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共中央废除干部终身制

　　●1983年印度共产党（马）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访华，恢复中断已达15年的两党关系

　　●198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

　　●1989年中国早期电影明星胡蝶在加拿大逝世

　　●1990年国务院总理李鹏访问苏联。这是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中国政府首脑首次访问苏联

　　●1991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共同举办首次全国党建理论研讨会

　　●1994年4月23日刘永好等10名私营企业家联名倡议成立光彩事业，开展扶贫活动

　　●1996年徐虎事迹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如果到社会上做一份问卷调查，有多少人知道光彩事业，可能现在了解的人已不是太多。但这项事业迄今却默默坚持了14年，取得了相当丰厚的成果。

　　1994年4月23日，为配合落实“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0名私营企业家在全国工商联七届二次常委会上联名发出“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的倡议，号召先富起来的个体企业、私营企业经营管理者到老少边穷地区培训人才、兴办项目、开发资源，通过民间渠道、运用市场机制，把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等优势同个体、私营企业的信息、市场、经营、资金、技术等优势结合起来，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从光彩事业的网页中我们可以看到，截至2006年底，参与企业已达19982个，项目数量15429个，累计到位资金1247.13亿元，累计培训372.98万人，捐赠总额170.15亿元，可谓硕果累累。但与当年江泽民总书记题词、媒体热烈报道相比，今天的光彩事业还是略显寂寞。

　　从参与企业数量和项目数量来看，不仅参与企业总数与全国民企总数的数量相比还有相当距离，平均每个参与企业的参与项目也还不到一项，可以看出光彩事业的“企业繁殖和再生能力”还不是很强。

　　为什么会这样？恐怕与光彩事业一开始就主要着眼于扶贫项目有关，没有把主要精力用于在老少边穷地区发现和培养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才上，导致很多项目必须由现有的企业家亲历亲为，而这些出于扶贫目的的企业，往往不是这些企业家的主业，在实际工作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自然就在情理之中。

　　我认为，要把光彩事业“做大做强”，不妨借鉴一下央视《赢在中国》里国际风险投资家们的战略眼光，由以往的“找项目”变成“找人才”。在广大农村乃至老少边穷地区，其实并不缺乏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特别是在这个交通和通信已经变得相当发达的时代，一些穷乡僻壤青年才俊，只要给他一定的“阳光雨露”，往往就能成长为响当当的现代企业家型的人才。他们对当地的优势资源比外面隔山隔水的企业家更熟悉，通过手机和互联网，他们也能及时了解外面的市场信息。

　　他们最缺乏的就是资金，现有的金融体制把广大农民排除在外，靠当地熟人关系的民间融资，数量极其有限，很难产生规模效应。光彩事业若能以风险投资的身价介入，无异于雪中送炭，不仅有利于光彩事业的迅速强大，而且对于农业的产业化规模化经营是个巨大的推动。而这，恰恰与光彩事业的两个重点投资领域———农业产业化和国土绿化高度吻合。

　　随着全球性的农副产品价格持续性上涨，农业产业化是一个前景广阔的事业，无数的新型企业家也将在此诞生和成长壮大。也许，光彩事业正可以借此良机，将自己变身为一个超级风险投资集团，在发现和培养企业家的过程中，让光彩事业依据市场自身的逻辑“父生子，子生孙，子子孙孙无穷匮。”

□童大焕

 

    1994年3月，国务院制定并在全国开始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明确提出，力争用七年时间，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在我国消灭绝对贫困。

　　从1992年底到1995年底，全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已经减少了1500万人，从8000万下降到了6500万。而要在本世纪末最终实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战略目标，任务还非常艰巨，面临困难主要有三个：一是扶贫难度很大。

　　现在剩下的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石山区、深山区、荒漠区、黄土高原区、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库区、滩区，地域偏远，资源匮乏，交通不便，科技落后，信息不灵，经济水平低，教育程度差。这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是扶贫攻坚的难中之难，重中之重。

　　二是时间紧迫。“八七计划”要求在本世纪末基本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的5年间，以每年解决1300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速度进展。但是从1985年到1992年，扶贫开发的速度是平均每年解决600多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速度要提高一倍以上。

　　三是投入不足。这是最严重、最关键的问题。根据前些年扶贫开发的经验和脱贫典型测算，稳定解决群众温饱问题，人均资金投入强度要达到1500元左右。即使现有的国家扶贫资金全部用于直接解决群众温饱，也相差一半的投入。

　　摘编自

　　1996年6月14日第10版《反贫困：路有多远》

 

    流行时代：90年代初

　　流行指数：★★★★☆

　　一股崇尚日本明星的风潮从台湾省吹到了内地，在70年代后出生的人中风行开来。

　　他们出门玩滑板，穿HIP－HOP的衣裳，扎花里胡哨的头巾，喜欢《樱桃小丸子》、《机器猫》、《美少女战士》、《灌篮高手》、《流星花园》等卡通片，看《情书》、《爱情白皮书》等日剧，他们穿着松糕鞋和有短流苏的裙子，顶着一头纤维烫发，《HOW》杂志为哈日族提供了精神食粮。他们对西方时尚文化没感觉，只为酒井法子、安室柰美惠、宇多光和木村拓哉等疯狂。

 

 

 

 

    ●1983年中华民国国军英雄飞行员李大维驾驶U-6A侦察机逃离台湾，在福建宁德迫降

　　●1983年中国妇产科专家林巧稚逝世，享年82岁

　　●1985年上海航空公司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生产MD- 82大型喷气式客机的协议生效

　　●1992年中国妇女运动领导人、朱德之妻康克清逝世，享年81岁

　　●2006年杭州举办世界休闲博览会

 

    在关于改革开放30周年的话题中，大型运输机的研制，实际上是一个深刻而又沉重的话题，至今也仍然在科技工作者和网络中不停讨论。

　　那架至今停放在中国航空人脑海中的“运十”，实际上承载了中国科研决策体制和战略支柱产业模式改革的沉重话题。从“运十”下马，到21年后大型飞机项目重新上马，这样的一个过程至少告诉我们两方面的道理。

　　一方面，任何改革的根本目的，不是简单地实现某种数量或者物质目标，而是要建立一套科学决策体制，最终才能保证持之以恒的改革成果。过去40年中，大飞机上马下马、再上马的过程，实际上是科研决策体系的重复与探索过程。如果缺乏一套科学的决策体制，那么科研和产业投入都容易陷入拍脑袋的进程中，同时也会造成科学家和产业部门对决策体制的不信任。哪怕是正确的决定，也会引发不必要的争论。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中，中国的现代化速度来源于历史性的补课，也来源于人们高涨的变革热情。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在2－3年内就开花结果的中国速度。对于那些需要长时间、大投入，甚至是短期内、一任内看不到成果的项目，则往往容易变得浮躁或者失去耐性。大飞机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大型飞机是中国战略安全的基本保证之一。对于任何一个新兴国家来说，市场的开放和体制的变革，并不意味着战略产业的开放，更不意味着战略产业技术主导权的沦丧。尤其是在改革开放过去的30年时间中，尽管中国民用航空业飞速发展，市场日渐壮大，我们尝试过合作生产麦道飞机，也拥有了自己的伊尔76机队，但是作为一种战略运输工具，中国却一直缺乏自己的大飞机。这种战略运输工具的缺失，直接导致了中国在远程运输和多种延伸产业上的受制于人。而这种局限性，往往需要更大的代价来补偿。

　　“运十”的决策过程，自然会有历史的结论。但是“运十”30年来经久不衰的话题显示，改革开放仍然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地方。30年后，我们的决策体制有没有形成科学性和耐性，这将是改革长期发展和深入进行的关键。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内外环境都在发生变化，成果也因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但改革的最终成果，不是一架飞机或者一种产业，而是中国体制内最深刻的思想变迁。只有思想和体制的变革，才是改革持久前进的唯一动力。

　　历史不具备可重复性，我们也没法想象假如当年“运十”投产之后，中国的大飞机事业会走向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在改革开放的回顾中，我们永远都有一些可以自豪的，也都会有一些值得遗憾的。当40年的大飞机研制决策又回到起点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庆幸，只要发现了，就还不算晚。或许这也算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成果吧。

□周庆安

 

    发展地方航空运输事业，必须坚持积极稳妥方针，以下几个问题应该解决好：一是地方办民航一定要从客观需要出发，不能一哄而起。航空运输属于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这就要求我们要量力而行。一九八五年初宣布成立或要求成立的有四十多家。到现在真正办成的不到四分之一。

　　二是办公司一定要充分重视飞机造型，搞好机队规划。飞机是航空公司生产资料的主体。飞机选型直接关系到企业经营的成败，不能先买来飞机再考虑开辟哪些航线。购买旧飞机一定要十分慎重。

　　旧飞机虽然价格便宜，但维修费用高，飞机利用率低，安全性相对较差，其实并不合算。

　　三是地方发展航空运输，应该根据航线网的规划确定机场的布局和建设规模，不要盲目地追求大机场，落大飞机，开辟国际航线。有的城市可能将来航空运输要有大的发展，但目前运量不大，也可采取分期建设的办法。凡有旧机场可供改造，或军队机场可供民用的，一般不宜新建机场。

　　四是不论航空公司还是机场，都必须坚持“安全第一”。而保证安全的关键，在于培养高质量的技术人才。

　　——摘自

　　1990年2月15日第5版《地方办民航要积极稳妥》，作者为中国民航局李军。

流行时间：上世纪80年代末 　　流行指数：★★★☆☆ 　　“高价收购国库券……”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许多街巷尤其是在一些县城、企业，时常能听到这样的吆喝声。他们低买高卖，从中牟利。 　　中国于1981年第一次发行国债，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由于其流通性不够，发行并不顺畅。不少地方政府以党性为号召，要求所有党员和公务员必须购买，有的政府和企业甚至在工资中强行摊派发放。 　　1988年，国库券允许上市流通交易，但在当时，只有大城市有交易点。渐渐地，一些有资本意识的人便穿梭在大城市和小城乡村之间，收购国库券再卖出去。 　　严格来说，这种交易在当时属于法律所不允许的“黑市”行为，不过也成就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据媒体报道，上海的“杨百万”，其第一桶金便掘自国库券。

 

 

^{2088年4月19日，59岁的李燕琨手拿1982年环城赛获得的奖杯在家中留影。本报记者王嘉宁摄}

^{图为李燕琨到达终点后接受记者采访。1985年4月21日，一万多名长跑爱好者参加北京马拉松赛。新华社记者宋连峰摄}

^{1985年4月21日，参加男子5公里长跑的选手从北京工人体育场出发。新华社记者宋连峰摄}

^{1985年4月21日，中国选手李建平快到终点时，体力不支，英国选手丁西蒙（左）和荷兰观众汉斯·米勒（右二），搀扶李跑到终点。新华社记者宋连峰摄}

　　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

　　第一年他在北京春季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

　　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

　　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已。

　　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

　　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赛群众场面的照片。

　　那些年，他常和作家史铁生一起在园子里待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着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描写的这个人就是1985年万人马拉松25公里组冠军李燕琨。

　　领奖时为业余运动员请命

　　1985年4月21日，留在李燕琨记忆中的首都北京，晴空万里，阳光明晃晃的，没有沙尘暴，没有灰蒙蒙的感觉。

　　已经36岁的李燕琨，当天成为万人马拉松25公里的冠军，不过当时他的身份是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

　　“您知道吗？中国业余运动员是不能参加田径比赛的？”手里握着奖杯，李燕琨向面前的颁奖老者发问。

　　“这不可能！”老者的回答斩钉截铁。

　　“您还是对中国田径运动竞赛不了解，在北京这就是现实。”李燕琨知晓对方的身份，不过他继续说，“比如我，作为业余运动员，成绩已经达标，但不能参加全国比赛，因为我没有注册，不是职业运动员。”

　　老者一时语塞，脸色并不好看。

　　站在老者旁边的官员，也受到李燕琨类似质询，官员回答说：“等过几天，我到你的屋里去聊聊。”老者名叫李梦华，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而旁边的官员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

　　“我不是为我自己，而是对于一种体育的比赛形式的呼吁。现在也是这样，有些专业队的运动员，成绩都没有我当时好，照样可以参加比赛，业余的就不行。”回忆起当时情景，李燕琨现在仍忿忿不平。

　　赛后李燕琨一直在等着副市长到他屋里聊天，但始终没等到。

　　“红五月”北京迎来万人赛1984年，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向北京市提议以奥林匹克的名义举办一届长跑比赛，但前提是面向北京市业余长跑爱好者。

　　当时，北京市长跑运动并不少见。1956年开始举办的春季环城赛已经迈进第29个年头，该赛事1989年改为春季长跑赛，从1995年开始又被改为北京国际长跑节，赛事主要面向业余选手。

　　另外，从1981年开始举办的北京国际马拉松也已举办4届。不过，它主要面向专业选手。

　　之所以还要举办这样一项赛事，《中国体育报》记者郭博文指出与“红五月”的传统不无关系。

　　“当时，快五一了，迎接‘红五月’，大家都喜欢制造一些轰动效应。所有的活动几乎都被冠以万人什么什么，例如万人歌咏比赛等。”郭博文回忆，举办这个赛事，当时是为推动全民运动，现在叫“全民健身”，那时还没有这个词。

　　孩子次日生日支撑他一路领先

　　比赛那天早上，李燕琨照例起得很早，吃得比平时少，这是他逢比赛日的习惯。穿着上一届获得的一双日本跑鞋，他上路了。

　　8点整，枪声响起。男子25公里组选手李燕琨率先冲出工体北门。3分钟后，参加男子5公里的选手出发；6分钟后，女子5公里的选手开始比赛；8点13分，男子10公里出发。

　　每当路过立交桥时，放眼望去，四周全是黑压压的人群。参赛者于全林注意到，有些小青年骑着自行车，在前面给他们带路，不时为他们打气。

　　“路人向我打招呼，我就举手示意。跑到后来，胳膊都抬不起来了。”李燕琨很怀念当年，“现在体验不到这种状态了。”或许是开始发力过猛，跑到西直门时，李燕琨渐觉体力不支，他心里暗暗责备自己，“为什么一开始跑这么快？”不过，李燕琨脚下的节奏并不乱，他用“跑第一才叫李燕琨，跑第二就叫失败”这样的话给自己打气。

　　路边有很多年轻的父母抱着孩子，这成为李燕琨的另一个精神支柱。

　　“我也想着自己的孩子，第二天是他四岁生日，心里美。”李燕琨说。

　　到后半程时，李燕琨追上男子10公里组最后的队员，参加的老选手开始站到路边为他鼓掌。最后，他冲进工人体育场，跪倒在跑道尽头：他李燕琨终于获得第一。

　　被“文革”斩断的中长跑之路

　　1966年，体育教师张满友发现，上初三的李燕琨有良好的体质，主动提出帮他进行中长跑训练。一个月后李燕琨在东城区中学生运动会中拿到长跑第一名。通过训练达到田径二级运动员水平的他很快受到了专业教练的关注。

　　正当他顺利通过北京体育学院预科班入学考试时，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袭来，预科班宣布解散，他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最好机会。

　　训练荒废了，生活也被破坏殆尽。

　　1968年，由于父亲是国民党军人，李燕琨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东城分局关了一年，随后被送往北苑“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学就是三年。

　　1972年7月，结束“学习”回到街道，李燕琨听说北京春季环城赛恢复的消息，心中十分激动，重新开始了中断六年的业余训练。当时的训练方法很简单：每天凌晨4点20分起床，绕北京城跑两万多米，回到家吃过早饭，开始自己蹬三轮的工作。

　　“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要环绕这园子跑二十圈，大约两万米。”史铁生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李燕琨的训练。

　　1974年开始，环城赛跑的报名表上开始出现李燕琨的名字。但“文革”那段历史仍然受人指摘。

　　1975年，有人以“文革”那段经历为理由阻止李燕琨参赛，原东城区体委主任李维田据理力争，“李燕琨算不算群众？是群众为什么不能参加比赛？”对方无言以对。那年，李燕琨跑出第四名。

　　1978年，李燕琨荣获第十五届环城赛跑冠军时，他仍然是一个失业者。

　　……更多内容请看新京报

　　□本报记者张宾 实习生和冠欣北京报道

 

一日三十年 4月21日

　　●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对新时期北京市的建设作出了指示

　　●1985年北京1949年后最大规模马拉松赛举行

　　●1986年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在成都成立

　　●1998年中国宣布不再允许任何形式的传销经营活动，至此，从1990年中美合资雅芳有限公司将传销引入开始，传销的路在中国走了9年之后走到了尽头

　　●1995年国务院原副总理康世恩逝世

 

    什么是体育？很多人知道，体育就是“更高更快更强”；也有人会说体育就是奥运所提倡的重在参与精神。但这两个口号本该一体，恐怕少有人知。

　　在我国，体育更多时候是一种职业的表现形式。而我国的所谓职业体育，是一种政府行为，现在虽有了商业味道，但好多运动项目即使没有赞助，国家也会埋单。国外那种以体育为职业或相关产业活动，更多只是一种商业行为。比较而言，我们的运动员更“职业”。

　　一味的职业化，催生不了真正的体育精神。奥运的理念是“重在参与”，而我们这里，参加运动会往往是国家培养的运动员的专利，民间业余爱好体育的人士，往往被排斥门外。

　　细究起来，这种职业化发展的角度未必不是好事。从我国参加奥运会寥寥几次，但金牌和奖牌数量明显增长，说我们是金牌大国，当不为过。可是，一个真正的体育强国不是用职业运动员的金牌堆起来的。

　　就像某些人为了展示起见，全身披金挂银，而银行里的存款寥寥无几。

　　今天，虽然街头巷尾出现了好多健身器材，但对于全民健身仍显不够。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体育方面存款确实不多。

　　更重要的是，现有的体制固然可以从尖子中选择能够取得好成绩的人，但这种机制其实很残酷。体育如此职业化的结果，好多人必须把全部精力投入锻炼，而无法掌握应该掌握的社会技能。一旦因为身体条件或者伤病等原因退出这个职业，生活将马上陷入困顿，比如艾冬梅等。另外，这种体制下，能出成绩又有几人？这种表面强盛的背后，隐藏着一种非常高的成本。

　　民间业余体育活动不够丰富，而且不能与正规比赛接轨，无形之中额外增加成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体育的精神没有在民间扎根。反观国外，超级胖子在锻炼减肥，但每天锻炼的普通人比例更高。这不完全因为经济基础较好，而是因为业余运动理念已深入人心，体育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适逢奥运会将在中国举办。相信我们依然会取得一个好成绩，甚至金牌总数拿到前几。但奥运会的宗旨是，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地组织青年参加体育运动，并以奥林匹克精神教育青年，促进相互了解，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要让奥运精神深入人心，仅靠举办运动会、建设各种体育场馆远远不够。观众需要锻炼，场上拼命者需要休息，让更多观众进入体育馆，才是体育的真谛。

　　所以，为业余体育与业余体育选手开辟参与之路，才是让体育精神发扬光大的善举。要知道，奥运会是向所有希望挑战的人发出的邀请，而不只是国家花钱打造的各种项目方面的“超人”。

　　□纪一涛

 

    3月12日，河南固始县沙河铺乡一百零七位姑娘乘坐两辆大客车，取道武汉，直下广东做工学技术。

　　沙河铺乡人多地少，劳力过剩，初高中毕业的女学生只能在家里做点家务，吃、喝、穿、戴都靠父母负担。这个乡利用过去与广东省中山市小榄区忠章毛织厂建立的关系，招收了十八至二十二岁的女工一百人，去广东做工学技术。乡里一位领导干部高兴地说，这些“女将”回来后，乡里要办纺织厂，就不愁没有技术和工人了。

　　摘编自

　　1985年4月21日第2版原题《沙河铺乡百名姑娘下广东》

 

 

　　流行时代：80年代中

　　流行指数：★★★★☆

　　1983年2月，香港青年联合会的工作人员找到张明敏，录制《我的中国心》，旋而这首歌作为主打录了一盒磁带投放市场后，几乎没有反响。

　　1984年1月，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华访问，发表了“中英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主权。

　　当时，正在做着央视“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导演想请一位香港演员参加春节联欢晚会。但到香港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歌。一天，乘车外出，司机放了《我的中国心》。导演迅速翻录磁带并带回北京，向上级打报告，希望能请《我的中国心》的原唱张明敏来京参加春节联欢晚会，报告很快获批。

　　1984年春节晚会上，张明敏唱红了《我的中国心》，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将一位香港演员请上内地舞台。之后，《我的中国心》成为除国歌外，中国人都会唱的歌曲，张明敏在内地也有了知名度。

 

　　1995年10月31日，距离中国第一次接入国际互联网，已过去一年六个月零十一天。

　　这一天，从美国回国创业的张朝阳，坐在经济舱里在飞机开始滑行的那一刹那，最后望了一眼这个让自己梦想破灭的地方，对自己说了声“生日快乐”，闭上了眼睛。

　　那时互联网才刚从实验室走向社会，“别说在中国了，在美国几乎都没有同行”，张朝阳说，和他同一批出国的学生，毕业之后都选择留在美国去华尔街或者微软、IBM、苹果这样的公司，“可我却只想回中国做互联网，但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得太清楚究竟应该怎么做，只是认为这么神奇的东西，未来肯定充满无限可能。”13年后的2008年，此时，全中国已经有2.1亿人成为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承认的“网民”；整个互联网产业每年创造的营收高达百亿美元，几乎每一年都会有一批新的亿万富翁在这个行业里诞生……(更多内容，请看新京报)

 

　一日三十年 4月20日

　　●1980年新华通讯社主办的时事新闻综合性期刊《了望》在北京创刊

　　●1981年中国作家协会决定成立茅盾文学奖金委员会，由巴金任主任委员

　　●1990年汪国真的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交稿，5月21日由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

　　●1990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发表

　　●1994年中国实现与Internet（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1999年中国第一家经营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在北京成立

 

    当中国从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期，进入市场经济的体制建设、重新逐步融入世界时，一个方向性的迷惑和破题几乎同时呈现在国人面前：我们距离世界有多远？经济概念从来都是实物性质的产量，只是在冷战结束后加速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使人们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方程是：信息内容和远距离传输的相加，应该说是源于法国人的想象，被称之为telematique。

　　最早尝试互联网的人几乎都在展望这一技术发明的无限魅力，不论是张朝阳向人们展示花花公子的网页的广告效果，还是张树新引领信息高速公路的巾帼气概。

　　1994年，被人认为是中国进入互联网的元年，也就是在这一年，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成为中国施政纲领的重要题材。

　　人们终于认识到，随着新信息传播技术的问世和普及，信息资源的开发程度将有助于不断缩小信息成本，从而推进社会关系横向发展，无数因为信息传播而获得生产自由的劳动者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组合。

　　经历改革开放伟大变革的同时，人们终于体会到网上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游戏，而是有可能成为推进未来社会演进的沙盘。而在资本的反复耕耘下，虚拟传播的经济效益至少在媒体领域里已经升起了风帆。

　　改革的年代，开放的世界，一个虚拟的网络社会，为什么会有如此的魔力？第一，它为社会主体自我认同的延伸提供支撑，从来没有如此丰富多彩的传播模式和传播文本在社会中弥散。正是借助于互联网，人的个性和魅力的释放成为真正的可能。

　　第二，互联网使社会主体的权利关系成为一种有张力和弹性的过程，这种社会权利关系的疏导使社会矛盾（分化、差异和冲突）成为协商或讨论的对象。

　　但同时，人们也对互联网的权利性质产生越来越多的质疑，比如说，互联网时代面对的受众是碎片化的，为争取受众市场，新的传播模式可能越来越着眼于传播模式的商业性和消费性。

　　又比如说，新信息传播技术提供的信息界面，是否在全面推进娱乐的同时，孕育着新的社会风险和道德毒素，类似的问题在发达国家至少讨论过近二十年而并无一致的结论。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技术的“一日千里”，麦克卢汉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乌托邦”预言愈加真切：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

　　在这个靠网络联接的“村”里，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受众更易于成为互联网传播空间的诱惑对象，因为在时空在线组合的情境下，本土化和全球化同时呈现。

　　如果我们是乐观主义者，我们看到无数的把关人在推进信息多轴心的涌现，公众在不断逼近精英并挑战精英。如果我们并不太那么乐观，我们往往会评估技术运用的社会成本，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现实结构面对支付这个成本的态度和能力，才是定义“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的真正裁判。

　　□陈卫星（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本报讯前不久，北京一家网络公司接受青岛一家著名企业集团委托，为其在Internet国际互联网上建立该集团自己的网络系统。当这家网络公司为此进行检索时意外发现：该集团具有产品商标和企业标识物作用的网络域名已被他人在国际互联网上抢先注册。

　　几乎与此同时，香港一家小公司找到北京亚都科技股份公司，前者主动表示：要将其抢先注册的“亚都”域名交付给亚都公司使用，但条件是亚都公司为此要向其支付租金每年1.5万美元，而亚都公司倘若事先在国际互联网上注册了自己的域名，所需支付的正当费用仅为人民币3000元。

　　网络域名是国际互联网上一个企业或机构的名字和网络地址。企业只有通过注册域名，才能在国际互联网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全球范围内，一旦一个域名被注册，其他机构都无权再注册相同的域名。

　　北京创联通信网络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国际互联网上进行检索，据不完全统计，被抢注的中国著名企业品牌域名已多达400多个，像长虹、海尔、全聚德、中华、红塔山、五粮液、青岛啤酒、娃哈哈、健力宝、海信等都名列其中。创联公司总经理张向宁介绍：在中央电视台做过广告的所有企业中，仅有五家企业的域名在国际互联网上未被抢注。

 

    流行时间：上世纪90年代

    流行指数：★★★★☆

 

    天将晓同学醒来早

　　打拳、做操、练长跑锻炼身体好

　　1979年春，汪国真在《中国青年报》上第一次发表诗歌，获稿费两元，欣喜若狂。

　　那年，他刚从工厂走进大学不久，是不断投稿、又不断遭遇退稿的文学青年。

　　1990年春，《年轻的潮》全国大卖，汪国真成为文学青年的榜样，诗歌为他带来每十行80元的稿酬。

　　2008年春，汪国真开一辆别克君威，穿梭诸多社交场合，俨然一位成功“转型”的书法家、作曲家。

　　弹指一挥间，他曾领一时风骚，亦曾是众矢之的，如今悄然转身，好像一切都与己无关。……(更多内容，请看新京报)

 

　一日三十年 4月19日

　　●1990年汪国真的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书稿完成

　　●1994年“千岛湖”事件主要案犯被逮捕

　　●2004年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地将中国第一颗传输型立体测绘小卫星———“试验卫星一号”和搭载的、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纳型卫星———“纳星一号”科学实验小卫星送入太空，这标志着中国小卫星研制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

 

    历史的断裂或许可以迅速弥合，只要重新恢复对常识的尊重，就可以逐步恢复历史的连续性。但是，审美趣味和形式感知力的丧失，往往需要好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才有可能恢复。这种审美趣味和感知力的核心，就是形式化的诗歌语言。

　　传统中国是一个具有高度审美能力的农业文明国度，有着与之相配套的抒情传统。这一古老抒情传统，后来被五四白话文学运动打断，理由是它缺乏现代性所追求的自我意识和抒情主体，且越来越贵族化、程式化。

　　五四白话诗歌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从彩色欧罗巴带来的芦笛声，转向黄土地上的哭泣声（艾青）；从丧失语言而导致的蛇一般的寂寞，到经过二十年寂寞才开一次的语言花朵（冯至）；从灵魂的搏斗到现代汉语语言的探险（穆旦）……诗人一直在寻找心灵敏锐感受与恰当语言形式的联姻。

　　尽管他们的探索中还存在很多矛盾，尤其是“普及”与“提高”的矛盾。但放弃“提高”就是放弃创造性，更不可能产生新的形式，从而只能堕入老腔调的泥淖，在滑腻的形式表面游移。

　　20世纪50年代，当权威人士宣判现代新诗的死刑之后，诗人艰难而滞涩的探索，突然变得流畅起来，像顺口溜、快板书一样。流畅的代价，就是牺牲现代个体复杂的心灵感受与通俗形式之间难以迅速合拍的紧张关系。在一种没有自我的、流畅的、快板式的咔哒、咔哒声中，灵魂的苍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20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就是对那种盲目流畅的“拨乱反正”，那一代诗人“长满青苔的舌头上，流淌着语言的水银”（北岛）。

　　十几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伴随着文学市场化的进程，一种像商品流水线和点钞机一样的新的“流畅”重新扑杀过来，要消灭那种不甚流畅的语言形式对阅读和思维的挑战，“流畅”而苍白的语言再一次占了上风，艰涩而丰富的探索遭到各种嘲弄。流畅在我们的大脑表层一滑而过，什么也没有留下。北岛的“寓言”得到了印证：“他活在他的寓言中/他不再是寓言的主人/这寓言已经转卖到/另一只肥胖的手中/他活在肥胖的手中/金丝雀是他的灵魂/他的喉咙在首饰店里/周围是玻璃的牢笼……”。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经济正增长但审美趣味负增长的年代，一代人欢快地扑向了“文学地摊”，从武侠、奇案、三角恋，一直发展到今天的玄幻、盗墓、鬼吹灯，其中有着密切的逻辑关联。

　　追求毫无创造性和文学性的“流畅”，正是今天文学生产和消费的一个重要症候。汪国真的顺口溜“诗歌”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属于那种具有商品狡猾属性的滑溜溜的诗歌，是“礼品诗”、“贺卡诗”、“中学毕业留言诗”，简单易记，用不着费脑子，从而也就迎合了一种将自我、人我关系简单化的思潮。这种思潮在今天又找到了另外一种替代形式，那就是手机短信中的顺口溜、笑话、段子。汪国真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短信文学”。

　　汪国真这个与真正诗歌没有什么关系的名字，成了近30年来为数不多的“诗歌事件”的主角之一，被媒体反复炒作。其实正泄露了整整一代人审美趣味逐步丧失的秘密。

　　我不愿意回忆这样一件没有任何诗意的“诗歌事故”，倒是想起了90年代初某个夏天的故事。那一年，汪国真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签名售书，遭到了夏雨诗社学生诗人的正面狙击。数天后，上海《青年报》用了一整版篇幅，刊登了那些年轻诗人的批评文章。他们认为：汪国真的“诗歌”丧失了起码的自我意识，给本来冷峻而复杂的生活，涂上了一层虚假而单一的暖色，以取消价值判断的方式误导青年，将诗歌当作爱情或者事业成功的工具，损害了诗歌形式的美学意义，他的诗歌语言不是来自对生活的思考和探索，而是一种低劣的词语七巧板，等等。

　　这些批评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校园诗人既是诗歌抵抗运动中的“失败者”，也是保留在我脑海里的最后一批诗歌理想主义的孩童。

　　□张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据新华社沈阳四月十八日电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高花公社车家大队“十姐妹养猪小组”的知识青年们，胸怀全局，艰苦创业，为发展集体养猪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被评为省、市、区知识青年先进集体。

　　车家大队原是“只听蛤蟆叫，不长好庄稼”的穷村庄，粮食产量很低。

　　一九六九年，集体养猪场办起来以后，大队把养猪的重担交给了十名下乡女知识青年，贫下中农亲切地称她们是“十姐妹养猪小组”。短短几年内，集体养猪场养的猪就由十四头发展到上千头。

　　从一九七五年起，每年养猪数量都超过两千头。一九七六年以来，每年向国家交售肥猪都在千头以上。不仅为集体增加了收入，而且提供了大批优质肥料，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

　　在发展养猪过程中，青年们也得到锻炼，迅速成长。十年来，“十姐妹养猪小组”成员不断变化，先后有四十四名女知识青年担任过饲养员，其中有十名入了党，二十六名入了团，六名被选为基层干部，十九名上了大学、中专或进了工厂。

　　———摘编自1979年4月19日《知识青年在农村大有作为车家大队“十姐妹养猪小组”做出突出贡献》

 

   流行时间：上世纪90年代初

   流行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