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帝国　作者：（美）理查德·巴克　版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年8月版　定价：36.00元

《魔鬼投资学》　作者：(美)迈克尔·莫布森　版本：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7年10月出版　定价：35.00元

　　「企业传记」

　　19世纪末，美国还是马匹的天下，但汽车这个“怪物”已经开始从欧洲泛滥到了美国。1900年时，全美共有1800万匹马，但汽车只有8000辆。对于很多人而言，汽车当时只是一只笨重而昂贵的“蠢虫”。但亨利却对汽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03年6月16日，福特汽车公司正式成立了。就在他40岁的前几天，公司终于卖出了第一辆车。此后，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美国式财富英雄

　　在成立福特汽车公司后，亨利为自己许下一个诺言：“我要为大众造车。它一定要足够大，一家人都能坐进去；但也要小巧，这样驾驶它就不需要太多技巧；它的价格也一定要低，普通人都能买得起，并因此和家人一起享受上帝赐予的美好大千世界。”

　　亨利说到做到。此后的一二十年时间内，福特制造的廉价汽车和拖拉机改变了底特律、改变了美国、改变了世界。1923年，作为福特公司早期最重要的车型———T型车，产量达到200万辆的最高峰，占整个美国汽车工业产量的2/3.福特公司的汽车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文化，被编进各种歌谣、电影中。在美国、在欧洲、在俄罗斯广袤的城镇和乡村，人们因为福特的汽车大大拓展了视野、因为福特的拖拉机大大地减轻了劳动的重负。亨利被当作神一样被全世界各地的人们敬仰。

　　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言：资本主义在发展初期，往往披上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亨利于1914年1月推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一项改革措施：把工人每天工作时间从9小时减少到8小时，日薪却从当时的2.5美元提到最少5美元，约10%的工人还亨有利润分成。另外，原来两班倒改成三班倒，因此又为社会提供了数千个新的工作机会。第二天的《底特律新闻报》以“社会公平”这样的社论来描述亨利：“这不只是一个人的慷慨，不只是物质利益的分配，社会经济秩序因此而重建。”亨利也因此被工人奉为“受上帝感召”赐福大众的人。

　　自然，此举除了名誉以外，也为亨利带来了切实的好处：工人的流动率大大减少了，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了。亨利也得以成为世界首富，据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时报》估计，亨利当时的个人资产达12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30多亿美元。

　　臭名昭著的“福特主义”

　　不知从何时起，亨利形成了自己的人生哲学：要把生意做大，就不能考虑是不是还有人情味了。亨利重用了“恶棍”哈里·班尼特做公司的安全主管，并经他手组织了一支近3000名来自各地体校、大学足球队和监狱暴力分子组成的私人武装力量。打手对不听话的工人进行残酷的打击。对当时在美国兴起的工人运动，以班尼特为首的走狗们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他们当众殴打工会领袖，并对流行示威的工人开枪射击，造成60多人受伤、4人当场死亡……享利的这种法西斯行为，被人们称为“福特主义”。从1930年开始，亨利已经没有工人朋友了。

　　由于亨利的独断专行和固步自封，福特公司一直在走下坡路，整整一代能干的人被踢出了公司，它几乎走到了破产的边缘。而亨利干得最残忍的一件事，是他亲手摧毁了自己一位最优秀的接班人———埃兹尔。作为最顽固老板的忠诚儿子，他不能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展露给任何人。压抑和操劳最终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1943年埃兹尔离开人世，年仅49岁。

　　企业管理的危机何在？

　　作为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亨利·福特无疑是世界近代工业发展史上一位具有里程碑似的人物。《福特帝国》一书详细纪录了这个美国南方农村的穷小子是如何从不名一文变成当时的世界首富的，而福特公司这个庞然大物又是如何被拥有复杂多变个性的创始人撵到悬崖边缘的。《福特帝国》一书启发了人们太多的思考：如何经营企业？如何进行公司管理？如何选择接班人？如何进行市场竞争？如何平衡合作伙伴的利益关系？如何处理劳资关系……但此书最大的意义，在于向人们再次证实了一个超越财经范畴的真理：一个英雄人物，对于一个组织（包括企业、包括团体、包括国家）既带来了伟大的促动力和神奇的功效，但同时更蕴含着重重的危机和隐患。英雄人物所带领的组织，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轨道和制度控制，必将在冲到成功的巅峰后迅速滑向毁灭的深渊。

　　□书评人 张小平

《高兴》　作者：贾平凹　版本：作家出版社　2007年9月　定价：29.00元

　　如果不是一开始就写背尸返乡不成，用骨子里冒出的难过压着，或许刘高兴跟他的伙伴五富在西安城里的生活是顺理成章，有间歇的一点儿小快乐，他们的梦想，无非是奔“好日子”。作者总是打断他们的美梦，用爱诱惑他们，用各种人带来的各种困难残酷无情地折磨他们。

　　五年写作太久，《高兴》像一部镜头画面右下角会显示“关注农民工”字样的纪录片剪辑，贾平凹忍不住把他知道的能想到的片段都想办法穿插堆就成一个故事，这些片段是如此典型：农民工在城市边缘作为“隐身人”的状态、等级分明的生存法则、背尸返乡、卖身、筹钱以求出警，也让很多人暗指《高兴》的情节与其他小说屡有雷同。

　　现实主义总要弄得人苦不堪言，描写这些，固然可以说是映射现实，但小说毕竟不是电视节目或一叠报纸，读起来虽有目不暇接的爽快，但被不幸掩埋在漫长起伏的情节里。主人公刘高兴的眼睛和心总是忙不迭地看这个又看那个，想这个又想那个，上一件事儿还没结，又迈进下一潭浑水。明明第一人称的叙述，正甩开了高调、俯视的评论，好歹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感和可读性，可惜的是，作者向主角们身上加注了太多关心和爱，《高兴》中穿插着刻意让人显得“干净”的细节：刘高兴吹箫、有“洁癖”，作者屡次三番为他们的生活添加“亮点”、寻找理由，拉着他们奔向“才子佳人”与“英雄救美”的方向，反而使得人物原本的“代表性”变成了“独特性”，甚至让他们的心境、胸怀变得可疑，动摇了小说的语言营造的真实氛围。

　　相比之下，小说后记中贾平凹叙述成书的整个过程更动人，讲了原名刘书祯的“刘高兴”原型，讲他多方探访了解到的城市拾破烂人的生活，讲他亲身参与解救农民工女儿的事件的过程……要是小说本身能讲得如此纯粹就好了，人物鲜活丰满，有真诚的情意，没有矫情的情节，看得出，那些人怀着“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的心意，来城里奔“好日子”。只是，很不容易。

□书评人 独眼

《中国古代房内考》　作者：（荷）高罗佩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07年1月版　定价：68.00元

　　在性爱面前难有绝无罪恶感的人。西方大哲将其归入“原罪”中，有着法兰西血统的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也主张把“肉欲”和“爱欲”严格区分，坦言“对人而言，在性生活中存在着某种下贱的东西。”叶灵风《世界性俗丛谈》第一篇《男女奇谈》中谈及，西方除亚当夏娃的人类起源说，还有另一种“野史”的说法：老天爷当初先造万物，后造人。人不分男女，他用泥土造好第一个人后，转手去造第二个人，这时他造的一头驴子开始叫唤，老天爷醉心在自己的劳动成果中，疏于戒备，魔鬼趁机搞破坏，用手指朝那个刚造好的泥人身上一戳，泥土未干，就戳了个洞，老天爷骂了他一句，随手一抹，把洞封闭起来，留下一条缝。魔鬼被骂，心下不甘，一面走一面向另一个泥人身上扯了一把，使它身上拖了一根东西，这时泥人已经干燥，老天爷怕费事，也没有采取补救措施，这就有了男女。在这个传说中，男女之事和魔鬼有着天然的不可解脱的干系，比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更严重，前者是本质问题，后者是作风问题。中国人呢，是不是从古至今也把床第之欢跟罪恶纠缠一处？

　　顾名思义，《中国古代房内考》是考察古代房中术发展演变的书籍，始自西周，终结于明末，几近整个中国历史，其所证所考有一条明晰的线路，即中国社会对待性的观念如何从自然开明至搪塞矫饰，换句话来说，是考察性爱在中国历史上从无罪恶感到罪恶深重的各个阶段。这与大多数人认定的中国古代对男女性事所保持的保守态度及对异性隔离的恪守有很大出入，某些地方闻所未闻，譬如对于黄巾起义和道家房术修炼之间关系的厘清和阐释，在历史发展的某些关键点上，性是不可或缺的肇事者，在传统史学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入手摸索历史真相外，高罗佩另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视角。

　　至于房中术的发展轨迹，单就高罗佩稽考的历代文献来看，即可了然于胸。《新唐书·艺文志》中，绝大部分旧房中书皆收入医书类，作为医学的一个分支，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收录其作《房内补益》；《宋史·艺文志》中房中书大大减少，但聊胜于无；至明代，《明史·艺文志》中对房中书一本也未收录；到清代，房中书和“反清复明”的书籍一样，并列为统治当局禁毁之书，用康熙圣谕中的话来讲，即“非圣之书”。房中书作为一种科学普及书籍日益衰落，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房中书的没落，色情书刊和春宫图如疏雨过林，“冲破无边际”，明末的套色春宫版画依然率真坦荡，但隐隐透出猥亵遮掩的苗头。从前在女儿的嫁妆里必备的指导夫妻性生活的房中书春宫图逐渐成为禁绝的、不堪入目的东西。性日益和罪恶感相伴，如影随形，而非快乐与自然。《红楼梦》第二十三回，一册《西厢记》，一句“多愁多病身”、“倾国倾城貌”竟也惹得林黛玉微腮带怒、薄面含嗔，直要“告诉舅舅舅母去。”中国古代社会的性文化至此彻底凋零了。性文化的衰落在国人的心理上投下浓重的阴影，即高罗佩所言“假装正经”的猥亵心态，其影响不可谓不大。

　　最后有一点疑问，据《浪口村笔记》载：《国语·鲁语下》云：“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穆伯，她的丈夫。文伯，她的儿子，二人先后死去，她悲恸之极，放声而哭，早晨为丈夫哭丧，日落后为儿子哭丧，顾颉刚按：“所以示其远情欲也。”不止如此，她还叮嘱儿子的妻妾，“不但勿哭，且当无忧容，用以昭其子之不好内”。传《国语》为左丘明所作，上起西周周穆王征犬戎，下至韩、赵、魏灭智伯，而左丘明本人乃是春秋鲁国人。按此可推测春秋时已有严格的两性隔离制度，即使在夫妻之间也不例外。根据高罗佩的论证，禁止婚床外的一切异性之爱，其严格执行迄于北宋朱熹理学后。到底孰对孰错，有待方家解惑。

　　□书评人 成刚

《大时代中的知识人》　作者：许纪霖　版本：中华书局　2007年7月版　定价：29.00元

　　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结

　　1935年，也就是地质学家丁文江离世的前一年，他怀着复杂的心绪，写下一首七绝《麻姑桥晚眺》：“红黄树草争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这最后一句，明是写景，实为言志，曲折地抒发了丁文江一生未酬的政治壮志。作为当年鼓吹“好人政府”和“新式独裁”的“好人”之一，丁文江对于政治的兴趣是传统的，只是他想做“治世之能臣”而不可得；相反，丁文江的密友胡适对于政治也有兴趣，但胡适的兴趣是现代的，他渴望成为一名“独立的政论家”。

　　半个多世纪后，当《大时代中的知识人》的作者读到这段人生错位的悲喜剧时，他在掩卷之余，无限感慨：“‘谈’政治与‘干’政治，一字之差，却隔着两个大的时代，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两类性质的政治理念。”那么，在急遽转型的大时代中，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在山”与“出山”，究竟何者为清？

　　这个问题不仅是丁文江和胡适的一个心结，也是上至黄远生、梁漱溟，下至闻一多、吴晗的一个心结，《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一书，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一心结的一次集中投射与解读。毫无疑问，作者对知识分子复杂斑驳的心路历程，对他们性格中的亮点与弱点，有着体贴入微的感受。他仿佛一位摄影师，把傅斯年、叶公超、林同济、陈布雷这些知识分子的心理、情感、文化习性和行为模式，妥善地安放在黑暗动荡的历史取景框中心，然后细心地调节着焦距———不仅通过理性层面考量他们的思想观念，而且观察其非理性层面不自觉的心态人格———直到一切都清晰成像，历历如昨。

　　在“道”与“势”之间

　　在《大时代中的知识人》的前半部里，作者对中国知识分子儒道互补、寻求和谐的精神传统，保持了足够的温情与敬意，同时也叹惋这一传统中自觉的忏悔意识与自我超越精神的缺席。他赞赏丁文江、翁文灏、蒋廷黻出色的行政能力与道德风采，但也不回避当他们试图扭转专制体制时暴露出的短视、软弱与必然遭遇的厄运。他坚信胡适所代表的思想价值的永恒与弥足珍贵，但同时也清晰地指出，在一个混乱无序的时代里，自由的价值被暴力的血污和革命的喧嚣淹没了。

　　在这本书的后半部中，激动人心的1949年终于来到。当金岳霖在开国大典上听到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对于金岳霖来说，“解放”不是指个人地位的上升，而是所属民族在国际上的翻身。在他看来，只要民族有了自由，个人即使少一点自由也无关宏旨。这样的思路，几乎是那个时代留在内地知识分子的常识与通识。金岳霖的“出山”，似乎让他在新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同为知识分子的吴晗，显然也无法不去努力适应新社会。知识分子在1949年后的经历，印证了本雅明在《单行道》中伤感而犀利的描述：“社会如此刻板地挂靠在它曾经熟悉而现在早已失落的生活上，让人甚至在最可怕的险境中，都无法真正运用理智和远见。”

　　其实，知识分子在新社会中的命运，在朱自清和闻一多这些提前“向左转”的知识分子那里，早就已经埋下了伏笔———那是小书生与大时代对照下的宿命。作者写到“从象牙塔走上十字街头”的朱自清，说他“不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无从拒绝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因而也对知识分子的独立秉性产生了怀疑”。对朱自清来说，“知识阶级惟有走近民众，将‘人道主义’的尺度换成‘社会主义’的尺度，与民众联合起来共同打破现状”。当然，那里将不再有温情脉脉的荷塘月色与桨声灯影的秦淮河，只剩下面对非此即彼的政治立场时，知识分子必须作出生死抉择的背影。

　　《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再现了上世纪那些光明或晦暗的日子，在“道”与“势”之间，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有过的高瞻远瞩与摧眉折腰、痛苦挣扎与无尽徘徊、真诚的渴望与不幸的悲剧。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那些温文尔雅的读书人，曾经为百年来中国“寻求富强”之路，作出了各不相同的抉择甚至不惜生死相许。这些大时代的知识人，大多已经走进历史的阴影，并且一度被岁月洪流冲刷得面目不清。但是，那些斑斓又模糊的往事与随想，仍然启示着我们，也将左右着我们对于过往历史的看法。

　　□书评人 段炼

《中国现代小说史》现版后，书评周刊第84期推出了《夏志清，把中国文学系统介绍给西方》的专题。本专题系统地评价了夏志清对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大意义，并且探讨了文学批评的方法。

《兄弟》上册一经出版，书评周刊便推出特刊，《余华：十年磨出残剑<兄弟>》。之后，余华答本报记者的采访中所使用的“正面强攻”一词即成为评论现代文学向经典文学挑战的最佳词汇。

《西方正典》被评为“2005年度100本好书”，本报的评语是该作是“布鲁姆为西方古典文化招魂的旷野呼告，读者在其中重新认识了西方文学的主流精神”。

书评周刊第197期《回望阿富汗》中本报越洋采访了胡赛尼，对于胡赛尼的《灿烂千阳》、《追风筝的人》做了系列报道与评论。

《多多诗选》被评为本报“2005年度100本好书”。本报的评语是“诗人多多多年来第一部诗歌集，精选了作者10年来最重要的作品”。

艾柯在《美的历史》中，描述了不同时代对“美”的理解，对艺术作品的真实呈现毋庸置疑，却忘了美是让人品味的，忘了大巧若拙，大美不言。

　　还记得是在大学的课堂，一位老教授问我们，哪一部现代文学史对当代的现代文学研究影响最大，同窗们纷纷举出唐弢的现代文学史、杨义的现代小说史、钱理群等人的现代文学三十年等等考研时的指定参考书，老教授诡秘的一笑，都不是。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虽然我们从来都不说，但凡是做这行研究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在雪夜关门读过此书的。

　　相较香港友联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而言，复旦大学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省去了相当多意识形态的内容，或许有人觉得并非全本而有遗憾，而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一次去芜存菁的修订版本。夏志清毕业于耶鲁大学英文系，自是对“新批评”中的审美批判精熟于胸。其最大的精华当属对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的发掘。然而，由于当时忙于生计，夏氏对钱钟书的四十多页介绍中，仅引用原文就占去一半篇幅，有分量的评述不过千余字，说是一篇不错的书评还过得去，却很难说得上对钱钟书的研究有什么大的贡献。而复旦大学版中新增的王德威的序言，倒是将夏氏的研究思路说得更为清楚了些。而此种思路，此种审美批评的理念，在其后出版的布鲁姆的《西方正典》，更是阐发得淋漓尽致。

　　相对于文学的教育功能（我们从小所受的语文教育都以此为目的），相较于文学的娱乐功能（在各种出版商的畅销读物和网络读书频道中已蔚为壮观），文学的审美功能似乎永远只是停留在文学教科书和读者的渴望之中，而少有作品能将其真正实现。在《西方正典》中，布鲁姆将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的成就归于莎士比亚影响的结果，虽然偏狭，倒不难看出他对“飞扬的人生”的不屑一顾，对“安稳的人生”的依恋。同样，在《追风筝的人》中，阿米尔对哈索的忏悔，对动乱中阿富汗的兄弟之情的怀念，同样赢得了无数的眼泪。这是人性的力量，也是托尔斯泰“在崇高的道德面前，还有更为伟大的人道主义”的写照。我们无法想象，在充满鼓动与复仇的文字背后，和平和美好能常存人间。仇恨终究会过去，而化解仇恨的力量，除了爱，还能有什么比这更为强大呢？

　　或许说，《追风筝的人》中，作者安排了太多的巧合，太多煽情而难以令人想到真实的存在。与《追风筝的人》一样描写兄弟之情的《兄弟》，却是再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切伤痛、污秽、凄苦与堕落。然而，除了在封底的文字中，我们还能看到余华对于灵魂和人性的珍视外，在长达五十多万字的小说情节中，读者更容易被吸引的是他笔下的丑的狂欢。人性本恶，文字的力量无足以抗衡欲望的膨胀，但至少可以在情感的碎片中重新凝聚起善与美的火种，在卑微与绝望中燃起希望之光。在《多多诗选》中，多多曾写下这样的句子：

　　在没有时间的睡眠里

　　他们刮脸，我们就听到提琴声

　　他们划桨，地球就停转

　　他们不划，他们不划

　　我们就没有醒来的可能

　　多多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将道德的诉求转化为美本身。在他特立独行的思考中，人性的光辉总是与优美的意境相生相伴，克服了绝望的诱惑，留下了美的瞬间。艾柯在《美的历史》中，描述了不同时代对“美”的理解，对艺术作品的真实呈现毋庸置疑，却忘了美是让人品味的，忘了大巧若拙，大美不言。反倒是陈丹青在《退步集》中所言“艺术是假的，它在骗你，但它比生活真实。”更言简意赅，一语破天机。

　　□书评人 李杰

　　_{“我无法享受经常与家人相伴的幸福时光，无法享受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的天伦之乐，孩子们长大时变化可真快，一个星期一个样，几乎每个周末他们都要自我介绍，这样我这个平日只顾忙于投资却根本不沾家的老爸才能认出谁是谁。”}

_{彼得·林奇生于1944年，15岁开始小试投资。1969年，林奇进入富达公司，1977———1990年间，他一直担任富达公司旗下麦哲伦基金的经理人。《战胜华尔街》后半部分是彼得·林奇的投资回忆录，在过去13年的时间里，林奇经历了9次股市大跌，他回顾自己如何管理麦哲伦基金。最后,书中详细列举了21个选股案例。}

　　做点股票投资的人大都知晓彼得·林奇这位传奇的投资大师，甚至也能说上他的一些投资名言。比如，“不进行研究的投资,就像打扑克从不看牌一样，必然失败！”这固然是他在管理富达麦哲伦基金13年间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他使麦哲伦基金的管理资产从2000万美元增至140亿美元，年平均复利报酬率高达29％，麦哲伦基金也由此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基金。还有一个原因，彼得·林奇从股票操盘手到畅销书作家的成功转换，他把实际经验提升到理念高度，并在全世界发布。

　　1990年，彼得·林奇辞去了基金经理的工作，急流勇退之后写作《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它主要讲述一套简单易懂的业余投资者发挥自身独特优势战胜专业投资者的投资成功之道（随后10年间这本书销量超过100万册，令林奇本人大为诧异）。3年之后，林奇完成了《战胜华尔街》，它又成为当年第一畅销书，至此，彼得·林奇成为名副其实的畅销书作家。

　　或许我们可以从书中得到林奇的投资策略。比如他的组合式投资，一时买进上千种股票，不多久又抛掉其中的大多数；或者通过这本书看到彼得·林奇对产业的分析，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分析；或者能感知林奇作为基金经理人每天的工作和思想。不过，《战胜华尔街》让人感触最深的是彼得·林奇对自己职业的归纳，不管是自己的真情感受，还是相互矛盾的选股策略，他都坦诚地把它们公布出来。

　　彼得·林奇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他认为那样的生活并不完美。他开玩笑说，自己劳碌几十年，却没有享受到天伦之乐，连自己孩子都认不得。

　　“我无法享受经常与家人相伴的幸福时光，无法享受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的天伦之乐，孩子们长大时变化可真快，一个星期一个样，几乎每个周末他们都要自我介绍，这样我这个平日只顾忙于投资却根本不沾家的老爸才能认出谁是谁。”这是彼得·林奇在46岁生日时的感触，那个时候，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在这个年纪去世了；他回忆了每年一次体检的尴尬情景，他不得不对医生说，自己惟一的运动就是吃饭和剔牙。

　　如果你以为从股票投资中赚很多钱就足够快乐了，或者成为一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基金经理就足够骄傲的话，彼得·林奇在书中的一些忏悔表述，能对我们大有启发。“人到中年，还要追踪上万家上市公司股票，已经让我感到为这份工作付出的个人代价实在太大”。

　　尽管有如此大的个人代价，作为当今全球最优秀的基金经理，彼得·林奇还是坚定地传递出他的第二个职业感悟：投资股票，就要全身心投入，即便你是业余投资者，也要花大力气研究。“我对战胜市场的渴望程度远远超过我对落后于市场的容忍程度”，《战胜华尔街》这样记述着彼得·林奇的工作狂作风。

　　有人总结彼得·林奇连续13年战胜市场的三个主要原因：比别人更加吃苦；比别人更加重视调研；林奇比别人更加灵活。列举的数据是每年他要访问多么巨量的公司，每天要比普通经理人超额工作多少个小时等！这些都是彼得·林奇全身心投入的印证。彼得·林奇说：没有钻研精神的人不适合投资股票，他奉劝那些对公司调研毫无兴趣的人、看到资产负债表就头晕的人，根本就不要做股票投资。

　　彼得·林奇说，所谓股市就是赌场，是对那些抱着玩玩而买股票的人来说的。抱着玩玩心态的人，股市就是一个大赌场，其实是他们玩玩的态度和只凭感觉的选股把投资变成了赌博，许多这样的盲目投资就把股市变成了赌场。

　　从《战胜华尔街》中读出彼得·林奇的两种职业感悟，但也不能忽视《战胜华尔街》的核心思想，《战胜华尔街》主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鼓励业余投资者的信心，继续坚持独立选股这种回报丰厚的业余活动。

　　林奇说：业余投资者只要花少量的时间研究自己比较熟悉的行业中的几家上市公司，股票投资业绩就能超过95%的管理基金的专业投资者，而且会从中得到许多乐趣。

　　□书评人 邱恒明

　　□ 易大经

　　一般来说，知道分子这个词容易引人讪笑，香港传媒人梁文道却并不避忌，他在某些媒体的专栏名正是这四个字。一般来说，读完他的专栏都能收起讪笑的表情，对于这样的知道分子，你不得不认真起来。我有幸在本地报纸上拜读他的时事评论专栏，如果是周末，还有可能同时读到他在娱乐版的专栏。据说，梁文道在香港媒体上开的专栏更多，他的休息方法之一，是在写完一篇命题文章之后，接着写一篇自己喜欢的文章。老实说，无论是就事论事的时评，还是涉嫌八卦的娱评，无论是这些文章对写的人而言是喜欢的还是勉强为之，对读者如我而言都能获益良多。

　　梁文道的文笔堪称质朴无华，但他知道的东西多，谈一件事，拔萝卜带泥般扯出背后几件事，人物背景，前因后果，使得叙述中多了一份娓娓道来。以前看他连续几篇写电影《晚安，好运》的专栏，将CBS著名新闻主持人爱德华·莫罗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代氛围分析得清楚透彻，不得不叹服他所“普及”的这个故事的复杂性，这也是某些动辄激动的评论理性欠缺之处。近如他之评同一日逝世的导演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大师的黑洞》），拿他当年在台湾求学、受这些大师熏染的经历现身说法，要比报纸上故作深沉的缅怀更让人亲近大师。

　　这种写作风格也表现在梁文道的电视节目中。他在凤凰卫视的读书节目《开卷8分钟》，是我最爱看的三大电视综艺节目之一（另外两个是《康熙来了》和《蔡澜逛菜栏》）。这档节目的魅力并不在于推荐评论的书目上（有些选书的质量不如梁文道短短几句评说），而是强烈的梁文道写作风格：一，告诉你这本书说了什么；二，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关于后者，会牵涉到很多内容，绝不是单看一本书可以解决的。不过，以此来比照现在不少读了依旧让人一头雾水的书评写作，令人联想很多。我看《开卷8分钟》，往往觉得哪怕我不读那些介绍的书也值了（事实上不少书都是港台版，求之不易）。

　　无论是文章还是电视节目，梁文道告诉你的总是比你看到的要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的确是知道分子风格，只不过没有我们惯常所见的、视自己的读者为愚氓的知道分子的卖弄劲，也没有抄来的花架子和没底气的骄矜———如果真有如陶杰那种知道分子的修为，读者也就忍了。所以相比之下梁文道这样“自然”的知道分子太稀少，只好叫他“不一样”。从本质上讲，恐怕他更像一位知识分子，而且是西方意义上的。如果我们把他放在香港而不是内地来看，他身上“旷野呼告”的特色比“传道解惑”更多，比如牛棚书院，比如电视节目，比如时事评论，比如他在《信报》和《苹果日报》的专栏结集《弱水三千》，梁文道出版的第一本书。说来惭愧，这本书我虽在书店里惊喜地遇到，却并未买下，因为里面不少已经在网上拜读，何况他还会有很多文章！这有点像前段时间错过了梁文道在本地的一场演讲———当时想：他反正有太多演讲机会，不听这一次，总还有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