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

这次汶川大地震空前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国人的表现获得了整个世界的赞扬，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巨大的地震灾害面前，始终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把受灾人民的安危、利益、感受放在第一位。亲临第一线的温家宝总理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做百倍努力，这句话道出了灾民、抗灾者和全国人民的心声，表达了举世认同的一个简单道理。这句话感人肺腑，同时具有震撼力，这是因为它在中国第一次传达了一个全新的理念，它代表和体现的价值并非历来都是不言而喻的。

年轻人可能难于理解以前长时间内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即国家财产是第一位的，个人的生命相对于国家财产并不那么重要，情况往往是，为了抢救国家财产——不论它的价值是大是小——可以牺牲人的生命，各种模范和典型，各种学习运动和事迹报告会，都在树立和灌输这样的价值观。比如，在上世纪50年代树立的一个榜样是向秀丽，青年女工向秀丽所在车间的无水酒精燃烧起来了，厂房设备面临危险，向秀丽没有逃开，她以自己的身躯扑到燃烧的酒精上，壮烈地牺牲了。现在我们回过头看，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当然国家财产也很重要，但是厂房是可以重建的，而一个人的生命一旦失去就不可能有第二次。到了70年代，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意识形态发展到最狂热的时候，树立了另一个典范叫金训华，他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当时当地发大水，一些木材被冲到河里，他为了去抢救那些木头即国家财产，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过去我们从来都是把生命放在次要的、被漠视的位置。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把这种观念彻底扭转过来了：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把人的生命放在超过其他一切的首要位置，实际上就是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到了实处。

上面那种模范和英雄人物背后隐含的价值观是一种极度扭曲的集体-个人关系观：国家的、集体的东西再小也价值无穷，个人的东西再大也毫不重要，以至于个人最宝贵的生命与国家财产比起来也是第二位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在曲折和反复中缓慢地、顽强地改变和进步，今天，我们已经有一个明确的共识：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人是第一位的；在人的生命和财产、金钱的关系上，人的生命绝对第一。

妨碍人们接受“以人为本”这个道理的，除了的人与物的关系上价值颠倒外，更重要的一个思想上的原因是只承认事物的个别性、特殊性，不承认事物的共性、普遍性；用扭曲的、极端的阶级性否定人性；用走火入魔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专政”理论压制人道主义；用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对抗普世价值与人类共同文明。

我们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在价值上处于迷失状态，因为支配我们的意识形态主张，世界上没有一般的人，只有具体的、带阶级属性的人。本来，社会的道德规范是一般地针对所有人的，但一旦用阶级属性来观察人、区分人，关爱就被加上了严格的阶级界限，对于异己阶级的人，就只有仇恨和斗争，就算好一点的，也不过是争取和改造的对象。

在上世纪60年代，流行的口号是“对同志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照这个标准，这次地震时北川县看守所的公安干警抢救和保护在押犯人就是大错特错了，不但不应该受到赞扬，反而应该受到处罚。这种理念确实造成了道德的迷乱，比如，中小学生原来接受的教导是，乘公共汽车时要为老弱病残孕让座，但现在他们疑惑了：“万一我把座位让给了一个老地主，怎么办？”这种理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还造成了无数惨绝人寰的悲剧：不少干部、校长、教师、作家被当成“阶级敌人”或“牛鬼蛇神”被殴打，但由于他们的身份，医院拒绝对这些奄奄一息、生命垂危的人施行治疗。医务工作者神圣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职责，由于被加上了“革命”或“阶级”之类的限制词而遭到践踏。

这种反人道、反人性的主张和做法在现代中国源远流长，而且还有一套哲学上的说辞，它的逻辑是：“阶级敌人不是人”，这就和中国古代曾经有过的诡辩“白马非马”一样，是可以被生活和常识一下子驳倒的。最近，反对“普世价值”的人又拾起了这种诡辩的武器，大讲特讲什么世界上只有个别的、特殊的东西，不存在普遍的东西。这是一些假道学家，他们在伪装正统时忘记了，长期以来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主张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的。而且，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恰恰来自西方，而这些假道学家为普世价值捏造的罪名，就是普世价值并非普世价值，而是西方价值。

说普世价值即西方价值，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故意曲解。比如，中国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全球伦理普世宣言》被视为最基本的规则即“金规则”。它是普世的，不仅是因为在其他民族的宗教、文化中有同样的表述，更重要的是它的真理性是如此显而易见而为各个民族、国度，为世界上不愿自外于人类文明的所有人所接受和遵奉。这样的价值有很多，比如和谐，比如爱护和保护自然。

中国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提出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是标标准准的普世价值，那些普世价值的反对者对此还有什么话可说呢？除非他们坚持，这不是我们的真心话，只是对外宣传用语。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从思想观念上说，这也是中国人淡化和屏弃斗争哲学、克服被围困心理，逐渐认同和接受普世价值的30年。想一想当年提人道主义、人性的理论家是多么小心谨慎、拐弯抹角，想一想那些反人道、反人性的理论家是多么有恃无恐、气壮如牛，再想一想现在人们提到人道和人性是多么自然，我们不由得会有恍如隔世之感。

比人道、人性这种普世价值更敏感的是人权，在80年代，我们的报刊杂志连篇累牍地发表“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之类的大批判文章，到了90年代，中国的领导人开始讲人权，到了1993年，中国政府正式承认了人权的普遍性，200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人权”写入宪法。可以肯定，要不了10年，人们再谈普世价值时，将把现在的争论和反对当成笑谈。

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也就是认同和推行普世价值的中国。

徐友渔

近日连续看到有关于免除个人所得税的消息。比如，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近日联合发出通知，院士等高级专家延长离休退休期间，其薪酬可以免征个人所得税；又如，南京市政府方面宣布，软件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在南京买车买房，可以一次性地退还上一年度所交个人所得税。

类似的消息在中国屡见不鲜，记得前不久也读到两则报道，一是说，对于院士获得的发明奖，将免征个人所得税；二是说，有作家倡议，为了鼓励广大作家创作出优秀作品，对他们的稿费收入或版税实行免征个人所得税。

很可能，在这些决定和倡议的后面是良好的动机：为了调动科技人员和艺术家的积极性，在经济上对他们实行优惠政策，免除个税等于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但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不能采用其他办法吗，一定需要对法律法规伤筋动骨吗？这种口子随便开，那么对于奥运会金牌得主、战斗英雄、救灾烈士等等，是否也都应该照此办理？谁能够在贡献和社会影响各方面对有特殊贡献者分出高下？

个人所得税的交纳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它不仅是国家财政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更是公民身份、公民意识的必要条件和标志，动辄就拿它来体现政策，作为衡量贡献和显示优惠的砝码，那中国法律法规的稳定性、有效性、严肃性甚至神圣性何在？

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对于法律法规的刚性和严肃性的意识，只是将其作为一般原则的宣示，而临时的政策和措施则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它们可以改变、冲击法律法规，这说明，我们的法治观念还不强，行政权力往往大于法律的力量。

免征个人所得税只是一例，高校入学免试则是又一例。中国是一个长期实行科举制的国家，考试晋升标准严格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在今天，严格实行录取分数线标准不仅对于高校学生的质量很重要，在体现社会公正方面更是不可或缺。但我们随便开口子、免试入学的情况实在是太多了。不少高校争先恐后地接纳甚至抢夺体育明星、世界冠军，也不知道后来怎么把小学、初中水平的特殊学生拔苗助长为大学毕业生？

前不久发生的汶川地震地区某中学200多名教师、学生状告某成都借读生以“抗震救灾优秀生”名义获得免试进入复旦大学一事就是一个例子。试想，如果没有教育部的免试特殊照顾的规定，后面的种种争论、风波都不会发生。就算这个学生的英雄事迹不是造假，但他平时学习成绩中等偏下，一次化学模拟考试才得30分，免试进入复旦又怎么正常学习，岂不是要让学校和英雄都十分尴尬？对于英雄或世界冠军，完全可以按特长生在考试分数的基础上增加10分、20分，这样既照顾了特长或英雄事迹，又保证新生有起码的基础。考试对于天下莘莘学子和家长是天大的事，为什么对于主管部门就不算一回事，说免就免。

不知道中国个人所得税交纳条例和大学考试录取规定的具体内容，因此不知道有关部门、地区、大学的特殊免交、免试政策是否于法有据。如果找不到根据，那么事情很严重；如果找得到根据，那么这些法令法规一定有瑕疵。因为，如果法令法规一方面有严格、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又有破例或任意解释、执行的极大余地，那么，它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令法规，而是一纸空文，或者是违纪违规的遮羞布。事实证明，对任何现存规章制度的破例，都有可能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我们不能以机会主义的态度频繁采取权宜之计，意图制造新的局面或政绩。从长远和根本上说，法律法规的严格和权威是我们的最大利益。

“掌权者主动让权”的历史美谈 

徐友渔

由于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的主动倡议和大力推动，不丹正在由君主制转变为议会民主制国家，曾经必须经过暴力、流血、内战，至少也要经破坏和动荡才能实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转型，竟能在理性、和平、有序的情况下实现，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

掌权者主动让权的事例在历史上不多见，因此一旦出现，就传为美谈，这样的统治者会获得极高的声望和历史地位，不但为本国人民，而且被世界各国人民视为大贤大德之人，被引为楷模，被世代歌颂。最典型的事例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现在，就有人把不丹国王与华盛顿相提并论。在现代中国政治人物中，蒋经国也获得了了类似的尊重，他虽然没有在自己的统治期内一次性地改变一党专制制度，但通过开放党禁和报禁，为改变一党专制制度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财、色、权这三种东西构成了人类贪欲的三大要素，而能够克制对于权力的迷恋和欲望，得到的赞誉会超过对于财与色的弃绝，这不仅是因为权力比财和色更令人留恋，对人的腐蚀更大，而且还因为权力具有财和色不具有的公共性，能克服权力的诱惑往往会极大地促进社会和历史的进步，在历史上树立光辉范例。当然，克制权欲比克制财欲和色欲更困难，因为抱住权力不放似乎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政治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历史的需要，等等，还可以拿民意、文化、传统等等作为口实。

对于不丹国王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主动变革，有人称赞其英明，有人认为不过是形势使然。其实，就算是顺应形势，也属不易，也值得称赞。现在，认为不丹应该保留君主制，实行民主制条件尚不成熟的意见还是很强烈；当初，主张华盛顿把总统长久当下去，甚至上劝进书，要他当国王的人也不少。其实，从来没有一边倒的形势，昭示唯一的选择道路，最终能作出明智选择，不能不说与德行有关。在专制和民主之间作出正确选择，可能既有外因，也有内因，但显然是内因超过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在某些关键时刻，要专制还是要民主，可能就是最高掌权者的一念之差，看他的见识、历史感、公心和德行如何。

不丹老国王在2002年提议修改宪法时说：“根据血统而不是能力选择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是不明智的。”这个道理显而易见，但要打算付诸实行却不容易，因为血缘关系是最自然、最本能、最难于割舍的，比如，古往今来，人类承认按血亲关系继承财产的合法性。如果说依照血统继承财产有合理性，那么依照血统继承权力却是不合理的，因为财产是私人的，可以按照个人意志处置，而权力则是公共的，只有在以“家天下”为特色的王权时代，政治权力才依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和家族法则传递。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人类在科学、技术、生产、经济等方面的进步十分迅速，而在道德、政治等方面则进展缓慢。一方面，权力的血统继承原则已经不能成立，另一方面，比血统的天然合法性不如的其他权力继承方式却依然在实行。“子承父业”已经是过时的概念，同党、同派、同志、同业、同校、同乡等等自然不应成其为继承权力的考虑因素。其实，“一代自有一代福”，一定要按照某一种血脉关系来传递权力，看起来像是强力意志，实则一相情愿，煞费苦心，到头来历史并不会按人的意志发展。“天下为公”，这才是历史的正道。

不丹的政治体制转型，给我们的启示是丰富的。

实施公权力不能随意 

徐友渔

《冒犯书》事件引起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原因不仅在于我们需要保护文学艺术创作，正确把握文艺作品中作为艺术成分的性描写与淫秽之间的区分，而且在于它涉及到一个几乎从未受到质疑和挑战的领域：公权力在宣称依法干涉或剥夺公民的某种自由和权利时，这种“依法”是真正有理有据的，还是任性随意，由自己说了算？

福州海关查扣台湾出版《冒犯书》给作者样书时，从表面上看给出了理由，在后来举行的听证会上，似乎也出示了依据，但仔细分析这些理由和依据之后可以看到，他们的行事本质上是“我说了算”，离“依法办事”相距甚远。

台湾版《冒犯书》入境时遭查扣，福州海关说原由是此书涉嫌淫秽。一般情况下，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普通民众因为惧怕执法机关的权力，并不去追问没收根据的到底是什么法律法规的哪一条哪一款，书中涉嫌犯法的到底是哪一章哪一节。其实，就算当事人不追究，执法机关也有责任把事实和法律依据说清楚。

听证会上，海关方面在回答律师关于“判定《冒犯书》为色情淫秽书籍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是什么”的询问时，回答说这是由海关的内设机构北京印刷品音像品监管办公室做的鉴定，海关印刷品监管审查具有涉密性和特殊性，具体依据无可奉告。明眼人可以看出，海关本来应该给出事实和法律依据，但它实际上只绕了一个不大的圈子，它的解释说穿了就是：“我们断定你违法，你就是违法。”

真正的法治，真正的依法行事决不能是这样，如果执法机关的审查根据不能明白公示于人，那么它就可以以法律的名义做任何事情，用随意性代替法律。

海关用随意性代替法律的事情，我也亲身经历过。那是在2006年6月1日，我在北京机场办完过海关手续之后，发现刚被检查过的行李中少了一本新闻期刊，那是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出版的杂志，寄送给我的样刊。当我问及没收理由时，说是依法查扣，我追问所依据的具体条文时，他们说不出来，改口说是执行公安部的命令，我质疑：事情不到10分钟，你们哪里有时间上报公安部并得到指示？对此，一个工作人员说，现在是电子化时代，快得很！我是不甘退让的，这不仅是因为我对杂志的内容有信心，而且，就算有问题，也只有查扣由境外带进境内，那里有禁止把已经寄送入境的杂志带出境的法律法规？在争执和僵持中我把要求降低，我说我支持你们执法，但你们没收我的私人财物，起码应该给我一个收据。在我坚持这个不容反驳的要求之后，他们把杂志退还给了我。其实，双方都明白，收据肯定是不能开的，那是非法没收的证据。

我的据理力争，是受这之前《红太阳》一书事件的启示和激励。律师朱元涛在香港购得《红太阳》一书，在入境过关时被没收，并被加上“走私违禁印刷品”的罪名，在审理此案时，海关根据本部门内部机构的鉴定意见，认定此书为“政治上有害”。北京市二中院审理时支持首都机场海关没收《红太阳》一书，朱律师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院提起上诉。北京市高院的宣判是：撤销原审法院维持首都机场海关没收《红太阳》一书处罚决定的一审判决；撤销首都机场海关没收《红太阳》一书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冒犯书》事件和《红太阳》事件如出一辙，差别仅在于一书被认定为“政治上有害”，一书被说成是“淫秽”，而没收的审查决定都是海关内部机构作出的，而这样的机构显然并不具备审读的能力，所以其理由是武断而不具体的。

《红太阳》事件的终审判决给出了公正的答案，那《冒犯书》事件呢，我们将拭目以待。我们即将观察到的不仅是对一本书的审理，而是中国从人治走向法治，执法机关办事从随意变为严格依法的典型案例。我们全力关注并满怀期望。

发端于30年前的改革开放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这就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带动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讨论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使人们从“最高指示”、“句句照办、字字照办”的神学教条和幻梦中解脱出来，面对实际，一切以实践为出发点和归宿。30年之后我们回过头去看，能够深切地感到思想解放运动有多么重要，没有思想解放，中国不可能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不可能摆脱根深蒂固的，几乎在所有领域无所不包的左的指导方针，更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在改革开放30周年时，重提思想解放，是及时和必要的。

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思想解放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反，会有反复和曲折。一个民族要想兴旺发达、有所作为，必须把思想解放当作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在原有的思想解放的基础上不断深化、不断提高。

我们知道，在天文学方面，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原有的地心说，在物种起源和物种进化学说方面，达尔文的进化论取代原有的上帝造物论和灾变论，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旧信仰和世界观，使人们的思想和知识得到空前解放。但是，反对新学说，力图恢复旧信仰的企图和努力从来都没有停止，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甚至还甚嚣尘上。很可能，对立的思想、学说之间的斗争还会长期存在，新思想只有在论争中，在不断修正、调整和完善自身的过程中才能发展和胜利。

我们知道，30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从政治形势和社会心理方面来说，有艰难的、“破冰”的一面，因为文革的流毒又深又广，毛泽东的权威不容质疑；但从认识和道理上说，也有比较容易的一面，因为林彪和“四人帮”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到了极致，其荒谬绝伦、违背常理，是任何不甘认同指鹿为马的人不难分辨的。而当我们越过了拨乱反正的阶段，当形势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现实与一些由来已久的，深层次的教义之间的关系时，我们的勇气和智慧就会受到更大的考验。

我们还知道，如果不搞思想解放，不破除“两个凡是”，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就不能出来重新工作，大量的冤假错案（例如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就不能平反，也就是是说，对于某些在文革前和文革后居于领导岗位的人来说，思想解放也意味着个人的解放。在涉及前途命运问题时，其中有些人在这个时候支持思想解放是不言而喻、义无返顾的，而当个人解放的问题已经解决之后，是否继续坚持思想解放就是另一回事了。事实证明，求个人解放容易，求真正的思想解放不那么容易；从文革的迫害中求解脱容易，与文革中、文革前的左的思想一刀两断不那么容易。

思想解放有不同的程度，大致说来有这么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对一些人而言，思想解放是必须随从的大流，或者是应付一时困难的权宜之计，具有极大的实用性，只要把“两个凡是”的紧箍咒破除，从文革加于自身的灾难中解放出来，以后的思维和行为还是在旧轨道上行进；第二个层次，思想解放就是从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左倾理论回到文革前的正统理论，毛泽东晚期的理论、路线不能当作天条了，但决不可违犯的天条还是存在的（比如，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可以不要，而“姓社姓资”还是必须问的）；第三个层次，只把实事求是当成最根本的原理和指导方针，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成第一原理，决不承认有一成不变的教义、任何情况下不得违犯的天条，面对实际，勇于创新。

30的经历表明，思想解放的第一波之后，并没有形成持续的潮流，以上3中态度都存在，回潮时有发生，旧的“凡是”没有了，新的“凡是”不断出现。

思想解放，换一个说法就是“不唯上、不唯书”，这一点对中国人似乎实在是难。对许多人来说，没有上级、权威，或者书本、经典的说法，就像丢了魂的人，他们行事和做判断首先要有“根据”，而这根据不是来自于实际、来自于人民的利益，而是来自于某位祖宗的金口玉言。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人判断一位作者的话为大逆不道，不是说他的表述与事实不相符，而是说他的表述与某本教科书的的说法不一致。

除了公开宣扬“祖宗之法不可违”之外，对抗思想解放的手法还有许多。有一种是以不变应万变，把新主张解释得没有棱角、没有特色，化约为旧的教义。比如，对于“以人为本”的新提法，有人可以在表示赞成之后将其化归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由此再与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相联系，似乎每一步转换都顺理成章，但结果却是除了坚持原来的观念，“以人为本”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另一种手法是以激进的姿态出现，一种新的观念，一项新的方针还在面对重重阻力争取实现之中，就对它来一个“破除迷信”，迫不及待地对其实行“思想解放”，貌似最新，实则复旧。对于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从10多年前到现在，都有人主张要搞“第二次思想解放”，这种主张与赞成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其实质是什么不难看出。

30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只是中国当代现代化的第一步。用严格的标准衡量，中国人的思想其实还是似解放而未解放。努力和奋斗尚未有穷期，我们不能满足于一次思想解放，也不能停留于当年思想解放的水平，随着已经取得的成绩不断增加，随着形势发展不断产生新任务、新要求，我们需要在主题和内容上实行思想解放的新突破，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扩大以往思想解放的成果。

如果说以前思想解放产生的效果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那么，下一步思想解放一定应该使得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别开生面。不论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发展，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长期积累的诸多弊端，都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找到突破口。可以说，目前的形势已经使得任何不导致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解放都算不上是真正意义的思想解放，在这个问题上，切忌叶公好龙，也不要只打雷，不下雨。

这次思想解放聚焦点或突破点在哪里？人们对此可能见仁见智，如果说现在不一定有最好的主意，那么看到最必要的条件却是不难的，这就是：言论的解放，舆论的解放。因为，所谓思想解放，高的要求是发现新的东西，低的标准则是解除压制而已。放开言路，既是宪法中言论自由条款保障的，也是落实十七大报告尊重表达权必须做的，也是思想解放最基本的保证。

不言而喻，不论是讨论或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或放开言路，都必须循序渐进，考虑好前后左右，要预防一哄而起，无疾而终，也要避免进两步，退三步。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有信心，30年来，我们什么风雨没有经历，什么事变没有目睹？不论是执政党、干部还是广大群众，都有比较强的承受力。

如果说，以前的思想解放都是自上而下，那么这一次若能做到上下结合就更好。集思广益，能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增大凝聚力

理论是灰暗的，生活之树长青。让我们继续面向现实，放眼世界，以更加勇敢的心态和创新精神推动改革开放，跻身于世界文明之列。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四、90年代：改革是怎样成为不可逆转的？

在1989年的风波之后，改革开放面临风云突变的形势。一时间，“反和平演变”成为主旋律，改革开放的指导方针遭到质疑和批判，退回到以前的呼声此伏彼起。

是邓小平到南方视察这一举动，以及在南方的一系列支持改革开放的讲话，强行中止了复旧的势头，改革开放重新获得动力，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滚滚前进。形势变化之突然，受到重创之后的改革开放重新启动后势头之猛烈，不但使反对改革的人目瞪口呆，连一度哀叹改革开放大势已去的人也大感意外。可以说，新的改革开放浪潮推进之快之远，大大超出了当时最激进的改革要求。

比如，以邓小平南方视察的1992年为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数量后10年为前10年的10倍以上。

这是怎么发生的，这怎么可能发生？破解这个谜将对理解从那时起的整个发展走势、理解当前的形势和问题、理解未来的不同路径提供最重要的线索。

邓小平的强势和坚决是一种答案，但是，那只是原因之一，仅仅这一点并不能给出充分解释。因为，在那之后改革开放好像上足了发条的钟表自动运行，不再需要行将离世的老人时时驱策。

另一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如果说第一次启动是以理想和历史责任等等为感召的话，那么这第二次启动的动力源是利益。通过允许政府机构办公司，甚至允许军队办企业、办公司等措施，让与权力有关联的人尝到甜头，或者再说到位一点，把他们之中曾经对改革开放持反对、怀疑、观望态度的人拉下水。虽然后来停止了政府、军队办公司的做法，但局势已经非常明显：可以从改革开放中获利，而且可以获大利，因为权力可以变为金钱。

第二种动力源的威力、持续力和可靠性大大超过第一种，这从对于人性的分析中可以知道，从形势的发展中更是得到了证明。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初看起来难于解释的现象：在遭到巨大挫折和面临中断危机之后的改革开放，甫一复苏即成不可逆转之势。这“不可逆转”是多少改革的志士仁人苦苦追求而不可得的目标啊，居然在最没有希望的情势下突然现实了。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利益是不可逆转的，人性是不可逆转的。从90年代中期起，一个改革开放既得利益群体稳固形成，当然，他们在主观上和客观上搞的都不是真正的改革，他们利用改革，败坏改革的声誉。

必须看到，依靠第二种动力源，得到的是改革开放的新势头，使国家公务员站到了改革开放的一边，但没有得到的，或者说是失去的，是道义感召力和凝聚全民的理想。

面临此景有人说，就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情况一样，当革命胜利，人们高呼“革命万岁”时，同样可以高呼“革命死了”；当改革以不可逆转之势席卷中国时，也可以说“改革死了”。

五、中国改革向何处去？

社会不公正、贫富分化、腐败严重的现实，使得改革开放的合法性成为问题，使得原来一直就不赞成改革的左派再次活跃起来，他们也打起社会公正的大旗，以为民请命的姿态，鼓吹旧教条，要求回到旧体制。

中国的改革正处于十字路口，2006年被称为“改革的反思年”，不同的人对近30年的改革开放有不同的评价，对未来有不同的期望。左派重新提起的是老问题：要不要改革？而人民群众和有识之士提出的新问题是：要什么样的改革？

有人认为“改革的民意基础”是个伪问题即不是问题，或者不是重要问题，他们的理由是，改革开放早已过了开初的舆论动员阶段，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们策划和操作的事情。确实，以为国家大事要靠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策划，脱离了现代国家的治理实际，但是，以为国家大事与人民群众无关，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往往没有必要、没有能力像专家、官员那样制定建设和治理的计划、方案，但有必要和能力评价这些计划、方案的优劣利弊，有权利决定它们的取舍。近些年频繁出现的拆迁、征地、收费、建设与环境之间的矛盾、纠纷，充分说明凡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把他们撇在一边或者侵犯他们的权利和利益是行不通的。

在谈到中国下一步该怎么办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改革必须坚持，除了继续改革，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现在的自由程度、富裕程度固然非常有限，而且分布不均，但毕竟是多与少的问题，而退回去就只能是有与无的问题。这里说的改革，不是特殊利益集团扭曲了的，作为招牌的改革，而是本来意义的，与我们的初衷一致的改革。这样的改革，简单说来就是：以宪政民主为目标，以市场经济和法治为手段，实现人民的富裕、国家的强盛。

应该看到，今日中国社会的诸多弊端，不是改革造成的，而是没有改革、改革不彻底、改革被扭曲造成的。最明显的例子是腐败，有人说腐败的根源是市场化，是外国资本的进入，但几乎每一个腐败的案例都表明，它产生于权力的滥用和不受监督、制约，而市场化正是抵御权力集中的最根本手段。湖南前纪委书记杨敏之的看法很有分量，他在力陈反腐的艰辛后总结说：“我国目前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是依附在旧的体制上的，如果说十年艰辛的话，苦就苦在旧体制的困扰。反腐败实质上就是和旧体制、旧机制的反复较量……总的来说，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体制问题，还要靠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坚持真正的改革、人民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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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即将迎来改革开放30年。这30年，虽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但行进的轨迹已经镌刻进人类的历史；这30年，有意的制度安排、政策设计和自发努力、自生秩序交错纠缠、相互激荡；这30年，我们既是亲历者，也是观察者。30年之后回眸，原点既清晰、又模糊，既亲近、又遥远和陌生。

身在改革开放未尽的过程中，身在一段复杂的历史中，却力图对它审视和反思，这既冒险，又必要。

一、背景

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迟早都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因为，虽然与战乱、革命时期相比有振奋人心的业绩，虽然依靠对农民压取资金可以快速发展重工业，但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不能保证长期可持续的发展，疲软和停滞总会到来，落后和贫穷不能靠口号与宣传遮掩。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在理论上是“国家的主人”与他们实际上无权受压形成尖锐对照，官民关系日趋紧张，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任何执政党既然好不容易夺取了政权，第一要务就是设法永久掌权。对权力的敏感使得对现实敏感，对问题和弊病敏感。尽管“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观念根深蒂固，或者变革的尝试是变本加厉，“拧紧螺丝钉”，但宽松人性的方法始终作为可能性存在，因为世界上还有其他成功的经验，同一体制、同一阵营中还有大胆的探索者。

中国将近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下提前进入议事日程的，这场浩劫使原有体制的弊端暴露到极致。文革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彻底扼杀人们经济追求和生产的动力，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政策、统一行动”的号令抹杀多样性和主动性，以“自力更生”的政策搞闭关锁国。文革中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使社会主义成了贫穷落后的代名词；文革以“群众路线”为欺骗和动员的口号，以大规模镇压和大量的冤假错案为结果，逼使人们在痛定思痛之余追问“这是为什么，问题出在哪里？”在惨痛的教训和严峻的现实面前，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还可以沿着老路前进。然而，急匆匆地“向前看”和宣布“新时期”的到来使得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浅尝辄止。

这样的背景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与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一样，它以江山为指归而不以理念为指归；第二，它是自上而下的，因此受上层思想、路线、权力布局等制约多，受社会情绪制约少；第三，它的进程始终充满张力和内在矛盾，比如在作为政治动员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在经济上的灵活多变与政治上的坚持不变之间。

二、启动

改革开放打上了邓小平强烈的个人印记，以至于不论从开始还是到现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可以谈论“邓记”的改革开放。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启动，在经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停顿甚至回潮时，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的重新启动。

邓小平革命生涯中与毛泽东的关系，他在1949—1966年对强硬路线的奉行和坚持，使得他不像胡耀邦等人，对于“背叛革命事业”、“动摇党的领导”等怀疑与攻击有很强的免疫力，这与反共老手尼克松反倒容易与中国结盟是一个道理。他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韬光养晦”、“不争论”等等，都在关键时刻为指明方向和划定界限起到一言九鼎的作用。

1978年底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正式启动。它使得在权力角逐中党内正统派对文革既得利益派取得迅速胜利，它还宣告了毛泽东的话是绝对真理、永远正确时代的结束，宣告从此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路线，勾勒出了邓小平理论的大致方向和基本思路。总之，在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大框架不变的前提下，中国告别了毛泽东时代，迎来了邓小平时代。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广大农村迅速掀起包产到户的浪潮。这种做法并不新鲜，但1956年、1959年和1962年的3次尝试都遭到失败。这一次的成功是改革开放路线的胜利，又反过来大大促进了新路线在各个领域的全面推进。包产到户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大胜仗，它使改革开放赢得人心，取得声势，它表明改革开放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一致。

如果要谈改革开放的“光荣与梦想”，那么最值得缅怀的岁月大概是1978年。从思想文化方面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使人们从现代迷信中解放，有一种类似文艺复兴到来，打碎精神枷锁的兴奋；从经济、生产方面看，农民从扭曲的公有制、实质的人身依附制下获得解放，他们提供的丰富产品使人们感到长期清苦的日子即将结束。

三、80年代：在拉锯中前进

人们对于80年代改革开放的印象和记忆，总体来说是美好的。和后来相比，那时存在对改革开放的共识，改革开放既是中央的主旋律，也是全民支持和参与的事业。

现在看来，80年代的美好图景具有一定的表面性。由于改革尚未深入，改革的代价问题没有产生，在改革中谁得益、谁受损的分化还不明显。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许多民众心目中，改革开放像乌托邦一样在前面招手，不同的人对它寄托了不同的梦想。80年代弥漫整个社会的是“文化热”，把将近10年打扮得似乎可以和追求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和人类历史上辉煌的启蒙时代和理性时代相媲美。

改革开放的凝聚力还来自处于领导第一线人物身上散发的理想主义光辉，他们体察民心，顺应民意，了解世界潮流，这时的改革，既代表历史发展方向，又具有道德优势。

80年代的改革开放在重重阻力和反复曲折中顽强行进。对国有企业，以放权让利、增大活力、增加效益为主线的公司化、股份化改制缓慢推进；民营企业破土而生，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开始形成；东南沿海一些城市被划为经济特区，成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来自海外的投资逐年增加。

但是，民心和舆论上的一面倒掩盖不了改革开放和教条保守的二元对立。批什么“化”、清什么“污”的运动接连掀起，不断有作家、学者、官员、电影、诗歌、小说、戏剧、歌曲等等受到批判，许多改革措施受到质疑和阻碍。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反复提起，又不断夭折于议论和谋划中。

到了80年代后期，改革已经是举步维艰，改革派的大将中有人中箭落马，甚至改革派的领军人物胡耀邦也被迫出局。

改革开放受到挫折甚至重创是改革深化的必然。改革的初阶具有对于苦难深重的文革拨乱反正的性质，重返正常轨道和秩序不会惊扰某些人的思想和心理惯性，短暂的“咸与维新”的局面不难形成。但改革的深入一定会触犯某些人的禁忌，这些禁忌或许是头脑中的教条，或许是既得利益，或者兼而有之。另一方面，改革的深入自然会引起利益格局的变化、调整，激起民众的利益诉求和意见表达，对有些人来说，这不是自然和正常的，而是“乱子”，是中断改革开放的理由。

最近读到“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一文，以及评论“‘毛泽东的稿酬’应该归谁？”，引起了兴趣和联想。伟人毕竟是伟人，稿费对于伟人是小事，但伟人的小事也意味深长。

首先我要说明，我同意那篇评论的结论，应该从私法的观点看待毛泽东的稿费，而不要把这个问题政治化。应该把这笔1.3121亿元人民币的巨款视为毛泽东的个人合法所得，据此，他的亲属子女要求继承遗产也属合法权利。

评论反对这样的意见：毛泽东是属于全党的，毛泽东著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留下的稿酬不是留给江青和亲属的，评论的这个主张是正确的，但既然毛泽东是巨大的政治人物和历史人物，他的稿费与政治和历史条件的关联，也需要讲一讲。

我至今清楚记得我头一次听到“毛主席的稿费”这个说法时的惶惑和震惊，那是在1976年底，全国正在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政治运动。据材料说，江青的罪行之一是去毛主席那里大吵大闹，严重影响了毛主席的安宁和健康，她为了过奢侈的生活，索要毛主席的稿费，毛主席被纠缠不过，从稿费中拿出几万元钱给了江青。

“数万元稿费”这个说法对我——不用说以及我的同龄人——犹如五雷轰顶，因为我们是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文革中我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而稿费典型地属于“资产阶级法权”，且不说几万元在那时完全是天文数字。记得文革初期把巴金、杨沫等著名作家当“黑帮份子”揪出来批判斗争，他们的罪名之一是居然收受巨额稿费，数额好像是从几万到10多万。以我们当时的革命觉悟，这些“黑帮”真是罪有应得。但是，怎么解释领袖远为巨额的稿费呢？更何况，“反对资产阶级法权”或许可以说对巴金之类的“资产阶级份子”不适用，而无产阶级的领袖无疑是应该以身作则的呀。

说到这里我对“毛泽东的稿费属于个人合法所得”有些不那么确信了。因为，要讲法治的话，第一条原则就是人人权利平等。如果文革中稿费制度被完全废除，毛泽东收领稿费是全国唯一的例外，那么这个合法性是有问题的。

依上世纪50到70年代的标准，毛泽东的稿费之巨是超出人们想象的，当然，考虑到《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的发行量上亿，那也不足为奇了。但这种发行量靠的是政治动员和行政手段，如果收入全归个人，是否有将我们的伟大领袖置于以权谋私之嫌？

我不知道，担任高级职务的人物以文字施行职务行为——作报告、批示，写电报指示或命令等等——可否把稿费全部归己？我知道，《毛泽东选集》中有的文字出自他的秘书，我觉得不论从法理还是人情上说，如果职务行为的文字收益完全归私人，那么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等人也应该分得其中的一份。

“毛泽东稿费问题”告诉我们，涉及任何人的财产，都应当有清楚界定，公私分明。数额巨大倒不是问题，英国的布莱尔、美国的布什、台湾的连战，他们的私人财产多也罢，少也罢，都没有关系，只要来源清白就行。

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在十七大作的政治报告，以前所未有的频率提到“民主”，以前所未有的具体论述，勾画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前景和蓝图，这说明，民主政治已经成为执政党和中国人民在下一个阶段坚定不移追求的目标。从党内理论工作者、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反映看，对民主的追求和建设，已经成为理解十七大精神和落实十七大精神的重点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参考、借鉴古今中外的民主理论与实践，对未来中国民主的形式、类型、特征作一些探讨和设想，是必要和有益的。当然，这是一个大题目，不是一个人或一些人在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下面只是一些初浅的断想，目的纯属抛砖引玉。

“民主”一词起源于古希腊语，基本含义是“由人民来统治”。在古希腊的民主政体之下，民主采取直接的、广泛参与政治生活的形式，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有公民资格，就可以在选任官员、制定政策和司法判决等等方面直接发挥作用，虽然享受公民资格的人很少，不包括妇女、奴隶等等。而在近代，则发展出一种叫做“代议制”的民主，即公民虽然是国家的主人，但并不直接管理国家、决定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而是选任官员来代表他们的利益、表达他们的观点，间接地实施统治。当然，严格来说，公民选任的还不是行政或司法官员，而是具有立法权的民意代表，再由他们任命官员。

直接民主制和代议制是民主模式的最基本的分野，也被有些人视为古代民主和近现代民主的分野。其实，主张或实行直接民主的并不只是古希腊人，近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卢梭也是主张直接民主的。很明显的是，卢梭的主张与他出身在日内瓦，目睹和经历了小规模的民主有关系。在现代，民主政治的规模还像古希腊城邦或日内瓦公国那样的基本上没有了，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等等的发展和高度复杂化，人民直接参加管理国家越来越不现实，直接民主让位于代议制民主，看来已成定论。“主权在民”不是像以前那样表现为公众集会和议事，而是通过民选代表的中介来实现，到了20世纪中期之后，代议制在西方确立，并为其他地区的国家接受。当然，代议制的含义不仅限于间接和中介，普选权、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选举中的自由平等竞争等等，也是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

其实，我们应该对代议制不感陌生，因为现今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形式上是相同的类型。虽然“代表”和“代议”看起来不同，但都不是华夏本土的典章制度，它们的英文都是representative。以前，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我们把“代议制”或“议会”当成典型资产阶级的东西，似乎与我们的东西相比有天壤之别，其实我们的“人代会”也只能是congress，即议会。

虽然我们实际上采用的模式是代表制或代议制，但我们曾经长时期在意识形态上否定间接民主而肯定直接民主，这大概是教条主义在作怪。我们的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教旨的，而马克思、恩格斯考虑理想民主模式时明显受古代民主模式的影响，他们在《法兰西内战》二篇中提倡巴黎公社模式，这是一种人民直接参与政治，从事国家管理的制度，不论我们实际上是怎么干的，我们总是习惯于以巴黎公社为理想，为楷模，明显的一例是，著名的《十六条》（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第九条关于权力机构的组织形式就规定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办。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到中国的，也是被神化了的苏维埃制度，又是一种工农兵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模式。这种实际作法与意识形态指导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妨碍我们探讨恰当的民主模式。

在肯定间接民主模式或代议制的同时，也应该指出，这只是在全国范围内就总体情况而言，在最基层，直接的选举、罢免、讨论、管理等等是不可避免和有益的。民主意味着很多领域内的广泛参与，而不仅仅是每过一段时间去投票选出议员或代表。另外，就非常重大的问题（比如国家的合并、分离、入盟）举行全民公决，也说明从根本上说，国家的统治权属于人民。

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在现代政治中不断受到挑战和得到发展，上面说到的关于民主的主流观点在20世纪受到各种批评，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新理论、新模式传到中国，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有人看到既有的民主观念受到如此大的挑战和如此深刻的批判，动摇了对于民主的基本信念，感到我们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反民主的说法也很有道理；有人总以为最新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东西，想用西方最时髦的理论解决中国多年以来难于解决的老问题。这样一来，我们在探讨中国民主道路和模式的问题时，既有许多理论可以参考借鉴，也有许多问题需要仔细鉴别和澄清。现在仅以两种关于民主的新理论为例来说明我们应该怎样在各种民主模式中进行鉴别与选择。

经济学家、政治思想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为许多中国人熟悉和推崇，他在书中提出一种“竞争性精英主义”民主理论，反对以下这种长期占主流地位的民主观：“民主方法就是为实现共同福利作出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其方式是使人民通过选举选出一些人，让他们集合在一起来执行它的意志，决定重大问题。”熊彼特将此称为古典民主学说，他说，所谓人民的共同意志、共同福利、共同目标并不存在，不过是宗教或功利主义的虚假信念，古典学说只是在小而原始的社会才比较适合，在现代，不过是政客用来竞选和讨好选民的口号。他的主张是应该把古典学说中的两个因素颠倒过来：原来是说，首先是人民有自己明确而合理的主张，然后选出代表以保证实现这些主张，即目标第一，选代表第二；而倒过来的说法是，选举第一，目标或政策第二，人民的任务就是产生政府，“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出决定的权利。”一般认为，民主必须与选举相关，选民选出体现自己利益的代表，熊彼特对此说法鄙夷不屑，他说：“选民的选举不是出于选民的主动，而是被塑造出来的，对选民的塑造是民主过程的本质部分。”

熊彼特的观点深受20世纪社会学家、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影响，所以有比较深厚的学理渊源。韦伯在研究现代国家时特别重视分工、效率，专业人材的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科层制（或称官僚制）的后果，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现代代议制民主是公民投票的领袖民主。

我认为，虽然熊彼特的观点概括了现代工业社会中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某些事实，但从根本上说并不正确。它解释不了这样一个事实：选民根据候选人的政纲与自己政治信念的吻合程度决定投票。我还认为，熊彼特的立场实际上包含了较强的批判意味，与他之前对现代代议制民主的批判是一脉相承的。我主张，对熊彼特的理论应该仔细研究和持小心警戒的态度，因为他一方面主张“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也不能意味着人民真正的统治……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而另一方面他又给人以社会主义者的印象，他还说，他的这种民主理论与社会主义是相容的。我们不能像熊彼特那样，以为社会主义民主就是把民主等同于精英统治。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种叫做“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或译为“协商民主”）的理论在欧美流行开来，因为当代西方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哈贝马斯等都是这种理论的倡导者，所以在中国得到了较大的关注，也有人主张中国的民主应该采纳这个模式，不应考虑受到质疑、已经过时的以投票为主要方式，按多数原则决策的代议制民主。

这种理论认为，传统的多数决定模式虽然具有程序上合理合法、能得出明确结果的优点，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多数很可能并不是出于理性或深思熟虑，而只是出于偏见或既得利益，投票仅仅是人数多寡的简单对决，但人们是有理性和公共精神的，很有可能，在理性的沟通、讨论之后人们会改变自己的观点，多数-少数的比例会发生变化，多数表决制没有为人们理性协商和在更深刻的认识基础上决策留有余地。

审议民主在得到一些人大力支持的同时，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比如，有人说，过分强调理性和普遍利益未见得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在现实社会中，有人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和手段以理性的姿态发言，审议民主实际上有利于话语权更大的人群；还有人说，审议民主追求普遍和共同的利益，容易压制、消除特殊的视角和利益，特别是少数或弱势群体的利益。

我认为，传统的、主流的民主模式确实不是尽善尽美的，它需要审议民主的某些有益成分来加以补充和改进，但不能被它取代。传统的民主模式的缺点被夸大了，因为投票之前和投票之后的讨论和争论始终存在，并不是没有沟通和协商；另外，从操作的意义上说，什么事都不能议而不决，最后还是要靠投票来决策。也许，最好把审议民主理解为对传统民主模式的锦上添花，在民主建设的起步阶段应该把握、强调基本的、核心的内容，不能好高务远、舍本逐末。

在作了以上分析之后，自然会产生的问题是：那么，我们应该选取什么样的民主理论和模式呢？这么问是有意义的，我们当然应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这是最正确的回答，也是最一般的回答，在进一步研究和实践时，应该考虑它的具体内容。

我以为，任何现成的、主要来自西方的民主理论、民主模式都只能起参考借鉴作用，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民主建设的历史条件与西方很不相同。当然，人类社会进步也有一些大致相同，带规律性的东西，而且，实现民主也有一些必不可少的要求。我认为，把我们就要建设的民主称为“宪政民主”，是可取的。

首先，“宪政民主”满足了赋予“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具体内涵的要求，也表明我们建设的民主在大方向和基本价值方面与人类政治文明公认的成果是一致的。同时，还说明这种一致只是在总的原则和精神上，我们并不想教条地、片面地照搬某一种特定的理论、模式，或某一国的特殊经验。

“宪政民主”还表明，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与法治不可分离，受法治制约和保障的民主。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民主建设与法治建设可以说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事。在宪政民主的架构下，任何党派、团体、个人的活动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每个公民有平等的政治和法律权利也是宪政民主的应有之义，比如这次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就可以根据宪政民主的理念来说明。

“宪政民主”还包含这样的意思：虽然有投票和尊重多数的原则，但并不单纯照多数意见办，除了有保护少数的机制，还有一些公认的甚至是先验的原则，哪怕有多数人主张也不得实行。这样，就可以免除近代政治思想家密尔、托克维尔和今日某些中国学者担忧的所谓“多数人的暴政”。“宪政民主”还要求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这对于中国现在的法治建设有很大意义，因为屡见不鲜的情况是，不少过时的、考虑不周全的或出自部门利益、特殊利益人群的法律、法规，总之是违反宪法规定和精神的法律、法规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不良作用。

那么，要实现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从哪里入手呢？人们根据自己对十七大报告的学习、体会，提出了各自认为最佳的切入点，比如有人认为可以从党内民主开始，有人认为基层的民主选举最重要。其实，十七大的报告有全面阐述，方方面面都是应该付诸实施的，关键是要有所突破，而不是只说不行。最要紧的是要正确把握稳妥和积极之间的关系。而近年来的事实说明，民主建设的缓慢，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重要原因就是重视不够，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

不想推进民主建设，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什么文化传统、国情不适合，民众素质不够，搞民主不利于安定团结等等，不一而足。种种顾虑、种种托词，比当年孙中山提出“训政”落后多了。以前，我们对“训政”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但不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际上看，训政的归宿都是宪政。坦率地说，我认为我们今天可能还是需要训政，只不过，第一，自从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以来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训政不应该是漫无止境的长时期，训政和宪政之间的距离应该大大缩短；第二，训政不是官训民，而是民众的自我训练。我想，与其像以前那样说中国已经有了最充分的民主，还不如老老实实承认我们正在搞训政，这种训政的意思是点滴积累、循序渐进、不断成熟，是以民众为主体。

人类社会都进入二十一世纪了，中国人的民主之梦想，快实现了吧？

    我主要读政治书籍，这方面有3类不同的书。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原著，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反杜林论》、《资本论》等；二是内部发行的一些拥护社会主义的西方作家的著作，比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古纳瓦答腊夫人的《赫鲁晓夫主义》等；三是一些重要的西方政治家的自转，比如《杜鲁门回忆录》、《戴高乐回忆录》等，这一类当然也是内部书。

    说来很具有讽刺意义，尽管文革的中国被说成是几乎唯一的（还有一个阿尔巴尼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我们的意识形态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发展，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贡献，但我们这一代人的反思和疏离恰恰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开始的。当文革的丑恶、残忍的现实促使一些人思考时，我们不可能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敢于怀疑文革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当时最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文革中，成千上万勇于怀疑和探索的青年成立了成百上千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其中有许多被发现或告密，许多人作为思想犯、政治犯被枪决，被判处长期的徒刑，这充分说明把马克思主义旗帜举得最高的人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说，一代人的探索就是从“返回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开始的，由于这是一个极其丰富，具有高度魅力的思想体系，当年的探索者大多数一直在这个庞大的体系内皓首穷经，追寻原教旨，只有少数人最终突破“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手心里翻筋斗”的局面，在新的天地遨游。

    《斯大林时代》等书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或同路人写的，但那些西方作家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态度与我们不同，不是唯命是从、顶礼膜拜，而是有一定程度的旁观、商量、评论的态度，这对我们就是一种极大的启发和鼓舞，勇敢的思想者开始把原来视为绝对真理、绝对尺度的东西当成思考和研究的对象。

    西方政治家的回忆录给我提供了大量的历史事实，使我得知不少我以前不了解的或与统一说法相反的东西。比如，通过《杜鲁门回忆录》等书的翔实记录，我终于明白朝鲜战争是谁开的第一枪，是哪一方的军队首先越过分界线。当20多年之后我与一些人发生争论时，我发现说理根本没有用，因为双方头脑中的历史截然相反。有些人的脑子从小被某种模子打上印记后，就没有机会改变。

    文革是一个读书犯忌的时代，最不可思议，后代可能最不能理解的，是在这个把马克思主义抬到天上，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清除其他思想、风俗、习惯的时代，学习马克思主义其实是要冒极大风险甚至受到镇压的，我有亲身经历。

    那是在1968年接近年底的时候，所有的中学生都要下乡这一点已成定局。我最费心的事是找一套马克思的原著以便下乡后系统学习，但书店里是买不到这类书的，我只好四处打听。有人动手比我早，给我传授经验说，许多废品收购站有这类书，因为运动初期人们怕家有藏书会招祸，把书当废品处理了，而废品站很乐意把以废纸价格收进来的东西以旧书的价格出售。我去了好几个废品站，他们倒是愿意卖，但一听说我想买的是马克思著作，就说上级有规定，需要有关机关的介绍信。

    我需要首先拿到学校的介绍信，再到成都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或是政工组）办证明。在学校开介绍信就费了不少口舌，因为负责盖章的老师虽然很友好，但这样费九牛二虎之力去买马克思的书，毕竟是少见的事情。当我兴冲冲地拿着学校介绍信到市革委时，却遇到了大麻烦。接待我的是一个又高又胖的军官，他得知我的来意后，不但不给我开证明，反而教训我说：“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要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学毛主席著作，只用百分之一的时间学马列，你下乡后就集中经历学毛著吧！”我说：“我们在文革运动中一直学毛著，已经非常熟悉了，不信你可以考我。我现在是为那百分之一的时间来的。”胖军官很不高兴，又教训说：“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我看你就学毛著算了。”我的回答虽然讲道理，但对他却有反驳和调侃的意味：“我懂这个道理，但你知道，攀顶峰必须从山脚下开始，我应该好好打基础。”胖军官勃然大怒，他马上打电话到我的学校，要查我这个人的底细，我见势不妙，赶快溜走。

    我另寻门路，继续努力，下乡时，我还是带了一大堆马克思的书。记得刚下乡时，我主动要求干抽水的农活，这活比较累，但可以边干活边看书。我踏水车时尽量脚上用力，不靠晃动身体加劲，上身尽可能平稳，看书才不费力。就这样，我在水车上看完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书。

    下乡后，看到农村的极度贫困与落后，思想上有很大的触动。除了继续思考“文革思想是不是马列发展的新阶段，第三个里程碑？”还开始思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问题，当时我们这一代思考者几乎形成了一种时髦，看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内部资料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应该说，比起通过学马克思原著明确地达到否定文革的结论，我在这方面收获不大，因为这两本书并没有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思想和启示。

    和当代中国某些思想先行者相比，我的读书与思考的成果不值一提，但是，读书的习惯、思考的习惯巩固与加深，在那个学业荒废、无法无天的年代却是我最大的收获。

个人阅读史之三：探索阅读

    在中国——也许只是对我这一代，再加上我的前一代和后一代而言，勤奋的阅读者和思考者其实总是带着镣铐跳舞，总是在一个既定的体系或框架内打转，总是要以某一位老祖宗的教诲为出发点和归宿，因此思想的探索变成了训诂或“小学”工夫，很难真正臻于“思想独立、心灵自由”的境界。这种可悲可叹的状况与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关，与当事人的颖悟力有关，但我认为，还与阅读的材料和范围有关。对我而言，值得庆幸的是，我比较早进入了自由的天地。

    问题的核心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天条，还是当成思考的启发、参考和对象。

    这一个过程长时间占据了我青年时代的阅读和思考，真是运气，我的阅读是丰富的、多元的。

    记得在1969年夏天，我当知青已经有半年多的时候，我从乡下到我姐姐那里住了较长一段时间，我随身带了两大袋书，一袋是马克思的经典，另一袋是著名西方哲学家的著作，我考虑了好久，决定先读马克思那一袋，因为当时还是把另一袋当成鸦片——美丽、芬芳，但是含有毒素，先读前一袋是为了增强抗毒能力，以便批判性地读后一袋。蒙昧可笑如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会脸红。所幸的是，当我把两袋书念完之后，原先那种愚昧的真理-有毒的二分法，那种警惕和批判阅读的心理消失了，我以正常的心态欣赏人类思想花园中的每一种花朵，以平等的态度吸收人类文明的所有养分。

    我能以正常心态对待“经典著作”，得力于阅读了大量的内部书籍，这些书原本是内部发行，供高级干部和理论家“了解敌情”使用的。

    比如，我读到了成套的《人道主义、人性论研究资料》，其中第一集是苏联理论家的文章，虽然比起中国文革理论家的文章视野广阔得多，有一定深度，但仍然少有自由思想的吸引力。第三集名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主要是法国学者的论文，如加罗迪的“论异化”、比果的“马克思的二重性”、马赛的“人性观念和现代人的担心”等等。第五集好像以英国学者的论文为主，收有赫胥黎的“人道主义的结构”等。记不清是在哪一集，我读到了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沙夫和被视为持异见的学者科拉柯夫斯基之间的论战，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从学术的观点看，英国学者利·拉贝兹编的《修正主义》一书分量更重，此书介绍和讨论了伯恩斯坦、托洛茨基、卢卡奇乃至当代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的思想，“关于异化的辩论”一文虽然非常艰深，却发人深思，而“铁托——一位勉强的修正主义者”则使人感到新鲜和有刺激性。

    阅读以上书籍，使我能够以发展和分析的眼光理解马克思，同时，不是从传统的“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的角度，而是从西方文明演进和社会批判的角度看待马克思主义，既看到了马克思学说的内在张力，又看到了它的当代意义。

    也是在文革中，我从一个曾经被打成“右派”的亲戚那里得到汉默顿编的《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立即爱不释手、反复阅读。这是一本编辑、选材非常好的书，把从苏格拉底到尼采的整个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提纲挈领地展现给读者。这本书中，最吸引我的是柏拉图关于洞穴中影子的比喻，以及罗马哲学家兼皇帝安东尼的“冥想录”，它们比散文更优美，比诗歌更有诗意。因为有这个良好的开头，我以后阅读哲学时感到思辩性抽象和枯燥的时候少，享受诗性愉悦的时候多。

    紧接着，有朋友把出自四川大学图书馆的《分析的时代》借给我，这是一本20世纪西方哲学的选集，编者的介绍之精到有趣，中文译文的优美，令人叹为观止。这是我到那时为止读过的最艰深的书，但是在令人产生眩晕和失重的感觉之余，也有灵光闪现的时刻，使人体会到精神复杂之美和思想锐利的锋芒。不论是桑塔亚那的优雅，还是柏格森的怪异，不论是摩尔的庄重理性还是维特根斯坦的横空出世，都使我产生了献身于哲学的冲动。确实，我后来选择了研究当代西方哲学作为我的专业和职业。当我在1979年春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时，这个专业指定的参考书之一就是《分析的时代》，我知道四川的考生大多数人没有找到这本书，甚至没有听说过这本书，而我是在10年前把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抄录下来，至少看过5遍，这是罕见的个人兴趣转化成实际好处的例子。

    在大力阅读西方哲学的同时，我读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这是一本把瑰丽的想象、渊博的知识和深刻的洞察力结合在一起的伟大著作，我是在震撼和狂喜中读完这部著作的，我甚至认为，人类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诞生了这样优异的著作。在传统的、似乎天经地义的历史观之外，我得到了另一种富有诗性和人性，同样有解释力的历史哲学。

    给我深刻印象的还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个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人来写哲学史，自然是眼光独到、大家手笔。另外，这本书的英文原文和中文译文，都是非常优美流畅的。罗素在这本书中多次对英国经验主义-改良主义传统和法国理性主义-激进主义传统作比较，他说：“从卢梭时代以来，自认为是改革家的人向来分成两派，即追随他的人和追随洛克的人……在现时，希特勒是卢梭的一个结果；罗斯福和邱吉尔是洛克的结果……它在实际上的最初收获是罗伯斯庇尔的执政；俄国和德国的独裁统治一部分也是卢梭学说的结果。”这个论断在西方是常理，而在中国理会起来却不容易。我记得，在1988年，即80年代“文化热”中断的前夕，我所在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曾有议论和计划，要把阐发这种思想列为下一步的重心。这个重要的设想没有按计划实现，只是到了90年代中期，随着哈耶克、卡尔·波普、以赛亚·伯林的著作陆续翻译出版，以及顾准、朱学勤、王元化著作的发表，中国读书界和思想界才理解和把握了这个观点。

    和与我同辈的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爱好者不同的是，我在自然科学和科学哲学方面下了很多工夫。下乡时曾经想搞农业科研，改变农村面貌，自学过化学、生物学、微生物学和遗传学，因为有回城到省图书馆借自然科学书籍的便宜，顺便也看了牛顿的《自然数学的哲学原理》、达尔文的《一个自然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环球旅行记》、彭家勒的《科学与假设》、普朗克的《从近代物理学来看宇宙》等等，使我受益最大的是一本不那么知名的现代物理学哲学的书《物理学的基础》，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了解好像在灵动的肉体内支撑了坚实的骨架，以理性的堤坝来引导规范汹涌的思想激流。由于广泛的阅读和思考，我深知，从自然科学中生发出来的重经验、重逻辑的涵养，以及罗素看重的英国经验主义-改良主义传统，是中国思想文化中的稀缺元素，也是中国人走向现代化必须补上的功课。

    自从1979年到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学位起，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我从此成为职业性的阅读者和写作者，而不像从前那样是一个业余阅读者和自学者。当我刚到北京时，正是思想解放运动方兴未艾之时，我虽然为思想的自由表达苦读了10年，但在热火朝天的场面中却没有任何动作。当然，首先是实际准备不足，不大有发言的能力和资格，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当时学术界思想界天大的动静，说到底无非是缓慢地、艰苦地、半遮半掩地脱去思想的紧身衣，我不耐烦投身于这种工作，因为书生气，我只感到这种事情了无新意，而不重视它的实际意义。又过了10多年，我体悟到了这些工作的重要性，阅读、思想和生活接上了轨，不知道是思想从天上落到了地上，还是凝滞的生活缩短了与思想的距离。

    时下有一种购书热潮，人们在长队中排几个小时，等待名人的签名售书，人们以精品购物的心态买书。在我看来，买书和阅读是可能有关但也可能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我和我那一代人对书和阅读有一种特别的情愫，下面是我个人的阅读经历。

个人阅读史之一：人性阅读

    大概是在小学3年级，我开始读小说。现在还有点印象的，是苏联的“反特小说”《雪地追踪》和《形形色色的案件》，这大概是男孩子的天性使然，在阅读中追求刺激和惊险。

    不过说来也怪，追求刺激和惊险很容易把人引向沉溺于武侠小说，而我却没有。上初中时，班上男同学中间兴起看武侠小说的风潮，许多人着迷得上课不听讲，课后不做作业，整天恍恍惚惚、神神叨叨，一心想飞檐走壁、除霸安民。我也看了各种武侠书，如《三侠五义》、《小武义》、《续小武义》等等，但只有兴趣，没有沉醉。我想，在阅读方面，我可能有一种美学的固执，许多众人喜欢的东西与我无缘。比如，我从来读不进金庸、古龙等人的作品，我知道不少中文系的教授爱读，还有知名的学者劝我读，我多次尝试，但总读不下去。

    与这种阅读美学的固执、癖好有关的，是我读不进《金瓶梅》这样的书。绝大多数人是知其名而不可得，我运气特好，刚下乡时这书传到我手中，时间几乎长达半年，我好多次打起精神硬着头皮开始读，始终进不去。上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