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浮名

除了几间上世纪90年代建的平房，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还有一些是1921年的房子。其中，好几处楼房因为实在过于危险，已被弃用。这就是河北大名县政府大院。（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

如此破旧的县府大院，确实很叫人震惊。在全国性的超标政府办公大楼纷纷拔地而起，安徽的阜阳“白宫”，江津市的“国内第一豪华街道办事处”，金碧辉煌的重庆开县政府大楼……纷纷映入人们眼帘之际，居然还保留着大名县府大院这么一个“孤本”，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当然，国内找不到，不是说国外也没有。新华社曾报道，在发达的西方国家，“衙门”通常很不起眼，有的甚至是数百年前的古建筑，简陋不堪。比如美国，阿灵顿县是美国的“富县”──家庭年均收入超过6万美元，县财政预算一年5亿多美元。然而，它的县政委员会办公楼是租来的，县政府与其他租户一样向开发商交租金。邻近的费尔法克斯县政府办公楼是一些两三层的小楼，除了插有国旗和州旗以外，小楼与当地的普通民居无异。当然，美国也有一些地方政府大楼“颇有档次”，如旧金山市政大楼，建筑精美、气势宏大；华盛顿市政府所在的约翰威尔逊大厦也与周围古朴庄重的联邦政府建筑浑然一体。但这些大楼大多年代久远，并非特意兴建。

对待政府办公场地，国内国外如此不同，自然和制度有关。美国毕竟是蛮夷，不懂起码的尊卑礼仪，居然很不给官员面子，让地方行政长官无权决定新建或修缮政府办公楼。在美国，任何财政支出，须征求广大市民意见，如得不到市民同意，重大支出根本无法落实。修建政府大楼，是一件大事，基本程序是，先由选民选出的市政或县政委员会提议，再经市民或县民大会表决。在此过程当中会召开一系列听证会，邀请专家、市民广泛讨论工程利弊。项目批准后，还要公开招标，过程完全透明。这样，豪华政府大楼的修建，基本成了不可能。

反观我堂堂中华大国，全不是这样。我们也有预算，然而，各类预算科目的调整不必经人大常委会事先审查和批准，于是“部门申请、领导批条、追加预算”就成了常见的财政分配程序，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最终沦为被动地事后“追认”。

这还不算，更关键的是，由于预算、执行、监督三项职权都由同一主体行使，广大人民群众很少掌握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的官员们争先恐后地为自己提供一个舒适的办公环境，修建出阜阳白宫之类的豪华政府大楼，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笔者欣慰于破旧的大名县府大院居然还能存在，然而，对它存在的理由，不能不有所怀疑。据报道，大名县的领导班子，愿意把修建县府大院的事，“先放一放”，因为要“先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这么看来，大名县面临着同样的制度缺陷，只是决策者们为官的道德力量在这里发挥了作用，才没有先修政府大院。笔者因此有了疑问：假如大名县的决策者和全国各地的决策者一样，将破旧的政府大院改造得美奂美仑，谁又会予以过多的责难呢？

破旧的大名县府大院作为“孤本”，矗立在冀中大地，是拜决策者的道德力量所赐，和制度无关。一旦道德力量在现实利益面前被消解，“孤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外宾的视觉享受原来如此重要

                          文/谢浮名

广州市白云区拟划拨15亿对机场周边楼房的房顶“平改坡”。所谓“平改坡”，就是在机场航线区域及主干道一带，将目前农村普通的平顶房子，加个瓦屋顶。据官员称，这样一来，将给飞抵羊城，在空中俯瞰周边民居的外宾营造出凹凸有致的感觉，从而获得极大的视觉享受。（11月21日《羊城晚报》）

为了外宾的视觉享受，不惜花费15个亿，广州礼遇外宾的谦恭与诚恳，真没得说！

当然，广州白云区政府财大气粗，不在乎这区区15亿。可是，不知道相关官员考虑过没有，这些钱，都是纳税人的血汗，一分一厘，来自纳税人的口袋，何必为了外宾短暂的视觉享受，如此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涉及到关系民生的公益事业，比如公交、地铁、保障性住房等等，都是当务之急，把用于“平改坡”这种视觉工程的资金，花在公益事业，以最大限度地赢得市民的满意，增大市民的幸福指数，价值会大得多，何必重复周幽王千金一笑的故事？

而且，平顶房的主人，是否都愿意接受“平改坡”，还是个未知数。瓦屋顶好不好看，各人的审美标准不会完全一致。万一有一部分房主，觉得平顶比瓦屋顶好，可以屋顶种菜，便于登高眺望，从而不愿意改成瓦屋顶，广州市政府又将如何处理？莫非又去滥用公权，不惜激起民怨，下一道限改令，强制房主改造么？

对待外宾，相关官员能如此谦恭、用心，对待农民工又如何呢？众所周知，城市农民工是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为城市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然而，据报道，广州的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却不容乐观，他们走在城市坚硬的外壳上，干最脏最累的活，住最简陋的工棚，换取极微薄的薪水，还常常被拖欠。他们对广州的感受，比起外宾的视觉印象，应该重要得多吧？为什么不在改善农民工的生存条件方面多下点工夫呢？

再说，即便“平改坡”，给了外宾良好的第一印象，外宾们是否会对广州赞不绝口，依然不确定，因为，他们降落广州地面后，将深层次地体验广州风物，观察广州市民。假使广州市政府重面子而忽略里子，重形象工程而忽略民众的幸福指数，相当一部分市民把不满意写在脸上，那么，外宾对广州的印象，大概也好不起来。

因此，该不该“平改坡”，似乎以先征求市民意见为好。如果市民以为，民生已经得到了极大改善，目前行有余力，可以从事照顾外宾的视觉享受的工程了，那么，广州市政府因势利导，再来“平改坡”，似乎不算太晚。

          解读落马官员“还想为人民服务”的逻辑

                     文/谢浮名

原重庆大足县卫生局副局长宋文奇，因受贿罪一审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庭审中，宋文奇请求法院免于刑事处罚，说：“我还想为人民群众服务！”（11月17日《重庆晚报》）

《公务员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将被开除公职。宋先生为了这碗“公家饭”，请求免于刑事处罚，可以理解，但是，请求的理由居然是“还想为人民群众服务”，就很有点冷幽默的味道。

宋先生的思维流程里，隐藏着这样一个可怕的逻辑：为人民服务是一种资格，需要尊崇的身份和地位，普通百姓无权无职，不够格，被刑事处罚了的落马官员没有了权柄，刑满之后，沦为了普通百姓，“想为人民群众服务”也就不可能了。报国无门，痛哉！

“为人民服务”是一种顺应时代要求的道德思想，其适用对象为全体公民，似乎不是国家公职人员应该“垄断”的特权，手握权柄的官员有义务践行，普通百姓也应该树立这样的道德观念，所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就是这种道德观念的生动注脚。宋先生这么岌岌于“垄断”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权利，动机很值得怀疑。

考察一下宋先生在担任公职期间是怎样“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疑团也就涣然冰释了。他曾经担任医院院长，利用对医院药品进行查审之机，先后11次收受医药公司销售人员贿赂，并为其谋利。原来，宋先生所服务的“人民”，就是那些为个人私利行贿的不法分子，和普通百姓没半点关联。他的服务，全都建筑在私囊是否充盈。人家投之以钱财，他则用手中权力来报答。难怪，宋先生要垄断为人民服务的权利，不让普通百姓从中分一杯羹了。

在宋先生向法官言辞恳切地全力争取这种“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权利的时候，不知道是否记得这么一则流传甚广的廉政故事：在战国时期，有人给郑国的宰相子产送鱼，子产不肯接受。有人问：你喜欢吃鱼，为什么不接受馈赠呢？子产回答说：正因为我喜欢吃鱼，所以不能接受这种馈赠，因为这会让我失去职位和俸禄。我不接受，反而能凭着俸禄吃一辈子的鱼。

如今的官员，享受着国家给的不菲的薪水，相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生活已经相当优裕了，何必再去攫取不义之财，到头来落入法网，不仅吃不到人家送来的鱼，连本应为自家享用的鱼也上了他人的餐桌呢？

高考不为诗歌写作开禁，无关歧视和摧残

                 文/谢浮名

在昨天召开的江苏省首届中小学诗歌颁奖大会上，江苏省文联主席顾浩痛斥高考指挥棒“对诗歌的歧视和摧残”，断言：“江苏高考作文一直在文体上要求‘除诗歌外”，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据云，这一观点，得到了诸多文化名流的响应。（11月15日《扬子晚报》）

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三十二年以来，全国各地的高考作文卷都郑而重之地注明：“除诗歌外，文体不限”。将诗歌写作排斥在中学生作文之外，岂止江苏为然。然而，这是否就证明了教育界对诗歌的歧视和摧残呢？

据笔者所知，各地的高考作文命题者中，不乏诗歌爱好者，对诗歌有着深厚造诣的研究者和诗人也不在少数。说他们歧视诗歌，不合情理。至于有意“摧残”诗歌，更是危言耸听。

教育界之所以能达成广泛共识，将诗歌写作排斥在高考作文之外，阅卷难诚然是个大问题。由于诗歌写作是一种天才的创造活动，其创作结晶没有值得依循的客观评判标准，这样，甄别优劣，需要评判者具有极高的鉴赏水平。假使高考作文对诗歌开禁，面对数百万份答卷，哪里去找这么多对诗歌有相当造诣的评卷者？而且，正因为评判标准无法把握，对同一首诗歌，不同的评卷者，即使造诣相当，由于推崇的风格、流派不一样，所给分数也必然相差悬殊。阅卷标准无法操作，只可能给选拔人才带来混乱，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也就成了当然的结果。

这还只是高考作文排斥诗歌写作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它是中学作文教学的理念和目标使然。注重写作的工具性，是世界大势所趋。“写作是为了有效的交流”，是西方各发达国家对中学生提出的共同的口号。因应这一世界大势，我国教育界制订的中学作文教学目标，就是教会学生正确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能明明白白地写好包括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在内的实用文体。中学教育本来就是面向全民的教育，是基础教育，其目标应该是文字规范、语句通顺、结构完整、表达准确之类。培养诗人，那是作协和文学院的事，不是中学作文教学应该承担的任务，我们的社会，需要的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劳动者，他们并不需要创造文学作品的技巧，而是具有广泛意义的适应社会的生存能力和创造能力。不可否认，“能把诗歌写好的学生，不仅语文肯定好，品质也绝不差！”但是，写好诗歌，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中学作文教学的预定目标。我们怎能因此去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把本不属于中学生的任务无端地压在中学生身上呢？

高考不为诗歌写作开禁，是中学语文教学的性质决定的，和歧视无关，和摧残无关。

                 我逛妓院了

                             文/谢浮名

千万别把这事儿当做猛料报给媒体，那会砸了我饭碗的。老少爷们，拜托拜托。

这是金秋的一个周末，天色阴柔得恰好，风凉凉的，舒爽。我和几个朋友，驱车来到向往已久的靖港。向往靖港，是句门面话，我不该打诳语的，应该说，是向往靖港的一个好去处——宏泰坊，一家名动天下的妓院。

古街、古庙、深巷，古朴的麻石街、斑驳的屋檐、黝黑的木质门窗……在蜿蜒流淌的湘江的怀抱里，躺着这么一座有着浓郁的江南水乡特色的靖港古镇。宏泰坊就坐落在古街、古庙、深巷之中。据记载，它始建于清代雍正初年（1733年），早已破败不堪。当地政府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修复了湘江西岸这座曾经的销金窟。

宏泰坊是个独门独院，四四方方，高高大大，如一座青砖垒成的城堡，门口挂着两只大红灯笼，红得妖冶，红得暧昧。步入大院，是一个天井，置身其间，环顾四周，三层砖木结构的楼房这才层次分明起来，廊腰缦回，楹柱朱红。正对着大门的，是一屏竹帘，铮铮琴声从帘内缓缓地流淌出来，定睛细看，两个身着古装的女孩子正在抚琴，因为隔着竹帘，隐隐约约的，更增添了妓院固有的神秘和挑逗意味。

楼梯是木制的，一步步登上去，吱吱呀呀，古韵悠然。回廊的墙壁上，绘着一幅幅仕女图。这些画上的女孩子，自然都是人间尤物，通天下都知道的历代名妓，诸如梁红玉、李师师、薛涛、陈圆圆之类。

楼上的每一个房间，有门户相通，房间小小的，都用薄板隔开，陈设非常简陋，一床一几而已，一目了然。可以想见，当时的青楼女子，想要私藏点嫖客的馈赠，相当艰难。明朝有个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坊间流传甚广，说是妓女杜十娘历年积蓄，价值连城。这当然只是小说家的杜撰。妓女所住的房间，如此狭小简陋，我想，哪怕私藏一丁点儿金银珠宝，也逃不过老鸨的鹰眼，哪能容得下珍藏百宝的大箱奁！

出门回望，我无法想象，名震天下的宏泰坊居然是当年的声色犬马之场。比较起来，如今的娱乐场所，随便哪一家，也比它富丽堂皇百倍。时代毕竟进步了，哪怕是玩乐，今人也远远胜过古人。

          明星们的奶粉钱究竟有多昂贵

                     文/谢浮名

看八卦新闻，得先预备着毛孔痉挛，头皮发麻，肠胃严重抽搐。明星们的矫情、做作、叫人倒胃口的言辞，通过八卦新闻的渲染，催生了满地鸡皮疙瘩。比如时下流行的一个短语：赚奶粉钱。

大概是明星们近来服用了什么激素，特别会做孩子，升格成准爸爸准妈妈的极多。这些“准”字号明星，总不忘告诉记者，他们忙着演唱出镜，都为赚奶粉钱的缘故。夏雨玩命地拍《西风烈》,钟丽缇为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配唱，徐淑敏脚踏高踭Boot出席活动，袁咏仪出演《富贵门》，都称是在赚奶粉钱。

在“奢侈可以给生活以动力”（翁虹语）的口号感召下，明星们高举“随心所欲的生活就是优质生活”（姜培琳语）的大旗，从不讳言自己“想多奢侈就多奢侈”（刘嘉玲语），于是，价值数十万的珠宝、上百万的名车，上千万的豪宅，都成了明星们的家常日用。如今要生孩子了，何至于可怜到囊空如洗，要为未出生的孩子的奶粉钱拼命？

不久前，有香港媒体分析说,张柏芝因为再度怀孕至少损失1亿港元。据悉,张柏芝的复出身价是每部戏400万港元片酬,而她为了生孩子推掉了近10部戏约,另外广告代言也暂时叫停。赚钱对明星而言，如此轻而易举，比起普通百姓想吃个猪肉炖粉条还容易。可是，媒体报道，为了弥补老婆的损失,谢霆锋最近拼命赚奶粉钱。原来，明星们的奶粉这么昂贵！

我不知道什么原料能制造这么昂贵的奶粉，即便是人奶，也似乎值不了这个价，莫非是外星人的奶，或者某种已经灭绝了的原本就稀有的动物的奶？

明星矫情，可以理解，要是不矫情，也就不叫明星了。可是，矫情到违背常理，就很有侮辱普罗大众的购买习惯的嫌疑。我们普罗大众，工作之拼命，收入之微薄，哪里是明星们所能想见的？然而，没见谁说工作是为了赚奶粉钱。

整天把赚奶粉钱挂在嘴上的明星，别叫人烦恶得反胃。

     更新观念重要，有一个城市户口更重要

                   文/谢浮名

昨日开幕的2009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与“深圳论坛”上，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刘延国就制约了国内人才顺畅流动的户籍制度表示：年轻人要有改变观念的意识，“如果说现在的年轻人还更多地注重在某一个地方找一个户口，我看这种观念有一些过时。”（11月8日《广州日报》）

刘副局长还只是在外国专家局工作，不是从外星系来到地球的，想不到对国内户籍制度之弊端，居然如此隔膜！

1958年1月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了附着在不同地区的户籍之上的权利和保障的巨大差异。这种极不公平的户籍管理体制，是以落地生根、拒绝人口自由迁徙和流动为其本质特征的。一个人，在哪里出生，也就基本决定了在哪里老死，因为，假使你是异地户口，即使你为本地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你也很难享受到本地居民所能享受到的特殊权利和保障。这还只是本地户口和异地户口的差别，至于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所能享受的权利和保障更是存在天壤之别。比如遭各方强烈抨击的“同命不同价”悲剧，根源就在于：依据相关司法规定，即使是在同一起交通事故中受到同样的伤害，但因为受害人的户籍身份不同，农村居民所得到的赔偿金额往往与城镇居民相差几倍。

笔者不知道，做一个北京人，究竟有多傲气，但是，假使国家出台政策，规定10万元可以购买一个北京户口，我敢保证，北京市人口将骤增5倍以上，因为，北京人能享受到的权利和保障，岂是10万元能买得到的！

近20年来，流动人口剧增，现行的户籍制度弊端尽显，户籍改革呼声四起，各方也有所行动，很多农民因而获得了城市户口，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改革没有剥离户籍外因素，拥有了进城“门票”的农民发现，他们并未享受到市民待遇，教育、医疗保障、就业等没有随之“升级”，从而尴尬地沦为了城市居民的“另类”。这样，旧有的矛盾并未消除，新的矛盾又大量浮出水面，致使那些走在户籍改革前列的地区，迫不得已，无奈地纷纷叫停。比如郑州市，在2003年宣布入户政策完全放开、允许外地人员以“投亲靠友”等方式办理户口，但一年之后，因为无力承担附加在户口上的诸多福利，只得以“暂缓人口激增带来的城市压力”为由，踩了“急刹车”。

诚然，年轻人需要更新观念，大胆流动，以觅得施展才华的最佳平台，然而，在社会公共资源还没有真正地为全民平等共享，附着于不同户籍之上的权利和保障存在天壤之别的今天，一味地强调更新观念，难免误导的嫌疑。

“李氏城管经”，岂能一跑了之

                       文/谢浮名

在城管执法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受到广泛质疑的今天，城管的处境相当尴尬。有人依据“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是隶属于市容管理办公室的一个下属部门，属国家事业单位”这一界定，以为城管的执法权根本就不存在，“城管执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正因为名不正言不顺，执法过程也格外简单粗暴甚至野蛮，这样，遭遇的恶性抗法事件，比起法律授予了执法权的执法机关，当然多得多。如何处理恶性抗法事件，就成了城管很伤脑筋的问题。据《信息时报》消息，近日，广州市城管局局长李廷贵给出的办法是：在制止不了违法现场时，城管人员要学会“跑”。据云，这一“李氏管城经”已成为城管队员培训内容之一。

当遭遇难以控制的局面，城管奉行檀公策略，“三十六计，走为上”，不失为一法。一则可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和矛盾升级，再则，也树立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文明执法形象，一改从前镌刻在人们印象深处的恶狠狠的强势姿态。这么做，撇开其执法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不说，似乎值得期许。

然而，光是跑，是不行的，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跑得了城管跑不了问题。既然各地政府在目前这个法制建设的特殊阶段迫不得已地临时授予了城管执法权，不管这执法权合理不合理，正当不正当，你总得解决问题才对。跑，只不过是回避执法冲突的消极手段，问题依然存在，甚至可能越积聚越复杂。总不能永远跑下去吧？

其实，假使城管真的“亲民”，树立了牢固的服务意识，视摊贩为衣食父母，主动积极的为摊贩解决问题，是完全可以和摊贩构建和谐共生的良好生态的，哪里会致使局面失控呢？

深究“李氏城管经”，根本问题还是将城管和摊贩视为不可调和的敌我双方。通常情况下，作为弱势一方的流动摊贩，在违规经营之时，畏城管如虎，望城管而逃，不太可能以卵击石，主动挑起事端，闹得个头破血流。而城管粗暴执法、野蛮执法的场面，我们见得多了，哪一起不是摊贩在凶神恶煞的城管面前灰头土脸的？面对野蛮执法，摊贩的怨气，经过长久的积聚，涓涓细流也就汇成了汹涌的洪水，碰到强行堵截，自然爆发，阻扰、对抗城管执法的群体性事件也就难免发生。

据兵法，两军对垒，敌强我弱，实力悬殊，只有三条出路：降、和、跑。投降是彻底失败，讲和也算一半失败，对有头有脸的城管来说，这是大失尊严的事，当然不行，于是只好跑。可别轻看了跑，这是战略上的主动撤退，避开强敌，寻找战机，一旦时机成熟，再聚敌而全歼之。跑的学问，大也哉！

“李氏城管经”的真谛，大概就在这里。

君不见，有粗暴执法的城管，在执法现场，面对群情汹汹，无法招架，立马脚底揩油，一道烟逃离现场，事后不是反思执法方式的不当，而是秋后算账，采用各个击破的策略，一个一个地收拾了事。作为一盘散沙般的小摊小贩，你服是不服？虽然这“服”，忍气吞声的成分居多，“声”、“气”聚集得多了，难免总爆发，酿成群体性事件。谁来擦这个屁股，“李氏城管经”是不管的。

依此看来，“李氏城管经”的命门，在于观念陈旧，依旧以强势的管理者自居，把摊贩看成治下的子民，以为生杀予夺，操之在我，根本不把摊贩的生存权当回事，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服务者，广大流动摊贩是需要服务的对象。作为下层民众的摊贩，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撑他开银行，办实业，只能干点小本营生，以维持温饱之必需。如果城管不能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动辄掀摊子，罚票子，断人家生路，摊贩们何得不对抗执法？守法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法律环境要能让摊贩活得下去，而且活得越来越好。假使摊贩生存都成了问题，这法就是“恶法”，抗拒执行“恶法”，就不能指为不正当。反过来，城管把自己定位于服务者，立足点在维护市容市貌的同时，尽力拓宽摊贩的生存之道，主动积极地为摊贩解决问题，摊贩们因此能够生存且活得有滋有味，那么，感激城管还来不及，何以会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

当然，话说起来容易，遇到实际问题，不大容易解决。但是，只要城管树立牢固的服务意识，是能够和摊贩构建和谐共生的良好生态的。

文/谢浮名

国考之热，无与伦比。10月25日，国家公务员考试网上报名结束，无论是报考人数还是招考比例都再创国考历史新高。135万人通过招录机关资格审查、平均报考比例85：1。20多个岗位的竞争程度达到千里挑一，还有11个岗位的竞争比超过2000：1，最热的一职通过审核人数已达4080人。

为什么这么多人参加公务员招聘考试？昨日，河南商报与新浪河南联合做的网上调查显示，69.6%的网友认为公务员是工作安逸、生活轻松的一群人。（11月2日《河南商报》） 

公务员是否真的轻松安逸？有点说不清道不明。民谣民谚，很能代表普通民众的看法。描画公务员的民谣，早先年是“一杯茶，一支烟，一张参考看半天”，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如今成了“上午围着轮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比公子哥儿还惬意。也正因为如此，国考才如火如荼，盛况空间。

然而，据来自官方的消息，全不是这样。2008年底，北方网曾发布过一个《十大最辛苦行业榜》，公务员赫然列在第一位，把农民、小摊贩、下岗工人、矿工等远远甩在后面。同一年，重庆发布了首份《公务员健康现状研究》，说是三成以上的公务员有抑郁症状，其中重度抑郁者又占3.46%。心理健康怎“严重”二字了得！

民众的看法和官方的研究结果居然存在霄壤之别！肯定是有一方的说法存在问题。那么究竟谁的说法更经不住推敲？

应该承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确实很累，就因为累，焦裕禄、牛玉儒、任长霞等一批孺子牛英年早逝。然而，心理健康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公务员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大多来源于他们生存环境紧张的人际关系。通常情况，公务员所在的单位，一个办公室就那么几个人，晋职非此即彼。作为竞争对手，互相之间，帮衬的少，嫉妒者多，关系相当尴尬。在上下级关系之间，也常常存在老资格者和新进者互不买账的状况。复杂的利害关系，当然会造成严重的心理疾病。而且，公务员整体接触社会阴暗面较多，容易在潜意识里对社会整体的认知发生偏差，常常把人想得很复杂。一旦带着这种心理进行人际交往，多半不能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自然活得累。直接说，这种累，是不必要的内耗，只关升官发财，不关工作。是不能把它当做工作累的依据的。这也就难怪网民对《十大最辛苦行业榜》在没有列出充足理由的情况下，把公务员列为第一位充满了讥嘲，说：“我有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献身精神，让我来干这个活计吧！”这讥嘲中的愤怒，谁都感受得到吧。

公务员究竟累不累？迫切需要公信力极强的调查数据和权威的说法。假使真和民谚民谣所说的一样，凭什么享受着优厚的工资、福利待遇？反之，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和他们的付出成正比，那么，就更需要相关部门的澄清了，否则，误解逐步加深，最后积重难返，成为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麻烦就大了。

呼吁手写毕业论文和要求洗菜工必须有本科文凭一样搞笑

            文/谢浮名

由于“大部分大学生的书写水平实在不敢恭维”，引发了书法界的忧虑，近日，书法家陈稼夫建议：“大学生毕业论文应该废除打印，恢复手写。”（11月1日《成都商报》）

如今“狗爬体”盛行，字写得歪歪扭扭，不成模样，是不争的事实，不惟学生，就是高级知识分子群体里，也难见有一手漂亮的字。要求学生把字写端正工整，不影响信息的交流，确有必要。至于倡导学生写出秀丽的字来，也并非毫无道理，这就好比媒婆叮嘱出席高档派对的男女留心领带上的别针，别失了礼仪、丢了面子。一笔好字，在必要的时候，确实是一个人的面子。可惜的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出席高档相亲派对的必要性并不太大，这枚别针的漂亮与否，碍不了什么大事。在计算机已经普及，倡导无纸化办公的今天，即使天天和文字打交道的作家、记者、教师，也很少爬格子，凭一笔好字来挣面子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这样一个时代，假使还去规定，大学生毕业论文必须手写，“凡是写不好的、字迹潦草的，全部打回去重来” ，很有点小题大做。

社会在快速变迁，科技也已日新月异，人们前所未有地繁忙，手写年代注定渐行渐远，人们的精力不再专注于对颜柳欧苏的研究，评判一个人不再看字写得漂亮不漂亮，是必然的事。女性青睐那些有精良骑术和射术的男性，是以狩猎为生的年代的事。如今宇宙飞船都在太空遨游了，还有哪个女性的择偶标准会是擅长骑马射箭呢？

当然，字写得漂亮，也不是没有用武之地，就好比某个企业的公关小姐有一副好歌喉，和客户进KTV的时候，高歌一曲，能震翻客户，赢来赞叹，或许可以给公司带来营销业绩。不过，无论公关小姐的歌喉如何美妙，和企业营销关系都不是很大，企业在聘用公关小姐的时候，也不会规定非有好歌喉不聘用，除了某些雷人的政府部门，比如福建某公安局招聘洗菜工，要求大学中文或新闻专业本科毕业。

作为书法家，希望社会各界重视书写，都成为书法爱好者，这和作家希望人人都成文学爱好者、流行歌手希望人人都能哼哼流行歌曲一样，可以理解。而且言论自由时代，人人都有表达意见的权利，书法家站在推广书法的立场呼吁，无可厚非。关键问题是，有关决策部门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别不假思索地参与进来，被利益相关人或单位的呼吁所左右，从而草率决策，规定大学生论文必须手写。这才是最重要的。

            文/谢浮名

 近日，新版《水浒》编剧温豪杰及宣传负责人邓鲁平宣称，剧中人物性情将大变，粗鲁、野蛮的鲁智深、李逵会成为温柔的男人，孙二娘不再卖人肉包子，淫妇潘金莲将被塑造成一个勇敢追求爱情的寂寞女人。（10月27日《华商报》）

新版《水浒》电视剧还没有出来，我们自然无法窥见它究竟会怎样演绎这一部古代名著，但既然透露出上述耸人听闻的信息的有编剧，我们也就没有必要怀疑其真实性。

诚然，对《水浒》里的人物，一向颇多微词，梁山英雄和杀人魔王总是奇怪地融成混合体，摘人心肝、割人大腿肉下酒，是所谓的好汉的家常便饭，可是，这些凶残血腥的行为，恰好是那个年代里“英雄”的真实写照，也就是说，没有了暴躁凶残，李逵不再是李逵；没有了快意恩仇，武松不再是武松；没有了打遍人间不平的侠肝义胆，鲁达也就不再是鲁达。假使将他们身上的凶残暴戾剔除，就很有点无限拔高的嫌疑，像极了文革时期文学作品中那些去尽了七情六欲、不食人家烟火的“高大全”们。这样的人物，已经很接近能为共产主义理想献身的当代英雄，哪里还是北宋末年的草莽英雄？

改编古代名著，无可避免地会植入现代人的思维，这本该是相当遗憾的事。人们看古代名著，对其中塑造的人物，会知人论世，给予合乎历史真实的评判，是不劳烦编剧们以现代人的道德标准强行“修正”的。假使真要来一番“修正”，就不该叫改编，应该叫全新创作，和名著《水浒》无关。编剧们干脆宣称是对北宋末年梁山英雄的全新演绎，何必打着《水浒》的旗号呢？

这种“修正”，以对潘金莲的“改造”最为吸引人眼球。当年王思懿版本的潘金莲为这个人物翻案，引起过极大反弹，而新版本中的潘金莲更将进一步，她不被定位于淫娃荡妇，而是一个勇敢地追求爱情，最终情场失意的寂寞女人，因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她嫁给“三寸丁骨树皮”武大郎，感情生活很不如意，于是爱上了武松，在失恋的状态下遇到西门庆这样一个风流人物，再加上王婆的撺掇才走火入魔，谋杀了武大郎。总之，她不再是罪恶的化身，而纯粹是一个受害者，即使犯下了杀人大罪，也是值得原谅的。

如此一来，潘金莲确是摩登了，然而，所宣扬的观念，时尚得怕是现代人也难以接受，元末明初的施耐庵纵使伟大，也不可能新潮到这一步吧，至于近千年前的北宋社会的人们，正在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严密束缚之下，更是不可能接受现代思想的熏陶。这样的《水浒》，还是那一部古代文学名著吗？

以现代人的意识为指导来戏说古代文学名著，不是不可以，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就是成功的范例。可是，应该明白，《大话西游》纯粹是套上了古装的现代人的思想的演绎，和古代名著《西游记》无关，除了人物名字。换一句话说，它是戏说，是创造，不是改编，观众也绝对不把它当做《西游记》看。而新版《水浒》是大声鼓吹“忠实于原著”的。鲁达、李逵温柔了，孙二娘美丽可爱了，连淫荡的典范潘金莲都成了纯粹的受害者，这还能叫做“忠实于原著”吗？

           文/谢浮名

10月22日，武汉市消协发布消费警示，规定：“餐馆、饭店应当为消费者提供免费餐具，这种餐具应当经过严格消毒并符合国家卫生标准。餐具的使用费已包含在酒、茶、饭中，不应另行收费。餐馆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餐具应视为免费服务，消费者可以拒绝付费。”（10月25日《长江日报》）

近几年来，95%以上的大中型餐馆都为顾客提供一次性消毒餐具。这种餐具，收费1-2元，餐馆方面，根本不提醒就餐者收费情况；顾客也习以为常，误以为消毒餐具收费天经地义，很少有人质疑其正当性。须知，餐馆向就餐者提供消毒达标的餐具，本来就属于分内的配套服务，其费用已包含在经营成本之内。如果收费，就和每吃一道菜，得另付油盐佐料费一样不合理。根据《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规，餐饮企业有义务为消费者提供消毒合格的餐具，并承担相应的消毒费用，而不得将此转嫁给消费者。两年以前，中消协郑重表示，消费者即便使用了消毒餐具，也可拒绝“埋单”。然而，再多的规定也敌不过潜规则，消毒餐具收费的状况，不见有丝毫改变。

平白无故被“潜规则”，虽然只有一、二元钱，出血不多，总会不痛快。那么，拒绝付费又如何呢？不外乎两个结果：第一，餐馆撤下一次性消毒餐具，给换上不收费的未消毒餐具。使用这种餐具就餐，饮食卫生就成了大问题。有资料显示，在消毒餐具未上餐桌之前，大多数餐具不符合卫生标准。西宁市卫生局曾对该市一些餐馆的餐具卫生进行了专项调查，结果显示：餐具洗消间符合卫生要求率为11．6％；洗消设施符合卫生要求率为18．5％；洗消程序符合卫生要求率为11．8％；存放餐具保洁柜符合卫生要求率为5％；按照国家有关卫生标准规定抽查的573份餐具中，符合感官指标要求的为11．2％；按法定程序采样抽检的108份餐具中，合格率仅为22．2％。

西宁的餐馆卫生，虽然不能代表全国，但窥一斑可见全豹，全国各地，也常常曝出餐具严重不合卫生要求的猛料。这样一种餐具卫生状况，叫广大消费者如何能放心！

当初消毒餐具走上餐桌，颇受广大消费者欢迎，正是因为如此严重的卫生现状得不到改变，转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说白了，为了健康，就忍痛出了这一两块冤枉钱吧！

第二，即使你一再要求更换餐具，而餐馆置之不理，强制你使用收费的一次性消毒餐具，你又能如何？如果只是一家两家餐馆卫生状况堪忧，犹有解决之道，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天下餐馆多了去了，可以上其他地方吃饭。问题是，绝大多数餐馆都是这种状况。我们是否就因此勒紧裤带，掉头而去，从此不上馆子吃饭？当然，我们可以依法投诉，然而，有关执法部门，管过这一档子事吗？

因此，号召消费者拒绝为消毒餐具付费，先得有执法部门制订严厉的条款，采取切实的行动，对不合卫生要求的餐馆，一律整改甚至取缔。

        文/谢浮名

昨日，在2009中国殡葬协会公墓工作委员会年会上，该会主任王计生针对公众议论较多的“殡葬暴利”发表演说称：改变传统的观念，不盲目攀比，理性消费，殡葬就没有暴利可图。（10月21日《武汉晚报》）

殡葬暴利，为我们所熟知。从2003年开始，殡葬业年年居于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之列，且一度排名第三，唯一能在毛利上和地产商媲美并打败房地产业的就是它。 难怪有人说，殡葬业也是房地产的一个分支，叫“天堂地产”。 有统计称，2008年中国殡葬业毛利率高达70.6％，今年前4个月整体毛利率升至77.2％，纯利率达32.6％。

这一行业暴利，甚至推动了股市。不久前的9月9月，旗下拥有《现代画报》等多家知名杂志的现代传播集团上市，但风头完全被同一天上市的殡葬业股票 “中国生命”给盖得无影无踪。 自9月9日以0.72元的发行价挂牌以来，“中国生命”一路狂飙，上市第五天，股价盘中冲上4.24港元，较发行价累计涨幅为488％。

如此暴利，按王计生先生的说法，都是缘于消费者观念陈旧，不理性，真叫人大跌眼镜。

诚然，遗体运输、存放、火化、骨灰寄存都是政府定价，不存在暴利，但在延展性服务项目上，则可以狮子大开口，30平方米的告别厅租金半小时6000元，成本几十元的骨灰盒要价几千元，一平方米墓地开价70000元......而这些东西，是丧葬无法省略的，无论怎么改变观念，理性消费，没有告别仪式、骨灰盒、墓地，就不可能入土为安。

因此，号召大家理性消费，是何等地不靠谱。依笔者之见，大家干脆学习秦始皇，穷毕生心力寻找长生不死药，倘能人人不死，殡葬业也就不存在，更遑论暴利。

可惜的是，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无法左右，世界上找不到不死之药，即便传说中的彭祖，活了800岁，也难逃一死，这就决定了殡葬业永远是朝阳产业，而且，越是碰上人们畏之如蛇蝎的天灾人祸，比如地震、洪水、战争，殡葬业越是利好。

任何人都逃脱不了宿命，都必然回归泥土。人人生而平等，是普世价值，为什么要因为权力、地位、金钱而让死不平等呢？因此，笔者以为，让所有人都无偿地免费享受平等的殡葬，不仅谁也不吃亏，而且符合平等原则。从这个角度来看，殡葬业完全可以回归公益事业。可是，按我国《公墓管理暂行办法》，经营性公墓属于第三产业，这就决定了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以市场为导向。有了市场，就有竞争，就有三六九的等第，不平等由此产生。何况，我国的殡葬业，更是一种垄断性的经营性产业，一切都由殡葬业者说了算。寄望垄断而不产生暴利，好比祈祷专制不出现暴君一样，都是异想天开。

                文/谢浮名

10月10日，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原局长，被称为“天价烟局长”的周久耕被判刑11年。消息传出后，有媒体报道，记者看到，“九五至尊”因周久耕受到拖累，南京新街口一家酒店，“九五至尊”香烟从原来的150元一包降价为100元一包，无人敢买。（10月12日《广州日报》）

“九五至尊”是否真的境况凄凉，无人问津，很值得存疑。早先有报道说，中国已经跃升世界最大奢侈品消费国，一些暴发户和务于贪墨的官员选择商品，注重的是价格是否上档次、合身份，价格越是昂贵，越是趋之若鹜。既然如此，一向备受青睐的“九五至尊”何至于因为周久耕落马而无人问津？合理的逻辑应该是，连位高权重，贪贿巨大、会享受的周久耕尚且钟爱“九五至尊”，非这种牌子的香烟不抽，这可是个难得的活广告。曾有某个牌子的香烟，广告语就是“厅局级的享受”。出品“九五至尊”的烟草公司看到其产品名字因周久耕而频频被媒体免费曝光，一个字儿不花，肯定窃笑不已。在重面子的中国，有高端消费能力者，岂能放弃“九五至尊”这尊贵身份的标签？

何况，某种产品的声誉，从来不会因为个别消费者犯罪而受损，相反，假使这样的消费者有重大的社会影响力——无论正面负面，产品声誉都会蒸蒸日上。动辄上千万的名车豪宅，就因为消费者都是社会名流，影响力巨大，价格才这么高。

据说，最近,国家烟草局给“九五至尊”的定价是一条六百多。比先前下调了800多元。南京新街口的这家酒店，还把它卖到100，当然无人问津。这和周久耕被判刑何干？

当然，笔者惟愿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天价烟因此停产，但事实并不能代替愿望。祈盼记者讲究点起码的新闻素养，别见到骆驼就说马背肿，把违背市场定价的酒店行为看作市场风向标。

               文/谢浮名

近年，“霸”字相当火爆，使用频率极高。在地方上为非作歹，仗势欺人者叫村霸、乡霸，拦路抢劫者叫路霸。这犹有可说。根据词典，霸即是粗暴野蛮横行乡里，说白了，被称作“霸”的，都不是东西。然而，让人奇怪的是，这么个叫人深恶痛绝的东西，居然为众厂商所青睐，推出的产品纷纷以“霸”为号：空调机叫“凉霸”，快餐面叫“面霸”，浴室加热器叫“浴霸”，更为匪夷所思的，学生用的考试题集叫“考霸”。这样，走进各类商场，这“霸”那“霸”，一概匪气十足地跳到人们面前张牙舞爪，叫人误以为进入匪窝盗窟，焉得不心惊肉跳！

是什么原因叫众厂商善恶不分，如此钟情“霸”字？这无疑有语言能力障碍的因素，把“霸”和威风凛凛等同起来，误以为“霸”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当者辟易，谋图借此讨个吉兆，这和给初生婴儿取个响亮的名字用意相同，初衷无可厚非，只为不懂“霸”的含义，乃是横行乡里，欺压善良，从而闹了笑话。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认知能力和道德水准低下，甘于和匪类为伍，一味地强暴横行，不知道产品该以过硬的质量、一流的服务取胜。

中国文化，历来讲究安和，信奉王道，不杂丝毫霸气。商家推广产品，需要创意，但不可无视中国文化的特质，无视顾客的心理感受。

自相矛盾的交通提示牌不仅仅是搞笑

                文/谢浮名

近日，开封市街头出现了很搞笑的交通提示牌：“开封交警温馨提示，驾车不饮酒，饮酒不驾车。”再往下看，却写的是“XXXX(一酒品名字)，液体黄金。” （10月8日大河网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不得利用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设置广告。该地的交警，怕是穷疯了，不怕违法，把发财的主意打到了交通提示牌上。不过，让人疑惑的是，你到底是严禁酒后开车，还是提倡开车喝酒？

交警工作强度之高，是事实，根据劳动强度，给予交警合理的工资福利待遇，也是应有之义。有关部门完全可以用以合理合法的手段运作，岂能靠在交通提示牌上推出广告换取经济效益？这么做，不仅有悖酒驾禁令，更是违法行为。

作为酒类企业，也似乎应该要有一点职业道德。酒驾危害人们生命财产安全，全国每年因酒驾而导致的交通事故，数不胜数。因此，要推广酒类产品，办法多的是，何必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打交通提示牌的主意？

古代良医悬壶济世，“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酗酒有害健康，醉驾祸害犹大。作为酒类企业，也该学一学良医的精神境界，不要为了自家的利润，昧着良心去推广自家的产品。

文/谢浮名

一个朋友新近从缅甸回来，请我吃饭，一见面即大惊道：哎呀，才两个月不到，怎么黑瘦成了缅甸人！不是被哪个狐狸精缠的吧。要不要我给你请个法师，收了那狐狸精？我笑说：你流落番邦，两月不知狐狸精味，想借口从我这里弄个狐狸精吧。

笑话归笑话，近一个多月，身心备受折磨，确是事实。不过不是有了狐狸精，相反，倒是没有狐狸精的缘故。

大家熟知的古代小说《聊斋志异》，就给我们描绘了好多个狐狸精，美丽、狐媚、多情，宛如荷粉露垂，杏花烟润，叫人爱不释手。更重要的是，这些狐狸精，不守“妇道”得很，她们不卑不亢，敢爱敢恨，爱起来，如一团烈火，哪怕焚烧成灰；离去时，义无反顾，宛如易水送别中的荆轲。这叫人何得不爱？美学宗师朱光潜曾说：“我在读了《聊斋》之后，就很难免地爱上了那些夜半美女。”看来在感情上，大师和我们凡夫俗子没多大区别。

这有道理可说。古代男女，接触的机会极少，而男欢女爱，人之常情，这样，那些荒郊野岭间低小茅檐下的书生，既没机会 和邻家小姐晤谈，更没资本上青楼倚红偎翠，只好幻想来去无踪的狐狸个个都是美女，夜夜自荐枕席，来慰藉荒他暂时落魄的万丈雄心。

我恰恰是这么个落拓书生，才不足济世，能差可糊口，虽然不在荒郊野岭，但独自飘零于长沙，放眼望去，黄金遍地，都是他人囊中之物；粉黛无数，没一个跟着我走。假使有那么一个知情懂味的狐狸精，红袖添香，对坐品茗，或携手湘江边，月光下，而且不需要我任何付出，是一件何等惬意的事情！

这当然只是妄想！和所有耽溺于意淫的人一样，现实中无法获得，纵使为伊消得人憔悴，也是徒劳。

很叫人不能明白的是，美貌、魅力十足、温柔多情的狐狸精，居然和祸水联系在一起，败家亡国，都和狐狸精有干连。某某君主本来圣明，最终亡国，都是狐狸精的缘故。这样的记载，史书里在在皆是。启蒙读物《幼学琼林》，就迫不及待地对孩子们进行“警惕狐狸精”的教育：“三代亡国，夏桀以妹喜，商纣以妲己，周幽以褒姒。”

细细考察，这些指责，大多出于罗织。譬如妲己。她的罪状，在《史记·殷本纪》中也就一条：“（纣）惟妇人言是用”，但到了《列女传》里，纣王对臣民实施炮烙、剜心等酷刑，就统统缘于妲己的唆使。明代许仲琳写的《封神演义》，妲己已经被塑造成集邪恶与美貌于一身，断送商朝六百年天下的九尾狐狸精。如今，只要一说起狐狸精，人们没法不想起妲己。 “狐狸精”已被定义为：美貌风骚浪荡无耻，善于运用各种手段勾引男人的女人。

    真是冤枉！

               文/谢浮名

近几年来，私塾的发展势头颇有迅猛，日前，成都甚至出现了一家全日制的私塾，语文教材是四书五经，英语教材则是《圣经》和《莎士比亚文集》。目前已有5个孩子在那里进行全日制的学习和生活。这些孩子的家长，多因为不愿孩子受现行教育体制的束缚，将来想把孩子送出国。（9月29日《成都商报》）

这无疑透露出一个危险的信号：现行教育体制正遭遇信任危机。

不可否认私塾在历史上作出的重大贡献。漫长的封建年代，文化的传递、人才的培养，都有赖于私塾，但是，由于私塾的课程设置与社会不相适应：教材的编排严重有悖于学生的生理心理成长规律，知识覆盖面窄，知识老化问题严重，加上简单粗暴的填鸭式教学方法，时序进入近代，它只能落得落花流水春去也的命运。

这样一种陈旧的教育模式，到了今天，居然死灰复燃，成了一部分学生家长青睐的对象，理由只不过是将来要把孩子送出国深造，“不愿孩子受现行教育体制的束缚”。在他们看来，现行教育体制已经和先进的西方国家严重脱轨，接受它的教育，还不如送到被历史淘汰的私塾去的好。

这是当下的中国教育怎样的悲哀！

我国的现行教育体制，是借鉴西方的教育理念、模式而形成的，然而，从兴起到发展，已近百年，最终孕育出一个以升学为核心价值的怪胎，忽视了对学生的道德建设、人格养成，对想象力、创造力的形成不闻不问，更不愿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一味地剑走偏锋，眼里只有分数。只要能够考上好大学，学生就是好学生，考试就是好老师，学校就是好学校。这样的教育行为，不啻是对青少年的摧残，难怪会被一部分学生家长摈弃。

是父亲生下了贪官，还是贪官生下了他父亲？

                     文/谢浮名

受贿263万元，还有260多万元说不清来源的荥阳原人大常委会主任武今明确实生财有道，为了方便受贿，居然把父亲和岳母的生日改为1月1日。每年的这一天，他就大摆宴席，广发请帖，邀请荥阳市大小机关的熟人及商人为其父亲和岳母祝寿。仅这一天，武今明收取的钱物就多达几十万元人民币。（9月29日《武汉晚报》）

这很像是一个古代笑话的翻版：有人为讨好县官，打听到县官属鼠，打造了一只金老鼠送给县官做生日礼物，哪知县官贪得无厌，得陇望蜀，说：本老爷属袋鼠，个头比你这金老鼠大多了。再说，明天本老爷夫人生日，她属牛。

一个地级市的人大常委会主任，论级别，也不算低了，可是，眼里只有白花花的银子，变着花样大肆索取贿赂，连基本的礼义廉耻都不要，父亲、岳母的生日都可以由他规定，真叫人不明白，究竟是父亲生下了他呢，还是他生下了父亲。

如此寡廉鲜耻的官员，能指望他践行“三个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么？

自然，不择手段攫取金钱的官员只是“一小撮”，然而，正是这“一小撮”，将“官声”败坏殆尽，将清正廉明的政府形象涂抹得污迹斑斑。一件雪白的衬衣，弄脏容易，洗净就难了。提防“一小撮”弄脏了政府这件清正廉明的“白衬衣”，除了制度的设计，千万别忘了礼义廉耻等基本道德的建设。选拔、考察官员，最高的标准是德才兼备，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完美到符合这一标准的毕竟不多见，大多数情况之下，都需要有所取舍。这就应该以德为先，德尊望隆，即使才有不足，也能遵循预设的制度运转，假使因为人才不可多得，从而极力栽培，忽视了德行的考察，让有才少德者混上领导岗位，那么，整个社会体系，会从根子上烂掉。

武今明是如何爬上领导岗位的，我不知道，但是，历年来组织部门对他的考察评语，肯定少不了“有才”这一项，否则，也做不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只是，在考察之时，是否对他的德行有所忽略呢？

遭遇“死亡威胁”反证记者职业良知

         文/谢浮名

央视主持人赵普近日爆料，今年6月，央视《焦点访谈》曝光了某些学校，利用“推优”政策从中牟取暴利。工作人员因此遭受相关利益单位和个人发出的“死亡威胁”。（9月27日《重庆晚报》）

记者的职责就是将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的真相，通过报导呈现于大众媒体，协助媒体达成守望、教育、讨论等功能。李大钊曾说过：“现在的新闻，就是将来的历史。” 著名学者吴晗也说过：“历史工作者是记录昨天的历史，新闻工作者记录今天的历史。”不虚美，不隐恶从来就是我国史学家的优良传统。作为记者，记录今天的历史学家，守望正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挖掘事实的本质，是起码的职业良知。

然而，近几年，在新闻界，为个人或集体的利益，故意“虚美、隐恶”的现象时有发生，以至于有人强烈抨击记者的职业良知群体堕落。这种抨击，没有看到绝大多数记者的守望正义的顽强与坚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套用鲁迅的话：要论中国记者，必须不被个案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

央视“焦点访谈”工作人员遭遇“死亡威胁”，正是记者的良知依然普遍存在的反证。早在１９９８年起，央视门口每天都有一支浩浩荡荡的说情大军，动员所有的社会关系，向央视的各个岗位游说、施压，贿赂，甚至威胁，目的只在于将报道扼杀在摇篮之中。从那时起，焦点访谈栏目就和这一群体斗智斗勇，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正义守望，极大地弘扬了正气，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该栏目收视率一直居高不下。从这个角度来说，正义的维持，有赖于记者的守望。而这一回，有人居然向记者发出“死亡威胁”，正是记者坚守职业良知使然。假使记者屈从说情者，哪里会有什么“死亡威胁”？

这种职业良知，也炼成了记者的大无畏的勇气。有人问赵普如何看待威胁，赵普回答：“我一直都相信，这些人也就只敢躲在背后耍耍花招，不真敢怎么样，邪不压正”。是的，在法治意识得到了极大普及的今天，能有几个被曝光者敢于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真正地威胁记者的生命安全，还是个疑问。再说，为了守望正义，即使有所牺牲，也是新闻从业者的荣光。这种牺牲，比泰山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