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毛主席到北京游学，曾经慕名去见过不少人，其中比较有名的比如胡适、梁漱溟等人。那时的毛主席不名一文，又是从遥远的湖南来的一个乡下人，其湖南口音连时为北大学生的张国焘都很看不起，更不用说胡适之流已经名闻全国的名教授们了，自然是对毛主席很不屑一顾的。不过毛主席圣人气象，无可无不可，当年的事情其实并无所谓。后来在延安，梁漱溟来访，毛主席与之长谈，还说起来当年他在岳父家见过梁漱溟，并说那时的自己是个开门倒水的后生，梁漱溟漫无所应，显然是根本不知道那时候就与毛主席见过面了。不过，以毛主席的性格和谈话的风格而言，说这些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不过是让大家的心态放松一点，不要让梁漱溟太拘束。毕竟那时候的毛主席已经是CP领袖，而梁漱溟也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要深谈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搞得跟正式谈判似的，自然不免把梁先生推到蒋委员长那边去了。

不过胡适同志就不太知道天高地厚了，别人给他跟杆子，还真就拿自己当腕儿了。40年年代末，国共之争正酣，胡适同志就摆出一副老师的样子教训起CP来了，说国共两党应该搁置争议，团结起来云云，不妨按蒋委员长说的办，CP把军队和根据地都交出去，和平建国。结果自然成了大笑话，CP没当回事，KMT也没当回事。到台湾后，胡适同志又提到过这个事情几次，每次都要说毛主席当年在北大慕名来求见他的时候，是如何的穷酸，他当时对毛主席是如何的居高临下，云云。言下之意当然是很明显的，他没想到当年的穷乡巴佬如今居然把他们都赶到海岛上去了，真是咸鱼翻身，而他胡先生一肚子的学问却救国无门，可见苍天之无眼可见历史之无情。胡适同志是自由派的祖宗，祖宗的教导后辈们当然记得很牢靠，于是乎到了1990年代，自由派就开口闭口说毛主席当年在北大的时候被知识分子们看不起，因此记恨，才有了后来的反右啊文革啊之类的“历史悲剧”。祖宗不会反躬自省的毛病后辈的徒子徒孙们也不能幸免，可见有乃祖必有乃孙。

这个事情当然可以这么说，但是也可以反过来说，毛主席当年在北大的时候固然穷酸，但是为什么这么名教授们就没看出来他们面前的这个年轻热将来会主演一场天翻地覆的大戏呢？就算是毛主席小心眼，记恨知识分子，是不是也要说说知识分子们不识人呢？胡适同志也是可笑，当他如此惬意地回忆起自己当年也曾居高临下地看不起过毛主席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毛主席见到他的时候，说不定心里有“见面不如闻名”之感呢？现在没有毛主席当时看到胡适同志的这些八卦的反应，我想，以毛主席的性格，大概是一笑了之吧。

我没有毛主席的气度，所以要换了我是毛主席，我的想法肯定是：当初认识这个人就是个错误。

到上海来的这几年，见过不少人，外地的本地的都有。我对这种事情的态度一般是既然来了，约我见面，那就是看得起我，我也不能当拿自己当回事了，不给人家面子，所以除了少数我比较反感的人之外，一般都是来者不拒。见了面自然是聊天，聊得来就多聊聊，聊不来大不了应付几句拉倒。不过，我并不是特别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宣传自己观点的人，很多时候，如果人多，我都是听的比说得多，尽管有时候偶尔说几句就会让别人很不愉快。所以，这几年见到的人比较杂，可以说什么样的人都有，跑江湖的、扯大旗拉杆子的、宣传自己的所谓理论的，很多。这些人里面有聊得来的，也有聊不来的，有聊了以后成了朋友的，也有聊了一次再没见过的，当然也有聊得成了敌人的。我对这些人当然有自己的印象、观感。不过我基本上还是坚持一个原则，私下跟别人谈谈这些人可以，但是不会在明面儿上公开地说别人的坏话，比如写帖子之类。应该说明的是，朱学勤那次是个例外，因为我不认为那次是聊天，而是听他演讲，所以后来写了帖子。

但是，有些同志就此就把我在当面聊天说的闲话拿着到处宣扬，时常挂在嘴边，固然让我受宠若惊，但老实地说，如果是那些我觉得人品不太好的人，我会常常有前面说过的感觉，后悔认识这个人。尤其是有些人仅凭跟我聊天的印象，就对毛派做某种判断，我觉得就比较好笑了。且不说我在毛派里是无名小辈，还轮不到我来代表毛派，即使以我的观点，在毛派里应该也算是很少数的少数派，对毛派缺乏基本的了解，就拿我来代表毛派，就是很大的误会了。

当然，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毛派是个不好的帽子，怕这个帽子会污了自己的羽毛什么的，我一介民工，无名后辈，没什么羽毛可爱惜的。当年明太祖要把孟子从四书里删出去，钱唐当庭力争，太祖说，你不怕死吗？钱唐说，臣为孟轲而死，死有余荣。能为毛主席受过，是我莫大的荣幸。只是，我想提醒那些喜欢对毛派评头论足的同志们的是，不要拿我当毛派的典型。毛派是远比我个人更丰富的传统、政治立场和群体，我只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如果因为反感我而反感毛派，那是大可不必的。

简单点说，就是毛主席说的我都赞成，我说的未必毛主席都同意；毛主席的缺点我都有，但是我的缺点毛主席却未必全有。所以说，如果要批评毛主席，我愿意同受其责，但是要骂我，请不要捎带毛主席，也不要捎带毛派。

顺便也说一下，2005年底，为了交流方便，我建了一个QQ群，后来大家经常在里面聊天，经常是天南地北古今中外的扯淡，说过很多话，我还在博客上转载过不少。但是我在群里说的很多话，有些不太适合对外公开的，也就是我没有在博客上帖过的，还希望同志们不要到处散播，免得生出许多不必要的闲话来。倒不是不敢承认这些话不是自己说的，只是有些话不在场的人未必明白当时的语境，散播开来未免走了样子，以讹传讹，以致于我“欺世盗名”了。比如最近有人说我要考金融专业的研究生，就属于连我都觉得惊讶的事情。我是想过考研，但还没想过要考跟经济学有关的，更不用说金融这么资产阶级的专业了。

就整风运动而言，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但大体上来说，基本的线索应该还是很清楚的。但是，经过这些年来据说是掌握了很多独家材料的历史学家们的考据，就不太一样了，据说历史真相被他们发现了，原来CP一直说的都是谎言，所谓的整风运动其实就是一场政治清洗运动，就是为了打倒政治上的反对派。更让人觉得惊奇的是，原来说的整风运动不是治病救人惩前毖后，而是完完全全彻头彻尾的对异己分子的大面积迫害。

整风运动，完整的说，应该是整顿三风。毛主席当时的讲话什么的，提到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说的整顿三风，很少用整风运动这个说法。具体一点说，所谓三风，就是党风文风学风。党风主要是反对宗派主义，学风是反对教条主义，文风是反对党八股。反对宗派主义，是为了增进团结；反对教条主义是为了改变党内一般同志对马列主义的教条态度；反对党八股，主要是强调要做调查研究。

整风运动的出现，是带有历史必然性的。长征结束后，全国党员不足十万，红军只剩三万，党的力量是很薄弱的。抗战开始后，无论是党还是红军，膨胀得都特别快。到1940年前后，八路军新四军已经超过五十万，党员超过一百万。三年时间，这个速度显然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无论是军队还是党，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新力量加入太多，党和军队原来的作风就被严重稀释了，出现了比较多的问题。

举个例子来说，秦基伟在抗战开始后到山西，党让他去把一批从北平等地流亡过来的学生组织起来，组成军队，他去干了。但是军队的毛病很多，天天要开秦基伟的批判会。虽然秦基伟对此没有抱怨什么，反倒在回忆录里说，这样挺好，逼着他学习。但是，任何一个稍微明白点事理的人应该都会明白，作为军队，如果这种现象长期存在，而且是普遍存在，这将意味着什么。再举一个例子，前一阵说过的，陈赓去支援越南抗法的时候发现，越共军之所以战斗力比较差，原因就在于当时军队的干部以知识分子为主，所以一接到上面的命令，首先想的不是去怎么贯彻执行，而是先去挑刺、批评。

还是先把陈赓这个故事讲完。陈赓发现了这个情况后，就告诉胡志明，这么搞不行，部队的干部还是要以从基层的战士选拔提拔为主，这样越共军的战斗力才逐渐提高了。

那么整风运动干了个什么事情呢？其实就是干了陈赓要胡志明在越共军里干的这个事情，让干部革命化，把革命纪律建立起来，让大家通过学习都认识到团结的重要性、革命纪律的重要性。参加革命前，你是知识分子，可以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但是参加了革命了，那就对不起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就是黑社会也得有个规矩，不能由着你胡来，更何况这是革命队伍，是要救国救民乃至实现共产主义的，当然就要遵守严格的组织纪律，让全党全军都变成一个战斗的团体。

因为党和军队在抗战中快速膨胀增加进来的新力量主要是年轻人，而干部主要是大中学生，所以当时也有特殊的情况。年轻人的天性嘛，就是比较容易被言辞所激动被理论折服，一旦遇到点挫折就会灰心丧气，然后直接一跳直接跳到厚黑学阴谋论去了。所以，确实就象高华同志说的一样，在延安的时候，王明的风采和演讲确实给他赢得了不少粉丝，很受欢迎。但是，这对年轻人的教育来说恰恰是最危险的。只有打破了这些迷信，才能让年轻人躁动的心沉潜下来，从一个热血救国的流亡青年变成坚定的党的干部。所以整风运动在强调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也强调了反对经验主义。

整风运动里面出现了逼供信，搞了抢救失足者运动，这个没错，确实搞出了不少的问题，这个也没错。但是，整风运动错了吗？官府的说法是没有错，方向是对的，但是在局部问题上出现了一些错误，但是基本上大多数还是得到纠正了，毛主席也在开会的时候道歉了。当然，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说，那些杀错了的人，毛主席道歉也不能起死复生。但是，这不能说是整风运动造成的，就象一个美女脸上长了痘痘，不能说之所以长痘痘是因为美女长了脸。

毛主席说，整风运动增强了团结，增强了党和军队的战斗力。就以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知识分子的改造来说，大多数还是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的，而且改造到底成功没有是能明显感觉到的。

比如中将莫文骅同志，整风运动的时候是在延安，但是我认为他的改造就基本上没成功。他在回忆录里就牢骚特别多，比如他认为自己才兼文武，但是长期做政工，他是不满意的；比如他认为自己是正兵团级干部，应该评上将，但是只得了中将，他也是不满意的。而且，他很喜欢写诗，在他的回忆录里放了很多诗，其实都是打油诗，有些纯粹是顺口溜，但他认为这些都能显示出他跟泥腿子出身的共军不一样，他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

同样是搞政工的，李志民同志的改造情况就要好得多。李志民是1903年出生的人，做过小学老师，参加了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共军游击队，后来逐渐转到红三军团，从一开始就是政工干部，干了一辈子的政委工作。从学历上说，其实应该说他的学历要比莫文骅高一点，虽然他没有做过军事主官，但是从他不经意地几次提到军事的情况看，他的军事水平也是不低的。但是他对自己搞政工毫无怨言，文革结束后，他作为上将，跑到福州军区去做政委，也没有怨言，整个人就显得特别的光明磊落，坦荡无私。而且，他的书法相当不错，抗战的时候经常给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写锦旗，但是他从不衿傲，并没有觉得他比别人高明。

可以说，正是经过了整风运动，才使全党全军都变得比以前更加团结了，战斗力也大大增强了，所以共军才能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势如破竹，扫荡全国。试想一下，如果党和军队的干部主要的还是今天抱怨自己的职务明天埋怨自己的上级的同志们，天天光知道发牢骚不肯出力想办法，那共军还玩什么呢？以前我们只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是同样也可以说，没有整风运动，没有延安升起的红太阳，也就没有全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

还需要说明的一个事实是，与一般流行的说整风运动是清算和打倒王明不同，在七大的时候，许多人都要求讨论历史问题，做一个决议，但是毛主席主张，七大时间很紧张，不要讨论历史问题了。因为他很清楚，历史问题讨论起来就很麻烦了，没有结束的一天了。而且，在中央委员选举结束后，他发现王稼祥没有当选，还在第二天的会议上特别提出，候补中央委员应该选上王稼祥。不把别人一棍子打死，永远都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这才是毛主席。

在新中国诞生59周年之际，就以这篇博纪念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59岁生日。

这三十年来，自由派造孽无数，那真是罄南山之竹难书其罪，但是我觉得影响最大的还是鼓吹知识分子崇拜这一条。知识分子所到之处，那就成真理的化身道义的代言人了，闹到现在，连CCP的干部政策都败坏了，其罪大焉。

本来党的干部政策是在革命年代就已经成熟了的，用汉宣帝的话说，就是我汉家自有法度，霸王道杂之。大革命失败前，知识分子在党内到底地位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下台，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在革命过程里暴露无遗，所以干部政策有些变化，尤其是那段时间CP成了苏共在天朝的支部，所以那段时间的情况比较复杂点，中央和各根据地的干部政策不太一样。在中央，主要是在苏联啃过面包学过俄文的同志们党权，同时也提拔了一些没什么水平但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干部，比如项英向忠发这些同志。但在各根据地，则比较强调出身问题，当时最主要的两大苏区鄂豫皖根据地和中央苏区都是一样，比较愿意提拔工农干部，而一般上过学能识文断字的土鳖知识分子们就比较受排挤受打击，尤其是在鄂豫皖根据地，按照当年的同志们回忆的说法，基本上干部里面能识字的都杀完了，出身越苦文化水平越低就被认为越富于革命精神。到延安后，毛主席崛起，干部政策也有所变化，毛主席一再在大会小会上苦口婆心地讲，要信任知识分子干部提拔知识分子干部，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干部也要学习知识学习文化，过去那种越是不识字越是革命的观念不对。到整风运动前后，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基本上就大体形成了，政治第一，能力其次，学历再次；有水平没文化的要学习，有学历没政策水平的基本上都不能担任领导干部。这个政策基本上是做到了人尽其才的，比如那时候王实味同志、范文澜这些同志就是在搞基础研究的，而陈伯达胡乔木这样的同志就能在南书房行走。到建国后，党对知识分子应该说也是非常好的，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待遇之高，空前绝后，但知识分子们不识好歹，放着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要，却片片热衷参与政治斗争，要跟CP轮流坐庄，终于闹出了反右运动。这个事情闹到现在，居然成了毛主席没文化所以嫉妒以至迫害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可见知识分子吃了忘了挖井人的白眼狼本质。

现在的同志们一提起来毛主席那时候，就都是忆苦思甜，控诉万恶的毛时代，歌颂伟大的改革开放。但是这些同志们不想想，毛主席月工资只有400多块的时候，现在也被知识分子们拉进自己一伙的戏子的收入居然可以达到1000多，而他们所歌颂的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时代，老师们却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看不起病来了。就这样，这些同志们居然还一个劲儿地鼓吹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北大不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根据地么，怎么北大每次都站在时代的前沿参与政治的热情高于所以其它地方呢？蔡元培不是独立自由的很么，怎么就成了筹安会六君子支持老袁复辟的学术带头人了呢？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啊，都是扯淡，还是毛主席说得好，知识分子不过就是个狗皮膏药罢了。孔子其实说得也很好，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恭。知识分子哪有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还不是跟老百姓一样的，吃不上饭的时候想吃饱饭，吃饱饭了想有钱，有钱了想泡妞，吃喝拉撒睡油盐酱醋茶，也是肉身凡胎凡夫俗子。

俗话说得好，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自由派鼓捣了这么多年，还真就把不少人骗了。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上学的时候看所谓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民国那几年的知识分子们的情况，而且每每看到在建国后如何被迫害被压制最后悲惨地死去都要扼腕叹息拍案怒斥一阵子。好在社会这个大课堂教育了我，让我迷途知返，早日对看穿了所谓著名知识分子长袍下面的那点小，著名学者的专业是枪手，经济学家拿钱给民营企业家唱堂会之类的八卦，多少知道了一点，对知识分子也就不再那么仰之弥高了。

只是跟文化是两回事，有知识的未必有文化，有文化的未必有知识。知识与操守就更加没关系了，知识分子之所以能比别人更会扯淡，更能“批判”官府，不是因为他们道德上比官府老爷们高明多少，而是因为他们很生气，为什么自己这么有文化有知识有才华掌握着真理却没有官府老爷们那么多贪污受贿包二奶的机会。这些同志们一边在媒体上做独立自由状骂官府骂朝廷的时候，私底下有几个不搞学术美女不带一届研究生换一茬二奶的，而且他们比官府老爷还爽，用周星驰的话说，官府老爷们的二奶得到的不过是身体还没得到人家的心，这些同志们是啥都得到了。

鲁迅先生教育我们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唱着宽容的高调的那种人，往往是最无耻的，可惜我们没记住，所以同志们还以为敢于在媒体上做独立自由秀的同志们就算是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了，做了官就会比CP干部们强多少了，其实大谬不然。这些同志们的所谓批评，不过就是吃不上葡萄说葡萄算罢了，跟独立自由没一点点关系。这些年来的所谓学者型官员，出了事情的已经很多了，我就不在这里再列举了，基本上可以说明，学者型官员并不会比官僚型官员少贪少包，只要有机会，他们一定会比他们的批判对象贪的更狠包的更多。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要相信自由派，宁可相信CP，都不要相信知识分子。

话说北伐军攻下武昌之后，KMT的内斗就开始了，比CCP还内斗得厉害。关于CCP的农民运动搞过火了的事情以及CCP由此引起的在政策上的分歧，去年我看张主席回忆录的时候写过博，这次就不谈了，主要谈下KMT。

北伐还没开始的时候，先总理就驾鹤西归了，剩下的人里，按李宗仁的评价，汪精卫小气，胡汉民做循吏有余做革命领袖则不足，谭延闿完全是个老官僚，元老派党内势力虽大，但不掌握军队，所以没什么太大发言权。所以没什么能够领袖群伦的人。为了先把元老派打压下去，汪主席和蒋委员长就都比较左倾，成了年轻一派的代表，排挤元老派。后来廖仲恺被刺，元老派在党内斗争中败下阵来，就去北京开了会，成立了非常委员会，反对汪蒋的左倾政策。说起来，其实元老派这个做法也不能算是太过分，人家在西山开会的地方不在别处，就是在先总理灵柩所在的西山碧云寺，人家这是保卫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是哭祖庙。

北伐开始后，四军、七军和八军沿粤汉线北上，取湖南，夺湖北，蒋委员长则出东北，在江西与孙传芳对峙。但是说起来，与西路军相比，黄埔系为主的中路军战绩平平，很不怎么样，搞了半天，也只占了孙传芳主动后退时让出来的赣南一带，别的地方都没什么进展。四军占武汉后，李宗仁力主直取中原，横扫幽燕，一统神州。但是蒋委员长不干，蒋委员长坚持先取东南富庶之区，再图北进。后来商量来商量去，达成的结果是七军东进，配合中路军评定东南，八军继续北上，进取中原，与已经出陕西参加北伐的国民军冯玉祥汇合。之后两个战线上都很顺利，八军前进到中原，顺利与冯玉祥部国民军汇合，七军东进也与中路军合力扫平了江浙赣皖沪一带，把孙传芳打垮了。并且，中陆军与东路军汇合后，继续北上，前锋很快就进抵鲁南，着手准备消灭张宗昌了，并且在徐州与冯玉祥开了军事会议，讨论了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计划。

但这时中央就出现了党权和军权之争。

武汉打下后，党内主流意见认为，国民政府和中央都应该迁都武汉，号令全国，而将总司令却力主迁都南昌。此时KMT党内主流仍以左倾为主，因此后来达成的结果就是国民政府和中央都北迁武汉，同时指定了一个决议，要取消将总司令在北伐时被赋予的党政军民一手包办的大权。将总司令当然不干，马上翻脸，与元老派合流，要求清共。不过当时委员长的形势也不太好，后来的党国砥柱薛岳等人都有左倾趋向，本来蒋总司令视为嫡系赖以拱卫京畿的第一军却人心浮动，颇有响应武汉之势。所以，蒋委员长马上电召已经随军前进到鲁南一带的李宗仁率七军回师，并将第一军几个师分别调开，以第七军担任南京卫戍。同时，白崇禧在上海策划了我们现在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蒋委员长和元老派完成了统一。

这时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是谭延闿，汪主席在北伐开始前即因与将总司令斗争失败，下野去国了，所以这时候担任党主席的是张静江。一个圆滑老官僚，一个残废，而且都管不了军队，所以没什么用，主事的居然是鲍罗廷。关于鲍罗廷这段时间里的操纵国民政府和KMT、CCP的情况，张主席的回忆录里也提到了。所以后来中央和国民政府都跑到武汉去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并准备讨蒋，任命这时留在武汉的主要军事骨干唐生智为讨蒋总司令，并责成分路东下，准备进攻南京。蒋委员长一看形势不妙，就选择了以退为进的战术，通电下野到日本去了。将总司令此去收获不小，不仅抱得宋美龄归，而且得到了倭国军方的表态支持。

这时党内形势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俗话说，时危思纯臣，这时候同志们才想起来，还是汪主席好，怎么着也没用枪指挥党。而且，汪主席短暂的担任党主席的那段时间，基本上还是坚持了集体领导的原则的。所以党内的同志们就呼吁汪主席早日回国，收拾残局。汪主席回国后先到上海，然后到南京，与李宗仁见了一面。但是按李宗仁的说法，这时候汪主席不仅丝毫没有分共的意思，而且非常的左倾。所以，汪主席一看京沪一带已经成了反共派的天下，就转身到武汉去主持国事去了。汪主席原想着自己回到武汉，当可解决一切，哪知道到了武汉一看，他根本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唐生智和鲍罗廷才是拿主意的人。

冯玉祥出陕后，一开始挺顺利，一直打到占领了河南大半，并且实现了与中央军的会师，还在徐州与将总司令开了会。但是张宗昌也不是吃素的啊，七军从前线回撤到南京去解决清党危机的时候，张宗昌不仅自己稳住了阵线，而且帮孙传芳也恢复起来了，然后孙传芳再次南下，对付北伐军，张宗昌则专意对付冯玉祥。东线七军回撤后，留下驻守徐州的是北伐军收编的原孙传芳的老部下，根本不堪一战，所以孙传芳马上就前进到了浦口，而且天天用打炮轰南京；在西线，张宗昌也迅速组织反攻，将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回到了京汉线一带。当然，冯玉祥也不是那么不中用的人，调整计划后，马上又继续向东推进了，把张宗昌打跑了，而且一直打到了河北。

汪主席一看唐生智不可靠，他一看武汉的架势，知道再左倾他就要成武汉的同志们的人质了。于是想到了北上找冯玉祥同志帮忙。汪主席他们在洛阳开了会，达成了协议，原在河南的北伐军后退到湖北境内，河南尽归冯玉祥，同时，冯玉祥答应支持汪主席分共，后来他就把国民军里原来派去工作的CCP都给礼送出境了。在分共的做法里，其实除了四一二在上海和在湖南比较血腥外，在别的地方比如江西、国民军等国军里，也还算是比较温和的，并没有见了CP就杀。汪主席回到武汉后，即动员党国要员们分共，并得到了唐生智的支持。当然，唐师长这时候也比较火大，他部下的健将何健同志的老爹居然在老家都被革命的农会会员们给批斗了，他当然也不愿意继续跟CCP合作了。后来就有了分共的决议，CCP就转向南昌，准备武装起义，枪杆子里出政权了。

后来东征军还真东下了，南京也没客气，组织了西征军，以李宗仁为总指挥。打了几仗，唐军不支，接连败退，后来基本上就缩回到自己的老家湖南去了。这时候，才算是最后完成了宁汉合流，国民政府和党中央都迁都到南京了。汪主席到南京后，将总司令也从倭国回国，再次担任北伐军总司令。

不过，很快汪主席就觉得自己又失策了，觉得不该相信将总司令。于是他又转到广东去了。北伐时留守广东的是四军李济深部一部，七军也留了一部分在广西。但汪主席此去广东，并不是找他们去的，而是找张发奎去的。张发奎在南昌时，就支持倒蒋，所以南昌起义的时候张主席其实并不是反对，而是在周恩来去南昌之后，中央开会讨论，觉得还可以再争取一下张发奎，让他一起反蒋革命，所以张主席要求暂缓起义。张发奎虽然并没有参加南昌起义，但是南昌起义的革命任务他后来还是干了的。他认为，要革命，还是要先回到广东，建立根据地，然后重新北伐。所以，南昌起义后，他就请命率部南下追击。共军在潮汕一带失败，贺龙叶挺离队，朱德陈毅率余部转战赣南，而张发奎则一直进到广州，并用调虎离山之计让李济深离开广州到了南京，然后组织军队准备西征扫荡桂军留守部分，统一两广，然后再出师北伐。惜乎他跟共军一样，有心回天，屠龙无术。他刚离开广州西征，共军就在广州又搞了暴动，他后方不稳，前线战事不利，最后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了。

汪主席从南京转到武汉，再从武汉转到南京，又从南京南下广州，搞来搞去，革命也没搞成，最后的结果不过是证明了毛主席的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汪主席其实是比较能干的党务官僚，而且革命比较积极，早年还有过刺杀满清摄政王的壮举，资历又老，但是他跟先总理一样，搞来搞去也没明白这个道理，中国的事情，关键的时候还是得枪杆子说了算。

北伐开始前，毛主席曾在KMT中央干过很长一段时间，代理中宣部长的时候，还是汪主席的手下，所以他对先总理去世后KMT的这段党争因该是非常了解的。后来他从办报纸的文人改行搞农运，积极支持北伐，换来的结果却是有枪杆子的KMT专了没枪杆子的KMT的政，这些他当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大概正是亲身经历了这一段KMT的内斗史，他才会在八七会议上说了那句万古不变的至理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

KMT的革命也算是搞得轰轰烈烈的，但是以革命始，以内斗而且是枪杆子指挥党终，从这个意义上说，KMT其实是一个政治上很幼稚的党，还不具备现代政党的政治能力。后来蒋委员长一统山河，神器独占，但是终究还是没有摆平KMT党内的派系斗争，在与CCP的斗争中最终也以失败告终，他和KMT都跑到了小岛上。

反观CCP，情况则大不一样，就要成熟得多。CCP从发动武装起义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开始，除了几次失败的枪杆子的反抗外，其余时间都完全是党指挥枪的。红四军七大的时候，毛主席与朱的争论，关键其实也就在这里，虽然毛主席也经历了暂时的失意，但终究还是证明了枪杆子指挥党的路线的错误，重又回到了党指挥枪的路上来。长征中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主席要改组中央，这是CCP历史上最危险的一次，这次若是张主席成功，则相当于迁都之争中蒋委员长最后取胜，CCP的历史便要改写了。所幸CCP到底政治上要成熟得多，加上有毛主席这样不世出的人物，终于避免了这个错误。

从这一点上看，KMT的失败和CCP的成功也就不是偶然了。

北伐前，李宗仁完成对广西的统一，在广州的国民政府也初步完成了对广东的统一。这时候的形势是，在西南除了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新桂系之外，云南还在唐继尧手里，贵州也还在袁祖铭手里，北方是直系吴大帅和奉系张大帅，东南是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湖南也还是赵恒惕，西北是冯玉祥。国民政府虽然喊了很长时间的北伐，但是始终没能打过湖南。

李宗仁完成对广西的统一之后，宣布服从国民政府，准备先完成两广的军政统一，然后再出师北伐。但是他和国民政府讨论了很久，最后的结果居然是桂军自治，理由是广西穷广东富，不能拿广东的钱去养广西的军队，中央财政怕吃亏。所以桂军这时虽然用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的番号，但是两广并没有真正统一。李宗仁去广东游说国民政府北伐，也是废了好大力气也没有结果，因为蒋委员长和汪主席等人这时候都忙着内斗，没工夫去想遥远的全国的事情。

在湖南，赵恒惕虽然是名义上的领袖，但是因为赵大帅是北洋政府委任的，所以他手下的唐生智师长正四处联络，准备驱赵独立。而且，吴大帅一直想插手湖南，苦于找不到门路，所以他一边支持唐师长驱赵，一方面又表示支持赵大帅。唐师长这时面临的形势是，他的势力主要在湘南一带，而赵大帅在湖南北部一带，唐师长虽然只是区区师长，但他的部队在湘军四个师里仍然是强的，打起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问题在，如果他驱赵，吴佩孚必然南下援赵，而他又远不是吴大帅的对手。如果他战败了，他就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向南退入广东，二是向湘西南退入广西。但他的湘军前辈谭延闿和程潜这时都在广东，是被他赶过去的，所以他势必不能往广东去。那么他的出路就剩下往广西去了。

在唐师长发动驱赵之前，为了有点底气，就派人向李宗仁求援，希望桂军能派一两个旅支持他，李宗仁就派了一个旅入湘援唐去了。唐师长发动驱赵后，赵大帅明知不是对手，立刻通电下野到上海去了，吴大帅这时正收拾完冯玉祥的西北军（冯玉祥此时不在军中，到苏联访问去了），就疾驱南下，到长沙衡阳一带打唐师长来了。唐师长本就心虚气短，一对仗马上败下阵来了，幸好桂军援军这时已经赶上来了，冲了直军一下，才算稳住了阵线。

李宗仁认为，这个时候正是两广联合北伐的好时机，所以他第一次到广州跟国民政府衮衮诸公谈北伐的事情去了，而这时候的国民政府还没想过北伐的事情。但是他跟蒋委员长、谭延闿、张静江等人谈了几次，都没什么结果，最后只说是先让桂军和唐军打一打看。然后就是争取到了这时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的支持，李济深在李宗仁统一广西时就曾奉先总理之命配合过桂军，所以两军有点交情。四军驻扎得比较分散，主力一时间集中不起来，驻在广州边上的只有叶挺的独立团，所以独立团就率先出发了，而这时蒋委员长还没有誓师北伐。

这时国民政府打的算盘当然是，如果前线打得好，当然就北伐，打得不好那就另当别论了。

李宗仁的桂军这时总共只有四万人左右，还得分一部分防备唐继尧突然偷袭，剩下的部分才跟着李宗仁北伐去了。所幸四军、七军和八军也就是唐师长的部队改变的国民革命军打得还不错，上去就稳住了战线，并且北进到了长沙。这时国民政府才觉得机会来了，蒋委员长也在广州誓师北伐了。所以按李宗仁的说法，北伐其实是他促成的，而且是他们在前线已经打得炮火连天血肉横飞了，广州的国民政府才决心北伐的。

李宗仁的回忆录挺有意思，讲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比如说他对中国现代史上的黄埔系军人很不看好，认为黄埔军人虽然革命精神可嘉，但业务也就是军事水平很一般。李本身是广西陆军小学毕业生，而黄埔军校前三期都是六个月就毕业的学制，基本上相当于现在的职业培训，而且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去政治去了，真正学军事的时间很少。所以李宗仁认为黄埔军人的军事水平不行，反而受到蒋委员长的偏爱。李说，时为国民革命军代理总参谋长的白崇禧告诉他，北伐开始后，虽然国民革命军除了四军已经先期出发了之外，剩下的六军的待遇并不一样，甚至连本来应该每个士兵发一双草鞋的待遇都不能做到公平，蒋委员长视为嫡系的第一军的待遇就要好很多，而别的军就常常不能领到。军官犯错也是一样，黄埔军人克扣军饷，委员长只是找去单独谈话，训斥一顿就算了，最后还是会另外拨款填补亏空的。

再比如当时广东国民政府之所以会比别的地方财政上更宽裕，固然有财政部长宋子文竭泽而渔的功劳，但是主要的来源却是两项，就是鸦片税和赌税。而且官府的财政比较离谱，收税居然是承包给私人的。官府对一个地方的税收做一个大致的估计，然后在商人中进行招标，中标的先把税交给官府，然后再由商人去搜刮人民。不过，正是对广东的搜刮和赌博鸦片这两个中国近代的大脓包的税收才支持了北伐战争的财政，国民政府以此为基础统一全国，也算是得国不正了。

不过，听说台湾编有李宗仁回忆录批判，这个书以前还没看见过，如果有哪个朋友有电子版，还望不吝赐读。

今天刚巧是中秋节，十年前的中秋节应该比现在的阳历要早几天，等我离开家的时候已经过了。黄土高原上的天总是凉得比较早的，中秋的时候已经有些冷了，而且有霜，晚上必须得穿外套了。那之前，我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进城了，第一次出远门，所以也不知道天气到底怎么样，该穿什么衣服，就在里面穿了背心，穿了衬衫，外面还套着外套。结果走到西安就把外套脱了，到了长沙又脱掉了衬衫，最后是穿着背心扛着行李到学校的，还把毛巾拿出来搭在肩上，完全是民工装束。

我和几个同学约好了一起走，在镇上会合，然后等他们村的一个车，说是那个车上的人比较熟，到了西安可以把我们带到火车站，帮我们买好票。所以我们就一直等。那天差不多吃了早饭，我和我爸就骑车到了镇上，然后在五叔家等到下午再到公路交叉口上去等他们。差不多五六点的时候我们就汇合了，但是他们说的车一直不来，我们只好一直等着。我和我爸，建文，龙龙，一起等。天越来越黑，也越来越冷，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车什么时候来，只好一直傻等着。大概快十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天已经太晚了，我爸再等下去就不好回家了，就让他先回去了。建文和龙龙一直陪着我等。

一直等到十二点，车才来了，同学跟他们村的人稍微寒暄了几句，我们就开始手忙脚乱地往车上搬行李。放好行李，找到座位坐下，然后在窗口和龙龙、建文告别。因为龙龙家就在路口附近，所以从那之后，每次回家下车后都是先去他家，有时是吃完饭才回家。每次走的时候也都是从他家出发，他送我。

那天晚上我基本上没怎么睡觉，第一次出远门，远处闪烁的灯光，一会上一会下的山路，一切都觉得很新鲜，也很兴奋。那时彬县的路还没修好，还是烂泥，所以到了那里就停下了。我们下车上了厕所，又上车坐着等，等了三四个小时，车才又开起来了。天亮的时候到了西安，同学村里的人带着我们去车站买好了车票就走了，我们的车是下午四五点的，但是那时候才九点多，西安我们也不熟，所以大家都不敢出去逛，带的行李也多，就只能在车站候车室等着。中间我出去了一下，想去找双平，但是我出了门，也不知道怎么坐车，走了几个路口，但是西安是方方正正的，所以每个路口看起来似乎都差不多，加上心里紧张，又辨不清方向，只好又回候车室等着。下午坐车火车，大概过了二十多个小时，就到了长沙。

这以后，就在湖南读书四年，毕业后到杭州两年半，然后又来了上海。所以2005年开第一个博的时候，当时起的名字就叫江湖飘零，熏烟字篓这个名字是后来才起的。

后来又想到上秦腔论坛上去看看，在旦角论坛里转了一会，下载了一些，多是以前没怎么听过的，其实都是现在上了点年纪的老同志了，王玉琴、申水琴、卫水珍什么的。以前听旦角比较技术流，就听技术好的，行腔比较婉转的，所以大多都是听的闺门旦，很少听青衣旦，尤其是偏中老年的这种。今天听了一会，大有意思。这几个基本上都是满口腔的长发，所以听起来很激越，感情上也比较饱满，尤其是三娘教子。

三娘教子这个戏，刚才百度了一下，发现蒲剧、京剧、京剧、豫剧、河北梆子里都有，甚至连越剧、闽剧里都有。我虽然没考证过，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别的剧种应该是从秦腔拷贝过去的。我以前就在河南台看过一个豫剧版的，也很是感人。刚才又听了一会京剧，虽然看起来也像那么回事，但是味道就差得太远了，没一点感情投入。听下来，还是秦腔唱得最好，最感人。

当然，这也不一定，对北京、上海这些地方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大概还是觉得京剧的技术含量又高，又文雅，秦腔就太粗野了些。但是，对我们这些从西北出来的人来说，应该还是很能体会这种感觉的。比如王春娥唱的，自己白天织布晚上纺线，一件衣服穿了多年，一件裙子还少了半边，辛辛苦苦供养孩子念书，每天忙得人家中饭都吃过了她的中饭还没来得及吃。又比如她说的，孩子小的时候，家里穷得没饭吃，孩子只好一直喝水，晚上就把炕尿湿了。三娘抱着孩子睡，左边尿湿了，就把孩子换到右边，右边又尿湿了，就再换到左边。孩子因为有三娘抱着暖，所以不觉得冷，而三娘冷得浑身打颤，孩子反倒在窗口看见月亮，高兴得直拍手。

熟悉这个故事的人大概都知道，因为孩子并不是她亲生的。孩子逃学回家来，进们就要求吃饭，完全是理直气壮的。他并不觉得是到时间了才吃饭，而是应该回家了就吃饭的，啥时候回家啥时候吃饭。至于什么时候回家，这就是他自己做主的事情了。他完全没想过三娘还要织布纺线，每天都是掐着时间给他做饭的。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是这样，不管啥时候，只要我放学进了门，就要吃饭，从来不想到没到时间。当然，我基本上没逃过学。但是有时候，家里人在地里忙，来不及给我做饭，我回家还没饭吃，也是正常的事情。

西北，尤其是农村，人们对孩子普遍有种近乎变态的溺爱，用我小时候我爸常说的话说就是，恨不得要月亮都摘下来给孩子。只要是孩子要的东西，哪怕是砸锅卖铁，都会尽可能地满足。在孩子读书这个问题上，尤其愿意投入。但是，这不意味着，西北人就不教孩子怎样做人，就只是一味的溺爱。当然也还是教的，忠孝仁义这一套当然是最重要的了。不过很惭愧，根据我的观察，西北人对父母的孝敬并不比全国其它地方好多少，大多数人都会继续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孩子，而对父母则比较刻薄。多数情况下，父母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跟儿女去计较什么，只要儿女过得好，他们也觉得无所谓。所以，西北人一方面显得比较朴实，另一方面也常常显得是自我中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维迎这样的同志从西北出来，并不奇怪。

当然，作为一个西北的农村娃，我肯定不是想说西北就比别的地方更糟糕。经济学家也并不是都出在陕西嘛，全国各地都为出产经济学家做了贡献的，只不过混到张维迎这样的不多而已。但是，张维迎同志一边说着上大学高收费是为了让更多人上大学的时候，一边还能想起他妈来做怀念状，就让我觉得不太能理解。要是他还能记得一点点他妈的恩情，应该不至于为大学高收费辩护。话反过来说，张维迎走到今天这地步，至少可以说，他妈对他的教育有一多半是不太成功的。

今天小宝突然因事来了上海，也叫了反动分子老宋，中午一起吃了饭，聊了一会。感觉小宝这两年学问精进不少，不过他只一会就走了，没来得及细谈。小宝走后，老宋来聊了一下午，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党国满怀信心，非常乐观。被经济学毒害过的人大概如斯，好在他还算是爱国，才跟一般的经济学家有了点区别。不过我们说了半天，讲来讲去，国资最好的前途居然是保持现状，由党国继续控制，真是让人伤心。他还讲，土地逐步流转是大势所趋，不能挽回，作为农民工，我强烈反对这个观点，但惭愧的是我想了半天没找出来一个有力的反驳理由。我们唯一的共同愿望最后只能是，希望买办思维不要对决策影响太多，不要把什么东西都卖给外资。

9日是毛主席的忌日，本该说点什么，但是仍然没能上网，只好算了，这一阵子坚持学习毛主席年谱，算是种纪念吧。那天一直想一个问题，华主席如今也已经驾鹤西归了，九泉之下与毛主席相遇，他当怎样面对呢？悔不当初，还是痛哭流涕的忏悔？还有江青、春桥、邓修，他们都当怎样看他呢？

还是继续学习毛主席年谱。按照高华在《红太阳》里面讲的，毛主席对苏联的态度其实与博古之流并无太大区别，只不过毛主席更善于把这些转用于党内外的斗争中罢了。其实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本不应该有这种惊人的发现。毛主席一直讲，事物的发展决定于内因，虽然说得到国际援助很重要，但是毛主席始终坚持，中国的事情还是要靠自己办，不能等着让别人帮忙。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主席的态度也是这样的。他坚决反对王明同志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讲法，也反对项英同志讲的服从国民党领导的讲法，坚持民族统一战线要有，但是要以我为主。

作为一个大国的领袖来说，毛主席的这种意识应该说是必须的。建国后，彭德怀曾提出，既然苏联已经有原子弹了，中国就不要再搞原子弹了。但是毛主席不同意，坚持要搞原子弹。还有整个工业基础，也是一样的。虽然当时也可以买一些，但是毛主席始终坚持，中国必须自己搞，不能光靠从外国买。所以才坚持勒紧裤腰带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至今仍然受惠。可惜的是，毛主席攒下的家底后来被败了很多，比如运十之类的事情。邓修完全不懂一个大国的领袖应该为自己的国家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重要性，所以动不动就我们买米国的算了。今天和老宋说起来，老宋也深恨90年代的时候经济学家们胡扯蛋，以为什么东西都可以买来，而且可以自己挑挑拣拣，以至葬送了整个工业基础，尤其是东北这样好的重工业基地，就这么衰落了。如今才想起来，但是已经比人家又落后了很多年了。

二、四方面军过草地出甘南的同时，一方面军也组成了西方野战军，准备打宁夏战役，夺取宁夏，作为立足之地。当时的态势是，二、四方面军在最南边一线，往北是国军胡宗南、王均集团，再往北是西方野战军，最北边是东北军何柱国部和毛炳文等部。所以，当时中央和军委的想法是，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以一方面军主攻，二、四方面军配合，歼灭胡宗南部一个师左右，打开北上通道。这样，红军就可以有两个选择，或者合兵北上，或者按照张主席所说的，一方面军独立取宁夏，四方面军独立取青海和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二方面军居中应援。根据这个想法，彭德怀主持制订了一个海打战役计划，即准备歼灭胡宗南一个师左右，以实现中央的战略意图。

但是这时张主席在是否北上与中央汇合问题上再次动摇，所以无意配合这一战役计划。在四方面军中的朱德坚决支持中央的计划，但是张主席不同意，朱德最后只好独自向中央发电，如果四方面军不按中央计划北进，那么造成的后果他不能负责。如果说张主席准备全力配合，那么当然应该命令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迅速北进，准备配合一方面军作战。但是，张主席不仅没有下令继续北进，反而突然下令四方面军主力后撤，准备继续与中央讨价还价。等到张主席与中央电报往来了几天之后，战机已失，而这一计划也就流产了。

在中央的坚持斗争之下，张主席仍然在最后同意北上了，穿过了胡王所部的防线，与一方面军接近了，但两军并没有汇合，而是继续呈犄角之势。这时，张主席再次与中央讨价还价。当然，此时三个方面军即使汇合也不能缩回陕北，必须北进宁夏或西进河西或南下出豫陕鄂，而且，此时一方面军十五军团已经进至陕南，主力也在三原一线准备策应二、四方面军继续北进。但中央此时的主要打算仍然是准备夺取宁夏，因此力主三个方面军会合，朱张所率红军总司令部到陕北，前线则或交彭德怀指挥攻取宁夏，或一方面军进取宁夏，四方面军西进河西走廊攻取青海。张主席仍不同意这个方案，打算二、四方面军一起西进，置中央于不顾。于是下令四方面军准备独立西进。毛主席对此极失望，所以在发给彭德怀的电报里说，让他们去吧。

但中央见四方面军西进已成定局，不能挽回，只好转而支持。毛主席得知四方面军自己能够造船，但是缺少铁钉后，马上命令在陕北留守的部队调发当地铁匠，准备南下与四方面军汇合，专门去给他们打造铁钉。而四方面军却出师不利，渡河没能成功，刚过了两个军，就被国军关龄征部阻击，未能全师行动，被分割为两部分。朱张所率总司令部及两个军北进，剩下的2.2万人则由徐帅与陈昌浩率领独自西征。实际上，此时中央仍未放弃让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汇合的意图，所以主张徐陈率所部或迂回渡河与一方面军汇合，或暂避敌锋等待一方面军主力接应再渡河。但徐陈在张主席的支持下，仍决定独立西征。毛主席得知后，仍未放弃最后一线努力，问他们是否有把握，如果没有把握，最好还是按中央所希望的去做。而徐陈奉张主席令，坚持西进，认为完全有把握独立西进，夺取河西甘州、肃州，接通苏联，取得援助。毛主席无可奈何，只好同意让他们去。

按照徐帅在回忆录里的说法，西路军孤军远征，本来就已很不利，加上军委指示飘忽不定，所以他们无所适从，以至最后全军覆没。所以后来的同志们一直说是军委四方面军西征的，也就有了后来的毛主席借刀杀人的说法。但是，这些同志们没有搞清楚，徐帅所谓的军委前后是有变化的。

中央下设军委负责军事工作，军委又设总司令部。但实际上，总司令部在与军委失去联系后，就总是在以军委的名义发布命令的。草地分裂后，中央和军委北上，而总司令部则留给了四方面军张主席，所以张主席在命令二方面军北上时，用的就是军委的名义。四方面军北上到甘南后，中央对军委进行改组，以毛主席为军委主席，张主席和周恩来副之，红军总司令部仍以朱德任总司令，张主席为总政委。西路军西进后，朱张始率总司令部到陕北与军委汇合，中央再次改组红军指挥系统，在军委与总司令部之外，另设前线总指挥，以彭德怀任前线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直到这个时期，中央军委才与总司令部的命令渐趋一致。

西路军西进之初，行动较顺利，所以军委干预不多，但毛主席曾多次提出，西路军应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消灭敌一部，然后迅速西进，取得苏援，或者折向东进，向一方面军主力靠近，协同作战。而且毛主席一直明确说，徐陈应有决心，或北进活东返，都应速下决心，而不能徘徊于河西一带，求战不得，求进不能。但是徐陈始终没有下定决心。按照徐帅的说法，就是陈昌浩精神负担太重，所以总是拿不定主意，只是机械执行军委给他们的命令，所以西路军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方向。但是他们不熟悉毛主席的指挥方式，毛主席一般是不会给死命令的，而是提出几个方案，由前线指挥员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一个执行之。徐帅在这里把责任推到陈昌浩头上是不对的，既然陈昌浩拿不定主意，他作为军事主官，就应拿出明确的意见来，而不是只是催促陈昌浩早日拿定主意。

西路军西进遇挫后，中央曾多次计划西援，并曾打算让一方面军主力西进，策应西路军东返。但是不久西安事变发生，中央担心一旦发生战争，红军必须策应张杨部，因此暂时取消西援的命令。此后，徐陈又向中央提出，让原四方面军北上与一方面军汇合了的部队西进，支援他们。中央也同意了，并任刘伯承为援西军司令员，张浩任政委，进至陕甘交界处，随时准备待命出发。但是，因为西安事变在善后时前途不明朗，究竟会不会发生战争，中央始终不能判断。而且，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军在西北的部队编为两个集团，准备夹攻西安，为此毛主席还曾电示周恩来博古，让他们转告杨虎城，迅速将东北军、西北军的战略物资移向陕北，准备以陕北为后方作战，并让出几个县城给东北军与西北军。其中，西集团为胡宗南、王均、毛炳文等部，由顾祝同统一指挥。西集团夹在西路军与一方面军主力之间，隔开了两军。在西安事变的善后谈判中，要求顾祝同和蒋介石下令二马停止向西路军进攻，始终是谈判的重要问题。嗣后关于红军改编的问题中，在西路军未被大部消灭之前，毛主席也坚持要周向蒋方要求，将徐陈部独立编为一个师，并划定相应防区。而且，还曾要求东北军向西路军空投粮弹和饷款，甚至曾在与顾祝同的谈判中提出，如果顾祝同和蒋介石无法制止二马向西路军进攻，则应向西路军空投粮弹饷款，并让出一条路，让西路军迅速东返。

但是，因为作为前线指挥员的徐陈始终未能下定决心东返或西进，坐失战机，最终兵败河西。最后才决定将余部分三千余人分为几路，分别游击，徐陈返回延安。这时毛主席发给徐陈的电文中曾说到，他们对自己以前的错误到底有怎样的认识。由于徐陈是张主席最主要的支持者，所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毛主席这是要求他们做一个政治检讨。其实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的意思应该是，希望他们能够检讨西征以来举棋不定的错误，拿定主意，或西进或东返，都应该迅速作出决定，全力执行，不能再这么徘徊下去了。

整体而言，毛主席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反对西进的，但是四方面军对他来说，并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所以不好过多的指手画脚，只能由着张主席支配。张主席怂恿徐陈西征，徐陈起初信心满满，以为凭四方面军的能征善战，打掉二马接通苏联取得援助不成问题，哪知道最后却遭遇失败。一直到打了败仗，他们才知道自己出了问题，这时又一下子变得很灰心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切指望中央，无论西进还是东返，都要求中央给他们以有力支持。换句话说，他们自己不听长辈的话，惹出了祸，结果却要长辈出来收拾烂摊子，长辈虽然竭尽全力，但因为自顾不暇，最终未能援助他们，最后反倒成了他们的责任，而作为惹事的孩子，却一点责任都没有了，真真是岂有此理。

所以，如果要追究责任，那么首先应该是张主席负责，其次就应该是徐陈负责，而中央和毛主席并无太多责任。

文革结束后，出于贬毛的需要，很多原来其实挺清楚的事情都被弄得不清楚了。形形色色的当事人、学者、专家、历史学家们拿出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里找出来的据说是史料的东西，就能大胆推断出一个结论来，说毛主席用心如何险恶，为了权力争斗如何不择手段，人品道德又如何低劣卑下之类。比如说张主席的回忆录出版之后，就掀起一个高潮，原本早有定论而且有中央文件的草地分裂案也因此被推翻了，从原来的片面相信中央文件结论，一下子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转到相信张主席回忆录里说的是毛主席和中央蓄意分裂党分裂中央去了。

张主席的回忆录里确实对这个事情说得比较清楚，说是分裂跟他毫无关系，全都是毛主席蓄意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徐帅的回忆录里对这个事情压根没提，只是说中央不告而别就走了，别的事情他也没怎么提，实际上等于跟张主席是一个观点。而在官方的历史叙述里，是说张主席电告陈昌浩，要求挟持中央南下彻底开展斗争，所以中央才被迫离开四方面军继续北上的，而且把五军和原来的九军会师后的三十二军就给撇下走了。

毛主席年谱是中央党史文献资料室编写的，应该说是比较权威的官方的说法。从这个里面对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的一些事情看，其实线索讲得是非常清楚的。

关于南下和北上到底哪个更正确，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作为当事人的回忆来说，当然都会给自己辩护，这在情理之中，也无可厚非，关键的是当时中央和四方面军的一些具体的做法。

先从组织关系上来看。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即取消一方面君和四方面军番号，两军合编，并对中央和军委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组织关系是，军委对中央负责，红军总司令部负责具体实施中央和军委的决定，然后又另设了前敌指挥部，负责具体的指挥工作。这个时候，红军总司令是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前敌政委陈昌浩。从组织关系的角度而言，斗争只是在中央和张主席之间进行的，因为中央已经不能直接指挥红军的行动了，有了总司令部和前敌总指挥部这两个层级，中央对军队的指挥权就被隔离开来了。

在发生争执后，中央实际上已经预感到了两个方面军存在分裂的可能。因此，中央在随右路军北上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越过军委和总司令部，决定恢复一方面军番号了，并且指定由周恩来担任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虽然这个时候周正在生病，并没有实际到职，也没有具体组建一方面军司令部，但是这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就是中央已经在为分裂后自己的行动做准备工作了。不过，从这时的安排看，中央期望的是能够争取原来的一方面军都跟自己走，而不是把五军和九军留下。

从当时的形势看，中央既然已经察觉张主席有挟持中央的意图，并且不打算就范，那么当然就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时候独自北上了。张主席在包座战役已经胜利，北上通道已经打开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要南下，这实际上是政治斗争，而不是军事战略方向的问题了。谁在这个时候取胜，那么未来党和红军的主导权就在谁手里。正因为中央和毛主席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决定，宁肯红军分裂，也不能被挟持着南下。因为这牵扯到党的组织原则的问题，究竟是党决定军队的方向，还是军队决定党的方向，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含糊了，那就不是CP了。

后来的事态发展越来越严重，所以就出现了密电的事情。到底有无密电，从现有的资料看，虽然无法找到原件，但应该能肯定，确实是存在的。不过，从中央斗争的角度说，实际上密电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分裂在这个时候已经是必然的了，即使没有密电事件，中央也断然不会折返南下。那么唯一还能继续保证红军不分裂的办法就是张主席能够放弃南下的主张，迅速北上，找准自己在党和红军里的定位，接受党的领导，一起努力革命了。但是张主席坚持不肯放弃自己的主张，磨磨蹭蹭，拖拖拉拉，中央也无力直接指挥右路军，那么中央就只有一个出路了，离开右路军，单独北上。

年谱里写的比较详细，虽然中央已经决定北上了，并且拉出了一军团和三军团，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剩下的红军。中央在安全之后，立刻向右路军指挥部发出命令，要求右路军服从中央领导，迅即北上与中央汇合。这时候就又碰到了一个组织问题。前敌指挥部是对总司令部负责的，总司令部没有给他们北上的命令，他们当然不会北上。而且，既然中央和军委纵队是编在右路军一起行动的，那么就要接受前敌指挥部的领导，而不能单独行动，如果单独行动，那当然就是逃跑行为了。所以张主席在南下后开会，大讲特讲中央北上是逃跑主义，当时的干部战士也欣然接受，而没有引起多少反对。

从理论上讲，红军是党领导下的军队，当然要接受党的领导，但是党的领导也是要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的。如果没有通过组织程序，越级指挥，对于严格讲究上下服从关系的军队来说，当然有理由不服从。所以当右路军收到中央的命令后，作为本能的反应，不但没有想过是否服从的问题，反而想要追击，把中央的同志们给抓回来。

北上还是南下，对中央而言，这不是一个军事行动的战略问题，而是关系到党的组织原则的重大问题；对右路军总指挥徐帅和陈昌浩而言，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到底是服从总司令部的命令，按程序办事，还是直接服从中央的命令。这是一个危机关头的政治抉择。可想而知，在这种关键时刻，如果徐帅能够果断地命令部队直接服从中央的命令，随中央北上，他对党对革命的贡献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他的人生将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但是，这时候徐帅和陈昌浩显示出了他们的本质，就是党务官僚和军事官僚的本能，他们本能地服从总司令部的命令，而不肯服从中央的命令。徐帅的这种本色保持了一辈子，就是严格遵守纪律，服从命令，从来不自己越过组织程序做决定，不参与政治斗争，不搞政治投机。他的这种性格决定了他的一生没有彭那么辉煌，但也决定了他不会有彭那样的大起大落，而是相对比较平稳的。

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毛主席给中央决策，迅速北上，而是继续电报往来，徘徊不进，那么中央最后的选择只有一个，当张主席以总司令部的名义电令右路军迅速南下的时候，他们也只能跟着一起南下，然后把党、红军和革命的前途完全交给张主席。所以说，在这种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毛主席显示出的是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本能，果断决策。即使真相真入阴谋论所说，密电根本子虚乌有，完全是毛主席和叶吕端合演的一场双簧，这个结论也不能改变。

而作为张主席来说，在这种时候，居然会想到与中央分庭抗礼，以军队挟持党的行动，大局观就差了一大截。君不见乎，中央刚从上海迁到苏区，很快就发动了对毛主席的斗争，让毛主席投闲置散地过了两年多时间，毛主席非但没有怨言，反而仍然在努力工作，将对军事的关注转向土地工作，做大量的调查研究，纠正土地政策。这是怎样的大局观，这是怎样的胸襟！

从个人回忆录的角度说，朱可夫的回忆录写得不算是特别好，主要是因为评论和辩驳性的东西太多了，比如他晚年看到有些历史学家不引用原始文件，而惊讶于某某重大发现，他就看着很不顺眼。再比如别人，他的同事的回忆录里有些对他的工作的批评，他也要一一辨证，生怕别人误解了他。

作为一个军人来说，他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居功，喜欢说自己的预见如何高明，自己的判断如何正确。比方说，在苏德战争爆发前的1940年，苏军搞了一次红蓝对抗的演习，他扮演的是蓝方，进攻方，假想自己是德军，另一方是苏军防守，他赢了。然后他就紧接着议论说，后来德军进攻苏联时所采用的战术与他的想法基本接近。且不说这到底是不是事实，就他这种习惯来说，作为一个军人，就是很不好的。功高不居这话他大概没听过。这样的军人，总是热衷于玩政治，而下场一般都很悲惨，其实都不是特别值得同情。

当然，也有比较好的地方，比如说他在叙述苏德战争爆发前苏军的装备和编制情况时，在回顾和分析十月革命以来苏联的工业化成就对苏军的战斗力的提升的贡献，等等，引用了很多资料。这是很好的。对于像我这种受洗脑教育多年、长期以为斯大林搞肃反杀掉了红军80%以上的指挥员、以致后来在苏德战争初期面对德军的闪电战毫无还手之力的人来说，这些资料有助于让人了解工业化水平和军队建设水平之间的关系。

按照他引用的资料反应出来的情况，到1937年，也就是十月革命20年后，苏联的整个综合实力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了，军队的装备和编制情况并不比任何一个欧洲大国差，也不比德军更差。当然，按照他的说法，苏军在一开始之所以遭受惨败，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比如斯大林对这场必将爆发的战争的时间判断失误，比如苏军当时存在的对坦克军的重视不足，比如苏军对德军进攻重点的判断失误，等等。但是，由于苏联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苏军在这场战争中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

不过，最让我感慨的还是苏联的工业化速度之快和快速工业化对国家的军事能力的迅速提升。朱可夫当兵的时候是骑兵，参加红军后，也一直都是在骑兵部队。到了30年代后，苏联的工业化成就对国防建设的作用开始显现出来，大批飞机、火炮、坦克都被设计和生产出来，并装备到了部队里。不过，当时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苏军的设计能力很强，所以，一种刚设计出来的武器还处在测试阶段的时候，更新的武器已经设计出来了，所以大规模生产的很少，部队的装备更新就因此而减慢下来了，空军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到战争爆发的时候，苏军最先进的飞机所占比例还不到一半，多数都是老式的飞机，性能和作战能力都低于更新过的德军。

由此联想我天朝，毛主席的时代奋发图强，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搞工业化，可惜我朝底子太薄基础太差，搞起来速度远不如老毛子快，一直到毛主席去世，工业化对军队的技术装备提升的作用也没有显现出来，不少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家底也被修修们败家败完了。搞到现在，天朝的空军和海军也还是一塌糊涂，前一阵抗震救灾的时候能拿得出来的居然只有120架直升机，这还是连黑龙江的森林防火的直升机都拉出来了，想起来就让人伤心。修修们居然愚蠢到以为啥都可以从帝国主义国家买，所以咱不用搞大飞机，不用搞大型船舶制造工业，让天朝军队建设落后人家差不多30年，真是误国误民。说起来，还是洋务派思维害死人。

作为一个后进的左派，说实话，我对魏老其实算不上有特别的感情。除了《谁是最可爱的人》之外，几乎不知道他做过什么，而《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样的作品之于我，印象里一直都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宣传，从来没有把他当过文学作品。一直到后来听了一些朋友的介绍，才断断续续知道一些关于《中流》的消息，也知道了一些简单的关于魏老的事情，才知道他在人生的晚年竟会这样勇敢，竟会不像绝大多数老同志那样保家全身，而是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

前一阵子，一个俄国的老匹夫去世，国内悼念的声音四起，到处都能看到自由派的徒子徒孙们在故作深刻状地怀念着他，从对那个小群岛的歌颂一直到重燃起对牛棚生活的种种所谓回忆。文字上兴许多少有些差别，意思都是一样的。我曾想过写几句话来刺一刺，终究没有提起兴致来。大概是我也早已经老了的缘故，已经没有战斗的精神了——倒不是没有战士的勇气，只是已经对那样的陈词滥调无动于衷了。房间里只有两三只苍蝇的时候兴许还有追打的兴致，当有千万只苍蝇都已经在房间里的时候，就不会再去想着追打了。要么换一个房间，要么用什么药物做一个简单的处理。

魏老没有留下关于牛棚的回忆，没有留下对文革的血泪控诉，没有留下对中国的诅咒，没有留下对自己参加革命的忏悔，只留下了对保家卫国的志愿军的讴歌、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赞美和晚年螳臂挡车式的不合时宜的“我反对”。一个这样的人，大概是没有哪家先锋的、有思想的媒体愿意为他做一个悼念专版的吧。不过这对他来说，也许并不重要。那些眼巴巴地盼望着解放军的媒体们，如果真的悼念他了，反倒是对他的侮辱。

就我来说，魏老的意义更多的是一种象征。他们是经历过战火风飞的革命年代的，又在毛主席的年代里经历过阶级斗争的残酷，无论是有枪的战斗还是无声的战斗，都算得上经验丰富。他们现在还能发挥的作用也许不多，但是他们活着，就让后来者们觉得踏实。而今，他们也已经走了。这几年来，在毛主席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毛主席的战士们日渐凋零，而在后毛主席时代里成长起来的毛主席的战士们至今还只是散兵游勇，前一代的枪后一代还扛不起来，而他们就这么匆匆忙忙地走了，大概是很遗憾的吧。

在这样的时刻，不知道说什么好，还是那句老话吧：逝者安息，生者努力。

从目前这形势看，天朝的金牌总数稳居第一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即使除了男子乒乓球单打之外，别的金牌一个都拿不到，也还是可以稳居第一的。离天朝最近的米帝目前与天朝还相差16块，奥运会就剩下两天了，超过天朝的可能性是不大了。我以为这应该是奥运会历史上一个国家得金牌数量最多的记录了，没想到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经过这两天群里的同志们的奥运会历史知识普及，才知道这根本就不算什么，莫斯科奥运会的时候米帝没参加，老毛子一家得了80块金牌，洛杉矶奥运会上米国复仇，压倒苏联，得到84块。看来主场优势真不是吹出来的。

不过，正如上届奥运会时就已经有同志指出的，奥运大国和金牌大国不等于体育大国体育强国。班博说，肯尼迪曾经说过，奥运会上的金牌数和被送上太空的人数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实力。这话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应该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天朝这一次得到的金牌数最多，天朝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奥运大国金牌强国，而不能算是体育大国体育强国。这个结论想必没有多少人会反对，一个最基本的数据就可以看出来了，天朝的人君体育设施占有量和米帝之类比一比就知道了。更何况，米帝的体制是商业化的，奥运会的成绩基本上能反应本国群众体育运动的水平，而天朝则绝对不能。比如说德国，这次奥运会得到的金牌并不多，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说德国不是体育强国吧。

这一阵一直在群里讲奥运，大家的意见基本上一致，天朝与其把这么多银子投在奥运会项目上，不如多投一点钱到公用的体育设施建设和维护上。毛主席的时代反对竞技体育，主要是普及体育运动，所以那时候运动会的口号都是增强人民体质。毛主席恩泽溥洽，遍及神州。毛主席的时代，基本上全国各地，哪怕是再穷再偏僻的小山沟里，多少也会有一点免费的公用体育设施，也有不少群众性的运动会。那时候的体育才真叫人民体育，那时候的运动会才真叫人民的节日。如今奥运会的口号是全人类的节日，但是真正能感受到奥运会还是得用白花花的银子，跟95%以上的人民群众毫无关系。

这些年搞市场经济，体育也搞商业化，所以一些商业价值比较高的项目就情况比较好，运动员收入高，设施也好，而那些商业价值不高的项目，则普及程度很低，运动员收入水平也低。最简单的如中国足球，女足国家队的成绩其实比男足好得多得多了，但是因为没有商业化，所以运动员的收入很低，而烂得一塌糊涂的中国男足国家队国奥队的同志们却个个都已经至少过上小康生活了。看看那些拿了金牌说可以给父母买大房子的同志、终于可以还清房贷的同志们，他们过的日子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样一比较，男足的同志们不招人待见就可以理解了。

我印象里，我小时候村里就有一个篮球场，不过那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大家都成了经济理性人，忙着想方设法挣钱去了，所以基本上没什么用，慢慢也就废弃了。一直到90年代中期的时候，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孩子们逐渐长大，才又开始缓慢的自发扩展，开始有了一点比如水泥的乒乓球台之类的设施。城市里更不消说，虽然因为体育商业化，一些体育场馆建设得越来越漂亮了，但是普通群众要参与却越来越难了，只能掏钱去看人家玩。比如原来一般每个城市里的广场上都会有灯光球场，免费供群众使用，现在基本上也都圈起来了，变成了收费的场地。

改革改了这么多年，也该到了朝廷再次大力投入银子建设一点免费的公用体育设施的时候了。就算朝廷和官府觉得这个买卖不划算，也可以强制规定每个开放商在建设小区的时候必须辟出一块地建设一个免费的公用体育场地嘛。虽说近年来据说房地产也成了微利行业，但是再怎么微利，这点投入的钱也还是九牛一毛。最简单的就是像过去那样，在每个工厂、每个居民小区、每个机关单位大院里都至少搞一个篮球场，搞几个水泥的乒乓球台，应该是不难做到的。

总之，还是希望天朝不仅是奥运大国金牌强国，也能做上体育大国体育强国吧。

文革十一年元月，周总理恩来薨，国锋继任之。九月，主席崩，叶剑英、汪东兴等力持国锋，遂继主席位，改元曰凡是。十月，国锋与剑英、东兴等定计，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诏曝其罪，称“四人帮反党集团”。国锋遂兼党主席、国务院总理、军委主席，大权集于一身。改国歌“跟着华主席”云云，世人目为先主席转世，威权大行。

凡是一年，颁先主席遗诏，其略曰：“你办事，我放心”，“按既定方针办”。邓公起复，诸元老纷纷附之，国锋内不自安，彷徨不知计之所出。

二年，凡是派及元老派战于“真理大讨论”，国锋、东兴等败绩。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再战，国锋等再败。自此国锋虽拥重号，然权威下移，不复振矣。

改革二年，国锋力辞国务院总理，军委主席，为自保之计。

改革四年，十二届全会开，国锋见大势已去，乃辞党主席，以中央委员归第，居京师。后连任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届中央委员，有名无实，不视事，等死而已。

和谐六年秋八月，殂于京师。谥曰：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曾担任重要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人谓，邓公若在，当无“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之谥。斯为其幸。

国锋外饰忠厚，内怀奸诈。先主席崩后仅二十四日，尽捕主席党人，几无遗类。本欲起邓公以制诸元老，终至大权尽为所夺，仅以身免而已。晚岁隐居不出，唯每逢先主席毛诞辰，则率家人恭诣纪念堂，列队，自唱“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鞠躬”，必三躬而后退。

还是看奥运会吧。

从目前看，天朝的金牌数拿第一的可能性已经不是特别大了，天朝的强项除了乒乓球和羽毛球外，基本上已经可以算是结束了，剩下就该米帝发挥了。不过男篮、女排的比赛虽然得奖牌的概率不是很高，但还是值得继续看的，怎么着也比看男足在那里丢人强百倍不止。

今晚看了女排对米国队的比赛。以前就知道女排里面赵蕊蕊漂亮，这几天看下来，应该说第一号美女是薛明。女排输给了古巴和米国，比较遗憾，但是看得并不觉得遗憾，古巴的卡尔德隆和米国的格拉斯都是美女型球员，长得好，身材好，打球也好，看她们赢球也是很幸福的。

据说是郎平如今已经取得米国国籍了，是正儿八经的米国人了。所以网上颇有些爱国的同志们骂她，说她是民族的败类，领着米国队赢中国队，云云。然后自由派的同志们就赶紧跳出来继续秀智商，说爱国的同志们还在做什么春秋梦，人家早都是入了别国的国籍了，人家的祖国如今是米国，不是天朝了，人家要爱国也是爱米国，云云。看起来吵得还挺热闹的，爱国的同志们不明就里，还爱上去跟自由派的同志辩论，殊不知，他们这么起劲非但于事无补，反而是在帮人家，骂的人越多，回帖率越高，说明人家越是著名评论家，稿费赚得越多。而爱国的同志们还是什么都捞不着，顶多也就是嘴上舒服一下罢了，其实是完全犯不着的。

爱国的同志们虽然勇气可嘉，但确实也是太狭隘了些。人家入个米国国籍有什么关系呢？米帝多奸诈啊，拿个绿卡多不容易，有同胞拿到了，咱作为娘家人，应该恭喜人家才是。我觉得，天朝人移民越多越好，最好是把一半人口移民到米国去。天朝人到米国就成米国人了？完全不见得。以前有人评论基督教在天朝传播的时候说得好，中国人都信了基督教，改变的不是中国，而是基督教。这话就说得很好，很有气度，也有风度。对待移民这个事情，也要作如是观。天朝移民不要说一半了，就是一亿人去米国吧，对天朝来说完全是不要紧的，对米国来说，形势就很不同了。

毛主席就说了，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你看这气度，这气势，这才叫大国的心态。老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多是天朝的优势，也应该与世界共享嘛，怎么能这么小气，向米帝学习呢，天天惦记着那点知识产权，到处拿着知识产权的绳子勒第三世界兄弟的脖子。咱不能这么干，要大方点。天朝这么多人，走几个算不了什么，天踏不下来。一个郎平去了米国，千万个郎平会成长起来的。啥时候全世界的女排教练都是天朝女同志了，那才叫解放全人类呢。

金牌这个事情就更加无所谓了。看看乒乓球，中国女队的同志们没地方去，连多米尼加都找上了，打乒乓球比赛，至少一半是中国人在打。这是好事。金牌不要紧，这一届得不到，下一届还有机会嘛，又死不了人，怕什么呢？最多不过就是主管的同志们不能升官发财了，这跟大多数天朝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人家升官了又不是给咱老百姓好处。那些出去的同志们虽然人出去了，有了别国的国籍，但是他们真能把黄皮肤变成白皮肤？就不是中国人了？不可能的事情。这就跟自己的儿子给别人出嗣承祧是一个道理，就算是给别人当了儿子了，他也改不了自己的血统，是谁生的就是谁的儿子，姓改了血脉改不了，有机会他还是会回来的。

这就要说到何智丽了。何智丽那时候嫁了一个倭寇，一时得意忘形，自己把自己也当成倭寇了，在比赛的时候喊哟西，全国人民都讨厌她。这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你觉得在天朝没什么前途，要去倭国发展，没什么问题，走了我们欢送，但是你不能跟二战那时候台湾籍、东北籍的倭寇一样，端着刺刀杀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但是，后来她也很不幸，离婚了，于是全国人民就看其笑话来，嘲笑她悔不当初。这就很不对了。女儿嫁出去了，成了人家的人，可能她得意的时候对娘家人不好，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