秩序。只要明白这一点，也就不难明白在撤回留美幼童时李鸿章和奕诉的暧昧态度。因为事情已经涉及基本原则问题，他们也无法说话。

    吴子登爱国，爱他的大清国，所以要加强留美幼童的教育，在他们心中重振传统纲常。其结果，却是幼童们无不恨他。因为容闳的开放与宽容态度，孩子们对他非常爱戴，更加密切地围绕在他的周围。这种情况更加激怒了吴子登，结果是把容闳视为仇敌。他频频向北京奏报，给李鸿章写信，讲留美幼童如何不遵礼法，容闳如何放纵幼童。最后的结果，就是朝廷决定从1881年8月21日起，分三批撤回全部幼童。

    留美幼童被撤回，无论对容闳，还是对这些孩子，都是一件不幸的事。辛辛苦苦学习那么多年，再过几年就要大学毕业了，中断他们的学业，真是非常可惜。对于美国的学校和老师们，也是一件让他们目瞪口呆的事。

    耶鲁大学校长朴德(President Porter)曾经联合一批美国友人致信清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理有据地指明了撤回留学生的错误，并要求改正。容闳的回忆录中保留了这份由耶鲁大学校长执笔写成的文件：

总理衙门（即外务部）鉴：

    予等与贵国留美学生之关系，或师或友，或则为其保人。今闻其将被召回国，且闻贵国政府即欲解散留学事务所，予等咸规规自失，且为贵国忧之。今请以某等观察所及，及得之外界评论者，为贵衙门一陈之。

    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内肆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凡此诸生言行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能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学生既有此良好之行为，遂亦收良好之效果。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于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而美国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于欢洽之地位。今乃忽有召令回国之举，不亦重可惜耶。夫在学生方面，今日正为最关重要时期，曩之所受者，犹不过为预备教育，今则将进而求学问之精华矣。譬之于物，学生犹树也，教育学生之人为犹农也。农人之辛勤灌溉，胼手胝足，固将以求后日之收获。今学生如树木之久受灌溉培养，发芽滋长，行将开花结果矣，顾于摧残于一旦而尽弃前功耶？

    至某等授于贵国学生之学问，与授予敝国学生者不少异，绝无歧视之心。某等因身为师保，故常请贵国所派之监督或其代表来校参观，使恍然于某等教授中国学生之方法。惜贵国所派之监督轻视其事，每遇此种邀请，或不亲临，或竟无代表派来也。贵衙门须知此等学生，乃当日由贵政府请求美国国务卿，特别咨送至予等校中，欲其学习美国之语言、文字、学术、技艺，以及善良之礼俗，以冀将来有益于祖国。今学生于科学、文艺等，皆未受有完全教育，是所学未成。予等对于贵国之责任，犹未尽也。乃贵政府不加详细调查，亦无正式照会，遽由予等校中召之返国，此等举动，于贵国国体，无乃有污乎？

    某等对于贵国深望其日跻富强。即美国国人平日待遇贵国学生，亦未尝失礼。贵政府乃出此种态度以为酬报，揆之情理，亦当有所不安。至于他人之造谣污蔑，谓中国学生在校肆肆业，未得其益反受其损等言，此则某等绝对不能承认。何也？苟所谓无益有损者，指其荒芜中学而言，则某等固不任咎。以某等对于此事，从未负丝毫职务也。况贵政府当日送学生来美时，原期其得受美国教育，岂欲其缘木求鱼，至美国习中学？今某等所希望之教育虽未告成，然已大有机会可竟全功。当此事业未竟、功过未定之日，乃预作种种谣言以为诬蔑，是亦某等所不乐闻也。某等因对于素所敬爱之贵国学生，见其忽受此极大之损失，既不能不代为戚戚；且敝国无端蒙受此教育不良恶名，遂使美利坚大国之名誉亦受莫大之影响，此某等所以不能安缄默也。愿贵衙门三复此言，于未解散留学事务所之前，简派诚实可靠、声望素著之人，将此关于学生智育德育上诬蔑之言，更从实地调查，以期水落石出，则幸甚幸甚。[3]

    当时的美国总统是格兰特，他也曾专为此事致书李鸿章,请他为了这些年轻人而劝说朝廷收回成命。

    但是，帝国自有自己的主张，从政治着眼，他们还是坚决地把幼童撤回来了。除了病故的和设法留美不归的，94名幼童全部奉命回国。

    他们回国了，迎接他们的没有祖国的温暖，没有笑脸和鲜花。这些孩子被送上海关道台衙门雇来的独轮车,被一队水兵押往道台后面的“求知学院”,像犯人一样关在里面，连中秋节都不许外出。数天之后，有长官来训话，然后是审查和随意分派工作。梁普照的孙子回忆说：

    我的祖父梁普照(时年13岁)和二叔祖父梁普时(11岁)于1873年旧历5月18日在第二批离开上海,经横滨、旧金山到麻州斯普林菲尔德,祖父学习矿冶,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矿业学院,二叔祖父学习电信,留美8年,也在这时同全体“幼童”一起,于1881年秋回到上海。

    他们被冠以“洋化”的罪名,回国后备受歧视和冷遇,还饱受舆论的冷嘲热讽。船到黄埔码头,亲人不能去接;中秋节日不能与家人团聚。住所“求知书院”是个关闭了十年的院落,门窗腐烂,霉气熏人,青苔满阶,到处是蜘蛛网。可以想见,出国时的豪情与回国后的境遇相对比,不能不使人感到神伤和沮丧。[4]

    值得提及的是，这些少年留美学生，虽然学业被中断，回国后仍然高人一筹。有人统计过，到20世纪初年，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各行各业现代化的中坚。尤其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他们中有人当过总理，有人当过部长，充分显示了他们在现代化建设方面的优势。

李新宇

    说起最初的留学生，说到清末开始的留学史，就不能不说到容闳，因为他是“中国留学第一人”。说到容闳，就不能不说到他的事业，因为他为此付出了长达27年的艰辛努力，终于促成了120名少年被官派赴美留学，开创了中国官费留学的先河，所以，他被称作“中国留学生之父”，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容闳（1828-1912），字达萌，号纯甫，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镇（今属珠海市）。幼年家境贫寒无钱读书，只得到澳门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夫的夫人办的教会学堂就读，受到这位洋夫人的特别照顾。1841年入美国人勃朗（Rev.S.R.Brown）主持的玛礼逊学校（Morrison School）。1842年该校迁往香港，容闳又跟随学校到了香港。正是这样的经历，容闳接受的教育与中国传统教育大不相同，而且有机会最先走上了留学之路。

    1846年冬，布朗(Ｂrown)因健康原因要归国休假。临行之前，他向学生宣布：愿意带3-5名学生赴美留学。与此同时，他已经与香港基督教会的几名教友谈妥，由他们为学生提供两年的留学经费，并为学生的父母提供赡养费。让布朗没有想到的是，宣布这个消息之后，40多名中国学生竟然全都默然无声,最后只有容闳、黄胜和黄宽3人表示愿意跟随校长到美国留学。容闳的父母也是在容闳的说服之下才同意的。之所以如此，其实并不奇怪。当时国人对海外几乎茫然无知，民间广泛流传的是有关外国人的种种骇人传说,比如，中国小孩到了海外,要被剥皮,换上狗皮或者猴皮,然后拿去展览，或者训练了到街头表演。大清帝国对西方的妖魔化是卓有成效的。容闳等人之所以有勇气，主要是因为他们已经在洋人的学校里学习多年，知道民间关于洋人虐待孩子或拿孩子做实验的说法实属荒诞不经。容闳后来回忆说：“予等留美期内，不独经费有着，即父母等亦至少得二年之养赡。既惠我身，又及我族，仁人君子之用心，可谓至矣。”[1]直到晚年，容闳仍然牢牢记着那些资助他留学的外国人的名字。

    1847年1月4日，容闳他们乘坐的轮船从黄浦江起航，经过三个多月的航行，于4月12日到达纽约。容闳、黄胜、黄宽，他们成了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

一年后,黄胜因病回国，只剩了容闳黄宽两人。又一年过去，他们学完了美国中学的全部课程。黄宽接受香港教会的资助，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去了。

容闳拒绝了香港以必须学医为条件的资助,拒绝了孟松学校以毕业后做传教士为条件的资助。他的想法是：“予虽贫,自由所固有。假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狭，有用之身，必致无用。且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2]最后，容闳得到了美国一个妇女团体的资助，进入著名的耶鲁大学。这是1850年。

    1854年,容闳毕业了,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此时的容闳已经立下了一个志愿：把西方现代学术文明引入中国。他后来回忆说：

    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故予尝谓知识益高者，痛苦亦多，而快乐益少。反之，愈无知识，则痛苦愈少，而快乐乃愈多。快乐与知识，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也。

    虽然，持此观念以论人生之苦乐，则其所见亦甚卑，惟怯懦者为之耳。此其人必不足以成伟大之事业，而趋于高尚之境域也。在予个人而论，尤不应存此悲观。何也？予既远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幸遂予求学之志，虽未能事事如愿以偿，然律以普通教育之资格，予固大可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矣。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此种观念，予无时不耿耿于心。盖当第四学年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划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3]

    这是第一个因为接受西方教育而发现中国人所受的痛苦与压制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因为受了西方教育而决心以教育的方式改变中国人生存现状的中国人。他来自一个饱受痛苦与压制的人群，而置身于现代文明之中，故国同胞的可悲处境时时折磨着他，使他努力要有所作为。当他意志消沉的时候，虽然也抱怨自己不该接受文明教育，因为只要不受文明教育，对千年固有的生存处境就不会有没有刻骨的痛感，但他知道，这种消极的人生观是卑微的，一个真男儿，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一个受过文明教育的人，不能为了那种昏睡中的所谓幸福而放弃求知，更不应该放弃改造生存环境的努力。容闳没有选择政治、经济或军事，而是选择了更为基础的层面——教育。

    为了这个志愿，容闳谢绝了美国老师、同学和朋友们的挽留，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那时候，从美国到中国，旅途非常漫长。容闳自1854年11月12日启程之后，经过5个多月154天的航行，才于1855年的4月16日回到香港。他首先回家探望母亲，母亲问他：受了如此高等的教育，回来能挣多少钱？容闳回答说，对我来说，受教育的目的不是金钱，但请母亲放心，我自信能够挣到很多钱。

    为了适应祖国的环境,“洋进士”容闳不得不重新留起大清国的辫子,脱掉西装穿起长袍马褂,并且重新补习汉语，练习用骈四骊六的文言写信。但是，在大清王朝的官僚体制中,这个世界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却得不到承认，更不会受到重用。他的志向是推动中国的留学事业，选派学生到美国去接受与他同样的教育。可是，如何操作呢？他只能先在香港谋生，盼着有朝一日能遇到某位高官，通过他们来实现梦想。在中国，一切权力归于官府，而最终归于皇帝。容闳的理想显然需要大臣的支持和皇帝的恩准。可是，他怎么走近那些权力拥有者呢？容闳只能等待。

    回故乡不久，祖国就送给他一件让他想起来心惊肉跳的见面礼。1855年6月至8月，容闳目睹了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因为有民众暴乱，官府对百姓大开杀戒，一举杀掉了75000多人，造成一幅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景象。这在中国算不了什么，历朝历代屡见不鲜，但从美国归来的容闳无法接受这一切。他的感受异常强烈：“似此不分良莠之屠戮，不独今世纪中无事可与比拟，即古昔尼禄（Nero）王之残暴，及法国革命时代之惨剧，杀人亦不如是之多。”[4]他回忆当时的感受说：从刑场回家，感到浑身一点气力也没有了，心胸烦闷，食欲全无，夜不能寐。白天所见景象，总是挥之不去。他甚至因此而想投入太平军的行列，去反抗这种残暴的统治，但转念一想，他放弃了以屠杀反抗屠杀的道路，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原定计划，以灌输新知改变这个国家，改变这个人群的命运。[5]

    1856年8月，容闳来到上海。他在上海做过许多工作：当过翻译，译过书，经过商，办过茶叶公司……面对朋友的不解，容闳说：“也许我这个人太富于幻想，不切实际，或是太高傲难以发迹。但是在紧张的生活中，一个人必须有幻想，才可以使可能的事情成为现实。人到世界上来，不单单是为活着而劳碌。我曾为求学而不得不努力工作，因而就觉得应该使所学到的微薄知识发挥其最大作用，造福全民，而不是仅为自身利益着想。”在一般中国人看来，他的确有点不实际。中国的成功人士都是善于适应环境的，而容闳不是，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的确“美国化”了。

    容闳相信：“总有一天，教育会启发中国人，使他们明白什么是他们的权利，无论在任何时候，只要公权和个人权利受到侵犯，他们都将会有勇气来维护。”

    1860年11月，容闳与两位传教士一起考察了太平天国，见到了洪仁玕。洪仁玕邀请他“共举大业”，容闳的态度却极不热情。为了拉拢容闳，洪仁玕为容闳加官晋爵，容闳却没有接受太平天国颁赠的印绶。在回上海的途中，容闳根据所见所闻，对太平军的起源、性质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在他看来，“革命之在中国，固数见不鲜。闻者疑吾言乎，则试一翻中国历史，其所谓二十四朝，非即二十四次革命写真耶？顾虽如此，战国而外，中国之所谓革命，类不过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以故中国二千年历史，如其文化，常陈陈相因，乏新颖趣味。亦无英雄豪杰，创立不世伟业，以增历史精神。太平军战争之起，则视中国前此鼎革，有特异之点，非谓彼果英雄豪杰，以含有宗教性质耳。”容闳认为，正是这种宗教性质，使得太平军能够迅速壮大，并成燎原之势。但是，他同时看到，洪秀全在兴事之前，曾“醉心科举之虚荣”，是因为屡试不第，才有了聚众革命的念头。而他的所谓拜上帝会，又是“以拜上帝之事，蹈狐鸣篝火之嫌”，而在革命兴起之后，“由其所招抚，皆无业游民，为社会中最无知识之人”，“盖此等无赖之尤，既无军人纪律，复无宗教信仰，即使齐之以刑，不足禁其抢掠杀人之过恶。”[6]所以，这样的革命，即使胜利，也只是政权的更迭，文明仍是旧的文明，社会仍是旧的社会，人的命运也依然如故。南京的实际状况却告诉容闳，即使它胜利了，中国也不会受益。

    幸运的是，经过七八年的闯荡，容闳已经颇有名气。

    1863年，也就是容闳回国的第9个年头，机会终于来了。这年2月，容闳的朋友、曾国藩的幕僚张斯佳写信给容闳，转达曾国藩很想见他的意思，请他到安庆去。因为容闳曾到太平天国考察过，与其首领有来往，所以对曾国藩的邀请心存疑虑，所以没有动身。两个月后，容闳又连续接到了张氏和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的信，说明了邀请他去安庆的目的，催促他立即动身去见曾国藩。

    容闳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实现自己教育计划的良机。于是在这年9月容闳来到安庆。此时的曾国藩正计划在中国建立一座西洋机械厂，需要容闳办洋务。容闳关心的是派留学生，但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必需先做别的事。容闳答应到美国采购机器，这年10月从上海出发，次年春天到了纽约。虽然他直到1865年才完成任务回国，但还是被认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仅成了正五品的候补官员，而且赢得了曾国藩的信任。正是后一点，为他实现自己的计划创造了条件。

    直到1870年，天津发生教案，曾国藩奉调直隶总督，与丁日昌等人负责处理教案。容闳才借机提出了他的教育计划。因为深思熟虑，因为恰逢其时，他的计划立即得到了曾国藩、丁日昌等人的一致赞同。他们与李鸿章联名上奏，并且迅速得到了批准。

    朝廷决定：招收10-16岁幼童120名,从1872年开始,每年30名，分4批派往美国学习，时间15年。为了做好这件事，朝廷在上海专门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在美国成立留学生事务所。陈兰彬任留美事务所监督,容闳被任命为副监督。

    用今天的目光看，官费留学，应是极好的机会。但让容闳没有想到的是，情况竟与他当年跟随布郎博士出国时同学们报名的情况一样，很少有人报名。原因很简单：美国是个非常遥远的地方，而且野蛮而不开化，让人望而生畏。在当时的中国，对于海外，对于洋人，有种种传说。鲁迅曾写到他的故乡当年的情形：

    我幼小时候，在Ｓ城……常常旁听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谈论洋鬼子挖眼睛。曾有一个女人，原在洋鬼子家里佣工，后来出来了，据说她所以出来的原因，就因为亲见一坛盐渍的眼睛，小鲫鱼似的一层一层积叠着，快要和坛沿齐平了。她为远避危险起见，所以赶紧走。

    Ｓ城有一种习惯，就是凡是小康之家，到冬天一定用盐来腌一缸白菜，以供一年之需，其用意是否和四川的榨菜相同，我不知道。但洋鬼子之腌眼睛，则用意当然别有所在，惟独方法却大受了Ｓ城腌白菜法的影响，相传中国对外富于同化力，这也就是一个证据罢。然而状如小鲫鱼者何？答曰：此确为Ｓ城人之眼睛也。Ｓ城庙宇中常有一种菩萨，号曰眼光娘娘。……所挂的眼睛，则正是两头尖尖，如小鲫鱼，要寻一对和洋鬼子生理图上所画似的圆球形者，决不可得……

    然而洋鬼子是吃腌眼睛来代腌菜的么？是不然，据说是应用的。一，用于电线，这是根据别一个乡下人的话，如何用法，他没有谈，但云用于电线罢了；至于电线的用意，他却说过，就是每年加添铁丝，将来鬼兵到时，使中国人无处逃走。二，用于照相，则道理分明，不必多赘，因为我们只要和别人对立，他的瞳子里一定有我的一个小照相的。

    而且洋鬼子又挖心肝，那用意，也是应用。我曾旁听过一位念佛的老太太说明理由：他们挖了去，熬成油，点了灯，向地下各处去照去。人心总是贪财的，所以照到埋着宝贝的地方，火头便弯下去了。他们当即掘开来，取了宝贝去，所以洋鬼子都这样的有钱……[7]

    更让百姓难以接受的是，把十来岁的儿童送出国，一别就是15年，家长还要签字画押，“生死各安天命”。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国官府做事的传统。

    所以，容闳使出全身解数，还是招不到这30名幼童。最后，他不得不返回离租界很近的老家，去动员乡亲们报名，最后才凑够了30名。

    1872年8月11日，首批留美幼童詹天佑等30人由上海启程赴美,中国公派留学由此开始。

    容闳的梦想似乎终于实现了，至此，他已为他的梦想奋斗了18年！

    然而，容闳的梦并未完全实现，因为这30名少年和此后三年中陆续赴美的90名少年只有詹天佑1人完成了学业，其余的人全都半途而废，朝廷一声令下，他们就被撤回，清国的留学事业也由此而中断多年。

    令人欣慰的是，在今天的耶鲁大学校园里，我们还能看到一尊容闳的铜像。

李新宇

    整日里忙忙碌碌，就像装进了高速旋转的机器，难得一日清闲。今天，在这沂蒙山中，仍然是忙碌一天，却没想到能有如此幽静的夜晚。简陋的招待所是几间平房，房前是一个小院，窗下还有一丛金萱——山里人称作黄花菜。没有别的客人，整个小院就我一人。晚饭之后，一手端了茶杯，一手拿了扇子，独自静静地坐着。

    天慢慢地变黑，周围的一切都被裹进了夜幕，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的吠叫，然后又是一片寂静。

    又是停电。回屋去也是黑洞洞的，尽管热情的服务员早就拿下了蜡烛，却也不必点。难得这样的环境，晚上不应该再做什么。况且，屋里热得厉害。

    隔壁就是农家住户。隔着一道高高的院墙，能够听到丈夫、妻子、还有一个男孩和一个或者两个女孩一家人吃饭的声音。接着是收拾碗筷的声音、用铲子刮锅的声音、喂猪的声音、一家人在院子里摇蒲扇的声音。

    忽然，一阵香味随着一团白色的烟雾漫过墙头飘了过来，是艾绳的香味！我不由地深深地吸着，很有些贪婪，并且悠悠如入那白色的云雾。这香味好亲切！然而，大概已有几十年没有闻到了，如果不是今晚这久别后的重逢，它很难出现在我的意识中。

    人，是很容易忘掉故旧的。我亦不能免俗。

    说到艾绳，不仅今日的城市人大多不知为何物，就是农村的青年人大概也很少有人知道了。在我小时候，夏天的晚上却总是离不开那艾绳香味的缭绕。的确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艾绳，那些夏天的夜晚会怎么度过？艾，真是好东西。在昔日的乡间，过端午节，家家户户把它插在门上，压在枕边；姑娘们则把它缝进荷包，带在身上。因为它既可以驱虫，又能避邪，到了炎夏，又成了驱赶蚊虫之物。几乎家家户户，都从野外割来一捆一捆的野艾。当然，家艾更好，但更多的是野艾，也就是被称作艾蒿的。割回来的野艾在太阳底下晒一个中午，待它半干不湿的时候把它拧成绳，晒干之后挂在屋檐下，就可以随时取用了。

    晚饭之后，在门前，在院内，在打谷场上，母亲们扫出一块块干净的地方，铺了席子、蓑衣、或草苫子，然后在旁边点起一根艾绳，孩子们就可以躺在那里，听母亲一边纳着鞋底，一边讲那些古老的故事。有了燃烧的艾绳，蚊虫就不再来打扰乘凉的人们。直到夜深，空气变凉，一根艾绳也烧得差不多了，母亲们才把睡熟的孩子一个个抱进屋里。

    在艾绳的香气中度过一个个夏夜而长大的孩子大概不会很少吧！

    现在的商店里有各种蚊香出售，但技术原来是如此无力，竟然没有一种蚊香能有艾绳的香味。

    我知道，这也许只是我的感觉，只能证明我对艾绳的感情。

    真想向隔壁大嫂要或者买一根艾绳带回去。尽管我知道，带回去完全没有用场，甚至连放它的地方都没有，可是，我真想，就像突然遇到了故旧，有点难舍难离。

李新宇

    在怀乡的文字中，我曾写过淄河，写过阳河，写过裙带河，怀念过云门山下的苹果园，赞美过小清河入海口那奔腾翻滚的小螃蟹。但在我的心里，还有一块很美的地方。对我来说，它很重要，所以不愿轻易碰它，怕不经意的叙述损伤了它。

    这个地方在当今青州市的西南山区的仁河水库岸边。那是几个小村：局子、富旺、唐庄。我不知道它现在属于青州市的哪一个乡镇，在70年代，它属于益都县杨集公社。而现在，杨集已不是乡镇治所。

    曾有几千名青年男女响应召唤聚集到那里，用了长达五年的时间修成一个水库。大多数人都像我一样，去的时候一脸稚嫩，离开的时候已经长出了胡子，有了一张结实的脸。大概有这样一个规律：一个人最美好的青春留在哪里，哪里就是他不能忘怀的圣地。仁河，以她美丽的怀抱接纳过我，养育过我，我永远记着她，想着她。

    我喜欢旅游，特别是获得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之后，更是有机会就想走一走。但我不喜欢城市，尤其不喜欢被帝王的马车碾压过的大都市。所以，留给我的去处只有山川。认真计算起来，中国的名山除了边远地区的喜马拉雅、天山等等之外，内地的名山已经走得差不多了。但是，无论泰山、黄山、庐山，还是峨眉山、五台山，在我的印象里，都不如那片青山。以泰山为代表的山早已远离了自然，成了一种文化，因而承载了太多的污泥浊水。以黄山为代表的一类山让人感觉太高大、太险峻，只能仰观，很难产生亲近感。庐山很美，但历代权贵留下了太多的足迹，太多的刀光剑影，当你领略美好的自然风光时，突然想起一个血腥的故事，真是大刹风景。所以，我还是更爱仰天山、金鸡岭、滴水崖、和尚崖以及那些没有名字的小山头。

    什么叫自然的美？生活于都市的人面对各种污染，想象力已经无法达到大自然本来所具有。那里的山是真正山，未被修饰，未被破坏，一切都按自然的规律形成。除了本地的山民偶尔上山砍一捆柴，猎人进山打一串山鸡，一般都不被触动。而且，樵夫和猎人本身也早已是自然的一个环节。松林中随处可见的蘑菇，山坡上开成一片的黄花，只有少量被人采摘，而绝大部分仍然要静静地回到泥土中。我们刚到的时候，河中的鱼虾没人捉、四周的山鸡也没人捕。如果运气好，说不定在哪一堆松土或乱草中，就会掏出几十个山鸡蛋。

    夏天的中午，独自一人走向山间的小溪，——那是什么样的小溪呀，流水清澈透底，因为它从石缝中流出，从青石上流来，没有遇到过泥土，保持了生命本来的清纯。脱光了衣服，躺在深浅恰到好处的青石板上，让被太阳晒得温温的溪水从肚皮上流过，真是一种与大自然完全合一的感觉。洗过的衣服晒在巨大的圆石上，与其说是晒，不如说是烫，晒得很热的石头很快就把它烫干了。一群群小鱼虾纷纷游到你的身边，让你想不到要去伤害它。

    杏子成熟的时候，你从杏树下走过，可以随意地走向任何一棵杏树，摘下杏子一饱口福。看守杏林的姑娘就在不远处站着，面带微笑望着你，但她不会制止你摘杏。她们看守果树，只是防止有人拿了口袋或背筐去采收，至于过路人想吃几个，是从来不管的。遇到热心的姑娘，她还会告诉你哪棵树上是甜的，哪棵树上的杏子比较酸，甚至亲自动手，帮你摘来一些好吃的。按照山里的规矩，你尽可放开肚皮吃，只要离开时把杏核捡起来，堆放在一起，看守杏林的人就会送你一个微笑，那是对你懂规矩的赞赏。

人的记忆常常是不可靠的，经过岁月的淘洗，充满苦涩的生活也会成为美好的记忆。当我想起那片青山，首先想到的总是它的美好。然而，我们在那里生活的岁月却是中国人生活中最苦涩的一段日子。山里人很穷，穷得穿不上裤子，真的，山里的姑娘很爱美，可是她们几年能做一条新裤子呢？山里人过得很苦，许多人从来没有睡过午觉，无论怎样炎热，都在山上劳作。许多年后，我画过这样一幅国画：

    画面上是一群背着柴草下山的姑娘，我只画了一捆捆的柴草，像小山一样蜿蜒移动，柴草上面露出黑色的头发。但需要说明的是，这幅画有点不真实。因为画面色彩的需要，我抹了几笔红色，那已不是生活的真实。因为当年我所看到的那群姑娘，还没有那样的红衬衫。

    就是这样贫困的山里人，却对离乡背井来到这里的青年男女给予了母亲般的温暖，真是倾其所有。我曾经无数次走进老乡的家，无数次受到热情款待。无论是白发老人，还是尚未长成的小姑娘，见到有人走进他们的家，都会非常兴奋地翻箱倒柜，找出好东西招待客人。往往是你刚刚落座，在你面前就会摆上了一堆核桃、杏核、柿饼之类。

    从1976年的夏天到1978年的秋天，我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从那以后，我一直四处流浪，但无论走到哪里，都常常想起那片青山白云，想起那里的人。我常常乞求上苍，希望那里的空气不被破坏，希望那里的人不再受穷、不再被欺。 

李新宇

　　本书是鞠斐的博士论文。做博士论文，当下流行的是离现实远一点的课题。离现实越远，就显得越有学问。做那样的课题有许多好处，材料前人已整理起来，而且有许多成果可供参考，自己需要做的，就是在缝隙里找一些可论之处，只要略有发现，就是所谓创新，或者用一点新方法，也是创新。那样的论文比较好做，所以层出不穷。然而，鞠斐却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研究世纪之交的电视剧，这是离我们的生活最近的，也是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

　　说真的，这个题目难度很大。首先要看大量作品，电视剧那么多，而且一般都很长，动不动就是几十集；其次是要开生荒，去解读大量作品，虽然许多电视剧都曾被热炒，但严肃的解读却并不多见，没有多少可供参考的成果。这一切，都增加了研究的难度。然而，鞠斐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困难，整天乐呵呵而匆匆忙忙，掌握了大量资料，梳理出几十年电视剧发展的线索，把轮廓和板块结构图画了出来，然后就写成了这本书。当然，这有赖于他的的勤奋，也有赖于他的良好基础。

　　众所周知，从90年代开始，电视剧成为普通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先是读诗的人不如写诗的人多了，然后是读小说的人也越来越少，到了世纪之交，电影也成了“小众化”的艺术，多数人再也没兴趣买票到电影院去。晚饭之后，打开电视，已经成为一般人的生活常规。像我这样的一般人对于新闻联播之类兴趣不大，看什么呢？电视台很多，节目也很多，但可看的并不太多。我是喜欢看动物世界的，但常常没有；也喜欢看农业节目，但中央7台常被军事占领；打发时间的最好方式，就是随便看哪个频道的电视剧。看电视剧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全家一起看，说话看电视两不误，有利于家庭成员的沟通。作为一种叙事艺术，电视剧有一个特点，无论编导和演员水平多么差，只要看进去了，照样可以把人拴住，无论几十集，都要一直看到底。虽然看完之后一般都会很失望，但半路里却停不下来。这就是叙事艺术的魅力，像过去听说书一样，即使说书人破喉咙哑嗓，一部《武二郎》或《杨家将》只要听开了头，然后就会每天按时往场子里跑。

　　电视剧一边讲述着生活，一边也塑造着生活。眼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大概有相当一部分是从电视里学来的。甚至女孩子的一个娇笑，都可能是来自某个明星，这是作家韩少功多年之前就说过的。中国的大众艺术力量尤其大，因为它有极大的覆盖面，把广大观众放进同一个模子里，进行着全面的再加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很可怕的，因为它事实上在消灭着个性，制造着文化的单一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电视剧很少只是提供娱乐，而是“寓教于乐”，承载着教育功能。在我们这个时代，直接的说教已经不受欢迎，甚至被唾弃，可是，就像我的朋友李静的一本随笔集的书名那样“把药裹在糖里”，人们不知是药，就会高高兴兴地把它吃掉。这样教育和培养的结果，是被造就的人常常自以为很有个性，甚至很反叛，却一言一行无不符合主流的设计。所以，电视艺术是有力量的。在这个时代，不是思想家在引导时代文化，也不是艺术家在引导时代文化，而是电视作为权力之手在制造时代文化。

　　既然如此，对它进行研究，探讨其中奥秘，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鞠斐的研究目的不是单一的，他的考察与探讨也不是单向的。一方面是电视剧，一方面是这个时代的思想潮流。这很特别，体现了他的特色，也为他的研究增加了难度。他需要对电视剧的发展情况有全面的了解，进而从中寻找社会思潮的蛛丝马迹和发展轨迹；又需要对思想文化界的发展状况和矛盾分化有比较全面而准确的把握，进而从社会思潮的角度去考察电视剧创作的发展，考察不同的思想文化派别对电视剧创作的渗透和支配。所以，鞠非不可能孤立地研究电视剧，而是把目光投向它所承载的思想和文化，投向它所依靠的思想文化势力，把它与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具体背景结合起来，与中国思想界的种种矛盾冲突结合起来。因此，他的研究从思想文化进入电视剧，又从电视剧进入思想文化，往返穿行，兼及文本内外，把电视剧与产生它的深厚背景联系起来。这样，不仅有利于从时代文化背景去认识和把握电视剧，而且可以通过电视剧而认识这个时代。

　　这就决定了他在具体研究中常常同时采用两种方式：一是进入电视剧的内部，对文本进行考察，通过文本阅读的方式发现其思想文化内涵和背后的文化支撑。为此，他认真梳理了90年代以来的主要电视剧作品，从故事、人物、情节设计等诸多方面对进行了研究，勾画了一幅比较清晰的电视剧思想文化地形图。应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贡献，也是一个富于启示性的贡献。一些编导和演员身处其中，却未必有清醒的意识，他们应该读一读鞠斐这本书，以便明白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二是进行电视剧的外部考察，市场、电视制作与传播机制、思想界态势，由此了解电视剧面貌的生成原因和推动力量。所以，他一方面使用传统的文艺研究方式对电视剧文本内部的构成进行分析，同时又使用传播学和社会学的一些方法来对电视剧的生成与发展加以审视。他不仅系统整理了90年代以来的电视剧文本及其发展演变过程，同时对90年代以来的社会思潮进行了认真的梳理，比较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问题和矛盾。

　　我对电视剧艺术完全是门外汉，对鞠斐所涉及的那些专业知识几乎完全不懂，所以我感兴趣的只是他对那些具体电视剧文本的研究和他根据社会思潮对电视剧进行的板块划分。因为它使我豁然开朗，明白了许多问题。我是常看电视剧的，因为自己没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妻子，所以常常在晚饭之后带着些许愧意与妻子一起看电视。一般情况下，看过很快就忘掉了。虽然看的过程中也常常感觉别扭，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在梦中回到了一百年前。因为问题是明显的，比如面对多年来一直被热炒的清宫戏和持续高涨的帝王颂，我就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明白在皇帝退位80多年之后，为什么突然会有那么多剧作家相约歌颂皇帝，不仅歌颂皇帝，而且歌颂他们的爱妃、宠臣和太监，而且充满仰慕之情。对于这些，我真是不明白。但也犯不上跟谁生气，所以很快就忘了。读鞠斐的论文，却常常眼前一亮：原来是这样！真感谢鞠斐的书使我明白了其中不少奥妙。

　　不过，鞠斐是乐观的。他告诉我们，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一些集体的幻象已被现实击穿，失掉了共同的话语平台，各种话语在屏幕上展开了激烈的话语争夺，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比如，尽管警匪片、反腐片、古装片、青春偶像片成了屏幕上的主角儿，尽管处处颠覆的小燕子与大清的忠臣良将驰骋在同一个舞台上，但世纪之交的电视剧话语已经分化，并且相互冲撞，开始寻找各自的生长点。是他告诉我们，各种力量都试图占领舞台中心，但事实上是各派都已很难找到能够讨好所有观众的东西。在新世纪的屏幕上，帝王剧和武侠剧高潮不减，却同时被《武林外传》这样的作品所冲击。“而单一还是多元的最重要标志还在于作品背后的元话语不再相同，前现代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文本都可以在中国的屏幕上找到栖身之处。”我像许多人一样，对文艺界的要求历来不高，无论什么主流边缘，只要不是铁板一块就好。

    本书的论述不乏独到和精彩之处。比如，在论及《渴望》时说：“它的诞生就代表了一种对于激进主义的解构。于是新保守主义与新权威主义在九十年代前半期在《渴望》、《宰相刘罗锅》等作品的仪仗中隆重登场。但从这里也能够发现，这种保守与权威与过去的意识形态的保守与权威有着明显的错位，它并非是一种简单的传统的再现，而是蕴含着更多的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保守与权威。这种思潮一直到了世纪之交的《康熙帝国》、《雍正王朝》几部剧中达到了鼎盛。”再比如，“从90年代初期的《渴望》到90年代后期的《还珠格格》，再到新世纪里的《武林外传》，都是既在解构着英雄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所倡导的理想与道德，也在解构着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主义。”这些论述都可谓一语中的。因为对时代文化的深刻观察和把握，他能看到“欲望号快车”是如何制造和出发的，“新权威主义”是如何在电视剧中被建构的，“新保守主义文化”是怎样被推动起来的，“民族主义”在电视剧中是以什么形式高涨的，包括《乔家大院》和《大宅门》，他都能一把掏出它的“民族主义的个体想象”，应该说是极为准确。对于《太平天国》、《走向共和》等所遇到的问题，他的论述也都是富于启示性的。

　　鞠斐的研究有许多特点，但最重要的是他参与历史的热情。电视剧的编导们以自己的创作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时代的文化建设，鞠斐也以自己的言说完全自觉地参与了时代的文化建设。虽然论文的覆盖面无法与电视剧相比，因而构不成话语权争夺的阵势，但它毕竟为历史留下证明，这个时代的人们并非都那么容易被主流引导。

李新宇

    现在的青州城事实上包括两个城：东阳城和南阳城。

    记得小时候进城，从家里出来，上公路，往南走，过张孟口，再到铁路，钻过铁道洞子，往东一拐，沿着一条小路到车站。从车站向南，过红光路口，那一片叫北关，北关也就是历史上的东阳城。过了北大桥（万年桥），才算是进了城。护城河以南叫城里，也就是历史上的南阳城。

    南阳城是近千年的青州治所，所以保存完好，石板街上铺的石头被踩得滚圆溜光，记下了一代又一代的车水马龙。那些古老的建筑虽然破败，却让人一看就知道它享有的年岁。

    然而，无论东阳城还是南阳城，都不是青州上最早的城，也不是最辉煌的城。最早的青州城是广县城，如今已经无处寻找；最辉煌的城是广固城，也已在1600年前消失。三十年前，作为一个刚刚接触历史的青年，我曾对青州历史上的几座城池很感兴趣，因而竭力想找一点传说中的历史记忆，因而四处打听，从一中、师范学校，一直打听到范公亭、李清照故居的管理人员，最后才在县图书馆的张征老师那里打听到一点踪迹，于是借了从水库工地回家的空闲，沿着护城河（也就是南阳河）西去，终于看到了一段厚厚的土墙。据说，那就是广固城的城墙，是它留下的唯一遗迹。在那段土墙下，我曾梦想寻到一点古物，比如铜钱、箭头之类，但没有，有的只是碎砖瓦，而那时我对碎砖瓦不感兴趣。今天，我不知道那段土墙是否还在，但愿它没有在破坏性开发中消失。

    对于青州，广固城是重要的。因为它承载了许多许多，如果没有它，青州就不是一个完整的青州，青州的历史也不是完整的历史。先人说过，齐地风水不好，不出帝王，不成帝都。当然，我父亲和伯父们的看法略有不同，认为出帝王的地方风水并不好，因为凡出帝王的地方，都是百姓最倒霉的地方，一个王朝的发祥地，必然是许多百姓的苦难之地。他们不是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解释问题，而是只以风水解释，证据很多，其中有著名的凤阳花鼓：“说凤阳，唱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据说，那是因为朱皇帝已经把那里的地气地力用尽。所以，齐地不出皇帝，没成帝都，倒是一方百姓的福气。

    不过，严格说来，青州是曾做过帝都的。帝都就在广固城。

    说到广固城，不能不说到曹嶷，因为是他修筑了这座城。西晋永嘉五年（311年），割据山西的前赵皇帝派王弥率军南下，攻陷西晋都城洛阳，西晋灭亡。王弥命部下曹嶷率军取青州。曹嶷从洛阳出兵，先打下兖州，又攻取汶阳，越过鲁中山区，沿淄河进军青州，最后，齐郡太守徐浮被杀，青州刺史苟睎弃城而逃，齐鲁郡县望风而降。曹嶷占领青州，自任刺史。

    在此之前，青州首府无定所，有时在广县，有时在临淄。曹嶷看到临淄城池太大，无险可守；广县城太小，不能屯重兵；于是另筑了广固城。根据史书的记载，广固城应该位于尧王山东南，现在的康家庄、叉河一带。它背靠高山，有几条河缭绕，“四周绝涧，岨水深隍”，既“广”又“固”。广固城建成后，成为青州、齐郡、临淄县三级政权所在地。

    曹嶷对前赵政权素怀二心，割据青州，不听前赵的命令。石勒夺取前赵政权建立后赵之后，为笼络曹嶷，曾任命他为征东大将军、青州牧。曹嶷接受了石勒的任命，却也并不忠实于他。石勒最终不能容忍曹嶷拥兵自重，就派他的弟弟石虎率4万大军讨伐曹嶷。攻陷广固之时，石虎要尽杀青州军民，已经杀了3万多，还在继续，已经接受任命的青州刺史刘征说：杀光了居民，我做什么刺史？石虎才手下留情，给他留下了700男女。然后，从秦州迁来3万户，成为广固的主要居民。

    广固城的第二人历史名人是段龛。东晋永和六年（350年），后赵灭亡。后赵将军段龛率众东进占据了广固城，割据青州，自称齐王。后来，段龛为抗拒北方各国的侵吞，遣使归附东晋，被东晋封为镇北将军、齐公。五年之后，东晋永和十一年，慕容隽称帝，建立前燕，派慕容恪带兵进攻青州。段龛迎战，两军恶战于济水之南。段龛败退广固城。慕容恪围困数月，城中粮尽，“人相食”。段龛走投无路，只好投降，开始还被封为“伏顺将军”，但随即被杀。跟随段龛投降的军民全被坑杀。最后，广固城幸存3000户，全被迁往蓟州。

    第三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是慕容德。西晋时期，中原内乱，鲜卑各部相继南下，其中重要的一支就是慕容家族。这个家族处于战乱之中，先后建立过前燕、后燕、北燕、南燕四个国家，13人做过皇帝，的确是一个雄心勃勃、剽悍善战、智勇超人的家族。先是慕容皝在辽河流域建立前燕，进而入中原，在河北和山西建国。后来因为内部争斗，前燕被前秦苻坚打败而亡。淝水之战之后，慕容皝的儿子慕容垂乘机在河北定州建国，史称后燕。后燕不久被鲜卑族拓拔部建立的北魏所灭。就在后燕都城被攻破之际，慕容德占据邺城抵抗北魏。北魏军队兵临城下，慕容德率4万余户、车2万7千乘，自邺城向滑台转移。过河中途遇风，船只沉没，魏军将至，日暮途穷，形势十分危急。但没想到的是，正值傍晚，天气骤然变冷，河流瞬间结冰甚厚，慕容德率众连夜渡河。到第二天魏兵赶到时，冰已溶化，魏兵只能望河兴叹。慕容德到了滑台，即被部下拥立为皇帝，继承燕国帝统。时间是公元398年。

    然而，滑台并不适宜建都。按照尚书潘聪的说法，滑台处于平原地带，一马平川，又夹在东晋和北魏两大强国之间，很难立足。他建议说：“青齐沃壤，号曰东秦，土方二千，户余十万，四塞之固，负海之饶，可谓用武之国。三齐英杰，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广固者，曹嶷之所营，山川阻峻，足为帝王之都。”慕容德采纳了他的建议，挥后东进，先取兖州，后取琅琊（今临沂），周围诸郡纷纷来降，“徐、兖之土附者十余万”。然后沿淄水北上，周围郡县纷纷来降，最后占领广固，并在此定都。

    慕容德在青州颇得民心。史书中说他礼贤下士，治国有方，纳忠言，远阿谀，头脑非常清醒。一次设宴款待群臣，他说：我虽浅薄，但严以律己，在皇帝位上旦夕忧虑，可与历史上哪个皇帝相比？刺史鞠仲不失时机地献上了一曲颂歌，歌颂他英明伟大，并且把他与夏少康、汉光武相比。慕容德听到下令：“赏赐鞠仲锦帛千匹。”鞠仲信以为真，谦虚地表示：赏赐太多，不敢接受。慕容德说：你想要也没有，国库空虚，哪有那么多锦帛！你拿空话奉承我，我也拿空话赏赐你罢了！鞠仲羞愧得无地自容。另一个大臣韩范套色说道：“臣闻天子无戏言，忠臣无妄对。今日之论，上下相欺，可谓君臣俱失。”慕容德听了，马上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重奖赏韩范。

    慕容德当政期间，有两件事受到了史家赞美。一是重视教育，设立学官，选公卿士门子弟二百人，培养高层次人材。每月初一，他都要亲自去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二是重视军队建设，订立制度，“讲武于城西”，“周亘山泽，旌旗弥漫，钲鼓之声，振动天地”。造就了一支“步兵三十七万，军车一万七千乘，铁骑五万三千”的军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他有这样的评价：“禀倜傥之雄姿，韫纵横之远略，属分崩之运，成角逐之资，跨有全齐，窃弄神器，抚剑而争衡秦、魏，练甲而志静荆、吴，崇儒术以弘风，延谠言而励己，观其为国，有足称焉。”

    然而，南燕国好景不长。404年2月，青州地震，慕容德惊忧成疾，当夜死去，年70岁。他是夜间被埋葬的，从四门运出了十几口棺材，埋于山谷之中，虚葬东阳陵，谥“献武皇帝”，庙号世宗。人们至今不知道慕容德的真实葬身之地。

    慕容德去世之后，慕容超即皇帝位。慕容超是慕容德的侄子，因慕容全家诸子皆死于北魏，唯慕容超幸免，慕容德对他非常喜爱，立为太子，最后国家交付于他。关于南燕的第二代皇帝，人们有各种非议，比如说他刚愎自用、不听忠言等。这个皇帝太年轻了，继位时只有20岁，历史没有给他更多的机会。410年，刘裕率师北伐，进击南燕。广固城的攻守进行得异常惨烈，持续了三个多月。慕容超亲自登上城门，杀战马以飨将士。但在最后，广固城还是被攻破了。城破被捕之际，刘裕当面审讯，慕容超神色自若，始终未发一言。最后被解送建康斩首，时年26岁。

    刘裕攻下广固之后，一声令下，广固城被夷为平地。羊穆之被任命为青州刺史，接受的是一片废墟，为了有个办公的地方，只好另筑东阳城。广固城永远消失了。

    当年有闲，曾编过《广固城历史年表》，现在择要抄在这里，也算我对这座古城的一种凭吊吧——

广固城年表

    311年  曹嶷攻占青州，任青州刺史，筑广固城，移青州、齐郡、临淄县三级政权入驻。

    323年  石虎攻陷广固城，坑杀军民3万人，留700口。

    334年  石虎迁秦州居民3万余户到青州。

    350年  段龛据广固城，自称齐王。

    355年  慕容恪兵围广固城，城中粮尽人相食。

    356年  慕容恪攻破广固城，坑杀军民3000，把剩余3000户迁往蓟州。

    371年  苻朗任青州刺史，迁陈留、东阿10000余户到青州。

    384年  谢玄派高素攻打青州，苻朗投降。

    399年  慕容德称帝，建立南燕国，定都广固城。

    405年  青州地震，井水溢，女水竭。南燕皇帝慕容德逝，慕容超继位。

    410年  刘裕攻陷广固城，将广固城夷为平地。

李新宇

    我是青州人，故园在青州。

    写下这句话，突然觉得有点儿词不达意。我不知道如何表达才更恰当，但我知道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除此之外，我还想说这样的意思：我生于青州，长于青州，故园在青州，将来也打算回青州定居。因为这篇文章是为我的系列散文“故园往事”补写的，所以我要首先强调它是我的故园所在。

    人要认识自己，首先要为自己定位。而最基本的定位是依靠时间和空间实现的。在时间上，我属于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前期；在空间上，我应该是首先属于青州。

    在我的各种表格上，“籍贯”一栏写的都是“山东青州”。本来，我是只写“青州”二字的，但据说那样不规范，青州属于山东，所以要写“山东青州”。从那以后，我就按照规范填写，在青州前面加“山东”。但说真的，我心里略微有点不舒服，因为在我看来，青州无论被划到哪个省，也无论归属于大唐、大宋还是大明、大清，青州还是青州。归属可以改变，名称可以改变，版图和级别更是常常变，但无论青州是一个市，还是一个县，或者一个府，一个州，或者像南燕那样成为一个国的首都，在我的心目中，它都是以云门山、驼山、阳河、淄河、弥河作为主要标志的那个地方。我所日思夜想的，也只是那个地方，与人为的行政区划无关。

    我也有点“地方主义”，或者“故土主义”。这种感情很奇怪，说不出多少道理，一般人却难以克服。我有时会自豪于青州历史的悠久，自豪于青州曾有的辽阔版图，甚至炫耀青州历史的辉煌。尽管我知道，我的表现严格说来有点“鸠占鹊巢”、“窃取荣耀”的意味，但我还是常常不由自主，而且愿意听人赞美青州。

    青州历史真够悠久。根据最古老的文献《禹贡》记载：舜置十二牧，青州是其一。后来，因为青州中间有海相隔，管理不便，舜就把营州从青州分了出去。也就是说，在舜管理这片土地的时代，辽东也属青州。后来大禹治水，划天下为九州，青州是九州之一。禹到过青州的许多地方。他的助手伯益爱上了这个地方，治水之后就留在萁山不走了。这萁山就是今天谭坊的香山，离我故园十几公里。到了商朝，青州的“奄”地曾经一度成为首都，是后来才迁往安阳的。再后来武王伐纣，西周代商，成王东征灭掉了奄国、蒲姑国，这片土地就被赏给了姜太公，成为齐国。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齐国首都营丘，也就是古临淄城，离我家不足十公里。

    周朝有了齐国，但青州仍然存在。准确地说，齐国在青州。《周礼》云：“正东曰青州。”可见当时青州意味着东方，东方就是青州。青州得名，“盖取土居少阳，其色为青，故以名也。”这是古老的说法，《晋书·地理志》也仍然这样说。

    古代的青州地域辽阔。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海，岱惟青州”。“海”即大海，包括渤海，也包括黄海；“岱”即泰山。由此可见，在刘邦和他的后人占有这片土地的时候，青州是指从泰山到大海的。它的南面是徐州，西北是冀州，而《汉书》中还有“省徐州以入青州”的记载，把徐州的建制撤销，归入青州版图，青州当然就更大了。在汉朝的大多数时间里，青州有六郡一百零三县。当然，那时候人口不多，下面是我从《汉书》中抄来的：

    平原郡：19县，154387户，664543人；

    千乘郡：15县，116727户，490720人；

    济南郡：14县，140761户，642884人；

    齐  郡：12县，154826户，554444人；

    北海郡：26县，127000户，593159人；

    东莱郡：17县，103292户，502693人。

    读《汉书·地理志》，我还看到这样的记载：“青州，其山曰沂，薮曰孟诸，川曰淮泗，浸曰沂沐，其利蒲渔鱼，民二男三女，其畜宜鸡狗，谷宜稻麦。”它不仅告诉我沂水、沐水、淮河、泗水都在青州，而且提供了一个男女比例的数据。当时的扬州男女比例是二男五女，荆州是一男二女，雍州是三男二女，幽州是一男三女，冀州是五男三女。青州是二男三女，男女比例比较适中。像雍州那样，每三个男人中就有一个找不到老婆，或者像幽州那样，每人必须娶三个老婆，显然比较麻烦。

    到汉武帝时，全国置十三州，青州的版图已经缩小，下辖济南、城阳、长广三个郡和齐国、乐安、东莱三个国。但直到宋朝，青州仍然地位显要。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重新实行三级管理制，在州以上设“路”，全国分为十三路。汴梁以东设“京东路”，治所即是青州，除青州之外，辖有兖州、徐州、曹州、郓州、密州、齐州、济州、沂州、登州、莱州、单州、濮州、潍州、淄州15个州，还加上应天府一个府，范围包括今天的山东全部和河南、安徽、江苏的一部分。

    写到这里，我感觉自己有点可笑了。我似乎在摆阔，但任何人都知道，历史的辉煌不一定与我们有关。而且按照鲁迅的看法，无论是“先前阔”的显摆，还是“将来阔”的预告，都不过是阿Q式的自慰。仔细想来，我真的没有资格炫耀青州的历史。因为我是后来的移民的后裔，我的祖先并不是那段历史的参与者。更具体地说，在朱棣占领这片土地之前，青州是与我无关的。可是转念一想，古老的青州与我无关，它又与谁有关呢？谁有资格以古老的土著资格审查我的资格？我知道，没有。古老的青州先民已经从这片土地上消失了。他们的后裔也没能留在这片土地上。今天的青州人都是后来的移民。作为移民的后裔，我想向古青州先民深深鞠一躬，洒下我远隔千年的同情泪。人们喜欢谈论古老的青州，而很少想到先民的不幸。而我却有些不同，当我把青州作为故园写进我的文字的时候，觉得有必要说明我的复杂心情，有必要正视青州的历史。否则，我就成了掠夺者，对不住脚下那些横七竖八躺在泥土中的人们，也对不住那些背井离乡从此再没回来的人们。

    面对我的故园，我无法不想到在我的先人到来之前，那一次次的屠杀和迁徙。西周灭奄不说了，秦灭齐不说了，刘邦占领青州也不说了，那些都太遥远。就从汉朝开始吧——

    东汉中期，青州各郡国已有人口300多万，70多万户；西晋初年，却只剩了5万余户，真是“十室九空”！曹植被封于青州临淄。他的《梁父吟》记下了当年的景象：“剧哉边海民，寄身于野草。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萧，狐兔翔我宇……”

    接下来，司马懿征伐公孙渊，一战俘获30万人，悉数迁入内地，然后把辽东丰城的百姓迁到青州。为此，专门在青州设丰城。那个丰城如今仍在，位于寿光城西十几里处，如今是一个镇，当年却是为辽宁丰城移民而设的南丰县的县城。

    在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青州成为必争之地。在200余年的时间里，战争不断，青州15次易主，先后归于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南燕、北魏。其间，也数次归属于东晋和南朝刘宋。每一次易主，都是血流成河，幸存者寥寥无几。

    后赵石虎打下青州，坑杀军民3万余人。当他下令要把广固城百姓全部杀光时，刚刚接受任命的青州刺史刘征说：“杀光了居民，我还做什么刺史？”于是石虎刀下留情，给刘征留下了700口，然后从秦州迁来了3万户。这就是当时的青州城，老住户只剩了700人。

    我关心这700人，如果他们活下来，到现在也能繁衍100万人了吧？可是，他们很快就不存在了。公元355年，鲜卑贵族慕容隽称帝，建立前燕，派太原王慕容恪带兵进攻青州。两军恶战，段龛败守广固城。慕容恪围困数月，城中粮尽，史书记下了“人相食”。最后段龛走投无路，只好率众投降，结果还是被杀掉了。随他投降的军民也全部被坑杀，广固城剩余居民3000户。但根据史料记载，这3000户全被迁到了蓟州。那700人即使有人活了下来，也随这3000户离开了青州。此后的青州人与古青州无关。

    公元370年，前秦灭掉前燕，苻坚派符郎做青州刺史，镇守广固城。苻朗是苻坚的侄子，很受苻坚赏识，但他为人似乎不错，一心读书，无心征战，作为军事统帅和地方大吏，他终日手不释卷，“谈虚语玄，不觉日之将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将至”。那是青州人遇到的好官，他体恤民情，发展农耕。但繁华的青州已是地广人稀，为了发展，他只有从陈留、东阿等地移民。这是新的青州人。公元399年，鲜卑贵族慕容德带领4万户，自邺城、滑台转战到青州，攻克广固城，建立南燕。此后的青州人主要是鲜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少量是跟随慕容德而来的河北豪门。

    然而，这些人在青州的寿命也大多只有12年。公元410年，刘裕进军南燕，血战10个月，攻下广固城，一声令下，把广固城夷为平地，杀尽当地居民。经人说情，留下1万名妇女儿童，作为战利品赏给手下。刘裕任命羊穆之为青州刺史。羊穆之接受的是一片废墟，只好另筑东阳城，也就是现在青州市区的北部。

    因为总是想着青州的先民，我很关心那一万名幸存的妇女儿童。可是，他们没有能在青州生活下去。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东阳城位于北魏和刘宋的交界之处，战略地位重要，所以北魏和刘宋屡次争夺。到了北魏攻占青州，东阳城居民8600户、41000人，还有南方来的“吴户”300余户，他们全被迁往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人迁走，粮食和器械留下，占领军共缴获仓粟85万斛，弓9000张，箭18万支，刀22400具，甲胄各3300副，铜5000斤，钱15万。这些数字都写在史书上。

    此后，唐朝和宋朝的青州重新繁荣起来，但“靖康之难”发生，官与民同时南迁，赵明诚和李清照没能回来，普通百姓也没能回来。大元建国，大明建国，青州都曾一度人烟稀少。甚至在大道上摆满金银，多少天都不会丢失。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青州先民经历的生活。我的先人就是在明初永乐年间被绳子牵着移民青州的。那时候，田野上蒿草连天，能看到成群的野鸡和兔子，却看不到人。我的先人被安置在青州城北一片洼地里，繁衍生息几百年，于是有了这里所写的我的故园。

    我的故园在青州，承接着这样的历史。

李新宇

    如今的城市女孩子，在结婚前差不多都要进美容店，即使平时很节俭的，这时也舍得花钱去让美容师收拾一下。对美容师来说，这是一笔最好做的生意，因为这样的顾客大多没有经验，手艺好坏全不懂，偷工减料也看不出，好对付。而且价钱也好商量，因为差不多都有新郎等着买单，为了面子，多少钱都会麻利地掏出来。

    在我的记忆里，故乡没有美容店，虽然据说30年代和40年代青州城里是有美容店的，而且手艺不错，“能把夜叉变成妖精”，但到我记事时已经消失，作为资产阶级的文化被“革”掉了。理发店是有的，一角钱刮光头，二角钱剪分头，主要是为男人服务，我没在理发店遇到过女同胞。而在那时候，专门为女性服务的理发店是没有的。

    不过，没有美容院，并不意味着不爱美，更不意味着女孩子灰头土脸就可以结婚。事实上，女孩子在结婚时大都要焕然一新，面貌判若两人，甚至让哥哥弟弟都要瞪起眼睛，感到那模样似乎不曾相识。

    女孩子出嫁前后，外貌的变化主要表现于两点：一是头。结束姑娘时代而进入媳妇时代，发式是要改变的，俗称上头，也就是改变姑娘的发式，盘起媳妇的头。出嫁是一个女人人生路上的重要一步，所以要有一定的仪式，并且要在外貌上显示出身份的变化。在我记事的年代，故乡的女孩子都扎辫子，出嫁时，辫子就没了，头发盘了起来，梳成了媳妇所特有的盘头。媳妇的样子要维持到自己娶儿媳妇，或者是女儿嫁人，做了婆婆的人，自然又是另一种发式。所以，那时候的姑娘、媳妇和婆婆很好辨认，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抬眼一看，就不会把媳妇错认作姑娘，也不会把“大姐”错喊成“大嫂”。

    另一个标志是脸。发式已显示着姑娘和媳妇的区别，但这仍然不是全部。尤其到了60年代，忽然兴起了一种“半毛”，也就是齐耳或齐脖的短发。姑娘和媳妇都被迫剪掉了辫子或盘头，通通成了“半毛子”。这使得一些眼色不好的老人不断抱怨：这年头，连闺女和媳妇也分不清了。不过，老人们抱怨归抱怨，姑娘和媳妇仍是分得清的，只要不是老眼昏花，就能从她们的脸上看出来：未出嫁的姑娘是“毛脸”，结了婚的媳妇是“光脸”，这是不应搞错的。

    从“毛脸”到“光脸”，有一个仪式叫“开脸”，也叫“绞脸”。前一种说法主要是指那个仪式，后一种说法具体指明了所做的事。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开脸习俗也有不同。比如，有的地方是在女孩子及笄之年就开脸，开脸意味着开始待嫁，媒人可以上门了；有的地方男人不敢娶处女，所以女孩子要等有了性经历之后才开脸，开脸就成了已有经验因而获得了出嫁资格的宣言。在那样的地方，开脸常被看作女孩子的成年礼。但我的故乡不同，齐鲁大地，处于汉民族主流文化中心，传统礼教影响甚重，所以不做类似的广告，开脸也就不是女孩子的成年礼，而是由姑娘变媳妇的外貌标志。

    “绞脸”二字，动词及物，是一个动作，可以说是中国古老的美容方式。它的具体方式很简单：用一根比较结实的线，折几折绞在一起，有点像孩子们“撑老牛槽”，两端缠绕在双手的手指上，似乎有时还要用嘴帮忙，线的中部绞在一起，两手一动，绞在一起的部分就会移动。把这个部位贴在脸上，就可以绞住并拔去脸上的汗毛，而且可以修理那些影响美观的散乱眉毛。

    绞脸一般都要请一个有经验的女人帮忙，记不清了，好像一般不用自己的母亲，而是由嫂子、婶婶或大娘来做。开始前还需要做一些准备，比如在脸上涂满粉土，静静地坐在那里呆一会儿，其意义不过是轻微腐蚀一下，以免那汗毛被绞时产生疼痛。

    开过脸的女孩子大多都会焕然一新，面色红润，特别干净。但是，开脸之后，女孩子已经不属于娘家，按照当地规矩，开脸是在出嫁的前一天，开脸之后就不能再上街，不能再见人。她的美要到她的新房里才能绽放，而且第一个看见她那漂亮面容的，只能是她的丈夫。在此之前，她虽然要参加那一系列仪式，却因为蒙了红盖头，没有人能看见她的脸。只有入了洞房，丈夫把那红盖头揭去之际，一个女孩子最漂亮的时刻才会光彩照人地突然呈现。

    因为有了绞脸这个环节，即使是青梅竹马的邻居姻缘，结婚时面对的也是一个“新人”。相比之下，现在的未婚夫妇一起去美容，一起去选婚妙，然后举行婚礼，一切都不错，却唯独少了结婚时的新鲜感，少了本来应有的一份激动。

    在两人世界里，某些激动很难重复出现，却又是不可缺少的。而那激动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婚俗进行比较之后，想到了绞脸及其相关禁忌，觉得发明它的人真是用心良苦，而且至善，与缠脚之类的发明者不可同日而语。

李新宇

    好长时间了，我的写字台上一直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串词语，都是动宾词组：

        推磨

        等碾

        纳鞋底

        过麦

        过秋

        搂柴火

        摊煎饼

        捞油泥

        讨火

        偷吃

        倒地瓜

        ……

    在纸的另一面，也写了一串词语，都是名词：

        粮票

        布票

        煤票

        油票

        救济粮

        救济布

        救济款

        衬领

        叉裤

        ……

    这是一些文章题目，总共有四五十篇，本是准备挨个儿写的。如果写完了，合起来也许是一本有些特色的书。

    然而，写过其中几篇之后，我却常常觉得无须写，因为一些内容大多有人写过了。比如写“偷吃”，动笔时没有多想，本打算一气写上七八节，但在写第四节的时候，却想起了莫言的《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用自己的胃往家偷豌豆的描写，相比之下，我的工作就成了重复劳动，而且所写远没有莫言笔下那样惊心动魄。于是，就想把写好的四节一笔勾销，但最后还是舍不得，决定留着，但下不为例，后面的几节不再写。然后想写粮票，或者购粮本，马上又想到了刘恒的《狗日的粮食》，想到女人拿了畚箕追着队伍接回热腾腾的马粪，淘出其中的马料做稀饭给孩子吃，就觉得自己无须写了。读者读我的散文，读到这里应该去读莫言的《丰乳肥臀》和刘恒的《狗日的粮食》。我又想写“布票”或者“救济布”，却也想起了一篇小说，也是我的山东老乡写的，刘玉堂或者赵德发，到底是谁记不清了，好在他们两个都是描写农村生活的好手，想必对那生活同样熟悉，互相沾光也不要紧。我没记住小说的题目，却记住了其中的事：用化肥袋子做成裤子，上面的字清楚可见，“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而穿这样裤子的人，家里肯定有干部。因为化肥袋子是公共财产，只有干部才能沾这个便宜。

    有前面诸位，一些内容真的不必写了。尽管他们写的是小说，可以虚构，而我写的是散文，时间、地点、人物，一切都要有事实根据，要经得住史家考证。但我想，就像张炜写《古船》时曾准备了大量作为历史依据的材料一样，莫言等人也未必是凭空想象的。面对莫言的小说，有人用“新历史主义”概括，我总感觉很可惜。因为我总是看到莫言饱含热泪写他的经历和见闻，为此冒着风险。有聪明人说话了：莫言是在编故事，是说着玩儿的，小说嘛，不必当真，作家并不想颠覆或纠正什么……莫言有时也会恐惧，于是常常接过话头：我是说着玩儿的……但我知道，莫言并不是说着玩儿的，他的史家之笔也决不是在抹平历史叙述的真与伪。所以，他的小说大概也有足够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

    在决定放弃救济粮、救济款之类之后，我还是想写一写“救济短裤”。因为这“救济短裤”是我穿过的，凝聚了一些别人没注意的东西。我本来为它拟定的题目是“救济裤头”，但“裤头”似乎离某些部位距离太近，有点不雅，也有点不洁，所以改称“短裤”。其实，我说的短裤，与裤头并无太大的差别，因为我穿那件短裤，里面并不穿裤头。我那年12岁，只穿裤头不能登大雅之堂，而穿了那样的短裤，却可以到处跑。

    那条短裤须质地很好，颜色记不清了，白色还是米黄色？总之底子颜色很浅，上面印了花纹，也很淡，弯弯勾勾的，材料是人造棉，刮一点儿小风也要飘，感觉很凉快。

    在我看来，那是非正当所有，也是贫协主席“以权利友”的产物。

    那时候，穿衣很难。每人每年6尺布票，虽然已经进步了，富裕了，不再是3.3尺，但仍然差得远。所以有位女老师想出了一个后来导致批判的办法：少先队员的红领巾是不用布票就可以买的，她就通过当老师之便，买来几条红领巾。红领巾是三角的，两条正好做成一个三角裤头。她屡屡如此，而且向别人传授经验，最后终于被发现。这还了得！根据我们当时的知识，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烈士的鲜血染成”，怎么能掖到那种地方去呢？所以，那个女教师被斗的时候，孩子们的确是“义愤填膺”。可是今天想起来，那位相当漂亮而且相当温柔的老师，如果不是别无办法，怎么会去“亵渎”红领巾呢？我穿救济短裤的那年，国家每年发给6尺布票。6尺布，意味着只能勉强做一条裤子（一米七以上的个头就不够了），若想穿上衣，需要等到第二年；若想穿棉袄，需要等到第三年；若想做棉裤，需要等到第四年……第五年或第六年，循环一圈，可以再做第二条裤子。据我的经验，一条裤子只能穿两年，而且第二年膝盖就该打补丁了。所以必须另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呢？主要是争取国家救济。像每年都发救济粮一样，那时候，国家每年都发救济布，或者是救济棉衣。救济又有两种：一种是完全救济，不用花钱，直接把东西给你；还有一种是半救济，国家只给一个指标，需要自己花钱到供销社去买。我穿的那件短裤就是半救济。

    当然，半救济也是不容易得到的。我之所以得到，完全是因为父亲与贫协主席的交情。父亲遵循祖父的教导，不慢待任何人，越是贫穷的、地位低下的，越不慢待。这使得他的交际圈包括了三教九流，从附近县市那些有点名气的书法家、画家，到各个学校的教师，还有一些地方官员，加上说书的、唱戏的，剃头的，算命的，要饭的，什么人都有。曾经有一段时间，贫协主席似乎不得志，于是常到我家来，对父亲发大权旁落的牢骚。阴天下雨不下地，他会突然到来，手里攥一个咸鸭蛋，或者握一只茶碗，里面有两块豆腐乳。那年代，那也都是稀罕东西。于是，父亲就拿出酒来，两人慢慢饮上几杯。主席有许多弱点，村里许多人不愿与他来往，但父亲除对自己的儿子们之外，似乎能容忍一切人的弱点。贫协主席大概觉得找到了知音，所以几次以手中的权力照顾我家。与我有关的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在东南洼里分西瓜，已经分了一半，他到了，提议暂停，然后先发表一通长篇讲话，人们不知所云，而到最后，他却把瓜堆上最大的西瓜王搬到了我的面前，而且宣布：西瓜就该这样分，这就叫公平！我正在把分到的瓜装进筐里，准备运回家，面对那个大西瓜，有点不知所措。全队的人都瞪着眼看我，以为我为队里立下了什么汗马功劳。其实，主席毫无理由，不过是他突然高兴，要证明一下自己的权力。另一次就是那条短裤。按照常规，我们家是富裕中农，历来不是救济的对象。可是，贫协主席却把四尺人造棉票送到了我家。

    一张纸片，没有图案或花纹，只是上面写了几个字，盖了印章。二哥接过来就去供销社，买回了四尺人造棉，给我与弟弟一人做了一条短裤。记得二哥回来时非常高兴，连声说：“赚了，赚了！”我们以为他赚了什么便宜，却原来是供销社两个年轻人都不在，那个老头儿卖给他人造棉，而没让他高呼“毛主席万岁”。根据当时的要求，接到救济粮、救济布可救济款，都要高呼“毛主席万岁”。二哥买回了救济布，却没喊万岁，觉得赚了很大便宜。

    二尺人造棉做一条短裤，实在不够，所以做得短了点儿，介乎短裤与裤头之间。但那条短裤很耐穿，每到夏季就穿上，直到我个子长高穿不上了，都没有穿破。

那时生产的人造棉，质量是不错的。

李新宇

三、五四“反帝反封建”的认定过程

    “反帝反封建”口号提出的时候，五四已经过去几年，所以不可能直接指导五四，也无法穿越时间隧道而跻身于五四口号之中。五四成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追认过程。

    根据容易看到的材料，最先把五四与反帝反封建联系在一起的是李大钊。1924年5月1日，他在《这一周》中写道：“五四纪念日。这是中国全国学生膺惩中国卖国贼的纪念日，是中国全国学生对于帝国主义行总攻击的纪念日，亦即被压迫的民众向压迫的国家抗争自由的纪念日。”[15]（P502）这是关于五四反帝反卖国贼的最早论述。接着是瞿秋白。1925年，他在《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中认为五四运动是“辛亥革命以后第二次的民族革命”。“五四运动，一方面反对爱国亲日的官僚和军阀——安福系曹、章、陆等，以革命的群众的直接行动袭击这些反动派；别方面很明显的提出废除二十一条，收回青岛等要求。于是便把辛亥以来反动派与革命派争相‘保障外人的生命财产尊重条约权利’，而求帝国主义者之援助的局面更变了，换句话说，便是把义和团失败之后之‘尊洋主义’的天经地义打破了。这是五四在中国民族运动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点。”[16]在这里，“卖国贼”已开始向“官僚和军阀”转换，反帝的意义被特别强调。

    进入30年代，在进行新的文化革命时，瞿秋白对五四进行了这要的评价：“‘五四’是中国的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但是，现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早已投降了封建残余，作了帝国主义的新走狗，背叛了革命，实行着最残酷的反动政策。”他仍然承认五四有“光荣的遗产”，但做出了新的选择：“‘五四’的遗产是什么？是对于封建残余的极端的痛恨，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反抗，是主张科学和民权。虽然所有这些抵抗的革命的倾向，都还是模糊的和笼统的，都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一切种种资产阶级性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的彻底反抗封建残余和帝国资本主义的阶级，只有它能够反对着资产阶级，批判一切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类的腐化的意识，而继承那种极端的深刻的对于封建残余的痛恨。”[17]从中可见，瞿秋白一方面赋予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将其纳入民族革命的范围，一方面又看到了它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对它进行了否定。有时把自己与五四挂接在一起，有时则宣布与五四决裂，这是当时多数左翼知识分子对五四的矛盾心态。承认五四还是不承认五四，如何处理左翼文化与五四文化的关系，当时尚未定论。所以，包括茅盾等人在内，都有这样的认定：“‘五四’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企图组织民众意识的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五四的口号完全是资产阶级性，所以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现阶段，虽然同时仍须注力于铲除封建势力，但五四在现今却只能发生了反革命的作用。”[18]重要的是，30年代的左翼不能接受五四的“爱国”，却能接受“反帝”，因为按照当时的认识，蒋介石的国家是属于帝国主义的。正因为这样，在因中东路事件而引发的中苏冲突中，他们才高喊“武装保卫苏联”和“打倒国民党帝国主义”的口号。然而，这种情况在抗战前夕有所改变，陈伯达、艾思奇等人发起的“新启蒙”运动抛弃了五四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却声称要继承和发展五四启蒙运动。他们既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又强调抗日救亡。如果把蒋介石看作“封建军阀”，“新启蒙”正好适合“反帝反封建”的帽子。

    在这个基础上，权威的结论出现了。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发表《五四运动》一文，认为“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17]（P522）。三天之后，他又发表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话，强调五四“反对卖国政府”的精神，肯定五四运动“是为着反帝反封建”的。[12]（P528）又过了半年多，1940年1月15日，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进行总结，涉及五四，他集中强调了几点：一、“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二、“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2]（P659-660）

    至此，关于五四“反帝反封建”的认定全部完成。剩下的就是学者们的具体论证了。

四、五四领袖们的异议

    五四“反帝反封建”之说在当年的领袖人物中显然未能达成共识。把《新青年》集团和学生领袖放在一起考察可见，多数人没有把五四的努力看作反帝反封建，也没有使用这个词语。在他们当中，有人表示坚决反对，有人不予理睬，却没有人接受并使用这一词语。

    在反对者中，胡适是有代表性的，他明确表示不赞同，并且对“反帝反封建”本身一再质疑。在反帝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胡适坚持批判中国传统，并且为所谓“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而辩护。他列举中国人对女人和孩子的不人道，然后对西方传教士表示感谢：“他们传教之外，还带来了一点新风俗，几个新观点。他们给我们不少的教训，其中最大的一点是教我们把女人当人看待。”[19]（P641）“我们深深感谢帝国主义者，把我们从这种黑暗的迷梦里惊醒起来。我们焚香顶礼感谢基督教的传教士带来了一点点的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叫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待小孩子是残忍的，不人道的，野蛮的。”[19]（P646）他提倡民族反省，对排外浪潮表示不满：“不要尽说是帝国主义害了我们。那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的话！我们要睁开眼睛看看日本近六十年的历史。试想何以帝国主义的侵略压不住日本的发愤自强？何以不平等条约捆不住日本的自由发展？何以我们跌倒了便再也爬不起来？因为我们从不曾悔祸，从不曾彻底痛责自己，从不曾彻底认错。”面对反帝运动中出现的现象，他非常反感地说：“义和团成了应该崇拜的英雄志士，而西洋文明只须‘帝国主义’四个字便可轻轻抹杀！政府下令提倡旧礼教，而新少年高呼“打倒文化侵略”！[19]（P27）

    在胡适认定的“五大仇敌”中，是没有“帝国主义”的，他的理由是“帝国主义不能侵害五鬼不入之国”。面对“贫穷源泉于帝国主义侵略”之说，胡适问道：“难道八十年前的中国真不贫穷吗？”面对“扰乱由于帝国主义操纵”之说，胡适问道：“张献忠、洪秀全又是受了何国的操纵？”面对“帝国主义以鸦片亡我中国”的说法，胡适说：“鸦片固是外国进来，然吸鸦片者究竟是什么人？何以世界的有长进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独钟情于我神州民族？而今满田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20]（P373）他认为，把中国的问题推到洋鬼子身上，是一种偷懒的办法，却也是自欺欺人的办法，最终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在胡适认定的五大仇敌中，也没有“封建主义”。他的理由是“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19]（P27）。他说：“有一班人天天对我们说：‘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阶级。’又有一班人天天说：‘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势力。’我们孤陋寡闻的人，就不知道今日中国有些什么封建阶级和封建势力。我们研究这些高喊打倒封建势力的先生们的著作和言论，也寻不着一个明了清楚的指示。”他密切关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讨论，举出一个例子：有人在两个月之前发表文章说：中国的封建时代历经黄帝和尧舜禹汤，至周武王完成，到秦毁坏了。两个月之后就完全变了说法，认为封建国家是在秦始皇确立的。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如此让人捉摸不定，那么，作为革命对象的“封建势力”是什么呢？胡适感觉同样摸不着头脑：“去年《大公报》上登着一位天津市党部的某先生的演说，说封建势力是军阀，是官僚，是留学生。去年某省党部提出一个铲除封建势力的计划，里面所举的封建势力包括一切把持包办以及含有占有性的东西，故祠堂，同乡会，同学会都是封建势力。然而现代的把持包办最含有占有性的政党却不在内。所以我们直到今天还不明白究竟什么东西是封建势力。”[20]（P360）

    因此，对于反帝反封建的说法，胡适曾经讽刺说：“好像捉妖的道士，先造出狐狸精山魈木怪等等名目，然后画符念咒用桃木宝剑去捉妖。妖怪是收进葫芦里去了，然而床上的病人仍旧在那儿呻吟痛苦。”[20]（P361）胡适的说法真是不幸而言中，“反封建”是在上世纪50年代就宣布完成的，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那些东西，却不但没有打倒，反而迅速发展起来，就连在五四时期已经成了过街老鼠的一些东西，也得以东山再起并招摇过市。

    在反帝高潮兴起之际，钱玄同也曾多次表达自己的不同见解。他在《关于反抗帝国主义》一文中说：“咱们被人家侵略，绝对的不应该投降，绝对的应该反抗。这是天经地义，不容丝毫疑惑的。”但他认为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外国。他认为重要的是“唤醒国人”，但唤醒国人不是让他们去喊打倒帝国主义，而是反省自身。像胡适一样，钱玄同强调的是反省。他说：“‘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孟老爹这三句话，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帝国主义者侵略咱们，咱们固然应该反抗他们，但断不可一味的愤恨他们……是个国民，才有抵御外侮之义务，奴才配有吗？二千余年以来之中国人既束身于《婢仆须知》之中，则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固其所也。”[21]（P344）他又说：“反抗帝国主义是反抗侵略咱们的强权，绝对不是‘排外’。向咱们施行帝国主义的外国的文化，都比咱们高得多多，咱们不但不应该‘排’它，而且有赶紧将它‘全盘承受’之必要，因为这是现代的世界文化，咱们中华民国也应该受这文化的支配。”[21]（P347）

    从逻辑上上讲，对于五四“反帝反封建”之说，陈独秀和李大钊是应该是赞同的，因为那正是他们所建立并领导的政党宣传的，体现着他们所承担的革命任务。可是，情况并不这样简单。尽管陈独秀早在1915年就把传统的弊端称作“封建之遗”，而且在1922年之后积极推动反帝运动，却拒绝把秦以后的时代认作封建时代。在他的言论中，很少出现“反帝反封建”连用的现象，更未说过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陈独秀表示：“说中国现在还是封建社会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把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及一切反动行为都归到封建，这不但是说梦话，不但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简直是有意的为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其实在经济上，中国封建制度之毁坏，土地权归了自由地主与自由农民，政权归了国家，比欧洲任何国家都早。”[22]（P117）他的见解显然也有问题，把革命对象确定为资产阶级也未必正确，但由此可见，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并不赞同把针对现实的斗争称作“反封建”。李大钊的情况与陈独秀大致相同，在五四过后积极鼓动反帝运动，笔下不乏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口号，并且强调过五四学生运动的反帝意义，却从未说过五四“反封建”。他对中国农村经济有过细致的研究，也没有使用“封建”二字。

    鲁迅等人则对“反帝反封建”始终未赞一语，所有著作中都不见这个词汇，更没有用它概括过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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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张国焘.我的回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12] 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13] 北成.关于“专制君主制”的译名[J].史学理论研究,1996,(2).

[14] 冯天瑜.“封建”概念辨析[J].社会科学战线,2006,(5).

[15] 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6] 瞿秋白.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J].向导,第113期,1925-5-3.

[17] 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J].北斗,第2卷第2期,1932-5-20.

[18] 茅盾.“五四”运动的检讨[J].文学导报,第1卷第2期,1931-3-5.

[19] 胡适文集(4)[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0] 胡适文集(5)[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1] 沈永宝编.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22] 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原载《齐鲁学刊》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