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们5年级还是4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季丹忽然想剪个男孩头，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理发馆里用的推子，问宿舍同学谁帮她剪，我自告奋勇地抢着上了。

    说起来全宿舍同学、甚至是全班女生里，我是最不应该抢那把推子的。季丹平时也老说我长了一双小猪手，有时候移尊屈驾到我的小窝里来玩，哪怕我刚刚才把我的小窝收拾得整整齐齐，她也是不屑地说：“一看就是被一双小猪手刚刚摸过的。”

    我当时也纳闷她怎么就放心地把推子交给我的,心里很美很兴奋。于是搬个凳子放在宿舍中间，她坐着我站着，给她围上毛巾就开始推。

    推着推着，我觉得后脑勺那儿总有一小撮头发突出来一点，于是就在那儿来回地多推。忽然我惊呼一声---后脑勺上被推出了一个鸽子蛋大小的洞，已经露头皮了！我把推子一扔，带着哭腔说：“我不剪了！”

    季丹低着头坐那呆了两秒钟，然后发出一声惨叫，跳起来，扯掉身上的毛巾，捂着脑袋满屋子乱跑找镜子，嘴里继续保持长短不一的惨叫。其他同学也手忙脚乱地帮她找镜子---要两块才能让她看见后面。趁着宿舍乱成一团的时候，我悄悄走出去，到楼道拐角那儿躲着了。

    大概过了10来分钟，宿舍的吵闹声消停下来。又过了一会儿，只听宿舍门一声巨响，季丹背着个包，一阵风似地下楼去了。

    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回宿舍，一进去就被同学们狠狠地数落了一番。

    到晚上快熄灯的时候，季丹回来了，头发变成男的那样的板寸，大概是在理发店修过了。接下来的日子，她就不理我。

    好多天以后，一个下午我从学校冰激淋室出来，看见季丹正蹲在对面马路边卖她的诗集。我就走过去蹲她旁边，她耷拉着她那板寸头，也不理我。

    一会儿过来一男生，弯腰翻着地上的诗集，胸前别着个校徽，是个外校的。

    翻了会儿，那男生突然问季丹：“你就是季丹吧？”

    我挺高兴，抢着说：“你怎么知道？”

    那男生微笑一下，说：“除了季丹，全北京高校哪个女生会剪一个这样的头发。”

    我听了更高兴了，评价多高啊！

    那男生走了以后，季丹抬起头来，给了我一个白眼。

    发一张旧照，帮助季丹同学找回当年的惨痛记忆。丹尼同志怎么也不相信照片上的我，还差几个月就要大学毕业了。

    其实那会儿季丹家给她的生活费最多，每月50还是60块，我们家每月才给我40。但60也好，40也好都不够，每个人都馋得跟饿鬼似的，尽管学校还给我们每个月发20多块钱的伙食费。食堂里3、4毛钱一份的菜缺盐少油，让人总惦记着1块钱一份的小炒、8毛钱一个的大肘膀。要是去实习餐厅搓一顿，两个人怎么也得要10块钱。

    我接过汇款单，高兴地说：“今天是我生日呀。”几天前我已经收到我妈给我寄的新衣服，还有我爸的信，说会再给我寄10块钱过生日。

    季丹嚷起来：“生日你还窝床上干什么！看，外面天儿多好---”外面春光大好，正是盛春，我的生日在3月。“走，去把钱取了，我带你去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日！”

    于是下床，穿上我妈给我寄来的大红风衣，去邮局取了那10块钱，跟着季丹出门了。

    在美术馆下车，我记得正好碰上有人推着个板车在卖书，我买了一本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那会儿应该还没有盗版书，那些书是什么来头忘了，但端的是巨便宜，大概是几毛钱或是1块几一本，因为那10块钱我们后来还派了好多用场呢。

    还买了两个大梨，也是堆在板车上卖的。两人啃着梨去美术馆看展览。

    看了两个。一个是毕加索的画展，后一个是一帮西方装置艺术家的作品展。都是些破纸箱、烂水管子、废轮胎、旧单车座子什么的拼在一起的一堆一堆的东西，空荡荡的展厅里只有我们俩严肃地巡旬检阅着。

    走到一个堆着些烂棉絮、放着个旧水龙头的破箱子前，我们俩瞪视良久，然后季丹说：“这告诉我们艺术无处不在。”

    我恍然大悟。于是我们满足地离开了。

    中午是在美术馆附近吃的饭，忘了吃了什么了。下午又干了什么有意义的事也忘了。总之，晚饭我们是在东四一家饺子馆吃的。

    我们在那人声鼎沸、地上油得站不稳的餐厅吃着饺子、凉菜、啤酒，讨论艺术。艺术越侃越深入，凉菜啤酒一轮接一轮地要。吃完大概晚上7点多，俩人酒足饭饱，脚步虚浮，红扑扑的脸上带着傻笑，相扶着走出餐厅。

    门口碰上要钱的乞丐，我心里高兴，摸出一个1分钱的钢嘣，对那乞丐说：“今天我没钱了，就给你1分钱吧！”我知道我兜里就剩一堆钢嘣儿，但懒得去数，想着总不会少这1分钱就回不去学校了吧！

    结果真是命运呀！被命运之手狠狠地戏弄了一把，我差点就此成了一个相信宿命的唯心主义者。走到公共汽车站，我掏出钱来一数，9分钱！离两张最低起步的票价还差1分钱！那时候最低票价是5分钱，可以坐4站。

    季丹气急，数落我：“让你充大方！”还学着我拈出一分钱，高举着让它自由落体到乞丐手心里的样子：“我就给你1---分钱！”

    我拔腿就跑回去想跟那乞丐讨回那1分钱，结果钱没拿到，让群丐奚落得落荒而逃。

    只好开走，那天晚上我们活生生地从东四走回师大。一路上我无数次想起那1分钱，我总觉得如果我们能坐4站车，剩下的路我一定能走得毫不费力健步如飞。一路上我没少撒泼耍赖、叫苦叫累，可怜季丹一边走一边还要想尽办法哄劝我。记得好像没有威逼喝骂，都是劝诱。

    走到沙滩，那时候已经是半夜2点了。我彻底撂挑子，一屁股坐地上，哭着说：“我脚疼死了，我真的走不动了。”季丹想了想，说：“你这样，先用脚尖走，再用脚跟走，”还示范给我看，“这样你的脚准保不疼了。”

    我把头扭向一边。远处一轮惨月挂在白塔上面，看着真是凄凉无比。

    回到学校，我一歪倒在女生宿舍铁门下，像受伤的解放军战士一样张大口垂死地喘气，求看门老头开门的任务自然又交给了季丹。这事我们都经常干，都有一套。她趴在传达室小屋的窗台上，细声细气地：“大爷，您行行好，给我们开门吧，我们再也不敢了。。。”一般都要哀求10遍以上，10分钟以上，回去越晚耗时越长。那天晚上我们至少求了半个小时。

    上楼的时候，她大言不惭地悄声对我说：“你得感谢我，让你过了这么一个难忘的生日。这个生日你准保忘不了。”

    可不是忘不了。N多年以后我在广州，有次从兜里掉下一个1毛钱的钢嘣我懒得捡，脑子里倏然闪过多年前的那个1分钱钢嘣的恶梦。果然，接下来我买东西付完钱以后，口袋里就有了99块9毛的零钱。

待续。

    上上周六的《星期六夜现场》有一段模仿奥巴马访华时和涛哥的联合新闻发布会的小品，好玩死了，分享一下。

http://vodpod.com/watch/2567447-china-cold-open-obama-hu-jintao-snl-skit-112109

    大意是：

    小奥一上来就是套话：谢谢胡哥的热情款待。。。我希望在访问期间，我们好好谈谈我们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人权问题。

    胡哥慢条斯理地开腔了：谢谢小奥。首先我不是太明白为什么你有这样的牛气专程来中国教训我们，是不是我们差你钱了？。。。噢，等等！我说反了，是你们欠我们好多好多钱！几千亿美刀是不是？

    小奥窘：是。

    胡哥：那现在到我了。这是一大笔钱吧？你提都不提。

    小奥：听着，胡哥，你们马上就会拿到你们的钱了。。。我们正在解决我们的就业危机。

    胡哥：是吗？你们创造了多少工作机会？

    小奥：。。。目前来说，还一个也没有。。。。我们正在开展很多计划，医保、以旧换新。。。

    胡哥：我怎么听你那些计划没哪一个会让你进钱的，反而是在花更多的钱。真没法对你有信心。

    小奥：。。。相信我，你很快就能拿回你的钱了。

    胡哥沉默，忽然说：你会吻我吗？

    小奥大惊：对不起，胡哥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胡哥：这么说，你不会吻我了？（出离愤怒，开始破口大骂）我希望某人Fxxx我之前至少能先亲吻我！！

    然后怒视小奥。

    小奥大窘，定定神：别这样，胡哥。。。我保证能很快还你的钱。

    胡哥悻悻然：几千亿。我们从来不敢差人这么多钱。。。。你来这干嘛？想请我吃晚餐看电影吗？

    小奥糊涂了：什么？不明白。

    胡哥（又来了，怒叫）：我认为这是起码的礼貌：某人Fxxx我之前至少能请我吃个晚饭看个电影（而不是先来教训我一番）！！

    小奥晕死：。。。胡总统，别这样！。。。我保证很快还钱。我们保证尽快解决我们的经济危机。

    胡哥：哪一个？我想知道你指的是你们哪一个危机？

    小奥：。。。反正我们正在采取措施保证已经发生的一切永远再不发生。

    胡哥：什么措施？

    小奥：呃。。。我们正在重建金融秩序。

    胡哥（气结，还忽悠）：奥巴马总统，我看起来像奥巴马夫人吗？

    小奥又找不着北了：。。。当然不，总统先生。

    胡哥（又来了）：我又不是你老婆，你干嘛Fxxx我像Fxxx你老婆？！！！

    小奥（要哭了）：别这样，胡哥，好多人呢。。。我保证很快还钱。

    最逗的是那个扮胡哥的鬼子演员胡乱说一气“中国话”，旁边的女翻译一本正经字正腔圆地给“翻译”。

    我现在还认为季丹是我读过的最好的诗人之一。当然，我离开学校后基本没有读过诗，所以现在的判断也就是当时的判断。

    把季丹和北岛顾城舒婷江河等放一起，我最喜欢的是顾城和季丹。

    回想起来，季丹在大学期间的诗作，主要表达的是孤独和交流的渴望。比如：

    “我想表达，伸出手掌，让你看那三道纹路。”

    季丹在快毕业时出过一本诗集，不记得是哪里帮她出的了。扉页上就是这几句。用来作题头太棒了。

    还有：

    “而一过三十，过去就像深山密林。”

    在我年过三十之后，在广州，我还对人引用过这句诗，心中无限叹渭。

    还有记不清原句，只记得意象的，大意是：在清晨的车站，低着头在地上的落叶和纸屑中寻找，希望能找到有人在上面写了点什么的纸。

    在广州的郭菁同学也对季丹的诗记忆深刻，每当说起她印象中最深刻的季丹的诗，总是伸出一只胳膊作董存瑞炸碉堡状：“靴子里伸出一只手！”我说你那叫淫者见淫。

    我后来也被调去了楼上的大宿舍，和季丹同屋，因此常常作了她的诗的第一或第二第三读者。和很多创作家一样，季丹也是在创作激情宣泄过后马上就会陷入自我怀疑的情绪中，刚写出来的诗，往往我还没看完，她就一把抢过去：“什么呀，什么呀！”撕掉扔垃圾袋里，然后一阵风似的摔门而去。

    等她走后，我从垃圾袋里捡出那些皱巴巴的碎纸，抹平整了，粘好收起来。后来人家要给她出诗集，她兴冲冲地满床乱翻：“诗呢，我怎么就这么点诗啊？！”这时，我拿出夹在书里的那些粘好的碎纸了！

    说到这里，我都由不得要赞一下我自己。这表现了什么？表现了一个评论家的职业素质！我当时一个爱打扮贪漂亮的小姑娘，从垃圾袋里掏纸团，我容易么？这么一想我没吃这碗饭还真是可惜了，要不然凭这天生的职业素质，等我也熬到德高望重、一言九鼎了，还不知道会谱出多少佳话呢！

待续。下面该讲讲那些好玩的事了。

    后来知道，她是真洋。我进大学的时候，也就冰心《春水》、《繁星》、《寄小读者》的底子，外国作家就认识高尔基，《童年》、《在人间》，还是看小人书的。她早过了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已经到现代派了。现代派当然就得叛逆，可她也没干什么，就是一个个地找同学谈心，跟策反似的。

    没几天，她找我来了。也忘了她跟我谈的什么了，谈完都晚上10点多了，她要借给我一本什么书，可能是卡夫卡的吧，跟她去她们宿舍拿。

    一推开她们宿舍门，感觉有点晕。她们宿舍比一般的大，住8个人。虽然比我们宿舍才多了一个人，可是热闹多了，已经快到熄灯时间了，还是闹哄哄的，但好像都是各闹各的，彼此不相干。地上还有一个女生跪在一张报纸上，在那练舞蹈，好像是《蝴蝶泉边》。我和季丹小心翼翼地绕过，生怕踩了她。

    也没人注意到我，可能是她们已经习惯了季丹每天往宿舍领人。

    然后就整天跟她后面风风火火地满校园乱窜，找组织，找写诗的。她跟我说高年级肯定有一帮人早干得轰轰烈烈的了，找到他们以后就好办了。

    她领着我去八0级上课的教室，墙上果真贴着好些诗，她激动得不行。最后她看中了一首《产房在太平间屋顶的下面》，题目是这个，内容也是这个，把这句话拆散了，分成好多行，摞成金字塔的形状。署名小卡。

    “多好啊！是不是？！”她逼问我。我死劲想了想，然后鸡啄米似地点头。

    于是去找小卡。跑到男生宿舍楼八0级住的那一层，也不知道小卡住哪屋，半天鼓足勇气敲了其中一间。里面有人喊“进来！”

    我们推开门，乱七八糟的屋子最里面坐着个男生正在电炉子上煮方便面。“干吗？”那男生问。

    我们怯生生地说：“找小卡。”

    那男生腾地站起来，走到楼道上，两头一打量，然后大喊一嗓子：“张宇光！”

    他一喊完，我们扭头就跑了。

待续。

    决定去了之后，我就高兴起来：到杭州找周维强西湖边上喝花雕！于是建山同学去机场之前赶紧上同学录找维强同学的电话，知会两个酒徒正从广东杀将过来。

    傍晚维强同学开着车到宾馆接了我俩，径直上了西湖边一座小楼，几个浙江名菜，一壶花雕，就着窗外暮春明月，三个昔日同窗喝将起来。

    喜酒在第二晚，吃完我就上飞机回广州，这一晚的同窗抡酒才是此次杭州之行的正题。可惜维强同学不善酒，再说我们念他还要做司机，就放过他了。4瓶花雕几乎全是被我们两个广东来的酒肉之徒造掉的。

    那次是毕业20年后第一次见维强同学。维强同学在学校时极为清峻，留着施洋式的长发，一派五四青年的风姿。当时我们班的笑看同学也很有五四气质。笑看同学也是浙江才子，也是一般的面貌清峻，面色苍白。但笑看同学的五四气质主要是出自那一条长围巾。北京的大冬天里，一身单薄的西装，脖子上一条长围巾迎风飘扬。

    20年后，别人是中年发福，于维强同学是正好。相见之时，抬眼望去，俨然翩翩英俊少年，令我和建山同学惊羡不已。

    一别又是两年。今年6月，我带丹尼回国领略大好河山，又去杭州，当然又叨扰了地主维强。

    一见之下，我脱口而出：“你可真发福了！”还没说完，我就后悔地恨不得一头撞墙上。

    果然维强同学冷峭地答道：“彼此彼此！”

    维强同学的语出冷峭我在大学就早有领略。读书时，我怎么也学不会自行车，所以每逢郊游，总是由同宿舍的女生轮流带我。好在我们宿舍大个子女生多，1米7以上的就有4个。

    维强同学可能也是他们班里唯一不会骑车的。每逢两个班一起出去郊游，100多辆自行车浩浩荡荡同行，就见我俩坐在同学后座上，忽前忽后，飘飘荡荡，甚为惬意。

    骑着骑着，路上一个小坎，把维强同学从后座上闪到路边沟里。刚好他们班一男生这时骑上来，一见，大惊问道：“维强，这是怎么了？！”

    维强同学端坐沟中，冷冷道：“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有天晚饭后，我和隔壁班的查子安同学都在他办公室。兰老师颇为自得地说：我以后招研究生就招两个，一个查子安，一个曾媛。一个理性的，一个感性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浪漫的。

    查同学是隔壁班的班长，学问、人都做得老成持重、中规中矩。但我对自己被归入感性的、浪漫的心下很是不服。

    一次谈到三十年代的左翼文人时，兰老师说：（对他们来说）革命是文学的延续。革命是最高级别的浪漫。又说：什么是浪漫主义？一切反现实的都是浪漫主义。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不是从形式上，而是从精神实质上定义浪漫主义。

    有天在学校路上遇见，兰老师从他那著名的26单车上翩翩下来，皱着眉头思考着对我说：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你的思维这么像我？后来我知道了，我们的鼻子很像。

    我刚要乐，他正色道：鼻子的形状很代表一个人的思维特点的！

    我在大学期间有个在武大中文系念书的男友，花名“武大郎”，我和他两地书写得轰轰烈烈，闹得两边学校都有一半人知道了我们的事。有一次，兰老师去外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正好和武大中文系系主任易老师住一个房。不知谁先提起了这段孽缘，易老师便说：我们那个男生很聪明的。兰老师回答：我们那个女生也很聪明的。

    93、4年吧，我毕业后第一次去看兰老师，和一班的曲黎敏同学一起。兰老师新婚不久，已经从师大调到工运学院，住在工院教工楼的一套两房一厅里。

    曲同学说起我没有做研究很可惜，兰老师闲闲地拨弄着桌上我带去的几盒东北红参口服液什么的，微笑着说：曾媛不需要研究别人的作品，她自己的人生就是一部作品。

    吃完饭，他忽然提议我去给工运学院的学生讲座，讲“如何下海”。

    那时兰老师的《症候式分析》新出不久，拿了一本送我，扉页上题着：曾媛兄雅正。

    还是那段时间，我在北京出差---那时我在办自己的公司，因在北京设市场部，所以经常去北京---我请兰老师在我住的友谊宾馆里吃饭。兰老师说：请我吃饭，好啊，我要吃最贵的。

    最贵的是鱼翅，那就吃鱼翅吧。

    吃完结账，也没多贵，1200多块，可是友谊宾馆的刷卡机坏了，用不了我的信用卡，说是这机不常用，坏了也不知道。这也没什么，坏就坏在我身上的现金就差20多块够付账，那时也不兴把餐费划到房费里。兰老师坐对面笑眯眯地看着我手忙脚乱的，一副见死不救的样子。

    我红头胀脸地对兰老师说：没关系，我去附近的提款机上取钱。那时提款机不多，我打着车不知跑到哪里才找着个提款机取了钱，再赶紧打着车奔回友谊结账。

    大约半年后我再去北京，同学们一见我，个个喊着“鱼翅！”笑得直不起腰。原来过后没多久，一个同学有事要请教兰老师，打电话给他，还没开口说事，兰老师在那头就笑哈哈地说：“曾媛要请我吃饭。。。最后她要到银行去取钱！”

    00年我离了婚卖了公司，去清华找兰老师，说我想考他的研究生，想回去做批评。兰老师没接我的话，反问道：个人生活怎么样了？

    我一泄气：离了。

    兰老师点头：女孩子就是这样，感情生活顺利的时候想不起来事业，感情受挫折了就会回来找事业。

    我想辩驳：我没离婚那些年，可不是也再干事业么？那事业可不比写文章轻松。

    兰老师又接着说：现在的批评界和你原来那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再是凭艺术感觉分析作品，都是新名词、新理论，多得不得了，我都不知道他们要说什么。你不会喜欢的。

    此时已过了我当初“下海”时和自己约定的10年之期。我知道今生今世，我不能再投兰老师门下。

    后来几次见兰老师，都是在广州，一次是兰老师为清华设博士点的事，去华南师大拉票。华师大文学院的副院长是我闺密的闺密的老公，知道我和兰老师的师生关系，接风宴前打电话通知我。

    吃完饭上车，大家送兰老师回宾馆。车开着开着，兰老师忽然说：曾媛不能开车，她脑子里总是在想事情。

    可以告慰兰老师的是，我开车以来都算稳当，尤其来美国后这两年多更是完美无瑕，无事故无违章纪录。

    遥祝兰老师安康幸福。

    几天前在食品店里订了个火鸡晚餐，上午刚去取回来。去年前年的感恩节火鸡都是我自己在家里烤的，鸡烤得不错，但配菜酱料弄得不是那么回事。

    说了半天，其实是想上这张片片。前天在本地县报上登的。不知道是在谁家院子里，看起来很像是我家的。山上地房子一般都没院墙，院子里都是树，看上去都差不多。

    坐那等着上菜吃火鸡呢！很有节日气氛是吧？看着这张片片，觉得还不如养只熊呢！

    这三项研究方法，简单说起来都有些不中听，尤其作家们不爱听。第一项简单粗暴，第二项恶心，第三项庸俗。其实如果做专业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话，这都是很有用的研究方法和必要训练。最后体现在研究结果上，未必简单粗暴，未必恶心庸俗。

    作家们都很抵触反感所谓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认为他们的作品有普通读者就够了，不需要批评家来解读。当然他们反感的是“批评性解读”，并不反感“识明珠于尘埃中”的发现式解读。呵呵。

    作为曾经的准文学批评家，我当然维护我的职业立场。尤其我的专业---中国现代文学给了我一个很不好的观念：我觉得文学是煽动，那批评就是抑制。你有煽动的权力，那我就有抑制的义务。

    年纪渐长后，我的文学观念修正为：我认为文学的最终价值体现在：它是人类的精神史，是细节的历史，是编年历史的补充。人类当然有研究自己精神历史的必要。题外话。

    做了一年多的练习，在兰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作论文了，开始是沈从文小说研究，后来把废名和师陀加进去，把他们编成一个流派，立派名为“乡土抒情小说”。

    在作这个论文时，很自然地，那三板斧都使上了，而且使成了衔接自然的一整套招数。写了一万多字，题为：《都市里的田园之歌---论中国乡土抒情小说》。

    论文做完后，兰老师推荐给了杨占升先生。杨先生看了对兰老师说：这个女孩的文章让人看了想流泪。从此，杨先生让我每星期两次去他家，每次一小时，从大三后期直到毕业。也不能算是上课，就是他问问，我说说；我问问，他说说，临走布置些书让我看。

    每次都是吃完晚饭，大约7点去杨先生家。老师母送上一杯热茶后就退出客厅了，我在先生旁边的沙发上与先生并排坐着，眼睛瞧着先生脚上的黑布鞋和黑绑腿，耳朵里听着先生悠扬的山西腔。杨先生当时是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博导（师大是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博士点，还早过北大），招的学生是赫赫有名的王富仁。我也算与王富仁有同师之谊。

    后来兰老师的老师唐弢先生来学校讲座，兰老师又把我的论文推荐给他。几天后收到唐弢先生的一封信，前面一张纸是表扬和鼓励，后面半张是指点不足。宿舍同学大叫：“收好了！文物啊！”我当时确实是小心翼翼收藏好了的，可惜后来还是弄丢了。

    听兰老师说，唐先生还交待：这个女孩你们要好好培养。

    写到这里，已经不止是恩师兰棣之了。虽然前面我对中文系的教育颇多讽刺，但那个时代老师们的学养和师德普遍是令人感念不已的。爱才之心，薪火相传之意，不单只兰老师之于我，其他同学也都在自己有志趣的领域里领受过相关老师的恩德。  

    除了兰棣之老师和杨占升老师，和我虽只有一面之缘但我应该永远感激的老师还有两个：一个是为我发论文的湖南师大的凌宇老师，一个是为我争取研究生破格录取的北京广播学院的曾庆瑞老师。

    凌宇老师是北大王瑶先生的硕士学生，和兰老师同届，分去湖南师大任教，当时以沈从文研究独树一帜也备受压力。他比兰老师早获得硕导资格，我毕业那年，他正意气风发地准备招第一届研究生。兰老师觉得我跟凌宇老师合适，于是趁凌宇老师来京开会，兰老师便带了我拿着论文去找他。

    兰老师刚一说明来意，凌宇老师便大声说：我这里没后门走！兰老师笑着说：你看了文章再说。

    凌宇老师回湖南后，没几天便稍信来说叫我好好考。这就算基本定了要我了。

    谁知道临要报名前，突然来了场“反自由化”，凌宇赫然在榜，硕导资格取消。当时招研究生不像现在，当时是每人一届才招1、2个，都当传人来看，考前半年一年前甚至更早就物色好了，只要基础课通过就是他/她了。临时换导师基本是没戏的。一时间兰老师和杨先生都没了主意。

    凌宇老师也许是为了弥补，在我毕业前就把我的论文发在他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上了。

    我倒觉得没什么，明年再考呗！我翻着招生简章，忽然看到北广招的“海外华人文学研究”是与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联合招的，导师是北广的曾庆瑞教授（就是凤凰卫视曾子墨的父亲）和美国的聂华苓，本校培养一年，美国培养一年。

    我想着反正考不上只是玩玩，还不如玩个刺激的。我跟杨先生说了我的想法，杨先生说：这、这，专业都变了，来得及吗？也只能这样了。

    我去广院报名时，进门就大声说：你们内定了没有？内定了我就不报了。曾老师抬起头看我一眼，说：我向你保证，没有内定。

    但我自己确考砸了，外语和政治都差4分及格。我外语、政治差是肯定的了，加上考前那晚住在广院的招待所暖气太热，我和同住的同学睡不着半夜三更起来开窗透气，坐窗台上---那是冬天1、2月份的北京！第二天我俩全感冒伤风了。上午考外语一开始我还睡了半小时，蒙猜武功全部被废。还得加上刚失恋，都不想活了。

    毕业我就被分去广州上班了。有天突然在办公室接到一个北京同学的电话：“曾庆瑞在找你呢！叫你和他联系，明年考他夫人的。”又说曾老师给了我专业分第一（就是给篇聂华苓的短篇，现场写篇评论），为了给我争取破格录取，跑了好几次研究生院，还和研究生院书记一老太太吵起来了。

    我便和曾老师联系上了，曾老师的夫人是人大的教授，也是现代文学专业的。曾老师给我来信，把他家的地址告诉我，让我找时间去北京见他夫人。

    正好我当时有机会出差北京（给我们学校院长办签证，结果院长还叛逃了，美国之音还报了），就去人大曾老师家拜见他夫人。曾老师不在，老太太和我聊了会，临走交待复习重点和必看书目。

    可是1980年代末期全国形势急剧变化，广东尤甚。就在第二年10月份准备报考研究生前，我决定暂时放弃作一个文学研究者的理想，去公司企业实现自我价值。我当时的估计是，至少有10年时间中国人顾不上精神需求。假如我的文章连我的导师都没兴趣看了，那我研究的意义何在呢？当时北京已有副教授在校园里推车卖茶叶蛋以示抗议了。

    9几年我出差北京去看兰老师，兰老师认真地说要我给学生开讲座，讲“如何下海”。

有关和兰老师的交往点滴，容下篇再续。

    我又成了偏科的好学生。用功，再加上一点天赋，我很快在兰老师眼里脱颖而出。以接下来的四年里他对我的看重和栽培，我应该说兰老师对我师恩深重；说我是他当时的第一高足，也不过分。

    认兰老师的男大弟子是很光荣的，兰老师的男弟子很多，直到200几年，我去北京还见到有昔日学长经常探望，执弟子礼甚恭的。但直认兰老师的第一女弟子是需要有些勇气的，因为后来兰老师不但以“症候式”的研究方法著称于学界，也以两次师生恋的婚姻骇世惊俗。不过师恩如山，不容掩没。

    毕业以后，我有一次对兰老师说：本科中文系就应该取消。其它专业本科教育除了传授本专业基本知识，还训练了一些基本专业技能。中文系训练什么专业技能了？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我没好好学，没有发言权；文学，说是培养文学研究者，教我们什么研究技能了？老师们自己就根本没有研究技术这个概念，所谓研究，不过就是历史背景、史料索隐再加上个人阅读感想。有才气的老师感想独特点儿，没才气的就是“哈姆雷特不联系群众”。上课给学生们聊一通自己的（或别人的）读后感，下课布置学生们去读一堆小说，再写一些读后感。

    我说：合着大学四年五年下来，就是遍读各代作品，得一文学修养。别的专业的学生，要有这业余爱好的话，也修养得不错。要这专业干吗？

    兰老师也以为然。但我说的是当时本科中文教育的普遍状况，其实并不包括我们师徒俩。

    总结起来，大学期间，兰老师对我的研究技能训练有三项：

    一、故事核心研究。兰老师很重视对故事核心的把握，要求用一个词、最多一个短语概括一部小说的核心内容。比如他把《骆驼祥子》的核心概括为“掠夺”，虎妞与祥子的关系定义为“资产阶级女性对无产阶级男性的性掠夺”。

    “找核”是兰老师在上大课时布置的练习，并不是给我个人开小灶，只不过我认真去做了。不用写书面作业，也不局限于现代文学，逮什么核什么，口头汇报就成了。记得我在给《边城》核心“爱与死”还是“生与死”之间拿不定主意，后来还是选择了“生与死”。爱了就会生，还是“生命与死亡”。

    二、写作动机研究。做这个练习时兰老师已经不教我们课了，轮到当时炙手可热的中国现代文学界第一个博士生王富仁（导师杨占升，提到杨先生，因为他也可以算作我的一个恩师）给我们上课。兰老师无疑是写作动机的分析高手，但我记得他对我说，动机研究并不适合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立方向，甚至也不必在论文里表现出来，只是作为一个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写作动因应该心中有数。

    诚斯言哉！当时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刚出来，正好作了我的练习课题。从《牧马人》到《土牢情话》、再到《绿化树》直到《男人一半》，我觉得他其实一直在写同一个故事，只不过这个故事在一点点被剥出真相：《牧马人》就一个故事框架：一个青年右派和一个农村女青年的婚姻结合，女青年完美无瑕。到《土牢情话》，这个农村女青年被当地造反头子强奸了。到《绿化树》，那女的是被书记诱奸；到《男人一半》，这个女人因为男主人公当时有生理障碍，婚后与书记通奸。如我当时所预料，写完这部，他再也不会写他那段生活了，终于一吐为快了。我印象中此后张贤亮唯一的一个作品是写他少年时在上海的初恋的。

    像这样的分析，确实也就是做到心中有数而已，价值在于看到作家写作的延续性，值不得当作一个独立课题来做。但张的这个案例是个坏典型，这么明显地多年写一个故事，我觉得最后只有心理学研究价值，没有文学价值了。

    三、情节原型研究。当时正开民间文学课，我不爱上，基本逃课。兰老师提醒我说：很多小说情节都可以在民间故事、神话传说里找到原型。从此我支着下巴颏儿认真听民间文学课，要不那么经典的“抢婚----就是抢女人！”可能就错过了。

    兰老师一句话令我开了窍，从此见谁都见到原型。《简爱》不就一灰姑娘王子么？《培尔。金特》里的索尔维格就一望夫石。

    在我发表完那通本科中文无用论后，我对兰老师说：您是中国大学文学专业里训练学生研究技能的第一人。没谁像您这样，我很幸运。

    如果我后来没走邪路，上了研究生，在大学里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老师，我一定会承兰老师的衣钵，再多发掘出几个研究方法，训练学生。别忙着写文章，那些东想西想的读后感没有用，先做练习吧！

还得续。

    话说当年我是为了坐5分钟的直升飞机改报了文科。我在中学偏科偏得厉害，偏数理化，就因为小文写得好，被老师挑出来担当“破光”的重任---还真破了我们那个重点中学文科连年光头的纪录，差点还上了北大，如果我肯按我们校长的意思报北大经济系的话---我总分虽不咋地，数学恨不得考了个满分。不过我想：经济系出来是当会计吧？一想起会计我就想起了蓝袖套、大算盘，那还不如当作家呢。当时作家可比电影明星还火。就这么上了师大中文系。

    结果到学校第一天，老师就严正警告全年级100多个兴头头地来当明星的少男少女：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培养的是文学研究者。什么是文学研究啊？就“哈---姆雷特---不联系群众！”啊？郁闷。

    大学一年级上了哪些课我现在都全无印象，只记得两门：语言学---考试作弊蒙混过关的；文艺理论---睡过头漏考了。

    眼看大学五年就要这样昏睡过去了，好在，第二年，敬爱的兰老师来了。

    兰棣之老师，文革后第一届社科院文学所的硕士毕业生，文学所所长唐弢先生的开门弟子，当时刚毕业分到我们系教中国现代文学。

    其实上兰老师的第一堂课，我也是昏昏欲睡的。兰老师坐在讲台上，饶是面前放了个话筒，你还是得竖着耳朵才能捕捉到他说的话，那话还不连贯，中间夹杂着大量的“那么、那么。。。嘛”。我第一堂课肯定还是睡着了，因为回宿舍后听有些同学在兴奋地谈论这个新老师，我还莫名所以。

    不过俺很快就对兰老师的课来神了，也不止我来神，没过多久一个本来坐100来人的大课教室每逢兰老师上课就挤得满满当当的，角落、过道、讲台前全是人，还有外校的来凑热闹。

    后来我们宿舍就实行轮流占座了：轮到的那个同学早上6点起来，刷完牙洗了脸就驮着7、8个书包往教室奔，其他同学就可以睡到自然醒，吃完早餐再给占座同学带份早餐，到上课时间才去。那些散兵游勇又起不了早的人，就只好搬个凳子到处找个缝挤进去，我还见有时候教室门外坐几个听课的。

    兰老师的观点十分标新立异，很合了正处在青春期的叛逆少年们的心意，而且他把作品分析弄得跟破案似的，结论往往叫人大吃一惊。很多案子他也就刚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想法就说出来叫大家思考，比如说柔石的《早春二月》，他说他觉得萧涧秋不爱陶岚，他爱的很可能是文嫂的女儿---叫个什么来着？那个6、7岁的小女孩。

    就给了一思路，同学们接着往下猜吧！同学们都不愿意往下猜---太不可理解也太出格了！我愿意。这不就跟解题一样嘛！论证推理，主证旁证---我搜罗旁证还差点搜到日本人那里去了---柔石老家浙江，浙江隔壁的日本人恋童那是不用说的了。他们古代妇女流行的那种化妆就代表这种越天真越性感的审美文化：眉毛画在额头上---模仿幼儿总是惊讶的表情，牙齿涂黑---远看像没牙的婴儿。不过这条旁证有点无聊，我没用。

    总之我写了个小文，把这案子说成了个铁案，发表在系刊上。萧涧秋爱不爱那小女孩，我其实也拿不定，但他不爱陶岚是肯定的，他爱个小女孩、爱个原始人、外国人、外星人也不可能爱个和自己一样正找不着北一脑门子苦闷的同龄人，任是她“脸若银盆，眼似水杏”，还会弹钢琴。普通人找对象找个合适，接下来好好过日子就行了；苦闷中的文艺男青年找对象要找个寄托，你得给他个惊喜、给他个余地让他胡思乱想自欺欺人才行。直到现在，我还老是告诫姑娘们，那种正为前途发愁、为生计发愁、为人生为什么活发愁的文艺男青年千万别惹。

看来得弄个续了，太长了。师恩山高水长。

    有个摩托车爱好者网站，会员大部分是美国人，自然也少不了我们家丹尼。这个网站的会员们凑钱，每年在世界范围内，赞助一个来自其它国家、爱好摩托车、但没有经济条件来美国做摩托车旅行的人，用50天时间骑遍美国。提供摩托车、来回机票和美国境内食宿、汽油等等费用，条件是写旅行日志与大家共享。

    前年这个人来自印度，去年这个人来自俄罗斯，今年这个人来自中国。（前两个是自己真“没条件”，低收入，俄罗斯那个连个摩托车都没有。咱这个可不是穷人。人家在北京自己有宝马摩托！在中国卖￥30万呢。丹尼也纳闷，为什么今年会是他？）

    在洛杉矶登陆后，当地会员给他一辆摩托车、手机和一个追踪器，这样大家可以在网上实时看到他的行踪。从洛杉矶出发，逛一大圈，沿途会见各地会员，然后回到洛杉矶离境。

    今天这个人已经到了科罗拉多，今晚宿在我们这座山另外一面的一个会员家。按我们之前在网上和他的约定，明天他到我们家吃晚饭并住一晚。后天如果天气允许，丹尼准备和他一起出去骑车并露营某地，然后道别于途中。

    丹尼今天下班回家，就上电脑看他的位置。信号显示在怀俄明首府尚恩附近，离这里大概130英里。晚饭后看，已经在我们山的另一面了。

    丹尼吩咐我明天埋锅造饭，准备招待客人。我也很高兴，对明天很是期待。我对丹尼说：“我真希望我是他---被一群疯子邀请去另一个国家，玩上一个月，再会会那帮家伙！真有意思！”

    我都忍不住要赞赞他们，瞧人家这民间交流做的！

    真应该去美国国务院、文化部、体育部什么的跑点项目资金，唉！还是不懂运作啊！

    接着说美国的物价。有点心不在焉，老想着明天的菜谱和采购。

    服务业。

    贵。所以大家都尽量自己动手，所以现在我坐在这里想了半天，都想不起来我曾经使用过的什么服务项目的价格。屋里的事都我干了，院子里事都丹尼干了。

    去年我还见我们对面那家，两口子自己在换屋顶呢。也不知道奋战了多久，反正那段时间老见他们俩趴在屋顶上。

    房价。

    丹佛人口50多万，大丹佛-波德地区（其实这和我们国内目前城市的含义比较一致）大概100多不到200万人口。

    中等水准的小型两层小楼（2卧室或3卧室）房价在＄30万左右。大一些的5、60万，100多万的就是看起来很漂亮的了。

    平房（带地下室的）一般都是老房子。在比较好的社区能卖10几20万，差的社区10万以下都有。

    至于公寓，并不比独立房子便宜，有些甚至更贵。

    以上价格不包括波德，波德因为是大学城，房价比其它地方贵很多。也不包括那些滑雪、度假的富人聚居区。

    更不包括那个位于本州的全美最贵的、由沙特王室某人拥有的房子。不记得是多少亿了。

    房租：2、3个卧室的小楼一般也就租1000多/月，单间公寓在好的小区租5、600/月，差的社区像西裔、亚裔社区最低有租到300/月的。

    在美国买房投资出租很不划算。租金低，每年要付房产税（当然租金还要付收入税），公寓租金还包管理费，好社区管理费200多/月。

    科罗拉多的房价和收入水平在美国都处于中等。去年我们和我父母去俄克拉河马的偷沙，那个城市看起来和丹佛的规模差不多，但房价、还有房子本身都比丹佛可爱太多了！

    我妈那个朋友的房子，5房，290平方（连车库），大院子，砖楼（美国独立房一般是木结构，砖结构造价高很多），3年前买的时候才19万！去年我们在的时候也才升到22万。而且小区很漂亮，都快赶上广州丽江15年前的水平了（丽江现在是没法看了）。

    我在丹佛就没见过这样的小区，那里附近几个小区都那样。我觉得我和那个城市投缘。

    04年在纽约的时候，当地陪同指着曼哈顿临街的一栋不高的楼，说：这里面的公寓一套卖2000多万美金。

    后来认识的一女孩，说起和男友准备在曼哈顿按揭买套房准备结婚，看中了一套2房的小公寓，说估计砍下来要100万。

    北京上海的同志们就和纽约比吧。广州的同志们和洛杉矶比，深圳的同志们和旧金山比，成都、郑州的同志们可以和我们丹佛比。

    从人口、经济和土地资源的状况，这样比也挺合理。

    而且，如果中国人也和美国人一样，不介意住上班地点50公里以外的地方，房价可能也会缓和很多。但路上会更激烈。

    医疗保险费。我家现在的医疗保险是丹尼公司统一买的，＄4500/年，公司出3600，剩下自己付。因为公司已经出了大头，所以丹尼每年都是挑选最高的那一种买，包括免费体检、每半年洗一次牙、每年一副新眼镜、医疗费赔付85%（赔付细则好复杂，大概齐算吧）。

    同样的这个保险，如果个人买的话要贵很多---具体贵多少丹尼也没问过---因为他们公司有10来万号人，所以从保险公司那里得到很低的折扣---不打折就去别家！浩浩荡荡10万人您看着办。

    奥巴马上台后首先颁布的两个临时法令让证处于失业狂潮中的美国人深感慰籍：保险公司必须允许失业者按失业前的价格购买失业后第一年的医疗保险；失业救济金由过去的最长6个月延长到8个月。

    医疗费：

    挂号费我们的保险定点医院是每次＄15，免费项目也要挂号。

    治疗费，我来美国后还没生过病，所以没有个人体验。

    丹尼今年镶了颗牙，费用＄4000，保险公司付＄1000。就这1000还是他的牙医使劲给他从保险公司争取来的，按规定是一分不付的---谁叫他穿掇我们丹尼用最新的科技成果呢？保险公司不为最新的技术和产品买单。

    我这里认识的一个女朋友意外怀孕，年初买保险没有买这一项，所以很不幸现在要自付怀孕生产的所有费用：已做的羊水穿刺一次＄5200，定期胎检＄500/次，以后如自然生产＄5000，剖腹产＄15000。这是住2、3天院的费用，如果不幸发生点小麻烦像感染什么的，这个朋友告诉我的一个例子是，双胞胎剖腹产加住院一个月的费用是20多万，幸好那人是个女留学生，不用自己付。

    像一般感冒什么的，要多少钱还真不知道。看过一个人的帖子，说他8几年还是留学生的时候，感冒头疼，半夜去看急症，检查一通，最后给2片阿司匹林。由于他刚去不懂，没带学生医疗保险卡，几天后账单寄到家里：＄400多。

    这样的医疗价格，不说那些没保险的人，就是像我们这样有保险只要自付15%的，真有大病也消受不起。

    据媒体报道，今年美国有略超过3千万的人没有医疗保险。这3千万人并不是最贫困的那部份人---最穷那部份人享受低保，反而有政府买单的医疗保障。这3千万人我理解是这种情况：低文化、没技能、服务于福利差、薪酬低、工作不稳定的小企业，或自己本身是小业主自雇。

    这让人感到很不公平---他们还不如那些不工作坐家里生一堆孩子的人呢！当然吃低保的人是要穷到一定条件的，不能有财产和积累。而这些坚持工作，寄望于侥幸不得病的人，大概还是想通过努力买个小房、积点钱，不甘心一辈子作真正的无产者吧。再说，要想凭人均6、8百/月的低保过得舒坦，还真得生一堆孩子才行。

    推高美国医疗价格的主要因素，除了医生行业的自我保护---美国医学生学制长达10年、学费高昂、且鲜有奖学金，从业以后必然薪酬丰厚且供不应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免费急症治疗。

    美国的在这方面的规定是：对患者：你看病必须先挂号，挂号必须提供医保卡，或者身份证和社会安全号码（没有保险的自费患者）。看完自己去付账，不付走掉也没关系，账单寄到家。还不还的话等着银行账户被冻，接到传票上法庭，财产拍卖或破产。

    对医院的规定是：无论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都不允许以任何原因将急诊病人推出门外，必须给予minimum,non-longterm caring，就是说必须实施急救但不要求治愈。

    所以对那些处于紧急状况去医院的患者，医院实施急救，也许一顺手就治愈了。而患者痊愈后坚拒透露个人身份---也许本来就没身份---走掉，医院也拿他没办法。这个治疗就成了免费治疗。

    这笔治疗费国家可不买单，国家已经为它认为应该救助的人买了医保，再说这人是谁也不知道。医院也不可能，除非有慈善资金支持这个专项，反正不可能指望医院老板掏钱或医生义务劳动。这笔钱当然被摊到付费病人头上---不管是自付还是所在的保险公司付。

    因此，医疗和医疗保险价格越来越高，高到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保险，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去医院匿名看急诊。

    所以我支持奥巴马的医疗改革。

    由政府成立国有保险公司，为低保以上的低收入人群提供保障基本医疗服务的廉价保险，消灭免费医疗造成的负担。医疗价格下来了，加上国有保险公司进入市场竞争，商业保险费也会降低。

    就像我们对国内医院不付钱就停药、就赶出医院的做法义愤填膺一样，美国几千万低层级劳动者，因为自食其力劳动了，反而更看不起病硬扛着直到急诊，同样叫人不平和难过。

    反对奥巴马医改的人，振振有词的其中一个理由真叫人齿冷心寒：医改将使看得起病的人大增，美国医生护士资源本来就紧，必将导致现在享受良好医疗服务的人将来得到的医疗服务质量下降。我靠！除了不由得骂了这句粗口，我无话可说。

    我本来以为我已经被应试教育和广州20年的市场经济熏陶出了一副彻底的资本主义适者生存的铁石心肠，看到这个反医改理由时，我发现我毕竟还是社会主义平均思想的底子哪！

    但奇怪的是，这阵子反对奥巴马医改的抗议游行轰轰烈烈，那几千万预期的受惠者却连个影儿都没有。这令我不由得想到，应该回顾梳理一下美国历史上所有的抗议事件的原因和诉求点，也许会帮助我更好地理解这件事以及美国社会各阶层的相处之道。

    大学。

    我记得中国的公立大学学费是每学期￥4000多，从清华北大到普通的三本大学都是一样的收费。不知道现在涨了没有？这个学费包括住宿费没有？

    如果中国大学的学费还是这个水平，那目前美国公立大学的学费要贵过中国。以本地的两所公立大学为例：较好一些的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的学费（按每学期修15各学分算，美国本科的毕业学分是120）是：商科：＄8146/期，工科：＄7464/期，音乐和大众传媒：＄6342/期，文科最便宜：＄6221一学期。稍差一些的科罗拉多州立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 State)学费比科大大概低几百1000左右。

    美国的公立大学学费由各学校自己定，当然和学校的声誉有关，比如加州大学那几个好的分校，目前学费都1万1、2/期。有时也和学校的财政状况有关。学校的财政状况又取决于当地州政府的财政能力和支持力度。比如近期加州大学爆发师生抗议，因为校方刚刚增加了15%学费，又宣布下学期再加9%点几，相当于一年之内提价25%，同时消减教师工资。

    加州大学的情况并非孤例。总的来说，美国公立大学学费近年来高速成长，即使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即使在政府财政状况较好的州亦是如是，如科大波德分校，2007年我刚来的时候商科学费才＄5000多一期。

    美国的大学不提供住宿，学费当然也不包括住宿费。

    以上说的学费是针对本州居民。在本州住满一年的公民或绿卡持有者就算是本州居民。外州居民和国际学生实行的是同一个学费标准。如科大波德分校外州/国际学生商科学费目前是：＄15328/期。这点比较痛苦，如果你想上加州大学这类好大学，要么你搬去加州先住上一年，要么你按国际留学生的标准交学费。

    年收入在＄7万5左右（具体数字忘了）以下的家庭可以申请助学金，越穷助学金补助越高。极端的例子是我的一个中国女朋友，以她婚前的个人财政状况（无房产、无存款、几乎无收入---每年只缴100来块钱的税，据她说完全不缴税也不好），07年下学期得到5000多块钱的全额学费补助。07年底她结婚后就全没了。

    7万5--10万年收入的家庭负担一个公立大学的学生还是很痛苦的，学费1万5左右/年，在波德租一个单间包餐的费用一年是1万1、2左右（据科大波德网站提供的参考数据）。加上其它开支，＄3万/年吧，供养一个科大波德的学生。在美国勤工俭学比在中国更不现实，美国大学的学业是很重的。

    10万年薪的实际收入是多少呢？10万-10万x20%（收入税）-10万x7.6%（社保）-401k（自己选择，可高可低。丹尼现在交11%，因为可免税）-房贷按揭-全家健康保险-车险，能剩下5万就不错了。怎么支付3万/年上学费用？

    化解的办法也很多。首先成绩好又愿意选非热门专业的可以得到学校开出的奖学金，但美国大学对本科生的奖学金不多；拿不到奖学金的可以申请学生贷款，这个很普遍；再不行就先去当兵，当2年退役后国家给付学费，我家丹尼就是这么干的；不想或当不了兵的，就先去打工吧，攒够学费再去读书。哦，还有一个最普遍的办法：前2年在本州社区学院里读，学费低很多---我读的那个社区学院，本州居民的学费才＄100多/学分，15个学分的话也就＄2000多/期。2年后再把学分转去科大什么的，只要成绩不太差科大都会接收。在科大读2年毕业时拿的照样是科大文凭，毕业证书没有任何区别。

    我觉得这些化解的法子当然有赖于政府、学校和社会提供的多种帮助，同时学生和家长的观念和心态也很重要。美国小孩18岁后就是成年人，自己贷款或打工攒钱上大学天经地义，决不会因为父母不负担学费就把父母告上法庭；家长也决不可能去卖房子卖地、四处借钱供小孩上大学，更不会因为供不起就去上吊或跳楼。经济有困难不上或迟上大学在美国不是什么值得向社会哭诉的惨事。

    目前美国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薪酬是时薪7快25，各州可根据当地情况发布本州的最低薪酬，一般是等于或略高于联邦规定的，但不能低于。比如科罗拉多州的最低薪酬是7块28，加州是8块(登陆联邦政府网站，上面公布的各州自定的最低薪酬标准，你会发现还有4、5块的，那是因为低于联邦规定的州标准自动作废，而修改法律跟上又要花很多钱，有些州懒得改，就照联邦规定来吧！）。

    说明美国的这个最低薪酬很重要，因为大部分非技术性劳力获得的报酬就是这个法定最低薪酬。比如商店营业员，小工厂工人，小公司低层职员等，都是7、8块钱一小时的工资。应该说美国的这个法定最低薪酬是真正起到了保护性作用的，也就是说实际上略高于劳动力市场供求行情，这从绝大部分低层职位的工资都是紧挨着这个最低线就可以看出。

    这个最低线只能保护有合法身份的劳动者，非法移民往往只能接受更低的工资。

    中国的最低薪酬保护标准就有点莫名其妙，根本起不到保护的作用。广州目前的标准是￥860/月，已经是全国最高。一般在市场里正常雇佣劳动力的雇主，哪怕很刻薄都不可能触及这个最低线，会触及的可能只有那些“黑砖窑”窑主。但那首先触犯的不是法定最低工资，而是非法拘禁。

    $7.25x8x22=$1276/月

    中国那些最低层的职位，比如商店营业员、工厂工人、小公司里打杂的，是不是也大致在￥1000到1500/月的水平？

    稍高一些的，比如市场助理、销售助理、办公室文员这些非技术性非资深但要求大学（专）学历的，时薪＄11-13。 ＄2000块/月左右吧。

    同类职位但要求有经验、能独立处理方面事务的，就开始年薪制了，一般是＄3万到3万6，一般不超过4万。

    有经验的工程师年薪5万到8万，资浅的一般也至少有4万。有一定难度和新锐度的技术领域的工程师，在丹佛这样的中等城市，也过10万。东西岸更高。

    中层经理们（不包括几个人的小公司的部门经理），目前我知道的最低的大约7万多，东西两岸，效益好的公司里，10几20几万/年大有人在。

    大学教授，据我们家丹尼说，在5万到15万之间，也是根据所在系科得到的课题和赞助情况而定。

    至于说最顶级的打工皇帝们，咱们似乎比不上人家。中国目前年薪最高的是平安的董事长，6000万一年吧？这边有几亿一年的。

    综上所述，我感觉两国的工资水平基本相似，区别只是美元和人民币。

    下面说支出。既然工资收入在数字上基本一致，支出方面咱也按美元对人民币1：1的说。

    首先说税收。

    个人所得税是联邦政府税（加上公司所得税是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州税，州税率各州自定，本州3%，在全美排名倒数第四。

    联邦税率全国统一。最低是10%（个人收入低于或等于8350/年，家庭总收入低于或等于16700/年的。咱交过2个月）；丹尼的是20%；最高的是35%（未婚个人，或已婚夫妻联合报税的，收入在37万2951/年或以上的；已婚分别报税，个人收入等于或高于18万6476/年的。这个表述有点绕，简单说：年收入37万以上的，不管你是单身，一个吃饱全家不愁，还是拖家带口，一个人干活养活一大家的，税率都是35%；如果是双职工夫妻分开报税，其中有人年收入超过18万的，也按35%交）。

   中国有个免税线，像广州是￥2000/月以下免税，超过部份才收税。最高税率是45%（超过部份等于或高于10万/月的）；最低是5%（超过部份在0--500之间的）。

    这边的低收入人群，比如月收入1000多块或更低的，也一般在征税后次年返还（但可没有法律规定一定要返哦，到底返不返，主动权还是在政府手里）。我交的那两个月税，丹尼说明年准退回给我。

    但中国的个人收入税不考虑家庭因素，这是大家非常不满的地方。美国只有对挣37万/年以上的人不考虑家庭因素。

    还有一个社会安全保障税7。65%，包含退休养老和医保，由联邦政府征收，统一管理。我觉得这个和咱们的社保一样，不是税，但和个人所得税一起强制征收。   

    房产税。这是地税，各个县市自定的税率。这是我最替美国人不值的税---是每年按房价的百分之几交，和房产交易税那个一次性的百分之几不是一回事！我觉得和咱那70年以后可能要交的地价有几分相似。

    税率低的地方还好说，像本县因为有两个赌城，每年贡献大量财政收入给县政府，因此各种地税都奇低，房产税才0.5%，30万左右的房子每年才1500块左右。去年县政府询问县民们，赌城最高下注额从5块提高到100块，并允许24小时营业好不好？大家一致高呼好。

    高的地方就很惨，比如东部有些城市，房产税3%甚至更高。同样30万的房子，一年的房产税1万多，摊到每月上千，和30年房屋按揭的月供一般多。这个税也由银行代缴，每月和按揭一起收。

    不过政府也有自己的道理。众所周知，美国的大部分社会福利，像公立学校、城市维护、贫困救济、公安警察、消防等等，都是由地方政府承担，从地税收入中支出，中央政府是不管的（可能就只管打仗、探访月球什么的）。所以，一个地方税收高些，公共事业肯定搞得好些。像加州大学几个分校，虽是公立大学，但都是赫赫有名的名校，比咱科罗拉多大学强多了。

    销售税。美国商店的物价牌都是只标价格，付钱的时候再加上销售税（餐馆的账单还要加上最低15%的小费）。这个也是地税，各县市税率不同，像丹佛市是7点几%。中国的物价其实也都含有销售、服务税，而且销售税更高，只是没分开算。

    美国的税收种类很多，弄得很复杂，一个打工阶层报个税自己都应付不了，要请专业税务来做。但除了上面几项外，其它税我就不了解了，像遗产税什么的，咱穷人家也不关心。

    物价。

    全球流通的工业产品的价格，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这里和中国比至少是1：6点几。考虑到中国的税收，可能还得高点，1比7点几？奢侈品得1比10或者更高吧？

    比如汽车，我来了后买了辆一年新、2万英里里程数的道奇二手车（2.7升），加上税、中介费＄1万2千多，新车大概卖＄2万左右吧。我前几个月瞄过国内生产的同一款（2.4升），税前￥24万。

    i-phone，这里有399和199两款（不含税），国内卖多少？

    这些还好说，毕竟车啊、手机、电视、电脑啊不是每个月都买，惨的是衣服鞋帽化妆品洗涤用品等。我在这里逛商场想起国内的姑娘们都心酸。中国一个挣1000多块/月的女孩，买最低档的衣服也要100多块吧？美国同样挣1000多块/月的女孩，买同样档次（其实质量款式要比国内100多块的好得多),只要花10几20块！

    这是国内人民和美国人民比最吃亏的地方。

    食品方面，肉类：猪肉类按不同部位＄1.5到＄2.5一磅（8两多）；好的牛肉＄5块多一磅，差一些的，像国内市场里卖的国产牛肉，也是1块多1磅。

    蔬菜水果的价钱就和国内差不多或者更高，一般卖2块几3块几一磅，也有卖不到一块钱一磅的蔬菜，那种大路菜广州的菜市场里也卖几毛钱一斤。像甜玉米，广州市场卖1块钱3个，这里平时1块钱2个，促销时1块钱4个。

    我最爱吃的豆腐，2块装盒庄的嫩豆腐在华人超市里卖＄1块97。真没人性。

    食品总的来说，我觉得两国的支出差不多，美国稍便宜点。也许是因为我是亚洲人，吃蔬菜水果稍多吧！

    好了，美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此结束了。

    像中国人民现在头上两座大山--医疗和教育一样，美国人民头上也是这两座大山，而且一点都不比中国的来得轻。

    先说还好点儿的教育。

    私立学校就不比了。和美国相反，国内最好的教育资源都在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中小学那些号称贵族学校的还好点，私立大学就不要提了。

    咱就比公立的吧。

    美国公立学校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免费。中国现在只是小学到初中免费。美国公立中小学高中连课本学杂费都是免的，但课本好像要回收。

    以前中国好的公立中小学收择校费，现在还有这个变态的收费没有？

    这一点美国的公立中小学也差不多。它们也有质量差别，也搞排名。辖区居民子弟免费，外地学生收学费，而且还不低。

    但一般很少有人花着学费去读外地的好的公立中小学，美国人有钱并想让孩子上好学校的，一般会送去私立学校（2万--5万/年，包食宿），华人选择私立学校的有，但不多（近年来美国私立中小学华裔学生增多，很多是来自国内的小留学生），一般更喜欢花贵价钱买好学区的房子。在美国，普遍认为就是以华人为首的东亚人炒高了好学区的房子。同样大小、质量的房子，好学区和一般社区比，贵50%很正常。

    说起来，我觉得华人很会打算盘。学费花出去就没了，买好学区的房子，再贵，钱还是在那里，而且还可能升值，好学区的房价事实上一直在涨。免费读完书，如果等钱用的话，把房子一卖，钱又全回来了，也许还带着崽儿。

    （待续）

    来丹佛之后，已经碰到好几个向我传教的，都是华人女同胞。

    社交场合碰上了，谈不了几句就被问是否在教。如实告知，便招来诸如：“有没有想过人生的意义？除了金钱名利享受，总该有精神追求吧？人活着的意义不能只是。。。”的说教，并断言我目前所有的挫折、苦恼都是因为没有把灵魂安放在她推荐的那个地方。

    一开始我没有经验，又以为都是读过点书的，当可以探讨，便如实告知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却被对方视为反驳，怒，不欢而散。

    你说我冤不冤哪！好好的一个社交活动，闹这么个失败的结局，还被人抢白批判一通。

    这是强硬派的。

    委婉派的是在得知你不是教徒、且没有打算入教后，依然很和善、耐心，开始对你大讲她所经历或听说过的神迹显灵。比如某教徒老太得癌，弥留之际在教友的合力祈祷下奇迹回生，醒转后言刚才亲见圣灵显现，在场医生护士也能证实若干非常现象作为佐证。又或某潦倒中年男，某日突获启示皈依，随即时来运转，从此兴旺发达。

    这些也罢了，反正都是好事，信不信的，听着都挺高兴的。同时因为有以前的不愉快的经验，所以我不反驳、不探讨，一直保持聆听、若有所思（但绝不像是马上能思考出个决定来）的样子，只求这不得不相处的时间能尽快地一团和气地度过。但有些神迹我就实在没办法再装傻配合了：

    “一个上夜班的女孩晚上在地铁口被劫杀了。但奇怪的是，就在之前几分钟，另有一个女孩也经过那里，歹徒却没有向她下手！后来警察抓到那个歹徒后，问他为什么杀这个不杀那个，歹徒说：‘我是看见那个女孩走过，但她头顶有一圈光环。。。’因为她是个基督徒。被杀的那个女孩不是。”

    我看着她那张和善的脸，心说：“姐们，这就太过分了吧？”

    受了几次窝囊气以后，我后来再碰到不认识的华人女同胞，不由得心里紧张。等得知对方不是教徒时，才长吐一口气。

    有次我问丹尼：为什么我认识的白人从没有谁问我信不信教，更没有谁想影响我入教，而中国教徒却总是这么热衷于拉人入教呢？

    丹尼笑着说：“不奇怪。一般来说，后来转信教的（Converted)比天生的教徒(raised)要狂热得多。

    老实说，他那些白人朋友，同学、发小或是俱乐部的朋友，别说从不关心我的宗教信仰问题，连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状况我也一次都没听他们提起过。也从来没有听他们提起过“教友”这么一种社会关系。但接触华人，她（大部分是她）提起自己某个朋友，很大几率会是“我的教友”。

    有天又受了气回来，晚上想起还闷闷不乐。突然我打自己一巴掌：我怎么那么蠢啊！我说我信佛不就完了么！不管她心里怎么想，她总不好意思再劝我了吧？她可以歧视我的无神论信仰，她总不能公然攻击另一个宗教吧？毕竟这是现代文明社会。

    在国内的时候，和很多中国中、青年一代一样，我对基督教有着一种天然的浪漫主义好感。这种好感来自所接触的西方文化、艺术、历史，也是对中国正统教育和本土庸俗化佛道的迷信传统的反叛。作为一个时髦少女、中女，我把“上帝”挂在嘴边，对基督教的教堂、氛围、仪式尤其结婚仪式充满了亲近和羡慕之意。

    虽然没有入教的想法，但我对基督教怀有真诚的敬意。我认为，我内心所追求的德行，与上帝要求的并无二致。

    我一直认为，宗教所倡导的，和世俗社会一直以来所推崇的道德标准其实基本相同。一个虔敬的教徒，和一个品行高尚的世俗君子，在德行上基本是相差无几的。

    但现在我的这个想法有所改变。我以为，基督教教义与现代社会的文明道德之间已经有了一个裂缝，那就是：对多元化社会的接受和对他人的尊重。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普遍承认的核心道德之一。

    作为一个有基本教养的现代人，我从来没有好奇过“她为什么要信教？”，更没有想过要用我的思想去影响她改变她的信仰，更更不可能去付诸实践。我当然知道那是粗暴愚昧的冒犯。

    但为什么一个教徒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对我做这些？谁给他们权力和能力去评判我没有精神追求，没有灵魂？谁给他们理由和勇气去预言我和其他不信教的人会遭受横死、厄运？

    我从世俗社会里得到的道德教育是：尊重别人的信仰，尊重宗教。一直以来我尊重教徒的信仰是基于两点：1、这是她的权利和自由。2、我虽然不相信她所相信的，但我相信存在这种可能性，即她是对的而我是错的。反过来的可能性也对等存在。

    但是她们却坚定不移地认为我一定是错的，而且我会因此受到惩罚。

    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大学里我读过圣经。我一直认为，作为一部历史作品，我们现在去挑剔它那些激烈的排他性的教义很没有必要，那显然和它早期恶劣的传教环境有关。但经历过种种不愉快后，现在偶尔看到教堂，心里会不由得想到，所谓祈祷，可能就是那么一帮人在里面齐声诅咒外面的人。这个想法当然不对，我知道。

    我想我应该借用丹尼的观点：“我反对的不是宗教本身，而是教会。”我想我反对的不是宗教本身，也不是教会，而是某些冒犯我的教徒。

    6月份回国，在广州我的一个闺密对我扬言：“你以后如果信教，咱俩20多年的交情就一刀两断！”原来她也被一些教徒强力拯救过了。

    我乱用了黄药眠先生面对新儒学的围剿时说过的一句话回答她：“我叛逆了一辈子，想叫我现在作上帝耶稣之徒，这不可能。”

    作为一个出生于毛时代，成长于思想解放、人道主义启蒙时期的中国人，我的这一段个人经历已经决定我不可能无条件地相信、崇拜任何东西，也不可能加入任何介入个人精神领域的组织。

    已经有很多文章介绍过：基督教正从欧美发达国家向亚非拉第三世界转移；在欧美发达国家内部，正从传统基督教阶层向移民阶层转移。

    在这里上学的时候，有一次课堂内容是西方宗教的起源、分支和发展历史。正听得入神，一个尼泊尔新移民女同学突然扭头问我：“你为什么不信上帝？世界上所有人都应该信上帝。”老师厉声喝止她：“你不可以这样说！”

    过去，因为了解得都不多，三大宗教在我眼里是平等的，也许基督教稍重要一些，但基本上我是把它们当作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来看待的。现在我要承认，我开始更多地思念佛教的好处。

    佛教最令我感动的两句话，一是普渡众生。众生平等，无论信徒、非信徒，即使动物、一草一木，都为佛所慈悲怜悯。

    二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想起了有一次在北京后海，一个商业上的朋友的朋友，说起他来之前刚给家里供奉的佛祖烧香祝愿。

    他说他向佛祖表达了三个心愿：

    一愿我佛安康。（众人惊呼。佛祖有没有感动我们不知道，在座的我们全被感动倒了。）

    二愿世界大同。（佛心更悦。这正是佛所追求的啊！）

    三愿我佛在百忙之暇，能低头望我一眼。（尽在不言中。这么懂事的人儿，您自己看着办吧！）

    这听起来可真够恶俗的，看西方电影看得决定嫁个西方男人。但不可否认一个在很多西方电影里都出现过的内容，在我的生活里还根本没有嫁人这回事的时候，就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那就是：西方男人不羞于流露他们对伴侣的依赖。

    第一次在西方影视里看到一个男人因为失去他的女人（各种原因，死了，背叛或者失散等等），毫不掩饰地崩溃、悲伤、颓废，或者在柔情蜜意时毫不害羞地、认真地对对方说：你是我生活里最重要的、一切、生活目的等等，我惊骇莫名。

    这些在他们的伴侣前如此脆弱的人可能同时是一个伤了说没事、病了说没病、在其它场合啥都硬扛着努力作条硬汉的人！

    要一个中国男人对他的伴侣说：你是我生活里最重要的。。。会是什么情形？我想，除非他不是个正派人。或者，他就没打算正经对待这个女人。

    一个中国男人生活里更重要的事物太多：父母、子女、国家、民族、或者某种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业、使命。甚至朋友哥们。

    作为一个长期以来的爱情至上主义者，在过往的恋爱过程中，我收获了很多美好的经历，但总有一种言犹未尽的遗憾。无论怎样，我都知道我不可能是他生活里最重要的事物，他的一切，他的生活目标。他永远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因为他永远不可能这样想。我不得不承认，我有过的男友都是些正直坦白的人，和我的关系真诚，没有对我撒过这种谎。

    但在恋爱期间，他当然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事物，我的一切，我的生活目标。我没有觉得不公平，其实想都没想过要问、要听那些，所以也不存在“爱听”一说。似乎天生就知道那是不可能的，男的不是那样的。那点遗憾当时可能也没有，只是很多年以后，恋爱心情不再，在影视里看到另一种男人、另一种男女关系之后，才开始有所反省。

    看多了以后，看到两种文化的不同，根深蒂固，历史悠久，且背后都有强大的社会宗教伦理支持。

    西方的家庭伦理强调的是横向的关系，圣经里即已规定伴侣在家庭关系里是最重要的（糟糕，我正准备要写我对基督教的反感呢。也许我应该引用丹尼同志的一句话：“我反对的不是宗教本身，而是教会。”）。而中国的家庭伦理强调的是纵向的传承，因此对父母、子女、血缘家族的责任至高无上，而与血缘无关的伴侣关系自然无足轻重。

    血缘家族的概念可以引申到宗族、民族，能力稍强、应付家族责任还有富余的男人便自觉担当起民族国家的重任，所以饭铺酒肆里、出租车上满眼都是宏论天下的男人也就不奇怪了。

    但人的感情其实都差不多。我猜想中国男人情到浓时也一样觉得女方就是整个世界，失去的时候其实也一样崩溃得不可收拾，但自己不愿承认，也决不能承认，出门去大家也不能接受，因为这是不对的。

    我的上一任前男友还曾经这样分析过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60后）少年时期都是看着《水浒》长大的，从那时起就深深地种下了以重视女人为羞耻的男性道德观。

    丹尼对好莱坞电影不屑一顾，“那里面都不是美国人，我不知道那都是哪国人。”但其实据我对他本人的观察，电影真是生活的反映。他的所有优点、缺点都在那些电影里，尤其在那些描写美国大兵的电影里。

    西方电影里之所以有那么多“我为女狂”的行为，因为那是被西方观众所接受的。在生活里，恋爱之初，丹尼也毫不害臊地对我说过一大堆极其狭隘、极其没有志向的话。好在当时我已经有大量的好莱坞电影垫底，没有发生“友邦惊诧”。

    但我们丹尼并不是一个情种，而是一个一切按照对的原则做的负责任的男人。老婆最重要，这没错；但如果我不是他老婆了，那就没我什么事了，因为我已经不是他老婆，只是一个别的女人了。对别的女人，他没什么好说的。

    老实说，现在对老婆，他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有和一帮臭男人在一起---还不用一帮，但凡在座有一个男的，一个讲英语的男的，就只听见他侃得声震屋瓦。

    从这点看，我认为他比较适合去北京发展。当然他得把中文先学好了。

    生活，其实在哪里都大同小异。

    众所周知，美国人要么不结婚，结了婚，对婚姻的忠诚度就比较高。咱们中国人决定结婚的难度现在也大大提高，但婚后对婚姻的忠诚度，好像。。。各位，我离开后的这两年里上去了些么？

    但美国人的婚外恋要么不发生，一旦发生了，对婚姻的破坏性就极大，一般会很快以离婚收场。别拿克林顿和最近南卡罗来纳州长桑德福的事来反驳我，他们是政治人物，不一样。什么是政治人物？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共和党人、民主党人也差不多。都不是凡人。

    我在网上看过桑德福的那个阿根廷情人的照片---我要是他，早离婚移民阿根廷了。

    而中国人，据说女的也是这样，一旦外面有了人，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但男的要有了婚外恋，他脑子里且没有离婚这个念头呢。基本上，你还没顾得上理他这事儿呢，他自己已经把小三给气死了。

    据我的观察，北方人，相比南方人（这里说的都是男人，中国女人在婚外恋这个问题上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美国人要接近一些。至少前些年是如此。现在随着社会发展，北方男人是不是也进步了，我就不知道了。

    对我们家这个美国人来说，婚姻有两大杀手：1、出轨。丹尼有话：“要是发生过一次，以后对方还怎么信任他/她？”2、猜疑。即使不是真的猜疑，只是开玩笑也不行。可以开自己的玩笑，比如他打电话问我现在在哪里，我说：“和男朋友在一起。”他哈哈一笑：“OK...”。但如果我打电话开玩笑问他是不是和女朋友在一起，那这个玩笑不受欢迎。

    像咱们有些女同胞经常做的那种，时不时半开玩笑半当真地拿话敲打男的，提醒他：老虎没睡，醒着呢！这招要是使在一个美国男的身上，准崩。

    这有点像美国的信用体系：你没有劣迹之前，你是被充分信任的。发个誓，签个名，就算数；你一旦有了不良记录，那你惨了，说破大天也没人信你了。借不到钱，找不到工作，租不到房子---或者只让你按天租、按星期租。

    我总是在琢磨回国去的事----这么闷、又这么危险的地方我这个中国人哪愿意呆啊！但我妈坚决反对我回去。理由是婚姻在中国现在的环境里安全系数太低。“6、70岁的老头都有小三往上扑！”她好不容易盼到我终于嫁出去了，实在不想我这一回去，一不留神又砸手里了。

    有天我和丹尼在城里吃饭，商量回去的事情的时候，我把我妈的担心和他说了，然后正色表明：我是从来不会做任何努力去防止、避免对方可能的变心的，这是我的原则。比如我们回去居住你可能有大把艳遇的机会，但要想让我因此就不回去了，这不可能。

    他赞赏我的立场，并表明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原则。“我有没有限制过你与任何人交往？我有没有反对过你去任何地方？”当然没有。我们俩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的高度一致而彼此高度欣赏。

    正欣赏着，欣慰着，冷不防他一巴掌打我身上：“你说来说去，就是你啥都不在乎，只要回去！”

    那天大家没有多说尹静的事，我想是因为有三个美国人在场——三个美国男的。吃饭的时候，尹静的样子一次次闯进我的脑子里，我后来实在扛不住了，冲女主人，中国人，说：“我很难过，没法相信。”

    如果那天只有我们几个中国人的话，还不知道要流泪唏嘘感叹多久。第二天，我和波德那个女朋友通电话，两人隔着电话流了一会儿眼泪，心里算好受了一些。她告诉我，那天大家都走了以后，Frank，一个从台湾来的读计算机硕士的男孩，留下来和她说了好一会儿才走。很难过，“没想到再也见不到了。”

    这件事让我再次体会到，美国人对负面情绪的流露和交流很克制，尤其是悲伤和沮丧；对正面情绪的表达倒很张扬。这和中国人似乎正好相反，咱们心里美着的时候要尽量绷着藏着，难过、不痛快等等情绪尽可以在人前觞滥。

    就像见面打招呼：“嗨！最近怎么样（How's everything going，How are you doing today)？”（咱中国人现在也不问“吃了吗”吧？）美国人一定要（不是一般，而是必须）作眉飞色舞状：“棒极了(Great)！”

    中国人要这么着，非把对方吓一大跳不可。咱一般都是：“还凑合”、“不怎么样”、“别提了。”、“马马虎虎”。说“还行”的都是比较有个性的人了。

    如果一个美国人见面问你“怎么样”，你要是说“不怎么样，马马虎虎”，你会看到对方立马愣在当场，一副尴尬得不知说什么好的样子。

    我的英语老师曾在课堂上厉声警告我们这些外国学生：“打招呼问你怎么样，就是一个客套，不能当真！他就是等着你说声棒极了，然后就走开。他没有心里准备听你说不怎么样，什么昨晚没睡好，今天车胎爆了，那不是规定台词！”

    一个美国人只有在符合下面两个条件的情况下才会在别人打招呼时愁眉苦脸说“不怎么样”：1、对方是非常好的朋友。2、自己确实遇到了非同小可的麻烦。扛不住了，对好朋友坦诚相告。而对方也会马上重视起来，细加询问。谈话即时脱离寒暄的范畴。

    一个中国人只有在符合下面两个条件的情况下才会在别人打招呼时眉飞色舞地说“好极了”：1、对方是铁哥们或闺密。2、自己真遇上睡觉都笑醒的好事儿了。而对方也会马上来神了：“说！快说！遇上什么好事儿了？”谈话即时进入机密状态。

    最近老见网友在问：“美国人在葬礼上怎么不哭？”可不是。真是匪夷所思。我们中国人在葬礼上不但自己哭，还要请专业哭手以壮声势呢。

    也许是因为宗教传统的缘故，美国人对死亡的态度似乎比我们淡然超脱。我每每在丹尼逼着我去身历险境的时候，总是气急败坏地对他申明：“我是很珍惜我的生命的！”他总是说：“我也是啊！”

    中文里在这种语境下说“我也是啊”一般是指“我也很珍惜我自己的生命啊！”（不珍惜你的我还珍惜我自己的呢。放心，死不了。）但英文“So do I”在这种语境下的意思是“我也很珍惜你的生命啊！”（放心，没想谋杀你。）

    不过在我看来，他才不呢。我要死了，他也就是说声“sorry”。最多就是缓缓地、深沉地说。(就像以前宿舍里老邢儿谈恋爱了以后，告诉我们她的新发现：要想把“我爱你”三个字说得跟真的似的，得哽着喉咙说，就像得了喉病一样。）

    丹尼说完“So di I”后，一般会接上一句：“没叫你去死啊，你都做对了，就不会有危险了！”废话！要是都能永远不犯错的话，还有意外吗？

    “千古艰难唯一死”，西方人似乎看得稍微没那么艰难一些，所以才会前赴后继地去以身犯险、没事找事。咱们的老祖宗教训的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曾经把这句话苦口婆心地反复对丹尼宣讲，但就像对牛弹琴。

    我是中国人，对以娱乐为目的的冒险深恶痛绝。来了之后第一次坐丹尼的摩托车去兜风时，刚开没多久就后悔上了这贼车，后来更绝望地在心里破口大骂：“早晚得死在这厮手里！”骂出口也没用，风声呼呼的。

    在美国人眼里，科罗拉多是这个国家最美的部分；在我这个中国人眼里，美则美矣，但死亡的威胁无处不在。每年龙卷风卷死几个，闪电劈死几个，大石头掉下来砸死几个。大雪、大雾、和即使戴着墨镜也刺得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的阳光，与那些蛇也弯不出来那种弯度的道路相配合，赋予日常驾驶活动以挑战生死的刺激。

    我们家下山的必经之路---金色峡谷，我认为根本就应该划为专业赛车道。现在我是可以轻松地单手把车一路高歌地开下山去，但在最初的至少大半年里---那时我每天要去学校上课---我的感觉是：每天早上起来把脑袋往腰上一别，就开车出门了。

    在科罗拉多，活着，真要靠技术、经验，还有运气啊。

    那个女孩是波德“中文角”Chinese Table的组织者，也是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的中国学生会主席。很活跃，很聪明，也很年轻的一个女孩，其实还远远没到“灭绝师太”的年纪。

    整个聚会的时间，她那张年轻的脸总是不期然地闯进我的脑子里，----没有办法相信、接受这样一个活跃生动的生命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这种感觉不像是悲伤，却令我感到非常压抑。

    今天下午在朋友家聚会的其他几个人都是Chinese Table的常客，他们和她都认识很长时间了。我想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怀念她。至少在最近的日子里，所有认识她的人，都无法做到不时常想起她。

    愿她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