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参加盛大文学“全球写作大展”在北京大学举办的路演活动——SO。SO的创意来自盛大原创（SNDA ORIGINAL)的首个字母，同时也是中文“搜”的意思，目的就是要打破地域限制，以汉语写作为唯一标准，在全球范围内搜寻最具活力、创造力的华语作家。我与作家王刚、评论家张柠和网络当红写手唐家三少对话。据说唐家三少在起点中文网的连载小说点击收入每年100万，粉丝众多。

评论家陈晓明与上海开“宝马”的网络美女作家涅槃灰对话。
 

评论家白烨与女作家金子对话。她写过“穿越”小说《梦回大清》，号称“穿越小说”的鼻祖。她的小说销售超过100万册。



作家宁肯与网络写手爱已成冰对话。

网络女写手苏缱绻演唱《贵妃醉酒》

手风琴大师杨帆现场教写手们学习演奏。

手风琴大师杨帆现场激情演奏。

 16岁的网络写手风小北。

    现任《民族文学》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的叶梅是一位从湖北恩施走出来的土家族女作家，自1973年从事文艺创作至今，已创作小说、散文、影视剧本等作品300余万字。在12月15日中央民族大学召开的叶梅文学作品学术研讨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不仅肯定了叶梅的创作成就，同时从更深层次对其作品包蕴的社会历史内涵给予了高度关注。

　　大家在研讨中认为，叶梅对故乡土地上的土家族父老乡亲有着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其创作深深地植根于土家族现实生活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作品中既有近距离地描摹土家人的现实生活、时代变迁和思想情感起伏，也有远距离、多角度地书写土家人的远古时代、土司时代、改土归流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社会历史生活，大量地切入对土家人的生存背景、生活方式、历史传承、英雄故事、民族心理与民族风俗的描写，立体地展示出土家人独特的民族精神与性格特质。

　　与会者特别谈到，作为一个充满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的作家，叶梅关注现实，敏锐把握住时代发展脉搏，将探索的目光深入历史与现实的深处，深刻表现时代变革面前人的生活变化和精神追求。女性作家的身份更使其作品充满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女性叙事特征，着重从女性的立场和视角出发，侧重从情爱、家庭、婚姻中书写人生，思考民族文化传统及女性的生存处境和命运遭际等重大命题。不少与会者还借用叶梅作品《妹娃要过河》篇名，以“妹娃如何过得河”、“妹娃过河后还会怎样”等发问，深入探讨其作品包蕴的社会历史意义。大家说，现在全世界都在经历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民族间的同质化倾向不可避免，由此文化多样性的意义比以前显得更为突出。要保持和传承各自的民族文化特点，世界由此才会色彩斑斓。在现代化进程当中，会经历很多阵痛，同时也伴随着希望。历史总是要往前走的，作家要永远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以自己作品中的精神力量引领民族穿越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作家作为民族精神文化的代言人，担负着传承民族文化的历史责任，应该通过文字记录下民族心灵世界中最美好的东西，在作品中表现自己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欢乐、痛苦甚至是困惑和犹疑。由此观照叶梅的写作，就像鲁迅当年论及蹇先艾、裴文中等乡土作家写作那样，有了现代都市经验，浸濡了城市的文明，再进一步照亮了自己的土家乡村生活记忆，这就把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趋向结合起来，以无间之大爱情怀，把真善美作为基本的文学信仰，通过自己作品中的诗意温暖和抚慰人心，引导现实的“妹娃”们满怀豪情更好地渡过时代之河。

　　听了与会者对自己作品的评析，叶梅表示她有了这样一个感觉：仿佛“叶梅”不再只是自己，而变成了一个符号、变成了一个“妹娃”，不停地在不同作品中穿梭游移。叶梅说，自己要在今后的创作中坚守民族的文化，寻找美好舒展的人性，同时还要在所从事的工作中继续为多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多民族文学繁荣做更多的事情。

　　本次研讨会由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院主办，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作家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协办。吉狄马加、杨承志、陈理、文日焕、官布扎布、张水舟、杨盛龙、梁庭望、何西来、何镇邦、崔道怡、周明、白崇人、张守仁、阎晶明、牛玉秋、李荣胜、王干、陈福民、李建军、施战军、吴义勤、孟繁华、汤晓青、关纪新、斯钦孟和、李霄明、吴道毅、徐庆全、高叶梅、石一宁、王山、兴安、赵志忠等领导和专家学者与会。（引自《文艺报》2009年12月17日，记者胡军）

    以上图片是我在研讨会上发言，由评论家陈福民拍摄。以下照片由我拍摄。

 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向叶梅献花。

叶梅将花转献给原《人民文学》副主编崔道怡、评论家何西来、原《十月》杂志副主编张守仁等文学前辈们。

《长篇小说选刊》主编高叶梅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主任龙东。

                                      该照片蒙古族女诗人、翻译家哈森摄

                                                                                        张妮 纯情2

    在张妮的作品中，我喜欢“纯情”和“丝生活”两个系列。如果再让我择其一，我则更偏爱“纯情”。

    当代女性艺术在近年的发展让人嫉妒，新人辈出，锐不可挡，直逼以男性为中心的现代艺术领地。我最近考察了几位年轻的女性艺术家，其中赵际华和乙妍让我印象尤为深刻。这两位“70后”画家都不约而同地受到“卡通”的影响，前者色彩单一，平铺直叙，且富有装饰风格，表达了现代都市职业女性的独立与孤绝。在她的世界里男性是被排斥的，至少是缺席的。乙妍的画则色彩艳丽，以浓重的玫瑰色与鲜蓝色吸引人们的目光。那娇小成熟的身体，开放无辜的目光，适时地满足了男性的视觉享受。我把她的作品称作“洛丽塔”的精灵，它以顽皮稚嫩的情色玩味着中年男人的凝视和好奇。

                                                             张妮 “ 飘”系列

    相比之下，张妮的作品更理性和辨证。她多关注女人与衣饰的关系。在她最早的“飘系列”中，画面只是一件悬挂或者漂浮的裙子，而这些衣饰的主体——女人却置身画面之外，成为男性的无法言传的想象。到了“纯情系列”，张妮终于将女人拉回到画面之内，但却只截取女性身体的最关键最敏感部位，白色的平角短裤成为隔离身体与观众的遮蔽物。女性身体与其遮蔽物的关系是一个有意味的文化现象。女性身体本来是美的，而遮蔽只是一种不得以的附加行为，但正是有了这种遮蔽使身体产生了另外一种美，一种真实与幻想容为一体的美。现代社会是个主张暴露的时代，也是缺乏羞耻心的时代，而张妮的遮蔽恰恰是反动这个时代风尚的，这便产生一种审美的张力。张妮曾说：“衣服是很特殊的物，它本身不具备意义，只有跟人发生了关系才有了意义。其实真相就在背后。”所以在张妮的作品中衣饰即是遮蔽物，也是引导观察真实的视觉点。它即拒绝凝视，也启发和诱惑凝视。

                                                                  张妮  丝生活·爱

    “纯情系列”的色彩是淡雅的也是写实，就如同日常生活的镜像本身。它像是情窦初开的女子，在日益没有秘密的世界保持一点点的神秘，在无处可藏的窥视中开辟出一个小小的个性空间。

    “丝生活系列”是张妮最新的作品。如果与“纯情系列”相比较，我以为它是画家对以往作品的释放甚至颠覆。不久前，我看过李青的一个展览“重影”，他将一幅作品通过后期的叠印产生双联作的效果，并彼此相互指涉，获得一种对照回环的意境。“重影”的意义不在于绘画本身，而在于叠印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艺术可能。而张妮的“丝生活系列”是将已经完成的画作进行有规律的刮抹，使原作模糊的同时，产生一种旋转的运动感。我们知道现代主义的核心就是艺术形象所蕴含的辨证的运动性，那种传统的静态的表现手段已经无法表达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张妮似乎就是通过这种后期的行为，使她的作品产生一种处于运动状态的焦躁感和不稳定感。正如德国当代艺术家杰哈德·里希特（Gehard Richter)的绘画，数码不是让世界越来越真实清晰么？那我就偏要将其虚化弱化，他用模糊来拒绝风格，拒绝凝视的焦点，以此让人的感觉直达事物本体。或许这也是张妮“丝生活系列”的意义所在，她关心的不是事物的具像，而是它在运动中发生的变异。如果重新与“纯情系列”做一个对照，我们就会理解张妮艺术观念发展的脉络，由静美至动感，由语言到行为。换一句话说，“丝生活系列”不光是以往的对男性凝视的拒绝，而是试图让我们的目光和内心眩晕。

                                                        乙妍    觉爱·倾瑶  布面油画

                                                                      张妮 纯情3

                                                      赵际华   连环噩梦


                                                            赵际华  城市漫游·网络正忙

                                                                         张妮  纯情4

    一个地方的文学杂志真正能够实现只发表本地作者的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这虽然有离于创办杂志的最初主旨和想法。但是杂志要想走出地方，造就所谓更大的全国影响力，就只能如此，就像足球队必须引进外地甚至外国球员，才有可能拿冠军一样。果真如此吗？未必。文学不同于足球，足球职业比赛是商业行为，带有锦标的性质，而文学是精神产品，文学杂志每年还有国家统一的经费资助，是养起来的一个文学载体。况且足球也有外援引进与本土球员培养的矛盾，而作为当地政府财政出资创办的文学杂志，却厚外薄己，以不切实际的刊物影响力为目标，仔细琢磨确实有点让人想不通。曾几何时，我们几乎所有的地方文学刊物，大多以约稿和刊发国内当红作家的作品为己任，一时间全国上下所有刊物的前几篇作品几乎是一副面孔，被名家占据，而本地作者只好点缀其后，成为陪衬人，或者为公开发表一篇稿子而苦恼，或者不得不在写作之外多花一些人际交往工夫。

    随着网络的普及，很多作者开始借助博客和文学网站发表作品，而出版门槛的降低，也使很多人只要掏钱就可以出书。文学杂志的传统地位开始削弱，阅读人数也无法与以往相比，但它依然是很多作者最主要也是最值得信赖的文学阵地，不少作者尤其是文学青年以在自己心仪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一篇作品而感到幸福和荣耀。

    我在文学杂志任职多年，深感业余作者发稿之艰难。我认识几个作者，他们曾向我抱怨，几年前在某某杂志通过了一篇小说，可至今仍然没有刊发，而多数作者向杂志投稿，更是石沉大海。所以文学杂志如何面对那些无名的尤其是本地的业余写作人群，应该是一个非常迫切的现实问题。也许今天他们还是无名小卒，投稿无门，但明天他们也许就是中国文学的栋梁。

    所幸北京作为首都率先迈出了一步。最近由北京作家协会编辑出版的《北京作家》杂志与我们见面了。虽然是试刊号，编辑和编务人员大都是兼职，甚至有的是义务为这本杂志做约稿、审稿和校对的工作。他们长期从事报刊编辑工作，具有丰富的经验。而编委会则是由北京作家协会的主席团成员、驻会作家张洁、刘恒、毕淑敏、史铁生、曹文轩、李青、徐坤、曾哲、王升山等和理论批评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白烨、孟繁华、陈晓明、解玺璋等组成。之于创办这份杂志的宗旨，正如北京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李青在“卷首语”中所言，就是“为了多一个交流的园地，见面的会所，让大家辛苦劳作的成果在同行同道中间亮一亮相，尤其是那些暂时还籍籍无名的‘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推一推也许就出来了就火了有响动有声誉了。”

    我看了一下在这期杂志中露面的作者，清一色都是北京籍作家，囊括了从40后、50后、60后、70后到80后出生的作家，甚至还有90后的小作者。让我们在一本杂志中能够相当全面地领略北京老中青几代作家的最新创作成果。栏目头题是著名作家陈建功、徐坤、曾哲关于汶川地震的纪念文字，饱含感情和思索，表达了文学工作者对灾区人民的拳拳之心。“名家新作”发表的是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养蚕》。刘庆邦被文坛誉为“短篇王”，这篇作品依然显示了作家结构短篇的功力和精心，娓娓道来一段老人与小孩养蚕的故事。凸凹、谭宗远、魏淑文、高若虹等都是在国内有知名度的作家和诗人，他们都为这期杂志奉上了自己满意的小说、散文和诗歌作品。凸凹的中篇小说《欢悦》描写了父子两代人几十年的生活，表现了小人物乐观豁达的人生境界。

    值得关注的是两位“80后”的文学新人——林遥和李艳婷。林遥是土生土长的北京郊区人，他的中篇小说《箔金少爷》将笔触深入到了都市的特殊角落，塑造了一位在夜总会做服务生的青年人的形象，并通过他的视角观察当今社会的某些阴暗部分。小说重点记述了他的成长以及在那种环境中如何保持自我，寻找和确定自己人生价值的思考。李艳婷原是外省来京就读的大学生，几年前，她响应国家号召，加入到“大学生村官”的行列落户北京农村。她的短篇小说《云落半山腰》将一个复仇故事讲述的张弛有度，意味深长，表达了人性的神秘和不可预料性。在这一点上，她似乎深得刘庆邦小说结构的神韵，使我看到北京年轻一代作家可喜可贺的创作前景。更让我欣慰的是这两位80后作家与时下流行的80后有明显的区别。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80后是“外星人”，说他们写了很多“我们没有见过的人”，这话虽有夸张的成分，但是我确实发现很多80后作家，在商业化的诱惑与浸泡下，写作似乎越来越远离文学本身，并刻意地与前辈作家或者与大众的日常生活划清着界线。而林遥和李艳婷这两位80后，我观他们的小说，能感受到他们对前辈作家的传承和发扬，感觉他们是在现实中国这片热土上滋养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对社会和他人更富有责任感，对自我也具有内省和批判的精神，这或许就是他们将来写出更好作品的前提。所以，文学杂志应该把更多的位置留给年轻人，地方文学刊物也应该把更多的机会还给本土的作家们。这是我看《北京作家》的一点感触。

    当然，《北京作家》杂志还仅仅是一个尝试，它还面临着让更多读者阅读的难题，但它已经成为北京的文学人以集体之力擎起的一面旗帜。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如“卷首语”所说，它“终致成就一份理想中的以鲜明风格吸引读者的文学刊物。”

    据新浪网、中国作家网、《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报》消息：普今、李朵的长篇小说《深度问责》于2009年8月由文化艺术出版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近日在京的评论家、编辑和读者就这部小说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深度问责》是一部紧扣时代脉搏，探讨和分析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官员如何面对新问题、新情况的现实主义作品，它以一个跌宕凄美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横亘美国与中国、都市与乡村、官场与商场、教育与政治、传统与现实。它是一部振兴民族精神、坚定民族信仰的长篇小说，它歌颂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主题。是一部冲出云南走向全国的力作。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员白烨认为《深度问责》在同类题材中有所突破，是一部近期难得的富有批评精神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认为近些年宏大叙事正在被一些作家解构和终结之时，两位年轻作家却用自己的写作提出重建宏大叙事的愿望，难能可贵。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雷达认为小说有现实主义的力度，更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激情。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描从教育改革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小说对素质教育、职业教育和偏才教育的探索。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民族文学》主编叶梅则热情鼓励两位少数民族文学新人，再接再厉，写出更好的作品。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胡平从艺术的角度，详细分析了小说的特点和不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兴安认为两位同属70后晚期出生的作家，从代际上看更接近80后，但是他们的写作却非常富有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字里行间透着一股赤子之情，令人感动。

    《深度问责》的作者是普今、李朵夫妇，彝族，属于70后出生的作家，他们长期生活在云南的县城，为完成此部作品，他们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倾注了5年的心血！

    普今是一名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系的国家公务员，1998年8月参加工作，有丰富的机关工作经验。他发言的主题是介绍自己的的家乡——多彩的云南，富饶的玉溪，火一样的峨山。他特别介绍了玉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作曲者聂耳的故乡，峨山县是中国第一个彝族自治县，是彝祖阿普笃慕的故乡，全天下彝族人可以来峨山祭拜祖先。李朵是毕业于云南玉溪师院中文系的一名公司职员，她于2001年在一所中学参加工作，为了争取文学创作时间和体验生活她于2005年放弃教师工作调职到广电网络公司。

    参加研讨会评论家、编辑和记者还有朱晖、仲江、舒晋瑜、张稚丹、刘向阳、王坤宁、袁继彦、王雯淼、遆宇昕、包群等。研讨会由文化艺术出版社总编辑查建科主持。

    出席研讨会的媒体有《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新闻出版报》、《文艺报》、中国作家网、《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北京晚报》、新浪读书频道等。

   新浪网：http://book.sina.com.cn/news/c/2009-12-02/2317263491.shtml

   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news/2009/2009-12-01/79883.html

   文艺报：http://www.chinawriter.com.cn/bk/2009-12-04/40060.html

  雷达

白烨和白描

叶梅和《光明日报》文艺评论部主任朱晖。

胡平

孟繁华和兴安

文化艺术出版社总编辑查建科主持会议

《深度问责》的作者：普今、李朵在会上发言。

附：《深度问责》读者和网友评论

——看长篇很累，看苦楚故事更累，在充满欲望和虚伪的今天，大家都忙着像放光盘一样的过浮躁日子，本文作者倒在这里咀嚼生活，让人很是感动！让别人过他们的光盘吧，感谢世界上还有如此悲悯的情愫滋润我们草民的心！（新浪网友）

——呼吁将此作品寄于教育部门，让各级教育领导，各个教育工作者，每个受教育的人都能看到！让这部作品成为中国新式教育的里程碑!（小说阅读网  自由的雨）

——是默然泪下，是掷地有声，是撼人心魄，是斗志昂扬！写的太好了，看得我都哭了。希望这样的文字能多些，再多些，同时也希望我们的祖国能够更强大！我爱我的祖国！（李莫尘）

——这是一部能够影响几代中国人的好作品！它情节曲折宕迭，感情激人泪下，文笔干净洗练！真的感人致深，引人思考！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读它一遍，那是中国人的福气！中国会因为它而升华！（小说阅读网   sfwywfy）

——感觉很沉重，也很有同感，中国现在最需要这样一部作品！韩寒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关心和忧虑，而《深度问责》对此作了精神的物化！更可贵的是从教育触到的政治，探讨和分析了政治体制决定教育和所有社会生活这一问题！想想我们的人生又何偿不是如此，期待作品早早问世！（小说阅读网   云昆）

——就我而言，如果不是数学和英语的限制，我也许会是另一种人生境遇！尽管我现在还在不断努力，但很多困难已经让我举步维艰，经过这几年的沉淀，也许我成熟了许多，但也丧失了许多梦想，变得现实了！石天的形象让我感概，我仿佛看到了自己从前的影子！（玉溪  秦付刚）

——我出生的年代让我想继承传统，但又想摒弃传统，现在的我真的感到很迷惘！唯有救赎世人，让之醒，反之就只有逃亡！幸好有些人已清楚地醒来！（孙宁）

——每天都惦记着看这部小说，每天都在惦记着小说的结局，但是每天却又很怕看到故事的结局。中国是一个封建统治千年的国家，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也许是我们自身所无法解决的，很多文人志士举起了这面改革的大旗，可结果又怎么样？仅仅是执政人的不断更迭。（小说阅读网   jinjuan80）

——文章言辞犀利，情节曲折，笔端触摸到社会各个角落，引起人的共鸣。文中的梦想也许是众多学子的梦想，不知何时才能真正实现，不知何时才能让学生摆脱应试教育的桎梏。如果你真的能把这把改革的旗帜举起，我想一定会是：振臂一呼，应者云云。（小说阅读网    jinjuan80）

——希望主人公罗纪和洪峰的梦能实现，现实中已有太多的无柰，不要让我们在失望！（小说阅读网  Shen123）

——希望有天可以改成劇本，拍成電視劇，讓更多的人看到，中國極其需！很难看得到这么好的文章！（小说阅读网  Shen123）

    此次研讨会得到了中共峨山县委、县人民政府、广电网络玉溪分公司、云南千溪影视文化公司、国曲玉林泉酒业、峨山万茂公司鼎力支持。与会人员共同品尝了比肩国酒“茅台”和国窖“泸州”的国曲“玉林泉”酒

    “这是最后的斗争”是《国际歌》里一句著名的歌词，它曾经鼓舞着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去追求“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天桥剧场。国家话剧院演出的话剧《这是最后的斗争》，被称为“中国反贪第一剧”。据说这部戏有望本年度入选百老汇演出剧目，不知是真是假。主演本是雷恪生，可惜今天是第二主演李建义。不过他演的还算出色。

    这是一个大家庭的故事，一个高干家庭内部发生的争论、冲突和分裂。三个儿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大儿子是正直的军人，二儿子是一个消极的洋买办，小儿子变成了一个贪污犯。而家庭权力的中心——父亲却已老迈多病，既糊涂又清醒，糊涂是他经常沉迷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回忆与幻觉中，不了解世道已经发生的变化；清醒是他依然怀揣着革命理想和激情，嫉恶如仇，在精神上保持着廉洁和艰苦朴素的本色。

 

    外孙的出现激化了家庭的矛盾。他是被老区农民哺育的大女儿领来的孩子，在剧中被塑造成了一个有心计的没有廉耻的卑鄙小人。他是小儿子公司的低级职员，暗中调查他贪污的内情，并企图敲诈自己的舅舅。

    同样，全家人也将小儿子的堕落归罪于他的出身卑贱的妻子（剧中说她母亲是交际花），似乎这个家庭的腐败因子全都是外来人所致。不知道编剧孟冰是怎么想的，这显然不公平，也消弱了该剧的深度和力量，往大了说这是凭空制造新的阶级对立和对底层弱势人群的歧视。剧中唯一让这个大家庭接受的外姓人是那个只知道干活，并像木偶一样唯唯诺诺的保姆。


小儿子要畏罪潜逃，父亲说服他回来。这个时候的父子情和亲情似乎超越了一切。

这个场景很像张晓刚的“血缘”系列油画《大家庭》。 经过一场斗争之后，这个大家庭的血缘似乎终于纯正了。

在深圳创意园的雅库酒吧参加了一次当代艺术家酒会。注意看两个舞者的鞋子。女的高跟鞋的粉红很别致好看，而那位仁兄的红色拖鞋，还有两截的裤子以及腰间的包包——哈。

现场。背景映出的交织纠葛的锁链，很有意味。

“革命女性的幸福高于一切”

签到墙是艺术家归荣彪的艺术家作品

艺术家张妮、雕塑家张齐努、深圳温州商会的范敏

组织者和酒吧老板郑景辉是香港人

 

张妮油画作品《纯情系列之一》，我非常喜欢的一幅作品

张齐奴的属相系列雕塑作品

■片名：《2012》 ■导演：罗兰·艾默里奇 ■主演：约翰·库萨克、阿曼达·皮特、切瓦特·埃加福特 ■发行: 哥伦比亚影片公司 ■上映时间：2009年11月 ■读家：兴安  ■推荐指数★★★★★☆ ■一句话点评：电影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将科学命定的人类劫数与玛雅宗教确定的世界末日联系到一起，使我们不得不在相信科学的真实同时，对宗教的预言性和神秘性产生尊重和敬畏之情。

    灾难大片《后天》之后，罗兰·艾默里奇（Roland Emmerich）又推出了灾难巨制《2012》。这部超过两个半小时的影片可以说继承和汇集了以往所有灾难片的看点和技术，场面之宏大，制作之精良，效果之逼真、煽情之彻底，完完全全盖过了灾难片的经典《泰坦尼克号》和《独立日》，更超越了《活火熔城》、《天地大冲撞》和《后天》，达到了我们所看过的灾难片的极至。我不知道下一部有关地球的灾难片还怎么拍，因为它已然囊括了我们这个世界上所能发生的所有的灾难：地震、火山爆发、沉船、海啸、洪水等等。也许下一部灾难片可能只有等到地球真的毁灭那一天的景象才可以与《2012》相匹敌。

    我们知道人类和地球的存在完全依靠太阳的恩赐，或者说地球不过是太阳的俘获物，是“人质”，而太阳也不过是一团燃烧中的火球，它随时发生着我们意想不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一旦发生异常，就会给地球表面和内部带来灾难性的结果。从科学的角度看，这个结果是必然的，它的发生只是时间问题。电影就是根据这一结果将未来某一时刻人类的劫难提前到3年之后，为我们进行一次预演。电影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将科学命定的人类劫数与玛雅宗教确定的世界末日联系到一起，使我们不得不在相信科学的真实同时，对宗教的预言性和神秘性产生尊重和敬畏之情。

    说实在的，电影还是为人类留了一定的面子和再生的余地，就是它没有从根本上毁灭地球，只是再现了史前神话中洪水淹没大地的一幕，让人类中的极少部分人借助现代化的“方舟”得以劫后余生。看着电影我在想，假设这场灾难是地球从中间裂成两半，或者干脆被太阳吞噬熔化，人类将从此在宇宙中彻底灭绝那会怎样？人类几千年累积的文明就此烟消云散，甚至人类这个概念也化为乌有，那将是怎样的悲剧和结局？难怪电影结束后，观众在一片崩溃、恐怖的叫嚷和抱怨声中悻悻离去。

    知道结局总比被蒙在鼓里盲目乐观，或者被眼前的微不足道的利益所遮蔽和羁绊要强的多。电影的感人和撼人之处恰恰在于此，它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在宇宙中人类的渺小和无助，以及面对必然降临的灾难之时我们的对策和应该保持的最后的尊严、情感、信念和良心。

    当各国政要和经过精心挑选的人类准备乘坐“方舟”逃生的时候，黑人总统却毅然决定留下，与他即将毁灭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他在劝一个想与他并肩迎接灾难和死亡的年轻科学家撤离时，深情地说：“你必须活着，一个活下来的科学才子肯定强过五个以上的老政客。”他还说：“作为一国总统，我必须留下来通知我的国民，让他们有时间和亲友相互告别，母亲可以最后一次抚摸自己的孩子，父亲能有时间向女儿说声对不起……”

    当主人公杰克逊得知灾难就要来临之时，首先想到的也是自己未成年的儿女。他明知自己是小人物，几乎无法乘上10亿欧元一张船票的“方舟”，但是他必须竭尽全力，将孩子和已经离异的妻子——孩子的母亲送到“方舟”基地。此时，对生的渴望和舔犊之情的本能让他获得了超人的智慧和能量。而他最后的成功，一方面告诫我们在灾难面前人与人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又启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生存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将人类最后的希望——“方舟”基地，设在了中国的喜玛拉雅高原，这当然与喜玛拉雅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地理位置有关，况且，它又是世界最神秘宗教的发源地。作为自视西方才是世界文明中心的美国导演，在自身文明体系衰败和毁灭之际，将东方作为避难所和救赎之地，以获得时间与世界的轮回和转世，或许是一种象征性的无奈之举。至于国内有人乐观地大呼，好莱坞终于开始讨好中国的电影市场了，则是另外一回事。

    电影的结尾，字幕：0001年1月27日，灾难之后，世界又重新开始纪元，人类社会开始重新洗牌，人在劫难之后重新认识自我，认识脚下本不属于我们的地球。看到这里，我忽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假如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有幸没赶上这么一场浩劫，那么就在我们走出电影院之刻起，让我们的心灵获得一次洗礼。让我们好好活着，爱应该爱的人，做好应该做的事情。因为说来归去人活着本身就是最大的幸运和福祉。

                                                          （已发《北京青年报》2009年11月17日）

  《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编审会第一次会议在永安宾馆召开。在京的顾问和编委雷达、白烨、胡平、贺绍竣、阎晶明、白描、施战军、兴安、舒楠，以及著名作家周大新等出席。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关仁山专程从河北赶来参加会议。该书将由农村读物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农村读物出版社总编辑孙林致辞。

农村读物出版社总编辑孙林向编委、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作家周大新颁发聘书。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评论家白描在接受聘书。

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作家关仁山在接受聘书。

该书顾问、评论家雷达，主编、评论家白烨，总策划、农村读物出版社总编辑孙林。

编委、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贺绍竣，《文艺报》总编辑阎晶明，白描，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施战军。

顾问和编委与出版社合影。

《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全书三卷，预计300万。以时间为主轴，以作家作品为脉络。大体划分为1979—1988年，1989—1998年，1999—2008年三个阶段，每一阶段为一卷，每卷字数大约在100万字。全文收录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仅收录篇名和内容梗概。以作品发表或出版的日期为编排顺序。全书的前言将对30年乡土小说创作的发展与演变做全面的概述和总结，阐述编写原则，对收录的作品进行适当的评价。全书附录作家作品名录，简要介绍作家生平。附录历年“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和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

《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观》（1978—2009）顾问和编委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蒙、陈忠实、陈建功、张  炜、高洪波、贾平凹、韩少功、雷  达 

总策划  

孙  林、王本利  

主 编

白  烨

执行副主编

兴  安、舒  楠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  梅、白  描、关仁山、毕飞宇、刘庆邦、刘醒龙、李敬泽、李佩甫、阿  来、何  申、迟子建

宗仁发、陈晓明、孟繁华、周大新、胡  平、贺绍俊、施战军、阎连科、阎晶明、谢有顺 

请大家推荐自己心目中的最好的乡土小说作品

北京东便门。老城墙。一棵不成材的年轻小树，扭动身姿，成了一道风景。如果没有这漫天的白雪，我还会注意它么？

挂满银色雪粒的树丛，有一种冷色的脆弱的美。让人着迷。

  从楼下看到的三环路。雪确实是好东西，它让事物的线条清晰了，仿佛城市在此刻有了点逻辑。

城市中的行者。雪中的一点红。

依然是老城墙。如果PS掉远处的灯架，简直就是1949年的城墙了，1848年的城墙大概也不过如此吧。

繁华的北京需要这么一截残墙，它是记忆，更是一段距离。

这个红衣女孩，蹲在雪中，摆好姿势。可我始终没有看到给她拍照的人。

    这是一部现实的复杂的小说，众多的声色男女，熟悉且陌生的领域，陆地和海底，天堂与地狱，让你拼命地应对、想象、思考、绞尽脑汁，心力焦瘁，绝望地想放弃和逃离。这也是一部天真的充满幻想的小说，这里有世界上最善良最美丽的百合、天仙子、月亮花，还有曼佗罗，为了爱，王子舍弃了王位，女人钟情于迷药，孤独与痴恋，身与灵合二为一。这是一个精神的女儿国，纯粹的让人忘记自我和性别，奋不顾身地坠入其中，甘愿不能自拔。

    徐小斌是我非常敬重的女作家之一，她的每一部作品都非同凡响。我一直以为，理性上她是一个悲壮的女性主义者，情感上她又是一位女性心灵抚慰的文学巫师。如果说她之前的小说——《双鱼星座》《迷幻花园》《别人》，正如她自己所说是她“痛苦”、“逃离”和“对抗”的阶梯，那么《炼狱之花》则是她一次人生的“超越”，（见徐小斌《炼狱之花》自序）是一次写作的飞翔。前者孤苦阴冷、自怨自“爱”，是对女性身份和命运的自我纠缠和对男权世界的无望的个人化反击，那么，后者却是一次女性的自觉、自省和充满勇气的蜕变，是对享受女性身份和孤独的无怨无悔，是肉体消殒后的精神再生。

    传统的女权主义已经成为文学的一头怪兽，从它在中国诞生的那天起就受到男性文学者的嘲笑或虚伪的奉承，于今女性作家们已经开始远离或者自我反省。女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是妄自的怯弱和对自我的限定。文学不应成为现实的性别角斗场，而应当是各自为战的神授的想象界。

   《炼狱之花》终于使徐小斌在精神上甩开了男权的镣铐，开始用文字和生命自由而疯狂地舞蹈，而舞伴是她自己和她拥有的孤独以及那些美丽的同伴。以往的敌人，性别的他者，已经变成微不足道的虚幻的看客。

 （《炼狱之花》徐小斌著《中国作家》2009年第10期，该书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同时出版）

         爱是谋杀：读徐小斌的《别人》: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0d4530100046q.html

                                  当年的研讨会上（右起：王立平、王文澜、鲍昆）

    “文革”结束后，中国文艺界所说的“新时期”开始，从其内部来回望和考察应该是由三个事件为重要依托的，这便是“四月影会”、“星星画展”和“青春诗会”。其中影响更大的当然是“星星画展”和“青春诗会”。“星星画展”起始于1979年9月，因其展出地点选在中国美术馆外的铁围栏上，而遭到公安部门的取缔。后经过与政府协商，于当年年底转移至北海公园继续举行。参加者有马德升、黄锐、艾未未和当时还没开始写小说的阿城等。“青春诗会”开始于1980年，参加者有梁小斌、叶延滨、舒婷、江河、徐敬亚、顾城、王小妮等。由于发起者《诗刊》的官方身份，并且在选择参会者时排除了北岛、芒克等重要诗人，引起了非议。与前两者相比，“四月影会”开始最早，大约是1978年底，且对后来的“星星画展”有启后的作用；另外，“四月影会”与“星星画展”一样，人员多来自于民间，属于自发性的纯民间的艺术团体。参加者有王志平、李晓斌、王苗、池小宁，以及为照片配诗的诗人叶文福等。1979年清明前后，一个题为“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第一回”的展览在中山公园举行，参展摄影家50多位，大约200多幅作品。展览还收取门票，每张三分钱。即便如此，每天观众近3000人。在20多天的展览时间里，参观总人数超过七万。这种影响力应该说在中国摄影史上是空前，而且很可能是绝后的。支持这次展览的声音多来自民间和大众，而批评的声音多出自媒体，虽有些驴唇不对马嘴，但总比主流摄影界对这批摄影新生力量的沉默和无视，让人们理解。

    我这里引述一段当年新华社内参对这次展览中的几幅照片的批评文字。有一张照片《约会》，是两只小船停在湖面，船头碰在一起。文章说这是“资本主义的船和社会主义的船碰在一起”。一张记录海口自由市场卖鱼的老妇的照片《斤斤计较》，被指责是“拍摄社会阴暗面”。更有意思的是一张题为《三角几何》照片，因为有三条船上分别躺着两男一女，便被上纲为“寓意三角恋爱”。那篇文章的作者因为在作品中看不到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的英雄形象，而激动地反诘道：“难道摄影艺术的美只存在于儿童、老人和正在谈情说爱的青年男女之中吗？”——我们不知道这个作者是谁，假如今天他还在世，他看到自己这些幼稚浅薄的言论一定会也哑然失笑。

    关于“四月影会”的价值与意义，今年3月召开的30周年纪念研讨会上，众多当年的参与者和理论家已经做了相当有价值的阐释。有人说它是当年“四五”（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精神的发展。有人说是为了艺术的自由和对“文革”时期僵化艺术形式的反动。艺术家舒阳的评价似乎超越了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发起者的思想局限，他认为：“四月影会”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不合作。这是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体现。是公众对作为知识分子的摄影工作者的一种道德期待。

    我却发现在当年的展览前言中，王志平的一段话似乎更真实地透露了“四月影会”的初衷：“新闻图片不能代替摄影艺术。内容不等于形式……摄影艺术的美，存在于自然的韵律之中，存在于社会的真实之中，存在于人的情趣之中。而往往并不一定存在于‘重大题材’或‘长官意识’里。”如果今天我们历史地看这些言论，我以为已经相当前卫了，它表达了被长期禁锢而突然“解放”（说“解冻”更合适）的人们，面对新的历史机遇和可能性，所迸发的一种朴素的艺术追求和理想。

                                 展会现场，中国摄影界很久没有这么热闹的展览了

    2009年10月24日，在北京映艺术中心举办的“同年——纪念四月影会成立30周年邀请展”应该是对“四月影会”时期的作品以及成员之后的摄影实践所做的全面回顾。展览由王志平、金伯宏、翁乃强、吕小中、李英杰、许涿、罗晓韵、王文澜、贺延光、鲍昆等发起，邀请了29位当年“四月影会”的骨干摄影家。展出作品100多幅。除了作品之外，展览现场还有很多当年“四月影会”的门票、账目、信件等珍贵文物以及影像资料。

    参展的摄影家有两人已经故去，有的已经离开了摄影的行当。可那些作品还熠熠闪光。见证着艺术比人更长久的老话。感觉遗憾的是，不少当年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在这次展览中露面，还有的摄影家展出的是2000年之后的新作。开幕当天，我曾向展会的策划者鲍昆先生和那日松先生建议，假如将摄影家的旧作与新作同时亮相，互相对比，或许更能体现中国当代摄影30年的变迁，还有内中包含的社会、历史、文化和审美的发展脉络，以及艺术家不断探索的精神。

    客观地说，看着那些几十年前的老照片，我没有感到特别的震撼。因为这些图片很多都已经成为经典，几十年来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甚至是公众的视觉范围之内。我们对它们太熟悉了，熟悉得已经失去了当年的激动和惊奇。比如李晓斌的《上访者》（1977年），那个胸前挂着3个纪念章，戴着破棉帽，穿着开花的棉衣的上访老人，还有金伯宏的《不爱红妆爱武装》（1983年）、任曙林《彼此》（1979年）和《卖瓜的小伙子》（1979年）、吕小中的《河神的套鞋》（1978年）等等。他们的艺术风格和技巧已经被继承或着融合在后来的摄影家的创作之中，成为集体的摄影人的遗产和特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现代摄影技术与观念的变化和发展，这些照片也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前卫性，变成为我们生活和社会的一部分，成为一种历史的记忆和资料。为此他们无需失落或者产生悲剧感，因为这或许就是先驱的命运和意义。先驱永远是具有牺牲品格的，它为后人开辟道路的同时其实就是在贡献自己，同时也是在塑造着自己，完善着自己。革命是这样，文学和艺术也是这样。尤其是在一个百废待兴，一切必须从头开始的荒芜的年代。况且他们中的不少人在艺术的生命上一直坚持地走到今天，成为了中国摄影界的中流砥柱和权威。

                                        李晓斌作品：1977年11月，北京，上访者

    吕澎在《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一书中总结“星星画展”时这样说：“当星星在黑暗的天空中簇拥在一起时，它们能发出一个星系的光亮。然而当它们各自离散，各奔一方时，它们的光就不再闪亮。然而，在穿破大气层的那一刹那，它们发出了耀眼的火花。哪怕这火花之后便是沉寂，人们也自然会记取火花闪亮的一瞬。”我觉得这些话，也可以转换和概括“四月影会”。虽然它已经走进历史。但是在我的心中，“四月影会”的所谓“象征资本”或者说是精神价值永存，并且已经成为中国摄影史，乃至是整个当代中国艺术史的宝贵财富。这种无形的但却有光芒的资本和价值可能远比具体的作品更久远更有生命力，也更让我们景仰。

                          翁乃强作品：毛主席在叶剑英等陪同下接见红卫兵（1966）

                                 当年导演张艺谋给“四月影会”发起人王志平的信

                                    为此次展览出版的纪念画册《同年》

                                                                 司马迁

    看《文人那点子事儿》也许你会联想到《明朝那些事儿》，但书名的近似不过是一种策略。《明朝那些事儿》写的是一个朝代的历史，，而且加入了小说的笔法，既然有小说笔法，那肯定会有虚构、演义，甚至戏说的成分。而《文人那点子事儿》更像是黄仁宇（美籍华裔历史学家，著有《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的笔法，黄仁宇是将历史分成小切片，通过考察和分析历史细节，挖掘中国历史更深层的含义和价值。而《文人那点子事儿》的作者王洪江是将自己感兴趣的中国古代的文化人物，从历史中择出来，并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研究中国文人整体的际遇和变迁。

    作者虽是写小说出身，可他没有虚构，大多有史实的根据。所以对他来说这部作品是一种新的文体尝试，而作为一个文学写作人来说，这本书又像是一种义务和责任。历史学家多半关注历史中的政治人物——帝王将相，而对有关文人和所谓知识分子境遇的笔墨甚少，对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思想、情操，以及在文化上的延传等等记录的相对简练、概括，所以王洪江的这部非小说化的文人传记作品，它显示的意义非常独特。

    《文人那点子事儿》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从驳杂的混沌的历史事件中思考和梳理出一些被后人忽略甚至遮蔽的细节。它注重人物与社会、人物与人物的矛盾的或者说是因果的关系，并且在世界文人史的背景下进行比较、分析、推演，尽而得出自己独特的观点和结论。

    书中我感兴趣的是司马光这个人物。我们知道，在宋朝历史上，他是个坚决的保守派，但是他编纂的《资治通鉴》却为后人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执政经验。他编纂该书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和警醒皇帝不要成为亡国之君，但是，在成书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历代的皇帝亡国的照样亡国，昏庸的依然昏庸。书中将司马光与法国19世纪的伏尔泰做了比较，他编纂的《百科全书》成为欧洲思想解放的启蒙教材，推动了欧洲乃至世界的民主化进程。两种类似的书，却有不同的作用和命运。作者认为司马光的著作选错了读者对象，虽然判断有些简单，但却一语道破了两种书和两个作者的不同境界，一个是为皇权服务，一个是为了唤醒民众，而两种体制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也造就司马光悲剧的命运。

                                                               司马光

    书中说陶渊明是中国第一位有独立人格的文人。我却不以为然，我觉得司马迁才算的上是中国第一位有独立人格的文人。虽然他没有像陶渊明一样出世归隐，甚至屈辱地苟活在皇帝的屋檐下，但是他的精神是独立的自由的，他的《史记》就是独立人格的最好体现。在当时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禁锢中，他能够独立思考，成一家之言，在书写先皇刘邦和悲剧英雄项羽时，能事实求是，褒贬鲜明。从这一点上说，司马迁的意义绝对超越了陶渊明，更超越了同为史家的司马光。他不是为皇帝为一朝而修史，而是为后世留下真实的历史见证，他没有逃避现实，而是勇敢地面对自己、正视历史和现实沧桑变幻。

    《文人那点子事儿》对汤显祖与蒲松龄的分析也非常有意思。将汤显祖与同时代的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比较，将蒲松龄与丹麦童话之王安徒生进行类比。汤显祖只写了“临川四梦”，而莎士比亚却留下37部戏剧，无论数量和质量，以及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影响力，两者都不可同日而语。而蒲松龄与安徒生的差距在于安徒生的自信与蒲松龄的自卑。安徒生坚信自己的写作是“不朽的工作”，而蒲松龄虽然写出了《聊斋志异》这样不朽的作品，却到死羞于向外人启齿。这种差异虽然根源于社会体制、历史环境和文化价值观的不同，但是对文学和人生意义本身的不同理解和追求，才是导致他们创作生命两种不同归宿。中国的这两位作家最后都是底气不足，原因是他们都被对仕途和功名的渴望所累，最终落得江郎才尽，令后人抱憾。所以作者王洪江将两者命名为“业余作家”，而认为莎士比亚和安徒生才是“专业作家”，还是有点道理的。在中国传统文人心目中，文学不过是茶余饭后的消遣、是丧志的玩物，而加官进爵才是正道。由此我联想到国内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不少作家的相同命运。一旦做了官或者一门心思想做官的时候，文学便成了他们的摆设或者资本。所以，对官本位的追求着实毁了不少中国作家。

    历史学家常说：对历史人物的分析和评价，不能超越或者摆脱那个时代的标准，必须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做出判断。《文人那点子事儿》不是历史著作，所以，我们容许它将历史和历史人物放置到今天，甚至用现在的个人化的眼光和标准来考察、分析、比较、判断和推测。王洪江用一己之力，遍访书中人物的故地，将亘远的他们如此近距离地演示给我们，并给我们以别样的思考，我们有理由宽容作者的某些探索、甚至可能的偏执。因为，它就是一部历史人物的随笔。

                   (已发《文艺报》2009年10月24日，有删节，《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12月18日全文发表)

    (此文系在《文人那点子事儿》一书研讨会上的发言，《文人那点子事儿》群言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

                                                                 伏尔泰

                                                   勿声勿视系列之二   青铜

    蔡劲松是我多年的朋友。他是个作家、诗人、大学时期还举办过个人的摄影展，近年开始绘画、雕塑以及装置的艺术创作，而且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令人刮目。

    我们知道诗人与绘画的关系的紧密性，在中国古代的文人中是诗和画是不分的，且互相补充和映衬，所以才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句子。国外的大作家或者重要作家中进行艺术创作的也非常多，前两年看过一本书《名作家的画》，分国外卷和国内卷。里面列举了歌德、雨果、泰戈尔、普希金、纪伯伦、郭沫若、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萧红、汪曾祺等几十位作家的作品。其中歌德和黑塞比较典型，我看了他们的一些绘画作品，感觉不同凡响，歌德一生画了各种风格的画作2700幅。德国艺术批评家费德曼在《作为绘画艺术家的歌德》中说：“如果说歌德的肖像画开了现代肖像艺术之先的话，那么，德国的现代风景画则也始之于歌德的风景画。”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巴尔甚至认为，歌德的这些画作，“偶尔比最美的伦勃朗更伦勃朗，时而在魅力的强度上可以与凡·高一试身手，时而在安静与谦虚上可与达· 芬奇一比高低……”而黑塞的诗歌、散文和绘画集《堤契诺之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著作，他用水彩和钢笔画的风景小品相比他的文学成就毫不逊色。

    近年国内的作家开始画画的也多起来。何立伟的漫画相当有名，徐小斌、陈染、迟子建都在画油画或炳稀画，徐小斌曾举办过个人的刻纸艺术展。迟子建的最新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的右岸》中的插图就是她的作品。诗人芒克、多多、宋琳、严力，还有70后诗人王艾甚至改行加入了现代艺术的创作当中。而进入国画创作且成绩斐然的作家更是多不胜数：管桦、冯骥才、贾平凹、关仁山等等。蔡劲松与他们不同，他们多数是将绘画和书法作为写作之余的消遣或修身养性，即使某些作家的作品已经卖出高价钱，（据说贾平凹的书法，一个字就10000元，关仁山的画3000元一平尺。）但也只是一种副业。蔡劲松是把艺术作为职业来开始的，他满怀着对艺术创作活动的极大的热忱、尊敬和信念。他几乎实验了所有的文学和艺术形式，诗歌、小说、散文、绘画、雕塑、装置、摄影等等。他似乎在寻找和尝试更适合自己表达和发掘自己才能的一种方式，以此显示他对世界和生命的看法，抒发内心的情感。他的艺术实践，我感觉是他将自己从童年便开始的梦想和后来成长中的个人体验转移和寄托到这些颜料、画布、宣纸、陶、青铜等等材料之中，并赋予这些作品以生命。所以他的作品有一种鲜明的童话般的原始的想象力。

                                                               葱   油画

    我非常向往19世纪欧洲的文化环境。那时候的作家艺术家们的素质是综合和全面的，他们可以自如地涉足文学和艺术的多种领域，并且都能取得令人羡慕的成果。但是随着文学艺术门类的专业化和细分，我们的作家越来越缺少了对生活和艺术的感知能力，丧失了对生活和艺术的趣味和追求，也限制或者说浪费了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今天，在蔡劲松的文学和艺术的实践中，我依稀看到了一种新的文学艺术家的活力和追求。

    黑塞40岁之后开始学习绘画。法国“原始主义”画家亨利·卢梭四十多岁才开始进入艺术领域的。蔡劲松大概也是在这个年龄才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但是，他比亨利·卢梭幸运的是，他的画没有被观众用刀子割破，并最终撤出展览会。他的创作开始于一个开放的宽容的多元的文化时代，他用心灵和梦想创作的作品一定会得到同样怀揣着梦想的我们的接纳和喜爱。我希望作为艺术家身份的蔡劲松，与他作为作家和诗人一样出色，并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新的惊喜。

                                    （此文是在蔡劲松“自由的知觉”艺术作品展上的致辞）

2009年10月17日—31日，在北京798新文化艺术中心举办“自由的知觉——诗歌、雕塑、绘画蔡劲松艺术作品展”。

                                                               驰  油画

                                                        天边一朵云   青铜

                                                               映   油画

                                                                涧  油画

                                                      开幕现场   摄影/哈森

蔡劲松，男，侗族，贵州石阡县人，1969年11月7日出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宣传部部长，北航艺术馆馆长。现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侗族文学分会副会长。曾在《收获》、《民族文学》、《延河》、《星星》、《山花》等刊物发表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近百万字。出版有诗集《人在边缘》《阳光照耀下的翔》《航行与呼啸》，小说集《亮是什么颜色的》，长篇小说《觅果者》等。他的诗歌、雕塑与绘画选集《自由的知觉：一个作家的当代艺术探索》于2009年3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鄂尔多斯库布其沙漠的“响沙湾”。三个老外像美国西部片中的牛仔走向沙漠深处。

位于大青山以北昭河境内的普会寺，始建于乾隆三十四年。用经文连接成的佛幡。

沙漠中的旅游者。

沙漠的主人，一只孤独的黑虫。

呼和浩特奈热酒吧。一个唱呼麦的女歌手——图娜拉。我是第一次听女人唱呼麦，好听。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开馆典礼上。我与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文学院教授、鲁迅文学院第9期的同学满全，还有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多兰。他们不仅是蒙古学者，也是诗人。

在呼和浩特的维也纳港湾酒吧，蒙古文人的小聚会。我与诗人海日寒、儿童文学作家韩静慧、学者满全、评论家仁钦。

普会寺。喇嘛的定力还是高。

    诺贝尔文学奖常常和我们开玩笑，——和无辜的读者，和喜欢押赌注以期大赚一笔的出版商，还有我们那些没事业心人云亦云的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的专家们。用评论家李陀先生的话这叫“带球过人”，你越是想左，我偏往右，你越是热门，我偏偏爆冷。据说现在每个出版商手里都有一个专家提供的诺贝尔文学奖的预测大名单，可结果往往是人算不如天算，毁了不少出版商，专家也成了“乌鸦嘴”。

    赫塔·米勒（Herta Mueller)的作品，大陆还没有真正出版过（台湾出过她的一部长篇小说，《世界文学》曾翻译过她的一个短篇小说），国内最新的《德国文学史》连她的名字都未提及，理由是她是一个由罗马尼亚移民到德国的作家。我没有看过她的小说，对她无法做出客观全面的评价，但是有两种可能或许值得我们思考：或者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昏了头，或者是我们的外国文学专家没有眼光没有文学的识别能力。这个只能有待不久，我们看了作品的才能判断。

    赫塔·米勒的小说是关注政治的，对集权统治时期的罗马尼亚给予了深刻的批判。早期有作品《劳工营》和《专制统治》。没看过她小说的读者可以参考一下前两年获得法国嘎纳影展大奖的罗马尼亚电影《四月三周两天》，那部电影是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时期的真实写照——在法律禁止堕胎的荒唐政策下，一个早孕女孩的悲惨遭遇。关于小说与政治的关系，我想引用一句英国评论家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的话：“小说都是政治性的，就算看来离政治最远的时候也是这样，同时小说又是逃离政治的，即使是在它直接讨论政治的时候。”这个论断可以作为我们将来评价赫塔·米勒小说的一个参照。

    赫塔·米勒的经历很特别，她虽然生长在罗马尼亚，但却是个德国后裔，从小就讲德语。会两种语言的赫塔·米勒大学毕业后做了翻译，却被国家安全部门盯上，命她做国际间谍，她拒绝了，然后就失去了工作。1982年，米勒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低地》，描写了罗马尼亚一个讲德语的小村庄的苦难生活，出版后不久就遭到了罗马尼亚当局的审查和删减。1984年，这部短篇小说集的未删减本在德国出版，受到德国读者的热烈追捧。1987年由于不堪忍受当局秘密警察的骚扰，她与丈夫瓦格纳离开罗马尼亚移民到当时的西德定居。

    值得注意的是，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对赫塔·米勒写作的“少数民族语言运用的独到性”以及“字里行间的道义感”给予了特殊的关注。赫塔·米勒是德国后裔，在罗马尼亚属于少数民族，上文中提到的《低地》就是她表现这一题材的成名作。她以一个儿童的视角，再现了巴纳特人（德国后裔）的乡村生活，揭露了家庭和社会的阴暗面以及官僚的腐败，引起广泛争议。所以，她的身份是双重的，也是奇特的，在罗马尼亚，她是少数民族作家。到了德国，她又被定义为移民作家，或者叫“外来者”、“边缘人”。就是这样一个外来者、边缘人，她用写作走进了世界文学的中心，占据了人类文学的制高点。

    尽管赫塔•米勒离开祖国罗马尼亚二十多年，但是她过往的生活经历却成了她写作的巨大财富和源泉。她说：“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生活便是在罗马尼亚集权统治下的那段经历。德国的生活非常简单，而就在几百公里外，便是我那些过去的记忆。”她还说：“当我离开的时候，我打包了自己的过去，并且意识到集权统治在德国仍旧是一个尖锐的话题。”

    她就是在这种“跨文化”的两个国家和两个民族的夹缝中保持了一个写作者的独立性和自由感，完善着作家职业应有的使命、价值和良心。所以，我以为她应该是个值得我们研究的作家，尤其是对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她的写作经验更是值得研究的一个文学现象。

    翻译并熟知赫塔•米勒作品的皮特·安顿得知她获奖的消息时说：“真是棒极了，我觉得诺贝尔文学奖终于发对人了，终于开始关注那些无与伦比的，但是往往被忽略的作家。在罗马尼亚，她是德国裔的少数民族，并且有着独特的生活经历。她不仅仅是政治讽喻的写作，她的作品还充满了诗意和完美。赫塔•米勒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

                                                    （已发《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10月16日）

                                                                赫塔·米勒的读书会  

      赫塔•米勒与罗马尼亚出生的诗人奥斯卡·帕斯蒂尔。据说她的最新小说《呼吸摇摆》（Atemschaukel）就是以他的传奇经历为线索。奥斯卡·帕斯蒂尔出生于乌比锡，是在德国的罗马尼亚少数民族诗人。他的诗受到达达派的影响，获得过德国重要文学奖——毕希纳奖。2006年去世。

    比利时作家苏斯·冯·埃尔岑（Sus Van Elzen）著作的《龙与玫瑰园，中国艺术与权力》(Dragon and Rose Garden:Art and power in China)英文版在798东八时区书吧举行首发式。比利时大使帕特里克·Nijs和本书作者苏斯·冯·埃尔岑先生致词。

    在这本书里，苏斯·冯·埃尔岑先生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对艺术家和建筑师自1949年以来至2008 年，中国和北京城市快速变化过程中所起的角色进行了深入调查：面对全球化和正在发生极关重要变化的今天的中国，北京在何种程度上能保留其原有的城市和文化的特色？作者遍寻建筑师，城市规划者及当代艺术家寻求答案。本书涉猎了广泛的话题，清晰、简明讲述中国现代艺术发展史，还包括了最近的话题，如：记忆与历史的关系；什么是中国特性？虚无主义与利益追求； 艺术区，北京东边的798工厂的意义；儒学的回归；等等。

    苏斯·冯·埃尔岑（1945年生）是一个多年关注中国和中东的比利时作家。在著作这本有关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书作之前，他出版有小说以及有关巴以冲突的政治分析的书论。

苏斯的夫人玛瑞娅（Maria ）也是我的朋友。她是比利时著名的摄影师，曾深入加沙和塔利班地区拍摄照片。近两年她与丈夫多次来中国，开始关注中国的建筑、艺术、民俗以及社会变化等内容。我与他们多次交谈。他们对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和作家非常感兴趣。

    看电影《麦田》多半是因为据说它的外景地在海拉尔——我童年和少年生长的地方。在我的印象中，家乡的某些地方还应该算是处女地，没有或者说还没有完全被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脚步所践踏和蹂躏。

    这个地方距离海拉尔大约200多公里，与海拉尔同属于呼伦贝尔市。（以前叫呼伦贝尔盟。盟是内蒙古富有民族特色的地方单位，相当于地区。但是前些年改成了市。这大概是以草原和森林为主的呼伦贝尔开始城市化的征兆。）它有一个古老的名字叫室韦，它位于呼伦贝尔的东北部，在额尔古纳市境内。这里远古曾是蒙古人的发祥地，历史上“蒙兀室韦”的说法就是来源于此。2006年我曾到过它的邻近小镇——黑山头，这里是成吉思汗兄弟的旧城遗址。室韦与俄罗斯隔河相望，是一个山清水秀民风质朴的世外桃园。这里混居着蒙古人、俄罗斯人、鄂温克人和汉人等。在从海拉尔驱车去往额尔古纳的公路两边，夏天，你可以看到绿色的麦地和黄色的油菜地，那金灿灿的油菜花会令你驻足心醉，流连忘返。秋天，路两边则和电影中的景象一样，是一望无际的等待收割的麦田。细密的麦芒，饱满的籽粒，让人产生丰收的喜悦。据说导演何平为了寻找合适的外景地，不得不一次次推迟开机的时间，找遍了大半个中国，终于在卫星地图上发现这块宝地。我为家乡的有这么一块净土感到欣慰和骄傲，也希望它不要在不远的将来被人类的贪婪所吞噬和毁灭。以下是我在看电影时拍下的一组照片。

    《麦田》是一部艺术电影，所以它给我们谈论的余地很多。何平集制片、导演、编剧于一身，因而保证了电影的艺术质量。尤其是剧本，做的非常精细，每一个镜头，每一场戏，以及它们之间的转换和递进，编排的像教科书一样准确和清晰。关键一点是，这个电影似乎是何平对历史对人性对善恶正邪对真实与谎言的一次艺术空想。也许他有向东方电影大师黑泽明致敬的成分，也许其中还有一点点日本电影的调调，比如《七武士》和《乱》，但总归是一部让我喜欢的电影。如果结尾部分再处理的好一点，它可能是一部让所有人喜欢的电影。如果有可能，我真想读一读剧本，应该会有更多的收益。

    电影对细节、画面的把握非常富有诗意和独到。郦夫人伏在席间焦渴地等待丈夫——赵国大将的凯旋，而不是站在屋前翘首以盼，成为“望夫石”。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渴望才是真实的也是美的渴望。

麦田中藏着两个秦国的逃兵，也藏着一个战争胜负的谎言。

善良的郦夫人还沉浸在赵国胜利的谎言的喜悦之中。这是我看过的范冰冰演的最好也最自然的电影，相信曾对她恶言的观众会因此刮目相看。

这是两个镜头的转换，我无意中拍下的。

留守城中的女人们为谎言而兴奋而鼓舞而嚣张。电影里有很多这个角度的画面，从远处和从空中拍摄的，似乎有一种间离的效果，随时将历史拉回到现实。

守了一年多空房的赵国女人们将两个秦国的逃兵当成了英雄，她们在两个敌人的身上寄托了所有剩余的希望和想象。

王志文扮演的是一个秦国的强盗。

秦国逃兵黄觉对自己的谎言感到羞愧。他的理想不过是回家收割麦子。

玉佩的败露，巫女的错乱，将真相终于展现在全城的女人的面前，她们不得不绝望地自尽，只有郦夫人和几个孩子消失在历史的麦田的尽头。

这张是从网上下载的图片。

从中山公园看天安门城楼。

从天安门门洞看人民英雄纪念碑。

午门。

还是午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