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印面：这个世界会好吗。款文：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日，梁济出门前问儿子梁漱溟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曰相信世界是往好里去的。梁济叹能好就好啊。三日后，梁济投净业湖自尽。这个世界会好吗？寄缶庐主人国康。

    2、印面：文有常道。款文：荀子天论称天有常道地有常数，史记亦言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圣人之常道也。今众人一味追新尚新，惟论变道耳。夜读谢有顺教授文学的常道一书，才知文人中仍有说常道者。钟国康。

    3、印面：小雅。款文：都说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那小雅呢？己丑岁国康。

    4、印面：是以谓之文也。款文：是以谓之文也。齐白石以此刊石，传诸后世，吾今再刻此语，共鸣于今人。公元二OO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钟国康刻。

    5、印面：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款文：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诚哉斯言。国康。

大学人文教育的忧思

                        ——兼谈当代精神的精神成人

谢有顺

中国一直是重教育的大国

    在中国的历史上，教育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比较完备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包括有着楷模意义的教育实践，其实早在两三千年前的周公、孔子那里，就已经出现。钱穆说，“中国教育，实亦可谓是一种宗教事业。”这并不是夸大之词。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并没有创立起一个有全民影响力的宗教，在世俗生活中，扮演教化人心之职责的，就是教育。特别是儒家，一直在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具有人之为人的品格、精神，这种教育传统，贯穿着一种人品观——所谓君子和小人，雅人和俗人，都是事关人品，也事关一个人的人生意义。由是观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教育，确实具有一种宗教精神，它也传道，但不以来世或天国为旨归，而是希望在人世中实现理想，并以认识人生大道为最高目的。
    所以，中国以前的教育，并不重视学校和课程，而是重视老师是谁，重身教、行教。像孔子，虽然到处讲学授徒，其实他并没有一所固定的学校，唐人钱起作诗说，“更怜弟子宜春服，花里寻师到杏坛”，我想，“杏坛”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吧，但这并不妨碍孔子施教；王阳明以各处的衙门为自己讲学的场所，也不影响他传道授业。只要有名师，就会应者云集，至于教育的形式，倒在其次了。可见，中国人重师道过于重知识，师道存，则教育存，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
    其实，即便到了现代，这种思想也还是被大家所推崇的。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对大学下过一个著名定义：“大学者，非有大楼只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以大师作为大学的灵魂，表明大学应以人为中心的，而不是盲目地比硬件，比环境，或者比学术文章的数量。现今中国的教育越来越偏重于让学生学知识，学技能，局限于书本字面，轻师教、身教，同时为人师者，也失去了榜样的作用，甚至干出许多斯文扫地的事来，教育的面貌就开始呈现出一片乱象。
    这个乱象，大家都有所目睹，也有所耳闻了。当然造成这一乱象的原因，并不能全由教师来承担，事实上，体制的问题，历史积弊的问题，社会风习的问题，以及整个国家的价值迷茫的问题，等等，都在混乱大学的方向。关于这些乱象，大学内部有很多争论，媒体上也有许多报道，置身这些新闻当中，我越来越感到，现在的大学教育体制存在着致命的不足，大学教师这样的职业，也无什么光荣可言，而更像是失败主义者的象征。但凡对中国大学教育的前景怀有责任感的，我想，都会对教育的现状有一种焦虑和痛苦，甚至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人文教育是一种基本教育

    变革的诉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了。尤其是近年来，关于大学教育的变革，呼声最高的，就是今天要讲的人文教育，或者叫通识教育、通才教育，在英语世界，也叫自由教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大学不仅是学习专业知识的地方，而更应是培养人格、塑造精神、贯彻理想的地方。除了术业有专攻，学生也还需要接受人之为人的基本教育，以克服过度专业化所带来的精神缺失。因此，人文教育并非是什么艰深的教育内容，也非只针对文科的学生而言的，恰恰相反，它是对大学生所进行的共同教育、素质教育，是要普及一种基本的、常识性的经典阅读和文化情怀。
    如果一所大学，只重视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学习，而遗忘了人文精神，用梁思成先生的话说，这就是“半个人的世界”。中国古人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只懂天文，不知人文，就不是“全人”，只是半个人而已，而真正的教育，应该是全人教育。人文教育、通识教育的提出，就是要把人塑造成全人、大人，而不是残缺的人。现在的大学，系与系之间的隔膜，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不相往来，非常严重。不说文科、理科之间，就是我们文、史、哲这种血缘亲密的学科，也少有联系。好像学历史的人，就无须知道尼采，学哲学的人，就不必知道白话文运动。这令我想起1925年清华大学设国学研究院之时，对于聘任导师所提出的要求，首先就是要求这个导师“通晓中国文化之全体”，而且还要求他对外国文化有相当的了解。所以，国学研究院只办了四年，却培养出了一大批文史方面的人才，这不能不说和王国维这几位导师的通才、通识有关。事实上，那时的名师，可谓多是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像朱光潜、冯至、汤用彤等人，既讲授西方哲学、美学，也讲中国古典文学，即便像弘一法师，出家前，也是音乐、绘画、篆刻、书法、戏剧，无一不精的。现在的境况，就大不如前了，不仅不太有这样的通才，而且现在的教育制度也不鼓励、起用这样的通才，即便同一个文学学科，古典和现当代文学之间，也是壁垒分明的，能够打通二者间联系的人，几乎没有。
    强调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就是为了强调人与人之间，在专业的不同之外，还有共同的东西，就是文明史中的经典和人类精神中那些永恒不变的价值。尤其是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变化几乎是一切人所信仰的价值，人文教育是要提醒大学生，这个世界还有不变的东西，还有常温常新的价值——对每一个本科学生进行这种核心教育，能帮助他们在精神上建立起健全的视野，并由此接通一个人和过往文明之间的血脉。它对人类精神谱系的重建，对僵化的知识灌输的拒斥，以及把受教育者看作是一个活泼的生命体的思想，就是要还原教育以人为本的面貌。

 
大学的兴起关乎大国的兴起

    大学是培育人才的地方，它所培育出来的人才，其精神强度如何，知识的创新能力如何，将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据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的研究，大学的兴衰，将直接关乎一个国家的兴衰。所谓大国，必须要有好的大学，没有一流的大学，大国梦是难以实现的。以历史上的情形看，哪里有一流的大学兴起，这些大学所在的国家就有可能成为一流的国家。西方的大学，最早是出现在意大利半岛上，大概是在公元1100年左右，大学一出现，意大利很快就出现了文艺复兴，最早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在意大利率先兴起。十三、十四世纪之后，英国也兴起了大学，开始工业革命。十九世纪之后，研究型大学开始在德国兴起，德国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先国家。后来，这些办学理念传到了美国，美国出现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之后，国力和经济都迅猛发展，到现在，美国都还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中心，也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的大学起源于京师大学堂，它也是北京大学的前身，而北京大学的创办，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它本身就是维新变法的产物，正如日本著名的东京大学的兴办，也是明治维新的产物一样。可见，大学的兴起，也改变了我们这些亚洲国家的面貌。
    中国正在高度发展的途中，要想在国力和影响力上有根本的提升，光卖中国制造的物质产品到世界各地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建设更多世界一流的大学，才能把中国的强国梦变得更更具内涵。
    谁都不否认，这些年来，中国大学的扩展速度是惊人的，但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还是教育的质量，以及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到底是怎样的人才。人才教育不同于知识教育。知识教育更多侧重于为了让学生掌握一种技能，而人才教育呢，是指要培养既有技能，又有精神感召力和理想人格的人，也就是健全发展的人。现在看来，这样的人才，我们还非常缺。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有做事的能力，却未必有做人的魅力，有技能，但缺少价值信念，满足不了社会对一个大学生本该有的精神期待。
    为了更好地认清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现代大学形成的历史，以及大学理念的沿革和变化。
    公元1100年左右，大学先在意大利兴起，而后传播到法国、英国，之后再到德国和俄罗斯，后来又到了美国。从大学兴起到工业革命的初期，这个阶段的大学教育，其根本理念就是教化人。到了工业革命的火热时期，在德国，以柏林大学的洪堡为代表的一批人，认为大学不仅是一个教育机构，它更应是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就是洪堡的信徒，所以，他把好的大学应该是研究型大学这一理念带到了中国，并付诸实践，为中国的大学教育奠定了基本的方向。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美国开始处于强势，以美国为中心，出现了对大学新的理解：大学不仅是教育的机构、知识创新的场所，它还应是服务社会的机构。从教育机构到研究中心，从研究中心再到服务社会，这三个阶段，可以说涵括了现代大学理念的演变过程。
    大学理念的这个变化，并不是后者否认前者，相反，好的大学，总是强调这三者的统一，既要教化人，也要做研究，更需要服务于社会，不可偏废。蔡元培还认为，理想的教育应该包括四点：第一是中国孔墨的精神，重视专门教育，也重视陶冶德性；第二是英国的绅士教育，即人格养成之教育；第三是德国和法国的专深教育，培养研究的能力；第四是美国式的服务社会的教育。这就是一种全面教育的观点，既吸纳了欧美之长，也没有忘记中国自身的教育思想，提倡培育“完全之人格”，主张美育和智育并重——这些见地和主张，至今依旧有借鉴意义。

当下大学面临的人文危机

    很长一段时间来，上述这种大学教育的精神传承出现了断裂和变异，遇见了危机。我把当下大学面临的人文危机，用五句话来概括。
    一、模仿主义使大学的知识体系趋于板结。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我国完全采用苏联的大学体制，大学一年级就开始分专业，以最节约、经济、迅速的方式，把人变成专业人才、技术人才，投入到工作中去。应该说，建国初期，各条生产战线上都急需大量实用人才，这样的教育模式有其合理之处，但这种体制的弊端，现在已经开始显露出来，特别是专业的过度细分，限制了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也限制了他们的知识视野和精神视野。而近些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又争相模仿美国大学的制度，注重科系，注重学科，重视研究，以及文章发表的篇数、注释的格式等，而英国式的人文主义教育，强调古典文化修养和道德品性的训练这些方面，我们却没有学到。现在大力提倡的通识教育，其实也是模仿美国的。
    必须看到，有一些公共学科，是可以模仿的，比如经济学、管理学等，但文学、历史、哲学是有国情和国界的，必须遵照中国学生自身的现实来设计。脱离了具体的国情，违背了中国人的心灵逻辑，人文教育就会失去情理的基础，而难以说服接受者何以要这样而不是那样。中国现有的一些教育设计，如重英语过于重母语的学习风气，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却没有“中国哲学”课，都值得反思。一味地在形式上模仿别国，在思想上模仿别国，而不注重本土的“伟大著作”，这样的教育是没有出路的。
    二、实利主义使大学的精神面貌日益贫乏。今天的大学，实用主义、实利主义的思想已渗透到了学校的各个角落。你看现在学生报专业就知道，像国贸专业、经管专业，包括新闻专业，都是人满为患，以致再差的大学，都开设有这几个专业。学生进入大学校园之后，没过上几天安静的、清心读书的时光，大学搞得像商场、战场，每天都热火朝天。为什么要强调人文教育？就是要让学生们知道，这个世界既有物质的层面，也有精神的层面。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有无相生的——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只重有而忽视无的世界观就是残缺的。许多的时候，我们读书、上大学，并不仅仅是为了用，有时也需学一点无用之学。
    大家都很熟悉《论语》里的一个故事。孔子让自己的学生各言其志，有学生说要去做官，有学生说要去管理军队和政府，对这些志向，孔子都没有做太多的评论。他问曾点，你有什么志向。曾点说，暮春来临的时候，我要穿上春天的衣服，邀上一些少年、儿童，去沂河里游泳，在岸上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去。结果，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曾点的志向里，洋溢着一种清远之气，并有怡然自得的情怀，他提供了另外一种思维的向度，就是在实用、功利之外，人还可以有一种无用、自在的追求。这就好比我们读唐诗宋词，那些美妙的诗句，你说有什么用呢？不过是一点心绪，一点念想而已。但正是因为生活多了这点心绪和念想，才有了梦想和诗意的品质。现在我们国家不是说要振兴文化产业么，其实，文化产业最核心的原则就是无中生有。罗琳女士在家里写《哈利·波特》，耗费的资源微乎其微，不过是死一些脑细胞，再加一台电脑而已，但她所创作的《哈利·波特》，从小说到电影，利润据说已经达到了十六亿美元。十六亿美元这个利润数字，在东莞要多少工人、多少工厂、耗费多少资源才能达到呢？因此，不要小看无的价值，无会生有，无用之用有时也会有大用。
    三、科学主义使大学的人文传统长期受压。人文和科学，是现在大学里最重要的两个知识领域。当年胡适说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来到中国，可一个世纪来，民主的命运极为坎坷，科学的命运却风光无限。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科学是无所不能的，连我们做文科研究的人，都要求用科学的方法，但我至今不知，研究文学的科学方法是什么方法。文学是美的世界，是精神的呢喃，若不通过感受、体验，你怎么进入文学的世界？而感受和体验，是一种心灵叙事，它根本是不科学的。甚至，连我们的人生，也都是不科学的。科学讲究价值中立、不动声色，但我们在人生中，却常常意气用事、纵情声色。难道人生都要被科学所规范才有价值？若是人生中的热血和感情都被洗涤干净，只剩下纯理智，这样的人生真的有意思吗？
    事实上，我们以科学反对一种迷信时，正悄悄建立起了一种新的迷信，就是对科学的迷信。科学独大的局面，导致人文精神不断地退守，甚至被挤到了一个小角落，这未必是大学之幸。许多时候，科学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也可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无趣而单调。前几天是中国的七夕节，我想每个人都会收到一些祝福或幽默的短信，我也收到一个，说航天局正招聘嫦娥，请把你的照片和身世资料寄往航天局，还特别加了一个说明：自带兔子。是个中国人，都能明了这种幽默，关于嫦娥和兔子，这是很多中国人对于月宫的一种美好想象。但自从美国人上了月球，把国旗插到月亮上之后，理性就告诉我们，月亮上没有嫦娥和兔子，这是多么煞风景的事，“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样的意境，也荡然无存了。因此，感情、想象的世界，有时和科学、理智的世界是相对立的。文学作为感情的刻写、想象的传奇，它的动人之处，正在于它可以天马行空，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幻想未来，更可以设想无穷的生活可能性。它不受物质和理性的约束。“飞流直下三千尺”，“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些诗句，若用科学主义的思想去理解的话，是夸张得离谱的；“人比黄花瘦”，就更像是作者的谎言了。但生活的丰富性，不正是因为感觉的多样和想象的无穷么？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样美好的想念，今后恐怕也难以再有了，3G电话一通，要想“不见君”都难啊。生活没了间距，没了想象的空间，什么“明月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杜甫），也不存在了，这是令人伤感的事情。这个世界过度推崇科学主义之后，感觉和想象的空间就大大缩减了。因此，我反对盲目的对科学的迷信，更反对科学主义对人文传统的压迫，毕竟，人的精神是立体的，必须全面培育一个人的精神，才能叫一个人从价值的废墟中站立起来，影响社会。人文教育、通识教育的提出，就是要把一直受压的人文传统重新解放出来，使学生在科学和人文中，重新找到一种平衡。
    四、庸俗主义使大学的师道尊严残存无几。庸俗主义是指一种价值观，一种缺乏超越指向、一切都以现实利益为旨归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已经渗透到了很多老师的心里，以致一些大学老师为了那么点蝇头小利可以干出许多荒唐事来。何以大学的行政化、官僚化倾向如此严重？就在于这种价值的失范已经非常普遍。为了一个行政职位，几十上百个教授去竞争，为了争得一点利益或一个职称，匿名信、告状信满天飞，人的面目狰狞至此，情何以堪？一些大学的老师，成就并不高，但一到课堂上，就大讲自己的学术影响如何如何，甚至还让学生在网上发帖吹捧自己，他连“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这样的基本道理都不懂，如何为人师表？遗憾的是，“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一坐在老师这个位置上，很多人是只知道教人如何，不知道自己该如何了。师道不存，人道亦不存也。
    五、滥情主义使大学的学生心理脆弱偏激。一种是父母对学生的滥情，要什么给什么，甚至超越家庭的能力，为其创造过于舒服的大学岁月。古人讲的家教、家风，是一种严格的教育，在今天却变成了一种纵容，一种无限度的溺爱。这样的滥情，使学生没有了应对困苦的能力，承受压力的指数大大地降低。另一种是老师对学生的滥情。为了在学生中有一种口碑，或者为了不让学生给你添麻烦，很多的老师，都宽纵学生逃课，打成绩也尽可能地满足学生的高分要求，即便知道学生交来的作业有抄袭的嫌疑，也不再较真，这样的滥情，使得学生不再有读好书该有的荣誉感。还有一种是学生之间的滥情。在学习过程中，同学之间失去了争辩的兴趣，更缺少为一个学术问题、一个思想观点争得脸红耳赤的激情。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关系过于甜蜜，失度的感情不受控制，在这样的感情氛围中，学生的心理防线必然日益脆弱、偏激。

想象人文教育的未来

    如何走出这种人文危机，我也提几点自己的意见。
    一、储备两种知识。照着丹麦哲学家基尔凯戈尔的观点，两种类型的知识，一种是关于世界的单纯知识，一种是关涉世界对于人必须有意义、人对于世界必须有意义的知识。前者关乎世界的常识，后者关乎人生的常识。大学的教育设计，不仅要引导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还要引导学生思索人生的价值，追问活着的意义，探究人为何要这样活并如何活出意义来等问题。惟有储备了这两种知识，一个人才能找到人之为人的价值坐标，才能建立起一种健全的精神视野。
    二、坚持德性优先。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以德行为首。人文教育的目标，就是人格的养成，而人格的核心就是德性。何谓精神成人？主要是指一个人内在德性的壮大，最终，“德辉动于内”，“理（礼）发诸外”，使之成为有价值坚守、也有道义感召力的人。德性教育是真正的共同教育。何以古人说人人可以成尧舜，人人可以成佛，但不说人人可以成李白，人人可以成杜甫？这就表明，李白、杜甫之才，不可复制，但文人之德，却人人可学。德性是共通之人性，是可以通过教育来达到的，但才具上的差异，却可能永远无法抹平。文可以传世，德更能影响后世。
    三、实施全面教育。全面教育，就是在德性教育之外，也不忽视通识教育、专业教育。钱穆说，青年在学校要有四宝：知识，技能，品格，人生理想。他说的就是一个人的成人，既要有做人之道，也要懂做事之道，还要有一种自我认知、自我提升的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的21世纪教育委员会，也提出教育的四个知识维度：一是学习怎样去理解，二是学习怎样去实践，三是学习怎样与人相处，四是学习怎样成就自己。强调的也是全面教育。即便有偏才，也需以德养才，才能人尽其才。一个人可以才具平庸，但最好不做精神侏儒。
    四、培育理想精神。讲人文教育、精神成人，这本身就是一件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事。在这个实利时代，身体和性可以公开谈论，理想反而成了一种隐私，耻于被人言及。这是一种悲哀。今日的大学，迫于权力、社会和就业的压力，越来越丧失理想的精神，但我想，一种有未来眼光的教育，必然要从理想的重铸开始。当大学开始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理想人格，大学才能锻造有希望的人生，也才能寄寓一个民族的希望。
    事实上，我今天讲的主题，本身就是理想主义的。大力倡导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它究竟能对现有的教育缺失起到什么弥补作用，我心里并没有底，但我想，不断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总是对的。这个社会，哪怕再庸俗和势利，也总要有人去谈论理想、坚持理想，而只要有少数的人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溃败站住，他就是这个民族的中流砥柱。因此，我钦佩那些推行教育改革、并和过去的教育弊端作斗争的人，我相信，他们的工作不会徒劳，假以时日，人文教育的果效、德性培养的果效一定会在新一代学生身上显露出来。有人格教育、精神成人为基础的人才，才是未来中国可用的人才；有健全人才的输出，才是好大学的标志；而有好的大学兴起，中国的大国梦才会真正成为现实。让我们一起为之努力。

    （这是作者2009年8月29日在“岭南大讲堂·公众论坛”上的演讲，根据录音整理而成，有大量删节。）

    主办：广东工业大学校团委

文学的断裂是一个事实

                    ——答《信息时报》卢小狼

    记者：很多人认为21世纪进入浅阅读时代，这个时期的文学和以前的文学似乎也有了不同的含义，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谢有顺：文学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我认为，到80后这一代作家崛起，真正的文学断裂才开始出现。我读他们的作品，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不仅这一代人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连他们的出场方式，作品的传播方式，都和以前的作家有天壤之别。尽管用一个年代来命名一代人的文学，是机械的，不科学的，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这也是一个事实。我之所以说，他们的出现，实现了一种真正的文学断裂，首先是这一批作家的出场方式和前面几代作家是根本不同的。前面几代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通过期刊、评论家和文学史来塑造自己的文学影响、文学地位的，可如今，这个由期刊、评论家和文学史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文学机制，在80后一代的作家身上，彻底解体了，在他们身上，出现了由出版社、读者见面会、媒体所构成的新的三位一体的文学机制。谁都知道，出版社、读者见面会、媒体之间，横亘着消费和市场——正因为这一代作家不回避市场问题，所以，他们的写作，多数都是一种读者在场的写作，他们不是关在密室里写，而是注重读者的感受，也在意和读者的互动，通过博客、读者见面会、媒体讨论，他们能时刻感受读者的存在，这个存在，也从正面肯定了他们的写作价值。
    这种写作语境的变化，必然会改变他们的文学观念。事实上，读80后一些作家的作品，你会有一种感觉，那个我们讨论了很久了的后现代社会，也许真的来临了。经验的碎片，浅阅读，削平深度，消费符号与趣味，等等，这些都是许多80后作家作品的特征，也是后现代社会的一个象征。他们注重现在，书写自我，满足于想象的奇崛，语言的个性，反历史，轻经典，甚至连父母一代的生活，都很少人有兴趣关注。这种话语方式，对于被经典和传统养大的人来说，当然是一种断裂，是绝对的重新出发。由他们，我在想，传统和经典这些东西，以及我们过去关于文学的很多伟大的解释，今天对于年青一代而言，真的还有效吗？至少，一切已变得很可疑。而在如何面对新的文学力量崛起这一现实面前，文学界、批评界似乎都还没有充分准备好，不仅存在审美知识失效的状况，也有因思想贫乏而无力阐释新作品的困境。因此，变化还将继续，甚至不同写作之间还将更加对立。
    记者：从批评家的角度，您认为进入21世纪后文学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了？为什么？
    谢有顺：文学的发展并不是进化论式的直线发展方式，它也可能走迂回、螺旋式的路，尤其是每个个体，写作的状况都非常复杂，因此，并不能简单地说文学是进步还是退步了。但有一点我想指出的是，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小说迷恋凡俗人生、小事时代多年了，这种写作潮流，最初起源于对一种宏大叙事的反抗，然而，反抗的同时，伴随而生的也是一种精神的溃败——小说被日益简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生开始匍匐在地面上，并逐渐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所以，前些年，尖刻的、黑暗的、心狠手辣的写作很多，但我们却很难看到一种宽大、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可见，作家的灵魂视野存在着很大的残缺。而只看到生活的阴暗面，只挖掘人的欲望和隐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对待人、对待历史，并试图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这样的写作很难在精神上说服读者。因为没有整全的历史感，不懂得以宽广的眼界看世界，作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偏狭、执拗，难有温润之心，慢慢的，文学就失去了影响人心的正面力量。
    而我认为，好的小说，不仅要写人世，它还要写人世里有天道，有高远的心灵，有渴望实现的希望和梦想。有了这些，人世才堪称是可珍重的人世。中国当代小说惯于写黑暗的心，写欲望的景观，写速朽的物质快乐，唯独写不出那种值得珍重的人世——为何写不出“可珍重的人世”？因为在作家们的视野里，早已没有多少值得珍重的事物了。他们可以把恶写得尖锐，把黑暗写得惊心动魄，把欲望写得炽热而狂放，但我们何曾见到有几个作家能写出一颗善的、温暖的、充满力量的心灵？因此，在这个一切价值都被颠倒、践踏的时代，展示欲望细节、书写身体经验、玩味一种窃窃私语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写作勇气的象征；相反，那些能在废墟中将溃败的人性重新建立起来的写作，才是有灵魂的、值得敬重的写作。我相信后者才是文学精神流转的大势，才是文学健康发展的方向。

    记者：能否具体到作品和作家谈一下这个阶段（2000-2009）有哪些值得我去思考和阅读？哪一些作品应该载入文学史？
    谢有顺：很多人可能都留意到了一个现象：中国作家普遍面临一个“中年困境”的问题。从现代文学开始，那些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基本上都是在青年时期完成的，进入中年之后，有一些人不写了，有一些人即便还写，写的作品在他个人的写作史上也没有代表性意义。当代就更是如此。一些作家，青年时期才华横溢，可一进入中年，写的作品要么重复自己，要不就仅仅维持一种还在写作的状态，少有创造性。因此，要了解新世纪的文学，必须握住两条线索，一条是那些还在持续写作、并且还持续写出好作品的较早成名的作家，像莫言、贾平凹、格非、韩少功、史铁生、苏童、北村、韩东、阿来、林白、北岛、于坚、西川、王小妮等人的新作，都体现出了很好的写作水准，一条是正在成长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像东西、陈希我、魏微、盛可以、金仁顺、麦家、雷平阳、朵渔、沈浩波、郑小琼、宇向、东荡子、周晓枫、张悦然、乔叶、徐则臣等人，都表现出了良好的写作状态。当然，我可以罗列的作家名单还有很多。有好的作家，才有好的作品。论断一个文学时代总是困难的，但个体的创造力如何却可以清晰地看出，这才是观察文学的有效方式。至于有什么作品能载入文学史，我不想预言，因为预言一部当代作品的命运是虚妄的，在现有的学术体制里，连文学史本身在我看来也是虚妄的。

    记者：一些书商开始把作家明星化，娱乐化，潜心写作和制造作品成为当前作品的两类模式，在当下，文学与消费文学已经逐渐在读者心中被加以区分，你认为哪一种将成为未来的主导？
    谢有顺：消费社会的逻辑并非在消费产品，而是在消费产品的符号系统。文学消费也是如此。读者买一本小说，几乎都被附着于这部小说上的宣传用语——这就是符号和意义——所左右。小说好不好越来越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被宣传成一个什么符号，被阐释出怎样一种意义来。最终，符号和意义这个能指系统就会改变小说的价值。我们目睹了太多粗糙的小说就这样被炒作成畅销书或重要作品的。消费主义对文学叙事的改造，必然导致叙事的分野；这种分野，也许将会帮助我们建立起新的文学叙事的格局。在这个格局里，以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文学，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畅销作品和大众文学，肯定将占据主体地位，毕竟，用统一的标准来研究文学的时代过去了，文学应该有不同的类型，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阅读渴望。而大众的需求，永远是多数的，强势的。
    记者：如今文学是否还能发挥出原来的作用？
    谢有顺：林语堂先生说，文学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扮演了准宗教的角色。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比如唐诗，哪个不觉得好？好到一个地步，就成了一些人的宗教。你想，中国人从四五岁开始，张口就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一直到老，古诗都还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除了文学，别的任何知识，都达不到这个效果。文学在本质上是大众的，它的一些形式，像小说，早已成了文化人不可或缺的读物之一。假如能用好文学这个载体，很多艰深、重要的价值话题，都可以得到普及。可惜，很少知识分子在改造中国社会、思索中国文化命运的时候，能足够重视文学的作用。这一点，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就要高明得多。他们早就发现，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因为惟有文艺是最能深入到大众中去的。今天，文学若衰败，其他的知识领域，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科学的，必定也受到影响。因为文学关乎人心，连人心都荒凉了，还奢谈什么人文建设、科教兴国呢？因此，我坚持认为，一个民族要复兴，必须经历一次文艺复兴，而要实现文艺复兴，就必须先学习文学。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文学现象？当下文学现象和文学本身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谢有顺：文学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而一旦把文学话题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就容易形成文学现象，文学现象并不能真实地描述文学本身，但也能从一个侧面见证文学所发生的变化。

    记者：如果文学也应该与时俱进，你认为2000年后哪些作品最能显示出这一点？
    谢有顺：格非的《人面桃花》，它表明后退也可能是先锋作家的革命方式；北村的《我与上帝有个约》，它表明文学也可发出“天问”；东西的《后悔录》，它表明小说叙事的现代感依然不可或缺；陈希我的《大势》，它表明作家最为可贵的勇气正是体现在与现实的短兵相接上；朵渔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雷平阳的《祭父帖》，它表明有感而发仍然是诗歌最重要的写作方式。等等。
  

以写作混世界的人越来越多

              ——答《广州日报》吴波

    记者：王蒙最近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提到：“文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堕落与无耻过，例如，写到了性与亚性器官、娼妓、吸毒与像有些作家说的，引起争议的所谓‘辱骂自己的母亲’。”作为茅盾文学奖最年轻的评委，你怎么看王蒙的这个观点？
    谢有顺：确实，二十世纪以来文学向内转之后，写作不断地开掘人类内心的风景，可是，内心的风景里除了悲伤、阴郁和绝望，似乎也没有多少明亮的东西，所以，这些年来，恶毒的、心狠手辣的、黑暗的写作很多，但我们却很难看到一种宽大、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可见，我们的文化心理是不健全的。只看到生活的阴暗，只挖掘精神的阴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对待人、对待历史，并试图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这无论如何都是残缺的写作。这种残缺，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举目可见。因为没有整全的历史感，不懂得以历史的眼光看世界，作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偏狭、执拗，难有宽阔的胸襟。所以，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开头，就劝告我们要对本国的历史要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钱穆所提倡的对历史要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这既是他的自况之语，也是他研究历史的一片苦心。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如此？作家对生活既要描绘、批判，也要对生活怀有温情和敬意，这样才能获得公正的理解人和世界的立场。可是，“偏激的虚无主义”在作家那里大有市场，所以，很多作家都把一切生活作欲望化处理，或者在写作中充满精神的屈服感，没有一种让人性得以站立起来的力量，写作的路子就越走越窄，精神也越来越阴沉，很显然，这并不是一条理想的道路。
    记者：90年代以来，文学舞台上的活跃人物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贾平凹、莫言、王安忆、余华、铁凝、李锐、王朔、苏童、毕飞宇、毕淑敏、迟子建、方方、陈染、池莉、刘震云、海子、西川、林白、徐坤、何申、于坚等名字了。他们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从来没有这样难以概括、缺少聚拢性、缺少方向感，形不成主流、形不成‘文学运动’，缺少公认的优秀高峰”，你觉得这种现象能用简单的话语指出个中缘由吗，文学是发展了还是堕落了？
    谢有顺：在一个权威丧失的年代，个人就被突出出来了。文学的总体性一旦消失，与这总体性相关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就很难再有统一的动力了，作家也很难再被组织起来，因此，现在的作家们更多的是在孤军奋战，再不像以前那样聚拢在一起发表宣言、成立流派了。这对于一些作家而言，没有了团体的带动，可能会少了方向感，也很难形成主流性的力量；但对那些真正有创造力的作家而言，团体并不重要，文学运动也不重要，相反，坚定、智慧的个体才是文学发展的主要力量。
    接下来，我觉得文学写作群体的分野会更加显著，为文学信念而写作和为商业利益而写作，都将团结起自己的作家群，你很难说这是文学的福音还是文学的堕落，因为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对文学的消费已极为复杂，阅读需求也不断地被细化，多数的作家，必然会被时代的这种风习卷着走，而那些少数能为内心而写作的作家，才是文学的希望之所在。事实上，能站在内心的立场、坚守信念的作家，任何时代都只会是少数。

    记者：回到广东本土文学，广东经济很发达，但文学并没有出现相对应的繁荣，广东有影响的作家作品越来越少，症结在哪里？
    谢有顺：一个地方的文学发达与否，其实是由很多因素所决定的，很难简单地概括其症结。核心的当然还是人才和观念的问题。很多写作者，不知道珍惜广东这种独特的经验和力量，不认识广东经验的历史意义，一门心思只想着如何取悦北京的文学官员和评论家，那还谈什么个性和创造？另外，现在的文化体制和文化官员也是这种看法，他们普遍认为，只有在北京取得官方肯定的作品才是好作品，这种偏见一旦成为文化建设领域的主流思想，必然遏制大批优秀写作者的创造力，因这样的评价标准太单一了，简直是画地为牢呀。其实，文化大省是由多种文化构成和创造的，如果只有单一的一种标准，“大”在哪里？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只有这个思想观念解决之后，作家们才会转过身来看看自己身边的生活，看看身边那些与众不同的经验，才会发现它们也是这个时代的伟大经验，它们也将在历史的进程中产生重大作用。这跟经济发展是一个规律。你强大了，你就是标准。广东能在经济上敢为人先，文化上为什么不能？矛盾就在这里，老一代作家对广东发生的巨大变化已不熟悉，对变化后面隐藏的秘密也不太了解，新一代呢，试图为一种正在新生的伟大经验正名，可他们又缺乏建立一种文学新标准的雄心，同时也缺乏文化体制上的鼓励和宽容，也就很难出大作品。

    记者：你同意“广东文学出现‘盛世平庸’的现象”的观点吗，能否针对这个现象作一下简单的剖析？
    谢有顺：在我看来，广东的文化特色是以日常性为标志的软性文化。在变化中的当代中国，这种市民文化、软性文化，正日益显示出它的魅力，并日益成为文化世界中越来越重要的一元。市民文化和软性文化的兴盛，可以造就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新的文学面貌，比如小女人散文，新副刊文体等，这些是广东的优势，但在传统的文学类型上，比如小说、诗歌的写作上，软性文化也可能造就一种缺乏血性和深度的写作状态，比较温吞，没有冲击力，这或许就是你说的平庸吧。平庸的另一种说法就是陈旧。应该承认，广东多数作家的话语方式是陈旧的，没有革命性，在艺术上也缺乏走极致的勇气，本雅明说，“写一部小说的意思就是通过表现人的生活把深广不可量度的带向极致”，走向极致，拒绝妥协，这是一种令人尊敬的写作精神，然而，这种精神，广东文学界似乎已成绝响。以写作混世界的人越来越多，以文学换取渺小的现实利益的人也越来越多，真正的文学精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坚守，因此，出现这么多平庸的写作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记者：“岭南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发展流派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欧阳山、秦牧、陈残云、萧殷等文坛骁将。最近几年，国内80后作家在郭敬明、张悦然等的带领下异军突起，但广东好像后继乏人，怎么看这种现象？
    谢有顺：广东以前的文学成就，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高，至少，看现在的图书市场，你就会发现，真正重新再版并在读者中有影响的传统的广东文学作品，实在是太少了。同时，广东现在的文学写作群体，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悲观，据我所知，广东还是活跃着一大批有为的青年作家，像80后作家李傻傻、郑小琼等人，在全国都还是很有影响的，但广东地处边缘，在广东发出的文学声音要被更多人所倾听，确实有很多的阻力，年轻的作家还需要建立起更大的写作抱负，同时更勤奋，才能实现真正的写作突破。

    记者：除吕雷和赵洪合著的长篇小说《大江沉重》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终评，国内最高文学奖这几年也鲜见广东作家的作品，你觉得这跟广东作协的体制是否有关系？
    谢有顺：其实，近些年的这些文学评奖，都有广东作品入围，但入围的作品都未必是广东最好的作品，这倒是事实。只是，广东的作家能否获奖，和广东作协的体制毫无关系。我做过包括茅盾文学奖在内的各种奖项的评委，知道评奖多数时候只针对作家作品的质量。应该承认，这些年，广东缺乏真正重要而有影响力的作品，它一再缺席国内的重要奖项，并没有地域偏见，只能说是我们的作品不如人。

    记者：有人提出广东省是诗歌大省，你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谢有顺：从诗歌写作的人口和诗歌活动的热度而言，称广东是诗歌大省并不为过，尤其是以杨克为代表的《中国诗歌年鉴》、以黄礼孩为代表的《诗歌与人》、以莱耳为代表的《诗生活网站》，在国内诗歌界都成了极为重要的符号。以这三个阵地为中心，广东活跃着一大批诗人，也组织了很多有意义的诗歌活动，就我的观察，全国很少有省份，诗歌能热到这个程度，因此，广东算得上是一个诗歌大省。只是，作为诗歌大省的广东，也应看到，在诗歌写作上，广东还缺乏真正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诗人，而我们一定要记得，诗歌大省的风潮迟早会过去，只有诗人和诗歌作品能留下来。

    主办：暨南大学

    记者：中国图书商报今年在进行60年600本书的评选活动，希望把60年来值得阅读的作品，推荐给读者，想请您评价一下我们这个活动的意义？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我期待这样的推荐，因为中国图书商报是一份严肃的报纸，其专业性、权威性有目共睹。60年，是一个不短的时间，所要面对的图书也很多，说是推荐，其实也是一种筛选、过滤、分辨。尽管读者的阅读自主性已经今非昔比了，但你必须承认，多数的读者，在阅读上还具有一种盲目性，容易受舆论、宣传等因素所左右。若是有一份负责任的推荐书单，它至少可以为读者提供一种参考，从而减少他们在浩瀚的书海中不知所措的茫然。但是，作为一份媒体，也不必迷信自己所出示的推荐结果，毕竟，好书的选择需要时间的沉淀，也离不开阅读者的自我觉悟和自我选择，并非专家们可以轻易代劳的。
    阅读是一种吸引。因此，既然是一份大众的推荐书单，我想应考虑所推荐的图书，具有普遍性、经典性和时代性。所谓普遍性，我指的是语言要朴白、有韵味，话题或形象要吸引人；所谓经典性，我指的是经过了一定的时间选择之后，依然还能被人记起的那部分；所谓时代性，我指的是它的价值观到现在还新鲜、还有魅力。
    记者：前30年风行一时的很多图书在今天都不怎么流行了，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谢有顺：在那样一个普遍面临精神饥饿的年代，阅读是一种解渴，甚至处于一种饥不择食的状态，许多时候，公众的阅读不是自我选择，而是被选择，而且单一、整齐的时代情绪，决定了那时的出版物品种有限，思想、情感的表达方式也有限，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个人阅读，在那个年代，其实都是被捆绑在时代意志的战车上一同前行的。当统一的思想分崩离析，情感的丰富性也得到了自由呈现，那些时代烙印太明显、表达方式太生硬、抒情语调太虚假的作品，必然会被遗忘。就此而言，图书要在时间淘洗中留下来，还是得触及人类的根本性的情感和精神，而不能被一时的思想所局限和控制。好的图书，必须具有某种超越性。
    记者：60年来阅读风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想请您站在文学评论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一下，60年来阅读发生了哪些改变？如果把1978年作为一个分水岭，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国民阅读呈现哪些特点，尤其是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意识形态非常强烈的年代，国民阅读有什么特点？
    谢有顺：在我看来，前面30年的阅读，具有一种总体性，也就是说，民众普遍认同一个社会目标，倾向一种公共情感，也就容易在同一本读物中达成某种阅读和解。因此，那个年代经常出现一本书、一首歌、一部电影风靡大江南北的情形，就不足为奇了。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持续多年的思想总体性日渐瓦解，个人性被凸显出来——而个人性的凸显，正是出版多元化的基础。同时，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活跃起来，内心的各种侧面也被书写了出来，阅读的需求不再单一，而是贴着人性的基本需要，有了大规模的扩展。尤其是那种我称之为价值中立的阅读开始成为主流，比如，实用性的、休闲性的个人阅读不断增多，阅读不再是单一的思想站队，而是开始回归一种理性。但是，自由和多元化，必然会带来一些混乱，甚至粗糙和粗俗的大行其道的事也常会出现，但不管如何，一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阅读，总是一种时代性的进步。
    记者：您在一次研讨会上谈到，您很警惕那些光滑流畅的没有难度的文字，而现在软文学当道，您认为是什么造成了软文学的流行？将给阅读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谢有顺：从这样的阅读转型可以看出，消费和娱乐，正在成为新的阅读主潮。所谓软文学，其实就是一种消费主义的文学，它浅显、可亲、有趣，却未必有什么微言大义，这样的文学，有它的读者，也有它存在的价值，它所应和的，正是一种新崛起的阅读趣味。这种趣味的流行，表明巨大的阅读裂缝已经形成，我们必须正视这一事实的存在。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市民社会，一个多数人选择在世俗里藏身的社会，以世俗为旨归、以娱乐为手段的阅读，可能会把社会带入一种浅薄的境地，但你必须承认，浅薄中如果洋溢着一种世俗的欢乐，也自有一种不能被藐视的温暖。它同样值得尊重。
    记者：职业作家在读者中的地位发生了很大改变，现在备受读者喜欢的反而是那些非职业作家，使得当下文坛有一种令人困惑的现象，那就是评论家和主流文坛经常谈及和评说的作品，可能在大众阅读中并不被看好；而那些在市场上不胫而走、十分火爆的作品，却并未进入文学批评和主流文坛的视野。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谢有顺：我早就注意到，在国外，真正的大畅销书，多数不是专业的文学人士写的，罗琳就是典型的例证。专业往往意味着小众、孤僻。因此，你所说到的主流文坛和大众阅读的分裂，一方面是出于一些人的审美滞后，更多的是出于不同的价值选择。不要奢望能产生一种新的共同价值来弥合这种裂痕。真正健康的社会，恰恰是那种存在多种价值差异的社会，裂痕不会消失，而且会继续扩大。雅与俗、畅销与小众、一夜走红与自我欣赏，这样的错位，如果是一种价值错位，我觉得是好事。让不同的读物选择不同的读者，让不同的文学获得不同的评价，有一些人向往理想，有一些人热爱现实，这并不是一件值得惊异的事情，而是必须接受的事实。

如何批评，怎样说话？
                         ——谈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出路

谢有顺
　　

一

　　2009年6月15日，由《文艺报》和盛大文学共同主办的“起点四作家作品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十多位文学评论家面对四位年轻的网络作家时不禁感慨，新一代网络文学作品与他们所熟悉的传统文学之间，如同隔着一道“巨大的裂谷”。张颐武甚至说，“中国新文学的想象力到70后就终结了。裂谷的这边是中国历史上最新的一代，他们的阅读空间就在网络，就是这些作品，传统文学的生命没有在后一代人得到延续”。由此，文学的结构会有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断裂造成的后果就是年轻人写年轻人读，中年人写中年人读。①类似的感慨，近些年在批评界时有所闻，它说出了一种批评的危机——在如何面对新的文学力量崛起这一现实面前，批评界不仅存在审美知识失效的状况，也有因思想贫乏而无力阐释新作品的困境。
　　这个困境，可能是批评面临的诸多危机中极为内在的危机，它关乎批评的专业精神和专业尊严。但是，批评界的这一危机，在过往的讨论中，往往会被置换成另外一些问题，比如，时代的浮躁，消费主义的盛行，批评道德的沦丧，人情与利益的作用，等等，仿佛只要这些外面的问题解决了，批评的状况就会好转。很少有人愿意去探讨批评作为一种专业的审美和阐释，它所面临的美学和思想上的饥饿。许多时候，批评的疲软是表现在它已无力阐释正在变化的文学世界，也不再肯定一种新的美学价值，而变成了某种理论或思潮的俘虏。翻译过罗杰·法约尔的《批评：方法与历史》一书的译者怀宇先生说：“文学批评在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变成了与航天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同样特殊的一种‘科学’领域，……文学批评已经不是向读者介绍好书，或者为社会认定杰作，而是把作品当做验证分析方法和探索新的分析内容的基本素材。”②当文学批评过度依附于一些理论，一味地面对作品自言自语的时候，其实也是批评失去了阐释能力的一种表现，它所对应的正是批评主体的贫乏。我们或可回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然批评家也是多依赖西方的理论武器，但他们在应用一种理论时，还是以阐释文学为旨归，像南帆与符号学、吴亮与叙事学、朱大可与西方神学、陈晓明与后现代主义、戴锦华与女性主义、陈思和与民间理论之间的关系，都曾有效地为文学批评开辟新的路径，这和现在过度迷信理论的批评思潮，有着本质的不同。何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批评日益演变成意识形态批评、道德批评、文化批评？正是因为批评家缺乏文学的解释力，以致在谈论文学问题的时候，只能从性别、种族、知识分子、消费文化等角度来谈，惟独不愿从文学立场来观察问题，审美感受的辨析更是成了稀有之物。为此，洪子诚曾质问：“如果文学批评已失去了它的质的规定性，而完全与文化批评、社会问题研究相混同，那么，文学批评是必要的吗？文学批评是否可能？”③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转型之后，却失去了解读文学的能力，它的背后，终究掩饰不了批评主体贫乏这一事实。
　　批评主体的这种空洞和贫乏，是造成批评日益庸俗和无能的根本原因。如果在批评家身上，能重新获得一种美的阐释力和灵魂的感召力，如果在他们的内心能站立起一种有力量的文学价值，并能向公众展示他们雄浑而有光彩的精神存在，时代的潮流算得了什么？人情和利益又算得了什么？批评的尊严并不会从天而降，它必须通过一种专业难度及其有效性的建立而获得。因此，批评主体的自我重建，是批评能否走出歧途的重点所在。“批评也是一种心灵的事业，它挖掘人类精神的内面，同时也关切生命丰富的情状和道德反省的勇气；真正的批评，是用一种生命体会另一种生命，用一个灵魂倾听另一个灵魂。假如抽离了生命的现场，批评只是一种知识生产或概念演绎，只是从批评对象中随意取证以完成对某种理论的膜拜，那它的死亡也就不值得同情了。”④
　　即便是当下被人热论的批评人格和批评道德的问题，同时关乎批评主体的重建。批评界何以存在着那么多平庸的、言不及义的文字，何以一边审讯别人一边又忙于吹捧那些毫无创造力的作品？一种审美的无能以及批评人格的破产是如何发生的？愤激地将之归结为批评家不够勇敢、不像个战士那样发力批判，或者把利益看作是批评人格溃败的主因，这些都不过是肤浅的看法，它并未触及到批评的内在特性。勇敢的人、敢于在自己的批评中横扫一切的，大有人在，甚至点开任何一个文学网站，都不乏那种把当下的文学贬得一文不值的人，但这样的冒失和意气，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自我完善有何益处？批评家作为以理解文学为业的专业人士，如果也仅满足于这种低水平的话语合唱，而无法向公众提供更复杂、更内在的文学感受，那同样是批评的失败。像那些断言文学已死、文学是垃圾的人，都是从一种整体主义的角度去描述一种文学的缺失，这对于解答具体的文学问题其实并无助益，因为真正有效的批评需要有一种诚恳的研究精神，必须阅读文本，才能洞察作家作品的真实局限。作为一个批评家，阐释有时比否定更为重要。而那些文学已死、文学垃圾论之类的言辞，之所以会引起巨大的关注，首先要反思的可能是一些媒体和读者的心理预期，他们总以为那种横扫一切的否定才是批评家的勇气。如果真是这样，“文革”期间早已把所有文学都否定了，新时期我们又何必一切都从头再来？一些人，惟恐别人记不住他的观点，总是想把话说绝，越专断越好，而知识分子读了一堆书，如果不懂什么叫节制、诚恳、知礼，不好好说话，也不懂在自己不知道的事情面前保持沉默，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悲哀？批评精神的核心并不是比谁更勇敢，而是比谁能够在文学作品面前更能作出令人信服的专业解释。空谈几句口号，抽象地否定中国文学，这并不需要什么勇气，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看到那些有理有据的分析文章。当我们在批判一种话语疲软的状况时，也要警惕一种话语暴力的崛起。
　　因此，理解批评存在的困境，和理解文学的困境是一致的。要确立文学批评的价值，首先是要确立文学的价值、相信文学的价值。批评精神的基本构成，是关于批评对文学的忠诚守护，对人的复杂性的认知。通过对文学和人的深刻理解，进而出示批评家自身关于世界和人性的个体真理，这依然是批评的核心价值。但在一个文学的精神性正在受到怀疑的时代，引起公众关注的，更多只是文学的消费和文学的丑闻。随着这些关于文学的笑谈的流行，写作也不再是严肃的灵魂冒险，不再捕捉生命力的话语闪电，也不再绘制创造力的隐秘图景，它仿佛是一种剩余的想象，充当生活中可有可无的点缀。面对公众对文学越来越盛大的揶揄和嘲讽，文学批评不仅没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叫人热爱文学，反而因为它的枯燥乏味，成了一些人远离文学的借口。这样一种蔑视文学的逻辑，在以会议、出版社和批评家为核心的图书宣传模式中，更是得到了证实。于是，文学逐渐走向衰败，文学批评也正沦为获取利益的工具。
　　以阐释、解读文学为基本伦理的文学批评，最终不仅不能唤醒别人对文学这一创造性的精神活动的珍视，还进一步恶化了文学环境，尤其是加剧了公众对文学及其从业者的不信任，这当然是批评的耻辱。另一方面，肆意贬损作家的劳动，含沙射影地攻击写作者的人格，无度地夸大一些毫无新意的作品，跟在网络或报刊后面为一些商业作品起哄，面对优秀作品的审美无能，把批评文章写得枯燥乏味或者人云亦云……所有这些症状，也在表明批评家已经无力肯定文学自身的价值，也不能把文学证明为认识人和世界的另外一种真理，那种个体的、隐秘的、不可替代的真理——人类世界一旦少了这个真理，人类的感受力和想象力就会缺少一个最为重要的容器。没有对文学价值的基本肯定，批评家如何开始自己的阐释工作？他根据什么标准来面对文学说话？
　　
　　我冒昧揣测，很多文学批评家已不信文学。批评家不相信“真理”掌握在作家手里，不认为作家能够发现某种秘密，墨索里尼，总是有理，批评家也总是有理，社会的理、经济的理、文化的理，独无文学之理；批评活动不过是证明作家们多费一道手续地说出了批评家已知之事，而这常常在总体上构成了一份证据，证明批评家有理由和大家一道蔑视此时的文学，进而隐蔽地蔑视文学本身。⑤
　　
　　需要恢复对文学本身的信仰。正是有了对文学的信，作家和批评家才有共同的精神背景，也才有对话的基础。从事文学的人却不信文学，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也普遍不爱这个时代——这或许是我们精神世界里最为奇怪的悖论之一了。作家不爱文学，自然也不再把写作当作是心灵的事业，甚至连把技艺活做得精细一些的耐心都丧失了，写作成了一种没有难度的自我表达，或者是面向商业社会的话语表演；批评家不爱文学，面对作品时就不会取谦逊和对话的态度，更不会以自己对文学的敬畏之情来影响那些对文学还怀有热情的人。为何文学这些年多流行黑暗的、绝望的、心狠手辣的写作，因为作家无所信；为何文学批评这些年来最受关注的总是那些夸张、躁狂、横扫一切的文字，也因为批评家无所信。无信则无立，无信也就不能从正面、积极的角度去肯定世界、发现美好。重新确立起对文学的信，其实就是相信这个世界还有值得肯定的价值，而文学也能充分分享这一价值。文学是对世界的发现，而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真理的发现。发现、肯定、张扬一种价值，这能使文学和文学批评从一种自我贬损的恶性循环中跳脱出来，并在一个更大的精神世界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二

　　相信文学依然是认识世界、洞察人性的重要入口，相信在一个物质时代，精神生活依然是人之为人的核心证据，这是文学批评的价值背景，也是文学批评的伦理基础。文学批评最终要引导人认识文学、认识自我——这个看起来已经老套的观念，却是当下极为匮乏的批评品质。文学批评要拒绝成为权力的附庸，这个权力，无论来自意识形态、商业意识，还是知识权力，都要高度警惕。意识形态的指令会使批评失去独立性，商业主义的诱惑会使批评丧失原则，而知识和术语对批评的劫持，则会断送批评这一文体的魅力。文学批评曾经是传播新思潮、推动文学进入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武器，尤其是新时期初，它对一种黑暗现实的抗议声，并不亚于任何一种文学体裁，但随着近些年来社会的保守化和精神的犬儒化，文学批评也不断缩减为一种自言自语，它甚至将自己的批判精神拱手交给了权力和商业，它不再独立地发声，也就谈不上参与塑造公众的精神世界。文学批评的边缘化比文学本身更甚，原因正在于此。而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只有进入一个能和人类精神生活共享的价值世界，它的独特性才能被人认知，它才能重新向文学和喜欢文学的人群发声。
　　
　　批评之所以成功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⑥
　　
　　这是李健吾的观点。现在重读现代文学的一些评论论著，何以很多人的文字已经陈旧，而李健吾的文章依旧能让人受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李健吾做批评不是根据那些死的学问，而是根据他对人生的感悟和钻探。他的着重点是在人性世界，所以他的文字有精神体温，有个性和激情，不机械地记录，也不枯燥地演绎，他是在通过文学批评深刻地阐明他对文学的热爱和发现。
　　长期的价值幽闭，导致了当下的文学批评贫血和独语的面貌。这个时候，强调对话和共享，就意味着强调批评作为一种写作，也是人性和生命的表白，也是致力于理解人和世界的内在精神性的工作，它必须分享一个更广大的价值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站立着“富丽的人性的存在”。离开了这个价值世界，文学批评的存在就将变得极其可疑。“文学批评，这种致力于理解人类精神内在性的工作，随着‘精神内在性’的枯竭而面临着空前的荒芜。人们看起来已不需要内在的精神生活，不需要文学，因此，更不需要文学批评。”⑦而真正的批评，就是要通过有效地分享人类内在的精神生活来重申自己的存在。一种有创造力和解释力的批评，是在解读作家的想象力，并阐明文学作为一个生命世界所潜藏的秘密，最终，它是为了说出批评家个人的真理。这种“个人的真理”，是批评的内在品质，也是“批评也是一种写作”的最好证词。
　　批评当然也有自己的学理和知识谱系，但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它还有自己的人性边界，它的对象既是文学，也是文学所指证的人性世界。但是，这些年来，批评的学术化和知识化潮流，在规范一种批评写作的同时，也在扼杀批评的个性和生命力——批评所着力探讨的，多是理论的自我缠绕，或者成了作品的附庸，失去了以自我和人性的阐释为根底。必须重申，文学和批评所面对的，总是一种人生，一种精神。尤其是批评，它在有效阐释作品的同时，也应有效地自我阐释，像本雅明评波德莱尔，海德格尔评荷尔德林、里尔克，别林斯基评俄罗斯文学，就是阐释和自我阐释的典范。这些批评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和存在主义者。与此相比，中国的批评家正逐渐失去对价值的热情和对自身的心灵遭遇的敏感，他们不仅对文学没有了阐释的冲动，对自己的人生及其需要似乎也缺乏必要的了解。批评这种独特的话语活动，似乎正在人生和精神世界里退场。
　　因此，我们强调批评的学术性的同时，不该忘记批评所面对的也是一个生命世界——这个世界的主体，就是人性及其限度。而植根于人性之存在的批评，也追求公正，但批评家必须用他的同情和智慧来润泽这种公正，公正才不会显得干枯而偏激。以人性为尺度，以富于同情和智慧的公正为前提，批评就能获得自由的精神。它不伺候作家的喜好，也不巴结权力，它尊重个性，并以人的自由为批评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既是自由的，也是有限制的。这个限制，主要表现在对未知真理的谦卑，对正在生长的、新的文学力量的观察和宽容，并承认文学对人的洞见没有穷尽。
　　由此对照以往的批评喧嚣，我们就会发现，很多貌似公正的批评，其实并不公正，因为它们缺乏对人的精神差异性的尊重，也缺乏对人和历史的整全性的理解，而是一味地放纵自己在道德决断上的偏好。“我不太相信批评是一种判断。一个批评家，与其说是法庭的审判，不如说是一个科学的分析者。科学的，我是说公正的。分析者，我是说要独具只眼，一直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的深处。”⑧批评这个词最初出自希腊文，意思就是判断。然而，批评作为一种判断，在当代批评的实践中，往往面临着两个陷阱：一是批评家没有判断，或者说批评家没有自己的批评立场。许多批评家，可以对一部作品进行长篇大论，旁征博引，但他惟独在这部作品是好还是坏、是平庸还是独创这样一些要害问题上语焉不详，他拒绝下判断，批评对他来说，更多的只是自言自语式的滔滔不绝，并不触及作品的本质。这种批评的特点是晦涩、含混、在语言上绕圈子，它与批评家最可贵的艺术直觉、思想穿透力和作出判断的勇气等品质无关。一个批评家，如果不敢在第一时间作出判断，不敢在审美上冒险，也不能在新的艺术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发现它，并对它进行理论上的恰当定位，那它的价值就值得怀疑。二是在判断这个意思的理解上，一些批评家把它夸大和扭曲了，使得它不再是美学判断和精神判断，而是有点法律意义上的宣判意味，甚至有的时候还把它当作“定罪”的同义词来使用。比起前者的拒绝判断，这属于一种过度判断，走的是另一个极端。这样的例子也并不鲜见。批评界许多专断、粗暴、攻讦、大批判式的语言暴力，均是这方面的典范。“批评变成了一种武器，或者等而下之，一种工具。句句落空，却又恨不把人凌迟处死。谁也不想了解谁，可是谁都抓住对方的隐慝，把揭发私人生活看做批评的根据。大家眼里反映的是利害，于是利害仿佛一片乌云，打下一阵暴雨，弄湿了弄脏了彼此的作品。”⑨美学判断一旦演变成了严厉的道德审判，我想，那还不如不要判断——因为它大大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畴。批评的公正，说到底来源于它对人性的忠诚，对文学价值的信仰，对世界的整全性的认知，并且它愿意在灵魂的冒险中说出个人的感受。它是一种写作，是写作，就有私人的感受、分析、比较、判断，它不是法律，也不是标尺，不可能完全客观、公正，也不是“是非自有公论”，它更多的是批评家面对作品时的自我表达。它的公正是在分析和尊重的前提下，以自我的存在来印证文学世界中那个更大的存在。它从一己之经验出发，又不限于一己之经验，而是向着人类的精神生活完全敞开。
　　一个批评家应当诚实于自己的恭维，也要诚实于自己的揭露。要说公正，诚实就是批评最大的公正。但凡在文字里隐藏着个人的利己打算的，即便他的文字再勇敢和尖锐，最终也只能是他卑琐心灵的写照。李长之说，伟大的批评家的眼光是锐利的，感情是热烈的，“因为锐利，他见到大处，他探到根本；因为热烈，他最不能忘怀的，乃是人类。他可以不顾一切，为的真理，为的工作，为的使命，这是艺术家的人格，同时也是批评家的人格。”⑩诚实和使命感是这一人格的基石。有此准则，再来谈批评家的自由，才不会失去方向感。自由的人，必须是有内在经验的人，而批评家的自由，则来自于他建立起了深厚的关于人生和文学的内在经验——许多的时候，不是道德勇气让一个批评家自由，而是这一内在经验的唯一性，使他无法再向别的价值妥协。他的内在经验若是足够强大，那他就无法再屈从于权力、欲望、利益、舆论和多数人的意见。不屈从，照李长之的说法，就是反奴性，它是批评获得自由和独立精神的根本点。
　　批评家和作家的对话关系，之所以一直来充满紧张和冲突，也正是因为批评要从作品附庸的地位上解放出来，它渴望以自己的创造性见解，来赢得属于批评该有的尊严。“文学批评从不承认对作家的‘跟帮’角色，它最大的野心，就是通过‘作家作品’这一个案来‘建构’属于批评家们的‘历史’。”11当这种由公正和自由建构起来的批评风格，着眼点落实到了文学价值的肯定、人性的存在上时，就意味着批评从幽闭的价值世界走向了人类宽阔的精神世界——从这一个起点出发，批评有望重塑文学的价值世界，并引导文学像过去一样积极分享人类精神生活的各个侧面。

三

　　必须承认，文学的热闹确实大不如前了，但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灵魂叙事，它并未在当代生活中缺席。文学对于保存人生和情感的丰富性，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如让·斯塔罗宾斯基所说，“文学是‘内在经验’的见证，想象和情感的力量的见证，这种东西是客观的知识所不能掌握的；它是特殊的领域，感情和认识的明显性有权利使‘个人的’真理占有优势。”12认识到这一点，就知道，批评作为阐明文学之特殊意义的一种文体，也是“生命的学问”（牟宗三语）。是生命的学问，就意味着批评应该把文学世界看作是一个生命体，它对作品的解读，也是对这一生命世界的关切，它不仅是在面对“富丽的人性的存在”，也是把一个真实的世界给人，把人心的温暖给人。好的批评，是在和文学、和读者共享同一个生命世界。
　　这种文学与生命的互证，也是批评之独立价值的象征。批评如果没有学理，没有对材料的掌握和分析，那是一种无知；但如果批评只限于知识和材料，不能握住文学和人生这一条主线，也可能造成一种审美瘫痪。尼采说，历史感和摆脱历史束缚的能力同样重要，说的也是类似的意思。何以这些年关于当代文学史的书写越来越热？里面显然包含着对批评学术化和历史化的诉求。因此，一方面，文学史书写大量借鉴文学批评的成果，另一方面，在文学史的权力里，文学批评却由于它的即时性和感受性而大受贬损。很多批评家为了迎合当下这个以文学史书写为正统学术的潮流，都转向了学术研究和文学史写作，这本无可厚非。只是，文学作为人生经验的感性表达，学术研究和文学史书写是否能够和它有效对话？当文学成了一种知识记忆，它自然是学术和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可那些正在发生的文学事实，以及最新发表和出版的文学作品，它所呈现出来的经验形式和人生面貌，和知识记忆无关，这些现象，这些作品，难道不值得关注？谁来关注？文学批评的当下价值，就体现在对正在发生的文学事实的介入上。
　　我当然知道，文学批评是最容易过时和衰老的文体，它在今天显得如此寂寥，其实和它这种悲剧性的命运有关。批评家何向阳就曾感叹：“我是选择当代文学作为专业方向的一分子，当时间的大潮向前推进，思想的大潮向后退去之时，我们终是那要被甩掉的部分，终会有一些新的对象被谈论，也终会有一些谈论对象的新的人。这正是一切文字的命运。”13但是，文学批评的意义依然不可忽视，因为它和作家一样，都是当代精神的书写者和见证者。一种活泼的人生，一定要通过一种活泼的阅读来认识，而文学批评就是要提供一种不同于知识生产和材料考据的阅读方式，它告诉我们最新的文学状况，且从不掩饰自己对当下文学和现实的个人看法。从这个角度说，文学批评在学术秩序里的自卑感是虚假的、不必要的。钱穆读诗，常常说，我读一家作品，是要在文学里接触到一个合乎我自己的更高的人生。“我感到苦痛，可是有比我更苦痛的；我遇到困难，可是有比我更困难的。我是这样一个性格，在诗里也总找得到合乎我喜好的而境界更高的性格。我哭，诗中已先代我哭了；我笑，诗中已先代我笑了。读诗是我们人生中一种无穷的安慰。”14这样读诗，就是最好的一种文学批评，因为他在解读文学的同时，也是在领会文学中的人生、情感和智慧。钱穆是以生命的眼光来看一个文学世界，并通过文学来诠释自己的人生。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对文学的感悟，钱穆的那些学术研究，恐怕也不会有这么长久的生命力。他是一个把学问通到了身世、时代的人，所以，他谈中国文学，不是纸上的学问，而多是自己的人生心得。遗憾的是，当下的批评界多师从西方理论，而少有人将钱穆、牟宗三这样能融会贯通的大学者当作批评和做学问的楷模。
　　因此，真正的批评，不是冷漠的技术分析，而是一种与批评家的主体有关的语言活动。批评家应该是一个在场者，一个有心灵体温的人，一个深邃地理解了作家和作品的对话者，一个有价值信念的人。有了这种对生命脉搏的把握，批评才能在文学世界里作深呼吸，而不是只贩卖术语，或作枯燥的理论说教。米歇尔·福柯说：
　　
　　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增加存在的符号，而不是去评判；它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也许有时候它也把它们创造出来——那样会更好。下判决的那种批评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欢批评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它不应该是穿着红袍的君主。它应该挟着风暴和闪电。15
　　
　　以一种生命的学问，来理解一种生命的存在，这可能是最为理想的批评。它不反对知识，但不愿被知识所劫持；它不拒绝理性分析，但更看重理解力和想象力，同时秉承“一种穿透性的同情”（文学批评家马塞尔·莱蒙语），倾全灵魂以赴之，目的是经验作者的经验，理解作品中的人生，进而完成批评的使命。
　　这种批评使命的完成，可以看作是批评活动的精神成人，因为它对应的正是人类精神生活这一大背景。生命、精神、想象力、艺术的深呼吸，这样一些词汇，不仅是在描述批评所呈现的那个有体温的价值世界，它同时也是对应于一种新的批评语言，那种“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的语言——所谓批评的文体意识，主要就体现在批评语言的优美、准确并充满生命的感悟上，而不是那种新八股文，更不是貌似有学问、其实毫无文采的材料堆砌。而在我看来，当下众多的批评家中，真正注重批评文体和文辞的，只有张新颖、李敬泽、陈晓明、郜元宝、南帆、王尧、王彬彬、耿占春、何向阳等少数一些批评家，多数的人，批评文体的自觉意识还远远不够。而我所梦想的批评，它不仅有智慧和学识，还有优美的表达，更是有见地和激情的生命的学问。只是，由于批评主体在思想上日益单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批评家普遍不读哲学，这可能是思想走向贫乏的重要原因），批评情绪流于愤激，批评语言枯燥乏味，导致现在的批评普遍失去了和生命、智慧遇合的可能性，而日益变得表浅、轻浮，没有精神的内在性，没有分享人类命运的野心，没有创造一种文体意识和话语风度的自觉性，批评这一文学贱民的身份自然也就难以改变。
　　而我之所以撇开关于文学批评的其他方面，郑重地重申批评家对文学价值的信仰，重申用一种有生命力的语言来理解人类内在的精神生活，并肯定那种以创造力和解释力为内容、以思想和哲学为视野的个体真理的建立作为批评之公正和自由的基石，就是要越过那些外在的迷雾，抵达批评精神的内面。我甚至把这看作是必须长期固守的批评信念。而要探究文学批评的困局，重申这一批评信念，就显得异常重要。所谓“先立其大”，这就是文学批评的“大”，是大问题、大方向——让批评成为个体真理的见证，让批评重获解释生命世界的能力，并能以哲学的眼光理解和感悟存在的秘密，同时，让文学批评家成为对话者、思想家，参与文学世界的建构、分享人类命运的密码、昭示一种人性的存在，这或许是重建批评精神和批评影响力的有效道路。也就是说，要让批评主体——批评家——重新成为一个有内在经验的人，一个“致力于理解人类精神内在性的工作”的人，一个有文体意识的人。批评主体如果无法在信念中行动，无法重铸生命的理解力和思想的解释力，无法在文字中建构起一种美，一些人所热衷谈论的批评道德，也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这或许是对文学批评的苛求了。但在这样一个文学品质正在沦陷、批评精神正在溃败的时代，继续从事批评的工作，不仅是对自身耐心和良心的考验，甚至还是一种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守护批评的信念，使批评能一直在文学世界里作灵魂冒险的旅行。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说到自己被迫与什么作斗争时，他的回答是，“与我的洁癖，我精神和肉体的洁癖，病态的和针对任何事物的洁癖。”我在从事文学批评的过程中，经常想起别尔嘉耶夫这句话。或许，只有那些在精神上有洁癖的人，才能真正成为优秀的批评家，而一旦精神的纯粹性出了问题，批评的专业自尊也必将受损。而要在批评中挺立起一种精神，并使其重新影响文学和社会，它除了要具备和作家、作品进行专业的对话能力之外，如何回到以文学的方式来理解生命和人性这条批评道路上来，也至关重要。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注释：
   ① 相关报道见田志凌：《网络写作“大神”驾到！当代文学已出现巨大的裂谷》，载《南方都市报》 2009年6月17日B11版。
    ② 罗杰·法约尔：《批评：方法与历史》，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页。
    ③ 洪子诚：《批评的“立场”断想》，见《文学与历史叙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④ 谢有顺：《文学批评的现状及其可能性》，载《文艺争鸣》2009年2期。
    ⑤ 李敬泽：《伊甸园与垃圾》，载《文艺争鸣》2008年1期。
    ⑥ 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⑦ 李静：《当此时代，批评何为？》，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8期。
    ⑧ 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⑨ 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
    ⑩ 李长之：《李长之书评》（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11 程光炜：《文学史的兴起——程光炜自选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3页。
    12 转引自郭宏安：《从阅读到批评》，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62页。
    13 何向阳：《批评的构成》，载《文艺报》2007年7月12日。
    14 钱穆：《谈诗》，见《中国文学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124页。
    15 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104页。

中山大学谢有顺：纵论东莞文化的地方性与现代性

  
    东莞拥有“可能是中国占比重最大的青少年群体”，年轻的面孔占据着东莞的各个层面。东莞焕发出的朝气和活力令世人吃惊。当年轻的谢有顺教授来到同样青春朝气迸发的东莞，自然有一番激扬的“少年中国说”。
    9月19日，这位“国内最年轻的博导之一”做客由东莞日报社主办、中信地产承办的中信森林湖东莞甲子讲坛第三期，探讨东莞文化的十个方面，尤其对东莞发展文化产业寄予厚望。
    他建议东莞的文化工作者不要只盯着“莞香、龙舟、袁崇焕”，因为这些“只代表了东莞的历史，不能代表东莞的当代文化”。他认为“金融危机可能为东莞发展文化产业带来良机”，鼓励东莞人“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认为也许“下一本《哈利波特》的故事就在东莞某个普通人的脑子里”……

东莞文化更应具有现代性

    “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在座各位都可以提出自己对于文化的定义。”
    讲座题目是《东莞文化的地方性与现代性》，谢有顺的讲座从文化的基本定义谈起。
    在他看来，所谓文化，就是“文而化之”，把人从动物化成一个人，一个有尊严、有教养的人。话锋一转，谢有顺立即把话题转入东莞。“我看过很多关于东莞文化的报道，有人把东莞文化的核心要素概括为‘莞香、龙舟、袁崇焕’，我完全不同意。因为这些是东莞的历史，不能代表东莞的当代文化。”
    “东莞有发达的文化娱乐业、印刷业等新型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的构成要素。因此我们讲东莞文化，不仅仅是讲文化的传统、积淀、底蕴，更要强调当下的文化。没有这种开放性，没有这样一种兼容并包，可能就丧失了东莞文化的胸襟。”谢有顺说。
    在他看来，这些年广东包括东莞在现代文化和当代文化方面，贡献了很多新的元素。“只是我们广东例如东莞缺乏一个命名的能力，甚至也缺乏把自身的文化加以推广、传播出去的能力。”谢有顺感叹，所以有人说广东人会生孩子，不会取名。如果沿用北京、上海或者传统的一些文化定义，当然会觉得我们处处不如人家。
    “我认为现代文化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市民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兴起。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如果没有市民文化和消费文化作为底子，不过是一句空话。”谢有顺认为，如果与其他城市比文化底蕴，东莞的优势荡然无存，但对发展文化产业来说可能更能做到“轻装上阵”。“底蕴深厚，积累多，积淀多，也可能负担太重，导致守旧的力量太大，以至于你发展上层层受阻。”

金融危机为东莞发展文化产业带来良机

    谢有顺说，金融危机对东莞的冲击很大，但他的观点是，这可能也为东莞发展文化尤其是发展文化产业带来了一个良机。
    如何理解这个结论？谢有顺以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崛起为例加以说明。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大量观众进入影院，寻找安慰，最终好莱坞带动了美国文化产业输出，到现在文化产业成为美国的第二大产业。
    谢有顺认为，东莞发展文化产业的空间很大。“东莞有非常发达的印刷业，在全国、全省居于前列。”东莞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化产业的一些特点，有很强大的消费人群，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产业。像印刷业、娱乐业、宾馆业可以带动广告业、设计业包括休闲旅游业，这些产业其实都可以凝聚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好的新的发展契机，文化参与进来了，文化产业参与进来之后，人的精神结构就会发生改变。”
    同样的，东莞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势也有不少，包括哪些？谢有顺自问自答：第一是东莞经济发达，有发展文化产业必要的经济基础。第二是青少年占人口比例的多数，“青少年占比例的优势，恐怕没有哪个地方像东莞这么明显，而文化产业消费人群恰恰主要是年轻人。网络游戏、动漫谁在消费，谁在发短信，谁在网上阅读，谁在下载音乐，这些都属于文化产业，消费群体基本上都是青少年。”
    有这两个优势，东莞可以发展文化产业。谢有顺接下来的考虑是观念，“如果我们还是陈旧的文化观念、文化发展的观念，东莞就很难有一个文化产业发展的好的时期”。
    要办好文化产业，谢有顺认为要解放观念、重视大众文化、办好新媒体、办好活动经济。“文化不等于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也不等于文化产业，文化产业要进入产业链条，批量生产。”
    “我很期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能够成为东莞下一个发展的核心主题。”谢有顺说。

为东莞开出三味“文化良方”

    讲座的最后，谢有顺用三个诚恳的建议，结束了约两个小时的精彩演讲。近几年来，他多次往来于广州和东莞之间，对东莞文化多有认识，但他却在来东莞的高速路上列起了讲座提纲：“我想推翻我之前的讲座设想，坦率地说出我的看法。”
    这三个建议是：
    第一，成立文化产业振兴小组。据我所知，东莞的各种产业之间的隔膜，包括重复、产业链的衔接不上，制约了东莞把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整体规划的发展，如果有一个产业振兴小组，并且是一个有决策力、有规划权力的小组，就能够统筹文化的产业链，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第二，发起一次关于东莞文化的大讨论。发动媒体的力量，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通过讨论让人们知道，东莞不单单有历史文化，还有近代文化和当代文化，也可以想象东莞文化的未来。通过这种大讨论，能够把东莞文化诠释得更有包容性，更深入。
    第三，要鼓励尽可能多的东莞人说出他们的故事。这是我一直很期待的。我在做文学研究，对现代很多作家写的故事已经毫无兴趣，写来写去就房间那么一点事，更广阔的关于这个社会尤其现在变化中的、剧变中的社会故事，其实远远没有人写出来。如果让更多的人说出他们的故事，讲述关于东莞的故事，这可以成为东莞巨大的文化特色。让更多的人说出他们的故事，让故事成为东莞文化创造的某一个母题，成为电影、电视剧、音乐剧、动画、漫画的元素。

■精彩语录

    1.我观察各地的文化官员，谈到文化的时候，基本上都要从旧石器时代开始讲起，从漫长历史梳理里获得一种文化的底气。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美国就没有资格谈文化，深圳就没有资格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镇。
    2.在新一代人眼中，文化已经表现为演唱会或者游戏、漫画，已经演化成一些新的表现方式。
    3.文化产业就是无中生有的产业，向大脑寻找资源。
    4.台湾知识分子界支持台独的人非常少，一名台湾教授跟我说，我不可能支持台独，因为我不能接受曹雪芹和李白“变成”外国人，不能接受《红楼梦》和《静夜思》放在外国教材里面。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5.在国外大畅销书基本上都不是专业文学人士写的。很可能哪个工厂就藏着一个罗琳，可能某一个人脑子里面就有无数个哈利波特的故事。
    6.整个中国的媒体赚的钱都不如中国移动。

■现场互动

    问：谢教授在讲课中提到，文化产业发展要进行文化的创新，当前，我们在这样的管制下应怎样实现文化创新？
    谢有顺：在现有的空间里面尽可能发挥你的自由想象创造力，尽可能说出你真实的内心。在任何境遇下，都可以写作，至于环境的变化，那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得到，我们只能存在美好的愿望。

    问：现在东莞很多镇街的文化节都是由政府主办的，请教谢教授，政府办文化节对东莞文化软实力的实现有多大促进作用？
    谢有顺：政府主导文化活动也好，策划也好，最好是提供平台，让真正的文化和文化从业人员来唱主角，让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士去施展才能，尽可能让外行的干预少一点，这是最理想的状态。要学习遵照文化和艺术规律办事，这对政府和文化从业人员可能都是一件好事。

    问：现在网络文化非常丰富，最近一句“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从网络流行到了现实生活。东莞就有一家小铺位挂了一个横标“贾君鹏你妈妈叫你买月饼寄回家”。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谢有顺：这种网络语言、网络词汇的流行，表明在现有的文化中消费性娱乐性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传统的文化更多强调教化功能，强调思想或价值。但在新型的文化中，观赏性、娱乐性、游戏性正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娱乐性、观赏性、游戏性已经成为文化消费，至少成为文化产业消费一个核心的东西。
    在文化行当里面干的年数多一点的人，往往就会蔑视通俗、庸俗的东西。其实通俗、庸俗的东西可以批判，但是它有存在的合理性，像小沈阳、周立波就有广泛的受众。当然，前提是不能伤害主流价值观，比如说向善、守信用，不要向未成年人灌输一些低俗的东西，这是底线。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种庸俗、低俗的需求，你可以不认同，不参与，但是你必须尊重它们。而文化的发展，就在于抓住发展大众文化为内容，以新媒体为传播媒介，这就是最好的一种方式，我想东莞也不例外。

    问：谢教授刚才谈到东莞可以鼓励东莞人说出自己的故事。东莞文学院采取签约作家的方式，您是怎么看？
    谢有顺：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如果能够签一些民间作者，哪怕不是很成熟的作者，但是他的作品里有活生生的东西，有那种有血有肉的细节、场面、表情，这样一批作者如果能够加以引导，加以培养，可能成为有东莞特色的作家。
    需要有人做这种很细致很耐心的工作，如果没有耐心，很难在沙粒中发现金子。让东莞人真正说出自己的故事，产生一个热潮，这会成为一个景观，我很期待。

    问：最近您增加了一个身份——第十六届亚运会开幕式与闭幕式创意小组成员。您觉得用什么创意来宣传亚运会比较好？
    谢有顺：在广州亚运会开幕式、闭幕式创意会议上，我们几个人都提出，希望能够做一个相对有亲和力、人性化，能够让更多人参与进来的开幕式，而且不要花那么多钱。广州本就是一个生活化、世俗化，有人性亲和力的城市。我们曾经提供建议，是不是可以把开幕式办在珠江一艘船上，或者有一个外围跟会场对接的通道，诸如此类。当然开幕式、闭幕式将由导演来定，我们只是提供一些建议，从理念上提供一些参考，算不了数。

■讲坛反响

尊重俗文化很有见地

    我对这次讲坛的几个内容印象很深，谢教授强调文化不只是阳春白雪，应该尊重俗文化，这个观点很有见地。不过我认为，文化还是需要底蕴和基础的，不是说好莱坞整了一个《指环王》出来，我们就可以做，还是要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陈刚  银行主管）

提升文化软实力可用于企业经营

    谢教授讲的一些内容很有启发，尤其是在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方面，可以运用到企业经营中去。我们今年也打算办四个饮食博物馆。（黎平  花园粥城CEO）

文而化之和天下

    成名成事说文化，传统现代论中外，高雅通俗俱兼备，文而化之和天下。（雷建华 公务员）

采写：东莞日报记者  刘燕  赵丽萍

    主题：《东莞文化的地方性与现代性》
    讲者：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时间：9月19日  星期六  下午14：30—17：00

    地点：东莞市中信森林湖会所
    主办：东莞日报社

谢有顺

    有一种水果，我吃的次数并不多，在我却是常常想起的，那就是产自郁南县的无核黄皮。它早已是“中华名果”，可能产量有限、季节性强的缘故吧，广州的水果摊上，其实不太见到它的身影。我多年前吃过一两次，味道至今难忘。酸酸的，甜甜的，汁多，肉厚，无核，一颗下肚，口水漫溢。它俗称“黄皮”，皮上的确泛着古铜色的光泽，饱满的果实挤成一串时，分明就是一派健康景象，有资料介绍说，黄皮有消食健胃、润肺止咳之药用功效，看来不足为奇。

    我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站在无核黄皮的母树下，被那片古铜色的光泽所吸引，并大饱口福。

    七月末的一天，我和盛可以、李傻傻、王妍等人驱车前往郁南，到达县城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顺着西江，从惠能的故乡新兴一路颠簸而来，三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都有头晕目眩之感。一进宾馆门，我就看到了桌上那盘黄皮，个个成熟得像要从盘子里挣脱出来，也顾不得洗手了，抓起一个最大的，皮刚撕开一个缝，肉已经挤到嘴里去了。重逢这久违了的酸味，我顿时忘了车船的劳顿，黄皮一入口，路上因晕车而有的浊气仿佛都被呼出来了。

    我吃了一个，又吃一个，这才发觉，旁边还站着正准备和我告别的郁南文友罗荣南君。我歉意地笑了笑，荣南君却很开心地再把一串大的塞到我的手中，“吃吧，正是吃黄皮的好时节”。看得出，我对黄皮的热爱，让他既感意外，又觉自豪。他说，郁南位于广东西部，与广西苍梧县接壤，地处西江中游南岸，是南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有天池庵，张公庙，大湾古建筑群，有禾楼古舞，手指画，连滩山歌舞。他说，郁南的森林覆盖率达百分之七十，居全省之最，你走到哪里，都满眼皆绿，青山、绿水、蓝天，可以说也是郁南的特产。他说，郁南是水果大县，除了无核黄皮，沙糖桔也名闻遐迩。他说，郁南是“中国无核黄皮之乡”，现存的两株无核黄皮原种母树，一大一小，乡贤曾乃桢1934年卸任乐昌县县长时，由同僚所赠，种在建城镇的别墅“干园”里，现在依然每年开花结果，当时曾乃桢并不知道这两棵树结的是无核黄皮，更没想到，这两棵奇树，多年之后，通过取母树枝条嫁接的方法，为自己的家乡培育成功了无数棵无核黄皮树，带动了家乡的经济发展……

    等荣南君把情况介绍完，我已把桌上的那盘黄皮全部吃完。我边洗手，边问，母树还在啊？还在。我突然对这两棵母树有了一种神往。钱锺书先生说，你若觉得鸡蛋的味道好，又何必去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但我终究压抑不住自己的好奇，还是决定第二天去看无核黄皮的原种母树。

    这是一个普通的院子。院里的那幢小洋楼，一看就是老建筑，墙壁有点班驳了，但仍洋溢着三十年代的文化气息。院里有两棵树，一棵是黄皮树，另一棵也是黄皮树。旁边县政府立的碑铭告诉我们，这两棵就是中国无核黄皮母树。树高约有四五米吧，树干粗壮，枝叶繁茂，间或还能在叶子间看到还未采摘完的果实，同样是古铜色，同样饱满、丰腴。“这可是母树上结的黄皮哦”，不知谁嘀咕了一声，当地的友人就搬来梯子，爬上去摘了几串下来，分给我们品尝。我拿在手上，突然有一种惶恐，不知该吃还是不该吃。旁边的几个朋友，却早已吃得连连惊呼了。我用犹豫的眼神，看了看屋里的主人，一个年纪大的，正在翻晒黄皮干果，一个年纪轻的，正在奶孩子，全然没有理会我们对黄皮母树的惊扰。他们大概习惯了这样的场景。我也就放心地吃着这两棵母树结的黄皮，确实不同，汁液甜厚，回味悠长。后来，我们还一个个轮番上梯子，每人都摘了好几串，下来后，还各自比着大小，笑声一片。

    很快，主人就出来招呼我们进屋喝茶，还端出刚采摘下来的黄皮，请我们吃，一起端出来的，还有盐渍、糖渍的黄皮果饼。年轻的女孩依旧在奶孩子。墙壁上贴满有关这两棵无核黄皮母树的报道，还有曾乃桢及其后人从香港回访家乡的图片。屋后，又是一大片新嫁接的黄皮树，硕果累累。吃饱了奶的小孩，可能刚刚两个月大吧，眼睛睁开了一条缝，看着外面，那外面，两棵母树正在轻风中摇曳。我对小孩说，你真幸福啊，一长大，就可以吃母树上结的黄皮了。年轻的母亲不禁开怀大笑。

    我们又吃，又拿，真是乘兴而来，满载而归。两天后，我和莫言同去三亚，晚饭后谋划着要去吃一次榴莲，同行的蒋子丹、孔见等人，根本闻不得榴莲的味道，我和莫言就决定蹲在路边的电线杆下，把榴莲吃完再回宾馆。王雁翎挑了一个最大的，过完秤，付了钱，让店主把它打开，以把榴莲分装成一个个小袋。蒋子丹、孔见怕那味道，早已站得远远的。就在此时，我发现水果摊上也有一筐黄皮，就招呼莫言尝尝，一吃，满嘴是核，果汁无多，和我在郁南吃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那一刻，我又想起了郁南的无核黄皮母树，那真是天赐的礼物啊。

请让大学生学些“无用之学” 

谢有顺呼吁不要一味以就业取代大学生应有的理想主义情怀

　　本报讯 (记者王卫国  实习生张莹琦)“所有人都强调要就业，学校成了商场、战场，能不能让大学更纯粹一点，给点空间让学生学些‘无用之学’？”昨天，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做客岭南大讲坛，发表题为《大学人文教育的忧思——兼谈当代青年的精神成人》的演讲，痛陈当代大学人文教育的弊端，呼吁大学教育不要一味地用就业的托辞取代大学生应有的理想主义情怀。

大学实利之风泛滥

　　对如今大学的人文教育之道，谢有顺忧心忡忡。“大学生没过几天不闻窗外事、静心读书的时光，人文精神被挤到一个角落。”他说，模仿主义、实利主义、科学主义、庸俗主义和滥情主义的症状在大学里比比皆是，是人文教育的五个危机。
　　“我国的大学教育模式先模仿苏联，现在又照搬美国。”谢有顺说，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我们模仿苏联，从大学一年级就分专业，以最经济快速的方式培养专业、技术人才，这在当时是符合国情的，但是如今已经呈现诸多弊端：专业太细，学生甚至不知自己的专业是做什么的。今天，我们又争先学习美国模式，注重科系、文章发表篇数等，却没有领会人家的精髓。
　　他觉得特别不满的是实利之风在大学泛滥。他说，几乎所有学校都有国贸和新闻专业，新生报专业时都抱着“哪里热门就往哪里钻”的心态。“人文总是退守科学之后，但人生还有很多是科学所无法涵括和解释的方面，如果用科学主义的思想去理解，怎么可能会有‘飞流直下三千尺’？‘人比黄花瘦’不也是说谎吗？但处处这样对照和衡量，我们的生活真的是索然无味。”
　　谢有顺还批判，大学的行政化、官僚化、过度市场化，使师道尊严残存无几，大学生普遍心理脆弱，也跟当前的教育氛围很有关系。

大学不应忽视通识教育

　　未来的人文教育该如何发展？谢有顺认为，在传授技能、知识的时候，引导学生追问人生意义，是大学人文教育里最核心、最先要解决的问题。每个学生都要储备两方面的知识，一是关于世界的知识，一是关于世界之于人必须有意义、人之于世界必须有意义的知识。他建议，大学的人文教育可以从三个方向着手——— 阅读经典，德性优先，全面教育，以探求人生意义，走向精神成人。”同时，他认为，在任何时候都要强调道德修养，进行通识教育。
　　“无会生有，无用有时会成为大用。”谢有顺说，不要小看了文史哲，这些知识不仅在人生道路上起着重要精神指向的作用，如今文化产业也是大业，“罗琳女士写的《哈利·波特》，其小说和电影创造的利润已经达到了16亿美元，东莞要多少工人、多少厂、耗费多少资源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利润呢？”
　　对于日前掀起争议的中大博雅学院，谢有顺认为需要社会各界的呵护，“如果全部人都为了挣钱，用实利去衡量一切，世界就会变得很荒唐”。

谢有顺

    我谢氏先祖灵运公，在《山居赋》中有云，“国史以载前纪，家传以申世模。”所谓“家传”，实为家风，亦是我谢氏世代相传适情悦性之精神风貌。
    我多年习文，不断在诗文中与谢氏先祖相遇，每读“嚣尘自兹隔，赏心从此遇”(谢眺)或“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唯当明月”(谢譓)等名句，便会感慨于我谢氏一贯来之老庄心态，名士家风。即便是乱世、逆境，此风神仪表也能在谢氏子弟为官、处世、作文中见出，故与谢安公同时代之袁昂曾说：“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自有一种风气。”此语，当然是外人对谢氏之美誉，却也未尝不是谢氏引以为豪之“家传”。《南史》有云，“谢氏自晋以降，雅道相传”，此雅远、雅风之气息，除存于那经久流传之谢氏山水诗篇中，也见于谢氏家族之清流远源里。
    俱往矣！或许，谢氏昔日风流早已被雨打风吹去，今日之谢家子弟，与其夸耀家族“华宗”，还不如奋发进取，以期后代中兴，接续先人殊荣。然缅怀古人，正是为了激发来者，以使祖德、家声，历久弥新，代有传人。
    因此，谢氏和其他氏族一样，历代均志于修族谱，述家训，远识祖宗功德文章，近记子孙行止踪迹，如此血脉绵延，居于后者，能不承先人之遗志，继往而开来？故国有史书，家有家乘，中华文明之大局和小影，由此二者述之，也算是汉文化之一大特色。尤其是族谱所记祖宗盛德之大业，芝兰玉树之风神，对后世所起楷模与教育作用，超越许多普通史书，诚如宋代大文人苏轼当年为我谢氏族谱作序时所言：“谱系乃木本水源所由纪，非寻常卷帙之可比也。”
    我辈不肖，多年偏居乡村，学无所成，有愧于谢氏史上之华丽家族，然残存家传之流风遗韵，也使我辈知道，修撰族谱，既是向先人致敬，也是对后人负责。即便我等庸人无甚武功文德可传之后人，至少也要把血脉繁衍、居止之地详述清晰，让朗如星炳之宗亲后人批而阅之，长发其祥，由一世而百世，百世而万世，传之无穷。
    有鉴于此，世代居长汀县羊角溪之谢氏后人，萌生修撰族谱之愿久矣，苦于人力、财力所限，多年未能付诸实践。今蒙族人同心，多有钱财捐赠，并有数以百计无私无求之贤达宗亲组成理事会，夜以继日，群策群力，历时数载，不厌其烦，或遍览文献，或寻索古迹，或拜访同宗，或辨析口传，梳理几百年之家史，述略各支流之世袭，为肇续宗谱，不论远近，无分亲疏，均以史实为据，简明记之，用意旨在提醒族人，虽族繁丁众，同宗之人散布各地，然只要往前追溯一两百年，抑或数百年，今日形如陌路之宗亲，当年却是出于同一先祖——由一屋而出，从一腹所生，由是思之，谁能不感慨万千、涕泪涟涟？
    枝叶繁茂，系出于同根；子孙昌盛，为一人所生，此生命界之奇迹也，亦为人类精神凝聚力之成因。“草木祖根，山祖昆仑，江河祖海”，修谱即寻根，根柢在，则心力齐，族人不致涣散，家风不致失传。绵延百年千年，仍感念那间开基初始之茅屋、那棵先祖手植之大树，或默然站立于碑文斑驳之祖坟前，神交于先人，这种回望来路、知恩图报之美德，在现代社会已日渐稀少。然有流即有源，有叶即有根，源远而流长，根深才叶茂，此为常温常新之真理，亦为修撰族谱之原意。一切肖子贤孙，该当由此受教，进而重铸敬重历史、感恩先祖之精神。
    其实，由一地而至一省，由一省而至全国，甚至全世界，寻根问祖，最终必然回复原点，万众归一。以我谢氏为例，相传源于炎帝，及周王朝，王舅申伯封于谢邑，以国为姓。谢邑旧址，有称在河南南阳金华乡谢营村一带，也有人说在河南别处，年代久远，已难考证，但我知《诗经·大雅》之“崧高”一诗，即为申伯公出封于“谢”时，大臣尹吉甫为他作别而歌时所写：“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说山岳与神灵养育了甫侯、申伯，此乃多么荣耀之起点。及后，谢氏身心俱华之峰巅，为六朝十代三百年，谢奕、谢据、谢安、谢万、谢灵运、谢眺诸公，文采风流，并世无双，与其时王氏大族冠冕相承，共书国史，流芳江左。
    宋代词人辛弃疾称“谢氏子弟，衣冠磊落”，此之谓也。
    我羊角溪虽偏于一隅，但血脉上却直承谢氏世模。此一谢氏分支，自唐宋年间，由河南至福建，先居宁化，后到连城，累经数代，人数稠密。明朝中叶，我章望公，再从连城洋梅滩迁居长汀圆屋地、羊角溪一带，成此地谢氏开基之一世祖，历数百年，繁衍众多，今聚成多个村庄，后人更遍布福建内外。而开基地羊角溪至今仍以谢氏居多数，宗亲之间情谊深厚，近年来更是天遂人愿，精神蓬勃，生活殷实，人才辈出。
    思古抚今，族人深感血脉源流之不可割舍，遂克服地域、年代、亲疏之种种困难，以连城洋梅滩、长汀羊角溪为中心，尽其所能，遍访散居各地之族人，对各世系源流，进行登记、梳理、落实、辨正，再自筹经费，校正印刷，成此族谱。以前关于本族历史之粗疏记录、零星口传，终于有了一个完整面貌。
    人人知其所出，个个大名在册，非族人有敬宗睦族之心，难成此承先启后之举。
    此善举之完成，有赖于祖宗之荫庇，族人之热忱，修谱者之辛劳这三者合力。然数百年间，我洋梅滩、羊角溪之谢氏一脉，外出定居者几何，散失名姓者几何，口传有误者几何，荒冢凄坟又几何，欲以今人之见闻，周全族谱之始末，断乎不能。我，章望公之十七世孙，夜读此繁复家乘，存感念之心，代修撰此族谱者，祈愿后人能补足其中之阙如、错漏，使谢氏家事、家风，世代相传，子子孙孙，遵训不忘。

                                             二ＯＯ九年八月十一日
                                  十一郎公二十八世裔孙谢有顺谨识于广州中山大学

为野生的中国立传

谢有顺

    《大秦帝国》是我读过的篇幅最长的一部小说，十一卷，五百万言，堪称是煌煌巨著。它的厚重，照见的是中国当代小说的苍白和单薄，而文学界对它的漠视，也表明一种大气象的写作仍然容易被湮没在那些光滑、琐细的语言游戏之中。多年来，中国小说惯于写小事、小经验，沉迷于一己之私，而渐渐失去了关注大问题、书写“主要的真实”的能力，技艺可能越来越精细，但文字背后，往往一片空无，如索尔仁尼琴所说，“绝口不谈主要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即使没有文学，人们也早已洞若观火。”思想贫乏，创造力衰微，关于文学的信念也日益臣服于商业和欲望的法则，以致一个以提倡个人写作为旨归的时代，出现的却多是那种千人一面的作品。写作在面向内心的省思和勘探中，如果只留下一些经验的碎片和欲望的喘息声，而无法深入追问历史、现实中的疑难和困境，无法在想象中敞开人类精神新的可能性，这种写作，就决不能在物质繁盛、心灵溃败的时代，挺立起一种价值，一种信念。
    而要在这个时代真正写出大作品，写作的抱负、精神的信念，不可或缺。许多的作品，我们一眼就能洞穿作者的精神底子是轻浮的、无所背负的，作家身上没有重担，也没有担负这一重担而有的痛苦，写作就成了一种贫乏、机械的记录，或者成了作家养病的方式。文学之小，首先是精神的格局小了，因为你从中看不到一个作家的胸襟。但《大秦帝国》是有大格局的，它不仅思力深厚，气势壮阔，语言庄重，叙事也有一种自由主义的气息，不为故事、人物所限，而是把虚构和想象，融入到了广博的学识、严密的历史论证之中。孙皓晖历经十六年写成的这部恢弘之作，最令我感佩的是，他对于秦史的描绘，不是依托于小聪明，也不是出于那种枯坐书斋的苍白想象，而是花一般人所不愿花的笨工夫，去史实中辨识一个帝国的面影，并耐心刻写在漫长的王朝兴衰中每个个体的辉煌和失败。
    写历史小说，如果没有这种实证精神，而一味地胡编乱造，就会缺乏叙事的说服力。小说当然不是信史，但作家所用的材料若不可信，人物性格演进的线索若破绽百出，他就无法说服他的读者相信他所写的是真的。好的小说家，往往能够把假的写成真的，所谓虚构，其实是到达一种更高的、想象的真实。而如何才能在小说中建立起一个可信的物质外壳，有时比在小说中建立起一种精神更难。所以，我看重孙皓晖的写作中那种实证、专业的品格，他的小说，既贯彻着一个作家的情怀，也不乏一个专家的谨严。他研究秦代的法律、风俗、思想、战争，涉及这些方面时，都谨慎下笔，即便从饮食和兵器这样细小的地方，也能见出他的专业造诣。照沈从文的解释，专家就是有常识的人，而如何写出一个时代的常识，这正是小说独有的价值所在。以常识写人物，人物才可能被还原，才会显得饱满，进而在历史的幕布中真正站立起来。
    有人物，并且这些人物都雄浑饱满、神采飞扬，这是《大秦帝国》的另一个重要特色。作者显然是秦帝国的辩护者和膜拜者，他的写作激情，源于他对一种业已消逝的大精神、大风骨的向往，而关于这种精神和风骨的塑造，如果不落实于人物，就会显得虚浮。小说的精神，往往是通过人物来担当的，人物饱满了，精神也就挺立起来了。许多小说，之所以显得枯涩、失血，根本原因还是没能写好人物。《大秦帝国》是有人物的，当商鞅、白起、王翦、王贲、蒙恬、秦始皇，包括李斯、赵高、扶苏这样一大批人物从孙皓晖笔下有血有肉地站起来时，孙皓晖关于秦帝国的想象也就有了坚实的载体。
    这些人物，寄寓着他的写作理想。在他们身上，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野生的、生机勃勃的中国，它意气风发，思力旺盛，理想高迈，气度庄严，用人、断事不为人伦俗见所限，这些，连同那活跃在大争之世的血气和雄心，读之，感之，往往令人心潮澎湃。与这个野生的中国所固有的气象比起来，汉唐之后的中国，更像是圈养的、饲养的，少了许多野气、血性和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孙皓晖穷多年之功为这个远逝的、野生的中国立传，实在算得上是一个壮举。
    《大秦帝国》既是对一种真精神的召唤，也是对一个气势磅礴的时代的怀念，为达此写作目的，孙皓晖甚至不惜以大篇幅的议论、抒情、感慨来助力于自己的小说叙事，他这种自由主义的文风，若是用之于普通的小说，或许是失败的，但在长达五百万言的写作里，这种旁逸斜出、不拘一格的写法，反而有效地舒缓了整部作品的叙事节奏。《大秦帝国》作为小说是笨拙的，野性的，它的历史观也不乏可探讨之处，但它的确创造了一个强大的精神气场——它写的是历史，但对话的却是历史中的人，以及这群人的心所能达到的宽度和高度。而从更深的层面上说，这种笔力深厚的书写，映照出的恰恰是现代人的根本匮乏。
    当我读多了那些轻浮、油滑的作品之后，对《大秦帝国》这种下苦功夫、见真精神的写作，反而有着特殊的热爱。它是秦帝国的第一传记，也是作者孙皓晖向这个昏昏欲睡的时代所发出的一声长啸。
    《大秦帝国》(典藏版)，孙皓晖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年5月版，2009.00元。

阅读是一种吸引

    记者：广东的“全民阅读专家指导委员会推荐书目”刚刚出炉，您认为一个针对全民阅读的推荐书单，应该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

    谢有顺：其实，只有历史有权力推荐全民阅读的书单，因为好书需要时间的沉淀，也需要阅读者的选择，而非凭着今人突发奇想列出一个书单就能达到目的的。阅读是自主行为，谁也不能要求别人该读什么书，不该读什么书。因此，阅读是一种吸引。而我以为，一份全民阅读的推荐书单，考虑到有“全民”二字，内容当然是以文、史、哲为主，目的是要建构起读者好的精神风貌，它应有普遍性、经典性和时代性。所谓普遍性，我指的是语言要朴白、有韵味，话题或形象要吸引人；所谓经典性，我指的是经过了一定的时间选择之后，依然还能被人记起的那部分；所谓时代性，我指的是它的价值观到现在还新鲜、还有魅力。这当然是一种粗疏的说法，但既是针对“全民”，就只能是一种最低限度的阅读，是推荐不能不读的书，而非可读可不读的书。从现在推荐的这三十本书目看，只有几本是不能不读的书，多数是可读可不读的书，有些甚至是完全可以不读、甚至不应该读的书，拿出这样一个书单来推荐给民众，没有很好地展示出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准和阅读水准。

    记者：单就文学而言，文学作品浩繁复杂，在全民阅读这个层面上，应该有怎样的挑选标准？古代的经典，如四大名著、唐诗宋词通常没有很大争议，但现当代的一些作品往往带有很深刻的时代烙印，有些人认为这些作品放到现在做推荐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的发展了，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这次推荐的《青春之歌》，虽然《青春之歌》影响了很多人，但那个时代和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您怎么看？

    谢有顺：文学是这份推荐书单的主力，但里面洋溢出来的趣味，保守、陈旧、单一，一味地求新，却又一眼就能让人看出来，往往是文学的外行才会这样推荐。推荐者以为，获了奖的作品就一定值得推荐，殊不知，获奖作品中也有分优秀和不优秀的。而有些书，包括你所提到的《青春之歌》，在表达一些价值观时，时代局限性重，且过于生硬，语言和形象，都未必能吸引今天的读者，你即便推荐了，青少年不读，又有什么用呢？难道这个世界的未来不是现在的青少年的么？假如我们还是以灌输的方式、而不以吸引的方式来培育我们的下一代，要冀望下一代能尽快精神成人，可能吗？鲁迅说，用糠秕是不能把人养大的，但现在的很多人，到了小康社会了，还试图让下一代吃三年困难时期的食品，完全不以人为本，也不与时俱进。当掌握了话语权的一代人思想僵化，他又怎能不被现在的年青人嘲讽？代与代的断裂如此明显，精神的传承就很难接续下去。

    记者：这次的推荐书目没有推荐鲁迅的作品，争议很大。很多人觉得他文章的战斗性太强，不适合做全民阅读的材料；也有人认为他是现代文学的经典，应该放进去。您觉得鲁迅的作品应该如何看待，应不应该放在全民阅读中？最近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大幅删减鲁迅的文章，很多评论家，包括周海婴都认为，中小学教材对鲁迅存在误读，把他变成了一个战斗符号，他首先是一个文学家然后才是一个思想家。这是不是反映了我们一直以来读书存在的一个误区，意识形态先行？读书应该从哪方面入手读？比如说读鲁迅，我们从哪方面入手去解读他的作品？

    谢有顺：鲁迅的作品是不需要别人推荐的，他自己会在时间和历史中说话，并发出他的精神力量。没有人可以忽略他曾经到达的高度。确实很多人，一边吃鲁迅的饭，一边却在误读鲁迅，把鲁迅单一化、符号化，以至把复杂的鲁迅简化到只剩下了一幅孤愤的表情。鲁迅的丰富不仅在于他能战斗，也在于他有感伤的记忆和幽默的天才，可我们只记住杂文中的鲁迅，而忘了鲁迅也写散文，也回忆，也有悲伤，他的《朝花夕拾》，光书名就令中国多数作家黯然失色，还有，他的《故乡》、《祝福》等篇，也是现实性和抒情性结合得完美无缺的经典。在今天这个时代，强调鲁迅的文学性确实比强调鲁迅的思想性更重要。

    记者：很多人都提到编写全民阅读书单的时候要十分谨慎，宁可保守一点。这次的书单把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放进去了，在采访一些专家的时候，有人认为像余秋雨，有关他个人的争议比较大，会给民众误导，不应该放在这个书目里。您对这件事怎么看？《文化苦旅》是否值得推荐给全民阅读。在推荐给全民的时候，是否应该因人废书？

    谢有顺：关于余秋雨的争议，有些是媒体时代的泡沫，有些是余秋雨本人的言行不当，但都在一个可以理解的范围里。比起鲁迅时代的争议、骂战，关于余秋雨的争议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它反而能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开始从秩序化向宽松化转变。如果这份书单中的一些书值得推荐，《文化苦旅》也值得推荐。至少，余秋雨的语言，有大众性，也具文采，他对一种文化的追思、对一种精神的缅怀，有其独特的视角。熟悉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文化苦旅》的出版，在当代散文的革命中，是标志性的事件，不能因为现在的余秋雨有争议，就把人家当年的贡献都抹杀了。不要因人废书。《文化苦旅》还是一本可以一读的书。

    记者：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要读国学经典。但《论语》、《庄子》的原文对一般民众似乎太难了，通俗的如于丹的《论语心得》又被指很多误读成分。我们读经典应该读什么版本？怎么读？

    谢有顺：我的意见是，于丹的电视节目可看，但她的电视讲稿书却不必读，确实太简陋了。讲课和出书是两个范围，听讲和阅读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氛围。二者之间有差异。于丹适合在电视节目里出现，而不是在书里。如果要有对中国文化的普及性阅读，要对中国的儒、道、释文化有一个粗浅、感性的认识，我建议推荐金庸的小说。金庸的小说是最具吸引力的中国文化的入门读物之一，他小说中的形象，他在小说中发的一些人生感慨，很感性地诠释了儒、道、释这三种文化的基本内涵。不要以为通俗的作品就不值得推荐，事实上，金庸的小说语言对白话文传统的传承，比现在推荐单上的很多作家都要好。当然，关于《论语》、《庄子》，文化程度高一些的人，可以去读钱穆的著作，他是真正的国学大师。

    记者：你心目中有哪些书推荐给全民阅读？举几个例子，简要说一下推荐的理由。

    谢有顺：我推荐三本吧。第一本，《红楼梦》，要想了解中国生活的繁复和高度，你必须读此书。读懂了《红楼梦》，了悟了里面所写的“人情之美”，你就知道了中国人最内在的情感秘密和精神秘密。第二本，钱穆的《现代中国学术论衡》，虽文辞古朴，但仍然可读，且此册在手，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宗教、哲学、历史、文学、音乐等，就都有了简洁而直抵根本的了解。第三本，《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的语言之美，中国语言的密码，你翻读《现代汉语词典》，随处可见。鉴于现在的中国人，即便大学毕业了，即便官居高位了，写起个人总结或工作报告来，语句不通者还大有人在，所以，中国目前特别需要对《现代汉语词典》的补课。也只有一个懂得读词典的人，才能真正读懂《红楼梦》和《现代中国学术论衡》这两本书。 

                                                            本报记者 蒲荔子  实习生 吴敏

附：广东全民阅读专家指导委员会推荐书目

1.    《沉思录》 马可·奥勒留·安东尼

2.    《英雄时代》 柳建伟

3.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丛书(5本)》  许力以 周谊 卢祥之

4.    《创业史》 柳青

5.    《随想录》  巴金  

6.    《围城》  钱钟书

7.    《平凡的世界》  路遥

8.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

9.    《简·爱》(英)夏洛蒂·勃朗特

10.   《文化苦旅》  余秋雨

11.   《青春之歌》  杨沫 

12.   《地球是平的》(美)托马斯·弗里德曼

13.   《复兴之路》  袁正明 

14.   《邓小平的智慧》  曹应旺 

15.   《无字》张洁

16.   《历史的天空》徐贵祥

17.   《中国不高兴》 宋晓军、王小东、宋强、黄纪苏、刘仰

18.   《历史大脉络》  许倬云

19.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高尔基

20.   《家》 《春》 《秋》 巴金

21.   《国史十六讲》  樊树志

22.   《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 

23.   《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

24.   《第三次浪潮》  (美)托夫勒

25.   《激荡三十年》  吴晓波

26.   《上下五千年》  林汉达  曹余章编著

27.   《论语百句》王大千 

28.   《时间简史》  (英)霍金

29.   《冰心儿童文学全集》  冰心

30.   《曹文轩纯美小说----青铜葵花》  曹文轩

经济危机下的文化机遇

谢有顺 讲

2009年7月18日，广东科学馆

    《南方日报》核心提示：世界性金融危机带来恐慌与反思。就像英国学术泰斗汤因比提出的文明的“挑战与应战”理论———人类文明即是在“挑战和应战”这对矛盾中诞生和延续的。有学者提出这是一场西方文明的危机,也有学者提出这是东方文明崛起的时机。言犹在耳。早在上个世末,英国《泰晤士报》就发表过一篇题为《我们将走你们的路》的文章,其中预测了一个“太平洋世纪”,提出亚洲价值观将在未来获得全球支配权。西方大学者汤因比、斯宾格勒都曾预言过西方文明的没落,汤因比更预言“21世纪就是中国人的世纪”。金融危机带来的物质受挫在提醒人们,一场新的文化较量已经开始。昨天“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由著名文化批评家谢有顺主讲《经济危机下的文化机遇》,首度提出:美国这个傲慢多年的超级大国,金融危机后,已经放下身段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贪婪和欲望,开始变得谦逊……他由此展开分析,在这个机遇和挑战下,中国崛起和国家软实力提升的可能。本报摘取谢有顺演讲的精华部分,并在演讲后对他进行了专访。

物质的中国无法赢得别人的尊敬

　　我想从这次金融危机中经常被人提及的两种观点的辨析中，开始对这个演讲主题的思索。
　　第一种观点是，有人认为，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会影响实体经济，但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则会迎来难得的机遇。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沿用两个例证，一是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以好莱坞电影业为核心，文化产业从此异军突起，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更是加大了对他国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倾销，文化产业的份额占美国GDP总量的25%，是仅次于军工行业的美国的第二大支柱产业。第二个例证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日本、韩国这种对国外市场依赖性强的国家，经济上受到重创，但随着这两个国家相继实施“文化立国”的战略，通过其影视、动漫、网络游戏等文化产业的发展，成功带动了旅游业、汽车业等，成功实现了对自己国家形象的再造，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这次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起源的金融危机，波及面和破坏力之大，都不亚于前面几次金融危机，很多人据此以为，这一次的金融也必将带来文化产业的大发展，我的看法并不那么乐观，因为从美国、日本包括我国的一些情形看，这次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思索，当中国的物质输出的发展战略面临重大挫折之时，我们该学习美国、日本和韩国人，把文化产业的发展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从而彻底改变西方人眼中的单一的物质中国的印象。
　　中国自古以来多向西方输出物质，陶瓷、丝绸、工艺品等，直到今天，这种以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耗费为基础的发展主义观念都未改变，似乎中国人只会生产物质产品。而中国人的文化情怀、精神生活，中国人的情感方式和想象方式，在西方人眼里，一直处于静默之中。当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一方面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困难，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文化的发声、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充分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造”的物质力量，而接下来，文化的崛起将会是中国下一轮发展的核心主题，因为光有物质，很难唤醒别人对你的尊敬，惟有文化复兴，才是伟大民族复兴、国家形象重构的动力。以经济发展为单一宗旨的发展战略，必然造成别人一想到中国，就想到中国的物质产品，而不太会想起，中国也是一个生产过孔子、老子、唐诗、宋词和《红楼梦》的中国。相比于我们的物质影响力，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实在是太可怜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前两年《福布斯》的企业排行榜上看出端倪：排在中国前十名企业里面七位是房地产企业，而排在美国的前十名企业里面却是七位技术经济企业，这说明我们主要是靠资源，靠挖山、卖地来赚钱的，而美国人是靠技术。二者当然有根本的不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年均增长超过9％，截至2009年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9537亿美元，距2万亿大关仅差463亿美元，是近十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总和。可是，这个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三的中国，有能力制造占全世界25%的冰箱、30%的洗衣机、40%的袜子、50%的摩托车、60%的电视机、75%的钟表、80%的拖拉机、90%的打火机和纽扣，但我们却还没有制造出美国影片、法国时装、日本动漫、韩国电视剧这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来。
　　所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2002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治国方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的书中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她说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这话是很尖刻的，但也很中肯。确实，对比于我们的物质出口的贸易顺差，我们在文化出口上，却有着惊人的赤字。以我所熟悉的图书出口为例，中国和欧美的逆差高达100：1以上。电影、语言方面，更是处于严重逆差状态，所以英国财政大臣布朗2003年来中国时说，英国在继续进口越来越多的中国家电、服装同时可以用出口一样东西来平衡，这就是英语。这令我想起，多年前就有一位文化老人在哀叹，我们要出口几十亩地的木材制造的木筷子，才能从日本换回来一辆丰田轿车。这种从大脑中、技术中找寻资源的发展方式，和我们以牺牲自然资源来获取微薄利益的发展方式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啊。假如我们还是实行单一的物质出口的战略，而忽视文化的输出，或者还是仅仅把文化当作宣传品，无法获得别人的认同，那么，中国的经济总量即便超过了美国，也无济于事，因为中国出口的只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一个没有广为人知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中国，是无法赢得别人的尊敬的。

谦逊和反思也是一种“软实力”

　　第二种观点是，有人认为，这次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由此证明美国国力、影响力开始走向衰落，美元的强势地位很快就有可能被人民币或别的货币所取代。网络上有很多民族主义者持这个看法。我对这种自大情绪一直充满警惕。为什么？因为和我们的自大相比，我在美国政治家最近的言辞中，反而看到了一种谦卑和反思的精神。我当然知道，这些年来，由于布什政府推行的一系列单边政策，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反美高潮。但是，奥巴马总统上台之后，整个美国政界的情绪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你关注第五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就会发现，奥巴马总统在有关问题上不止一次地向拉美国家“公开认错”，坦言美国一直奉行的孤立古巴政策是“愚蠢之举”；奥巴马向其他与会领导人承诺，美国要与其他美洲国家建立“平等伙伴关系”，“不分大小”，“美国已经发生变革”，“愿意承认”过去犯下的错误；奥巴马还主动走向素以“反美斗士”形象示人的查韦斯，并和他微笑握手。就连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多米尼加共和国时也说，拉美地区十分猖獗的毒品贸易一部分的责任要归咎于美国国内对于毒品的巨大需求，而她访问墨西哥时也承认，美国大量枪支流入墨西哥加剧了当地的暴力事件。拉美国家对美国的这种谦逊姿态，普遍反应积极。我不知大家觉察到了没有，一个傲慢多年的超级大国，一旦放下身段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贪婪和欲望，包括反思温室气体排放这样的具体问题，开始变得谦逊，愿意承认错误，并想重新开始一段旅程时，她后面所蕴藏的力量是多么的可怕。可惜，中国人至今没有认识到这种谦逊和反思会给美国带来怎样的一种精神转变。
　　这表明，美国这样一个军事强国和文化大国，她除了应用自己的“硬实力”之外，也开始更加注重“软实力”的应用。反思、认错，这在缓解反美情绪上，用的是一种巧劲，因此，我们讲到“软实力”的时候，不要总是只想到文化产业，只想到功夫熊猫或者杰克逊，“软实力”也可能是一种精神，一种姿态。
　　“软实力”这个词最早由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助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来的，他认为，软实力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文化吸引力等，其核心就在于价值观的表达。通常而言，一个人或一个国家要实现自己的实力，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威胁，所谓大棒，一种是利诱，所谓胡萝卜，一种是吸引，这就是软实力。大棒加胡萝卜的方式，有时是行不通的，因为它太硬了，相反，一些软性的东西反而容易被人接受，像文化影响力、外交影响力、制度影响力，都是软实力，它所起到的作用，有时比硬实力更大。通过输出一种影响力，从而自己国家的价值观推广出去，并由此影响别国的人，这一点，美国做得最成功。
　　多少人都是通过美国的电影和娱乐文化来了解美国的，又有多少人是通过韩国的电视剧来了解韩国的。软实力所塑造的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更为可亲，也更见吸引力。美国在世界各地过度使用军事力量的冷硬形象，许多时候就是被他们所创造的米老鼠、功夫熊猫这样的形象所软化和缓解的。因此，我们不要小看文化的力量、艺术形象的力量，要记得“以德服人”总是比“以力服人”更有效果。

文化的亲和力,在于不易被摧毁

　　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思索硬与软的辨证关系。过去，我们想象中的金融系统是强大无比、坚不可摧的，没想到，一次危机就证实了它貌似强大，其实不堪一击。相反，那些看起来柔软的事物，有时却能焕发出极为强大的力量。比如水，是世界上最软的事物了，但一旦水汇聚成了大水，那就无坚不摧了。“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也”，这是老子说的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文化的力量是一种柔韧的力量，它一旦被建立起来，就不易被摧毁。中华民族经历的灾难不比别的民族少，但为何能一直延续下来，就在于她的文化血脉没有断，文化还在影响人心。文化比政治更永久，文化也比历史更永久。2004年我访问台湾时，正是台独势力非常嚣张的时候，但我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在台湾的文化人中，支持台独的人其实很少，为什么？一个台湾教授对我说，他不能接受，一旦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孔子、李白和曹雪芹都将成为外国人，讲述他们作品的课程将变成外国文学课。就这么简单。因此，只要文化的维系力还在，台湾人的心就跑不远，许多的时候，文化比军事更有力量。
　　因此，中国的崛起和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不能流于空谈，而是要真实地通过文化的再造，重塑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文化是一种胸襟、气度和创造力。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但没人承认日本是超级大国，就是因为日本的文化中终究还不能站立起一种有感召力的普世吸引力。英国《旁观者》说：“富豪可能有能力买一所豪宅，但在世界的第一张圆桌边上，钱却不易买到一个位置。”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有深厚的文化传统，但在下一轮的全球竞争中，文化发展和文化输出依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因为许多时候，我们还是把文化当作宣传或说教，而无法找到一种可亲的、有吸引力的语言和形象来诠释民族精神。
　　经过这一轮金融危机，一些文化机遇已经显露出来，同时对文化意义的再认识也显得迫在眉睫：一，文化的活力在于它对生活和世界有一种反思能力。通过反思，我们就知道，价值观的表达比物质的生产更重要，软实力比硬实力更有亲和力。二，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有无相生。物质是有的层面，文化才是无的层面，有无相生，才能全面呈现中国精神。三，文化能吸引人心靠的是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形象。文化产业的发展，不能靠板结的文化符号来完成，而是要靠创造出新的、有吸引力的文化形象，才能捕获新的消费人群，因此，要重视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力量。四，文化创造力的基础是自由和差异。自由带来创造的激情，而差异则能保存文化的多样性。五，文化平台的建设是发挥文化传播力和文化影响力的关键。这就要求突破文化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和行业划分的限制，把文化传播的平台做大，文化的声音才能被倾听。大的平台才能担负大的文化责任。
　　文化的声音，有时是柔弱的、小的声音，但小的声音去到人群中，就可能成为大声音。假若每个文化人都能发出声音，中国就有希望。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经讲者审订。有大量删节，原文约两万字）

■现场问答

　　提问：我觉得这次金融危机的背后是不是就是一个文化的危机———商业文化发生质变才导致这种危机。

　　谢有顺：我承认你所说的,经济危机的背后其实是文化危机的一种展示。具体落实到中国,你所说的文化过度的商业化,所导致的粗鄙化,跟文化过多的意识形态化所导致的僵硬化,都是今天文化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到底无论是文化的从业者还是文化的管理者和文化的传播者,都要重新来认识文化的特性和文化内在的内涵,文化确实是一个精神、价值,甚至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表达。如果文化跟生命没有关系,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跟我们内心的追求没有关系,这种文化的生命力一定不会长久。

　　提问:如果中国文化想走出去,能够给世界提供哪些价值观?

　　谢有顺:中国文化有一些价值观念能够影响世界,能够给人带来有益的启示,包括中国人对“和”的这种观念,对“中庸”的认识,包括中国人以审美作为他人生的终极目标这样一种人生的设计,对于缓解现在一些极端主义的思想是有很好的帮助。只是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文化需要经过一个现代的转换,如果我们到现在还是把京剧、粤剧拿到国外去演出,很难得到别人的认可。所以,要在文化传统和自身文化创造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文化形象,要研究调查现代人的生活和现代人的消费心理,找到适合他们接受的文化形象,再把这种文化的精神及观念输出。

■记者访谈

中国软实力:解读中国人的情感和心灵

文化是中国人的“宗教”

　　记者:如您所说的,金融危机并不一定带来美国的衰落,反而可能激发他们的自省。那么对于中国,怎样才能抓住这个挑战?实现软实力的崛起?

　　谢有顺:文化上,要重视拿来,也要重视输出。面对新的文化竞争,我们沉重的文化传统有时也是负担,这就要求我们在应战的过程中,能接受现代文化的冲击和调整。固守几个文化符号或文化套路,只会把我们的文化宣传得面目可憎,而真正的文化,是一种精神,一种与心灵相呼应的力量。

　　文化文化, 即文而化之,文而教之,而文有文心,这个文心,指向的是中国人的情感、记忆和想象。要让一种文化的价值和文化的形象具有感召力,文化的管理者和从业者,就要认识研究中国人的情感、记忆和想象,找到能够接近中国人心灵的话语和形象,我相信,能够感动中国人,也能感动别国的人。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到处泛滥着太多没有文化的文化,文化只是口号、教条和枯燥的名词,或者是一些不着边际的大场面,这样的文化,尚且不能让本国人信服,它又如何让外国人接受?真正的文化价值观,就是把文化当作文化来看待,而不把文化当作政治,也不把文化当作宣传,更不把文化当作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文化有文化自身的品格和尊严。金融危机带来的物质受挫,不过是在提醒我们,国家间的文化较量才刚刚开始。

　　说到底,中国的软实力,要能解读中国人的情感和心灵,也要能解读中国社会的各个侧面。首要的,我以为是要向世界展示中国人面对真实、面对现状的勇气。只有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真实的中国人,才能唤起别人对我们的信任,而信任,是文化交流获得成功与否的关键。

　　记者:您在演讲中提到,金融危机,应该促进我们反省个体的生活,物质的、享乐的以及实用主义至上的生活方式,应该找到办法去安放我们日益空洞的内心。您觉得,我们的现实社会,中国人的欲望膨胀也到了一个极限,对于一个个体,怎样才能实现一种心灵的安放?

　　谢有顺:中国是一个没有终极意义上的宗教传统的国家,文化才是中国人的“宗教”。按照林语堂的说法,古代的诗歌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而谁都知道,诗歌是不实用的,是一种性灵的抒发、活跃的情愫,但它却能给我们的人生带来美、优雅和智慧———所以,中国人教育孩子时,都不忘让小孩背诵唐诗；我想,设若大家能将自己热爱唐诗这种文化情怀,进一步扩展到日常生活、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中国文化的全面苏醒便是大有希望的。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并不是要提倡复古,也不是要停止对中国文化糟粕的批判,而是要以理性的方式,为中国人找回一种安身立命的文化信念。中国文化中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抛弃的,比如鲁迅先生他们所批判的奴性、劣根性,以及一些扼杀人性的封建礼教,包括在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这些,都是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但是,中国文化中也有很多值得倡扬的精髓,比如中国文化重视家庭,讲情理,也主张入世,推崇审美人生等,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剥离了这些文化的内核,中国人的生活就会显得空洞。

广东文化充满矛盾和生机

　　记者:最近广东省委出台了《关于加快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提升广东文化软实力,且要成为未来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主力省份。您觉得广东文化软实力存在哪些机遇以及局限?

　　谢有顺:要提升文化软实力,首要的是要宽容各种创造精神,表彰真正的文化创造力,要尊重文化的个性和文化生产的艺术规律,给文化从业者一个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同时,广东要大力发展通俗文化,以通俗赢得大众,以影响力来传播文化的声音,因为没有影响,就没有文化的实力。广东的先进文化,在我看来就是市民文化,一种能容纳各种声音、并把这些声音返回到生活中的市民文化,而市民文化适合孕育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任何的文化产业,都是以大众性、通俗性为基础的,只有文化产业壮大了,文化理想、文化责任才可能被承担起来。一般来说,大的文化公司,大的文化名人,才能承担大的文化责任。因此,以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为路线,扶持大的文化产业公司,塑造大的文化名人和文化明星,可能才是一条比较现实的、走得通的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路。在文化产业发展的道路上,我们要从最低的地方往上走。离开了低的起点,文化发展又会是不落地的空谈。

　　广东充满混乱和矛盾，但也充满生机。这是一个事实。由于市民社会的崛起，广州有着更接近人性的文化情怀，居高临下的东西不多，所以，在广州的民间,活跃着很多有创造力的文化产业,它们的活力、创造力和生存能力,都值得我们关注。如果能把一个城市塑造得充满人性的气息,同时也能吸引消费者参与到日常的文化消费之中,即便不高雅、不精英,我们也得承认,这也是文化。尤其是广州成熟的媒体文化,我们要呵护它、壮大它,它才是广州最具竞争力的文化产业。而广东的劣势是缺乏文化野心和文化气魄,文化交流的模式也单一,还有小富即安的心态,等等,都将会严重制约广东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专题撰文(除署名外):

　　本报记者/李培实习生/潘月圆通讯员/刘育青

　　摄影:李光华

■现场听众问答实录

　　主持人：谢谢谢教授精彩而冷静的演讲，请注意我用了“冷静”这两个字。因为我觉得它对经济危机中的文化机遇进行了非常理性的分析。谢教授告诉我们，过去我们给世界的印象是一个物质中国的印象，而中国的情怀、中国的感情、中国的想象方式都处在静默之中。一个曾生产唐诗、宋词、《诗经》、孔子的国度不应该是这样子，我们应该知道物质的强大不足以改变民族的命运，更不能改变民族的想象。我们应该生产全球性的文化品牌，我们应该制造有全球感召力的中国文化形象，我们要生产图书、影片、社会科学、思想，我们不但要出口电视机，而且要出口世界观。我们要向大脑寻找资源，向社会和精神去寻找资源，一句话，我们要提高我们国家的软实力。我觉得谢教授今天最华丽的讲段，是在中美两国对经济文化进行对比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克服民族的自大情绪，反思我们国家的战略，实现我们的文化精神的转型，完成中国文化形象的塑造。
　　我觉得我们应该记住这个年轻教授的告诫，“文化比政治更永久，文化比历史更永久，文化的灭亡比亡国更可怕”。物质的输出不比一个世界观的表达更有力量，软实力比硬实力更有力量。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听了谢教授的报告之后，算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下面我们就进行互动，大家有问题可以向谢教授提出来。
　　
　　提问：谢老师你好，你是我敬仰的当代文化学者，非常感谢您的演讲。首先，我想问的是，金融危机本身是不是也是一种文化危机？我想请谢教授评论一下，关于文化的过度商业化，以及所带来的一种文化粗鄙化的问题进行一个评价。另外一个问题是，亚运会的宣传跟奥运会比较，就会发现它很低调，我觉得这种很高期望的需求和我们低调的岭南文化有一种矛盾的关系，我也想请谢教授谈一下，谢谢！
　　谢有顺：我为什么没有把经济危机直接解释为文化危机，因为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所有的问题背后可能都是文化问题。确实，经济危机的背后其实也是文化危机的一种展示。至于你所说的文化过度的商业化所导致的粗鄙化，跟文化过多的意识形态化所导致的僵硬化，都是现有文化的特点。所以，无论是文化的从业者、文化的管理者还是文化的传播者，都要重新来认识文化的特性和文化的内涵。文化是一种精神和价值，它也是一个生命体。如果文化跟生命、生活没有关系，跟我们内心的追求没有关系，这种文化就会枯萎。
　　你所说的亚运会的宣传，它不尽如人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必须承认，现在的中国人有一种奥运疲劳症。你想，经过了2008年的奥运会之后，谁还有心思去关心亚洲人的比赛和竞技？此外，当然跟你所说的岭南文化的某一些特质有关系，就像陈实老师经常说的，我们广州人会生孩子，不会取名字，也就是说，我们还不太懂得宣传的策略，不懂怎样把宣传资源充分调动起来为我所用。这一点，不仅仅是广东，其实整个中国的政治界和文化界，在如何应用媒体、如何宣传和推广自身这方面，都缺乏经验。尤其是很多官员，还缺乏和现代媒体打交道的经验，有些人甚至还根本不知道现代媒体的威力。我举一个例子吧。前几天新疆骚乱，当时我就在乌鲁木齐，参加一个中国作家走新疆的采风团活动，我了解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凭直觉，我知道中国政府这次的强势是应该的，既然有人开始杀平民了，政府当然要强力反应，要不，平民的安全怎么办？但是，你们注意到没有，发生新疆事件的时候，国外正在召开八国峰会，全球有几千家媒体云集在那里，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传达声音的机会，但中国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把真实的新疆告诉大家，虽然我国去了代表团，但我们没有及时在那里召开记者会，错过了一个很好的传达真实声音的机会，很可惜。我能理解，这背后可能还是有一种恐惧，一些人害怕说错话之后，要承担责任。因此我说，中国的官员，中国的文化界可能都还没有做好准备，面对已经变化了的中国、变化了的媒介，我们该如何跟他们打交道。亚运会的宣传可能也碰到了这样的困境。其实不单是你不知道亚运会什么时候开幕，我还是亚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创意小组成员，到现在也不太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开幕的。
　　
　　提问：当前很多都是外来文化入侵进来，而我们中国文化走不出去，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们中国文化想走出去，我们能够给世界提供哪些价值，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提供给外国人的？谢谢。
　　谢有顺：中国文化，都说博大精深，但并不是每一个文化的侧面都能影响现代社会的人。中国文化的输出如果做得成功的话，还是有一些价值观念能够给人带来有益的启示的，比如中国人对“和”、对“中庸”的认识，包括中国人以审美作为他人生终极目标这样一种人生设计，这些对于缓解现在的一些极端主义的思想，应该说都有很好的帮助。但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经过现代转换，否则能接受的人很少。我为什么强调要在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文化形象，就是希望文化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如何才算适应了现代社会的需要？这就要调查研究现代人的生活和现代人的消费心理，找到适合他们的，他们能够接受的文化形象。我在看《功夫熊猫》的时候，发现这部影片的制作团队对中国文化是做了研究，做了调查的，甚至在一些地方，还达到了中国人都意想不到的文化领会。当然，文化的输出和文化的发展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它不像经济，不像盖楼，只要有钱，只要政策对路，能够立竿见影。文化既然是一种软力量，它的发展就是缓慢的，潜移默化的。这也告诫我们，对文化的建设和文化的传播，要有一点耐心。
　　
　　提问：关于文化输出这个问题，您觉得广电总局的存在是不是个障碍？我想请你回答一下。还有，陈实教授说你理想主义的表现比较冷静，你这种冷静是不是说明你对文化输出的结果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悲观的想法。   
　　
　　谢有顺：我的冷静，是因为我不能不冷静，我着急也没有用啊，因为我不是决策者，我只能表达作为一个学者的思索。当然，可能也因为我已经过了不冷静的年龄，我需要冷静地思考很多的问题，包括我的人生问题。我对中国文化的前景并不悲观，相反，我有信心，这个信心是建立在中国经过了那么多的挫折、灾难，但是这样一个民族依然能够延续下来，这表明中国文化具有巨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和自我调整能力。尽管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文化落到了一个不堪的境地，但是，我想，很快中国文化的自我修复能力又会发挥它的作用，它的魅力会再一次被世界所认识。
　　至于你说的广电总局会不会成为文化输出的一种障碍，因为我对广电总局不太了解，我不好判断。不过，像过度的限制、审查文化项目，尤其是文化观念的滞后，可能会影响中国文化的跨国界展示。但我能够理解这些官员，他们从政，可以说也是如履薄冰。在中国，当官已经是高风险行业，因为有太多令你堕落的陷阱。加上现在网络发达，你抽错一根烟，说错一句话，都可能让你没有宁日。所以，他们如履薄冰，深知保守比开放更安全，不做比做更安全，都持明哲保身的策略。他们宁愿慢一点，保守一点，左一点，而避免犯错。但是，我觉得他们既然担负着一着文化管理的使命，还是应该更大胆一些，担负的责任也应该更明晰一点。
　　至于你说到中国文化的输出能不能让别人领会和理解，我想，只要我们真正本着文化自身的特性、文化自身的品格来从事文化的发展和输出，这种理解是可能的。文化说到底，它是一种共性的东西，太个性的东西，只属于你个人的东西，它不是文化，文化总是具有某一种共同性、普遍性，它总能够找到被人家接受和认识的点。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尽管我不是党员，但我非常留意这些年我们国家的一些口号的变迁，包括政府的发展战略，都加入了一些中国文化的元素，这种元素柔软了一些口号，也使得一些政治方略跟民众的关系变得亲切起来。像“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以人为本”这样一些口号的提出，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它表明中国政府开始吸纳自身文化传统中有益、有生命力、有价值的东西，通过发现自身的文化传统中优秀的东西，来重新解读中国社会，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探索。像“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概念，你一看这四个字，就知道政府要做什么，它要表达什么理念；看到“以人为本”这四个字，你也能马上知道这个政府要贯彻执行什么样的治国方略。这样的政治诉求，是能够尽可能多地团结中国人，也能够被更多国际人士所领会的。又比如“三个代表”这样的思想，也是比以前进步的，但你光看这个词，如果没有注释，你就不能马上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据说美国总统当时听到“三个代表”这个词时，曾专门要求美国驻华大使，让他们赶紧弄清楚这三个接班人是谁，因为“代表”可以当作人来解释，像“人大代表”指的就是人，所以，美国总统以为中国又选出了三个接班人，这当然是一个笑谈。但“和谐社会”、“以人为本”这样的词就不需要解释，看字面就知道政府要做什么。我想这也是一种文化。它表明政治文化也开始考虑到民众的接受，开始考虑到它跟自身传统的联系，这当然是一种进步。如果中国能更快速地向世界展示它的这种进步，中国的僵硬形象就会得到缓解。所以，我不悲观，因为中国正在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主持人：我插一句。我真的非常感慨也非常惊讶，像谢教授这个年龄，应该是一个喊打喊杀的年龄，但是你们通过今天的演讲以及看他一系列的文章看得出来，不管是多么尖锐的批评，还是多么深刻的思想交锋，他都是条分缕析的，我认为是一个完全站在学术中立的立场对这个事情发言。比如刚刚说的广电总局成为文化输出阻碍的事情，我觉得谢教授讲得非常中肯，我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相信，虽然我们周围充满了腐败，不是玩意儿的东西，但是，政府和我们的老百姓也一样在思考，一样在改进，就像刚刚谢教授所讲的和谐，一样是在追求着和谐地目标。不然，我们没有办法解释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没有办法解释我们谢教授在这里所产生的这么大的忧虑。
     　　
　　提问：当今中国的文化具体应当怎么输出？另外，我也想了解一下谢教授怎么样看待国学市场化的问题。谢谢。
　　谢有顺：关于国学热，这个问题在各种场合都会被问到。我个人觉得，如果有一个机会，能让大家多了解一点中国文化，总是一件好事情。但我也留意到，一些所谓的国学的捍卫者，他们往往把中国文化单一地简化为儒家文化，这就需要警惕了。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就在于它是一个多元的文化体，在中国人的文化结构里，至少有三种文化在影响着他，儒、道、释，三位一体。所以，中国人的人生观是立体的，有弹性的。为什么中国人不容易自杀呢？因为有弹性的人生观能够缓解他所遇到的各种精神危机。年轻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是儒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都想做事情，都想成就一番事业；当他到了一定年龄，马上要退休了，或者已经过了提拔的年龄，你会发现，很多中国人就变成了道家，都喜欢种花、遛鸟、写字、刻章、画画、钓鱼什么的，抒发自己的性情，雅好，从而显示出自己无所求的姿态。但是，真正碰到了精神危机，中国人一般也不会直接走向死亡的深渊，他还有佛家，他能够把这些东西看空、看淡，并找到消解痛苦的机制。这种儒、道、释三位一体的文化观和人生观，使得中国人的人生是有弹性的，他不容易走极端。中国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弹性、多元。所以，国学的提倡，要有更加宽广的视野，尤其是不能把中国文化简化为儒家文化。
　　至于那些可能离开文化本意的通俗化的文化讲解，我也不愿武断地批评。因为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再回到中国文化的原初状态了，我们注定是要误解文化的。我更愿意去理解那些文化传播者的善意，只要存着善意，存着对文化的敬畏，做一些通俗化的尝试，也无妨。比如关于《论语》的解释，引起那么多的争论，于丹讲的固然是一种肤浅的常识，甚至有误解的成分，但别的人讲的呢？我看也未必都是《论语》的本意。稍微对《论语》有一点研究的人都知道，《论语》的核心概念是“仁”，而这个“仁”的核心内容，是讲孝，这是最本体的解释，仁和孝。如果只讲这些，就很难让人真正对《论语》有兴趣，所以，对《论语》做一些发挥，做一些现代解释，可能也是《论语》文化传播中必须经过的一个步骤。今天的中国，与自己的文化传统之间已经有了巨大的鸿沟，要想一下子填平这个鸿沟是很难的，这就需要有一些普及性的、可能并不太准确的、哪怕是过于通俗化的东西，来先做一些铺垫的工作，从这个最低的起点往上走，文化才能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敬畏。我希望大家能把文化的解释工作做得更好、更准确，但我也能宽容那些对文化的善意的通俗化。关键的是，不要对中国文化做狭窄的理解，应该尽可能多的让人了解中国文化不同的侧面，了解中国文化的本性。中国文化应该是宽广的，多元的。
　　
　　主持人：我真的是恨不得把谢教授脑子里的智慧都挖出来，但是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最后，我来制造一个小小的难题，我想从今天起，要求主讲嘉宾回答一个小小的问题：您所理解的文化是什么？能不能用两三句话给你理解的文化下一个定义。
　　
　　谢有顺：关于文化的定义很多，我再下这个定义，已经毫无意义，我只想说一句，所有的文化最终都是为了让我们生活得更好，因此，那些妨碍、影响我们生活得更好的文化，每一个人都要竭力反抗。我要表达的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主持人：谢谢谢教授这种深刻的定义，我想谢教授其实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不要蔑视自己的声音”。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谢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神盛宴。

谢有顺

　　摄影在中国，一度成了伪造世界的工具。它不是对世界忠直的观察、记录、发现，而是对世界的提纯、美化，或者丑化。那种叠加起来的美，以及一个又一个被选择的瞬间所呈现出的所谓的“震撼”，其实都在改变世界本然的面貌，它所激发的道德反应，有着不易被人觉察的虚假性。真相、真实，慢慢的就处于隐匿之中。
　　或许，在这个图像时代，对世界单纯的写实已经不够吓人，所谓的真实，必须被加强，甚至需要加以拼接、修饰或导演，才能起到应有的观赏效果。有那么多人热衷于新的影像造假，原因正在于此。然而，苏珊·桑塔格说，“照片创造了多少同情，也就使多少同情萎缩。”确实，影像力量被过度使用之后，必然也导致对这一力量的损耗。这个时候，重申摄影最为基本的职责——记录真实，反而成了意义重大的事情，正如当文学日益沦为作家养病的方式时，重申有感而发的写作传统，对文学也是一种福音。
　　“相机是历史的眼睛。”也是现实的摄魂术。在相机面前表演，或者通过相机刻意地选择被观看的世界，照片的价值就会土崩瓦解。所以，伍尔芙宣称，照片“不是争论”，“它们就是事实直接对眼睛所说的未经加工的声明”。这个由机器所作的记录，当然比文字更加中立、客观、可信，而我们能够将一些不该忘却的现实以影像的形式牢记心中，显然是对想象力和同情心的一种拯救。我当然知道，每一张照片都隐含作者的观点，它在记录现实的同时，也在解释现实。但真实依然是摄影的基本伦理——建基于此，自马格兰摄影通讯社创立以来，摄影才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事业，它以自己独有的定格方式，成就了一个新的世界。即便在不间断的影像（电影、电视）如此强势的今天，照片依然具有文字和影视所无法匹敌的感染力。
　　对于这个纷繁、混乱的世界，一张好的照片，有时就是一句好的引语。它把我们引向世界幽深而隐秘的核心。
　　但更多的摄影家，满足于在照片中创造世界的戏剧性，或者通过照片中那些被过度选择的瞬间来建构他的美学。很多照片背后的美或痛苦，其实都是被建构起来的。有些人，摄影角度刁钻而古怪；有些人，相机在他身上，是一个富于侵略性的器官；有些人，把摄影当作艺术创作，而遗忘了他的纪录功能；有些人，干脆摆拍。这些摄影家，都冀望于在非常态的世界里，建立起独异的观察世界的方式。他们缺的是和世界和平相处的平常心。从骨子里说，他们是一群对现实漠不关心的人，在他们眼里，更多的是超现实——那种被刻意建构起来的虚假的现实。
　　吴家林的摄影引起我的注意，正因为他是忠直的现实主义者。他对平常世界的记录，反而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影响。他的世界，当然也由那些“决定性的瞬间”所构成，但我分明能通过他的作品看出，他一直把自己当作是这个世界中的一员。他的相机，一般不惊扰对象，不仅不嚣张，反而有一种沉默的力量。真实的，安静的，日常的，温暖的，会心的，具体的，诚恳的……这是他的摄影主体，也是他的道德态度：为一片土地、一种生活写实，这本身就是一种善。
　　吴家林的世界观由此而来。
　　这是一个有自己的观察角度的摄影家。他的角度明显是平的、低的，这在客观上造就了他的作品具有了一种拒绝被选择的美学效果。镜头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游走，不夸张，也不偏激，而是怀着对世界的平等心，公正地理解对象。不因他的照片而哭泣，不被他的照片所吓坏，不忘记那些普通的背影，或一只猪、一条狗的欢乐，不藐视日常生活中最平实的一面，不刻意抓拍那些惊恐或痛楚的表情——但一些人眼神的漠然，同样有着和死亡一样的说服力……一个时时处于低位的摄影家，带着浓重的故土口音，被那些行将消失的景象所捕捉，靠着对现实的肌理那超常、敏锐的直觉，以及近乎天才般的构图能力，世界被坚定地呈现。
　　他的作品，表面看起来丧失了技术的难度，以致再普通的读者，也能看出他的作品背后所洋溢出来的尊重和热爱。事实上，吴家林的作品发挥了摄影固有的两种力量：记录与创造。一个世界的实录，有时比关于这个世界的思想更重要。实录告诉我们世界如何在着，以及为何如此在着。在和如何在具有同等的意义。吴家林的相机解读了这个在，并为这个在的本然面貌留下了实证，这个实证，累积起来，就是一种创造——我喜欢他所创造的这种以实证为基础的视觉艺术。
　　或许，很多人会觉得，吴家林的摄影，记录的不过是世界的表象，缺乏深度。他构图时拒绝被选择，也就意味着他失去了深入世界的意义路径。然而，这个世界面临的并非意义的饥饿，而是意义的过剩，相反，关于这个世界的表象，常常被人忽视。没有表象，就没有可信的深度。当我跟随吴家林的相机在世界的表象漫游时，发现表象常常就是世界的全部。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看见比想象更困难，也更重要。
　　吴家林的新作品集《吴家林·玉溪》更加鲜明地贯彻了他的这一摄影主张，我为自己能在第一时间看见他眼中的世界，深感荣幸。
　　　　　　　　　　　　　　　　　　　　　　　

谢有顺

　　水墨是中国的语言，它既说出中国的文化，也见证中国的精神。不了解中国人的感情和心事，不领会中国文化的神髓，水墨就只是物质，不能成为创造心世界的材料，更不能成为人生的写照。中国文人历来是重视立心的，心气和心力，也一直是写作、绘画的根底，故中国艺术不向外求娱乐，而向内求德性修养，最终冀望于人生即艺术，把艺术和人生，看作是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
　　艺术如何和人生相通？简单地说，就是艺术和人生共享一个生命世界。中国以农立国，即便普通一人，也知道视自然、天地为大生命，而个人的生命则寄存于这个大生命之中，生命和生命相呼应之后而有的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即成为最好的中国艺术。
　　因此，中国艺术从生命出发，它重在创造世界，而非模仿世界。中国画尤其如此。山水、人物要入画，不在模其貌，而在传其神。神从何来？必定是画家对自己所画之物多方观察、心领神会之后，才能由物而摹写出自己的性情，由笔墨而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意境。不理解这一点，你就不明白，何以中国人读一首诗、看一幅画，总是要去探究作者是谁，甚至他的身世、家境，都在考察之列，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其人，先知其心，再见其笔法之巧。有心之人，才能以其心感他心，以其心状景物，技巧反而是其次的了。知其心，也就必定知其为何喜、为何悲、为何怨，以心来觉悟这个世界，世界就活了。
　　中国画的处境一度低迷，就在于很多画家一味工其技，而笔下却无造心、造境之能力，画面多逸气，难见心被物感之后那种生命和性情的抒发。也有人把中国画的前途定义为变革，不少人更以暴烈的方式颠覆传统的作法，试图开出一个新境界，但最终也因流于就事论事未能触及艺术的根本。
　　心无深趣，技法何用？说到技法，中国画家在骨子里还脱不开写实还是写意的纠缠。以前画山就是山，重在写实，现在也有人画山故意不像山，名为写意，其实，这些都是对中国画的一种肤浅理解。在一个把艺术看作人生，也把人生看作艺术的国度，写实和写意的背后，关键的是要站立着一个人。有人，才有人生，有人生，才有艺术——这是贯通中国画和中国文化之间最为核心的一条精神线索。何以一些人的画布上总是一片死寂？何以同一片山水在不同人的笔下境界全然不同？技法的差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画的背后所站立的那个人究竟如何。有些画家，写物就只见其物，人隐匿了，或者即便有人，也无独特的境，画面还是了无生趣。我读王维的诗，看似都在写物，可他写的物里有“我”存在，物就因“我”而活；杜甫的诗看起来都在写“我”，可他写的“我”里有物作为证据，物我互证，才最终成就杜诗的大世界。
　　中国画也是强调物我互证的。物中有我，我成了物的境，这个独特的我，就是一幅画的新意之所在。物我互证的最高境界是有无相生。可今天的中国画，实在是有多无少。多数的画，有物，有太多的物，那些山水、花鸟、人物，都栩栩如生，于是，画家就陶醉于这个有，可它的背后，无人，无心，无境，或者说，他的画背后那个人，换谁进来都可以，那个境，也是普通的境。有不过是世界的实相，无才是观察世界的角度。而真正的艺术，其实是关于无的寓言。
　　创造一个实有的世界很容易，创造一个无则很难。水墨本是介于有与无之间的一种语言，在世界里见到有，在心里创造无，此即为中国画之境界，所谓笔墨从一个人的胸襟里来，说到也正是这种有无相生的艺术常道。只是，今天还有几人在信守这一艺术的常道呢？

谢有顺

　　
　　我是一个写作的人，自然，也喜欢看字。字的结构、笔意、趣味，琢磨起来，时时让人慨叹，它里面确是藏着一个幽深的世界的。因此，到一个地方，看见旧对联，或有古人的字刻在墙上、石头，我总会多加留意，甚至，无意间发现的古代的帐本、便条，上面的毛笔字，若放在今天，作者也是堪称大书家的。确实，就书法而言，今人和古人，实在是无法可比了。古人写字是一种生活，而今人是把书法当作了纸上的艺术。不见性情，只有逸气，是当下书法界的通病。尽管今天的我们不可能再恢复毛笔的日常性，用毛笔写字终归成了一种文化表演，但在自己笔下，尽量少一点俗气、逸气，总还是有可能的吧？遗憾的是，书法界少有觉悟之人，很多作品，总是一眼就让人看出了作者的做作和机心，没有一丝文气，纸面上一片萎靡，字的精气神全漏光了，还要硬写，这不仅俗，而且是大俗。
　　如今的书坛，脱俗之人日少，清正之音也正在消失。因此，我平时是不爱看职业书法家的作品的，相反，我喜欢读文人字。我总觉得，把写毛笔字当作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荒唐的事情之一了。古人讲诗书画一体，并非说那时的人多才多艺，而实在是分不出诗书画之间的界限。所以，古代没有职业的书法家，只有文人——以文人名之，贯通的是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今天这个书法家林立的时代，惟独缺少真正的文人，缺少性情、精神和心力。没有了内心生活的造诣，谈何书法？——书法终究是一个人内心的外化啊。有些书法家，一见面就和你谈技法，谈笔锋，看似专业，终究掩饰不了他内心的一片空白，这种人的书法，入眼之后，又如何入心？
　　书法是见情见性的艺术，它使用的材料，都是公共的，无非笔墨而已，但是，要把这些公共的材料变成一种私人的表达，没有作者的性情和心力，是无法想象的。
　　一个书法家，若只会弄墨，无诗心，不能画，也不谙金石，写出来的字就必定是死的、俗的、板结的——这样的书法家，在当下书坛占了多数。好的文人字，往往带着文气，拙气，或者野气，有性情流出，他们在技法上或有不足，笔意却常常胜职业书法家多矣。今看鲁迅的字，何等的功力和意趣，像他的文章一样深透，过目难忘，实在可视为鲁迅的内心写照。而苏东坡、黄庭坚，更是大文人、大书家，其文可能还有曲折，其字则直入本心——字，文，人，成了一个整体，这样的存在，就成了一团心气，任何时候和他相遇，这股心气都会扑面而来。
　　文心和人心相通，此之谓也。
　　文人字真正贵重的，就是字的下面藏着文心。文气，许多时候正是贵气。但并非所有文人字都能发出清正之气，相反，很多的文人，比俗人还俗，写起字来，造作之风比职业书法家还甚。说到底，外在的身份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性情、旨趣、胸襟、抱负上的差异。讲文人字，不讲技法先讲境界，有境界了，技法才有用武之地。比如，在我所熟悉的作家中，贾平凹的书法，走的就是一条朴化的道路，重拙味，静气，古意，这和他文学作品中的境界，是贯通的。一旦达到了精神和心力上的一致，技法就退居其次了，笔意才是最重要的。
　　雷平阳的书法也属此类。作家中，贾平凹和雷平阳的字，我喜欢。贾平凹的字，简洁中见力度，阳刚中见淳实。他喜欢用粗笔，重笔，下笔干脆利落，果决而有力，没有多少犹豫的成分，看起来紧实，却一点都不笨，反而充满了活泼、有趣的动感，矛盾中分明潜藏着一种张力。比较起来，雷平阳的字，却呈现出一片山野气和书卷气，二者之间看起来也是一种矛盾，却符合雷平阳一贯的作品风格。
　　熟悉雷平阳的人都知道，他是诗人，散文家，他的文学作品，多数时候，描绘的正是生命的种种情状和大地质朴的容颜，他不安、悲悯的内心，记挂的总是关乎大地和故乡的事情，因此，他的感受是有来源的，他的文学用词也有自己的精神根底，所以，他在纷乱、嘈杂的人世，一直没有失去写作的方向感。他说：“每个诗人背后都有一个村庄，背后都有一个个人的根据地，我背后的土地的存在支撑了我的写作。……我的心灵离不开那片土地。我从小跟着唱书的瞎子在那些乡村里走，没法抛开身后那片土地的存在。我想强调的是诗人应该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我认同这样的说法。写作是要有根据地的，诗人是要探究自己的精神根底究竟在哪里的，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诗人笔下的“小世界”，为何藏着那么多波澜壮阔的心事，这也是雷平阳持续书写故乡、反复歌唱一个村庄的原因——哪怕情感的表达方式略嫌单调、单一，哪怕面对故乡的用词大致雷同，他也毫不介怀，因为故乡的下面，有一道的精神的潜流，它标示的是诗人不动的写作方向。我想，只有这样的诗人，才能写出《亲人》这样的诗歌：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假如有一天我再也不能继续下去/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
　　一个如此挚爱着土地的诗人，他写的字里洋溢出山野气，也就不足为奇了。
　　山野气，其实就自然、随心的意思，有朴素的感觉，但平常中又不乏清奇；而这种往下扎根的感觉，见之雷平阳的书法，就表现为一种定力。看雷平阳的笔法走势，就知道，这是一个定得住的人，笔不打滑，但不迟滞，更无板结的症状，动静分明，就此而言，这也是一种书卷气——缓慢的，沉着的，清雅的，庄严的。
　　可以肯定，雷平阳的字，不是临碑帖学来的，当然，他们后来必定也看碑帖，也琢磨古人的笔意，不过，这些都不会改变他们业已形成的精神底子，只是为了增加笔法的积累，以更好地消除自己向上发展的障碍而已。确实，他们的字，首先是自身性格的写照、精神的表达，有了这些，才有书法的技法和气象可言。文人的书法，内有清正的骨骼，外有性情作为血肉，就显得饱满了，个性了。看雷平阳的字，尤其如此，他的笔之所至，隐隐的，总觉得是在挥洒一种性情，内有热烈的东西，也有一种寂寥之感，只是，他的热烈和寂寥都是节制的，引而不发的，这就形成了他的书法作品中那种独特的隐忍之美。
　　他不师法秩序，但也不张扬和放肆，而是充满一种率性，同时，在笔和纸的对话中，又分明投射着一道庄重的目光——正是这道目光，使得雷平阳的书法作品中，有着一种不易被人觉察的平等心，他不轻慢任何一个字，也不匆忙收笔，总是力图在书写中突出每个字的个体价值，但总体看，又不失一幅作品的整全感，这种效果是如何形成的？我既感讶异，又常常惊叹。尽管雷平阳的书法追求，还缺技法上更多元的涵养，笔力也因变化小而常有单薄之感，但他写每一个字的深情，我想，是足以感动那些对中国字还怀着敬意的人。
　　说实话，比起众多空头书法家来，我更看重这种以心力和深情认真写字的人。

华语文学奖七年之痒

　　尘埃落定。阿来订好了机票，他即将去广州参加今年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典礼。六卷本的《空山》终于封笔，这场漫长的写作为他带了至高荣誉——年度杰出作家。

　　第7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谜底揭晓，除阿来之外，散文家李西闽、诗人臧棣、评论家耿占春以及文学新人塞壬分获他们各自领域的年度单项奖，而年度小说家奖，由于一些意外的原因，首次出现空缺。

　　今年是华语文学奖的第七个年头。而电话里，80岁的李国文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七年前的春天，他来了一趟广州，带了6个口罩。

　　史铁生的太太陈希米客气地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史铁生的身体一直不好，接受采访很吃力。但她还是好心地提示记者：“7年前的事了，你去问问谢有顺吧，还有当年采访过铁生的那位记者，他们说不定还记得。”

　　2003年春天，空气中弥漫着非典的味道。广州街头，人们戴着口罩行色匆匆。73岁的李国文和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从北京飞到了广州，带着谨慎、口罩甚至少许的惶恐。他们来领取一个新生的文学奖，它叫做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这年4月，刚刚诞生。

　　那是2003年4月18日，阳光灿烂。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或许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春日。然而对于中国文学界来说，却不容忘记。
 
传媒办起了文学奖

　　2002年10月的一个傍晚，谢有顺从省作协下了班，打车来到广州大道的潮皇酒家。酒家就在南方都市报旁边。这天晚上，时任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副总编庄慎之、副总编陈朝华等人都在，还有文坛的几个朋友。大家叫了几瓶酒，边喝边聊各种文坛现状，酒过三分，在座的都有些感慨。

　　程益中看看庄慎之和陈朝华，说不如我们南都自己拿钱，办个全国性的文学大奖。

　　庄慎之和陈朝华都表示赞同，在座的几位作家也很兴奋，借助大众传媒来正式地推广文学，在国内还是个新思路。谢有顺却有些疑虑。他身在文学界，知道办一个文学奖要牵扯到很多复杂的事情，尤其是在中国。

　　“曾经有人出钱给韩少功，要以他的名办一个文学奖。韩少功知道评奖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很聪明地拒绝了。”谢有顺说了这么个事。
    谢有顺最终被说服了，他同意在座的观点，文学单单有圈子里的关注是不够的，南都作为一个新锐的、有强大影响力的大众媒体，有责任也有能力来操办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奖。何况有南都牵头做这件事，还会引起更多大众媒体的关注。

　　犹豫了几天后，谢有顺终于决定投身这件事情。“实践比空谈更重要。为文学，总要有人去做些事情才行，无论成功不成功。”

　　此时，南都设立的华语音乐与华语电影传媒大奖已运作了两年。但这两个奖颁的都是单纯的荣誉，并没有奖金。而新设立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南都却决定自己拿出15万来颁奖。其中一个单项大奖的奖金就高达10万元，为全国最高。

　　有地产商找过报社，想出钱来冠名文学奖。“我们拒绝了。奖金的钱肯定是我们报纸自己出，而且这个会坚持下去。我们办这个文学奖，不允许它属于任何利益和权威。它必须是崭新的，民间的，公正的。”陈朝华说。

　　2003年2月，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正式启动。和15万的高额奖金一起公布的，还有程文超、马原、林建法、谢有顺、陈朝华5个终审评委的名字，学者、作家、编辑、青年评论家、传媒负责人各一名。

　　消息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文学遭到漠视的今天，一家南方的媒体来做这么一件推广文学的事，本身已显得不可思议，何况自掏腰包以15万的高价来奖励文学。“传媒有资格来颁文学奖？”“大奖造就不了文学繁荣”，议论扑面而来。

　　解释这个奖一度成了谢有顺的主要工作。“事实上这个奖只是传媒来搭建平台，评委都是文学的专业人士，唯一一位媒体人陈朝华他本人也是个诗人，所以并非传媒评的文学奖。”而对于大奖造就不了文学繁荣的质疑，谢有顺简单地回应：不评奖、不作为，同样造就不了文学繁荣。

　　“我们要做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时隔七年，华语文学奖新任秘书长黄兆晖仍记得程益中接受采访说这句话时的表情：认真，同时充满豪情。而那时的黄兆晖，还是一名年轻的文化记者。

　　而当年，南都并没有为这个奖配备多少人马，秘书长谢有顺是个光杆司令，一手包办包括制定章程、联系评委、买机票、报销、接机、安排吃饭等所有杂务。除了五位终审评委，谢有顺还邀请了20余位国内文学杂志的主编组成推荐委员会，负责给每个奖提名三个候选人。

　　2003年3月30日，在广州凯旋华美达一间小型会议室里，五个终审评委每人在纸上写下了自己的选择，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来自广东省公证处的方静红、梁向京就坐在他们身旁。

　　《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说：“华语文学奖在程序上的公正性有目共睹。”而程序正义是结果正义的必要保证。

　　在概括文学奖宗旨时，谢有顺提了“反抗遮蔽，崇尚创造，追求自由，维护公正”，反抗遮蔽放在了第一条。

　　“伤害文学奖公正的致命要素有三个，利益、人情和思想压迫。”谢有顺说。第一届的时候，他和陈朝华都挡掉了不少朋友的暗示和求情。“南都作为一份影响巨大的报纸，不可能花钱办一个有失公正的损害自身名誉的奖项的，这是常识。”陈朝华解释得很务实。
 
许多作家的第一次

　　2003年3月31日，谢有顺给史铁生打电话，告诉对方他获得了第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作家奖。“铁生老师很高兴。”

　　谢有顺小心翼翼地提及在广州举办的颁奖典礼。当时，史铁生身体状况很不好，每周都要去医院做透析。何况当年正是SARS肆虐，而广州在人们眼里是风暴的正中心。

　　太太陈希米非常担心。谢有顺也觉得没底，史铁生免疫力差，一旦被传染，后果不堪设想。告诉史铁生颁奖礼的事是想征求他意见，完全做好了他不来的准备。没想到史铁生坚决地表示要来，“我要支持这个奖。”

　　史铁生坐着轮椅来到广州，在广州的三天里，还去医院做了一次透析。

　　颁奖那天，当宣布史铁生获得杰出作家奖时，一下子伸出十多双手抢着去抬他的轮椅。如雷的掌声响起，捧着水晶奖杯的史铁生望着主席台下发言致谢，陈希米则在角落里远远地望着他。

　　史铁生获得了他10万元的奖金。隐居山林偶回城市的韩少功、温和而睿智的古稀老人李国文、来自昆明的光头诗人于坚、儒雅而雄辩的北大教授陈晓明，以及戴一顶棒球帽的文学女青年盛可以则分别获得各个年度单项奖，每人奖金1万元。

　　第二、第三届华语文学奖移师北京，颁奖典礼在中国当代文学馆里举行。第二届的年度小说家韩东就是在这里拿到属于自己的2万元的——税前。第三届则是林白。两人的共性是“从来没想过有个奖会颁给我”。

　　韩东的写作一直处于半明半暗中，“我不在文坛混，各种圈子各个评委都不熟”，写作20多年，他已经习惯了永恒性地被所有文学奖项遗忘。而林白说，她小时候曾幻想自己得奖，“就像小孩子跑步到终点，总幻想有人来对你说声真棒”。但从1977年发表第一首诗到现在，她从来没得过奖，已经放弃得奖的念头了。“文学的奖项有许多，但其实价值取向都很统一，我知道它们都跟我没关系。”

　　林白和韩东都属于真正有创造精神、但在文学性格上显示出异端色彩的作家。在国内传统的文学评奖中，他们似乎永远不可能得奖。

　　“这样的名字还有很多，像多多，徐晓，格非，一大批优秀作家，他们在获得华语文学奖之前从来没有得过其他奖项，你相信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文学现实。”谢有顺告诉记者。“华语文学奖表彰了一大批在正统文学秩序里不可能得奖的优秀作家，从这个角度说，真正的作家需要这么一个文学奖。”

　　2008年有些特别，随着第六届华语文学奖开幕的，还有首届华语传媒文学周。前五届的获奖者被邀请悉数到场，诗人余光中、王小妮，小说家麦家、格非等一一走进校园，举办讲座沙龙，与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聊天恳谈。

　　文学周得到了一家名为方圆地产的企业全程赞助。“是赞助文学周，和文学奖的奖金不沾边。文学奖我们会一直保证它的纯粹的。”谢有顺不厌其烦地向人们区分，有文化理想的企业愿意赞助文学活动，是好事儿。
 
“七年之痒”

　　4月10日，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礼即将在广州举行。终评结果显示，根据票数，本届年度杰出作家为阿来，他刚刚完成了六卷本的《空山》。年度小说家毕飞宇，作品《推拿》。年度诗人臧棣，年度散文家由地震生存纪实作品《幸存者》作者李西闽获得，年度评论家耿占春，新人奖得主则是有着海妖名字的东莞工厂女孩塞壬。

　　意外的是，毕飞宇拒绝了这项奖。

　　他写信给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今年新任的秘书长黄兆晖表示，他想放弃这个奖。他补充道：“请相信，我对《南方都市报》没有一丝一毫的恶意。在中国，办好一份报纸很难，而《南都》不只是办好了一份报纸，它业已建立起了自己康健的文化。”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原因，他放弃这个奖。

　　华语文学奖七年的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

　　对于毕飞宇的拒领谢有顺表示理解：“我们理应尊重一个作家的个性，并尊重一个作家自愿放弃获奖的自由。”他指出这个奖和茅盾、鲁迅文学奖的区别之一就是，它不是作家本人或所属团体申报的，而是直接由提名委员会提出的，评奖时评委是不顾及作家本人意愿的，那么必然有可能出现勉强作家获奖的情况发生。

　　“有人拒绝领奖是一件好事情，表明我们的作家越发的有个性、有坚持了。假如更多的作家能超然于文学奖之外，对中国文学绝对是一件好事情。”

　　依照程序，同时尊重评委会的工作和作家本人意愿，今年的华语文学奖年度小说家奖按得票数为毕飞宇获奖，而毕飞宇本人拒领，则此奖项空缺，不再补选。

　　在第七个年头到来之前，一些变革也在华语文学奖内部酝酿。新的提名委员会制代替了之前沿用六年的推荐委员会制，具体来说，是由9位来自各大高校的现当代文学专业青年博士取代之前30多位文学杂志主编组成推荐团队。“他们的视野更新，更广，见识更年轻。”

　　“阅读一年中出版的各种新书本来就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因此谈不上负担。”提名委员之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当代文学博士申霞艳说。
　　第一届的评委程文超是申霞艳读硕士时的导师。“非常非常好的人，和蔼，宽厚，善解人意，特别热情。”程文超教授参与了两届华语文学奖的评选，第二届的时候，他已被食道癌折磨得厉害。评委林建法回忆，第二届的终评，是在程文超教授的家里进行的。当时程教授鼻子里插着输液管，大家挤在他家客厅里，五个评委，一个记者，以及两个公证员，在场的人无不为程老师的敬业感动。半年后，程文超教授去世。

　　第三届补了洪子诚教授当评委，谢有顺觉得甚至有这个原因——洪子诚曾是程文超的老师。由于洪子诚教授年事已高，从第四届起，评委由三届元老谢有顺、马原、林建法加上补进的苏州大学教授王尧以及《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等人组成，终评委员会为终身制，从此稳定下来。

　　评委会里也会有不同的意见。林建法认为“反对遮蔽”是这个奖的核心精神，他曾建议投票不仅要采用实名制以及公布票数，还应该把每个评委到底投了谁的票公布出来。“反对遮蔽就要反对得彻底。”清瘦的林建法是《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的主编，平日看上去温和而健谈，观点则相当坚持。“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脾气，找我说情是绝对没用的。”他讲到一件趣事，方方的小说《水在时间之上》是今年被提名的年度小说之一，三月初方方有事想找林建法，是关于湖北作协的事，但想到这时正是华语奖评奖之时，都不敢在那段时间打电话给林，怕他误会是要他帮华语奖的忙。

　　林建法今年三月在德国参加了莱比锡书展，“这个书展的奖是在颁奖前一小时才评出来的，所有被提名候选人都来，到时候才知道到底谁获奖。”他认为这样的方式能更好地彰显透明。

　　林建法还有个观点和诗人出身的小说家韩东不谋而合——七届华语文学奖评下来，杰出成就奖全部都是小说家，没有一位诗人。“这30年诗的成就太大了，杰出成就没有诗，这明显是种遗漏。”韩东说。今年的杰出成就奖提名中，有西川和翟永明两位诗人。但在最后的终审投票中，两位诗人分散了票数，最终未敌小说家阿来。

　　韩东还表示了对于这些年华语文学奖价值取向的忧虑，“这几年的奖，开始越来越和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不谋而合。华语文学奖是从提倡独立和创造力出发的，现在会不会走向一种新的权威？”
  
                                                        本期撰稿  记者·洪鹄
 

文学奖上的新人们

　　2002年，盛可以像疯了一样地写。接到谢有顺的短信时盛可以还在沈阳她的蜗居中写。这一年，她像一个苦行僧一样生活——刻意搬到北方的沈阳，这个城市她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一居室，一台电脑，一些书，每天从早晨8点写作到晚上10点。她只觉得有无数的话要说，句子们都是手指间自动流淌出来的。她制造了一份绝对的孤寂，希望自己能扛下来，还能跨过去。

　　盛可以不敢相信自己得奖了——评委、主办方，她谁也不认识。确认又确认之后，她往湖南老家打了个电话，告诉了妈妈。“我妈听说这奖有钱，特别高兴。她第一次觉得我靠写东西这事也是能赚钱的，算个职业了。”

　　谢有顺让她来广州领奖。盛可以犹豫了一下，想拒绝。一是她怕非典，二是她在沈阳蜗居写得正酣，根本停不下来。

　　谢有顺跟她说，第一，所有人都来，你一个人不来领奖就不完美了。第二，你怕非典，人家史铁生老师和李国文老师那么大年纪都来，都不怕，你个小姑娘倒怕得很。

　　盛可以吓了一跳，戴着口罩就飞来了。

　　在乔叶的心中，盛可以很酷。“文笔锋利得不得了，才华横溢”，同时 “基本不理人情世故。”电话那头的盛可以听了，反应半天才嗤嗤笑出声来，她反问：“乔叶去年那篇《最慢的是活着》你看过吗？她太沉得住气了。”

　　新人们之间并不太熟。第六届颁奖典礼时主办方邀请了所有得过奖的嘉宾们聚一次，盛可以和乔叶才算见过面。乔叶是第五届新人奖得主，其时她31岁。当时被提名的还有徐则臣和盛惠，在提名中徐则臣排第一，乔叶第二。徐则臣和乔叶是上海作协办的研究生班的同学，乔叶对徐则臣也很佩服，“我觉得奖肯定是徐同学的。”

　　收到得奖短信，她大吃一惊，发了条短信给李敬泽，表示拿了钱要请人喝酒。高兴之余，想到徐则臣同学，她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总觉得是我抢了一样，唉。”

　　还好，第二年徐则臣就得了奖。他曾被提名两次没有获奖，这次林建法、程永新、王尧动用了“三人或以上终审评委联名提名制”的权限，把他补在了提名名单中，终于也得奖了。徐则臣笑着说，得奖挺好，但“就像踢球，射门N次老是不进，终于进了，快感多少打点折扣。”

　　和盛可以、乔叶、徐则臣等一批70后新人相比，82年的张悦然更“新”了。当年，张悦然在新加坡念计算机，在机房上课时在网上无意看到了自己获奖的消息，惊得她差点叫出来。“周围的同学完全不关心文学，在那个环境根本没有人说中文。那一瞬间我眼睛湿润了。”她感到有人在乎她写的文字。

　　她从新加坡飞到北京领奖，“梳两个辫子，穿着特繁复的裙子，非常腼腆，见到老师们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张悦然回忆，她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甚至不在乎泄露内心的不自信。她的得奖致辞更像一篇保证书，保证今后一定要更好地写作、不辜负老师们的信任与期待——她的语气甚至是颤抖的，但这让她看上去非常可爱，以及虔诚。

　　盛典之后，张悦然飞回新加坡继续念书。没有人知道她曾在中国，得了这么一个奖，仍旧住狭小的合租公寓以及硬着头皮念计算机，但她感到非常快乐——从心里她觉得，自己成为了一名年轻作家。

本期撰稿  记者·洪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