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杂碎

中国人原本不过圣诞也不过元旦的。中国人过去只过春节。那叫年。

现在，管它什么土节洋节，中国人都过。过，也就是借由子热闹热闹。比如这圣诞节，中国人有多少人信天主耶苏？不多。但是你看每到这一天，商店饭店酒吧游乐场哪处不是人满为患？图的就是个乐呵。中国人讲实用，啥庙都拜，一旦有事儿了嘴里头叽哩咕噜的管它是佛祖、耶苏还是真主的,一股脑的全顺嘴叨叨出来,求他们保佑。比如说没有儿子了，就去给“送子娘娘”烧香磕头许愿，一旦有了儿子，那送子娘娘就“去TMD”了。现在的各种小店里，到处都供着关老爷拎大刀的塑像，说是求财，其实关老爷才不管财呢，管财的是“赵公元帅”，自古就说关老爷是“忠义”的化身，饭馆小店供它不供赵公，不是瞎掰吗？看来是把“关公”“赵公”整混了。这整混了瞎供，图的不就是个乐呵吗？特别是现在这个年头，竞争如此激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漠，再不找个能够乐呵的由头，行吗？

嘻嘻。是这个理儿吧？

我看《圣诞快乐：马达加斯加》

    应景的小短片。

没有什么情节，只有欢乐依旧。美国的这部应景小片一如它的动漫大片，做得很精细，也很讨巧。大凡是搞动漫的，都应当看看此类片子，看一下我们的差距在哪里。

在这里，我也向所有的朋友们致以节日的祝贺！

必须重建相关的机构

没有职权分明的创作和生产管理机构，是影片生产秩序混乱的根由。

历史上，长影每投产一部影片都有厂务会议下达“生产令”，然后全厂各部门统一调度，围绕着生产转。因此，才拍出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优秀影片。记得当年《金光大道》开始创作时，厂图书资料室从“题材规划”上看到这个消息便在两天之内主动送来了土改和合作化时期的剪报资料；大食堂便主动来人询问要不要安排夜霄；负责订票的厂收发室也主动来问需要订哪天的车票；……这就是过去的长影生产秩序。仅仅是辅助生产的机构都全力围绕生产转，就更不用说各个主要创作和生产的管理机构了。这些职权分明的管理机构自2000年撤消之后，厂里虽然也在拍片子，却出现了本子没通过居然就能够上戏，合同没有签居然就能够拨出款去，拍完了居然也没有人过问发行结果的情况。这种情况虽然极为个别，但是却相当说明问题。至于质量无人过问的情况就更为严重。

管理出效益，对于制片厂来说，这个效益就是精品。

企业里最重要的和最必备的两个机构是什么？随便去任何一家去看看都会发现，它们一个是产品研发部门一个是产品销售部门。生产什么产品，卖给谁，这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都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根本的工作。

这是常识。

特别是现代企业，面临着相当激烈的市场竞争，没有这两个机构，没有这两支过得硬的队伍，简直等于自杀。以汽车厂为例，我们很难设想它没有研发机构和销售机构。没有汽车研究所，车展上那些一款一款的新车型靠谁来设计？没有销售机构，它生产的汽车卖给谁去？竞争得越是激烈，这两个机构便越发的重要。这一点，对于以电影生产为主业的制片厂来说亦是如此。然而，恰恰是这两个机构长影却没有。长影现在所具有的机构，都是行政管理方面的，真正为主业生产服务的机构竟然一个都没有。这就难怪在创作生产秩序上出现混乱的局面了。所以，当务之急，是迅速建立电影策划创意部门（即相当于过去的编辑室），招聘相关的有志青年进行专业培训，把队伍拉起来。当然，需要立即重建的还有强大的宣传发行部门。宣传发行，不是只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贴贴宣传画就拉倒，因为一个基本的道理是：企业生产的东西不是用来自我欣赏更不是用来自慰的，而是要投向市场回收利润的。作为鼓舞士气，这种宣传海报在企业内贴一张就够。在长影的历史上，无论哪部影片获奖，也只是贴一张大红的喜报就足以振奋人心了，最多就是拉上一条条幅表示庆贺。宣传发行，也不只是建立一个办公机构，而是要有自己的院线、自己的若干块银幕。没有自己的院线，就没有自己的主动权。

院线的问题，从2000年起厂内就不断有人提出。可惜，没有引起重视。没有重视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建一块银幕要很多钱。结果，机遇便从长影的手里溜走了。要知道，现在兴旺起来的院线基本都是2000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中国有句俗话谁都知道，叫做“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还有一句叫做“胆小不得将军座”。正因为在院线问题上，我们舍不得“孩子”，我们“胆小”了，所以我们就必然要失去机遇。也就必然遇到今天产品没有出路的尴尬。

教训不是一般的深。

有些人一直在喊：长影被边缘化了。其实边缘化长影的是长影自己。试想，连进入市场拼搏的精神都没有，连投入市场进行拼搏的队伍都没有，或者说连部署进行战斗的作战机构都没有，当然就只能看着别人风光而自己落寂了。

这种被动的局面真的需要改变了。

机构历来是要为生产第一线服务的。这在计划经济时都是如此，难道在进入市场经济长达三十年之后还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吗？

我看《天边的情歌》

因为朋友的一部歌舞片即将进入筹备，他让我看看这部片子是否可作参考，并且给了我链接。遵嘱，我认真的学习了它。

这是一部以王洛宾创作著名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为线索的影片。它描述了王洛宾与藏族姑娘卓玛之间一段蒙胧的初恋。青涩的爱意在他们之间流淌，偶然的相遇终有离别的时刻，这催生了一首不朽的情歌。片子拍得中规中矩，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没有抓住这部影片的真正风格。作为一首情歌的诞生，本身便决定了它的风格应当是抒情的音乐片，而不是一般的爱情故事片。可是音乐在这部片子里却十分的清淡，《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旋律从作曲家的嘴里流淌出来的心理层次与音乐层次之间没有厘清关系，也没有架构起来。很遗憾。

不过作为小成本影片，创作者还是作了许多努力的。

必须狠抓导演这一关

在中国电影界有个约定俗成的说法：电影是导演的艺术。

既然电影是导演的艺术，那么影片质量导演就得负全责。可是目前的情况却是只要影片质量不高，首先找剧本算帐，把“剧本是一剧之本”祭出来作挡箭牌。其实，这种文过饰非的作法初始还行，一而再再而三就不灵了。

电影的确是导演的艺术。因为电影是拍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

因此，如果导演这一关抓不住，影片的质量就彻底失守了。这种例子俯瞰皆是。例如，有一部反映地震的影片，剧本基础很不错。它没有去表现地震本身场面上的灾难，也没有去描写如何去救灾。它另辟溪径去刻划震区人们心灵上的创伤和抚平的历程。由于没有表面的人与自然的激烈冲突，甚至也没有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碰撞，所以编剧采用了抒情散文式的风格。剧本写得很有味道。非常可惜的是导演没有掌握剧作体现出来的风格，而是硬把它按一般的故事片去拍，结果便可想而知了。由于风格上的失误，致使影片质量大打折扣。还有一部影片，描写的是农村青年高考落榜后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迷茫和成长，剧本的基础也很不错，片子从摄制上来讲也比较讲究，可惜的是由于导演对剧本的理解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创作的兴奋点偏离了剧本本身，使得影片在后期遇到了尴尬局面。还有一部表现养牛大户以病牛充好奶牛的片子，故事如何暂且不说，导演在进行“二度创作”时，竟然没有抓住把故事讲清的节点给予必要的强调，至使片子的故事都没有无法合理起来。以上的几个例子，都是导演在“二度创作”中没有把握住剧本，而出现的无法弥补的错失。

至于许多挂标的影片，其质量就更不用说了。

从导演这个角度来说，质量缺失产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把拍片子当成了钱“折”。开拍前应当具有的起码的案头工作过程，轻易的取消，甚至连镜头也不分，拿着大导演的派头在现场靠拍脑瓜指挥拍摄。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那些在现场不拿镜头本的大导演对自己要拍的影片的机位、台词、场面调度早已经烂熟于心，而他们则绝没有这个本事。还有一条，就是不知道或者不懂得导演“二度创作”的本质是什么，错以为改剧本就是“二度创作”。于是不管什么本子，他都敢改，全然不知道编剧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那样写，如果改得好自然会对影片质量的提高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然而相当多的情况下却不是这样。例如有一部描写孩子玩绑架的本子，原本剧本讨论阶段人们的意见就比较大，存在着合理性和法律方面的问题，可是导演却全然不管这些，自己改动剧本加进了一些剧本中没有的戏，结果搞得原来就不大合理的剧本更加漏洞百出。这样的教训，不是很少而是很多。

从管理层面上来说，几十年来行之有效的审查程序被破坏贻尽之后，影片的质量关便成了虚设。这个教训已经相当严重。审查程序，是电影生产的规律性的东西，是违背不得的，违背了就要受到质量的惩罚。这种规律，在导演阶段过去有过很完备的一套审查监管程序，如：审查分镜头剧本和导演阐述，审查演员和定妆照，审查每一批样片，审查台词双片，审查双片。现在这一切都取消了，只剩下了审查完成片。那么，当着发现影片存在问题之后，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很难进行修改了。

我看《蝴蝶效应》

这是一部很有深义的心理分析影片。

片头引用混沌理论的一段字幕：据说一些微如蝴蝶振翅的小事能够引起横扫半个地球的风暴。这个没有人考证过。不过，对于人的心理健康来说，一些微小的事情却可以横扫他的一生。这却绝对是现实。

影片以意识流的创作手法，讲述了埃文企图寻找回自己的失忆的过去，改变一些事情的结局的心理历程。然而。一而再、再而三的寻找，失忆的一切如同填空题一样，无法全部正确的填写，每次填写的事实都不相同。这让他陷入更大的痛苦，也陷入更疯狂的寻找失忆的真相的举动。生活当然不可能重拾，也不可能改变结果，只有重新开始。

这部片子需要静心认真观看。因为它有好几个节点，事关情节的发展，稍一忽略就该看不懂了。呵呵。

我看《窃听风暴》

这是一部政治片。

这部片子的内容和内涵都极为丰富，需要认真的去体味。不管你了不了解故事发生的背影，都可以通过它所表达的内容看懂它。它没有大场面，也没有太戏剧化的波澜起伏的情节，可是却涌动着让你难以平静的波涛。它的英文片名叫《别人的生活》，然而却让你深深地感到它表现不仅仅是别人的生活。

大革文化命的年代，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某中学成为“红卫兵”“联动”组织的总部，它的一间教室的墙上用红油漆涂刷着一条往下淌着油滴的标语：“红色恐怖万岁！”那是造了反的“小将”们殴打校长和老师的地方，而在它旁边不远的烧水房，就用开水生生的烫死了一个“反革命”。不知怎么的，在看《窃听风暴》时，那几个字始终挥之不去的在我的脑际闪现。“恐怖”，不论是什么颜色的，实际上都是很残酷的。

2007年，该片获奥斯卡最隹外语片。

总编室人事变迁[1955年-2000年]

    这份名单，永存。

    就是这些编辑，创造了长影历史上五十年的辉煌。他们每个人的身后都能够写出一长串业绩，那是长影历史上脍炙人口的优秀影片的丰碑。

    他们确实特别能战斗。

    自1955年至2000年，先后在长影编辑室工作过的同仁，将近一百人。峰值时同时在职的达35人，他们承担着全厂年产15部影片的剧本任务。那时，编辑室划分为：创作组、外稿组、组稿组、电影文学编辑部。创作组即编剧所在的部门，每人每两年完成一部可供拍摄的剧本创作任务；外稿组负责处理全国各地自发寄来的稿件，最多时一年收发十几万份外稿；组稿组分为三大片，分别负责江南、江北和华北及东北的作者队伍，组织作家们进行创作,每位责任编辑每一年半完成一部可供拍摄的剧本编辑任务；“电影文学编辑部”则是编辑室全部剧本工作的后盾，发表通过拍摄或者基础不错但是因为生产量有限一时不能投入拍摄的剧本。

    在他们身边，团结着几乎全国的作家。

    那个时候，长影的小白楼里彻夜灯光，住满了被邀来厂创作剧本的作家们。

    与此同时，总编室在上个世纪60年代还先后举办过三次大规模的业余作者讲习班，培养了许多后来活跃在中国影坛上并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的剧作家，例如《庐山恋》的编剧毕必成、《济南战役》的编剧薛寿先、《武当》的编剧谢文礼、《大渡河》的编剧毛秉权、《飞来的仙鹤》的编剧刘子成等等。

    记住他们吧，长影的幕后英雄们！

一、尚末退休的人员

    王驰涛  王志愿  尹江春  游  伟   

二、已在厂内退休的人员

    常  安  高为人  张育慧  周新德  梁恩泽  贾力先  王占宝  刘伯军 

    王汉义  谢燕南  陈明华  吕文玉  肖尹宪  赵  琪  徐世彦  刘  灵

    郑  荃  南  吕  李荣霞  徐陆英  候若萱  李  超  宋  鷁  杜丽娟

    王晓莲  姜淑云  王霆钧  曹积三  韩志君  金德顺  贺恒祥  李东东 

    肖  南  

三、已调出厂的人员

    汤汝雁  于庆林  牛有山  段红先  高燕茹  庞  英  戴人坚  王小妮

    赵宝华  张万晨  韦连城  姚  华  苏  芸  章  薇  郑会立  柳  明

    许  兰  石  城  王兴东  王浙滨  王天明  李秋燕  徐远翔  叶  华

    刘西林  凌  翠  赵韫颖  张笑天  孟宪英  于  敏  房友良  赵俊梅

    高鸿鹄  李家璋  唐  兵  徐恩志  赵晓雅  钟  岩  许贻来  马志权 

四、已去世的人员

    唐  漠  白  帆  符  生  尹广文  李晓峰  候也平  惠  屹  黄昧鲁

    李方钧  顾笑言  田  野  徐  明  刘  迟  荏  荪  黄  野  张希至

    崔久慧  胡  苏  纪  叶  林  杉  刘朝荣  张天民  鹿玉英  赵梦挥

    朱维阁  胡伯胤  李威仑  盛曼殊  曹汝仪  陈曼倩

我看《眩晕》

法国片。可惜，只讲了一半的好故事。

作为攀岩片，该片的头三分之一很好看。五个爱好攀岩活动的驴友，却去攀登已经关闭了的绝壁。影片的摄影师几乎是跟着攀岩的人在悬崖绝壁上移动，镜头的真实感和运动感极强，拍得相当不错。作为惊悚片，该片的后三分之二不大好看。这五个人上到山顶之后天便黑了，于是演绎出了掉进魔窟遇到杀人狂的情节。于是片子的情节落套起来，影片的摄影师也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无论是布光和气氛甚至构图，都大失水准。

年青人都有好奇心，这没错；年青人也都好冒险，这也没错。这一切有个前提，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相约出游的驴友们更得注意这一点。近些年，驴友自行组队出行出事的不少，教训是惨重的。

此片看看热闹可以。

必须重建编辑队伍

影片质量不高，历来都是先打“一剧之本”的板子，很少有人打“导演的艺术”的屁股。本文也遵循这个惯例，先从“一剧之本”谈起。

剧本不成熟就开机拍摄，是造成影片质量不高的关键。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条专业上的原因是编辑程序和审查程序的缺失。因此，重建编辑程序和审查程序便显得相当的必要。我们现在有编辑部吗？没有。有编辑队伍吗？没有。那么，剧本的编辑程序和审查程序就必然缺失了。在过去，编辑室是长影的重要部门或者说是要害部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的题材规划和组织实施，决定着长影一年甚至三年至五年之内的创作方向和企业的发展道路。因此，从北京的“中央电影剧本创作所”解散编辑和剧作家下派到各厂开始，长影便于1955年组建了编辑室（后来一度称为“总编室”）。编辑队伍的历史最高峰值是35个人。这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从1955年到1998年，长影摄制的影片无一例外都是从这个部门出笼的。既便是导演自己创编的剧本，也是经过这个部门的编辑扶植而成熟的。他们的业绩，已经镌刻在长影以往五十年的艺术丰碑上。2000年总编室撤消，长影从此没有了编辑队伍。当然，从此也就没有了人去抓“一剧之本”。可以想象一下，当着剧本工作没有人抓的时候，一个以生产影片为主业的制片厂将怎么样管理质量？只有放羊了，或者说只有决策者当光杆司令式的管理了。

在生产管理上放羊的，绝不是现代企业。

没有队伍，也没有相应的编辑部门，那么建立起来的“农村题材基地”要保证影片质量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这里首先有个认识问题需要先解决：编辑这个行当属于什么干部？

提出这个“认识问题”，是因为长影“不养创作干部”，或者说在创作上实行“项目制”带来的。之所以说是“认识问题”，是因为它涉及到编辑的定位，到底它是创作序列还是属于管理序列，若属于创作序列，不养，若属于管理序列，就得养。我认为，编辑是从事组织创作、扶植剧本工作的，在某种程序上它有着很强的创作特征，如果编辑不能比创作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或者水平不比创作者更高，那么他是无法胜任编辑工作的。因为编辑在扶植剧本工作中是要给作者出点子、帮作者编故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编辑是创作干部一点也不为过。当然，那种靠端茶倒水接站送站安排食宿混成的编辑除外。但是，编辑工作的本质是组织，是管理。编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不可能只是陷在一部具体的剧本创作中，他需要对自己抓的题材或剧本进行排队，进行筛选，进行扶植和加工，还要把它放到同类题材中进行比较。这一切，其实是一种文化管理工作。因此它是一个属于艺术管理干部系列的职务。定位准确了，一个思想枷锁就打开了。这个枷锁就是“养不养编辑”。编辑是必须得养起来的，因为它在电影制片厂的地位就等于汽车厂的研发部门。编辑从事的工作，就是发现题材、提出创意和扶植“一剧之本”的工作。取消了编辑队伍，无疑等于取消研发队伍。一个文化企业，没有策划研发部门，其后果便是“一剧之本”的阵地失守。阵地都失守了，仗便只能乱打瞎打一气了。

电影的编辑工作是不可能靠“服务外包”的形式来做的。第一是它的专业性很强，不懂得电影文学和电影生产的专业知识，是无法编辑出符合生产需要的“一剧之本”的；第二是因为它不是“点”式的即针对一个剧本的工作，而是规划式的，这种规划式的管理是不可能靠外包来完成的。

其次，就涉及到编辑的工作部门“编辑室”了。作为影片生产为主业的制片厂，编辑室在厂里的地位就如同汽车厂的研发部门，它要提供“图纸”。没有，拿什么生产汽车？

编辑队伍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历史上，长影编辑室的编辑多数也并非是科班出身。但是，在老同志传帮带过一次两次之后便放单飞了。他们在实践中摸爬滚打，很快便成熟起来。压担子，放手让编辑工作，队伍就会迅速成长。如果连自己的队伍都不相信，就会出现领导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局面，裁判下场踢球，忙三忙四的去组稿，却把具体的工作人员扔在家里没事干。这是不能培养队伍的。

由香港和澳门回归，想到“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和实践。

其实，“一国两制”在中国当代史上有过很长历史时期的实践，并且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前后出现三两次。值得注意的是，全都是毛泽东的思想。

第一次实践，出现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土地革命时期。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武装割据”的战略思想，并且在江西中南部地区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并存，从政治上来说在当时就是“一国两制”的状态，互不隶属。这个实践在江西中央苏区整整进行了五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江西撤退，随红军长征至陕北又延续了两年。无论我们持多少不同的观点，都无法否认这个共和国的存在，它有政府，有军队，有货币，还有法律，并且与“中华民国”完全对立。但是，都认为自己是中国，只不过一个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中国，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而已。

第二次实践，是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华苏埃共和国”改称为“中华民国”的“陕甘宁边区”。边区依旧保持着高度的自治，不但政治上自治，军队也自治，这就是名义上归国民政府统一指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边区也有自己不同于“国民政府”的法律和货币。在抗战时期的中国，这是事实上的“一国两制”。

第三次实践，就是1950年签署“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长达九年的关系，这种关系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一国两制”。西藏继续保留着封建农奴制度，而国家的其他地区实行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西藏不但保留着“噶厦”政府，还保留着独立于解放军之外的藏军，发行着藏币，有它完整的、惨忍的奴隶制法律，这一切直至1959年平叛之后方告结束。

      尊重历史，就必须回归历史的真相。

我看《我的唐朝兄弟》

唐朝，盛世王朝；天宝年间，盛世年代。我的那些唐朝兄弟们竟有如此的“幸福”指数，竟有如此的卑微奴性，这就是影片《我的唐朝兄弟》在冷幽默的故事里要传达的人文内涵。说它是“扇给奴才们的一记响亮的耳光”，我看不为过。

片子是采用倒叙的艺术手法演绎的。

洗尽唐朝繁荣的铅华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两个被“官逼民反”而成流寇的陈六和十三，在现实的生活面前恢复了对于安逸生活和爱情的追求，可是忠于职守的“里正”却要告官，按“大唐律法”拿下这两个流冠。他的决定得到了全村的支持和拥护。不料，官军却来了个对全村斩尽杀绝的扫荡。残酷的现实，民不得不反。这故事应当说并不新鲜，也老得出奇了。可是却被导演正儿八经的用一帮明星重新包装了起来。说是冷幽默，那就是说起码看后会让人发出一声“哼哼”的冷笑，可惜没有。不过，在今年的贺岁档中《我的唐朝兄弟》的人文内涵却是比较深的一部，包装的得也还好看。上影记住了大作家萧马当年拜春的时候赠给它们的话：主题是老二，得藏起来。这部影片就藏得很好。

我喜欢它对竹林和稻田里的戏的处理。仅此。

戏剧性的一小时

19日清晨，传来哥本哈根峰会失败的消息。

不过一小时，又传来了相关协议通过的消息。这戏剧性的变化，就在于发展国家的团结一致的奋斗，美欧不得不从强硬的立场后退一步的结果。“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冲突，在最后一刻终于达成妥协。尽管通过的不过是一近似于空话的协议。

谁也承担不起失败的责任。

如果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没有达成一个拯救气候的哪怕是空洞的协议，人类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因为那将等于给小岛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发出了死亡通知；也将等于我们在更为频繁的自然灾害面前举手投降；更将等于人类的和平与安全将遭受严重挑战。

我们已经失去太多了，实在是再也失败不起。

我看《徒步旅行队》

法国的电影市场真的奇怪，这部片子居然排上了票房周冠军。

我并非说它不好。而是说法国的小题材制作，竟能够战胜好莱坞的大片轰炸。这确实令人刮目相看。《徒步旅行队》是一个小制作的小故事片，充满险途的旅行却被它演绎得轻松愉快。能把惊险的题材拍得妙趣横行，这也要功夫呢。

片名与内容不大符合，真正的徒步直到影片快结束时才发生，其余的部分都有一辆欧式旅行观光车相伴。没有一处三维制作，人与动物就在一个画面里，也与爆炸在一起，所以看着十分真实。

中国文化的历史实在是太长了。稍稍了解一点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有两种文学史，一种是正统文学的《中国文学史》，一种是名称前边带一个“俗”字的《中国俗文学史》。中国的俗文化比中国的正统文化的历史要长得多，它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以后便分道扬镳了，成了两个分支。这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无论我们承认与否，“阳春白雪”的东西一直是作为我们中国文化优秀的精华存在的，而“下里巴人”则一直存在于民间，跟九行八作的百姓为伍。赵本山的出现产生的冲击，是因为他把原本属于“下里巴人”的俚曲搬上了大雅之堂。人们认识了“下里巴人”文化的媚（魅）力，也发现了它的恶俗。作为艺术家也好、文学家也好，他们的任务应当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下里巴人”的宝贝提升为民族的精品。这一点，其实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们一直在做。别的不说，京剧的前后演化就是相当有力的例证。张艺谋作为一代中国电影的领军人物，放下身段，拍出了《三枪拍案惊奇》，可惜的是，他没有做提升下里巴人的工作，而是得意于或者屈服于一些媚俗的糟粕。这就是人们为什么不满意《三枪》的根由。

认识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是否播下了跳蚤，将由历史作证。

下面，是刘松萝的原文，他的原题目是:《反思三枪,我们播下了跳蚤》：

    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张艺谋启用小沈阳的时候，大家本以为他是想拍一部有些品味的通俗片。不想张艺谋竟然用小沈阳所短，毫无顾忌地走上了恶俗之路。
    评论家们的抨击很有道理，不过说的太晚了。现在的问题在于，是什么原因让张艺谋从优秀走向平庸，又从平庸走向恶俗？
    有人说，是因为创作不自由。不错，女作家六六写的电视剧《蜗居》就被禁了。但在此之前，她的《双面胶》还是能够播出的。自由是需要争取的，但在自由欠缺的时候作家和艺术家的追求与责任感也是不可少的。事实是，并没有人用枪逼着张艺谋去拍无聊的影片，张艺谋也远没到不这么做就吃不上饭的地步。
    除了自由的缺失之外，劣作的出现还有更多的原因。
    首先，整个社会误解了市场经济的精神。即使按照经济人假设，经营者有权在法律的范围内争取利益的最大化，社会仍然可以对经营者的行为作出评论。令人不解的是，在评论一部影片时，最重要的部分竟然是投入了多少资金，回收了多少票房。作为对比，我们有时虽然谈到汽车巨头、家电巨头和计算机巨头，那也只是强调她们的实力雄厚而已，并不关心她们赚了多少钱。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巨头生产的产品，我们是可以评头品足的，而对于获得巨额票房收入的影片，反倒无法批评了。把电影制作变成纯粹的金钱投入和产出，多少有些厚颜无耻。
    其次，中国一直缺乏正常的文艺批评。改革以前是批判毒草，赞扬样板戏。改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是一团和气与互相吹捧。实行市场经济以后，电影评论变成了营销的手段之一，其品格还不如广告。只要是大财团、名导演的制作，就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要是获得高票房的影片，就可以一白遮千丑。出于对大师的渴望，我们把一些有点奇才和怪才的人奉为大师，无原则地加以吹捧。我们在奉行很糟糕的双重标准：有时把大师当做艺术的践行者，而在出现破绽的时候又说大师在娱乐，在赚钱，无可厚非。
    再其次，对文艺作品的包装被滥用了。即使在纯粹的工商业领域，过度包装也要是受批评的。在电影界，却可以通过广告和媒体的疲劳轰炸，把资质平平的演员包装成明星。可以说，这个过程与洗脑并没有什么不同。媒体的报道常说，某一部电影表现了什么样的主题，加入了什么样的元素，取得了观众的好评。这本来只是策划的文案，媒体却把制作者的意图说成是效果，强加到公众头上。
    张艺谋走过的历程，就是社会环境的缩影。张艺谋曾经对电影的色彩和画面有着独到的感悟，他的作品中有些瞬间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同时，他的影片不但形式大于内容，而且过于功利，很多画面直白地显露出创作的意图。在一个正常的创作环境里，张艺谋是可以提高的，甚至是有可能成为大师的。由于媒体的过度爱护，张艺谋的开端就成为他的最高峰。按照商业用语，就是高开低走。一些国际和国内优秀导演在看似不经意中所显示的细腻的表现力，以及对作品整体风格的把握，是张艺谋从来也没有达到的。
    从《英雄》开始，张艺谋的社会良知不见了；从《满城尽带黄金甲》开始，他的艺术功力和鉴赏力衰退了；到了《三枪拍案惊奇》，他作为艺术家的荣誉感即使不是荡然无存，也所剩无几了。
    对于劣质的《三枪拍案惊奇》，张艺谋当然要负主要的责任。明确了这一点之后，我们要反省的是，作为评论者或者影片的最终消费者，我们过去的要求是不是太低了。我们一面在欺负各路商业巨头，对汽车、电视和计算机的质量提出苛刻的要求，一面又对电影的制片人和导演卑躬屈膝。我们动不动就说，导演不容易了，演员不容易了。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糊弄我们太容易了。我们看完了伪劣之作以后，还要为制片方的巨额收入喝彩。我要问的是，这算不算被人骗了，还要替别人数钱啊？
    最新的进展是，《三枪拍案惊奇》的票房已经突破了亿元大关。面对如潮的恶评，制片人张伟平昨日接受采访时说：“所谓披着专家的外衣在那儿胡说八道的人，他们根本就不懂电影，他们道貌岸然地在那儿胡说八道，根本就不用听。”并且表示，电影圈的很多人对他和张艺谋就是5个字：羡慕嫉妒恨。
    对此，我们应该有所觉悟了。
    过去，并没有很高哲学和文学素养的人们，喜欢重复德国诗人海涅的话：“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对此，我曾经反问过：假如我们直接播下跳蚤，结果又会如何呢？看来，今天中国电影业的现状，就是我们播种跳蚤后的收获。
    其实，也用不着引用西洋的格言。成书于明代中叶的《增广贤文》就告诉我们：种麻得麻，种豆得豆。这句话后来演化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种的不是麻，不是瓜，也不是豆。我们种的，是狗尾巴花。
    最后，鉴于以前不断地指出演艺界的问题，我可以卸下“我们”这个包袱，转过身来说：是你们播下了跳蚤……

这篇亦系杜君立所作。它原本是“美国的罪案电影”一文的后半部分，我把它拆开来的。

罪案电影这个提法，我们没有，过去一直是说“警匪片”、“法制片”“反特片”、“惊险片”。他把它们合N为一了。罪案，顾名思义是以“犯罪嫌疑人”为主人公或为情节中心的，有的则是冤案的主角得不到正义的伸张铤而走险，国外的罪案电影也的确如此，例如大家叫好的片子《老无所依》等等。这种片子，在中国不是没有，陈胜利就曾经拍过多部，不过是电视剧，叫“案件纪实”。这种纪实的罪案电视剧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经风靡一时，后来叫停了。叫停的原因是案犯的犯罪过程、犯罪细节刻划得太实也太细，大有教唆之嫌。也因为此，包括此类片子在内的所有涉警的片子便都得经公安部审查才能够获得通行证了。

中国的这个类型的片子，与国外自有国情不同。因此它的存在状态便见仁见智。

下面，是杜君立的原文：

中国的电影一直蹒跚学步，案例电影因为政治原因几乎没有生长空间。《可可西里》可能算是为数不多的一部案例电影，讲述了早期民间藏羚羊保护组织的悲惨命运。《投名状》故事来源于清末著名的“刺马案”，也可以归入案例电影。除此之外，中国电影大多改编自小说。

因为电影审查的日益逼仄，中国电影人生存环境也非常恶劣，以古代为政治背景的武侠电影滥觞正映射了这种可怜的处境。“侠以武犯禁”，在专制压抑的中国，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就仗剑走天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本来是铲除邪恶强权的，香港武侠电影以《黄飞鸿》为代表大体是这样。但到了大陆，侠却常常与强权苟合（如《英雄》），甚至以权贵为侠（《夜宴》《黄金甲》）。

电影反应的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就如同电视剧是一个社会的主妇文化。中国电影的逃避和落魄着实令人扼腕。

李杨在《盲井》被官方封禁后，冲破审查铁链的《盲山》是中国案例电影仅有的一个亮点。我想它就取材于那年轰动全国的女研究生被拐卖案。李杨以不露声色的电影语言还原了中国的社会民生生态。

相比而言，同出陕西的张艺谋作品《秋菊打官司》没有法庭，权力代替了法律，秋菊“拦轿喊冤”惊动了“首长”，最后把村长送进监狱。这部电影来源于小说，但类似案例。反应了我们不愿承认、无法面对的现实。

去年网民热议的《卡廷森林惨案》启发了不少人对那个尘封历史事件的关注。基于独特的政治背景，中国现实社会的案例可能比哪个国家都要多。远的有林昭惨案、张志新惨案，近的有赖昌星事件、孙志刚事件、佘祥林事件、马加爵事件、李思怡事件、邱兴华事件、周口警察事件等等。在这些匪夷所思的案例中，我们发现残酷的现实要比电影更像电影。

在美国案例电影中，警察和政府官员常常显得无能甚至枉法，法庭场面因此占据相当内容，民间的陪审团在此绝对主导着事件的结果。正是《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样案例电影，电影为我们展示了正义的力量和希望、良知的不灭和永恒。

佘祥林事件被捅破后，网友马上想起《肖申克的救赎》。后来佘祥林出狱后还真在家里看了此片，看得泪流满面——电影对他来说实在太残忍了。

我看《十月围城》

    虽然外面的冰雪把路搞得很滑，虽然正遇到下班的交通高峰时段，我也与朋友一起提前两个小时从家里出发前往长春放电影院去观赏《十月围城》。

    满场，座无虚席。我只好坐到第一排把边的位置上。

随着情节的推进，我心悦城服地说：这才是今年贺岁片的扛鼎之作。这才是我们心目中的真正的中国大片。说它好，是因为它的人文内涵是近年来许多国产大片所不具备的。说它好，还因为作为动作片，它融入了功夫、惊险、情感等诸多的类型片的元素。说它好，更因为它把一个本质上是主旋律的故事讲得颇为吸引人，而且具有商业片的一切效应。最让我佩服的是，影片出现那么多的人物，每个人物的来龙去脉甚至他们每个人的情感都刻划得细致入微，让你个个都能够记住。这是相当不容易的。有人说：“《十月围城》没有浪费一个人物，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欲言又止的故事，重重环绕之下，人物复杂之生动，让人叹为观止。”的确如此。在它之前，即便是《集结号》这样优秀的影片也没有做到让我们记住那些牺牲的一个个战士，而《十月围城》却做到了。这是编剧的功夫，也是导演的能耐。在那么多的明星齐聚的影片里，谢霆锋扮演的阿四给我的印象最深。我甚至认为，他在这部戏里完成了从偶像派明星向演技派明星的转折。

这是我对该片总的评价。

它值得我以后很仔细的去研究和学习，特别是从编剧这个角度。它之所以相当吸引人，是由于它抓住了一个结点，即孙中山到达香港的时间，然后围绕这个结点不断的扩展它。从影片一开场就是《辅仁文社》的创办者之一杨衢云遭到狙击暗杀，这成了香港首例政治谋杀案。这个铺垫，既提炼了时间地点等关键要素，也预示着未来孙中山的赴港之旅将是津关险塞。接着，在影片连续表现反清志士一再失手：戏院遭屠戮、报馆被镇压、为孙中山护驾的队伍陷入绝境亟待立即重新组建。革命党人和清朝鹰犬两方都在谋划对策。时间字幕跟随出现：孙文抵港前四天、前三天、前两天……这就在较短的时间里，使得观众认同了角色的存在感，随着影片营造出来的暗潮汹涌的张力而进入戏剧情节中。这个张力，就是观众感受到的足够的心理压力。从孙中山抵港开始，影片的交叉叙事蒙太奇便通过座钟和怀表这两个细节不断的进行挤压，强调形势不但千钧之一发，而且每况愈下。阿四的黄包车拖着“假”孙文吸引着敌人的注意，以抢出一个小时的时间，供孙中山与十三省来的志士仁人商讨和部置革命起义的大事。在这个段落里，紧张的气氛由动荡不安和流动的画面与短促的组接，营造出了扣人心弦的场面。

从艺术上来说，这部片子画面的质感太强了。

此片堪称经典。确属09年十一部贺岁片中的扛鼎之作！

此文为杜君立所作。

他的分析是否到位，见仁见智。不过，他把艺术片与类型片割裂开来的分法我不大苟同的。因为，美国的类型片是分商业片和艺术片两大类的，比如《音乐之声》从类型上来说属于音乐片，可是它绝对是经典的艺术片；再比如希区柯克的经典悬疑片，在我看来都是很高超的艺术片。所以，不能简单地说类型片就是商业片，更不能说类型片就不是艺术片。这是我的一家之言。

他的文章如下：

美国的电影业是美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如果把电影归入文化的话，那么无疑美国是世界第一文化生产和出口大国。美国通过电影输出，传播美国的主流文化，这要比专制国家的政治宣传机器有效率得多，而且也增强了美国的文化优势和经济优势。

美国的电影大体可分为文艺片和类型片。

文艺片强调电影的文学性，注重人物情感、故事哲理和表现技巧。这类电影一般是小众电影，但也不乏受大众喜爱的文艺片。比如《金色池塘》等。

类型片一般也是商业片。美国的电影业本身都是独立的民间商业业态，必须从市场中挖掘利润，否则只有破产关门。

类型片包罗万象，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量身打造不同的类型电影。大体可以分为：儿童片（以动画片为主）、魔幻片、科幻片、悬疑侦探片、动作片、战争片、历史片、人物传记片、灾难片、爱情（感情）片、喜剧片、黑色幽默片、情色片、恐怖片等，比较边缘的还有宗教片、公路片、暴力片、凶杀变态片等等。

一般每一部电影都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型，而是两种甚至多种类型的复合型电影。比如《哈利波特》就是儿童＋魔幻；《泰坦尼克》就是灾难＋爱情。去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老无所依》就是悬疑侦探＋公路＋凶杀变态。

电影其实是小说的工业化版本，故事是电影的灵魂。故事的创意往往决定了电影的成败。所以制片商一般都不惜重金购买电影创意。创意来源广泛：小说、历史故事、传说、童话、电脑游戏等，但更多的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案例。

从这个角度来说，依据一个现实案例来制作的电影可以叫做案例电影。当然案例电影不是现实事件的翻版，而是经过改编和重新演绎的文学模式。

现实社会中每天都发生各种各样的事件，有的事件甚至影响了历史进程。在前工业时期，纪实文学（纪实小说或报告文学）记录了这些事件；在工业时代，电影对这些事件的记录往往更加丰满和真实。

《刺杀肯尼迪》就是一部典型的案例电影。电影从一个律师对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事件的追寻开始，抽丝剥茧，最后矛头指向无法撼动的政坛黑幕。通过这部电影，观众至少可以从一种角度了解事件的前前后后。

《刺杀尼克松》讲述尼克松总统遇刺事件，不过故事围绕一个落魄的退伍军人如何变成一个不成功的刺客展开。情节有点类似《出租车司机》。

《44分钟》讲述了一起真实的抢劫银行事件，两个手持AK47身穿避弹衣的罪犯与数百名警察对峙了整整44分钟，双方枪战持续了44分钟，激烈得与战场无异。

《世贸大厦》和《93号航班》是对911事件的回放记录。

《美国枪支》真实地讲述了一起校园枪击事件。对美国的枪支失控予以反思。

《慕尼黑》取材于发生在奥运会历史上的慕尼黑惨案，7名以色列运动员被恐怖分子枪杀，这些恐怖分子有被以色列特工随后一一追杀，电影充满批判和反思。

《美丽人生》、《钢琴师》和《伪钞制造者》都取材于二战中真实的人物事件。

最近热播的好莱坞电影《哈迪塞镇之战》，再现了美军在伊拉克制造的哈迪塞惨案：路边炸弹导致一名美军士兵在哈迪塞镇死亡后，美军海军陆战队草木皆兵，对哈迪塞镇的居民进行搜剿，用手榴弹炸死房间中的无辜平民，共导致24名平民死亡，包括儿童妇女。电影不仅展示了惨案的过程，也揭露了布什的尴尬狼狈和美军高层无耻的隐瞒与草菅人命。

案例电影更多的是以社会重大新闻事件为题材，反应小人物的命运及其与社会的冲突。这样的题材简直浩瀚如大海，取之不尽用之不完。这些事件一方面为制片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产原料，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公众对身处的这个社会的关注与反思。

我看《暮色之城1、2》

　  人间的情爱不够写了，拿鬼来说事。

西方的吸血鬼的传说,是西方古老文明的一部分。东方文明中没有吸血鬼的传说。这《暮色之城》看完了1，就不能不接着看2。这到不是片子有多么吸引我，既然看了就要看完它。许多人说喜欢它，说实话我不大喜欢。总觉得它远不如中国的鬼故事吸引人，例如《倩女幽魂》。不过，它毕竟是美国片，不能拿东方文明去要求。说实话，美国影片中特别是那些三维制作出来的大片，当时看着震撼和热闹，但过后大多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因为它缺少人文的深度。与那些大片相比，《暮色之城》却是靠人文来取胜的，尽管它也动用了一些三维搞人狼的变幻，可是却讲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作为吸血鬼的男主角一心一意的忠心保护着自己心爱的女友，而女主角为了爱会不惜牺牲人类的身份。这种至深的情感真是让人有一股说不出的感动和诗般的凄美.。听起来这故事让人毛骨悚然，可与爱情之永恒这又算什么呢？毕竟情才是永恒的，哪怕是阴阳两隔!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汤显祖的《牡丹亭》。

这《暮色之城》真不如《牡丹亭》幽美。

我看《弱点》

    这部片子真不错，推荐大家看。

有人说它是励志片，有人说它是感恩片。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架构于这两者之上的社会片。迈克尔是一个父母离异家庭的黑人孩子，他个头奇大，心智障碍很重，学习也很差劲。可是，一个偶然的雨夜他遇到了好心的一家白人收留了他。从此，他被社会上的热心人关注着，也被爱包围着。终于，他的潜质被发掘了出来，成为一名很有发展前途的橄榄球运动员。我之所以说它是社会片，是因为它并没有把情节放在体育比赛和名星的培养上，而是着力刻划了社会各方面的关爱。而这，正是扶助着迈克尔键康成长的支柱。

影片落点在教育迈克尔：一切得靠你自己做决定。

影片没有以往体育片那种紧张的比赛场面，甚至连比赛的场面都极少；影片也没有写迈克尔如何感恩，他只是深情的提出拥抱他的这位白人妈妈。可是，影片却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和谐”，什么叫关怀，什么叫培养。因此，可以说它是非常标准的“美国生活方式”和“美国价值观”的模型。

它上映仅一周，便夺得了今年北美的票房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