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时，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自诩花匠。事隔多年，我对此有了新的认识。

春天时，我给张家老太太买了一盆杜鹃。送过去之后，便没有照看过。没想到的是，这杜鹃喝着城市里糟糕的自来水，竟红红火火地开了一个多月，就像开疯了一般。可把老太太给惊着了。开败了之后，它还不想给人家舔一丁点麻烦，兀自萎败过去，连浇水的事情都省了。它似乎知道自己的使命就是鲜艳一回，一旦繁华落尽，对尘世便不再留恋。

我还买了一盆小小的柠檬。一尺多高的植株，开满了细小的花朵。柠檬花的香味酷似我老家的那棵苦橙，闻过之后，像隐逸派诗人所说的那样，一腔乡思蓦然翩飞，只希望像庄之蝶那样，守候在女人般的奶牛和奶牛般的女人身边，从此再不思量这大城里的诸般琐碎故事。柠檬开过之后，不知道什么缘故，叶子也随着缥缈的花香凋落了，整个夏天里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看着分外可怜。本来应该把它拿到外面扔掉的，但我看到那些细枝条仍是绿色的，还是照样给它浇水，那都是晾晒好了的净水，金鱼喝了都高兴得咕嘟冒泡。我听说和植物人说话说上那么十来年，植物人就会醒过来，寻思着植物没准也有同样的脾气，就见天儿和柠檬说话。植物没有植物人那么大的耐性，到了秋天的时候，它竟然长出了翠绿的新叶，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它还爆出了一个新的花苞。这还没完。冬天到了，连亦庄的大妈们都摘下红袖箍、进屋睡了，柠檬却又在老地方蹦出了一堆花蕾。它不出一声，却让我心惊肉跳。

秋天时，我从野外挖回一棵野菊，就着老土埋在花盆里。本来也没抱多大指望，但这盆叫不出名字的菊科植物却狂野地开了三个多月，到现在也没有停歇的意思。每天我睡眼惺忪地爬起来，蹲在阳台上，总是为这棵野菊花发愁。它听着窗外的寒风呼啸，举着新鲜的花苞傲然四顾，浑然不知今夕何夕。那种不管不顾的劲头，仿佛大地闭锁千年的贞操忽然向我举手投降了似的。这超越自然的献身让我几乎难以承受。如果不出意外，等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开凉了一个世纪之后，我家的菊花还会继续开下去。以此证明，它比所有的政治家加起来还要伟大。

每个人年轻的时候，手上都会有一本厚厚的孽债。很多花儿在手上凋谢，很多鸟儿在手上夭亡，很多狮子和老虎在手上臣服。手就像三鹿奶粉，指向哪里，哪里就变成了苦逼团。行走过的地方，没有什么所谓的碳足迹，只有灰烬般的记忆。夜半失眠的时候，想起那些斑驳的事情，还是会暗自心惊和懊悔。

而今试着慈悲。慈悲待己，也慈悲面对身边的一切生灵。但结果非常意外，且不说自己有了越来越浓郁的遁世情绪，那些花儿也全然忘却了自己的本性。它们不知道季节更替，不知道尘世冷暖，不考虑前世今生，不计较因果机缘，把短暂的今日看作了永远。这都是我的过错。

如果慈悲是一种至善，那它怎么会如此不自然呢？说真的，酒过三巡之后，我困惑了。

灾难大片《2012》我看了两遍，这似乎足以说明我在看电影方面的拙劣品位。

最早是在火车上了解到《2012》消息的。手机报上发了一张剧照，一位藏传佛教的喇嘛站在群山之巅，面对滔滔骇浪，颇有一夫当关的气势。手机谎言报还说，最后是中国人拯救了世界。于是我想当然地以为，肯定是这位喇嘛以无边法力制服了地球灾难，让人类继续得以在蓝色星球上胡作非为。

坐在电影院里，我盼啊盼着，终于看到了喇嘛。他没有拯救世界，而是撞响了一口大钟。东方哲学真是深奥啊。那意思好像是说，假如你面对灾难什么也做不了，不妨就随便干点手边的活计，出家人照常念经，不出家的就打打麻将，酒鬼就抄起酒瓶子，诗人就最后泛酸一把。如此一来，世界就会非常和谐。倘若像西方人那样沿着实用主义的路子走下去，那是一定会惹来麻烦的。比如，他们造了四艘方舟，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窘的问题：到底谁有资格上船呢？

面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掂量一下：我有什么资源能够搞到方舟的船票？坦率地说，如果大洪水发生在南宋末期，我是很有可能搞到船票的。那时候，我的某一位祖先是当朝宰相。如果方舟照旧在中国建造的话，皇帝十有八九会把宰相及其家人都带上船去。至于现在……还是算了吧，肯定没我什么事儿。

当然这也并不是绝对的。《2012》里有个弱智的桥段，那位印裔科学家跟美国总统的女儿讨论起一个小作家的事儿来，而那个小作家正好借助中国人的后门混进了方舟的下水道里。这就给了我一线曙光。我就想，方舟上肯定得有霍金一个舱位吧，假如这位伟大的残疾人忽然想起了我（这不可能），想起了我在某个冬天哆哆嗦嗦地和他合过影（还是不可能），于是用他唯一能够动弹的手指敲出了我的名字（这绝对不可能），那我也许能够挤进诺亚方舟的下水道。那样一来，我就面临人生最重大的选择：我上，还是不上呢？

提交答卷之前，我先从常识角度谈一下方舟的不可行性。如果说得简洁一点，就是两个字——“靠啊”。也可以说得复杂一点。科学家肯定知道，大洪水来临之前，地球上最严重的灾难是大地塌陷。那么，怎么能把方舟造在中国的山洞里呢？那是多么不靠谱的想法呀！且不说中国的假冒伪劣材料太多，就算真的凑凑和和把大船造起来了，倘若卓明谷像洛杉矶一样骚不可耐地扑进了大海的怀抱，那方舟就成了有史以来最结实的棺材。那些握有船票的人就成了大灾难面前最可怜的一群人。别的人都知道自己必死，且已经笑吟吟地做好了死的准备，死之前打了好半天的麻将、还赢了二百多。那些拿到船票的人则从优越感和乐观的高峰出溜直下，那简直比死还要痛苦。套用一个烂片的名字，那叫“船比死更冷”。我能把自己放到那么悲惨的境地中去吗？当然不。

但这还不是主要原因。我主要是不想承担责任。我不是基因最优秀的人，智商一般，曾经以为是天才但缺乏证明，对汉语颇有心得但背不下大词典，对大洪水之后的人类生存也缺乏研究，我费半天劲挤上方舟干嘛去呢？完全是浪费资源。再说，我可以走霍金的后门，但我最爱的人们肯定都没戏，我的全部生命都和他们有关，那么多的爱和痛苦，那么多的痛苦和懊悔，那么多的懊悔和无能为力，那么多的无能为力和苟延残喘，都和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不在，我也不在，我不想独自活在一个荒凉的世界上，跟一帮基因特优良、做数独都不用铅笔的人混在一起。真的。我就想和家人一起，坐在院子里那棵桂花树下面，倒几杯十五年的白云边，聊一聊庄稼人的事。洪水来的时候，我们喝得正美、聊得也很酣畅，能感觉到彼此的体温，那才叫一个爽。爽死了。

如果我有权利推荐某人上方舟的话，男的我推荐唐师曾和韩寒。前者特勇敢又特忧郁，适合在新大陆上拓荒并延续中国人的丰富矛盾性。后者是特不像上海人的上海人，实在太奇特，应该保护。女的我推荐王菲，理由就不用说了吧。

央视“新闻1+1”前两天做了一期武大教授张在元的节目，是董倩和白岩松在聊。我没看电视，看的是文字实录，很有点不以为然。我和白岩松有一面之缘，一直感觉他是央视主持人里面比较有思想的一个，但这次他确实没表现出足够的头脑。

他把张在元教授和武大的纠纷，以及舆论对武大一边倒的批评，人为地划为情和理两个部分，言外之意，就是大家对张在元教授的声援、对武大的质疑，只是情字在作怪，并不占理，武大反倒是占理的，因为他有合同在手。白岩松还说，“武汉大学只应该承担其中20%的责骂，那么剩下80%他在替谁挨骂呢？在替目前极其有漏洞和薄弱的社会保障以及用人合同、用人方式的漏洞百出……替这些东西在背80%的骂”。这就有点信口开河，甚至接近荒谬了。

前几天，我刚好写过一篇关于此事的评论。写评论之前，我浏览了网上能找到的所有新闻报道、包括小道消息，还研究了一番《劳动合同法》。武大在病床前解聘张在元教授，不仅在情方面寡薄到家，在法方面也完全站不住脚。到现在为止，即使是在看了白岩松自认为理性的分析之后，我仍然认为，武大这样的做法实在该受唾骂。只可惜的是，武大只是一个机构，而没有人格，否则很想侮辱侮辱它。它不但没有人味，也根本没有一点大学味。大学味的丧失，是这个时代最糟糕的现象之一。

白岩松认为，武大副校长贪污和解聘张在元教授是两回事，不应该搁在一起说。而我看，这恰恰是有内在联系的。武大并没有自我意志，管事的是一帮人，也就是所谓的校领导。副校长贪成了那个样子，别的领导真的一无所知吗？很难想象。他们又不全是弱智。当初张在元之所以不拿报酬回武大当院长，还不是因为刘道玉先生在当校长？一个求贤若渴的校长，是不会在病床前把有功之臣扫地出门的，同样也不会允许有人中饱私囊。所以，这两者就是一回事，都证明现在的武大领导班子有问题。

佐证实在很多啊。那位副校长被薅进去了，他老婆还时常坐着副校长在职时的专车去探视。那是一辆什么车，肯定不是奥拓吧？武大对待贪官和病中的教授就是不一样，这边挖空心思节省救命钱，那边却给贪官太太提供方便。所以，武大并不是“扛不住”，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要为贪官老婆的脚丫子负责。再说，武大还有驻京办要供养啊。大学的驻京办是干什么的？不外乎跟钱有关，不是要钱就是送钱。问题是，你弄来那么多钱，连一个生病的功勋教授都不愿意养，不让人贪污才怪啊。

所以，驻京办主任出事，副校长和副书记贪污，这和解聘生病教授都是有联系的。它共同反映了一套用人法则、一种腐烂的大学文化。白岩松竟然善意地把两者区分开来，我觉得他是在装傻。装傻的原因，是因为在央视不方便说真话。

我高中毕业时，第一志愿本来是要填武大的。班主任骗我说，北大也有湖，叫未名湖，也能洗澡（我们那儿管游泳叫洗澡）。我就填了北大。张在元插着呼吸机老泪纵横的画面，让我不禁对高中班主任的远见卓识五体投地。我那班主任叫胡荣生，是教数学的，人很善良。前不久回老家见到他，他依然从眼镜后面发出那种善意的狡黠目光，仿佛是说，小子哎，当初听我的话没错吧？

我很想让胡老师跟白岩松见一面。胡老师肯定能从湖、洗澡等方面给白岩松以特别的启示，告诉他理性有时真的靠不住，特别是伪装的理性。

顺便说一句，央视近来经常在新闻之后配发一点评论，听完真让人牙碜。央视里面那么多能人，为什么除了放烟花之外，就是说些不着四六的话呢？真让人想不通。我都有点想白岩松了。

这两天不舒服，一直躺在床上，没上网，没看手机，没抽烟。直到今天傍晚，才知道陈琳离世的消息。

心不是很疼。这也许和身体的疲乏有关，也许和我遭遇过的许多死亡有关，也许只是因为我麻木。但我挣扎着爬起床来。天很冷，外面仍有残雪。

大概是1994年，我在北京电视台门口偶遇陈琳，便对她心生爱慕。那时她是一个刚出道的小歌星，我是濒临失业的记者。那一次碰面不超过五分钟，我甚至没要她的电话号码。有些发生过的事情并不都是真实的。

六年之后，我和一帮娱记陪着陈琳走了一趟青藏线。整个旅程的经过，都被我写在《朝向天空的旅行》里。因为那些日子，我和陈琳、沈永革都变得很熟悉。从西藏回北京之后，偶尔还在一起吃饭喝酒，听陈琳唱歌。只是，多年前的那份情愫，倒渐渐淡了。

我一直认为，我在青藏线上认识的那个陈琳，是最真实的。那时候，她有爱相伴。她坚强、坦诚、毫不做作，身上散发着只有吃过苦的女人才能拥有的温暖。

后来的这些年，我再也没怎么见到她了，但感觉她越来越瘦。一个女人，一旦被抽掉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营养，就会一直瘦下去。死亡，只是一件或早或晚的事。

我手里还有她的号码，如果打过去，一定是无人接听。她为什么要离开这个世界，其道理也无须再四处打探。有些发生了的事情，未必都是真的。

10月9号晚上，阿飞要在北京星光现场开演唱会，纪念幸福大街乐队成立十周年。这一次，她没有要求我在报纸上给她发稿子。

十年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生几个孩子，搞若干次恋爱，打几场无聊的反恐战争，以及把飞机大炮拉到地球表面示威等等。但是，十年用来搞音乐就不算很长。这十年里，北京南城那条名叫幸福的街道拓宽了许多，但阿飞的音乐之路仍然很狭窄。更不可思议的是，她仍旧在那个死胡同里一路狂奔，没想过要嫁个人什么的。

第一次听阿飞唱歌，是在东四环外一个破酒吧里。音响很糟糕。去了很多泡网的人。我记得洛兵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我身后，胖了许多，显得性生活很规律的样子。阿飞唱歌时，不拿麦克风的那只手非常乖顺，让人很想走上去替她捏着那只手，给她减轻一点负担。从那次开始，每次听阿飞唱现场时，我都会产生同样的忧虑：一个热爱写作的人，一个有思想因而也有思想包袱的人，如何能在那么多陌生人面前唱歌呢？她又不是刘三姐！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她究竟是如何克服这个问题的。

后来在东三环CD音乐咖啡又听过一次，那次同样去了很多泡网的人，发生了一些很生动的事情，以致于我在派出所呆了大半夜。演唱结束之后，大家去簋街吃麻小喝啤酒，阿飞很兴奋。再后来阿飞约我出去喝夜咖啡，说是要送我一张新出的唱片。找那家咖啡馆的时候就很不顺利，沿着一条街溜达了两个来回，才知道我搞错了方位。咖啡端上来时，阿飞穿着一袭白裙，很有礼貌地化了淡妆，似乎有点憔悴。她说，她一直忙着给艾未未写一本什么书，写得接近崩溃了。我们胡乱说了一些话，其间她不时趴在桌子上打瞌睡。我发誓我们没有谈音乐，当然，也没有谈及男女之事，所以气氛就有几分古怪。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大老远的跑到一起喝咖啡，却丝毫没有暧昧的迹象，这难道不是很不合情理吗？再说了，我们又都不是什么正经人。所以，问题肯定出在别的地方。懒洋洋坐了两个小时之后，我送她回家。她住在一个相当幽深的小区里，铁门紧锁，需要喊很多声师傅才可以进去。我这辈子都不想再靠近那个地方半步了，因为出来时我又迷路了，我在许多条相似的小胡同里开了半个多小时，才找到了东二环。当然，回家后我听了她的新歌，有些感动，感觉阿飞这个都市闹女在骨子里仍然是个村姑，梦想着爱情和美好生活，但又在悠长的乡村生活中困守多年、不得逃脱。我在网上对她说了几句恭维的话，但她的反应很漠然，有隔夜咖啡的味道。

如果阿飞不搞音乐，做点别的什么，应该会很有出息。她很有才气，文字非常好，迷倒了许多人，其中包括不少女人。但她喜欢在音乐中自虐。说到底，有很多人都是愿意通过某种媒介折磨自己的，比如男人不断谈恋爱或反复结婚，女人不厌其烦地修补自己的乳房等等。曾经在五月花唱了好几年的李芳，有一次给我发短信说：哥，人生就是这样，不折腾不快活。当时我有点醍醐灌顶的感觉。那之前，我总把自己遇到的苦恼看作命运之神的眷顾，以为那是有深刻目的的，那之后我才知道，那不过是自虐之后的神圣幻觉而已，是大学生活、少数女生、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老师等人给我留下的精神印记。阿飞看样子和我差不多，只是她没有收到一条极其凡俗又极其高深的短信，所以一直没有开悟。

这当然不是说我比阿飞高明。人在迷途，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无法被说破和劝返就更好了。阿飞就像一个音乐上访者，她的面前是权力的无尽迷宫，是精神大他者的恍惚律令之门，永远也走不进去，永远也红不起来，永远也无法成为LADYGAGA，这值得用十年时间去消磨，否则就没劲了。我是鼓励她在音乐这条死路上走到底的，反正她也没法过平常女人的日子。

好吧好吧，别扯那么远了。我就是想给阿飞做个广告。这几天在北京又闲极无聊的人，不妨到星光现场给阿飞捧场去。如果你在那里见到一个长头发、叼烟斗、身形瘦削仿佛吸血鬼的中年男子，那肯定不是我。

张北和附近的张家口几乎都被北京人住满了，我竟然侥幸在夜里十一点找到了一个房间。不容易。让我意外的是，音乐节组织得相当好。承办这样一个大型户外音乐活动，对于张北来说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需要一点胆量，更需要强大的组织能力。张北表现得有条不紊。那里几乎所有的公安都出动了，警察态度都很好、很热心，几乎赶得上伦敦的警察了。张北是老百姓也处变不惊，只是县城的小饭馆和烧烤店显然缺乏经验，到了后半夜几乎只能卖方便面。不过，张北的羊肉串还是很好吃，奶茶也好喝。让人感觉不满意的是，在那里居然只能喝燕京啤酒。

音乐么，说不出什么来。大部分时间只有一只耳朵在听，另一只耳朵变成了眼睛。不知道是当代的中国摇滚乐太过绵软，还是我已经过了为音乐着迷的年龄，反正音乐在我内心没有激起多少波澜。但我喜欢看到那么多人在一起，合法地在一起，美滋滋地在一起。只有当很多很多人为了同一种兴趣、爱好和目的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才能被叫作人民。

很多旗帜。这面红旗很有趣，上面有三鹿的标志。有人提议把石家庄改名三鹿市，我是完全同意的。

不算走光吧？这姑娘大多时候都在跳舞，这会儿，她停下来喝水。

很多潮人。这姑娘看到我在拍她，停下来为我摆了POSE。真好。所以我特意用光影魔术手修饰了一番。

副舞台的歌手说，天气这么好，还有很多草，很多漂亮的姑娘，你们不应该这么呆着，应该造起来。于是他们就造起来了。

所谓冷艳，就是发现别人在看你时，做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场地上有很多帐篷，如果那里面发生点什么，人民是一定会原谅的。

我养了两条金鱼，一条叫小黑，一条叫果冻。它们都是经历了白点病、水霉病的摧残幸存下来的。金鱼就像历史上某些傻蛋谏官一样，是直肠子，吃了之后马上就拉，所以，要经常清理水缸里的鱼粪。我在市场上买了一个简易虹吸器，塑料做的，极其便宜，但能很容易地把水底的鱼粪吸出来。这样果冻就不会追着它的粪便撒欢了。

话说某一天，我正手持虹吸器，一本正经地给金鱼清理粪便，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刚挤压了几下虹吸球，水缸底部的鱼粪竟然沿着缸壁自动爬了出去，就像它们知道我的想法一样。与此同时，离水缸不远的窗户玻璃啪啪地都碎了。那些玻璃，像教堂的玻璃一样，是彩色的。我感叹了一声，对自己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普通人，原来我竟是一个武林高手。哦，对了，我忘了说，这是我做的一个梦。

所有的梦都分为两种，美梦和噩梦。恶梦虽然让人一声冷汗，但醒来之后往往如释重负。你在梦里干过的所有坏事都没发生，你遇到的所有困境也都烟消云散，平淡的日子因此甜美得出奇。美梦虽然美，但究竟是一枕黄粱，做不得真。我做了上面那个梦之后，醒来之后虽然咧嘴傻笑，但终于明白，自己依然是个普通人，并不是功夫中周星驰那种被人痛揍一通、却忽然会使如来神掌的家伙。不过，这倒也并不让人怅然。

生活中有些事情也像梦，但这种白日梦是会改变的。它这一刻是美梦，下一刻却可能变成噩梦。或者恰恰反过来。这是生活的戏剧性所在。生活不如梦境那么出离常识，但它的多变，却是梦也比不了的。

单位最近弄了一系列制度，目的是为了把大家分成三六九等，把每个人扒拉到特定的粪坑之后，再根据拉粑粑的姿势、态度决定个人收入。总体上来说，我是这个制度的得益者，但是，当这个制度细化到变态的程度时，它就变成了我的噩梦。比如，它把每一篇评论分成七个方面来考核，最终确定它的得分，这简直让人哭笑不得。以前写诗的时候，看到有评论家把一首诗切得七零八落，来分析它的好坏，那时就觉得评论家实在是一帮吃撑了没事干的，整天在窝在家里揪蝴蝶翅膀。但相比之下，诗歌评论家还是比我眼前的这套制度可爱得多。评论家至少不决定你的工钱。

现实中人们很少意识到，制度其实就是一种权力结构，它让一部分人制度别人，而另一部分人则被制度。如果一个制度能让多数人获益，并让机体产生新的活力，那这个制度就是良性的。相反，如果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制造彼此的争斗和不信任，而没有人从中得到好处，那这就是一个愚蠢的制度，它只能让制度的制定者得到制度他人的快感而已。它变成了《城堡》中那个淫荡法庭的淫荡律令之门。实在没想到，生活中会再现卡夫卡小说的经典结构。

小时候心里有很多梦。人的成长，实质上是梦想破灭的过程。当我被迫沉湎于日常生活的这些琐事之中，并不由自主投入太多情绪的时候，我也就被它奴役了。我相信存在某种超脱的途径，但那需要去寻找，需要命运的眷顾。

每天早晨临睡前，我会给小黑和果冻喂鱼食。看到我，它们马上游到附近，呱唧着嘴巴，向我要吃的。我是它们的上帝，它们的命运。生活中，也有某个人或某种机制是我的投饵人，想到他可能像我一样睡意朦胧、漫不经心，我就会强烈感觉到，生活确实就是一场玩笑。无论你多么努力，你都不可能改变它的荒诞。

从宽大的窗户望出去，整个北京笼罩在灰黄色的阴霾里。呼吸仿佛也随之停滞了。

据说有关部门已经连发了两次大雨警报。大概在晚上八点左右，会有中雨、大雨或者暴雨降临。暴雨会是什么样子呢？在这样的城市里，甚至蚂蚁都住在钢筋水泥的巢穴里，谁会害怕暴雨？

看奥巴马的白宫生活照，被最后一张照片打动了。奥巴马和希拉里在白宫草坪上谈事儿，他们中间隔着一张野餐用的木头桌子。那桌子实在太讨人喜欢了。如果我能够在家乡的山顶造出一栋房子，我将在房子的左前方建一座凉亭，在亭子下面仿造那样一张桌子。蝴蝶、蜻蜓、我和清风可以在桌子附近逗留。

又把自己喝委靡了。在床上躺了一整天，晚上只喝了两碗粥。整个人像被推土机碾过似的，哪儿都不对劲。最要命的是，咽喉发炎红肿，小舌头好像随时会掉出来。大概是昨天晚上唱歌太卖力的缘故。

纳纳一回来，我们就疯狂。隔三岔五地喝酒。托英明神武、风姿卓约、秀外慧中、头发飘柔的纳纳的福，最近喝了不少好酒，实在应该纪录一下。

先是江湖色办影展的时候，在798喝了一瓶映画廊老板私人珍藏的1978年五粮液，68度。亲眼目睹著名的刘树勇老师被那瓶好酒和两个美女折磨得眼圈发紫。美女的口头禅是，“晚上你行不行啊？”她一撂出这句话，附近就笑倒一大片。

不几日，在女人街的西迷魂阵村，就着不怎么样的贵州菜，又喝了纳纳从她家刨出来的一瓶1984年茅台。很朴素的瓶子，标签里面很简陋地印着“84年12月”。瓶盖一打开，香气马上在屋子里弥漫。喝上一小口，酒浆立即在唇舌之间弥漫开来，升腾为一股醇厚的气体。哎呀妈，实在没法形容那酒到底有多美。不得不严正指出的是，在瓶子里还剩有一两多琼浆玉液的时候，老问号竟然倒进去一个小二，这个暴殄天物的猪可把我给气坏了。

再后来，会长从上海到北京出差，请大家吃饭兼给龙二妹妹接风。席设无名居，菜很好，喝的是会长专门从外面买来的五粮液。刚开始大家还有点羞答答的，二十个饭桶竟然都连半瓶酒都没喝掉，把会长急得不行。等到龙二妹妹携她的德国夫婿和两个孩子进来，局面立即改观。没想到我这个上海妹妹如此能喝，她老公喝起酒来也十分豪爽。大家一鼓作气，很快就把会长的忧虑给消除了。纳纳也喝得面升红霞，站起来一晃悠，就跟一面国旗似的。这顿饭上，消失将近一年的伟大的朱拉也复出了。一如既往的健谈，一如既往的才气逼人，也一如既往的喜欢陌生美眉。

再往后，我就回老家了，车里拉了11瓶酒，三瓶茅台、两瓶五粮液，其中还有一瓶茅台是2000年的。这瓶酒跟纳纳家的极品相差甚远，但酒味还是比一般的茅台醇厚许多，酒色也呈一种诱人的淡黄。端午节时，一家人聚在一起把它喝掉了。我还吃到了母亲亲手做的蒿子粑。这一次回老家既没有喝醉，也没有和弟弟打架，更没有夜里往堂兄家乱跑。初夏的南方，到处绿得晃眼，早晚时分鸟儿叫得惊心动魄。母亲说，树上的果子往往等不到熟透，就被鸟儿啄吃了。我真为那些鸟儿高兴。

刚回到北京，还没醒过神来，又连番吃饭喝酒。先是会长又来北京了，请大家吃大董烤鸭。吃饭的时候团结湖一带停电，后厨做不了热菜。于是就着精美的凉菜和北京一等味道的四只烤鸭，大家喝掉了一瓶高度五粮液。我猜大董的五粮液一定很贵，都没敢看酒单。就在会长挥汗如雨、感叹生活不完美的时候，电又来了。电这玩意实在太有意思了，来电，当然就更有意思了。之所以纳纳一回来我们就疯狂，原因就在于，嗯哼，大家都来电嘛。

说着说着就到前天了。前天晚上鲁肥肥请大家吃饭，著名的万龙舟。几年前第一次吃万龙舟是因为纳纳，这回也几乎是。正当我的大脑骨碌碌乱转，想着该点一瓶什么酒的时候，著名的那日松带来了一瓶私人收藏版的1978年茅台，还有一位摄影家。令人高兴的，有几个人因为怕警察查酒后不敢喝，可把我乐坏了。北京警察多好啊。下回碰到了，我一定主动吹气配合执法。

昨天是5月35号，大家在钱柜飙歌。因为不认识满文军，所以大家都没有吸食毒品。倒是该死的老问号，从外面买了几瓶哥顿金，混在绿茶里把我给灌醉了。当然也可能不是酒的缘故。到底是不是，我其实也不太清楚。

高中地理老师到北京来旅游，召集他的几个学生一起吃饭。席间，自然谈到大家都很关心的农村问题。田老师说，这些年来，农民对中央的政策很是拥护，不仅农业税取消了，各种补贴也能直接发到农民头上，种地真正有收入了。对老师的这个说法，我深感赞同。

上大学之后，我慢慢体会到自己和城里孩子的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比如在提到故乡的时候，我想到和说到的是山川和大地，是有名无名的花朵，是大地上弥漫的各种气息，是春耕秋收的四季更迭，城里孩子对此完全无从体会。顺理成章地，在对待文学意义上的“根”这个概念时，我们这些带外地口音的乡下人好象也更有发言权。我们见过各种各样植物的根，了解根在土地之下的神秘律动，知道它的顽强，也懂得它的脆弱。无论多么粗壮的根，只要被掘出来、暴露在阳光之下，它很快就会失去萌芽的力量。根的全部意义，都在于它和土地的宿命联系中。正因如此，所有的文化寻根活动莫不是朝向土地的，就像希腊电影《永恒与一天》里的那个诗人一样，他只有不断从民间寻找陌生的词汇，才能体会到故乡的况味。

在我的印象中，当代农民对于土地意识的苏醒，大概始于改革初期的包产到户。过去，我们这些野孩子偷生产队的萝卜和花生，是从来不会挨打的，但自从土地被分到各家各户之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哪个孩子刨了别人家的红薯又被发现了，肯定会被大人告状，家长少不了要来一顿胖揍。对于自己家地里的瓜果梨桃，我们也看得格外的紧张。虽然土地仍是集体的，但田埂之间无论什么收获都是有主儿的，不能再随便拿了。那种拥有土地的感觉虽然不无虚幻，却也是异常的甜蜜。

农民的痛苦也与土地息息相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们村一个特别和悦的妇女忽然喝农药自杀了，原因是她交不起上面派下来的三提五统各种税费，村里干部要牵她的猪、拆她的屋。她于是就走上了绝路。说起来，村干部和她还是亲戚，平时有各种走动，但在收税的问题上却比陌生人还要冷酷无情。那些年里，原本一派牧歌的乡村似乎被割裂开来了，到处是僵硬而紧张的气氛。每次回家，都能听到老乡跟我诉苦，就连县里乡里的干部，都掰着手指头跟我说农民种田不容易。值得庆幸的是，农业税终于取消了，干部们开始习惯“无所事事”的感觉。我到曾国藩的老家湖南双峰县走访时，听到很多乡镇干部的抱怨，但从他们的讲述里，我却能体会到土地被翻耕之后的释然、轻松与畅快。这其中的复杂滋味，不了解乡村的人是很难体会到的。

但牧歌也并没有因此就恬然回归。这些年里，我们又开始听到各种与土地有关的悲情故事，故事的脉络大体相同，都是农民的田地要被征收了，但政府的承诺却往往没有能够兑现。更多的人选择了忍耐和沉默，就像他们的祖先在过去许多年里所做的那样。也有人站了起来，用政策和法律做武器，与庞大的对立面做起极不相称的抗争。一开始，这些抗争几乎都没有好结果，但最近情况有所改变。河南灵宝青年在网上发贴子、讽刺老家政府违法征地的事情，结果被老家的警察抓起来关了十几天。如果放在以前，抓了也就抓了，你到玉皇大帝那里哭也没有用，但毕竟世道在变，副省长居然为这芝麻小事道歉了，县里还赔了钱。这样的结局，简直美妙到让旁观的人都不知所措。这是真事儿吗，还是戏里唱过几百年的大团圆？惊喜吧，它的确是现实、是正在发生的。

西安农民邱土改似乎就没有那么好运。他和几个乡亲代表当地农民，向地方政府呼吁更公道的征地补偿和安置方案，却被以非法聚会的罪名判了一到两年徒刑。他的妹妹向开发商要说法，又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打到卧床不起。邱土改这名字多好啊，就像张解放、李建设一样，带有明显的歌颂意味，给他起名字的人，一定对新社会有着极深的感情。但邱土改最终却因为土地归属的改变，变成了时代的囚徒，这难道没有一点讽刺意味吗？和邱土改一同被叛刑的张建荣，刑满一年后出狱了，村民自发放鞭炮迎接他，鞭炮在地上放了足有一里路长。被法律判决有罪的人，却是当地农民心目中的英雄，这实在值得当地政府和法庭好好反思。

农民靠土地过活，农民的根深埋在土地里。如果有人要把土地从农民手里拿走，就应该给他们更值得期盼的前景。那些试图以掠夺方式获取土地的人，那些试图以压榨农民获取利益的做法，都是在挖我们社会的根，他们既不会赢，也注定无法得到赞美。

3月26日是个古怪的日子，这天夜里，整个北京似乎都在纪念海子。我走进东棉花胡同，看到一家酒吧打出了海子二十周年祭的字样，以为这里就是我此行的目的地。撩开门帘进到里头，看到很多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有人在喝酒，有人在唱歌，有人坐在椅子上安静地等候，还有个老外正在卷一支奇怪的烟。节目单上写着周云蓬会来吟唱和朗诵，还有一个小剧团会表演海子的诗剧片断。我有点茫然地出门，继续寻向胡同深处，终于在一条深不可测的巷子里找到了蓬蒿剧社。在那里，我终于和几个中年人接上了头。他们曾认识海子，是海子的同乡或同事。但也有人几乎没有读过海子的诗，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就对海子起了仰慕之心，于是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为一个几乎被遗忘的名字点起了蜡烛。

海子是谁，似乎并不要紧。二十年前，一个陷入谵妄的诗人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从此永远停留在二十五岁。他的死就像一场慢捻儿地震，至今仍然在大地深处发出沉闷的回声。第一次听到他的死，也是在东棉花胡同，那时我还年轻得像一根刚摘下的蒜苔。然后，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我参加纪念他的活动。人们朗诵他的诗，追忆他为数不多的事迹，称他为烈士和诗歌的王者，把他奉为物质时代来临前的预言者和殉难的圣人。这都是小圈子里的事。而在更广阔的视野上，在被称为公众的那个层面，甚至在主流诗歌的坛子里，海子依然是个被忽略和忘记的名字。

在不同的场合，人们已经无数次谈论过海子的诗歌，做过各种各样的评价。因为死亡而被无限拔高，是我们的时代经常发生的事情。在阶梯教室，在剧场和酒吧，人们无数次朗诵那些悲伤而有力、天真而近似愚蠢的诗句，“我要做远方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但也有另外的情形出现。有几年时间里，人们羞于使用麦子、土地、太阳等带有海子痕迹的农耕意象，因为那被视为与现代性相悖。海子似乎过时了。与此同时，诗歌也陷入浑浊与沉寂。围绕着诗歌的现代性，围绕着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包括以怎样的眼光看待海子，那个曾经唇齿相依的诗歌圈子最终在盘峰决裂了。除了少数人之外，大多数诗人都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伤害，很多人不再写诗，甚至以诗歌为耻。但幸好这只是暂时的。当网络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曙光似乎也同时照耀在诗歌身上了，这是世纪交替之际所发生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网络逐渐成为诗歌最主要的媒介，身世显赫的诗歌杂志从此走入穷途末路，同时走向衰败的还有诗歌权威、正统诗人和主流诗歌意见。不为任何观念所左右，手拿鼠标的新人类几乎是自发地爱上了海子的诗句，当他们到处粘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时，他们甚至不知道海子是何许人。这样的景象，让我这个曾经诗歌沧海的人也困惑不已。我只能想像说，也许是海子的诗句有超越时间的、击中灵魂的力量。尤其是对于纯洁的心灵，海子的每一句话都是无敌的。

一群看起来混得不错的中年人聚在一起谈论海子，则几乎是我这些年来遇到过的最奇怪的事。因为海子从来都和中年无关。我不无戏谑地提了一个问题：假如海子活到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然后我想像，他可能会发胖，和某个根本不鸟诗歌的女人结婚，他的孩子会在昌平上幼儿园。为了方便进城，他大概会买一辆奇瑞大眼睛。他依然写诗，但他的诗几乎没有任何人会去读，更别说为那些句子着迷了。他的太阳、王、麦子、雨水、青铜、狮子、死亡都将没有任何分量。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吗？当然。物理世界允许这样的场景出现。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样的假设又根本没有意义，这就好像有人问德里达：如果你妈妈是个哲学家，你会希望她是哪一种哲学家呢？德里达的妈妈成为哲学家，和海子活到一个体面的年龄，都是不为物理世界所禁止但又同样荒谬的事情。《1984》的主人公在受尽摧残、灵魂变得雪白时，终于被处死了。一个灵魂始终雪白的人，实在没有活在世上的理由。海子的诗之所以影响了无数的年轻人，甚至让中年人也开始似是而非地热爱起来，那是因为他在那个特殊的年头“抢占了死亡的制高点”。死亡，是他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事情。换一个立场而言，没有人允许一个“那样的”诗人一直活下去、活到高龄，他必须是一个预言，他生下来就应该是悲剧性的。

对于我自己，这样的思量更显得意味深长。我也曾经像余世存等人一样，把自己看成一个流放者。海子死后的那些年，我住在大郊亭一家化工厂的宿舍里。那时的大郊亭还没有宽阔的四环路，没有商场、电影院和时尚的人群。坐黑暗的公共汽车，看见拎豆包的中年女人，用煤油炉炒菜做饭，欣赏厂长搂着稍有姿色的秘书跳舞，在压缩机的轰隆声里疯狂地写诗。偶尔有女同学远道来看我，我就给她煮速冻饺子吃，从她那里第一次听说了三起三落。惟一的娱乐，就是和工厂里的某个同事下围棋。但我没有变得灵魂雪白，在不知不觉间，我们这些人被时代忘记了。我们是否写诗、怎样思考，都已经无关紧要。当物质的巨大齿轮紧密咬合并疯狂旋转起来的时候，诗歌的遗腹子被远远抛向生活的边缘，再也没有人摧残我们了，于是我们茁壮生长，成为主流。我们不再为诗歌和政治所困，甚至不为任何事情所困，由此得以活得人模狗样。

从中年人的圈子里走出来，又回到那家小酒吧，听着周云蓬一边弹吉他一边嘟囔着什么，竟然就有了点伤感。周围有些漂亮的小姑娘在溜达，她们无一例外都在抽烟。伤感，也许来自从她们嘴里吐出来的烟雾。但愿那是真的。

春节期间，回湖北老家住了半个月。这是自我1990年上班以来，在老家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悠长的、慵懒的、温暖的、糜烂的、胡吃海塞的、消化不良的、斑鸠和野鸡成天咕咕叫的假期啊，让我舒服得都不想再回北京了。返程的时候，开车刚进河南，就浑身不对劲，一场高烧势不可挡地向我扑来。沿途所有的服务站都告客满，那感觉真叫生不如死。

好在俺们亦庄也有一所大医院。去那里看病，少不了要验血。大夫，顺便帮我查一下血型啊。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A是O，很是对不住那些对我生出好奇心的各路美眉。五分钟之后，手指头略感一痛，我终于就A了。我他妈的果然是A型血。由此证明我对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对政治、对文化、对爱情、对性之吸引的基因逻辑、对月亮圆缺的量子理解，都是那么那么的正确。

接下来，又发生了两件奇怪的事。先是手机掉了。去东四环看电影未果，但是手机掉进了电影院的茅坑里。我悍然把手机捞出来，带到外面，扔到地上用脚踩、用石头砸，可是怎么也砸不烂。小保安站在一边看，先是惊愕，后来就开始笑，接着就用疑虑的眼神看我，似乎我是从某个精神病院里跑出来的。这事过去了好几天，我始终也不理解，为什么某手机厂家把它们的廉价货造得那么结实。实在太没有必要了。

但更奇怪的事情发生在今天凌晨。五点多，亦庄的鸟快要醒了，我打算睡觉，睡前少不了要出恭。冲完马桶之后，我去客厅吃草莓，忽然听到卫生间呼啸声大作。慌忙跑过去看，发现马桶腾腾地冒热气，还散发出热电厂才有的气味——我的马桶居然跑出了将近百度高温的热水！谁会碰到这种事呢？谁能相信这种事呢？谁能理解这种百年难遇的事呢？给物业打电话，他们竟然以为我脑子出毛病了。一刻钟之后，一个小伙子上楼来查看，摸了摸水箱，水箱仍然是滚烫的。我们站在卫生间里分析了好半天，最后得出结论：刚才发生在我家卫生间里的事，是一件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那么，这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呢？齐泽克说，现实都是多重的。马桶里跑热水这件事很可能就是多重现实里很不现实的偶然现象，它不符合常识，但那只是因为，我们的常识都是关于另一个现实世界的常识。这个解释仍然不对，因为它让我们失去了对生活的认知基础。热水和冷水在马桶里不可思议的短路，终于引发了我对世界的神经质。

最近一段时间，整个社会都变得神经质起来，短路现象无所不在。中国和俄国刚刚签定了贷款换石油的巨额合同，一艘中国货船立即就在海参崴附近被俄国人击沉了。仙风道骨、引无数中年女性尽折腰的文怀沙先生，被人暴料说是一个欺名盗世的骗子、一个好色之徒。正当国家领导人冥思苦想如何拉动内需的时候，大批有钱人嗖地一声就组团去美国买房子了。神经质也弥漫到我的办公室里。春节后第一天上夜班，只不过稍微向窗外扭了一下头，就在满天烟花中看见了大裤衩着火。接下来的日子，楼里忽然像春天的蚁穴一般骚动起来，每个人都开始操心自己会不会被评为三级编辑，担心那套卡夫卡城堡般复杂、繁琐、荒谬、色情、不可抗拒的绩效考核体系到底会怎样折磨自己。上班的时间提前了，每天要开两次会了，有人跃跃欲试要给我的工作打分了，不让抽烟了，妖怪要吃唐僧肉了。轻飘飘的旧时光，忽然就有了重量。

这一切，似乎都与A有关。第一个字母，向上的三角形。在电影分级中，它意味着色情。在魔兽游戏里，它是反补、撤退和重新开始。

如果我遇到和他们相似的困境，我也只能徒唤奈何。做一个媒体人，只能尽自己的良心说几句公道话，干预某个具体的案子那是彻底没戏的。有时我甚至觉得，我写的那些评论文章全都是狗屁，只是为了混饭吃而已。

有人问我为什么老那么瘦，我的心得是多抽烟、少睡觉。在十里河，终于看到了整箱的马坝原味烟丝，我那叫一个高兴，一下子买了五十包。起码半年不愁没烟抽了。

听说明天晚上会有很大的月亮。外面正在刮风。没有雪。

今天，星期二，新闻联播发布了一条让全体国人都感到愤怒和沮丧的消息，共22家奶粉企业的69批次产品中都查出了三聚氰胺，伊利、蒙牛等著名奶制品品牌赫然其中。到底这样的有毒奶粉一共生产和销售了多少，又有多少中国孩子因食用了这样的奶粉而导致伤害，恐怕是一个永远也查不清的数字。这真是奇耻大辱。

如果只是三鹿一家奶粉出现了三聚氰胺，也许可以把责任都推到奶农甚至奶牛的身上去。但现在，那么多企业都暴露出问题，恐怕板子只能打到企业的屁股上了。也许，从很早开始，整个乳制品行业就发明了这个新的“工艺”。以添加三聚氰胺的方式提高蛋白含量，已经成为中国乳业的潜规则。大家都明戏，但大家心照不宣。也许连质检部门都了解这个把戏，只有消费者被蒙在鼓里。如果事实果真如此，这样的乳业就应该全盘推倒，这些作奸犯科的歹人就都应该锒铛入狱。

这几天，风声一直很紧。在质检总局公布官方结论之前，就有小道消息说，三聚氰胺问题恐怕远不是揪出一个三鹿就能消停的。有很多猜测。有人说，即使查出其它奶粉中也有三聚氰胺，出于国家形象考虑，恐怕也会遮掩起来，让三鹿一家承担起全部后果。这样虽然牺牲了一家大企业，但至少保全了整个乳制品行业。这样的对策是否在领导人的案头出现过？不好妄下结论。但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最高决策机构表现出了诚实、坦荡的精神，不遮羞，不隐瞒。在整个奶粉丑闻中，只有这一点让人感到欣慰。

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这曾经是一个多么体面的口号。现在，面对着大面积的三聚氰胺污染，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口号改一下：每天一斤奶，憋死中国人。

重庆的媒体报道说，前几日，重庆警方“果断出击”，将七个扬言要自杀的人从某宾馆楼顶劝了下来，然后处以行政拘留5日。

很想在报纸上就此事写个评论，但估计又会遭毙，就作罢了。我好奇的是，同样是做媒体的，差别咋就那么大呢？对待几个既没有带炸弹、又没有拿刀子的人，警方用得着“果断出击”么？人家还以为你逮起来的是几个恐怖分子呢。

扬言自杀，这是流行在民间的一个申冤土办法，也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曾经在北京某派出所看到一队民工，可怜巴巴地候在大厅里，正在等说法。他们被工头欠了工钱，不知道上哪要去，就举了横幅在大街上游行，然后被警方带到了派出所。警方其实也没办法帮他们要钱，但是不能让他们在大街上扰乱社会秩序啊，所以就只能先带回所里晾起来了。好在他们没有扬言自杀，否则弄不好也要被拘留。

把自杀未遂的人拘留起来，不知道是哪个地方最先创新出来的执法实践，反正，最近两年里，各地扬言自杀而被警方拘留的事情已经正过好多起了，理由都是聚众扰乱秩序。其实，扬言自杀者只是在城市的高处做出了绝望姿态，并没有打电话、发短信或者电子邮件“聚众”，下边那些摩肩接踵的看客都是自发围过来的，这应该算不上聚众闹事。这就好比是街头表演或行为艺术不能算做违法一样。因为自杀行为造成了交通拥堵，就把当事人拘起来，实在说不上有多大的法律依据。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扬言自杀这个行为，实际上是当事人遭遇困境时的一种私力救济，也是最无奈的救济。活得舒坦的人，只会躲进私人会所里让美女捏脚，谁会跑到大楼顶上扬言自杀呢？若非被欠债又无法追回，若非包工头藏起来了还找人把民工打了一顿，若非打官司太麻烦还常常受到法律白条，我想不会有人愿意扬言自杀，毕竟那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看到有人因绝望而扬言自杀，政府部门确实应该“果然出击”，但出击对象不是自杀者，而该是逼得别人活不下去的人。即使做不到这一点，起码应该对扬言自杀者抱一点同情心，显示一点人道关怀，把他劝下来，教育一番，给口水喝，再指点一下申冤的途径，就很好了。为什么要一定要关进小号子才高兴呢？如果老百姓遇到难题，连自杀都不许的话，他们真不知道要干什么才好了。人高兴的时候会笑，你不让他笑，他就会在心里讥笑。人苦恼的时候需要发泄，如果你切断了所有发泄的途径，他就会凿墙。同样，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血肉、有情感、有负担的人，他如果遇到了冤屈，他就会寻找申诉的途径，假如一个社会切断了所有含冤叫苦的途径，你就想象吧，他们最后会干出什么来。

有一天，在报社开选题会的时候，有人报了一条新闻，说是有关部门打算对地铁里跳轨自杀的人处以罚款，理由呢，当然是地铁停运造成了损失。可把我气坏了。人家伤心难过绝望得命都不要了，怎么说也值得同情吧，你还要罚他的款，那不是雪上加霜吗？你还不如干脆别救他，让他死了算了。很多自杀行为都会给公众或社会带来损失，但这个损失与一条命相比，怎么说也是鸡毛。你要不让人跳轨，给地铁装上安全门就是了，哪能用罚款的法子去震慑呢。真是脑子进水外加铁石心肠。

没有比把弱者薅起来施以惩罚更容易的事了，但也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凡是对这样的新闻津津乐道的媒体和记者，都应该遭到鄙视。你可以不说真话，但至少不能违心赞美那些你反感的执法行为，这应该算是媒体的底线吧？除非你真的觉得这样的出击非常漂亮、非常正当、非常和谐-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最动人表情：进入“伦敦时间”时，英国首相布朗（我没看错吧）的灿然一笑。

点评：瞧人家政治家是怎么笑的。

最意外场景：伦敦公共汽车的顶盖缓缓打开。很变形金刚。

点评：可是伦敦姑娘的腿怎么都那么粗啊……

最难忘创意：在象征男性生殖器的高塔下，七个面熟的女人唱成了那样，笑成了那样。

点评：我想起了韦小宝和他的七个老婆。可韦小宝是谁？

最前卫衣着：孙楠的防弹背心和宋XX的海蜇服。

点评：有什么好评的？说什么都晚了。

最困惑歌词：“今夜我要和你一起去飞”。

点评：多明哥太老了，让他飞什么他也力不从心。

最不幸歌星：是陈慧琳吧？站在一堆人旁边唱，但电视里一个正脸都没露。

点评：虽然她也是女的。

最不幸歌星之二：汪峰。谁知道周华健旁边站的是他呀。

点评：你跟成龙、刘德华起什么哄呢，虽然中央台见天播你飞得更高？

没想到网络审查也这么严格。这似乎正回答了我文章中的一个疑问，奥运会是让中国更开明开放了，还是相反？

做个记号。

纳纳今天走了，回美国，过她的“一盏孤灯两个胖娃”的生活去了。一盏孤灯两个胖娃是她老公的戏语，但也许比较接近事实吧。没去过美国，只能想象美国人民的生活都很清淡，不乱搞男女关系，不胡吃海喝，也不大可能在后海或者女人街那样的地方坐到半夜。

纳纳走之前，几个人在后海又聚了一回。他们吃孔乙己，我下班后去跟他们碰头。夜里下着大雨，后海附近有很多穿短裙的人。各种品质不同光泽的腿在雨帘中划动，带起身体里某种古老的欲望。

我们坐在后海西岸的一家小酒吧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拿周围小姑娘的感情故事寻开心，结果一个姑娘含泪掩面而去，好在另一个姑娘始终笑眯眯地听着我们帮她物色男朋友，而当晚的主题男人就是著名的网络棍子手和菜头。这个成功瘦下来的胖子吃完孔乙己，竟然还去开什么会，令人发指的是，开完会之后，竟然又在夜里十一点多返回后海，分明是惦记着笑眯眯的小棉袄。这种行为自然遭到了我的痛斥。

也许是因为下过雨，后海西岸人迹稀少。平阔的水面，稀疏的灯火，慵懒的夜风，仿佛成了我们的私人物品。纳纳说起几年前，她、我还有JURA三个人在鬼街吃饭的事。也是夏天，我们在一家小店的二楼平台吃麻小，突然泄下一场暴雨，大家各自仓皇逃窜，竟然失散了。印象里，好像我和JURA逃进了饭馆的女工宿舍，纳纳则钻进了男工宿舍。惊魂甫定，左右打量，拥挤的宿舍里放满了双层床铺，屁股底下赫然就是打着卷儿的丝袜。不知为什么，想起那场景，竟觉得异常久远，似乎与眼前的生活完全断裂开了。那段日子，纳纳淹留北京，江湖色的哥几个也还没有混腻，见天都在一起喝酒吃肉，最豪放的时候是四种酒混在一起喝，甚至把小西红柿扔在二锅头里放佐料。喝到酣处，大家都光起了膀子，连最扭捏的猎人大哥都被我剥去了白衬衫，当然，纳纳得以幸免，但也没少受到我的骚扰。那是一些狂欢的日子，单纯而快乐，没有复杂的人际纠葛，没有混乱的男女关系，因而在酒酣耳热、意兴遄飞、放浪形骸之后，丝毫也没有懊恼之意，也不会留下反省的烟臭味。不像某一次，在三里屯，和一帮半熟不熟的人喝酒，其中有一些比较好看的良家女子，我喝得有点多，不停地开玩笑、说风趣话，完全收不住。中途上厕所，爽完之后出来，碰到了同桌的一个小家碧玉，我就上去亲她，俗话说的就是拿臭嘴拱人家，但遭到了人家很温婉的拒绝，我也就笑笑作罢了。事情到这里本来还能忍受，但事后人家把当时的情节告诉了她的朋友。她的朋友是我朋友的朋友，虽然是个女人，却有点护花的本能，于是在论坛上不点名地把我骂了一顿。虽然论坛上没人知道被骂的是我，但我还是自觉地站了出来。那种泡妞没有得逞、又意识到自己轻薄的糟糕情绪缠绕了我好多日子，那就是典型的狂欢后遗症。所幸的是，和纳纳在一起的那些日子，虽然也被莫名的情愫所浸染，但是大家都光风霁月、心无挂碍，喝了就喝了，说了就说了，摸了就摸了，不就是摸个手嘛。没有一点渣滓沉淀在记忆里，就如同流水一般轻悠飘荡。

这种美好的感觉，在夜晚的后海，又回到了我的心里。而那颗曾经风骚的心，如今已经沉静了许多。

本来可能是个相当风花雪月的夜晚，但和菜头的到来改变了一切，他说他饿了，要吃羊肉串。于是大家移师后海的核心地带，银锭桥。坐在桥边的小胡同里，有人点了臭豆腐，有点买来北京传统的小罐酸奶，有人点了大量烤串和烤鸡翅，一边很没有吃相地吃着东西，一边看本地姑娘披着外套、貌似光着身子走过。尽管没有喝酒，但好像也有点嗨了，我就建议大家一起到银锭桥上做俯卧撑。还没做呢，一帮人已经笑糊了。

说做就做。让一辆等活的出租车开着大灯照耀我们，几个大老爷们齐齐趴在上了年头的银锭桥上此起彼伏，左近的看客都有点傻了，不知道我们到底要干什么，只有一个颇懂时事的小伙子喊了一嗓子：有人跳河了。事后证明，做俯卧撑不会导致跳水的连锁反应，就算大规模的俯卧撑爆发，也不会让附近的女人落水。也许只能用这种方式，才能表达我们对一个莫名其妙死去的少女的悼念，以及永远不可能抵达真相的悲哀。

散了吧。各回各家，各找各妈。鼓楼安静得像个老年痴呆症患者，二环、三环和京津唐高速在夜里更显淫荡。在幽暗里，在时间的拐弯处，某个美好的人儿也许还在等我，等着我们。

对这种问题，她向来是不回答的。

晚饭时还见到了和菜头。我不喜欢网上的和胖子，但坐在一起喝酒吹牛的时候，却发现这家伙很可爱。满嘴的脏话，愤世嫉俗，就像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样子。难得的是，他在希望引人注意的时候还保持着幽默感，即便被我小小挖苦几句也不以为意。

因为都开车，所以只喝了一点无醇啤酒，但因为说到了很多以前的事，联想到很多已经从我生活中消失的女人，竟至有了微醺的感觉。送纳纳两口子回家的时候，几点脏雨打在车窗上，让我分外伤感。

春天去霸州的时候，燕飞来大姐搭我的车。回到北京之后，她贴出我在梨花地里环抱她的照片，引发了沧海书生的惊呼：你怎么被那么蓝给抱了？燕飞来这才知道，那个留长发抽烟斗的诗人就是网络上“大名鼎鼎”的“那么蓝”。

用那么蓝这个诨名，我在网络上混迹多年，写过很多伤感的文字，博取过很多美眉的青睐，也引发过多次网络群殴。网络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网恋了，我离婚了，我当版主了，我被轰下台了，我被爱慕了，我被怨恨了，我消沉了，我迷狂了。沉陷于网络的那些日子，空气中弥漫着亲吻、眼泪、啤酒泡沫、合欢花和月光的味道，弥漫着绝望的情欲的味道。冬日的凌晨，某个年轻的女人穿得像个火红的驯兽师似的走进我的小屋，只为了给我一个热吻。当我喝得大醉、躺在自己的呕吐物里的时候，一束来自千里之外的淡紫色鲜花送到了石景山。如今，那些人和那些爱，已经像烟雾一般散去，而我像一棵痴呆的树，看着青春的小白花缓缓凋谢。

但我还记得最初的日子，硕大的泡桐花落在地上发出的轰鸣声。我还记得女人的味道。当一个人心里有着如此复杂和幽深的记忆的时候，他还能微笑，这难道不是个奇迹吗？

（标题来自我的一首旧诗。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6月15日傍晚，我去霸州市公安局把他领了出来，直接送到了北京西站。

警方找到他的经过一点都不传奇。在接到警察的电话之后，堂弟自己步行二十分钟去了公安局，然后被关了起来，直到我几个小时之后前去认人。

虽然拖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但好歹还是把人找到了，所以还是得感谢霸州那位姓赵的刑警。下回再去霸州要找他喝酒。

堂弟说他没有遭到传销组织的非法拘禁。组织里“每个人都很关心别人”，亲如兄弟姐妹。向他父母勒索钱财的手机号码，是他自己在霸州买的。扮演那个恶狠狠的车主的，是组织随机指派的人，每次演出完毕就消失了，他也不认识。骗他来霸州的是他的初中女同学，涉案银行帐号是该女的表姐的。这些天，他经常更换宿舍，组织上说这是为了结交更多的朋友。他上过传销课，两次在宿舍见过自称是公安的人员，所以他以为传销不犯法，向家人诈骗钱财也不犯法。他羡慕传销组织的那个经理，他戴劳力士手表，穿报喜鸟西服。

在公安局我看到了另一份报案材料，与堂弟同样的情节，那家里急病了好几个人，一位亲戚还专门到山西榆次送钱，但是被传销组织给骗了，人根本不在山西。

看到和听到这一切，让我感觉传销机构的头头实在太可怕了，他就像兼具思想、智慧与人格的幽灵，能把几万个年轻人变成自己的僵尸，为自己聚敛钱财，却没有人能把他怎么办，甚至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堂弟已经到家了。他的父母和亲人不再哭泣，已经开心地打起了麻将。如果这是一部电影，这个结尾倒是挺幽默的。