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建起房子来也不例外。据11月17日《法制日报》报道，2009年初，安徽安庆市在集贤北苑和红旗小区集中新建了419套经济适用房，可近日一些准备申请经济适用房的市民却发现，已建的341套房子中没有一套的面积低于90㎡，其中，面积超过150㎡的有数十套，面积最大的甚至达到了205.69㎡。

　　国务院于2007年8月发布的《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要求，经济适用住房套型标准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生活水平，建筑面积控制在60平方米左右。可安庆市这批经济适用房，已建的341套房子面积无一低于90㎡，甚至有205.69㎡的超大户型，规定中的“60平方米左右”竟然被“左右”了三倍以上，其“顶风作案”的勇气真是让人刮目相看。无独有偶，2007年的时候，西安市经济适用房项目“中华世纪城”就曾变身为“公务员豪宅”，其中四栋逾150套“经济适用房”面积均在170～300平方米左右。

　　经济适用房，本应兼具经济性和适用性，既要售价适应中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也须在面积设定和建筑标准上强调实用效果。可两三百平方米的超大户型，既不“经济”，也不“适用”，由此，我们不禁要问，如此“豪华”的经适房，到底为谁而建？是在“经济”谁、“适用”谁？

　　以安庆市这批经适房为例，就因为面积超大而无人问津，可开发商自有招数，向安徽华茂集团“抛绣球”，将本应通过资格审核才能出售的经适房卖给其集团职工数十套。而与此同时，很多中低收入者却望房兴叹：“我们根本买不起。”本来旨在保障中低收入者住房需求的经适房，却异化为“近水楼台”者的福利。

　　其实，安庆市有关部门也曾因这批经适房面积超大违反有关规定而提出修改建筑设计方案，但安庆市房地产管理局、国土资源局、城市规划局等六部门却行文上报安庆市政府，建议不变动设计方案，理由是变动设计方案的成本很高，会转嫁到购房户身上。貌似是“体贴”购房户，可对很多购房户而言，“不变动”的结果却是连成本转嫁的机会都没有了——买不起。从超大户型的设计方案到“不变动”的建议，我们有理由据此怀疑，有关方面也许一开始就没打算让这批经适房既“经济”又“适用”，或者，一开始就对这批经适房会“经济适用”谁心领神会。

　　原本，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就比较薄弱。前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中央预算安排的重大公共投资项目中，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度缓慢，截至今年8月底仅完成投资394.9亿元，完成率仅为23.6%。房源不足，自然“保障”乏力。

　　即便是大打折扣的经适房建设中，也是乱象纷呈：从之前就饱受非议的“开着宝马买经适房”现象到今年的郑州经济适用房土地违规建别墅、武汉经适房摇出“六连号”等事件，经济适用房无疑陷入了为谁而建的尴尬。分房摇号却弄虚作假、买房不住而违规出租、改变地块用途违规建别墅、建好经适房“团售”给某些单位……经适房本为针对中低收入者的保障性住房，可这些暗箱操作、寻租现象又在保障谁的住房？果真是那些苦苦筹钱排队申请的中低收入者吗？

　　看来，作为保障性住房的经适房，要把保障对象的精准度先“保障”了。

读后感：

    第一句话，世上从来没有救世主，要救也是靠自己。
    第二句话，豆豆的文采不错，可套路似乎跟胡发云的《如嫣》有点类似，好像是为了“推出”某些观点、思想抑或学识，而附着于人物生拉硬拽般的深刻，有点做作，不过，比《如嫣》的故事圆润。

摘录一些散落书中的珠玑之语：

    “中国为什么穷？穷就穷在幼稚的思维，穷在期望救主、期望救恩的文化上，这是一个渗透到民族骨子里的价值判断体系，太可怕了。”

    “透视社会依次有三个层面：技术、制度和文化。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强势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弱势文化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也是期望救主的文化。强势文化在武学上被称为“秘笈”，而弱势文化由于易学、易懂、易用，成了流行品种。”

    “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足以让你拍着胸脯说：我们有文化。但是，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却不能让你挺着胸脯回答：我们有什么文化？因为有文化和有什么文化不是一个概念。”
　　中国的文化“是皇天在上的文化，是救主、救恩的文化。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从骨子里就是弱势文化属性，怎么可能去承载强势文化的政治、经济？衡量一种文化属性不是看它积淀的时间长短，而是看它与客观规律的距离远近。五千年的文化是光辉、是灿烂，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传统和习俗得过过客观规律的筛子。”
　　“俄罗斯是个伟大的民族，历史上没有什么人能战胜他们，但是在世界两大阵营50多年的意识形态对抗里，他们却输在了他们还没有完全读懂的文化里，而美国尊重客观规律的文化最终使他们得到了靠飞机大炮不能得到的胜利，以至于联合国都成了一个失宠的王妃。在中国，有人动不动就拿民主指责共产党，可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中国的政治文化也是传统文化的牺牲品。把几千年沉积的文化属性问题全都记到一个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政党账上，这不公平，也不是真实的国情……”

    “过去几十年输血式的扶贫为什么越扶越贫？就是因为农民在等救世主。”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靠农民自己。”

为什么一定是二选一？
为什么一定是你们安排好了A餐和B餐再让我去选？
这叫做选择吗？
难道我的路就只有这两条吗？

 （还是这张海报有美感）

    浙江省高院或许也未料到会因出台一个《意见》而卷进舆论的漩涡。本来，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已明确规定，交通肇事后报警并在现场等候处理是一种“义务”，浙江省高院又在近日出台《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若干意见》重申，交通肇事后报警并在现场等候处理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自首，引起了广泛质疑。
    且不论浙江省高院是否如专家所质疑的那样没有法律解释权，也无权出台这种规定，也不管交通肇事后报案到底是否算“自首”，单就浙江省高院这个《意见》出台的本身，就已经显示了目前的一个法律困境：原有法规频频“被重申”、“被强调”。
    根据浙江省高院第三刑事庭庭长丁卫强的回应，在交通肇事犯罪中，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由此看来，驾驶员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报案及等候交警到来，是法定义务。既然交通肇事后报警是在履行义务，自然就不应奖励，反而是不履行义务逃逸要加重刑罚。
    但是，根据丁卫强介绍，针对交通肇事案“有不同认识”，浙江省法院以前也做法“不一”，有的法院就认定打电话报警属于“自首”行为，从而减轻处罚。也就是说，《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在有些法院未被严格执行，而是“走样了”，所以浙江省高院才公布《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若干意见》重申：交通肇事后报警不能认定为自首。一个明明白白、白纸黑字的法律，执行起来却频频“走样”，仍需浙江省法院冒着“无权出台”、“误导公众”的危险，进行“重申”和“强调”，法律的严肃性何在？
    我们甚至可以发现，这种对现有法律进行“重申”和“强调”的做法不一而足，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且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行政禁令的方式。奸污女生本身就是违法犯罪行为，可湖南益阳市仍针对教育“三乱”出台了“严禁奸污猥亵女生”的规定；本来，打击走私是海关人员的职责，庇护走私自有法律惩处，可有关部门的禁令中仍有“海关官员不得庇护走私”；挪用公款显然违法，可安康市建设局还是发红头文件“严禁用公款打麻将”；嫖娼本就不对，可某省还是规定，党政干部因公出国“严禁嫖娼”……这些“粉墨登场”的“画蛇添足”式“禁令”，屡屡让我们啼笑皆非。
    法律颁布实施了不算，还得隔段时间来一次“提醒”，进行“重申”。是大家的“忘性”太大，还是公权的“絮叨”？无论是哪一种，都凸显了法律所面临的尴尬：本来明摆着的违法行为，非要再“严禁”一次，除了有“以权代法”、“以行政代司法”的嫌疑外，还说明法律有“形同虚设”的可能和不被信仰的危险。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禁令”来保证法律被遵守，来强调法律的严肃性，殊不知，这种强调本身，就包含着法律不被信仰的潜台词，而那些层出不穷的“重申”和“严禁”，也几乎把法律视同“儿戏”。照这个趋势，“严禁杀人放火”、“严禁违法”之类的“强调”词句会不会也应运而生？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我们需要的是法律的令行禁止，雷厉风行，而不是延续“颁布法律－执行走样－禁令重申－漠视法律”的恶性循环。

     理论上讲，人人生而平等。但现实是，有些人比我们更平等。至少，在河南固始县“公开选拨”乡镇长时是这样。该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干部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所“公开”选拔的乡镇长干部中，全是干部子女和县里两大房地产老板的亲戚。在最后公选出来的12人中，被证实基本都是官员之后（8月25日《广州日报》）。

     固始县组织部长周辉承认“最后公选出来的12名乡镇长，确实大都为官员之后”，但他也表示：“但这不代表就是不对的，他们当选符合相关程序，符合条件，难道官员之后就无权当选？”问题是，这程序本身是否合理？

    根据周辉介绍，这次选拔，自荐的270多人，先“经县里处级、正科级干部以上还有老干部代表300多人投票，推出来60多人”，再“由县委常委等官员50多人投票选出最后的乡长12人”。你看看，这不就相当于，老子们“推”儿子们，再投票“选”儿子们以实现权力世袭吗？我怎么就没看出来这种选拔有什么“对”的地方。还说什么“难道官员之后就无权当选？”，这完全是偷换概念，为何平民子弟没机会当选就是天经地义，就没人质疑他们“难道无权当选？”，官员之后当选遭质疑就是对他们“当选”权利的侵犯呢？选拔的基本上都是官员之后，到底是谁比较“有权”呢？

     这种权力的骄横和自恋我们早已司空见惯了，只是此事背后所凸显的阶层固化现象却触目惊心。几乎每一次改革，每一次政策变动，每一次利益分配，总是“近水楼台”者“先得月”，比如选拔乡镇长干部，官员之后的优势就得天独厚，几乎垄断了这次升迁机会。由此，平民阶层的上升渠道就被权力挤占，逐渐地远离利益分配的宴席，阶层间的通道越来越窄，向上流动的门槛越来越高。这就形成了一种“阶层固化”的态势：富者愈富，有权者愈有权，贫者和权力贫瘠者阶层晋升的门槛抬高、机会变少，这种“马太效应”带来致命的一点，那就是这种无权无钱无势的阶层特征因此代际“遗传”了下去，形成一个几乎不流动的阶层，形成了社会学家孙立平眼中的“断裂社会”。

    相关的消息一再印证这个事实。近日，江苏省委组织部决定用两年时间在全省培养1000名民营企业家接班人，这些培养对象，大部分从“富二代”中选取。可遍布全国的“穷二代”们，有谁花那么大热情和精力去培养他们，去帮助他们实现阶层上升吗？新华社曾播发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一篇署名文章中提到，“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

    一边是“富二代”得到特殊培养教育，一边是农村娃读书之路渐趋狭窄。要知道，教育可是实现阶层流动和上升的最佳渠道，而眼前的这种间离感和两极分化，又告诉了我们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