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农兄的文章我每见必读，一是文字平实，二是考证细密，三是无论大小，总流露些趣味。

我与桑农兄至今不曾见面，但神交已久。十几年前，大家还没有用电脑时，印象中时有通信，他比我风雅，信的内容和形式都让人有温暖的感觉，可惜我远在厦门，那些旧日的往来书信搁在太原家中，不能时时翻检了。我的另一位老朋友高恒文兄是桑农兄的同乡同学，他们早年合作一本关于徐志摩的书，非常有趣。

记得十多年前，恒文兄和天津人民出版社臧策兄同来太原访韩 石山先生，有几日快乐的时光，闲谈时多次提起桑农兄，当时即留下美好印象，可惜一直无缘得见。后来恒文兄也久不联系。我到厦门教书前，有一件事让我至今感念恒文兄。前些年，恒文兄在天津师大做管科研的小官，一时兴起，曾努力想把我弄到他那里去教书，事已提上日程，可惜因我学历过低，没有办成。恒文兄为人极厚，为此倒有些感觉对我不住，不愿再提此事。其实我心里的感觉一直非常温暖。这几年和恒文兄时相过从，每见也必谈到桑农兄的近况。2004年，桑农兄在北京访学，本来约好见面，但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一时又错过了。近年安徽每有学术会议，如果桑农兄参预期间，总不忘约我参加，可惜我常令他失望。

有一年我在北京买到一本广州中山大学罗孟韦家散出的一册近代诗的抄本，其中有几首陈寅恪的诗，但标题和通行的有些差异，我曾为此写过一小文，后来桑农兄看见了，对我判断陈寅恪《题双照楼集》的分析多有辨证，让我很受启发，可惜他那篇文章后来我没有见到在何处刊出。

桑农兄写代近现代知识女性的文章还在《书屋》刊出时，我就非常留意，认为他叙述历史事实加现代眼光判断文学现象的努力，是文学史叙述的一个独特视角，不但丰富了文学史的叙述也扩展了文学史的史料范围，更重要的是桑农兄的学术趣味，总让他能在常见的文学史现象中发现我们一般文学史遗忘的东西，尤其是作家间的情感关系。桑农兄对文学史现象的梳理和判断，其实体现了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念，他对当下文学史叙述的流行方式相当不满足，他要用自己更有趣的方式来叙述文学史。

2008年秋天，复旦大学郜元宝兄来厦门开会，闲谈时也说到当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法很难让学生喜欢，如此丰富的文学活动，现在文学史写成这个样子，实在对不起学生。中国现代文学史重视概括和简单判断的叙述习惯，常常把丰富的文学活动简略到了枯燥的程度，现在应当探索新的文学史叙述方式了。

桑农兄这本书，可以看成是对文学史叙述反叛的一个尝试，我以为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个人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应当是这么个讲法，用丰富的史料还原历史，让学生懂得这些文学史现象是如何叙述出来的，材料从哪能里来，判断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真实呈现历史本身其实就是对历史的一种判断。

因为学术趣味相同，桑农兄非要我为他的新书写两句话，我就把阅读的感受讲出来，算是对老朋友学术追求的一种认同和欣赏。

                               谢  泳

                          2009年12月5日于厦门大学中文系

（桑农《花开花落：历史边缘的知识女性》，将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谢  泳

研究中国的反右运动，民盟是一个主要方面，或者说研究中国民盟的反右运动，也就是研究中国的反右运动。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如何使用行政部分的内部文件是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关于中国的反右运动研究，多数没有直接使用原始文件，而是较多使用报刊中的史料，在相关档案未解密的情况下，这自然是不得已的选择，但研究者必须清晰意识到这种使用公开文献的局限，并努力去寻找原始的第一手文献。

现代社会管理与传统社会管理的一个主要区别就是相关文件的系统性和连续性，所以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凡具体的历史事件，其实都具完整的文献基础。不过由于多数属于工作性质的文件，当时即有保密规定，有“阅后收回”的要求，所以一般研究者如果不细心留意，有时候不可能发现。这种性质的文件，只有见到实物才能判断它的价值，而在一般的研究文献索引中很难看到，因为它的流传范围有固定的对象。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中国民主同盟高层（民盟中央候补中委以上）一共处理了多少名右派？这些右派处理的程度如何？具体的处理结果是什么？我们如果看不到原始文件，只凭后来的回忆录或者个别历史人物日记中的记载，有时候也解决不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原始文件搜集的重要性，因为有了原始文件，有些历史事实自然可以得到解决。

1958年1月下旬，反右运动结束后，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会召开第17次（扩大）会议，专门总结民盟中央的反右运动并对民盟高层右派做出处理，会议结束后，民盟中央办公厅以内部文件形式印发了会议专刊。这个会议专刊，以文件形式发到各地方民盟，目录如下：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扩大）会议记录

中国民主同盟反右派斗争的基本情况 （高崇民）

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本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右派分子的规定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全盟开展一般整风运动的通知

在这个文件中，关于处理本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右派分子的决定，明确说明“本盟中央委员会内共查出右派分子59名，其中中央委员40名（包括副主席两名，中央常务委员11名），候补中央委员19名。”这59名右派分子名单如下：

章伯钧、罗隆基、叶笃义、沈志远、马哲民、郭翘然、曾招抡、费孝通、黄药眠、潘大逵、潘光旦、钱端升、韩兆鄂、王国松、王毅斋、刘王立明、朱裕璧、何公敢、吴景超、宋云彬、李士豪、李子健、李伯球、罗忠信、陈仁炳、陈敏之、陈新民、姜震中、范朴斋、张云川、张志和、许德瑗、彭文应、曾庶凡、费振东、黄琪翔、杨子恒、杨希尧、钱伟长、鲜英、王文光、丘克辉、吴春选、李康、李化方、李则纲、李健生、杜迈之、陈仰之、陈新桂、徐雪麈、浦熙修、张纪域、张广标、梁若麈、章振乾、陶大镛、陆钦墀、舒军。

在民盟中央处理的右派名单中，按当时的处理标准，各有不同，多数是撤消职务、保留盟籍、降职降薪，但也有监督劳动的，如彭文应、杜迈之、舒军等，最严重的是劳动教养，如李康。

对章伯钧的处理结论是：“撤消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降职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建议：撤消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对罗隆基的处理结论是：“撤消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建议：撤消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对费孝通的处理结论是：“撤消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教部部长。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建议：撤消盟外主要职务，安排下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保留教授、降职、降级、降薪。”

在处理右派的结论中，还有一条特别明显，就是在结论中明确建议：“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比如叶笃义、陈仁炳、李则纲、徐雪麈、李化方等。有些在地方的右派，民盟中央建议由地方具体处理，如对李健生的处理是：“撤消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妇女委员会副主任。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消北京市委员会委员。建议：撤消盟外主要职务，降职、降级、降薪。建议由农工民主党考虑安排。”

高崇民在民盟反右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当时的右派在民盟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共59人，约占民盟中委和候补中委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全国各地民盟的右派到1957年底共有3378人，占全体盟员的10·5%。就右派在民盟中央担任重要职务者统计，计有中委40人，占全体中委140人的28·5%，其中副主席2人，中常委11人，占中常委总数37人的35%；各省（市）委员会主委、副主委30人，占全部主委、副主委总人数100人的30%；各县（市）委员会主委、副主委总数230人的32%。

如果按反右运动设计者右派约占知识分子总人数5%的比例算，民盟中央的反右运动，基本是规定比例的六倍以上。在高崇民报告中，认为继续顽抗，决心把罪行带到棺材里去的是上海的彭文应，这可能也是他后来没有被改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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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刊最新一期SOHO小报

谢  泳

舒芜先生去世了，他的一生算是划上了句号。怎样理解舒芜？在他生前是一个问题，在他死后依然是一个问题，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生，在学术和政治之间纠缠，在理想和事实冲突中选择，给中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留下了许多悬念。

怎样理解舒芜？其实有一个困境。如果理解和宽恕舒芜？我们如何面对胡风事件中的所有受害者？如果不原谅舒芜，把胡风事件的原始推动力归结到舒芜这里，对中国当代历史似乎又缺少“了解之同情”。用林贤治的话说，胡风事件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这个概括有相当的说服力。因为在胡风事件中，的确映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特别是在精神方面。个人精神世界和现实的冲突何以会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悲剧，我们可能还是要向历史深处去追索。

在舒芜个人，面临的是如何真实还原当时历史处境中的现实选择动力？直面精神世界与当时现实选择的高度认同。因为自己是历史悲剧中的主要角色，和盘托出真实的历史细节和敞开自己当时的内心世界是最得要的，这一点舒芜生前做过极大努力，他在《回归五四》的后序中，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有相当的剖析，人们理解不理解是一回事，舒芜有没有这样的自觉又是一回事，在真实的历史悲剧中，有些历史责任并不是他个人的失误所能承担的，舒芜对历史的责任是要讲出自己当时真实的内心选择，其它就只有等待历史的评判了。

在胡风事件的受害者一面，他们对舒芜当年的选择怎样愤怒都有道理，对舒芜个人品格做什么样的分析都不过分，他们有不宽恕的理由，受害者在这方面不受谴责。事实上在胡风事件的受害者中，真正原谅舒芜的人极少。

胡风事件的发生，有相当复杂的历史原因，目前我们还不可能看到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原始档案，虽然历史研究者在努力追索历史真相，但史料的局限使历史研究者的理解和判断力受到影响。舒芜个人的回忆，其它相关当事人的回忆也很难完整呈现真实历史。由于胡风事件完全是一个政治事件，而政治事件一般存在完整的决策过程和文献状态，所以只有当历史档案完全解密后，人们对胡风事件的理解和判断才会更为深刻，这可能是未来历史学家的责任了。

我们现在理解舒芜，其实主要是在精神层面。1997年，我在当时出版的《新文学史料》上读到舒芜的《回归五四》后序，曾写过一篇《舒芜；回到起点》的短文，因为舒芜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有强烈的“五四情结”，追求个人自由和科学民主是那一代人的基本气质，也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个精神世界。我在那篇短文中曾说：“如果这个时期恰有一种以反抗专制为特色的学说盛行，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青年人是很容易产生共鸣的，就是说具有那种思考倾向的青年，特别容易为某种思潮中表层的反专制所吸引，而看不清那种思潮本身所有具有的无可摆脱的专制倾向，这不是舒芜本人的过错，而是那一个时代青年人的普遍特点，或者说青年人并没有错，他们本来就是以反专制的精神投入社会运动的，至于他们曾信仰过的思想后来变成什么，当时他们不会知晓。”

我把这篇短文曾寄给舒芜先生，他表示认同。1997年12月21日，他在给我的信中曾对自己早年的道路有这样的说明：

关于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序》中曾说了始于姚一圻表兄，其实更强大的影响是，我们方家也有一束火种，这时掷到我们当中，立刻 发了燃烧。我的堂兄方琦德、方坷德，他们是双胞兄弟，抗战前琦德就读于清华大学英文系，坷德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都是地下党的领导成员，是“一二九”运动领导骨干。抗战发生时，他们大学毕业，回到故乡安庆。他们的同胞几个弟弟，也早就受了他们的影响，成为南京的学生运动中的骨干。抗战发生，他们这一束火种回到安徽，首先影响了我们几个堂兄弟姊妹和表兄弟姊妹，乃至整个安徽省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展开，方琦德、方坷德都起了很大作用。更进而影响到上一辈，我的九姑方令孺，原是新月派女诗人，也受了我们的推动，方琦德后来成了他的女婿，更给他以影响，宗族中有这一束火种，影响是巨大的。方令孺以早期留美学生，新月派女诗人，解放后不久（约在五十年代中期）入党，毛泽东到上海点名接见的少数几个学者之一，周恩来更多 是“方大姐”之称不去口，社会上或者不解其故，我们家族中是了解的。方琦德文革初病逝，时为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方珂德，文革初病逝，时为昆明师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其弟方璞德，改名杨永直，文革后病逝，离休前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其弟方和璧，改为何均，文革前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文革后为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现尚在北京。大弟方绾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名演员，已逝（他们是一母所生兄弟，故可称为一束火种）。这些《后序》中当然不能详说，这里只是为了补充说明我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经过……

我当时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比较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年龄，二是早期的教育背景。我的理解是年龄与接受某种思想有关，而早期教育背景是获得知识和形成稳定思想基础的主要来源。我对舒芜经历的分析，注意到他在青年时期并没有进入中国当时的名牌大学，所以自由主义的精神气质没有建立起来，我曾把他和殷海光做过一个简单比较。但舒芜先生不同意我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当时并没有什么成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并对我们后来推崇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做出了批评，他在信中说：

假设我进了名牌大学，会受自由主义影响，似乎不一定。证据就在方琦德、方琦德就是抗战前清华大学毕业生，方璞德（杨永直）抗战期间读复旦大学。方和璧（何均）读重庆大学，是马寅初的学生。我的表姐，方令孺的长女陈庆纹，后改名李伯悌，西南联大毕业，地下党员，精通英文，解放后长期任英文杂志《中国建设》主编，已故。我的另一个堂弟方复，抗战期间入西南联大，抗战后读清华大学建筑系，地下党，沈崇事件时发起推动北京学生抗暴大游行的几个决策人之一，古建筑专家，现尚在北京，此外，曾卓、绿原、冀坊、邹荻帆、方重、抗战期间都是名牌大学学生，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那时大学生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甚大，地下党影响甚大，太精确的统计当然没有，大概可以说，凡是品学兼优而又比较关心现实的学生，都易于左倾，都是国民党特务注意监视的对象，有一份报导特务学生如何发现可疑对象的小册子上就列有这么一条。有些后来被说成（也自己说成）超然物外的人，其实未必是。

舒芜先生在信中，主要批评了汪曾祺先生、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顾颉刚先生，认为他们当时并不超然物外。他说：

冯友兰先生抗战期间也并不超然，他讲“应帝王”，学术界皆知其意之所向，蒋介石对之优礼有加，常请吃饭。请他到中央训练团讲学，那可不是一般学者有资格去讲的，因为学员都是文武大臣大官大将。贺麟先生更不超然，蒋介石提倡什么“力行哲学”，很浅陋的一种法西斯哲学，学术界只有贺麟先生一人为之叫好，乃为蒋介石所赏，请他到中央政校讲“三民主义辩证法”，此为我所亲见亲知。重庆民主呼声正高之时，钱穆先生出来，大讲什么中国的宰相制才是最民主制度。当时我们眼中所见，并没有什么完整的自由主义阵容，只见一些一向“自由”的先生们纷纷向蒋政权靠拢而已……

舒芜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还提到他早年的一篇杂文《“学术良心”》中的一段话，他说：“今天的‘学者’群中，一片都是崩溃倾颓的丑态：‘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于是，或上万言书，或上‘美新’之歌颂，或奔走于权门，或钻营于狗洞；或见‘某某’‘某公’而屈节卑躬，或闻‘礼贤下士’而勃然心动；或以成就之类为桥梁而过河拆桥，或视‘遗稿’之类如财产而谋财害命：凡此岂皆其天性之所使然？亦自有感于那些‘学术’在现实中之无用，而失去了自信而已。”

可见舒芜早年对中国知识界的评价，他在精神世界里，还正在成长，“反抗”是青年在成长时期的主要特征，单纯的“反抗”是青年的优秀品质，但短处是不能看到事物的复杂性，或者说在同一件事情上，只被“反抗”所吸引。舒芜在信中还讲了一段台静农的故事：

我虽未进大学，却早早大学混入大学教师之中，乃能多知其内幕，多知其隐事，为或者比当学生的身份所见者更多。我虽未教过名牌大学，但接触过一些也非不知名的学者，例如台静农先生，他是反国民党的，但思想上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者，倒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可是他对于一切一向标榜“自由”而实际上向蒋政权靠拢的学者，就极其鄙视，他告诉我，胡适如何与亲日派政客一起搞“低调俱乐部”，反对抗战。重庆时期有一大丑事：有一一群党棍子向蒋政权献九鼎，鼎式设计出于著名学者马衡，铭文则是顾颉刚所撰（顾命其一个学生代撰），其中有“允文治武，乃神乃圣”等肉麻的颂皇帝之语。台先生一向温文雅静，恶言不出于口，却气得写道：什么乃神乃圣，妈的x哟！“台先生一例，可见当时若真正坚持自由主义思想者，大抵左倾，他们对于标榜”自由“的学者堕落，是极其鄙视的，羞于为伍的。

舒芜信中所提到的这些事实来源，还属他的早年记忆，在事实来源的准确程度上并不完全准确，在判断上也多受制于当时的主要宣传，而青年舒芜的这个历史记忆伴随了他一生。1949年后，舒芜还不到30岁，他的精神世界里本来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存有陈见，而且从年龄判断，还没有完全度过“反抗”期，他坦言：

正由于多数“自由”学者的堕落颓唐，他们解放后，就经不起思想改造的压力。顾颉刚先生思想改造中自称“一向抗上”，批评者问道：“请问顾先生，为九鼎作铭文献蒋介石，是怎样的抗上？”这一问就镇住了他。其它名牌学者，历史上多有这类经不起一问的事情。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种悲剧。现在大家艳称的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那是极少的特例，不足以构成自由主义的阵容，而且闻、朱也日益左倾了。

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处在“反抗”期的舒芜并不能接受，他说：

关键还是在于，中国三十年代以至四十年代，先天不足的自由主义为何站不稳，吸不住人。我早就读过《胡适文存》，读过梁实秋的论文集《浪漫的与古典的》，但是眼看着胡适为侯门上宾，安富尊荣，而马克思主义者处于被禁、被囚、被杀的地位，谁能不坚信后者处于道义上的优势地位呢？这种道义上的优势，在一个民穷财尽的社会中（其体系的完整、系统工程、又有理论上的大吸引力），生死存亡的国运中，有极大的吸引力。布尔什维克是在“茫茫的西伯利亚，俄罗斯受难者的坟”的光圈背景上，吸引了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吸引力，是雨花台、龙华、白公馆、渣滓洞所折射出来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好背景，当时我们即使倾服胡适，可是一想到“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喜”的背景，也只有委而去之了……

胡风事件发生时，舒芜33岁，已开始进入中国文化和学术界的主流学者行列中，作为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他没有自觉意识到早年思想中的“反抗”精神何以会在极短时间内转化成另外一种投向权贵的选择？这种精神深处的矛盾，舒芜自己没有解决，他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也没有解决，早年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行为的极端鄙视，何以很快也会成为自己的行为？

2009年8月27日于太原

 本文已刊《凤凰周刊》

《厦门晚报》每周有一个读书沙龙，我去过两次。一次是谈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一次是谈《家在清华》（史际平等编，山东画报出版社）。

负责读书沙龙的萧春雷先生，做事非常认真，每次都有记录。第一次的纪录我没有看，第二次的纪录是美玲女士记的，她后来发给我，我稍微改了几处口误，删除了几处不宜公开说的话，现在放到博客上。

感谢春雷，感谢美玲。

教育原来在清华

谢 泳

这是一本编的书，作者是清华工科教授的后代，客观地说，这些后代不是以写文章为职业的，他们大部分在改革开放初期到美国去，从事电脑、会计、商业等工作。他们属于改革开放早期去美国的人，这些人大部分现在美国，一般说来还比较成功。

我愿意推荐大家读这本书，主要有三个考虑。

第一，对清华大学的历史多一些关注，对以后了解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了解知识分子的状况有一些帮助。知识分子主要活动的场所，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主要在大学。中国社团不发达，我们的报业、传媒也没有私人的，大学也没有私人的，但大学里知识分子比较集中，所以关注一个大学的历史，对于我们了解知识分子群体活动有一些帮助。至于本书回忆的内容，我觉得从文章本身来说，不一定很好，但有一点还可以，他们对父辈生活时代的基本评价和判断，是比较准确的。他们对父辈的评价比较高，这点从做研究者的角度来说，我比较认同。

第二，他们对父辈在上世纪50年代的生活环境基本上是否定的，他们认为自己的父辈在这个年代的工作，跟他们的起点来比不是特别相称，本来应该做出更大的成就，但他们事实上没有达到他们本来应该达到的高度。

第三，作者对他们在清华园里生活的时代，对老辈知识分子身上的长处和精神气质，以他们在美国生活的角度判断，这些精神气质还是值得肯定的，大体上，他们认为旧清华比新清华好。

我和书的三个编者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没有见过面。他们知道我做过一点这方面的研究，辗转通过朋友让写个序言。盛情难却，我写了一个短序。

国内这几年出这样的书不止这一本。2000年的时候，北京出版社出版过一本熊秉明和宗璞编的《永远的清华园》，副标题是“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那本书从做文章的角度来说，比这本书写得要好。《家在清华》的作者回忆的父辈是清华教授里比较晚的，大部分是1910到1920年的教授，作者基本是1945到1950年之间出生的，是在新中国读完高中，改革开放后就去美国，所以他们的人文素养不好和他们的前辈相比。我自己的判断，中国人文素养比较好的，是1920年前的人。从人文素养角度说，这些人的经历比较完整。他们英语比较好，不管什么专业，他们中国文学史的知识、中国历史的知识，大部分都好，知识比较合格、健全。《家在清华》这本书里，作者怀念父辈的生活，感情非常真挚，但文章本身比较弱，他们大部分从事理工科，也可以理解。《永远的清华园》里，有杨振宁和冯宗璞写的文章，他们基本是1920年代生人，文章写的明显要高明，他们对历史、文化的了解，比后来的人要好，这两本书可以对照着看。

《永远的清华园》里的知识分子比《家在清华》里回忆的教授还要长一代，基本是1900年以前，清华早期的教授。两本书基本是两代教授的风采。虽然这些人在1949年前还比较年轻，但基本延续了老清华的传统，但他们的风采也不好和老清华比，比如和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就国学这点来说，现在学术界大体认为，基本是一代不如一代，越往后越差，原因比较复杂。我们中国学问最好的保留办法是传统的私塾、书院和科举制度，1905年中国没有废科举以前的文化制度和活动方式，与国学传承方式正好吻合，新学校制度进来后，传统文化的承传就遇到了问题，现在也没有解决。

《永远的清华园》文章写的比较好，但两书在内容方面大体是一个水准，特别是对1949年前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环境和状态、气质，基本是正面评价，此点，我认为还是基本符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实际状况。

我把清华的历史和诸位做个简单交流。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和一个国家现代大学的发展是同步的。现代大学是一个现代国家起步时候必然要伴随的文化事件和体制变革。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大学确实起了很大作用。没有早期的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动力，比如人才资源会很贫乏。清华正好在中国传统向现代转型中承担了重要职能，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件幸运的事情。

清华大学原来叫“清华学堂”，清华的历史一般要从1911年算起。实际上，她的历史还要往前推3年。清华第一次往美国派留学生是从1909年。1909年头一次派留学生的时候，派了47个人去。第二次是1900年，派了70个人去。第二届学生里，有名的比较多，比如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1911年还派了一次，有63个人。没在清华读过书，但以“清华留美学务处”名义直接把学生放到美国去，在清华校史上只有这三届。1911年建立清华学堂，后来又改称“清华学校”，到1928年建立国立清华大学前，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属学部和外务部联合管理。

从一个人成长的经历来说，从派出去留学到回来，基本要10年时间。胡适1910年到美国去，1917年回来，就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发起新文化运动。1920年以后，清华早期放洋的学生就开始回国参与中国社会的变革。1949年前，中国政界、企业界、银行、海关、税务，还有文学、教育等行业，中国社会上层，基本以清华人为主。在1928年建立国立清华大学以前，清华每个年度里都有放洋学生，当一个周期以后，这些学生都要回国服务。那时回国服务的清华教授待遇很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感情很重，不回来服务是说不过去的。闻一多、罗隆基都是1922年出去的。现在看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比如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基础，基本是在清华奠定的，自然科学就更不要说了。当时清华放洋有个比例，80％的人要学自然科学，大部分是工科，跟实用有关的。20％学的是法律和政治。

拿清华钱出去的，一般我们称为“庚款”留学生，因为1900年是庚子年。义和团事件后，签订了《辛丑条约》，规定中国给八国联军的赔款是4亿5千万两白银，美国人得到的大约是2400万两白银。1906年，美国外交部和知识界的人士，他们对庚子赔款的总体评价是这笔钱要多了。当时中国驻美国的外务大臣叫梁诚，他也在美国朝野活动，希望能把这笔钱用特殊的方法处理，这个看法也影响了美国的一些人。

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给当时美国的总统老罗斯福写了封信，信的内容最早披露在一本名为《今日的中国和美国》的书里。这封信里，詹姆斯表达的主要意思是，中国是一个正在发生变革的国家，如果哪一个国家能够吸引正在变革的中国青年，那么这个国家以后在精神和商业上得到的回报将是巨大的。詹姆士这个人非常有远见。如果美国能把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吸引到美国来，那么，以后中国的精英都受到美国的影响，对美国就会有巨大好处。詹姆斯观察到，在1900年前后，中国学生大部分到日本或欧洲留学。詹姆斯看到这点就向老罗斯福建议，用庚子赔款，让中国往美国派留学生。1909年，中国外务部和美国就达成了协议，把美国应得的庚子赔款分39年时间退给中国，要求中国每年派100个学生到美国学习，然后再让他们回国服务。有了这笔钱，才有了后来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过去讲清华大学的历史时，有一个看法，认为这是美国文化侵略的一个产物，学术界现在不使用这个说法了，退还庚款是为了美国人还是为了中国人？我们不好简单评价，但从事实上来说，至少对中国有两大好处：第一，为中国现代化起步初期培养了大量人才；第二，传播了现代文明的理念。清华大学在抗战前在国内已经是名牌大学，在世界上也比较有地位。

1949年后，清华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家在清华》的作者怀念清华，他们自己成长的时代是上世纪50、60、70年代，在他们笔下，他们比较神往、比较推崇他们的父辈，基本上跟新清华没有什么关系，是1949年前的清华。

清华大学在1949年后受到了重创。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清华大学成了一所工科学大学。1949年前，清华大学是严格按照西方大学标准建立的，1928年罗家伦做了校长以后，清华大学就是国立的综合性大学。当时综合性的大学至少要有四个以上的独立学院，如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才能叫综合性大学。

为什么1952年院系调整要把清华大学拆开，完会搞成工科大学。现在有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可以找到史料，有一种是推测。可以找到史料的说法是，院系调整主要的动机是向苏联学习，所以学制上要向苏联靠近，再有就是当时中国的工业化要快速启动，中国没有那么多人才，所以要把清华大学的一些系分出去办成大学。后来还有一种推测，把清华解散的动议，可能是考虑到清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于集中，清华比较洋派，受美国影响很重。1950年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和美国成了仇人，清华是受美国影响的大本营，对新意识形态的建立不太有利。这个推测在逻辑上说不无道理，但现在还找不到文献来支持这个结论。1952年以后，清华的自由主义传统就慢慢消失了。院系调整时，当时清华大学发展得比较好的两个社会科学系已经没有了，一个是社会学系，吴文藻、吴景超、陈达、费孝通、史国衡等都是社会学系出来的，还有它的法学系也非常好。把完整的综合性大学搞成工科大学，显然是一个退步。

今天大家关注清华大学，更多还是关注它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清华有趣的现象很多。比如从文学上来说，好像有一种“北大开花，清华结果”的现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清华是最出作家的，比如叶公超、闻一多、汪曾祺、曹禺、钱锺书、王瑶、何其芳、李健吾、卞之琳、冯至、常风、李长之等等，九叶诗派也多是清华的（西南联大）。王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学术上有一个清华传统，叫做“清华学派”，这个事实提醒我们，观察清华近100年的历史，对以后了解中国的学科历史很有帮助，清华确实是比较好地融合了中西学术传统的典范。

（2008年6月29日）

（美玲根据录音整理）

2007年夏天，周宁兄邀我到厦大中文系教书。我先教了两门课，一门本科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门硕士研究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述》。本书就是在研究生课的讲义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原讲义约有20多万字，我感觉此类书最不能长，就删除到现在这个样子，可能还是长了一点。因为我过去读此类书，总想在极短时间内，把相关研究方法的核心内容看出来，而越小的书，越能接近这个目标。

我追求的是想让有兴趣并试图做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学生，开始接触这门学科时，在一两天时间内能对这个学科的基础史料和研究方法有个初步了解，在此基础上，慢慢培养兴趣，逐步积累、体会，最后养成研究习惯。

我的努力是把自己研究的感想和基本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既要给出具体的史料类型和可能存在的寻找方法，更要诱导出可能存在的史料方向和学术灵感，后一点尤其重要。

我自己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科班出身，但我1985年就在山西作协《批评家》杂志当编辑，较早接触了从王瑶先生以后，相当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者的写作，在编辑中体会和感觉到了一些学者的研究方向和学术路径，也产生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本书的缺陷一定很多，我本来也想再教几年，慢慢成熟后再印出来，但依民兄热情可感，一再催促，同时我也想为了以后学生方便（免得上课再记笔记），就同意以现在这个样子和读者见面了。

没有周宁兄的诚意，没有依民兄的热情，我绝对不可能想到写这么一本小册子出来，我要再次感谢他们！

                                                          作 者

                          2009年2月28日于厦门大学中文系

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述》目录

                              目 录

第一章   叙  论

 

第一节、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念

第二节、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范围

第三节、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类型

第四节、成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

第五节、不成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

第六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掌故之学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

 

第一节、搜集史料的意识

第二节、搜集史料的方式

第三节、旧书业与史料收集

 

   第三章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整体观

 

第一节、        史料的开放性

第二节、        域外史料的收集

第三节、 “政治运动”中的史料

第四节、意识形态机关的内部出版物

 

第四章、扩展史料的基本规则

   

第一节、        全集的版本问题

第二节、        作家传记的使用

第三节、        作家年谱的使用

第四节、        作家日记的使用

第五节：  作家书信的使用

 

   第五章、        扩展史料的基本方向

 

    第一节、        文学年鉴的使用

    第二节、        文学辞典的使用

    第三节、        同学录的使用

    第四节、方志中的现代文学史料

    第五节、政协文史资料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

    第六节、拍卖图录中的现代文学史料

    第七节、“影像”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

    第八节、“校史”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

    第九节、“广告”及“会议纪念文集”的使用

    第十节、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中的“版本”与“书话”

 

    第六章  史料应用的道德

 

     第一节、        史料的首发权

     第二节、        史料的共享权

     第三节、        网络时代的史料规则

     

     结 语

     后 记

谢 泳

编辑要我以“同窗”为题写一篇短文，一开始，我理解是要记述我的一位“同窗”或者与此相关的事件。我想了想，感觉按这个思路恐怕完不成任务。因为在我的理解中，只有好大学出来的学生才有“同窗”的概念，我没有上过好大学，我只是一个师专毕业生，自然也就没有值得写出的“同窗”主题了。没有人物，也没有事件，我只能谈一点关于“同窗”的感想。

传统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一般说要依靠血统和地缘来形成，这是一种自然的亲缘关系。在这个关系之外，最亲近的关系就是以教育为主要纽带的“同窗”关系了。在科举时代，特别注重“同年”，也就是一起中举的人，会把这个偶然间产生的关系似为特殊的关系，因为科举是那个时代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主要方式，所以“同年”构成社会网络的主要纽带 ，在实际生活中，它的重要性可能还要超过其它自然的关系，这其中有习惯力量形成的情感因素，但更多是现实利益的考虑。在一般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很难再找出自然关系之外而具稳定纽带作用的关系，“同窗”可能是少有的例外。

在现代社会，教育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同年”的概念消失了，“同年”只是在同年考试中偶然形成的，而“同窗”的概念，自然包含了同年考试这个偶然机遇，更包括了在固定的环境和稳定的时间中共同建立的感情，如果说“同年”是建立在一起成功的基础上，那么“同窗”除了一起成功外，还有一起奋斗的意义。

现代教育体系中，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之间，一般说来只有大学更具有“同窗”的含义，虽然每个阶段中的同学，我们都可以“同窗”视之，但唯有大学才具备“同窗”的意义。“同窗”在宽泛的意义上意味着在同一所大学读过书，但更具体说是在同班一起就读的同学才可以视为“同窗”。我在文章一开始说，只有好大学才有“同窗”的观念，就是说“同窗”意味着一种高级的社会关系，它是以社会精英为主要网络的一个关系概念，也就是说这个“同窗”是以向上扩展关系为主的网络，向下则显示不出它的重要性。人际交往的关系是越往上扩展越能显示“同窗”的重要性，它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相对稳定的共同生活基础之上的关系，所谓知根知底，再就是起点稳定。现代中国社会精英的主要来源，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以名校为原始扩展方向，虽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并没有单纯以名校为选拔原则，但在事实上名校的优势特别突出，有些行业已形成以某一名校或者名校的名专业为主扩展“同窗”关系的社会网络，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传播系非常有名，现在报业中已显示它的“同窗”优势，电视广播以中国传媒大学的专业优势最为显著，最终也将形成以“同窗”为比较选择优势的趋向，这个特点其实都不需论证，一眼就可以看出。在现实中，那些着力要选择名校或者名专业的家长和学生，天然具有理解“同窗”含义的洞察力，他们的选择中其实包含着对未来社会关系的考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今后的社会里，由于单一的独生子女制度，决定了在这个关系中扩展出的社会关系极其有限，乡土社会依赖地缘建立的亲密关系也在慢慢淡化，因为故乡正在远离人们的情感，流动和便捷的联系方式，其实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以后“同窗”很有可能是人际交往中最亲密的社会关系了。

好大学才有“同窗”的观念是建立在“同窗”的精英构成上，一般的大学在今后要扩展出事实上的高级社会关系已非常有限，所以现在“同窗”也就是类似于科举时代“同年”的概念，它主要限定在官场才有特殊意义。“同窗”虽然在不同区域不同层级间会有不同的区别，但它将来可能主要不是一个表达情感和友谊的概念，而是一个表达关系的概念了。毛泽东过去讲过一句话；干部来自熟悉。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精英间的流动中，教育背景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所谓熟悉，大概“同窗”是一个最优先的基础了。

（本文曾刊于去年某期《大学生》杂志）

谢 泳

    今年，许多报纸都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有一些报纸找我写文章，我只写过一篇，谈邓丽君的歌声对我的影响。我认为邓丽君的歌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我希望以后专门研究流行文化的学者，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给她一席之地，有时候流行文化对思想的影响可能要超过主流文化，特别是对青年。

     还有一件小事我很难忘，也写出来，或许对于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有帮助。中国近30年的进步，其实非常艰难，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人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特别是其中一些小人物，历史不应忘记他们，历史进程中应该有他们的贡献。我从头说起。

    1980年，我到晋中师专英语专业读书，因为对专业本身没有太大兴趣，我很多时间是自己看书。刚到晋中师专念书的时候，我还没有住校。当时晋中师专的条件非常差，一开始是想住校而不得，但到了学校强制住的时候，我倒不愿意住了。

    那一段时间里，中国刚刚恢复律师制度，我家住处离榆次法院很近，榆次人称为衙门街，我就经常去法院旁听，那时我对律师职业非常向往。1983年，榆次第一次招考律师的时候，我已留校编报纸，我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去找了我师专的学长底安民，从他那里借了一点关于法律方面的书，可惜当时学校领导不让参加考试，我这个律师梦也就破灭了。但那段时间，法院一开庭我就去，慢慢有了一个感觉，这个感觉至今还影响着我，那就是在法庭上看到所有被告，我感觉都是好人，都特别让人同情，当时的真实感受是被告无坏人，后来我明白，同情弱者是人最高的天性。人是非常脆弱的，再强大的人，在那种处境中，也非常可怜。以后我想，这种性格肯定是做不了法官的，因为在法庭上极容易对被告同情，会影响法律的尊严和公正。

大概是1980年底，我旁听了一个案子，至今还有一点印象。记忆中是一件投机倒把案。当时的法官是一位女士，那个时候榆次许多案子都是由她来担任审判长的，她的名字叫靳同（可能不是这样写，但读音不会错）。被告是一位工厂的技术员，名字我没有记住，但他的犯罪事实我记住了，是他在工作之余，帮一家工厂做了一点技术工作，人家给了他几百块钱，细节记不清了，但大体就是这样一件事。我印象中，那个技术员是南方人，年纪约有四十出头，在法庭上非常沉默，想辩解而不得，眼中含满眼水，但努力不让流下来。为他担任辩护律师的是当时榆次一位老律师，文革前可能就从事这个职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名字是叫张守中（至少读音如此）。这个因为利用自己的技术帮助别人，收了几百块钱的技术员，最后被判了三年徒刑（这个记忆可能不准确，但事实不会差太远）。

    快三十年了，我有时候还记起那个技术员在法庭上的情景，我想在他一生中，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偶然做的一件事，可能改变了他的一生。我想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几年之后，这个技术员的案子可能早已改正（但愿如此），因为过了不久，他的行为不但不是犯罪，还是政府一度时期鼓励的，但这个技术员的一生可能已经会是另外的样子了。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其实有相当多小人物的经历构成了这个时代进步的足迹。我那时旁听过很多案件的审判，以我现在非常有限的法律知识判断，多数是不公正的，这个不公正，不是因为腐败，主要是因为当时流行的观念、法官的水平和法律不健全造成的。我相信社会进步是累进的，一步一步才走到了今天。电视台经常有“讲述”一类栏目，我想以后也应当找那些有类似经历的人出来，让他们诉说一下自己的苦处，因为在时代中流逝的小事，放在具体的个人身上却不小。老话说，为人辨冤白谤是第一天理，这也应当是纪念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意。

2008年9月22日于厦门大学

谢泳

最近因为章诒和在《南方周末》发表的两篇文章，引起了一些史学界人士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深入思考，特别是对中国当代历史研究中，如何使用档案问题，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个人的想法是对涉及的历史人物，我们不要急于下绝对的判断，要理解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但同时，我们对有限的档案公布也要保持尊敬和赞赏。

中国有档案法，对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常识。但中国档案不可能届时即解密，这也是常识。如果我们在研究历史时，简单超越中国现实可能，以纯粹理想的档案解密标准来要求每个史学工作者，来规范他们所有的学术工作，即不现实，也没有可能。在真实的中国生活中，只有不切实际的人，才会想到研究中国当代历史，要在完全档案解密条件下才能完成，在这个现实处境下，我们不能要求一切历史学者的所有学术工作都完全合乎严格的档案使用标准，而是要观察他们的学术 工作在多大可能的情况下，提供了真实的历史事实，或者提供了可能存在的历史线索和史源方向，凡这样的学术工作，不论他们的身份如何，只要是对历史研究有利，有启发，有开拓历史研究方向的史料目标，都应当得到人们的尊敬。

现在有些史学工作者，当看到一些有利于史学发展的史料公布，可能与自己对历史人物的判断不同时，就想用一种纯粹的学理来要求本已尽了极大努力的学术工作，求全责备，缺乏了解之同情，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研究历史的人应当反省的，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还能走得更远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学术也无完美的学术，只要大方向和史料线索有利于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它们的学术贡献就应当得到承认和理解。

发现一种档案和公布一种档案的基本规则，是任何史学研究者都清楚和明白的简单道理，但当我们面对具体一种档案情况时，却又不能这样简单。中国的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在严格的史学研究中，档案解密要给出保存地、档案基本情况、档案的卷宗及详细号码、影像保存状态，甚至必须给出可以公开使用的平等条件等等，没有一个研究历史的人不懂这些基本常识，但我们在真实的中国现实中，确实不可能做到，这样能说所有关于中国当代历史的研究都没有意义吗？如果按现在有些人的苛刻标准，可以说一切关于中国当代历史的研究都不合规范，比如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在严格的学术规范中，我们只有完整查阅某一研究对象的档案史料后，才可以全面展开研究工作，但事实上，没有一个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是在这样现实条件下开展自己研究工作的，那他们的学术工作就都没有意义吗？显然不是。

简单超越中国现实，把本来极富进步意义且已尽了最大努力才寻找到的史料方向，简单用抽象的理想档案公布标准来要求，不但幼稚，甚至是苛刻了。对任何有利于史学研究的学术努力，我们都应当抱一种善意和理解的胸怀，而不是求全责备。在严格的史学研究中，我们不能轻易怀疑别人的身份和动机，而只评价他们研究工作的意义。

让我们牢记梁启超在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出的在史学研究中应当恪守的一条规则：“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谢 泳

眉睫立志编辑《 许君远文存》，这是一件功德无量之事。眉睫前已收集过冯文炳（废名）的史料并有相关专书问世，他的兴趣和努力我非常认同，希望他以后在这方面能再有所成。

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传统是“论说”，这是大传统，另一个处于边缘的小传统是“掌故”，主体是我们一般认为的那些专门写“书话”的作者，以陈子善为主要代表。我个人的学术趣味，偏重后者，所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掌故”派，一向非常佩服，因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无论大小，都有意义，除了史料积累，更有为那些被历史遗忘者招魂的苦心，眉睫应当说是这个“掌故”传统中的后起之秀。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论说”传统，相当于正史，而“掌故”传统相当于杂史，正史杂史相互参证，应当成为今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瞿兑之上世纪四十年代为《一士类稿》作序时曾有名言，论述判断史料的基本态度，他说：“自来成功者之记载，必流于文饰，而失败者之记载，又每至于淹没无传。凡一种势力之失败，其文献必为胜利者所摧毁压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冯文炳也好，许君远也好，都曾面临“淹没无传”的处境，眉睫能把自己的学术眼光投向此处，本身就是一种学术境界，套用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名言，有境界自有高格。

对于许君远先生，我没有任何研究。只是当年做《观察》杂志研究的时候，稍为留意过此人，因为他是列在《观察》杂志封面下的“撰稿人”之一，也为《观察》杂志写过文章。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研究者想要知道一点历史人物的情况，远比今天要难。我写《〈观察〉撰稿人的命运》一文时，所能得到的许君远的材料非常有限，连他是“右派”这样重要的历史信息都不曾得到，所以现在看了眉睫的研究，真是感慨良多！

记得有一次在北京见到吴方兄，那时他还没有到中国人民大学教书，还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刘梦溪先生一起编《中国文化》杂志，他知我在研究《观察》杂志，曾和我提过一次许君远，感觉他好象和许家有点联系，或者是他知道许君远的许多情况，但没有细说下去。不久吴方兄英年早逝，再想问出更多情况已不可能。

眉睫编辑的《许君远文存》马上就要问世了，这个学术工作的意义将会越来越为研究者注意。我和眉睫至今不曾谋面，他要我写序，我因为对许君远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所知甚少，一直不敢答应，今天收到他的短信，感觉不能再拖，就写了这一点感想。

二○○九年八月八日

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谢  泳

这是一本旧作，完成于1997年，七八年后才印出来。此次再版，主要是考虑到以往的印数和发行方式，使本书的流传受到一定的限制。一本书的再版，主要取决于出版方，他们的考虑，一般比作者更符合实际。

传记写作有个规律，第一本最难，再往后就相对容易，所以现在凡有多种传记的人，会越来越多，而没有传记的人，也始终没有。本书写了三个清华人物，吴景超、罗隆基和闻一多。前两位至今没有一本完整的传记，因为材料少，没有人愿意下这个功夫，我们还在等待，等第一本传记出来后，就会源源不断。闻一多的传记很不少了，至少不会少于十本，再写就不能只是简单叙述他的生平，而要做一些深入的分析。我过去说过，我写闻一多是用的分析方法，而不是叙述方法，我的立意是写他作为知识分子一生的变化，不涉及他的学术研究，比如他的诗歌创作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因为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素养，不能做出评价。因为有了闻黎明先生的《闻一多先生年谱长编》，我们再来叙述他一生的事业，意义就非常有限，我个人看法，当传主已有年谱长编后，再写传记，重心就需要转移。

我写本书，一开始并没有完整考虑，只是后来发现三个人都有清华背景，出书的时候用了现在的名字，其实当时清华并没有此说法，是后来依据出版的考虑，随便用的，不是一个学术概念，在行文中我也从来没有用过个提法，读者也不必太过于认真。

十年前的旧作，再版的时候，本来想做一些修改，但考虑之后，还是放弃了，只对原来的错处作了技术修改，没有涉及内容方面。我个人认为，旧作还是保存原貌为好。特别十年前的写作，正处在学术研究的转型时期，这就是网络的出现，特别是网络搜索功能的发达，使学术研究在发现史料和使用材料方面的手段有了极大变化，那时看起来非常复杂的材料，在今天已变得非常简单，这里其实就涉及一个对学术的评价问题。这个问题，今天的学术界可能还没有清晰意识。我要表达的意思是出现在网络搜索器普遍应运前的学术作品，我们不能与网络搜索器发达以后的学术作品放在同一层面评价，因为当学术手段发生基本变化后，对作者的要求和考验是不同的。有些材料的得到今天极容易，而那时就极难，还有更多复杂的史料，只有从事过研究的人才能判断期间的甘苦。比如关于闻一多的研究中，他的遇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十年前，我们不可能看到蒋介石日记，也不可能看到朱家骅档案，判断闻一多之死，特别是要提出一点新见，真是极不容易的事，而当这些材料公开后，有些历史之谜就自然解开了。经过闻黎明先生的努力，这些极重要的史料都已编辑成为电子文本，在网络上可以自由使用，如果我想要修改本书中关于闻一多之死的相关部分，是很容易的，但我没有那样做，而是选择了保留原来研究的真实状态，这里面包括了对以往学术研究生态的尊重，也意识到了学术研究手段变化后，我们评价学术需要用新标准。

最后说明一点，我过去出版关于闻一多先生的书时，为了版面情况，编辑和书商选择了相当多的照片，这些照片都是从闻黎明和他的家属编辑的一本大型画册中选择的，事先并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属侵权行为，事后虽然得到了闻一多家属的谅解，但我还是要再次表示对他们的歉意。

                    2009年4月27日于厦门大学中文系

（《清华三才子》，东方出版社，2009年）

    王瑶学术道路中的"陈寅恪影响"，可以理解为，一种学术传统在时代习气中的升降命运和长远影响如何在一个学者身上由显而隐，最终还原为一种稳定学术传统的过程，王瑶晚年多讲"清华学派"，其中寄托了对自己曾受陈寅恪影响的怀念。不过，一种学术生命力的顽强延续，有时候我们只能从他们学术著作的细处才体会得出来。
    一般研究王瑶学术思想和学术道路的人，都会提到鲁迅对他的影响。一是因为王瑶自己在所有谈论治学方法的文章里，都要提到鲁迅，二是王瑶1949后的学术贡献中，鲁迅研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以为虽然王瑶自己强调了鲁迅对他学术道路的影响，这无疑是一个事实，但考虑到中国1949年后的学术环境，学者刻意显示的学术影响，一般说来是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学术偶像，也就是说，过分强调某一种学术影响，有可能包括了学者对时代学术环境的另外一种评价，在这种评价中，可能还遮蔽了一些东西。我们研究王瑶的学术道路，光注意鲁迅的影响显然不够。
    人生有许多偶然，对王瑶来说，他学术道路上的偶然性，体现在他早年认同的三个学术导师，在后来变化的学术环境中，不但没有因为时代转型而失去原来的学术地位，反而比原有的学术地位更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尊敬。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朱自清，还有一位是闻一多。三位学者在1949年前均已去世，而王瑶直接师从的朱自清和闻一多又恰好是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能得到转型后时代高度认同的，因为毛泽东表扬过他们。
    陈平原早就意识到，王瑶学术上有两个主要渊源：一是鲁迅，一是朱自清和闻一多。陈平原指出"这三位学者恰好都是既承清儒治学之实事求是，又有强烈的时代感，不以单纯考古为满足的……这其实也是先生平生治学所追求的境界。博古通令并非易事，突出时代精神与深厚的历史感，二者有时很难协调。先生不只一次地发挥冯友兰和朱自清关于崇古、疑古、释古三种学术倾向的提法，并称自己属于释古一派。学术研究中不盲信、不轻疑，而注重理解与阐释，这固然可以避免过多的主观臆测，可研究者仍然必须有借以阐释的理论框架。这方面先生发挥其通今的长处，特别注重五四以来学者引进西方理论的经验。从五十年代对清学的批评，到去世前主持研究'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研究课题，先生的思路一以贯之：这个世纪的学者必须'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 
    陈平原是最能深刻理解王瑶学术道路的，但理解王瑶的学术道路，光注意鲁迅、朱自清和闻一多显然不够，必须把陈寅恪引进来。1983年，王瑶在《治学经验谈》中说："我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和清华研究院中国语文部，因此就师承关系说，我是直接爱到当时清华的几位教授的指导和训练的。1934年我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是朱自清先生，以后我的毕业论文导师和研究院的导师，也都是朱先生。当时听课和接触比较多的教授还有闻一多先生和陈寅恪先生，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治学方法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二
    王瑶在西南联大时与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期的经历有一段是重叠的，吴宓日记中对此有详细记载，此不具引。也就是说，王瑶听过陈寅恪的课是基本事实，他研究生论文题目，选择中古文学思想为研究对象，也可以理解为受到了陈寅恪的影响，当然鲁迅的影响也是存在的。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在王瑶和他同时代人的回忆中，见到他与陈寅恪有直接交往的记载。那时王瑶还没有在学术上确立自己的地位，陈寅恪当时身体很不好，不久已失明，是否知道王瑶研究中古文学思想，还值得进一步搜集相关史料，但王瑶心仪陈寅恪是可以找到许多事实依据的。
    1949年前王瑶重要学术论文中，引述最多的一个学者就是陈寅恪。王瑶关于中古文学思想研究的所有论文中，在同时代学者中，只提到过鲁迅、刘师培、陈寅恪等极少数学者，而提到最多并直接正面引述观点的，恰是陈寅恪。王瑶生前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有刘梦溪写的关于陈寅恪研究的专章。
    王瑶在《小说与方术》中提到陈寅恪时说："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考证范晔与天师道之关系甚详，中云：'又蔚宗之为《后汉书》，体大思精，信称良史。独《方术》一传，附载不经之谈，竟与《搜神记》、《列仙传》无别，故在全书中最为不类。遂来刘子玄之讥评。亦有疑其非范氏原文，而为后人附益者。其实读史者苟明乎蔚宗与天师道之关系，则知此传本文全出蔚宗之手，不必疑也'"
《文人与药》中说："顾恺之被人称为痴绝，大概也是服食的原因。（凡姓名末字为'之'字者，多为天师道，详见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 《论希企隐逸之风》中提到："陈寅恪先生著《桃花源记旁证》一文，说桃花园是寓意之文，也是纪实之文。所纪乃北方人避苻秦淫虐时所筑之坞壁，论证甚详。" 关于天师道信徒多以"之"字为名的研究，陈寅恪后来还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说加申说。王瑶对陈寅恪学术的关注非常细致，有共同的趣味。
   在《徐庾与骈体》一文中，王瑶引当时《清华学报》所刊陈寅恪文章后，指出："陈寅恪先生《读〈哀江南赋〉》一文，考证庾信这赋之直接动机，在读沈初明之《归魂赋》；沈文今存《艺文类聚》二七及七九，序云：'余自长安还，乃作归魂赋。"沈文作于建康，陈先生言"颇疑南北通使，江左文章本可流传关右。"
1954年，王瑶写《李白》一书时，述及李白的出生地，曾引陈寅恪的观点："陈寅恪先生考证李唐氐族的结果说：'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李唐先纪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至于有唐一代之官书，其纪述皇室渊源间亦保存原来真实之事迹，但其大部尽属后人讳饰伪托夸诞之语。" 同时在另一处还说："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证，本来是'融合胡、汉为一体，文武不殊途的。"书后注释标明引述自三联书店1956年出版的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1955年，王瑶编注《陶渊明集》。在注《桃花源记》时，再引陈寅恪的观点，他说："据陈寅恪先生《桃花源记旁证》所考，则渊明写作材料的主要根据则来自《赠羊长史》一诗中所说，由征西将佐归来后所谈的西北人民逃避苻秦暴虐的情形。"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王瑶论文中凡引陈寅恪的话，均以"先生"称之，而在1949年后关于李白和陶渊明研究中，依然不断引陈寅恪的观点，可判断为王瑶内心始终保持了对陈寅恪的敬意，我们甚至可以再进一步理解，王瑶晚年凡谈学术，必谈"清华学派"，其实包含了对陈寅恪的敬意和对自己学术道路的反省，可惜王瑶在1989年去世，否则我们会听到他更多关于"清华学派"的意见，并从中观察他对陈寅恪的理解。
    王瑶在清华中文系研究院读书时，师从朱自清，而朱自清在清华时与陈寅恪交往频繁，对陈寅恪极为佩服。朱自清曾在给冯友兰的一封信中说："历史系、中国文学系教授陈寅恪先生薪金已逾四百元，曾于二十三年援用有特殊成绩一条规定加薪二十元。迄今已历三年。呈当续聘之期，拟仍援用该项规定，请转商梅校长于二十六年度加薪二十元。陈先生工作极为精勤，其著述散见本校《学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组《集刊》者，质量皆可称述，当为君所熟知，乞向梅先生转述，为幸。" 我曾在《朱自清日记中的陈寅恪》中引述过日记中对陈寅恪的详细记载。朱自清对陈寅恪的感情，无疑影响了他的学生王瑶。
     王瑶关于中古文学思想研究的论著中，引述最多的是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而朱自清对此文也极为熟悉。1933年11月16日的日记中记载"上午陈寅恪先生来谈，选文应能代表文化，普鲁士教育部曾选希腊文选一部，由委员会选定，历多年而成，牛津大学即采用之。又谈《天师道》一文中大概。"
    1933年11月29日记载："读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极有胜义：1，天师道与两晋关系极巨，王、谢等大姓皆信之；2，六朝人重家传，然父子可同名之，此道名也，又如道字、灵字亦皆教名；3，书法与写经及符录有关；4，竹能宜子，王子猷等爱竹，非尽雅怀；5，羲之好鹅，或取其能解丹毒。"
     考察王瑶学术道路时，人们都会注意到，王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最早把眼光投向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并特别注意二者间的关系，王瑶早年和晚年的学术论文中，这是一个持续的主题，如《"五四"新文学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现代文学中的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和民族传统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而王瑶的这种学术眼光和兴趣，其源头是受到陈寅恪的影响，至少在学术传统上，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陈寅恪学术思想在王瑶身上的投射，虽然学科对象发生了变化，但学术思维和学术训练的影响非常鲜明。
    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就特别注意思想文化形成中的外来影响，陈寅恪在该文的附录中明确指出："溯其信仰之流传多起于滨海地域，颇疑接受外来之影响。盖二种不同民族之接触，其关于武事之方面者，则多在交通阻塞之点，即山岭险要之地。其关于文化方面者，则多在交通便利之点，即海滨湾港之地。" 这种关注外来文化对本民族思想风俗影响的思路，是"清华学派"学术思想中的一个特质，王国维、陈寅恪不必说了，王瑶学术道路中也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个特征。王瑶非常熟悉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受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1948年，王瑶完成他的研究生论文《中古文学史论》，其中有一篇《玄学与清谈》，虽然王瑶在本篇中没有引述陈寅恪的文章，但这个问题曾受过陈寅恪影响也是可能的。
    1945年陈寅恪在成都出版了《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按时间和研究兴趣，王瑶应该读到过此文。陈寅恪认为，"当魏末西晋时代即清谈之前期，清谈乃当日政治上之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之出处进退至有关系，盖籍此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者，非若东晋一朝即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玄言，已失去政治上之实际性质，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者也。"
    指出清谈前后分期特点后，陈寅恪说："大抵清谈之兴起由于东汉末世党锢诸名士遭政治暴力之摧压，一变其指实之人物品题，而为抽象玄理之讨论，启自郭林宗，而成于阮嗣宗，皆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者也。" 陈寅恪在文章中还特别提到，他这个意见在1937年《清华学报》所发表的《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已提出过，陈寅恪说："其余则舍弃具体人物任用当否之评议，变为假设问题抽象学理之讨论"。
     王瑶《玄学与清谈》也认为，"学术遂脱离具体趋于抽象，由实际政治讲到内圣外王、天人之际的玄远哲理；由人物评论讲到才性四分，以及性情之分。" 王瑶研究生时代对中古文学研究的选择中，陈寅恪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1956年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学报》发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再提《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文章中关于六朝清谈的判断，认为"后期之清谈仅限于口头及纸上，纯是抽象性质。故可视为言语文学之材料。" 而这个问题也正是当年王瑶《玄学与清谈》一文的主旨，虽然王瑶1949年后主要学术方向发生转向，但他青年时代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趣味与陈寅恪在同一学术方向，可见王瑶青年时代学术追求的目标是相当高远的，他后来在相关文章中，多次表达过，自己想成为第一流的古典文学研究学者，我们可以理解为王瑶心目中的第一流古典文学研究者，就是陈寅恪那样的人。

                                             三

    1989年，王瑶去世时，国内关于陈寅恪史料披露的还不丰富，王瑶也少有畅谈陈寅恪的专文，但并非没有涉及，他关于"清华学派"的言论中，其实已流露出他有意清理自己学术道路的意味。这其中，我猜想可能还包含了他对陈寅恪的一点歉意。
    1950年，王瑶在复刊后的《观察》杂志上写了一篇《论考据学》，在文章中他详细引述了陈寅恪《狐臭与胡臭》的推论过程。王瑶指出："陈寅恪先生有一篇文章叫《狐臭与胡臭》，考证中古医书中所谓腋气之病的狐臭，应为胡臭，与中古华夏民族杂有一部分西胡血统有关。"王瑶叙述了陈寅恪的结论后说："这文自云'推测'又云'疑'，前面又说'尚希读者勿因此误会以为有所考定，幸甚幸甚！'态度是极谦虚的；就因为所有的材料并不能构成这个结论的充足证据，在考据的方法上不能成为定说。但这结论其实是'定说'的，虽然他加上了推想。这就充分地说明了仅存的材料给考据以多么大的限制，而有时连治学最严谨的学者也不能不超越了它。"
     王瑶当时写了好几篇谈论考据学的文章，虽然并没有完全否定考据方法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但其基本思想倾向是批评胡适和他的学术方法的，涉及陈寅恪的地方，虽然非常委婉和谦虚，但倾向是否定意味。但王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关于李白和陶渊明的研究中，涉及陈寅恪的地方又都是完全正面的引述，而且语气中都表示出了敬意，王瑶的学术道路非常复杂，在时代转折中，他的困惑与选择同时表明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他的学术转向中包含了丰富的时代内容。

                                                    2009年3月25日于厦门大学中文系

                       （本文已刊2009年4月号《南方文坛》）

十多年前的一本小书，今天还要再版，这是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过的事。上世纪九十年代 初，我留意西南联大的时候，关心的是她的精神和学术传统，当时我虽然不在大学中，但对当时中国大学的一些变化也有察觉，这个学术倾向的选择，来源于现实感受，也来源于想梳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统的学术兴趣。当时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还不是很多，我在五六年时间中，断断续续写过约十篇长短不一的文章，最初是湖南文艺出版社余开伟先生想到要我编一本集子出来，但不足十万字的文章，在那个时候要编一本书，对出版社来说是很吃亏的，为使集子印出来更像一本书，我把当时已完成的《〈观察〉研究》中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相关的一些篇章也放了进去。

此书出版后，很少有人注意，初版印数3000册，约有一多半作为稿费送给我自己，我逢人就送，记得当时给在北京大学南阁的西南联大校友会一送就是两包，十多年间，社会对这个题目发生兴趣时，我想再找一些书送人倒没有了。

感谢冠珍想到再版，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接受了一本十多年前的旧作。我想说明以下几点：

一、十多年前从事学术研究时，条件很差，主要是网络还没有普及，在今天看来很简单的史料，那个时候要找起来并不省事，比如个别学者的生卒年月，现在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当时的难度，非过来人不好想象。因为是一本旧作，今天要是修改起来，需要动手的地方太多了，但我没有这样处理，除明显错误之外，一仍其旧。

二、我个人习惯的研究方法是从史料中发现问题并努力解释，没有问题时，很少有兴趣叙述以往的历史，所以这本旧作是从问题出发，不是简单叙述历史。

三、因为原书中有几篇文章在后来出版的《储安平与〈观察〉》中出现过，此次作了删除，同时补了一篇新作和一篇与西南联大有关的演讲，从字数上说，此次再版可能比原书还少了。

我稍感欣慰的是一本十年前的旧作，我今天还有勇气不作改动拿出来再版，不足之处是非常明显的，我期待读者的批评。

作  者

2009年3月8日于厦门大学中文系

（谢泳著《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

比利时传教士文宝峰的《新文学运动史》将影印出版

本报讯：记者陈香报道：近日，记者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获悉，一部被遗忘六十多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开始重新进入研究者视野，比利时传教士文宝峰的《新文学运动史》将作为史料影印出版。 

据厦门大学中文系谢泳介绍， 常风先生在世的时候，曾多次和他提起过这部中国新文学史著作。文宝峰（H.Van Boven）是比利时人，曾在绥远、北京一带传教，喜欢中国新文学，1944年，被日本侵略军关进集中营后，他继续阅读新文学作品和有关书籍，用法文完成了《新文学运动史》（Histoire de La Litterature chinoise moderne），1946年作为“文艺批评丛书”的一种，由北平普爱堂印行。

谢泳告诉记者，这部《新文学运动史》正文共有15章，除序言和导论外，分别是1、桐城派对新文学的影响；2、译文和最早的文言论文；3、新文体的开始和白话小说的意义；4、最早的转型小说——译作和原创作品；5、新文学革命：A、文字解放运动；B、重要人物胡适和陈独秀；C、反对和批评；D、对胡适和陈独秀作品的评价；E、新潮；6、文学研究会；7、创造社；8、新月社；9语丝社；10、鲁迅：其人其作；11、未名社；12、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新写实主义；13、民族主义文学；14、自由运动大同盟；15、新戏剧。

谢泳认为，在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史研究中，还没有注意到这部著述。因为它完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大体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完整历史，是一部非常有意义的著述。我们从它的目录中可以看出，文宝峰叙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眼光很关注新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学的关系，特别是对转型时期翻译作品对新文学的影响有重要论述。本书的影印出版，对开拓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视野很有帮助，同时也促使学界用新眼光打量中国现代文学编纂史。由于文宝峰对周氏兄弟的新文学史地位评价很高，本书对鲁迅研究、周作人研究的启示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作者有明显的宗教背景，但他在评价新文学史的时候，还是保持了非常独特的眼光。文宝峰在序言中，特别表达了对常风先生的感激之情，认为是常风先生帮助他完成了这部著作，文宝峰说，在集中营修改此书的漫长岁月里，常风先生审看了他的稿子并给他带来必要的信息和原始资料。

本书已列入由谢泳和台湾文史学者蔡登山、秦贤次联合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稀见史料”第一辑，目前编辑和翻译工作正在进行。同时由谢泳主持的一个民间学术项目“天主教神职人员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贡献——从善秉仁到文宝峰”，已完成了初期的史料准备，相关研究正在展开中。

（本消息已刊于2009年4月29日《中华读书报》第一版，有删节，此是完整消息）

谢 泳

钱锺书和徐志摩有无交往？在一般的两人传记中都没有涉及，细部的考察我不好妄下结论，但大体可以判断为钱徐之间没有直接交往。我查了一下陆文虎编的《管锥编谈艺录索引》，没有提到过徐志摩，但在《管锥编》第三册谈论“血声”时，提到《十日谈》《意大利人自述》《涡堤孩》等小说，钱锺书虽然注释说明是从原文引述，但按习惯，应该也了解《涡堤孩》的翻译情况。本书徐志摩译过，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徐志摩去世的时候，钱锺书还在清华读书，徐志摩大概不知道有钱锺书，但钱锺书肯定是知道徐志摩的。注意钱徐的关系，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钱锺书对新诗的判断，这个判断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新诗的评价不高，而钱锺书的这个态度，虽然我们一时见不到直接材料，但可以从钱锺书父亲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中推测出来，钱氏父子的文学观，相同处多于相异处，比如钱锺书对《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批评，与他父亲的看法基本相同，我们甚至可以猜测钱基博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有许多是受到了钱锺书的影响。

钱锺书写《围城》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把自己的文艺见解和对人物的评价，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来，这是熟读《围城》者基本认同的一个看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围城》是钱锺书的自叙传。《围城》中有两处提到徐志摩。

第一次是方鸿渐刚从国外回家省亲，在当地学校里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方鸿渐的观点是“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雅片，一件是梅毒……”，关于梅毒，方鸿渐说假如没有机会见到外国原本书，诸位“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译的法国小说《戆第德》，就可略知梅毒的渊源。”（《围城》第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细节完全真实。

第二次是在苏文纨家，诗人董斜川和方鸿渐、苏小姐谈到近代的诗人。董斜川提到“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第90页）这个细节取材于1935年钱锺书在苏州和陈衍的谈话经历，不过那次臧否的多是近代文人。

《围城》第一次提到徐志摩，有点讽刺意味，第二次提到就基本是一个评价性的判断了，这也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徐志摩的评价。

1932年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时，曾多次提及徐志摩，凡涉及对徐志摩的评价，基本与《围城》里的判断在一个层面上，也就是肯定中的否定。钱基博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不是很高，虽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较为系统地叙述了新文学运动初期的作家，但语气中时常流露否定的判断，钱基博著书的习惯是多引别人的见解为自己的断识。一次在引述了章士钊对新文学的评价后叙述到：“纵有徐志摩之富于玄想，郭沫若之回肠荡气，谢冰心之亲切动人，王统照之尽情欢笑”，但钱基博再引旁人的话为自己的判断：“中国新诗，至今未上轨道”。（《现代中国文学史》第503页，岳麓书社，1986年，）

对当时的新文学，钱基博先述胡适对白话文的提倡，再评价鲁迅的文体，他认为鲁迅的文体是“以欧化国语为建设”，钱基博引述周作人的观点来叙述：“中国散文，适之、仲甫，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平伯、废名，涩如青果。志摩、冰心，流丽清脆。”钱基博对新文学的总体评价是“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徐志摩以诗，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而树人著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志摩为诗，则喜堆砌，讲节奏，尤贵震动，多用叠句排句，自谓本之希腊；而欣赏自然，富有玄想，亦差似之；一时有诗哲之目。树人善写实，志摩喜玄想，取径不同，而皆揭‘平民文学’四字以张大。后生小子始读之而喜，继而疑，终而诋曰‘此小资产阶级文学也，非真正民众也。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志摩华靡，何当于民众。志摩沉溺小己之享乐，漠视民之惨沮，唯心而非唯物者也。”（第504页）钱基博的结论是“而周树人、徐志摩，则以文艺之右倾，而失热血青年之希望。”

1932年，就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出版前后，钱基博给钱锺书的信中曾有“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的告诫（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第10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对父亲的告诫，钱锺书虽然未必完全认同，但这个判断在事实上影响了钱锺书的一生。钱锺书后来无论是写《人·兽·鬼》还是《围城》，他的主要讽刺对象基本是“新月”和“京派”文人群体，钱锺书的这个习惯有他真实的生活感受，但也可能与他对当时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评价有关，这就涉及钱锺书对自由主义思想的认同问题，他似乎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始终保持一种警惕，注意这个视角，对于深入研究钱锺书可能有所帮助。

（本文已刊2009年3期《书城》杂志）

始原代

一 片麻岩纪

二 结晶片岩纪

古生代

一 前寒武利亚纪

二 寒武利亚纪

三 志留利亚纪

四 泥盆纪

五 石炭纪

六 二叠纪

中生代

一 三叠纪

二 侏罗纪

三 白垩纪

新生代

一 第三纪

二 第四纪

我们比较这两张表格，虽然有些专有名词的译法并不相同，但它们同出于一个知识系统，大概是肯定的。《宏文师范讲义》教科书是一个比较系统的现代知识体系，我们虽然没有确切证据证明鲁迅修过所有这些课程，但从一般逻辑上判断，这个知识体系肯定具体影响了鲁迅关于现代社会的认识并同时建立了他的现代知识系统，特别是其中除自然科学以外的现代知识，如《伦理学》《世界历史》《法制》《经济学》《心理学》《论理学》《教育学》《各科教授法》《学校管理法》《日本教育制度》《杂录》《科外讲义》等，如果我们能在这些间接的史料中建立起与鲁迅的直接关系，鲁迅研究史料的扩展，也就会别有天地。

关注直接史料无疑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发现一般史料和研究对象间的重要关系，当一般史料和研究对象间的真实关系确立后，我们就有可能重建研究对象和史料间的逻辑分析前提，鲁迅研究史料扩展问题解决得好，今后的鲁迅研究就会有更坚实的文献基础。

                                            2008年9月19日于厦大人文学院中文系

《中国地质略论》是鲁迅早期的一篇文章，它的具体来源，鲁迅本人也曾说过“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他们的老家。”[1]如果我们熟悉宏文学院的教科书，多少可以发现一点“他们老家”的线索。

鲁迅在《中国矿产志》的“例言”中说：“篇中专名为多，而中国旧译，凡地层悉以数计，今则译其义若音，地史系统亦然”，鲁迅同时列出了这样一张表格[2]：

（一）原始代

（1）    片麻岩代

（2）    结晶片岩纪

（二）太古代

（1）    康勃利亚纪

（2）    希庐利亚记

（3）    叠伏尼亚纪

（4）    煤纪

（5）    二叠纪

（三）中古代

（1）    三叠纪

（2）    僦拉纪

（3）    白垩纪

（四）近代纪

（1）    第三纪

（2）    第四纪

谢 泳

    今年四月间，我在南京大学参加董健先生主持的一个中国百年文学启蒙的学术会议，会议期间，《中国现代文学论丛》（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编胡星亮先生送我一册新出的杂志，我见其中有一篇李寄先生谈鲁迅留日期间科技文本编译的论文，非常感兴趣。李寄先生通过详细考证，大体说明了鲁迅早期科技文本的编译情况，并尽可能给出了相关的线索，特别是提到了当时这些编译文本与晚清白话文的关系，很给人启发。

    由李寄先生的论文，我想到了鲁迅研究中如何扩展史料的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鲁迅研究是最成熟的，文献积累也最完整，最有体系。一般说来，在已有文献基础上，再发现直接史料的可能性虽然还存在，但在事实和经验中是极少了，这种发现只能建立在偶然性上，所谓可遇不可求了。不过在直接史料以外，还有没有可能从间接史料中，再扩展出与鲁迅研究相关的史料呢？我以为还是可能的。我想到了鲁迅留学日本期间学习过的教科书问题。如果我们能寻找到比较准确的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所学习过的教科书，然后从这些教科书中的语言和现代知识方面，结合鲁迅的作品，细读文本，比较鲁迅文体的变化，分析鲁迅现代知识建立的获得，就有可能更深入理解鲁迅白话文的最初来源以及他学习过的教科书中那些与现代文明有关的知识，并了解这些现代知识是如何影响了他的思想。

我在太原的时候，经常去南宫旧书摊闲逛，因为阎锡山是早期的留日学生（他和鲁迅留学日本的时期非常接近，大体是同期），山西近现代官员中有留日背景的学生非常多，所以旧书摊上常见散出的日文书、日文教科书一类的东西，我有一年就买到了许多当时宏文学院编制的《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虽然不很完整，但大体可以看出全貌。据“东亚公司发兑新书目录”记载，这套讲义的全称是《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宏文学院长嘉纳治五郎先生监辑，清人王廷干先生外七家译）讲义目录如下[1]：

本讲义录系日本专门大家二十余家所讲说诸家分科专门将其所讲授之稿本精益求精再三订酌以成是书一翻是书则诸家之音容仿佛现在于纸上有躬亲在讲堂听渊博之讲说之思矣加学界多书良好是书则所未有也。本讲义录所载科目开。

《伦理学》《日语日文科》《世界历史》《地理学》《地文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及卫生学》《矿物及地质学》《物理学》《化学》《法制》《经济学》《算术》《代数学》《几何学》《心理学》《论理学》《教育学》《各科教授法》《学校管理法》《日本教育制度》《杂录》《科外讲义》

这套讲义初版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是由原来宏文学院各科的讲义翻译成汉语的，前有当时中国驻日本大臣杨枢、曾做过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和日本知名政治家长冈护美的序言各一篇，宏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也专门写了一篇《刊行讲义录要旨》，专门介绍出版讲义的意图。讲义前面附有当时宏文学院校舍的多幅照片，特别是有当时中国留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照片。当时宏文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分为普通科和师范科，鲁迅在普通科，两科的讲义不可能完全相同，但肯定有些科目是相同的，而这套讲义可能是两科所有讲义的合辑。中国早期留日学生多和宏文学院有关，如黄兴、陈氏兄弟（师曾、寅恪）等，所以从这套教科书的内容可以寻找早年中国留日学生的思想来源，它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类似的日文学习教科书比较有名的还有《东语完璧》和门马常次主编的《文法应用东方汉译规范》，当时宏文学院也用过这个教本，本书前也有院长嘉纳治五郎的序言，因为这个教本中有些课文是关于政治学方面的内容，比如国家的类型等，所以这些早期现代政治学方面的知识，对学生会有影响。

《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中有松本龟次郎讲述的《日语日文科》，这是当时中国留学生学习日文的基本教材。松本龟次郎曾回忆过，当时周树人、陈介和厉家福诸氏虽都还不满二十岁，但他们的汉文根低都很深，协助他解决了许多问题。松本龟次郎说：“周树人就是后来中国有名的文豪鲁迅，他从青年时代就表现出在这方面的特长；他所译的日文，不但简练，而且还充分体会原文的风趣，译得十分稳妥而且流畅。当时他们同学间对他都极为推崇，目为模范。”[2]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曾回忆说，1902年初秋他到宏文学院时，鲁迅比他早到半年，也正在那里预备日语。[3]

    根据相关历史人物的回忆，可以确认鲁迅依靠《日语日文科》学习过日语，至少是同类教材中鲁迅用过的一种。松本龟次郎在讲义一开始就说：

近时清国学士大夫，翕然倾意于新学钻研，不远千里，东来就学者，以万计。顾日语日文者，修诸学科之关键也。是以日语会话，日文典、日语用例等之书，公于世者，不啻汗牛充栋，陈陈相因，如食大仓之粟，独未有文语用例一书，是诚学界之一大缺陷也。余久思编述，而未果。偶我宏文学院，有普通科、师范科讲义录发行之举，而余担当其日语日文科。自今按月讲述许多文语用例，从易入难，由简进繁，务与口语用例，相为联络，兹特举以问世，聊供学者讲学之便，读者谅其意可也。[4]

在鲁迅研究中，早期《日语日文科》讲义的重要性，我以为至少有两点：一是它例句中所使用的翻译文字，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白话文，有些句式和词汇的使用，可能与鲁迅有关，松本龟次郎回忆中曾说过，鲁迅在这方面帮助过他；二是这本日文教科书的例句中，有很多现代政治的内容，比如关于议会的说明有好几处（主要是关于日本政治制度中的议会知识以及明治维新后日本教育体制方面的知识），作为青年人早期的思想来源，这些内容虽然是在学习语言过程中偶然接触到的，但一般来说也会留在人的记忆中。也就是说，第一项，有可能影响了鲁迅对白话文的自觉，他最早能用白话写成的《狂人日记》，与他早年学习日文的经历可能存在一定关系。松本龟次郎的这本讲义说得很明确，是要将“文语用例”结合起来，也就是要把书面语言和口语结合起来。《日语日文科》中的语言实例，以采用中国文化典籍中的例子为多，特别是《论语》《孟子》和《史记》中的语言材料。有些用法已相当口语化，如果我们把书中的例子完全和鲁迅文字中的行文习惯对应研究，或者能从中发现鲁迅文体的特征。鲁迅在《写在〈坟〉的后面》中曾说过：“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5]第二项，日文教科书中的知识内容，有可能在现代知识方面潜移默化过影响过鲁迅，这对我们以后研究鲁迅早期思想的真正来源有帮助。下面我抄录《日语日文科》中一些典型的例句句型，以其引起鲁迅研究专家的注意：

何处地方是最适人间之生活乎？温带地方是最适人间之生活。

何处国土是位于温带地方乎？世界文明国皆在温带地方。

石炭多在何处地方采掘乎？石炭多在九州与北海道采掘。

生丝多产在何种地方乎？生丝多产在长野县与群马县。

君由何年留学于敝国乎？我从贵国明治三十五年四月留学。

 余他日将从事矿山

明年我弟亦将来日本。

理化学之研究，今后当倍开。

来月上旬辽河当结冰。

此船回航再归来日本之时，想上野向岛之樱花当满开矣。

在这些例句中，可以明显看出由浅近文言向白话文过渡的痕迹，有意思的是例句：“君由何年留学于敝国乎？我从贵国明治三十五年四月留学……明年我弟亦将来日本。”完全与鲁迅的经历相合（鲁迅到日本留学的具体时间就是明治三十五年四月即1902年4月，当时鲁迅就有让弟弟周作人也来日本的打算）。“此船回航再归来日本之时，想上野向岛之樱花当满开矣”，这个句子很让人联系到《藤野先生》起始的名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如果这些事实成立，我们就有可能建立起这套教科书与鲁迅的联系，并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深入展开鲁迅研究的新视野。

    孔夫子旧书网上前几年出现过一张储安平的结婚照片，后来好像卖方又收回去了，大概是没有成交。去年我在上海见到过卖主，我问他这张照片去了何处，他支吾过去了，我也没有再问。当时我最想知道的是照片出自何处？为什么要把落款遮住？能不能让我知道落款的时间和名字？但最后是没有结果。

    这张照片的真实性没有问题，与我过去见过的所有储安平的照片相同。储安平的前妻端木新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研究储安平的时候还健在，我也曾想过去访问一下，但最终没有成行，印象中不久就去世了。我和储安平的小儿子储望华联系过，亲自采访过储安平的女儿储望瑞，照片上的端木新民的脸形和她的女儿极像，那种感觉完全是母女间才会有的。

    储安平研究中的新史料很少见，这张照片应该是有价值的史料。端木新民在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读书的时候，非常有名，常有散文发表，也出版过一本散文集，上海程巢父先生前些年让我留心寻找一下，可惜我没有上心，现在连书名也忘记了。储安平抗战爆发后到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英国史，讲义后来以《英国与印度》出版，钱锺书那个时候也在蓝田国立师院，所以有人说《围城》里面也有储安平的影子。当时储安平已和端木新民已离婚，一个人带着孩子。冯英子有一篇文章专门回忆过这一段时间的生活。

                                                       谢 泳    2008年9月29日于厦门大学

                   谢 泳

我离开太原到厦门的前三四年间，每逢周末常到太原南宫古玩城楼上的博古斋闲聊，太原博古斋是上海博古斋在太原的分店，主人原晋曾在山西古籍书店工作，早就认识，但无交往，只知道他和韩石山、降大任早有往来。原晋对古籍版本非常熟悉，每次闲聊，话题不外中国古籍和学者间的一些趣闻。

我在原晋那里亲见过陈寅恪《论〈再生缘〉》的原本，油印一册，书品极佳。关于本书的形制，现在人们早已熟悉，我就不多说了，我奇怪的是何以太原会有这样一本书流传？

我曾问过原晋此书得自何处？他说是前些年在太原南宫旧书摊上买到，原晋运气比我好，因为我也常来这里闲逛，没有遇见，说明和这本书无缘。原晋遇到了，让陈寅恪和太原发生一点关系，也是一位大学者对地方的恩泽。

《论〈再生缘〉》是陈寅恪1954年油印的一本小书，当时只送过很少的人，后来香港友联的印本，据说是章士钊带到香港的，余英时最初所见到的就是这个本子，这在陈寅恪研究中是为人熟知的。

《论〈再生缘〉》具体的印数，我们一时难以确切明了，但油印这个技术条件决定了不可能很多，再说陈寅恪对自己著作在当时的流传也很谨慎，想来流传的范围很小，太原不是文化中心，这样一本印数和流传都极有限的书，何以会几十年后出现在太原的旧书摊上？

我想这本《论〈再生缘〉》流传到太原可能有两个渠道，一是陈寅恪亲自将此书赠送他在太原的熟人（包括亲属、学生和朋友），二是在太原的学者仰慕陈寅恪，辗转得到本书。如果此书是陈寅恪亲自赠送友人的，一般说来会在书上题款，但我在原晋处见到的此书即无印章也无题款，而陈寅恪和山西学者具体交往的情况，我们一时还了解的极少，常风先生在世的时候，我也问过他和陈寅恪的关系，记得他只说过非常佩服陈寅恪。我想还是后一种可能性较大，是当时山西史学界知名学者手中的书，因为一般读者不具备得到此书的前提。

上世纪五十年代，山西大学历史系梁园东、阎宗临、郭吾真、常绍温、王守义、张一纯等教授，和国内一流学者间多有联系和交往，所以此书很可能来自他们当中。陈寅恪当时在广州，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和广州联系较多的是常绍温教授，她后来离开太原回到了广州中山大学，也许本书会是她家中散出之物？还有一种可能是，我一时记不起在何处读过一篇文章，其中回忆说陈寅恪一个弟弟的儿子（不一定准确），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下放到晋东南一带，在中学还是在一家工厂，爱写诗，本书或许也与他有关。最后一个猜测是陈寅恪的学生、北京大学教授王永兴文革时期被下放太原，《论〈再生缘〉》流到太原，有可能与他相关。

以上这些猜测没有任何证据，只是一点逻辑推想，如果能有知其事者把此事说清楚，对研究陈寅恪著作的流传会有帮助。

今年八月间我回太原看朋友，在博古斋见到原晋兄，顺便提及此书，想再看看，原晋兄说他已将此书送给一位朋友，我也就不便再细问此书的下落了。但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本油印的《论〈再生缘〉》也曾是山西学者的读物，他们对陈寅恪先生的敬意也自在不言中了。

                                          （本文将刊于近期《山西晚报》副刊）

谢 泳

储安平早年出的几本书，我都曾亲见过，其中有几本还有收藏，比如他编的《中日问题与各家论见》，我十几年前在太原曾买到过一册，书品相当不错。1936年4月，储安平二十七岁时，还在开明书店印过一本《给弟弟们的信》。这本书我留意过很久，但在旧书店一直没有遇到过，不久前才在国家图书馆查到，复印了一本。

这是一本小书，不到一百页，所谓“给弟弟们的信”，原来是储安平虚拟的一个说法，其实是以给“弟弟们”写信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青年人道德修养的一些想法。我写《储安平与〈观察〉》时，还没有找到这本书，所以关于储安平的生平介绍中，没有能使用这本书中的材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给弟弟们的信》书前有一句题词：“谨献于祖母之灵”，是作者表达对自己祖母的感激之情。储安平少失怙恃，依赖祖母长大，所以他的回忆文章中常有一种“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的感觉。储安平外出读书不久，祖母也去世了。他在书中的“自序”中说：“我相信，一个人真心的纪念着另外一个人，一切形式都是不需要的。我每次思念到我的祖母，我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因为我感激她，但是我已经没有机会来奉养她，报答她所给过我的不可忘怀的恩惠。我感激她，自然是她将我抚养大了。可是我并不单单因为她将我抚养大了，我觉得，单单将一个人抚养大了，并不是一件难事，也并不是一件有价值的事。就整个的人类社会而言，一个人的长得大长不大有什么关系？我的感激她，不仅是因为她将我抚养成了一个人，并且因为她将我教育成了一个‘人’。”

关于储安平生平的史料，我们现在很不易得到，这本《给弟弟们的信》中保存了储安平早年生平的资料线索，所以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

这本书透露出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储安平和吴稚晖的关系。储安平在自序中提到，他写这本书的时间约在1932年秋天，第一个看到这些文稿的是他的伯父储南强。不久吴稚晖和李书华到宜兴游览，储南强把储安平的稿子给吴稚晖看了，吴稚晖不但提出了许多意见，还为储安平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不过储安平出书的时候没有把这篇序言发表出来，他说：“吴先生还另外替我写了一篇序文，吴先生在他的那篇序文里，对我推誉的实在太过分，使我只觉得惭愧，承担不起。我再三考虑，决计将那篇序文自己珍藏起来，不在这儿公开。我恳求能够得到吴先生的原谅，至于吴先生对我的一番鼓励之意，我自然永远是心领着的。”虽然没有公开吴稚晖的序言，但《给弟弟们的信》中还是保留了三段吴稚晖的评语。分别是在《团体生活》《论政治人格》《行》这三篇文章后面，应当说是吴稚晖的三篇短文，因为是夹在旁人的一本小书中，想来一般研究吴稚晖的人大概不会注意到，所以特别说明一下。

写《给弟弟们的信》的时候，储安平还不到三十岁，但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现代政治的兴趣，大体可以说，这是一本普及现代政治常识和道德的公民读本，远比一般教育青年完善生人的道德修养读物有深度。储安平自由主义的思想底色，在这本《给弟弟们的信》中已显示得非常清晰。他在《论政治人格》一章中，把中国传统政治中的“节操”和西方政治中的Fair  Play对比后，特别提出：“本来社会的改革都是缓进的。比如我们在选举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认清我们未来的领袖；如既认清之后，我们决不再受其它势力或金钱的诱惑。每个人有他每人的政治场合，有他所崇仰的主义与思想。我们平时也必须‘公正’地参加任何公共事业，我们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不引用私人，浪费公帑。即使我们要从事达到我们的政治理想，但我们的行为也必须是坦白的，光明的，负责的，而且是合理的。不是捣乱式的、暴动式的。我们必须孕成一种刚正之气，不谀诌，不阳奉阴违，不口是心非。不要以为政途可争权夺利，不要以事业为富贵的附庸。我们对于国事有所发言，必须是善意的批评式的，建议式的，而不是恶意的谩骂式的。”

储安平后来从事言论工作，一直坚守从年青时代起就养成的这种信念和风度，他的政论风格犀利、沉着，有激情但从不失理性，有愤怒，但极少发过激之言，这与他青年时代养成的对现代政治文明的修养有很大关系。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各有不同，有天生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有因知识体系转而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更多是因个人处境、经验和挫折慢慢认同自由主义理想的，在这几种情况中，那种天生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知识分子最为坚定和最为本真，在这一点上，储安平很像胡适。

《给弟弟们的信》在储安平著作中是较少为人注意的一种，也是了解早年储安平思想较为重要的一本。书不在厚薄，一个青年在七十年前随意写就的一本小书，今天还有阅读的价值，也显示了书的生命。

                                            （本文将刊于《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