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拉！

2010年，打！

     日新 己丑仲冬于眷诚斋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人民一直生活在怨望之中，失业的乌云笼罩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头上。大家都在苦盼着经济复苏，以为将来寻得一点希望。然而，人们以一副愁眉锁眼的姿态，走过了艰难的2009年，终于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带着哥本哈根的尴尬，勉强在世界东方获得了一丝暖意。中国，GDP增长“保八”成功，但它的经济与社会意义无疑是世界性的。

    这次金融危机大大改变了世界格局，造就了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环球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大调整已是势所必然。我们清楚地看到，西方之“危”正在成就东方之“机”，“西方不亮东方亮”已经成为历史的大趋势。

    新世纪，世界经济开始了新一轮的“造山”运动，特别是在这场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大地震”中，不断突起的“金砖四国”板块，特别是中国轰然隆起。中国，这个新崛起的经济大国（如无意外中国今年将坐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交椅），此时无疑被提前拱到风头浪尖之上。一时间在G20上开始有了“G2”的热议，而年终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更成为了话题与争论的中心。以至近来焦灼的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所谓“中美共治”的声浪，甚嚣尘上，把世界人民都打入闷葫芦里了。于是，中国会怎么干，中国和美国将向何处去，就成了个大问题。

    中国人绝不想和美国佬搞什么“共治”，也不当什么老大，更不想称霸。中国，想建立一个新世界，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不想称霸。但世界人民信吗？美国人信吗？美国人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他们满腹狐疑地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老欧洲、新欧洲们也都不信，日本其实心底里也不信，大凡原来的强国、富国他们都不信。就是我们身边的东盟小国们他们信吗？好象他们也是犹豫的，不敢肯定的，心存疑虑。这也难怪了，翻开人类的历史，历来都是大国欺负小国。一直欺负人的大国们相信这个逻辑，一直被欺负的小国们自然也深信这个逻辑。于是，新加坡带头呼喊美国来制衡中国，以达成所谓太平洋的“新平衡”。美国也乐得如此，于是将计就计，和中日韩一道与东盟诸国坐在了一起。所以，有人说奥巴马同志上台以来，美国不再宣示遏制中国，就是放弃了“遏制中国”的战略，实在是个白痴的梦想。我们必须看到，传统经济强国与新兴国家两个板块之间的挤压、冲撞与磨擦必然是不断加剧的，自由经济的信徒们已经开始不惜掌掴自己的嘴巴，在世界范围兴起贸易保护主义阴风。而美国阿富汗新战略和太平洋新战略的出炉，则分明在中国西北的背部和东南的软腹分别插上了一刀。这才是典型的老大的霸权主义作派。

    美国要向哪里去？当然是要极力维护其世界第一的地位，甚至包括那渐行渐远的单极霸权。在单极世界里，可以奉行单边主义的无限风光，至今还是少数美国精英统治阶层不灭的帝国梦想。当然，理性的美国当今领袖选择了要攥紧拳头，对准主要的对手（中国）。但伊拉克能够顺利撤军吗？特别是向来是侵略者泥潭的阿富汗能否让美国大兵好去好回呢？特别是美国经济能否走出低迷，真正地复苏呢？对此，我不看好。美国佬也是心里没有谱的，所以他必须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那就是中国。于是，我们看到美国总统从来没有那样积极地造访这个神奇的国度，主动地与中国握手。但实质上美国是想抓住中国，意在形成一个有利于美国利益的“美中共治”新机制。这个老大帝国试图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捆绑，加之军事上的防范、文化上的渗透，进而实现政治上的绑架或者遏制。当然，它想把中国变成又一个阉割了的日本，实在是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笑话。所以，我们听到中国人清醒地对所谓的“中美共治”说不！老实讲，没有共同世界观与价值观的中国与美国，无论如何是无法形成共治的所谓“G2”的。

    回望2009年，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使得人类经济陷入了冰冷的严冬，而甲流的肆虐与气候变化更进一步提醒我们，全球治理已经成为人类必须面对的课题。这一年，世界变得动荡不安，中国外部和内部环境也都在发生微妙但具有深刻而长远意义的变化。这如同“屯”卦之象与理，“大震”之后的一个表面相对平静和稳定而内里暗流涌动的构造初期。这一年，中国没有如2008年北京奥运、四川大地震和西藏风波那样的大风大浪，在经济走出危机的同时，安稳度过了六十周年国庆及其他一系列重要而敏感的日子，貌似平稳，实则惊险万分。未来几年里，这一内外环境看似平静实则惊险的构造期可能将延续下去，一些不易为人们察觉的深层问题则会慢慢浮出水面。如中日关系与两岸关系，接下来都会进入一全更为复杂的微妙期，中日两国的国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调适必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而马英九“三不”政策长此以往也将产生和平分裂的不良趋势。

　　毫无疑问，2010年局势将更加复杂多变，更加充满挑战。中美“两级”过早成型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给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也将十分明显。它不但会带来美国对中国过早的战略敌意，而且也会使其他国家产生战略择边行动，也容易给中国带来国际责任的压力。但是，我们要说中美两极过早成型又不以中国领导人的警觉为转移，此时已不可再“潜龙勿用”。此时，中国应该怎么办？首先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调整发展思路，调整分配关系，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科学发展，把相对脆弱的经济社会力量搞扎实。其次，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建设以“和合”为主要特色的中国新文化，打造中国的软实力。再次，实施“合纵连横”的新策略，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国家，努力打破“一超多强”的国际政治旧格局下的丛林法则，维护世界正义和人类福祉。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破那个老旧的世界，再造一个和谐幸福的新世界！构建和谐世界，我们中国人责无旁贷！

    为重建人类的理想与福祉，我愿奋斗终生！

                   日新 己丑仲冬于眷诚斋

更关乎民族复兴大业之成败！

但两双“大手”握在一起，更多是在暗地里较劲！

美国的战略很明白：

经济上依赖，政治上借力，军事上防范，根本上遏制。

我们呢？

        日新 己丑仲冬于眷诚斋

    当“房”与“地”相纠结，并完全产业化而成为“房地产”后，一切怪象都是必然。但我还是觉得这个“脓疮”，最好早点把它挤破的好。呵呵，不然，我们的美好未来将会面目皆非！

          日新 己丑仲冬于眷诚斋

附：郑永年专栏文章

中国住房政策的症结在哪里？

    大量的泡沫是地方政府和发展商利益共同体的结果。更为严重的是，对房地产投机的巨额利益，也正在促使中央国有企业大举进军这个产业。

　　很多年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仅已经成了中国民众、政府和发展商的永恒话题，而且也是国际投资者和投机者的深切关注对象。最近随着迪拜世界债务事件的爆发和中国电视剧《蜗居》的播出，不同的人群对中国房地产的市场表现出不同的情绪来，或者忧虑，或者恐慌，或者愤怒。感到忧虑甚至恐慌的政府，因为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巨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隐忧；而感到愤怒的民众，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被变相地剥夺了“住房”权。

　　房地产泡沫不是新鲜事，在很多年里，泡沫一直在不停地上升。根据对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的调查，大城市的房屋空置率已经远远超过10%的国际警戒线。在不少地区，这一比例甚至已经达到50%以上。同时，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也不容置疑。房地产已经占了GDP的6%，四分之一的投资在房地产行业，50多个产业与房地产关系密切。

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

　　正因为如此，有关当局有足够的理由要担忧房地产。前面有日本的例子。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解体之后，日本经济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没有走出过阴影。海内外，早就有很多人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步日本模式后尘的问题。现在又有迪拜世界事件。房地产无疑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金箍咒，因为房地产的解体也很可能就是中国经济的解体。因此，有关当局一直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多年来，尽管有关当局也对房地产市场多有不满，但一旦当房地产遇到危机时，必出手相救。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出台的庞大应付危机的资金，也有很大一部分流向房地产。毫不夸张地说，房地产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因此也绑架了为中国经济负责的中国政府。

　　与泡沫和空置房平行存在的现实是，中国85%的家庭无力购房（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新调查）。这种情况使得中国社会对房地产业现状，以及对政府无能改变这种局面的不满在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沸点。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房地产这种荒谬的局面呢？很多人往深一步，转向了土地供应市场，指向政府的责任。的确，就土地而言，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长期以来，政府行政限制土地的供应量，政府也搞寡头式垄断。同时，政府所推行的“招拍挂”制度也阻碍着竞争性土地供应市场的形成。

　　很显然，各级政府的卖地财政提高了土地价格；为了消化高价土地，发展商就抬高房价。这似乎很合乎经济逻辑。多少年来，人们所听到的似乎也只有经济学家的声音，那就是供求关系。但供求关系已经很难解释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现状了。很简单，如果求大于供，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大量的空置房了；如果供大于求，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买不起房了。那么，在供求关系之外，还出了什么问题呢？

供求律以外的因素

    房地产市场现状的形成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依笔者看，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发展房地产市场的主导思想的严重失误。简单地说，在中国，房地产被视为仅仅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非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因为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其GDP功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凸现出来，而其社会功能（社会成员对住房的需求和人们的“空间权”）就被忽视。因为商品房兼具投资和消费价值, 人们对其价格上涨有预期。开发商利用这样的社会预期去囤积土地和新房，购房者也会迫不及待地去卖房。从而一步一步地把房价逼向新高。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就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在中国，政府不仅没有起到正面的作用，反而恶化这个局面，使得人们对房产价格的上升的预期牢不可破。地方政府无视住房的社会功能，而只强调住房的财政功能，即“土地财政”。土地转让金普遍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30%以上，许多地区60%到70%的基础设施投资依赖土地财政。除了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涨价之外, 住房的社会功能的缺位，更体现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的极度缺乏。

　　纵观世界各国，凡是房地产市场发展健全和公共住房解决得好的国家，都是把房地产作为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并不把房地产看成是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说，房地产对GDP的贡献不是这些国家政府的首要考量，首要的考量是社会发展，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经济因素当然很重要。房地产的发展也必须考虑到供求关系，否则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这种经济考量是在宏观的社会政策构架内进行的。

　　欧洲一些国家在早期也是把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来源，也同样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随着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转型，住房政策，尤其是公共住房政策越来越变成这些国家的社会政策的一部分。　　到今天，很多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房地产完全属于社会政策，对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考量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应当指出的是，那些把公共住房仅仅看成是对穷人的救济的福利国家，公共住房也是不成功的。在这些地方，公共住房最终变成了贫民窟。

新加坡的公共住房经验

　　新加坡是亚洲社会房地产市场发展得最健康的国家。新加坡学习了欧洲公共住房的经验，又结合自己的国情，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公共住房制度。如果说在西方社会，公共住房主要是为了社会弱势群体的，那么在新加坡，公共住房是为全体社会成员的，80%以上的家庭住在公共住房。公共住房投资是新加坡社会性投资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应当指出的是，新加坡的住房政策的指导思想就是“居者有其屋”的传统儒家思想。

　　反观中国，房地产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来源。或者说，房地产是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GDP主义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在GDP主义的指导下，房地产成为生产（建设）性投资，而非社会性投资，从而剥夺了房地产的公共性。房地产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因为其直接关切到社会成员的空间居住权。同时，房地产也直接关乎社会稳定和和谐。但在GDP主义构架内，房地产的唯一考量是利润，而非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

　　这样，无论哪个角色，政府、发展商还是投资者，都想从房地产那里获得巨额的利益。正因为这样，在中国房地产投资过程中，带有极大的投机性。一些投资者甚至仅仅是为了投机。当房地产被投资者或投机者所操控时，其和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实际需求就没有了任何关系。（类似的情况也表现在投机性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毫无关系上。）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也是这个过程中的投机者。　　不管地方政府投机的动机（如地方财政考量）的理由如何，在制造房地产泡沫方面，地方政府和发展商同样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实际上，大量的泡沫是地方政府和发展商利益共同体的结果。更为严重的是，对房地产投机的巨额利益，也正在促使中央国有企业大举进军这个产业。

　　GDP主义盛行，有关方面就很难推出有效的房地产发展政策。这些年来，面对社会的不满，尽管也有一些政策出台，例如“廉租房”和“廉价房”，但远不能解决问题。截至2006年，政府支出中用来解决住房问题的资金只占财政支出0.17%，这只能是杯水车薪。更重要的是，抑制房价政策结果刚好是政策初衷的反面，就是说，每出台一个控制房价从而帮助中低收入家庭的政策，就把房价推到一个新高点，从而又一次为低收入家庭雪上加霜。原因再也简单不过，无论是发展商还是地方政府都有巨大的动力来扭曲政策，从政策“寻租”。

中国房地产成为资本的“游戏物”

　　正因为房地产的唯一目标是“钱”而非社会大多数成员的需要，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呈现出过度的开放性和投机性。在剥夺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的同时，中国各地的房地产不仅向国内的“炒房团”开放，而且更向国际资本开放。很大程度上说，中国房地产已经成了国内外资本的“游戏物”。从技术上说，要遏制炒房和投机并不难，例如可限制购房的数量、规定住房居住的最低年限、收取房产税（即是在宣称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美国也是征收房产及其房产继承税的）等等。问题在于，所有这些可以非常有效的举措并不符合发展商、投机者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利益，没有人会使用这些技术来限制房地产。进而，如上面所说，房地产也绑架着中国经济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也没有动力真正去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尽管它们也面临社会的压力。毕竟，在这个体制内，对有关部门来说，经济利益大大重要于社会利益。

    很显然，就房地产而言，中国政府面临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是房地产泡沫。房价泡沫一旦破灭，总体经济就要遭殃。另一方面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在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下，大多数中国人非常认同居者有其屋这一说法，年轻人普遍并认为幸福和房子息息相关。这两方面的后果都会影响社会政治的稳定。最严峻的是，尽管这样的压力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也面临过，但中国没有其他国家解决房地产问题的动力和制度机制。在西方国家，房地产从经济政策演变成为社会政策是有强大的社会运动来推动的。在强大的既得利益的面前，中国的房地产政策似乎已经山穷水尽。一定也要有强大的社会运动来促使房地产政策的有效转型吗？人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所谓“协议”，不过是掩饰全球治理再次失败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国家资本主义时代，权与钱媾合，使得人类的贪婪无限膨胀。

    长此以往，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和我们人类自身都难以避免被“撕裂”的厄运。

        日新 己丑仲冬于眷诚斋

当前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许多经济与社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日新 己丑孟冬于眷诚斋

    全球治理，如果不能扫清霸权主义的幽灵，注定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争吵。

    须知，要拯救的不是地球而是人类！

                日新 己丑孟冬于眷诚斋

                日新 己丑孟冬于眷诚斋

       我们应该确信，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全球海啸冲击下，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讲社会主义，永远不能回避一个基本的原则：按劳分配。

       调整分配关系刻不容缓！事关能否有效启动内需，事关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事关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风云的惊涛骇浪中能否屹立不倒！

             日新 己丑孟冬于眷诚斋

          美英在狂骂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的同时，他们奉行的正是自由市场的原教旨主义！

    索罗斯先生在给中国带上“国家资本主义”高帽的同时，他正在掩盖一个罪恶的事实：美英近几十年来所有的财富神话都正是其“国家资本主义”的产物！

            日新 己丑孟冬于眷诚斋

附：乔治·索罗斯的演讲稿: 《未来之路》

    我在这个系列讲座中提出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事件的理念结构。这些事件不是由永恒有效的自然法规决定的。当然这些法规的确存在，但不足以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原因之一是情况的复杂性，另一个原因是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所起的作用。

    我已经集中讲了相关反身性(reflexivity)的问题，即当事者的思维与现实情况的双向关联，以及我所强调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观念对现实情况形成的因果关系。但这两种影响都很奇怪地被忽视了。这些影响给事物加入了不确定因素，结果是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况以外，几乎不可能预测未来。

    但我们仍然可以大略估计几种情况，并评估其可能性，也可以提出希望得到的结果。我在这两方面都做过，而且是多次尝试。的确，我可以称为是专家，作为投资者，我专注于预测(prediction)；作为公益慈善家，主要是为解决问题开处方(prescription)。我前者做得成功，足以支持后者。今天的讲座我想从预测和开处方这两个方面来谈。

    当下所处的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渡过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1991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credit and leverage problem) 的深度和广度比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credit outstanding)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0%, 到1932年增长到250%； 而2008年初是365% –  这还不包括30年代时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2008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个恶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 “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有这种观点的绝不止我一个人，但我的观点与目前的主导情绪不一样。复苏的时间越长，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复苏；但是据我的判断，这种主导情绪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是典型的远非均衡的状况，此时人的感知往往落后于现实。更复杂的是，这种落后于现实是双向的。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危机不同于以往 – 我们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未能预见到复苏反弹的程度。

    混乱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个国际舞台。前苏盟帝国垮台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大国或国家联盟可以挑战其至高无上的国力。但是这种“单极”(uni-polar) 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当布什总统为显示美国的威力，以不实之词为借口入侵伊拉克时，其效果与他的意图适得其反。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一落千丈，其结果是混乱的国际金融体系加之以不稳定的国际关系。此后终将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将不会再像以往那样的程度受美国的控制和左右。

    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那种理念框架。有效市场假定论把金融市场孤立看待，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这是一种曲解。像我已经多次提到过的，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有一个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的理念结构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受永恒有效规律主宰的市场经济学。我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历史的一个分支。

    二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倾侧与不平衡是有意设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组建的，其中富国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权并且控制其理事会。这使处于该体系边缘的国家比位于体系中心的国家处于劣势。

该体系从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国控制。在布雷顿(Bretton Woods)会议上，尽管英国凯恩斯勋爵(Lord Keynes)提出了该体系的建议，但是是由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 怀特 (Harry White) 具体操作的。从那时起，我们从几乎全面监管的体系变成了几乎完全无监管的体系；这些变化由美国主导，而且所谓的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仍在继续引导这个体系。

    尽管由华盛顿共识制定的法规条例理应对所有国家平等适用，但美国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却比别人“更平等”。实际上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两个等级层次 (two-tier) 的架构：能用自己的货币借贷的国家是该体系的中心，而借贷要由硬通货之一来决定的国家是这个体系的外围。如果某个国家遇到困难，可以得到援助，但条件很苛刻，这对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核心本身受到了威胁，那么该体系的维存则成为第一位的优先考虑。

    这种情况在1982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中第一次发生。如果债务国被允许拖欠付款，银行体系将崩溃。因此国际金融权威机构联手，采用了我当时称为的“合作出借体制(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借贷国不得不滚动延续贷款(roll over loans)，使债务国能得到足够借款支撑债务。最终结果是，债务国被推进严重衰退，拉丁美洲的发展因此被推迟十年，而银行体系得以赢利而摆脱困境。当银行建立了足够的储蓄时，这些贷款则被重新组合为所谓的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s)，其余的损失由银行销账。

    1997年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但那时银行已经学会审查贷款, 不至被迫采取合作出借的做法，而绝大部分损失不得不由债务国承担。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模式：债务国受制于严厉的市场戒律，但如果体系本身受到威胁，规则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此不同，因为它起源于核心国，而外围国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才被卷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任务 – 保护因核心国风暴而受影响的周边国。该组织没有足够的资金，但其成员国很快联合行动募集了一万亿美元。尽管如此，应对局面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IMF的设立是为了应对政府部门的问题，而这时信贷的短缺主要影响的是私营领域。但总的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承担这一新的任务上做的相当出色。

    国际金融权威机构应对这次危机的做法，总体上与过去一样：救助将要垮台的金融机构，实行货币及财政刺激措施。但这次危机要大得多，用同样的办法起初没有奏效。对雷曼兄弟公司的救助失败，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金融市场实际上停止运转，不得不加上人工生命维持器。这意味着政府被迫实际上是在担保，不能让其他可能危及这个体系的机构再垮台。正是此时危机延伸到了周边国，因为这些国家无法提供同样有信誉的保证。这次东欧国家受创最重。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用他们中央银行的资金平衡表给这个体系注入资本，为商业银行的债务进行担保，而且政府为刺激经济，赤字财政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这些措施已见成效，全球经济似乎在稳定下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已再次免于崩溃，我们在逐渐回到一切照旧的状态。这是对目前形势的严重误解，已经破碎的不可能再拼回到一起。让我来解释为什么。通常暂停执行。其整体失败将使该体系陷入危险的数家银行得到保释。

    80年代以来形成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是一个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发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运动。允许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移动，难以对其征税或监管，使金融资本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各国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国际资本的要求，而不是本国人民的愿望，因为金融资本可以更自由地移动。这样，全球化作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项目，进行得非常成功，使各个国家均难以抵御。但是由此产生的全球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不稳固，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金融市场可以安全地依赖自身的机制来调节。这正是它垮台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不可能再拼凑到一起。

    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而目前的管理法规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原则。也有一些国际协议，其中最著名的是设立了最低资本要求的巴塞尔协议(Basel Accord)，市场监管部门之间也有较好的合作。但是监管权威的来源总是归于主权国家。这意味着，重新启动一个停止了的机制与事无补，需要创造一个过去未曾存在过的监管机制。目前的情形是，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由各个国家自己来维护和支持的。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本国经济。这会助长“金融保护主义”的倾向，有可能扰乱甚至摧毁全球金融市场。英国的监管部门永远不会再依靠冰岛政府的政策；东欧国家也会对完全依赖外国银行而三思。

    我想要说明的是，监管条例的涵盖范围必须是国际性的。不这样的话，金融市场无法维持全球化，会被独断性的监管毁掉。生意会流向监管气候最温和的国家，这会将其他国家置于其无法承担的风险之下。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迫使所有国家取消监管，但要反过来做则很难 – 让所有国家接受统一监管条例将非常困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这促使他们会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这一点在欧洲可以看到。如果欧洲国家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怎么能让世界其它部分做到呢？在危机期间，欧洲未能达成在全洲范围对其金融体系进行担保的协议，因而每个国家不得不自保。目前情况下的欧元是一个不完整的货币：它有一个共同的央行，但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而对银行担保和对其注入资本是财政部的职能。这次危机提供了修补这一缺陷的机会，但是德国充当了阻力。

    德国曾是促进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但那是在其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德国统一的时候。当今的德国已非常不同，它和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担心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衰退，而且更重要的，它不想为欧洲其他国家掏腰包。没有了推动力，欧洲的一体化已逐渐陷于停滞。

    所幸欧洲有社会安全保障的福利，在情况好的时候这一保障制度被指责减缓了欧洲的经济增长，经济不好时它起了作用，使欧洲大陆的衰退没有预期的那么严重。现在随着对经济崩溃的恐惧减退，欧洲共同体正表现出政治意愿复苏的迹象。欧洲中央银行实际上是救助了爱尔兰的银行系统，而爱尔兰痛快地批准了里斯本条约。所以也许我对欧洲的看法过于悲观了。

    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所将产生不同的长远影响这一事实，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在短期中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看，有赢家有输家。虽然情况发展的具体过程变数范围仍很大，但地位相对变化的预测则肯定性较大。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将输得最多，中国则倾向于以最大的赢家姿态出现。这一转变的程度已经超过多数人的预期。其他国家的相对地位也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但从全球角度来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变化是最重要的。

    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因此获利甚多，但近来开始滥用其特权。美国从80年代起建立的现行账户赤字日益增长，这种情况本可以无止境的延续，因为亚洲小老虎们，开始以日本为首，后来是中国，愿意支持这种赤字以加强自己的美元储备。但是美国的家庭欠债过多使这一过程终止。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美国的家庭发现自己承担了过多的风险。银行体系遭受极大损失，必须赢利才能摆脱困境。商用物业和杠杆式贷款收购(leveraged buyouts) 流血的时候还在后面。这些因素会继续增加美国经济的负担，美国的消费者不再有能力做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而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取代这个位置。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很大程度上隔绝于金融危机之外。

    对西方总的来说，尤其是美国，危机是内在因素引发的，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崩溃。对中国来说，金融危机是来自外部的震动，影响了出口，但其金融、政治和经济制度并未受创伤。

    中国已找到一种极有效的方法，能释放和激发其人民渴望和获取财富的创造性，能动力和创业精神，人民被允许可以去谋求自身的利益。同时国家可以通过支持低估的货币和累积贸易差额，提取其劳力剩余价值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个大赢家。

    中国实行的不是民主制度，领导者也知道，如果要保持领导地位，必须避免社会动乱。所以要尽一切所能保持8%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为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贸易差额使中国很强有力。中国可以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刺激国内经济，而且可以通过对其贸易伙伴投资和提供信贷增加出口。事实上中国就是这样做的，用买美国政府的钞票资助对美国的出口。鉴于现在美国消费者不得不减少消费，中国可以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样在美国步履维艰地跛行时，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积极的推动力。

    当然中国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发动机小了，世界经济前行的速度也会慢一些。但在这一局限之内，中美之间的地位正在发生结构性的交替，第三方也在随着积极能动的脉搏重新调整自己的位置。中国已经成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这种位置交替不一定是永久的或不可逆转的 – 只要想一想日本公司的起落 – 但在目前，这是全球政治经济中最可预见的也是最重要的趋势。中国正在带动像巴西这样的贸易伙伴，及其他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印度以国内增长为基础，发展的也不错。

    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不能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在中国内陆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也许产生不了能自给维持经济增长的效益。在中国的体制下，新投资的回报一般很慢，因为投资的决策主要是由政治因素而不是商业因素决定的。前两次，银行信贷的宽松造成了一大批不良贷款。这次可能会不同，因为权力在从地方转向中央，地方银行的官员不再受省的领导管辖；但尽管如此也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再有，中国可能被全球的衰退所拖累。但是如果中国出了问题，全球的经济就失去了发动机。因此可以确信中国会有相对的成功，但不能确保绝对成功。

    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在某种程度上与二次大战结束时相似。那时主流体系已经崩溃，一个全新体系有待重建。在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会议上，战胜国承担起了这个任务。在凯恩斯勋爵理念的激励下，他们创立了一个能包容全世界的体系，尽管作为同盟国之首，美国将凯恩斯的方案做了有利自身的修正。目前主导的，我们称其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多边体制，还没有彻底垮台，但已受到重创；它内在弊病已经暴露，而且受到一个可行的替代方式的挑战 – 中国的崛起展现了一个与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根本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我们可称之为 “国家资本主义”，以区别于在华盛顿共识旗号下的“国际资本主义”。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终点，但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

    两种经济组织形式 – 国家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在互相竞争。两者都缺乏吸引力。华盛顿共识已经失败。目前形式的国际资本主义已被证明自身固有的不稳定性，因为缺乏足够的监管。而且它极不公正，相对穷人穷国而言这个体制偏袒富人富国。

    与此同时，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已开始初露锋芒，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殖民国家已经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并力图纠正时，中国在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打交道时，又在重复这些殖民国家的错误。为了能接近这些自然资源，中国在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打交道，而忽略了那里的老百姓。这有助于压迫性和腐败的政体维持政权。这样的结果不好，但中国不是唯一对此有责任的国家。中国一家公司想买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 (Unocal) 时遭到拒绝。更近的，力拓矿业集团 (Rio Tinto) 反悔了将一部分股份卖给一家中国公司的交易。这促使中国与国际金融机构回避的一些国家进行交易，如缅甸、苏丹、津巴布韦、刚果和安哥拉等。几内亚是最近的一个例子。这种情况正在成为相当多摩擦的来源，对中国的根本利益并无好处，对全世界也是如此。但中国视自己为受害者而不愿意参加“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ITI,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这已成为该倡议能继续成功的最大障碍。

    在现行主流的多边制力图自身重建的同时，中国会在双边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当然中国也是这个多国体制的一部分，但它在其中的地位与它目前的国力不相称；因此它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参与是比较消极的，其积极发展主要是通过双边渠道进行。例如，中国会抱怨美元的作用，而且会推动特别提款权的使用。但中国不太会允许人民币自由兑换，因为这样会摧毁现有机制，即允许国家通过低估的货币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中受益。中国会继续实行资本控制，但会与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建立以人民币为主的双边结算账户。这样会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但不是取代它。

    综上所述，世界面临着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形式中进行选择。这两种组织可以称之为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已经垮掉；后者，以中国为代表，正在兴起。自然发展途径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导致了国际金融体系逐渐瓦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而双边关系体制又容易造成国家之间的冲突。所以需要创造一个建立在更健全的原则基础上的新的多边体制，它能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最大利益，自然也是整个世界的最大利益。

    尽管在监管制度改革上的国际合作，几乎不可能用零打碎敲的方式实现，但是有可能通过整体重新安排，调整金融秩序的全盘交易来商定。20国集团作为国际合作的主要论坛，和在匹兹堡会议上采纳的同行评审程序 (peer review process) 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步骤。但是20国集团必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的范围内运作，因为修改章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可以一举完成很多任务。它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构建，使之能更好地反映国家之间的排序，并且修改现行运作方法。会议也可以决定怎样对待规模太大而不能让其失败的金融机构，以及考虑控制资本游动的新规则。金融资本在国际范围完全自由地游动，已被证明是不稳定因素的一个来源，需要约束控制。

    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已造成了危险的不平衡。美元已失去了它曾拥有的信任和信心，但尚无其他货币可取而代之。现在总的趋势是各种货币正在向黄金、其他商品和有形资产迁移。这样是有害的，因为它将这些资产锁住而不能投入有效的使用，并且会煽起对通货膨胀的恐惧。

    美国不应该排斥更广泛地使用特别提款权(SDR)。这可以使国际社会敦促中国放弃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  也是减少国际不平衡最好的办法。鉴于特别提款权是由数个国家的货币决定的，没有哪一个货币享有不公平的优惠特权。

    特别提款权中包括的货币范围也必须扩大，其中一些新加的货币（包括人民币），也许是不能完全自由兑换的。这样，美元仍可能重新将自己树立为更可取的储备货币，其前提是美元是被慎重监管的。特别提款权很大的优越性之一，是它允许国际性的创造货币。特别像现在这样的时刻这种做法尤其有用，货币将被引向最需要的地方。针对目前的情况这将是一个大的改进。这种机制允许不需要额外储备的富国，将他们现成的份额转让给需要储备的国家，这在小范围上已经开始实行了。

    如果我们想在解决全球暖化和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上也有进展的话，那么对当前主导的世界秩序的重新调整，也许必须超越金融体系的范畴。可能需要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成员国的参与。

    这一程序需要美国启动，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以平等的地位参与。他们是布雷顿机构中不积极的成员，因为主宰这些机构的国家已不能主宰。新兴国家应该参与新秩序的创造，以确保他们是这一新秩序的积极支持者。

    美国为什么应该动议改革自己曾经是主要受益者的体系？因为这一体系以目前的形式不可能维持，美国如不带头对其进行改造，损失可能会更大。美国在布什执政期间已经失去了很多势力和影响。如果没有具有远见的领导，美国的相对地位很可能继续下滑。美国仍然可以对世界起领导作用。它不再能像布什政府企图的那样将其意志强加于人，但它可以领导一种共同的努力，不仅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这将以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形式重新树立美国的领导作用。

    既然中国会以赢家的身份从目前的混乱中脱颖而出，那中国为什么应该接受一个新的多边体制呢？答案同样简单。为了继续崛起，中国必须要让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它。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向更加开放的社会方向前进，将个人自由的扩大与法治相结合。鉴于目前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中国才能继续崛起，世界各国也才乐于接受中国的崛起。

    为了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美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更为重要。一个已经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主宰的衰落的超级大国，仍拥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是一种危险的混合。

    如我已经指出的，美国的民主在陷入困境。金融危机使不喜欢面对严峻现实的美国人备受痛苦。奥巴马总统采用了“信心增值”的做法，宣称衰退已得到控制。如果发生再次衰退，美国人会更容易受各种散布恐惧心理和蛊惑人心的煽动。如果奥巴马总统失败，下一届政府会强烈地试图制造事端，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这对世界将是非常危险的。

    奥巴马总统的思路正确，但他需要看得更远。他相信国际合作，而不是像布什和切尼那样信奉强权就是真理。但是他有很多急迫的问题需要考虑，重建国际金融体制在他的日程上位置不高。他的一些经济顾们似乎仍然相信有效市场假设论是正确的，除了一百年可能有一次不灵。幸存下来的金融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竞争力，必将抵制会限制他们权力的系统性全面调整。目前缺乏的是一种普遍的认识，即体制已经崩溃，需要重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些讲座中阐明的有关金融市场的理论应该被更多的人接受，是如此重要。

    中国领导人需要比奥巴马总统更有远见卓识。他们是在掌舵，而且如果要向更开放的社会迈进，他们必须放弃一些已有的特权。现在中国人还愿意将个人的自由服从于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但可能不会永远这样。腐败是一个大问题，中国需要法治，这样公民可以批评政府，防止其滥用权力。

    为了使自己被世界所接受，中国也需要成为一个更开放的社会。世界其他国家决不会让个人的自由服从于中国的繁荣。随着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的领导，它必须学会更多地注意世界其他国家的看法和意见。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发生得太快，中国领导人还来不及调整自己。中国太习惯于认为自己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而看不到自己正在开始进入帝国主义的位置。这也正是为什么它与非洲国家和自己的少数民族打交道有这么多的麻烦和困难。希望中国的领导能够承担起历史的重任。毫不夸张地说，世界的未来要看他们怎么做。

谢谢。

    中国所谓“精英阶层”的美国化，导致话语体系与思维方式的美国化，只知大国崛起，不懂近悦远服；只知地缘政治，不懂合纵连横；只知竞争，不懂和合......

    建议这些“精英”重新读一下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看看《易经》，翻翻《道德经》。

    时代需要中国气派的学问家，发展需要中国风格的思维逻辑！

               日新 己丑孟冬于眷诚斋

   如今，千万间的住房不断在盖，但天下的小老百姓们却无法一展欢颜，而只能是“望楼兴叹”！

   中国房地产正在绑架整个中国社会！

      注：房地产行业已占GDP的6.6%和国内投资的四分之一，其直接相关的产业达到60余个...房地产通过特殊的利益链条绑架了地方政府、金融业和所有的普通百姓。如果不对住房制度进行新一轮的改革，经济社会将危矣！

                    日新 己丑孟冬于眷诚斋

    重读《毛泽东选集》已完成第一卷的任务，收获颇丰。

    祝大家感恩节愉快！

              日新 己丑孟冬于眷诚斋

回到起点

贡噶

起飞

扶摇直上九万米

飞越世界屋脊

看雪山蹁跹

大河奔腾

黄土静默

白云悠然

生命轮回

雪域

涅磐

迎风东行五千里

穿行灵魂高地

观宇宙洪荒

天地造化

赤日终坠

新月不盈

    附注：《雪域纪行》系列计二十二篇至此完结，谢谢所有关注的朋友！希望这些图文能够给予你我一片高远宁静的心空，一如雪域高原的蓝天。

                         日新  己丑孟冬补记于眷诚斋

又见布达拉

从大昭寺前

与长跪的信众

擦肩而过

沿八廊街

到小昭寺

又见窗前

盛开的

鲜花

跋涉雪域

再见格桑花

伏在玛吉阿米的木桌上

悠然地看她

与雪山在夕阳下对唱

十几天的心路

沉淀在奶茶里

化作温馨的回忆

一行行涟漪

泛过牛皮纸的记事薄

符号在笔下跃动

重温心底

寂灭的

宁静

                          日新  己丑孟冬补记于眷诚斋

蓝天

白云

绿草

青溪

雪顿节

可口的酸奶

醉人的笑容

欢快的赛马会

一阵阵马蹄

声急

一张张欢颜

绽放

哈达与白云

在蔚蓝的天空中

舞动

洁白的信念

                          日新  己丑孟冬补记于眷诚斋

 时公元2009年8月25日，再过米拉山口，一夜间大雪封山，漫山尽白。想人生天地，作一浮蝣，日月如梭，川流不息，叹年华飞逝，何其快哉！遂作此五言小诗以识。

赤日大江流，

天地一浮蝣。

秋风不曾度，

夜半山白头。

   日新  己丑孟冬补记于眷诚斋

水葬台上

五彩风马旗

在高原的风中

写意

雪域天河的

宁静

杰马央宗

哺育的马泉河呦

流向东方

从最高山峰上流下来的水

象一首古老的情歌

曲折

委婉

清清的河水

静静地诉说

雅鲁藏布

对天堂的依恋

神奇的雅鲁藏布啊

雪山是你美丽的面纱

冰川是你冷艳的指环

幽深的山谷中

刹那间

你倏然转身

奔腾向南

只为寻找

你雄鹰般曾翱翔的

高远蓝天

          日新  己丑孟冬补记于眷诚斋

静谧中

雪又飘下

一位老婆婆

喃喃地在说：

俺活了六十年

没有见过这么大

雪！

          日新  己丑孟冬于眷诚斋

 楼上俯拍的，车车们噢，盖这厚的被子，不知还冷不冷。

 再来一张

 好心的谁谁杀开了一条雪路，赞一个！

 俺的自行驹，前轮雪藏了，后轮也快了找不着了，呵呵！这造型的驹好玩死了。

 哈哈，今冬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宝马睡？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对不起，打断一下，俺不是青松，俺是龙爪槐。兄弟实在挺不住了！”

 哈哈，冬青啊，你看出来了吗？反正我看不出

 小小的人儿啊，真开心啊，今天不用上学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