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毛泽东被北大官方钦定为校友，他的塑像，也在图书馆醒目的位置摆置着，北大边缘人于是有了出去自称是北大人的底气。本以为岭南炎方，远离京城，大概不再有什么机会与北大边缘人相遇。不意昨天竟然还是碰到了一位。

     昨天应友人之邀，参加深圳市当代艺术一分钟论坛，有一位青年忽然发言，说他以前在北大，现在在深大，——如果你听了这样一番话，是否就认为他毕业自北大，现在深大任教呢？但非常抱歉，下来一交流，我从他闪烁的言辞中，立即就可判断，他既不曾拥有过北大学籍，更不曾拥有过深大教职。这位青年不直接回答我他是北大哪一级的质问，而是迂回地说他是九七年到两千年在北大，对于他的专业，更是讳莫如深。他说自己现在做戏剧、影视这一块（天知道真假），又说自己现在深大“做法学这一块”，别人问他：“您是在法律系教书？”他非常不情愿地“嗯”了一声。岭南人见这类人少，一些朋友很天真地相信了他的说辞，可惜他偏偏遇上了我。

    其实，不需要听其言，只要看他脸上的无知颟顸，我就可以断定他的真实身份。

    一、钱基博先生的所有能找到的著作。

    二、钱穆先生的所有能找到的著作。

    三、龚鹏程先生的所有能找到的著作。

    以上三家的读完，则在国学上的造诣，已绝非一般高校博士生所能望其项背的了。

绪论

词初名曲子词，发源于隋唐，起初是配合燕乐演唱的文辞，故又名曲子。至宋代乃极流行，近人焦循、王国维至以“一代之文学”尊之。但在传统文学史的概念中，词在较长时期内，一直被称作“诗馀”，不能有很高的地位。对于这一境遇的形成，必须于中国文化精神有一真确之体认，然后始能有同情之了解。

近代学者之能深刻体察中国文化要旨者，无过钱穆先生。他的《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一文[1]，对中国文学的文化精神阐释得最明晣、最深刻。他根据了中国的文化特性，分别就表达文学之工具、表达文学之场合、表达文学之动机、表达文学之借材、表达文学之境界与技巧五个方面来阐发中国文学的特性，略言之，有以下数点：

一、中国文学以与口语脱离的文言作为表达文学的工具，故能不受时地之限，既富普遍之意义，又能感发各个历史时期的人心。盖古人以富于普遍性者为雅，囿于地域者为俗，以特富传统性者为雅，以限于时间性者为俗。崇古尚雅，实为中国文学最重要之特征。

二、中国文学是“为己的”文学，作者在创作时，主要是为自抒生命，他不是为某一个或某一些读者而创作，他心目中的读者，甚至可能是“百世以后，有知之者”。因为不需要迎合读者的趣味，故中国文学较多抽象性，重蕴蓄，富于沉思性与固定性。

三、中国传统文学乃就于社会某种需要，某种应用，而特加之以一番文辞之修饰，偏于政治性，若夫无其他动机，以纯文学之兴趣为动机，直抒性灵，无所为而为的文学，实中国传统文学之异端。也正因此，中国文学必求性情与道德合一，文学与人格合一，终期达到一种以作家个人为中心的圣贤意境。

四、中国文学贵于有所为而作，中国文学家最喜言有感而发，最重有寄托，而最戒无病呻吟。其取材是以作者本身个人作中心，而即以此个人之日常生活为题材。由此个人之日常生活，而常连及于家国天下。故对于中国文学作家而言，文学即人生，人生即文学，中国文学之成家，不仅在其文学技巧与风格，更在此作家人生所能达到的高度。作家不因其作品而伟大，作品反因此作家而崇高。

五、中国文学要求作家的内心生活必与其外围之现实人生，家国天下息息相通，融凝一致，其文字表达之技巧，也必求与其内心感映人格锻炼融凝一致。另一方面，中国文学又强调与大自然的融凝合一。此即中国思想传统中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

上引钱穆先生的观点，明白切著地阐发了何谓中国文学的正宗，何谓中国文学的主流。盖中国文学的主流，乃是一种政治性上层文学，个人之出处穷通，莫不与家国兴亡相关，那些徒然以文辞绮丽相饰，只表现个人情志的作品，从来就被目为轻薄，不能有很高的文学地位。更不用说那些代人立言的代言体曲艺文体了。而词之得名诗馀，正因词在一开始是不合于此种主流的。据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和凝本是著名的词人，但后来做了后晋的宰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从此则故事，可见一般人心目中，始终认为词体卑下，无当于中国文学之根本传统。

曲子词之初兴，原仅盛行于社会下层。故其文辞近于俗语，不及诗语之下字雅驯。诗家语老杜、韩愈特重锤炼，宋黄庭坚至谓其“无一字无来处”。但词的文辞从一开始是较通俗的。今传王重民先生所辑《敦煌曲子词集》，所收录的作品，都是在二十世纪初才在敦煌石室中发现，此前一千多年，始终湮没不彰，然而那本是历史的必然，它们本就属于该被文学史所删汰的作品，因为它们完全不合中国文学尚雅、重人文主义的传统。我们来看两首《敦煌曲子词集》中的作品便可知道：

凤归云

儿家本是，累代簪缨。父兄皆是，佐国良臣。幼年生于闺阁，洞房深。训习礼仪足，三从四德，针指分明。　娉得良人，为国远长征。争名定难，未有归程。徒劳公子肝肠断，谩生心。妾身如松柏，守志强过，鲁女坚贞。

洞仙歌

悲雁随阳，解引秋光，寒蛩响夜夜堪伤。泪珠串滴，旋流枕上。无计恨征人，争向金风漂荡。捣衣嘹亮。　懒寄回文先往，战袍待䌥絮，重更薰香。殷勤凭驿使追访。愿四塞来朝明帝，令戍客休施流浪。

一方面，敦煌词文辞伧俗，殊无诗人一唱三叹之致，故不能突破时空上的限制，成为可以流传久远、四海广被的作品；另一方面，敦煌曲子辞多是代言之体，非就作者自身生活取材，不是“有感而发”，故不能见出作者的生命、作者的歌哭。这些，都是中国文学所鄙薄的。

至五代风气攸变。时有蜀人赵承祚编《花间集》，欧阳炯为作集序，中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之语。可知词发展到五代，文辞固已渐趋雅丽，但就表达场合而言，则既非宗庙朝廷，又非邦国盟会，乃是在花间尊前，是在豪门家宴、秦楼楚馆，是对私人生活的写照，用作寻欢作乐时的助兴，词之体格所以卑下，此亦不可忽视之一因。

亦惟词之功用，最早是供“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是用“清绝之辞”，“助娇娆之态”，则以囿于欣赏者的水平，词作的感慨不能深刻，多写众情众相，而没有作家个人之生命体验，词格调不及诗，此亦重大消息。

宋初欧阳修以一代名臣，而颇经意词作。欧词如《临江仙》：

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栏干倚处，待得月华生。　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傍有堕钗横。

此词据宋钱愐《钱氏私志》云：

欧阳文忠任河南推官，亲一妓。时先文僖（钱愐父钱惟演）罢政为西京留守，梅圣俞、谢希深、尹师鲁同在幕下。一日宴于后园，客集，欧与此妓不至，移时方来。在坐相视以目，公责妓云：“末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着，失金钗，犹未见。”公曰：“若得欧推官一词，当为偿汝。”欧即席云：“柳外轻雷池上雨……”坐皆称善。遂命妓满酌赏欧，而令公库偿钗，戒欧公当少戢。

是知欧诗文追随韩愈载道之旌，而所为小词，则仅为座上侑酒，与中国文学之大传统无涉。又有《长相思》二首：

蘋满溪。柳绕堤。相送行人溪水西。回时陇月低。　烟霏霏。风凄凄。重倚朱门听马嘶。寒鸥相对飞。

花似伊。柳似伊。花柳青春人别离。低头双泪垂。　长江东，长江西。两岸鸳鸯两处飞。相逢知几时。

两词均是代言之体，“一就送行女子着笔，一就远行男子落想”[2]，皆不曾自个人生活借材，更无涉于治国平天下之志。又有《生查子》一首：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或以为南宋女词人朱淑真作，又有人认为欧词中凡涉绮艳者，皆是政敌托名所作，用以诋毁之。适见就词的表达动机而言，因其无关人格道德，故在当时人心目中，为一卑下之文体也。

前已引钱穆先生观点，说明中国文学家最喜言有感而发，最重有寄托，而最戒无病呻吟。故后世之词论家，必为欧阳修曲护，认为他下面这首《蝶恋花》是一首有政治寓意的有寄托的作品：

庭院深深深几许, 杨柳堆烟, 帘幕无重数。 玉勒雕鞍游冶处, 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 门掩黄昏, 无计留春住。 泪眼问花花不语, 乱红飞过秋千去。

清代常州词派的开山张惠言说：“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琦）、范（仲淹）作乎？”可见，只有联系上重寄托、重政治抒情的中国文学大传统，词的地位始尊，才得与诗方驾并驱。

读古人诗，最宜依编年读之。则其人一生之行谊，社会时代之风云，尽收眼底。但古人词作往往不编年，即因古人诗虽则东云露一鳞，西云露一爪，然而每一首诗，都是时代的一个侧面，都可以就一滴水而见大海，但古人作词时，其内心往往与社会人生、家国天下毫无关涉，故编年与否，漠不相干。自中国文学之大传统观之，宜乎词之地位，不及诗也。

词体初起时其格甚卑，已如上述。然早期词家，亦有能别开新面，复归于诗学大传统者。兹举李白词二首：

忆秦娥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3]。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菩萨蛮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清代文艺批评家刘熙载评价说，这两首词，抵得上杜甫的《秋兴》八首，并认为，“想其情境，殆作于明皇西幸之后”，这一观点，可谓直抉词心。我以为《忆秦娥》词是纪明皇挥泪别宗庙，仓皇西狩，而《菩萨蛮》则是寓盼官军恢复之意。因为符合了中国文学重寄托、重有感而发的大传统，二词才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

中唐刘禹锡仕途失意，遂就自身经历取材，如《忆江南》之志谪宦之情，《潇湘神》之寓屈骚之意，都不是当时那些流行于下层民众中间、但千年后只能凭藉敦煌文献苟延残喘的代言体词作所可望其项背。《潇湘神》一首：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雲物至今愁。若问二妃何处所，零陵芳草露中秋。

有学者揣测，“词中是否以舜暗指永贞之政的后台顺宗李诵，以二妃暗指顺宗的左右手王叔文、王伾呢？”[4]我以为，就知人论世的角度来看，这种揣测是立得住脚的。

中晚唐作者，尚有张志和《渔歌子》五首，表其隐逸之志，而词中物我融凝，天人合一，遂不胫而走，流传异邦，乃有日本国嵯峨天皇和词。可见能流传久远的，终究还是雅的、表达了士大夫情怀的作品。

上引数家，并不专力为词，故于当时词学大风气并无较大纠转。第一位拓大词的境界的大人物是南唐后主李煜。钱穆先生说：“诗馀为词，亦专咏作者私人生活，与政治无关。李后主以亡国之君为词，其私人生活中，乃全不忘以往之政治生活。故其词虽不涉政治，其心则纯在政治上，斯所以为其他词人所莫及也。”[5]正可以作为王国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一语最好的解释。

从李后主开始，历代词人逐渐自觉地向中国文学的主流靠拢，词的境界也愈转愈深，词人的精神面貌、生命意识，也逐渐与诗人趋同。然而，词终究不是诗，词之佳处，又不仅以附丽诗学，政治性抒情为高。除了那些重寄托的作品，词中凡脱离了代言体的低级趣味，取材自作者自身生活，能表现作者真切的生命意志者，也都是可传之作。这一传统，从花间词人韦庄开始，经由北宋的晏几道、秦观，而到南宋姜夔、吴文英，一脉相承，不绝如缕。

中国文学，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文学，文学即人生，文学即作家之生命态度、生命精神。唐宋词也不例外。书名《唐宋词心解》，是受了清浦起龙《读杜心解》的启发，它不是博士式的“为智识而智识”，不是学究们的“为研究而研究”，它是一位词人，在感知唐五代两宋那些鲜活的生命之时，所记录下来的一点感悟。也希望读者能从本书之外，感受到那千古不磨的词心。

　　当然，南怀瑾相对于丹，相对文怀沙，还有那么一点可爱。这就是他知耻之心未泯。从来在各种场合，他都表示：“我的书都是骗人的，都是为了吃饭的。”这不是什么谦词，这是他真实的内心剖白。但知易行难，南老要吃饭，就不得不坚持他的灾梨祸枣的事业。

　　南怀瑾的文史常识谬误满纸，如果一条一条地揭示出来，得写好几大厚册。今天只就他的一句话，就可看出此人对中国文化最基本的东西都是一无所知。在《南怀瑾讲演录·读书与工商文化》中，南老说：“我告诉教育部，你们编的书没有用，编的大多是唐诗宋词给孩子们读，这又搞错了。我提倡孩子们读经，是为了未来中国多出一些大思想家、大科学家、伟大的政治家。如果只多出一些李白、杜甫有什么用呢？多些诗人、唱歌的没有用，所以说你们又编错了。”从这番话看，南怀瑾绝非像他自我标榜的那样，“晓得古文化的重点”。恰恰说明他对中国文化是一个十足的外行。

　　人文学科，其根本意旨，乃是培育人完善的人格，并使之形成一种坚定的文化信仰。故人文学科不仅仅是智识的教育，更是人格的教育、文化的教育。人文学科是向内的，是在人的内心求完足的，人文学科不能用有用无用衡量。凡用有用无用衡量人文学科，便是匠人思维，不是思想家的思维。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此南氏悖谬者一也。

　　梁启超说，文学者，国民精神之最高体现也。诗又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一大宗。王国维先生的老师，真正的国学大师沈曾植，早年也曾鄙视文学，及至晚年，他才认识到，文学才是中国学术最有价值的部分。当然，沈曾植早年的鄙视文学，与南老之因为浅妄而鄙视文学，固全然不同。沈氏是同光体的魁杰（陈衍语），本就是文学大家，他来鄙视自己可以轻易玩得很好的领域，情有可原，而南老根本写不出一句通顺的诗来，竟也来鄙视文学，鄙视诗歌，这就好笑得紧了。此南氏悖谬者二也。

　　孔门最重诗教。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说，小子何莫学夫诗，又谓诗有兴观群怨之效，诗大序则云：凡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亦莫善乎诗。诗能培养赤子情怀，纯净人格。历代诗词，包含了中国国民精神的全部符码，中国人又讲究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先重人，再重诗，故读古人诗词，是与中国古人高贵的人文情怀相遇，是与中国古人高雅的审美情趣相磨荡，将谓学诗者无用，是对孔门学说的无知，是对中国文化基本要义的无知。此南氏悖谬者三也。

　　大思想家、大政治家都不是单纯的智者。必定同时是一位仁者。惟仁者能爱人。只有对人类有着终极关怀和悲悯之心，才会有真正的思想，也才适宜去做新民的政治事业。诗词中多的是仁人志士之心，以读诗词与成为大思想家、大政治家无关，真是浅人妄论，不足一哂。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早就指出：诗固然有别材，非关学与理，但非深于学、明于理，则不能达到极诣。可见诗与思想关系密切。诗又通乎政，鲁迅先生从某人的词作中，一下子就看出他有山大王气，此是显然之理。而即使是科学研究，爱因斯坦也指出，真正的科学家，不是为了满足单纯的求知欲，不是为了追逐名利，而是因为有信仰。有信仰，也便是有仁人之心。把诗词与思想、科学、政治完全割裂，这是哪一家的学说？此南氏悖谬者四也。

　　读书少的人，如果也敢去出“著作”，只要翻上一页，就知道他本来是什么一种货色。一花一世界，古人诚不我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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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為對温家寳先生關於教育問題講話的回應，但新浪標籤自動屏蔽掉温家寳三字。

少数民族六大右派是指：

龙云（彝族，中国现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黄现璠（壮族，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

欧百川（苗族，时任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副省长）

马松亭（回族,时任全国政协委员，近代回族伊斯兰教著名的四大阿訇之一）

王毅斋（回族，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曾经河南大学教授，时为河南省副省长）

向达（土家族，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时为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图书馆馆长）。

转自：http://www.3miao.net/3/viewspace-57867

    我们不妨再推衍一番，当初这位被洪晃女士称作“最伟大的母亲”的女人，是为了爱情和那个美籍人士make love的吗？当然不是。是因为她有一种极强烈的民族自卑情绪，所以满心希望找到一个美籍人士，好离开这个她深深瞧不起的国家。这样的人，北京叫作“扛洋枪的”，一向为公众所不耻。中国人对她们的鄙视，是因为她们的势利和卑贱，与肤色无关，与种族歧视无关。

    真正有种族歧视意识是娄倩的母亲。她歧视的是首先是中华民族。她的对中华民族和其他发展中民族的歧视，已经污染了娄倩幼小的心灵。娄倩在公开声明中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这已经是在歧视非上海籍人士了，又说自己的父亲是美国人，不是非洲人，她的根深蒂固的歧视意识，显然是来源于她的母亲。

    然而洪晃女士竟然说这个卑贱的女人是“最伟大的母亲”，这已经完全没有了正常人的是非感。丧失了基本的是非判断标准的人，竟然还倒打一耙，说斥骂卑贱的网友没有道德底线，这是什么逻辑？

    中国当今人情浇薄，道德沦丧，除了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也未尝不是因为社会上太多洪晃女士这样的表面上的“精英”，实则上的“痞女”（洪晃自称名门痞女），一个“痞”字，很好地勾画出没有道德准则的所谓精英的形象。

徐晉如

徐子按：2009年7月，余含淚在長沙僭論君子人格，上天震怒，日有食之。以人格卑污之徒，而僭議君子之行，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無怪乎天垂異象，以儆世人。余含淚其人之讕言污行，予固不齒久矣，而彼之所謂學術報告，全無學術可言，尤令予震駭莫名。余含淚本一野路子出身之江湖派人物，素未受正規學術訓練，文中羅輯問題、學術規範問題不一而足，予遂不得不義務做一次余含淚的導師，就其文荒悖之處，略加點評。

君子人格——在两岸经贸论坛上的专题报告

　　秋雨按： 2009年7月11日上午，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湖南长沙开幕，大陆的政协主席贾庆林和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都出席并发表了长篇讲话。两岸学术文化界的著名人士五百余人聚会长沙，蔚为壮观。徐子曰：學術報告，應該先學界人士，再説官員。這是國際學術論壇的通例。开幕式结束之后，是一场面对全体代表的专题报告，台湾和大陆各出两位报告人。台湾方面的报告人是原台湾大学校长孙震教授和王邦雄教授，大陆方面的报告人是我和于丹。于丹初次相见，却一见如故，一个诚恳而又充满生命力的文化人徐子曰：白氏詩云：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才更待十年期。誠恳云云，不要隨便下論斷。古人亦云：蓋棺而論定。；孙震校长是我的老熟人，一个儒雅而又有风骨的大学者。我们四个人并排坐在主席台上。演讲台在主席台一侧，主持人是中央电视台的白岩松和中天电视台的卢秀芳。徐子曰：這段話非學者應有之語。除了標榜自己又認識什麽名人，不明白這段話還有什麽别的意義。我在台上看下去，全场的所有男性中，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打领带。我知道这是隆重的正式场合，打领带表现了一种礼貌，但我又受不了千篇一律的枯燥，所以作一点突破。前些天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我与日本表演艺术家栗原小卷女士一起为“评委会大奖”颁奖，我也没打领带，今天是第二次了。徐子曰：荀卿曰禮者偽也。禮之用，節也。儒家之君子，莫不愛禮，放縱本能，得謂君子乎？且為了表示突破，何不袒露你的一身婦女肉？這也算學足了魏晉風流——當然，君子所不為也。 我们四个人的专题报告结束后，大会进入到了分组讨论阶段。

　　我的专题报告原定的标题是《从文本传承到精神传承》，其中的核心观点，是根据文化人类学关于集体人格的思维，认为“中华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是君子人格”。 徐子曰：對中國歷史文化毫無研究，就衹能靠西方理論硬套。這不是學術，而是殖民意識、洋奴心態。这个观点在学术上有点艰深，在专题报告中我只能用通俗而轻松的语言来表述。徐子曰：這話就明顯不是君子説的話。這句話的意思是，在場的官員都没讀過書，在場的五百餘名“兩岸學術文化界著名人士”都是不學無術的張好古。否則，怎麽會聽不懂余含淚那淺得不能再淺的所謂“學術報告”呢？

主持人，各位朋友：早上好！

　　我们今天这个会议，叫“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大家似乎有这样一个印象：两岸在经贸上已经做了很多事情，现在要开始延伸到文化交流上来了。徐子曰：誰有這樣一個印象？余含淚又在代沉默的大多數立言了。“似乎”一詞，是學者該用的嗎？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因为文化交流早在经贸之前就开始了。徐子曰：余含淚必須用實際數據纔能證明文化交流先於經貿。

 　　对于一个成熟的人来说，他的第一身份和最后身份都是文化身份。徐子曰：什麽是第一身份？什麽是最後身份？這兩個術語出自哪裏，内涵和外延又分别是什麽？文化身份是隐潜的，却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沟通，甚至，五千年的积累徐子曰：是積累，還是積澱？就闪动在一次眼神递接之间。

　　在我懂事之初，两岸已经有了铁壁般的政治阻隔，但在政治阻隔两边，却共同拥有着中华文化。徐子曰：破四舊、文革是擁有中華文化？记得早在25年前我在香港举行的一个国际比较文学论坛上首次见台湾学者，具体说来就是今天在场的台湾大学名誉教授曾永义先生。我们很快就注意到了对方，但不知怎么开口，只是不断地与外国学者谈话，眼角却偷偷地互相窥视着。终于，我们讲了第一句话，讲的是对一部中国古代戏剧史著作的评价，其实只是一个短句，却似乎包含着无限的“文化知己感”，彼此惊讶万分。两人从此就不分开了，以后几天连坐车、吃饭都在一起。我想，今天的文化论坛，这样的“预备会议”已经开过很多了。我在昆剧演出的剧场里结识了白先勇先生，在东方美学论坛上结识了今天在座的黄光男校长，在鸿禧博物馆结识了今天在座的汉宝德先生，在云门舞集的后台结识了林怀民先生，又在一条山路上结识了余光中先生。奇怪的是，这种结识，几乎都成了终身性的友谊。由此也可证明，文化沟通比经贸沟通更关及生命的本质。徐子曰：“由此”并不能證明。這是簡單的羅輯問題。那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不需要合同，不需要帐号，不需要收据，最快速，又最深刻。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指出，我们往往把“文化”看小了。徐子曰：誰們？又在樹立空靶子。大家徐子曰：大家是誰？已经习惯于把“文化”看作是“文化界”一批人各自在从事的那些专业，看成是那些字，那些书，那些文物，那些音乐，那些舞蹈，那些概念，那些规矩。徐子曰：請舉實例或調查數據説明有多少人把“文化”看作是“文化界”的那點破事。这一些当然都很重要，但即使把这些加在一起，也只能说明它们是文化，还不能说明文化是什么。在我看来，文化，是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的共同体。那么，所谓中华文化，也就是中国人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的共同约定。徐子曰：儒家和道家在精神價值上有共同約定嗎？佛教徒和儒家在生活方式上有共同約定嗎？大而無當之言，根本經不住推敲。余含淚之文，往往如是。

 　　大家可能都知道这样一个资讯，近几十年来有不少中国人和西方人结婚，在经过热恋阶段之后，有很大一部分最后终于分离了。分离的理由大同小异，其中最常见的一个理由叫做“文化差异”。你看，文化在这里已经成了能不能一起继续过日子的分水岭，这些夫妻，彼此从事的工作绝大多数与文化界无关，他们却因“文化”而分离，可见文化远远大于“文化界”，其严重程度也高出于一门门文化专业的兴衰。徐子曰：文化和文化界根本不是一個概念，它們不是合集和子集的關係。

 　　因此，我们在探讨中华文化传承的时候，既要注意到具体的专业技术层面，更要注意到整体意义，不要因小失大。例如，现在两岸都有人在关心简体字和繁体字这样具体的专业问题徐子曰：繁簡體之爭，是意識形態之爭。余含淚不會不明白。偏要説成是專業問題，是余含淚太幼稚，還是太奸滑？，在我看来倒是不难解决的技术问题，而且，即使不解决，多元并存，也没有什么不好。我最近又看到台湾有人在做一个有趣的调查，有多少台湾民众知道大陆“忽悠”这个词的含义，又有多少大陆民众知道台湾“窝心”这个词的含义。这更是小问题，例如我本人在几年前也完全不知道“忽悠”这个词的含义，后来赵本山一给我解释我就立即懂了。徐子曰：余含淚在搞概念偷換。兩個詞語的差别，是專業技術問題嗎？这类事情，看起来是一道道沟壑，其实很容易跳过。中国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真正的重点和难点，都不在这里。

　　近一百年来，中华民族遇到过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很多人对中华文化的现代生命力产生了怀疑，甚至，对整个中华文化都产生了根本的不信任。因此，一些学者就企图在其中搜寻、爬剔出一点仍然具有传承可能的精神价值来延续文化生命。例如，梁启超先生看中的是“兼爱”和“四海之内皆兄弟”，孙中山先生看中的是“天下为公”，胡适之先生看中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梁漱溟先生看中的是“天人合一”，还有更多的先生看中的是“刚健有为” 徐子曰：是剛健有為，還是自强不息？余含淚没讀過張岱年？再問一句，老子講柔，講無為，是不是中國文化？、“厚德载物”…… 我想，有关这类问题的讨论还会继续下去。徐子曰：梁啟超、孫中山、梁漱溟對中華文化的現代生命力産生懷疑了嗎？把他們與胡適之並列，我想這些先賢地下有知，會化為厲鬼以擊余含淚之腦。

　　但是，问题来了。这些四个字或几个字的词句，听起来都是很漂亮，却凭着什么力量传承几千年的呢？中国有不少文化人一直很迷信词语概念的渗透能力，其实都是书生之见。徐子曰：余含淚顯然没讀過胡適之的名文《名教》。詞語概念的確是有極大的滲透能力的，孔子亦云：名不正則言不順。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单位，由董事长制定了一些所谓“企业精神”，例如“团结、拼搏”之类，究竟有多少真正的传播价值呢？一个小小的企业尚且如此，那么，一个庞大的民族又怎么能够靠着一些概念和词句来完成文化传承呢？徐子曰：文化傳承是靠多種手段的合力。

 　　我认为，世界上各大文明真正的文化传承，必须靠“集体人格”的延续来完成。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学术问题，请容许我多讲几句。欧洲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荣格曾经说过：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根据这个原理，中华文化的最后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集体人格是一种生命现象，只要是生命现象就会遗传，就会有一种类似于DNA的质素，就会有一种仿效的范本，皈附的动力，于是，传承就有了可能。世界各大文明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集体人格，例如英雄人格、先知人格、神圣人格、绅士人格、骑士人格、武士人格等等；而中国文化所提倡的集体人格，则是君子人格。請不要用儒家文化偷換中國文化的概念。道家也講君子人格？釋家也講君子人格？

 　　从孔子开始，虽然没有为君子确立定义，却划出了君子和小人之间的一条条明显界线，例如历代中国人都知道那些格言，君子自强不息，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坦荡荡，君子和而不同……，而小人，则完全相反。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愿意被人家说成是“小人”。甚至，宁肯被说成“坏人”，也不愿意做“小人”。 徐子曰：君子豈易為哉！錢穆先生發現的是，幾乎所有中國人，都會説“你還算一個人嗎”，可見中國人首先要求的是做一個人。余含淚大概没有讀過这种普及人心的程度，证明中国文化在集体人格建树上的成功。中国文化的一切光明面，其实都是凭借着君子人格传递的。前面说过的那些“天下为公”、“天人合一”、“刚健有为”、“和谐处世”等等精神原则，也都是君子人格的一部分。天下為公是指的政治理想，就像選賢與能也是政治理想。既不是精神原則，更不是任何人格的一部分。我們可以説民主是一種人格嗎？重要的是，正因为有了君子人格这种具有遗传功能的载体，这些精神原则也生命化了，一代代活了下来。

 　　直到今天，不管世界上哪个地方要传承中华文化，也应该以精神价值和集体人格为归结。歸結一詞使用不當。兼爱、仁义、诚信、知耻、禁止伤害和诽谤，这些君子风范，应该成为更多中国人的人生原则和公约，最不知恥的東西來講這些，是最無恥的行徑。禁止被政治操弄、族群争斗、民粹暴力、小人伎俩而遭到破坏。這一句是病句。民粹暴力和小人伎倆後面都應有“所+動詞”的結構。只有这样，即使背不出《三字经》、写错了繁体字，中华文化也会获得实质性的传承。老子説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中華文化的傳承，需要多種層次，慎用“衹有”。相反，满口学问的人，很可能是小人，他们常常以大量的文字玷污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和集体人格。比如余含淚那篇千古名文“含淚勸告災民”。大家记得，抗日战争结束后审判汉奸，很多大汉奸都很有国学根基，但在人格上却是损人利己、卖国求荣的小人。可惜余含淚除了搖尾乞憐，連那些漢奸的國學根基都達不到。

 　　我已经听到了提醒准备结束演讲的预备铃声。那么，我想用这样一个记忆作为结尾。

 　　我们今天在长沙，不能不想起两个一百多年前的湖南人。整整一百三十年前，一位六十一岁的湖南官员寂寞地回到了长沙，按照中國人傳統的説法，生於一八一八年和馬克思同齡的郭嵩燾，當年應該是六十二歲，這是基本的“國學常識”。他就是中国首任驻英国和法国的公使郭嵩焘。他被弹劾免职的重要理由是在外交活动中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很多规则，但据我所知，在他走后，欧洲的众多外交使团都还在怀念这个中国人，因为他让大家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美好。说他违反中华文化的规则，其实恰恰是他在探寻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接轨的可能。在精神和人格上，他是中华文化最好的传播者。他遭到弹劾，是因为有一个叫刘锡鸿的小人告密和揭发。在文化上，君子总是斗不过小人。不在文化上，君子也鬥不過小人。幸好，后来接任郭嵩焘的，是另一位湖南人，他就是曾纪泽，曾国藩的长子，中国近代史上的优秀外交官，他面对的也是中华文化与国际文明的艰难对话。

 　　我知道，这次两岸文化论坛选在长沙召开，一定与一百多年前的郭嵩焘和曾纪泽没有什么关系；但我又相信，这两位湖南人的在天之灵，一定在倾听我们的发言。那么，谢谢他们，谢谢大家！

　　　　2009年7月11日于湖南长沙

1972年 胡惠溥与郭沫若之商榷

 陈仁德

1972年6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第六个年头，“全国山河一片红”，全国人民的思想被完全统一起来，除了永无休止的高唱阶级斗争战歌外，很少有人去独立思考过任何问题，尤其是学术问题。“文化旗手”郭沫若此前推出了他的历史学新著《李白与杜甫》，在这部新著里，郭沫若根据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理论，将杜甫划成了地主分子，将苏涣划为造反诗人，他的这一成果得到当局的高度评价，使他在学术上的地位登峰造极。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郭沫若就以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受知于毛泽东，奠定了他作为中共最大御用文人的地位。那篇16000余字的《甲申三百年祭》，被作为中共的文件下发，要求每个党员学习，这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是被中共奉为祖师的马克思列宁的单篇著作，也没听说过作为文件下发的。《甲申三百年祭》从此成为中共的经典，人们除了怀着虔诚的心情去学习外，绝不可以对其有丝毫的置疑。

不可思议的是，1972年6月的一天，四川泸州一个潦倒不堪的五十多岁的文人，竟非常认真的写信与郭沫若商榷《甲申三百年祭》，并挂号寄给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这种在常人看来极不对称的举动，在举国若狂大革文化命的时代，恐无第二例，足见作者的风骨绝非常人可比，令人肃然起敬。

这个潦倒不堪的五十多岁的文人叫胡惠溥，让我们先对他作一个简介。

胡惠溥名希渊（1916~1993），泸州硕儒前清举人李赦虎高足，博闻强识，学问渊深，精于诗古文辞，抗战时受知于章士钊，邀入著名学术团社“饮河诗社”，1949年后在泸州四中任教，1959年“拔白旗”运动中，以“穿长衫，厚古薄今”之罪失去公职，从此备受饥寒，先后经历子夭妻亡之痛，孑然一身，苦不堪言，因无居所，被迫栖桥洞十年，然始终不坠其志，日夕吟诵，篇什千百。我曾撰长文《桥洞下的悲怆诗人》述其行状，兹略引数段以见其当时之困境：

胡先生凭着每月7.50元的救济金和一些好心人的帮助，极其艰难地生存着，他一生只攻学问，不善炊事，连面条也不会煮，一日三餐，全在外面吃馆子。那点可怜的救济金平均每天只有二角多钱(还要用于衣物医疗等其它开支)，又能在馆子里吃什么呢?所以他经常饥肠辘辘，何谈营养。

永丰桥下穿桥而过的溪沟是泸州城的一个大排污沟，腥秽的污水终年不断，臭不可闻，孽生出许多蚊蝇。

永丰桥是泸州的南大门，每天下半夜开始，便有络绎不绝的汽车轰隆轰隆从桥上开过，在桥洞下形成很大的回响，根本无法得到安宁。

永丰桥下没有电源，所以仍以油灯照明。

胡先生——一个不可多得的博学夫子，就孤苦伶仃的住在这里，他的居处以桥面为屋顶，倚桥墩为壁，与洞穴没有什么区别。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他会落到这步田地，更没有想到会在这里一住就是整整十年!

胡惠溥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时候，在日日尚且为衣食发愁的时候，偶然读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竟然忘却身边的一切，就在桥洞下援笔作书，与郭氏作学术之商榷。

胡惠溥起笔即写：“沫若先生：近读大著《甲申三百年祭》，赞开国之大策，非前此以考据为考据者所能望见，佩服佩服。惟四十日之大顺朝，仅如昙花一现，窃谓李自成之覆亡，与李岩之不得竟其用以死，均系非常问题，因就大著籀绎之，管中一斑，疑李自成覆亡之主因，尚当不只刘宗敏拷掠吴襄求陈圆圆，牛金星以倾轧谮杀李岩数端而已（郭沫若原文：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

除了礼节性的客套话，就直接点出“李自成覆亡之主因，尚当不只刘宗敏拷掠吴襄求陈圆圆，牛金星以倾轧谮杀李岩数端而已”，亮出了不同于郭沫若的学术观点。“四十日之大顺朝，仅如昙花一现”，虽仅13字，在举世皆将李自成捧为圣人的时代，却极为难得，较之郭沫若文中所称“这虽然仅是四十天以内的事，却是天翻地覆的四十天”，相去远矣，殊可玩味。

接下来胡惠溥就郭沫若原文进行梳理，简述了李自成起兵以来直至登极的过程，认为郭沫若的行间字里所描述，正是告诉读者，李自成之义军“始终皆为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这里的始终，始于李自成起兵之崇祯二年，终于李自成登极之崇祯十七年,事实亦正是如此。但是，郭沫若在后文却说：“在崇祯十三年李岩、牛金星、宋献策、顾君恩等，加入李自成起义军后，从此设官分职守土不流，气象迥异于前”（郭沫若原文为：在李岩入伙之后，接着便有牛金星、宋献策、刘宗敏、顾君恩等的参加，这几位都是闯王部下的要角。从此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便迥然不同了）。胡惠溥认为郭沫若此说与上文“似相背驰”，即上文告诉读者的是“始终皆为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而此处却定论为“从此设官分职守土不流”。胡惠溥为了说明李自成并非自崇祯十三年便“设官分职守土不流”，详细论述：“鄙意当时情况，当必遍地皆饥民，遍地皆在饥民麕集群、即起义之声势笼罩中，至于明室将佐，如熊廷弼、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等，皆赐死、自杀、阵亡也！其余如杨嗣昌、熊文灿等，平时但知朘削元元，交绥则惟望风逃遁耳，故李自成所据各省，必有多数明军已撤退之州县，而李自成兵力未达，仅属遥为号召者，既属遥为号召，则税收、生产、社会秩序、设官守土等方面，必不遑计及，虽冲要四达之地已设官守土矣！恐亦着眼在战略重点上之部署而已，且此种州县，李自成所据各省当必不多”。

将郭沫若“从此设官分职守土不流”与胡惠溥之上述观点进行比较，不难看出，后者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此等问题，在一般读者眼里往往一晃而过，不会引起重视，而在胡惠溥眼里却没滑过去，这是需要何等的眼力。胡惠溥接着针对郭沫若的“似相背驰”理直气壮的说“恐鄙说未必遂非”，并指出郭沫若“盖论人阶段不同，行文之重点遂不同，故虽同一事也，而详略与扬抑之词，亦不能遂无毫发爽”。读至此，我们不得不佩服胡惠溥之说理婉转而达意。

为了进一步论证李自成“始终皆为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胡惠溥一气说下去：“李自成起义十余年矣，攻下之地亦多矣，岂止河南湖南陕西山西等地，乃从未闻郑重宣示坐镇之地，并明白规划其他地区从属之系统，虽有时亦似命将出师矣，其实所谓命将者，仅李自成大军之先头部队耳，所以起义十余年，皆系一军独将，故往攻北京，全部数十万大军亦与李自成同住，即此足以见李自成未做到彻底的守土不流。而其于攻下之地，盖亦旋得旋弃，或则虽下径过，或则不下绕过，尚不仅攻下之地未能皆利用之也，实质仍是流动战术部队之大集合体。此种略具雏形之政治机构，当过大胜利之到来，上下何能免于纷纷然与昏昏然”。此等论述，有理有据，酣畅淋漓，引人入胜，至此,郭沫若“从此设官分职守土不流”之说被彻底动摇。

对于李自成的覆亡之因，胡惠溥认为关键所在，乃是“未能于政治体制有所演进”，为此，他分析了农民起义的一般规律，起义之始，都是因为朝廷“权门朋比，世胄高位，于是用人惟亲，英才沉屈，而又有非常之饥馑与暴政以驱之”，“以故饥民反暴，纷然四起，为救死而与当时之政府斗争，此种最初本部原无严密之组织，与外部亦无相互联系之饥民反暴，其斗争形式，自必发展成为流动之战术。----此种战术，与起义军同时并生，亦同时发展壮大----惟是起义军之力量，已发展壮大矣，仍习故常，不知改絃，则覆亡之因，亦遂与此天赋优点偕生并长，不至覆亡不止”。 胡惠溥在这里提出的“已发展壮大矣，仍习故常，不知改絃，则覆亡之因，亦遂与此天赋优点偕生并长，不至覆亡不止”，是极为中肯的批评，可谓独具只眼，见解不凡，所谓“仍习故常，不知改絃”，即“未能于政治体制有所演进”。如何演进？是个极大的课题，超出了与郭沫若商榷的范围，故胡惠溥除了批评“李自成未做到彻底的守土不流”外，未再详论，可以理解。

胡惠溥的文章有几个特点容易被现在的人忽视，兹略作说明。

首先要说明的是，胡惠溥自文革“破四旧”时被无赖之徒将家藏数千卷典籍攫走后，手中便无书可考，此后的所有写作，但凡涉及典籍全凭记忆，好在他少年时便遍读经史子集，大脑里有一个人家攫不去的“图书馆”，他后半生凭记忆引证的典籍，经好事者核对，与原文无丝毫差错。此文所涉历史人物事件，除了郭沫若原文所载，全是胡惠溥记忆所及，故他亦自谦“深惭腹俭”，从兹可见胡惠溥的博学绝非当今那些所谓国学大师们所能望其项背。

其次是，胡惠溥身处困境，朝不保夕，而其志仍在云霄间，当神州万马齐喑之时，他居然在桥洞黯淡的油灯下挥笔著文，“不自量力”的与炙手可热的“文化旗手”郭沫若作学术商榷，而商榷的内容，又是被奉为经典的《甲申三百年祭》，姑不论其文章的价值如何，仅就其襟怀与胆识而言，已足以令当时那些天天高喊“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的文人学者们羞愧汗颜!他所折射的，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崇尚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高贵品质。

第三是，胡惠溥的文章居然从头至尾没有引用一句“毛主席语录”，甚至没有一点所谓

的马列主义历史观的痕迹，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没有一篇文章特别是学术文章不是言必称马列，言必称语录，不自称“用马列主义的历史观作指导”的史论文章根本没有。胡惠溥并没有生活在真空中，在他生活的时代，想不接触“马列”是不可想象的，他作为文化人也读过一些“马列”，当然知道当时的文风，但是他依然故我，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心灵净土，不在文章中出现一点在他看来是多余的话，真是难能可贵。

第四是，胡惠溥始终抓住郭沫若的原文不放，论证论据都直接取自郭沫若原文，胡惠溥自己称为“无书引证，即以其论者证之，此所谓‘以彼士兵，缚彼将帅’耳！”。这无疑是一种非常高明的作法。

文章脱稿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七号即阴历四月二十六日”，“六月十一号付邮即阴历五月初一”，胡惠溥只是想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并没指望得到郭沫若的回复，事实上当时郭沫若满脑子考虑的是如何紧跟领袖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也绝不可能有兴趣来理睬这种在他看来毫无意义的事情。此后，这篇文章便“泥牛入海无消息”。唯一可以庆幸的是，胡惠溥没有因此再次获罪。

最后讲一下胡惠溥文章手稿的发现。

我在2004年写作《桥洞下的悲怆诗人》时，述及胡惠溥与郭沫若之商榷，曾经叹息该文稿已经遗失，不料上月忽接泸州刘泽彬（胡惠溥弟子）电话，谓胡惠溥《读〈甲申三百年

祭〉与郭沫若先生之商榷》手稿无意中在箱子里发现了，我大喜过望，马上请刘泽彬寄来，我连夜整理并录人电脑，就这样，这篇极有价值的文章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不至湮灭无闻。仔细阅读手稿，见后面所附李得镡（我舅父）信札摘录，始知此手稿乃是1972年胡惠溥寄给当时寓居乐至之李得镡的抄件，胡本人已无存。到了1982年4 月7号，李得镡“会检废簏，偶然得之，喜为抄一通”，李自言“非敢上拟《考工》之补《乐记》，特聊以志余之私爱云尔”，又寄回给了胡惠溥，之后胡又带到了刘泽彬家，三十多年后才又到了我手里。手稿为胡惠溥钢笔楷体立书，字迹工整劲秀，一笔不苟，极见功底，观其字可见其为人。由于年代久远，手稿已经发黄，褶皱处已经开始破碎，拟请匠人装裱永久保存。

今年是胡惠溥写作《读〈甲申三百年祭〉与郭沫若先生之商榷》37周年，胡惠溥去世16周年，我谨以此文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2009年9月8日一气呵成于重庆临江门

附一：胡惠溥《读〈甲申三百年祭〉与郭沫若先生之商榷》原文

读《甲申三百年祭》与郭沫若先生之商榷

沫若先生：

近读大著《甲申三百年祭》，赞开国之大策，非前此以考据为考据者所能望见，佩服佩服。惟四十日之大顺朝，仅如昙花一现，窃谓李自成之覆亡，与李岩之不得竟其用以死，均系非常问题，因就大著籀绎之，管中一斑，疑李自成覆亡之主因，尚当不只刘宗敏拷掠吴襄求陈圆圆，牛金星以倾轧谮杀李岩数端而已。

大著崇祯登极后，遍地年年几皆蝗旱为灾，引二年四月二十日马懋才《备陈大饥疏》，又谓张献忠李自成亦即在此情形下先后起义。又谓李自成在崇祯十一二年所遭最危厄，十三年始初得转机，并指出十三年河南旱蝗，草根俱尽，至人相食，饥民从李自成者数万，李岩亦于此时从李自成起义，从此李自成一帆风顺，遂以亡明。又谓李自成十四五年，几全据河南湖北，用顾君恩策，进窥关中。十六年破潼关，孙传庭阵亡，全陕披靡。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不二月抵北京，不三日下北京，崇祯自经。

大著最后总括李自成整个起义，从十余年之艰难苦战言之，未尝不艰难，从最后势如破竹摧枯拉朽之突变情况言之，则又未免太易，以此上下皆纷纷然昏昏然，为过大之成功所陶醉。综上所论，大著行间字里，盖已揭出李自成覆亡之主因，无他，即始终皆为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未能于政治体制有所演进，因以形成坚强之根据地也。又，即在崇祯十四五年，李自成虽已几全据河南湖北，十六年破潼关，全陕披靡，十七年出兵山西等时间言之，鄙意李自成在此时间，仍是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河南湖北陕西山西等地，纵使设官守土，亦必仅具雏形，故政治方面之演进，不过由全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之适应，演进为半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之适应而已。

大著并谓，当时朝廷用兵剿寇，而人民则望寇剿兵，加之崇祯登极后，年年旱蝗为灾，饥民不甘饿死，被迫铤而走险，结果寇比兵多，实则民比兵多。鄙意当时情况，当必遍地皆饥民，遍地皆在饥民麕集群、即起义之声势笼罩中，至于明室将佐，如熊廷弼、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等，皆赐死、自杀、阵亡也！其余如杨嗣昌、熊文灿等，平时但知朘削元元，交绥则惟望风逃遁耳，故李自成所据各省，必有多数明军已撤退之州县，而李自成兵力未达，仅属遥为号召者，既属遥为号召，则税收、生产、社会秩序、设官守土等方面，必不遑计及，虽冲要四达之地已设官守土矣！恐亦着眼在战略重点上之部署而已，且此种州县，李自成所据各省当必不多！但此说与大著在崇祯十三年李岩、牛金星、宋献策、顾君恩等，加入李自成起义军后，从此设官分职守土不流，气象迥异于前之说似相背驰。然鄙意大著设官分职守土不流迥异于前，是就李自成与当时并起之诸雄相对言之之词，如就其发展之雏形的实质言之，恐鄙说未必遂非。尊意，盖论人阶段不同，行文之重点遂不同，故虽同一事也，而详略与扬抑之词，亦不能遂无毫发爽。

覆亡之国，大抵不外权门朋比，世胄高位，于是用人惟亲，英才沉屈，而又有非常之饥馑与暴政以驱之；崇祯承万历天启之后，内政边患，已如痈疽之将溃，昔人喻如衣败絮行荆棘丛中，左右前后无不挂碍！以故饥民反暴，纷然四起，为救死而与当时之政府斗争，此种最初本部原无严密之组织，与外部亦无相互联系之饥民反暴，其斗争形式，自必发展成为流动之战术，同时，最初正以其本部无严密之组织，与外部亦无相互联系，故虽一部分或几部分，为当时政府军所击溃或歼灭，对整个纷然四起之饥民反暴部队，影响殊不大。而政府军则不然，即是一路或几路溃败，势必士卒夺气，土崩瓦解，致当时政府无法措手足，以抵于止。征之旧史，其荦荦者，如秦末陈胜吴广之起义，汉末黄巾军之起义，唐末黄巢之起义（黄巢虽失败，但唐帝国中央政权已为黄巢所震撼动摇，故不久即亡于朱温），元末刘福通徐寿辉等之起义皆然，此种战术，与起义军同时并生，亦同时发展壮大。汉之李广，于建大将旗鼓之前，以奇兵绕出敌后，匈奴咤以为飞将军自天而降，其营幕联绵如蚁聚蜂屯，各就水草，散乱不整，夜无灯烛，亦不严斥候，为最早略近于流动战术部队之政府军，然终非人民起义流动战术部队比也。惟是起义军之力量，已发展壮大矣，仍习故常，不知改絃，则覆亡之因，亦遂与此天赋优点偕生并长，不至覆亡不止。

兹请即就李自成起义之始，与最后攻下北京之日观之，可知李自成乃一仍故常，未尝改絃也。何以言之，李自成起义十余年矣，攻下之地亦多矣，岂止河南湖南陕西山西等地，乃从未闻郑重宣示坐镇之地，并明白规划其他地区从属之系统，虽有时亦似命将出师矣，其实所谓命将者，仅李自成大军之先头部队耳，所以起义十余年，皆系一军独将，故往攻北京，全部数十万大军亦与李自成同住，即此足以见李自成未做到彻底的守土不流。而其于攻下之地，盖亦旋得旋弃，或则虽下径过，或则不下绕过，尚不仅攻下之地未能皆利用之也，实质仍是流动战术部队之大集合体。此种略具雏形之政治机构，当过大胜利之到来，上下何能免于纷纷然与昏昏然。吴三桂即不开关揖清，此数十万大军，如命其四出驻守，李自成此时亦必难于甚或不能安排，盖其设官守土仅具雏形，政治方面之演进，不过由全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之适应，演进为半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之适应而已。

故当时，即使灼知山海关须大军驻守，而一品权将军之刘宗敏未必奉诏。绮丽繁华，神京为天下最，此间乐矣！谁肯出就瓯脱风沙之地？当时大顺朝仅数千人驻守山海关，盖亦惟仅将数千人之将军，乃不敢不奉诏（先生亦谓最初调降将唐通前往有类儿戏），其余将数万或数十万者，恐皆难期其即行耳。故吴三桂即使卷甲来降李王，以其为人，恐到北京得睹大顺朝昏昏然之内部与仅具雏形之政治机构，断不至不生异心，入室操戈矛也！

又，大著引《北略》卷二十：“内官降贼者自宫中出，皆云，李贼虽为首，然总有二十余人俱抗衡不下，凡事皆众共谋之”。又引《剿闯小史》：“贼将二十余人，皆领兵在京横行惨虐云云”，窃意《北略》所云“二十余人”，此二十余人当即《剿闯小史》所云之“贼将二十余人”，“横行惨虐”是当时反动士大夫之词，固无须置辩，然即以其“俱抗衡不下，凡事皆众共谋之”等词言之，则业已建号之大顺朝，实质仍是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未能于政治体制有所演进，故众议之发挥有余，而元首之独断不足也。

以上于大著之籀绎，但隐括大意，未尝写出原文，恐不免曲解处，深惭腹俭。于李自成覆亡主因皆主观臆度，无征不信，不足发先生一噱也，惟高明幸教之。专此即颂

著安

           四川省泸州市胡惠溥顿首

一九七二年六月七号即阴历四月二十六日

六月十一号付邮即阴历五月初一

附二：

李得镡先生致胡惠溥信摘要

君尝谓李自成之覆亡，前人似皆未能具体指出，即其对本质的认识，尚难言也。郭沫若先生《甲申三百年祭》似进一步矣，细按之，盖亦浮光掠影而已。当时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君藏书及数十年来心血写成之稿件，全被抄毁，手边已无一卷，尝笑谓“此不足以名考据也，仅就我过去主观臆度者言之，无书引证，即以其论者证之，此所谓‘以彼士兵，缚彼将帅’耳！”君旨在商榷李自成覆亡之主因，还人民起义战胜攻取失败灭亡演变之实质，与一定之规律。以古为鑑，于后世取法于史，于学术上当不无小补之公意。所重不在私人角胜，故即本郭先生原意而籀绎之，固无碍于君之自道其意，而又不至触及尊者之怒。即此小文，亦可见君盖深于考据之学者也。君以同月十一号寄出，迄未得复，或者不足以尘郭先生之目而弃置之耶？君考据之文，一字不存矣，会检废簏，偶然得之，喜为抄一通，非敢上拟《考工》之补《乐记》，特聊以志余之私爱云尔。

                                  李得镡识于乐至

                                            一九八二年四月七号

另有胡惠溥手稿电子扫描件，改日呈上。

二、李煜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颜改。问君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推荐理由：
以血写之，是真文学。

三、韦庄
菩萨蛮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炉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推荐理由：
以淡笔写浓情，为后世词家辟一道路。

四、苏轼《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推荐理由：
词中理致之极诣。

五、周邦彦
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
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佳树清圆。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人静乌鸢自乐，小桥外、新渌溅溅。凭阑久，黄芦苦竹，疑泛九江船。　年年，如社燕，漂流瀚海，来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

推荐理由：
圆融之笔，深挚之情，清真集中，亦不多觏。

六、辛弃疾
祝英台近·晚春
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倩谁唤、流莺声住？　鬓边觑，试把花卜心期，才簪又重数。罗帐灯昏，呜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将愁归去？

推荐理由：
有寄托、有悲慨，一气浑融，词中至境。

七、姜夔
暗香
辛亥之冬，予载雪诣石湖，止既月，授简索句，且徵新声，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使工妓隶习之，音节谐婉，乃名之曰暗香、疏影。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　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推荐理由：
以健笔写柔情，开词家新境。

八、吴文英
八声甘州·陪庾幕诸公游灵岩
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幻苍崖云树，名娃金屋，残霸宫城。箭径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时靸双鸳响，廊叶秋声。　宫里吴王沉醉，倩五湖倦客，独钓醒醒。问苍天无语，华发奈山青。水涵空、阑干高处，送乱鸦斜日落渔汀。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云平。

推荐理由：
梦窗得清真腾挪之笔，而字面大多秾丽。似此清刚之作，足堪千古。

九、张炎
高阳台·西湖春感
西湖春感
接叶巢莺，平波卷絮，断桥斜日归船。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东风且伴蔷薇住，到蔷薇、春已堪怜。更凄然，万绿西泠，一抹荒烟。　当年燕子知何处？但苔深韦曲，草暗斜川。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

推荐理由：
写贵族沦胥之慨，于我心有戚戚焉。

十、蒋捷
虞美人·听雨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推荐理由：
百读不厌。

如果还可以推荐第十一首，我希望是：

汪元量

莺啼序·重过金陵
金陵故都最好，有朱楼迢递。嗟倦客又此凭高，槛外已少佳致。更落尽梨花，飞尽杨花，春也成憔悴。问青山、三国英雄，六朝奇伟。　麦甸葵丘，荒台败垒，鹿豕衔枯荠。正潮打孤城，寂寞斜阳影里。听楼头、哀笳怨角，未把酒、愁心先醉。渐夜深、月满秦淮，烟笼寒水。　凄凄惨惨，冷冷清清，灯火渡头市。慨商女、不知兴废，隔江犹唱庭花，余音亹亹。　伤心千古，泪痕如洗。乌衣巷口青芜路，认依稀、王谢旧邻里。临春结绮，可怜红粉成灰，萧索白杨风起。　因思畴昔，铁索千寻，漫沈江底。挥羽扇，障西尘，便好角巾私第。清谈到底成何事，回首新亭，风景今如此。楚囚对泣何时已，叹人间今古真儿戏。东风岁岁还来，吹入钟山，几重苍翠。

晋如按：又是一个姓余的，余含泪大概会摸着它那永远长不出胡子的下巴，带着淫贱的笑，说一句“吾道不孤”。

徐晋如

我所尊敬的前辈学者季羡林先生年登上寿，而驾鹤西归，在民间可谓是喜丧。然而，一群无良媒体，不顾季老生前坚辞国学大师称号，依然无耻地称逝者为“国学大师”，这不仅是对季老莫大的侮辱，更反映出某些媒体从业者失去基本道德底线之后穷凶极恶的心态。他们的丑恶表演，给季先生的喜丧抹黑。

当代中国，一个最突出的症结是知识问题民粹化。孔子说惟上智下愚不移，知识本来只能属于少数人。可是今天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可以在一切问题上指手划脚。大多数人还不明白何谓国学，就忙不迭掷地把“国学大师”的帽子戴到季老的头上。知识问题民粹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2006年上半年，人大国学院联合百度、国学网举办的国学大师评选，选出来的十位“国学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蔡元培、胡适、郭沫若、冯友兰和和钱钟书。国学大师的评定问题，本来只有专业人士才有资格置喙，可是现在主办方竟要通过全民普选确定名单，除了供人娱乐，不能有别的任何价值。比如胡适，对国学完全是门外汉，他的学问非常差，正因为不懂中国文化的精义，才会提倡“全盘西化”。又比如梁启超，他的学问比他老师康有为差太远了，正因为学问差，没有真正安身立命的思想，这才一辈子多变。其余像鲁迅、蔡元培的学问，都很一般。而真正的国学大师，比如康有为、钱穆、潘光旦，这几位都根本不会入选。然而，媒体要的是热闹，大众要的是娱乐，学问云云，又值多少钱一斤？

季老毫无疑问是一位学术大师，但季老所研究的问题，与国学完全无关。称呼季老为“国学大师”，是对季老一辈子所从事的印度学研究的否定，是对逝者莫大的侮辱。季老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他一辈子过着纯粹学者所应该过的生活，他在印度学研究领域做出非常多开拓性的工作，称之为学术大师毫不为过；季老对传统文化有着文化托命人的自省意识，对于五四以来全盘殖民化的文化路向有着深刻的反思，然而，季老终究不是国学研究学者，当然更不是媒体希望他做的所谓“国学大师”。即使撇开研究领域的问题，我们也应看到，在新文化运动开创了新的学术传统以后，随着老辈学者的日渐凋零，中国已经没有国学大师，也不可能产生国学大师。这是因为，“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开创了反国学的风气，在此风气笼罩中国学术界之日，国学便永无出头之日。

然则胡适所开创的风气究竟为何，又是如何影响到国学的发展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先得对何谓国学，有一明晰的定义。

国学之称，本不恰当。盖国学过分强调了与西学之别，不知西学亦有今古之别。今天我们所说的国学，其实与西方古典之学“百致而一虑，殊途而同归”。当国学还被称为中学之时，冯友兰先生就指出，所谓的中学与西学，其本质是传统之学与现代之学的分别。故概乎言之，国学即中国传统之学，其治学目的，即横渠四句教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国学是内圣外王之学，就内而言，是通向人的心灵，使人心向善；自外而言，国学是一种制度设计，它所寄托的是大同之世、太平之世的理想。这些，其实与西方古典哲学的目标完全一致。它们都是形而上学的，而非科学的知识体系。

而胡适所开创的学术传统，却是以科学化为其根基的现代之学。中国传统学问，总是指向世道人心，而胡适以降的学术传统则反是。今日中国，每年产生几千吨的学术论文，但这中间究竟有多少有益于世道人心？教授们的高头讲章，都是一些“浅入深出”的所谓“学术成果”，而这些成果只能供教授们在小圈子里娱乐，其于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究竟能有多大作用？产生今天这种尴尬的情形，胡适不得不任其咎。当年，胡适花费极大力气，考证出《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便是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然而平心思之，这种考证真的有价值吗？荀子说，有一些所谓的“知识”，“不知，不失为君子，知之，不免为小人”。如果一门知识不能让研习者通向高贵，习成君子，这门知识的价值就是极端可疑的。科学的本质是工具理性，把人文学科科学化，使得一切知识都得追求“有用”，最终是人类无灵，信仰丧失，人心干涸。同时，学术变成了很多教授学者的饭碗、门票，却完全与生民无关。学术界如此缺乏圣贤气象，能产生大师吗？

胡适倡导“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知问题亦有小大之辨。中国传统之学，讲究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到了胡适这儿，却变成了他自诩的“考据癖”。这同梁启超所提倡的“窄而深”的研究是一致的。但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其实人文学科窄了绝不能深”。他说：“自然科学，愈分而愈精。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后者是前人之成绩，今人可学而接受之，而更自此向前。前者如文学、史学、哲学以及绘画、音乐、雕刻诸艺术，都不能说通晓了前人的，接受了以前成绩再前进一步。人文学科只求能懂得，慢慢地吸收、消化、汇通，却并不能继涨增高。进入大学中，学人文学科的学生，最理想是懂得前人的，却并不能要他定要再进一步，超过前人。”（钱穆：《从西方大学教育来看西方文化》）今天学者普遍不读元典，单会用胡适的“科学方法”去写论文，只重材料，不重自身思想修为，其于国学，本未能懂，更不能通，在此种情形之下，又安能有国学大师出现？

胡适倡导的学术，还有一个口号叫作“整理国故”。其含义是用西方之理论解释中国固有之材料。一方面，鲜活的中国传统学问，被他武断地宣判死亡，成了福尔马林浸泡的尸体，只有“材料”的价值，另一方面，则认为只有西方的理论才是惟一的真理。时至今日，以西方理论来套中国问题的“研究方法”，依然是学界研究的最大宗。比如，史学界说中国先秦时期是奴隶社会，秦汉以后是封建社会，不知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西方那种封建经济，中国的封建是封土地、建诸侯，是先秦时期的一种政治制度，而不是经济形态。文学界放着《文心雕龙》这样伟大的理论著作不去使用，却用各种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文学，其得出的结论，大概除了变成书店的滞销书，以及帮助作者评上职称，不能有别的价值。当大多数人跪在西方文明面前之时，要求这当中出现一些国学大师，岂非痴人说梦？

在学术界没有真正认识到我们的学术已经步入歧途，没有彻底反思胡适学术传统的危害之前，要求中国出现国学大师，大概只能是空想社会主义。

　　一、我认为中学语文教育要多选文言文，少选白话文。

　　中华民族的母语是各地方言，而其书面形式则是形成至今已近三千年的文言文。一个民族的书面语言，能够保持如此恒定的形态，全世界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中国最深刻的思想，最优美的文学，都是用文言写成的。文言文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中学语文课本应该多选文言文，少选甚至不选白话文。因为白话文是不需要学的，只要会说话，就会读写白话文。而没有文言功底，白话文也一定写不好。所以，我认为不但鲁迅的文章应该压缩，其他白话文作家的作品也应该压缩。

　　二、我认为如果一定要选白话文，中学语文课本应多选一些与鲁迅立场相左的文章，兼听则明。

　　鲁迅的立场重在批判，但中华民族除了有阿Ｑ之外，还有无数的英雄人物，包括鲁迅写到的眉间尺，但鲁迅对中国文化采取的是完全否定的态度。鲁迅的对立面，钱穆、潘光旦先生的文章，为什么不能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我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钱穆、潘光旦先生的评价，会远远高过胡适、鲁迅。他们才是真正的民族魂。

　　三、中学语文教育不应承担过多的意识形态重压，要让语文教育回归到母语的教育。

　　鲁迅被称作“民族魂”、“三个最”，都是当时的左翼政治势力宣传口径所需。鲁迅本人绝不会愿意在自己身后，还被当作政治势力的招牌。他曾对冯雪峰说：“你们来了，还不是先把我杀了”，他评论说：“你们毛先生的词有山大王气。”这些都说明，鲁迅本人的立场，始终是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强加给鲁迅种种无产阶级的光环，不是鲁迅所欲。而中学语文课本对鲁迅的理解，依然延续过去的一套，在没有真正理解鲁迅之前，不如少选。鲁迅的弟子胡风，很快被打倒；毛泽东对罗稷南说，鲁迅要是活到解放后，要么就是识大体不说话，要么就是进了监牢还要写；周扬写诗说“鲁迅若是死他日，天安门前等砍头”，都说明鲁迅今天的意识形态意义都是被强加上去的。现代文学作家，只选鲁郭茅巴老曹，不选钱锺书、张爱玲、胡适、周作人……这都是过去意识形态的反映。

徐晋如，字康侯，号胡马，江苏盐城人也。诗人、学者、保守主义思想家。已出版《胡马集》、《红桑照海词》、《人苏世——北大第一保守派思想文录》、《禅心剑气相思骨——中国诗词的道与法》（第一版原名《大学诗词写作教程》），另有《高贵的宿命》、《忏慧堂集》、《二十世纪诗人征略》、《孔子的真精神》、《中国现当代历史反思》等著待梓。

采访者：钧风

采访时间：2009年8月

钧风：在当代诗坛，您是一个奇迹。从2001年秋天以后，您就再也没有创作过一首诗，但您却依然是当代诗坛绕不开的一座大山。无论是欣赏您还是仇恨您的人，都无法漠视您的存在。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您善于炒作，是“行为艺术家”，还有人说没有新的作品就不配再称作诗人，不知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胡马：多年以来，我一直不喜欢别人称我为诗人。这种心态的形成，最直接的原因是诗人一词已经被那些既没有知识，也没有理想和廉耻的写“新诗”的人们所玷污，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我认为我应该做一个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君子，而诗人都是些不能立德立功立言的loser（很抱歉我认为loser无法用中文传神地译出来，所以只能用英文表达），诗什么也改变不了，诗的本质就是发牢骚。不过近来我的看法有了变化。2000年，我在拙著《缀石轩诗话》中说：“杨云史圻自叙行状，谓‘我少年时，闻有诗人我者，则色然怒。今闻之则欣然喜’。余自去秋以来，渐了此意境。”其实当时我并不真的理解杨云史的话。我其时正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迷惘，我以为杨云史的意思是，少年心事当拿云，总认为自己什么事都能做好，及至中年，碰的壁多了，发现自己只有碰壁的副产品——诗——值得骄傲，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嘲。时至今日，我才终于明白，杨云史的话不是自嘲，而是一种冷峻的自傲。在他的心里，诗人意味着那些不同流俗，不肯随世俯仰的人，意味着拒绝卑贱地生活的人；诗，意味着对高贵的信仰，意味着对理想的执著。诗人是哀乐过人的理想主义者，钟敬文先生说，诗人的敏感使他很容易就发现真理，而他的真诚又使得他敢于宣布它。所以诗人往往走在时代的最前列。正是在这意义上，我愿意成为一名诗人，而也的确是一名诗人。

钧风：网上有署名“罗贯中”者，著《网络诗词之三国群英传》，点您为“虎牢关名将华雄”，评语曰：“徐晋如初入网络，睥睨诗坛无人，乃洋洋于当世第一之名。宛若华雄于虎牢关连斩数将，足令诸侯失色。”很明显是针对您曾说过的“当代诗写得最好的是您本人”这句话，时隔多年，您现在还是这样认为吗？如果观点已有改变，那您认为当代词写得最好的是谁？为什么？

胡马：我以为诗所能达到的高度是诗人人格的高度，也即古人所说的，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我对自己作品的自信，基于对我的理想和我所从事的事业的自信。“当代诗写得最好的是我本人”这句话现在看来是不够精确的，因为我的诗不能用好与不好来评价。好与不好，只能评价写诗的人的诗，不能评价诗人的诗。

　　钧风：您的诗学观，集中体现在您正在连载的《国诗答疑录》中。您的观点，令很多人若受电然，当然也令更多的人难以接受。用个时髦的词说，您的观点很“雷”。比如您把王维开除出诗人之群，您认为苏轼黄庭坚的诗都是最差的。那么在您看来，成为一个诗人应该具备怎样的条件？您最推崇的诗人是哪些人？

胡马：诗必是激情的喷发，无激情便无所谓诗。王维、苏轼都是散文家，不是诗人。黄庭坚诗基本无情可言，更不要妄想从山谷内外集中找激情。人们之所以觉得我的观点很雷，那只是因为大多数人习惯于不去思考。在我看来，哀乐过人是诗人最主要的天赋，故千古诗人，自当以屈子第一。

钧风：屈子以外，您还喜欢哪些诗人？是什么原因令您对近代诗情有独钟而对最负盛名的唐宋诗“多不寓目”？

胡马：所有的有着真诚而激烈的心灵的诗人我都喜欢，但有一个前提，这个诗人的真诚和激烈不能基于怨恨，而是得基于爱。于唐我最爱太白，次为杜、韩、义山，宋则荆公、后山，金源则为遗山，明人则最喜陈子龙、王船山，清诗人当然最喜欢郑子尹，也爱定庵。近世诗家，陈宝琛、丘逢甲、沈曾植、杨云史、王伯沆、胡小石、黄节、陈寅恪、潘伯鹰、洪漱崖……多了去了。但我不喜欢陈三立。在读陈三立的诗时，我赞同胡适之的观点：不能感人。陈三立的诗不能感人，做的成分太多了，不是自然喷发而出的。

我尤爱近代诗，因为从文化传统上说，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与近代以来的传统一脉相承，而与唐宋的传统已经相隔殊远。读近代诗，更多情感上的共鸣。尤其是我从近代诗家的作品中，读出了和我一样的绝望与呻吟。从诗艺的角度说，近代诗更有集大成之概。这一点更难与浅人言之。

钧风：在网络、平媒上的您，言辞激烈、狂傲不羁，令人觉得不可接近。但是接触过您的人很多都认为您是一个亲切风趣、热情而有礼的人。您如何解释出现在自己身上的这种差异？

胡马：对于我的很多观点，有一个更加常见的评价：偏激。如果真诚和深刻就是偏激，好，那我承认我就是最偏激的。我从未放弃对爱的信仰，所以我对于卑贱、乡愿的仇恨也是一以贯之。我对卑贱、乡愿的刻骨仇恨，正是基于我对生命的挚爱。不同品格的人，感受到不同侧面的我，不是很正常吗？

钧风：您的《大学诗词写作教程》由于提倡向古代士大夫学习高贵的人格与高雅的审美情趣，很为一些人攻讦。有一些号称娱乐派的网上诗人，称您为“徐士大夫”，或者叫作“士大夫同学”，您如何看待这一称呼？

胡马：我的至友阿渐说过：“吾未见仇恨专制如仇恨高贵者也！”奴隶最仇恨的，不是专制者，不是奴隶主，而是有着高贵品行的人。我对高贵和高雅的坚守，对于知识和美德的推崇，照出了他们的卑微可笑，照出了他们生命的毫无价值，这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刻骨仇恨。要知道，这是一个民粹主义盛行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根本特征，就是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安于无知，安于卑贱，以有用价值取代生命价值。这既是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之世，也是马克斯·舍勒所说的“没落”。我生在这个时代，就有责任引导人心作向上之努力，卑贱者的仇恨，更加给了我前行的勇气。称我为“徐士大夫”，或者“士大夫同学”，更加给了我坚持信仰的力量。

钧风：的确，从您出道以来，公共舆论对您的辱骂就从未止息。我听说多年前就有一位社科院的老先生写信到某杂志社痛骂您，又听说北大历史系一位老先生打电话到中文系痛骂您。近两年网络力量越来越强大，您似乎不是作为一名互联网意见领袖，而是常常作为大多数人的对立面而存在。从反于丹到揭文怀沙，再到批驳2009年湖北省最牛高考作文，您总是网络暴民众矢所集。这其中的缘由，您有没有思考过呢？

胡马：很简单，因为我在批倒他们的偶象时，隐含着对他们的无知和浅薄的真相的无情揭露。叔本华说，人们可以承认别人在任何方面的优势，惟独不肯承认别人在思想上的优势。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人们可以承认自己在任何方面的劣势，惟独不肯承认自己在思想上的劣势。作为哲人，我明白揭露别人的无知浅薄会引起多大的仇恨，但作为诗人，我的真诚又使我不得不去做让暴民们仇恨的事。也许哪天我不再是诗人，我就可以做到知而不言，然而，会有那一天吗？

钧风：从前苏轼读书，有所谓“八面受敌”的读书法。我觉得您的诗学观也是在“八面受敌”。一方面，您对以中华诗词学会为代表的“主旋律派”大加伐挞，另一方面，您又痛斥书生霸王之流的“新国风”，但这两者之间，看起来相距很远啊。

胡马：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我的一贯之道，便是崇雅反俗，崇尚高贵，反对卑贱，崇尚自由，反对奴役。以中华诗词学会为代表的“主旋律派”提倡声韵改革，提倡所谓的大众化，和书生霸王辈的“新国风”，它们有着同样的源头。文艺绝不能为除了诗人自己的心灵以外的任何东西服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高贵人格的基础。没有这两样东西，腔子里就空荡荡地，也就免不了要干出巴结老牌文化流氓，奔走于退休权贵门下的猥琐事来。

钧风：您除了在诗词界内部主动树敌，更对新诗持彻底否定态度。那么，该如何评价新文化运动以来新诗与旧诗的成就呢？

胡马：旧诗一名殊不允当。我更愿意把诗词曲等传统文体称作国诗。因为所谓的新诗，不过是裨贩西方的产物，是殖民主义的文体。我以为，更需要判断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功过。我认为新文化运动事实上令得两样东西成为最主流的意识形态，一是殖民主义，一是民粹主义。这两个新传统，依然像阴云一样笼罩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没有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真切反思，我们民族的悲剧不会完结。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才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所谓的新诗，持彻底否定态度。

我对所谓的新诗的否定，基于我的政治立场。至于对所谓的新诗的文学成就的判断，我想新文学研究学者的话更有说服力。谢冕认为，新文学传统之建立，“却是以与传统文化和文学经典的脱节为代价。新诗的建立便是一次惨烈的攻坚战。‘城破’之日，人们在庆祝新生的时候，同时发现了诗意、情趣和韵律的丧失。”寒山碧先生说：“中国新文学还不够成熟，在各种体裁当中，新诗尤其不成熟。新诗虽然是吹响‘文学革命’的号角，也出现过闻一多、徐志摩、艾青等名噪一时的诗人，可是一百年过去了，却没有留下多少首广为人们传颂的诗篇。中国的新诗从传统的五七言律诗绝句中破茧而出，可惜翅膀不够壮实，方向也欠明确，它从胡适的《尝试集》开始尝试，但经过近百年兜兜转转，直到今天仍然找不到出路，仍然在尝试中。”而新诗人高平，曾为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者，亦承认“在各种文学形式的群众调查中新诗得分最少”，又说，“如果你到农民中去朗诵新诗，看看有几个人相信你念的是‘诗’？”更进而申论：“在形式方面，它原本来自西方，属于移植之类，这就注定了它的先天不足。”新诗发展至今，徒以扭曲中国语言文字结构为能事，早成风雅之玷。尉天骢先生就极其尖锐地指出：“它们虽然用汉字书写，实际上却是不中不西的变体。它们不仅显示自己的深奥，更以诡异掩饰自身的无能，这真是中国文字、语言乃至文学、文化在‘殖民地’、乃至‘类殖民地化’下的大挫败，比起‘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带来更大的危机。”

我师刘斯翰先生说，新诗中哪怕写得比较好的，将来最多也只有元人小令那样的地位。因为它是没有传统的。我完全赞同斯翰师的意见。

钧风：是否正因为您意图接续五四前的文化传统，这才在高校推行诗教？

胡马：我以为中国文化必须重新认识孔子，孔子学说，垂礽万世，是这个一百年来多灾多难的民族的惟一希望。我之在高校推行诗教，即是希望学生通过对国诗的研习，传承孔门士大夫的人格，进而理解、掌握、实践儒家的学说。孔门三教诗礼乐，诗教是最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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