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安市新华书店策划部提供的销售排行、网友的推荐等各方面综合来看，2009年沉淀在读者心中的图书很多都是老面孔。总的来说，这一年的热销书大都以实用性和反思性为特点，其中很多图书都是以新闻事件带动购销热潮。

　　1.着眼大局把握大势

　　从《货币战争》到《中国不高兴》《理论热点面对面·2009》，都是

着眼于国际、国内大局的。经济危机不仅重创了美国，并波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这场危机是怎么发生的呢？很多人抱着疑问到《货币战争》等经济著作中去寻找答案；很多人力图从《中国不高兴》《理论热点面对面·2009》等书中，捕捉到中国作为未来大国崛起的路径和国内政策变化的某些征兆，从而找到新的商机。

 

　　2.寻求职业安全

　　在经济危机影响下，更多人都为如何在不景气的状况下令自己的职业更加牢固而思索。《你在为谁工作》《杜拉拉升职记2》就是应此种需要诞生的，前者提出每一位员工需要自我反思的人生问题并对其做了深刻细致的解答，后者则以小说的形式讲述了如何做好企业的职场策划与招聘等职场功课。有意思的是《你在为谁工作》提出的“我们在为他人工作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工作”这样一个理念，在赢得老板、领导们欢迎带来大量团购的同时，也令普通员工颇为诟病，认为“纯粹是一套奴隶员工的培训教材”。

　　3.关注内心寻找希望

　　于丹的《〈论语〉心得》和《钱文忠解读〈三字经〉》的热销，充分说明人们期待 2500多年前的智慧语录能开启自己的心智。深受职场、生活、婚姻等多重困惑的现代人，需要从传统中国人的心灵观、处世观等诸方面去求得心性的平稳。“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礼”的说法更点明，《钱文忠解读〈三字经〉》的读者也不一定就是学龄前小朋友，更多的是对他们抱有殷殷期望的父母。

　　4.关爱自身养生保健

　　如果说再读传统经典是在关注个人内心的话，《求医不如求己》一系列丛书的流行就是读者关注自己身体的一种体现。到底如何正确地认识自己的身体、用简单的方法防治各种疾病，这令许多人着迷。与此同时，一些经典菜谱的流行也是现代人愈来愈注重生活品质的体现。

　　5.神秘感拉动需求

　　2008年10月28日，中国作协公布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终评结果，贾平凹的《秦腔》等作品捧奖。不久，全国很多书店的茅奖作品开始热销甚至脱销，这种热卖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年。2009年7月底，被禁17年的贾平凹著作《废都》与《浮躁》《秦腔》一起打包为“贾平凹三部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解禁令极大地促进了《废都》的二度热销，很多年轻人都想一赌这本被雪藏了10多年的禁书真容。

借力资本巨手迅速做大做强，但风险不能忽视/图片来源 呢图网

　　上市无疑是当前业内最热的关键词，然而在这个融资主渠道之外，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债务融资工具近来也频频现身书业。此外，贷款支持、银企合作等传统融资手段更是时有耳闻，所有这些现象无不反映出业内企业资本运作手法日益娴熟，文化产业战略投资者雏形渐显。

多元融资大受追捧

　　11月底，中期票据现身书业。当月23日，中国货币网和中国债券信息网发布了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凤凰出版集团“）2009年度第一期无担保中期票据募集说明书和发行公告等材料，30日该期中期票据正式发行，12月2日完成认购并上市流通。债券简称：09凤传媒MTN1，期限3年，发行金额10亿元，票面利率4.65%。
　　根据公布的材料可知，凤凰出版集团此次拟发行两期中期票据，面值均为100元，第二期为5年期10亿元，已于12月11日开始发行，目前正在认购过程中，将于12月16日上市流通。至此，凤凰出版集团成为迄今为止首家成功发行中期票据的出版企业。
　　作为直接融资手段之一，中期票据与短期融资券同属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对象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具有发行机制灵活、融资速度快等特点，自2008年4月推出以来，深受企业欢迎。
　　第一创业债券分析师冯佳告诉记者，目前中期票据的一级市场申购非常活跃，一方面与市场环境变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企业评级有关，凤凰出版集团被评为AA+级，属于较高的评级，表明其自身资质和经营情况都很不错。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新世纪”）在《主体长期信用评级报告》中认为，凤凰出版集团资产规模居行业前列，资本实力雄厚，产业链较完整，具有较高的行业地位和品牌知名度。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6月底，该集团资产总额为126.9亿元，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7.03亿元，实现净利润2.18亿元。
　　凤凰出版集团董事长谭跃向记者表示：“上市是我们的第一种融资手段，现在还有中票，另外我们还投资了基金、信托、保险等，大家都在做，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不过，在多元融资方面，凤凰出版集团并非唯一的先行者，已拥有上市公司的安徽出版集团几乎与其同时开展了发行中期票据的准备工作，早在今年4月便与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签订了承销合作协议，计划发行5年期10亿元的中期票据。据记者了解，该集团的发行工作目前正处在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报阶段。
　　11月24日，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沪市：601999，下称“出版传媒”）也公布了新的融资计划，公告称其与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签署了《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今后5~8年，该行将以优惠待遇为出版传媒提供30亿元贷款支持，双方将根据有关项目进展和融资需求，另行签署贷款合同。

圈来钱，怎么花

　　加速向外扩张是未来行业动向之一，也是融来资金的投向之一。今年4月份，出版传媒便表示要加速资本运作，全力推进跨区域、跨行业、跨媒体发展战略，继续开展优势出版资源收购。目前，其与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天津出版总社（集团）的股权换资产整合已进入实质性阶段，预计2010年将进行更深层次的整合。此外，该公司还有拓展海外市场、建立国外出版发行机构的计划。
　　凤凰出版集团也宣布，将利用发行中期票据募集资金中的1亿元补充出版板块营运资金。为实现出版社业务扩张，该集团计划在异地建立有出版权的分支机构。
　　积极利用高新技术，发展数字化、按需印刷则是未来行业动向之二。凤凰出版集团计划利用发行中期票据募集资金中的1亿元建设信息系统，实现集团管控及出版社管理流程信息化，实现产业链的高效协同和财务业务一体化；用3 亿元开发数字出版项目，建设图书内容资源库、基础教育课程资源库、凤凰阅读网、凤凰教育网，实现图书出版的全流程数字化制作、全媒体发布；用4亿元新建印刷厂房、更新设备，开拓按需印刷项目。在安徽出版集团的融资用途中也包括新媒体开发项目，而出版传媒也有意通过融资投资网络出版、数字出版、手机动漫等新兴媒体。
　　大力拓展新业务领域是未来行业动向之三。凤凰出版集团计划利用发行中期票据募集资金中的3亿元建设物流配送中心，占地面积约216 亩，规划建筑面积8.93万平方米，以打造先进的第三方物流服务企业；还计划用2亿元开发职业教育课程标准教材，积极向职业教育教材领域拓展。安徽出版集团将利用融资延伸文化产业链，出版传媒将利用贷款支持实施出版、发行业务创新开发。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须谨慎

　　从上述动向中可以看出，一些出版集团正在“滚雪球”，利用融来的资金进行多方面投资，持续整合书业上、中、下游资源，不断开拓第三方物流、资本投资、文化地产等新的业务领域，所谓的“战略投资者”角色正在显露雏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晓明向记者分析说：“出版业本身市场空间和容量并不大，没有多少资源可供整合，所以希望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实施兼并重组，在大文化产业概念上整合更多资源，迅速扩张，它代表了一种发展趋势。并且文化领域还缺少大企业、大投资人，所以这是好事。但是融资只是手段，关键问题是提前做好规划，明确发展战略。”
　　实际上，从2008年10月份开始，凤凰出版集团就逐步形成了文化产业重要战略投资者的新定位。谭跃告诉记者：“我们的总体战略定位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聚焦书业、聚焦媒体、聚焦文化产业的投资方向；二是形成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发展路径；三是通过改革分配制度、实现股权多元和上市形成动力机制；四是打造资本运作、数字内容和引进高端人才的竞争优势；五是促进投资拉动型、结构调整型、数字技术带动型的增长方式。
　　目前，凤凰出版集团业务范围包括图书出版发行、出版物资供应、印刷、光盘复制、文化地产、酒店等领域，而安徽出版集团的业务也已迈向文化创意传媒、商业物产、内外贸流通、酒店旅游、投资管理、非银行金融业务、参股银行等方向。
　　不过，上海新世纪在《主体长期信用评级报告》中认为，未来凤凰出版集团将面临五大经营风险，包括战略实施风险、改制风险、义务教育教材市场缩小风险、新媒体的冲击、房地产业务风险。其中提到，该集团目前在南京和苏州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预计竣工时间为2011 ~2013 年，未来两地房市存在不确定性，且截至2009 年6 月底，上述房产项目尚需约35.07亿元后续资金，资金压力较大。
　　同时，资本市场向来风云诡谲、变幻莫测，业内企业初涉其中，要成长为一个成功的弄潮儿尚需时日。其间，风险意识、防范措施也许是不可或缺的。

 

《谁动了我的奶酪？》、《达·芬奇密码》、《石油大博弈》，这三本从国外引进的图书都在当年的中国市场中成为了畅销书，而在这些书的背后，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版权代理公司——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在国内，众多海外图书，有50%的图书是经过版权代理人在国际与国内之间进行牵线搭桥。有人坦言，没有版权代理就不存在图书的海外推广，也正是安德鲁·纳伯格为中国读者制造了多场“视听盛宴”。如今的他们，为中国的出版市场不断寻找着下一本畅销书。

 

用6个人团队

 

营造1000本图书

 

虽然是世界上知名的国际版权公司，但是很难想象，他们的北京办事处只有6名员工。黄家坤更愿意称他们是一个team（团队）。“在公司里的每位员工都是平等的，甚至决定一个人在试用之后是否能留下来也要全体员工表决。虽然只是6个人小团队，但是他们代理的图书却涵盖了小说﹑非小说﹑经管励志图书﹑社科学术图书﹑儿童图书﹑建筑设计﹑艺术类图书和生活类图书等众多领域，已在中国市场投放了约1000部西方图书。”黄家坤说，“我们每天要看大量的图书，写大量的图书简介、推荐理由，甚至一些员工到凌晨1点还在工作，这完全缘自我们对图书的热爱”。

 

而就在前不久，有一位来应聘的毕业生工作表现不达标，原本就要被辞退的她找到了黄家坤。“我愿意一辈子从事这份工作。”就为这一句话，黄家坤顶着所有同事反对的压力留下了她。“身边的员工，许多人都是对书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也是我们能为中国出版市场带来好书的关键。”

 

黄家坤曾在英国就读出版专业，而她所在的班级只有5名男生，她后来好奇地追问自己的英国朋友为什么班上只有如此少的男生，她的同学笑着答道：“你知道，这个行业又不挣钱，男生是要养家的，怎么能去做出版？”所以在黄家坤眼中，一些主动选择图书出版为职业的人，一定是热爱这个行业。

 

出版社

 

与代理人共存亡

 

早些年，作为国内一家出版社职员的黄家坤在无意之间看到了一本国外儿童读物，有趣的故事内容和丰富的插图让她认定了这必将是一本畅销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的版权并未得到引进，“看着这么好的书没有被引进，心里觉得很遗憾”。

 

为了能帮助更多国外的优秀作者可以把作品引进中国，她辞去出版社的工作，来到现在的公司从事版权代理工作。

 

“伴随着19世纪末工业革命，作者的地位提高，但他们缺少书稿贸易经验、法律保护版权、和出版社讨价的能力，于是委托自己的亲戚或朋友出面替自己同出版社谈判以获得较高的稿酬，最早的版权代理人就这样诞生了。”在黄家坤眼中，版权代理人往往能决定一本畅销书的成功，或是出版社与作者的得力助手。

 

“现代的版权代理人有着更强大的优势，一方面可以充当出版社与作者就稿酬多少的调和角色。另一方面，国外出版公司对国内的出版社往往缺少信任，对于中国出版社贸然的合作意象，一般不予理睬，而代理公司的介入往往能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版权代理区别于以往的中国出版社依靠人脉关系组稿，而是采取发现、选择和培养有潜质的作者，为编辑的组稿工作提供选题资源。代理公司是服务于出版社的编辑，帮助他们面对众多专业的稿件，筛选有价值的书稿。”黄家坤说道。

 

“在国外每位作者都有版权经纪人，彼此之间保持长久的合作。”黄家坤介绍道，丹布朗以前只是一个二三流的作家，但是经过他的版权代理人的挖掘推荐，最终名利双收。《哈利·波特》作者罗琳也曾说过，在自己写完《哈利·波特》初稿寻找经纪人时，便收到了里特先生的回复。“我很期待能够看到您完整的作品。”多年后，罗琳依旧把这封信看得比任何一封情书都还要让她感动。作者与自己的代理人，是一种长久合作的关系，很少变动。可以说明国外大众出版与代理人是一种共存亡的关系。

 

而在国内有一个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作者很容易“跳槽”。黄家坤说，国内有编辑曾告诉我，他们培养了多年的一位作者在成名之后，被其他出版社以重金挖“墙脚”。

 

“如果国内有代理人介入，他们会劝说作者尽量不更换出版社，因为长期合作已经使得出版社更了解作者，这有利于双方的长期合作；代表作者跟出版社谈稿酬，在出版社的支付范围之内，尽量满足作者的要求，从而平衡双方的利益要求。代理人就是这样一个微妙的、在某种程度上不可或缺的角色。”黄家坤说道。

 

国际版权贸易经验

 

仍为国内公司短板

 

“总体说来，国内的版权代理市场求生存相对还比较艰难。”究其原因，黄家坤认为，这主要是国内的作者还没有形成普遍委托代理人的书稿贸易形式，出版社也没有形成通过作者代理人约稿的习惯。其次，国内版权市场依然是输入型市场，国内作者向境外销售版权的市场还没有形成较大规模，这也使国内代理公司代理资源需求不足。

 

代理在中国是一个年轻的行业，缺少专业化的行业标准，比如，如何写书稿推荐、如何议价、提供合同、提出版权报告、撰写销售报告等。

 

国内代理公司自身缺乏国际版权贸易经验和版权操作规范，以及对国内外图书版权信息的把握能力不足，黄家坤说：“我认识一些国内版权代理工作人员，他们对这个事业虽然充满热情，但由于缺少经验和急于求成，在选择国内客户方面不够慎重，导致后期合同执行不完善。于是，一些国外授权方经常抱怨说国内公司和他们完成签约后，就不对合作执行情况做通报了，甚至有些预付金都没有支付，版税报告也经常不能按时提供这些问题，对版权代理行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在中国做版权代理虽然有时也很难，但是黄家坤很开心、很充实。她说，“中国出版业是最出力改革的行业，但也是行动最迟缓、比较落后的行业。但近几年，中国出版业的澎湃发展是有目共睹的。”黄家坤说，她现在每分钟都有危机感。这一方面来自管理公司的压力，一方面则是国内市场上的压力。

 

中国应培育适合国情的

 

版权代理人才

 

在黄家坤看来，解决版权代理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关键是中国还没有建成培育版权代理人才的机制。出版业中版权代理人才的匮乏，使得版权代理没有形成“气候”。要想进一步提升版权交易的自由活跃，改善上面提到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培育适合中国国情的版权代理人才。

 

中外在培育版权人才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黄家坤通过长久以来对行业的观察体会到，在国外市场体制环境下，版权经理人是销售人员，重在销售。但在中国培养版权经理人，重点应朝两个方向去考虑，一是销售型的版权经理人，另一种是组稿型的版权经理人。

 

她认为，各出版社应该根据自己的规模、出版特色，形成自己的版权模式。销售型的版权经理人，首先需要会一门外语，比如美国的一个出版社，它的版权经理通常是欧洲人，欧洲是美国版权贸易的一个大市场，像兰登、皇冠的经理人是德国人，至少会说三到四门语言。对日本、韩国、中国等亚洲国家，大部分引进版图书都是通过版权代理公司来代理，除了语言关，还要有人格魅力、沟通力，英文称为“like-ability”（被喜欢的能力）。只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才能在复杂的出版产业链中，协调好各方利益，保障产业链顺利运作。

 

对于组稿型的版权经理人而言，需要具备对某个领域特别了解的技能。比如熟知儿童图书的选题、市场、竞争对手信息等。中国的出版社应该发挥组稿编辑的优势，通过组稿型版权经理人管理出版社的流程。把组稿和版权结合起来，让有经验的老编辑也参与到整条工作流程中，分享产业链上各环节信息。黄家坤人感慨地说道，“一些老的组稿编辑虽然英文、版权知识缺少，但是对书、对市场，太精通了，应该让他们参与进来”，形成一种“发行人参与、组稿编辑参与、版权人上管理的流程”的这么一个模式。

 

■资料链接

 

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由现任总裁安德鲁·纳伯格创立于1977年，是英国在翻译图书版权方面最重要的版权代理机构。该公司主要代理图书翻译版权和原文影印版权，并已先后在中、东欧地区设立了7家独资分支机构，代理销售欧美作者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优秀作者、出版社丰富的图书版权资源，是世界上最大的翻译版权代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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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对《通用规范文字表》征集意见。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的李宇明司长表示，规范文字表内有繁体字和简体字对照表，但是目前还不考虑全面恢复繁体字。他强调，一定要以积极负责的态度，组织专业队伍，畅通讯息渠道，做好意见收集和整理工作，尽量吸收合理成分，以完善字表和推动语言文字工作。

　　李宇明说，《通用规范文字表》研制过程中，对繁体字恢复和类推简化问题，曾进行过反复的研讨。研制组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为了维护社会用字的稳定，字表原则上不恢复繁体字;将类推简化的范围严格限定在字表以内，以保持通用层面用字的系统性和稳定性;允许字表以外的字有条件使用，但不类推简化。

　　李宇明表示，欢迎社会各界人士通过电子邮件、信函和传真等方式，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字表征求意见稿及有关材料登载在《中国教育报》(2009年8月13日)和中国语言文字网(http://www.china-language.gov.cn)上，具体通讯方式见《关于〈通用规范汉字表〉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新闻出版总署首次开展的全国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等级评估工作，经过全国出版界和各方面专家一年的共同努力，评估工作已圆满结束，评估结果已经顺利产生，被评为一级的“百佳”图书出版单位名单已在相关新闻媒体上公示。这标志着我国出版企业评估制度已经正式建立，对我国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改革和管理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从2003年开始，新闻出版总署即着手研究制定图书出版单位的评估制度。在新闻出版总署党组的统一部署和署长柳斌杰、副署长邬书林等领导的亲自指导下，评估制度起草小组历经五载，通过广泛调研，听取出版单位、管理部门和社会专家的意见，参考其他行业部门的评估办法，组织各方面反复论证后，经过专家的科学设计，最终形成了一套定量与定性、项目加权重相结合的科学评估体系。

　　新闻出版总署等级评估办公室自2008年6月正式启动首次评估工作，组织协调各出版单位及主管部门和社会专家积极参与，并委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编辑学会和中国版协科技委员会等3家中介机构，对全国500家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2006~2007年度出版综合情况和整体水平实施了等级评估。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业开展的一次具有开创性、探索性的重要工作，全国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等级评估工作改变了传统的评价办法，真正打破了部门和地域的限制，所有参评单位在全行业范围内和同类的出版单位相比较，在一个平台上，以三大能力为指标进行对比评价。评估工作充分体现了3个突出特征，即评估工作和评估数据的权威性、评估过程的公开性、评估对象和内容的全面性。

　　首次经营性出版单位等级评估，按照社科、科技、大学、教育、古籍、少儿、美术、文艺等8个类别，对全国500家经营性出版单位进行了等级评估，共评出一级出版单位100家，占20%;二级出版单位175家，占35%;三级出版单位200家，占40%;四级出版单位25家，占5%。一级出版单位中，社科类31家、科技类18家、大学类20家、教育类6家、古籍类4家、少儿类6家、美术类6家、文艺类9家。本着以正面引导为主、以鼓励先进为主、以有利于长远发展为主的原则，对公示后确认表彰的100家一级出版单位，授予“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的荣誉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以发挥其在全国出版界中的示范作用。同时，为了便于出版单位更好地经营和发展，对其他等级的评估结果拟在行业内部，通过适当方式，通报给出版单位及其主管、主办单位。

　　被评为“百佳”的出版单位具有6个特点：一是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社会文化影响力大。二是特色鲜明，品牌响亮。三是重点图书多、获奖图书多、社会贡献大。四是注重人才培养，人员训练有素、职称结构合理。五是创新能力强。六是资产运营效果好，许多单位经营业绩比较突出。

　　有关负责人表示，评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百佳”出版单位也要做到有进有出，出版评估将形成制度。新闻出版总署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等级评估办公室将组织专家进一步修改完善评估办法，把各方面好的建议吸收进来，使出版界的评估工作不断完善。据悉，根据专家的建议，经新闻出版总署研究，评估期限由原定每两年一次改为每三年评估一次。

    当“文学零食”触动大众“文学味觉”

    手机小说，创造另一种文体？

    “无线阅读”概念从海外引进国内时，曾被冠以“无限阅读”的美名。但是随着国内电子出版产业的发展，“无线阅读”却因为缺少能够提供内容和技术“无缝连接”的运营商，成为产业“冷词”。美国亚马逊推出数字阅读终端Kindle时，依托的是超过9万种图书的内容含量。我国的“电子书”阅读终端，却因为“媒介代沟”少了纸质媒体的支持，被读者称为“空壳螃蟹”。

    就在“Kindle模式”在国内受挫时，手机却成为无线阅读的主要载体。刚刚闭幕的第七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ChinaJoy)上，“手机阅读”和“手机小说”双双成为热词。调查数据显示，过去一年里至少2000万人体验了手机小说。门户网站、文学网站和电信运营商，都看上了时髦的手机阅读；而人称“文学零食”的手机小说，已经走过悄然萌动的阶段，直接触动大众的“文学味觉”。5000万手机网民手上的5000万部手机，会不会改变我们的阅读方式，甚至影响小说文体本身？

    挑战纸媒性价比，5元流量等于100部长篇小说

    海量内容是手机阅读对传统纸质媒体的最大挑战。花几块钱的流量费，就能读取千万字。而且，将书本厚厚的“大部头”化整为零装进手机，轻松多了。以5元30MB的流量为例，折合成文本格式的电子书，就是1500万字，相当于100部15万字的长篇小说。这让手机阅读拥有了传统图书无法比拟的性价比。

    在ChinaJoy展会现场，300万字的网络小说《盘龙》被盛大买下改编权，将以同名网络游戏亮相。很多读者最早是通过手机阅读接触《盘龙》的；而同名网游主推的游戏界面之一也是手机。从“手机小说”到“手机游戏”，都可轻松而方便地“随身行”。

    去年，我国手机网民有42.4%看手机小说，手机小说是增长最快的手机业务之一。新浪读书、起点中文网等诸多门户网站和文学网站，都开出了手机阅读专区。电信运营商在各种套餐中也新增了“网络流量”，应对日渐增加的手机阅读量。为了争夺3G市场，有的运营商还针对3G手机用户推出“掌上书”免费体验区。截至去年年底，面向手机网民的电子图书超过43万种。

    不过，并非所有的手机读起小说来都能称心：有的手机阅读一部小说居然不能中断，若第二次重启，寻找上次的阅读终点就得费力一页页找，等寻到对接点已兴味索然。网站上下载手机小说的说明，往往有三四页，付费、下载并非动动手指敲敲键盘那么容易。客服人员面对千差万别的手机技术问题，常常无奈承认没法解决，建议“咨询手机生产商”；而要生产商帮忙解决从不同网站下载的内容与手机的对接障碍，既非分内事，也往往无从应对。

    界面左右阅读习惯，短句“堆出”百万字

    2英寸的手机屏幕上，字不比蚂蚁大多少，图片也不过邮票大。一行20多字，每页500至1500字的设置，“阅读界面”左右着手机读者的“阅读习惯”。不少网络写手特意针对界面调整写作模式，用短句堆出百万字。而传统纸媒小说转换成手机阅读，因为文体差异，会遭遇“媒介代沟”。

    手机电子书中，有《王贵与安娜》、《男生向左女生向右》等不少纸媒书的电子版。传统文本中的长句子和长长的段落，往往将手机屏幕挤得满满当当，看起来很吃力。不少手机读者说这叫“经典阅读”，流露出对于“媒介代沟”的无奈。

    “阅读环境嘈杂纷乱、阅读时间零敲碎打，所以手机小说应当跟以往安静地端坐着看的小说不一样。”盛大文学研究所所长夏烈告诉记者，手机阅读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文学模式：要让人看着不累，手机小说不得不文体“松散”，一般每小节不会超过4行；而且每小节都有一两句俏皮话或者笑料，吸引人“不放弃、不抛弃”。此外，手机小说往往标榜“类型小说”，便于网络编辑分类上传，也便于手机用户搜索下载。情感、历史、猎奇、惊悚，是眼下的几大类别。去年流行《鬼吹灯》，手机小说排行榜中就冒出一大堆“盗墓”、“挖宝”。跟风、接风，赚取点击下载量，是手机小说的一大特点。

    受到按字数收费的影响，手机小说也越写越长。新推出的一种“战争类”手机小说，仅预览页每页就有7章目录，而这样的预览页有71页。甚至有网友在贴吧里爆料，说见过1000万字的小说，快的写手每天“产量”高达3万字。作为“文学零食”的手机小说，已显现变成“注水肉”的危机。

（责任编辑：王蕊）

    专家“含泪推荐”虚假宣传满天

    腰封文字不靠谱读者纷说被忽悠

    近日，豆瓣网上名为“恨腰封”的小组因著名博主王小峰的同名博文而迅速蹿红，成员激增。一石激起千层浪，爱书之人在小组中畅所欲言，纷纷表达对图书腰封的“恨之深，责之切”。

    近些年，新书出炉时总会在封面上包勒一条或横或竖的狭窄折页，称为腰封或书腰纸，上面印有与图书相关的宣传、推介性图文。平装书加腰封的做法屡见不鲜，而腰封上浮夸的宣传、虚假的广告往往引起诸多不满。上海作家陈村直言：“印上名人推荐或者什么假大空的广告的腰封，根本就是狗皮膏药！”

    介绍作者和内容，图书用腰封本无可厚非；然而一味吹嘘、胡乱扯虎皮拉大旗，腰封最多只能换来“很雷很霹雳”的骂名。

    面子工程点睛成为“鸡肋”

    据业内人士介绍，腰封初见于精装书，起到保护书皮封面的作用，随后印上宣传广告、推介文字，以充分利用这一纸带。自上世纪90年代从日本传入以来，平装书加腰封渐成风尚。作为书的第一条广告，“抓”人的腰封不由分说地闯入读者视线，迅速聚焦读者注意力，成为封面之外的“面子工程”。

    在浩如烟海的图书世界里，唯有设计精良的封面及腰封能够瞬间捕捉读者的注意力。这种利用“眼球效应”彰显创新设计的做法，在这个注意力匮乏的时代，无疑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发明”。出于设计的考虑，一些封面或封底放不下的字号段落尽数罗列于腰封之上，图文的对接、拼贴，外加醒目的色彩，打造“双层封面”的效果；一二句书中出彩的文字、小而精致的作者像，让读者在翻开书之前先睹为快，腰封确实功用不小，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然而时下，腰封当道，已至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文字极尽浮夸之能事，夸赞、吹嘘之辞，全都挤进那狭长地带，恨不能将世间好话说尽。

    “恨腰封”小组的创始人在博客中坦言，饱受腰封的恶心仍不作为，直至读完阎连科老师的《我与父辈》，看到这条轰也轰不走的腰封，毅然连夜建组。该书腰封上赫然印着：“万人签名联合推荐，2009年最感人的大书，最让世界震撼的中国作家阎连科，锥心泣血的文字，千万读者为之动容，创预售销量奇迹，超越《小团圆》。”字字扼腕惊叹，句句战战兢兢，实在是“集腰封恶俗元素之大成的垃圾腰封代表作”。

    “不喜欢腰封由来已久。”作家程乃姗告诉笔者，她一般不随便推荐书，自己出书时也要求出版社不要腰封，“有了腰封，读起来不方便，而且上面那些夸大其词的称赞，往往离作品很远，多半让人拿下来就随手一扔。”

    逢书必“封”浮夸贻害无穷

    笔者走访了季风书店，大致观察了靡然成风的腰封现象，不难发现，当下的腰封浮夸风如“千树万树梨花开”之势，逢书必“封”。

    笔者发现，以名作家推荐为卖点的占绝大多数，动辄“百名作家震撼推荐”抑或“两岸三地数十位专家联手推荐”，仿佛“作家推荐团”绑定销售；其次便是难以考证的“全球排名第一的畅销书”、“首月销量突破菖菖大关”；或是“不可不读的书”、“一生必读”、“2009年最感人”、“最新”、“最佳”的“最高级”罗列；再者就是“借东风”搭顺风车，“超越《小团圆》”、“赶超《哈利·波特》”、“比《沉思录》更系统”、“比《道德情操论》更现代”，来个攀亲带故，混个脸熟。

    《沉思录》更系统”、“比《道德情操论》更现代”，来个攀亲带故，混个脸熟。

    日本知名导演岩井俊二的电影导演处女作《情书》俘获千万中国观众的心，被奉为经典，而同名小说《情书》一经推出，便销量斐然。然而“安妮宝贝作序推荐，郭敬明的偶像岩井俊二清新唯美第一书”的腰封文字直教人称“很雷人”。一连三位读者拿起该书又放下，嘴里嘀咕着：“岩井俊二，比他们大牌得多吧？”同样，日本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的《恶意》与《宿命》近日大卖，前者说是“畅销天王东野圭吾最得意力作”，后者称是“天王作家东野圭吾最重要作品”，实在让读者无从抉择。

    “再发展下去，腰封就成第二封面，第三第四封面，恨不能封面前印上一本宣传册。大家有，等于大家没有，什么书都加上腰封，实在是不伦不类。”陈村透露，所谓“名家推荐”绝不可信，“我曾经评点过一本书，说了好话，结果出版社张冠李戴，在另一本书上印上了这句话。”陈村直言，“书卖得好不好，靠的不是书皮外面的一层‘袈裟’，也不靠名人推荐，靠的是书本身。”

    图书腰封中的夸大其词甚至虚构之词已成不良风气，作者与出版社因此不欢而散的事例也不在少数。某书腰封上印着“著名作家王安忆翻译的第一本书”，令王安忆愤慨不已，当着媒体直言“绝不属实”，“想把腰封扯下来”。蔡骏小说《天机》的腰封宣传语“《天机》是他一生无法逾越的高度”，这种“终结”式用语让蔡骏与出版商一度反目，要求出版商更换此书腰封，否则拒绝参加《天机》所有签售宣传活动。

    诚信危机读者不再买账

    面对这些近乎“穷凶极恶”的促销，理智的读者不再因为腰封上的某句离谱的“忽悠”而掏腰包。某论坛甚至发起关于如何处置腰封的讨论，结果“扔掉、用作书签及不知所终”成为排名最靠前的三种处理办法。业内人士担忧，这些过度叫卖、不切实际的吹捧，可能会损害出版业的诚信度。

    放眼国外一些出版刊物，封底的媒体评论似乎是吸引读者眼球的要素之一。《纽约时报》书评人，《泰晤士报》评论家，只言片语道出该书的亮点、特色，读者愿意为这些具有公信力的推荐买单。而国内书籍很少有媒体的推荐语，即便有也是那些熟悉的字眼，如“最”字当头，“不可不看”等。

    上海外教社副社长张宏点出了中西出版业做法的不同：“美国、欧洲一些图书出版前，会印一部分成品书寄给一些权威书评人，称作advanced reading copy(提前阅读本)，在正式出版前的几个月里，书评人给出一些评论，再印在封底上。而国内也可能打印出一些书稿，给出版社或作者熟悉的朋友，作序或者导读，但有时候为赶时间，直接省掉了这一环。”省去真正的阅读“把关人”，只能用虚假宣传凑数，读者一再被骗后，无疑会对腰封反感至极。

    张宏进一步提出对腰封的建议：“最理想的腰封是与封面的设计、色彩、剪贴有机地融为一体，并实事求是地介绍作者，写上编辑推荐的理由。”华丽辞藻堆砌后，读者难以从中寻得作者、图书的存在或讯息。不妨剔除那些“最”、“不可不读”、“名家推荐”，实实在在写上作者是谁，书好在哪里，才能真正达到促销的目的。

（责任编辑：王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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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国际观察

　　在蒙古学生的推动下，蒙古国家大呼拉尔在1995年、2000年、2002、2004年、2007年、2008年、2009年有议员不断提议大呼拉尔讨论蒙古重回归中国计划。

　　美国中文的" 世界日报" 在发行的" 世界周刊" 上，有一篇题为" 关注外蒙古" 的文章，作者：岩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华研究所主任）。

　　文章指出，九十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华沙条约国集团相继解体後，一直被前苏联牢牢控制、一贯亦步亦趋前苏联的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日子一直不好过。大规模的苏联援助终止了，苏联红军也早在九二年就全部撤出了外蒙古。外蒙古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地处内陆的不良地理条件，加上长期单一的经济模式、缺乏人才、地广人稀，近年来经济一直持续恶化，人民生活贫困。该文说：" 孤苦伶仃的蒙古又回过头来，希望得到中国的帮助。九十年代初，杨尚昆率团访问外蒙古，开始提供大量物质援助，日益贫困的外蒙古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一九九九年，***更破天荒地访问外蒙，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去蒙古的中国最高领导人。

　　江给外蒙古很大经济援助，并加强了双方关系和经贸合作。今天，蒙古在经济上逐渐依赖大陆，外蒙没有出海口，蒙古的进出口贸易也靠中国的铁路和港口。没有中国的帮助，外蒙古可能无法生存。"该文还说："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日，外电曾经有过这样一则报导：蒙古国家大呼拉尔　（蒙古国会）日前讨论了一项提议，提出把蒙古并入中国，成为中国的一部份，以及蒙古和中国建立联邦国家。"

　　"（外蒙古）戈壁省的委员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研讨会议上首先提出上述计划。蒙古国家大呼拉尔会议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日专门就建立蒙中联盟及蒙古并入中国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戈壁省的委员提出把蒙古并入中国，建成类似香港和澳门一样的中国特别行政区，使蒙古最终回归中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蒙古国家大呼拉尔早在一九九五年就有议员提议蒙古加入中国，但是，由於受到阻力，提案一直未能得到讨论。近年来，蒙古政府由於经济困难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国内地的蒙古族富裕的生活对（外蒙古的）牧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外蒙人经商、探亲访友来到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总是惊呼中国城市怎麽建设得这样漂亮，人们那麽有钱。他们一步步向内地，发现呼和浩特、北京、上海、香港，一个更比一个壮观时，从心底发出赞叹。"

　　外蒙古有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辽阔广袤的土地，人口仅仅二百万（仅相当於中国国内一个小地区的人口，也仅相当於中国国内某些中小城市的人口），有非常广阔的发展余地。外蒙人与中国的内蒙人更是近亲。

　　自从外蒙古於" 辛亥革命" 後宣布" 独立" 後，历届中国政府，　包括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政府都力图收回外蒙古，但最终都功亏一篑。二十世纪中国有报负的政治家，不论他是" 左、中、右" 那个派别的政治家，都对原本" 秋海棠" 形的中国地图被狠狠地挖去了一大块（国土中的一部分）外蒙古而报憾终生。

　　外蒙古的地理位置对中国非常重要，它的分裂形同把中国拦腰斩断，令每个中国人都非常痛心。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据说前苏联部署在中蒙边境的机械化、装甲部队最快十多个小时即可兵临北京城下，那麽惨苦的战争将立即危急首都北京，危机全中国的国家命运。外蒙古的战略意义、军事意义和经济意义在一定的程度上大於目前的台湾，正因为如此，所以外蒙古的重要战略位置才一直为大国所重视。

　　正如岩华先生的文章所指出的：" 最近，俄国总统普京访问蒙古，签署" 俄蒙战略合作夥伴条约" ，要与蒙古全面加强政治、经贸、军事关系。接着美军太平洋司令布莱尔也来了，在外蒙古首都郊区天空就可以看到美军的空降兵在滑降。在某些方面，美国和俄国正在争当"蒙古保护国"." 这当然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岩华先生在该文一开头就指出：" 最近，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当局正在酝酿一项议案，准备承认外蒙古独立。" 如果中国政府能在外蒙古问题上有所作为（收复外蒙古），使外蒙古与中国联盟，或回归中国，或成为中国的一个经济特区，或组成中华联邦　，那麽将不仅对***、***、台独势力是当头一棒，是对他们一个非常有力的打击，令他们从此灰心丧气，他们自然而然也就不敢再倡狂再反抗了。

　　同时还能给目前反对中国的敌国一个极大的打击和极大的震慑感。中国国内人民群众对国家和政府的美好愿望将会空前大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与外交事务中的国际威信与国际地位将会空前大提高，中国的国家安全自然而然将获得飞跃性的大提升，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会因领土和资源的大大扩张和丰富而获益非浅，开发外蒙既解决了大量汉人的就业问题，也就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更大发展，中国国家的蓝图将更加宏伟辽阔广大，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名字也将名垂青史。千百年後，当历史学家评论***政府对中国的是非功过而不可避免地扯上" 反右" 、" 大跃进" 、" 文革" 时，他们也会公正地提到***政府统一和推动了中国的进步发展、文字简化和度量衡改革、改革开放、经济飞跃，乃至收回外蒙的不凡政绩等。

　　如果现在的中国政府对此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做出足够的努力的话。那麽使外蒙古与中国联盟，或回归中国，或成为中国的一个经济特区，或组成中华联邦的希望是很大的。这一宏伟业绩是完全可以经过努力後实现的。

　　注：金融危机下，美俄已无力用金钱贷款等金元外交政策，中国趁机而入也是大好时机……

 

很多深受读者欢迎的网络文学作品，最后都以实体书的形式出版、发行。

 

    网络文学是新兴文化力量，与传统文学既并存又竞争，网络文学将会重组中国文学的格局

    主持人：十年时间，网络文学从滥觞到发展，阵容逐渐壮大，成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它会对传统纸媒文学造成冲击吗？

    马季：网络文学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已经对传统纸媒文学造成了冲击。但是，这并不是坏事情，冲击之后会有相互补充和融合，这将有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

    贺绍俊：我觉得要慎用“冲击”一词。说网络文学带来冲击，是担心网络文学会给传统文学带来不利影响，其实这是一种没有必要的担忧。至少在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有人拿出具体的证据和数据来证明“冲击”的严重性。

    白烨：在我看来，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是并存与并立、互动与互竞的关系，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来说，既不构成严重冲击，更不可能取而代之。

    主持人：网络文学对传统纸媒文学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网络文学的特色是什么？

    贺绍俊：十年来，网络文学给传统纸媒文学提供了崭新的参照系，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成为传统文学的一个新的合作伙伴。从审美方式到文学生产方式，到读者群，网络文学都对传统纸媒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且主要是积极的影响。

    白烨：网络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将是巨大而深刻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可以肯定的是，以网络文学为主的新媒体文学，将会是今后文学的最为主要的一个增长点。

    马季：网络文学重组中国文学的格局是必然的。当代中国文学的新路极有可能出现在“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互补与融合之后。网络把中国进一步推向了世界舞台，在这个大舞台上，将会诞生真正伟大的中国文学。

    陈福民：网络文学的特色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文学经验的构成上，网络文学因其参与主体以青年为主，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敏感尖锐及其与时代关联的真实切近，往往为传统纸媒文学所不及；二是在审美趣味和表达方式上，网络文学的修辞反讽和极快的叙事速度，显示了对传统纸媒文学的一定优势；三是介质载体的差异，决定了网络文学享有较之纸媒文学更大的自由空间。

    主持人：在网络文学的比照和竞争下，传统文学的发展前景如何？

    马季：传统纸媒文学是高端产品，曲高和寡，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读者的小众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生存危机。网络文学解决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换代问题，纸媒文学所以没有被颠覆，是网络缓解了这一矛盾。再过十到二十年，当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纸媒文学与网络文学的界限将会逐渐消失。

    陈福民：曾有人预言并指望用网络文学终结与替代传统纸媒文学，但是这很快被证明是一种误解与虚妄。或许传统纸媒文学有一天会走向衰落，但即便如此，这种局面也不会是网络文学发展的结果。文学作为人类历史最伟大的精神想象活动，所诉诸的是情感、美感、思想、意志等人的基本属性，这些不会因网络文学的出现而沉沦或消失。

（责任编辑：单晓冰）

 

 

    类型化写作是网络文学的文学表现形式，但因此而产生的重复也导致了质量下降，尤其是文学内涵的探索不足

    主持人:有人说网络文学十年来质量不断下降，呈类型化趋势，如何评价？

    贺绍俊：人们之所以不满意网络文学的质量，大概与网络文学的存在方式有关。网络文学不像传统文学那样有完整的、严格的筛选程序，因此我们看到的网络文学作品质量悬殊，而且质量不高的占多数。但是，网络文学的阅读正如一个沙里淘金的过程，好的作品终究不会湮没，通过点击量会脱颖而出。我们评价网络文学，不能只看到质量低下之作，而忽视真金的存在，后者才真正代表了网络文学的水平。因此，认为十年来网络文学质量不断下降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

    网络文学类型化的提法值得商榷。不能一概说网络文学类型化，更准确的表述是：在网络文学中类型小说很红火。类型小说是一种小说样式，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的小说样式，有着比较固定的写作模式，读者也会按特定的阅读期待去读类型小说。类型小说在文学品质上未必就比追求纯文学性的小说低一等。

    马季：网络文学发展十年来，形式越来越丰富，手法越来越多样化，说明网络文学正处于变化、成长期。类型化也不是坏事情，我们的传统纸媒文学正好缺乏这个领域。类型化其实是大众文学的重要特征，而大众文学是精英文学不可缺少的文化背景。我以为，我们要充分相信网络作家的自我修补能力，相信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在未来能担当起中国文学的大任。给他们时间吧！

    陈福民：泛泛地说“十年来网络文学的写作质量不断下降”，是没有问题的，只是需要对其中更深层和复杂的因素做出分析。草创期的网络文学给人们留下水平较高的印象，是因为有一批怀有文学理想作家梦的人投身其中，他们的传统文学训练与素养，比后来涌现的网络写手要高得多，起点相对也高得多，安妮宝贝就是典型代表。后来，随着网络的极大普及和网络写作成本的不断降低，大批更为年轻的写作者加盟其中，他们才华有余，训练不足，结果，类型化几乎成为唯一的出路——这是网络文学作为大众文化时代的表达方式的代价之一。

    白烨：网络文学类型化是一个事实，但并非类型化就一定不好，类型化实际上是对通俗化的强化与提升。网络文学从最初的“无个性”到后来的“类型化”，整体上处于一种不断进取的状态。当然，当下网络文学的类型化还处于过渡状态，分类过于琐细，一些看似不同的类别其实区别不大，作品的小说化程度和艺术性因素都亟须加强。这表明，网络文学在类型化的发展上，还有提升空间。

    主持人：就文学表现形式及内涵探索而言，网络文学是否有突破与发展？

    陈福民：迄今为止，我尚未见到网络文学在“表现形式与内涵探索”方面有何“突破”。网络的工具性使我们在抵达目标上享受了技术的优势，但是，如果你坐在窑洞里对失恋倍感痛苦，坐在飞机上就可以改变这种痛苦心情了吗？可以断言，如果真有什么突破的话，那是属于文学的，而非“网络文学”的。

    白烨：网络文学类型化的本身，相较于传统文学，已体现出突破性的意义。它在严肃文学之外，催生了大众化的通俗文学，而且使通俗文学经由类型化得到极大丰富。

    马季：传统文学一直以关注现实生活为己任，而网络文学侧重于对幻想世界的描述，这是新一代作家面对莫测的世界作出的反应，比如玄幻小说、历史架空小说、穿越小说等等。这类小说虽然不够成熟，但是具有实验意义，其中一部分还涉及到“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往何处去？”等生命本体论的问题，潜藏着新的文学发展空间。    

    自由特质与民间特性，商业化与快餐化，是网络文学的特征。网络文学发展，需要理论研究的跟进和文学批评的合理介入

    主持人：网络文学的发展，使更多人能够参与到文学创作、发表、评价的过程中，使文学实现从精英向民间的过渡。

    马季：网络兼有高速度与低成本的特征，号称全民写作的网络文学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学向民间的回归。商业化与快餐化是文学在商品时代的特性之一，纸媒文学同样存在这些现象，只不过网络文学显得更加突出而已。

    白烨：网络文学的“自由”特质，“民间”特性，正是它最为可贵之处。网络文学在自身的发展中，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受到“商业化”与“快餐化”的裹挟与影响。对于网络文学来说，与这种“商业化”与“快餐化”的博弈，以及或“为我所用”，或保持距离，可能是今后发展中始终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陈福民：网络文学确实被日益严重的商业化所裹挟，逐渐丧失了曾经被寄予厚望的那种革命性。加盟、签约一方面保证了写手的基本生存要求，一方面也使他们的才华被金钱引领下的写作模式驯化。

    主持人：面对蓬勃发展的网络文学，文学批评如何跟上步伐？

    白烨：目前，有关网络文学的文学批评确实不够，主流文学批评基本上没有有效地介入。现在首要的问题是介入，而传统的文学批评对于以类型化为主的网络文学，既没有什么了解，也没有什么研究，因而不能及时跟进，束手无策。网络文学批评，有待于好好培植与发展。

    马季：我一直呼吁加强网络文学的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但也必须看到，一个话语体系的建立是需要时间、需要过程的。而一个人如果对某种样式缺乏认知，缺少激情，是很难真正投入的，因此，网络文学的文学批评应该逐步由有责任的评论家来承担其使命。

    近十年来，网络文学蓬勃发展，逐步影响到人们的文学思维与审美趣味，改变着旧有的阅读方式与表达习惯。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怎样认识网络文学的性质与价值？作为一种崛起的文学力量，网络文学会对当代中国文学产生什么影响？为此，由本报记者主持，我们邀请了活跃在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界的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陈福民、《长篇小说选刊》编辑部主任马季四人，畅谈网络文学的生存与发展，对读者也许会有一定的启发与帮助。

（责任编辑：单晓冰）

    近日，刘心武、毕淑敏、周国平、史铁生等作家接连遭侵权

 

 

从左至右依次为：刘心武、毕淑敏、史铁生、周国平。宋嵩/制图

 

    7月10日，学者、作家周国平与作家史铁生发表声明，称《知音》杂志2009年最新一期刊登的题为《周国平重返幸福：命运把最适合的女子给了我》和《史铁生与生命奔跑，每次心跳都是一座路标》的文章，文字肉麻，内容多处失实。两位作家要求《知音》在下一期公开道歉，不然将提出法律诉讼。

    无独有偶，作家毕淑敏日前也将《知音》杂志社告上法庭，称2009年4月号刊登的一篇署名为“毕淑敏”的《毕淑敏母子环游世界114天：眺望更高远的人生》的文章，不仅系伪造，而且严重侵犯了她的隐私。同病相怜的还有作家刘心武，他不仅被冒名出书，还因为这本“伪书”，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居然成了被告，不久前他正式起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文化名人频陷知识产权官司，让出版界“挂羊头卖狗肉”的侵权现象再次凸现。

    “编辑看她没再回复，就认为她同意，发了出来”

    未授权遭冒名，双方各执一端

    “曾有《知音》编辑与我联系，希望就我现在的婚姻状况进行采访并撰文，被我明确拒绝。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授权任何人做这件事。”周国平表示。

    毕淑敏很愤怒，“太可气了！”据她讲述，《知音》杂志社一位记者想写一篇关于她的专访，并把事先写好的稿子发了过来，“我一看，这肯定不行。一来我不想接受他们的采访；二来都没有采访，稿子怎么就写好了呢？”随后对方就发来邮件，“如果签字同意，就付我2000块钱‘酬劳’。这完全是一种变相收买，被我严词拒绝了。后来又来一封邮件，说要给我4000块，我还是拒绝了。现在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发。”

    记者拨通了《知音》杂志社的电话。该社法务部主任喻修顺说：“周国平的事，我还不太清楚，了解一下再说。”至于毕淑敏一事，他解释说，“稿子是湖北省里另一本刊物的编辑写的，我们的编辑事先跟毕淑敏通了气，她看后也同意了。编辑根据她的意见修改后，以邮件发给她。因为出版时间比较紧张，编辑看她没再回复，就认为她同意，发了出来。”

    相对于周国平、毕淑敏等人的主动维权，刘心武更加“冤枉”：“当我见到一大箱未跟我签约却本本封面上印着我肖像和我名字，并说是由我主编的样书，以及65种‘世界文学名著’的书单时，几乎当场晕厥。”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语文新课标必读·世界文学名著·名家导读版》的主编，恰好其中收录的一篇译文《爱的教育》被原译者认为侵权，因此，刘心武被一并告上了法庭。

    “我刚刚经历丧妻之痛，又遭遇这桩官司，发现自己竟被人欺瞒侵害到如此地步。”据刘心武叙述，中国对外翻译公司一位负责人跟他解释：“我从小读您的书长大的，我敬重您，觉得您高不可攀，够不上……所以才没有跟您联系。”

    “文章多处虚构情节和对话，却说是参照我的新书改写而成”

    内容起争议，是改写还是侵权

    名人遭遇版权官司，不仅涉及授权问题。周国平认为，《知音》刊登的那篇文章多处胡乱改编和嫁接，虚构情节和对话，而前言却言之凿凿说是参照他的新书《岁月与性情》改写而成。

    毕淑敏更伤心，“那篇文章严重侵害了我的隐私，不仅披露我儿子的工作单位，还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事实，比如说，‘这些年虽然我在写作取得了许多成就，然而回过头来一看，儿子还赖在床上，患上了‘独生子女综合征’……有哪个母亲会这样去批评儿子呢？我儿子30岁了，那篇文章写道‘他偎依在我的怀里，说：妈妈，我就是你的小海鸥！’青天白日之下，怎么能如此假冒伪劣呢？”对此，喻修顺表示，“文章全部都来自她的几本书，没有任何失实的地方。”

    在刘心武案件中，问题还比较复杂：“我在这件事情上的无辜，是必须辩白的！我咨询了接待我的法官，他说我遭遇的情况，还不属于著作权范畴，起诉还不由知识产权庭接案，应属于肖像权、姓名权等方面被侵害，需到民事庭立案。”

    目前，毕淑敏和刘心武的案件已在审理中。    

    “即使遇到官司，也往往是挣得多赔得少”

    违法成本低，侵权依然猖獗

    有关专家表示，针对文化名人遭侵权案件频发，根本原因还在于不法书商利欲熏心和图书出版管理存在漏洞。

    一名业内人士表示，很多报刊编辑、出版社负责人法律意识淡薄，比如，摘选文章既不征求作者同意，也不支付稿酬，更有过分的竟然说：“你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我们喜欢你的文章才用的。”其次，著作权人保护意识不强，加上维权成本过高，无形中纵容了侵权行为。由于侵权成本低，一些出版商觉得即使遇到官司，也往往是挣得多赔得少。

    毕淑敏说，不少作家碰到这种事都很无奈，觉得打官司太麻烦，而一些出版单位，也习惯了刊登豆腐块大小的道歉或更正了事。“难道真拿他们没办法？”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张胜友表示，提升国民著作权与知识产权意识，应视作整个文化界、知识界的一项系统工程来抓。要普及、教育与惩罚并重，无论是知名作家或业余作者，遭遇侵权时都应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

    毕淑敏呼吁，“作者必须要站出来，去批驳‘挂羊头卖狗肉’的坏风气。”刘心武也表示，“希望有关部门和舆论界，能通过对这件事的追究和分析，把目前出版界只顾赚钱不顾法律和道德底线的一些病症，好好诊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