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从北大学到了东西，并不是说当时北大的学术比现在强。老实说，除了旁听张广达教授的通史和朱龙华教授的古希腊史外，北大在学术上并没有给我什么。不过，在我看来，大学对学生最大的训练是教他或她怎么当一个“君子”。在这方面，我至少是碰到了皮毛。这也恰恰是被现在的大学教育所遗忘的一个最根本的使命。

　　我对这里讲的“君子”，有一个自己的定义，那就是well-rounded person（饱满的全面发展的人格）。我用英文来定义，是因为中文世界的教育早忘了这一点，没有相应的现代词汇；美国人则天天把这个well-rounded person挂在嘴边。这样的君子所指的，其实就是一种人生的品格：有独立的道德判断和意志，有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理解，知道怎么应付挑战，怎么自我发展，怎么创造自己生命的价值。

　　这样说也许还是太抽象。我不妨举个例子。我最大的幸运，是因为“文革”中断了高等教育，等恢复高考招生后，一些在“文革”中下过乡的大龄学生成了我的同学。比如我们宿舍六个学生，老大老二都姓吴。入学那年“大老吴”32，“二老吴”28，我则不到18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大老吴”的经历最奇。他“文革”前就考上北大，但因为才气太冒，马克思的书读得太多，对当时批判“毒草”电影《北国江南》的运动看不过去，于是参照着自己熟读的马恩选集给上海的《解放日报》投稿进行辩论。结果，不但没有给人家马列一场，反而被定为反革命，北大的录取资格被取消，并被告之永远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根据他的事后回忆，听到消息后，从没有碰过酒的他，跑到一家小酒店，买了一杯最便宜的烈性白干儿，一饮而尽。酒如一团火从喉头坠到胃里，像个小炸弹一样翻腾起来，忽地一下顶到了头上——他就这么下乡了。生活失去了任何希望。记得一次我们室友几人出去吃饭，有个要饭的跑到桌子边来。好容易打发走后，我嘟囔一句：“这种人很多都是装的。”谁知“大老吴”一下子火了：“你不想给钱可以，别这么说。告诉你，我要是不被及时平反，说不定就变成这个要饭的了！”我看着他羞愧万分，说不出一句话，也上了人生最大的一课。

　　不过，他们这些人的故事，给我带来的最大的东西还是敬佩后的恐惧。当他们被踢到乡下时，人们做梦也想不到“文革”会结束，想不到他们还有机会上大学。大部分人都丧失了希望，过一天算一天。但是，还是有许多人，要死要活地干完农活后，饿着肚子继续看书！也正是这些人最后抓住机会回来上大学了。看看他们，再掂量掂量自己，我心里比谁都明白：我要是到了那种环境，肯定完了。我的人格中，根本不具备他们身上有的那种东西。我现在在北大，和他们这些老知青在北大完全不同。他们是凭自己的人格战胜了环境进了北大。我则是靠好运气（高中毕业正好赶上恢复高考）进了北大。我完全是被环境塑造的。环境可以成就我，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毁掉。我无法知道以后将碰到什么样的厄运，当然也对自己的生活丧失了控制。

　　怎么才能主宰自己的生活？我在这种心理的危机和焦虑中，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根本的教育目标：培养这些大龄同学所具有的品性，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要做到不放弃。我甚至庆幸地想，我算是幸中大幸：命运放了我一马，“文革”与上山下乡和我交臂而过（再早生几年就赶上了）。好在如今我觉醒了，要事先把自己的品格打造好，准备应付各种挑战。以后可以倒霉，但不会被生活给摧毁。记得“大老吴”在毕业留言时写道：“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一个人的命运。要把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塑造自己的性格。”老实说，刚刚进北大时，我是一个没有坚强性格也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人，一切跟着环境走。毕业时，则至少有了把握命运的性格和自信。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孔子所谓的“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中的“君子”，就是这种能够自主自立的个人。大学是学本事的地方，更是学做人的地方。你大学毕业时，就应该成为一个君子，不管处在什么环境，都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理想，有改变社会的能力。不培养这种君子而只教技能的大学，所给你的是训练，而不是教育。我在北大，也许没有学到什么实际本事，但是懂得了君子是什么。这是我的大学生涯最大的成功。

　　培养君子，是所谓“通识教育”的基本理想和目标。我主张大学生多读文史和基础科学，追寻自己心灵的声音，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毕竟，大学这四年，是要干自己最想干的事情，并看看在干自己最想干的事情上能做得多出色的时期。你要从为追求自己的理想所付出的最大努力和奉献中，获得人格的训练。而实现自己的理想的过程，包括克服一切外在的阻碍，在恶劣的环境中享受自己心灵的成长。

　　现在的北大学生，大概没有我当年和三十几岁下过乡的“反革命”当同屋的运气。我当年所学的那些东西，大概也成了北大不教的东西了。但是，现在社会毕竟开放多了，大学也开放多了，学习人生经验的地方和途径有的是。大学里固然世风日下，教授们有许多草包，但是，毕竟资讯发达了，书也多得多了。自己的大学“陋”也许不假，但如果自己的心不“陋”的话，我实在想不出一个人为什么不能自己教育自己。孔子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人永远不可能对自己的环境感到满足。但如果在别人“不堪其忧”的时候，你能居陋而不改其乐，你就会享受真正属于你的高等教育，你也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还是回到郑先生对北大的评价。他说北大是一流，理由不是北大有气派的大楼，豪华的校门，或者什么名教授。他的理由，是北大到处都是在路灯底下看书的“君子”。这一点，实在值得每个北大的学生好好想想。

此文网上看到，怕日后找不到，特转载保存。

【冰点特稿】：献给生命的礼物

　　本报记者 蒋昕捷

　　在南京东郊的国际学校里有一棵特殊的“圣诞树”。每年临近圣诞节，树上就会挂出上百个圆形的小卡片，上面写着一些苏北农村孩子的名字、性别和年龄。

　　每位经过这里的外籍学生，都会轻轻地把这些五颜六色的卡片摘下来，塞进书包里，然后回家与父母一道，按照卡片上的信息去筹备他们的礼物。一个月之后，苏北的孩子们就会收到这份来自异国同龄人的新年祝福。

　　这样的交往已经延续了好些年。只是两地的孩子都不大清楚，这项活动始于何时，又是为了什么。

　　大人们有意不让孩子了解太多，因为这源自一个悲伤的故事：

　　2000年4月1日深夜，来自江苏北部沭阳县的4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德国人普方(时任中德合资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案发后，4名18岁~21岁的凶手随即被捕，后被法院判处死刑。

　　这起当时轰动全国的特大涉外灭门惨案很快结了案，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就在那年11月，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及其他外国侨民设立了纪念普方一家的协会，自此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的生活状况。协会用募集到的捐款为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支付学费，希望他们能完成中国法律规定的9年制义务教育，为他们走上“自主而充实”的人生道路创造机会。

　　这一举动默默延续了9年，虽然已有超过500名的中国贫困学生因此圆了求学梦，但它至今鲜为人知。

　　宽恕的方式

　　“如果普方还在世，那么普方家肯定是第一个参与的家庭。”德国巴符州驻南京代表处总经理朱利娅确定地说。她是普方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和普方是同乡。她觉得这是纪念普方一家最好的方式。

　　在她印象中，普方太太是个热心肠，在南京生活期间一直都是乐善好施。曾经有一对从非洲来的年轻夫妇在南京上大学，后来因为妻子怀孕，无力负担生活。在南京的外国人都自发组织活动去帮助他们。朱利娅记得，在参与此事的学生中，普方家的女儿桑德拉是最积极的。

　　贺杰克在南京经营德国餐厅和甜品店有10多年，他熟知大多数在南京工作生活的德国家庭。他也记得，9年前，4月2日的那个早上，当他听到有关普方一家的不幸消息时，是多么的愤怒。

　　“你怎么能开这样恶毒的玩笑？”他冲着电话里嚷道。那天所有得知噩耗的人，第一反应都是“这该死的愚人节”。

　　时年51岁的于尔根·普方为人谦和，行事严谨，循规蹈矩。亚星奔驰公司远在扬州，因为孩子在南京读书，注重家庭的他每天都要驱车100多公里上下班，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小。妻子佩特拉·普方比丈夫小11岁，是一位和善的全职太太。他们的一双儿女，15岁的女儿桑德拉和13岁的儿子托斯腾，都是南京国际学校的学生。

　　在贺杰克的印象中，1998年才来到南京生活的普方一家4口，总是喜欢骑着自行车出行。普方先生喜欢运动，尤其爱打网球。小男孩托斯腾爱玩，每次到餐厅来都牢牢地捧着他的GAME BOY(一种掌上游戏机)。

　　那天早上，贺杰克实在无法接受那个让人心痛的消息。他马上打电话给另一个朋友。当确认“这是真的”之后，他又宁愿“这一切只是一个很坏的玩笑”。他一向认为，在这座治安一直较好的城市里，女孩子甚至可以半夜独自在街上走。“你可以问每一个在南京生活的外国人，”他说，“在那件事以前，所有人都觉得这座城市比自己的国家还要安全。”

　　在法庭上，普方一家的亲友们见到了那4个刚成年不久的疑凶。原本在他们的想象中，凶手是那种“看起来很强壮、很凶悍的人”，可实际上，“跟你在马路上碰到的普通人没有区别”。

　　这4个男青年并非有预谋要杀人。他们一开始只是想偷摩托车，但换来的钱并不多。后来他们看到一个广告，得知玄武湖畔的金陵御花园是南京最高档的别墅区。那晚，他们潜入小区，也只是想去洗劫一间不亮灯的空宅，结果那套正在装修的别墅没有东西可偷。最终他们选择了隔壁的普方家。盗窃的行动被普方一家查觉，因为言语不通，惊惧之中，他们选择了杀人灭口。

　　据说案发后，普方先生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在了解了案情之后，老人作出一个让中国人觉得很陌生的决定——她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个年轻人死刑。

　　“德国没有死刑。”贺杰克解释说，“我们会觉得，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

　　在当时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有德国记者转达了普方家属希望宽恕被告的愿望。外交部方面回应“中国的司法机关是根据中国的有关法律来审理此案的”。最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4名被告的上诉，维持死刑的判决。

　　与此同时，更多的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已经开始寻求一种更积极的方式，去纪念普方一家。

　　教育改变人生

　　9年前，当这些创始者们决定以做慈善的方式纪念普方一家之后，他们很快便确定，把帮助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完成学业作为最初的使命。

　　因为庭审中的一个细节给他们触动很深：那4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年轻人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正式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做过短暂的厨师，有一个摆摊配过钥匙。

　　“如果你自己有个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就有了自己的未来和机会。”普方协会现任执行主席万多明努力用中文表达自己对教育的理解，“有机会的话，人就不会想去做坏事，他会做好事，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

　　万多明是德国巴符州驻南京代表处的项目主管，他坦言，自己也是在德国的农村长大的，只是在德国不需要付费，就可以完成小学、中学的学业，后来考上大学，自己才有了比较好的工作。“如果需要付费的话，我的父母也没有办法送我到学校去，可能我在德国还找不到工作，没办法选择我想要的生活。”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打算用业余时间做慈善的外国人，当年并没有得到在中国成立基金会的批准，于是他们改称为普方协会，与南京本地的爱德基金会合作，资助苏北地区的贫困中小学生完成9年义务教育。随着中国逐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他们把资助对象延伸到高中。高中生每年资助2000元，初中生每年资助1200元。

　　如果不是普方协会提出的动议，扎根于江苏本土的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也不会想到，一向以富庶闻名的江苏也会有那样贫困的家庭。

　　按照普方协会的要求，孤儿、单亲家庭、父母患重病者和女孩被列为优先资助的对象。据一位曾经在爱德基金会工作的人士介绍，他9年前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曾经去淮安市的涟水县走访过很多这样的家庭：

　　有一个镇里的干部，住在镇上，全家4口人住的地方连10平方米都没有，几乎每顿都在喝粥。

　　还有一个光棍讨不起老婆，收养了一个孩子。家里只有一块没腿的木板当床，上面铺着黑乎乎的棉絮。

　　当地的教育工作者听说有人愿意资助孩子上学都很高兴，表示“一定要推选品学兼优的学生”。然而这并不是普方协会设立助学金的初衷。他们只希望“人人都能享受均等的受教育权利”。

　　眼看着南京这样的城市已经到了普及12年教育的阶段，普方协会的会员们也希望被资助的孩子能够继续升学。但是在贫困的乡村，还是很少有学生能完成12年的教育。

爱德基金会教育与国际交流部的周新曾经专门做过调研，2009年被资助的学生中应该有21个初三学生面临中考，但调查下来，最终只有3个学生上了普通高中，2个学生上了职业学校。

　　张磊(化名)是目前唯一考上大学的学生，他从6年级开始接受普方协会的资助。起初人们并没有特别注意他家的情况。当他升入初中以后，有老师反映“这孩子很要强，成绩也好，很有希望考入大学。”

　　于是，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特意找出那份填写于2003年5月的申请表，在那上面，张磊一笔一画地写道：“父亲病逝4年，母亲务农种着3亩地。哥哥没上完小学就辍学打工，我很想读书……”

　　如今，张磊已经是淮阴师范学院的大一学生，他立志做一名合格的英语老师，因为他发现家乡的老师发音都不够标准。尽管他并不知道普方基金的背景，但他同样笃信“教育改变人生”，也希望教育能够改变家乡的面貌。

　　“我们不是要传达这样的信息。”万多明强调说，“不是说一个德国人被杀，我们就会给凶手的家乡提供奖学金。”事实上，连受助的学生也都不知道普方协会的背景。万多明坚持，提供奖学金只是因为他们贫穷上不起学。

　　9年来，随着最初的创立者们因为工作调动等原因离开中国，普方协会也逐渐淡化了早期成立时的背景。“现在在南京还认识普方一家的德国人已为数不多。”贺杰克掐着手指头算道。因此，他们与受助学生交流时都是以爱德基金会的名义，像贺杰克这些普方协会的会员们，通常被介绍为一群“很有爱心的国际友人”。

　　慈善的细节

　　12月2日18时，这群“很有爱心的国际友人”，召开了2009年的最后一次例会，饥肠辘辘的人们从南京城的各个角落汇聚到城东的一家甜品店，还没顾上吃，就开始了热切地讨论。

　　当天到场的9位会员分别来自意大利、加拿大、美国、德国、澳大利亚、英国、哥伦比亚这7个国家。

　　朱利娅接替患感冒的协会主席万多明主持了会议，她首先通报了2009年的重要活动和发现的问题。

　　——3月的普方之旅有点儿让人失望，因为协会的目的是帮助穷人，但是这次去淮安，发现这个地区明显变得富裕了。或许下一步要扩大到更需要帮助的孩子，比如在盐城的某些地区。

　　——在与苏北学生交流的过程中，会员们发现他们同样渴望精神上的交流。很多孩子会问，“我应不应该上大学？”“你的工作和就读的专业有关系吗？如果没有上大学还有意义吗？”国际学校的老师能不能安排11年级、12年级的学生去当地跟他们作些交流？

　　——4月举行的普方晚宴，共有200人参加，算上当晚的玩具义卖，共筹集了近16万元人民币。这是今年筹集到的最大的一笔善款。

　　朱利娅的发言结束后，例会基本上就变成“神仙会”了，需要通过自由交谈、讨论和辩论来统一思想。

　　来自国际学校的一位女士说，今年的“giving tree”(给予树)，要给151个受助学生准备礼物，为了杜绝攀比，她斟酌了一份礼物单。她掏出几张豆腐块大小的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肥皂、毛巾、牙刷、牙膏、铅笔、彩笔、橡皮、卷笔刀和一袋糖果。”

　　旁边一位会员看后立刻提出异议，因为今年资助的对象中已经没有小学生。他认为现在的中学生根本不需要铅笔、橡皮和卷笔刀，应该换一些更用得着的礼物。

　　来自美国的女孩娇西插话说，最近美国政府资助4个学生到南京河海大学进行为期12周的学习。他们来自非洲裔家庭，听说普方协会的项目很激动，愿意每周抽出6小时帮助普方做一些事情。众人讨论的结果是，“当然很欢迎”，具体事务就交给娇西负责。

　　一位负责外联的会员通报，本周五晚在苏州的某个酒吧有音乐节，将专门组织为普方协会筹款，感兴趣的会员可以去捧场。另外明天(12月3日)这家甜品店里也有珠宝义卖活动，一部分收入将捐给普方协会。

　　来自意大利的一位女士对此质疑道，究竟有多大的比例捐给普方必须明确，如果只是象征性地给一些，以普方协会的名义搞拍卖，那是很危险的。

　　后来，会员们一致认为，关于比例的问题将在下次的会议中提交讨论。

　　同样要讨论的议题是，现在有些被资助的学生已经从高中毕业升入大学，是不是还要继续资助？因为上大学比上中学贵，大家需要考虑清楚，究竟是有始有终地帮助一个人完成学业还是应该帮助更多的人？

　　参加这样一场历时两个小时的会议，你会发现西方人做慈善，绝不只是掏点钱或冬天捐一床棉被那样简单，这里面全是细节和琐碎的事务，需要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心力。

　　问题是，9年过去了，在场的普方会员中，只有朱利娅是德国人且认识普方一家，为什么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都愿意把业余时间投入到这个没有任何报酬的协会中？

　　“有时间去我们学校看看吧。”一直帮忙做翻译的南京国际学校澳大利亚籍教师罗宾对记者说，“你会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幼儿园时攒的钱去哪了？

　　两天后，记者走进南京国际学校，很自然地直奔传说中的“giving tree”。

　　临近圣诞节，那棵接近两层楼高的圣诞树上，已经缀满了五彩斑斓的饰品和写着受助学生信息的卡片。此时，树下也堆满了整整70份打包好的礼品袋，里面装着“佳洁士牙膏”、“中华牌铅笔”、“德芙巧克力”……据说，剩下的礼物将在3天内筹备完成。

　　这项倡导“给予”的活动已经延续了3年。每张卡片上还附有苏北学生的照片。国际学校的学生和家长就拿着这些照片，为那些学生精心挑选帽子、围巾和手套。“这里大部分学生的生活条件都比较好，”罗宾介绍说，“我们要让他们从小就明白，必须学会关心别人。”

　　在这所学校里，从幼儿园到高中，老师一直在灌输“giving is better than receiving(给予比接受好)”。

　　孩子们并不懂这句话的含义，但很多人会问，“这么大的一棵树，干嘛的？”

　　“这是圣诞树。”

　　“那为什么要挂着名字呢？”

　　这时候老师和家长就会告诉他，在离他们生活的城市不远的地方，还有许多需要帮助的同龄人。

　　“给你讲个最“势利”的吧。”罗宾笑着说，国际学校也像《哈利波特》里的那个魔法学院一样，学生一进校就被分为3个队：“五台山队”，“太平队”，“玄武队”。之后从学习到生活，任何时候都在竞争，包括每个队筹款的多寡也要排名。外国小孩也像中国小孩那样有存钱罐。有时候，他们会把钱哗啦啦地倒进去，然后为本队在募捐中取得的胜利欢呼。尽管他们并不知道投这些钱是干嘛的。

　　等到三四年级，他们会问，“幼儿园的时候攒的钱去哪了？”别人会告诉他，这钱给了普方协会。等到11、12年级，他们会去苏北农村，看望那些自己帮助过的人，自然会明白打破那些存钱罐的意义。

　　实际上，这些国家一向的教育理念，都是通过从小耳濡目染，把帮助别人变得习以为常。

　　来自美国的卡伦谢老师也是普方协会的会员。在她的记忆里，人们从小接受的都是这样的教育。万圣节，小朋友扮成小鬼，挨家挨户要糖果，收集起来捐给基金会。到大一点儿之后，就要学会如何筹钱，去医院看望老人。上大学的时候，她们甚至要花两周的时间，去别的国家帮穷人盖房子。

　　来自英国的保罗老师在当天(12月4日)的晨会上，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这位40岁的单身汉，在亚洲某国家的孤儿院领养了两个孩子。如今他还时常回到那个孤儿院，带着那里的75个孩子去看牙医，上英文课和学电脑。

　　会后，一位教师的孩子告诉父亲：“今年的生日我不要礼物了，你把钱交给保罗老师。”这个孩子看了保罗拍的几张孤儿院的照片之后，他便决心帮助照片里的那个男孩，“让他也能骑上自行车”。

　　卡伦谢曾经是普方家两个孩子的老师，但她觉得，“已经不需要再过多地强调这个家庭了”，因为，“如今普方协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中国那些贫困的无法完成学业的孩子”。

　　“我们这些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得都比较好，那些苏北的孩子就像是我的邻居，我应该帮他们。”卡伦谢说。

　　没想到会影响一批中国人

　　围绕着那些圣诞树下的礼物，还曾有过这样的插曲：第一年的100多份“帽子围巾手套”被委托当地派发之后，普方协会的会员们无意中问了一些孩子，结果有些孩子说，“没见过礼物”。

　　于是从第二年开始，普方协会的会员们每次都在南京租一辆车，委托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把礼物亲手交给学生。

　　“实在是不值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女士这样评价说，她常年和这些被资助的孩子打交道。“你知道租车要花多少钱啊？有这些钱还不如多资助几个学生或者委托当地的工作人员代买。”

　　可国际学校的老师们不大能接受这种中国式的实用主义，他们觉得孩子们精心准备的圣诞节礼物就像是中国春节的压岁钱一样，都是最珍贵的祝福。

　　“这就是文化差异。”爱德基金会原副秘书长张利伟评价道。

　　张利伟至今仍然记得，当年朱利娅带着律师来跟自己商谈资助项目时，有很多中国人不能理解，“人被杀了，还来做好事”？

　　长期从事对外交流工作的张利伟发现，西方的宗教文化一直将追求和解与宽恕作为一个重要主题。而且最初这些外国人成立普方基金会，只是为了纪念被杀害的普方一家。后来西方文化中的另一种力量起作用了，开始讲究慈善，讲究回报社会。

　　最近几年，张利伟都会获邀参加普方晚宴。在他的印象中，早些年普方晚宴可能更像是追思会，随着认识普方家的外国人逐渐离开中国，这项活动逐渐变成了纯粹的慈善活动，甚至把西方好的传统转移到中国来了。

　　纪念普方一家的晚宴被安排在每年的4月，地点设在国际学校的礼堂，菜肴和德国啤酒都是由贺杰克的餐厅免费提供的。来宾只要买一张200元的门票，就可以得到一朵粉色的小花。

　　这个以普方一家人的姓氏命名的协会，把一朵儿童手绘的粉色小花作为logo，上面写着，“教育，是献给生命的礼物”。

　　据一位去年参加了普方晚宴的媒体人描述，当晚，舞台上摆放着一块大展板，展板上贴满了被资助的贫困学生的黑白照片。每当有人愿意资助其中的某个孩子，主持人就揭去一张照片。等黑白照片全部被揭开的时候，一幅完整的彩色照片便显现出来。照片上的孩子笑得很温馨。其中的寓意很明显：只要人们伸出援助之手，就可以使他们走出困境，让他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和欢乐。

　　除了门票和认捐之外，拍卖也是晚宴的重要环节。当晚，一幅由外国摄影师拍摄的贫困学生的照片，经过多番竞拍，最终被一位女士以1400元买下。一款并不名贵的手表，最终也叫价到2500元。在短短4个小时的时间里，晚宴筹集了20多万元人民币的善款。

　　包括爱德基金会的另一名工作人员周新，在接手这个项目之后，也“深受触动”。

　　周新现在经常跟朋友宣传，“捐些钱或者给孩子写几封信，对你们来说也很简单，离你们也很近。”他总是说，“如果两个人同时落水，我肯定先救近的。可以的话，从能看到的开始。”

　　这一切已经超出了张利伟当初答应与普方协会合作时的预期了，他完全没有想到，现在这个项目已经影响了一批中国人，去回报社会，关心弱势群体。比如，一位家具城的中国老板从拍卖家具的钱里拿出10万元，捐给普方协会。又比如，一位在普方运动会上受聘帮孩子画彩绘的中国老师，听说是这样一个活动，就不肯收钱了。

　　在这个热心公益事业的中年人看来，慈善最基本的层次是帮助别人，比如具体到帮助苏北的贫困孩子完成学业，更进一步的作用，则是“把人们心中善的力量激发出来，成为社会的矫正器”。

　　所以他企盼着，有朝一日，“慈善也会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就在前不久哥本哈根环境峰会期间，欧洲的排放交易市场每吨二氧化碳排放一年后的交易期价（future contract）跌至18.2美元。这个价格在2008年7月顶峰时一度曾达到45美元。

欧洲早已采取了排放交易制度。各国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各有定额，超过了这个定额，要按市场价格购买多排的吨数；少排的国家，则可以把少排的顿数出售给多排的国家。也就是说，排放要交排放费。排放交易市场成立。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的时代过去了。当排放需要花钱时，人们排放起来就不那么随意。节能就成为符合市场规则的行为。这应该是减排最有效的方式。

但是，这一原则的操作，必须建筑在理性的价格之上才会有效。第一，减排需要技术投资。减排所省下的钱，或者说减排后能卖出的排放分额的价格，必须比减排的技术投资要大。否则，越减排就越要承受经济损失，人们就没有减排的动力。第二，多排所必须支付的价格，必须足以支付那些治理多排所导致的社会、环境危害的费用。否则，祸害的人总要让别人来埋单，自己依然不负责任。以上两点归咎于一条：排放费要高到一定程度。

那么，这两条的具体价格是什么呢？伦敦经济学院教授Nicholas Stern应英国政府之邀作的研究表明，排放价格达到每吨75美元，才能刺激企业投资再生能源、发展节能技术、有效地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美国联邦环保署去年的一项研究则表明，在2007年，每吨的排放费达到40至75美元，才够支付治理排放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危害的费用。这个价格，到2040年要涨到179美元。

这些价格意味着什么？Nicholas Stern提出的价格如果通过燃油税来征收的话，就等于每加仑汽油缴66美分。也就是说，现在2.5美元一加仑的油，会涨到三美元多，每个美国人每年多支付1,350美元。这当然相当痛苦。但是，2008年时汽油每加仑曾达到四美元以上，大部分人日子照样过。况且，美国的人均ＧＤＰ高达四万七千多美元，并非承担不起这样的费用。如果按欧洲现在的排放交易价格，还用燃油税来支付，每加仑不过区区16美分。这样一来，排放还是比不排放划得来，谁还操心多花钱买节能车呢？

为什么欧洲的排放交易价格跌得如此之低？道理很简单：第一，欧洲这些发达国家把排放标准定得太松，免费释放二氧化碳的余地很大。第二，欧洲一直领导绿色能源，节能技术已经很发达，生产每千元ＧＤＰ所需要的排放量在世界上几乎是最低的。两者相加，使购买多余排放的“内需”变得疲软。

在过去几十年，特别是在美国拒绝合作的情况下，欧洲领导着世界环保，创造了排放交易市场，单方面限制自己的排放。对此，世界应该感谢欧洲。但是，目前欧洲排放交易价格的剧烈下跌又说明：欧洲明明可以作更多，却没有作。特别是美国对减排已经从抵制变为参与。发达国家如果联手对自己提高要求，发展中国家就有望跟上。地球暖化就可能得到有效的抑制。

《北大批判》选载

《论语·子罕第九》：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我1979年进的北大。之后的四年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段之一，大概仅次于后来在耶鲁的九年吧。上名校，听起来浪漫。其实，无论从物质上还是学术上，1979年时大学之简陋，很难为现在的大学生所体会。但是，我们很快乐。

　　有一年除夕，哈佛费正清中心宴请当地研究东亚的学者，我有幸和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馆长郑炯文先生邻席。他听说我二十多年前在北大读书，马上翘起大拇指：“你们北大还是一流。”我赶忙说：“哪里，哪里，北大最大的问题，就是老觉得自己是一流。”他马上反驳说：“那时我去你们学校，晚上图书馆和教室都占满了，路灯底下到处是专心致志地读书的学生。一看这场面我就服了。我当时别的名校也走了不少，见不到在路灯下看书的。这种事情，可只有在你们北大才看得见。就凭这个，你们就是一流。”

　　听了这话，我两眼竟有些发热。当年北大的情景，顿时活灵活现地浮出来。那时图书馆才让借五本书；而且除了教科书外，基本上是1949—1965年这17年出版的。因为以后十年“文革”几乎没有出过书。1949年以前的书，学生基本上借不出来。记得当时有位学生鬼使神差地借出一本1949年以前出版的《爱情心理学》，如获至宝，立即决定不还了。他声称，按当时的制度，怎么罚也抵不上这本书的市场价值。也不知这老兄日后是否成了书商。

　　我所在的中文系是个热门系，作家和未来的作家乃至高考状元云集。不过，教授们许多是刚刚恢复工作，知识结构已经很陈旧。“马列文论”，“文艺理论”，再加上三大斧头“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还是铺天盖地。古文课本来应该是实打实的，教授也颇为出色。但他发现文学青年们喜欢赶时髦后，就频频从《左传》、《史记》跳跃到别林斯基和批判现实主义上来，上课成了个“秀”。俄罗斯文学课的教授搞来个内部的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大家已经如醉如痴了。

　　那时的宿舍，六个人十几平米一小间。三张双层床和两张小桌子再加两个简陋的书架摆上，几无立锥之地，就像一个火车的卧铺车厢，全无隐私。一个宿舍能分到一张图书馆座位证，凭证到图书馆在固定的座位上看书，六个人轮流。平时没有证的五个人，一个人留守，剩下的则多是打游击到教室碰运气。但教室也非常拥挤，经常找不到座位，于是有了郑先生所说的路灯底下用功的情景。

　　我从来没有那样用功过，不过夏天宿舍的酷热还记得真切。有时热得实在睡不着，就跑到厕所外的洗手间一桶一桶地往身上浇凉水，全身冷透后赶紧回房间睡觉。可惜有时还没睡着，热劲儿又反上来了，于是又得重新浇冷水。当然，每日还要到食堂三次，吃我们所谓的“猪食”。那时早晨进食堂先到一个大桶那里舀一碗玉米粥，情景如同喂猪，并在边上放一分钱饭票。玉米粥不时洒到身上，许多学生（主要是男生），一天到晚高高兴兴地挂着一身粥干巴走来走去，人们戏称是校徽。我便是一直戴这种校徽的人之一。

　　这就是我们的乐园。以今天的标准，也许可以用一个“陋”字概括。但是，当时大家都有一种“何陋之有”的心态。这倒不是因为以孔子自居（当然北大人的自负也是有名的），而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所能有的最好条件。同时，从大学里也真正学到了东西。这些东西，对帮助现在的一代理解什么是大学教育很有关系。

我上网搜索，发现这一消息也被中国的媒体零星报道，但属于一般的科技新闻，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在我看来，这一消息，就好比假想中的美国队战胜中国队包揽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冠军一样，理应引起举国震撼。而中国的沉默，则实在令人不安。

为什么这么说？中国是世界第一自行车大国。这种智能车轮更适合中国的生活方式。我在北京骑了二十多年的车，在美国居住也对自行车多有体验和观察。中国大城市中，许多市民还是骑车出行。有的骑车上班往返要几十公里。这样长距离的自行车远行，对年轻力壮者是个锻炼，对上了年纪或身体较弱的人，则成为过于严酷的挑战。运用这样的节能智能车轮，则可以节省大量体力，使自行车远程交通成为可能。更何况，中国城市交通堵塞、道路复杂、空气污染严重，给骑车出行带来了额外的困难。智能自行车的高级导航系统，正好给骑自行车提供了及时的帮助。相比之下，美国人以自行车为交通工具还刚刚开始。大部分人骑自行车是为了锻炼身体，而且经常有专用或半专用的自行车道。他们不需要节省力气，在固定的车道上也不需要导航系统。

近年来对工业革命史的研究表明，工业革命的技术发明和推广，不仅是个科学研究问题，还有个市场规模问题。没有足够的市场规模，再先进的技术也难以获得赢利边际，因而难以被采用。按说，中国的自行车市场最大。为什么在自行车上的发明让美国人捷足先登呢？如果中国在自家领域中竞争不过美国，在哪里还有希望呢？这是让我们深思的问题。

我看，中国在自行车业上输给美国，有如下三个原因。其中每一个原因，都在削弱中国的经济竞争力。

第一，中国还不是一个创新型社会。这表现在对知识产权和品牌保护不利。这种技术的开发需要大量投资。一旦开发出来，就被仿造假冒，国家无力控制。这致使开发者难以赢利，也不会再有技术发明的动力。

第二，中国已经成了美国生活方式的殖民地。中高产一富起来，首先要模仿美国人的生活。人家开车我们也开车，人家住独居大房我们也住，乃至在这方面不惜工本，成了房奴、车奴。殊不知，绿色生活方式正在发达国家崛起，自行车复兴也是指日可待。中国的国情，不管从人口密度、能源、污染程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哪方面看，都更适合发展自行车。但是，对美国生活方式的盲目崇拜，使中国的厂家不注意开发满足中国生活方式的产品。

第三，政府的政策，一直在鼓励机动车辆，限制自行车。自行车在城市使用越来越不方便，路面大量被机动车辆所占用。这就使骑自行车者更有一种“下九流”的感觉，纷纷在第一时间放弃自行车。

“哥本哈根智能车轮”给中国社会提出了及时的警告：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技术，是全球之大势。在一个轮子上的竞争失利，可能就是全面落后的征兆。

《上海电视》2009年11月C期

“不务正业”的薛涌博士，被大体划为第三代向中国介绍美国的人。

他点名道姓地批评吴敬琏、茅于轼、江平等经济学大腕；他出手亦快，近期便著有《仇富》、《怎样做大国》和《北大批判》；他不是体制中人，远在美利坚，距离是利器，也可能隐含局限。

对抗遗忘

木叶：自己的领域是历史，贡献有多大？为什么见诸报端的文字关于历史的非常少。

薛涌：我认为学术和媒体应该分开。我专业方面也发过两篇英文文章，在英文学术杂志上发表过一些东西，有一些影响，但都是非常细节的，比如说讲江南明代的肥料，牵扯到一个很大的辩论——江南的经济有多现代。国内有一些学者说当年肥料（主要是豆饼）大量是进口的，非常商业化，我就考证肥料到底有多少，他们夸大了数据二十多倍。这是非常琐碎的历史学的东西。非常象牙塔，我做就做了，也用不着到处嚷嚷。我到媒体参加讨论，跟我是哪个大学毕业的，跟我在哪儿工作全没关系。就是一介平民，对公共事务有话说。

木叶：你的驳杂和出手过快，有些人担心质量怎么保证。

薛涌：我质量保证不了，报纸就不登了呗。很简单。

木叶：但因你的名气在涨，即使质量差一些别人还是会登的。

薛涌：你自己可以做一判断，一个版上三篇文章，把名字都捂住，你看我写的那篇文章会不会用。当然，干我们这行，你可以把事弄得很完美，十年磨一剑，但是有很多即时的事。我在媒体从来不谈学术，也不指望能拿这些文章去拿诺贝尔奖。媒体的事情，就是要对公众的思想产生及时的影响。出来一个新闻，你要帮助公众来理解新闻的意义。你不可能说让我研究研究，十年后研究透彻了再告诉你。读者看完第二天就忘了，要在他们遗忘之前帮助他们消化这些新闻和信息。

木叶：即时性的反应很重要，但有人说你是报道式的写作，就是含金量的问题。

薛涌：我最遗憾的就是没有什么严肃的人批评我，总是关起门来小声嘀咕。能不能找出一个人说，薛涌出手太快，一天到晚生产垃圾：垃圾之一，垃圾之二，垃圾之三……都列出来。如果有这种理由很充分的批评，那就很有价值了。

木叶：贺卫方专门说你什么都写，缺少统计学的资料。

薛涌：我们俩打过一架，他说我什么都写，缺乏统计资料。他写了那么多东西，有多少有统计资料？有些有，大部分没有。另外一个事情，你看看我《怎样做大国》那些书，其实里面有很多数字，附了很多表，这些都是资料。

仇富问题

木叶：很多人出来为茅于轼从侧面或者某些方面说话。

薛涌：为这个事情跟他们打了一仗。我跟“南都”也闹翻了……最近几个数据公布了，一个是百富榜，数据说，中国最富的1000人，1个人的财富就是最穷的人的120万人的财富。咱们抛开市场竞争，如果你占有120万人的财富，你认为社会还应该优先保护你的利益吗？

……中国要真出了一个比尔·盖茨，1人拥有120万人的财富，我倒认了。他创造的东西别人弄不出来。中国的富人一半都是房地产商。房地产商技术含量很低，没有高技术的附加值，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财富，而别人那么穷？

木叶：你的书里讲到民主、自由、法制的观念，还有两个蛮有意思的，一是“国富民穷”，还有一个“人轻物重”。

薛涌：所有经济强国都是人重物轻。当年的英国工资很高。美国从一建国人均收入就很高。日本也是一样，高福利，高工资，高技术。人的成本高了以后，就必须想怎么使人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否则你雇不起人。如果人力成本低了，造不出高附加值的东西就无所谓了，反正雇人花不了几个钱。这样下去，肯定这个国家就不行了。

木叶：也得客观讲，中国真正的起步才30年，在一步步走。

薛涌：30年，日本从被原子弹炸以后开始算，1975年后的日本索尼、东芝都占领世界了。咱们什么都没有。

公共知识分子

木叶：《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把你评为公共知识分子……那时好评特别多。现在你写的东西多了，非议也多了。

薛涌：第一，这个社会比较成熟了，当年好像就我懂美国，现在中国人读英文、懂美国的很多，好多人都懂。第二，那时候我触犯了谁呢？那时候主要介绍美国，没有指名道姓地说谁谁谁。还有，你写东西多了，有些人就看不惯了。

木叶：你的量的确太多了，每本书里面的文章有一百来篇，都已经十本了。

薛涌：13本了，写教育的《北大批判》也要出来了……以后还会写金融史的笔记，那个是无一字无来历的书，注释很多。有人说我瞎写，好，我把引用材料拿给你看是不是瞎写。别看着我产量大心理不平衡。那么多经济学家，写个金融史大家比比嘛。

木叶：你博客名字叫“反智的书生”。

薛涌：……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觉得“我懂得多，权力就比你大”。我说的是：诺贝尔奖得主和卖菜的老农同有一人一票的权利，不要用你的知识来吓唬我。专业知识可以听你的，权利不能因为你读了博士就给我拿走。书生当然是一种自嘲，百无一用是书生嘛。反正我也没什么用，就知其不可而为之吧。

木叶：有些人认为你的语言比较粗糙。

薛涌：哦，语言粗糙以后注意吧。我这人不太厚道，比较有攻击性，语言显得爱打架。我觉得公共辩论就应该尖锐，但是我私下对人都客气，也很随和。有个人说，我见了你以后才有点儿好感，以前读了你的文章觉得你这个人很糟糕。

木叶：薛涌对穷人和富人的划分过于简单；薛涌过于以美国为楷模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薛涌有崇洋媚外之嫌……对这些你怎么看？

薛涌：中国的贫富分化太极端，所以显得比较简单。这不能怪我吧？至于以美国为楷模、崇洋媚外等等，那是这些批评者心态的问题。比如，我在香港地区、新加坡写文章时，对美国批评的就很厉害……中国大陆则不一样。第一，中国和美国不在一个层次上。向人家学还来不及。批判美国对中国有什么用？第二，我是从中国出来的人，我到美国看到许多东西，觉得中国可以学的，就马上想介绍过来。那我当然挑人家好的东西了。……美国当然有许多问题。

吴敬琏、茅于轼、江平应道歉

木叶：也有人说，薛涌这个人特别喜欢炒作，一定要逮住名人跟他辩论。

薛涌：文责自负嘛。茅于轼也好，吴敬琏也好，说了话就应该负责。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没必要跟他们过不去。我为什么要不依不饶，为什么要找他们呢？因为他们的话语权确实比较大，比如说吴敬琏“吴市场”说出不按市场价格补偿的时候，对拆迁户的被掠夺有什么影响？对老百姓说出不负责的话，不管你名头多大，如果没有人让你付出代价，那我就必须让你付出代价，非把你搞臭不行，要不你就不要说这种话。为什么我有时候说话粗鲁、尖锐？很简单，茅于轼的话细吗、温和吗、文明吗？在他眼里，这帮穷人就是懒、不努力，给个厕所就舒舒服服，就不工作了，要逼他们劳动……他骨子里就是这一套吧？

木叶：你在外面15年，有人认为你对于国内的情况不是很熟悉了，你自认这种因素大不大？

薛涌：是有些事不熟悉了，比如说我回家找不着门了。但是实话跟你说，中国烧成灰我都认识！我48岁了，在中国活了30多年，怎么可能不了解中国？

有我不了解的，比如韩寒据说很了不起，但是对这些事我基本不说，我抨击的是我自己熟悉的中国，对我不熟悉的中国我没有去说，而且我是乐观其成。我不说我不了解的事。另外，一方面说我不了解国情，一方面说我会煽情。不了解国情的人怎么会煽情？这两个评论至少有一个是错的，如果我很会煽情，肯定是很了解这个 “情”才能煽起来。

木叶：有一些比较普通的东西还是可以煽的。

薛涌：我大概对“情”（不管是国情还是人情）还了解一二。不要说少数人煽动人民群众。在民主社会，谁能煽动谁就煽动，煽动以后人家投你的票，你就赢了。煽动作为一个贬义词有历史的原因。（现在）煽动怎么了？我不犯法，我不拿权力迫害人，只是靠自己的嘴皮，鼓动一下老百姓。用时髦的说法，这叫励志吧？

木叶：还有什么话特别想说的？

薛涌：我对我批评的人，吴敬琏、茅于轼、江平，我也不想一棍子打死，我对他们抱一种希望。我呼吁他们：在你们死之前出来向老百姓道声歉。你们看看中国现在是什么现实！1个人拥有120万人的财富。当一个拥有120万人的财富的人要拆迁那120万个人中某人的房时，你还说要保护这个富人？你还说不能按市场价格给这个穷人补偿？我不知道这些主流学者怎么能睡得觉。我想，他们已经是接近于死亡的人，快退出历史舞台了，谢幕之前应该对这个世界有个交代。他们回答不回答我的问题并不重要。但这是一个公众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对我恨之入骨？就是因为我煽动了公众的情绪。这几位主流学者对这种公众的情绪欠缺一个说法。他们跟老百姓生活不一样了，都在象牙塔上生活了，生活不在一个平面上了……你可以说保护富人之说措辞失当，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那么一说，没有考虑到后果。你只要解释澄清一下，说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等等。这样公众就能够谅解。

木叶：有些人可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但他们不愿意公开道歉，或是希望这些事不了了之（或，他们可能在某种场合说了，未引起较大的关注）……

薛涌：不可能不了了之。中国现在是一个民众觉醒的时代，公民权利觉醒的时代。共产党在计划经济时代，很多事都可以不了了之，但是在这种民众意识到自己权利的时候，不可能不了了之。而且你不愿意带着这种恶名进棺材。我认为，他们在历史上做过很好的事情，都是有贡献的，他们应该在历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是我劝他们不要因为晚年的稍不留神，把自己的好名声给毁了。你至少要有这种谦卑：公众比我重要，如果我的话伤害了某些人，如果我的话导致了某些人流离失所，我是有责任的，我会跟这些人说声对不起。

　　 《仇富》
　　
　　 薛涌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版
　　

看了徐友渔先生在广州演讲的纪录稿，心里十分失望。蒙邝海炎先生帮忙，于其间问到徐先生对此次“薛茅”之争的看法。徐先生回之以一团和气太极拳，一拨一弹，对茅“拨”，认为其不过是标题欠考虑，对薛“弹”，认为其有哗众取宠之心。这种两样面孔的油滑手段，没一丝道理和逻辑在里面。为何不是薛的措辞欠考虑，而茅的动机值得怀疑呢？自然，徐先生与茅熟识，凭着他对茅的了解，可断言茅的动机必是好的；反过来，徐先生大概不认识薛涌，于是胳膊肘只往里拐，棍子全打在薛涌身上。徐先生又认为，此次“薛茅”之所争，没有什么必要意义和必要。对这个问题的判断不涉及什么为尊者讳的东西，应该是徐先生的真实看法。不得不说，作为国内“自由主义”领军人物之一的徐先生，对现实的无视几乎到了两眼一摸黑的程度，其理论和实践，已经完全脱节。徐先生完全没有意识到，在现在时的中国，民众对经济平等的追求才是推动自由主义的理想在中国实现的最大动力。徐先生和茅先生一样，被极“左”的年代吓破了胆，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几乎是闻“平等”二字而色变，视群众运动如洪水猛兽。我尊重徐先生对那个极“左”年代的身体记忆，但薛涌批评地对，这种表现，是十足的精英意识和士大夫心态。

　　徐先生演讲中引用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句话。虽然我对这句话不太认同，但不妨拿这句话来分析一下茅的言论引起的社会反响。一点也不夸张，可以说是骂声一片。“主流经济学家”这个词，也已经臭了大街，一般民众的愤怒情绪，是毫无缘故的吗？当然了，中国某些自由主义者根本瞧不起民众，他们对待这种情绪的办法是，写篇文章对愤怒的民众做个“病理”分析。言下之意，中国人民需要的，其实是心理医生，而不是经济上的平等。如果国内的自由主义的精英就是如此，视别人为有病，恐怕“自由主义”这个词，离臭大街也就不远了。而所谓自由主义的理想，也只能幻想“皇恩浩荡”了。因为仇富仇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和有病的一般民众，显然承受不起精英的”自由主义“。
　　
　　国内的”自由主义者“，大部分可以说是久在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还有一小部分嘴里啃着当权者扔的骨头，是明知其臭仍然要把臭说成香。前者比较糊涂，后者比较无耻。比如像”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口号，已经有网友指出，这个口号类似于体育运动中“金牌优先，兼顾规则”。”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在实际运作中已然变成”让一部分人先胡作非为 “。
　　
　　贫富差距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必然引发社会动荡。如果极度的贫富差距长期得不到改善，整个社会必然集体”左“转，很容易播发自由主义者痛恨的那种极”左“革命。可以说，一个极”左”的革命之前，一定有一个社会分化极其严重，矛盾空前尖锐的极“右”时代。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断然不是茅所说的穷了几千年的历史，而是贪官污吏敲骨吸髓的无耻压榨和底层民众忍无可忍，奋起反抗的交替的历史。
　　人的天性是喜爱公平，厌恶暴力的，暴力的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完全是因为之前的当权者的不公正地对财富的掠夺。自由主义者要真正告别革命，实现对社会的渐进的改良，在现在时的中国，只有为穷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努力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才有可能避免未来的乱局。
　　
　　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有多大，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有耳朵的人都能听见，不要我多说。在这样的情景下，茅的议论有什么意思呢？自然，茅的言论是语法正确的，但也只是语法正确而已。有人说：为富人说话有什么错，难道富人就不应该有人为他们说话吗？这话是对的，就算是罪犯，也要有律师为他们辩护，但好像没有人大声疾呼：我要为坏人说话。而且，中国的富人真是有太多人为他们说话了，就算是法律，也可以因为金钱而弯曲。官位，名声，报纸的版面，电视的访谈，又有什么不是和金钱挂钩。而穷人什么也没有，包括对他们的利益的发言权。知识分子不为穷人说话，还有谁为穷人说话呢？有人说几句，就是“仇富”，就是“有病”，哪有这样的道理。
　　
　　在这场争论中，薛涌已经很清楚了表达了他的观点，可以说是有理有据。相反地，拥茅的一方，对实质的问题避而不谈，这大概是因为他们觉得“说了也没用”（这个是邝先生的推测）。他们反复说的就是：第一，茅是个好人；第二，薛批评一个好人，所以很无耻。更有趣的说法是笑蜀先生提供的，他认为：茅根本不认识薛，所以薛批评茅是为了炒作自己；薛涌是三流的作者，因为被南方周末退稿而蓄意衅事；薛经常提到美国如何如何，实则还未混如美国主流，没有资格提到美国。这真是无敌的逻辑，笑蜀根本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是谁，所以我写这个东西也难逃炒作自己的嫌疑。如果说薛批评茅这么久，而茅真不知道薛是谁的话，只能说茅不太适应这个信息时代，对信息的获取更新的速度有待于提高。就好像英国的军舰开到家门口了，清国的皇帝还不知道英国在哪。这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除非这个解释只是出于一种阿q精神，意在把对方贬低为“无名小辈”。
　　
　　徐先生的演讲中还在喋喋不休地数落“新左派”的不是，头脑还停留在01年。自由主义的敌人，又岂是“新左派”。说实话，“新左派”那些蹩脚拗口的行话，除了他们的自由主义的论敌能听懂，一般人还真不知道他们说什么。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如果不改变那种高高在上，蔑视民众的习气，不和那些已经堕落为权贵阶层的辩护人和传声筒的伪自由主义者划清界限，未来一定会崛起真正的左派和自由主义派敌对，也一定会为民众所唾弃。这是过往的历史已经证明了的。还是那句话，现在时的中国，民众对经济平等的追求才是推动自由主义的理想在中国实现的最大动力。

这一轰动全国教育界的改革，谋划已久，按说这样的结果本应该在意料之中。北大为何要以如此愚蠢的方式打破应试教育？最近北大一位教师点破天机：此招儿挑战应试教育是假，争夺生源是真。

在北大推出“校长实名推荐”前不久，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五所著名高校招生部门决定实行“五校联考”。通用测试由5所大学共同出题，再高一级的测试和面试则由各校自主决定，通过者在高考录取中享受这些学校30分的优惠。每个学生可以选择两所学校。由于“五校联考”在29个省市都设了考点，学生也不用奔波。

“五校联考”的细节，虽然仍有许多可讨论之处，但毕竟为改革高考开了个好头。在这种新制度中，不仅是学校选拔学生，而且学生也可以选择学校。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大学体系之所以有竞争力，其一大原因就是大学必须在被学生选择的竞争中生存。大学为了保证生源必须以学生为中心。但在北大看来，“五校联考” 类似于一个“小高考”，打破了高考原有的平衡，使北大的生源受到威胁。一位北大教师辩护说：“北大想探索新的自主招生办法，而校长推荐是一种国际潮流，但是北大在这个时候如此迅速地推出‘校长实名推荐’，应该说跟‘五校联考’有直接关系。”

高校彼此竞争当然是件好事。有竞争才有教育质量的提高。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大学高高在上，拿着纳税人的钱按分数挑选学生，学生则除了填好自己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外，只能象听审判结果那样等着发落。在美国，学生则经常同时申请四五所甚至十几所大学，拿到几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在里面“挑肥拣瘦”。我所在的萨福克大学，每年都举行特别的活动，各系教授纷纷出马招待被录取的学生和家长，回答各种问题，说服他们选择我们的学校。这样的制度，使学校面对学生能把自己摆在一个虔卑的服务者的位置上，全心全意为学生的前途来进行教学，保证学生和其家庭满意。这样人家才能选择你的学校。而在中国当前的制度中，学校靠国家的拨款，生源有高考制度保证，学生不可能有第二种选择。这样旱涝保收，学校自然不把学生当回事，拿着钱盖大楼却不改进教学，教育质量每况愈下。“五校联考”则直接挑战了旱涝保收的现状。我们需要作的是进一步开放竞争，让更多的学校加入这种联合招生，最后形成全国性的竞争平台，学生可以不限数量地报考和申请大学，然后在录取了自己的大学中比较挑选。

北大等名校没有参加“五校联考”，本身就是个遗憾。但更糟糕的是，北大希望削弱“五校联考”所代表的竞争性改革趋势，倒退到过去的垄断时代。所谓校长实名推荐是“国际潮流”一说，也属于一知半解的误导。事实上，北大推行的“校长实名推荐制”，更象美国不久前流行的“提前录取”。在这种制度中，想上某一大学的学生，可以采取另类申请程序，大学给予优先考虑，一旦合格就提前录取，录取后该生就不得接受其他学校的录取。这种提前锁定学生的战略，是美国大学争夺生源白热化的产物，在九十年代曾大为风行，但在本世纪不断受到抨击。批评者说：提前锁定生源的作法，是以学校的利益代替了学生的利益，排除了被提前录取的学生选择其他学校的可能。在舆论的压力下，哈佛、普林斯顿等学校已经宣布终止提前录取的程序。北大所拣起来的，就是类似这么一个在美国长期受到舆论谴责、并正在被知名大学放弃的政策。

一个实名推荐制，使几十位本来有十足的把握考入中国一流大学的学生落入北大的囊中，但同时也限制了这些学生对大学的选择。象美国的提前录取制度一样，北大抓住了“再优秀的学生也不敢在高考中冒险”的心理弱点而为自己谋利。这不是改革，而是反改革。

还记得吗？就在不久以前，有位知名经济学家夸夸其谈：中国现在的财富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工人农民都不算数。据说，在中国特别受尊重的，就是这样的经济学家。你要反驳他，报纸会把你的稿子拿下来，有人还会给有关报纸打电话，施加压力要求该报不登你的文章。当然，还有人说你是反市场经济，是左派，要回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在中国当家的，似乎就应该是大款，是主流经济学家。

（肖红霞，３１岁，17岁那年她初中毕业，和堂姐南下到广东打工）
《时代周刊》的评语写得很清楚：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即维持8%的年增长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他们经常是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到沿海的城市工作…　显然，所谓“中国工人”，实际上也包括农民，特别是那些背井离乡的农民工。

（曹彬，２０岁，成都人，嫌家乡太懒，跑到深圳拼命工作）

这就给所有中国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在地球另一面的《时代》周刊把“中国工人”看成是拯救世界经济数一数二的英雄，而在这些工人的祖国，他们竟被称为“都不算数”？为什么一把他们说成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功臣，就被攻击为“民粹主义”、甚至“煽情”？

所幸的是，《时代》周刊比起那几个在国外任何一个象样的大学都找不到教职的“主流经济学家”要有权威得多。《时代》年度人物比起一年一度的诺奖（至少是和平奖）来也并不逊色。这次“中国工人”的荣誉，也应该令我们的社会反省：究竟是谁缔造了当今的中国？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让那些大款、主流们无功受禄，还是要对“中国工人”论功行赏？市场经济，就是应该对那些对经济作出最大贡献的人进行最大的回报。我们对“中国工人”的回报在哪里？如果这些拯救了世界的人们居然连子女入学都难以保证，我们还有什么资格称自己是市场经济？

(邱小院，２７岁，６岁父亲离家，１６岁自己离家到了深圳，有一３岁女儿，理想是攒够了钱开家小店，全家人可以生活在一起。）

 

我一到波士顿工作，就喜欢上这个城市。因为想在这里安居乐业，就有了看房子的瘾。而上了瘾后，就不仅要看自己想买的房子，还热衷于看那些买不起的豪宅。

出去看房子是了解美国社会的一个最好的手段。大部分市场上的房子是旧房，你走进一栋美国建国以前的房子根本不奇怪。你去看房子时，旧房主一般还没有搬走，只是把家里收拾一下，自己离开，让房地产中介人接待你参观，这叫Open House。周末看几栋房子，不仅能了解美国家庭建筑的历史，而且通过家里的摆设、照片等，对美国人的家庭生活也有直观的感受。

最近看的两栋豪宅印象颇深。一栋在波士顿远郊，有3000平方英尺左右，标价80多万美元，是个2003年的新房。房主是一对年轻夫妇，看照片30岁上下。房子豪华得像个宫殿，其婴儿室就是一个套间，里间是宽敞的婴儿卧室，摆的小床在市场上也见过，要1000美元上下；外间有各种换洗衣物、尿布和洗澡、烘干的卫生设施。这么伺候一个婴儿，实在令人目瞪口呆。

另一栋房子在波士顿近郊。4000平方英尺左右，标价170多万美元。里面的设备、装修非常新，却是个18世纪的旧房。介绍辞特别注明：欢迎走进历史！房地产的中介人称，这种旧房，每平方英尺的售价比新房还高一些。我走上二楼，如同进了一个小迷宫，回廊曲折，卧室、厕所一间套一间。不过，令我吃惊的是，这么大的房子，楼上的居住空间并不显得宽敞。这家的孩子太多。孩子们都睡上下铺。我大概数了数，有七八个孩子的床位。下楼向中间人打听房主的根底，对方说这是一个“复合式家庭”，即夫妻两人过去都有过一个婚姻，并且带着前一个婚姻的孩子走到一起，组成这个超大的家庭。

我前文已经介绍过，发达国家目前普遍面临人口萎缩，美国则一支独秀，人口稳定上涨，生育率抬头。马萨诸塞州是近年来美国唯一一个人口不涨反跌的州。不过，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州，你看到这样的景像也不免会问：难道美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婴儿潮？

众所周知，“婴儿潮”一词，描述的是二战后发达国家的人口现象。战争一结束，老兵回家，夫妻团圆。九死一生之后，突然进入富裕、和平的生活，大家拼命要把失去的年轻美好时光补回来，免不了要恩爱缠绵、不停地生孩子，形成一个人口高峰。本来，在二战前西方国家赶上大萧条，失业率奇高，人口增长缓慢。1934年人口学家Enid Charles在其《家长的没落》(The Twilight of Parenthood)一书中，称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危机已经被人口不足的危机取代。经过史无前例的战争，大量人口死亡，更加重了这样的危机感。婴儿潮则一下子创造出了充足的劳动力，彻底解除了人们对人口不足的忧虑，为战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当时的婴儿潮，除了儿女情长这类基本人性外，还有外在的经济社会因素。特别是在美国，人们本来预料战后会有一个大经济萧条，结果却赶上前所未有的繁荣，生活容易了很多。那些正处于生育期的年轻人，更是春风得意。比如，在1956年，25岁到34岁的男性，平均收入是45岁到54岁这一代的97%。这个数字，到了1980年就跌到79%。其中一个原因，是1920到1930年代的生育率太低，再加上二战的伤亡，使战后年轻人奇货可居。再有，当时的“退伍军人法案”，等于给所有退伍兵提供了免费的大学教育。许多战前做梦也不敢想上大学的穷孩子，竟能拖家带口地进了哈佛、耶鲁，使这一代人在教育上有了个真正的大跃进。1949年，一对年轻夫妇支付350美元定金，一个月30美元的分期付款，就可以搬进郊区的独居中。“退伍军人法案”则更为优惠：退伍兵到银行交一美元，就领到买房子的贷款，有所谓“一美元一栋房”的说法。

更重要的是，虽然二战时男人打仗，女人充当劳动大军，但当时社会文化保守，战争一结束，妇女就回来重新当家庭主妇。1950年代美国经济起飞，成为“世界工厂”，高中生毕业时，工厂里总有终身的工作等着。所以，大家高中恋爱，毕业结婚，婚龄迅速降低。工厂里生产出来的洗衣机、烘干机、吸尘器，乃至冷冻食品等新奇的产品，大大减轻了家庭妇女的劳动负担。一时间，年轻人早婚、有钱、有房子，妇女回到厨房，家务劳动迅速自动化，大家不生孩子还等什么？如今，1940年代末期到1960年代初期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即将退休。他们是美国战后经济的主力。他们的退休，以及他们对养老金、医疗服务的需求，一下子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负担。于是，在他们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之际，人们开始谈论美国是否正在出现新的婴儿潮。

这一话题的出现，并非出于对婴儿潮一代的怀旧。看看美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规律，现在确实有许多新婴儿潮的迹象。美国早期历史是人口高速增长的历史，在1880年以前，一个妇女生7到8个孩子。到了1900年，这个数字跌到2.5左右。以后赶上大萧条，养两个孩子的家庭都少了，生育率跌至替代水平之下，人们开始担心人口不足。但是，经过二战，生育率迅速反弹，到1957年，美国妇女平均每人生3.8个孩子，几乎是1940年前后的一倍。到1960年，这个数字也仅略微下降，到3.65。到1965年，生育率降到2.9，婴儿潮基本结束。这个时期出生的孩子给当今的美国提供了主要劳动力。1970年，生育率降到2.5，1972年降到2.01，低于2.1的人口替代生育率。1976年生育率触底，跌至1.74。随后开始缓升：1980年到1985年达到1.84，1990年代则开始大幅度上浮，大部分时间出生率在2个孩子以上，这个水平基本保持至今。1989年，美国有400万婴儿诞生。这是1954年到1964年婴儿潮时代才达到的数字。从1990年到2000年，美国人口增加了3300万，比专家预测的高得多，形成了婴儿潮之后的又一个生育高峰。

那些希望美国人口稳步增长以维持国力的人，看着这样的数字，觉得人口发展到了一个新周期，企盼生育率继续回升。他们还特别指出一些类似战后婴儿潮的现象：冷战后的美国经济和二战后的美国经济一样，出现了持续、高速的增长；美国在世界中的霸权急剧提升。年轻一代，赶上IT经济的大潮，一下子富裕很多。美国人的房子越造越大。根据全美住房建造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me Builders)的统计，1950年新房的平均面积是963平方英尺，如今则是2400平方英尺。1950年出生的孩子一般是兄弟或姐妹挤在一间，睡双层铺；现在的孩子往往自己一间房。从空间上讲，多生孩子的余地相当大。再有，在富裕阶层，出现了家庭主妇的回潮，甚至一些女权运动的领袖，也公开为自己当年没有要孩子而后悔。离婚本来是破坏家庭、抑制生育的因素。但是，如今大部分的孩子的父母都离婚，大家对此习以为常。在世界范围的的统计数字表明，离婚率越高，生育率越低，但美国的离婚率比日本和欧洲高得多，生育率还是比别人家高。民调也一再表明，即使那些单身或没有孩子的女性，绝大部分希望要孩子。再看看席卷美国的收养孩子热，看看家长在孩子身上投入的越来越多的时间和金钱，看看那些昂贵的私立学校、高档玩具，美国孩子的文化水平正在蒸蒸日上。

毫无疑问，美国人喜欢孩子，想要孩子。但是，能不能要孩子，却由不得自己。这里的一个核心理由，就是孩子太贵。说百万富翁才养得起孩子，已经不是一句玩笑。

根据Phillip Longman的计算，在美国把一个孩子养到18岁，保守地计算耗资也达百万美元。这个数字怎么得出来的呢？假设一对30岁的夫妇，每个人的年收入为4.5万美元，大致是美国人最普通的工资。孩子一出生，不仅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要有许多花费，当母亲的首先要辞掉工作，家里收入少了一半。等孩子长到5岁到公立学校上了学前班，当妈的可以出来工作。但是，就算她还保持着原来的工作技能，她一开始也不能干全职，收入比没有孩子的妇女少得多。仅此一项，等她孩子长到18岁时，她的工作收入就损失80多万美元。而衣食住行方面的费用，一个孩子这17年至少要花掉20万美元。这样就上了百万。

这还不算完。现在的孩子不是到18岁就脱离父母。他们要上大学。上大学一年的开销，怎么便宜也得近2万元。要上常青藤，一年会达到4万美元以上。考虑到美国大学的奖学金和贷款，这笔费用可以大大减少，但养一个大学生，怎么也比养一个在公立学校上中小学的孩子开支大。孩子18岁上大学时，母亲已经48岁，理论上可以全身心投入工作，但一个快退休的人，几乎不可能找一个职业女性的高薪工作。孩子18岁以后的经济损失，成了一笔算不清、但不可忽略的账。

如果母亲从小把孩子托出去，自己保持工作，工资损失会小一些。可惜托儿费用会上来。得失相加，这17年可以少损失5到10万美元，但总开销还在百万美元上下。为了对付这样昂贵的费用，有的家庭干脆采取“规模经济”的战略：反正当母亲的已经丢了工作，生一个也是生，生两个也是生。特别是几个孩子出生的间隔如果计划得好，大孩子可以帮助看小孩子，平均每个孩子的抚养费用会大幅度下降。可惜，不管费用怎么降，养两三个孩子不可能比养一个孩子便宜。百万美元，成了想要孩子的“底价”。试想：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一生有几个百万？

孩子的价格，对美国的自然人口增长率形成了限制。这也是美国为什么需要移民的原因。根据2000-2001年间的统计，这一年人口的增长，60%靠自然增长，40%靠移民。另外，1990年代美国人口增长在发达国家中领先，并且这个趋势还将持续下去。这又触发了另一个现象：住房价格的上涨。本世纪头5年，美国住房价格上涨了50%。在波士顿地区，抛开我上面提到的豪宅，一般平民百姓的房子，怎么也得四五十万美元。现在看来，这样的价格属于房地产泡沫，已经破灭。美国房价最近两年开始大跌。但是，从长远看，只要人口在上涨，价格崩溃后还会涨回来。难怪不少人预言，不久的将来，一般老百姓的住房也得超过百万。

孩子生得越多，住房面积就越大。面对百万婴儿、百万住房的局面，谁生得起呢？从目前的情况看，在波士顿这样的大都市，还是那些年薪在6位数以上的人生得起。一个人挣十几万，配偶就可以不工作，以目前的水平，50万可以买个很像样的房子。最近十几年的经济起飞，创造了庞大的6位数年薪阶层。所以，近年来在这一阶层中出现了家庭主妇的回潮。几年前在房地产泡沫的顶峰，我周末开车去看房子，在几十万到上百万美元价位的房子中间开车开一个小时也走不到头。有时不免惊叹：哪里来的这么多百万富翁？

美国到底是否有了一个新的婴儿潮？我看没有。虽然目前美国的生育率已经接近2.1的人口替代水平，但是白人妇女的生育率仍然不及1.9。甚至黑人妇女的生育率也在替代水平之下。只有拉美裔移民，生育率高达2.7。最近经济不景气，估计对出生率的影响非常微妙，现在还不好预测。失业率的攀升减低了收入水平，大家没钱养孩子了。但是，房子便宜了许多，2009年头三个月出售的房子，73%属于一般老百姓可承受的经济型。这可能鼓励生育率。那么，未来几年美国是否会有婴儿潮？这就要取决于美国的经济。如果经济能够迅速回到高速增长的轨道上来，社会不断制造出庞大的6位数年薪阶层，妇女不断回来当家庭主妇，美国妇女的生育率就会小幅提高，超过替代水平线。不过，有百万婴儿、百万住宅这两座财政大山在前面摆着，半个世纪前那种戏剧性的婴儿潮，几乎肯定不会出现。

我等在海外当教书匠，给美国人讲了不少中国历史，大概也算是文化传播者了。但我听了这些话，不免有些诧异。中国人为什么要操心把自己的经典翻译成外文呢？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终生的合作，乃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偶然”产品。日后文化交流越多，这种跨国婚姻就越多，制造类似的“偶然”产品的机会也就越多。这种“偶然”产品有更好，没有也用不着操心，更不必去搞什么工程。毕竟，把中国的经典翻译成外文，是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外国人的需要，当然主要应该由外国人自己来操心。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自己要操心的事情很多，何必拿出那么多资源为了外国人的需求搞什么工程？

孔子曾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你的文化如果博大精深，对人类有重要贡献，人家会以唐僧取经的精神来挖掘介绍你的经典。这事情用不着你自己去作。我在美国学习工作生活了十几年，从来没有人听美国人在那里担心：怎么把我们的经典翻译成中文？！人家琢磨的倒是相反的事情：中国人翻译了我们的东西，给版税了没有？我们的知识产权得到保护了没有？总之，虽然人家比我们富得多，但并不那么愿意把自己的东西白送给我们。怎么作为穷人的我们，反而要争先恐后地往人家富人家里送东西，甚至还要倒贴钱呢？

说到底，这还是一种文化虚荣。这种虚荣，则建立在文化贫乏的基础上。中国过去有着辉煌的文化，其中的经典已经被西方广为翻译介绍，比如《伦语》的英译本就有好几个。另外，现在西方学中文的越来越多，值得介绍的中国经典，会更多更及时地被介绍出去。问题是，传统的经典再丰富也是有限的。一个文化如果丧失了继续创造经典的能力，你就不能指望人家会不停地翻译。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软肋。现代中国文化，创造了什么值得世界注意的东西？如果没有或少得可怜的话，何必操心翻译的问题？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环节，也是文化成长的关键。但对中国人来说，要操心的是怎么把人家的东西拿来，而不是把自己的东西送出去。人家的东西拿不来，自己的文化就因为缺乏滋养而无法成长，文化产品的质量也就会很低劣，乃至白给人家也不要。中国的翻译界，不停地出常凯申、孟修斯这样的笑话，说明把外文翻译成中文的力量之弱。在这种情况下，我看把中国经典翻译成外文的“工程”应该叫停，把人才和资源集中起来将外国的东西译介成中文，满足中国人的文化需求。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文化贡献，要留给西方人去评介。毕竟他们是为西方人提供了文化服务，把外来文化的养分介绍给了西方。国内许多对他们无限追捧的人，大多恐怕是在起哄：这些人并没有读过他们的翻译，甚至不太懂英文，更体会不出其英文的韵味了。对中国文化来说，严复的意义则要大得多。我们要寻找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严复，而不是二十一世纪的杨宪益和戴乃迭，不管这对夫妇是多么值得我们尊敬。

　　上节写完，意犹未尽。索性另开一节补论几句。我的总结是，在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读四年下来，得到的训练竟是不读不写。其实，从个人的观点看，不读不写纯粹怪自己，不该怨学校。毕竟北大提供了当时国内最好的教育条件，校园里的风气很好，社团很活跃。中文系还出了一群作家。更何况课程很容易对付。你有的是闲功夫阅读写作。我讲这些，并不是对北大有多少个人的怨气。　　

　　我对北大的批评，主要是教育上的批评。虽然北大给学生提供了非常宽松的环境，但不读不写毕竟在中文系是主流。至少学校在读写方面没有对学生提出什么要求，也没有提供系统的或者说基本的训练。作为一所大学，当然不能听任学生在校园的宽松环境里自生自灭了。所以，我必须继续我的批评，以求引发进一步的教育改革。　　

　　所谓不写，我上一章已经论述得比较清楚。四年北大，一篇二十几页的毕业论文，一篇文字游戏般的千字古文，一篇两千余字的当代文学评论。这样就足以堂而皇之地毕业。说北大学生不写，大致还是准确的。至于不读，则有些极端。毕竟有课本要读，虽然量少些。那时的学生相当用功。不读不写，大家坐在图书馆里夜以继日地干什么呢？　　

　　我所说的不读，主要是指没有上一节所讨论的那种开放、能动的阅读：分析文本中的叙述层次、叙述者与叙述的关系，破解叙述特权，发现被叙述者所过滤的现实和被压抑的叙述者，等等。这样的阅读从来都是因人而异、见仁见智。我期望的是不同的读者创造出来的多重叙述互相激荡交流，形成一个文学圆桌讨论班。可惜，我们当年在中文系，上课是老师满堂灌，下课的阅读主要是教材和辅助教材（所谓“参考资料”）。“参考资料”里的“原文”，也都是选好、注释好的。总之，你很难有自己的解释空间。没有个人的解释空间，一切被老师讲得很细致，还有什么好讨论的？记得有位颇为自负的古典文学教授不屑一顾地说：“你们这些一二年级的学生，读古诗根本就摸不着门。等三四年级以后，悟性好的才能体会出其中的一点味道。”我等新生刚进北大本来就战战兢兢，听教授这么一训，即使读出些感觉来也会给吓回去。在美国的校园里，你无法想象有教授会这么讲。特别是在一流大学里，总能看到一些十八九岁的孩子，上课在那里试图证明自己比教授聪明。我妻子曾告诉我她在文学课上看到的景象：一位教授讲诗讲得淡而无味。一位小伙子站起来提问，随便评论几句就高出教授一筹。这局面碰多了，哪个教授敢对学生傲慢？再看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耶鲁讲莎士比亚。如此大的权威，莎士比亚的剧本随口就背下来。学生听他的课经常要抽签才进得去。可是真到了班上，则完全是开放平等的讨论，他不会事先给你一个定解。　　

　　记得几年前，北大中文系一位教过我的教授来耶鲁访问。在他的讲座上，我委婉地问了这么个问题：“我们上学时，读古代诗歌都是读参考资料上选好注好的。根本不是从真正的原始文献入手。我们甚至从来没有碰过《全唐诗》。一直到我写毕业论文，题目是汉乐府对文人诗的影响，也都是根据‘参考资料’、‘作品选’来进行研究。可是到这里（耶鲁）后发现，美国的学术特别重视原文。有许多同学中文还不过关，但也去直接读史料，一个字一个字地查。北大现在的教学，在这方面有什么改进吗？”我其实问的还是解释空间的问题。比如读唐诗，什么是好诗，什么是重要的诗，全选好了，也通过注解解释好了，当学生的可不就照本宣科地记住，有什么能动的阅读可言？可惜，这位教授显然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马上辩护说：“你说的是本科生。我们研究生的训练很严格，不仅要读原文，还要研究版本。”这样，他把话题引向了专业教育，证明中文系的训练很专业。其实，我讲的还是通才教育。即使是本科生，是个学物理的，他也应该有机会从原文中发展出自己的解读的习惯。耶鲁不用说了，就是在萨福克大学这种不知名的地方性学校，我们系里的优等生作毕业论文也都是从挖掘原文档案开始。许多学生在档案里泡一年，最后挖掘出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我当时问他这个问题只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个人经验：我在北大中文系读了四年，从来没有接受过利用原始文献进行研究的训练。这怎么都说不过去。　　不从原始文献开始，只读人家给你选好、注释好的，甚至解说好的东西，结果获得的就是非常肤浅的教育。我不妨再举一个例子。记得在大一春季那个学期时上古代文学史，有位挺权威的教授往讲台上一站，头向左转望着窗外，突然诗兴大发，随口背出韩愈的诗句：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然后他感叹道：看看，这就是写的早春呀！我们这课正赶上这时节。你们看看那草坪。于是他就开始逐句解释，大家低着头记笔记……　　

　　毕业那年，一位室友从教学楼回来报告一个发现：他路过一间教室偶尔看到那位教授在上同样的古代文学课，就出于好奇在门口窥视旁听了一下，发现那教授还是老一套：头向左转望着窗外，诗兴大发地背出韩愈的诗，然后是同样地感叹：“这就是写的早春呀！我们这课正赶上这时节。你们看看那草坪。”接下来是三年前同样的逐句解释，学生同样地埋头记笔记……要知道，在大学期间大家精神上发展了许多。时隔三年后却突然发现自己的老师不过是十几年如一日地在那里乐此不疲地重复，心中的无聊感也就油然而生了。

　　这样读书，会把自己读成一个木乃伊。如果你不信，就看看2008年湖南高考的作文题，上面出现了同样的诗：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是唐代诗人韩愈的名句。诗句的意思是：在滋润如酥的初春细雨中，春草发芽，远远望去，一片淡淡的绿色。可走近后，却看见稀疏的草芽，绿色反而感觉不到了。诗句的意境是美的，隐含的哲理也很丰富。它使我们领悟到，置身太近，有时反而感觉不到实际存在的东西；要把握某一事物，有时需要跳出这一事物。人对事物的看法和对美的感受同距离是有关系的……其实，生活中的许多事物和现象都含有这两句诗的意境与哲理，关键在于你的观察和体会。

　　请根据自己阅读诗句所体会的意境与哲理，联系实际生活，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议论文或记叙文。

　　让我目瞪口呆的是，这考题中对这两句诗的解释，几乎和那位教授重复多年的解释一模一样！　　

　　我无法考察出这种考题的人是否是我们前后班的同学，是否考题中的这些解释都是从我们那位每年都要“诗兴大发”一回的教授那里原封不动地抄来的。无论如何，这至少可以反映出我们的文学是怎么教的：大家的感受全像是一个车床制造的标准化配件。首先，如这位教授或考题的作者告诉我们的，这两句诗“意境是美的，隐含的哲理也很丰富”。你有反对的权利吗？读中国的古诗，好的实在太多。比如《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比如阮籍的“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比如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都比韩愈这首更直接地撞击生命和自然。他虽然观察相当细腻，但写得实在太士大夫气，太精致雕琢，应景的痕迹太明显。后两句“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特别体现了被官场驯化的感情。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感受。我不强迫别人有同样的感受。但是，我这种感受的权利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我要忠实地按自己这种感受写高考作文，几乎肯定会不及格。最可笑的是，那作文题要求考生“根据自己阅读诗句所体会的意境与哲理，联系实际生活”写作文。考官大人什么时候容许你有“自己阅读诗句所体会的意境与哲理”呢？他早就告诉你：“诗句的意境是美的，隐含的哲理也很丰富。它使我们领悟到，置身太近，有时反而感觉不到实际存在的东西；要把握某一事物，有时需要跳出这一事物。人对事物的看法和对美的感受同距离是有关系的……其实，生活中的许多事物和现象都含有这两句诗的意境与哲理，关键在于你的观察和体会。”也就是说，他事先就帮你体会、领悟好了。他根本不会和你交换任何意见、征求你的认可，就大言不惭地说“使我们领悟到”云云。你已经被关进了这个“我们”的集中营：从选择哪首诗、诗的好坏，到寓意是什么，每个细节都严格地规定好了，然后让你按照这个格式去“体会”。　　

　　我不想过多责怪这位出题的考官，因为在北大中文系这样的最高学府就是这么训练人的。这不叫阅读，而是照本宣科。感情的标准化，实际上比思想的标准化更可怕。然而在我们这里，这倒成了“文学”！如果你这么讲授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怎么会没有危机呢？　　

　　我因为养育着一个十岁的女儿，最近正在阅读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1870—1952）的《汲取的心灵》（Absorbent Mind）。蒙台梭利是意大利最著名的大学之一Sapienza University of Rome的第一位女毕业生，也是意大利第一位女医生。她在那个时代读大学，颇有些“木兰从军”的味道。她对男性大学生和大学教育的观察和批评自然也是独具一格。她描述道，当时的学生都留着胡子，看上去十分威严庄重。但是，这些完全成熟的大男人们却被当作孩子一样对待。教授讲，他们听，做教授让他们干的事情，考试成绩不好还会受到训斥。而这些人恰恰是未来的医生、律师和工程师。他们的才智和经验将指导世界。可是，谁会放心去看这么一位仅仅是“合格”的医生？谁会把整个工厂的设计托付给这么一位年轻的工程师？谁会让一位刚刚被准许开业的律师代表自己？这些年轻人花了多少年的时间在那里听别人讲话。但听别人讲话并无法把他们塑造成真正的人。只有实际工作和经验才能使一位年轻人成熟。这也是为什么一位年轻医生要在医院里实习多年，一位年轻律师要在专家的事务所里获得经验，一位工程师也要经过同样的学徒过程，然后才可能独立开业。不仅如此，因为他们在大学毕业时不具备独立开业的能力，要获得自己行业中的准入资格必须托各种关系，找人写推荐信，最糟糕的时候则是大量地失业。在纽约，你见到一大队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在那里游行，打着个标语牌：“我们找不到工作，饥寒交迫。我们应该怎么办？”

　　当我读到这些文字时，还觉得她是在讲中国！所不同的是，她并没有把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责任推给社会，而是坚持认为教育本身要为这种状况负责。大学教育，把20上下的成人当孩子看，让他们坐在那里几年乖乖地听讲。这样的学生毕业后能干什么？怎么会指望社会雇用他们？实际上，恰如蒙台梭利用其一生的经验和努力证明的那样：对待一岁的孩子也不能这样。大人要认识到婴幼儿的大脑实际上比自己聪明（这一经验观察已经被现代脑神经研究所证实），要让孩子自己教育自己，大人只是在一旁协助，就像当助教一样。用她的话来说，是一岁的孩子创造了一个人的人格，而不是家长和老师强加于他的“教育”。真正的教育，就是要让人的这种能动的自我塑造过程不断持续下去。

　　而我们的教育，则是从小就把这种人的自我塑造过程给打断，想方设法地摧毁人类的能动精神。中国的孩子能得到的最大赞誉就是“听话”。没有上学就开始背诵“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虽然他们大多数从来没有到过黄河，更没有登上鹳雀楼亲临其境地感受过。家长和老师已经替孩子们感受好了，哪里用孩子自己去感受？随着孩子的成长，家长和老师总是诲人不倦地告诉孩子：这诗“写的是登楼望见的景色，写得景象壮阔，气势雄浑。这里，诗人运用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既高度形象又高度概括地把进入广大视野的万里河山，收入短短十个字中；而我们在千载之下读到这十个字时，也如临其地，如见其景，感到胸襟为之一开。首句写遥望一轮落日向着楼前一望无际、连绵起伏的群山西沉，在视野的尽头冉冉而没。这是天空景、远方景、西望景。次句写目送流经楼前下方的黄河奔腾咆哮、滚滚南来，又在远处折而东向，流归大海。这是由地面望到天边，由近望到远，由西望到东。这两句诗合起来，就把上下、远近、东西的景物，全都容纳进诗笔之下，使画面显得特别宽广，特别辽远。就次句诗而言，诗人身在鹳雀楼上，不可能望见黄河入海，句中写的是诗人目送黄河远去天边而产生的意中景，是把当前景与意中景融合为一的写法。这样写，更增加了画面的广度和深度……”好了，这些还不够孩子消化到高中吗？感官如同身体的其他器官一样，不用就会萎缩。当大人从小就这样替孩子感受，或者告诉孩子如何“正确”地感受时，孩子能动的感官就被闲置，就会萎缩，长大成人后就可能变得心灵麻木。　　

　　我们的教育并不会在这里停止。这种教育要摧毁的不仅是人的感受力，还有人的思想能力。家长和老师还要告诉孩子这首诗的“哲理”：“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样两句即景生意的诗，把诗篇推引入更高的境界，向读者展示了更大的视野。这两句诗，既别翻新意，出人意表，又与前两句诗承接得十分自然、十分紧密；同时，在收尾处用一‘楼’字，也起了点题作用，说明这是一首登楼诗。从这后半首诗，可推知前半首写的可能是在第二层楼所见，而诗人还想进一步穷目力所及看尽远方景物，更登上了楼的顶层。诗句看来只是平铺直叙地写出了这一登楼的过程，而含意深远，耐人探索。这里有诗人的向上进取的精神、高瞻远瞩的胸襟，也道出了要站得高才看得远的哲理。”到这里，孩子只能复述这些法定一般的“哲理”，自己的思想停止了。当孩子不用他的思维器官时，思维器官和感受的器官也就一同地萎缩了。

　　难道这不是我们的教育的一个生动的写照吗？让我来总结一下。前述的湖南高考作文题目典型地概括了我们的教育过程：我们的感受、思想从小就被标准化了，都是别人在替我们感受和思想。这种教育对我们的灵魂渗透得如此彻底，乃至教育者本身都没有知觉。湖南考题严格遵循着我们的教育模式，首先替你选择了“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两句诗，然后告诉你这两句诗“意境是美的，隐含的哲理也很丰富”，完全排除了你另有所感的权利。接着，他不管你怎么感受和思想，强制性地说“它使我们领悟到”云云，好像你还没有投票他就宣布你已经让他代表你了。他后来帮你“领悟”的那一堆陈词滥调，则是你必须接受的“哲理”。应该说，在我们这个教育国度，能为湖南省出高考作文题的人肯定是该省的教育精英。我不好无限地推想，但是，以我们在中国教育体制中的经验，说此人属于中文系塑造出来的典型人才大概八九不离十吧？如果我们的学生从小如此这般地“听话”，并一直听到大学毕业，他们能为社会做什么呢？

　　“听话”不足以塑造真正的人。这套传统教育体系的问题，被蒙台梭利在六十多年前就一语道破。不过，她所观察的当时的西方教育体系，也并非铁板一块。事实上，从她的描述本身，我们就可以辨析出两种教育所培养的两种人才：一种是在教室里“听话”的唯唯诺诺的大学毕业生，一种是长期的实习所训练出来的称职的医生、律师、工程师。换句话说，她所看到的实际上是两种教育的混合。一种是僵化的大学，经常生产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另一种是中世纪以来的学徒制，也就是实习制度。正是这种学徒制，把大学生产的不合格的产品再加工，把那些百无一用的大学毕业生训练成各个领域的领袖。可惜，她集中批判了当时的大学教育的无效性，但没有论述为什么大学毕业后当学徒（也就是实习）的经验会那么有效，以及我们如何从学徒制中寻求改造我们的大学的范本。

　　用学徒制来改造大学？这听起来如同用中世纪来改造现代社会一样荒唐。其实，在现代西方学术界，中世纪早已不是“愚昧”、“黑暗”的同义词，而被视为现代性的起源。事实上，大学本身就是中世纪创造的，其制度结构和精神实质非常近似于中世纪的行会。大学是中世纪给现代社会留下的最持久的遗产，乃至今天西方的大学比之中世纪的大学也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关于这一点，请读者参考本书第一章《大学的诞生》中的讨论。

　　最近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叫《才能密码》，专门探讨才能的培养。此书我将在另一本专著中详细讨论，这里仅需要提及的是该书对中世纪行会、作坊中的学徒制的评价。1997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统计学家David Banks提出一篇论文，通过对杰出人物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的数字统计，在整个世界史中界定了最为人才辈出的三个时空：公元前440—380年的雅典，1440—1490年的佛罗伦萨，和1570—1640年的伦敦。也许不少中国人会不服气，举出先秦诸子百家的时代。可惜，无论从时间、空间，还是人口基数来看，诸子百家时代人才的涌现率比起这三个时空来还是太稀疏了。记住，这三个时空的时间段仅半个世纪多一点，空间上也仅局限于一个城市。其中，如果从统计学上比较人才密度，第一名则非1440—1490年的佛罗伦萨莫属。我们可以随便查查名人字典：布鲁内莱斯基（1337—1446）、吉贝尔蒂（1378—1455）、多那太罗（1386—1466）、阿尔贝蒂（1404—1472）、波提切利（1445—1510）、洛伦佐·梅第奇（1449—1492）、达·芬奇（1452—1519）、米开朗琪罗（1469—1527）、马基雅维里（1469—1527）、拉斐尔（1480—1520）……你就数吧，这些还不包括那些领导欧洲工商业、贸易、金融的企业领袖。1440—1490年大致为两代人的时间，那时佛罗伦萨的人口仅在4万左右（中国的大学城海淀区的人口如今是350万上下），竟产生了如此群星灿烂的文化巨子，至今照耀着人类文明。

　　应该指出，David Banks对佛罗伦萨1440—1490年这一时段的界定，就像他对其他两个城市在时段上的界定一样，显然过于狭隘。在1440—1490年以外，佛罗伦萨前有彼德拉克、薄伽丘、但丁，后有伽利略。1440—1490年固然能戏剧化地显示佛罗伦萨的人才密度，但这不过是折射出整个城市长期的文化创造力和制度优势而已。无怪美国著名的佛罗伦萨历史学家Gene A. Brucker这样写道：“每一个佛罗伦萨史的学生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社会如此有创造力，如此能够变化和创新？在这些世纪的所有意大利城市中，为什么是佛罗伦萨而不是米兰、热那亚，或威尼斯在艺术和学术上取得了最突出的成就？”一句话：为什么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

　　对这些问题，历史学家们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理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解释，但很难有令人信服的答案。《才能密码》则在承认这些因素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因素，那就是手工艺作坊中的学徒制。上述那些人才，特别是艺术人才，几乎都是在作坊中成长起来的。同时，恰如Gene A. Brucker注意到的，佛罗伦萨虽然文化繁盛、人杰地灵，但是始终没有一个一流的大学。自14世纪以来该城一直试图建立自己的最高学府，可惜办办停停，始终不成气候。所以，大学之外的制度就更值得注意。

　　根据《才能密码》的分析，手工艺作坊造就了佛罗伦萨的天才。在作坊中有严格的等级。那些学徒的技艺是从最基本、最低级的地方开始：混合染料、准备画布、磨雕刻刀具等；然后逐级上升，所学的技艺也越来越复杂。这一学习过程，和学校里讲大课、灌输理论不同，每一个环节都要自己动手来完成。这是一种以解决真实的问题为核心的学习过程。佛罗伦萨的孩子六七岁就进了作坊，经过几千甚至可能上万小时的磨炼，最终才有所成。像米开朗琪罗，六岁就随着石匠学习如何使用锤子和凿子；后来进了学校，但马上发现自己根本待不住，还是回去再当学徒，结果一过20就出头了。手工艺作坊在中世纪的欧洲很普遍，但在佛罗伦萨最发达，组织最严密。北意大利的城市国家是当时欧洲的经济中心，是最发达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内，威尼斯、热那亚等城市全是靠海上贸易起家。佛罗伦萨因为地处内陆，从一开始就特别依赖手工业，乃至威尼斯人从小上船出海，佛罗伦萨人则从小进作坊。其作坊制度无意间所创造的教育模式，比处心积虑建立的大学更能培养人才。

　　其实，学徒制所确立的干中学、学中干的原则，也被大学所吸收。中世纪的大学和以作坊为基础的行会制度都遵循这一个组织原则。师生关系和师徒关系很近似。即使现代西方大学中的许多做法，还是延续这种原则。比如，美国的许多大学，特别强调学生要参与教授所领导的项目。特别是在那些小型本科生学院，学生甚至可以和教授一起做一两年的项目。这已经和学徒非常接近了。最近我所在的萨福克大学还开始了新的课程设计，要求学生必须在课外完成与课程相关的实际工作，并以此拿到学分，否则就不能毕业。我作为东亚史的教授，目前正在挖空心思地设计，让那些研究东亚的学生到波士顿附近的学校调查中国、日本移民家庭的教育方法和价值观念。在研究院，研究生也必须当助研、助教，这种身份其实就是学徒。在商学院、法学院，案例研究则是主流。学生必须围绕着解决实际问题来推进自己的学业。不久前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一位教授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呼吁取消大学中的系，完全围绕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来设计课程。中国则正好相反。几年前清华学生在校园里摆摊，竟被学校明令禁止。甚至两年前教育部还宣布不准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给本科生主讲基础课和专业骨干课，要求他们先跟着名教授学习教学，等成长到一定时期之后再上讲台。可见中国的博士生在学期间没有机会像美国的博士生那样通过当助教来完成教育学徒过程，乃至毕业后在教学上不能独当一面。

　　说到此，我们不妨还回到读和写的问题上来。上一节已经讲过，刚进北大中文系时，老师的第一个教训（有的老师自称这是给新生的“第一瓢冷水”），就是让我们“厚积薄发”，意思是先学了知识才有资格写，基础要打扎实，别急着动笔，你们还差得远呢。在这里，学的过程和做的过程被分得清清楚楚。但问题是：你不写能学到东西吗？

　　这让我想起一个许多年前读到的故事：一个年轻人刚刚考取一位大名鼎鼎的生物学家的研究生。他兴冲冲地到实验室里见导师。导师的第一个作业是让他花一上午时间观察鱼缸里的一条鱼，然后把鱼的主要特点写成报告。他没有想到这位大师对自己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他将信将疑地花了20分钟，把该观察的都观察了，也把观察到的一切都写出来了，自己待在那里无所事事，好不容易熬过这一上午，把报告交给导师。导师在报告上溜了一眼，很不满意地说：“就这些吗？”然后随手指出几个他漏掉的特征。他回去和鱼一对，果然如此。于是，第二天还要继续观察。这次他学乖了，一定要把每一个细节都记下来。可是，再交卷时，导师又点出许多漏掉的东西。他第三次回去反复观察，索性花几天时间。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了最好的观察方法就是画。只要照着鱼动手一画，鱼身上许多原来视而不见的东西就突出了出来。他正是这样过了第一关。

　　其实，他的“画”，就等于我们的“写”。我在耶鲁读书时，写读书报告成了家常便饭。每动手一写，就要先回去把已经完成的阅读再消化一遍，发现本来以为读懂的其实没有懂，或者说阅读本身包含着许多矛盾。不仅如此，我几乎马上就要顺藤摸瓜地找许多额外的书和文献来做一番深入研究，才能把有关问题吃透。讲“厚积薄发”的老师也许会说：“你不读可怎么写？”我则要问：“你不写怎么读？怎么发现问题？”现在我在大学教书，在课堂上反复要求学生作口头报告、参加讨论。这其实也是一个道理。我每每告诉他们：“不要觉得自己读懂了。懂不懂，要看你能否用自己的话简单扼要地把读到的内容讲出来，要看你是否能够回答有关问题。”事实上，许多自以为懂的学生确实讲不出来。有的讲出几句，我根据书上的内容问几个问题，马上就哑了。光是读怎么可以呢？

　　写期末论文、在课堂上作口头报告、参与讨论，这些和手工艺作坊里的动手是一个道理。你必须通过解决一个实际问题来学习。比如我讲中世纪经济史时，给学生们留的作业就是在那个时代找工作。比如佛罗伦萨的大商业公司，经营着重要的银行业，在欧洲许多地方都有分支，每个岗位对雇员都有具体的要求。你把一个岗位的功能理解清楚，想明白自己需要具有什么素质才能胜任，这就必须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公司的运营有通观的了解和深入的分析，不可能简单地把书上的内容复述一下了事。这种通过“动手”而完成的阅读，和我们传统的阅读完全是两码事。还说“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这两句诗。我实在不明白，老师为什么不能不进行任何解释，而让学生自己去体会，让他们在课堂上作口头报告、写篇小论文呢？如果是这样，许多学生开始时恐怕会一头雾水、不得不在早春时节到外面亲身观察。有的人恐怕会根据这种实地观察发现：“草色遥看近却无”并不那么准确：你在百米外看早春的草坪是淡淡的绿色，在一米处也许绿色确实如诗中所言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但是，蹲下来真正地近观，则能看得到那刚刚冒出来的绿芽。有的同学也许会像印象派画家一样去研究色彩在我们的感官中的形成过程，或别有所悟。有的同学也许会问：这种诗句是否是反映着骑在马上的官人的视点？两脚泥巴、离地面更近的农民是否另有所见？这样学来的东西，难道不比坐在那里听老师反复地讲“诗句的意境是美的，隐含的哲理也很丰富”要有意义得多吗？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最近国内经济学家纷纷出来回击《华尔街日报》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是以最穷的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质疑，称该报“断章取义”，并坚持“中国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开放受益”。

听了这样的评论我未免有些疑问。我订了《华尔街日报》多少年。众所周知，《华尔街日报》是右派的财经报纸，对华在政治上强硬，但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持相当积极的态度，并坚持弗里德曼式的市场经济理念，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削平贫富，主张对中国贸易开放，并在中海油并购美国石油公司、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乃至美国是否应该压人民币升值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基本都站在中国一面。怎么会突然拿出一副民主党的口气来教训中国不管穷人呢？

后来看到《金融时报》的相关报道，才算明白是怎么回事。事情起源于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从2001年到2003年，中国最贫困的10%的人口，收入降低了2.4%；最富的10%的人口，收入增加了16%。而在同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接近10%。报告讲得很清楚，在这段时间内，最穷的十分之一人口收入略有下降，但其他经济地位的人口的收入都有明显增长。翻译成我们经济学家听得懂或者最爱听的话，那就是90%的人口收入有明显增长。人家已经有了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济学家何必用什么“中国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开发受益”来反驳呢？谁说绝大多数人没有受益呢？

一些名字也没有的“经济学家”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还进一步表示，“把造成中国的低收入人群的原因归为富裕人群更富裕，在某种程度上有‘断章取义’之嫌”。但看看前面世界银行的报告，人家只是把数据摆出来，说最富的10%的收入提高了16%，最穷的10%收入降低了2.4%，并没有“把造成中国的低收入人群的原因归为富裕人群更富裕”，反而好像是我们的经济学家自己在那里对号入座。

经济学家应该善于发现现实中的问题，而不要无条件地当现实的辩护律师。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举世公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来面对发展中的问题和外界的批评。世界银行的报告，无疑对中国社会具有良好的警示作用。第一，一般而言，当经济发展良好时，社会对穷人更好些。比如政府有财政盈余，舍得花钱；富人钱包鼓了，捐赠也痛快。第二，中国的经济技术含量不高，严重依赖低薪阶层的简单体力劳动。当一个经济的简单体力劳动的含量高，高技术的含量低时，穷人的机会应该比较多。但是，在这么有利的条件下，为什么政府和富裕阶层没有为穷人提供足够的福利？为什么急剧扩张的制造业没有给最穷的10%的人口提供基本的机会？中国的人均收入，远比美国和俄罗斯低，但根据基尼系数，贫富差距已经比这两个国家大。这些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一些专家”或经济学家无视这些问题，甚至临时换专业，以历史学家的口气狡辩说，“从大历史的进程观察，任何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都要经历一个‘受益不均’的阶段，比如英国工业革命中的‘羊吃人’现象、欧州国家早年对非洲的殖民掠夺等等，都是明显的例证。”言下之意，就是在当今的中国也可以“羊吃人”，也可以进行“掠夺”。这等于用十八、十九世纪的道德标准，来规范二十一世纪的社会。这些专家怎么不看看：日本战后的经济起飞，缩小而不是扩大了贫富差距。抢银行可以致富，当金融专家也可以致富。我们的经济学家，在教唆人们走哪条路？

贫富不均，对中国不仅是个政治挑战，也是个经济挑战。主流经济学家面对这种问题，总是会出来说：要让市场解决问题，要先把饼做大，然后大家都有吃的。他们回避的问题是：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饼不可能做大。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亚当·斯密在十八世纪就对中国经济作出了这样的诊断。就是被当今的主流经济学家奉为市场经济的教主的弗里德曼，也提出过负进所得税的构想。按照这一构想，穷人可以合法地从国家那里领钱。亚当·斯密也好，弗里德曼也好，他们鼓吹市场秩序，就是追求充分的竞争。财富过分集中，自然形成了垄断，还怎么充分竞争？

二百多年前，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财富的中心。但亚当·斯密预言，中国已经富到头了，不可能再有潜力发展。理由一是缺乏自由贸易，一是穷人毫无保障，富人有太多保障。对弱者的态度，检验着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而这一道德底线，也是健康的市场经济的基础。面临历史上最佳发展机会的中国，不要在这方面再不及格。

　　上节主要从历史教学的角度讨论了精英教育为什么要以“解读生活的文本”为中心，为什么人文学科比实用学科更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接下来讨论的是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为什么读和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就此希望对被严重忽视的“大学语文”提供一些个人的意见。　　记得1979年我刚考进北大中文系时，母亲非常遗憾地对我说，她办公室的所有同事对我选择中文系都表示惋惜。理由很简单：北京市前几名的高分，去哪里不可以？学中文有什么用？谁还不会中文？　　

　　如今30年过去，我这个中文系的毕业生似乎有责任回答这个问题，而且自信能够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可惜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得益于中文系的训练。我做学生时是个反对用专业来界定自己的反叛者，在中文系大量逃课，而且至今仍然认为中文系的专业训练对自己没有太多用途。只是出来读书教学多年，比照美国的英文教学（因为英语是美国人的母语，也就相当于中国的中文教学），渐渐看清了母语教育的重要性。　　

　　很多人把中文和传统文化混为一谈。一提中文仿佛就是李白、杜甫、唐宋八大家、《红楼梦》等，仿佛中文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学生有一些传统文化的基本教养。我称这是典型的“中文系的中文”，对其他系的学生并无不可或缺的价值。我所谓的中文教育，更像是美国大学里的英语训练，是一种公共语文教育，最终落实到阅读和写作。读和写的能力是相互影响的。任何专业都需要这两项基本技巧。如今出国留学很热。去美国读本科要考的SAT，读研究生要考的GRE、读商学院要考的GMAT、读法学院要考的LSAT。这些考试最关键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语文测试。它们和针对外国人的托福考试一样，其实就是美国的大学语文考试。仔细分析一下这些考试（特别是托福）就明白，人家并不借机宣扬美国的传统文化。恰恰相反，考试的设计者的一个目标就是怎样做到“文化中立”，即避免使用某个文化、宗教或社会中特殊的概念，免得在别的文化中生长的学生不懂，考起来有了劣势，影响了公正性。考试的宗旨，是检测学生吸收信息的速度和准确性。写作部分也尽量避免特殊的文化主题，而是集中于世界各种民族和文化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比如是否应该反对吸烟等，考的是你的思维，是你能否把自己的思想清晰地表达出来。　　

　　人家这么考，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大学和研究生课程对读和写的能力要求很高。这方面不行就很难有良好的学术表现。对此我有亲身的体会。我在耶鲁先读东亚研究硕士，再接着读历史博士，并不是文学或语言的专业。但在读写训练上，强度相当大。特别是比较一下在北大中文系读文学本科的经验，实在有天上地下之感。　　

　　先说读。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我们的阅读量实在很少。比如，中国古代文学课上了两年，主要教材就是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共四册，总共不足1000页。除此而外，还需要读北大中文系编的古代文学“参考资料”或作品选，全是注释好的，总字数比游国恩那套教材略多一些。两者相加起来，两年读3000页就算不错了。在耶鲁时，一门课一周的阅读量至少是一本书。运气好时两百多页，运气坏时四五百页。有的教授的课一本书还不算完，要外加一篇二三十页的论文。这样，一个学期就至少要读三四千页。当然这是研究生的量。本科生阅读量少一些。我和本科生一起上过课，还担任过他们的助教，领导他们讨论，检查其消化阅读的情况。一般而言，本科生一周的阅读也接近二百页或者更多，一个学期要读两三千页。即使是上大课，本科生还要额外参加讨论班，围绕着阅读内容发表自己的见解。阅读跟不上会相当痛苦。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读韦伯的《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我的习惯，这样的经典怎么也要一个月来好好消化。可是，这本书就是一周的阅读作业。那群本科的孩子读完了就批，闹得教室里硝烟弥漫，让我目瞪口呆。坦率地说，我英语不好，属于阅读跟不上的，阅读特别重的课一般不敢选，而且几乎从来没有完成过指定阅读——量实在太大了！不过，在不可能完成的情况下，也必须有自己的解决方案，适当取舍，选择最重要的信息。事后想想，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训练。

　　再说写作。写作是大学语文教育的核心，也是问题最多的。我们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79级的同学大多数人进校时的理想是当作家，是想以写作为生。可是，新学期一开始，系里的一位负责教授就发表讲话，告诉我们不要误会，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中文系的目标培养的是学者。同时，他还强调要“厚积薄发”，先把学术的基础打牢靠，不要忙着写。　　

　　强调打下扎实的学术基础并没有错。想想现在的学术垃圾这么多，大家都“厚积薄发”有多好！可是，从“厚积薄发”引申到不动笔就错了。我在堂堂的中文系读了四年书，除了毕业论文外，总共就有过两次写作经历。一次是上古代诗歌课，教授要求用古文写篇千字文。那不过是他为了激励我们掌握古文而布置的文字游戏，并不算真正的写作。另一次写作，则是当代文学课的一篇四五页的评论，大概就2000字。应该说，这两位留写作作业的都是系里很优秀的教授。其他教授则根本没有要求学生写的意识。现在北大中文系也许不同了，但估计写作还是很轻的。　　

　　后来到耶鲁读研究生，从硕士到博士都是一样：一学期选三门课。有的课要求期末写一篇20页左右的长篇读书报告，有的课要求在学期中写三篇读书报告，一篇10页，加起来也30页了。还有几门课，则要求学期中写四篇三四页的短篇读书报告，外加期末一篇20页左右的长篇读书报告或研究论文。这样，三门课加起来，一学期至少要写60页。仅两年的硕士读下来，就要写快300页。那就是一本书的篇幅了。　　

　　我刚进去的时候英语差，看书都顾不过来，应付这份苦差事就更吃力。而且，口语越差，课堂上就越缺乏表现，全靠写作来证明自己。所以，我每篇学期读书报告都要找个文字好的美国博士生帮助我修改。有时是反复地修改。例如把长的复合句分解成短小的简单句，尽量用主动式、避免被动式，把主题句放在前面等看似简单的技巧，全是这么学出来的。记得头两年，我没有休过一天假。别人回家过圣诞节，我在学校夜以继日地苦战。每到12月初放寒假，我就向教授申请延期交论文（因为我的写作速度实在无法按期完成，教授在一般情况下都准许延期）。于是，寒假这一个月就成了我固定的写作月，把所有学期论文在来年一月第二学期开始以前写完。我记得第一个寒假奋斗到最后一刻，是在第二学期开始的前一天熬夜写完的。因为我知道，如果到那个时候写不完，下学期的课就压上来，就再也写不完了。当时真感到再多几个小时的工作量就超出了我的承受极限。可见普通文科的写作量之大。当然，后来认识了史景迁教授，并成为他的学生。这艰苦的生活才有了显著的改善。他每到圣诞节、感恩节，都开车把我们一家接到家里。夫人安平（也是我的老师）和继女Meimei都是天才的厨师。我们在他家里享受一年中最好的美肴，然后由他（有时和安平一起）深夜开车把我们送回家。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例外过。　　

　　现在回想一下，我的读写训练，主要是在耶鲁时训练出来的。我从硕士到博士，读了九年，不仅是每一篇论文和读书报告，就是写一封信也一定自己花钱请位高手帮我改，从来没有认为自己过关。应该说，我在研究院最大的收获，就是写作。帮我修改文字的都是母语为英语的博士生。找他们改完，再送给导师。我运气比较好的是，导师史景迁大概是西方汉学界英文最好的。我这么多年的写作，也多亏他反复批改。博士论文完成后把他批改过的草稿堆起来，简直就是一座小山。你如果能长期坚持这么大量阅读，读完了就和同学讨论，然后不断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不断地找写作高手修改，这种强度自然会提高你的语文能力。让我比较得意的是，我来美国读书时还一个句子都写不通，但几年后就在《纽约时报》评论版头条发表了文章。做学术的给报纸发表文章属于不务正业，按说不足挂齿。但以我如此低的英文起点，能在英文世界最权威的一家报纸亮相，至少也说明多年的奋斗并非毫无结果吧。　　

　　再看看国内有关大学语文的讨论，实在不得要领。记得几年前，教育部曾要求大学对所有学生开设大学语文；后来又加以澄清，说这个要求其实是“建议”。不过，这一动作，还是引起舆论的一阵喧闹。我看看喧闹中的种种议论，觉得大学语文还是照样无可救药。因为大学语文的改革不能靠官僚的行政命令。那些在大学教书的人，首先要充分理解大学语文的意义。可惜大多数在大学从事文科教育的人，对大学语文还是一知半解。　　

　　我一向主张大学加强语文训练。不过，这种训练必须严格地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上。如果学生们对大学语文的实用性不信服，学校强迫他们必修，他们对语文就会更反感，最终妨碍他们语文能力的提高。比如，有些人提倡加强大学语文的理由，是学生从小学英文比学中文花的时间还多。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要害。第一，我们必须问：重英文轻中文是学校课程设置的问题，还是人们自发的行为？认真一想就明白。中国的学校，除了英语课外，几乎所有课程都是用中文上的。用中文读历史，读科学，也是一种大学语文的训练。显然，中文课远比英文课多。重英文轻中文的现象主要不是课程设置的问题，也无法通过改变课程设置来解决。第二，重英文轻中文主要还是人们的态度问题。这个态度形成的基本理由之一，是不管中国的英文教育怎么失败，英文课还是比中文课实用。懂英文的人在实际生活中尝到了各种甜头。大家看得见，自然会效仿。我从上大学以来就拒绝跟潮流学英文，但十年后还是最终不得不心无他顾地读英文，并且受益匪浅。事实上，中国人的英文训练，如同大学语文一样需要加强，学习英文也有助于中文的提高，毕竟天下的语言都是相通的。我在这里讨论大学语文的教育，就频频引用英文教育的例证来支持。把两者对立，不利于振兴语文教学。

　　所以我们不妨还是看看美国英文教学的经验。这对我们的中文教学肯定有参照意义。　　

　　几年前，我在所执教的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参加了一个教学会议，主题就是大学语文。开这个会，是因为美国也面临着大学语文的危机。美国教育部的一个调查显示：1992年美国大学生达到高级阅读水平的比例为40%。所谓高级阅读水平，就是具有阅读复杂的长篇文章的能力。2003年这个比例降到了31%。不用说，哈佛耶鲁这种一流大学挑的是最出色的学生，大致不至于阅读水平下降到如此地步。但我们这种小学校，录取的是一般的学生。语文能力降低，在我们的学生中自然表现得相当充分。

　　阅读差，自然影响到了写作。不管学生日后从事什么工作，写作多是其一生成功的基础。在这方面，我可以随手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前面提到的美国最高法院首位拉美裔大法官的Sonia Sotomayor。她刚进普林斯顿读本科时，根本不会写。为了掌握这一关键技能，她不仅平时“驻扎”在图书馆中，而且用一个暑假恶补语法和文学。特别是大一时在历史系Nancy Weiss Malkiel教授的课上得到了老师非常个人化的帮助，理解了从批判性地阅读史料到分析性地写作这一全过程，最终成为一个优秀的写手。毕业后她考取耶鲁法学院，号称是“一路写过”法学院，成为优异的毕业生。日后她当法官，所写的判词成为人们评价她的主要依据。在司法领域，没有清晰的写作能力很难成功。这一点，上一节讨论法学院的教育准备时也讲得很清楚。其实华尔街也并不例外。2009年5月1日以107岁的高龄去世的Albert Gordon，大概是亲身经历1929年股市大坍塌的金融精英中最后一位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是华尔街的重要领袖人物。关于他的传奇，除了八十多岁开始跑马拉松外，就是当老板时给每个雇员一本《风格的因素》（The Elements of Style）。这本几十页的小书，在美国被称为写作《圣经》。可见他要求公司里的每个人都必须具备良好的写作能力。根据对120位美国大企业人事部的负责人的调查，写作水平一直是高工资、高技术的标签，是成功者的基本特征。那些写作不行的人不容易被录用，也很难获得提升。三分之二的美国大企业的雇员的日常工作要通过写作来进行。80%以上金融、保险、房地产等服务业的公司，在雇用员工时要考察写作。40%的公司要特别培训写作技能不足的员工。美国公司在这方面的投资，一年估计达31亿美元。

　　这些事实摆在这里。大学语文的重要性就不言自明。美国企业一年投入31亿美元训练职工的写作能力，一是说明大学教育的失败，毕业生写作能力达不到市场要求；二是说明我们作为大学丢了一笔大生意，把31亿美元的市场让给了别人。怎么抢回这个市场？我们学校并不是单找英文系开会，而是把各系的教授都召集起来，强调每个教授不管专业是什么必须教学生怎么读、怎么写，并且要人手一本写作手册，从句法到标点，解释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写作绝对不是一个系的问题，不能从专业教育的角度来理解，而是通才教育的基础。每个系、每个专业都必须重视。比如耶鲁这种精英大学，学生按说都非常出众。但是，学校给学生配备了寄宿在每个学院的写作教师。学生写学期论文或其他文章，都可以找这些教师帮忙。这种对写作无微不至的关注，在北大是绝没有的。我上了四年中文系，从来没有一个教授要求我改进写作。如果你上光华管理学院，写作可能就更不在教学的视野之中了。大家不妨到北大各系调查一下，有几个系对学生提出了严格的写作要求？大多数系的学生，读四年书恐怕从来没有从老师嘴里听到过“写作”二字。但是，现代社会是通过文献组织起来的。无论是在官僚系统还是在企业，文献体现着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如果你不能参与写作这些文献，不能有效地阅读这些文献，你就无法担任任何中高层的工作。　　

　　那么，写作应该怎么教呢？在萨福克大学，我作为一位英语不是母语的外来教授，指导美国学生写作的能力有限。不过，在美国大学教书的每个教授都负有大学语文教学的使命。在一些关键时刻，我也会现炒现卖。我的方法，和国内大学的写作教学非常不同。不妨在这里简略地讨论一下。

　　我讲写作并不强调文法。虽然学生的文法错误有时一塌糊涂，但我对自己的文法也并不放心，不觉得自己是能在这方面帮助他们的最好的人选。但是，即使我这样一个英语不是母语的人，在写作上能够给学生提供的帮助还是很多。

　　首先，我把写作放在人际沟通的大背景中来讨论，让学生们理解写作的意义是帮助他们建立自己和世界的关系。高中生进入大学，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变了。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能做出适当的心理调整，导致了极大的挫折感。以下是我在课上经常对学生讲的话：　　

　　“你在动笔之前，要先摆脱高中生的心态。心态不正，下笔就失败。此话怎么说？在高中时期，你是世界的中心。家长老师都围着你转。比如，你一回家，妈妈就追着你屁股后面问长问短，恨不得你告诉她在学校里发生的所有事情。甚至她要偷看你的日记。这种关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你写作的心态。无论老师让你写什么东西，你都可以跑到计算机上飞速地打字，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从来不考虑读者问题。这当然不完全怪你。因为你没有必要考虑读者。你在日记上无论写什么，你妈妈一有机会就会偷看。你不自觉地形成了一个预设：我写出来的东西，反正别人是要看的。甚至你觉得别人有义务看你的东西。　　

　　“在大学，你要完成从高中生到一个负责的成人的心理转型：你已经不是世界的中心，没有人那么关注你。整个世界不会围着你转。相反，你要围着世界转，把别人当做中心。举个例子，有些同学不论是写求职信也好，写申请学校或奖学金的信也好，总喜欢漫无边际地从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说起，而且一写就很长。这是典型的高中生心理，觉得妈妈巴不得看你写的关于自己的东西，写得越多她越高兴。但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谁在读你的求职信？这些问题你们想过没有？举个并不那么极端的例子。你申请的那个职位，也许有几十人同时在竞争。读你的求职信的人，也许已经忙得疲惫不堪，甚至刚和同事或客户有过冲突，或者家里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总之，他可能是在心情非常恶劣的情况下拿起你的信来读。如果你的信的头两句没有实质性内容，或讲了些和他不相关的话，他很可能会随手就把信扔到纸篓里。即使他心情很好，碰到这么多求职信，也不可能公平对待；每封只能略微瞟上几眼，挑出几个最能吸引他的认真阅读。在这种情况下，你的信还是可能被读了两三行就扔掉。这就是生活的现实！所以，当你已经不是世界的中心的时候，当你必须把别人当成中心的时候，你写第一个句子的时候就必须反复思考：我这封信写给谁看？对方作为一个陌生人，为什么在百忙之中要抽出时间看我的信？所以，你的第一个句子，不仅要表达出你全信的主题，而且必须要给出读者阅读这封信的充分理由。换句话说，你的第一句话必须建立起你和素不相识的读者之间的联系，让他们觉得你和他们的生活或工作是相关的、不能被忽视。以后的每一个句子，都要不断地深化这种联系。等他们读完信后，就觉得他们和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他们才会考虑雇用你的问题。要记住，对别人而言，你是无关紧要的。没有你，他们的生活不会有任何改变。所以，没有人会像你母亲那样平白无故地注意你。你必须自己奋斗，和这个世界建立联系，让别人了解到你的存在对他们的意义。为此，你必须和许许多多的人一起竞争来获得他们的注意力。　　

　　“当你们认识到自己和世界的这种新的关系以后，你们就必须反省自己的写作习惯和风格。看看你们交上来的读书报告。许多明显的拼写错误不说，甚至有人该大写的字母不大写，好像还是写短信一样随便。如果你给熟悉的朋友发短信，大家一向如此，这当然没有关系。但是，大学训练的是你如何和一个陌生的世界建立关系。你要赢得别人的尊重、别人的注意力，就必须非常正式。这至少表达了你对对方的尊重。如果你对别人不尊重，怎么能指望别人尊重你？所以，如果你申请到耶鲁读书，虽然知道读信的人就是耶鲁的教授，你也不能写‘我希望到耶鲁读书’，而要恭恭敬敬地写上‘耶鲁大学’的全称，就像接受面试必须穿西装系领带一样。这是其一。其二，人家如果要求你写两页的申请信，就一定要写两页。如果写不到两页，人家可能会觉得你连两页纸都填不满，没有什么‘货色’。不过更常见的问题是，许多人超过了两页，觉得自己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告诉人家。这是万不可以的。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不是以你为中心的。人家告诉你两页，说明人家只愿意为了你花阅读两页纸的时间。如果你一下子写了三四页，这就好像你在那里单方面地要求：我比别人都重要，请为我花更多的时间！对不起，你没有权利对陌生人提出这样的要求。”

　　最后，我建议所有的学生，不管是一年级的“新鲜人”还是四年级的毕业生，都回去写求职信：　　

　　“不要觉得你才上一二年级，离找工作还远，不必写求职信。你必须现在就开始写！第一，写求职信给你一种生活的目标感和紧迫感。第二，求职信比你想象的难得多，也许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写完美。想想看，你至少已经18岁了。亚历山大20岁就成了马其顿的国王，接下来十几年内一直打到印度，几乎征服了已知的世界。你们18岁总应该想想自己要为世界做什么吧？最好的办法，是锁定一个你最想干的工作，然后开始写申请信。当你一下笔时，你必须想怎么把自己‘推销’给这个世界；你作为一个人，是否对这个世界有价值；你凭什么说服别人相信你的价值、给你机会。我年纪比你们的父母恐怕都大，读完大学工作了十多年，又在耶鲁读了九年研究院。可是，我写第一封求职信时，为那两页纸花了至少两个月的时间。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有那么多的经验、学了那么多，有那么丰富的东西可以展示，觉得两页纸小得装不下自己。这样，我花了许多时间，才终于使自己谦卑起来，把一切浓缩到了两页纸以内。这时，你就感到这两页之重，有了个近乎完美的求职信。但工作两年后偶尔再看这封信，才觉得写得很糟糕。当我想怎么改写时，突然觉得那两页纸实际上很长。我过去感觉我的经验和训练很多，现在则觉得自己很空，用自己所有的东西也难于把这两页纸填满。这时我就有了强烈的危机感：我这一生究竟干了什么？然后又有了明确的目标，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努力才能把有分量的东西写在这封求职信上。你们如果才上大学一二年级，也许首先感到的是没有足够的内容填满这两页纸，自己没有东西可以推销给这个世界，或者说你觉得自己对于这个世界而言是个没有什么价值的人。这种感受，会给你目标，会让你知道怎么努力才能坦然地在求职信上显示出自己的分量。还是那句话：你不是世界的中心，世界不会围着你转，你必须围着世界转。写这样的信，就是让你通过建立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来认识自己。”　　

　　以上谈的是我写作哲学的一个侧面。这些我在北大的时候没有学，老师也没有教；估计现在的北大也不太会教。但是，大学是你人生的最重要的转型期之一，是你通过在和世界建立崭新的关系的过程中认识自己的时期。写作是完成这一过程的基本工具，也是你日后对付这个世界的基本技能。这些跟唐宋八大家未必有关系，跟《红楼梦》未必有关系。你懂不懂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许无关紧要。但是，你要懂得人生。写作就是你独特的人生叙述。我劝中文系的教授，不要自以为是个大文豪，不屑于帮助学生修改这种求职信。我相信大部分中文系教授甚至没有能力在这方面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帮助。对我来讲，给自己写求职信和给《纽约时报》写文章一样具有挑战性。前面已经讲过，导师史景迁教授作为当代西方的一大文豪，对我的写作帮助甚多。但令我受教最深的，还是他对我求职信中一个字的修改。记得当时我写到“我有‘独特’（unique）的经验和训练胜任贵校的职位”，等等。他则说不要用“独特”一字，这样显得太“pushy”，也就是说太过分甚至强迫性地要求人家承认自己的某种品质。事后想想道理也很简单：世界上谁不是很“独特”？而且你怎么知道你所谓“独特”的那些素质别人一定就没有？推销自己没有错，但不能建立在贬低别人的基础上。天下的人多了。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你一无所知。说自己“独特”并不是仅仅颂扬自己，而且是排除了别人身上的相关品质。谁有资格这么做呢？这让我想起赵元任先生当年对自称发现了汉语中独特的语言结构的王力的教训：“言有易，言无难。”王力说这是他一生最为受益的一句教训。我也认为删掉“独特”二字是史景迁先生改正了我在建立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叙述中最重要的一个词。　　

　　可惜在中国，很多人总是从捍卫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讨论大学语文问题。这等于把大学语文课变成了文学课或者文化传统课，根本没有美国大学在回应大学语文问题时那种实际的针对性。我经常听到教育界人士在呼吁重视大学语文时讲什么唐诗、宋词等古代文化的重要，许多大学语文也要求学生反复诵读甚至背诵这些经典，却从来不去讨论阅读的实质：吸收信息的速度和准确性，在吸收信息的基础上如何有效地表述自己，通过写作和世界建立创造性的关系。当你要求学生反复诵读一段文字时，他们就必须在阅读量上打折扣，所吸收的信息就不够丰富。当你听任学生只读不写时，学生就会变得“学而不思”。毕竟学生面对的是未来，面对的是信息爆炸的挑战，并且是未来的制造者。那些大学语文的鼓吹者，则往往是中文系出身的人士，知识面非常狭窄，很难体会到学生们的需要，也不懂得怎么加强大学语文的实用性。学生觉得从大学语文中学得不多，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几年前和北大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就法学院招生问题进行辩论时就指出，法学院的硕士生录取考试，可以完全不看专业，就考大学语文和英文（另外可以加一门数学或逻辑）。考的方法，也要借鉴美国的托福或GRE、LSAT的方式，重点考阅读理解，看哪个学生能在限定的时间内最有效地从大量阅读中吸收信息。其实不论是读研究生，还是在信息时代的职场奋斗，通过大量阅读快速地吸收信息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素质之一。现在知识更新非常快。你招来的研究生也好，雇员也好，如果专业上很强，但读得慢、写得差，以后自己的专业上知识被更新了，吸收新知识的速度又太慢，就很容易被一个阅读迅速准确的人给超过。你也无法有效地和世界建立创造性的关系。这也是在美国几乎走到哪里人家都要考你语文的原因。　　

　　我们的大学毕业生考研也好，招聘也好，录用者都过多注重专业，忽视了语文这种基本的素质。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大学教授自己就在大学语文上不过关，也不对学生在这方面提出要求。这已经在伤害学生了。几年前一个留美的中国学生和导师发生冲突，差点被开除。导师的理由之一，是她英文太差，提交上来的东西导师要一行一行地改。虽然后来中国学生一起抗议把她保下来，但此事反映了这位中国学生被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心态：我是科学家，不是文人，犯不上在写作上下功夫。她根本不知道，在美国的教育中，你从小就被告知：不管你干什么，写作是成功的基石。我们的大学只要教给这位留学生哪怕是一点点这样的意识，她也不至于写研究报告不找人润色就交上去，然后让世界顶尖的科学家一个字一个字给自己改英文，甚至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可见许多学生在国内不在乎大学语文，到了美国也不把人家的“大学语文”当回事，最后给自己的事业埋下了失败的种子。我希望下一代的学生不要重复这样的经历。

毫无疑问，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史无前例的世界帝国。但是，作为一个世界帝国，美国的崛起才刚刚开始。她攀上其势力的顶峰，还要有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到时，美国的国力将远远大于今日。

几年前《经济学人》从人口学的角度对这一前景进行了预测。在当今的世界，西欧和美国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近20年来，大西洋两岸的人口增长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一变化，最终将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的力量对比，使美国的势力在今天的基础上再次大幅度地上升。

1950年，西欧的人口有3亿多，美国只有1.5亿。现在西欧的人口也比美国多出一亿多。因此，欧洲人一直夸口欧盟是世界最大的市场，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因此要求与美国人平起平坐。但是，这样的地位维持不了几天。根据人口学上保守的预测，到2040年，美国的人口将超过欧洲。根据更大胆的预测，到2030年，美国的人口就会超过西欧。随后，欧洲的人口继续下降，美国的人口继续上升。到了2050年，欧洲人口将跌至3.6亿，美国人口将到达5.5亿。如今美国的国民平均收入比欧洲高出三分之一。如果这一水平能够维持，那么即使中欧和东欧诸国加入了欧盟，美国的经济也将比欧洲大出一倍多。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将成倍增长。

这一人口上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目前还没有人能够解释；但如何发生，却是有迹可寻。二战之后，大西洋两岸都经历了所谓baby boom的高度人口增长，随后人口的增长速度立即放慢，出现了发达国家普遍的低生育率现象。从1960年到1985年，美国妇女的生育率平均只有1.8，比欧洲还略低，而且远远低于维持既有人口水平所必需的2.1的生育率，但是到了1990年代，美国的生育率猛增，已经接近平均每位妇女2.1的水平。相反，在80年代尚能维持每位妇女1.9的生育率的欧洲，却跌至1.4的水平，而且在未来10年将进一步下跌。其中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的妇女生育率，已经跌至1.1到1.3的水平。无怪乎一些人口学家预测，风流浪漫的意大利人，不久将从地球上消失。

在80年代和90年代，欧洲和美国都吸收了大量的移民。但是，欧洲吸收的移民仅仅可以维持欧洲的现有人口水平，美国的移民却使人口有了显著增长。70年代，美国仅吸收600万移民，80年代为700万，但到了90年代，新移民的涌入达1100万人。另有八九百万的非法移民。1985-1995年，进入欧洲的移民比进入美国的略多一些，但由于欧洲的人口底数大，美国的移民比率还是比欧洲高。最近欧洲开始限制移民，美国的移民人口总数也将超出欧洲。预计在2000-2050年间，欧美将接纳7760万移民。这些移民71.8%将去美国，到欧洲落户的仅为28.2%。

移民并不是简单地增加了接受国的人口，而且提高了接受国人口的生育率。一般而言，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生育率远比本土居民高，等于把第三世界的生育率移植到发达国家。因此，接受的移民越多，生育率就越高。不过，就美国的情况而言，生育率的提高并不仅仅能用移民来解释。美国移民的生育率固然高，本土居民的生育率也大幅度回升。目前美国白人的生育率为平均每位妇女1.8，黑人为2.1。移民成分最高的拉美裔则最说明问题，其生育率接近3.0，竟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美国的拉美移民主要是墨西哥人。近来墨西哥的生育率急剧下跌。可见，即使许多第三世界的移民，也是到了美国以后才变得更爱生孩子的。所以，有些人解释说，90年代美国的经济增长和美国人的“社会自信”，使人们觉得美国是一个生儿育女、过日子的好地方，因而促进了生育率的攀升。不过，这种说法并未经过任何验证。

当然，一些社会运动给这种生育率的变化添加了某种水分，不能不察。比如，1970-1985年间美国的生育率奇低，一大原因是女权运动使许多妇女(特别是职业妇女)推迟婚龄和育龄。比如耶鲁的一位著名女教授，当年读医学院时和几个女友一同立誓：不拿终身教职就不生孩子。结果许多人到了40左右才要孩子，育龄一下子推迟了15年左右。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医学界对晚育的弊端认识越来越深，许多女权主义者事业成功后再想要孩子时，发现自己已经错过了“末班车”。于是，大家现身说法，呼吁妇女不要轻易晚育。妇女的生育期又往前调。结果，许多40岁上下的女权的一代和20多岁“后女权”的一代赶在80年代末90年代一同生儿育女，生育率自然提高。所以，欧洲未来也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使生育率有所反弹。不过，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美国的生育率依然太高，欧洲依然太低。大西洋两岸的人口趋势各奔东西，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所以，略有远见的战略家，必须根据这一人口的事实来考虑未来的世界格局和发展战略。

首先，美国将是本世纪最年轻的发达国家之一。如今美国的中等年龄(median age)为 35.5岁，欧洲为37.7岁，仅不过两岁之差。到2050年，美国的中位数年龄预计为36.2岁，欧洲则52.7岁，双方相差17岁，基本上是两代人的差别。1985年，14岁以下的儿童人口在欧美基本都占总人口的20%左右，到2020年，这一比率在欧洲将缩小到13.7%，在美国则会维持在18.6%的水平，不仅高于欧洲，而且高于中国和日本。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被抚养人口的比率。目前，美国的被抚养人口比率为总人口的51%，欧洲是47%。到2035年，这一比率在欧美都会提高，但美国仍比欧洲要略高。不过，这一被抚养人口的构成却大为不同。到2050年，65岁以上的人在欧洲将为工作年龄人口的60%，在美国则只有40%。美国的负担在于孩子。欧洲的负担在老人。2035年后，当美国庞大的儿童人口开始变为成人后，美国的被抚养人口比率就会开始下降。

19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孔德 (Auguste Comte) 曾经说，人口就是一国的命运。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膨胀，将导致马尔萨斯式的资源和生存的危机，但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则是国力增长的本钱。最近美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和其人口的增长有关。年轻的人口，无疑将使美国在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特别是被抚养人口比率的降低，会直接导致劳动力费用的降低。人们还不会忘记，60年代到70年代，日本经济突飞猛进，直接挑战美国的经济地位，一大原因就是其人口比美国年轻。同时，年轻的人口将使美国在未来加大教育投资，对教师的需求会猛升。欧洲则不得不在退休金、医疗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在国际关系上，外交受制于内政。美国由于拉美、亚洲移民的政治角色越来越重要，将更加注重与拉美和东亚的关系，与本是“同文同种”的欧洲则会相当疏远。更重要的是，年轻的美国更愿意投资于国防，老迈的欧洲则无心扩张军力。到时美国君临世界，将是个不可避免的现实。布什的“单边主义”，也不过仅仅是个开始。

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保守主义是一种人口主义。几年前，著名的右翼政治评论家、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叱咤风云的总统候选人布凯南出版了一本《西方的死亡》，哀叹西方世界的白种女人不生孩子，致使西方文化无以为继，白种人将最终灭绝。2004年，又一位大名鼎鼎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亨廷顿出版了《我们是谁》一书，强调移民席卷美国，正牌的白种人很快就成了少数民族，美国的文化认同危在旦夕。

最近，同样是在保守主义阵营内，另一种人口乐观主义悄然兴起。这派人要对布凯南、亨廷顿说的是：“哥们儿，别担心。要说人口，我们正在蒸蒸日上！人口是美国在本世纪征服世界的最大理由和本钱。”

曾在约翰逊、里根和老布什任上供职的政治评论家威腾博格（Ben Wattenberg），公开以“新保守主义”的先驱自居。用他的话来说，目前人类正在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十四世纪的黑死病使世界人口大跌。自此以后，人口就不可逆转地上升上升，人类社会随即进入马尔萨斯时代。人口爆炸、资源紧缺、环境恶化，成了对人类最大的威胁。

但是，现在的世界人口史进入“换挡期”，由进变退，相反的趋势已经非常明确：人口进入了萎缩期。如今世界人口大致为60亿，预计到2050年左右将进一步增至80到90亿。但是，这不过是过去650年人口暴涨的惯性而已。在此之后，世界人口急剧萎缩，会下跌几十亿，而下跌的机制现在已经形成。最有力的证据是，欧洲目前每年人口萎缩70万，不久这个数字将达到300万。俄罗斯每年人口萎缩百万。日本人口已经到顶，开始进入萎缩期。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人口除了美国以外全线下降。

发达国家人口萎缩、老龄化已经不是新闻，但令人吃惊的是，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倾向。要维持人口的现有水平，每个妇女一生中应该生2.1个孩子。这在人口学上叫“替代出生率”，即两个孩子替代自己的父母；另外的0.1，是考虑到有一小部分孩子未成年就夭折，无法完成“替代”的使命。在1970年，发展中国家平均每个妇女生6个孩子，到本世纪初，这个数字竟掉到了2.7到2.8之间，并且还在持续下跌，迅速接近“替代出生率”。要知道，发展中国家卫生条件差，人口平均寿命低、死亡率高，所谓“替代出生率”要高于2.1的水平。这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目前趋于稳定，顺势再往前走一步就进入人口下降期。

看看发展中国家的几个“大户”的人口趋势就明白了。中国在1960年平均一个妇女生 6.06个孩子；经过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如今为一个妇女1.8个孩子，明显低于替代水平，在未来几十年必然引起人口下降。印度1970年代时平均一个妇女生5.43个孩子，但没有经过强制的计划生育政策，如今就下降到3.01个。最近印度经济起飞，城市化加速，成了世界服务业的中心，号称“世界办公室”。历史证明，大城市办公室的上班族生育率是最低的。所以，在未来十多年，印度的出生率很可能朝着替代水平线下跌。另外几个第三世界的人口大国，巴西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替代水平，墨西哥、伊朗基本在替代水平线上，估计几年内会跌到其下。这里还没有计算在第三世界经常发生的天灾人祸的因素，如大规模的饥荒、瘟疫、内战、种族清洗等。一句话，第三世界的人口，下降的趋势已经渐渐在替代上升的趋势。

这里唯一的例外，就是美国：她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家的生育力，而且经济和生育力还在往上走。1976年，美国平均每个妇女只生1.7个孩子。当时其他发达国家都比这个水平高：法国为1.9，日本为1.8，全欧洲为2。如今三十多年过去，美国的出生率上升到2.01，比欧洲1.4、日本1.3的水平高出一截，基本达到替代水平。

同时，美国是世界第一人口进口国，1991到2000年间，美国接受的合法移民就达900多万，加上非法移民，数字就高出千万。所以，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唯一一个人口不减反增的。估计到本世纪中期人口可达4亿多。

人口的增减，意义并不在几个绝对数字。假设地球上的人口一夜之间减少一半，人均资源会更丰富，环境会更容易维持，对经济发展也更有利。况且，在2050年前，世界人口还是在上涨的。我们这些要非常运气才能活到那个时辰的人跟着操什么心？

问题是，人口不可能一夜之间减半。这样幅度的下降，在时间上要以世纪来衡量，而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内生活的人，要承受其中的痛苦。人口发展有其惯性。比如，中国的出生率已经远低于人口替代水平，但为什么人口还在上涨？这是因为1960年一个妇女生6个多孩子，这6个多孩子到了1980年代进入生育期，虽然每人仅生一个或两个，但由于适龄女性的总人数多，出生的人口自然也多。到2010年代，她们的孩子(即1960年生育的妇女的孙辈)又陆续进入生育期。这代人的生育率不管怎么低，当妈妈的总人数还是比1960年时多，但会比1980年代少一些。等到了2030年代，下一代进入育龄期，妈妈的总人数就会进一步减少，低生育率有可能导致人口总额的萎缩。人口的快车就是这样：虽然你已经刹车换挡，但车还会借着惯性往前溜一段。毕竟人口的快车已经奔驰了650年。停下来难道不需要几十年吗？

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情况是，随着出生率一代一代地降低，每代人的人口数量自然不断递减。爷爷、奶奶最多，爸爸、妈妈其次，孙子、孙女渐成稀缺。干活挣钱的人少，吃养老金、住院，或躺在家里需要照顾的人越来越多。经济自然没有办法发展，国力会大幅度下降。现在人人都害怕石油危机。其实人口短缺对经济是更大的威胁。1970年代石油危机给最依赖石油的日本打击甚大，但日本经济照样蒸蒸日上，一直热到1980年代中期。到了1990年代的太平盛世，石油危机成了遥远的记忆，但日本经济萎靡不振，现在仍然走不出低谷。为什么？因为在1970年代，日本虽然出生率已经跌到替代水平线以下，但是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一代，当时正好二三十岁，是最好的劳动力。他们成为人口中的主力，经济当然不会被石油危机给挡住。可惜，日本战后的婴儿潮时间甚短，到1960年代就开始出现少子化的趋向，并且愈演愈烈。结果到了1990年代，没有足够的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补充劳动力，同时老人越来越多，社会负担越来越重。经济自然步履维艰。

日本是发达国家人口萎缩症的一个典型。只要人口从进挡换入退挡、走入萎缩期，国民经济就不堪重负，大家自顾不暇，根本不可能充当世界领袖。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不管哪国当老大，西方一直是世界的领袖、历史的主动力。但是，目前的人口趋势，对西方文明提出了严峻的挑战。1950年，当联合国的人口统计开始之时，西方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2%；到2000年，则仅占20%；到2050年，根据联合国的“中位”预计，则仅为14%，而且还将不断下降。也就是说，从1950年到2050年这100年，西方人口从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下降到七分之一。如果把欧洲拉出来单算，结果更惨。1950年，欧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到2000年仅为12%；到2050年则会跌至7%。也就是说，在这100年之内，欧洲人口从世界的五分之一变为二十分之一，并且还会继续下跌。人口学家Paul Demeny估计，欧洲人口在2000年如果是1000个单位的话，到2010年就只剩下232。更不要忘记，到时候就是这些急剧萎缩了的人口，主要也是以老人为主。真正能干活的就更少了。

那么，西方文明的香火靠谁来维持？用新保守主义的话来说，那当然要靠美国。美国的资本就是其人口。1950年，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6.5%，到2000年降至4.7%，到2050年则为4.6%强。美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虽然在过去50年下降了一些，但毕竟不到两个百分点，而美国在世界上的独霸优势比半个世纪前更大了。在本世纪，美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基本上可以维持，保持现在的霸主地位不成问题。

况且，在2050年时，美国的人口比起几个竞争对手，如欧洲、日本、中国都要年轻。真正的劳动力比例相对较高。不仅有人干活，而且有人打仗。所以，在保守派们看来，美国想不走单边主义也不可能。

布什2000年在没有优势的情况下当选总统，保守主义却一下子跟着如日中天。2008年奥巴马赢得大选，保守主义一下子溃不成军。这一政治戏剧，背后有一张人们不易察觉的人口底牌。简单地说，美国的保守主义在人口问题上是“多生派”，自由派属于“少生派”。人类社会对人口的发展有一种本能的反应，并且会体现在看似不相关的政治、文化、道德的问题上。比如，19世纪列强竞争时代，各国需要大量人口充当炮灰，比人口就是比国力。所以反堕胎的领袖Edwin M. Hale在其1867年出版的《19世纪的大罪》一书中，称必须让流产变成非法，因为流产会促使人口下降。1930年，因为害怕因人口下降导致的“种族自杀”，西方世界的精英掀起一场社会运动，要把流产、避孕都定义为犯罪。战后经过婴儿潮的洗礼，目睹了第三世界人口的急剧膨胀，“人口炸弹”之说渐盛，人们又开始对人口增长感到恐惧。

也正是因为这种恐惧逐渐压倒了对人口下降的忧虑，自1960年代以来自由派的主张才在美国渐渐得势。自由派把堕胎合法化，到1990年，全美有160万例堕胎，创了纪录，等于一年削减100多万人口。自由派主张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结果妇女受教育越来越高，上学时间长，婚龄晚，甚至因为事业不结婚，或不要孩子。美国妇女的生育率在1970年代居发达国家中最低，也和其女权运动最激烈、最彻底有关。自由派宽容同性恋、性解放，推广避孕手段，破坏传统的家庭结构，更进一步压低了出生率。此外，自由派对环保最热心，觉得人口膨胀破坏了环境，要求对工业和人的居住方式施以种种限制，以抑制人口的增长。

相反，保守主义，特别是基督教保守主义，不仅视堕胎为杀人，甚至连避孕也视为不道德。保守主义主张妇女在家顺从男人的权威，相夫教子，性行为保守，以传宗接代为要务，并且视同性恋为邪恶。在环境问题上，保守主义也主张发展优先，以人为中心。这些当然都是鼓励人口增长的价值观念。

所以，自1990年代以来，在西方人口全线萎缩的势头中，美国人下意识中又开始觉得人口规模必须维持。于是，早已经被最高法院合法化的堕胎，如今又成了政治炸弹。同性恋问题也被保守派视为克敌致胜之武器。这些问题在2000年大选中还不是那么引人注目，但在2004年的大选中，虽然有9·11和伊战这些大事情让人操心，这些看起来鸡毛蒜皮的“小事”，却成了选举的中心议题。克里在这些问题上屡屡吃亏。想想也不奇怪，美国兵在伊拉克不断地死去，正找不到人去打仗，你却在国内主张堕胎。许多选民对此当然越来越不自在，虽然他们自己未必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奥巴马赢得大选，最重要的的因素就是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深重、失业率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人手不够用”的问题突然就消失了。选民对堕胎等等问题，则显得宽容些。2008年保守派一直希望以堕胎作文章，却根本没有2004年的效果。

保守主义和自由派的理念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有响当当的数据支持。从纵向看，1976年，美国妇女的生育率跌到历史最低点。当时正好是自由派1960年开始的女权主义等社会文化运动开花结果之时，嬉皮士们到了生孩子的年龄。1980年里根上台后，美国进入保守主义时代，生育率也缓缓上升，到1990年代后期明显升高，并维持至今。当时虽然民主党人克林顿当总统，但他也懂得顺应保守的潮流，强调堕胎越罕见越好，和1970年代那些吹嘘自己堕胎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虽然是奥巴马时代，但从克林顿开始，民主党就开始摆脱了六、七十年代的激进自由主义，渐渐接纳一些保守价值。美国人生育率回升的趋势，也不太会在短期内发生逆转。

从横向看，美国目前每个妇女生孩子最少的州，依次为佛蒙特(1.60)，缅因(1.66)，罗得岛(1.70)，马萨诸塞(1.71)，新罕布什尔(1.73)，另外还有哥伦比亚特区(1.58)。这些都是典型的欧洲生育率。看看2004年的大选就知道，这几个地方，都投了克里的票。其中生育率最低的佛蒙特州，是迪恩的故乡。他在2004年本是最受民主党支持的候选人，只是因为民主党人出于要击败布什的策略考虑，嫌迪恩太自由派，无法赢得中间选民的票，最后“和迪恩约会，和克里结婚”，理性压倒感情，把这位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放弃了。马萨诸塞则是克里的本州，是美国最自由化的州。与此相对，妇女生孩子最多的州，依次为阿拉斯加(2.50)、尤他(2.54)、亚利桑那(2.36)、德克萨斯(2.35)、爱达荷(2.28)。这些很接近第三世界目前的生育率。这几个州全投了布什的票，其中包括布什的本州得克萨斯。

在布什时代，保守派在国内政治中实打实地从人口中获益。南方是保守派的大本营，新英格兰地区则是民主党的后院。从人口上看，由于移民和出生率的推动，南方人口年年看涨，马萨诸塞近年来成了唯一一个人口下降的州。人口分布决定政治权力的分布。美国的众议员选区按人口来划，这也是总统选举中起决定作用的选举团票的主要依据。人口变化至使选区不断重划，南方有了越来越多的众议员选区和选举团票，政治影响渐大。一个世纪以前，缅因比德州有更多的选举团票；罗得岛也比佛罗里达的选举团票多。如今，德州成了美国第二大州，佛罗里达也是全国一个大州，两州加起来，选举团票达到61。缅因和罗得岛相加仅8张票！根据美国联邦人口调查的数据，目前美国的人口分布，以每小时3英尺的速度向南方和西部移动，一年移动5英里！政治的重心，跟着人口正向保守主义的方向转移。所以，民主党人也知道，死守着传统的政治版图毫无希望，于是在2004年大选失败后，由迪恩出任党主席，制定“五十州战略”，向全国出击。这才有2008年奥巴马的胜利。

布凯南、亨廷顿和威腾博格都来自保守主义阵营。他们虽然在人口问题上态度截然不同，一个悲观得出奇，一个乐观得要命，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把人口作为国家利益、文明冲突中的基本战略来看待。前者排斥移民，强调白种文化的纯净性。后者讲究开放，欢迎移民进入美国，甚至引用卡扎菲的话，说美国属于所有人，只要在那里住过一段，就会成为美国人。威腾博格算了一笔账，没有移民，根据现在的出生率，美国人口到2050年将上升为3.3亿，有移民则会升至4.2亿。其间有9 000万之差。这9 000万，比欧盟第一大国德国的总人口还高，对美国未来的国力至关重要。所以，美国要维持其世界帝国的地位，其人口规模、基本的生育率就必须维持和提高。

美国在现代世界的崛起，首先是个人口奇迹。富兰克林在1751年就注意到，当时北美殖民地一个妇女生8个孩子，是欧洲的一倍。这样每20年就可以多产一倍的人口。建国之父亚当斯则预言：历史的动力迟早要转移到大西洋西岸来。连马尔萨斯在构筑他的人口理论时，也把当时的美洲视为例外，认为其丰富的资源可以使人口不受马尔萨斯定律的限制而增长。因此，早期的美国，在人口学上又被称为“马尔萨斯的边疆”。1700年，北美殖民地仅有25万人口，如今美国人口接近3亿。三百年间，美国人口增长了1000倍。相比之下，欧洲人口在同期内仅增长了5倍。这是美国最终主宰世界的根本。因此，在许多人看来，美国在21世纪的表现，关键就要看她的人口。

几天前，教育部将为义务教育的年龄限制“松绑”、准许将满六岁的孩子到小学就读的消息被广为报道，但一天后教育部就出来辟谣，称仍然将严格执行孩子满六岁才能入小学的政策，虽然个别情况可以个别处理。这一波三折的新闻，体现了这一“小”问题的复杂性，更透露了这个“小”问题背后中国公众在教育问题上的“大”心理。

孩子未满六岁是否该读小学？这要看你听谁说了。不少在九十月份出生的孩子家长认为，孩子就差一两个月甚至几天的时间就到六岁了，很期待他们和同龄的孩子一起上小学，然而因为入学年龄的门槛，他不得不重新回幼儿园复读，不仅耽误孩子上学的时间，而且容易挫伤孩子积极性。北京西城区一所小学校长则认为，幼儿园以养为主，小学以教学为主，孩子上学太早，可能拔苗助长，影响其身心健康发展。年龄不够，还是呆在幼儿园更好。网上的意见，则是一面倒了。新浪网的调查显示，大约75%以上的人对“孩子因不够年龄回幼儿园复读，耽误上学时间，挫伤积极性”的说法表示赞同，只有不到20%的人赞同拔苗助长说。可见，中国人的主流观念，还是早上学为好。甚至还有为了让孩子将来在九月一日前满六岁早上学而提前生产的极端故事。

这不禁让我想起最近在美国大为走红的畅销书《异类》。此书已经有了中译本，读者可以参考。书中一开始就考察加拿大的职业冰球运动员，发现其出生年月都集中在年初的几个月。作者考察了欧洲一些职业足球俱乐部，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家的学校体系以年底划线，一月一日出生的，就算是比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生的小一岁，要上下一年级。这一天差一岁或一个年级的区别对谁有利？对晚生的有利。因为，一月出生的孩子，比同年十二月出生的孩子几乎大一岁，却在同一年级。这一岁之差对二十几岁的人当然无足轻重，但对七八岁的孩子则非常重要。一年的时间，孩子在体能和智力上都成熟了很多，表现也会好得多。这样，运动队挑人时，那些年初出生的孩子仗着将近一年的年龄优势捷足先登。这样，他们不仅信心足，而且更受教练器重，也有更多的表现机会。结果是，这些人越来越优异，最终成了职业运动员。

体育是如此，一般功课也不例外。十七岁还是十八岁上大学并无关紧要。但是，上哈佛还是纽黑文大学则有天壤之别。美国的家长们早知道这里的门道，所以千方百计拖延孩子的入学时间，让孩子从小在班上出人头地、建立信心，指望这势头在申请大学时带来优势。相比之下，中国家长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昏了头，事事怕自己的孩子落后，觉得一旦和晚一年出生的孩子一起上学，自己的孩子的积极性被挫伤了，上学时间被耽误了。其实，孩子就是孩子，他们能多玩就想多玩一会儿。怎么会因晚上学、晚受应试教育的煎熬而“挫伤积极性”？这还不是家长的灌输？！我们在美国养孩子，入乡随俗，特别鼓励自己的孩子和小一点的孩子玩儿。和小一点的孩子玩儿，并不是耽误学习时间，而是让孩子照顾、管理小弟弟妹妹中培养自己的领导才能的机会。为什么不给孩子这样的机会呢？

我不想被教育部的政策说三道四。但是，中国家长们在教育竞争上的误区，实在伤害着孩子的自然成长。

　　上节谈了中国最精英的学生一头钻进市场营销这类鸡毛蒜皮的专业中的悲哀，但是我并没有讲人文教育究竟有什么用。其实，这个题目我也没有能力讲。因为人文教育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太复杂，远非我这么一个见识狭隘的人所能理解。我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我的一孔之见。　　

　　我在美国的大学里教历史。这一经验里有两点值得一谈。第一是“没用”，也就是非常不实际。历史不能吃不能喝，为什么要学？第二，美国的法学院据说很喜欢学历史的学生，至少很多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历史专业中有不少想进法学院的学生。不过，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于为什么法学院喜欢历史学的训练并不太理解。　　

　　美国的大学是自由竞争的。一个学生可以同时接到许多大学的录取通知，然后进行比较选择，必要时到有关大学再访问一下以作出最后决定。从大学方面看，大家为了竞争，经常在发完录取通知后设一个接待日，欢迎那些被录取的学生和家长来参观，并让本校各系派代表介绍自己系里的情况、回答各种问题，以求给学生和家长们留下良好印象，吸引被录取的学生前来就读。每个系的代表，实际就是本系的推销员，责任是说服大家为什么要来这个系读书。我代表历史系充当过这样的推销员，除了回答关于本系的具体问题外，还特别要解释为什么要学历史。而且，考虑到许多孩子可能瞄准着法学院，我在解释学习历史的价值时，不免经常要讨论历史和法学院的关系。今年我的推销特别成功。教室里挤满了人。其中我解答一位黑人女士的问题很能综合地表达我对历史等人文学科的看法，不妨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位黑人女士年纪偏大，陪着一位男孩来，我也不知道是她的儿子还是孙子。她的穿着很“土”，显得挺下层，而且问话总是一副天真无知的样子。当时我正在讲大家对历史的偏见：“看看，许多人都觉得历史没有用。特别是在现在这种经济不好的时候，家长们更要问：‘让我的孩子学历史以后能找到工作吗？’另一部分家长则不知哪里听到法学院很喜欢录取历史专业的学生，就督促孩子学历史，但并不了解这是为什么。”　　

　　“真的吗？”那位黑人妇女显出好奇的样子，“那你给我讲讲，历史和法学院有什么关系？”　　

　　我马上把从一位哈佛法学院毕业的刑事律师那里听来的话告诉她。当我刚认识这位律师时曾开玩笑地说：“你们这种审判律师，我只在电影里见过。你们的生活一定很有戏剧性吧？”他马上说：“我并不出庭，我干的事情和你们这些历史学家没有什么区别。”他显然是了解历史学家的工作。他的妻子就是我们系里研究美国史的同事。我马上讨教何以会如此。以下是他的解释：　　

　　我主要的工作是审阅法庭记录。公诉人、被告律师，乃至各种证人在法庭上讲的话都是被记录下来的。我在阅读中，要从各方的话的字里行间找破绽。大的破绽可以导致法庭推翻原判。你恐怕难以相信，我阅读的一半以上的案子有很大的破绽，都被推翻了。许多人从监狱中被我救了出来。这些人一般是穷人，自己没有钱雇律师，法庭给指定一个，有时案子审理得非常潦草，所以我的责任就非常重大。你看看，干这种事情，和你们历史学家有什么不同？你们不就是通过阅读档案，在字里行间挖掘前人没有看到的东西，甚至推翻前人根据同样的史料得出的结论吗？说到底，这还是批判性的阅读，是历史的基本训练。

　　他所言极是。我还必须补充的是，历史学家面对的文献，多是当时的人根据自己的目的对“事实”进行的叙述。因为目的不同，所叙述的“事实”也不同。对历史学家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你所拥有的史料不过是过去的人为我所用讲的故事。除此以外，你往往没有或很少有其他的线索。历史学中的批判性阅读，特别要注意是谁在叙述，目的是什么，然后发现这种“叙述特权”掩盖了什么事实或是否压抑了其他人的叙述。举个例子，我们看中国的史料，讲到某王朝灭亡时，往往会碰到女人是祸水这类叙述和评论。其中评论一看就知道是史学家的个人意见。但他的叙述有时则显得很客观，特别是那些没有夹杂评论的叙述。没有批判性的阅读，你可能会简单地接受这些为既定事实。但是，当你意识到这些全是男人的叙述，特别是那些希望推脱责任的男人的叙述时，你就必须警惕。因为女人在这里没有叙述的权利，她们的声音被压制了，没有留下来。那么，你就必须细读现有叙述的字里行间，发现其中的破绽。这是分析史料的基本技巧。刚被奥巴马提名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拉美裔大法官的Sonia Sotomayor，上普林斯顿本科时学的就是历史专业。她大一时遇到了历史系的教授Nancy Weiss Malkiel，后者手把手教她怎么分析地阅读文献史料，使她的思维能力有脱胎换骨的跃进。这大概也是她日后能最终登上司法界顶峰的基石。她的故事，完全印证了上面那位哈佛法学院出身的律师的话，读史料的功夫和律师的基本训练非常一致。　　

　　其实，不仅是历史，文学的训练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有时恐怕更加精深。我在北大读中文系时，上的全是满堂灌的大课，基本没有讨论。老师讲的，也多是些思想性、艺术性之类的陈词滥调。现在中文系的课也许新潮一些，但估计还是老师讲、学生听。对于文学而言，这种形式本身就是错的。因为这只有一个人在叙述，没有人挑战老师所垄断的叙述特权。我们夫妻正好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在耶鲁读博士。我读历史，妻子读文学。我们经常在家里讨论彼此的阅读，我进而也从她那里补了许多在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所没有接受的文学训练。比如，她每读小说几乎首先要分析“叙述者的声音”，分析不同的叙述者看到的不同的现实，或者被叙述者有意无意忽略的现实，而不是把小说中的描写都当作“客观描写”。小说中的每一个字背后都有个叙述者，不同的叙述者有不同的目的，因而“事实”也随着这些目的的不同而变化。读者必须意识到哪段话究竟是谁的叙述，是否应该相信这个叙述者，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她经常和我讲，每位叙述者都是不可靠的。你要从文本分析中发现这种不可靠性。她举出根据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罗生门》，整个故事就是几个人对一桩凶杀案的截然不同的叙述，解构了事实的客观性。这活像是法庭上律师或公诉人各向对方的证人所进行的反诘问（cross-examination），引出的经常是各说各的“事实”，大家的目标也多是要破解对方的叙述。她以为《罗生门》叙述得太生硬机械，好像是在套用法庭反诘问的模式。高超的小说则微妙得多，破解其中的叙述模式时需要更精微的敏感力和洞察力。在许多场景中，一个人的叙述实际上有着双重叙述者。透过这双重叙述者来观察现实，比透过一个单纯叙述者的偏见更困难。比如，小说中经常写到一位老人回忆年轻时的事情。这时一个人嘴里就有两个叙述者。一个是年轻时的他，呈现的是那时他看世界的眼光所反映出来的“事实”。同时，还有一个“现在”的他，即几十年后“看”自己当年“看”到的事实。一个人在两个时空中的利益、情感、理智以及目的可以非常不一样。作为一个读者，你怎么破解这些？这是文学的问题，也可以是法学上的问题。　　

　　正是因为有这种多重叙述的复杂性，文学课最好是以讨论的方式进行。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大概是当今美国最有权威的文学批评家了。妻子特地去旁听过他给本科生讲的莎士比亚课。上课形式非常简单，从来不摆理论，就是大家围绕着作品讨论。即使是布鲁姆这么一位半神式的权威，也绝对不垄断课堂的叙述权利，尽可能多地让学生们参与讨论，让他们有机会从自己的角度破解文本中的各种叙述。妻子回来对我转述课堂的精彩之处时，也绝不是只讲布鲁姆的话，而是把许多本科生的洞见告诉我。有的时候，一堂课最精彩的“眼位”就是被一位十八九岁的女孩子点出来的，是她自己的叙述。布鲁姆如果只顾自己讲、沉浸在他个人的叙述中，这个女孩子的叙述所体现出来的神采就没有人看得到。这样上课，多大的权威也会从学生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也不可能垄断叙述。课堂只有变成一个多重叙述的场所，才能反映世界的复杂性。　　

　　简单地说，读历史也好，读文学也好，都很像个侦探，和律师读法庭审判记录非常相似。法庭就是不同的叙述者的叙述的交锋。大家各说各的故事，虽然这些故事指涉的是一个现实。你必须破解叙述者的意图和“事实”之间的关系，而且经常要根据叙述者提供的事实推翻叙述者的结论，破解这个叙述本身。特别重要的是，你要寻找那些缺席的声音、那些被压制的叙述者，从他们的角度看待“事实”。奥巴马在提名Sonia Sotomayor为大法官时，特别强调她所具有的特异素质——“感情移入”（empathy）。这个词在中文中很少谈，但在美国则经常被讨论。所谓“感情移入”，指的是一种能够进入他人的内心去感受世界的能力，而且这种感受能力甚至可以在不和有关的他人进行沟通的情况下就获得。这在读文学作品时特别重要。有这种能力的人，每每能非常敏锐地体会那些不在的、被压制的叙述者心中的感受，虽然没有机会和这些被压制的人进行任何交流；没有这种能力的人则往往完全麻木，看不到文本中没有提到的东西。读历史也是如此。那些从史料的字里行间发现问题、推翻既有的叙述的人，往往是那些具有“感情移入”能力的人。人文学科在这方面为学生提供了很好的训练。

　　以上讲的这些批判性的阅读、破解既有的叙述、解构叙述特权、发现被压抑的叙述者的声音、通过感情移入理解他人等，是认识人和社会最基本的，又是学无止境的技巧。学生不管以后从事什么事业，首先要懂得如何解读生活的文本。这是北大应该提供的精英教育。让我最扫兴的是，全国高考五分之一的“第一”居然进了光华管理学院，学什么会计学、市场营销等专业。我们的文化还有想象力吗？以市场营销为例，这种专业固然有许多小技巧。但是，北大即使是为企业界培养人才，也应该培养企业领袖，而不仅仅是个推销员。企业领袖实际上就是个社会领袖。作为社会的领袖，你必须具有“感情移入”的能力，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各种人的心声。这样你才能理解别人是怎么感受的，以及你靠什么召唤别人。比如，最近美国汽车业风雨飘摇，三大汽车中两个破产。论者对美国汽车业失败的原因虽然各有各的分析，但共同的结论是这些汽车公司生产不出消费者想要的车来。要知道，汽车构成了美国独特的生活方式。美国至今还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拥有最悠久的汽车制造传统。守着这么大的优势，怎么就不知道消费者要什么车呢？一位汽车评论家在《华尔街日报》上大声疾呼：“解雇那些MBA，雇用诗人！”美国汽车制造商之所以10年前做出了集中制造SBV的战略选择，主要是建立在对美国的家庭规模、购买力、油价，以及每辆SBV的赢利边际等数字的估算之上的。这是典型的MBA所教的经营，不能说不重要。而且，当你要推销这些车时，也确实需要各种市场营销的技巧。但是，作为决策的企业领袖，必须有“感情移入”的能力。也就是说你虽然无法和上千万的顾客沟通，但你可以本能地钻到他们的心里去感受这个世界，知道他们的好恶，这样你才能制造出打动他们的产品来。开丰田Prius的那种安静儒雅，和开悍马的那种横暴，是非常不同的感情。究竟哪个更代表消费者的感情？这不是MBA能训练出来的。但是，你在读MBA前学一些文学，懂得如何体会和分享别人的情感，你就可能获得打动社会的“感情移入”的能力。这也许能帮助你理解许多顶尖的MBA课程在文学本科和商学本科之间更愿意录取前者的原因。　　

　　书归正传。我把我对历史专业的理解都诚恳地告诉了那位黑人女士。不过，我还必须具体解释什么是历史学的训练：　　

　　“历史训练并不是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掌握一些历史知识，比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工业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等。我从来不要求学生记住这些。事情明摆着：你要求学生记住，他们考试后也会忘掉。我所强调的是他们不会忘掉的东西。首先，历史训练你通过原始文献或尽可能是第一手的文献以及其他证据对过去进行调查；通过这些调查，把漫无头绪的零散事实连接起来，最终形成自己的论断或观点。然后，你要学会怎么陈述自己的观点，怎么用事实支持自己的每一个论断。总之，你要知道怎样变得有说服力。这难道和律师在法庭上的工作不是很接近吗？其实，这也并不仅仅限于法律。有位中世纪史学家说，研究中世纪的人搞情报工作特别合适。因为中世纪的史料残缺不全，你必须根据这些残缺不全的材料发现某种事实、得出最令人信服的结论。难道企业的运营不也是如此吗？一个企业总裁不可能获得全部的市场信息。他也不能坐在那里等待信息完备后再决策。他每天都在根据不完备的信息去理解不断变化的现实，并有所行动。这和历史学家的处境很相似。”　　

　　我讲着讲着，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许多家长，听得聚精会神。于是我更有兴致，借机进一步抨击大学教育实用化的倾向：　　

　　“你们大概知道，CNN每年都报道各种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学化学工程的好像是排第一，能挣到七万美元。接下来的则是其他的几个什么‘工程’。美国的孩子一听‘工程’就怕，觉得自己数学不好、干不了，使这几个专业的毕业生成为稀缺人才。接下来起薪高的，差不多就是管理、财会等，有四五万美元。再看学历史、文学的，从来都是垫底的，仅挣三万多。如果你们拿这个衡量，也许确实不应该送孩子读人文学科。这太不实际了。但是，有个统计显示，那些本科读历史出身的商人，毕业15年后要比那些本科商学院出身的商人年薪更高一些。为什么呢？以我个人的经验看，学历史的学生一般更聪明一些。不过，更具体的原因恐怕还是大家日后上了什么研究院。比如，本科学历史或文学的毕业后经常找个临时工作，以准备读研究院。这种临时工作薪水少，压低了他们的平均起薪。不过，这些人恐怕比学商的更有机会在比较好的学校拿一个MBA，或者进更好的法学院。现在大学已经普及了。大学毕业不会被当成专业人士看待，而是个普通劳动者。你想成为专业人士，还要进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等。所以，选择专业不应该看你本科毕业后的起薪，而要看读哪个专业更有利于你进好的研究院。　　

　　“可惜，现在学生的想法太实际。特别是那些成为家里第一代大学生的孩子，因为缺乏家庭传统，对高等教育有许多误解，经常把大学当技校来上，找个财会等实用专业、学门手艺完事。还有些人试图在准备进研究院时抄近道儿。比如，他们想进商学院学MBA，就在本科读商学院。其实好的商学院并不一定喜欢这种学生，理由是他们本科太狭窄，课程和MBA多有重复。好的商学院更喜欢学文学、历史、数学、物理等不相干的专业的学生。法学院也是如此。许多家长希望孩子当律师，恨不得一进大学就要孩子读法学院。可惜，美国的大学本科基本不设法学院。有些学校为了迎合这种想提前上法学院的市场需求，就把本科办成法学预科，设置了一些准法学的课程，如刑事辩护。这听起来就像是法学院的内容呀。于是，许多学生选了这种专业，觉得自己申请法学院时可以先声夺人。他们往往不了解的是：法学院并不这么想……”

　　“是吗？”那位黑人女士打断我，“请告诉我：法学院会怎么想？”

　　“哈哈，作为一个历史教授，我认为法学院宁愿你来学历史。”我这么说当然是半开玩笑。但是，这也不是全无根据。大家都承认，在美国学法学的事业顶峰是成为与总统比肩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随着Sonia Sotomayor 进入最高法院，本科历史专业出身的大法官成为最高法院的主力。我们不妨把现任大法官本科时的专业排列一下：首席大法官罗伯茨（John G. Roberts），本科在哈佛读的历史；大法官肯尼迪（Anthony Kennedy）本科在斯坦福大学学的政治学；大法官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本科在芝加哥大学读的英文；大法官斯科利亚（Antonin Scalia），本科在乔治城大学读历史；大法官布莱尔（Stephen Breyer），本科在斯坦福读哲学；大法官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本科在圣十字学院读英国文学；大法官Samuel Alito则在普林斯顿的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完成了本科学业；大法官Ruth Bader Ginsburg本科在康奈尔大学就读，专业我一时查不出来；新任大法官Sonia Sotomayor则是普林斯顿历史专业的本科。屈指一算，九个大法官中，至少三个是历史专业的本科，两个读英国语言文学。剩下的也都是哲学、政治学等专业。本科英文出身的史蒂文斯大法官甚至直言不讳地建议：“学习法律最好的准备是研究诗，特别是抒情诗。”看来，想在法学界出头，文史哲还是第一正途。

　　当然，我不会简单地以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教育背景来界定学什么本科专业最容易在司法界成功。历史本科占主导可能是个偶然，但是也不完全是偶然。在美国历史上，文史哲本科出身的大法官总是在最高法院占主导。法学院对学生的要求其实也很能解释这是为什么。美国法学院录取委员会（Law School Admission Council）对未来法学院的学生的建议非常明确：“法学院想要的学生是那些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有良好的写作技能、对塑造人类经验的各种力量有相当的理解的人。这些素质可以通过各种大学课程获得。这包括人文、艺术、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那些以狭隘的职业导向为基础的本科教育，往往不是上法学院的良好准备。”几年前，有一个对美国各大法学院院长的调查，让这些院长推荐那些希望进法学院的学生在本科时应该学习什么专业。结果，被这些法学院院长们推荐的头四大专业按英语字母排列为：英语、历史、哲学、政治学。看来，强调历史训练并不是我这位历史教授的个人偏见。于是我告诉这位黑人女士：“法学院希望你有更广阔的训练：有分析力（特别是批判性思维）、有感情移入的能力……总之，你要对社会有基本的理解能力，对别人有基本的理解能力，善于沟通表达，然后再接受法学的专业训练。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也许觉得本科学刑事辩护是进法学院的正途。但是，你法学院毕业后，不管是作为律师还是法官，你也许很少有机会处理刑事案。你也许会面对干细胞研究的案子。现在从国会到法院，不是到处都在为此辩论吗？面对干细胞的问题，法学院希望自己的学生在本科时进行什么样的专业准备呢？难道是刑事辩护吗？恐怕不是。相比之下，法学院大概更看重那些学生物、伦理、人类学、政治学的学生。这些学生可以把自己在不同专业中所获得的洞见带入法学院的课堂，让教授也受益。如果法学院仅招那些在法学教育上抢跑的学生，大家都有着刑事辩护之类的单一背景，学习重复的内容，那会有什么意思？”

　　我这番对历史系的“推销”，算是圆满结束。学生和家长们似乎若有所得。大家告辞时，那位黑人女士留在最后。她握住我的手说：“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你关于法学院的那些话都非常对！我本科就是学人类学的。”我赶紧拍拍她的肩：“拜托，拜托。我班门弄斧了。幸好没有被你抓住。”

　　事后想想，还真有些后怕。我一个学历史的，在那里向一个哈佛法学院毕业的人解释法学院的规矩是什么，没有闪失实在算是万幸。不过，我讲的实在是美国教育的常识，想错也难。那位黑人女士，在我看来是成心装不懂，要看看我这个当教授的到底懂不懂自己在干什么，要不要送她的孩子来。其实她的表演还有一层。美国依然有种族问题。许多人对黑人未必歧视，但很势利。比如，一位《纽约时报》的黑人女专栏作家，前脚搬进一个公寓楼，后脚就有一位白人母亲追上门来，问她是否愿意给自己看孩子，根本没有想到人家是大名鼎鼎的专栏作家。我碰到的这位黑人女性可能也是这样。她这身打扮，像个清洁工，别人容易看低她。她大概也是成心如此，心里在嘲弄这个社会。我说我万幸，不仅在于没有说错什么，而且也在于我认真地回答了她的许多问题，对她一直表示充分的尊重。这大概属于“感情移入”的技能吧。当然，这些都是题外的趣闻。信手写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最后我不妨略微总结一下。北大的精神在哪里，取决于北大的精英在哪里。看看美国的常青藤就知道，历史、文学、社会科学、经济学（不是经管）、心理学等，是最主流的专业。只有在宾西法尼亚和康奈尔，商学和市场营销才比较有人气。应该说，常青藤的主流还是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分析生活的文本。与此相对，北大最热的专业则在光华管理学院这种地方。这个学院号称是“拥有中国最具发展潜质的本科学生”。难道这些把大好青春花在什么市场营销上的真是“最有潜质的本科生”吗？如果精英都成了推销员，未来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北大的责任又在哪里？我对北大的后辈的劝告是：上大学不是逛早市，别老想着商品交易。大学应该是你的精神故乡。你应该在这里寻找你的灵魂。你应该把精力花在你最想干的事情上。一般而言，18岁孩子中真正的精英，对世界一些核心的抽象问题都会有非常大的激情：人生的意义和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价值观念是什么？人类的境况是什么力量塑造的？人类应该向何处去？等等。精英首先意味着对这些大问题的关注和承担。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这种非常实际的社会里，常青藤的学生会奔向文史这类看似“无用”、实际上却在回答上述问题的专业。我劝北大的同学好好想一想：这些是否也是你关注的问题？你是否真愿意把你的青春用来折腾什么市场营销？有志者可以学文史，追寻自己内心的声音。毕业后如果想实际些，再到国外去读法学院、商学院也不晚，而且十有八九会更成功。记住孟子的话：“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这话的意思是：心灵的功能是思考。凡思考必有所获，不思考则无所获。这是上天所赋予我们的。当你确立了对你的心灵而言是最重要的东西后，就不会让那些琐碎之务喧宾夺主地占据你的心胸。这才是“大人”（或可说是精英）的意味。

　　我因为在美国的大学教书，并且写了几本涉及美国高等教育的书，被一些人视为“专家”。一些老同学、亲戚朋友，甚至亲戚朋友的朋友，乃至素不相识的网友，经常在把孩子送到美国读大学时向我咨询，并让我和他们的孩子直接对话。这样我算是和现在这一代大学生有了第一手的接触，渐渐对他们关于教育的观念有所了解。我和他们的对话，特别能反映出中美大学教育不同理念的撞击。所以就不妨从这些对话谈起。　　

　　比如，有位孩子在国内上大一时就被交换到美国的一所州立学校读半年书。他来了后喜欢得不得了，于是不想回去，决定申请在这所大学当正式学生。为了这件事情，他托熟人找到我。大家电话聊了一小时。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我选什么专业？”我则问：“你想上哪个大学？”他觉得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则觉得他的问题有点莫名其妙。　　

　　他是典型的中国教育体制里培养出来的人，来美国读了半年书，还不明白美国的教育制度是怎么回事。在国内考大学时，从来是大学和专业一块报。在美国则完全不同。你申请哈佛就是哈佛，耶鲁就是耶鲁，密西根就是密西根，根本不用考虑什么专业。选专业可以在大二决定，或者大三决定，甚至决定了以后还能改。关键问题是你要挑个适合你的学校。而大学挑的，也是你的综合素质，不是你的专业。一个学文学的可以进医学院，学古典文献的可以进法学院，学历史的可以进商学院，等等。这在美国是正常的教育过程。　　

　　我本是想提醒这位同学：美国有许多大学可以选择，不过不是你想去哪里就一定会被录取。既然来了，眼界就不妨放宽一些，多申请几个，也算有备无患吧。可是，听他执意要讨论专业问题，我最终也就顺着他的话问他到底想学什么。他说是管理或金融。我马上说，既然如此，你还是好好学数学，甚至可以进数学系，以后读研究院再申请管理或金融，比本科就开始读这些科目更有底气些。中国学生在数学上经常有优势。比如我所执教的萨福克大学的财会专业，据说就是因为一帮中国学生数学特别好，在州里财会资格考试中的通过率比哈佛学生还高……他马上说：“不行不行，我数学最差，既讨厌又害怕。”我马上问：“既然数学太差，为什么要学管理或金融？”他告诉我他自己也没有主意，是他爸爸（也就是我朋友的朋友）让他选的，说这个专业毕业好找工作。我哭笑不得，告诉他：“你现在才上大一，是在申请本科。学校才不在乎你学什么专业呢。专业也不能决定你日后是否好找工作。关键在于你在学校是否表现突出。你在这里仅半年的时间，如果想让任何一所学校录取你，就应该选你最喜欢的课，拿出看家本事去学。人一般在自己喜欢并擅长的领域表现得要好很多。表现一好，老师就印象深刻，会给你写推荐信。有了好的推荐信，你就前途光明了。你现在可好，让从来没有留过学的父亲来指挥一切，上的全是你既不喜欢又不擅长的课。你的表现能好吗？表现不好，教授会给你写推荐信吗？没有这些推荐信，学校会录取你吗？”他听了我的话，人都蒙了，不知如何是好，大概是后悔自己咨询得太晚了。后来听朋友说，他没有被录取，很悲伤地回了国。　　

　　这个经历，让我感慨万端。这位同学，是中国教育的典型受害者。中国的教育培养的不是人，而是专业工具。结果，这种专业万能的信念，创造了种种“热门专业”的神话，严重扭曲了大学的精神，甚至在学生的实际生活中也误事。其实，这种倾向并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在三十多年前刚恢复高考时就有苗头。比如，1979年我高考拿到高分后，毫不犹豫地报了北大中文系。可是，我知道一位和我分数差不多的学生，竟报了北京外贸学院（也就是后来的经贸大学）。我的反应是他在搞笑：这么好的成绩，跳过北大上什么外贸学院？！现在想想，他肯定也觉得我在搞笑：这么高的分，竟然去学中文？！我们两人不同的选择，体现了截然不同的教育观念。在我看来，大学是培养人的机构，关键在于其综合实力和环境。在这方面，中国哪里找得出第二个北大？岂是个小小的外贸学院可比的？但在他看来，当时的外贸学院是外贸部所属的院校，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外贸部这种有油水的地方，学的又是贸易，前途当然错不了。看来，还是他领导了时代的潮流。现在的学生大多追随他的思路。不过，总的说来，我们那年月的学生单纯得多。北大至少在1977—1979年恢复高考后的头三年，文科最高录取分数是中文系，理科是物理系，那时候还没有经管等。可惜没过几年，中文系就成了没用的系，录取分数直线下降。好学生都跑到经管、法律等专业去了。最近我网上查了一下，老天爷！北京对外贸易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贸易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我简直看花了眼。原来那个外贸学院究竟变成哪个也不知道了。总之，大学要开的不仅是“热门专业”，甚至要抢“热门”校名，似乎要一个大学变成一个热门专业。本指望自己的母校北大能够出污泥而不染，但到北大的网页一查，看到光华管理学院的首页上赫然有如下一段介绍：

　　学院现有全日制本科生703人。为体现交叉学科的特点，按工商管理类统一招生，文理兼收。普通本科生学制四年，入学初不分专业，经过为期一年半的英语、数学和基础课的强化训练，二年级第一学期末开始分专业，根据学生志愿和学习状况，分别进入金融学、会计学、市场营销三个专业学习。学院拥有中国最具发展潜质的本科学生，吸引全国优秀的中学生报考，连续几年每年都有约五分之一的全国各省市高考第一名进入光华管理学院。其中2008年招收文理科高考状元24名。

　　区区一个管理学院，居然能网罗全国五分之一的“第一名”，进这个管理学院简直成了新科举。这是北大的悲哀，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悲哀，也是这些学生的悲哀。

　　为什么这么说？像法学、工商管理等，作为本科，多是些垃圾专业。如果一个人才能平平，胸无大志，学这些专业也许尚可。他们在很短时间内掌握一门谋生技艺，至少以后有口饭吃。但是，数一数二的人才，怎么全涌到这里来？难道这些出类拔萃的年轻人，心里想的不过是有口饭吃？

　　你看美国的常青藤，大部分学校的本科没有工商管理类的学位。只有宾西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学院等少数例外。宾大自然不错，但比起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前三强，还是输掉一头。为什么会如此？精英的本科教育是通才教育，要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优越的环境扩展视野、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发展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良好的价值观念。研究院才是专业教育的场所。真要学企业管理，大学毕业后学MBA也不晚。比如，为中国公众所熟悉的布什政府的最后一任财长、前高盛总裁保尔森，迪斯尼的前总裁Michael Eisner，以及美林的前总裁、里根政府的财长Donald Regan，本科的专业都是英语。这就相当于在中国上中文系了。美国好的商学院，一般也避免要那些本科学管理的学生，觉得这样的人视野太窄，缺乏领袖素质，而希望招募学人文的那种具有领袖素质的人才。所以，在大多数常青藤，有经济学专业，可以非常抽象、非常理论化，比如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或者演练复杂的数学模型分析经济现象。这和北大的金融学、会计学、市场营销这类专业的格调显然不同。在美国大学你大致可以发现这么个现象：越是好的大学，就越是云里雾里地教一些“没用”的科目。比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学校，最流行的专业经常是历史、文学、社会科学等。越是排名低的学校，越是实际。比如什么财会专业等，在这种学校就非常流行。

　　这里的道理，我在前面一节按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心理学作了一番解释：人的心理需求由低到高有各种层级：天赋比较高的人对低层级的生存需求不那么关注，因为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这方面的需求。对他们最具挑战性的是高层级的精神需求。我即使在萨福克大学这种普通院校教书，也经常能感觉到那些学文学历史专业的学生更聪明一些。学商的学生素质最差。我最头痛的是那些商学院的本科生来听我的历史课。这些人中绝大部分对历史毫无兴趣，只是为了完成课程的要求才来学历史，而且还自以为聪明地发明一套理论：学校逼着他们学历史，不过是找借口收他们的学费而已。有一次，一位歪戴着帽子的学生四仰八叉地坐在前排椅子上问：“我就对钱感兴趣。你这门课怎么帮我搞到钱？”

　　我总是对这些学生说：“人关怀什么，就决定了他成为什么样的人。比如，一个只关心自己下个月的工资的人，也许一辈子都会为是否能拿到下一张工资单而操心。如果你关心人类命运、社会公正，你就更可能成为领袖。你们自己想想：你们谁会选一个只关心自己的工资单的人当你们的领袖？你们更会选一个关心、理解你们的利益的人。这个领袖要理解你的利益，自然会理解许多人的利益。他不是仅仅和你交朋友。他甚至根本不认识你。但是，他研究社会，懂得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这样他才能超越自己狭隘的经验，和许许多多人建立强有力的纽带。”　　

　　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些世界顶尖的企业领袖，本科是学人文的出身。他们需要有足够的时间认识自己、认识社会，然后再确立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选择个专攻。主持SAT等“美国高考”的“大学委员会”（college board）对于那些立志读MBA的学生有明确的建议：第一，商学院招募的学生可以来自任何专业。商业院固然对你本科所学的课程有若干要求，但这些要求全可以在工商管理专业以外完成。第二，商学院一般喜欢接受那种完成了广泛的、多面的、有挑战性的课程（a broad，well-rounded，and challenging curriculum）的学生，并不会以某个专业优先。甚至对于那些本科学工商管理的学生，“大学委员会”也鼓励他们在头两年主要选修微积分、心理学、社会研究、经济学、计算机、统计学、写作等课程。要记住，商学院入学考试GMAT中最关键的一项就是英语。良好的写作能力被认为是在商学院和企业界成功的关键。第三，大学的成绩、成就、标准化考试的成绩都要比具体学什么专业更重要。“大学委员会”所讲的仅仅是一般的商学院的要求。越是精英的商学院，对学生广泛的人文背景就越看重。　　

　　北大在中国的地位，恐怕比哈佛在美国还重要。我并不是说北大绝对不能给本科生办个管理学院。但是，如果全国各地五分之一的“第一”都跑到管理学院学什么市场营销之类，我们的高等教育（特别是一流的高等教育）就有了问题。按说，这些“第一”是他们这代人中的精英，是未来的领袖。他们越是第一，越应该关心涉及全人类的大问题。在美国，你很难想象这样层级的精英高中生会想到大学里学市场营销。这样下去，北大还能为未来的中国培养领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