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在翻开一些经济学专著的时候会五体投地：这些经济学家怎么如此渊博，这些数据他怎么掌握得这么全面，又是如何分析出来的？而且，他们竟然对于经济的形势作过如何准确的预测。

     我对经济学家的崇拜经历了同样的抛物线过程，2007底我对经济学家的崇拜开始减弱，给我这种感受的是来自北京的一个专家，2007年8月份他作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到商丘的永城演讲，他当时没有讲稿，但对于县域经济的发展论述得头头是道，其中观点新颖深刻，我对他记忆颇好，认为经济学家就是经济学家，但两个月后我又在郑州听到了他的演讲，他竟然有没有拿讲稿，但可怕的事，他讲的竟然还是两个月以前的东西，我偷偷地在现场听了以前的录音，中间有着惊人的重复。半年后在一篇学术文章里，我又发现了该专家的文章，里面的内容几乎和半年前演讲的一模一样。

     我开始对经济学家这种重复有了研究，我发现几乎所有的活跃的经济学家，都存在着大量的重复情况，我曾进购买了所有的郎咸平的书籍，我也曾经看过所有演讲的纪录，我发现，他在最近演讲中所使用的每一个观点，都是以前曾经反复用过了，比如说他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灾难，对中国经济政策批评，他在北京这样说，也在杭州这样说，十年前这样说，十年后他还是这个观点，而且所用的理论甚至话语词汇都基本相同。郎咸平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专家了。

     在我的心目中，经济学家经历了一个从神到人的转变，我再也不迷信他们了。

     真正把这个群体从我心目中拉下神坛的，还是我参与组织的一个活动，2008年6月，我参与了一个在地市举行的论坛，主办方中有一个是我的朋友，也是所谓的河南省的著名专家，主办方要求他必须请六名省内经济专家参与论坛发言，我和他一起开车一辆商务车穿梭在郑州的大街小巷找专家，常常是到了一个单位门口，他拿起电话给人家说，喂喂，走吧，中午一顿饭，五百块钱红包，下午车就送回郑州了……后来我们拉满了一车专家，这些专家在上车之前根本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研讨会，在车上，我的朋友把论坛主题简单提了几句，几个人便兴高采烈地闲聊起来，但到了会上，几位专家神情严肃地开始了他们的主题演讲，并称受到了主办方委托之后，这些天他一直在思考……   

     当我走进他们的生活时，我开始对专家这个词汇产生怀疑，我不知道是我对专家的定义错了专家本该如此，还是如今的专家已经基本丧失了学术创新的功能。

     但后来的一个事情让我似乎明白了我，一次跟郑州煮酒阁的营销总监老李一起吃饭，菜没有上来之前他打开了一瓶酒，那瓶酒没有标签，他让桌上几个卖酒的人闻闻这是什么酒，我拿过来闻后告诉他，这是酱香型白酒，但这种酱香型应该属于川酒（四川的酒，因为中国主产酱香型白酒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贵州，一个是四川.），该结论一出满座哗然，"专家啊！"不少人竖起大拇指。

     其实后来我想想，经济学家跟品尝白酒的师傅一样，见得多了喝得多了，只要有心一点，自然也就成了专家了。

    2年后我毕了业，毕业前所有同学都以为我会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因为我当时已经洋洋洒洒发表了十几万字，并且成为当时开封市作家协会最小的会员，但我却远走广州去新闻单位实习了。

    我花这么大的篇幅来讲我的文学故事，是有一定原因的。若干年后我实习结束，开始了一个记者的忙碌生活，我不再用稿纸写文章了，我用电脑也不用排队，我的打字速度已经接近专业的打字员了。我写东西的速度也快得让自己吃惊，早上发现的选题，到下午六点之前要写成一篇三千多字的新闻稿件，而且有故事、有深度。

    现在我还经常翻出我大学写的小说来看，我觉得写作中，那个漫长的过程很温暖，但我却没有了写小说时的那种成就感，记得当时第一篇小说完成时我自己看了三遍，几近热泪盈眶甚至彻夜难眠，以后的小说，我都要细细地打磨，一直到我满意为止，当看着自己的成果，那种激动的心情和成就感是别人无法理解的，但如今我写完一篇稿件，却感到如释重负，似乎摆脱了一件沉重的负担一样。

    我后来对这个现象有了一个长久的思考，我逐步调整了自己的心态，职业的不同，对于从业者来说，要求是不同的，如果按照文学青年的思维来写新闻，那么失败是无疑的。

     但写小说时的那种精打细磨的心境，我仍然怀念它，我甚至有时候想，在长久而又浮躁的新闻写作中，我是否可以花一段时间，去静静地打磨一个事件呢？我知道这样的写作对于一个记者来说并不能时常态，但就算是一次恋旧，可以吗？

    但计划仍然是计划，每天早上我起来，我仍然会陷入无尽的琐事之中，我需要写什么稿子？我今天需要拜访谁？没有人强迫我，但职业的特性在暗示我，我必须这么做，我晚上有什么应酬？我像一直被追逐的兔子，在记者的轨道上告诉奔跑。或许这就是一种选择带来的结果，你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选择这个工作状态。

   诚恳坦然地面对自身的浮躁，我们会变得更沉着。

    做这个工作，人会有一种莫名的郁闷，做这职业，人不可以有职业道德，不可以有职业自豪感。流水线上的工人看到自己的产品被人使用会有职业自豪感，他觉得自己为社会创造和产生了价值，而记者不行，被阉割的产品被读者阅读，他会觉得是一种耻辱。

    记得大学学新闻的时候，老师教导我们不能当传声筒、打字机，新闻必须有自己的思想，但我觉得老师忘记教给我们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不同的，每个人的主管都是不一样的，这样产生的后果很简单：谁的权力大，新闻就能体现他的思想。

    这个月我觉得我写了两篇好稿子，一篇调查食品增白剂的，我调查得非常详细，但因为版面原因只发了半个版，看着只有骨头没有肉的报道，我有一种职业挫败感，另外一篇是汝阳杜康调查的，一个详细的报道被企业公关掉了。

    我没有去埋怨报社的哪个领导，在新闻的流水线上，权力越大，新闻就必须体现他的意愿，我的两篇报道就是如此。

    出门吃饭的时候，很多人介绍我的身份时都会加上“大牌记者”或者“首席记者”，我很惶恐，正如梁山的好汉突然被封了个官职，这似乎并不是赞赏，而是一种讽刺。

     中国的新闻史永远会有两部，一部是光鲜亮丽的歌舞升平，一部是怨声载道的记者内心，在这两部历史中，存在着永远不可能调和的矛盾。

    2008年，又一年又要过去了，我在这个职业上已经整整三年，三年来，我没有自己满意的作品问世，最满意的作品，往往保存在自己的电脑上，隐藏起来，或许将永无见天日的机会了。对于一个人来说，如果三年来你的作品无一让你满意，那么是不是应该考虑换一个领域工作了？

    我不知道工作的定义是什么，如果这个定义更多的跟生存有关，那么我情愿如此的生活在苟且偷生之下，并且把苟且偷生当作正常的生活，如果这个定义更多的和兴趣爱好有关，那么是不是真的考虑要离开了呢？

    我时常怀念我刚到报社的日子，那个时候认识的人不多，应酬也很少，我写完稿子就是回家，我在门口的小饭店里吃一碗面，然后走进租来的房子里——那个小房子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些杂物——我在房间里看书，看那些大学时代没有看完的书，我周六周日可以闷在屋子里睡觉，也可以坐车去不远的地方会会朋友，我有大把的时间供自己使用。

    我更怀念我在广州实习的日子，那个时候我拥有一个年轻人正常的热情和激情，我在网上开了好几个博客，每天都更新它们，我写了无数篇令自己欣赏的文字，我在网上和方舟子、司马南打嘴仗，我获得了“中国不良记者”的称号仍然毫不在乎。我一年搬了四次家，我穷得连理发都要趁过年回学校的时候，我早上吃饭就是一个馒头，但我仍然有大把的时间支配，我去爬火炉山，我去爬白云山，我去正佳广场上看行人，我去中山大学漫步，现在想想，我那时是最幸福的人。

    我已经记不得什么时候去的公园，我也记不得博客最后一次更新的时间，各种各样的琐事如流水般弥漫在我的四围，使我艰难于呼吸视听，更不用说去反抗了。

    我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的朋友圈，但我却丢失我自己的时间。

    我也时常会有摆脱现状的想法，在某个时间，我甚至有逃离这一切的想法，我曾经想过换一个单位甚至换一个城市生活，但这种念头时常在一瞬间灰飞烟灭，这个城市有了太多的勾连和牵挂，我不忍心。我能去哪里呢？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久了，你必定会回到原先的状态的。身边的每个人都生活得并不容易，我了解他们的生活，这似乎就是生活的全部，每个人都在争取着自己的生活空间，在繁忙的背后，是一颗颗无奈的心。

    年轻的时候，我渴望成熟，我觉得成熟才是人生最主流的状态，但一旦自己成熟了，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地渴望幼稚。因为在幼稚的时候，我们能够自己支配自己。

    现在回头来看，6月1日实施的“限塑令”并没有原先想象的“立竿见影”，先是禁塑后虽然超市不用了，但农贸市场照样“遍地开花”，有需求就有供给，骑自行车兜售塑料袋的小贩并没减少；然后又有报道指出超市里也有漏洞：手撕袋在功能上完全可以替代传统的塑料袋使用，很多市民走过时顺便撕两张。

      存在漏洞这并不奇怪，“限塑令”挑战的是市民多年的消费习惯——习惯的力量是很可怕的，因此千万不要期望一纸限令就立竿见影。我们面临的选择是：要环保，还是要方便，但至于谁更重要这种价值判断，我想对于当今的公众已经不成问题。但另一方面应该看到，也许没有人认为限塑令不对，而是出于方便违背了限令，难点在于，如果如何让老百姓适应或者克服因没有塑料袋而带来种种不便。

       所以，作为政府也好，媒介也好，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不能因为存在种种漏洞就否定“限塑令”，或者否定老百姓的素质，应该通过细致的宣传，常年提醒、教育公众，提高全社会的环境意识，同时，积极研究、开发可降解的替代产品，以降低限塑的阻力。

     而现阶段，政府能“立竿见影”的，就是从源头上断绝塑料袋的来源，应该看到，消费只是产业链条的末端，对于末端的控制往往是最难的，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生产环节，如果生产环节无法控制，就更不用说销售环节和使用环节了。但政府控制生产环节并不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因为塑料袋生产已经规模化了，政府要对受相关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鼓励他们转型，生产其他合格的塑料袋。

    我每天起床后，脑子就陷入了紧张的运转中，我上午要处理一两件事，下午处理一两件事，我想一个陀螺一样，被无穷的事情抽打着，高负荷运转。

    我有时候真是觉得很累很累，有时候真的觉得要睡一睡，那就让鸟儿不要叫，云儿不要飞，我就这样安安静静的睡一睡。

   觉得香港的生活很“有序”：街头人来人往但不吵闹，所有的店铺门口都站有促销人员，却没有听到震耳欲聋的广告；人们行色匆匆，但对于问路者很热情，同行的朋友晚上十点多去地铁，工作人员说地铁已经停止，并关切地问他们是否知道自己住在什么酒店，需要不需要什么帮助？晚上在街头，一对情侣关切我们，天很晚了，赶快回去吧。

   但印象最深的是，香港在公共服务上的处罚措施，比如说在卫生间，我看到环境卫生署张贴的宣传册，除了教育人们“清洁环境全赖你我”之类的温馨提示外，还在下面写出了“若随地丢弃废物，罚款￥1500”的警示；在商店里，禁烟的标志处处皆是，下面有罚款的数目，一般都要高于一千港币；我们参加活动结束后，在门口需要等着大巴来——这跟国内车在门口等着人是不同的。导游告诉我，如果司机在这里等人，将被指控，并且被罚以高额款项。

    我不知道这种有序的生活是否是以重罚而得到的，但这种重罚却给我了很多感触，一位长期在香港生活的人告诉我，很多人向往香港，因为在这里是自由平等的，以罚款为例，一个普通百姓和一个高级公务员的违法成本是一样的——执行的罚款数额都是一样的。

    我把这种情况理解为法治，一个社会是否称得上是法治社会，并不在于法律是否人性化，是否惩罚严重，而是在于执法是否平等，不参杂一丝的人情在里面。

    在中国漫长的法治普及历史中，人情始终是最重要的因素——这跟它诞生于中国这个人情化的社会有关，而以人情为主的法治社会，必然会诞生两种情况，一是法律更好体现它的精神——比如说许霆案的最后判决，但更多的是，造成了大量投机分子的成功投机。

     我们时常会看到这样的事例：村里一个恶霸，长期横行霸道，有一天村里另外的年轻人和他发生冲突，然后把他打死了，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这个年轻人会被以故意杀人罪而惩治，但这个时候，村里的老老少少会联名上书，在痛诉恶霸的行径之后，高度赞扬年轻人的行为，把一个刑事案件转变成了除暴安良的典型事例，要求从轻发落之类。达到目的后，这些人会为法律的至高无上而高呼，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法律。而当有一天，这些老百姓在和比自己力量大的势力抗衡时，法律同样显示出了它的弹性，这个时候，普通人会同样高呼：法律怎么这么不公平呐！

    这就是中国人的心态，我们渴望法律的公平处理，渴望法治，但是在具体的事情中，我们又高呼“包青天”的降临，期盼一种人治下的快速处理。

   于是我们看到，打着公平正义的旗子，我们把人治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如说一个由法院提供的判决书上，竟然有“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民愤”是什么？是一种情绪，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而法律是理性而冷静的，我们在具体的审理中，不是以理性的法律为依据，而是以一种情绪化的表达为标杆，这算得上是法治吗？

   有收获必有失去，我们收获了在特定意义上的“大快人心”，就是允许了人治成分的存在，那么，我们肯定要城中因为人治而带来的不公和投机，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事实。

    我们命定了的生存方式，便是不得不在物欲世界里活下去却仍有拯救自己心灵的冲动。事情往往是这样的，随着我们物欲的开发，随着我们在世的成熟，我们不断地加重着心灵的遮蔽，将我们的童真遗忘。于是，我们在沉沦中继续要求着沉沦，在遗忘中追赶更深重的遗忘……然而，依旧有真挚的瞬间涌现出来，当飞机突然从1.3万米高空跌落，当列车相撞，当火山喷发，当大地震动的时候，美酒和豪宅，股票和职称，婆媳争吵和办公室政治……所有这些在那一瞬间变得毫不相干。真挚涌现，让我们落泪，让我们思念，让我们反省生活与死亡，让我们窥见永恒。

     当大地震动的时候，人犹如一株苇草，脆弱而伟大，帕斯卡尔这样写道，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去。脆弱的是肉体，伟大的是心灵。在这样的生死关口，甚至——假如是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会宣称，惟有通过这样的生死关口，心灵才返回本源，本心显现，动物“本能”升华为“人性”——惟有人类才具有的伟大性情。

    人性，最普遍且最高尚的，称为“爱”。至于这人间的爱向上升华的路径，中西各有不同。在西方是上帝之爱，那是来自天上的光明，与内心的黑暗恰成对照。在中国，自古就有的，是所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那是天与人之间的幽深感通，是“生命”的本义。只不过，如前述，生命的本义在日常生活里被遮蔽了。大千世界，我在，这是偶然——以百亿分之一的概率，我存在。倘若我的偶然的在世间的生命竟不能升华，那是我的罪过，这是必然。

 一个朋友为大地震作的祭文

    7天前，下午的2：27，你们和我们一样，盘算着生活，计划着前景，甚至有生活带来的烦恼和不安。60秒后，你们和我们永远分开——5万陌生的同胞啊，你们的离去撕痛了整个国家，你们的名字带着悲伤，永远刻在我们心间。

   7天后，5月19日下午的2：28，我们为你们送行。按照我们的民俗，今天是“头七”，是你们远行的时刻。

   5万的灵魂，在故乡盘桓了7天。

   今天，神州举哀，全国人民俯首大地，与你们告别，给你们的灵魂送行。

   你看到国旗了吗？这是国家第一次为甚至没有名字的公民降下。

   你听到神州大地的鸣笛了吗？你们的身份是那么的尊贵，享有尊严。

   我们，你们的兄弟姐妹，手拉手目送你们——我们替代你们的手，重建你们被涂炭的家园。

    因为你们已唤醒了整个国家，整个国家已经充满了爱的力量。

    请去吧，再看一眼让你们不舍的家园。你们一定要手拉手，不要走散，我们祈祷你们的灵魂，进入安宁的新家园。

   请去吧，放下你百结的留恋。

   请去吧，放下你的苦难，我们承担。

  拜托啦，请你们照顾好随你们而去的孩子们！

  拜托啦，不要担心，我们会照顾好你们留下的孩子和老人！

   我们，在遥远的南国，心里点燃一柱柱香，让缭绕的青烟带着祈祷和祝愿，陪你们远行。

   请你们不要走的太远——我们不会让你们的灵魂，如烟飘散！

   请你们不要走的太远——我们一定让你们看到，鲜花再开的故乡，重新绽开的笑脸；

   请你们不要走的太远…………

众多的孩子倒在废墟里，一个花样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

或者他们没有想到，学校竟成了孩子的葬身之地。

为他们默哀。

（广告效果图）广告词：炼乳加草莓，好爽好滋味。

拍摄现场图（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哪个地方，都不算稀奇。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时候，爱国者们都到哪里去了，按照在任何一个中外纠纷中所出现的比例来看，30多人的公车上，至少应该有接近30个积极作为的爱国者；在街头行人中间，至少会有95%以上的积极爱国者，然而小偷在车上打小学生，不会有人制止，男人在大街上打女人，也不会有人制止，我甚至设想那个小偷和殴打女人的男人也未必没有爱国的义愤。

　　我特别说到小学生制止小偷被打和女人在大街上挨打，是因为孩子和女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应当得到保护，就连恐怖分子都知道拿别人欺负了儿童和妇女来自我辩解，何况我们是一个经常骄傲于五千年文明而且迅速强大的国家。

　　我很奇怪，难道小偷打孩子、男人打女人甚至女人在大街上被强奸，这样的事情与国家和民族的可爱程度没有关系，难道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是国家和民族的耻辱，而可以增进国家和民族的可爱性吗？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刻，只有或冷漠或“热心”的观看，而没有人出来制止呢？

　　哦，制止这样的行为很危险。我不知道制止一个小偷打小孩，制止一个男人对女人挥动拳头，有多大的危险，即使是危险，难道爱国就不需要冒危险吗？我看到多少人一谈到国家和民族的光荣，都是准备付出生命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也请你为这些让国家和民族丢脸的事情去准备付出吧。

　　让我设想一下，一个社会连孩子和女人被公然摧残都没有人制止，一定会让人感到不可理喻。如果有外国人因此而言，中国人不可理喻，将会如何呢？那当然是要抗议的，你会说小偷打孩子、男人打女人都是个别的，并不代表中国人，那些观看者也不能代表中国人。然而我也可以设想，你没有去制止恶行却敢于抗议外国人，可能是一种算计，外国人隔得很远，而且他们的拳头落不到你的头上，所以呐喊是安全的，说要付出生命也是安全的；而身边的恶，是真切的，你看到了恶棍的拳头，于是噤声不言，因为那只拳头可能加到你的头上。

　　其实，即使不上升到国家和民族的高度，也应该说一个恶棍能公然欺侮弱小，他是在侮辱每一个在场者的人格，侮辱整个社会，他知道社会是多么冷漠和怯懦，是多么没有是非和勇气，才会去这样做。然而，哪一个在场者感觉到了人格受辱呢？他们冷漠甚至欣然地接受了一场侮辱，然后各各回家。

　　据说拳头大了，别人就不敢欺负你了。打小孩的小偷、打女人的男人，他们都是拳头大了才去打的，他们不会去打那些拳头大的人，而且知道拳头大的人满足于自己不被欺负，不会去制止他们打向弱者的拳头。 (作者：刘洪波)

   我对这句话至今记忆犹新，因为当时我刚到广州，而且当时的想法是留在广州，所以我很想通过不同的渠道和说法，来更多的了解这个城市。自此以后的每天傍晚，我下班回家经过广州体育中心、五羊新城、天河等地方时，我总是去看一看门口是否有书店，来揣摩那句“文化沙漠”的意味。

   后来我阴差阳错回到郑州，郑州是八大古都之首，原来的“商都”，这是颇让郑州人自豪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座城市文化贫瘠的程度，已经远远不止用“沙漠”来形容了。好歹广州的大街小巷都有买杂志报纸的，每个公交站牌都有兜售报纸杂志的小摊贩，基本上每个路口都有报刊零售店，作为上班一族，上班期间买份杂志报纸看还是很方便的。

    但在郑州，这份方便已经没有了，比如说一天早上，我出门突然想买份南方周末，我在小区的门口、以及我坐车的地方，很想找一个报摊，但诺大的一条路上，竟然没有一个报亭，我走了两站，左顾右盼，竟然一个卖报纸的地方都没有；就在昨天，我去省酒业协会办事，因为去得早了一点，所以想去买份《财经》，因为最新的一起已经出来了，我当时的位置是在花园路口——这是郑州最繁华的地方之一公交车最多，人流量最大，报摊也最多。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找一份杂志并不成问题。当时是将近早上8点，路口的一个报摊没有开门，另外一个开着门，里面的大爷不清楚什么是《财经》，他向我推荐一本名叫《传奇故事》的杂志，说卖的很快，值得看看。我去天桥下的杂志批发店，老板说，没有了，这东西不畅销。

   我时常怀疑郑州八大古都之首的真实性，真的，从人文到思维，甚至最简单的建筑，都没有任何古都的影子，是个名副其实的文化沙漠。文化的社会需要雄厚的文化基础，连买份报纸都如此窘境，“沙漠化”可见一斑。

   我时常羡慕古代的知识分子，虽然之乎者也有点迂腐，但自我陶醉在书中，倒也逍遥自在，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是否快乐呢？ 能够沉醉其中得到快乐，别人怎么说又有何妨？

   但是在羡慕的同时，我很想知道，古代人购买图书杂志，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呢？会不会当时村里或者县里都有相应的图书出售点和零售点？相关的书籍里记载了古人如何刻苦读书，但却没有记载他们如何买书。

在回答古人如何买书的问题上，网络是很流氓的，我在Google在打出“古代人如何买书”的搜索关键词，但首页出现的全部是“古代人如何运用性技巧”的内容。

   看来，互联网的沙漠化和低俗化程度，已经泛滥不堪。

文章提交者：向往天空的鱼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爱国者”的十七大自由

四川冉云飞   

我知道国与党、政府是不一样，这是应然状态。但从目下中国的实然状态以及被置换、偷换、绑架的实际效果来看，目前中国这样的国其心脏是政府，其灵魂是党。所以在中国目前这种现实环境及语境中，爱国难免更多时候是在爱党，不管你承不承认，这便是你不理智爱国的吊诡。不承认这样的吊诡，而不分清红皂白地爱，反而可能被这个“国”把你卖了。下面我们就来说点爱国青年们也许没有意识到充满吊诡意味的事吧。政府才开到十七大，所以就来个十七大自由吧。官方才开十七大，你来个十八大，不是太僭妄了吗？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

国当然可以爱，但应该清醒而理智地爱。对当下爱国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才不至于像安替说的那样盲目地“爱国爱到夏商周”，更不至于“爱国一定要爱到变态”。换言之，“爱国者”的确应该理智，不应该成为自己控制不住的“飞毛腿”，也就是“爱国者”最终拦不住自己骨子里的“飞毛腿”，那惨祸就搞得太大了。当然，即便你像如下发高烧者的“爱国”自由，我也是尊重，我只是遗憾，因为在我看来有更好的爱国方式和途径，所以不惮说出来，请大家批评。

一：你有在异国游行的自由，你更有回国不能游行的自由。

在别国你可以随意游行，在我们这里你结伙散步就有麻烦，爱国的权利没有配发给你，你咋能不经同意随便爱呢？你有异地爱国的自由，但你更有回国不能随便爱国的自由。在美、法、英等国你可以上大街去爱你的国，当然回国了，你还可以到网上爱国。

二：你有当众指斥别国政府及该国领导人的自由，你更有不能当众指斥自己的政府和领导人的自由。

将八十年代的政治笑话延伸一下吧（后面一句是我加的）：美国人有到白宫去骂里根的自由，苏联人有到克里姆林宫去骂里根的自由，中国人有不能到中南海去骂里根的自由。

三：你有看不到CNN的权利，但你却有抗议CNN的自由。

在中国找不到像CNN这样的软柿子，因为这里没有私人媒体，抗议官方喉舌的后果可想而知。

四：你有建网站反CNN的自由，但你更有不能建网站反《人民日报》的自由。

我们需要像反CNN一样有反《人民日报》的自由，这才是深层的爱国方式。

五：你有在纸面上反台独、藏独、疆独的自由，你更有不能结社、集会去公共场所反他们的自由。

主统一、反分裂好像是万分的爱国，但国是你随便爱的么？你只有听从官方让你怎么去爱的自由。

六：你有爱国的自由，但国更有不爱你的自由。

老舍《茶馆》里的常四爷说：我爱大清，可谁爱咱啊。

七：你有爱国的自由，但更有让你办暂住证的自由。

作为一个爱国青年，你为何暂住在中国？除非你能给我证明那些要办暂住证的人都不爱国。

八：你有反对国外将奥运政治化的自由，你更有支持国内政府将奥运政治化的自由。

中国可以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当然更可以“集中一切力量”反对别人来抗议他这样伤害人权地办“大事”。

九：你有不能随意接受诸种信息的自由，你更有夫妻俩在家中都不能看黄碟的自由。

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把爱国青年需要的自由发挥到了极致，毋须赘述。

十：你有被官方当作一张牌来打的自由，你更有被官方随意抛弃的自由。

你爱国反日游行，他看到有用，就让你去游。过两天他怕事态弄到他无法控制，就免了你爱国的权利。这两天你的“爱国”情怀得到他们允许，于是你感到扬眉吐气，但过两天他们为了奥运就要收了，某种意义上讲不准你“爱国”了，这就是官方对于你“爱国”的态度。

十一：你有发表支持政府言论的自由，你更有发表批评政府言论而遇上危险的自由。

胡佳、郭飞雄等就是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呢还是吓得魂飞魄散呢？如果哪天批评中国政府像批评任何别国政府一样自由（实质上批评别国政府也不自由，你看传媒的国际版如何统一口径就知道了），那么爱国便成了一件名正言顺的事情。

十二：你有公开表扬政府的自由，你更有在笼子里爱国的自由。

布什说，人类的伟大成果之一，就是民众将政府关进笼子，让政府驯服地在笼子里说话，而不是相反。

十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有拥护的自由。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更有反对的自由。

这是对毛泽东语录的深入学习。

十四：你有在网络上爱国的自由，但你更有深陷敏感词、过滤词而发不出来的自由。

包括你在网络上爱国，恐怕都会遇着这样的尴尬。“爱国”尚且不能自由，何况其它乎？

十五：你有维护“圣”火的自由，你更有必须警察陪同才能进京观看奥运会的自由。

维护“圣”火要几十个彪形大汉，陪你看奥运更要有几万警察，泱泱大国真壮观哉！巍巍乎？荡荡乎？真乃可爱之国也。

十六：你有抵制中国家乐福的自由，你更有明天就去法国而不回来的自由。

想一想克林顿北大演讲时的“爱国者”马楠吧，她到美国的速度比她批评美国时的激昂要令人难忘得多。不是说你批评了美国，就不能去美国，而是说你至少在某段时间要心口如一吧，比川剧变脸王还快，就让我们这些脑筋不够用的人想不明白了。同时，你到家乐福去抵制的自由说不定到头来都会被绑架你爱这国的政府制止，不信大家拭目以待。我是反对抵制家乐福，我认为这抵制很愚蠢，但你有抵制的自由，可是这自由到时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再次告知这样的“爱国者”，国可不是随便爱的。

十七：你有到西方国家去享受民主的自由，更有说中国不适合搞民主的自由。

有不少海龟或者海不龟的“爱国者”都有这样的想法吧，这样的“爱国者”比例好像也不少吧。大概是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中国人只能到别处去享受现成的自由，不能在自己的国家争取自由吧。

2008年4月16日7：19分于成都

   作为参与过该事件报道的记者，我见识过周正龙的忽悠能力，这个消息是不是烟雾弹还有待考证，我这里有原来周正龙拍摄的大型猫科动物的脚印，如果周提供的不是这一组，那么可以证明他是新拍摄的，如果跟这个相同，那证明周的确在忽悠大家。

（拍摄者：周正龙）

    我至今忘记不了那段日子，一个人，无亲无故，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甚至连第一夜睡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但我仍然在那里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时光，那一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我甚至想，现在让我从头来过，我恐怕再也没有那样的勇气了。

    我想起我在岑村度过的日子，每天晚上，在村口买一块钱的豆芽，回去炒一下，就是晚饭；我想起了坐公交车从华南师范大学门口过的场景；我想起了在天河体育中心下车，走到南方报业的情景；我想到了在二沙岛的广州美术中心观看展出的场景……一切恍如昨天。

   我翻开自己原先的网络日记，发现了我在岑村的记录，我看了一遍，我被当时的自己感动了，真的，那将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记忆。

在岑村里无聊冲锋（徐振江） 
  
     我无法向你描述岑村这个村庄的具体模样，在我的心中，它是一个类似于概念性的东西，或许我只可以告诉你：岑村是一个小村庄，离广州中心城市不远，我来到广州在找到工作之前，就在那里租了房子。
    对于这个村庄，我说不上什么，甚至说不上对他有什么情感，甚至不知道它有几条道，只知道我每天早上要早早的爬起来，踏上那条弯曲的小道，迎着村庄街头早餐油条和豆浆的气息，从它的环围中慢慢的走出来，在村口坐234路公交，把自己融入到繁忙的城市生活中，然后晚上九点多的时候，我会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单位出来，一辆摇摇晃晃像喝醉酒一样的234又把我拉回来，那时候，在那条弯曲小道上，许多晚上卖菜的摊贩都已经收摊了，我会在路口的一家馒头店买上三个人吃的馒头，再去仅有的摊贩上买一斤红萝卜或者土豆，有时候也买两斤，如果我知道明天我会回来的很晚的话。
    这就是我在岑村的生活，以及我对岑村的了解，你可以看出，像大多数在这里租房的人一样，我对这个村子抱着种漠不关心的冷漠态度。
    和我同一起住在一个屋子里的，还有两个广告系的学生，他们和我一样，也是一番的雄心壮志来到这个城市，却发现城市并没有给他们预留位置，于是他们只好在这个村子里暂时安身，但是他们会回来的很晚，不把浑身的气力挥发完毕他们是不会回来的。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我疲惫的做着饭，看着那硬邦邦的红萝卜丝在锅里吱吱作响，窗外传来一阵阵高高低低的流行歌曲，偶尔有着嘈杂的欢腾。我知道我附近有家可以唱歌的地方，他们通常可以闹腾到凌晨2点左右。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因为我不想知道。

     我的两个朋友回来以后，放下包，会大声的诅骂着。很多时候，他们在广告公司见惯了那些有钱人，对照自己的贫穷，以及报纸上某一个惊人的或者根本就很平常的事件，他们会用最恶意的诅咒来发泄心中的不平，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住到这里，对整个社会都有一种仇恨的心境。
    每天早上，我都会看到，有许多年轻人走出门，在村口等公交车，他们穿着整洁的衬衣，打着漂亮的领带，提着崭新的公文包，年轻的女士们则边走边在路上化着装，没有人说话，大家都行色匆匆，似乎带着对这一天的渴望，奔跑在肮脏的小路上，根本不顾来往的车辆掀起的尘土。而每天晚上，公交车在村口停下，车门打开，像倒垃圾一样，把许多人从车里倒下来，他们神色疲惫不堪，领带歪了，眼睛浮肿，走路打着哈欠，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们显得那样的可怜和渺小，但是他们没有声音，似乎连说一句话的气力都没有了，他们的经历，完全被白天的城市所吞噬，就那样，急匆匆回到岑村那条小道。
    这个村庄的生活是单调的，没有太多的娱乐，仅有的一家网吧，门也是低低的开着，仿佛里面藏了许多不可告人的东西。很多人都无聊的在大街上晃悠着，包括一些家庭主妇和留着长发的青年，这里的村民是靠出租房子为生的，因为他毗邻这个城市，所以具备了出租的先天优势，所以每一个家都拼命的盖房子，每天那条小路边都堆积着如山的建筑材料，每天机器的轰鸣都会响亮到深夜，他们盖着房子，然后出租，收获了租金，也产生了诸多的无聊，所以你可以看到，许多人聚集在一起，哗哗地搓起了麻将，或者是无聊的拿着遥控器看电视。
    村子的无聊也传染给了我们，没有电视，我们仅有的一台收音机也因为没有电池而很久没有再响过，我的朋友回来以后吃过饭，就陷入了无聊之中，他们会是强迫你跟他下棋，他们说：“不下棋你干什么啊？”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则迷上了顶层的天台，每天吃过饭以后，他就要爬到楼顶，在那里呆半个多小时才回来，我自认为我理解他的孤独，可是有一天他告诉我，他有一次偶然来天台，发现了对面有一对男女在接吻，于是他天天来，希望再次碰见或者是看到更为精彩的东西。
    听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也在天台，面对他那种洋洋得意的脸，我只是苦笑了以下。我无奈的仰望着漆黑的夜空，岑村的天空透着无聊的腐败气息。
    我不知道这个村庄里为什么成 了这样，我甚至分不清村庄的方向，丧失了最起码的评判意识：一些人苦苦奋斗，但是显得那样的无奈和卑微；一些人无所事事，看起来同样是那样的可怜与不屑，那么在这个村庄里，什么东西才能算得上高尚呢？
    几乎是每天，都有人拉着包离开这个村子，离开时候，他们的表情都是不同的，或者是高兴，找到了更好的工作了，或者是沮丧，被打击的要永远离开这个城市了，也几乎是每天，都会有人拉着包来到这个村子，风尘仆仆的，通过他们的表情，我看出了许多憧憬和焦虑。
    而现在，我喜欢每天回来的时候，站在街头看来来往往的人，我并不带有任何的饶有兴趣，而是用麻木的双眼去看，因为我已经看多了发生在这里的悲情和哀乐这是一个庞大的队伍群，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地方，怀着同样的目的来到这个城市，他们除了年轻以外几乎一无所有。在没有被这个城市接纳之前，他们就暂时停留在这里，很明显，他们并没有把这里看作他们长久的家，而是当作一座挺往城市暂时的驿站，他们在想：我要离开这里。
    我也知道，总有一天我，也会离开这个村庄，我的目标和他们一样，在离这里并不遥远的城市，那里面有着无尽的繁华和耀眼的灯光，而岑村，这个普通的村庄名字，以及我在这条弯曲小街上行走的影象，都将会和其他诸多琐碎的往事一样，湮灭在我并不丰富的记忆力，我想，人所以选择遗忘，是因为有种感觉告诉我们，前面会有更好的风景，或者是记忆。
    我依旧那样，每天早早起来，然后穿过岑村弯曲而又嘈杂的街道，来到公交站牌下，像一个开赴战场的战士一样，无奈而又悲壮的向城市发起一天又一天的冲锋，我并不感到孤单，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像我一样的战士一起坐在这个车上，我们在同一个战壕里，但是，我们彼此并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