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当年在广州，我最好的朋友是邓伟鸿。他和杨旭有竞争，好像是想做广州足协秘书长。我和邓大哥交往多，他也很低调，外形俊朗，一副广州人做派。我2000年离开足协后，再去广州，他对我仍然热情如故。我们一起去番禺玩，下珠海，每顿吃饭我和他都抢着付钱，当时还有邓伟鸿的爱人，和他漂亮的小女儿。那时，他和杨旭的争夺已经有了结果，邓离开了足协，去了天河体育中心当领导，而杨成了足协的重量级人物。几年前，邓大哥的爱人给我打来电话，说“你邓大哥得了大病，人没了”，我惊呆得说不出话来。我把邓伟鸿当作我在广州最好的朋友，每当我想起他，都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健康、快乐。

最近一两月的抓赌浪潮让我陷入了复杂的情绪。虽然我和杨旭远没有和他当年的对手邓伟鸿那么好，但我实在无法说服自己，无法相信杨旭是个“坏人”，是个和“贿赂”、“黑”、“赌”这些词连在一起的坏人。我确实觉得，如果中国足球的环境好一些，如果在丑恶现象刚刚出现的时候，就有管理部门及时介入、处理，就有司法部门调查干预，杨旭就不会走上这条路。这时候，我甚至庆幸邓伟鸿当年在权力斗争中失意而去，更近乎觉得离开这个世界甚至会强过这样突发的牢狱之灾。

和杨旭一起面对镜头的还有范广鸣。以前在足协聚会的时候，范广鸣总是带着儿子来，他的儿子白白胖胖的，非常可爱。那时候，我总是逗他和李晓光的女儿。别看他是个男孩，可还没有李晓光女儿厉害，可见性格多么温顺。但是我离开足协没有几年，就听说他得白血病去世了，而范广鸣的爱人也患了重病。老郎那会总对我说，哎，这个范广鸣真是可怜，每天上班也心不在焉的。我也特别同情他，几次很冲动地想给他打个电话表示个慰问，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就没有打。

我在中国足协那几年，范广鸣在开发部工作，主要是和国际管理集团打交道多，当时足协内部就议论开发部挺有钱的，其实现在想起来，他们就是和国际管理集团吃吃饭，偶尔受邀去香港开个会什么的。我觉得，在96年、97年的时候，大家都挺纯真，当年“渝沈之战”，老郎在办公室里开了五六台电视同时看几场直播，上蹿下跳地看，看见渝沈之战的结果，长叹一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随后便是老郎著名的“证据说”。后来，足球越来越乱了，我和老郎还聊到过“证据”这回事，直到现在也想不明白。

我不知道范广鸣那时候是什么样子，比如“黑”不“黑”；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杨旭是不是已经“触线”，但我相信，即使当时他们做了什么，也不会有现在这么严重吧。如果早一点下决心打黑，早一点找到“证据”，像今天他们能做到的一样，早一点把几个坏人绳之以法，那样杨旭、范广鸣就会有了相当的警示，就不会愈发堕进那个黑洞，把习惯当成自然。所以今天，看到一个又一个“坏人”落网，我真希望时间能重新回到从前，回到职业化刚刚开始的时候，回到那段每一个人都简简单单地为足球激动的日子。

发表于2009年12月31日《足球》

第二次来日本是2004年，那时樱花盛开的季节。我随上海申花队来到名古屋，打亚俱杯，对手是磐田喜悦队，那是英国人威尔金森的第一场硬仗，我们2：3输了。那是个名古屋附近的小城市，名字都忘了。小城很干净，全是樱花淡淡的香。我们住在唯一的五星级酒店，高耸入云。细腻有趣的《迷失东京》（Lost in Translation）这部电影，一开始女主角靠在酒店的大窗台上吸烟，就像极了那个饭店。

这次是从北京飞大阪，只两个半小时，飞机降落在大海上的跑道上。住的酒店差一些，但对日本的感觉依旧。尤其今天大阪、京都和奈良的路线，沿街人迹稀少，满眼都是红红绿绿的树，天气不冷不热，街道干净。我想起自己一年前读过的一本日本小说，题目类似于《那个难忘的夏日》之类，讲一个女孩儿淡然的日子，我记得自己蜷在从宜家买的大折叠沙发里，书房里有一点暖暖的阳光，两个小时就读完了那本书。平铺直叙的事，文字美得出奇，让人小有感动；就像今天的旅行。

参观奈良同志社大学，呵呵

夹道欢迎我们的奈良学校的小学生，小胖子像小新

长沙校长施柯拍我们在地铁，右边的影子据他说，是精品

我爱的吉野家，太原没有，半年没吃了

青岛校长吴强应我强行要求拍摄我吃大阪吉野家，哈哈 

董智去了厦门。他不情愿。他怀疑那里的市场，虽然现在风生水起。他说，列宁说，当领导就是出主意和用干部。他鼓励我们的主管多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可是他总是抓紧每一分钟时间看《鬼吹灯》。照相时，我俩都闭着嘴乐，因为他的两个门牙之间有个大缝，我的两个门牙有点发黑。他的孩子也刚出生，和老婆留守沈阳。我问他想不，他说：“很想啊......”

蔡卫星的孩子也是那会儿生的，现在一岁多了。每次聚会，他的手机上都换一张儿子的新照片。他的儿子和老婆留守浙江，卫星独自在南宁闯荡。每见一次都又瘦下一圈。

两年前，我们去哈尔滨学习。去了冰灯节。我们一路上说笑，让胖胖的张如国坐在车前面，我挤在吴强和蔡蔡中间，后排。后来看冰，天冷，我把自己的白毛帽子借给蔡蔡，留下了秀气的照片。而我和吴强的脚冻木了，为了暖脚在冰上狂奔，像疯子一样。

20个月后，我们留下下面这些照片。彼此的脸上都多了一些“褶子”。我们都变成了老男人。谈及最近各自在自己学校发火，都感觉新东方的男人会提前进入“更年期”。

无论今后怎样，我们都会留下这段共同的经历和友谊，和一些傻傻的、认真的、什么都不要了的日子。

吴强

董智

蔡卫星

然后吃完了，大家便欢乐地照相。服务员端着相机，半天不照，突然说：“请中间那个小孩儿把眼睛睁开！”于是，我就使劲鼓眼睛，就得到了下面的照片。祝福小夏！

9月11日，我们太原新东方召开了暑假总结会和秋季动员会。会后举行了文娱宴会。我穿了西服，还唱了两首歌。“我是一只鱼”和传统节目“血染的风采”。他们说我喝醉了唱的，其实一点没醉，我只是需要一点啤酒增加我唱歌的勇气。

太久了，我们没有搞团队活动。看着昨天100多个同事那么开心，我真高兴。手都拍疼了。

学习王凯老师自恋，我放几张照片给大家欣赏，我的西服照。

和市场部设计周丽君和酷学酷玩营营长李莹

和财务主管任阿丽，她的女儿叫我灰太狼。特此说明，阿丽同志的形象远比这张靓丽10万倍。

和大学部的前员工边疆，现在在太原理工大上研究生了

能歌善舞的周丽君，晚会上的惊人发现。身后是营地的助教们，谢谢你们。

记忆里仿佛有个很突兀的断层。一年半以来，我只回过四五次北京。再没有经过鸟巢那里。而喧嚣热闹了十年的北京奥运也抽身而去。这与我来说，不知道是否值得遗憾。长久以来，我内心里抵触群众运动。觉得世界应该是在一个角落里，暗自品尝。据说法国大革命时，有许多流氓地痞混迹其中，竟也成了运动主力，这个东西长期影响我。所以，我拒绝被唤醒，谁也别感化我，生理上就抗拒。北京奥运这声吆喝过于响亮也过于长久，所以有时候我就想用被子遮住脑袋，似乎是想要一个胡同里最安静的早晨。

参与体育界工作也有数年，理解奥运的一些世俗含义，和顾拜旦先生无法预见的一些中国国情。99年我们国奥拼悉尼奥运会资格时，南方一家足球专业报纸头版大字标题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二十几年没赢过韩国，我们是带着民族情结出征的，仔细想想，这真不是什么好事。国家这个概念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杀”出来，足球是否应该背负民族的重托，这件事情到了今天，其实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

我不享受那次奥运会的预选赛，那个比赛与其他我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赛事没有什么区别，比如马来西亚的“莫迪卡杯”、“登喜路杯”什么的。和韩国在汉城一战的当天下午，我在希尔顿酒店的健身房跑步，足协主席王俊生也在机器上跑，跑完我俩擦汗，不提晚上的比赛。他说，等退休了以后，要买个跑步机在家跑。我说，等我发迹了就送王指导一台。然后我就畅想我发迹，王主席就畅想他退休后的生活。那时候，我觉得我们都是正常人，所以记忆也就显得格外清晰。晚上的比赛，至今与我来说，都是一片混沌。许丁茂在赛前像死人一样变形的脸，和我在整场比赛中彻底冰凉的手脚，是唯一相对真切的回忆。

奥运会当年的四场比赛，我没有快乐过一场，我相信我们的队员也是一样。98年霍顿上任的第一件事是跟徐弘、范志毅、郝海东们聊天，听他们痛说长期集训。那个英国人当时就发誓要改变这一切。但是，国奥队从99年2月下来，就没有消停过。这就是我们对奥运的理解，谁也改不了。有时候，我觉得也许我们对奥运的理解，就是让人民开心，换句话说，就是队员根本就不必享受体育本应有的快乐，只要人民看见赢了快乐了就行。也不清楚当初顾拜旦是不是这个意思。

由于历史久远，人们无法搞清楚许多遗产到底是精神的还是世俗的。巴林一战之后王俊生对霍顿一席话也基本偏离奥运主题-“我俩总要下课一个吧。”所以那天黄健翔提示我说，谢翻译，你参加过一次奥运呢，我想了半天，显得极度木讷。

还有那个杜伊。杜伊离开中国奥运后已经疯了。除了像个婆娘一样喋喋不休地说些不靠谱的话，他现在的足球评论没有一点真正体育意义上的反思。我只能相信，08奥运对于他来说是场赌注。在我从小到大的一系列奥运经验里，功利越来越成为一条更加醒目的主线。这个主题开始逼视我，让我极不容易记得我们到底获得了几块金牌，金牌到底位居在第几位。

奥运走了。北京再度陷入拥挤的车流里。在太原生活了一年多，我似乎都已经不能适应这偌大的城市。偶尔回一次北京，打车要等上30分钟，20分钟的距离要走上一个小时。鸟巢的座位据说将被拍卖，后来又被叫停……

人越老，就越想皈依真的生活；人越精，就越怕当别人的布局和棋子。忽的一下，人就老了，我们也就这样走过了奥运，而体育这个概念在我心里也就愈发显得混沌。前几天，我们99国奥队的张然来太原看我。我们谈起足球惨淡的现状，和张然并不明晰的未来。那时候，他才二十出头。打不上主力，段子很多。我俩长得像，找他签名的球迷说：“谢翻译，请签个名！”找我签名的人说：“张然，你什么时候打上主力啊！”而我俩的回答都一样：“我长得有那么难看吗？！”张然今天已经是孩子的爸爸。老婆是当年在球队里就朝思暮想的女友。多年以后，他在为生活奔走，为未来焦虑，而我在太原经营老板俞敏洪的山西分校。

霍顿败在汉城的当天晚上，坐在球队大巴里，大巴沿着汉江开。夜色阑珊。他低声对我说，“我们结束了。”我们真正结束的那个晚上，是10月31日，上海八万人体育场，韩国队逼平我们，那天是霍顿生日，我们全队在松江避难。据说，有球迷冲上我们住的六楼。但是我分明看见球迷们一边喊着“国奥队解散！”，一边嬉笑打闹着。其实，我们就是给全国人民演戏的，为大家发泄快乐与愤怒。这多少也和奥运的含义有关吧。

奥运过后，我们的地铁发达了。我听说新东方总部的门口都修了地铁。而且去机场也可以坐地铁了。太原的机场也翻修一新。他们说，太原和北京隔着山，气候不同，所以太原是最理想的备降机场。奥运确实留下了一些硬件，为人民谋了方便。但是中国体育又一次战胜了奥运会，在专业和功利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想起来也难受。

黄健翔《最体育》第3期

http://mag.sina.com.cn/zine/online/3/921/6892.html?page=42

他9年前创办自己的英语学校，教课地点在自己简陋的家里。晚五点半，女朋友要拿微波炉热饭。此时距晚上给学生上课还有1个半小时。为了不让家里有饭味，让家里真的像个学校，他坚决不允许她热饭，直到发了脾气。女朋友哭了。

他告诉我，当时他心里也很难过，下决心在将来给女朋友一个美好的生活，不让她再跟着自己受委屈。

一个男的，就是需要这么两个东西。

职业和责任。

两个月后写下这篇博客，提醒自己在艰难中恪守原则。

高指导是个有极强事业心的教练，虽然和队员屡屡出现一些争议，但在维护领导关系方面一直谨慎小心，努力为自己打造更高的平台。但是他骨子里那份独特的个性，并不会因为其外表的谦和让领导们放心。

足协没有继续使用殷铁生就已经证明他失去了以往的地位，如果几个月前的传言属实，殷指导便不可能得到国足主帅的位置。人的长相是有欺骗性的。至少在过去相当长的在野时间内，殷都是领导们暗恋的对象，一是因为他相对保守的打法获得了一定意义上的成功；二是他顺从的外表误让领导相信，这一定是个极其听话的羔羊。但我从来不这么认为。和殷指导不多的接触中，我常能读到他内心里的坚决与坚持。他和杜伊的说不清的内战，乃至后期和蔚少辉的不和，都说明了他绝对不是可以把玩于掌中的人物。

殷铁生和吴金贵的参赛都是象征性的。吴金贵是个性很强的教练，长期和外籍教练共事，他对位置职责的观念是异常清晰和职业的，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会和同样的性格总经理楼世芳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南勇在中国足协一直走着强硬路线，我对这种强硬从来不持赞赏态度。但他如果不强硬，不靠位置强压，他就不会有自己的位置。他对于中国队的管理秉承了国家体育总局的一贯风格，只比楼世芳更加性格，永远也不可能和性格主教练形成最和谐的默契。足球圈内部对上海人多少有些排斥，徐根宝是唯一的例外，这次元老会，朱广沪都无缘进入，也能看出几分迹象。

本届主帅之争，就是沈高之争，一旦他们两人任何一个人当选，我都希望他们打造一份独立的个性。你们不是为南勇工作，你们为中国足球工作，你们在为一份事业拼搏。足球必须摆脱其他的东西，否则就打不出来。郎效农在最近一篇博客里提到，中国国家队从来没有在亚洲和国际赛事里打出真正的水平，其实亲身参与过国字号工作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那种痛和不甘是无法形容的。

一名主帅的人格力量决定了一支球队在逆境中的表现。他能否像一个不屈的英雄，能否用自己的人格力量打造一支球队的个性和人性，对于中国足球队来说太重要了。我从来不讳言，那些行政领导们在大赛时过于紧张过于神经质的表现，都像毒瘤一样在侵害我们的队伍。就像不懂教育的家长，他越爱孩子，就可能在越害孩子。我们对主帅候选人的水平不必期待过高，因为都曾是败军之将，但只要你们顽强地长出了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就已经是我们球迷的万幸了。换句话说，把你们在训练场上比赛场上痛斥球员的劲头拿出一半对自己的领导，中国足球就有希望，中国国家队就不会那么窝囊。

我觉得，如果我实现了梦想，我今天，这个时候，大年三十的下午，就不应该在太原新东方的办公室里坐着，而是应该带了一大家子人，在马尔代夫的海边晒太阳。

下一封邮件：What is your holiday plan?

我回的是：I have no holiday.

最近，一些弟兄夸我低调。谢谢，可没啥本事凭什么高调啊？

新东方校长？那只是老板突然看走了眼，相中了我而已。一个领导指定的、不经过群众投票选举的领导人，和我骂的中国足协谢亚龙南勇没什么区别。所以只有拼命努力，把学校做好，才能获得别人真正的信任。

霍顿那会总是说，好的教练不拿位置压人，应该用本事服人。具体英文记不清楚了。反正那几年和一帮英国人学了不少东西。我懂得梦想于人来说就只是梦，所以不要想，所以我永远只是像奴才一样做好眼前、手头的事。

我没有梦想，也不知道命运会把我领到什么地方。很多时候惶恐，都是因为自己只活当下。生活里会有单纯的快乐，比如昨天讲三级笔译前做了一个系统的PPT，把一些考点讲得更清楚了。PPT做了5个小时，讲课讲了4个半，觉得自己进步了，还开始对制作PPT上瘾。对于今天晚上要穿红短裤红袜子的36岁的我来说，这是种成长，但确乎不是成功。讲了6年三级笔译，今天才做出第一个PPT，更近乎是失败。

长时间以来，我在精神世界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砸烂一切神龛，但我不得不承认，有些人活得更加得意。有时候我觉得这源于策略。而我又痛恨智谋，便不了了之了。

两个月没有更新博客，是因为自己太缺少安静的时间，简称“忙”。但不敢说忙，学校做得一般，有进步但没有飞跃，别人会质问，一天到晚没黑没白的，也没见怎么样，你们都穷忙什么呐？想起来丢人，所以要夹着那个做人，低调。

我不但自己折腾，还带着我们老师员工一起折腾。太原新东方开设了5个高考拼命班，1个中考拼命班，400多学生大年三十上课，初二、初三、初四、初五上课。这个班的名字是我起的，意思是别我一个人拼命，要拉一帮人垫背。碰见一个熟悉的学生说我，谢老师，你真变态，大年三十不让人休息。后来我在校区里面溜达，趴在窗口向教室张望，学生们在安心读书，表情平静。真的，我不可怜这些孩子。为了内心里那一份更加长久和稳固的安全，这点拼搏算什么呢。

我没有做秀。我没有订制几束鲜花，冲进教室，献给老师，然后慷慨陈词，搞得真像一个校长似的。学生为学习奋斗，老师为工作奋斗，都是自己的选择。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们这个家就一个特点-实在。让我们在内心里给对方鼓励，让我们默契地走到不再默契的那一天。

我没有群发短信，虽然群发铺天盖地。

当问候已经有了一点累赘的时候，只能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沉重的时代。2007年高考语文重庆卷，考白居易写的一首诗，《惜牡丹花》-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支残。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人家白居易才是成功人士，一个大老爷们儿大半夜不睡觉，举着火把看树上仅剩下的两朵牡丹，那个小心思堪比黛玉葬花，这才是成功的人生啊。

今晚，我陪太原过这个除夕。窗外是更响的炮竹声，旁边是人的憨笑。人生就如这憨笑般稚嫩，脆弱、盲目。

现在我和我的教学秘书谢丽蓉和教务秘书陈迎芳熬夜。她们正在排课，我偷偷写个博客。照片在记录时间流逝。现在还传不上来。

投影里面是几十名老师红红绿绿的方块。他们将在寒假里给太原乃至山西的学生带来高质量的课程。我们在距离寒假班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制定出最终代课任务，就是为了给足老师们时间来精心备课，不辜负孩子们。我们这次在春节期间开了高考拼命班，除了大年初一，每天都上课，大年三十我们也上课。这个班的名字是我起的，目前已经报满了一个班，本周已经增开了第二个和第三个。春节期间，我要和我的老师们陪学生留在太原，一起拼搏。“拼命”是我高中学习最大的概括，也是我工作最大的特点。记得当翻译时，有个外国人用近乎崇拜的语气描述IMG国际管理集团的副总裁，说他是一个圣诞前夜还在给别人发邮件的疯子。我们当时都笑了，而那时我就决心要当一个疯子。

旁边陈迎芳和谢丽蓉的声音已经有点沙哑，近来，教务秘书段丽和合平，教学和市场主管孙亮、李佳几乎都是晚上十点以后才离开。没有人逼他们这么做。但是，也许我们都暗暗地立下志向，我们要让太原新东方打一场翻身仗，我们不想再那么窝窝囊囊地活在太原。

桌子上有一袋面包片，还有半瓶菠萝酱，还有我咬了一半的香蕉。留下这个时间，也是想让我们的老师记住，在新东方的大舞台上，有太多人的努力。你们的光彩是许多人在幕后抢出来的。你们不能挥霍我们的努力。

上面这张大图是我半夜或者说我们半夜思考的问题，比如老师如果要在两个教学区之间赶课的话，学校应该派车尽最大可能接送。我正把这条写在白板上时，谢丽蓉说她刚想到这件事，匆匆写在了纸上。

写这段时她们正在讨论“冲突”的问题，电脑右下角的狮子开始睡觉了，正在打呼噜。丽蓉说，让它睡吧。

下面这幅图是我设计的。那是在另外一个夜晚。我和孙亮坐在这个会议室里反思。我说太原新东方最需要这四件事。我就写白板上了。他还拍了照。后来我要孟玮设计海报。她先设计了上面这款活泼的，后来生生又被我改成了“压抑型”的，贴在了单位大门口。我折磨人吧。

但也许我们都会记住这段日子。我们一大帮二三十岁的人，一起拼搏的日子。十一年前，我在伊朗听齐秦的歌，十一年后我们在这里熬夜。又一个十年呢？我正想着，电脑里的狮子又打呼噜了。迎芳也跟着打了哈欠。丽蓉忙把电脑的声音拔了。迎芳很无奈。

我们会这样迎来白天吗？我们会这样看见太阳升起来吗？

我现在只想奔跑。我知道抢出一点时间，我们就增加一分机会。

3点45了。我们要完工了。真的是远离了北京的生活。不知道说啥好。贴一张我和少儿老师的照片，看我胸前闪闪发光的，旺啊。

最近传出一些领导人更迭的消息，我的感受是国家体育总局无法反映人民的呼声，严重脱离群众，似乎是现任政府没有来得及管理的一个死角。对于足协领导人的人品和能力，只需要在足球圈子里稍加调查，就不难得出结论。但是，没有人这样做。

不言自明，足协主席的选举，或者说全国足球代表大会只具有表面的意义，任命谁当足协主席，反映的完全是总局领导个人的判断力和人治的水平。这本身就不正常。如果国家为了追求稳定，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上不能冒进尚可以理解；但是对于足球这样一个娱乐项目，实现最大限度的民主选举是不冒什么风险的，也是对群众负责的最好体现。

从王俊生下课以来，中国足球的当家人没有一个是足球出身，在各个领域内自身的经验往往左右他们对特定足球问题的判断。而且不可否认，他们的知识结构普遍不够，对于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技能，比如数字模型、数据化管理、细节控制、电脑软件应用能力、英语水平都远远无法适应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进入新东方的高管团队以来，所参加的各种会议无不涉及到各种数据分析软件，无不涉及到只有自由使用英文才能掌握的资讯。对出现的任何一个问题深入到细枝末节的分析，这是中国足协的现任领导人无法企及的东西。因此他们的决策感性随意，缺乏理性支持，根本不奇怪。

我所了解的这些领导人，他们的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比较传统的时代，他们个人的人品怎么样，我不必做更多的评判，但是他们那种粗糙的工作方式，是我非常熟悉的，也是根本无法引领中国足球前进的。足球恰恰是所有的体育运动中最先进的，雄厚的资金基础、长达百年的职业历史已经让足球在世界范围非常的“前卫”，这就与中国足球落后的思维方式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如果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真的要足球发展起来，就应该把那些老格调的官员调去老格调的运动，调去那些充满中国特色的“专业”项目，让他们把“举国体育”“三从一大”进一步发扬，灭死国外那些“业余选手”。我充分地相信，让谢亚龙和南勇管理跳水和乒乓，他们一样会为国家争光添彩。

而这正是悲剧所在。总局的领导对此应该非常清楚，不是足球的体制，确切地说，是不民主不科学的用人制度让谢亚龙走向失败，把南勇变成今天的坐台十年失败十年的南勇。而这种制度，将让南勇继续南勇下去。

不要质疑我们球迷和普通百姓对于足球的牵挂和热爱，更不要质疑我们普通群众的判断力和智商。如果国家体育总局在关键问题上决策总是不能察纳雅言，体恤老百姓的声音，这个总局和这个总局人事司就不是人民的总局，就不是人民的人事司，就办的不是人事。有哪一个人天生就和谢亚龙和南勇有仇呢，是他们的工作没有过程也没有结果，善良的人民才会出离愤怒。而现在的种种迹象越来越把总局推向前台，暴露出他们和足协一样的决策能力-极度缺乏民主和科学的依据。真的，总局要当人民的总局，这是我的期待，也应该是人民的重托吧。

看见李承鹏和董路在博客里斗嘴，乐得我不行。好久没有去新浪的博客看看了。斗争能够激发人的智慧，两个人在舌战中都迸发出无穷尽的灵感，用我们新东方的话说，就是上课制造的“亮点多”。但董路一句话写得对，也有点心酸，“都四十岁的人了，还能活几年啊，该好好生活了”。是啊，有生活多好啊。

这幅照片是我在财大讲座时照的。我讲了五分钟，为我的同事-北外外交学博士何谐和听口明星孙亮垫场。就五分钟还挺紧张的，结巴了两回。

下面这张照片是我在看讲座会场，那是讲座前十分钟，我盯着五百个学生仔细地看。他们拿着笔和本，有的席地而坐。学习，多好啊。

不相信张帅和假球有关系，如果打了假球，只会愿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会采取如此坚决的行动。如果国安掌握了张帅打假的证据，或者确信张帅打假，则应该走上司法程序，正式调查此事，绝对不会采用下放预备队的办法。何况张帅既然已经退役，国安又有如此强势的背景，为什么不乘胜追击，爆出中国足坛假球第一案呢？既然陈水扁都可以戴上手套，张帅就动不了吗？

我深信国安的不作为只是源于他们胡乱的猜测、对球员草率的处理，他们不敢有作为。这是中国球员又一次被侵犯的案例。他们的证据是张帅百万人民币的汽车，他们的证据是朱骏坐在主席台上的平静表情，他们的证据是张帅千万人民币的房产。这些荒唐可笑的证据无法叫人信服，只会激起仇富者最庸俗的妒忌和谩骂。

有钱没有错，动辄怀疑别人的收入来源，是下三滥的做法。一个人有许多方法挣到千万房产和百万汽车，不一定就是靠打假球，你们那些动辄怀疑别人打假球的人就那么正经吗，你们的收入来源就那么真实可靠吗？你们只不过是暂时坐在了高高的大椅子上，没人敢动你而已。

假装正经是这个社会的一个特质。比着装叉是另一个特征。中国足球喊假球赌球有十年了，没有抓到一个，结果在新加坡给办了，你说可笑不？

说明这个环境是一个虚伪的环境，圈内人表面爱干净，其实很并不真正打扫卫生。国安俱乐部今年闹了不少新闻，每一件都无疾而终。我就盼着在张帅这个问题上能有个结果，觉得他打了就狠狠查他，查无实据就向人家道歉。也不知道谁发明的“下放预备队”，这有点像文革，也不说你有罪，也不说你无罪，让群众猜，羞辱你。

很多时候我们盼着中国有改变，真的用法律来治理，别再搞那套人挤人人搞人的游戏。从怀疑张帅第一天起，如果这个球队里有一个人真正关爱张帅，就应该狠狠查他，狠狠审他，甚至应该把他装在大麻袋里，像沈阳金德队那样把他扔河里去，但一定查个明白。查出来了，俱乐部可以办他，也可以不办他。但是，面对张帅，毫无作为，什么也不说，但心里远远地猜测，或者背地里放出些留言，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作为，也毫无制度精神。这不该是领导对球员的态度。球员就是你们的一颗棋子，你们用他们，好用的时候你们拍人家肩膀，不好用的时候当长舌妇，耍小人之心。

这种赤裸裸的利用关系普遍存在于中国的俱乐部。李玮峰时而是个宠儿，老板搂着抱着；时而像个下人，被喝退了事，你们这些领导有些准谱行吗？

张帅说，绝不低三下四讨饭碗。我觉得这话说的不错。觉得我犯了罪，你们可以查我办我，仅仅下放个预备队是什么意思？没有打假球，你们就好好总结业务，领导先检讨自己管理无能，再骂主教练指挥无方，少拿队员开涮。只有最弱智的中后卫才会用乌龙的形式打假球，张帅进过国家队，说明智商很高，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国安越不查张帅，张帅就越是被冤枉了。但是，犯贱的人太多，被侵犯了还狂爱侵犯者的人也太多，我们的环境才会沦落至此。所以张帅一句“老子不伺候了”，给很多已经僵死了的心灵一句有力的提醒。我们不是棋子，别乱码我！

“同学们，我是谢强。我是太原新东方的校长。”（热烈掌声和惊讶声，可能是觉得我面嫩年轻。）

“我今年已经35岁啦。”（惊讶声、笑声和掌声，做难以置信状。）

“你们是太原五中的，我是北京四中毕业的。”（羡慕声和热烈掌声。）

“四中毕业后，我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热烈掌声。）

“毕业以后，我当了一名翻译。”（热烈掌声。）

“我给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做翻译……”（话被打断，全场“唉”声一片，然后爆笑。）

李玮峰受罚正在孙继海听证会之后，这样的背景更加反应出中国足协官本位的特性。该决定过程草率，缺乏制度保证和科学论证，受罚人缺少上诉途径，完全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姿态。武汉俱乐部的强势反抗，和抵触中国足协的这种风格有很大关系。

而长期以来，我们还会贱骨头地把这种风格称为“铁腕”，为“严打”欢呼，集体犯贱。这便助长了那些长官发神经，以硬汉自居，不知道自己有多愚蠢。坊间广为流传的南勇故事之一，是他可以摆平外国教练，善长语气生硬地把中国足协的行政指令强加给外国技术人员。说实在的，对于这样的领导，外国人只是不想和你玩而已，因为没有人和钱过不去，表面上点点头，把钱卷走，回到家再骂你傻。

谢亚龙消失，李玮峰受罚背后的大领导是南勇和马成全。我在南勇手下工作过，觉得他的口碑一般，能力不及郎效农。他为什么能在这个地方待这么久，我也不明白。更加可笑的是，前两天某媒体欢呼南勇再度出山，主持新一轮聘请外教，其欢呼的理由竟是南勇有无数的经验做这件事。我不知道是人受虐久了就喜欢被折磨还是怎么的，这一个个失败的外教哪一个不是经过“南头儿”的手请来的？不让南勇承担选人错误的责任就够宽大了，没想到还有傻子热烈拥护，可悲可叹啊。

南勇送走王俊生、阎世铎，马上又要送走谢亚龙，这还不包括他和张吉龙告别，力压杨一民和薛丽，成了中国足协的不倒翁。我目睹他工作两年，只想说他没有那么大的本领，不信去问中国足协的干部员工。但长期不倒可能助长了自己良好的感觉，所以他的几次出手都明显带有自以为是的强硬。不是不该处罚李玮峰，而是在处罚的过程中要和俱乐部、李玮峰本人有足够的沟通，处罚必须走必要的程序，有科学量化的依据，而这就需要时间冷静和沉淀，换句话，需要足够的调查研究。任何一个足球队，包括中国国家队，都会对裁判没有记录在案的处罚极度敏感，因此俱乐部有怨气，不开心，并非无理取闹。如果孙继海可以申诉，那么李玮峰就也可以听证，人家可以民主、理性，我们也应该和谐、法制。武汉俱乐部质疑中国足协连李玮峰的名字都写不对，真是一枪打到了十环，这也正是我所熟悉的足协作风。表面粗心大意，实则是官气太重，从心里面就没把一般俱乐部和队员当回事。他们为什么不会把南勇的名字写成“南永”，不把崔大林写成“崔大麟”呢？

接替郎效农主持联赛的马成全也是强硬派，在早期他进入足协时，是个为人谦逊低调的“文人”，身上没有那股老足协的野气。他第一次震撼我是在2000年，当时我去了上海浦东队，他在海埂主持了一个俱乐部会议。我吃惊地发现，那时候他已经比较“官员”了，讲话不苟言笑，语气强硬，牛了。从2000年到现在已经八年了，不知道马老师是否更加有了官员的架势。我尊敬马成全，他是足协不多的技术派，做事严肃认真，有独立精神。但是，在马老师那里流传出来的越来越多的故事里，我也感觉到他变得越来越强势，与我十年前的印象有些不同了。

时间真的是个可怕的东西，虽然我指名道姓地写这篇文章，但自认为怀有很大的善意。离开中国足协十年了，尤其是在不同的俱乐部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可能更加理解了俱乐部的一些立场和角度。而我更加清楚的看到，足协在“官员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不是好事情。中国的未来必然会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温和，越来越民主，足协如今这一套东西已经背离了当今国家的发展和道路，必然会面临更大的失败。

中国足协怕官不怕民，这是历史传统，非但如此，每次还都摆出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这让我想到那些严肃的官员面孔，背后不过是心虚气短，标准不一。

处罚李玮峰的时机不错。近期国足没有大赛，用不着李。李大头冲动到今天，除了自己的原因外，足协也没起什么好作用。用他的时候谄媚，对外把话说绝，对内极尽怀柔之事；不用的时候狠推一把，羞辱人格。球员于足协来说，就是棋子和工具，摆来动去，拿捏自如。

足协一切纪律措施不值一提，因为他们对上就硬不起来，纪律规定就是婊子，可以随便弄来弄去。早在几年前，中国足协就明确规定，动辄喊退出，将遭到严厉处罚。可是国安老总掷地有声，足协都没有人接招，所以，我有理由推断，如果李玮峰在北京国安队，便可躲过所有处罚。

作为一个北京球迷，我对现在的国安俱乐部没有什么好感。大家怀念的还是金指率领的绿色军团，那是一段多么激昂的岁月。

后来领导层换了一轮又一轮，全是外行，和中国足协的领导有一拼。玩政治耍心眼有一套，搞内斗抓整风最在行。他们请来李章洙可谓臭味相投，都长于喊口号整治人。首都球队排斥首都教练，弄个不入流的韩国教练糟蹋北京，狭隘到了家。就这样一批管理者还不懂装懂地喊喊退出，让人笑掉大牙。

中国足协那点出息也就这样了，就在你们家门口造反，那些动不动就处罚队员的大官们安静地不吱一声。你们总说某某队员傻叉，有本事现在出来喊北京国安傻叉啊？不就是忌讳国安的背景吗？你们的规定和脸面难道仅仅是针对队员吗？

我长期坚持，球员才是足球圈的弱势群体。他们靠卖力气挣一些钱，自己唱戏的这个台子随时都可以被拆掉。他们无背景，不懂法，没势力，正好成为足协折腾的对象。队员嫖娼，中国足协就不嫖吗？队员打假球，中国足协就不搞幕后交易吗？队员开房，官员不也半夜开溜吗？就这样一个机构，主席级别的官员不连窝端，还留着一两个钉子，不是开玩笑吗？

对待上面的压力，中国足协多年以来除了说“是”，干过一点牛叉的事情吗？对待民营的，没有什么背景的，就压一压，只要哪家俱乐部背后绕出一个大领导，足协就立即发抖，说到底就是怕官！北京国安大喊退出联赛，足协哆嗦了，不敢动。那好，今天武汉也退，中国足坛又一次混乱，不就是因为足协面对真正的大土豆出牌手软吗？！

对于这样一个毫无力量的软蛋足协，对于一个根本无法用制度制约的官办机构，除了废弃他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否则它便只是一个官官相护的毒瘤。其实，中国足球早已脱离了举国体制，俱乐部全面取代了体委体校，那就让俱乐部自己当家作主吧，足协只要保留一票否决就够了。

一个只敢动李玮峰不敢碰国安的机构，不值得足球从业者信任。他们的全部智慧在于保住自己的位置，搭建人脉开拓自己的仕途。只有更大的官才能给自己更高的位置，所以他们永远都不必真正对足球负责。还处罚李玮峰？别装叉了！

发表《足球》“东方一枪”

(9月27日和我的老领导张瑞青和老同事唐振华摄于太原面馆)

从教师节到中秋，再到国庆，我收到很多学生的短信祝福，没有能够一一回复，对不起了。因为北京的手机丢了，我现在太原的手机号为13466858371，欢迎大家联系。明天就是十一了，我在太原的小办公室里给大家问好。

太原新东方用过去三个半月的时间，完成了去年一年的收入，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这都是值得骄傲的事情。然而，对于这样一个人口超过200万、许多人极其渴望用学习改变命运的城市来说，我们可以做得更加出色。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我和我的团队面临新的创业。

我需要创业团队。这个团队不需要很多人，但他们会聚集在我的周围，和我一起拼命。他们会和我一样，知道现在还不是索取的时候。如果谁希望太原新东方是个朝九晚五的地方，如果谁的节日假日神圣得雷打不动，那就请你另谋高就。走一个人，就少一个分食，就意味着和我一起拼命的人可以挣更多的钱，我就能更对得起帮助我的人，于我来说毫无损失。

在新东方同等收入的分校之中，太原新东方教职员工的收入位居首位，甚至超过一些业绩更加优秀的分校，这是我的政策，也是我的压力。但我必须让业绩迅速攀升，来缓冲我的风险。每上一个新的台阶，我都希望太原新东方引领同等机构收入之巅，绝不在员工身上省钱，借此吸引更优秀的人才加入我们的团队，就像现在的上海申花，以前的重庆前卫。

每一个人在做什么，都逃不过我的眼睛，谁计较得失，谁企图安逸，我都看得清楚。2004年我给威尔金森做翻译，他对我说：“You work hard and I will look after you.”这个英国老头给了我优厚的待遇，而我像条疯狗一样为他拼命，保护他。今天当了领导，我便总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要“look after”那些真心帮助我的人。

我还理解了毛在文革期间两条路线的斗争。因为很多时候，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帮我，一种是不帮我。而毛对于异己采用了异常坚决的态度。长期浸染西方文化，我知道民主自由的精神有多可贵，监督和反对有多重要，但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声音消除差异、让牢骚满腹者“下船”，我们的船就永远开不快。

经营一个学校就像带一个球队，校长就是主教练，他是最大的利益相关者。没有谁会比他思考得多。学校搞不好，就像球队失败，承担责任的、下课的永远只是主教练一个人。对于业绩，他有切肤之痛。很多时候，我不想说：“今天输了，是因为3号没发挥，5号严重失误”。因为主教练决定哪些球员上场，主教练该做的不是指责3号5号没有做好，而是根本就不该让他们比赛。

为了太原新东方的快速发展，我要建立的是一个创业团队。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新东方，在困难时拼得起来，不计较个人得失。我们只带真心帮助我们的团队。胜利时，我们大口喝酒，大块吃肉，把收入的差距拉大。我们让那些离心力量离开，劝那些拼不起来的人换个单位。5个人干10个人的活，拿8个人的钱。我们只享受机构的快速发展，因为一旦慢下来，就是死路一条，就是拱手把市场让给对手。

我想做一个讲义气的领导，而我也想做一个“独裁者”。我不想那么民主自由了。我要带领太原新东方提速。

这是今天下午在青海湖边拍的照片。

今天早上，和我同居一室的南宁新东方校长蔡卫星像发现了什么新大陆，神神秘秘地说：“唉，你昨天半夜说梦话了！”

我是一个睡觉异常安静的人，说梦话于我来说确属不易。我问说啥了。

蔡校长记忆力惊人。他说：“你讲的特别清楚，抑扬顿挫的。原话是-你们的任务是增长17%！你们部门怎么弄的！快去做！”

借此我的确回忆起梦里的一些情景。其中一个是-我把一些现金藏在被子里面，然后面试应聘的人，大概是看见人才就砸钱的意思。

两天以来的会议给我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对比兄弟新东方分校迅猛的发展，太原新东方的步伐显得沉重缓慢。如果我们不能够快速地扩充市场，我们就会输掉这个市场。所以我当即对蔡卫星说，我梦里怎么才说17%，至少应该是60%啊！

今年暑假班结束，再也没有了以往的放松和惬意。按照惯例，现在我应该在北戴河享受大海和蓝天。然而秋季数字又像乌云一样压了上来，即使身在青海湖边，也难以彻底放下。

而更加值得反省的是，现在的我能给周围的人带来什么？每周七天的没头没尾的工作，有意无意转移给员工的压力，没有自己的个人生活。身边的人和我在一起能有什么快乐?

今天大巴经过金银滩，是个1300平方公里的大草原，导游说，王洛宾在这里写下了《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她的帐篷

都要留恋的张望

她那粉红的小脸

好像红太阳
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我愿流浪在草原

跟她去放羊
每天看着那粉红的小脸

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

我愿做一只小羊

跟在她身旁
我愿每天她拿着皮鞭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晚上一阵觥筹交错之后，我写下这篇博客。王洛宾的那份浪漫，和那份浪漫背后的美丽生活，令我感到震撼。也许人在选择生活的时候，只是被生活选择。我离以前的自己渐行渐远，越发令人厌恶。

7月28日跪地工作

跪地工作内容一：教师夜会

和陈莉扮演李东雷的一双儿女

酒后唱“血染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